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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4-0028-02
合作社是自愿聯合起來的人們通過聯合所有與民主控制的企業來滿足他們共同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的需求與抱負的自治聯合體[1],源于18世紀中后期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英、法等國。中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同類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同類服務的提供者和利用者,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經濟組織。它是營利性的特殊企業法人,產權本質是法人財產權,治理結構是企業法人治理[2]。多年來,學界對其存在狀況、治理結構、婦女參與、發展方向等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討,但以其參與農產品安全公共服務為視角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將對此進行一定的探討。
一、發展現狀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進步農民的集合體,以其成員為主要服務對象,聯合社員的力量共同應對外部競爭,解決農戶分散小生產與大市場的對接問題,幫助社內成員共同地賣東西,共同地買東西,是一種優越的連接農民與市場的組織形式,在促進農民增收、農業增效、農村發展中具有積極作用。近年來,由于政府的倡導、立法的支持以及市場主體的帶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迅速,其活動區域已打破了傳統社區的局限,跨村、跨鄉、跨縣的專業合作社不斷涌現,服務和合作的領域、內容也不斷拓寬、深化,開始由技術合作性向技術經濟合作性升級,其職能也已不僅僅為社內成員提供以農產品或者農業生產技術服務為紐帶的生產資料的購買、農產品的銷售、加工、運輸、貯藏以及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息等服務,而是擴展延伸至公共服務等領域。資料顯示,全國有各種類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15萬多個,加入的農戶達到2 363 萬戶,帶動非社員農戶3 245萬戶,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帶動社員增收幅度比一般農戶高出20%～50%[3]。
二、農產品安全的挑戰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了發展空間和舞臺
農產品是指在農業活動中獲得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及其產品,屬初級產品。近年來,瘦肉精、毒蔬菜、毒大米等農產品安全事件時有出現,因食用有毒有害物質的農產品而引發的人畜中毒,以及對外銷售農產品因農(獸)藥殘留超標被拒收、退貨、停止貿易往來的現象時有發生。國家農業主管部門調查發現問題多是由農業種植、養殖中濫用化肥和農藥不合理施用,農產品中農藥殘留量超標引起的。總結發現,流通到市場上的農產品安全問題主要出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農民科學文化水平不高,沒有完全掌握無公害農產品生產技術,農(獸)藥、飼料添加劑、化肥、激素等使用量大,農產品原材料受到有毒有害物質污染;二是農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由于技術、設備、工藝等使用和管理不當產生的質量問題;三是中國對農產品的安全檢測主要抓產后安全性檢查,忽視“產前―產中”過程的質量監督監測,產前―產中過程主要在農產品原材料的產地,多集中在農村,而農村設立的承擔農產品、農業投入品和產地環境檢測機構和組織少,國家嚴禁的農藥、獸藥不能及時查處,質量監督檢測漏洞;四是食品流通過程中由于管理不當而存在安全問題,如超過保質期等。
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總體上呈現出一種生動活潑的局面,這些都已經成為我們加強和推進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的重要資源。當前,農產品安全的形勢仍然嚴峻,結合各地實際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工作創新仍有很大空間。如果能夠抓住機遇,有可能為未來的公共服務模式貢獻自己的力量。
三、基于三螺旋理論的農產品安全三方互動模式
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農村公共服務需求的日益擴大使政府包辦一切的公共服務體系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非政府組織將成為與政府和市場并行的公共服務供給體之一。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一種農村非政府組織,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組織形式,具有參與農產品安全服務的潛質。
(一)三螺旋理論及其觀點
三螺旋概念最先出現在生物學領域。最早由鮑林和科里提出,華生和克里克對其進行了發展,并因此榮獲諾貝爾獎。隨后,亨利?埃茨科維茲和洛埃特?雷迭斯多夫在其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官產學“三螺旋”理論,用其來分析“大學―產業―政府”之間的互動關系,被學界認為,開創了一個創新研究的新領域、新范式。該理論不刻意強調誰是主體,而是強調產業、學術界和政府的合作關系,強調這些群體的共同利益是給他們所處在其中的社會創造價值[4],政府、大學、產業三方都可以成為動態體系中的領導者、組織者和參與者,每個機構范圍在運行過程中除保持自身的特有作用外,可以“起其他機構范圍的作用”,相互作用,互利互惠,形成彼此重疊三螺旋區域(如圖1)。
(二)農民專業合作社參與農產品安全服務的條件
1.地利人和。農村是農民集中居住區,是農產品產地,更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成長發展的土壤。農村近鄰之間、農民之間、村莊之間經過長期的共同生活,成為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具有特定目標和特定心理特征的群體,形成了一定的農村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源。這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生存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資源,便于動員農民積極參與合作社和各種生產活動,而農民參與專業合作社的經驗和集體行動的成功又在不斷地鞏固和擴大著這種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源,形成了“地利人和”的優勢。
2.便于組織農民培訓,開展農業技術指導。農民文化程度低,對農業新技術、新成果、新信息的理解和使用存在困難、信息化程度相對低,獲取信息和知識的渠道不夠暢通,知識有效性差等問題使得農業生產與國家提出的“發展現代農業”和“綠色農業”存在很大差距。這需要一個組織擔負起對農民進行有目的、持續系統的培訓任務,農民專業合作社是一個理想的選擇。它貼近農村,貼近農民,便于組織專業技術人員對農戶進行技術指導,深入田間地頭進行技術指導,面對面給農民講課,舉辦各種農業實用技術培訓班,向農民提供最新技術和經營信息。
3.便于進行農產品安全檢測服務。農村是農產品原材料的源頭之一,農產品需進行產前、產中、售前檢驗,但農產品檢驗技術手段復雜,成本昂貴,單個農民家庭無法承擔檢驗成本[5]。農村專業合作社可以發揮其規模優勢,開展檢測服務,對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過程進行跟蹤檢測,監督和檢查農村農產品生產、加工、運輸、貯藏等可能出現安全隱患的各個環節,從源頭上將農產品安全危害降到最低。這也符合農民增產增收的終極訴求。
(三)理想中的政府、農民專業合作社、農產品生產經營者三方互動模式
“大學―產業―政府”的三螺旋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研究工具,可借鑒它來分析和構建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新時期參與農產品安全服務中的模式。依靠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自然條件和優勢,建立一個“農民專業合作社―農產品生產經營者―政府”三方相對獨立但又充分互動的三螺旋服務模型具有現實社會意義(如圖2)。農民專業合作社、農產品生產經營者、政府各自獨立的運行,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補充力量,協助開展農產品安全監督檢測。三方對農產品安全進行多種手段并用的綜合性、互惠性監督管理,開展農產品安全服務,并且以持續發展的眼光看,隨著社會民主政治建設進程的加快以及公共關注與科學發展理念的納入,農業經濟的發展對自然、社會環境、資源造成的破壞將越來越多地為人們關注和批判,建立在互惠基礎上的三方互動安全服務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農民專業合作社對農產品安全服務的正面影響,但由于其目的是實現利益最大化,使它不能反映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的負面影響[6]。此時,農產品安全問題的日益增多,社會公眾將越來越多地起監督和約束的作用,確保不損害人類生存環境與健康。社會公眾是受損者,他們必然要維護自身權益,成為農產品安全監管制衡機制的主體之一,“社會公眾―農產品生產經營者―政府”三螺旋理論上會應運而生,從而形成一個“雙三螺旋”模式(如圖3)。
農民專業合作社正處在不斷發展中,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研究其發展問題,只要有利于提高生產力,有助于農民增產增收,都應去嘗試。
參考文獻:
[1]唐宗餛.中國合作社政策與立法導向問題[J].經濟研究參考,2003,(43):2.
[2]趙德成.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人治理結構研究[D].重慶:西南政法大學,2007,(4):19.
[3]孫政才.努力提高依法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工作水平[EB/OL].agri.省略.
[4]曹艷華.基于三螺旋理論的科技成果轉化組織模式研究[J].北京交通大學,2007,(6):15-18.
吳軍（2010）提出要讓飯菜更香更安全，農產品及畜禽產品源頭控制必須更緊更嚴。保障畜禽健康，達到產品安全關鍵在于源頭控制。李中東和房德東（2010）指出要確立有效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控制體系,設定合理的控制范圍,激勵、誘導和規制生產主體，從源頭上解決質量安全，但是監管起來存在難度。王生平和張坤（2010）指出，農產品生產領域是把好食品安全關的第一道關口，是農產品加工與消費的源頭保障，必須確立全程監管的理念，牢牢抓住源頭環節，把生產源頭作為重中之重抓好管好，實現“事前預防”，而不做“事后諸葛”。崔皓和陳發興（2010）指出，農業標準化是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基礎，只有以農業標準化為基礎指導農業生產，才能不斷提高農產品質量，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要使農產品和工業品一樣成為真正的標準化產品，從源頭上才能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靳擁軍（2010）指出，農業生產從源頭到最終產品，都要以標準化為基礎。從目前的研究可以看出，雖然國內的學者都已經意識到實現食品安全必須從源頭治理開始，但是對于如何治理食品安全源頭問題等方面的研究還比較少，尤其是從農產品標準化生產的角度研究食品安全問題。從這些研究中我們依然無法對中國的食品安全源頭治理問題提出較為系統的解決框架。
二、相關理論基礎
（一）食品鏈依照GB/T22000-2006/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體系-食品鏈中各類組織的要求》中對食品鏈的定義：從初級生產直至消費的各環節和操作的順序，涉及食品及其輔料的生產、加工、分銷、貯存和處理。食品鏈中的組織包括：飼料生產者、初級生產者，以及食品生產制造者、運輸和倉儲經營者，零售分包商、餐飲服務與經營者（包括與其密切相關的其他組織，如設備、包裝材料、清潔劑、添加劑和輔料的生產者），也包括相關服務提供者等。因此，食品鏈的源頭主要是農產品的生產和加工環節。
（二）農產品及質量安全農產品：在《農產品質量安全法》中明確界定是指來源于農業的初級產品,即在農業活動中獲得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及其產品,包括食用和非食用兩個方面但在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方面,大家常說的農產品,多指食用農產品,包括鮮活農產品及其直接加工品。[4]農產品質量安全：1996年FAO（聯合國糧農組織）首次提出“質量安全”的概念,即不僅包括食物在數量上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更要在質量上做到要營養全面、安全衛生、無毒無害。
（三）農產品標準化生產模式按照標準要求，對農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后進行全過程的規范和控制，它包括了產地環境標準化、農業投入品標準化、生產管理標準化和產品質量標準化。
（四）HACCP原理HACCP是危害分析關鍵控制點（英文HazardAnalysisCr-iticalControlPoint）的簡稱。它作為一種科學的、系統的方法，應用在從初級生產至最終消費過程中，通過對特定危害及其控制措施進行確定和評價，從而確保食品的安全。HACCP在國際上被認為是控制由食品引起疾病的最經濟的方法，并就此獲得FAO/WHO食品法典委員會（CAC）的認同。它強調企業本身的作用，與一般傳統的監督方法相比較，其重點在于預防而不是依賴于對最終產品的測試。HACCP體系由以下七個原理組成:原理1：進行危害分析。原理2：確定關鍵控制點（CCPs原理3:建立關鍵限值。原理4:建立關鍵控制點(CCPs)的監控系統。原理5:建立糾正措施，以便當監控表明某個特定關鍵控制點（CCP）失控時采用。原理6：建立驗證程序，以確認HACCP體系運行的有效性。原理7：建立有關上述原理及其在應用中的所有程序和記錄的文件系統。
三、應用HACCP原理設計農產品標準化生產模式
（一）農產品標準化生產模式1.種植業產品標準化生產模式（見圖1）2.畜禽業產品標準化生產模式（見圖2）3.漁業產品標準化生產模式（見圖3）
（二）應用HACCP原理設計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標準化生產模式（見圖4）1.農產品質量安全危害分析與確定關鍵控制點依據表1對農產品生產的每個步驟進行危害分析，在進行危害分析時，考慮了下列因素：危害產生的可能性及其影響健康的嚴重性；危害存在的定量和（或）定性評價；相關微生物的存活或繁殖；農產品中產生的毒素、化學或物理因素的產生及其持久性以及導致上述因素的條件。再通過判斷樹———邏輯推理法的應用確定關鍵控制點（CCP）。2.農產品HACCP計劃依據所確定的關鍵控制點制定HACCP計劃（見表2）3.農產品標準化生產根據HACCP計劃，從質量安全的角度分別制定種植業、畜禽業、漁業的產地環境標準、農業投入品標準、生產管理標準和產品質量標準，并按照標準對農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后進行全過程的規范和控制。同時結合農產品生產的特殊性，闡述農產品安全生產所需要的管理方法，根據我國農產品生產技術供給的具體情況，建立農產品生產的標準化體系，從而實現農產品安全，進而實現食品安全。（見圖4）
四、結論
關鍵詞: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系統
一、引言
近年來,由于食用農產品安全危機頻繁發生,特別是瘋牛病、奶粉事件、禽流感事件的發生,嚴重威脅了人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給各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建立一個覆蓋生產、加工、監管、檢測、流通各環節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統顯得尤為重要。
王蕾等從功能層次結構、結構-行為-績效(SCP)兩方面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系統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可追溯系統實施的概念框架;王波等分析了國內外農產品和食品領域可追溯系統的研究現狀,并對我國可追溯系統的建設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閆鳳超等搭建了一種墾區農產品質量追溯信息系統,對系統的設計目標、設計原則以及系統解決方案進行了闡述;譚廣巍等基于ASP動態網頁設計方法開發了有機農產品質量追溯系統。
二、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統設計原則
結合我國的實際國情以及對國內外食用農產品安全追溯信息系統的初步研究,要建立一個優良的安全追溯信息系統需要遵循一定得的原則,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科學系統原則。建立安全追溯信息系統的主要目的是通過現代的信息技術,來保證食用農產品的安全,使食用農產品的安全管理更加科學和有效,所以建立安全追溯信息系統,我們要從整個管理系統出發,遵循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的一般規律,又要從信息收集、加工、傳遞、貯存等工作系統出發,周密地進行系統設計。
第二,經濟效益原則。建立食用農產品的安全追溯信息系統,要花費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應努力做到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效益大、數量多、價值高的信息。
第三,適應性原則。食用農產品的安全追溯信息系統是為了適應、簡便安全管理工作而提出來的,如果所建立的系統不能適應目標的要求,那就沒有任何價值。
第四,標準化原則。應對整個系統進行統一標準的規劃,避免重復建設和浪費。同時還應考慮與其他食用農產品的安全追溯信息系統的結合問題,制定符合國內國外的通用原則和標準。
三、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統框架設計
(一)系統的整體結構
食用農產品的安全追溯信息系統的設計要立足于農產品信息體系,以現有農產品信息網絡框架為依托,在近年來國家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與監督下我國的農產品信息網絡已具有一定的規模,形成了“上下貫通,橫向相連”的網絡體系,國家-省-市-縣四級梯度聯網已趨于完善,信息網絡已經暢通無阻。橫向方面,目前的信息網絡已經可以與大型數據庫、高等院校、專家組織進行有效地合作和聯系。但是這個四級梯度的構架只是延伸到了縣級,沒有將鄉、村、農戶的有關信息錄入系統。因此,如何將四級梯度構架往下進行延伸,即形成國家-省-市-縣-鄉-村-農戶的完整結構,實現信息服務到基層農戶,是目前還需發展完善的環節。
根據我國農產品信息網絡框架與系統功能的要求,食用農產品的安全追溯信息系統的結構應該是一個上下貫通、橫向互聯、協調高效的整體的網絡結構。各個層次之間能夠有效的實現信息資源的共享和整合。而且這個網絡結構應具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能有利于各個企業之間實現信息的交流和整合,降低系統資源的成本,提高整個系統的效率。二是有利于各級政府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互換和共享,以更好地實現各級政府對整個系統的監管和調控的能力。
(二)系統的功能結構
農產品安全追溯是在全程質量監管、產品質量抽檢、產地準出、市場準入、生產記錄檔案、銷售記錄檔案的全面規范管理,建立電子檔案,依托農產品質量安全信息化管理平臺,形成農產品質量安全基礎信息、匯總分析后構成農產品質量追溯系統,查詢消費農產品的質量安全信息,發生農產品安全責任事故,更可直接追溯到責任人,從而分析產品的問題,及時進行召回,從而減少對社會和企業的危害。而根據目前國內外食用農產品的質量安全追溯信息系統的有關研究,一個完善、有效的系統一般應具有以下幾個的基本功能:數據信息管理模塊:主要包括數據信息的導入、導出、備份等;系統管理模塊:系統登錄人員身份認證,系統權限分配等功能;用戶認證模塊:能認證用戶的身份信息,根據用戶的身份信息登錄追溯系統;系統產品認證模塊:凡參與系統的企業的產品,都應有相關的認證信息,該模塊主要負責認證產品信息;信息查詢模塊:能通過電話、手機短信、網絡等方式查詢產品的信息;客戶投訴模塊:記錄客戶反應的信息以及信息的處理狀況;系統的產品召回模塊:根據客戶反映的信息,查詢并分析產品出現的問題環節,召回有問題的農產品。
四、小結
建立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系統,當安全或產品不合格事件發生時,通過快速撤回問題產品,把影響控制到最低點,能有效保護企業的名聲,提高企業的應急能力。此外,通過追溯信息,還可以增加企業產品的附加值,樹立企業品牌。
參考文獻:
1、王蕾,王峰.農產品質量安全可追溯系統有效實施的經濟分析:一個概念框架[J].軟科學,2007(7).
2、王波,王順喜,李軍國,謝靜.農產品和食品領域可追溯系統的研究現狀[J].中國安全科學學報,2007(10).
3、閆鳳超,楊博.墾區農產品質量追溯信息系統研究[J].現代化農業,2009(4).
在現代農業生產過程中，農藥對于農產品的優質和豐產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但是，隨著農藥的使用范圍和總量的不斷擴大，大量有毒物質進入土壤、水體、大氣及生物體內，造成一系列諸如環境污染日趨嚴重、農產品中農藥殘留大大超標和各種疾病增多等等的農藥公害問題。本文針對江西省各類作物土壤中農藥殘留現狀，提出了一系列預防、修復和治理對策。
1江西省各類土壤農藥殘留現狀
1.1水稻田土壤
水稻田的農藥以殺蟲劑和殺菌劑為主。江西省水稻實際種植面積達193.33萬hm2，雙季稻占水稻種植總面積89%，比例全國居首。有記錄的全省水稻田農藥使用量達5725萬kg/年，無記錄的將近100萬kg，年。其中，HCH（六六六）和DDT的用量占了89%，稻米和土壤中均有較多殘留，甚至稻米中殘留高于土壤。
1.2果園土壤
果園中常用除草劑、殺蟲劑和殺菌劑，例如草甘膦、百草枯、樂果、甲基托布津、多菌靈等。截止2014年，江西省實際果園面積達到33.33萬hm2以上，每年農藥使用量達到2000萬kg以上，這些農藥或直接用于土壤，或隨著雨水進入土壤，便成為重要的污染源。
1.3菜園土壤
自從食品安全事件屢屢曝光以后，江西省大力發展安全綠色無公害蔬菜栽培，保證百姓餐桌的安全放心。為了避免在蔬菜生長期間噴藥，栽前對土壤消毒必須徹底，做到無菌無蟲，完全清潔。雖然在保護地蔬菜上可以用到高溫悶棚，但露天蔬菜栽培必須要進行農藥消毒以消滅前茬的蟲卵和細菌，這就導致蔬菜栽培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土壤的農藥污染。
2治理對策
2.1改變生產經營方式，提高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
任何改良土壤的環保措施，都需要政策和組織的帶動。如果土壤的集約化程度達到一定水平，則政令下達之后，所有的措施可以同時到位，提高了土壤農藥殘留治理的實施效率。另外，土地和生產的集約經營直接影響到農產品的質量控制能力，影響到國家有關農產品安全管理政策，如農產品標志管理、農產品安全的追溯和承諾制度的實施效率。
2.2完善土壤農藥殘留標準，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
2.2.1加強農藥殘留檢測技術研究和推廣，充分發揮技術的支撐作用。土壤農藥殘留量檢測是微量或超微量分析，必須采用高靈敏度的檢測器才能實現。尤其是近幾年來，高效農藥品種不斷出現，在農產品和環境中的殘留量很低，對檢測技術要求不斷提高。國際上農藥殘留檢測技術主要有：氣相色譜法（GC），液相色譜法（LC），薄層色譜法（TLC），超臨界流體色譜（SFC），毛細管電泳（CE），生物監測技術，紅外光譜法（IR）。江西省相關環保部門應提高土壤農藥殘留檢測水平，以便于更好地監測土壤農藥殘留現狀，制定不同類型、不同用途土壤的農藥殘留標準，為控制農藥使用決策提供數據參考。
2.2.2健全農產品食品安全法律體系。立足中國國情，與國際標準接軌相結合，認定食品安全行政執法與獨立司法相結合。以行政執法為基礎，以食品安全監管為中心，設計食品安全法律體系。堅持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是融合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刑法和程序法內容的復合型體系。適當加重農產品安全導致事故的處罰力度，逐步完善農產品的質量監督體系。
2.2.3進一步完善農產品農藥殘留檢測監控體系。研制或引用國內外最新農藥殘留檢測技術，提高檢測效率和準確率，加大投入，切實加強蔬菜、水果、五谷雜糧等農藥殘留檢測站的建設和升級換代工作，加大蔬菜批發市場農殘檢測站的建設力度和各學校、企業飯堂等集體農產品供應場所的農殘檢測室的建設力度，以達到關口前移，堵住源頭的目的。
2.2.4完善蔬菜質量安全定點跟蹤和追溯制度。完善系統的監測與評價背景資料是科學制定蔬菜安全管理法規、標準的前提，也是實施“良好農業規范（GAP）”、“良好操作規范（GMP）”和危害分析與關鍵點控制分析（HACCP）等先進的安全控制技術的前提。為此，政府應定期或不定期開展蔬菜產品產地環境的污染水平、污染因子、污染源及其變化趨勢的調研，摸清蔬菜中的農藥殘留以及生物毒素等的污染狀況，對健康危害大而貿易中又十分敏感污染物的污染狀況，應設立定點檢測，加強農業投入品監管力度等。
2.3修復已被污染的土壤
2.3.1利用土壤和根際微生物降解。土壤微生物是生物降解土壤污染的主體，農藥的微生物降解是能夠徹底消除農藥土壤污染的主要途徑。每lg根際土中約含1×109個細菌，l×107個放線菌，l×106個真菌，l×103個原生動物及1×103個藻類。這些微生物分泌的胞外酶有效參與土壤中有毒物的降解，使根際生物系統成為土壤環境中最具活力的子系統。在生產栽培管理中，可以采用免耕法使土壤自動降解，或者施用菌肥改善土壤物理性狀。
2.3.2農藥污染土壤的化學修復。化學修復技術主要是通過化學添加劑清除和降低土壤中的污染物的方法。針對土壤中污染物的特點，選用合適的化學清除劑和合適的方法，利用化學清除劑的物理化學性質及土壤對污染物、化學清除劑的吸附作用等，清除污染物或降低污染物的濃度至安全標準范圍，且所施化學藥劑不對土壤環境系統造成二次污染。
2.3.3物理——化學修復法。土壤真空吸引法（SVE）是一種重要的物理——化學修復方法。它是利用真空泵產生負壓，驅使空氣流過受農藥污染的不飽和土壤孔隙而解吸并夾帶有機成分流向抽取井，并最終于地上處理，對于受揮發性有機農藥污染的土壤的凈化來說，SVE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2.3.4使用土壤農殘降解劑。土壤農殘降解劑可有效清除土壤中殘留的可溶性鹽類等工業污染物，達到修復清潔土壤，消除有機毒物和改善生態環境的目的。
2.4采用綠色植保、農藥減量技術
近年來，江西省為貫徹“公共植保、綠色植保”理念，省植保植檢局在靖安縣香田鎮黃龍村組織建立綠色植保農藥減量示范村。集成示范“三生三誘”等非化學防治技術和科學用藥技術等綠色植保技術。據統計，已在示范村共安裝了30盞太陽能殺蟲燈和500個干式誘捕器，全村農藥用量減少30%，不僅有效控制了二化螟、稻縱卷葉螟、稻飛虱等害蟲，而且大大降低了農藥用量和污染，深受農民朋友歡迎。
2.5增加媒體輿論的透明度，加大宣傳力度
各電視臺可以開設無公害蔬菜、水果、大米的知識講堂，不僅讓消費者學會辨別“有毒”大米和果蔬的方法，而且對蔬菜生產者進行有關農藥安全、科學種植和先進技術的培訓，使“農藥安全、土壤安全、食品安全”這一概念深入人心，并貫穿于整個蔬菜生產過程中，使生產者能夠在高新技術的帶動下科學高效地進行生產。同時，通過反面曝光，鞭笞不道德、不負責任的行為。通過產品推薦，提高無公害蔬菜的知名度，激起消費者的購買欲望，用市場需求帶動農產品質量的提高。
2.6其他農藝措施
禁止使用高毒高殘留農藥，大力推廣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合理安全使用農藥，采取避毒措施；掌握科學的施藥技術，注意安全間隔期；使用客土，翻壓綠肥，增加土壤容量和提高土壤降解能力；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沙摻粘改良沙性土壤，增加土壤對有害物質的吸附能力和吸附量。
關鍵詞 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對策；中國
中圖分類號 TS20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7）01-0257-02
自改革開放至今，隨著社會經濟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我國在解決國人溫飽的基礎上，不斷向小康邁進時，農業生產在食物供給量、食品多樣化及國民營養狀況方面均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因此，筆者從食品安全的田間生產至餐桌全程分析，找出制約農產品安全生產的因素，并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更好地開展好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
1 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因素
1.1 農產品生產環節中的化學工業污染
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盲目使用化肥、農藥，動物在飼養過程中使用添加劑等刺激性物質，過分追求產量，忽視食品安全，造成農畜產品的化學工業污染。比如說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等，飼料中添加性激素、生長激素等，上述這些添加物質都會殘留于動植物食品中，人們攝食這樣的食品以后，便可產生致癌后果和激素樣的作用，引起中毒，重者致死。
1.2 農產品加工、儲存、運輸過程中的添加污染
農產品的儲存、加工、運輸過程中，過量使用添加劑、色素、防腐劑等，長時期使用，導致農畜產品原料變質等，雖然各級部分對農產品質量安全中的各個環節加大了監管力度，但杯水車薪，無法全面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此外，在農畜產品加工、貯存運輸等方面，個體經濟模式普遍存在，對個體經營者而言，其生產設備簡易落后，經營者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比較淡薄，甚至根本沒有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概念和意識，違規使用潛在的致癌添加劑，嚴重影響消費者身心健康等，這均屬于典型的加工、貯藏、運輸過程中的添加污染。
1.3 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機構職能問題
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國的食品監管一直采用分級分段管理為主，各個職能部門之間分工不明確，往往易出現重復執法、爭著監管或者相互推諉、爭著不管等怪現象，給農產品生產經營者提供可乘之機，非法生產或銷售不合格產品，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或安全監管機構因對食品安全工作認識不到位，認為食品中毒是一個慢性中毒的過程，不至于造成生命安全。因此，地方政府或基層機構只不過以應付上級部門工作要求而開展工作，一些政府官員為了彰顯個人政績，保護地方利益，干涉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對造假采取放縱現象，更加滋長了非法生產者和經營者的囂張氣焰，不顧廣大消費者身心健康，只圖謀取一己私利。因此，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的工作，應著眼于提高各級各部門官員意識的基礎上，加大宣傳力度，營造全社會關心支持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氛圍，建設一支高素質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隊伍，本著專業化的理念，公正、實效有序地開展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
1.4 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制度不健全
制約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的開展，同時廣大民眾對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律法規意識淡薄，社會重視程度普遍偏低。因此，建立健全法律法規體系，提高國人農產品安全意識，以《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為基礎，配套建立許多規章制度，形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淘汰滯后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制訂出能與國際接軌、能確保廣大消費者身心健康的農產品生產及檢測標準，把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制度學好、用好在農業生產上。
1.5 農產品經營錯綜復雜，生產環節管理難度大
農產品的標準化生產、經營等流通活動是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作為標準化的生產，則要求生產者具備一定的安全標準化意識，這就要求廣大農業工作者，特別是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者認真探索制定出一套切實可行的農產品安全生產標準。廣泛應用到農業標準化生產上去，廣大農業工作者應在政府等相關行政部門的配合下，對農業生產采取標準化、專一化的統一實施。然而，就我國農業生產的現狀而言，以千家萬戶分散生產和經營為主，生產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缺乏R檔淖櫓管理和龍頭企業，缺少種植大戶的示范帶動，導致我國現階段的農業生產模式錯綜復雜，難以實現標準化、規模化、專業化、系統化的種植，也給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監管帶來了極大的困難，而農產品生產者而言，其生產技術水平普遍偏低，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淡薄，他們為了追求眼前利益，不惜犧牲廣大消費者身心健康而為之，盲目使用國家明令禁止的高毒、高殘留農苗，不合理地采收非安全生產間隔期內的農產品等，也給農產品質量安全帶來極大的隱患[1]。
2 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對策
2.1 加大農產品生產環節上對化學污染的監管力度
作為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不能僅僅是限于加大檢測工作的力度，除了開展相應的檢測以外，應該重點加大源頭治理的力度，堅持標本兼治的原則，從根本上杜絕有毒、有害的化學物質伴隨著農產品的生產過程來影響消費者的身心健康，在規范農產品生產的基礎上，農業執法相關部門切實規范農藥、獸藥、飼料、添加劑的經營和管理，限禁高毒、高殘留農藥的流通，切實從源頭上把握住農產品質量安全，還廣大消費者一個清潔的世界。
2.2 切斷農產品儲存、運輸等過程中的添加污染途徑
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檢驗檢疫體系，以市縣級農產品檢驗檢疫機構建設為重點，輻射到各鄉鎮辦事處，完善基礎設施，樹立監督檢測的權威性和科學性，并規范并強化執法部門的執法管理力度，檢驗檢測機構加大檢測工作力度的同時，為執法部門提供切實有效的數據作為執法依據，形成市、縣、鄉三級聯動的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網，實施對種植、養殖、生產加工、包裝儲藏運輸、銷售等各個環節的全程監管，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2]。
2.3 強化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機構的職能
為了改善在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上存在無序低效的管理問題，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管理機構應該是一支專業而又高效的管理隊伍，而不是由行政部門任人唯親，讓一些非專業人士來管理。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管機構應該指導農產品質量安全檢測機構有序開展工作，整合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監督管理職能，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的工作效率，有效改變在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上的爭著管和爭著不管、相互推諉扯皮的怪圈，形成部門聯合、上下聯系、齊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加強各部門之間的協調配置。為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創造一個健康、高效的工作環境。
2.4 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健全一支專業化的執法隊伍
我國現行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法》及相關的法律法規無法滿足目前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工作的需要，加之相關執法部門執法人員不足等，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執法力度、執法水平上存在著諸多問題。因此，要完善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規體系，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執法隊伍，完善執法設施，保障執法工作順利進行，嚴格執法隊伍管理，提升執法水平，努力開拓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的新局面[3]。
2.5 建設專業化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實現農民自主經營管理
針對目前我國農業生產的現狀，為了整合廣大生產者的生產模式和經營模式，可采取以村為主，建立專業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有效解決分散生產和經營帶來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更好地發展優質高效無公害的現代農業，加快農業標準化進程，最大限度地從源頭上抓好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同時，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應鼓勵、培養龍頭企業的發展，提高示范帶頭作用，規范農產品安全生產，提高農產品質量，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在打造農產品品牌工作的基礎上，形成一批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名優農特產品，保障r產品質量安全[4]。
2.6 加大農產品質量安全的宣傳和整治力度
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是一個長期堅持不懈的過程，各級行政主管部門和業務部門應加大宣傳力度，可以通過廣播、電視等媒體進一步宣傳，使農產品質量安全意識植根于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腦海中，營造時時處處重視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氛圍。同時，加大農產品質量安全整治的力度，嚴厲打擊生產經營假冒劣食品的行為，開展高風險農產品質量安全整治，深化農村農產品質量安全工作，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保障能力，在全社會形成誠信守法的良好生產經營環境，有效構筑農產品質量安全防線，確保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全程無害化。
3 參考文獻
[1] 李厚品，王紫賢，呂磊，等.黔西北山區特色農產品農藥殘留現狀[J].農技服務，2011，28（6）：790-791.
[2] 吳希，吳俊，申流柱.對畢節市農藥殘留問題的思考[J].現代農業科技，2014（10）：150-151.
現行農產品流通體系存在的問題
1.整個農產品流通市場體系缺少“大腦”與“中樞神經系統”，物流與信息流處于原始的自發盲從狀態，流通環節繁瑣眾多，并且處于原始傳統狀態，難以實現農產品資源的科學合理配置，導致無法形成全國統一的大市場。
2.農產品流通的標準化程度非常低，不利于大流通、大市場的形成，一方面由于農產品的標準化程度低，同時也是流通標準化對農產品生產標準化的引導不夠，優質難以實現優價，在我國除了期貨市場上市交割的農產品外，其它農產品的標準化難以展開。另外，工業標準化形成的農產品標準化概念也誤導了中國農產品標準化體系的建立與形成。
3.現在的農產品流通體系未適應建立科學的農產品定價機制的需要。區域市場的割裂，城鄉市場的割裂，不同農產品市場之間的割裂，使消費者與生產者被重重隔開，消費者與生產者無法平等實現對農產品的定價權。一方面，針對從事農產品生產的農民，農產品價格長期受到壓制，農業投資的回報率長期大大低于社會平均水平，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嚴重不足，絕大多數農民的生產還是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為主，而非出于市場化與商業化的滿足社會消費需求，長此以往將嚴重削弱中國農產品安全的基礎。另一方面，針對消費者而言，長期處于CPI通漲的高壓下，中低收入家庭的食品安全遭受威脅，成為中國民生的重大隱患。在此基礎上，農業生產對政府性投入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加，扣除農業稅取消不算，中央財政對農業的投資從2004年的2626億元猛增到2010年8183.4億元，2011年將繼續增加到9884.5億元，折合每噸糧食生產政府投入接近2000元。在這樣脆弱的農業生產基礎上，各產地、各品種無法形成自主定價權，中國農產品整體也無法形成自主的定價權。
4.現在的農產品流通體系無法滿足以定單農業為基礎的農產品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勢農產品產業帶的形成與鞏固的需要。產業帶構成主體的基層政府、農戶積極性難以進一步調動起來，主體間的協作關系沒有建立起來，相互間的惡性競爭日趨激烈；優勢農產品產業帶產品結構與重點產區布局不合理，同構現象嚴重。科技投入嚴重不足，種源質量不高，科研成果轉化和推廣普及不力，準化生產水平較低，直接導致優勢農產品產業帶的農產品科技含量低、競爭力不強；優勢農產品產業帶規劃無序、加工能力分散、加工水平普遍偏低，產業化發育不健康；另外，優勢農產品產業帶發展的政策與支持保障體系不夠完善，缺乏專項性的政策法規，農業財政投資力度不足等等構成農產品產業帶建設遇到的老大難問題。
5.現在的農產品流通體系無法滿足農產品安全供應鏈形成的需要。從地頭，到收購商，到產地集貿市場，到中心批發市場和區域批發市場，再到消費地農貿市場（超市），甚至社區服務店，最終到達消費者家庭，其間的每一個環節，拋開層層加價與損耗不說，每個環節都給質量安全隱患提供了機會，一些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的流通鏈，也會因為市場的變化不斷出現信用危機，直接威脅和破壞安全供應鏈。
當前我國農產品流通體系下,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糧食流通成本高達30%，鮮活農產品流通成本超過60%；同時流通產生的損耗更是驚人，糧食損耗達到15%，水果蔬菜損耗率高達25%；并且全社會商品流轉次數極低，全國平均年度流轉次數僅為3.6次，相當于美國的二十分之一。
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農產品流通創新體系
上海大宗農產品市場憑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優勢，從追求供給方和需求方權利平等出發，以合理配置全國農產品資源為宗旨，以為中國農民創造平等的貿易機會為使命，以建立符合中國農產品流通特征的交易規則為己任，采用互聯網與物聯網和電子商務技術，組織全國農產品生產者、經營者、消費者通過網上直接進行農產品交易，再以全國已經形成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為接點，農貿市場、超市為落點，采用“競價交易（招標、拍賣）、掛牌交易、專場交易、中遠期交易” 多種交易模式，滿足農產品貿易的多層次、多規模、多種類、多變化的需求，成就國家層面的農產品交易中心、信息中心、結算中心、定價中心、資源配置中心。這之中，現代技術與管理是手段，政府依法監督是保障，同時，農產品期貨交易將相得益彰，共同發揮作用，以此為核心構建起中國農產品流通新體系。在新的體系下，當前普遍存在的1、2、3級批發甚至4、5級批發商將被剔除“出局”，他們的形態將在新的體系下發生變化與轉移，向上游靠攏成為“企業+合作社+農戶”的生產型企業組織，向下游成為超市與社區連鎖店，還有轉型成為專業的物流企業。中間許多的經紀人、商販、批發企業、貿易企業將轉型為農產品流通的現代服務業，農產品從生產到消費的環節大大減少，價格形成的公開與透明，交易結算的快捷與安全方便，層層加價與搏弈以及暗箱操作將徹底根除，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對話成為可能，流轉效率大幅度提升。從而進一步推動上游生產形成同盟體，促進現代農業產業化的形成，農產品品牌化成為一種可能，農產品安全程度大幅度提升。
關鍵字：農產品質量安全；農戶；農業企業
近年來，農產品質量安全事故層出不窮，從農田到餐桌農產品供應鏈各節點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許多問題。其中，大多來自于食品供應鏈的前端--農產品生產與流通環節（鐘真，孔祥智，2012）。由于農產品安全生產是保證食品安全的基礎（錢原鉻，趙春江，2011），沒有供應鏈前端的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也無從談起。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必須從生產者源頭進行控制，一旦生產環節出現了農藥殘留超標等安全問題，就會一直延續到餐桌，進而影響消費者的生命安全（周峰，徐翔，2007）。基于此，本文通過對2000-2013年國內相關文獻的研究，試圖從農產品生產者（農戶和農業企業）角度，歸納和梳理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產生因素，以期探尋未來相關研究的方向和重點。
文獻搜集結果
為了全面了解我國的農產品質量安全情況，筆者以相似概念“食品安全”替代了“農產品質量安全”進行搜索（錢永忠，王芳進，2005），以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為入口，檢索了“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優秀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重要報紙全文數據庫”，發現以“食品安全”為“主題”，從1915年到2013年間的文獻共有84580篇。根據這幾個數據庫的“主題”搜索結果，對2000年1月至2013年12月的文獻數量進行了統計，結果如圖1.1所示：
圖1.1 CNKI數據庫中以“食品安全”為“主題”的文獻統計
資料來源：中國知網
可以看到，在2007年之后文獻數量有一個較大幅的增長，數據上從2000年到2007年平均6262篇上漲到2008年的12417篇，這也與2008年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引起的全社會對食品安全的關注有關。2008年之后則較為平穩的增長，數量上并沒有大幅度的波動。
由于本文旨在探討供應鏈生產者（農戶、農業企業）的生產情況及其責任，在文獻檢索上以“2012-2013南大核心期刊目錄”（經濟學和管理學類）為參考標準，同時以“農戶”、“農業企業”分別為“主題”、“關鍵詞”進行搜索，結果多來自中國農村經濟、中國農村觀察、農業經濟問題、管理世界等國內核心期刊。
檢索后發現，進入21世紀以來關于農戶以及農業企業生產的研究數量比較多，如圖1.2所示：以“主題”為“農戶”的搜索為例，可以發現關于該類問題的文獻呈現出連年遞增的情況。2008年為2063篇，2009年為2257篇，2010年為2367篇，2011年為2063篇，2012年為2936篇，2013年為2865篇，但是2000年到2007年8年間平均文獻數量也僅僅為585篇，也可以看出關于食品安全的話題在這個階段仍然沒有引起普遍的聚焦；同樣，關注農業企業的研究，文獻數量從2008年到2012年呈現連年上漲的趨勢。與之相比，關鍵詞檢索的數量少于主題的檢索，但是在基數上也處于較高的水平。因此，縱觀當前國內對于農產品生產者的研究多集中在農戶與農業企業上，本文也從這兩者出發，探究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影響因素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
關于農戶與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文獻主要集中在研究農戶自身的缺陷，包括粗放型生產，規模不經濟，以及缺乏統一有效管理等（尚超，2011）。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與農戶數量過多導致難以控制、質量標準體系存在缺陷有關，但是農戶的質量安全認知程度低、技術文化水平不高則往往是導致質量安全問題的直接原因。具體而言專業化生產程度不足，缺乏有效的規模以及缺乏補貼和培訓是導致農戶安全行為得不到保證的原因。
（一）農業專業化生產
我國當前的農戶生產主要集中于粗放型生產（譚天明，2011），規模不經濟，生產行為較為落后。因此，有必要通過農業產業化組織形式的創新，來提高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羅元青，王家能，2008）。由于傳統農村集體組織在動員、形成專業化生產方面有積極的作用（高春鳳，朱啟臻，2007），但在專業化生產條件下，傳統集體組織很難適應市場要求，這是專業化生產條件下的農民比非專業化條件下農民合作意愿強烈的原因所在。因此，為了提高農民的專業生產能力，鞏固農產品質量安全，在我國農業產業化實踐中，政府應該探索，創新多種組織形式，如合作經濟（中介組織）帶動型、專業市場帶動型、主導性產業帶動型等（羅元青，王家能，2008）。由于經濟學的分工理論只注意了分工和專業化在提高經濟效率方面的作用，但是卻忽略了專業化生產由于資產專用性的增強而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羅必良，劉成香，2008）。因此，進行農業專業化生產也應該選擇縱向一體化的經營形式以減少專業化生產要求的高資產專用性帶來的交易費用，允許和鼓勵農戶建立合作經濟組織，從而使得分散農戶更能獲取有用的信息從而節約信息費用，減少信息的不對稱。
（二）農業生產規模
不同種植規模農戶是否存在效率差異，曾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生產規模的差異所造成的效率的差別也會對農戶的農產品安全生產行為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傳統經濟理論認為，以小農生產為基礎的小規模農業經濟是與現代市場經濟相對立的非效率經濟。一種有影響的觀點從強調農民收益和發展現代農業角度，主張應提高土地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擴大土地的經營規模，實行農地規模經營（任榮華，2007）。但是這種單純擴大規模的做法并不實際，其研究視角主要集中在農戶是否存在規模經濟問題，沒有關注農戶經營是否存在適度規模問題（劉鳳芹，2003）。對于適度規模的控制也不僅僅是縮減農戶的生產規模，陳潔和蘇永玲（2008）通過對“禁牧”這一縮減農業生產規模的行為進行研究后發現農戶的總收入經歷了由降到升的過程，而且禁牧舍飼對農戶種植、養殖產生了影響；同時，項目區內農戶的生產成本逐年增加，純收入有所下降（李新，2006）。成本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農戶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使用不合格的原料進行農產品的初生產，對于農產品質量安全也不利。
（三）其他因素
農業補貼會對農戶的安全生產行為產生影響。近年來，我國政府不斷改革農業補貼方式，加大農業補貼力度，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糧食直接補貼的同時，在糧食主產省區大力實施良種補貼項目。良種補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種糧積極性，提高了政府農業補貼效率（王秀東，王永春，2007），對農戶的安全生產有著積極的影響；此外，道德風險也會對農戶的生產行為產生影響，有機食品生產農戶道德風險發生的比例高達9.03%（張利國，2008），有必要加強監督管理，進行農業生產技術指導來減少這種情況的發生。同時，生產的模式，如農戶與企業的合同也會作用于農戶的生產行為。公司也可以通過與合作社簽訂訂單，利用合作社內部成員之間的互相監督和自我約束，來保證產品的質量和訂單的履行（郭紅東，蔣文華，2007）。
關于農業企業社會責任研究
除了農戶之外，生產環節中另一個重要的利益主體是農業企業。雖然當前國內農戶粗放型生產以及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指導直接導致農產品安全問題（譚天明，2011），但是在“公司+農戶”鏈條中，農業企業充當的角色也不容忽視。以廣東省為例，2011年廣東省農業龍頭企業2403家，帶動農戶達403萬戶，實現農業總產值1640.4億元，占全省實現農業總產值2042.2億元的80.3%。農業企業對農產品質量的要求對農戶起到重要的影響，如果企業沒能履行好帶動農戶的責任以及執行自身的農產品質量安全行為，難以保證農產品的質量安全。
在此基礎上，農業企業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忽視社會責任也導致了自身以及連接農戶的農產品安全問題。農業企業的特殊之處在于生產的農產品直接關系公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姜海洋，2011），并受多種因素影響（汪鳳桂，歐曉明，2013），但是眾多農業企業的表現確差強人意。具體來說，生產商沒有履行好自身的社會責任受到自身和外部的約束：
（一）自身因素
農業企業沒有履行好自身社會責任應該歸咎于自身的運營模式，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責任意識薄弱、信息披露不足。首先，有學者認為農產品質量問題的發生與生產商自身營銷渠道模式相關（王曉鳳，張文勝，2012）。以乳制品為例，我國乳制品銷售渠道分為完全縱向一體化模式和契約一體化模式。由于乳品的兩種營銷模式都難以真正掌握和覆蓋廣大農村地區，這使得小企業和小生產作坊占據著農村市場。相對大型企業擁有較完善的監測系統，小生產作坊和小企業由于各種原因，容易出現質量問題。
其次，對農業企業而言，維持生產農產品質量安全的責任兼具長期的有利性和短期的不利性。長期來看，承擔食品安全責任有助于企業形成良好的信譽，有助于建立消費者信任，而且通過加大對原材料的控制和質量控制技術的投入對提高企業收益有顯著影響（郭宇，龐文添等，2013）。而短期來看，這種責任往往會與企業的盈利發生直接沖突。出于利益最大化，企業在短期內可能不用履行自身提供質量安全產品的責任（趙翠萍，2012）。這也是導致農業企業可能沒有履行社會責任的一個自身因素。
最后，農業企業對于信息披露的不足也是不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現，這里的信息包括了產品安全信息和社會責任信息。古川和安玉發（2012）認為農產品生產商要獲得消費者信任并實現與低質量生產商完全分離，必須披露更多的質量安全信息，同時高質量生產商披露信息對其更加有利。而在社會責任信息方面，由于人們在選擇產品時需要了解農業企業是否具有履行社會責任的意識，而農業企業自身很少或者沒有進行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朱晉偉，李冰欣，2012），這也造成了消費者誤買等現象的出現，從而導致了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的發生。
（二）外部因素
除了農業企業自身存在的因素使其沒有履行好社會責任之外，外界也難以提供有效的監督和管制。具體體現在社會評判機制、市場引導機制、政府干預機制和公眾治理機制的不得當（賀立龍，朱方明，2012）。這也關乎生產要素或權利的歸屬界定不清，資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生產要素或權利得不到最優化的動態調整，以及激勵與懲戒失衡。
是否應該建立積極干預企業市場行為的外部機構規制，長期以來，對這一議題都存在著爭論。雖然傳統規制理論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措施、立法以及行政控制，較好地解決企業沒有履行社會責任的市場失靈問題，但是外部監督并不是每時每刻都是行之有效的。
目前，學術界研究外部因素對于企業監督的主要關注點是外部監督機構與企業市場行為方面，諸如妨礙市場效率的壟斷、合謀、信息壁壘等行為的規制，而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規制并沒有太多的研究（李志強，鄭琴琴，2012）。但是，有少數學者認為外部監督并不能使得企業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孫習明等（2012）在基于“中國到澳大利亞”供應鏈的研究上，發現國家的管制能夠比廠商自身提供更大的約束作用，但是從近幾年發生的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上看，國家的管制卻不盡人意。從企業集群作為研究對象看，更需要充分考慮組織和群體所在的外界環境，特別是企業與企業之間形成的交易網絡以及企業家與企業家之間形成的社會關系網絡（董進才，黃瑋，2012）。周英豪（2009）認為我國對農產品，諸如畜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側重于生產后的控制，很少注意到生產中預防控制的重要性，體現在畜產品標準體系方面就是關于產品質量、檢測方法的標準很多，而關于加工技術規程、衛生規范以及生產中認證的標準很不夠。外部約束的不足同時體現在懲戒、打擊力度不夠嚴上。陶菁和顧慶良（2009）提出企業作為自利的經濟人，其社會責任的形成并不是自發生成的。不能指望自發演進過程提供解決社會群體面臨的所有協調以及沖突問題的方案，實際上它也沒有提供什么方案。要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演化的內在規則得到遵守，就需要外在的強制制度予以激發，政府作為供給外在制度的組織，具有其先天的優勢。因此，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加大監管、增強外部約束，完善監測標準也是激勵生產商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舉措（文曉巍，劉妙玲，2012）。
研究結論與展望
（一）結論
關于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文獻研究為我們更加系統的理解如何進行農產品質量安全的控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綜述，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了當前農產品質量存在的原因，并得出了以下結論：
1.多數學者認為，農戶沒有履行自身責任體現在為了追求利益而沒有注重原材料的質量，但是對于我國來說，這與農業專業化生產水平低，規模不大，監管不足等原因有關；
2.對于企業來說，為了減少成本而生產質量不達標產品，最終可能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使不合格農產品充斥市場的情況出現，給消費者帶來危害。這存在著自身與外部原因：自身原因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責任意識薄弱、信息披露不足；外部因素主要是監管不力等問題。
（二）未來展望
盡管學術界已經對農產品質量安全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但是，仍有一些問題值得后來研究人員的關注和思考：
1.對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的解決過多地集中在企業社會責任和政府監管上，對消費者的安全認知，購買意愿和行為因素等研究較少，深度不足。而且對于消費者認知的研究多集中在超市，代表性有限。因此，未來的研究也應該多涉及代表性更大的農貿市場等。
2.從利益相關者出發，對于建立整個供應鏈的風險防范機制的研究卻比較少，呈現出“個別防范措施較多，整體預警研究較少”的問題，這也難以串聯供應鏈中的各個利益相關者，一旦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對于之后利益相關者的安全也帶來相應的挑戰。后續的研究中，如何重新認識這些主體的本質及其在農產品安全控制中所發揮的作用將是一個必要的工作。
關鍵詞：農產品；電子商務；可追溯
一、引言
近些年食品安全問題頻出，對農產品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因此，可追溯流程管理成為了研究的熱點。目前國內大多數研究停留在對可追溯技術與可追溯技術對線下農產品意義的研究，例如文獻主要研究整個系統的設計與分析；文獻主要研究可追溯在生產中的檢測技術；文獻主要介紹了當前主流的個體標識技術；文獻主要研究系統構架的組成。對于可追溯的意義研究也頗有成果，文獻闡述了可追溯系統對食品安全的意義與整體系統的構建。
近些年來，電子商務行業發展迅猛，而農產品由于其一些特有的性質，一直沒能夠在電商領域有良好的發展。但是隨著物流業的發展，運營模式的轉變，有更多的商家與消費者開始嘗試這一領域。2012年僅淘寶網經營農產品的網店26.06萬家、銷售額達198億元。可是農產品電商發展落后的事實擺在眼前，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進入流通領域的實體農產品的價值總額為2.45萬億元，占當年社會物流總額的1.4%。而可追溯技術并沒有在農產品電子商務中起到應有的作用，沒有將技術的創新與實際應用相結合。隨著科技的發展與運營模式的不斷變化，可追溯概念的出現與技術的創新引領了農產品電子商務運營模式的新一輪創新。
二、當前農產品電商瓶頸分析
據我們對寧波兩家農產品電子商務企業的調查顯示結果如下，就目前兩公司的發現狀況，不容樂觀。七禾有機蔬菜每天僅有200-300單，而且采用會員制銷售的情況下新增會員數量幾乎為0；樂活廚房的用戶數量偏少，其中活躍用戶約占總注冊人數的35%，在電子商務平臺上每天都會接到40到50個訂單，每個訂單的消費金額基本在100元～150元。從寧波具有代表性的農產品電商可以折射出農產品電商這個行業的現在遇到瓶頸。
針對農產品電商遇到的瓶頸現狀，我們特地對消費者群體進行了調查，部分數據顯示如下：
圖1 圖2
圖1結果顯示，顧客對網購農產品的最大的擔心還是在食品安全問題，物流運輸占第二位，這恰恰反映了農產品電商的生產和流通環節是消費者最擔心的也是最容易出問題的環節。消費者存在這樣的疑慮，主要是兩方面原因造成的。
1.商家對農產品質量的不重視
在農產品的生產方面，主要存在產地環境污染、生產主體缺乏培訓、商家道德素質低下等問題。而在在流通方面，農產品完全不能靠普通的物流系統實行，商家們在運輸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配送的成本高、速度慢等。冷鏈配送也在近年來興起，這也受到了農產品電子商務企業的關注，但是企業自己建立冷鏈配送系統成本高，如果交由第三方物流公司運輸，又不能完全確保農產品的安全。
圖2顯示了絕大部分消費者對網購農產品的質量不放心，蔬菜、水產等生鮮農產品保質期不長，經過長途的運輸，質量問題也是消費者最在意的。
倉儲也是對農產品質量的一大考驗，對不同的農產品需要使用不同的儲藏方式，有冷藏、冷凍、干燥或脫水、常溫濕潤等等不同的環境。企業必須保證在交到顧客手中之前，食品的質量是沒有問題的，但也正是儲存過程會頻發安全問題，比如沒有按照規定冷凍導致食品變質，或者冷凍溫度不夠低，新鮮蔬菜沒有在濕潤環境中導致水分流失等等，因此農產品的倉儲也是一大問題。
2.監管不力
政府監督機制是否執行到位對農產品安全有著嚴重影響。中國食品安全體系在法律標準和技術保障等方面存在差距，我國的食品從生產到餐桌的全程監管未能形成緊密的鏈條，尤其對于農產品電子商務這類新新產業而言，監管處于真空期，不法商家容易鉆空子。
三、可追溯系統技術
可追溯性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指能夠追溯食品在生產、加工和流通過程中任何指定階段的能力。因此，對于農產品可追溯系統的關鍵技術的分析也可以從三個環節，即生產環節、加工環節和流通環節著手。
可追溯系統整體框架圖如下所示：
對農產品實行可追溯制度，可以利用現有先進的技術，如環境因素檢測技術實時監測農產品的生長環境；基因分析技術確定產品的來源與成分；質量安全監測技術監測最終商品的保質期、質量、安全狀態；地理空間科學與技術包括了地理信息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GPS）等技術，從生產、加工、存儲、運輸等進行全過程全方位的監控和管理；個體標識技術區分了不同的農產品，需要對所有農產品進行標識，并且這個標識在整條供應鏈中必須保證是唯一、清晰的；數據庫技術整合了所有追溯信息，便于信息的統一管理與查詢，其中包括了十分關鍵的編碼技術，統一編碼是開展追溯的基礎。
四、可追溯系統對農產品電商的創新
1.提升消費者信任度
根據調查問卷分析表示，在網絡上購買農產品時，絕大部分消費者最關心的是農產品的質量問題。農產品電商采用可追溯的農產品管理系統，記錄農產品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到消費者手中的全過程，同時通過網頁終端顯示給消費者。消費者可以看到網購到的農產品的所有信息，提高了對所購產品的信任，從而樂于從網絡上購買農產品。
2.加強監管
對于電商賣家，可追溯的農產品管理系統有益于對農產品安全進行監控。 目前我國的質量安全監測主要采用抽檢的方式，但是農產品種類繁多，在安全標準上也有一定的差異，采用這種方式往往會導致檢查結果不準確不全面，導致近幾年國內農產品農藥、激素過量使用等安全問題的爆發。可追溯系統追蹤農產品生產加工的全過程，可以從根本上監控農產品質量，當出現質量問題時也可以快速追溯尋找到問題環節，及時處理危機，降低成本。
3.減少自身損失
農產品對倉儲與物流要求比較高，不同的農產品需要使用不同的儲藏方式，不同的運輸方式，如何控制好農產品的倉儲物流問題，成為局限現階段農產品電子商務發展的關鍵之一。使用可追溯的農產品管理系統，可以方便電商賣家監控農產品的倉儲運輸。根據文獻 《家畜和畜產品可追溯系統研究進展》報道，我國水果蔬菜在采摘、運輸、儲存等物流環節上的損失率為 25%～30%， 而發達國家的果蔬損失率則控制在 5%以下。如何高效地轉運農產品，對農產品電子商務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可追溯系統能夠記錄農產品生長、采摘、加工、運輸、倉儲、銷售等各個環節的信息，記錄農產品從源頭到終端的所有信息，那么在倉儲調度的過程中能夠清楚地統計流動信息，通過分析農產品銷售的各個渠道以及流量，可以及時準確地對市場做出的預期，從而設計出優化的運輸路線，降低倉儲損耗，加快運轉周期。
4.促進品牌建設
農產品的價格受到農產品市場供需的影響比較大，價格不穩定。可追溯農產品做為一種比較新型的農產品，目前的競爭壓力主要來自價格。通過使用可追溯的農產品管理系統，將安全健康的理念附加到農產品上，讓可追溯農產品形成自己的品牌價值，與一般的農產品差異化，從而有效減少市場價格變動帶來的沖擊。同時可追溯系統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問題，消費者能對產品有更深的了解，在購買的過程中，能夠慢慢地積累起對產品品牌的認知程度，不斷強化的過程中，可溯源的產品對于農產品本身的品牌建設有一定的效用。
5.拓展市場
在國際貿易層面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國家針對于我國技術上的弱點在農產品出口上設置綠色壁壘，經常受到各種打壓。在農產品上增加可追溯技術，從科技上提升農產品的價值，這有助于我們打破綠色壁壘，將我國的農產品銷往海外市場。
五、可追溯農產品電商創新意義
由于農產品電商的特殊性，在生產、流通、儲存、銷售環節中相比其他商品有一定的難度，其主要問題存在于產品的安全問題與標準化問題。全程可追溯系統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消費者在電商網站上購買農產品的疑慮，監督權從第三方交到了消費者自己手中，減少信息不對稱。通過可追溯系統，不僅可以完善農產品生產流通過程，降低損失與運營成本，在種植、流通、貯存、銷售等環節都有重要意義，還能消費者心中樹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為農產品電商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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