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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機械化;中國農業經濟;方式轉變;影響
中圖分類號:F30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0-01
前言
近幾年,我國對“三農”問題給予了高度重視,對農業生產扶持力度不斷加大,極大地推動了農業機械化的進一步發展。而隨著農業的快速發展,一些新的問題也開始凸顯出類,其中當前過于粗放的農業發展方式給生態環境造成危害巨大問題尤為突出,使得加快中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已刻不容緩。
一、農業機械化發展及其對中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影響
1.農業機械化
農業機械化,是指借助先進適用的機械設備對農業生產經營條件進行改善和優化的一種農業運作方式。它具有減少勞動力、勞動量,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業經濟效益等多種作用,是對我國農業技術進步的一種直觀體現,是實現我國農業走向高效高產、現代化的重要途徑與方法,也是我國農業當前及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對推動我國農業經濟快速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1]。
2.農業機械化對中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影響
如上所述,農業機械化發展對農業的整體發展,對農業經濟的快速發展均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和指導意義,這說明農業機械化與農業經濟發展之間有著密切的相關性,對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深刻影響。大力發展農業機械化,有利于加快農業生產以生產力推動模式為主向以科學技術推動模式為主的轉化,實現農業生產以科學技術為支撐的主導模式,實現農業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2]。這在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的新形勢下,無疑是一項重要的舉措和成果,而且農業科學技術推動模式的建立,反過來又會對農業機械化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由此可見,農業機械化在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所產生影響、作用之巨大,兩者是相互促進、相互協同的關系,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與結果,而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農業機械化的基礎與助力。
二、農業機械化發展轉變中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途徑
1.推廣農業機械化,提升農民科學文化素養
誠然,在國家的大力宣傳與政策引導之下,我國大部分農業生產基地已實現了農業生產的機械化作業,但仍有一些偏遠的農村地區在使用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業機械化的進一步發展,降低了農業機械化的整體水平[3]。這反映出我國在農業機械化發展方面還需要繼續不斷的加大宣傳與推廣力度。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應將偏遠農村地區作為農機推廣的重點對象,選擇地理位置較為核心的農村作為農機推廣示范基地,逐步引導當地農民群眾意識到農業機械化作業的諸多好處與利益。在推廣農機的同時,加強對各農村地區農民群眾的宣傳教育,傳播現代化農業生產理念,生態農業理念,傳播先進農業生產種植技術,提升農民科學文化素質。
2.加快農業產權流轉
我國當前實行的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實行之初起到了很好的調節作用,但自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之后,由于耕地分散、產權無法轉讓等問題,使得農業活性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土地制度呈現出弊端和缺陷。主要表現在多數農民過于注重短期利益而導致我國農業長期處于一個不健康的發展狀態。面對這一現狀,提高我國農業活性,加快農業產權流轉非常關鍵。我國在發展農業機械化的過程中,在開展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工作過程中,應鼓勵各地方政府加大優惠政策扶持力度,優化農業土地產權結構。通過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吸引和鼓勵廣大農民采用機械化作業,加快土地產權流轉,提升農業活性與農業生產效率,讓農業機械化帶動農業經濟快速發展。
3.加大科研創新力度
農業機械化,依靠先進機械設備與先進農業生產技術,也就是說,機械設備、農業技術的先進性,設備的工作性能與效率直接決定著農業機械化的實現程度和發展快慢。依據這一層面分析,要想通過農業機械化發展來加快我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加大科研創新力度,加強對農業機械設備與生產技術的創新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4]。相關的農業機構應增加在技術創新、農機創新方面的資金比例,增加科研資金投入,吸納專業技術人才、創新型人才,借鑒和吸收國外先進農業機械設備與技術,結合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現狀和農業生產實際需求,對我國農業機械進行改造,對農業技術進行革新。同時,通過組織一些實踐活動、與農業相關的電視節目,來為熱愛發明、熱愛實踐的人們提供相應的平臺,充分發揮群眾智慧,發明新型農機,為我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注入新生力量。
三、總結
總之,農業機械化與中國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息息相關,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之一,而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農業機械化發展的基礎與關鍵。我國應結合當前實際,改變粗放的農業發展方式,向著生態、經濟、可持續的方向轉變,加快農業產權流轉,提升農民科學文化素養,從而推動我國農業經濟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周渝嵐,王新利,趙琨.農業機械化發展對農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影響的實證研究[J].上海經濟研究,2014,06:34-41.
[2]張麗.東北地區農業機械化發展影響因素分析及對策研究[D].吉林大學,2009.
關鍵詞:村莊規劃 城鄉規劃 產業規劃 村發展規劃
中圖分類號:F2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25-0045-02
一、村發展規劃概述
1.村發展規劃的概念。村發展規劃是將村莊建設規劃與農村產業發展相結合的村域規劃。傳統產業規劃缺少具體的空間形態分析,而傳統村莊規劃缺乏對農村產業發展的指導意義,村發展規劃將兩者有機結合顛覆傳統村莊規劃編制方法理念,是城鄉統籌下村莊規劃編制的技術革新。
2.村發展規劃的特點。(1)因地制宜。村發展規劃結合自然生態資源、文化資源、生產資源為農村發展方向進行策劃與指導,能夠結合村莊特點因地制宜,具有較強的針對性與實用性。(2)拓展用地空間。村發展規劃通過技術創新,打破傳統規劃方法,結合土地利用規劃,在規劃技術上拓展建設用地、農業用地、未利用地等用地分析方法。
3.村發展規劃與傳統村莊規劃的比較分析。一是村莊規劃按照深度不同分為村莊布局規劃、村莊總體規劃、村莊建設規劃、村莊整治規劃,作為規劃許可依據的村莊規劃主要指村莊建設規劃,村莊規模較小的村莊一般一次性做建設規劃編制,而不編制村莊總體規劃,村發展規劃包括了村莊總體規劃和村莊建設規劃的內容;二是傳統村莊規劃主要研究對象是村莊建設用地,而村發展規劃的研究對象包括了村莊建設用地和農用地等非建設用地;三是技術標準不同,傳統鄉村規劃技術標準中居住用地較大,公共服務設施用地和產業用地嚴重不足,不能適應村莊發展要求;村發展規劃的公共服務設施用地和產業發展用地適應村莊發展要求。
4.編制村發展規劃的意義。編制村發展規劃首先能夠解決用地發展空間的難題,為農民增收指明方向,從一產、二產、三產上分類進行用地分析與空間布局,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村發展規劃通過對居住用地、公共設施用地、產業用地進行分析,如何挖掘用地潛力,既保護耕地不被占用,又豐富農村產業內容,促進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其次能夠在不占用耕地的條件下促進城鄉統籌,村莊規劃如何適應城鄉規劃法的要求,在技術上進一步創新編制方法;而且還能夠解決農村產業無序布局引起的社會矛盾,規范農村產業布局規劃管理,規范了農村產業發展的用地開發與利用,制止違法建設現象,化解農村矛盾并維護農村社會穩定。
二、村發展規劃編制的法律地位分析
1.與《城鄉規劃法》的立法原則一致。《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鄉規劃法》于2008年6月頒布,并于2009年1月開始實施。新的城鄉規劃法無論從立法原則以及具體法律規定都體現了城鄉統籌的精神。現行村莊規劃的編制方法與技術標準是在計劃經濟背景下的產物,無法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而且與城市規劃的技術標準有很大的區別,如居住用地標準過大,公共服務設施與基礎設施用地標準過低等等,導致城鄉二元結構無法打破。由此可見,現行村莊規劃無法適應新的城鄉規劃法的要求,需要進一步進行技術創新。村發展規劃正是城鄉規劃法背景下重大的技術突破與嘗試,充分體現了城鄉統籌的精神,是對《城鄉規劃法》的最大尊重。
2.符合各地地方法規、政府規章的要求。新《城鄉規劃法》頒布后,各地方政府多通過地方法規或地方政府規章等形式出臺相關實施細則,對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問題進行了規定,如,浙江省委、省政府聯合印發的《浙江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綱要》提出編制縣市域總體規劃,要求按照城鄉全覆蓋原則進行規劃編制,并通過縣市域總體規劃,解決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規劃銜接的問題。村發展規劃是村域全覆蓋的規劃,用地分析打破了傳統村莊規劃的技術方法,不僅對建設用地進行規劃研究,同時結合土地利用規劃研究農業用地與未開發用地,真正從技術上落實城市規劃與土地利用規劃兩規銜接。
3.為農村發展空間提供規劃許可與規劃服務的法律依據。村發展規劃通過規劃技術分析手段,突破農村發展障礙,為農村發展空間提供規劃許可與規劃服務的法律依據。農村發展有兩大障礙,一是產業發展方向過于單一,制約農民增收,二是用地空間尤其是建設用地空間限制農村發展。在當前宏觀調控的背景下,各地的土地資源非常有限,土地資源配置的重心多在中心城區和園區開發,而農村所獲的建設用地指標即便是住宅用地指標都難以滿足,更難以支撐產業發展空間。傳統村莊規劃沒有結合農村產業發展進行規劃,更對于建設用地之外的建設項目無法進行規劃指導,如農家樂項目大多位于生態環境優美的非建設用地,由于沒有規劃引導,導致多數農家樂都是違法建筑。村發展規劃拓展了農村產業發展空間,解決了農村發展空間的用地不足難題,為農村發展空間提供了規劃許可與規劃服務的法律依據。
三、村發展規劃的用地分析
1.產業用地空間分析。一產用地主要包括農村合作社、養殖業用地等。將農村合作社用地納入一產用地進行發展規劃,便于結合農業用地流轉,擴大規模化生產,提高生產效率。農村養殖業往往是自發式布局,沒有規劃引導,對村莊生活影響較大,對環境破壞較大,容易引起矛盾糾紛,影響社會穩定,將養殖業用地規劃納入一產用地規劃,能夠對養殖業的合理布局進行規劃,減少養殖對農村生活環境的影響,同時在空間形態上引導循環生態產業發展。二產用地包括來料加工、農產品深加工、小商品生產用地等。二產用地按照傳統理論屬于工業用地,但是村莊往往沒有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建設用地指標,受到發展的制約,導致三合一用房的火災安全事故頻發。因此有必要對此類用地納入村莊發展規劃,提出村莊工業生產用地布局應在整個鄉鎮統一規劃,用地指標在整個鄉鎮統一平衡。三產用地包括農產品販銷、生態旅游、文化旅游、休閑旅游、農家樂等服務業用地等。課題組提出將三產用地規劃納入村發展規劃,充分重視了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作為生產力的重要作用,并且依據不同服務類型對于用地的不同要求,對三產用地提出了不同的規劃要求,其中:農產品販銷不需要專門的市場用地,可以直接結合農產品生產現場進行販銷,只需要在農產品生產地配置少量的基礎設施如沙石路徑和農產品展銷臨時工棚等;生態旅游和休閑旅游用地需要結合原有自然條件,把村莊作為風景區或旅游區進行規劃,即在規劃的過程中需要結合景區規劃或旅游區規劃進行;農家樂服務用地規劃可作為農業產業配套項目,進行農業觀光園等規劃。
2.居住用地、綠化用地和古民居用地分析。按照土地用途,可以將農村用地分為居住用地、綠化用地和古民居用地等,相應的,村發展規劃可以配套進行居住用地、綠化用地和古民居用地分析與規劃。居住用地規劃中應著重考慮居住用地規模、房屋間距布局等因素,應本著因地制宜的原則,間距標準不能僵化套用技術規范標準,可根據房屋實際居住使用情況進行壓縮,以滿足消防和視覺安全距離為基本要求。綠化用地規劃在傳統的土地利用規劃中屬于建設用地范疇,與生產性生態用地剝離,不利于環境管理與生態建設。村發展規劃概念下的綠化用地規劃結合村莊原有生產性生態用地進行綠化用地配置,主要內容包括:一是村莊里的空地用菜園布局;二是結合果樹、花卉苗木、茶園進行公園化建設,在果園、苗木園、茶園、菜園、竹林里配上沙石路徑,局部配置健身器材、甚至石燈與竹凳。同時課題組提出生產性生態用地公園實質上就是弱化版的城市公園綠地,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城市公園綠地的服務對象更多,配套設施更豐富,多了地下排水設施、公廁、路燈、小賣部等設施,而村莊綠地只要有少量的沙石路徑和休息凳子就能基本滿足農村生活要求。農村傳統古民居較多,古民居保護是文物保護部門和規劃管理部門的最大難題之一。實踐中,村民處于資金、房屋使用以及維修工序等因素,不愿意維護原有古民居,鎮鄉村干部由于建設用地指標等因素,對維護古民居也沒有積極性,直接導致農村中古民居保護工作矛盾突出。鑒于文物保護法提出屬于文保點的古民居項目不占用建設用地指標,課題組提出村發展規劃中應包含古民居用地規劃內容,通過合理利用古民居,促進農村文化旅游的發展,同時對古民居的保護起到良好的作用。
四、村發展規劃編制原則、范圍、依據
1.編制原則。村發展規劃應在村莊建設規劃的基礎上,結合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及其他各類專項規劃,根據村所處的空間環境、村莊規模、資源條件、歷史傳統、地形地貌和產業特色等采取不同的引導發展策略,制定村發展規劃,以此拓展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空間,指導新農村建設各項工作。村發展規劃編制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創業富民、創新強省為準繩,堅持以人為本、生態優先、集約發展、因地制宜的原則進行規劃編制,促進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生態友好型新農村。
2.編制范圍與年限。村發展規劃包括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與村莊建設規劃,村發展規劃總體范圍以村域行政區劃為規劃用地規模,村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包括村域內的建設用地與農用地、未利用土地的用地范圍,村莊建設規劃為村莊建設用地范圍。村發展規劃的年限原則按照立足五年、規劃十年的要求編制與實施。結合村莊整治的要求,做好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的制定。
一、農業化學的發展史
回顧我國農業化學發展的百年歷史,它經歷了傳統農業到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從傳統農業的發展來看,人們一直在探索增加植物生長量的動力因素,我國古代人民較一早地就認識到綠肥可以肥田,并且開始使用綠肥,在施肥方面總結出,應因時、因物、因土制宜。國外農業化學的發展起步較晚,它的發展經歷了兩個學派斗爭。腐殖質學說認為,土壤肥力決定于腐殖質的含量,因此腐殖質是土壤中植物養分的惟一來源,礦物質不過起間接作用,以加速腐殖質的轉化和溶解,使之變成易被植物吸收的營養物質;礦質營養學一說否定了當時流行的腐殖質營養學說,提出了礦質營養理論,腐殖質是有了植物以后才出現于地球上而不是在植物出現以前,因此植物的原始養分只能是礦物質,礦質營養學說是德國化學家李比希提出的,并同時提出養分歸還學說和最小養分律,使農業化學發展進人了嶄新的歷史階段。礦質營養學說的巨大成就在于它引出了一場巨大的化肥工業革命,相繼誕生了磷肥工業、鉀肥工業、合成氨工業。
李比希理論的提出促進了西歐各國農業化學的發展,而我國當時正處于時期,農業化學的發展處于停滯階段,建國前我國化肥廠只有南京永利一家,建國后永利化肥廠相繼在吉林和大連新建了化肥廠,這時在氮肥品種上只能生產硫錢和硝錢,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又發展了許多縣級小化肥廠,生產氨水和碳酸氫餒。20世紀70年代引進了13套尿素合成設備,開始尿素的生產。我國目前化肥年生產能力大約可以達到犯oo萬噸,基本滿足了國內市場的需要。總的來看我國化肥工業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并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現代農業越來越離不開化學肥料,美國著名育種學家Borlaljg博士在向國際土壤學會提交的一份關于世界糧食生產的報告中指出,20世紀世界糧食產量增加的一半以上是來自化學肥料,而且在21世紀這個作用還將繼續增加。
二、農業化學所面臨的困惑
我國農業化學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化肥工業在解決人口增長與糧食緊缺的問題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它的使用所帶來的一系列環境問題卻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現在看來,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種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農業生產模式。目前我國氮肥利用率平均只有35%,其余65%的氮素肥料進人了大氣和水域,而殘留于土壤中只占很少一部分,進人大氣中的氮主要是由反硝化脫氮形成的氮氧化物,它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成分;進人水體中的氮可以使江河湖泊發生富營養化危及水生生物,同時也會進入地下水和飲用水對人類的健康直接構成威脅;殘留在土壤中的氮與碳結合成降解程度不同的有機態化合物。磷肥中的氟離子和鉀肥中的氧離子以及經作物選擇吸收后各種化肥剩余的陰陽離子,對土壤的自然平衡體系造成了破壞。施肥與土壤養分平衡體系的破壞。20世紀5O年代肥料試驗研究表明土壤氮素供應不足,氮肥具有顯著的肥效,磷肥只在南方有增產效果;20世紀60年代北方顯示出磷肥的增產效果;20世紀70年代江南農田大部分顯出缺鉀,北方只有特殊地區缺鉀,然而,目前北方地區大部分農田發生缺鉀現象。近些年的施肥實踐發現,越施肥土壤養分越不平衡,從全國范圍看,20世紀50年代氮肥增產,20世紀6O年代磷肥增產,20世紀70年代鉀肥增產,20世紀80年代氮磷鉀增產,20世紀90年代氮磷鉀加微量元素增產,目前,發現部分地區土壤鈣鎂硫嚴重缺乏。尤其近年來由于品種的改良,高產品種的應用面積不斷擴大,土壤養分不平衡問題日趨嚴重,這些問題一直在困擾著農業化學的發展。如何解決施肥與環境協調發展問題以及土壤養分平衡問題,這是擺在農業化學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課題。
三、精確農業技術將引發新的農業化學革命
1998年主席在接見我國兩院院士代表時的講話中指出:“當今世界,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標志的科技進步日新月異,高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越來越快,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預示人類的經濟社會‘}毛活將發生新的巨大變化”。從世界科技發展趨勢看,如果說,19世紀李比希提出的“三學說”推動了農業化學的產生和發展,并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那么,以地理信息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Cl名)和遙感技術(略)為核心技術的精準農業將使農業化學的發展發生重大的變革,必將解決農業化學發展所面臨的困難,必將引發一場新的農業化學革命。精確農業〔Pl.e南ionAghcuhure)含義是按照田間每一操作單元的具體條件,精細準確地調整各項土壤和作物管理措施,最大限度地優化使用各項農業投人,以獲取最高產量和最大經濟效益,同時保護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土地等農業自然資源。
精確農業技術在農業化學中的應用必將解決目前農業化學發展中所面臨的困惑,提高肥料利用率、促進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玲)是利用地球上空的24顆通訊衛星和地面L的接收系統而形成的全球范圍的定位系統,主要用于航海、航空、制圖、定時、遠洋捕撈、森林防火等民用日的。采用便攜式差分G玲接受器(DG邢一diffe,ni誠glob公即sitiol五ng,)’steln)可以使分辨力達到l:。左右,也就是說它可以標定地球某一點位置的經緯度誤差在1耐范圍為內,這為研究較小單元土壤性質的空間變異性提供了可能。遙感技術(HS)就是通過傳感器收集被測目標所發射電磁能量加以紀錄,并形成影像以供有關專業信息的識別、分類和分析的一種技術。應用遙感技術可以評價土壤的生產力,并可獲得生態系統中的營養循環,為及時診斷較小單元的作物生長狀況成為可能。地理信息系統(GIS)是處理空間信息的軟件系統,可用于組織、分析和圖示同一區域內各種類型的空間信息資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平臺,可以處理由全球定位系統(以S)和遙感技術所獲得有關土壤和作物的數據信息,;}:將這些信息進行加工而進行決策施肥。德國、法國等西歐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使用精確農業技術,盡管化肥用量逐年下降,但糧食作物總產和單產分別增加了57%和80%,基本解決了施肥與環境的矛盾問題,并提了高土地利用率。它已成為主要發達國家而向21世紀,為合理利用農業資源、提高農作物產量、降低生產成本、改善生態環境最富有吸引力的前沿性研究領域之一。“精確農業”技術的應用,已遠遠超出其技術系統應用發展的本身,它提供的技術思想和改造客觀世界的認識思維方式,使人們對科學利用農業資源潛力和作物生產管理觀念與模式方而發生著深刻變革,其影響將是更為深遠。
應當特別強調指出,在開拓新的農業化學前沿應用領域研究中,我國與一些發達國家的距離正在拉近。建國以來,我國共進行了兩次土壤普查,基本搞清我國各地區土壤養分狀況,同時各地區相繼進行了一些肥料效應試驗,并建立了一些肥料效應函數模型,以遼寧省為例,第二次土壤普查中對237個土種進行了4萬項次理化分析和養分測定,而后又進行了肥料田間試驗。到目前為止,大約已建成2。以〕多個肥料效應方程模型和與其對應的土壤養分測定數據。其他省市也都有適合本地的肥料效應方程模型和大量土壤養分測定數據,這為建立土壤養分數據庫和施肥模型庫打下了良好基礎。另外,2001年即將進行的第三次土壤普查將進一步豐富現有數據庫的內容,這些都將為我國農業化學向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值得一提的是,我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中國農業科學院上壤肥料研究所于1999年初首次研制出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統平臺的中國土壤肥料信息系統(SOFISC)。由北京市農林科學院主持的小麥生產管理決策支持系統已經研制成功,江蘇省農業科學院主持研究的農用土地適宜型評價系統已經應用到生產實踐。精確農業技術在農業化學及相關領域中的的應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相信在21世紀必將引發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科技革命,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四、21世紀農業化學發展展望
1998年1月31日美國副總統戈爾在“數字地球—認識21世紀我們這顆星球”的報告中提出的一個通俗易懂的概念,它描繪出了信息時代人類在地球上生存、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時代特征。目前美國已開始對我們生存的星球進行數字化處理,相信不遠的將來我們都會進人數字地球時代。國內一些專家認為,在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過程中,技術為3分、管理為7分、而數據為12分;國外學者認為,3%硬件、5%軟件而數據為92%。
農業化學的數字化,就是將在田間取得的作物生長發育的數據,應用計算機程序進行簡單分類處理儲存在數據庫中的過程。農業化學的發展一開始就與數字結下了不解之緣。產量、施肥量、植物體內各種元素含量、土壤有機質含量、土壤各種養分含量等等,這些概念必須通過數字才能加以描述和表征。農業化學在經歷的1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地球”數據,這是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使這些數據實現數字化成為現實,目前許多省市已經建立起當地氣象資料數據庫、土壤普查數據庫、作物品種數據庫,并促進了當地經濟發展。當務之急是要加快對已有的數據的處理,及時發現影響土壤養分管理的數字化技術問題,抓住第三次土壤普查的機會對尚缺項目進行及時補充觀測,為而后的農業化學的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發展奠定基礎。
80年代以來,我國處于“經濟轉型”階段,由計劃經濟模式逐漸轉換到“投資拉動型”市場經濟發展模式,進入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時期,GDP由1985年的4545.6億元增加到2005年的183956.1億元,增長了40多倍。伴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金融業自身也取得了飛躍式的發展,金融資產總量由1980年的4427.4億元上升到2005年的559173.3,增加了120多倍。與此同時,我國農業則由長期以來的“短缺經濟”轉向“過剩”――第一產業GDP在全國GDP中所占比重不斷下降,農民收入減少、城鄉差距不斷拉大,“二元”經濟結構的弊端日益顯著。于是,政府將“三農問題”提上日程,并逐步推行改革――“工業化”、“城鎮化”等。而一切的關鍵,便是理清幾者之間的關系,做到發展的協調性與速度的統一。
二、問題分析
1.變量與數據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金融深化、農業發展、農村產業化、農村城鎮化之間的關系。農業發展可以理解為總產出的增長、生產效率的提高。我們選擇第一產業實際產值與第一產業從員人數的比例來代表農業發展水平(NF);我們選擇農村非農業從業人員與農總體業從業人員的比例來代表農業產業化水平(CY)。根據各國城市化進程的統計數據,城市化大致是非城市人口逐漸減少,城市人口逐漸增加的過程,總體呈現“s”型。農村的城鎮化水平在一定層度上反映為非農人口在農村總人口中所占比例(CZ)。而對于金融發展水平的度量,各種理論研究存在分歧,大致分為兩類:其一,主張避免重復計算,選擇經濟貨幣化程度指標(馬歇爾K值)。現在廣多采用M2與GDP的比率來定義經濟貨幣化程度。麥金龍早期的研究顯示金融發展首先表現為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其二,主張完全反映整個社會金融發展規模,采用金融資產總量與社會實體財富的比率,即金融深化指標(FIR)。分析所采用的樣本數據取自于1980-2005年的年度數據,來源于有關各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金融年鑒》等。
如圖1,1985-2005年間,中國經濟、金融高速發展,而農業總產出卻增長不大,所占GDP比重不斷減小。其中,農業產業化水平有所提高,農村第一產業比重下降,二、三產業比重上升。同時,農村城鎮化的人口指標維持在一定波動。
2.單位根檢驗
首先,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我們對平減過的各變量取自然對數,記為:LOGCY、LOGCZ、LOGNF與LOGFIR。利用Eviews軟件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ADF檢驗,通過檢驗我們發現LOGCY為平穩變量,而LOGCZ、LOGNF與LOGFIR為非平穩變量。將LOGCZ、LOGNF與LOGFIR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分別記為DLOGCZ、DLOGNF與DLOGFIR。再次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在5%顯著水平下均為平穩,故三者均為I(1)過程。經過處理,各變量序列在5%顯著水平下均為平穩。(具體如表1顯示。)
*檢驗類型中的C、T、0分別表示:包含常數項、包含線性趨勢項與常數項、二者均不包含
3.格朗杰因果檢驗
首先,對LOGCY與DLOGCZ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產業化與農村城鎮化變動的關系。由表2可知,在滯后1期時,農村產業化與農村城鎮化變動互為因果。在滯后2、3期時,在90%概率下農村產業化單向引起農村城鎮化變動。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村城鎮化變動短期內是農村產業化得原因,而農村產業化對農村城鎮化變動具有當期和長期影響。
其次,對LOGCY與DLOGNF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產業化與農業發展水平的關系。由表3可知,在滯后1-3期時,農業發展水平的變化沒有引起農村產業化變化的概率值均在較大水平,即我國農業發展獨立于農村產業化進程。二者之間概率值不穩定,說明了我國農村改革過程中,農村產業化進程并不平穩。雖然在滯后1期時,LOGCY的變化沒有引起DLOGNF變化的概率值為0.6871。但滯后2-3期時,因果檢驗結果比較顯著,說明農村產業化對農業發展具有中、長期影響。同時,二者之間概率值不收斂,說明了農村產業化對農業發展的影響作用不斷擴大。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村產業化對農業發展在中、長期具有單向因果關系,產業化進程并不平穩。
其三,對DLOGCZ與DLOGNF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發展水平的關系。由表4可知,在滯后1-3期時,農村城鎮化沒有引起農業發展水平變化的概率值均在較大水平,即我國農村城鎮化并未對農業發展產生明顯影響。而在滯后1-3期時,農業發展沒有對農村城鎮化產生明顯影響。滯后3期時,在95%概率值水平下,DLOGNF引起DLOGCZ變動,說明農業發展對農村城鎮化具有長期作用。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業發展對農村城鎮化具有長期作用。
其四,對DLOGFIR與LOGCY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產業化與金融深化的關系。由表5可知,在滯后1-3期時,金融深化水平的變化不能解釋農村產業化變化。在滯后1期時,LOGCY的變化沒有引起DLOGFIR變化的概率值為0.4783。但滯后2-3期時,因果檢驗結果比較顯著,說明農村產業化對金融深化具有中、長期影響,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村產業化對金融深化在中、長期具有單向因果關系。
其五,對DLOGFIR與DLOGCZ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農村城鎮化與金融深化的具體關系。由表6可知,在滯后1期時,金融深化與農村城鎮化之間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在滯后2、3期時,在90%概率下農村城鎮化都是金融深化的原因。同時,滯后3期時,DLOGFIR與DLOGCZ的因果檢驗結果比較顯著,說明金融深化對農村城鎮化具有中、長期影響。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村城鎮化變動在中、長期是金融深化的原因,而金融深化化對農村城鎮化具有長期影響。
最后,對DLOGNF與DLOGFIR進行格朗杰因果檢驗,分析金融深化與農業發展的關系。由表7可知,在滯后1期時,金融深化與農業發展的之間沒有明顯的因果關系。在滯后2-3期時,農業發展水平變化引起金融深化的概率值均在較大水平,即我國農業發展對金融深化產生長期影響。而在滯后1、2期時,金融深化水平變動不能很好解釋農業發展水平變動。滯后3期時,在90%概率值水平下,金融深化引起農業發展。因此,根據格朗杰因果檢驗的結果,我們可以認為在1985-2005年期間,我國農業發展對金融深化具有中、長期作用。在長期條件下,金融深化與農業發展互為原因。
3.VAR模型分析
經過單位根檢驗與數據修正后,格朗杰因果檢驗可以確定:在
中、長期條件下(金融深化、農業發展、農村產業化、農村城鎮化)這四者之間具有相關性,因此我們可以對農業產業化水平、金融深化比率、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發展水平進行VAR分析。檢驗結果表明,在滯后2階的情況下,VAR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性,殘差服從正態分布。所以VAR(2)模型為最優模型。
由于,VAR模型是一種非理論模型,它無需對變量作出任何先驗性約束,因此在分析VAR模型時,往往不分析一個變量的變化對另一個變量的影響,而是分析模型受到沖擊時對系統的動態影響。首先,分析金融深化對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發展的沖擊。金融深化對二者總體呈正向沖擊,即隨著農村金融產業的發展,農業會不斷發展、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目前,我國農村發展資金主要由鎮府提供,而政府投資的增加造成FIR在農村的扭曲。而宏觀經濟與金融的矛盾,政府政策的不連續性就造成了沖擊的波動性。
其次,分析農業產業化對金融深化、農村城鎮化與農業發展的沖擊。農業產業化對農村城鎮化、農業發展帶有正向的沖擊,即農業產業化推動農業發展與農村城鎮化。農業產業化對金融深化前期的負面影響可以理解為,在政府投資主導的模式不能滿足農村經濟對于金融的“內生需求”――政府投資比重下降與市場融資比重上升,資本利用效率與流動性加強,帶來總體平均利潤水平上升。而這些與現階段宏觀金融發展所強調政府信用(主要是投資)的現狀相矛盾。
其三,分析農村城鎮化對農業產業化、金融深化的沖擊。農村城鎮化對農業產業化帶有正向的沖擊,農村城鎮化推動農業產業化進程。農村城鎮化是農村基礎設施改善過程,而諸如交通、能源、教育、衛生等條件的缺失,長期制約我國農村的工業化與服務業化。農村城鎮化對金融深化總體帶有的負面影響。這集中體現在政府主導投資與金融深化“內生需求”之間的矛盾。
最后,分析農業發展對金融深化、農村城鎮化與的沖擊。農業發展對農村城鎮化總體帶有負面的沖擊――前期農業發展促使農村城鎮化,后期農業的發展又制約農村城鎮化進程。農業發展對金融深化前期呈現負面影響,后期帶有正面影響,總體程負面影響(滯后5期內)。前期體現了產業轉型的經濟“阻滯”,但這種轉型會提高農業生產效率,逐步吸引私人資本與正常信貸,從而推動金融業在農村的發展。
三、結論及政策建議
太湖流域農業結構現狀
農業產業結構
總體現狀農業是蘇錫常三市的傳統產業,近年來呈現出逐步衰落的態勢,在地區經濟中比重較小。調查顯示,農業產生的生產總值僅為區域GDP的1%~3%左右。2010年,太湖流域(特指蘇錫常)第一產業增加值為240.68億元,第二產業為7999.12億元,第三產業為5083.22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1.81∶60.04∶38.15。蘇州市第一產業增加值為108.86億元,第二產業為4155.54億元,第三產業為2436.89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1.60∶62.00∶36.40,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太湖流域第一產業增加值的45.23%。無錫市第一產業增加值為63.50億元,第二產業為2546.07億元,第三產業為1809.93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1.40∶57.60∶41.00,第一產業增加值占流域第一產業增加值的26.38%。常州市第一產業增加值為68.32億元,第二產業為1297.51億元,第三產業為836.4億元,三次產業結構為3.10∶58.92∶37.98,第一產業增加值分別占流域第一產業增加值的28.39%(圖1)。從農業產業結構來看,太湖流域蘇錫常三市的種植業和漁業是支柱產業類型,其次為畜牧業、林業(表1)。具體三市均以傳統種植、生態農業、水產養殖、畜禽養殖等為主,其中常州利用溧陽和金壇等丘陵地帶在經濟果林、花卉苗木等領域有了一定的發展,成為當地農業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
農業產業內部結構現狀
(1)種植業。太湖流域農作物主要有糧食作物、油料、棉花、麻類、糖料、藥材和蔬菜瓜果。根據資料統計,太湖流域共有農作物種植面積68.207萬hm2,其中蘇州27.242萬hm2、無錫17.613萬hm2、常州23.352萬hm2,分別占流域種植總面積的39.94%、25.82%和34.24%。在農作物品種上,太湖流域共有糧食作物44.416萬hm2,占種植總面積的65.12%,在三市的空間分布比重為36.57∶27.32∶36.11;油料作物4.976萬hm2,占7.30%,三市空間分布比重為35.57∶16.40∶48.03;蔬菜瓜類14.813萬hm2,占21.72%,三市空間分布比重為52.07∶27.37∶20.56;其余棉、麻、糖、藥等作物種植面積占5.86%,主要分布在蘇州和常州(表2)。
(2)林果業。太湖流域林果業主要有蠶桑、茶葉和梨、橘、桃、蘋果、葡萄等多種水果。從產業產值上來看,太湖流域林果業雖然不是整個流域農業產業的主要支撐,但憑借流域優越的自然水土條件,林果業成就了太湖流域一批特色產品,如無錫水蜜桃、蘇州絲綢、茶葉等。根據資料統計,太湖流域共造林14245hm2、四旁植樹2395萬株、育苗15795hm2,年末擁有各類桑園、茶園、果園面積分別為7104hm2、15326hm2、30270hm2;全年共收獲蠶繭3530t、茶葉11012t、水果299915t。在空間分布上,桑園主要分布在蘇州和常州,分別占流域桑園總面積的54.24%和40.92%;茶園主要分布在無錫和常州,分別占流域茶園總面積的37.34%和48.26%;果園分布較為均衡,三市均在30%左右(表3)。
(3)畜禽養殖業。畜禽養殖是太湖流域農業產業中相對重要的產業,“十一五”期間,太湖流域畜禽養殖業發展較快,產業產值年均增長率為9.29%。根據資料統計,太湖流域畜禽養殖年產值為87.25億元,占流域農林牧漁總產值的35%。全流域全年共出欄牛6100頭、豬約290萬頭、羊約23萬只、家禽約8698萬只、兔約30萬只,至年末尚存欄牛5.22萬頭、豬178.86萬頭、羊12.52萬只、家禽2151.45萬只、兔子6萬只(表4)。
(4)水產養殖業。憑借太湖流域豐富的水資源,水產養殖是太湖流域農業的第二大支撐產業。根據資料統計,太湖流域共擁有淡水養殖面積14.393萬hm2,年收獲各類淡水產品53萬t,會同少數海水產品共實現產值115億元,占當年農林牧漁總產值的25.65%。在養殖品種上,整個流域淡水產品較為豐富,有青、草、鰱、鳊、鱖等多種淡水魚和河蟹、青蝦等甲殼類水產品,此外,“太湖三白”、“太湖珍珠”等水產品已成為整個流域的特色水產品。
氣候變化對江蘇農業產生的影響
根據江蘇省氣候變化中心1961—2007年全省氣象觀測資料綜合分析,氣候變化已成為客觀事實。全省年平均氣溫每10年上升0.16~0.45℃。由北向南增加的幅度加大,蘇北每10年上升0.16~0.39℃,蘇中每10年上升0.19~0.45℃,蘇南每10年上升0.21~0.43℃。按照二氧化碳當量計算,江蘇省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約為82445.71萬t,農業生產過程排放的溫室氣體約為43.9萬t甲烷,折算為922.4萬t二氧化碳當量;固體廢棄物和廢水處理排放溫室氣體總量為43.9萬t甲烷,折算為921.5萬t二氧化碳當量。其中,全省稻田甲烷排放量為36.2萬t,動物腸道發酵甲烷排放量為6.2萬t,動物糞便管理系統甲烷排放量為1.5萬t。氣候變化增加了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由于受溫、光、水、氣及其變化的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和品質呈不穩定變化趨勢,冬季變暖將導致病蟲害大暴發,極端天氣氣候事件還可能會給農業基礎設施造成重大破壞。同時,會對生態系統造成影響,如春季氣候變暖會導致湖泊藍藻大規模暴發,影響生態系統平衡,進而影響農業生產。資料顯示,太湖流域平均氣溫每升高1℃,農作物生育期縮短10~15d,導致產量降低。以水稻為例,雙季稻區早稻平均減產約為16%~17%左右,晚稻減產平均14%~15%[4]。
太湖流域發展低碳農業對策分析
低碳農業是在農業生產、經營中排放最少的溫室氣體,同時獲得最大收益的農業發展方式,以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為目標、以減少碳排放、增加碳匯和適應氣候變化技術為手段,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做好病蟲害防治、發展農村可再生能源等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方式轉變,實現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高碳匯、高效率的農業。從理論而言,低碳農業是一種資源節約型、效益綜合型和生態安全型農業,與其他農業發展實施相比,除具有生產功能、生活功能之外,還具有生態涵養功能、氣候調節功能、農業碳匯功能。因此,在太湖流域經濟發達地區應當大力發展低碳農業。低碳農業的實現途徑分析農業既是溫室氣體的主要排放源,也是溫室氣體的吸收主體。農業如何實現由高碳向低碳的發展方式轉變,如何在生產管理過程中最大限度地趨利避害,減少對資源的過度依賴,減少對氣候的負面影響,減少對生態環境的面源污染,對農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3-6]。根據調研結果以及碳的源匯理論分析[1-3],江蘇太湖流域低碳農業的實現途徑從宏觀上可以分為減少碳排放和增加碳儲備兩大類途徑,其中減少碳排放途徑又可以分為直接減少碳排放和間接減少碳排放的2種途徑,增加碳儲備途徑又可以分為直接增加碳儲備和間接增加碳儲備的2種途徑;從微觀上可以分為生態健康養殖途徑、農用化學品替代途徑、立體復合種養途徑、農村清潔能源途徑、廢棄物循環利用途徑、新型農作物育種途徑、農田間歇灌溉與清潔栽培途徑、節水節能途徑、平衡施肥途徑、提高反芻動物飼料利用率途徑、污水生態凈化循環利用途徑、病蟲害綜合防治途徑、植樹造林生態屏障途徑、草地保護性管理途徑、加工與營銷環節清潔生產途徑、農業低碳消費途徑等16種具體的實現途徑。不同低碳農業模式對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當量減排效果作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省份,江蘇省在低碳農業發展方式上進行了大膽嘗試,在本省原有的循環農業、生態農業和現代農業發展模式的基礎上,探索實踐和發展創新了一批具有江蘇特色的低碳養殖和低碳種植的低碳農業新模式,在促進農業轉型升級、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實踐成效。這些低碳農業模式主要包括:生態健康養殖模式、農業面源污染物生態攔截模式、鄉村生活污水生態凈化模式、農業有機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模式、種養復合生態循環模式、三品生產基地模式、環湖生態農業圈模式、農用化學品替代模式等(表5)。
太湖流域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1)強化低碳農業發展的科技創新。科技創新是低碳農業發展的源源不竭動力,也是江蘇省低碳農業得以不斷發展創新的原動力。一是要鼓勵低碳農業關鍵技術的研究與創新;二是要加強低碳農業的技術集成和模式創新;三是要加大低碳農業示范點的建設與規范;四是要開展農業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五是要加強低碳農業發展的金融支持研究;六是要加強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支持研究。
(2)完善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機制。加快研究和建立適合江蘇省低碳農業發展的政策保障機制,從制度上規范和引導江蘇省低碳農業的發展。一是要加快制定與低碳農業發展要求相適應的地方政策法規,建立健全相應的政策體系;二是要建立促進低碳農業發展的市場碳匯機制;三是要制定低碳農業發展的扶持政策,設立低碳農業建設財政專項扶持資金和財政貼息資金。
(3)加強低碳農業的金融支持。發展低碳農業需要本省各級政府通過多種渠道提供資金支持,同時還要建立適宜本省低碳農業發展的資金投入長效機制。一是要加大低碳農業建設項目的投入力度,支持高碳農業的低碳農業基礎設施改造、基本建設項目和種植養殖方式與耕作制度調整;二是要建立低碳農業的生態補償機制,支持因高碳農業向低碳農業發展形成的部分產量損失和經濟投入;三是要通過投資、稅收和價格等優惠政策引導社會、企業、農民積極投資低碳農業,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作用。
(4)加強低碳農業的宣傳培訓。通過輿論宣傳、技術引導、典型引路和示范推廣,逐步推進本省低碳農業健康、快速發展。一是要利用現代宣傳輿論工具,廣泛開展低碳農業知識宣傳,大力宣傳建設發展低碳農業的重要意義;二是要通過多種途徑,廣泛開展低碳農業科技培訓;三是要鼓勵企業和農民嘗試低碳農業措施,培育低碳農業建設示范企業、示范產業和示范村鎮;四是要增強公眾參與發展低碳農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提高廣大干部群眾的認識。
關鍵詞:農業發展方式,農業生產效率,農業結構,制度變革
中圖分類號:F30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近年來,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備受學術界和實際工作部門的關注,由此也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盡管國內討論農業發展方式的文獻不少,但絕大多數文獻主要涉及對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含義、必要性和對策措施的探討,對農業發展方式的內涵界定以及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內容,尚缺乏系統、深入的探討。鑒于此,本文從理論上討論了農業發展方式的內涵及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內容,以期為推動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理論支持。
一、農業發展方式的含義
農業發展,雖然其已成為一個大眾化的名詞,但鮮見其內涵的界定。參照經濟發展的概念,農業發展的含義可以界定為:在農產品數量長期持續增長的同時,相伴發生了農業結構(包括農業生產結構、農業投入結構和技術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的變化,以及影響農業產出增長和結構變化的相關制度的改進等等。簡言之,農業發展的內涵包括了農業產出增長、農業結構變化和制度改進等方面的內容,是一個國家農業生產、自然環境、結構變化、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均衡、持續和協調的發展。農業發展的過程,就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即農業現代化的過程。
由此,我們可以對農業發展方式的含義界定如下:農業發展方式是指決定農業發展的各種因素的結合和作用以實現農業發展的方法和途徑,主要涉及怎樣發展農業的問題。農業發展方式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農業生產要素和其他投入品的配置方式,二是農業結構的狀態與特征,三是各項相關制度對農業發展的作用與影響。而且,由于農業增長是指農產品產出總量的增加,因而農業發展包括農業增長,農業發展方式包含農業增長方式(農產品總量的增加方式)。
從農業增長方式到農業發展方式,反映了我國對于農業發展問題認識的深化和農業發展理念的進步。同時,農業發展方式概念的提出,實際暗含著一定的價值判斷,即選擇或采取怎樣的農業發展方式才是合理的?或者現有的農業發展方式是否合理?等等。
二、兩種農業發展方式及其特征
農業發展方式的形成與演變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發展階段。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下,由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首要任務不同,決定了農業所處的地位以及對待農業的各種政策與制度的基調不同。第二,農產品的供求格局。農產品的市場供求格局不同,決定了農業生產所追求的目標和主要任務。例如,在農產品短缺條件下,追求糧食產量的最大化是農業政策和農業生產的首要目標,而農業效率、資源與環境保護則被置于無足輕重的地位,這必然導致農業發展方式的粗放。第三,農業科技水平與生產技術水平。農業科學技術水平,尤其是生產技術水平是決定農業生產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從而決定了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狀態。
由此,農業發展方式可以劃分為以粗放、低效、結構失衡和不可持續為主要特征的傳統型農業發展方式,和以集約、高效、結構合理和可持續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型農業發展方式。
(一)傳統型農業發展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傳統型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特征是:主要依賴生產要素的投入實現農產品產出的增長,農業生產力水平比較低;農業生產結構層次和農產品品質較低;農業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相對較低;存在著諸多阻礙農業發展的制度因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與環境薄弱等。
從我國農業發展的歷程來看,長期以來,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部門,成為了為國家以重化工業為先導的趕超型工業化提供剩余的基本來源,“以糧為綱”、追求最大化的農產品產量,是農業生產的主要目標;同時,為了獲取更多的工業利潤以用于增加投資、擴大工業規模,又通過戶籍制度限制農村人口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雖然滿足了日益增長的農產品需求,實現了農產品供給由長期短缺向基本平衡、豐年有余的歷史性轉變,但也致使農業和農村沉淀了大量的勞動力,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而且長期得不到提高;而且,由于“只取不予”,農業再生產由于投入不足而造成了對水土資源的過度開發和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農業缺乏長期發展的后勁。盡管進入新世紀以后,國家開始加強了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但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型的農業發展方式尚未得到改變,農業發展依然走的是“高投入、高產出、高代價”的路子。
(二)現代型農業發展方式及其基本特征
現代型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農產品產出的增長主要依賴生產要素效率的提高,農業集約化、專業化程度高,農業生產業充分發展;農業生產結構和農產品品質能夠適應滿足人們對農產品多樣化和優質化的需求;農業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同時,保持與工業化和城市化協調發展;農業勞動者收入水平較高;相關制度因素能夠適應和促進農業發展的需要等。
目前,我國要努力構建的新的農業發展方式,就是符合上述特征,與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相一致、與我國農業所處的新的環境相適應、并符合現代農業發展趨勢的發展方式。這一新的農業發展方式,就是建設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的方式和途徑。具體來說,新型農業發展方式應當體現如下要求:
(1)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農業是高度依賴于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產業部門,我國的土地資源、水資源等農業資源相對短缺,人地矛盾日益突出。保持農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對于我國現代農業建設和糧食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未來的農業要用有限的自然資源支撐更多人口和更大規模的經濟發展,必須建設生態能自我維持、資源能多級循環利用、經濟能獲得較高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農業。
(2)體現全面發展的要求。在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增加農產品總量的同時,還要提高農產品的質量,轉換農業生產結構,以滿足市場對食品的多樣化需求,又要發揮農業在生態恢復與環境保護、城鄉居民生活休閑、農民就業增收等多方面的功能,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3)體現高效發展的要求。高效發展是指在相同的約束條件下實現更多產出的發展。實現農業的高效發展,是在日益嚴峻的資源約束條件下,實現我國農業持續穩定增長的迫切要求。農業高效發展的關鍵在于通過加快農業科技進步,不斷提高耕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走可持續發展的農業現代化道路。
(4)體現協調發展的要求。首先是農業內部結構的協調,即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之間及其內部生產結構的協調。其次是農業與非農產業的協調,即保
持農業和非農產業合理的比例關系和有機的內在聯系。農業與非農產業協調發展,是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使廣大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縮小貧富差別,減少貧困的基本途徑。再次是農業與自然、生態的協調,正確處理好農業生產與自然資源開發利用、生態環境建設的關系。
(5)體現以人為本的要求。把農民的自由和全面發展與增加農產品供給、發展農業經濟并重,在不斷提高農業生產能力、生產出更多優質安全的農產品、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食物需求的同時,把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農民的生存與發展能力作為核心任務。
三、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內容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就是將傳統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為現代型農業發展方式,其根本內容就是通過農業科技進步和制度變遷,提高農業生產率和農業勞動者收入水平,促進農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統一。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過程,實質上就是對傳統、落后的農業生產方式進行改造、轉變的過程。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的改造傳統農業理論表明,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相比較,首先是由于現代農業科技的采用,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不同的生產技術對相應的生產部門產生拉動效應,使該部門生產出現新的增長點;其次由于生產技術進步的差異,人們為了追求最大的收益,必然要改變傳統的生產投資結構,由過去低效率的投資結構轉向高效率的投資結構;第三,在高效率投資結構的推動下,農業生產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傳統的生產結構和生產方式被打破,導致農業生產方式、組織形式、經營形式發生了變化,這一過程就是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即用現代科技裝備農業,形成新的農業產業體系,以現代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理念推進農業。在這一過程中,由于生產結構的改變、新的產業體系和相應的經營管理體系的形成,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均得以提高,這勢必改變農民的收入結構,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因此,從理論上看,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應當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內容,即提高農業效率、優化農業結構、改善制度安排。
(一)提高農業效率
高效是現代型農業發展方式的本質特征,轉變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基礎,就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就是要將依賴于農業要素投入實現農產品產量增加的方式轉變為主要依賴于提高要素效率實現農產品產量的增加,也就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前提和基礎,這是因為: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實質是不斷更替農業發展中的核心資源和中心動力,這有利于提高投入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以促進農業的集約型發展;農業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不僅有利于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而且能夠不斷提高農業勞動者素質和農業增長的科技含量;同時,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對于農業發展中的各項制度安排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因此,農業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實現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首要內容和基礎。
(二)優化農業結構
轉變農業結構,有利于農業生產在最適宜的條件下進行,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種資源,保持農業內部各業的協調發展,動態地適應市場需求,全面提高農產品質量,促進農產品的深度開發,提高附加值,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轉變農業結構,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又一項主要內容。
在農業增長和農業增長方式轉變過程中,也可能引起農業結構的變化,但這種變化不是農業增長本身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它的主要目標是農產品數量的增加或者包括質量的提高。而轉變農業發展方式視角的結構調整,不是簡單的多種點什么、少種點什么的問題,而是全面提高農業的整體素質和效益,是對農業生產結構與組織結構、農業生產的區域結構、農村經濟結構以及國民經濟結構進行主動地、全方位的調整,是從根本上夯實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基礎,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
(三)改善制度安排
制度對農業經濟的作用是通過制度變遷、制度效率的改善來影響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積極性和效率實現的。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必須要有相應的制度載體,以便為農業生產主體提供必要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同時,轉變農業發展方式還必須具備適宜的制度環境,正是在這雙重意義上,制度創新構成了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和決定性因素。如果說,制度因素是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外生變量,制度的改革與完善是促進農業增長方式轉變的外在條件;那么,對于農業發展方式而言,制度因素則是其內生變量,制度的變革與完善不僅是效率提高和結構轉換的重要保障,而且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之一。
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制度因素涵蓋了農業農村內外部的經濟與社會等多方面的制度,包括農村土地制度、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體制、勞動力轉移的相關制度、農村金融制度、農業產業化經營制度、資源環境保護制度、以及涉及國民收入分配的諸多制度等等。從1979年至今,在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出現過若干次制度創新,例如、農產品統派購制度改革、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農村股份合作制、農業產業化經營、農村稅費改革、農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業勞動力轉移與就業制度的逐步完善等,成為促進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
以上三大方面,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最基本的內容。轉變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具體內容,可以從多角度、多層次去分析,如促進農產品供給由注重數量增長向總量平衡、結構優化和質量安全并重轉變,促進農業發展由主要依靠資源消耗向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轉變,促進農業生產條件由主要“靠天吃飯”向提高物質技術裝備水平轉變,促進農業勞動者由傳統農民向新型農民轉變,促進農業經營方式由一家一戶分散經營向提高組織化程度轉變等。
從轉變農業增長方式到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并不意味著我國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的任務已經完成,只是意味著我們對怎樣發展農業的認識更加全面和深入,需要轉變的不僅是農業增長方式,還包括農業發展的其他方面的轉變。四、促進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思路與基本途徑
(一)促進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思路
農業發展方式及其轉變問題,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更是一個重要的實踐問題。從理論上看,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內容包括提高農業效率、優化農業結構、改善制度安排;而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主體是農業生產者,包括一般農戶、種養大戶和農業企業,政府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宏觀引導者。因此,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核心就是通過政策支持、改進相關制度與環境,引導和促進農業生產主體行為的轉變,進而實現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參見圖1)。
從實踐來看,目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仍面臨著許多問題,現代農業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市場環境和制度基礎依然十分薄弱,直接或間接地制約著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需要我們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科學地把握農業發展方式轉型的階段和節奏,逐步增強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物質技術基礎,改革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政策與制度,積極推動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二)促進我國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基本途徑
上述分析表明,要實現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從完善現代農業發展的基礎做起,逐步消除制約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瓶頸。這就需要我們不斷改善和增強農業生產的物質基礎,加快農業科技進步和創新,全面提高勞動者素質,改進和完善農業發展的制度環境,努力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增強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而積極推動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現階段,轉變我國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途徑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加強農業物質基礎設施建設。關于農業基礎設施對農業發展的重要性,全社會基本上已形成了共識,各級政府也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今后的關鍵是加大投入,并且按照區域特點,突出建設重點。例如,全國范圍內農田水利設施的建設和維護、土地整治以及農業機械化設備,干旱地區的集水和節水灌溉、山區的梯田修建沿海低地鹽堿區的臺田建造等等。這些重點建設內容,不僅能夠在短期內對提高單產起到作用,而且對提高農業生產能力將產生長期性的促進作用。然而,與農業生產的實際需要相比,目前的投入水平遠遠不足,盡快和持續加大中央和地方在這些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財政投入和金融投入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現代農業的最基本、最迫切的要求。
(2)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和應用。科技進步是促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重點應當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農業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以良種培育、生物技術開發、節約用水、綠色肥料研制為重點,積極組織科技攻關和技術引進。而加快農業技術研發的關鍵,是加大政府農業科研的投入。應當把農業科研投入放在公共財政支持的優先位置,提高農業科技投入在全國科技投入中的比重,盡快把這一比重從目前的0.5%左右提高到1%的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加強農業科技服務平臺建設,健全農業科技交易市場網絡,加速科技成果轉化。三是農業技術的推廣與普及。盡快建立適應農業發展新形勢的多元化農技推廣體系,重點是加強縣級推廣部門的建設,使之成為向上連接各級科研機構,向下連接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村合作組織、專業農戶、示范農戶、村級農民技術員等的紐帶。
(3)盡快提升農業勞動者的整體素質。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體,同樣也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主體。必須盡快提升農業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培養大批具有長遠發展眼光、較高科技素質、較強市場意識與生態環境保護意識等高素質的新型農民,才能實現農業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為此,必須增加政府對農村地區教育經費的投入,改變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教育資源非均衡配置的狀況;在搞好農村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大力發展農村成人教育與培訓,形成多層次、多形式的農民教育與培訓體系,對農村群眾進行各種專業技能及先進農業技術培訓,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與技能。
(4)加快推進農業經營體制創新。通過深化農村改革,創新農業發展體制機制,是加快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抓手。這里涉及到三個基本方面:第一,堅持長期穩定并不斷完善農業基本經營制度。通過明確法律規定,使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更具體、更明確、更具法律效力,確保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長期穩定不變。在此基礎上,有條件的地方要盡快建立完善土地流轉機制,在依法自愿有償的前提下,積極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促進土地集約化經營。同時,積極探索和完善不同所有制之間、不同村集體之間的土地置換制度,促進人口向城鎮集中、農民居住向社區集中。第二,加快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切實落實扶持政策,實施示范社建設行動,加強規范化、標準化、品牌化建設和人才培訓,推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第三,進一步提高農業產業化經營水平。繼續引導支持龍頭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增強技術研發能力,鼓勵跨區域經營和相互間的聯合與合作,促進龍頭企業規范化、集群化發展。
關鍵詞:低碳農業;溫室氣體;安徽;生態農業;碳匯
0 引言
農業大概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13%(Smith等,2007)。如果將人類繼續砍伐并且將其清理用于種植、農用化學品的生產以及農產品貿易所釋放的溫室氣體計算在內的話,農業排放的溫室氣體將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30%(Hoffmann等,2010),到2030年該比例將提高到40%(Smith等,2007)。為了降低農業對全球氣候變暖帶來的負面影響,低碳農業已經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許廣月(2010)、馬曉民(2011)、張新民(2012)、王珊珊等(2012)分別對中國低碳農業發展的現狀、挑戰以及低碳農業的生產方式與實現路徑等展開了研究。黃鋼等(2010)提出包括節水農業、土壤改良與科學施肥等在內的發展低碳農業的十大關鍵技術領域。羅吉文(2010)提出了包括有害品替入、清潔能源等低碳農業發展的十種模式。梁龍等(2011)、田興國等(2012)、劉永賢等(2011)、孫紅霞(2011)、李光全(2011)、湯衛東等(2012)則分別對北京、廣東、廣西、河南、浙江、重慶等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低碳農業發展進行研究。漆雁斌和陳衛洪(2010)、杜華章(2010)、師帥等(2013)等對低碳農業發展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漆雁斌和陳衛洪(2010)使用中國1985-2008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對低碳農業發展影響因素進行的實證研究表明,化肥施用量每增加1噸,農業產值就會增加12.4591萬元,化肥施用量成為制約低碳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杜華章(2010)利用江蘇省2008年52個縣(市)的截面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在農業主要投入要素中,對農業增加值的貢獻由大到小依次是農用柴油使用量、農機總動力,化肥施用量對農業增加值起負作用,而農用薄膜的貢獻不顯著。師帥等(2013)利用黑龍江省1989-201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的結果表明,化肥、農藥和農膜是影響農業產值的主要因素,三者的投入是增加農業生產碳排放的主因。盡管已有研究結論有所差異,但都明確指出低碳農業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新方向。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學者針對安徽省低碳農業發展進行研究。本文試圖對此進行補充。
1 低碳農業——安徽農業發展的方向
從全國范圍來看,安徽省屬于典型的農業大省,表現如下:(1)《中國統計年鑒》(2012)的數據顯示,2008年底安徽省耕地面積總數為5,730.2千公頃,占全國耕地面積的4.71%,排全國第7位。在不足全國5%的耕地面積上,安徽實現了全國5.56%的農作物播種總面積(表1)。(2)盡管農業占安徽省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0年的25.56%下降到2011年的13%,但是農業占安徽省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仍高于比同期農業占全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3個百分點(10%)。(3)安徽省人口和勞動力主要集中于農業。安徽省人口和勞動力主要集中于農業。2010年安徽省非農業人口總數占安徽總人口數的22.71%,意味著安徽省77.29%的人口仍舊從事農業生產,遠遠高于同期全國平均水平(36.7%)。
隨著全球氣候變暖、農業災害尤其是洪澇災害的頻繁爆發,安徽省的農業生產面臨挑戰。受水災和旱災等災害性天氣的影響,安徽農業受災面積從2006年的1990.16千公頃增加到2010的2070.95千公頃。如何在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對安徽省農業可持續發展帶來的影響的同時,繼續保持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鞏固安徽作為農業大省的地位,是值得思考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低碳農業將為安徽農業發展提供新的方向。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2)。
2 安徽低碳農業發展面臨的問題
本文將結合《中國統計年鑒》、《安徽統計年鑒》的數據,對安徽農業生產中的機械總動力、化肥、農藥等投入要素使用情況進行分析。
2.1 機械總動力的使用總量和比重相對較高
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1995-2011年間,安徽省農業總產值從1995年的637.91億元提高到2011年的1714.84億元,增長了2.69倍。農業機械總動力使用量增長更快。2011年安徽省使用的農業機械總動力大約是1995年的3倍。2011年安徽省農用機械總動力占全國農用機械總動力的5.79%,比農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4.26%)高出大約1.5個百分點(表3)。安徽農業生產呈現能源投入密集型的特點。
2.2 農業生產對復合肥和氮肥依賴度較高
安徽農業生產也使用了數量較多的化肥和農藥。從表1可以看出,安徽省包括氮肥、磷肥、鉀肥和復合肥在內的化肥使用量從1995年的203.3萬噸提高到2011年的329.67萬噸。2011年安徽氮肥、磷肥、鉀肥和復合肥使用量分別占全國的4.8%、4.4%、5.43%、7.73%(表4)。2011年復合肥占安徽省化肥使用量的44.4%,氮肥占34.7%,磷肥和鉀肥則分別占10.95%和9.95%。這些數據都說明安徽農業生產中比較依賴復合肥和氮肥。這些化肥無論其生產過程還是在農田中的施用都會帶來溫室氣體排放。
數據來源:《安徽統計年鑒》。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2)。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2)。
2.3 農藥的使用量逐年增加
農業總產值不僅受到季節性氣候和極端氣候條件變化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生產實踐變化的影響,比如新的生產工具、新的作物品種、新的疾病和蟲害以及政府政策的影響(Adams等,2001)。為了保障農產品產量,減少病蟲害對收成的影響,安徽農業生產也離不開農藥。安徽省農業生產中的農藥使用量從2003年的78,843噸提高到2011年的11,7575噸(圖1)。農藥在農業生產中的使用,不僅增加了碳的排放,而且對土壤和水資源造成污染。農產品中殘留的農藥甚至對人體健康產生威脅,危及到整個農產品的食品安全。
數據來源:《安徽統計年鑒》。
2.4 林業存量資源不足,限制了碳匯功能的有效發揮
和工業所不同的是,農業既是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同時又具有碳匯功能,尤其林業在這方面的功能更為明顯。從表1中可以看出,安徽省林業創造的生產總值占全國林業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84%,高于農業、牧業和漁業各自所占比重。由此可見,安徽林業發展具有很大潛力。但是和安徽農業大省地位相比,安徽林業的森林覆蓋率、森林蓄積量和森林面積均有待提高。盡管安徽省森林覆蓋率已達到27.53%,超過了全國20.36%的森林覆蓋率水平,但是在全國排名第18位。安徽的森林蓄積量1.81億立方米,居全國第19位;現有森林面積5706萬畝,居全國第20位。不僅如此,安徽丘陵和平原地區綠化造林相對滯后,缺林少綠現象在一些地方還相當突出,占全省國土面積46%的丘陵地區平均森林覆蓋率僅為14.5% 。加上偏遠山區的林業資源由于護林工作人員數量限制以及林業資源管理不到位等問題,林業資源亂砍亂伐和森林火災時有發生,對林業資源的保有量帶來不利影響。安徽林業發展相對滯后,制約了碳匯功能的發揮。
2.5 農業生產以傳統的耕種方式為主
緩解和適應氣候變化是低碳農業發展的核心(張新民,2012)。盡管有機農業具有投入品外部性較低而且能帶來高產出的特點,被視為可以應對氣候變化確保食品安全的可持續發展方式,但是在安徽農業生產中有機農業并沒有得到普遍推廣。在耕作方式上,安徽農業生產仍舊停留于傳統的耕種方式。與傳統的耕種方式中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主要取決于輪作中的碳投入所不同的是,免耕輪作方式中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率首先取決于殘茬的數量和管理方式,其次取決于有機糞便的數量(Gaiser等,2010)。盡管免耕法能夠有效減低農業生產后期的二氧化碳等其他溫室氣體排放量,而且有部分地區的農戶也開始逐步采用免耕法,但是在實踐中卻出現了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擴大的事件。比如一到麥子成熟的時節,就容易出現農民燒麥桿的情況。大片的麥稈燃燒不僅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時造成空氣嚴重污染,對農業生產安全和城鄉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威脅。如何從源頭上有效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進而向生態農業、有機農業轉變是安徽低碳農業發展面臨的一大難題。
3 促進安徽低碳農業發展的對策
安徽農業發展具有典型的投入密集型特征,而傳統的投入密集型農業對氣候變化產生的重要影響,僅次于能源部門(Aravindakshan等,2010),成為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為了降低安徽省農業生產中的碳排放,保障安徽農業可持續發展,安徽有必要大力發展低碳農業。本文認為,安徽省低碳農業發展一方面要實行減少碳的排放,另一方面要增強農業尤其是林業的碳匯功能。由于農業溫室氣體的40%來自土壤(主要是N2O),27%來自于腸道發酵(CH4),10%來自于水稻種植(CH4),9%來自能源相關部門(CO2),7%來自肥料和糞便(CH4),6%來自于其他部門并且以CH4和CO2為主(Smith,2007)。在安徽農業生產中,首先要在逐步改變土壤耕種方式的基礎上,加強對農村家畜家禽腸道發酵的有效控制,同時合理調整農作物結構,降低農業的碳排放,并大力發展林業,增強安徽林業的碳匯功能,促進安徽農業向低碳農業轉型。
1)改變土壤的耕種方式,從傳統的農作物生產方式向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等轉變。本文認為,在土壤耕種方式轉變中一定要充分發揮農民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力。近年來之所以化肥使用量頻繁增加實際上和農作物單一品種的種植方式有很大的關系。通過生態農業和當地農民知識發展起來的多樣化和外部性投入較低的農業,比工業化單一作物的農業不僅總體產量更高,而且生產出的農產品更富有營養(McAfee,2010)。要改變傳統的土壤耕種方式,尤其是改變主要依賴化肥的農田營養供給模式,就要通過多種措施鼓勵農民利用已有的農業生產知識對農田和土地進行管理。比如在免耕的同時,通過作物輪種的方式為農田的下一年生產提供營養補給。具體來說,皖南地區的農戶可以在秋季水稻收割以后,在農田中播種紫苜蓿或者油菜等油料作物。這些作物既能減少土壤翻耕釋放的碳,同時又能為下一年的農作物播種提供肥料。不僅如此,成片的紫苜蓿或者油菜花可以為當地提供旅游資源,這樣既幫助農戶獲得經濟效益,同時又因耕種方式變化降低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而且可以有效減少工業化肥的使用,為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發展帶來生態效益。
2)了解安徽農作物基本種植結構,尋找降低碳排放的重點區域。以2011年為例,《中國統計年鑒數據》(2012)顯示,安徽省2011年農作物總播種面積達9022.9千公頃,其中包括谷物(稻谷、玉米和小麥)、豆類和薯類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達6621.5千公頃,占總播種面積的73.99%。基于水稻生產和小麥生產在安徽省種植結構的絕對比重,安徽省低碳農業發展就要積極圍繞降低水稻和小麥生產全過程中的碳排放進行低碳技術的開發與運用。從安徽農業實際需要出發,迫切需要開發麥稈等殘茬的有效利用技術,從源頭上解決麥稈焚燒帶來的系列問題。在農用肥料的來源上,要積極鼓勵農戶對家禽家畜糞便的使用。在農業病蟲害防治上,要通過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完善性,對于青蛙等農作物害蟲的天敵要進行保護,通過生態系統的自我更新和完善來加強對病蟲害的治理,減少農藥的使用。針對安徽省農作物容易受
到旱災和水災影響的事實,要積極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對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進行維護,對河道溝渠淤泥進行疏理,提高水庫、湖泊、池塘、溝渠等的蓄水、防洪、泄洪等功能,為農田灌溉和正常生產提供相應的水利基礎設施。在農田改造和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要遵循水文規律,不能隨意更改河道及其走向,充分發揮自然灌溉功能,盡量減少農用排灌柴油機等的使用。
3)繼續提高森林覆蓋率,加強對林業資源的管理、開發和利用,增強農業碳匯功能。根據“千萬畝森林增長工程”實施計劃,到2016年,安徽省新增森林面積1,000萬畝,使森林總面積達到6,700萬畝,森林覆蓋率達到33%。本文認為,在安徽省大力開展植樹造林提高森林覆蓋率的同時,必須同時進行保林、護林工作,減少森林火災等其他方式對森林資源的消耗。對于森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也要采取相應的措施,比如封山育林、對苗木進行定期保護和監測等。適時將已有的林業資源開發,轉化成旅游或者其他生態價值更高的資源進行開發利用。為了解決偏遠地區林業管理人員數量較少、管理不到位的問題,可以在結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林業資源未來收益等情況基礎上,對退耕還林的農戶建立合理的補償機制,同時將部分有參與保林、護林意愿和能力的農戶納入到保林、護林隊伍中,切實保障安徽林業的存量資源,為安徽農業的碳匯功能發揮提供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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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和融合發展理念發展新農業,正確認識世界農產品競爭的挑戰,準確把握我國消費需求發展帶來的機遇,瞄準多樣化需求“大市場”,依托農業生產、生態、生活“大資源”,發展產品生產、文化傳承、休閑養生、科普教育等多功能融合的“大產業”。為此,必須改變傳統和單一的農產品生產型農業發展觀念和思路,按照產業關聯性主動推進融合發展和集群發展,以農業園區建設為增長點,培育一批基于傳統農業基礎的多功能聚合的農業綜合體,建設多產業融合發展的現代農業。應盡快制定適應新形勢下農業供給側結構改革需求和發展目標的考核體系,突出結構優化、突出質量效益、突出產業集群集聚發展、突出區域特色優勢產業培育和農民收人的增長,以新的考核體系引導農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2 完善農業三大體系,提升農業發展內在動力
建設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產業體系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基本要求,也是現代農業發展成敗的關鍵。農業生產體系建設的重點在于建立現代農業生產技術體系、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和品牌認證體系,其中改變農業生產技術、質量和結構是生產體系建設的重點和難點。農業經營體系建設重點是積極培育農業合格經營主體,大力發展生產性龍頭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和經營大戶,以土地流轉的方式,推進土地規模化經營,改革的重點是加快推進建立區域性、帶動力強和有競爭力的合作組織和規模家庭農場,要規范合作社建設,加快推進合作聯社發展。農業產業體系建設,要加快推進產加銷銜接,推動一二三產融合,必須打破現有生產、購貯、加工環節分離獨立的狀況,建立區域同業各環節主體參與的產業聯盟或協會,形成產、貯、加、銷產業合作連接機制,建立適應市場需求的一致行動,構建市場需求變化應對機制。
3 改革調整現有農業發展體制和政策,支持農業融合發展
首先,必須改革當前糧食生產政策,由保障糧食總量安全向保障主糧安全轉變,把非食品用糧種植決策權真正交給生產者。其次,適當調整財政支持政策,尤其是省級農業財政政策,由以支持總量增長為重點向以支持品質效益增長為重點轉變,重點支持農產品標準化生產、農產品品質檢測、“三品一標”認證、農村互聯網及休閑農業發展。再次,調整土地利用政策,應在國家宏觀政策指導下,加大農民在自己承包地上調整農業結構的自主權,尤其對非糧食主產區,應允許農民向高效種養產業調整。對新農村建設騰出的建設用地,應適度向休閑觀光農業傾斜,適度保障農業功能拓展對建設用地的需求。最后,加快改革不適應新形勢下現代農業發展的管理體制,建設以農業管理部門為主導、多部門聯合管理推進機制。
4 調整優化農業科技創新結構,構建適應農業結構調整需求的技術創新支撐體系
適應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需要,主動調整農業科技創新增量結構,在保持現有科技創新優勢的基礎上,著重加強低耗安全節本提質增效技術創新,加強特色資源開發和特色產業發展技術創新,加強適應生態休閑農業發展需求的創意農業技術創新,加強有利于推進資源再利用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生態循環農業技術創新,加強提高農業智能化、信息化水平的綜合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創新,以及農業新材料、新裝備、新設施等物資裝備技術創新,調整優化技術創新供給結構,引導和支撐農業供給側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順利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