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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城鄉義務教育的發展差異顯著，突出表現在辦學條件、經費投入、師資水平和教育質量等方面。這種差距加劇了城鄉義務教育發展的失衡，阻礙了義務教育目標的實現。2005年5月25日，教育部下發《關于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把今后義務教育工作重心進一步落實到辦好每一所學校和關注每一個孩子健康成長上來，有效遏制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校際之間教育差距擴大的勢頭，逐步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這表明我國義務教育政策將發生轉變，從忽視農村教育發展轉為優先向農村地區、弱勢群體傾斜；從集中優質資源打造重點學校、培育精英的教育轉向面向大多數人的教育，重視基礎教育的公共性、公平性。義務教育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它作為一項公共支出，理應由國家承擔，政府提供。本文從財政的角度，提出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對策。
一、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必要性
(一)義務教育機會均等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本組成部分，而義務教育的權利平等和機會均等，則是實現教育公平的基礎。在現代社會里，人的基本教育權利，是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作為政府提供的最低標準的合格規范教育，保障的是人的基本人權和發展權利。所以，為所有兒童提供平等的義務教育權利和機會，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職責。為此，無論兒童出生于城市還是鄉村，政府都應該為各地區提供均衡的經費，使他們接受相同條件和水準的義務教育。
(二)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突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必將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農村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的水平如何，關系到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不足，必然造成農村文盲增多、勞動力素質下降，使其陷入“落后—貧困—教育水平低下—更落后”的不良循環。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投資就是生產投資，通過接受教育，人們的經濟決策效率得到了提高，人們的獲利能力也相應得到了提高。而且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如農村，初等教育的投資收益率是最高的。因此，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是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
二、促進我國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財政政策
(一)加大政府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并明確政府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全部責任方。其一，中央政府要下決心壓縮其他開支，確保國家教育財政性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并在2010年達到4.5％左右。各地政府也要嚴格按照新修改的《義務教育法》的要求，教育投入要確實做到“三個增長”，年初看預算，年終查決算。人大要加強對同級人民政府落實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法律監督。其二，各級教育投入既要解決總量投入不足的問題，也要解決配置不均衡的問題，明確政府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全部責任方。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中，要對農村義務教育給予更多的政策照顧和傾斜，真正縮小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投Adz的差距。
(二)進一步完善“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分擔責任。我國現行的義務教育經費投入體制是實施“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以最困難的縣鄉兩級財政為主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相當部分縣鄉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僅依靠縣鄉的財力是很難保證的，進一步完善“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必須在強化縣級政府作為管理主體的管理責任的同時，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分擔責任，加大縣級以上各級政府財政對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主體責任，健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機制。可以根據各級政府的現實財政能力，對東、中、西部三類地區農村義務教育所需的各項經費的初始來源和責任作出明確合理的分工，對教師工資、公用經費、危房改造等義務教育所需要的各項教育經費，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分別由各級政府財政來分擔。建議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承擔主要責任，對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承擔部分責任；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省級政府也應承擔本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部分經費。通過明確各級財政主體的投入責任，為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發展提供可靠的經費保障，真正將農村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體系。(三)同一區域內，以學生數為標準，實施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撥款制度。有條件的地區可以不區分城市和農村，以學生數為標準，實行義務教育均等化撥款制度。以北京為例，2001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財政局重新修訂了《北京市普通教育事業公用經費定額標準》，新標準對滿足教學所必需的正常運行經費做了明確規定，不再分為城鎮、農村標準，實行統一的公用經費標準。市級財政還專門設立了農村義務教育專項資金，規定每年至少投入一億元重點支持農村小學布局調整、改善辦學條件、消除危房、信息化建設、教師培訓等項目，為“城鄉統一標準辦學”提供了資金支持和制度保證。
(四)落實國家義務教育財政“低保”政策。確保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財政投入。國家義務教育財政“低保”是指國家對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完成國家規定教育目標所需的辦學條件的最低經費投入的保障，主要解決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義務教育辦學條件達到國家規定的最低要求。教育部《關于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制定出臺各地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最低保障線，建立和完善義務教育學校的“基尼系數”等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措施。從義務教育均衡推進與政府財政能力的關系來看，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均衡僅依靠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央政府對貧困地區義務教育的財政轉移支付，在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在義務教育“低保”制度下，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所轄區域內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問題，尤其關注對本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中央政府主要負責全國范圍內的非均衡問題，負責協調、均衡義務教育階段投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建立義務教育財政轉移支付預算，以預算的形式確保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財政投入。
摘要：對教育進行投資是政府的責任所在。不同的投資方式會產生不同的政策效果。自從弗里德曼提出“教育券”理念以來，發達國家的教育投資體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教育券”模式可以有效地治理我國教育的低效率。在實施過程中，必須注意三個問題。
關鍵詞:教育券;思想淵源;背景:問題
為了解決教育不均衡問題，相當多的發達國家實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譯成學券或教育憑證,是在教育領域中試行的一種代幣券，教育券體制的原理是：改變目前政府對公立學校的直接補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應投入到教育中的資金經過折算發給每一位學生,學生憑券可以進行自由選擇,到政府認可的任何一所學校(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就讀。學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憑教育券從政府那里兌換與券值等額的教育經費。[1]
近幾年來，我國的教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那么，我國要解決教育領域中的問題，能不能也實行教育券政策呢？筆者認為，我國能否實行教育券體制關鍵要弄明白以下幾個問題：（一）發達國家實行教育券政策的社會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國當前教育的問題所在；（三）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問題。根據這一思路，文章將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這之前，先介紹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一書中提到：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么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像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厚的報酬，也會像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于職守，荒誤學生。
選擇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馬斯.潘恩。在《人的權利》中，他認為政府應該為家長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以保證自己的孩子進入私利學校接受教育。②“他贊同將窮人的稅收減至最低，并認為所有的貧困家庭都應該每年得到4英鎊的資助，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孩子的學費，并要求地方政府監督這一職責的履行。”[2]
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資本主義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弗里德曼對教育券進行了較為詳細地闡述。
在《資本主義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繳納不起最低要求的學校教育學費的家長分離開來，顯然和我們把家庭作為基本的社會單位的辦法以及和個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會的公民教育……為了對政府所規定的最低學校教育提供經費，政府可以發給家長們票證。如果孩子進入“被批準的”教育機關，這些票證就代表每個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費的最大數量的金錢。這樣，家長們就能自由地使用這種票證，再加上他們所愿意添增的金額向他們所選擇的“被批準的”教育機關購買教育勞務。教育勞務可以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教育機關或非營利的教育機關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證被批準的學校的計劃必須維持某些最低標準，很像目前對飯館的檢查，要求保證最低的衛生標準那樣。
在《自由選擇—學校的問題在哪里》中，他提出：
二、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會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之一。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同樣受到美國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影響。本文從社會思想、理論基礎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義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二）公共選擇理論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論基礎
（三）集權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現實因素
美國歷次教育改革的失敗和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不斷下降,是教育券等擇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國公立學校教育失敗是不爭的事實。中小學生閱讀能力普遍較差,數學成績屬于工業國家之尾,學校中幫派林立,、槍支在校園里見慣不怪。盡管政府多年來為公立學校投入大量經費,增加教師,縮小班級規模,但家長們認為公立學校的教學水準仍然未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擇私校而讀的學生人數仍逐年增加,因為“各私立學校能提供高水準、安全校區與校風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國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歷次教改不盡如人意之后，選擇了消除公立學校壟斷,強化學校教育競爭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認為，社會集權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公共教育運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極權的政治結構：美國憲法嚴格地限制了聯邦政府的權力，使它無法發揮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學校的權力大部分都留給了地方團體、小市鎮、小城市和大城市內的各個區。家長密切監視管理學校的政治機構，部分地代替了競爭，同時也確保了家長們的普遍要求得以實現。而1933年經濟危機之后，“公眾加入到知識分子的行列，開始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能力無限崇拜，在這種情況下，單間教室的學校和地方學校委員會的衰敗就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而控制學校的權力，也就很快從較小的地方機構轉給了較大的地方機構，如縣、市、州一級的機構，最近則轉給了聯邦政府。”1990年，約翰庫伯和特里莫進行的大量調查表明：集權和是導致美國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臺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實行NCLB計劃（NoChildLeftBehind），并自稱是“美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這受到廣泛的批評：NCLB計劃是以集權的方式運行的，這個計劃帶給我們的最終結果也許是最差的，即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發的教育質量的下降。改變美國教育幾十年來績效平平的局面，就應該摒棄集權主義模式。相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應該給予學生“用腳投票”的權力，從而使學生可以自由地選擇教育。這種革命性的變革的關鍵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避免教育集權化并允許各州嘗試自由選擇學校的計劃。[5]
三、我國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教育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三個就是學校結構的問題、教育體制的問題和教育收益率的問題。
（一）高校職能機構臃腫，造成成本浪費
現階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經費沒有全部花費在教學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如支付師生員工的住宅、醫療、生活后勤的成本和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成本。同原來的國有企業一樣，高校“辦社會”不僅嚴重浪費稀缺的教育資源，還造成機構臃腫和人員冗雜。在我國普通高等學校中，經常會出現專任教師只占教職員工的一半的情況。其次，在高等學校的組織結構中，存在較大的資源浪費。例如高校內部，一線教學人員的工資、津貼之和與行政后勤人員的區別不大，甚至出現倒掛。由此引起教師資源和時間資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經過高層次學習的博士生等人才紛紛離開教學崗位，進入高級或中級管理階層，使一個學者整天忙于“文山會海”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二）教育不均衡現象嚴重
我國教育不均衡發展的狀況不僅表現于反映教育數量特征的結構、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現于反映教育質量特征的績效、結果的不平衡，還表現于反映教育運動狀態特征的速度和規模的不平衡。從數量特征來看，我國農村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比例失調，布局不合理，學校數量極度短缺。從質量特征來看，農村教師教學觀念滯后，學生輟學現象嚴重，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從運動狀態特征來看，農村學校經濟資源不足，發展速度緩慢，辦學規模較小。很明顯，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市的教育狀況形成了普遍的、強烈的反差。
（三）我國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四、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2000年11月，長興縣教育考察團在美考察期間發現有些州的教育財政撥款與目前國內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將政府教育經費以“教育券”形式發放到學生手中，由學生持券擇校，學校則將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換取教育經費。受此啟發，2001年9月，長興教育局為扶持當地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發展，借鑒美國同行的做法，結合當地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面向職業學校和民辦學校開始“教育券”試點。這一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上文所述的三個問題。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整體的可行性，長興縣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還很難說。筆者認為，在更大范圍內實行教育券政策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一）理論層面要嚴密，操作層面要規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論和實踐的互相支持。理論層面要嚴密，就是說在實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須對實行這一政策的前提條件和可能產生的政策結果由一個充分的預知，操作層面要規范，就是說這一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必須強調各利益主體的法制化意識，相關的監督機制必須完善。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長勞凱聲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的確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選擇權，對中國的教育改革發展有很大的意義。但是它一旦實施后政府將不能保證學校之間的公平，會導致資源流向好的學校，造成“富校越富，窮校越窮”。湖南師范大學的曾坤生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規范的市場制度邁進的一種過渡形式。這種過渡體現了制度變遷的強烈的路徑依賴和漸進性，作為一種選擇可以在若干地區發揮積極作用，提高教育教學效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最優的選擇范式。因此，在選擇教育券這種制度安排時，一定要注意運作的規范和其本身的演進性。長興縣副縣長熊全龍先生認為教育券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一些問題，比如公辦薄弱學校難以維持生存；學生培養費標準提高；教師工資財政專戶將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臨新挑戰等。這些都需要采取相應的對策予以解決。
（二）擺正認識，各種教育一律平等
（三）教育券的受眾要有選擇性
我國的教育規模十分龐大，所以實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漸進。這里的循序漸進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在地區的選擇上要有戰略性或帶動性。我國實行教育券的第一個地區是浙江，這可能和浙江地區的制度完善程度有關。其次在教育層次的選擇上要有針對性和可比性。選擇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作為實行教育券政策的對象，是城市教育還是農村教育優先，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政策意義的判斷。
參考文獻：
[1]沈有祿.教育券制度評析[J].教育與經濟,2004(1),17-19.
[2]尼古拉斯.巴爾,大衛.懷恩斯.福利經濟學前沿問題[M].北京: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216.
論文摘要：教育政策是黨和政府在一定歷史時期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動準則。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障受教育者的發展權利與發展機會、發展條件和發展水平與資格的認定的公正。為了保證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參與主體必須具有公正意識，教育政策內容必須遵循平等原則和補償原則。
教育政策是黨和政府在一定歷史時期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動準則。隨著政策科學的興起，教育政策研究成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最快的學科領域之一。[1]教育政策問題日益受到公眾的關注，人們除了從政策學角度分析教育政策外，廣大的學者還運用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知識來分析教育政策，倫理學視角是近幾年來人們分析教育政策問題采用的視角之一。
一、教育政策公正的內涵
公正是倫理學的重大問題之—，這個概念涉及的范圍很廣，它既是法學概念、政治學概念又是倫理學概念。在倫理學中，公正是指人們根據一定的道德原則和規范，辦事公平正直、堅持真理、合乎情理、不存私心。它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系，體現人們的一種崇高的道德境界。[2]所謂教育政策公正，就是指教育政策要保證在現實社會條件下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可能的教育平等，保證受教育者教育起點的公平、教育過程的公平和教育結果的公平。也就是說，教育政策要在以下三個方面保證公正：受教育者的發展權利與發展機會的分配、受教育者的發展條件的分配和受教育者的發展水平和資格的認定。
（一）受教育者的發展權利與發展機會
教育是促進人發展的一項社會活動，并且國家規定適齡兒童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政策作為國家為教育事業制定的行為規則，應該保障受教育者的入學權利。受教育者的發展權利和發展機會的公正也就是教育起點公平問題。具體來講，教育政策要保證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入學機會和發展權利。
（二）受教育者的發展條件
教育是促進社會公平的一種手段，是保證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受教育者作為平等的發展個體，理應享有相同的發展條件。受教育者的發展條件的公正也就是教育過程公平問題。具體來講，教育政策要保證教育資源配置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讓每個受教育者在受教過程中都享有公正的發展條件。
（三）受教育者的發展水平和資格的認定
教育是一種培養人的活動，其最終的培養質量要通過一定的方式加以評定。在評定中，每個個體都應該接受相同的評定標準。受教育者的發展水平和資格認定的公正也就是教育結果的公平。具體來講，教育政策要保證受教育者獲得相應的發展水平，在同一標準下獲得資格的認定。
教育政策的公正涉及教育起點、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三個方面。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證受教育者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利益，讓受教育者獲得同等的發展機會、發展條件和發展水平，滿足受教育者對教育的需要和實現受教育者的最大限度的發展。
二、教育政策公正的實現途徑
教育政策是在一定時期內為實現一定的教育目標而制定的關于教育事務的行為準則。為了實現教育政策的公正，我們首先要保證政策制定參與者的參與公正，其次要保證政策內容的公正。
（一）參與主體的參與公正
政策的制定是一項繁復的工作，目前，中國的政策制定比較關注民主性，強調多元主體參與政策的制定。教育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公益事業，其發展狀況將直接決定國家的未來。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政策利益相關人員的參與，只有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參加政策制定過程，政策的出臺才能得到人們的廣泛認同。
人都是會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來考慮問題，為了保證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制定的參與者必須保持一顆公正之心，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使命，從多方面考慮問題，爭取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的參照意見。
（二）政策內容的公正
教育政策是人們進行教育活動的行動指南，公正的教育政策有利于教育活動的公正。為了保證教育政策內容的公正，政策制定者必須遵循平等原則和補償原則。
1、平等原則
平等一直以來是人們追求的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在文藝復興時期，人們追求同質的平等，認為人人生而平等。這種同質的平等觀是與封建社會的等級觀念相對的。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入，平等的觀念也日益有了更為廣泛的內涵。現在，差異的平等觀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差異的平等觀承認人與人之間是存在差異的，只要個體能獲得適合自己的發展就是真正的平等。這種差異的平等觀讓人們對平等的認識向前邁了一大步。
教育政策的制定要遵循平等原則，以便實現政策目標，發揮政策作用。在義務教育階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按照同質平等觀的要求，保證受教育者獲得同樣的教育機會；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按照差異平等觀的要求，保證受教育者獲得適合自己發展需要的條件和結果。
2、補償原則
教育是一項公益事業，它具有公共產品的屬性。教育政策為了實現公正，必須考慮弱勢群體的利益。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助推器，是社會和諧的安全閥。教育政策應該以公平作為自己的目標，保證教育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階層之間的相對公平。[3]
我國是一個地域廣闊、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教育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我國的教育事業也存在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教育政策應該考慮這些不平衡的現實，遵循補償原則。補償政策是政府對處境不利人群(弱勢群體)實施的特殊政策，其目的是使其在原則上享受與別人同樣的教育權。[4]
（1）城鄉之間
城市教育事業的發展明顯快于鄉村的教育事業，有的城市正向教育現代化大力邁進，而一些鄉村地區連基本的入學率都不能保證，更不用說教育的大力發展了。我國的教育政策長期以來以城市作為政策制定的依據，沒有考慮廣大農村的現狀，讓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雪上加霜。
為了保證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在內容上必須體現對農村的關注，補償農村弱勢群體的切身利益，讓農村的孩子們獲得同樣的教育發展機會。補償原則的遵循可以用政策來彌補自然存在的差異，這也是政策的作用之一。
（2）區域之間
我國的經濟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快于西部內陸地區，這種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就相應地造成了教育發展的不平衡。東部地區的教育事業經費充足，可以吸引優質的師資力量，其教育質量明顯優于西部地區。教育政策在制定中總是“一刀切”，有些政策對東部地區有利，對西部地區就是揠苗助長。
為了保證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在內容上必須考慮區域發展的不平衡，體現政策的靈活性和適應性，適當地補償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這種補償是為了教育的公平發展和社會的和諧，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一種方式，應當得到全社會的認可。
（3）階層之間
階層是社會人群的一種人為劃分的結構，它反映社會人群的社會地位、資本狀況等。城市居民、農村居民內部因為收入、財富、權力差異等原因而導致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均等，這種不均等會加大教育的不公平階層之間的教育。有些人竟然利用權或者錢在教育領域進行交易，謀求教育資源的最大化。
為了教育的公平，教育政策在內容上必須考慮階層之間的差異，補償社會弱勢群體。高校中關于貧困生的一些政策可以說是補償原則的表現，這些政策讓貧困生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保障了他們的學習權利。
公正是教育政策的倫理訴求，只有公正的教育政策才可以真正地發揮政策應該具有的作用，才可以促進教育的公平和社會的和諧發展。為了實現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的參與主體應該保持公正的意識，力求制定公正的教育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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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教育；行政管理；課程改革；解決辦法
教育不只是針對學生的文化教育以及德育等教育方面的內容，學校的行政管理也很重要，行政管理是教育的領頭羊，只有行政管理到位得當，教育才能在這一平靜的大背景下順利向前，行政管理在高中教育階段尤其如此。高中是學生整個學習過程中的轉折階段，關系著學生的未來，因此對高中教育中行政管理出現的問題要予以重視并及時提出對策解決這些問題，方能讓高中教育健康發展。
一、高中教育行政管理存在的問題
目前新課改在盡力實施，目的是解決高中教育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引導教育平穩發展，利于學生，利于政府，利于社會。隨著新課改的深入，部分老舊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但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并且新的問題不斷浮現。其中主要面臨的行政管理的問題有：盲目擴大規模，忽略了特色；資金短缺導致的教育質量下降；高中教育所處在的復雜而敏感的社會位置。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受教育的條件也相對增加，對于教育環境和教育設施的要求也不斷拔高。因此目前很多高中學校盲目的擴大辦學規模，增加校區，擴大校區面積，大力招聘教師，合并學校。這樣一來，學校的特色被稀釋或者消失不見了，生源雜亂，管理方式回溯到傳統的模式，只是為了學習而學習。這樣的做法從反面削減了教育質量，失去了本來引以為傲的教學特色。還有一種情況便是教育模式的多元化趨進，很多高中現在都合民辦，綜合高中為一體，從目前的情況看，這樣的合并讓學生在畢業時有了更多的選擇，既可以選擇繼續深造，也可以選擇就業。但是這種相對中庸的做法讓教育質量得不到保障，教育資源分配方式不合理，衍生了高中教育中各種新的問題。另一個方面是學校的辦學資金方面的問題。目前我國高中教育的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社會資金的注入；二是學生學費；三是政府撥款。這其中的政府撥款是主要的資金來源，由于政府撥款并不是不竭之源，因此在高中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特別是資金管理方面就會出現問題，教育質量隨之下降。同時也由于資金的不足導致很多民辦高中學生的家庭的負擔增加，整個教育鏈出現問題。最后一個問題是目前高中教育在國民社會中所處的復雜而敏感的位置。高中階段，學生的生理開始成熟，心智處于羞澀懵懂的青春期，從而決定了這個時期受教育學生的復雜性，管理成本增加，教育成本增加。同時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受教育意識得到空前解放，家長和社會各方對高中教育的關注程度與日俱增，因此高中教育像被放在放大鏡下面一樣，所有的不好和問題都被放大，所處的這樣的位置給高中教育的行政管理帶來的壓力也與日俱增，管理難度空前上升。此外就是高中教育處在初中教育和大學教育之間，大學屬于高等教育，初中屬于義務教育，這就給夾在中間的高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高中教育起到承上啟下、完美銜接的作用。因此高中教育便不知不覺被放到了一個及其敏感的位置上，所帶來的行政管理難度可想而知。
二、高中教育行政管理的對策
針對高中教育所處的位置，社會大環境所決定的發展方向，出現的各種問題，在行政管理方面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并盡快得出相應的措施，出臺相關政策，在保證高中教育行政管理良好運行的情況下平穩地發展文化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同時不辜負社會和各界人士的希望。本文提出的對策主要有：優化高中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建設高質量的管理隊伍；科學合理地利用各方教學資源。行政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管理體制，也就是各個管理階層的職能規劃，明晰每個管理部門的職能，各個部門各執其事，做到管理中的清晰明了。在每一個方案實施之前都應該有相關部門經過一定的流程，提出方案，討論方案，評估方案的可行性，表決、執行、反饋是這一流程的主要步驟。優化職能之后，從內部看來，管理人員的素質便是決定管理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為行政管理提供一個優良的人文環境是行政管理良好向前的保障，國家或是政府部門通過有效的措施對高中教育中的行政管理人員進行培訓，問答，考核，對管理成果進行評估。建立一個高素質、高質量的行政管理隊伍，是提高行政管理質量的關鍵一步。最后就是整合教育資源，優化資源配置，科學合理地利用各方資源，提高管理的效率。在新課改的大環境下，作為適應性的第一人，教師便成為了管理中的重點，科學的培訓會讓教師在適應新課改的過程發揮重要的帶頭作用，保障高中教育的順利向前發展。
三、結語
高中教育階段是一個敏感而多變的階段，處在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間，處在一個復雜的位置上，因此對于高中教育的行政管理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一同打造一個良好的高中教育的環境。
參考文獻：
[1]彭霞.論高中教育經費管理措施探究[J].時代金融,2014(21):201-202.
關鍵詞:教育券;思想淵源;背景:問題
為了解決教育不均衡問題，相當多的發達國家實行了教育券政策。教育券(educationvoucher),又譯成學券或教育憑證,是在教育領域中試行的一種代幣券，教育券體制的原理是：改變目前政府對公立學校的直接補助的教育投入方式,把原本應投入到教育中的資金經過折算發給每一位學生,學生憑券可以進行自由選擇,到政府認可的任何一所學校(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就讀。學校在收到教育券后,可以憑教育券從政府那里兌換與券值等額的教育經費。[1]
近幾年來，我國的教育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那么，我國要解決教育領域中的問題，能不能也實行教育券政策呢？筆者認為，我國能否實行教育券體制關鍵要弄明白以下幾個問題：（一）發達國家實行教育券政策的社會因素或背景是什么；（二）我國當前教育的問題所在；（三）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問題。根據這一思路，文章將逐一加以描述或分析。在這之前，先介紹一下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一、教育券政策的思想淵源
教育券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76年。①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一書中提到：如果競爭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擠，那么相互的競爭，便會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當正確……如果各學院以科學藝術傳授學生的導師或教師，不由學生自由選擇，而由校長指派；如果教師怠慢、無能或無行，學生未經申請許可，不得由甲教師改換乙教師，這種規定，不但會使同一學校內各導師各教師間的競爭，大大減少，而且會使他們全體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學生學習情況的必要性，也大大減少。像這類的教師，縱使領受了學生非常優厚的報酬，也會像那些全未受學生報酬或除薪俸以外毫無其他報酬的教師那樣，怠于職守，荒誤學生。
選擇教育的理念至少可以回溯到托馬斯.潘恩。在《人的權利》中，他認為政府應該為家長提供經濟上的支持，以保證自己的孩子進入私利學校接受教育。②“他贊同將窮人的稅收減至最低，并認為所有的貧困家庭都應該每年得到4英鎊的資助，以使他們能夠支付孩子的學費，并要求地方政府監督這一職責的履行。”[2]
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券概念由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1955年他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了教育券的概念，這篇文章于1962年收入他的著作《資本主義和自由》之中，在1979年出版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弗里德曼對教育券進行了較為詳細地闡述。
在《資本主義和自由》(P44-P46)中，他提出：
把孩子和繳納不起最低要求的學校教育學費的家長分離開來，顯然和我們把家庭作為基本的社會單位的辦法以及和個人自由的信念不相一致。此外，這很可能不利于自由社會的公民教育……為了對政府所規定的最低學校教育提供經費，政府可以發給家長們票證。如果孩子進入“被批準的”教育機關，這些票證就代表每個孩子在每年中所能花費的最大數量的金錢。這樣，家長們就能自由地使用這種票證，再加上他們所愿意添增的金額向他們所選擇的“被批準的”教育機關購買教育勞務。教育勞務可以為以營利為目的的私營教育機關或非營利的教育機關所提供。政府的作用限于保證被批準的學校的計劃必須維持某些最低標準，很像目前對飯館的檢查，要求保證最低的衛生標準那樣。
在《自由選擇—學校的問題在哪里》中，他提出：
政府在資助和管理學校方面作用的不斷加大，不僅導致了納稅人金錢的巨大浪費，而且導致了比自愿合作繼續起較大作用所能產生的教育制度遠為落后的制度……在初等和中等教育中采用憑單制度，該制度將給予不同收入的家長以選擇子女所上學校的自由……在高等教育中也采用憑單計劃，該計劃將提高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質量，同時促使補貼高等教育的稅款的分配更加公平……一種既能保證父母享有更大的選擇自由，又能保持現有的財政來源的簡單、可行的方法是實行憑單計劃……家長應被允許在任何一個愿意接受他的子女的學校使用憑單，不論是私立的，還是公立的，也不論是在他們居住的地區、城市或州，還是在其他地區、城市或州。這樣，不僅將給每位家長較多的選擇機會，同時也迫使公立學校通過收學費而自籌資金（如果憑單金額等于全部教育開支，則學校必須完全自籌資金；如果不等于全部教育開支，則學校必須部分地自籌資金）。這樣，不僅公立學校之間要展開競爭，而且還要同私立學校競爭。這個計劃并不減少任何人為教育納稅的負擔。它只是在社會有責任向孩子們提供教育的前提下，給予家長較為廣泛的選擇余地，讓他們自己決定孩子應受什么樣的教育。
二、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的背景
社會背景是政策制定的影響因素之一。美國實行教育券政策同樣受到美國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影響。本文從社會思想、理論基礎和管制模式三方面加以分析。
（一）新自由主義是教育券政策的思想背景
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是避免政府的過度干預。在教育方面，引入自由競爭機制至關重要。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提到：下述重要問題需要考慮：應當以何種方式提供義務教育？應當為所有的人提供多高程度的義務教育？享受較高程度義務教育的人又應當如何挑選，以及由誰來承擔這部分開支？這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多高程度的教育應當由公共資金來提供以及以何種方式來提供……然而這絕不意味著，現今推行的義務教育甚或由政府資助的普通教育，就應當以政府來建立或管理這些教育機構為必要條件。對于教育券問題，哈耶克持有贊成態度：“誠如彌爾頓•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教授業已指出的，通過向雙親提供保證負擔每個孩子教育費用的憑證——他們可以將這種憑證交給他們為孩子所選擇的學校——的做法，現今在毋需維系政府開辦的學校的狀況下，用公共資金（publicpurse）來支付普通教育的費用在實踐上已完全可行。當然，由政府直接為少數偏僻的社區提供學校教育仍然是可欲的，因為在這些地方，學齡兒童的人數非常少，從而教育的平均成本也就非常高，所以不適合開辦私立學校。然而，對于絕大多數人的教育而言，毋庸置疑，完全由私人致力于教育組織和教育管理，而政府僅提供基本的資助并為所有的學校確立擔保之費用的最低標準，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公共選擇理論是教育券政策的理論基礎
家長通過教育券而選擇學校提供的教育，在實質上構成了投票問題。所有參與到投票行為中的經濟人都有自身的效用期待。[3]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投向生產者（學校）而不是消費者（受教育者），那么消費者的效用函數無法達到最優。鮑徹爾丁（Borcherding）認為，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貢獻是除去了附加在教育支出本質上的光環效應，其內容是教育支出被公共部門的職工和官員推動上升，他們壟斷了民主過程的權力，并利用它來增加自己的報酬而不是生產相應的生產增值。他進一步指出，教師根據教育、經驗和區域規模大小而給予更多報酬，而這都和教育質量無關。學校可以避免效率檢驗。
赫希曼（Hirschman）認為，教育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必然會遇到供給方式的困擾，一旦選擇了不適當的供給方式，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源是：公共服務的消費者不能行使退出的權利或向其他服務部門尋求服務。在他看來，教育應該實行“市場+非市場的混合策略”，并時常對低效率的教育機構實行退出機制。
（三）集權式教育的低效率是教育券政策的現實因素
美國歷次教育改革的失敗和公立學校教育質量的不斷下降,是教育券等擇校制度推行的又一背景。美國公立學校教育失敗是不爭的事實。中小學生閱讀能力普遍較差,數學成績屬于工業國家之尾,學校中幫派林立,、槍支在校園里見慣不怪。盡管政府多年來為公立學校投入大量經費,增加教師,縮小班級規模,但家長們認為公立學校的教學水準仍然未能達到他們的要求,擇私校而讀的學生人數仍逐年增加,因為“各私立學校能提供高水準、安全校區與校風良好的教育”。因此,美國一些教育改革者便在歷次教改不盡如人意之后，選擇了消除公立學校壟斷,強化學校教育競爭的“教育券政策”。[4]
弗里德曼認為，社會集權導致了教育質量的下降。公共教育運行方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非中央極權的政治結構：美國憲法嚴格地限制了聯邦政府的權力，使它無法發揮重大的作用。各州把控制學校的權力大部分都留給了地方團體、小市鎮、小城市和大城市內的各個區。家長密切監視管理學校的政治機構，部分地代替了競爭，同時也確保了家長們的普遍要求得以實現。而1933年經濟危機之后，“公眾加入到知識分子的行列，開始對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的能力無限崇拜，在這種情況下，單間教室的學校和地方學校委員會的衰敗就成了不可逆轉的趨勢。而控制學校的權力，也就很快從較小的地方機構轉給了較大的地方機構，如縣、市、州一級的機構，最近則轉給了聯邦政府。”1990年，約翰庫伯和特里莫進行的大量調查表明：集權和是導致美國公共教育低效率的主要原因。③小布什上臺后，在教育改革方面實行NCLB計劃（NoChildLeftBehind），并自稱是“美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但這受到廣泛的批評：NCLB計劃是以集權的方式運行的，這個計劃帶給我們的最終結果也許是最差的，即聯邦政府對教育的控制以及由此引發的教育質量的下降。改變美國教育幾十年來績效平平的局面，就應該摒棄集權主義模式。相反，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應該給予學生“用腳投票”的權力，從而使學生可以自由地選擇教育。這種革命性的變革的關鍵在于各州，中央政府在教育改革方面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避免教育集權化并允許各州嘗試自由選擇學校的計劃。[5]
三、我國教育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教育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三個就是學校結構的問題、教育體制的問題和教育收益率的問題。
（一）高校職能機構臃腫，造成成本浪費
現階段，高等教育的有限經費沒有全部花費在教學和科研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如支付師生員工的住宅、醫療、生活后勤的成本和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成本。同原來的國有企業一樣，高校“辦社會”不僅嚴重浪費稀缺的教育資源，還造成機構臃腫和人員冗雜。在我國普通高等學校中，經常會出現專任教師只占教職員工的一半的情況。其次，在高等學校的組織結構中，存在較大的資源浪費。例如高校內部，一線教學人員的工資、津貼之和與行政后勤人員的區別不大，甚至出現倒掛。由此引起教師資源和時間資源流失。更有甚者，一些經過高層次學習的博士生等人才紛紛離開教學崗位，進入高級或中級管理階層，使一個學者整天忙于“文山會海”中，造成人力資源浪費。
（二）教育不均衡現象嚴重
我國教育不均衡發展的狀況不僅表現于反映教育數量特征的結構、布局的不平衡，也表現于反映教育質量特征的績效、結果的不平衡，還表現于反映教育運動狀態特征的速度和規模的不平衡。從數量特征來看，我國農村普通學校和職業學校比例失調，布局不合理，學校數量極度短缺。從質量特征來看，農村教師教學觀念滯后，學生輟學現象嚴重，教學質量無法保證。從運動狀態特征來看，農村學校經濟資源不足，發展速度緩慢，辦學規模較小。很明顯，農村的教育狀況與城市的教育狀況形成了普遍的、強烈的反差。
（三）我國的教育收益率不高
教育收益率是指教育收益總額與教育成本總額的比值。在我國的廣大農村地區，兒童往往參加一些輔的生產老動，加大了教育的機會成本，從而降低了教育收益率。由于農村地區教育供給的不足，人均受教育的年限較低。在城市地區，受內部失業和農村流民的影響，較低文化素質的人難以找到工作，或在職業選擇和工資報酬上存在歧視，從而造成了對高等教育的過量需求，并帶動初、中級教育過渡膨脹，形成了教育深化（Educationaldeepening）和知識失業（educatedunemployment）。大量原本只需要受較少教育就可以勝任的工作被接受了更多教育的人承擔者，從而使在校期間學習的相當一部分知識處于閑置狀態，相對于國民經濟對人力資本的需求而言，出現了“教育過度”現象。
四、我國實行教育券政策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
2000年11月，長興縣教育考察團在美考察期間發現有些州的教育財政撥款與目前國內的做法大不相同，是將政府教育經費以“教育券”形式發放到學生手中，由學生持券擇校，學校則將收取的“教育券”到政府換取教育經費。受此啟發，2001年9月，長興教育局為扶持當地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發展，借鑒美國同行的做法，結合當地教育發展的實際情況，面向職業學校和民辦學校開始“教育券”試點。這一政策有效地解決了上文所述的三個問題。
但是，局部的成功并不意味著整體的可行性，長興縣的教育券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這一政策的成功概率還很難說。筆者認為，在更大范圍內實行教育券政策必須注意以下問題：
（一）理論層面要嚴密，操作層面要規范
教育券政策并不是完美的制度，它需要理論和實踐的互相支持。理論層面要嚴密，就是說在實行教育券政策之前，必須對實行這一政策的前提條件和可能產生的政策結果由一個充分的預知，操作層面要規范，就是說這一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必須強調各利益主體的法制化意識，相關的監督機制必須完善。中國教育學會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專業委員會理事長勞凱聲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的確能夠優化資源配置，增加人民的選擇權，對中國的教育改革發展有很大的意義。但是它一旦實施后政府將不能保證學校之間的公平，會導致資源流向好的學校，造成“富校越富，窮校越窮”。湖南師范大學的曾坤生教授認為教育券制度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向更加規范的市場制度邁進的一種過渡形式。這種過渡體現了制度變遷的強烈的路徑依賴和漸進性，作為一種選擇可以在若干地區發揮積極作用，提高教育教學效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最優的選擇范式。因此，在選擇教育券這種制度安排時，一定要注意運作的規范和其本身的演進性。長興縣副縣長熊全龍先生認為教育券在實施過程中可能遇到一些問題，比如公辦薄弱學校難以維持生存；學生培養費標準提高；教師工資財政專戶將被取消和人事管理制度面臨新挑戰等。這些都需要采取相應的對策予以解決。
（二）擺正認識，各種教育一律平等
就我國而言，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教育仍是一塊堅固的堡壘。民辦教育歷經了十幾年的發展，滿足了國民對教育的部分需求，也減輕了政府的教育財政負擔，成為我國公立教育不可或缺的補充，但民辦教育的地位和投資收益等部未能得到法律保障，在競爭中仍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不利于調動民間資本投資教育的積極性。在現在的體制下，民間辦學機構面對的是一個不那么公平的市場：居民家庭送孩子進公立學校，免費；進私立學校，要交費。如此的約束條件，迫使民間教育機構不得不選擇“撇奶油”策略——以富家子弟中不堪公立學校競爭者作為招生目標。許多地方民間辦學以所謂“貴族學校”起步，道理是一樣的。這里的“貴”，指的是收費的單價高，因此投資的總量一定不會大。這就是說，公立免費的制度安排不但不能刺激民間辦學，而且抑制民間投資。同時，由于教育財政經費嚴重短缺，也不能真正實現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效率。因此，需要在民辦教育和公辦教育之間引入平等的競爭機制，進一步深化教育的市場化進程。
（三）教育券的受眾要有選擇性
我國的教育規模十分龐大，所以實行教育券政策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是循序漸進。這里的循序漸進有兩層含義。首先是在地區的選擇上要有戰略性或帶動性。我國實行教育券的第一個地區是浙江，這可能和浙江地區的制度完善程度有關。其次在教育層次的選擇上要有針對性和可比性。選擇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作為實行教育券政策的對象，是城市教育還是農村教育優先，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政策意義的判斷。
注釋：
①大量的文章和著作都認為，米爾頓.弗里德曼是教育券的創始人。但是從思想淵源來看，亞當斯密對教育問題也有十分深刻的認識。
②參見DavidF.Salisbury.WhatDoesaVoucherBuy?--ACloserLookattheCostofPrivateSchools.
/pub_display.php?pub_id=1345.
③JohnE.Chubb,TerryM.Moe.Politics,Markets,andAmerica’sSchools[M].Washington:BrookingsInstitution,199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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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刑罰執行 社區矯正 經驗借鑒
中圖分類號：DF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12-082-02
國際社會上，很多國家以及學者們都普遍認為社區矯正是由社區治療發展而來，并且也是作為與監獄刑罰相對應的一種刑罰執行方式。西方國家在社區矯正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自2003年7月開始試點，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公安部和司法部2012年1月聯合頒布的《社區矯正實施辦法》，社區矯正是指：在社區中，特定國家機關在法效時間內并由相關社會團體和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協助，就符合特定條件的罪犯的心理以及行為惡習協同對其進行矯正和教育，以使犯罪人能回歸社會為刑罰執行的目的的一種非監禁類刑罰執行活動。在這個規定中也暗含了其5個關鍵特征：（1）作為刑罰執行方式的一種，它屬于非監禁類的刑罰執行活動；（2）在對象上，被判處管制、緩刑和假釋這三類人才適用；（3）參與對象主要為社會團體、民間組織以及志愿者們；（4）其適用的對象的客體是針對特定人員的犯罪心理以及其行為惡習進行；（5）目的上符合恢復性司法的要求，使罪犯能更好地回歸社會。
一、社區矯正在刑罰執行中的價值分析
刑罰執行具備著法治的特性，又有社會性的特征，在刑罰的執行過程中，社會力量的介入尤其是社會工作者的大量出現，還有共同體意識的發展，也促使了社會化過程地不斷深入。在社會支持的條件下，社會環境和其自身的條件成為能否對犯罪人進行有效管控的重要渠道。研究表明，罪犯在社會化的社區矯正過程中可以極大地緩解罪犯與社會之間的緊張關系和不同層度地化解其間的對抗因素，可以促進罪犯回歸社會，也節約了國家司法資源，更是體現出了其在刑罰執行方式改革中成為一種內在所需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使其非常有利于對罪犯進行日后的教育改造，讓其更好地回歸社會。
（一）符合刑罰目的及初衷和恢復性刑事司法政策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恢復性司法興起，其深層內涵就是以治本又治標的理念在罪犯和被害方中間，積極建立起一種對話關系，并在刑事責任上讓犯罪人主動承擔，以尋求得到被害方的諒解，從而化解雙方的沖突，最后達到化解矛盾的目的，同時積極讓社區等有關方面參與到糾紛處理中，以修復被破壞了的社會關系，性質上則是屬于一種替代性的司法刑事政策和活動。
（二）有利于對刑罰資源進行再次合理分配和利用
社區矯正在我國的實施，加速了我國刑罰執行從監禁刑進化到非監禁刑的躍進。據統計，2002年，就全國監獄執法這一項的支出就達到144億元，每名罪犯的年平均費用就有9300多元，社區矯正作為一種非監禁的刑罰執行活動，是對監禁刑罰的一次大變革。由于犯罪發端于社會，加上監禁刑本身存在的缺陷，社區矯正既能緩解社會矛盾，又能促使刑罰司法資源得到進一步地合理配置和利用，同時還緩解了司法部門和機構的司法實踐活動的緊張狀況，又完善了因刑種制度設計存在的不合理出現的結構問題，同時更好地提升了非監禁刑的運作機制，優化司法實踐中的刑罰執行結構，進而促使刑罰資源得到有效利用和分配。
（三）是對刑罰執行方式和手段的擴充
社區矯正自身即作為一種刑罰執行方式，雖然也帶有刑事懲罰的屬性，但畢竟與監禁自由刑相區分，因而從刑罰執行方式以及手段上，其又給予了司法活動一個更為廣闊的選擇空間和范圍。
（四）有利于體現大國的國際法義務
根據《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61條的規定：“囚犯的待遇不應側重于把他們排斥于社會之外，而應注重他們繼續成為組成社會的成員。”而在《北京規則》中，條文1.3也規定：“應當充分注意采取積極措施，這些措施涉及充分調動所有可能的資源，包括家庭，志愿人員和其他社會團體，學校和社區組織，以促進青年幸福，降低了干預的必要性，并在他們觸犯法律時對他們加以有效、公平及合乎人道的處理。”除此之外，已頒布的《東京規則》第112條中還規定了：“擬促進社區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刑事司法治理工作，特別是在罪犯處理方面，并促進在罪犯當中樹立對社會的責任感”。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推行社區矯正其實就是對這些規定的一次呼應，這些舉措恰又體現了我國正在積極融入國際化中，并積極履行自己的大國義務和責任。
二、域外國家在社區矯正方面的成功經驗
（一）域外國家的實踐
美國在社區矯正制度的探索和實踐歷史有160多年，其國內的社區矯正理論已很成熟，體制也很健全，諸如審前轉處、緩刑、居住方案、重歸社會措施以及假釋等等都取得了不少成就。而在上個世紀的70年代以后，中間性懲罰的理論也開始出現并不斷發展，如社區服役、賠償、家庭拘禁和間歇監禁等就在這個r候確立的，這些也正被公認是社區矯正制度發展的一個新界點。在德國，公益勞動則是社區矯正的另一個代稱，而社區服務也是作為罰金刑的替代制裁措施，以及在其他不同的刑罰措施情形下可以作為附帶來規定。而在東亞的日本，其刑罰矯正制度的發展卻以罪犯社區處遇的廣泛開展作為為其開始的標志。其中，日本的罪犯矯正處理設施又可以分為設施內處遇、社會內處遇兩個大分支，而社會內處遇才是其社區矯正措施，其中包括了緩刑、假釋和罪犯釋后安置三個情形。兩者相互配合，也為其本土的矯正犯改造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保障。此外，法國、加拿大、意大利在社區矯正實行和改革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對其國內的刑罰執行發揮過重要作用。
（二）域外國家的經驗總結與借鑒
國外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社區矯正的理論和實踐中所取得的不同成就，對于我國社區矯正的制度建設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也有很高的借鑒價值和意義。
1.有高素質的矯正隊伍。在日本，其民間志愿者要經過嚴格選拔，并且還需要有健康的身體條件，以及對社區矯正事業懷有熱枕，還必須是社會上已取得一定威望的公眾人士；而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歐美發達國家，社區矯正的工作者還要求有比較高的文化水平，比如學歷程度等。
2.矯正措施既種類繁多又形式多樣。為了實現矯正目標和應對矯正對象的個體差異，歐美發達國家積極探索并開拓矯正措施的種類和形式，并由國家法律進行確認，形成國家意志推行，而且現已形成系統又完整的一套法律制度，為社區矯正工作的開展提供了至高無上的法律保障。
3.政府財政為其提供堅實的物質保障。歐美發達國家為順利又有效地施行社區矯正，設立了專門的財政資金以解決實踐中對物質和經濟的需求。
三、我國社區矯正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社區矯正工作的社會基礎薄弱，社區建設滯后
社區是以“一定的地理區位為基礎的，具有共同意識、共同利益和歸屬感的人類生活群體。基本構成要素包括：一定的人口、地域、社區設施、社區組織與規范以及一定特征的社區文化”。就中國目前的狀況而言，社區建設、社區功能存在嚴重缺失，特別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村正在發生變化，城市人口流動大，人身依附性小，社區矯正工作困難重重。另外，人民群眾受傳統思想的影響，不自覺地將罪犯與“蹲監獄”“坐大牢”等聯系在一起，導致很多群眾對社區矯正的認知程度不高，參與意識不強甚至有抵制情緒。
（二）社區矯正工作主體難以滿足工作需要
目前，矯正隊伍缺乏專業的執行人員，甚至從事社區矯正工作的人員都很少，社區居民普遍缺乏參與意識，沒有參與積極性和熱情，即使作為承擔社區矯正主要職能的司法所，也存在人員數量不足、專業性不強、工作任務繁重等問題，難以滿足社區矯正工作的需要。
（三）矯正工作的資金來源沒有完善的經費保障機制
各地社區矯正工作明顯缺乏必要的資金，尤其是很多村（居）民委員會經費更是捉襟見肘，加之矯正措施種類單一甚至缺乏必要的公益勞動項目，使得社區矯正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
（四）社區矯正監管不到位
近年來，我國適用社區矯正的案件一直呈上升趨勢，社區服刑人員越來越多，社區矯正監管工作面臨重大挑戰，實際工作中，檢察機關往往忽視了社區矯正工作中不作為行為的監督，對社區矯正各個執法環節的監督效果也不明顯。另外，社區矯正機構對社區服刑人員的分類和處理辦法大多根據犯罪類型和服刑長短制定，沒有針對性，類型化色彩濃重，對社區服刑人員缺乏科學的風險評估，沒有建立起結合其人身危險性、環境因素和其他可能性因素的詳細評估體系。
四、我國的社區矯正制度的完善
社區矯正雖已寫入刑事訴訟法，但無論在制度上還是實踐中仍然遇到了許多的問題和困難，必須盡快從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加強社區功能建設，加大社區矯正的宣傳力度
社區作為矯正工作的載體，其建設好壞直接與矯正效果密切相關，必須完善社區及其功能建設。另外，法律上的價值判斷則往往取決于立法者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形態，我國立法者既已以刑事基本法的形式確定了社區矯正這種恢復性司法，那么主流媒體更應主動宣傳，以使民眾盡早深入了解社區矯正的目的性，進而才能有效支持和參與。
（二）建立高質量的社區矯正隊伍
優化社區矯正隊伍結構，必須突出其專業性，可以從機關體制內遴選管理干部以及在社會上公開招聘專業人才。管理干部可以來自司法行政機關、法院和檢察院，這些人具備基本業務知識、工作經驗豐富、組織性強，可以勝任社區矯正的領導與管理工作。選拔法學、心理學、社會學方面的專業人員參與社區矯正小組并組織經常性培訓，以提高社區矯正效果。
（三）創新矯正內容和方式
只有科學的矯正措施才能實現社區矯正的目標，因此，必須推動教育形式的多樣化，社區矯正教育不僅要集體教育，更需個別教育；不僅要分類教育，還要分階段教育；不僅要勞動教育，更要思想教育和心里疏導。要根據社區服刑人員的風險評估，提倡社區矯正個案研究，提高矯正措施的針對性。
（四）加強監管，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
人民檢察院作為社區矯正的監督機關，應當采取定期檢查與不定期抽查相結合，對社區矯正的交付執行、執行變更、執行終止以及矯正過程中的不規范執法情形及時提出糾正意見和整改建議，涉及違法犯罪的依法查辦。通過建立信息共享平臺推動監管技術科技化，杜絕社區服刑人員脫管漏管現象的發生。通過建立社區服刑人員入矯基本情況評估、社區服刑人員危險評估以及社區矯正成效評估機制，提高社區矯正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⒖嘉南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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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行政管理職能策劃
一、加強教育行政管理職能策劃
職能的策劃與設計在組織設計中起著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這里的“上”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戰略任務和目標，“下”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組織結構的框架，即承當各項管理職能的各個管理層次、部門、職務和崗位。
1.加強計劃職能策劃，增強管理的預見性
計劃工作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項基本職能，是各級教育行政管理者為有效地使用資源條件、把握發展方向所進行的預測未來、設立目標、決定政策、選擇方案的連續程序，是制定計劃的管理過程。具體而言，計劃職能策劃的步驟可以分為七個步驟：①估量機會；②建立目標；③確定計劃的前提；④確定抉擇的方案；⑤評價各種方案并擇優；⑥制定派生計劃及相應的預算；⑦計劃的執行。
2.加強組織職能策劃，注重管理的實效性
工業經濟中，教育行政組織結構從機械官僚制占統治地位到特別專案制日益普及的進程，其實就是組織的正式化程度不斷降低，等級的垂直分布不斷減少的過程，也即傳統的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逐步失去市場的過程。
金字塔型的教育行政組織結構有許多弊端：①過度集權化；②組織的中間管理層較多，人浮于事的現象嚴重；③無法根據工作所需靈活機動地調整組織的營運方向。要克服這些弊端，組織結構就應趨向扁平化。
隨著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教育行政效率成為了影響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就要求教育行政組織朝著高效的方向發展，扁平化的組織設計有利于這一目標的達成。①結構精簡，組織能輕松上陣。②決策權分散到員工手中，一方面增強了工作人員的主人翁意識，另一方面，工作人員能自主地根據服務對象的要求，重新配置組織提供的資源，提供個性化的服務，組織因而既有效率又有效益。③普通工作人員得以擺脫“金字塔”的重負，從工作中體會工作的意義，感受工作的樂趣，并由此激發無窮的創新精神，使工作常做常新，進而營造出整個組織的創新氛圍，提高組織的競爭力。
3.加強控制職能策劃，降低管理的風險性
正如法約爾曾指出的：“在一個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中，控制就是核實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是否符合所規定的計劃、所的指示以及所確立的原則，其目的就是要指出計劃實施過程中的缺點和錯誤，以便加以糾正和防止重犯。控制在每件事、每個人、每個行動上都起作用。”控制作為對計劃實施的監督和保證，貫穿在計劃執行的每個階段，每個部門，因此，實施控制職能是每一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主要職責。
雖然管理對象千差萬別，但控制的基本程序是相同的，一般包括三個步驟。①確定控制標準；②衡量實際成效；③分析偏差并予以糾正。
二、關于轉變教育行政管理職能的幾個建議
1.堅持教育督導“督政”制度，轉變教育行政管理模式
教育督導是指教育行政部門根據國家制定的有關方針、政策、法令和法規，對其所屬下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工作進行監督、檢查、評估和指導。我國教育督導的主要任務可以概括為兩條，一是“督政”，二是“督學”。“督政”是中國教育督導制度的顯著特征。教育督導作為一種教育行政監督手段，對下級政府履行教育工作職責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評估、指導，是教育督導本質和我國國情以及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實際需要所決定的。
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行政管理，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習慣于命令和布置任務，淡化了監督和調控。在整個教育管理的運作中，“計劃”占據主導地位，“指揮”、“執行”環節得到了較充分的強化，而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某些決策上的偏差和執行效果的不理想，也助長了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之風。開展“督政”，就是為了加強對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教育行政行為的監督，以防止和糾正教育行政工作在決策、指揮、管理上出現的偏差和錯誤。同時，隨著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簡政放權、轉變職能，許多權力下放到學校，學校辦學自擴大，對教育的管理必須從以指令性為主的領導模式轉變為以指導性為主的領導模式。實現這個轉變，必須在宏觀上加強管理，以強化反饋、監督功能為前提。建立教育督導“督政”制度是教育實行宏觀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督政”是彌補教育行政管理某些缺陷的有效措施。由于在傳統的教育行政管理中，教育部門與同級政府的其他部門之間、與下級政府之間，不是一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也不是一種隸屬關系，因而教育管理中的有些工作，出現“管不到，抓不了”的局面。通過教育督導，代表本級政府行使對教育工作的監督職權，就可以與同級政府的有關職能部門、與下級政府形成一種正常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教育行政管理秩序，加強對政府相關部門法定的教育工作的監督，督促政府相關部門的教育工作落實到位。2.促進教育行政職能的重心轉向提高教育質量
雖從靜態的角度看，幾乎所有現代國家都行使著較為相同的職能，但是從動態的角度看，由于各國社會和教育發展的時空差異，造成不同時期的國家和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之間教育行政職能的側重點不同，這也正是教育行政職能歷史性發展的重要表現。由于在那些現代化比較早的國家，教育的發展經歷了由數量到質量、由精英模式到大眾模式的過程，從數量上看，發達國家的義務教育年限在數十年前，普遍達到9年以上。如果從普及的角度來看，發展水平則更高。例如美、日和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高中就學率已達到90%以上。因而，教育效能(主要表現為教育質量)的提高就成為這些國家共同關心的首要問題，各國為此在政策上調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美國自從1983年發表《國家處于危機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質量調查報告書之后，首次全美教育目標的制定、教育標準的全國統一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中教育質量委員會、全國共同教育目標委員會的成立等改革無一不在強調：在21世紀，美國的教育政策要進行從機會平等到提高效能的重新定位。
3.注重教育行政職能的法制化
在不同國家中，各級政府之間、國家與社會和個人之間的職能、權力(利)劃分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是行政化，二是法制化。前者是指這種形式的職能劃分缺乏法律基礎，任何涉及中央與地方及其他部門之間的權責分工和變動都是以上級政府的單向命令或兩級政府之間的討價還價，因而行政化命令和指示的使用較為頻繁，這樣也就容易引起摩擦和權責混亂的后果。后者是說這種職能劃分有明確和系統的法律依據(包括法定的內容和程序)，職能的變動也要以法律的變更為準繩，以使管理有法可依，這不僅可以避免各部門之間的權責混亂和管理的隨意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教育行政職能作為國家職能的組成部分，它也帶有這種形式上的特征和區別。在西方發達國家，隨著教育法制化的普及和深入，教育行政職能的法制化也受到重視，如美國、日本等不論是在相關的《憲法》、《教育法》中，還是在專門的《文部省設置法》中，都明確而嚴格地規定了國家的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及學校在教育事務中各自承擔的職能和擁有的權力。這對于教育的長期和穩定發展是必要的。例如，日本的《文部省設置法》首先指出，本法的目的是：明確規定文部省主管事務的范圍和權限，確定能高效地完成主管事務的組織，文部省以振興與普及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學術及文化為己任，是一體化地處理上述事項及有關在宗教方面的國家行政事務的行政機構，為完成前條規定的所轄事務，文部省擁有下列權限。但是，其權限的行使必須遵循法律(包括基于法律的命令)。教育部頒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第十個五年計劃》進一步明確了教育行政部門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全面實施依法治教的三項重要目標：轉變政府職能。今后政府主要運用立法、撥款、規劃、評估、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執法監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教育進行宏觀管理。政府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教育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保證國家教育方針的貫徹落實，保證學校正確的辦學方向，規范各級各類學校辦學條件標準和辦學行為，保證教育的公正性和學生平等的受教育權，維護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合法權益。加強教育宏觀決策的科學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教育行政決策和管理制度，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育行政管理隊伍，提高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斷加強教育法規建設，進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加強教育普法宣傳，加大教育行政執法力度。進一步健全教育督導機構，完善教育督導制度，加強督導檢查。
4.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育行政管理隊伍
教育部頒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第十一個五年計劃》進一步明確了教育行政部門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全面實施依法治教的三項重要目標：轉變政府職能。今后政府主要運用立法、撥款、規劃、評估、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執法監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教育進行宏觀管理。政府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教育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保證國家教育方針的貫徹落實，保證學校正確的辦學方向，規范各級各類學校辦學條件標準和辦學行為，保證教育的公正性和學生平等的受教育權，維護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合法權益。加強教育宏觀決策的科學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教育行政決策和管理制度，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育行政管理隊伍，提高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斷加強教育法規建設，進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加強教育普法宣傳，加大教育行政執法力度。進一步健全教育督導機構，完善教育督導制度，加強督導檢查。
三、結束語
轉變教育行政管理職能的任務是艱巨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應進一步加大學習、研究力度，力爭取得更大成果，不斷把教育行政管理改革引向深入，從而使教育改革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國民經濟社會的發展。
參考文獻：
中國現代師范教育源于之后，最早成立的師范教育機構當數盛宣懷創辦的上海南洋公學于1897年所設的師范院，而真正開啟高等師范教育的是1902年在京師大學堂所設的師范館。歷經了艱難歷程而形成的以各級各類正規師范教育為主體、多種教育機構參與的多層次、多形式、多規格、多元化的我國師范教育體系，正負擔著世界最大規模基礎教育師資的培訓任務，僅1980年至今，已為中小學培養教師近700萬，接受學歷培訓教師500余萬，在師資培訓中取得了豐富的經驗，在教育科研上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中國師范教育基本是公立的，是國家政策的產物。因而，師范教育的成敗系于政策一身，政策是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關鍵。
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及師范教育的世紀走向
中國基礎教育規模巨大，學生近三億，教師逾千萬。走向新世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模式發生了新的變化，稱“三大樂曲大協奏”：即從上學型轉向普及型，從普及型轉向精英人才型，從少數英才模式轉向普及型英才模式。現在，三種轉型同時存在，而且不同模式在相當長時間內交叉作用著，這就促使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呈現新的走向。
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發展的復合因素的作用，如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和人員的多樣化流動，師范教育也相應進行了多種改革嘗試。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終于從政策上確認允許綜合性大學培養教師，中國師范教育自建國以來建立起來的單一定向型體系被打破，呈現出新的走向：
第一，由單一的師范院校定向培養轉向多類型院校培養，從正規院校培養轉向學校培養與社會培訓相結合，從學校培養轉向正規培養與國家認證相結合；
第二，從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分別實施到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相結合，再到職前培養與職后培養一體化。
這兩種變革使師范教育制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前者使師范教育體制走向多元化，在體現國家對資格的要求的前提下，強化培養形式的開放與匯集多樣的優秀人才；后者使師范教育職能趨于一體化，使教師教育得到強有力的支持，國家則能集中財力和人力建設重點師范教育培訓中心，從而較好地提高教師培訓水平。多元化體制有利于吸取各方面力量辦好師范教育，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而職能的一體化則有利于重點投資，并強化培訓職能，提高師范教育水平，適應普及型英才教育對高水平的師資需要。這樣可以從根本上轉變師范院校只管職前教育，對在職教師現狀不能或過少參與的狀況，以及解決教育學院僅服務于教師在職進修，學科建設水準過低，教師教育后續力量不足等問題。
二、當前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政策問題
中國師范教育早期學習日本模式，以定向培養為主，爾后學習美國模式，注重多元的一體化模式，即多種院校培養師資，但堅持職前教育與職后教育一體化進行，不設專門的在職教師進修機構。建國后，我國向蘇聯學習，建立起定向型雙軌制的師范教育體系，即由專門師范教育機構定向培養教師，職前教育與在職教育雙軌并行、互不相通。
1.封閉的定向型培養模式的政策問題
50年來，定向型雙軌制師范教育受到政策的重大影響。一方面，這種體制保證了師資培養能按一定規格、一定計劃進行，即使在教師職業不受重視，很少人愿為人師的特殊情況下，也能通過定向的培養和封閉的管理體制保證相應的培養計劃得以實施；而且定向培養提供了較為系統的師范教育，畢業生對教師工作較熟悉，易于適應中小學的教育工作。但另一方面，定向的師范教育卻由于生源單一，特別是在教師工作不受重視的時期，報讀師范專業的生源既少又差，師范教育水平由此也大受影響。政策性的保護造成的封閉又產生了較為嚴重的發展性問題。這種政策以計劃性、穩定性、保護性為出發點，在強制執行按計劃培養教師情況下，特別是以所謂保持師范教育和教師隊伍穩定性的旗號為由，通過提供相應的助學金，來框定教師從業不得改行，致使師范教育趨于單一性，只是為了培養教師，其余學術研究活動都被列為次要或輔，長久以往，導致師范教育機構的學術水準日益降低，師范性越強的機構，科研水準也相應越低。最典型的是當數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機構。
2.錯位的雙軌制政策問題
師范教育雙軌制是中國50年來最大的特點之一。半個世紀來，中國建立起完整的普通師范教育體系，即中等、專科、本科三級體系。1995年中國高等師范院校236所，其中專科76所，全部在校生由1980年的33.8萬人增加到58.3萬人；中等師范學校897所，在校生由1980年的48.2萬人增加到84.8萬人，從1980年到1997年已培養的新教師649萬人。1997年教師培訓系列的教育學院242所，在校學員21.4萬人，教師進修學校2142所，在校學員51.6萬人，從1980年到1997年已培訓在職中小學教師482萬人。現在40所高等師范學院具有碩士學位授予權，專業點700余個；14所高等師范院校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專業點120余個。但是這種不關連的雙軌制，有明顯的錯位特征。對教師教育發展來說，職前培訓只是為從事教師生涯打下一個系統的基礎，對教師的整個人生生涯具有重要影響，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教師還應繼續學習更新更高水平的東西。因此，教師繼續教育必須是在比原先職前培訓機構更高的水平上開展的高級教育。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各級教師的職后培訓機構基本上都缺乏必要的學科建設，既無學位授權點，也缺乏較為完備的學術門類和學術梯隊，教育和教學水準與正規職前教育機構有重大差別，甚至出現北京師范大學畢業的學士要到小學從事教學工作，那就必須到區級進修學校聽某師范學校畢業的同齡人授課之怪事。這種錯位的政策，給中國教師教育帶來了許多困惑和問題。在教育部門的許多文件中，只是給教育學院下達培訓指標，而對這些機構的師資卻很少有明確的要求。南方某省級教育學院，至2000底教育系還沒有一名博士學位獲得者，獲得碩士學位的教師比例也很低，連學士學位授權點也沒有。而同一省的省級師范大學教育口（含心理學）已建立起完整的學科體系，一個一級學科授權點，另有兩個博士授權點，10個碩士授權點，獲得博士學位的教師超過教師總數的2/3。但是教師繼續教育、中小學校長上崗培訓等都因政策規定由教育學院實施。
這種雙軌制政策的早期基本設想是，教師在大學本科已經把知識學好了，教育學院只須為他們傳授一些臨時的補充知識和技能。這也是蘇聯30年代雙軌制模式出籠時的基本思路。這種設想帶著某種想當然的成份，有很強的計劃經濟傾向，更本質的是，政策基礎是建立在農業經濟時代，知識進化緩慢的情況之下。隨著社會發展，這種早存在問題的教師教育政策，更加嚴重地阻礙著教師教育的進步，影響到中小學辦學水平提高。新世紀的到來，不僅知識更新加快，新知識層出不窮，一個本科生在校期間只是學習一般的基礎性知識，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識，尤其是新知識主要在工作中、在繼續教育中學習和獲得，繼續教育已從補充性教育轉變為本科教育的繼續和提升。隨著80年代來的變革，一個計算機專業本科學的知識壽命只有一年，現在中小學的一般知識和教育科學知識在5年間也被更新過半。只有提高繼續教育水平，才能真正滿足和提高教師教育水平。因此，中國師范教育政策應當有重大調整。
三、中國師范教育發展的政策定位
中國師范教育未來的政策走向應當是有利于網羅各方英才，建立起一支素質高、專業性強的教師隊伍，使教師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
1.建構開放多元型一體化的教師教育體系
80年代來，教師管理逐步走出封閉模式，一是教師來源多元化，吸收自學考試畢業生及其他院校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二是教師可以流向其他行業。政策實施的進程是緩慢的，但對師范教育發展起了重大影響，以往擔心教師的轉行會引起人才流失而不可收拾，但事實是流動使教師隊伍活了起來，不僅人沒有跑光，相反流動起了篩選、重組和聚匯人才的作用。實踐證明，運用市場機制，推行開放、多元的教師教育體制是一個重要的政策要點。1998年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允許綜合大學建立教育學院，培養師資，這是使教師教育多元化的一個重要的政策轉變。第二個政策定位是必須把正規培養和多樣化提高結合起來，推行一套以正規培養為主，國家考證相結合的新體系，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選教師。在實施這個政策時，國家管治下的正規教師教育始終是主流，在發展和提高師范院校（包括綜合大學教育學院）教育水平的同時，允許并支持許多杰出人才進入教師行列，才能使教師隊伍水平得到提高。
一體化政策定位的一個涵義是強調國家對師范教育的管治。無論辦學形式如何多樣，體制如何多元，世界師范教育仍然是在加強國家一體化管治，把教師作為國家的代表來教育年輕一代，傳播知識。許多跡象表明，盡管教育越來越自由，注重學生的個性發展，但國家不僅不放松，反而比以往更加嚴格，非常強調師范教育的質量要求。
一體化政策定位的第二個涵義是強調師范教育的職前與職后教育的一體化。從目前的課程一體化轉變為機構一體化，即從強調師范院校教育要與教師今后發展相聯系，到把師范院校與教育學院（校）的機構一體化，納入共同建設和學科發展體系，這樣師范院校職前教育就能真正成為今后發展的基礎，使職前與職后培訓、見習以及在職提高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變階段性師范教育為終身的教師教育。雙軌合并一體，可以使雙方都獲得新的職能，一方面使師范院校實現職能的全面轉變，建構更加完整的師資培養體系，另一方面教育學院（校）得到本質的轉型，全面提升辦學水平。對部分縣市教育學院或教師進修學校則采用分校方式，以增加正規師范院校的專業輻射力。今后所有的師資培訓都在這一機構框架之下進行。
2.推動師資培養模式和教師專業形象轉型
中國師范教育的再一政策定位是根據新世紀教育發展特征，設計新型的教師專業形象和師資培訓模式。第一，師范教育要與信息化社會發展相適應。隨著科技發展，教師專業性和技術含量得到加強，這是世界發展大潮流。因此，政策上要倡導和鼓勵進行教師專業技術考核，例如，可以界定出傳授知識的專業技術，教學教育專業技術，運用新信息手段的專業技術等方面的技術評定等級，實現教師專業培訓中教育思想、專業知識與教育技術上的結合，使教師同醫生等職業一樣，必須經過嚴格專業訓練方可為人師，徹底改變“孩子王”的形象。第二，教師培訓模式應當吸收更多的技術內容，對教師進行更加專業的技術培訓。教師除完成一般大學的專業培訓之外，還應當進行一、二年不等的教師教育專業深造，這是國際發展的重要趨勢。修習一年課程者可獲教師文憑，給予教師資格；二年課程合格者可獲教育碩士，在競爭上崗之下可以獲得更好的薪酬；三年課程合格并撰寫出論文者可獲學術碩士學位；等等。第三，大力倡導未來教師專業目標。法國教育家J.維爾吸收了布魯姆和G.德朗希爾教授的觀點，提出教師發展的10項目標，來界定教師的職業內涵：認識學校的環境與學校的根本功能；認識學校的教育職能；具備傳授教育教學的理論、方法和手段的能力；認識教育對象；認識教育教學環境；培養綜合能力；培養變化能力；培養探索能力；培養創造能力。
3.大力提高師范教育水平
中國師范教育又一政策定位應當是根據國家不同地區的情況，通過不同形式來提高師范教育水平。第一，從根本上提升師范院校辦學水平，逐步從舊三級向新三級轉化，即在近期內取消中師層次，建立以專科、本科和教育碩士三個層次的中小學教師培養架構；未來目標是取消專科層次，建立以本科及本科+1年專業學習的教育文憑學位和本科+2年的教育碩士及本科+3年的專業碩士的新的中小學師資培養架構。這樣，小學及幼兒教師在專門本科學院培養，初中及高中主要是從第二、三、四個層次中吸收，當然也不排除讓高層次人才進入中學或小學工作。取消中師層次后，部分邊遠地區的中師可以作為分校接受高一級學校的學術指導。第二，建立專門的以培養幼兒及小學教師的專業院校，強化綜合性的培養特色，既體現小學及幼兒教師特點，又利于提高教育水平。同時也應建構碩士及博士學位的教育層次。第三，強化教師的專業水平，特別應大力吸取國際師資培養經驗，建立教師考級制度。這種考級制度不同于目前的評職稱，而是在對教師進行新一輪培訓或完成某種教育教學實踐上的重要項目之后，進行的國家性考級，強調教學水平和理論水平等方面的綜合能力，使教師從區縣級到省市級再到國家級逐步發展，有利于教師有層次的深入發展，避免目前評職稱帶來的大鍋飯現象，從而造就一批大師級的教師。第四，建立新的師范教育機構評估制度。鼓勵教師培訓機構整體提高自身素質，有層次地發展，適應時代對師資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國教師教育成為最優秀的教育系列。
【參考文獻】
[1]馬立.走向新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教師教育國際研討會主題演講.香港教育學院.1999.
[2]江海燕、龔國勤、馮增俊主編.世紀之交師范教育面臨的挑戰——第二屆粵港澳臺教育論壇文選.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