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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題】農村改革與發展
【關 鍵 詞】小農經濟/公共產品供給/二元結構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農經濟：“二元均衡”經濟結構的形成和變動趨勢
西方制度經濟理論指出，不同的產權安排會導致不同的制度績效。因此，以制度經濟學理論分析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農業經濟效率時，必須考察特定的產權安排背景。事實上，在經營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國傳統農業所體現出來的特點，與其特有的土地產權制度有著極強的相關性。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為一種不可抑制和逆轉的必然趨勢。兼并者為了從土地資源中獲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擴大土地規模的激勵。在一定的技術生產條件下，他會選擇能夠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結合比例，這與資本主義中企業家行為選擇存在著相似之處，就是以最佳的規模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大土地所有者會根據土地占有的多少，規模的大小（假定技術條件是一定的），來決定租佃或雇傭勞動者的多寡，吸納或滲出農業勞動者，產生如傅筑夫將中國的土地兼并與英國的圈地運動比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農業無產者，使中國的租佃關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夠對租稅進行極端索取，對農民殘酷剝削，農民只有以此作為交換才能與土地相結合，從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鳥一樣無拘無束的無產者”。［1］
這些農業無產者失去生產資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納，就產生了極大的生存危機。由于當時生產力發展的限制，城市工商業不夠發達，農業中產生的相對過剩人口沒有渠道滲出，游離在生產領域邊緣，成為社會動蕩的根源和威脅統治者生存的一個群體。因此，國家就必須擔負起安置流民的責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將國有土地平均分割，給無地農民經營。這就是均田制，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一種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義的土地制度安排。國家將國有土地平均分配給他的編戶齊民，一方面是為了保證穩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稅來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政局穩定和國家安全方面的考慮。當國家使土地承擔起這種農業失業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時，對于人地結合的比例是否為一定技術前提下的最佳規模，可能考慮的就會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馬克思在論述這種小農經濟時說：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2］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不斷擴大的應用。［3］據此，長期在我國史學界就有觀點認為，這是我國傳統農業社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不能發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對現代化進程的阻礙。
近年來開始出現其他角度的分析，認為這樣的經營特點造成了高效的農業，對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繁榮作出了貢獻。趙岡就認為家庭農場是農業生產較合適的經營方式。一來是農業生產所要求的最佳規模不大，二來因農業生產的特性決定的：首先，農業生產工作的監督很難，因此監督費用會比其他產業部門高很多。其次，農業生產周期長，農業耕作的各個環節工作質量無法按規定的標準來逐一檢查，各環節步驟質量的好壞，只能從最后收成的好壞多寡體現。這樣一來，家庭農場因依靠家庭成員而具有可靠的激勵機制，比大規模農業生產要有較大的優勢。這種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經營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發形成的經營方式。國家在為了安置個體家庭分配土地給無地農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襲了這種經營方式。對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將土地租給佃農，尤其是土地規模大時，也同樣體現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經營的特點來。雖然在后期土地經營中出現了雇傭制，但是根據考證對于租佃制或雇傭制的選擇中，雇傭制的替代與土地所有者性質與其土地規模大小雖有一定的相關性，更重要的卻是來源于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認為在中國，土地兼并導致的土地所有權的集中，伴隨的是經營規模的不斷縮小，經營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經濟學家稱之為中國農業經營的“過密化”。這種特色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能長期占據主導地位，是依靠國家的支持實現的，這種支持一方面體現在國家通過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穩定保持土地產權結構和經營方式上，另一方面，在農業領域中國家主動承擔起了具有公共產品性質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水利設施建設等方面的職能，也成為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長期興旺發達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給與小農經濟的保障
1.傳統農業中的技術創新和信息傳播
前文論及土地私有和自由買賣的合法化對農業產生的影響，首先是產生出大量的與土地相脫離的“自由人”。這些人的存在會對政權的穩定帶來嚴重的威脅，更重要的是，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也還難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產品養活過剩人口。因此，一方面為了保證國家政權的穩定安全，“授田與民”來達到“人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的目的，另一方面為了能從產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稅收入，統治者對于能夠提高授田農戶勞動生產率和農業產量的技術創新和推廣十分重視。為此，各朝統治者都不遺余力地鼓勵推廣使用先進的農業技術和新的工具，通過提高土地單位面積的產量來增加總的產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礎上，推廣農業技術和指導農業生產成為了歷朝歷代統治者責無旁貸的職能。
反觀中國農業社會經濟史，農業技術的發明、使用和推廣都深深打上了國家行為的烙印。早在漢武帝的時候，就曾在全國范圍內由政府倡導新技術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廣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區田制），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國推動農業生產方法的轉變，從而在短期內普及了新的技術，并迅速提高了農業產量，使中國農業生產就此走上精耕細作的道路。
國家以完備的層級官僚體制為依托，承擔起技術創新和推廣的主要責任，在客觀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場形成的自發力量。以至于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封建地主政權雖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現的東方專制國家，但在實行重農政策，保護小農經濟時，卻類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在國家干預下的幾次重要的農業耕作工具的發展推廣使用，先進的耕作方法傳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圍之廣，足以證明這種方式對于市場自發形成的傳播機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證的是，在我國傳統農業技術創新和傳播中，最活躍的行為主體是統治者在各區域中對農業生產負責的人，某些朝代稱之為農官。據史料記載，很多當時先進的生產工具、耕作技術的創新也多是來源于他們的聰明才智。他們集農業生產者、技術使用者和租稅收入執行者于一身，既有農業生產的實踐經驗，又兼有國家賦予的提高生產率的職責，是當時最具有創新動力和創新能力，以及傳播動力和傳播能力的行為主體。固然有提高國家收入的意圖，但這種模式對于傳統農業社會的經濟增長有很高的貢獻率。這也可以看作是國家為了換取收入而向在國有土地上勞動者提供的一種服務。
隨著國家經濟控制權力被削弱和侵蝕，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這種技術創新和傳播的信息體系也因之解體了。因此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后期，農業生產技術方面再沒有發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對原有技術體系的細化和完善。相較于國家主導型的技術創新和推廣機制而言，這一階段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值的提高，更多地體現了市場化導向的特征。
2.基本農田水利設施的供給
小農經濟細微的生產組織和廣泛的地理分布不僅帶來了農業生產上技術變革的麻煩，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設施及運輸倉儲等方面產生了先天供給不足的缺陷。對于自然條件不穩定、不平衡的農業大國，為了提高農業生產水平、保障穩定的農業產出和防止因天災引起的農業波動，統治者以其所獲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會提供必須的服務。這類服務的特征是必須有龐大的資金支持，有序的協作、計劃和組織，復雜的技術和相應的大規模的勞動投入，這是國家機器所擁有和擅長的能力，可以憑借整個國家掌握的資源和權力作為支撐。
固然小農個體都可以意識到這類物品的供給對其再生產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質決定，組織一個系統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組織費用、談判、磨擦等等）足以破滅任何一個自發的小農組織下的雄心壯志。因此在初期，這類物品的供給是完全依賴國家意志來實現的。尤其是在各朝發展農業的初期，中央集權的力量最為強大時，往往伴隨著大規模、大投資的水利系統工程的進行。從漢武帝至三國期間，各政權都曾普遍興修水利。這有助于我們觀測國家在對經濟資源控制力比較，對其“編戶齊民”的授田者的經濟效率既承擔后果（獲取所有權收益租金與稅收）又負有責任（經濟增長和社會安定）時，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設施等有穩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長的現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給是以大規模、大系統、大協作、大投入的方式組織起來的，這樣的國家供給部分替代了農戶個體可能需要的投入。對于經濟能力弱小、缺乏應對危機和風險能力的小型家庭農場，提供了較高層次的生產保障，使他們比較容易在現實復雜多變的自然環境下生存。這樣小規模、家庭經營、簡單協作、小投入的生產方式與大規模、系統組織、高度分工協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給相配合，宏觀上減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類供給而帶來的農業生產風險和經濟波動，提高了農業整體產出效率和生產水平；微觀上為小型家庭農業的存在和延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農階層的迅速分化，使小規模的家庭農場在兼并和自由買賣的威脅下，有可能維持最低限度的再生產，降低了自耕農階層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國家機器上精密先進極具現代生產經營特點的系統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細小的家庭農耕方式的簡單生產單位；不同于劉易斯二元經濟中兩部門的劃分和兩者間存在的巨大勢差和隔離，他們都統一在中央集權的農業經濟體系中。這兩個規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結合在一起，創造了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生產的高效率，維護了農業經濟的穩定性。
與技術擴散的特征相類似，我們可看到隨著國家所有的土地的削減，國家“授田于民”的能力喪失，以及由此產生的財政收入的銳減，在傳統農業社會后期（宋后），由政府規劃實施的大型的農田水利設施寥寥無幾。后期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設施的修復與改善。這一時期可數的較大規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災人禍的背景下被動實施的，而且往往因為對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礙而受到相關利益階層、豪強貴族的阻撓，最終半途而廢。對原有水利設施的修修補補就成為這一階段水利建設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和水利環境的破壞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興起與國家權力向地方權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財力資源各方面的轉移和分化直接相關。同國家追求的經濟目標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強對地方農業經濟發展的責任和自身利益極其關注，使區域性、小范圍的水利設施建設既成為必要又成為可能。但與此同時，由于私有權（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強化和國家控制力的減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強任意兼并和圈圍，個體農民自筑騰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為零亂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統始終未得到有效的改變。
這種由于缺乏統一規劃、混亂無序導致的農業基礎設施的破壞，用現代經濟學觀點可以解釋為“個體理性導致的集體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場失靈”。徐浩在解釋為何中國華北農業由先進變為落后，在清代農業勞動生產率呈現出停滯和下降趨勢時，認為農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農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災害，使農民生命財產被破壞，是對農村宏觀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打擊，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農業水平下降，糧食單位產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廬舍難保，水利未興，耕鑿何賴，試觀歷年以來土地之肥瘠，煙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貧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無過于此。”［4 ］但我們也不能小視在這一過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資興起的意義，這是當國家財力有限卻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時，逐漸發展出的一種公私合作的權宜之計。它以給予合作投資個體某種優惠政策為前提，同時投資個體往往也是當地土地所有大戶，當這種合作觸犯到其自身利益時，工程往往就會半途而廢。
由于國家勢力的變動和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變動，這種“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漸縮小的趨勢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隨著這種小農經濟中個體農業經營和國家保障的“二元結構”逐步退出歷史舞臺，體現并加劇了傳統農業經濟及其經營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現代農業技術和生產方式所替代。
參考文獻
［1］傅筑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是“十二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然選擇。雖然與轉變農業增長方式相比，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內涵更為豐富。在農業自然資源剛性約束不斷增強、農業勞動力日益緊缺的形勢下，促進農業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依然是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路徑。而農業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實質就是通過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提升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農業發展過程，簡稱農業集約化發展。因而，深入剖析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在機理及其制約因素，對于正確認識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基本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對于科學制定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相關政策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關農業集約化發展的研究，很早就受到了學者的關注，但長期局限于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經營觀。而從近期研究成果看，學者們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現狀進行了評價、揭示了農業集約化發展中存在問題、提出了農業集約化發展的路徑及相關政策建議［1－5］。但這些研究側重的是各種經驗分析，而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在機理缺乏系統性的理論思考。本文借鑒新古典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從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涵出發，在揭示農業集約化發展內在機理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分析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制約因素，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內涵分析。
由于農業集約化發展是以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為基礎、以農業集約化水平不斷提升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發展過程。因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概念以及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衡量標準的界定，是理解農業集約化發展內涵的前提。而從西方經濟學的經典著作中可以發現，對此存在2種不同的理解。
1。古典經濟學的理解。
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稅賦原理》一書中率先對農業集約化經營與粗放式經營的概念進行了辨析。他認為：同量資本和勞動投入在不同的土地上，就屬于“粗放”的農業耕種方式；而等量資本和勞動投入在同一塊土地上，就屬于“集約”的農業耕種方式［6］。隨后，馬克思以及德國農業經營學派代表人物布林克曼繼承了李嘉圖的觀點 ，并認為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資本或者勞動力”的經營方式［7－8］；據此，農業集約化水平便可以用單位土地面積的資本和勞動力投入量來衡量；而農業集約化發展便可以視為通過在一定面積的土地上集中投入更多的資本或勞動力要素，以不斷提升土地利用率的農業發展過程。
2。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解。
與古典經濟學家把資本積累和勞動力增加視為經濟增長的核心過程不同的是，以Solow、Swan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技術進步才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9－10］。正是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思想，西奧多·W·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提出：改造傳統農業的關鍵是要引入新的現代農業生產要素，而引入新生產要素的過程實際就是農業技術的變化［11］。由此可見，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解，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通過采用現代農業技術來降低土地、勞動力等傳統農業生產要素投入，以全面提高農業生產率的經營方式。農業集約化水平便主要體現農業生產率上，可以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等指標來衡量。農業集約化發展便可以視為通過廣泛采用現代農業技術，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的農業發展過程。
盡管，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發展觀仍然具有現實指導意義，而且仍然被當前許多文獻所沿用；但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發展觀更能反映現代農業的發展趨勢，而且也被許多重要決策文件所認可。
二、農 業 集 約 化 發 展 的 內 在 機理分析。
基于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農業集約化發展是以采用現代農業技術的集約化經營活動為基礎，以農業生產率或集約化水平不斷提升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發展過程。對農業集約化發展的研究，便可從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與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兩個互相關聯的層面展開。這二者的內在聯系是：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是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的前提和基礎；農業集約化水平的提升是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擴散、集約化經營效率不斷改進的結果。
1。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分析。
（1）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的誘因。根據速水佑次郎等的誘致性農業技術變遷理論，可以假設農業生產經營單位是以戶或家庭為主（以下統稱為農戶）［12］。如果某些農產品的市場需求量增加并引發其價格上漲，那么農戶為了獲取更多的農產品銷售收入，必將擴大該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規模。但是生產經營規模的擴大，在生產技術不變的情況下，只能靠增加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投入。而隨著這些生產要素投入的不斷增加，將導致這些生產要素變得更為稀缺，從而反映在要素市場上生產要素價格的上漲，這無疑會促使生產經營成本的快速增加。
因此，為了降低生產經營成本，獲取更多的農產品銷售利潤，農戶會主動尋求可以減少稀缺農業生產要素投入現代農業生產技術。也即是說，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長和農業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變化，將通過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要素的價格，誘導農戶采用節約稀缺生產 要素的現代農業技 術 從 事 集 約 化 經營活動。
（2）農業集約化經營行為的實現。在農戶經營為主的前提假設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便不具備工業企業那樣的自主研發或創新能力，他們從事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所需的現代農業技術就只能夠通過外部獲取。而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正是承擔了農業技術的研發任務，農資廠商則負責將農業技術轉化為可以被農戶使用的農業生產物質資料。當農產品市場需求或農業生產要素稀缺程度的變化誘導農戶去尋求資源節約型農業技術時，農戶便將這種需求反映給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和農資廠商。這些機構在接收到農戶技術需求信息后，便據此開展技術研發和農資生產活動，并最終將所取得的相關成果通過農業技術市場或農資市場提供給農戶。由此，農戶集約化經營所需的現代農業技術便可以獲取，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便得以實現。也即是說，農業集約化經營得以實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農戶、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和農資廠商三者之間的合作互動過程。
2。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機理分析。
由于農業集約化水平的提升是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不斷擴散、集約化經營效率不斷改進的結果。因此，對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機理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以下2個方面：
（1）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機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主要表現為采用現代農業技術的農戶數量的增加。Bass研究指出，技術擴散活動主要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基于大眾傳媒的外部因素；二是基于已采納者與未采納者之間信息交流的內部因素［13］。就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而言，這種外部影響因素主要來自相關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可以從公共利益出發，通過多種路徑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產生積極外部影響。比如：政府農業技術推廣部門通過各種農技推廣培訓活動；政府財政部門通過財政補貼方式激勵農戶采用現代農業技術；政府的公共傳媒通過電視、廣播、網絡等多種渠道對采用現代農業技術進行宣傳等。而農業集約化經活動擴散的內部影響因素，主要來自農業生產經營者之間相互模仿、相互感染。其傳播網絡與傳染病感染網絡具有極大的相似性，可以用傳染病模型對其擴散機理進行理論解釋［14］。根據傳染病模型把某地區農戶劃分為2類，即“感染個體”（已采用技術者）和“易感個體”（未采用技術者）。
在“感染個體”的示范帶動下，“易感個體”對于現代農業技術會逐步由觀望向模仿采用轉變，繼而成為“感染個體”再對其他“易感個體”產生影響。
（2）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改進機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就是采用現代農業技術后，農戶實際農業產出與該技術的理論產出的對比。通常而言，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農戶的實際農業產出會低于理論產出。但是，農戶可以通過對該技術的不斷學習，最終到達熟練并有效利用該技術，從而促進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改進。而舒爾茨認為，對農戶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戶能夠熟練并有效利用現代農業技術的關鍵。人力資本水平越高農戶學會使用農業技術的時間就越短，其集約化經營效率就越高。
Lucas在吸收阿羅“干中學”理論和舒爾茨人力資本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以人力資本積累為核心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他認為，人力資本積累主要來自2個方面，一是通過正規教育獲取的人力資本；二是通過“干中學”獲取的人力資本。而且相對于前者而言，“干中學”獲取的人力 資本 更加重 要［15］。
Foster等則進一步論述了通過“干中學”積累的人力資本對農業技術變化所產生的影響。他們認為，農戶在從事農業生產經營中的人力資本積累主要來自2個方面：一是自身的“干中學”；二是與他人學習交流的“干中學”
［16］。由此可見，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因為農戶在集約化經營過程中，通過自身以及農戶間的“干中學”促進了自身人力資本水平的不斷提升。
三、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的制約因素分析。
1。農業集約化經營中的制約因素分析。
（1）農產品市場需求受限、價格信號失靈難以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產生誘導。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是農業生產者采用現代農業技術從事農業集約化經營的重要誘因。我國農產品市場需求主要受到以下2個方面的限制：一是農產品本身缺乏需求彈性，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對農產品的消費可能出現下降。比如《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顯示，我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糧食消費分別由2000年的82。3kg／人、250。2 kg／人，下 降 到 了2010年 的81。5 kg／人、181。4kg／人。二是根據阿林·楊格分工水平決定市場規模的思想，農村勞動力的非有效轉移，將制約工農產業之間分工水平，從而對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形成限制［17］。這是因為，農村勞動力在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難以享有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與工資待遇，致使其不得不在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之間徘徊。對于這部分農民工而言，其對農產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靠自身的農業生產自給解決，而不是通過市場需求實現，進而對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長形成制約。
農產品市場需求增長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誘導作用主要是通過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信號實現的。在我國工業化進程中，工業資本的積累長期依賴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雖然，近年來國家提出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戰略。但是整個經濟發展已經對廉價農產品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一旦農產品價格上漲將可能導致全面的通貨膨脹。
由于對上述問題的擔憂，國家在對農產品價格在進行保護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控制。這就使得農產品市場價格難以反映真實的市場需求，價格信號由此失靈，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的誘導作用便由此降低。
（2）農戶與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及農資廠商間缺乏有效互動阻礙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實現。農業公共科研部門與農戶的互動缺乏與之相適應的激勵機制。由于現行科研評價制度的缺陷，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技術研發活動對農戶農業生產實際的關注度降低，而對于發表高級別科研論文、申請高級別科研課題的關注度提高。在這種激勵機制下，農業公共科研部門研究成果與農業生產實際存在嚴重的脫節。即一方面存在大量的科研成果難以有效轉化，另一方面農戶對農業技術的需求得不到滿足，農戶的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也就難以實現。
農資廠商與農戶的互動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當前農資廠商在經營過程中把賺取利潤放在首要位置，卻忽視自身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導致對農業生產經營者的服務不到位。農資廠商的市場競爭手段，除了普遍意義上的廣告宣傳外，更多是采用低價劣質策略，而不是靠提升服務質量。由此一方面導致了農業生產者在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中經常受到欺詐而利益受損；另一方面由于農資廠商對農業生產者缺乏必要的技術指導服務，致使農業生產者難以有效掌握新的農業生產技術，進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實現形成制約。
2。農業集約化水平提升中的制約因素分析。
（1）產業集聚度低、合作組織功能弱化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產業集聚度低、生產分散強，增加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難度。
雖然，現有文獻利用省域層面的數據的研究表明，我國農業產業集 聚 度 由1981年 的0。41提 高 到 了2008年的0。66［18］。然而，由于地理條件的差異，對于以丘陵山區地形為主的中西部地區而言，省域層面的農業產業集聚度可能并不能代表其農業生產的集中性。這是因為，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即使省域層面的農業產業集聚度提高，但是省域內部由于地理條件的制約，以及土地流轉存在的障礙，農業生產的分散性仍然較強。農業產業集聚度較低、生產分散性強，無疑會增加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成本，進而對其形成制約。
農民合作組織技術服務功能弱化，不利于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公共部門的技術推廣、財政扶持、媒體宣傳等行為，另一方面則依賴于農業生產經營者之間的相互“感染”。而農民合作組織的蓬勃發展，為農業生產經營者間的相互“感染”提供了很好的載體和平臺。然而，現有研究表明，農民合作組織更多的是為農戶提供農產品市場信息服務，以農業技術服務相對欠缺且服務內容單一，難以滿足農戶的差異化需求［19］。由于農民合作組織技術服務職能的弱化，農戶從事集約化經營活動的相互“感染率”會下降，進而對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形成制約。
（2）農業基礎設施落后、人力資本不足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提升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重要保障。這是因為農業生產使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結合，現代農業技術能夠有效發揮作用需要一定的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與之相適應。近年來，雖然國家對農業基礎設施投資的強度不斷增加，但結構性問題比較突出。
比如，大型水利工程的投資比重較大，而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投入不足；建設性投資比重較大，而農業基礎設施后續維護投入不足。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農業生產急需的農業基礎設施缺乏，或者農業基礎設施不能正常發揮其作用。在農業基礎設施比較欠缺或無法發揮作用的情形下，現代農業技術的使用效果會受到削弱，即相對理論產出而言農戶采用技術的實際產出會更低，從而制約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人力資本投資是農戶熟練掌握現代農業技術提升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內在要求。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農業部門比較效益較低會損害農戶在農業生產領域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這主要表現在2個方面：一是通過接受正規教育提升人力資本的農業勞動力在比較利益的誘導下從農業部門轉向非農產業部門，導致農業人力資本存量縮減；二是各級地方政府對通過非正規教育提升農業勞動力人力資本重視程度不夠，不利于農業生產經營者人力資本的長期積累。在農業人力資本存量不斷縮減和有效積累不足的情形下，農業生產經營者對現代農業技術熟練掌握并有效使用的難度增加，進而制約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農業集約化發展就是通過采用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集約化經營活動，而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或農業集約化水平的農業發展過程。農產品市場需求變化和農業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變化可以誘發農戶開展集約化經營活動，而農戶、農業公共科研部門以及農資企業之間的有效互動又為集約化經營活動的實現提供了保障。隨著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不斷擴散和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不斷改進，農業集約化水平將得以提升，進而促使農業集約化發展。然而，就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而言，農產品市場需求受限、價格信號失靈難以對農業集約化經營產生誘導；農戶與農業公共科研部門及農資廠商間缺乏有效互動阻礙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實現；產業集聚度低、合作組織功能弱化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農業基礎設施落后、人力資本不足制約了農業集約化經營效率的提升。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在推動我國農業集約化發展的過程中，可以得到的政策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切實保護農民工利益促進農業勞動力有效轉移，進而提升農產品市場需求量；并逐步建立農產品價格穩定增長機制，使其能客觀反映農產品市場需求狀況。二是完善農業公共科研部門激勵機制，支持發展民間農業科研組織，促進農戶與農業科研部門有效互動；增強對農資廠商的社會責任監督，嚴厲打擊各種坑農害農行為，提升其對農戶的服務職能。
三是優化省域范圍內的農產品種植布局，提高生產業集聚和專業化程度，增強農民合作組織的技術服務職能，為農業集約化經營活動的擴散創造條件。
四是優化農業基礎設施公共投資結構，增強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和后續維護的投資支出，積極探索民間資本投資機制；建立有效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機制，增強對農戶的職業技術培訓，鼓勵吸引城鎮居民到農村創業，從而提升農業部門人力資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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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自然資源 可持續利用 觀點
農業自然資源,主要是指一切可供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活動所需的自然界存在的物質和能量。它是相對于農業生產的社會資源(如勞動力、資本等)而提出的,并與其一同構成農業生產和經濟活動的兩大物質基礎,即農業資源。對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研究,主要有以下觀點。
1.農業自然資源區劃觀
農業自然資源區劃,就是從區域的角度深入揭示自然資源的區域分布特征、資源利用的空間結構、資源開發利用的潛力和限制因素,從而引導并實現農業自然資源持續利用的空間優化。
事實上,農業自然資源區劃觀點主要是根據比較優勢原理,尤其是稟賦比較優勢理論而提出的。比較優勢原理起源于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后經李嘉圖的發展而形成。再后來,赫克歇爾和俄林進一步發展了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總結成稟賦比較優勢說。該學說認為,不同的商品生產需要不同的生產要素比例,而不同國家或地區擁有不同的生產要素;各國或地區如能集中于生產并出口其相對比較豐富的生產要素所加工的商品,進口自己相對比較稀缺的生產要素所加工的商品,必然會有比較利益的產生。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資源的合理區劃以實現比較優勢,主要就是體現在各地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外移和消費者選擇集的擴張(以交換的可能性為前提),從而實現有限自然資源利用的社會福利的增加。
我國地大物博,農業自然資源總量豐富,但分布及不平衡,而人們的需求卻是多樣的。因此,單純依靠各地自己的生產以滿足當地人們多樣化的需求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需要進行各地區間的協調。而實施農業自然資源區劃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生產的合理地域分工,則是達到區域間協調以滿足人們多樣化需求的有效途徑。在自然資源區劃觀的指導下,羅其友等人(1999)根據資源分布特征,在構建分區指標體系的基礎上,采用聚類分析的方法,將我國農業基本資源可持續利用分為了四個一級區和十四個二級區,并具體分析了各區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模式。這種劃分在當時反映了我國資源的地理分布和利用特征,具有相當的科學合理性。但是,時隔六七年,隨著經濟發展對資源的不斷利用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以上這種分區的合理性已經降低,因此有必要結合目前需要及未來發展趨勢重新進行農業自然資源的區劃。另外,區劃只是反映了資源的空間分布特征和為區域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利用提供了一定依據,但要實現資源的持續利用還應該根據各區內具體的資源特征制定科學合理的開發利用方案。
2.自然資源和環境“閾值”觀
為了描述的方便,此處借用生物經濟學中的“經濟閾值”概念(Stern et al.提出)而使用了“閾值”一詞。一般研究中,通常采用的是自然資源存量的“臨界值”和環境 “容量”兩個更專業的術語。資源是一個寬泛的概念,自然資源從不同角度可以有多種分類。按照資源的可更新(可再生)能力可分為可更新資源與可枯竭資源。“閾值”觀認為,無論是可更新資源還是可枯竭資源,都存在著一個存量上的“臨界值”,對其利用超過這個“臨界值”,則資源就會絕對減少以至完全消失;如果利用率控制在“臨界值”允許的范圍內,則可以實現資源持續不斷的利用。這一“臨界值”對于可更新資源來說,就是維持其自身再生產的最低數量(如生物資源的最低種群數量);對于可枯竭資源而言,則是其潛在儲量被探明和開采的可能性概率或者其可替代資源開發的可能性概率。
對于環境,其“閾值”則是針對其承載能力提出的。環境經濟學認為,環境作為一種資源,本身在向經濟過程提供投入的同時也具有吸納經濟活動的最終產物(即廢物)的功能。經濟活動向環境排放廢物,也就是對環境資源的利用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環境對廢物的吸納能力和其提供資源的能力也有一個最大限度,如果超過這一限度,環境就被破壞(表現為環境惡化、生態失衡)。因此,對于環境的利用同樣不能超過其最大承載能力或環境“容量”。
當前農業自然資源利用過度(如地下水超采)、農業環境破壞嚴峻(如化肥、農藥污染)的形勢,要求我們對資源環境的開發利用不可忽視其“閾值”約束。目前實施的一些環境標準(如各種污染排放標準)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具體資源的“閾值”標準似乎還比較少見,這應該是今后的一項重要工作。尤其在當前人們的資源環保意識還不夠強、僅以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情況下,科學合理地確定出自然資源的“閾值”和環境的最大承載“容量”并強制實施這一標準,或許可以暫時抑制住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破壞。此外,還要說明的是,對自然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利用,并不是指簡單的將開發利用率控制在“閾值”許可范圍內即可,還需要考慮經濟效益。也即是說,要在不損害自然資源自我更新能力和不超過替代資源開發能力的前提下,實現自然資源社會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配置。
3.資源有效利用技術對策觀
人類對農業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開發利用,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技術水平下進行的。某一時期的科學技術水平決定了此時的資源利用方式和生產手段,從而影響并決定了該時期的資源利用狀況。近代農業和現代農業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于科學技術水平低下導致生產方式落后,農業生產力水平不高與人口的急劇膨脹和人類需求的持續增加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從而引發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經營,最終導致了資源與環境的破壞。技術論觀點認為,要解決資源短缺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和人與自然的和諧,主要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
技術進步對農業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作用機理主要體現在:(1)技術進步能提高人類利用農業自然資源的效率和能力。一方面,技術進步可以優化各種農業自然資源在生產利用過程中的結合方式(改變生產函數),使人們通過既定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大的產出,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而節約了資源。表現在等產量曲線上就是,技術進步會使等產量曲線向坐標原點方向移動,表明生產等量的產品只需較少的投入;而表現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就是,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移動,表明以前不能生產的點而現在可以生產(見圖1)。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不斷擴大資源的范疇。技術進步通過改變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改變生產方式),使以往人們難以利用的或不知其用途的農業自然資源逐漸被發現和利用,從而突破了資源供給的限制。(2)技術進步可以提高人力資源的質量,進而影響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技術進步本身是各種人力資本積累的結果,是由勞動者實現的;反過來,技術進步也可以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因為技術進步引起生產工具的不斷變革,從而要求使用和掌握這些生產工具的勞動者接受教育和培訓,提高其素質。高素質的人力資源體現為技能、技術工藝操作水平的提高,認識資源環境的能力及改善、治理環境的技術水平的提高,從而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產生影響。此外,技術進步還會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從而影響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4.結構調整觀
簡單的說,結構調整是對事件或者任務的主次、輕重緩急程度根據實際需要并結合限制條件進行的時間上和空間上的重新安排。將結構調整的觀點應用于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活動,就是要按照市場導向、效益和效率、比較優勢等原則,結合一國或地區的農業資源狀況和技術水平,對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活動進行的統籌安排,從而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的協調發展和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根據調整內容和范圍,可以分為以下主要類型: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結構調整、農業區域結構調整。
農村產業結構調整主要是指對農村經濟構成中第一、二、三次產業的合理配置,是針對廣義的農業而言,對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進行的合理安排。農業結構調整包括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和種植業內部結構的調整,主要是就狹義的農業而言,是指對種植業內部糧食作物、經濟作物、油料作物等的生產比例以及各作物品種安排的調整;農業區域結構調整是從農業生產的空間布局而言的,農業具有鮮明的區域經濟特點,發展農業必須依據各地區地理位置、區域資源和環境、人口素質、市場狀況、區域文化科技狀況等來綜合考慮、綜合安排,這是實現區域資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基礎。
目前,區域間農業結構和農業內部結構趨同,是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要特征,也是有限的農業自然資源利用效率不高、農產品供給結構性過剩、農業比較利益低下、農民增收困難等問題的主要原因。李曉明認為,新一輪的農業結構調整應堅持以下原則:市場導向原則,效益優先原則,發揮區域比較優勢原則,科教興農原則,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原則,政府合理引導、扶持與農民自愿相結合原則。具體實踐中,首先要發揮地區比較優勢,調整農業生產布局,東部地區要注重發展高科技農業和出口創匯農業,中部地區繼續發揮糧食生產的優勢,西部地區抓住大開發的機遇因地制宜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和節水農業;其次,根據市場需求調整農產品結構,提高農產品質量,要注重農產品的優質化和專用化,以增強市場競爭力;再次,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二、三產業,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總之,結構調整的目的就是要將有限的資源用于最需要的生產中,以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產生最大的社會福利。
5.結束語
5.1 對于農業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觀點,還有諸如自然資源價值論與“資產化管理”觀、循環經濟論、資源保護論等,因其內容與這里所討論的幾種觀點本質上并沒有太多區別,因而沒有一一列舉。同樣要說明的是,關于本文的幾種觀點,并沒有見有關文獻明確提出,但它們實際上卻體現于眾多的資源利用研究中,出于更好探討資源持續利用的目的,我們將其進行了總結并概括為以上論點。
[關鍵詞] 傳統農民；現代農民；農業產業化
一、農民行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行為是指行為主體為了滿足自身需要所確定的目標以及為實現這個目標而采取的活動過程。農民的經濟行為，指農民為了滿足自身經濟需要所確定的目標以及為實現這個目標在物質資料生產活動過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動過程（嚴瑞珍，1997）。為了研究農民的經濟行為，嚴瑞珍（1997）將農民分為三類：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民、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農民以及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經過10幾年的發展，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都納入到了商品經濟的范圍內，自然經濟條件下的農民已只占有很小的規模。發達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農民是發展現代農業中所需要的現代農民，但是在我國仍然只占有很小的比例。我國當前農民最主要還是屬于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農民。為了與現代農民進行對比研究，也可將其稱為傳統農民。
由于現代農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農業生產要素投入以資本和科技投入為主，生產工具完全實現了機械化作業，投入品科技含量高（例如，良種、全價配合飼料等）。因此，對現代農民的要求即是：掌握許多專業知識和專門技術，是一批“職業化”的農民，他們既要有專業知識，又要有專門勞動技能，還懂得農場的經營管理。他們是集經營管理、生產示范、技術服務為一體的農村規模化、專業化和產業化經營的新一代勞動者。他們在現代的市場競爭中，是屬于完全的市場經濟行為：具有自主性、趨利性、競爭性、科技性等特征。
而我國的現實是，傳統農民是我國農民的主體，傳統農民的經濟行為通常表現為投資行為上的乏力性和隨意性、生產經營上的局限性和弱質性、市場行為上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以及科技行為上的被動性和狹小性。因此，如何改變傳統農民的行為特征，使其向現代農民轉變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二、農戶經濟行為的特點與影響
我國對于農戶行為的研究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研究的內容包括農戶經營決策行為、農戶投資行為、農戶生產行為等等。總的來看，都是屬于農戶經濟行為的研究范疇。從相關研究來看，農戶經濟行為的特點主要有：農戶經濟行為的雙重性、農戶經營目標的兼業性、農戶生產經營的多樣性、農戶經濟行為的趨同性。
總的來看，農戶的經濟行為與農業產業化之間既有統一性，又有矛盾性（王風蘭，1998）。其特點有的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但大多卻是阻礙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因素。
1.農戶經濟行為的雙重性
農戶經濟行為的雙重性體現在，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并存（韓耀，1995）。因為，農戶是一個生產與消費合一的經濟和社會單位，兼有純粹生產者如現代企業和純粹消費者如城市家庭的雙重特征（康云海，1998）。一方面農戶利用已有的家庭生產要素——土地和勞動力，進行農業生產，首先滿足自我消費，達到小富即安的低水準經濟狀態（王風蘭，1998）。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產發展的進步，市場經濟越來越深入到農村地區，商品性的消費品在農村逐漸增多，農戶為了獲得更多的購買現代消費品的資金，必須要將其農產品更多的在市場上出售，最終供應家庭的商品性消費。這時，農戶經營的內在動力是生活消費商品化。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生活消費需求，農戶將選擇更有競爭性的、比較收益較好的產業進行投資。因此，目前越來越多的農戶正參與到邊際效率相對較高的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康云海，1998）。但是，他們仍不愿把全部資源投入到為賣而進行的商品生產中去。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要保證一定程度的自給自足，又要獲取貨幣收入，取得盡可能多的利潤。這兩部分的份額也因條件的變化而異。當市場風險較小，商品經濟顯示較大利潤時，自給自足的生產就會給擠占，商品生產的份額就會加大；反之，自給自足的份額就會加大，市場經濟就會萎縮，農民的經濟行為就在這兩者之間游移（嚴瑞珍，1997）。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傳統農民雖然不斷的加入到農業產業化的進程中來，但是卻是不穩定的，農業產業化的過程隨時面臨倒退的可能。因為他們不像現代農民完全進行專業化的商品生產，他們的行為動機仍然是自給或半自給，而現代農民的行為動機則是價值增值或利潤獲取。
2.農戶經營目標的兼業性
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兼業農民比例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據統計2001年，我國農戶兼業率已達59.23%（梁謇，2004）。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更高就業待遇，農民為了獲取更高的經濟收入，產生了兼業行為。此外，兼業行為的出現還與農業生產勞動的季節性、我國土地經營規模的超小型、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有著密切的關系。農業生產勞動的季節性與土地經營規模的超小型都造成了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局面，而我國農村尚未建立非農就業社會保障制度，則使得農民保留一部分土地，靠兼營農業作為失業保險的手段。
兼業這種傾向在微觀農戶角度來看，極具合理性，并且與農戶雙重目標相吻合，但從宏觀層面看，卻容易造成農村稀缺資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張廣勝，2000），同時也與農業產業化的方向相矛盾。因為農業產業化實際上是農業專業化的一個過程，要求農戶以專業投資的身份進入產業化過程（康云海，1998）。而開展兼業的農戶由于較小的土地規模，只愿意生產出滿足自身需求的各種農產品，因此并不需要對農業進行過多的投入。這不僅使得農戶經營的商品率低，更不能滿足農業產業化中對專業化、規模化的要求。
因此，有學者提出我國這種資源高度分散型農戶兼業化的模式只能作為我國農戶兼業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過渡模式，最根本的還是要實現以適度規模的主業農戶（由專業農戶和以農業收入為主的兼業農戶構成）為主體的農業經營格局。
3.農戶生產經營多樣化
多數農戶為了確保生產和有效供給，特別是基本食物供給的穩定性。或者說，為了抵擋社會大市場突變的風險，降低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他們在安排農業生產活動時都考慮生產內容的多樣性（康云海，1998）。高新才等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農戶進行多樣性生產經營是為了降低農業生產中遇到的風險，不同的農戶根據承受風險的不同能力會選擇不同的經營組合，這使得我國本來超小規模農業生產更加細碎化，使本來就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更加分散投入，減弱農業生產的能力。
從農業產業化專業化與規模化的要求來看，無疑農戶生產經營的多樣化是與之背道而馳。但是，從農民的勞作能力來看，他們積累和擁有了大量用于日常生活的鄉土知識實踐經驗，對于農業生產的各種品種和環節都有很強的適應性。因此，無論當地選擇了發展何種農業品種，當地農民都能從以往的經驗中很快地開展生產。
4.農戶生產行為的趨同性
林海（2003）認為農民的經濟行為具有很強的趨同性，往往是看到別人選擇某個項目獲利大，就選擇某個項目。這種行為有可能會有兩種結果。一種是，農民盲目跟風、趕潮流，最終導致市場上農產品飽和，造成谷賤傷農的局面。另一種則是在跟風中進行創新，使得當地形成了某農產品專業村，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規模發展的效應，成為開始農業產業化的第一步。但是，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能夠在模仿中創新與提高的很少。大多數情況是隨意的“羊群”行為，缺乏科學性和預見性。這也造成了農民生產行為的短期性，在種植或養殖的農產品品種上經常變化的現象。
總的來看，傳統的農民經濟行為對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存在利弊兩方面的影響，充分抓住特點里有利于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因素，可以將農民經濟行為中的落后因素轉變為有利條件。
三、影響農戶經濟行為的因素
要想利用農戶經濟行為的有利特征，達到改變農戶行為與態度的目的，首先需要了解影響農戶經濟行為的因素。從內外因的角度來看，主要有農民自身態度與外界環境兩方面的因素。從各研究者的研究情況來看，主要可將內因歸為農民對利益與風險博弈的選擇，以及農民的個人能力問題。外因主要體現在國家政策與環境條件對農民的影響，以及信息因素對農民的影響。
1.利益與風險的博弈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作為自主經營的經濟活動主體。提高經濟效益，追求最大利潤是其基本目的。但是農業也是一個典型的風險型產業，面臨自然條件、市場、合同、資金和技術等多種風險。農民的經濟行為往往是利益與風險博弈的結果。詹姆斯·斯科特認為農民經濟的主導動機是“回避風險，安全第一”。利潤越大，往往風險也越大，而農民不愿意冒風險經營，因此往往會選擇風險較小、利潤也較小的經營方式。農民的這種心理導致了農民在生產經營的產品大都數量少、種類多而全。為了規避風險，農戶多傾向于選擇多元化、兼業化的生產經營形式。
2.農民的個人能力
農民的個人能力包括勞動生產技能、信息收集與分析能力、文化水平與傳統價值觀等等。高啟杰（2001）對農民采用新技術新成果的研究中發現，阻礙農民采用新技術的個人要素有傳統的價值觀與信仰、技術水平較低、文化程度不高、經濟狀況落后等原因。徐薇（1998）認為我國農民在傳統的生產技能上具有優勢，但是在專門生產技能（實用先進技術的能力，或者是需要專門學習才能掌握的能力）上呈現較大的差異。目前，我國農村中具有專門生產技能的農民占的比例較小，與農業產業化要求的以高效、優質農產品占領市場很不適應。
王云飛等則從傳統文化的角度，認為傳統文化對農民能力的建構產生了很多的制約因素，這些因素在宏觀方面的表現為：分散性和封閉性，缺少現代管理制度，缺乏現代精神，沒有權利意識等，在微觀上則表現為：社會成員的柔順與固執，質樸與保守，短視語狹隘，惰性與冷漠等等。這些特點都限制了農民適應現代社會能力的發展，當然也影響著農民進入農業產業化的進程。
總的來看，我國農民文化水平低、小農意識濃厚阻礙了農民快速加入農業產業化的過程，同時也限制了農民對自身能力的發展。
3.政策與環境因素
在我國加入WTO后，我國對農業的現行政策主要有三點，號召發展主導產業、生態農業、并全力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從這一點來看，我國的農業產業化進程處在一個極好的政策環境下，這個政策不僅影響到傳統農民的農業生產行為，還使得更多的城市人口關注農業的發展，或者直接加入到發展現代農業的進程中。
而基礎設施的建設作為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硬環境，包括交通、通訊、電力、水利設施等。其優劣情況直接地影響著社區內部農戶的生產活動，基礎設施好的，可促進自然資源優勢的發揮，提高生產率，反之，則抑制生產發展（徐薇，1998）。基礎設施通暢還有利于市場經濟的滲入，以及各種信息的獲取，為農民提供及時的信息資源。
4.信息因素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決策越來越依賴于市場信息和政策信息（張廣勝，2000）。在滿足利益和權力因素的條件下，農戶對外部環境反映與否及速度如何，完全取決于接受信息與否及速度（宋鴻遠，1994）。因此，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保持信息的快捷暢通對農民經營行為有著重要的意義。
耿勁松（2001）對農民信息需求的分析中，認為農民特別需要了解有關的惠農政策，以有效地保護自己；了解農業生產經營的信息，包括市場預測、價格走勢等，以避免生產的盲目性和保持銷售的暢通性；了解農資信息以購到貨真價實的農用生產資料。另外，保持信息的暢通與快捷還有利于農民在與“龍頭”組織的博弈中，保持平等的地位與談判水平。
但是，我國農村大多處于半封閉狀態，特別是西部農村，信息不暢是制約農民增收的原因之一。
四、促進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策略分析
從農民經濟行為的特點與影響因素來看，傳統農民的經濟行為受到農民個人以及外在環境的影響，最終對農業產業化起著一定的阻礙作用。因此，要轉變農民行為需要將傳統農民改造為現代農民，這需要農民自身的努力外，還需要政府、“龍頭”組織等投入與支持。
1.正確認識農民行為在農業產業化中的作用，尊重農民意愿
傳統經濟學認為農民是愚笨的、頑固的，在現代化過程中，他們是改造、限制的對象。但事實上，農戶是最有理性的經營者，他們能充分地應用理性的效用性、創造性和均衡性來確定他們的行為目標（康云海，1998）。因此，要把農戶看成是平等的經營者，尊重他們的選擇，決不能采用強迫欺騙的手段強迫農戶參與到農業產業化經營中來，要讓農戶看到，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能帶來更的效率與利益（王風蘭，1998），通過真正的利益獲得來吸引更多的農民加入到產業化的進程中。
2.政府明確定位，立足服務建設
政府作為國家政策的制定者，已經采取的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國開始了農業產業化的進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民的分化。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政府在農業產業化發展進程中的角色應當是導向、協調和服務，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加以干預。簡小鷹（2010）認為政府應該在三個層次上有所作為，促進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第一，政府要研究和制定農業產業化政策，形成體現地方優勢的特色產業化發展規劃，整合政府、社會和農民的資源，規范農業產業化經營中所有組織和個人的行為；第二，“招才引智”，圍繞農業產業化發展建立高效的人才隊伍；第三，營造同農業產業化運行相適應的社會環境。
具體而言，梁謇（2004）提出政府要加大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就業政策力度、建立農村就業保障制度、完善土地經營權流轉制度，使剩余勞動力可以完全轉移到非農產業，逐漸減少兼業化現象，并給予具有農業經營優勢的主業農戶以政策扶持，促進農業專業化的發展。何偉（2009）則建議完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減少農戶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提高農業信息的傳遞速度。政府還可設立農業風險基金，使從事種養業的農戶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從風險基金中申請一些主動防范資金、補救資金和補償資金（何偉，2009），有利于農民投資風險較大、利潤較高的生產經營行為。林海（2003）認為資金是制約農民經濟行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完善農村金融支持系統，調整對農戶的信貸政策，為農民積極進行生產經營提供保障。康云海（1998）提出應該建立規范農業產業化參與主體的經營制度，主要是完善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法律法規、秉持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則調整各參與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加強合同管理，確保參與主體利益的真正實現。
3.“龍頭”組織讓利農民，建立互信機制
作為“龍頭”組織應充分理解農戶在農業產業化建設初期的經濟行為，具有長遠眼光，從合同意識就注重保障農戶的既得利益，與農戶結成一個較為緊密的聯合體（高新才，2001）。不過，他們同傳統農民的關系模式也不應簡單地定位在利益關系上，對于農業產業化的成功運行以及現代農業的建設，他們更應承擔起對傳統農民的教育功能（簡小鷹，2010）。因此，“龍頭”組織也需要不斷發展和完善自身功能，與農民形成緊密的經濟利益共同體，建立合理的利益機制，肯定農民在農業產業化中的重要地位，才能協調和完善“龍頭”組織與農民的關系。
4.對農民進行分類管理，培育新型農民
新型農民的基本特點是懂技術、會經營、能管理，掌握先進的農業生產力，擁有較強的市場分析和判斷能力，勇于接受農業新思想、新觀念，善于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對農業產業化充滿著實踐的激情與活力（何偉，2009）。但是，由于經濟的發展，我國的農民已經出現分化的局面，不可能按照統一的要求與規格去培訓不同層次的農民。因此，李錄堂（1999）提出了農戶分類管理持續激勵機制。他將農戶按競爭力大小進行分類，并在分類的基礎上實行分級管理。具體而言是由縣農業局管理高級農戶（完全市場化的競爭性農戶）、鄉級機構管理初級農戶（競爭性自給自足式農戶）、村級機構管理中級農戶（半自給半競爭性農戶）。簡小鷹（2010）從其自身對農民的劃分來看，提出了轉移傳統農民、改造兼業農民、教育專業農民和培訓職業農民的建議。不管針對哪種建議都指出了對農民的培訓需要分層次進行，不能按照統一標準進行。
簡小鷹（2010）還提出了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過程中，首先需要對農民的價值觀進行改造，開展有關誠信的教育，構建現代農民所應具有的職業道德。其次才是能力的培養，包括信息能力、談判能力、合作能力、生產技術能力和協調能力等。
5.提高農民組織程度
何偉（2009）提出，在農業產業化經營中，分散的農戶與龍頭企業博弈時，由于雙方實力、資金、信息、組織結構不對稱，農戶始終處于弱勢地位，出現矛盾和糾紛時，最終受損的往往是農戶。如果能夠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合作社、農民協會或股份制合作組織，由合作組織代表入社農戶與公司商談農產品購銷合同，監督公司履約行為，向法院違約公司，就可以節約農戶交易成本，規避公司道德風險，避免由企業單方毀約給農戶造成的經濟損失。
六、研究評述與展望
通過以上對文獻的分析，我國現有對農民行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對傳統農民的行為特征與影響因素分析較為全面；其次，從農民決策行為、投資行為、生產行為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量化的分析，還用到了經濟學模型進行客觀的論證；第三，研究了傳統農民與農業產業化的密切關系，并提出了眾多的解決措施。但是，現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區域。比如，對現代農民農業生產中遇到的困境研究較少，對現代農民的特征描述不清晰，對現代農民的認識還沒有統一的認識與驗證指標。
因此，在農業產業化進程中，還有必要對現代農民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其特征、行為模式以及農業生產需求等，有利于判定傳統農民如何才到達了向現代農民的成功過渡，并制定傳統農民向現代農民轉變的培訓措施與方式，最終順利完成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成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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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兩型農業;農民培養;培養體系
中圖分類號:F323.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8-0052-02
兩型社會指的是“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兩型社會定義于農業,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循環經濟理論,產業鏈延伸理念在農業中的綜合運用。兩型農業要求在農業資源的利用,農業生態環境,農業產業鏈延伸,農業生產率等方面中都充分考慮到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思想。然而在小農經濟模式的影響下,中國農業生產水平總體來說還不是很高,農業發展條件還有待大力改進,農民從思想意識到實際生產活動都與兩型農業的要求相去甚遠。在城鄉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農業成為后發展部門,農民作為農業生產的主體,無疑是兩型農業發展的中堅力量,卻成為飽受歧視的群體。農民要擺脫受歧視的處境就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素質,用兩型農業這一科學的思維與理論指導自身實際行動,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加快追趕現代部門經濟發展的步伐。
一、兩型農業建設對農民素質的新要求
(一)傳統農業中農民的經驗積累是建設兩型農業的寶貴財富
1.精耕細作。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中說:“我們靠精耕細作吃飯,人多一點,還是有飯吃。”中國人口眾多,但耕地稀少,人均耕地為1.4畝,僅相當于世界人均值的1/3,這就注定了中國農業發展難以依靠經濟學上的擴大規模來滿足人們群眾對糧食的需求,但人口眾多既是劣勢,又是優勢,要解決吃飯問題就需要發揮人口優勢,依靠精耕細作來提高農作物的單位產量。
2.把握季節特征。農業季節性特征自農業生產誕生之時便已然存在,中國的24節氣則是通過長期的積累,逐步歸納總結出來的,對指導農業生產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3.選種經驗與病蟲害防治。選種和病蟲害防治直接關系到農作物的收成。傳統農業條件下,科技在種子選育和病蟲害防治方面的貢獻率低,只能依靠傳統的選種經驗來保證農作物的收成。
4.農機具改進。農機具的動力經過了人力、畜力和機械力的變遷,而農具則也經過木制、石制到銅制、鐵制的改進,農民生產方式的改進促進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5.水利建設。傳統農業遺留下來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和農田灌溉工具(如,翻車、筒車、水車)到現在還在造福現代農民。
6.因地制宜。因地制宜是農民智慧的集中體現,包括對土壤土質、地形地貌、氣候條件的把握。
(二)較之傳統農業,兩型農業對農民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思想道德素質。兩型農業的發展需要思想道德素質做指導,一方面按照黨的基本路線和農村政策的要求,學習唯物論和無神論;另一方面努力繁榮農村文化,自覺摒棄傳統觀念和習俗,逐步形成科學、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風尚。
2.科學文化素質。農民科學文化素質與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是正向相關關系。兩型農業中農業技術推廣普及、農業科技成果轉化都需要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作為支撐。
3.經營管理素質。兩型農業生產實質上是循環農業生產。循環農業經濟以“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原則為標志性特征,強調通過“資源―生產―消費―再生資源”的循環流程來實現農業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的最小化及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最大化。因此,兩型農業對農民素質的要求實質上是提高農民的經營管理素質。其具體表現為農民的市場意識、品牌意識、信息接受與反饋能力、熟悉市場經濟規律和運行特點,能夠參與市場競爭,自主創業等。
4.生產技能素質。循環農業生產是把相關的農業資源結合起來進行生產的。因此傳統的農民掌握的單一化的生產技能遠不能達到兩型循環農業生產的要求,而需要農民更大范圍和更深程度的掌握相關的農業生產技能。此外,農民還需要在發展循環農業生產的實踐過程中發揮主觀能動性促進農業資源的結合。
5.民主法治素質。兩型農業中的產業鏈延伸必然涉及到民主與法治問題,亦即農民需要更深層次的增強農民的法制觀念,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這樣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護農民的基本利益。
二、適應兩型農業建設要求的農民培養的主要內容
(一)農業資源節約方面的主要內容
1.自然資源的節約:農業生產中必然所要考慮的自然資源是“光、熱、水、氣、土”,其中,光、熱、氣在生產活動中是很難人為控制的,而耕地資源和水資源的利用很大程度上受到農業生產的影響。在農業自然資源方面,適應自然資源節約要求的農民培養內容是要保持耕地的面積、肥力,節約農業用水,合理規劃區域農業用水。
2.人力資源的節約:農業精耕細作的特性造就了農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中國農業人口眾多,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與農業產值占GDP比例不協調也有部分原因在此。農民從事農業生產除了考慮到人力資源的稀缺性特點還需要考慮到機會成本。因此而衍生出農民培養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如何利用現代的生產方法和生產工具減少農業勞動力的投入;二是農民工非農業技能培訓,這是由于從事農業生產相對于其他產業的報酬率要低,農民通過非農業技能培訓從事非農產業的工作可以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
3.提高農業生產要素利用率:中國農藥、肥料和農業機械的利用率相對于發達國家普遍偏低,由此而產生的損失巨大。農業生產要素的利用率直接關系到農民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要素的利用率能夠為農民節約生產成本,這是符合節約型農業要求的,也是農民培養的重要內容。
4.廢棄物的資源再利用:農業廢棄物主要是秸稈和畜禽糞便。傳統的處理方法焚燒不僅沒有考慮到把秸稈和畜禽糞便作為資源再利用,而且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這不符合兩型農業的發展要求。農民應該改變傳統的處理方式,把農業廢棄物作為資源再利用實現節約增值。
5.能源利用的節約:薪柴是農村的主要能源,直接燃燒造成森林資源的浪費,也不利于保持農村生態環境。因此,在能源利用方面,適應兩型農業建設要求農民培養的內容是合理開發農村當地各種能量資源,積極發展清潔能源。
(二)農業生態環境友好方面的主要內容
1.降低農藥、化肥使用對農業環境的影響:農藥利用是現代農業防蟲治害的主要方法。雖然大自然和農產品加工產業鏈對農藥殘留有一定的凈化作用,但是大自然的凈化功能有限,農產品終究有相當部分是用于直接消費的,從而對人體健康產生的難以估量的影響。化肥的使用能夠提高農業產出,但是過度的使用不僅不能提高農業的產出――過度刺激苗稼,錯過結實期,從而產量減少,而且會造成水體富營養化,影響農村飲用水源水質、土質和養殖業的發展。從兩型農業環境友好方面考慮,農民培養的主要內容不僅是培訓農藥和化肥使用方法,還需要兼顧到農藥、化肥的特性以及使用可能帶來的影響。
2.轉變農業廢棄物處理方式:農業廢棄物中的直接污染物畜禽糞便一方面影響農村村容整潔,另一方面影響空氣質量;而間接污染物秸稈的焚燒煙霧對周圍居民生產和生活造成很大影響,同時也造成大氣污染。因此,要教會農民先進的農業廢棄物處理方式。
3.保護和提高森林覆蓋率:森林覆蓋率是生態環境的重要評價指標,對水土流失面積率、侵蝕模數、溝壑密度和土壤三化(沙化、鹽漬、沙漠化)面積率等農業生態污染評價指標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同時還是農業循環經濟的重要一環。從經濟效益和生態環境兩個方面同時考慮,合理砍伐與栽培才是最優選擇。因此,森林砍伐時期,地點的統籌規劃,經濟林的資源再利用,水土保持都是兩型農業要求下農民培養的重要內容。
三、打造符合兩型農業建設要求的農民知識培養體系
(一)加強農村基礎教育
農村基礎教育需要培育出具有創造力的學生,而不是解題高手,也不是以培育選拔能夠進入大學教育的學生。符合兩型農業建設要求的農民素質真正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的農民,而不是被書本知識束縛的農民。農民思想道德教育最重要的方面是培養農民正確的價值觀和科學的世界觀。沒有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指導去要求農民以可持續發展的思維來進行農業生產根本就是無稽之談。發展兩型農業本身是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的哲學思維的體現。因此,完善農民的知識體系需要發揮哲學的指導作用。
(二)擴展農民職業教育和農民培訓項目的范圍
農民職業教育與培訓通過引入農業資源與生產經濟學,從而把兩型農業這一模式與農業發展的目的結合起來,這構成了兩型農業的要求下農民的知識體系主要框架。生態農業具有符合兩型農業發展要求的特點,一方面要求在生產中只能因勢利導,合理開發資源,而不可只顧一時,竭澤而漁;另一方面,還應控制環境污染,由于大量有毒廢物進入環境,超越了生態系統和生物圈的降解和自凈能力,因而造成毒物積累,損害了人類與其他生物的生活環境。因此需要把農民職業教育與培訓的范圍擴展到生態農業。中國農業之所以成為落后的生產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農業產業鏈不夠完善。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業已經進入產業鏈競爭的時代,注重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增加農產品的附件價值代表著農業發展的未來。在農民知識擴展中,注重農業產業發展也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手段。
(三)注重實踐,創新農民素質培養方式
注重理論聯系實踐,做到工作措施到村、上下聯動到戶、良種良法到田、技術要領到人,確保農民知識培養的質量及實用性。另外,現階段除集中教育之外還可以利用入戶指導,資料發放,手機短信,遠程教育等渠道提高農民素質培養的可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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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產品價格 協整分析 格蘭杰因果檢驗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而處在市場經濟中的農產品價格則是農業的基礎也是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農產品價格的微小波動就會通過市場機制傳輸到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中去，進而關系到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社會的安定。在我國，農民占了很大的比例，農業一直都是制約經濟全面發展的軟肋。在改革開放以前，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的方式以犧牲農業來為工業的發展提供資本原始積累。開放以后，農業市場化社會化，農產品價格市場出現了很大的波動，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后，農業逐步對外開放，特別是金融危機以后，限于自身生產效率、信息的不對稱及生產的季節性，我國農產品市場相繼出現了以“豆你玩”、“姜你軍”、“蒜你狠”、“豬你漲”為代表的漲價現象，這直接曝出我國農業生產體系和供給體系的薄弱及農產品價格市場的諸多漏洞。
因此，合理穩定靈敏高效安全的農產品市場不僅直接關乎著廣大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及“三農問題”的解決，而且也是構建完整健全的農業生產體系、增強我國農業競爭力及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基礎，更是國民經濟平穩健康運行和國家經濟安全的保障。由此可見，新形勢下全面深刻地研究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因素有著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因素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品價格是調配農業資源最為重要的手段，農產品價格的波動直接影響到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為此依據西方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中關于農產品價格的相關理論并結合新形勢下我國和國際農產品市場出現的新變化，從供給、需求、國內、國外角度進行以下六個方面的因素分析。
農產品供給因素。農產品從屬于一般的商品，其價格也要受到供給因素的影響。根據市場經濟中供求定理可知，在需求一定的情況下農產品供給量與其價格成負相關，即供給越多價格越低，供給越少價格越高。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條件要求、農業生產信息不對稱、外界產品和資本的介入及生產的滯后，使得農業自身的供給波動性很大。
國內需求因素。由于農產品是社會經濟運行和人民生活的基礎，所以根據需求定理，在供給一定的情況下需求與價格成正相關，即對農產品需求越大，價格就越高；需求越少，價格就越低，但是限于農產品自身的特殊性，需求在一定時期相對穩定，所以農產品需求彈性相對較低。
農業生產成本因素。農業經濟是實體經濟，必須依靠一定的實體（即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才能進行生產。一般來講，農業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生產資料越多，那么其價值量就會增加，迫使農產品價格上升；反之農產品價格就會下降。
貨幣因素。在市場經濟中，商品流通交換的媒介就是貨幣，貨幣起著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出現通貨膨脹的一個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流通中貨幣量過多，由于農產品強大的需求剛性和生產的特殊性，所以在一定時期，如果流通的貨幣過多即貶值，那么農產品價格就會迅速上升；流通的貨幣過少即升值，農產品價格會下降。
國際農產品價格因素。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一體化世界趨近于一個整體，因而一國經濟不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以我國為例，加入世貿組織后在更大范圍內通過對外貿易來互通有無調劑余缺，但是外國在農業方面依靠高效的勞動生產率和科學的管理方式，使得自身的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很強，強烈沖擊著我國國內農產品市場，隨著國際農產品成為國內農產品供給的替代產品，同時加上匯率的快速傳導，外國農產品價格上漲，我國農產品也會上漲，反之會下跌，這一直在威脅著我國的農產品市場穩定和國家經濟安全。
國際石油價格因素。自從人類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農業也隨之進入了機械化時代，而機械化時代依靠的就是石油，因而此后的農業也被形象地稱之為“石油”，石油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資料，一方面，石油通過影響國際農產品價格進而傳輸作用到國內農產品價格；另一方面，通過石油輸入，特別是我國現在對國際石油依賴性很高，在市場機制下國際石油價格波動很快會影響到國內石油價格，然后國內石油價格再作用影響國內農產品，這樣的雙重途徑，加劇了國內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影響到農業生產和供給安全。
二、變量的選擇及數據處理
（一）變量的選取
由于國內居民食品價格指數涵蓋了糧食蔬菜水果魚類及蛋奶，所以選取它作為農產品價格的代表；考慮到食用油的特殊性即一般與人類日常生活的其他農產品成比例使用，所以選取精制食用油供給量衡量農產品供給量；考慮到在我國現階段工業在我國經濟總量中占據絕對地位，所以用月度工業增加值衡量需求變量；農業生產成本用農產品生產資料價格指數衡量，該指標包括農業生產資料農藥化肥農膜和燃油等；貨幣因素選取廣義貨幣供應量（M2）；國際農產品價格選取國際食品價格指數；國際石油價格指數即布倫特、迪拜和德克薩斯三大國際石油價格的月度平均價格指數。
變量的原始數據取自中經網產業數據庫、銳思數據庫、國家統計數據庫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網站。選取的數據是2005年到2011年的月度時間序列數據，工業增加值、貨幣供應量、食用油供給量、國內食品價格指數、國際石油價格指數、國際食品價格指數和農產品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都轉換成以2005-01為基期的定基數據；由于取用的數據為月度數據，有很強的季節性，先用X-12技術進行季節調整，然后分別取自然對數，以減少波動和異方差，同時可以將非線性關系線性化。經過上述處理后將國內農產品價格、國際農產品價格、國際石油價格、貨幣供應量、農產品供應量、農產品生產資料價格、工業增加值分別縮寫為LDAP、LNAP、LOIL、LM2、LSU、LAMP、LGDP。
（二）平穩性檢驗
首先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LDAP、LAMP、LGDP、LIAP、LM2、LOIL、LSUP的ADF統計量在5%的顯著水平下都是非平穩的。
表1 原序列平穩性檢驗
注：（c，T，d）分別代表所檢驗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
進一步檢驗顯示（表2），一階差分之后各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是平穩的。說明原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可以進行協整檢驗。
表2 差分序列平穩性檢驗
注：（c，T，d）分別代表所檢驗的方程中含有截距，時間趨勢及滯后階數。
三、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協整分析
（一）協整檢驗
由于各序列是同階單整，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法對多變量系統進行向量協整檢驗，最大特征值的檢驗結果見表3。最大特征值檢驗表明存在4個協整關系。協整檢驗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均衡關系。
表3 最大特征值檢驗（Maximun Eigenvalue Test）結果
注：*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示Mackinnon-Haug-Michelin（1999）p值。
（二）格蘭杰因果檢驗
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實質上是檢驗一個變量的滯后變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變量方程中。一個變量如果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后影響，則稱它們具有Granger因果關系。如果序列X是Y的格蘭杰成因，必須滿足如下條件：第一，X應該有助于預測Y，同時Y不應有助于預測X，其原因是如果Y也有助于預測X，那么很可能存在另外一些因素，他們既是引起X變化的原因，也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是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接下來對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表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可以認為變量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特別是LAMP和LGDP對LDAP影響明顯，同時LDAP對剩余變量也有很強的反作用，也可能是因為LDAP是市場價格的基礎，通過通脹預期、市場利率和匯率才傳輸到其他商品價格上，形成連環反應，這進一步說明了政府要穩定物價特別是農產品價格的重要性。
四、研究結論及對策
通過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變量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說明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因素在長期內是均衡的不容忽略，因此，政府在進行調控時既要有所側重又要統籌兼顧雙管齊下。在影響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因素中農產品自身及其滯后期所占權重最大，所以應加大對農業的投入，改變農業的薄弱局面。
在推動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過程中供給和需求是長期影響因素，同時鑒于農產品供給的相對穩定性和需求的剛性，以后政府調控中要加大農業的資金技術投入，保障農產品供給。
貨幣供應量雖然先期為負的效應但是正的滯后期較長，是加劇我國農產品價格波動一個重要的長期因子，央行此時要發揮作用防止流動性過剩。
國際因素也不可以忽視，國際農產品價格傳導期短，隨后呈現負的效應說明我國一方面農產品國際化程度較低，同時政府對農產品價格調控得力快速，國際石油價格影響逐步加強通過兩種途徑加劇農產品波動，這說明伴隨著對外開放的程度，國際因素對我國農業的影響也在無形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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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是農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變革
發展方式本質上是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構成。一種現存發展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具有相對穩定性,但當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突出時,新的生產方式就會產生,它的形成可以是誘致性自然變遷的結果,也可能是強制性變遷的結果。轉變生產方式要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入手,當生產力不適應新的生產關系時,就要提高生產力水平,著眼于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和勞動者狀態的改善,核心是科學技術(還有管理、人的勞動熱情和積極性等)的不斷提高。當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發展時,就要進行生產關系變革,重構生產資料所有形式、勞動者在生產中的地位與關系、產品分配方式,制度是生產關系的具體外在表現,制度變遷體現生產關系的進步。所以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必須以技術和制度的創新為前提。農業作為一個社會傳統而基礎的部門,提供的產品和產業位置處于前端,附加值較低,其發展方式往往被忽視,然而沒有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無法保證整體經濟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
2•轉變農業經濟發展方式才能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首先,農業在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中始終處于基礎性地位。中國是人口大國,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隨著經濟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漸降低,但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基礎地位不會變,農業依然是衣食之源、發展之本。2008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3000美元,這是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分水嶺。美國、西歐各國在進入這個階段后,都注重農業發展方式轉變。而拉美國家在這個階段由于輕視農業農村發展,整個國家由此陷入經濟徘徊、社會動蕩的發展“陷阱”。其次,當前農業經濟發展方式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一是農業資源約束在我國極為突出。我國人均耕地面積為0.093公頃,為世界人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資源只為世界人均水平的25%左右,但我國灌溉水的利用率僅為45%左右。耕地利用率也較低,伴隨城市化,耕地面積在逐漸減少。二是農業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我國化肥使用量占全球30%,而耕地面積只占世界的10%,每年有1500萬噸的廢氮流失到農田之外,污染地下水,使水域生態系統營養化,施用的化肥約一半揮發,形成溫室氣體。三是農產品生產低效。我國農產品生產主要為初級產品,農業深加工與精加工水平低,很難在國際市場上占居優勢[1]131。四是農產品安全成為焦點。我國農業生產中農藥、化肥以及添加劑使用不規范,造成農產品污染,影響居民健康。五是農民的生存狀態呈下降趨勢。農民增收困難,城鄉差距拉大,農民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被邊緣化,難以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3•增長理論說明轉變農業生產方式唯有技術和制度創新
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必須依賴技術和制度創新。這一結論是經濟學不斷探索、日益完善得出的結果。重商主義研究了金銀財富的積累對國民財富增長的貢獻;重農學派研究了農業生產對國民財富增長的貢獻;古典經濟學家關注資本、土地、勞動、制度等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馬克思特別重視科學技術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馬歇爾從教育和人力資本方面研究經濟增長的源泉;熊彼特從創新角度研究經濟增長的推動因素。這些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對以后的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在不同程度上繼承和發展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哈羅德-多馬強調通過投資(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索洛強調各國的長期經濟增長率等于技術進步率,而技術進步作為一種外生因素,其獲得的機會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等同的,因此,各國經濟增長率最終將趨于一致;新增長理論將其研究重點放在了知識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上,突出智力投資,強調知識外溢、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有意識的勞動分工以及研究和開發,將政府作用內生化,從全新的角度論述了經濟增長的根源;新制度經濟學提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創新,特別是產權制度的創新,國家在制度創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通過推行制度創新使產權結構更有效率是實現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總結經濟增長理論發展歷史可以看出,唯有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農業經濟方式轉變的動力。
二、對湖北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判斷
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技術、資源、環境等客觀條件的約束,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經歷四個發展階段:一是經濟自然增長,關注生存階段(從采集漁獵社會、農業社會直至18世紀中葉);二是經濟粗放增長,關注財富階段(從18世紀中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三是經濟集約增長,關注資源環境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到20世紀末);四是經濟和諧增長,關注人的發展階段(20世紀末到現在)[2]94。湖北農業發展仍以財富增長為中心,發展方式為粗放增長,缺乏對人的關懷。
1•湖北農業發展階段:更關注財富增長
第一,自然資源稟賦為湖北農業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條件。湖北位于中國中部、長江中游,土地總面積1859萬公頃。2006年底,全省總人口6050萬人,其中鄉村人口3987萬人。耕地面積320.2萬公頃,其中水田占60%,養殖水面73.33萬公頃。水稻、棉花、油料、蔬菜、水果、生豬等主要農產品總產量均排在全國前列,淡水水產養殖業一直處于全國領先地位。湖北地處南北過渡地帶,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熱同季,四季分明,適宜種養的動植物品種繁多。西北部山區和丘陵地區,分布區域廣闊,具有不同的海拔高度、氣候條件和土壤物質,為湖北發展特色農業創造了優厚的地理環境。湖北農業生產充分利用了資源優勢,擴大農業產量。利用科技創新,脫離資源稟賦優勢的農業產品極少,湖北農業還是在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發展道路。
第二,農業生產資本投入促進農業經濟增長。首先是農業基礎歷史性資本投入較多,湖北是我國重要的農業省份,在改革開放前大興水利時期,國家財政轉移投入相對較大,農村水利設施建設相對完備。改革開放后,農村體制變化,水利設施的重建和維護面臨極大困難,但湖北借助集體經濟和農村統籌提留對農村基礎設施進行改造。2005年中央提出新農村建設以后,加大對農村水、電、路的投入,各級政府大興基礎設施建設,所以農村基礎設施相對完備,生產裝備水平較高。其次,農業生產資料投入比重增加。一項基于湖北省農戶投資抽樣調查顯示,平均每畝總支出為342.21元,種子、化肥、農藥、灌溉分別為51.78元、149.16元、61.06元和14.87元。該項調查研究還表明,湖北農業生產中,資本對勞動力的替代彈性大于1,說明資本在湖北農戶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在提高[3]95。
第三,農業科技為農業經濟增長提供一定支撐。湖北是農業科技大省,農業院校、農業科研院所眾多,農業科教資源擁有量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在中南地區處于領先地位。農業科技力量雄厚,具有較強的原始創新能力,有一支高層次農業科研人才隊伍。農業科研成果數量多,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湖北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在農業生產的每一個環節發揮重要作用。農民的科學熱情不斷提高,認識到科學種田的重要性,學科學、用科學已在成為農民從事生產的自覺行為。在當前一家一戶小規模經營條件下,農村生產業有了一定發展,而這些服務業都有一些技術含量。
第四,農業貿易市場初具規模,促進農產品價值實現。農產品“重、鮮、活”的特征對市場流通有較高的要求。湖北得“中”獨厚,全國主要大都市基本上分布在以省會武漢為圓心的1000公里半徑之內,省內省際公路網、鐵路網、水運網、航空網、管道網四通八達,擁有萬噸級內河港口碼頭211個。武漢等大中城市已成為全國重要的農產品交易中心。各級農貿市場基本建立形成,并在農產品交易中發揮作用。農產品物流日益活躍,為盤活農產品市場發揮積極作用。
2•湖北農業發展方式:粗放有余,集約不強,和諧不足
第一,資源環境的承載力退化,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湖北農業發展依賴的資源環境基礎脆弱。1995年以來,耕地資源不斷減少,共減少耕地31.638萬公頃。農業環境承載力大幅降低,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全省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32.7%,湖泊數量銳減,萬畝以上的湖泊只剩68個;工業廢棄物排放、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及自然災害等導致耕地質量下降。農業抗災害能力減弱。干旱、洪澇、重大病蟲害等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的危害總體呈加重趨勢。農業生產力仍停留在傳統農業水平,農民沒有擺脫“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農業生產方式還是外延式擴大再生產。湖北農業現代化水平的幾項指標大多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農村青壯年、有知識的勞動力外出打工的多,農業勞動力老齡化現象嚴重,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雖然有對知識的渴求,但由于自身學歷低、缺乏學習能力,加上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不健全,基層農技人員缺乏,湖北農業生產難以科學化,更談不上現代化,農業增長主要依靠化肥、農藥等物質要素粗放投入。生產技術決定產品質量,生產技術落后導致農產品質量差,達不到國際標準,難以形成國際品牌。
第二,農業基礎設施亟待進一步加強。農業基礎設施是農業發展的生命,發達國家農業步入設施農業階段,農業生產走上設施化、科技化之路。湖北農田水利、鄉村道路等基礎設施落后的問題仍然存在,特別是現有的中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大多修建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年久失修、設備老化,已不能適應排澇抗旱的需要。由于農村經濟發展資金短缺和組織引導不力,農業生態環境整治、農業科技創新和農技推廣體系、農產品技術質量安全標準和檢驗檢測體系、農政執法體系、農業信息體系、農產品市場等基礎性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導致湖北抗御自然災難的能力不強,農產品的利潤率缺乏應有的吸引力,農業和農村投資環境不樂觀,農業內部積累資金包括外來資金流向農業生產的資金轉化率偏低,用于農業擴大再生產的資金極為有限,從而使湖北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出現惡性循環。
第三,農業科技轉化、應用和推廣滯后。雖然許多科技統計指標在全國名列前茅,但由于成果轉化不夠,農業生產科技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湖北農業和農村非農產業的生產組織形式未有重大突破,生產規模小和分散經營,導致農業產業利潤率低,機構投資者對農業進行科技投入的熱情低,農業科研人員得到的回報有限,從而使農業投資與科研轉化受到影響。加上農民素質不高,傳統的生產方式導致農民收入在低位徘徊,用于農業科技投入和再生產投入的資金有限。農業發展要依靠一批思想開放的高素質農民與能夠發揮其特長及知識技術價值的市場經濟環境。但農村大量勞動力(包括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大多流向了城市。加上一些傳統思想,如農業靠天吃飯、消費保守、缺乏冒險精神等也使得農業科技水平低。
第四,經營規模細分化,組織化程度低。曾帶來湖北農業高速增長,但耕地分塊降低了農業生產效率,一家一戶的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商品量少、效益低下,促成了小而全自然經濟的自發維持,難以實現專業化和規模化。特別是1998年后湖北農業步入回落軌道,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生產方式自身局限性顯現,農民難以持續增收,更無力承擔起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重任。發達國家農業發展經驗表明,擴大農業經營規模,走組織化道路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出路。農業生產組織化能降低農業生產成本,但當前我國農業合作組織法律地位不明確,內部治理不規范,影響了湖北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穩定發展。加上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綜合素質不高,人心不齊,農業合作組織難以建立,即使形式上建立起來,但組織章程不明晰,合作組織工作人員和會員的素質不高,合作組織不能較好發揮其作用。
三、轉變湖北農業經濟發展方式的創新選擇
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就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創新過程,是農業生產力和農業生產關系的重新調整。目標在于農業增長要由追求數量向注重質量效益的提高轉變,農業效益要由追求經濟效益向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轉變;農業功能要由單一食品保障、原料供給向生態保護、觀光休閑、文化傳承等多種功能轉變;還要實現農村環境的改善,農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增進。
1•提高農業技術水平,促進湖北農業生產力進步
第一,加強農業科學技術研究與推廣。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創新是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的動力源泉。研究普及節本增效、保護性栽培、反季節生產、高效特種栽培、養殖和優化動植物品質、資源綜合利用、轉基因等技術;利用生物技術加快農作物育種技術及新品種選育,突破節能、節水、節地、節肥、節藥和循環利用關鍵技術,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加強校地合作,充分發揮湖北農業科研院所作用,促成農業產學研聯盟。創造人才成長環境,農業研究機構、研究人員要做研究,培養一批湖北的“袁隆平”。加快農業技術推廣與普及,改變鄉鎮綜合改革中弱化農技推廣機構的做法,推廣農業服務社會化,加強政府的指導和政府投入。認真組織農民培訓,為發展現代農業提供智力支撐。農民是農業生產的實踐者,只有他們才能把農業科技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各級政府要準確領會中央有關農民培訓政策,合理使用農民培訓資金,努力培育新型農民。
第二,加強農業設施建設,構建設施農業框架。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做到旱澇保收,湖北江河系統發達,水資源相對豐富,但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第二、三產業與農業爭水的現象嚴重。從協調區域發展出發,我國啟動了南水北調工程,湖北水資源將在全國進行二次分配。從環境保護出發,人們對水資源從數量到質量的保護意識加強,也要求人們節約用水、科學用水,所以水資源對于湖北仍然珍貴。減少渠灌,引入噴灌、滴灌技術勢在必行。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為農業規模化經營作準備,即使在分戶經營情況下,也可以實現農業服務的規模化。發達國家農業已經走上設施農業之路,正在日益擺脫土地等自然資源對農業的約束,中國農業資源稀缺問題也能通過設施農業來解決。加強農業機械裝備建設,湖北的城市化必然減少農業人口,減少農村勞動力,資本對勞動的替代成為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機械對人畜力替代是農業資本深化的前提。
第三,發展生態農業、循環農業。農業科技創新既要考慮當前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又要考慮跨期與代際之間的利益均衡。一是為生態農業發展提供技術。育種技術不應只考慮產量,還要考慮抗蟲害能力,生長期間對自然資料的消耗,與周邊生物之間的關系。加強農作物生長特性研究,把握其生長規律及其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關注農作物對土地肥力的影響、二氧化碳的排放、對地下水的消耗等,選擇合理的管理措施,對農作物生長進行監控,減少農藥和化肥施用量,進行無公害作業。進行生物防蟲研究,利用生物食物鏈和生物捕蟲方法解決病蟲害問題。二是研究循環農業發展方式,通過循環利用改變傳統農業高排放、高污染、高廢物丟棄現象,研究生物秸桿能源利用,研究農村動物糞便再利用,利用生物食物鏈進行農業產業化生產。
第四,打造現代農業產業體系。農業發展依靠完善的產業體系,徹底改變“農業即糧食、農業即種養業”的觀念,關注農業的多功能性,完善農業產業鏈條,建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一要積極培育農業主導產業。湖北應以高檔稻米、優質養殖、特色農業作為主導產業,逐步擴大經營規模,提高產品檔次,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建設與主導產業協調發展的特色農產品產業,圍繞產業抓大戶,帶群體、上規模。二要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在農產品基地附近就地加工,提高農產品附加值,降低農產品交易運輸費用、貯藏保管費用,提高農產品商品化率。三要發展農村現代服務業,建立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業,拉長農業產業鏈條,調整農村第一、二、三產業比重,優化農村經濟結構,加快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既要重生產,又要重流通,讓農民從流通中增收,促進農村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
2•改善農業生產關系,促進農業制度創新
第一,進行農業服務創新。農業服務創新能為湖北農業現代化搭橋鋪路,農業現代化以規模化為其主要特征,面對當前農業小塊經營現狀,要建立相應的產業服務體系,以市場手段解決個性化需要、效率與服務機制持續發展的問題,用專業化降低農業生產風險。建立和完善融資、物資、科技、信息、營銷等多方面服務體系,將分散、互不聯系小農戶的個別生產和經營活動轉變成為農業生產、加工、流通一體化、工業化生產體系。大力發展各類農村中介服務組織,全面提高農民進入國內外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加強政府引導,社會組建服務性公司。建設農業服務公司,配備專業技術人員,實時實地開展農業服務,設立農機部、農資部和植保部,進行農作物病蟲害專業防控,提高實用性特色農機服務和育秧育苗、代耕代管服務。將農業服務公司的專業性與規模經營的程度相結合,為農民土地流轉和流轉后規模經營創造有利條件。
關鍵詞：農業補貼；農業保險；動因；供給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5年8月3日
農業生產活動面臨著種類繁多、頻率極高的自然風險，而我國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仍不完善，大量土地仍然分散的由單個家庭進行經營。而單個農戶根本沒有能力抵御自然災害帶來的風險和損失，而種植業和畜牧業又是農戶們賴以生存的收入來源，所以為了穩定農業生產活動、保障農民生活穩定，必須不斷發展農業保險。
自從20世紀80年代我國開始恢復農業保險的業務以來，各大保險公司都認為我國的農業保險具有巨大的市場和龐大的利潤，紛紛踏足農業保險產品開發設計。可實際上，農業保險發展到90年代中期，各個保險公司發現它們不僅沒有在農業保險領域獲得巨大的利潤，反而虧損嚴重。緊接著，各大商業保險公司紛紛選擇了退出農業保險的經營開發，農業保險的業務量和險種急劇下降。我們農業保險遇到的困境和我國農業保險缺乏政府的財政支持具有直接的關系，那時我國既沒有相應的農業保險立法支持，也缺乏政策性農業保險組織的引導和管理。21世紀以來，我國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業保險的補貼，引導保險公司對農業產品進行設計開發，我國的農業保險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本文即是針對農業保險的財政補貼問題進行研究探討，希望梳理財政補貼的作用和功能，為農業保險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一、農業保險概述
一般意義上，我們認為農業保險是針對農業生產的保險業務，即由保險公司生產相應的保險產品供農業生產經營者進行風險分攤，建立農業保險基金，對被保險人在農業生產活動中遭受的損失給予約定范圍內的經濟補償的一種方式。這一認知是把農業保險歸入了商業保險的內涵中，而首都經貿大學的庹國柱教授則認為：“農業保險實際上并不是商業保險品種，而是政策性保險。農業保險不應該也不可能包攬農村的一切風險，應該和商業保險、社會保障、政府救災等措施一起發揮對農村居民的保障作用”。農業保險在實質上應該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是政府對農業風險的一種保障措施，是政府對農業的凈投入，為了支持農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政策工具。
農業保險在保障農業生產穩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首先，農業保險可以提升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農業生產的最大特點就是受自然條件限制比較明顯，自然條件直接決定了農業生產的成果大小，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農業再生產的進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通過建立保險基金，以保險的形式抵御自然災害帶來的不穩定性，提高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其次，農業保險可以保證農民收入來源的穩定性。廣大農民可以通過購買保險將農業生產的風險轉嫁給保險人，從而使自己免受農業自身風險巨大的影響；最后，農業保險可以保障農村金融體系高效穩定的發展。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很多資金是由農業銀行或者農村信用合作社提供的，如果農業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這些金融機構將面臨巨大的風險。如果農戶購買了保險，當農民遭受經濟損失時，資金將由保險公司進行補償，這樣可以保證農村金融機構運行的穩定性。
二、財政補貼農業保險經濟學分析
農業產品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征，包括了很大的外部效應和一定的非排他性。從農業保險的作用上看，農業保險是利益外溢的，其表現的實質便是“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農業是一國經濟之根本，只有通過農業保險保障農業生產的順利、穩定的運轉，才能過保證農業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和國民經濟的穩定。所以，農業保險雖然僅僅面向的是農業生產，但影響的卻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所以認為它具有利益外溢特征的準公共產品。從農業保障的角度看，農業保險具有非排他性。雖然，從購買保險的直接層面上看，保險購買行為是排他的，只有投保者可以享受保險賠付的權利。但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保險公司經常為了降低農業風險而采取措施，例如人工降雨、人工消雹等行為，都直接給其他農戶帶來了利益。因此，農業保險是準公共產品，在實踐中應該定位為政策性保險，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
三、我國農業保險補貼的必要性
在我國目前的農業發展模式下，政府通過財政補貼農業保險，支持其發展是十分有必要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只有通過財政補貼，才可以保證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由于農業保險是以商業保險的形式運行的，在某一區域必須施行統一標準的保險費率，而農戶是自愿決定是否購買農業保險的。由于逆選擇的存在，低風險的農戶將減少購買保險，而高風險的農戶將增加保險購買，這便加大了保險公司的補償，減少了盈利甚至處于虧損狀態。為此，保險公司會提高保險費率，這將進一步降低農業保險的消費，保險風險將無法得到有效的分攤。只有財政補貼農業保險，才可以保證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
2、農業保險的準公共產品特性決定了其發展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市場機制的理論和實踐都可以證明：市場機制無法有效地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農業保險的準公共產品性質決定了它需要政府的干預，因為農業保險自身利潤較低導致保險公司缺乏足夠的動力去發展、開發農業保險。
3、只有對保險進行財政補貼，才可以保障農業保險市場機制的高效運行。農業保險是具有正外部性的產品，其帶來的社會效益遠遠大于經營農業保險本身帶來的經濟收益。不論是保險的需求還是供給都具有雙重的正外部性，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農業保險的需求者和供給者的成本和利益無法得到協調，將會造成市場運行的效率下降。
4、農業保險補貼是完善我國農業支持體系的必然選擇。我國政府為了保障農業生產的高效運轉，對農業生產活動進行多種形式的補償。但由于我國特殊的農業模式，單個農戶獲得的直接補貼是很少的，很難對農業生產起到太大的促進或者保障作用。反而通過很少的保費補貼，就可以活躍保險的消費和供給市場，很有力地加強了農業生產活動的保障。從國際經驗也可以發現，農業保險已經成為了非價格保護農業的工具之一，WTO也明確要求各國政府需要在財政上參與農業保險來支持本國農業的發展。
四、我國農業保險補貼政策建議
為了我國農業保險更好更快的發展，必須有政府財政介入，進行多形式、全面的補貼。從實際情況看，我國的農業保險補貼政策是農業發展的基礎，對農業風險管理體系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只有完善農業保險補貼機制，更好地發揮政府在農業保險發展中的引導作用，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國農業發展。
1、加快農業保險補貼政策立法措施。借鑒外國成熟的農業保險市場的發展經驗，我們可以發現農業保險財政補貼的立法工作是前提，只有對我國農業保險的經營主體、管理機構、補貼形式等進行明確的規定，才能更好地發展農業保險。政府通過制定國家法律《農業保險法》，以具體的法律形式確定農業保險補貼的合法性和規范性，才能建立一個高效的農業保險體系。
2、開發、設計多種農業保險補貼形式。農業保險的政策性主要體現在政府對其發展的支持力度，可以通過撥付財政專項資金、稅收減免或其他稅收優惠實現。通過對國外成熟經驗的借鑒，我們發現農業保險的補貼形式包括對保險費進行補貼、對經營公司進行補貼、對保險公司和其他保險經營機構進行相關業務的稅收優惠等。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滯后，保險公司對農業保險開發的動力不足，只有通過對保險公司開發農業保險產品的業務進行補貼來解決。在農業保險市場日趨成熟、保險費率更加合理后，可以逐漸減少對其進行財政補貼的措施。
3、設立農業保險補貼管理機構和監督機構。通過成立專門的農業保險補貼的管理機構和監督機構，不僅可以更高效地進行補貼工作，還可以保證運作的合法性，有利于建立健全、高效的農業風險管理體系。由于農業模式的復雜性，只有通過建立專門的部門才有可能順利完成這項工作，降低道德風險或者逆選擇的出現。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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