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3-18 18:27:4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智慧城市數字經濟，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城市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社會物質和精神財富生產、積聚和傳播的中心。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進步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而城市化發展的水平又直接關系到人類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歷了資源經濟、資本經濟和知識經濟三個階段。在當前這個知識經濟時代,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使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社會生活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經成為衡量城市發展綜合實力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標,信息化正在成為城市一切領域進步和發展的根本動力[1]。在城市信息化進程中,數字城市成了推進城市信息化的標志性工程,這是有著深刻背景的。就社會背景而言,國家的信息化催生數字城市,解決城市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呼喚數字城市,這是需求牽引;就技術背景而言,地球空間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促進城市數字化,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城市數字化,這是技術推動。數字城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2]。實踐表明,數字城市在推動政府管理創新和提高政府科學決策水平、提高城市信息化水平和樹立良好的城市形象、開拓地理信息產業新領域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促進全社會的文明進步和改變公眾工作學習生活方式等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數字城市”建設還存在許多制約城市信息化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其一,信息獲取手段的自動化程度低,實時性差,更新慢,導致“數字城市”與“現實城市”脫節;其二,缺乏統一規劃,整體推動力量薄弱,信息不能共享,系統之間不能互連互通互操作,導致重復建設,造成浪費;其三,智能化程度差,數據多但用不上,有數據但用不好,有信息但找不著,有系統但不好用,影響整體效能的發揮。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策、體制和機制方面的問題,也有技術方面的問題。物聯網、云計算和網格技術的出現,為解決“數字城市”面臨的上述問題提供了機遇。怎樣利用物聯網技術解決對城市的實時感知和實現“數字城市”與“現實城市”無縫連接的問題,怎樣利用云計算技術來解決多源異構海量數據處理的問題和增強智能服務的能力,怎樣利用網格技術解決信息資源共享的問題和實現協同工作,這些都是學界和業界思考的問題。“數字城市”往何處去?由“數字城市”到“智慧城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呼之欲出的。智慧讓城市更美好,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是全社會的心聲。
2智慧城市與數字城市的關系目前,全國有一百多個城市都在建設“數字城市”基礎地理空間信息共享平臺,許多城市依托數字城市基礎地理空間信息共享平臺建設的電子政務已投入使用,東部沿海城市啟動了數字城市的全面建設。與此同時,智慧城市的理念和規劃也紛紛推出,這就涉及到智慧城市的理念、特點及其與數字城市的關系。
2.1智慧城市的理念智慧,指對事物能認識、辨析、判斷處理和發明創造的能力,或指學習、記憶、思維、認識客觀事物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其核心是思維能力。而這就必須具備更透徹的感知、更全面的互聯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服務等智慧的要素。智慧城市,簡單地說就是讓城市更聰明,本質上是讓作為城市主體的人更聰明。它是通過互聯網把無處不在的被植入城市物體的傳感器連接起來形成的物聯網,實現對現實城市的全面感知,利用云計算技術對感知信息進行智能處理和分析,實現網上“數字城市”與“現實城市”的無縫連接,并發出指令,對包括政務、民生、環境、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活動等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化響應和智能化決策支持。
2.2智慧城市的特征智慧城市“智”在哪里?這是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目前眾說紛紜,但還是可以歸納為以下六句話[3],即透徹感知、全面互聯、深度整合、協同運行、智能服務和激勵創新。這6個方面中的每個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沒有對現實城市的全面、綜合透徹感知和對城市運行的各種信息系統的實時感測,就不可能有面向現實城市的正確判斷和決策;沒有無所不在的傳感器的全面互聯并實現感知數據的智能傳輸和存儲,就不可能發揮透徹感知的后續作用;沒有對多源異構空間數據的深度整合,就不可能從海量數據中獲取知識,也不可能提供一致性數據服務,信息共享將成為一句空話;沒有基于網格環境的城市各個要素、單元和系統及其參與者的組織和高效的協同運行,就不可能達到城市運行的最佳狀態;沒有云計算這種新的智能服務模式,就不可能為人們提供各種不同層次、不同要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個性化服務;沒有激勵創新機制,就不可能為政府、企業和公眾提供科技和業務創新及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實驗平臺,也就不可能為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2.3智慧城市是數字城市的演化智慧城市與數字城市兩者一脈相承。數字城市是城市的數字化,智慧城市是數字城市的智慧化,是數字城市功能的延伸、拓展和升華。這里,使用“演化”一詞是采用隱喻方法,以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數字城市的科學演化、技術演化和工程演化[4]。在科學層面上,數字城市可以理解為“現實城市”(存在物)的“數字空間”,而智慧城市則可視為“數字城市”的“智能空間”,其科學目標是實現由數字到信息再到知識的轉化;從技術層面看,智慧城市是數字城市的物聯化、智能化,是現實物理世界、互聯網虛擬世界與物聯網智能世界這“三個世界”的無縫連接、相互疊合構成的面向未來的全新城市形態;從工程角度看,“現實城市”建設、“數字城市”建設和“智慧城市”建設都屬于工程活動的范疇,由“現實城市”工程到“數字城市”工程再到“智慧城市”工程,本質上是工程演化過程。城市建設的科學演化、技術演化與工程演化是相互關聯的。所以,智慧城市與數字城市既有連續性又有差異性,數字城市是數字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智慧化的城市,數字化是基礎,智慧化是靈魂。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只有建設好了數字城市才能建設智慧城市,正像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智慧城市與數字城市具有并行性,所以智慧城市也可以稱之謂智慧數字城市[5]。
3數字城市如何向智慧城市演化實現數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演化,首先要有一個總體解決方案。如圖1所示,智慧城市的總體架構由智慧基礎設施層、智慧服務公共支撐層、智慧服務層和智慧服務應用層等組成。圖1 智慧城市總體架構由智慧城市的總體架構可知,實現數字城市向智慧城市的演化有以下3個關鍵技術。
3.1傳感器網與物聯網感知感測技術傳感器網與物聯網技術,是智慧城市實時獲取現實城市各類信息的基礎。包括天基、空基、地基、海基的傳感器網獲取的地理空間數據,連接被植入城市物體和運行信息系統的傳感器形成的物聯網獲取的感知、感測數據,通過互聯網傳輸到智慧城市云計算中心進行整合處理并存儲管理。沒有實時、動態的現實城市的海量數據,智慧城市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網絡與傳感技術把數字城市與現實城市緊密聯系在一起。
3.2云計算技術云計算是智慧城市海量數據處理的智能平臺,對上提供虛擬支撐,包括計算虛擬化和存儲虛擬化。云計算是一種新的計算模式,它通過虛擬化技術把計算資源、數據資源等管理起來,組成一個龐大的資源池,并將其作為服務通過互聯網傳輸給用戶。“云”就像是一個“發電廠”,只是它提供的不是電力,而是計算機的計算、應用和管理能力的服務。只要通過網絡進行連接,并得到授權,你就可以使用這些能力和資源。
3.3網格技術網格(Grid)指第三代Internet,或下一代web。不同于Internet和web,Grid的特點是:資源的范圍更加廣泛,具有很強的分布性、更復雜的異構性;共享更具目的性,引入了虛擬組織(Virture Origion,VO)的概念,而且具有動態性和可伸縮性;強調協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服務的有序性和可控性。對于智慧城市而言,網格技術主要解決4個問題:其一,系統集成,指已建(或歷史遺留)分布異構城市空間信息系統的網格化集成,實現已建系統的互聯互通互操作;其二,信息整合,指多源異構地理空間信息的集成、融合與同化,從而從海量數據中獲取知識,提供無縫連接的一致性城市地理信息服務;其三,資源共享,指廣義信息資源共享,即一切都是服務的理念,如DaaS(數據即服務)、SaaS(軟件即服務)、KaaS(知識即服務)、PaaS(平臺即服務)等等;其四,協同工作,指網格上多個節點協同運行,共同解決城市重大而復雜的問題。這些問題正是由數字城市到智慧城市必須解決的。可以肯定地說,傳感器網與物聯網感知感測、云計算和網格等技術的發展必將讓城市更加智慧。
總部設在紐約的“智慧社區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ICF），創建了一套“遴選-分析評價-頒獎”流程，自1999年_始在世界范圍評選“年度智慧城市”，分別遴選出“智慧城市21強”、“智慧城市7強”，最后評選一家“年度智慧城市”。
ICF構建的“智慧城市關鍵評價指標”，由寬帶連接、知識型勞動力、數字包容（后改為數字平等）、創新、營銷和共識等5個一級指標構成；2015年又增加了“可持續性”指標，表達對城市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高度關注。1999年，新加坡榮膺第一屆“ICF年度智慧城市”獎。
ICF評比活動對智慧城市理念的普及和推廣產生積極的影響。從其歷年的年度頂級智慧城市獎項來看，逐步聚焦于城市的信息-網絡-智慧化建設，但對城市傳統產業轉型的重視，尤其是近年獲獎內容，更加關注智慧建設對現代城市“經濟發展”和“創新經濟”的貢獻，例如2013年ICF了年度主題白皮書《創新與就業》，介紹了一系列獲獎城市轉型案例。這些，也為我國智慧經濟建設提供了國際范例。
歐洲智慧城市6維度指標體系
2007年，維也納大學等機構受邀為歐洲開展智慧城市評價及排名活動。
評價方法和數據來源。研究采用2001-2007年間的城市數據，從歐洲ESPON空間規劃項目的1600個城市數據庫中選擇了70個中等城市為樣本。評價系統由6個一級指標（關鍵維度）、31個二級指標（見表2）和74個三級指標構成，例如，一級指標“智慧經濟”由創新精神、創業才能、經濟情景與知識產權、生產率、勞動市場彈性、國際市場參與度和經濟轉型能力等7個二級指標組成。數據來源方面，74個三級指標中，48個采用本地或區域數據，26個采用各相關國家的數據，也有部分數據從其他研究中獲得。數據收集后需進行標準化處理。
排名評價結果的表達。提煉并歸納出智慧城市的6個維度特征，包括：智慧經濟、智慧交通、智慧環境、智慧市民（公民）、智慧生活和智慧（政府）治理，其理論基礎分別對應區域競爭力理論、交通和ICT經濟學、自然資源理論、人力和社會資本理論、生活品質理論，以及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參與理論等，并對盧森堡等70個城市依評價分值進行了排名。
整整十年了，維也納理工大學不經意間完成了首次大規模的智慧城市評價實踐，堪稱完美成功的一次評價活動。其構建的智慧城市研究框架體系，嚴格的評價邏輯和數據處理方法，著名論文《智慧城市-歐洲中等城市排名》的發表，以及六維度模型的提出，形成了業界廣為引用的智慧城市評價報告，被廣泛認同為智慧建設評價體系的經典樣本。
“中歐綠色智慧城市合作”評估框架
2013年起，我國與歐盟開展了“中歐綠色智慧城市合作”項目，雙方各選擇15個試點城市（區），評估主旨是“比較每個城市的主要特征，以便確定智慧城市諸多項目中的最佳實踐；通過一套共同的標準來評估各個城市，評價智慧城市項目所產生的效益，理解智慧城市項目所面臨的挑戰”。2016年，我國浙江省寧波市作為該項目合作方之一，獲得“卓越獎”。
項目評估框架包括9要素，即智慧城市戰略思路、利益攸關方、治理結構、融資、價值評估、商業模式、ICT基礎設施、城市智慧服務，以及法律與監管政策。
其中“智慧城市戰略思路”方面，關注是否具有智慧城市戰略規劃或頂層設計，是否制訂了智慧城市建設目標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是否體現了ICT技術發展趨勢；KPI指標是否以國際標準為基準。“利益攸關方”關注智慧發展決策的主要利益相關方，也關注市民參與智慧城市的發展。“價值評估”指智慧城市建設的經濟、環境、社會和文化影響，包括創造多少收入和就業、對城市GDP的影響、解決交通擁堵和城市碳排量能力，以及對智慧項目投資的社會回報率問題。“商業模式”則關注將智慧項目投資變現的商業能力，如收取交通擁堵費來為改善公共交通系統提供資金等。“城市智慧服務”關注服務的技術系統架構設計，包括是否可擴展到城市的其他系統或其他城市、是否云上交付、是否利用了物聯網技術、是單一服務還是集成產品的一部分、是否利用應用程序接口API設計的開放系統等。
項目還編制了“試點城市成熟度評估標準”，將評估9要素分別設置為“基本、合格、較先進、最成熟”等四個級別成熟度。
【案例】巴塞羅那被譽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智慧城市之一，在中歐評價框架上，其評分為：
“智慧城市戰略”之“最成熟”：清晰地制訂了各類可量化的智慧城市關鍵指標，具有完整的智慧城市戰略規劃或頂層設計；智慧城市考核績效指標符合國際標準，適用于所有利益攸關方；在城市規劃中體現了ICT 技術發展趨勢；
“利益攸關方”之“較先進”：各利益參與方的作用和關系能夠清晰定義；市民能夠較大程度地參與應用設計，政府具有及時的響應反饋機制；
“治理機制”之“較先進”：形成了跨部門覆蓋整個城市的治理結構，制訂了跨部門績效評價目標；
“融資”之“較先進”：擁有充裕的資金將試點項目推廣到整個城市，對智慧建設資金的使用設計了完備的監控體系；
“價值評估”之“較先進”：建立了智慧城市評價框架，包括社會、環境等非財務因素，且對所有智慧項目開展評估；
“商業模式”之“較先進”：其具有可持續的商業模式；
“智慧應用”之“最成熟”：智慧應用在城市內大范圍普及，一些應用代表了最佳實踐水平，并獲得榮譽；能夠通過開放數據和資源提供智慧城市各項服務。
中歐綠色智慧城市項目的啟動，通過提出較為全面的評價框架及成熟度模型，為我們提供了探知智慧城市建設國際視野的良好機會。
從文獻材料看，中方注重評估框架和智慧城市建設，而歐方優選了巴塞羅那、阿姆斯特丹、曼徹斯特、哥本哈根等知名智慧城市，重點在評估邏輯和項目完成的可移植性，9大評估因素讓我們直接觀察到不同智慧城市建設運營及其評價視角。為此，建議將中歐交流的經驗及教訓適時與國內其他城市分享，及早擴大合作成果。
國際標準機構制訂智慧城市評價指標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的第一城市國際標準，《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城市服務與生活質量指標（ISO 37120）》，于2014年5月，上海成為全球20個試點城市之一。
ISO 37120從城市服務和生活品質兩個維度，在經濟、教育、能源、環境、財政、火災與應急響應、城市治理、健康、休閑娛樂、公共安全、住房、固體垃圾、通訊與創新、交通、城市規劃、廢水、用水與衛生等17個主題，提出100項指標（46項核心指標和54項輔助指標）來衡量城市可持續發展狀態。該標準提供一套全球通用方法，幫助不同國家的同類型城市進行橫向比較，以期發現各城市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先進經驗和做法。
2014年5月ISO 37120同時成立的“國際城市數據理事會（WCCD）”提示人們警示全球性的“城市數據赤字”，表達了對城市級數據嚴重不足的關注，強調高質量、標準化的城市級數據是構建智慧城市的核心，因而致力于創造一種“城市數據文化”。為此，該機構倡議開發新的“智慧城市指標體系”（indicators for smart cities）ISO 37122將涵蓋智慧基礎設施、智慧經濟、智慧環境、智慧政府、智慧生活和智慧交通等六維度內容。
杭州市是國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數字城管首批試點城市，是全國第一個通過驗收的數字城管試點城市，通過不斷創新和發展，走出了一條符合杭州實際、具有杭州特色的數字城管建設運行之路，被住建部冠名為數字城管“杭州模式”。
近年來，杭州市在“數字城管”的基礎上，一直著手建設“智慧城管”，目的是向市民提供更加實用的公眾服務資源，同時也讓每個人都參與城市管理工作。搭建數字城管協同平臺
杭州市于2005年10月份被國家住房與城鄉建設部確定為全國首批十個數字城管試點城市（區）之一，2006年3月，杭州市數字城管建成運行，同年8月全國率先通過住建部驗收，杭州成為全國首個通過驗收的數字城管城市。
杭州市數字城管的主要內容是以日常管理為主的街面管理。數字城管采用對城市部件和事件管理的方法，主要是將市政公用設施、道路交通設施、市容環衛、園林綠化、房屋土地和其他城市基本要素（含地下管網）歸類為六大類城市部件。同時，將引起城市部件發生改變或影響城市環境的行為列為管理事件，主要包括市容環境、宣傳廣告、施工管理、突發事件、界面秩序等五大類。
為了打造城市管理行政許可信息與行政執法信息互通，更高效地進行管理，方便廣大市民生活，杭州市通過政務網搭建了數字城管協同平臺。
目前，杭州市已經有172家城市管理網絡單位和362個社區實現了互聯互通，實現了政府網絡和信息資源的整合共享。
同時，杭州市還初步建立了政務信息與城市地理信息交換平臺，實現了與公安視頻監控、橋梁在線監測、城區防汛決策等系統的對接。
通過將GPS與GSM定位技術相結合，杭州市實現了對環衛作業車輛的實時跟蹤監管，并且實現了全天候監管和對城市管理問題進行統計分析，范圍覆蓋主城區198.82平方公里。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管理范圍的不斷拓展，市民對城管工作的要求不斷提高，給城市管理提出了諸多新課題。為優化數字城管的服務功能，杭州市開通了12319城管服務熱線，全天候受理市民的咨詢和投訴，將市民反映的問題和訴求納入數字城管體系一并解決，上線以來累計受理問題15.38萬件，綜合處置滿意率99.85%。
同時，通過開展經常性的數字城管服務進社區、進廣場活動，問民需，察民情，求民計，不斷地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此外，杭州市充分發揮全市468個社區城管工作室的作用，建立了社區發現問題統一歸口數字城管解決的工作機制，為小事不出社區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暢通了社情民意。
“智慧”理念提升“數字城管”
杭州市數字城管在全國首創了城市管理信息采集市場化運作，即通過創立與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相適應的城市管理信息采集運作方式，較好地實現了資源整合、機制創新、管理創新、功能創新的工作目標，打造了智能化管理模式。
但是，自數字城管運行以來，在發現手段、流程設置、管理方式、運行評價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問題，數字城管有待改進和提升，為此，迫切需要用“智慧城管”的理念和思路來提升杭州數字城管。
為此，一方面需要不斷引入新技術，通過整合、擴建、升級、新建應用系統，構建智慧城管的技術支撐體系，提供“智慧的管理工具”；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引入先進的管理理念與模式，通過完善標準規范、協同機制、預警機制、評價機制、服務機制等，構建智慧城管的管理支撐體系，提供“智慧的管理方法”，從而為“智慧城管”提供全方位支撐。
杭州市在現有的數字城管全市統一平臺的基礎上，進一步升級了系統軟硬件，滿足數字城管中心鎮全覆蓋的要求。進一步優化數字城管流程，實現智能化案卷提醒和回復，增加部門之間的協同能力。開發了市民版“城管通”，升級“12319”系統，進一步提升與市民互動能力。
同時，以網站互動、微博智能手機應用等為載體，整合城市管理行政審批、人行道違停等各類城市設施地理分布。
目前，杭外州市正在積極搭建智慧城管平臺，它在原先“數字城管”的基礎上進行升級。該平臺運用先進的現代信息技術，構建以數據交換、統一GPS監管、統一視頻監控等為應用支撐的智能化城市管理公共服務平臺。
通過智慧城管平臺，市民只要打開智能手機，下載一個相應軟件。里面便能提供城市管理行政審批、人行道違停、公廁、停車場（位）查詢等各類城市設施地理分布以及停車誘導等各類信息，提高了市民在城市管理中的參與度與互動性，可以隨時掌握社會輿情。
基于“智慧城管”數據資源中心，杭州市將開發自適應的數字城管智能分析評價系統，進一步提升數字城管考核評價的科學性。建設智能化運維管理系統，增強數字城管系統軟硬件運行狀態的自動預警和動態感知能力。
在“智慧城管”數據資源中心的基礎上，綜合數字城管以及其它各類城市管理信息系統運行數據，建立城市管理智能預警以及分析決策模型，進行數據挖掘和分析，實現對城市管理難熱點問題、城市管理指標以及各類城市管理專題的智能分析、預警和決策。
資源枯竭城市建成“智慧城鎮”
發展智能的、新型的城鎮戰略，目前已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面，在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指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同步發展。”
有數據顯示，目前全國范圍內，已經建成或正在建設的智慧城市數量已經超過400個，而在近期，旨在建立起更大范圍，納入兩萬余中小城市（鎮）的智慧城鎮試點項目也在2013年年初正式啟動，遼源是其中的榜樣。
遼源是一個資源枯竭型城市，是全國首批12個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城市之一。據悉，吉林移動將在5年內為“數字遼源”建設投入10億元。遼源與吉林移動在實施“數字城市”、“基礎網絡”、“信息興業”、“信息興農”、“信息興教”等5大工程方面開始了深度合作。
目前遼源市成立了由市長任組長、常務副市長任副組長，市政府辦、工信局、公用事業局、公安局、住建局、衛生局等相關部門負責人任成員的“數字遼源”建設領導小組。通過踏訪、調研、收集資料，組織編制了《“數字遼源”建設項目總體規劃方案》。方案清晰地勾勒出了“數字遼源”的基本思路，即夯實基礎信息網絡體系，打造“數字遼源”云計算中心（信息資源管理中心、數據中心）與信息資源共享平臺，構建遼源市“公共服務云”、“社會管理云”、“行政辦公云”三大應用體系，規劃建設數字城市集成平臺、政府熱線、數字城管、數字醫療、監督指揮系統等38個基礎應用項目，力爭到2015年，初步完成“數字遼源”建設，并達到國內同類城市先進水平。
2011年7月9日，隨著IBM云計算中心的啟動實施，“數字遼源”建設又站在了一個全新的起點上，輻射東北地區，擴散到全國，數字遼源正在向智慧城市邁進。據負責IBM遼源云技術中心運營服務的軟通動力集團遼源子公司總經理吳江介紹，目前，通過遼源市場已經將東北三省和內蒙古地區業務簽訂和應用服務都轉移到了遼源市。遼源已經成為了上述地區云計算服務的領頭羊，帶動相關產業的飛速發展，遼源在云計算方面的區域核心地位越來越明顯。
據數字遼源工作委員會信息化主任劉翠介紹，圍繞智慧城市建設的目標體系，遼源重點打造三個應用服務平臺：
構建產業鏈協同服務平臺，以商務應用、行業應用、企業應用為核心，加快建設智能工業園區。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加快發展電子商務、物流集散、企業協理、云計算應用等信息服務業，帶動軟件產業園建設，加快信息產業發展。
構建政務信息化應用平臺，加強政務信息化應用平臺建設，擴大網上政務服務范圍，重點建設網上審批、網上投訴、官方微博、政府公共服務呼叫中心等系統。
構建城市智能管理平臺，依托東北云計算中心和應用軟件基礎平臺，整合和分配城市管理資源，深化政府各職能部門在管理和業務等方面的信息化應用，實現對城市的科學、精細、長效管理。
14個項目率先應用
據孫德錄介紹，“數字遼源”重點規劃的38個基礎應用項目中，數字工商、平安城市、數字交通出租車監控管理平臺已經上線運行，數字醫療完成了系統框架與功能建設，數字城管和應急指揮系統于2012年8月末全面完成系統建設工作，其他項目也將陸續上線運行。截至目前，已經完成投資9.7億元。
“市民一卡通系統、民生賬單、政府公共信息呼叫中心系統、數字藥監、數字社區、數字旅游、數字教育等28項是2012年到2015年數字遼源重點建設項目。”孫德錄介紹說，市民將來看病不用再做重復檢查，拍張圖片上傳就能完成城市管理，地下管線、地上建筑全部三維呈現，數字防控讓城市“四門落鎖”，市民幸福感、安全感極大提升。
數字醫療電子健康檔案系統基于全市衛生醫療服務需求搭建了全方位覆蓋、全過程監控、信息化支撐的新型衛生醫療服務模式。逐步實現以居民電子健康檔案和電子病歷為重點的統一高效、互聯互通的醫療衛生信息系統，為全市衛生管理、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醫療協同提供全方位信息服務。目前，已完成全市（包括縣區）53家醫療服務機構紙質檔案的收集歸類和匯總整理工作，建檔數量806349份，建檔率達70%，2012年8月已經上線運行。實現了以居民電子健康檔案和電子病歷為重點的統一高效、互聯互通的醫療衛生信息系統，為全市衛生管理和廣大市民享有便捷高效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提供技術支撐和高效服務。
在城市管理上，遼源數字城管上線后，整個城市的部件和事件都可能通過信息化的手段進行管理。對水井蓋、路燈、護欄、廣告牌等建立檔案，劃分網格，按照網格化進行管理；政府與百姓之間搭建一個互動平臺，發生問題時能立即發現，及時解決。再如數字安監，可對城市的礦山、高危企業、加油站、危險源進行監控，起到提前預警的作用。
關鍵詞:數字化，城市管理部件，設計應用
在當前的數字化時代中，數字化技術應用于眾多領域，其中，城市管理也越來越多地采用了數字化管理的方式，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原來的技術已經不能滿足現代城市管理的要求，因此數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統為城市管理帶來了新的契機，該系統的采用可以提升現代化服務水平，促進城市管理工作的效率提升。
1系統背景概況
太原數字城管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統屬于北斗測繪地理信息技術領域，主要是對城市部件信息進行快速采集、更新。該系統充分應用現代北斗測繪地理信息技術，選用北斗高精度平板采集器，把城市部件分類展示在最新的地形圖內進行核查，從而快速進行部件采集、更新。運用北斗地理信息技術具有速度更快、精度更高、更直觀等優勢，外業采集人員可隨時隨地進行部件的屬性查詢及更新，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加快政府部門的信息化、現代化建設步伐，實現數字化城市管理。
2系統開展的必要性
隨著社會的發展，一些技術已經無法適應現在的要求，早期數字城市管理系統生產技術落后、生產工藝流程不全面，導致系統比較陳舊，完全不適應城市建設、管理。隨著計算機技術和測繪技術的飛速發展與廣泛應用，數字城市管理系統也日趨成熟，城市建設規模也越來越大，數字城市管理系統的準確性越來越低，嚴重影響城管系統的使用，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早期部件普查不準確、遺漏的問題不斷凸顯出來;第二，城市道路變化、城區擴大，有大量部件涌現，導致部分區域的城市部件未納入系統管理;第三，基礎地形圖老舊，迫切需要更新。這些問題導致數字城管系統案卷上報困難的同時，也為確權、處置和考核評價帶來了極大的難度，因此部件普查更新迫在眉睫。
3系統工作開展與組織
城市管理系統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各參與單位彼此之間需要良好的組織與分工，才能按期完成城市管理系統部件快速更新。太原市數字化城鄉管理指揮中心是省內唯一一家中國智慧城市產業聯盟理事單位，擁有5年的數字化城市管理經驗，致力于城市管理領域的不斷探索、創新，力圖推動城市管理邁上一個新臺階。在這樣的背景下，數字城管中心與合作單位一起研發智慧化城市管理平臺，使得智慧城市管理平臺本土化，充分滿足本地城市管理需要，也將推進省內其他城市數字城管向智慧城管的轉變。
4系統的設計與應用
4．1系統設計。城市部件快速更新系統主要是依托專業普查測繪設備對數字城市管理基礎地理信息數據庫進行更新，是一種將未普查城管類部件進行外部普查與內部數據加工錄入相結合的軟件系統。普查設備配置高精度全球定位系統模塊，可以準確對城管部件進行高精度定位(誤差不大于0．3m)。對現有數字城管1/500基礎地形圖進行相應數據轉換，到普查設備中，利用定位系統對部件進行實時精確定位，并對庫中部件與現實不符的情況進行更正。1)對數據庫里的已有部件進行核查，可對應選取任何一個部件進行屬性及坐標的查詢并時時核對。2)未普查或新增部件的采集更新，可實時對地形圖上沒有的部件進行實時采集位置信息及屬性，并輸入上傳。4．2系統優勢。該數字城市管理數據更新軟件安裝于北斗高精度平板采集器內，可實時對每一個部件進行查詢、編輯、采集、上傳。將傳統的作業模式融為一體化作業，其優勢體現為:1)與北斗定位技術、GIS技術相結合;2)北斗高精度平板采集器屏幕大、精度高，具有可實時查詢屬性并可上傳;3)傳統系統只是運用定位技術進行定位后拿紙質地圖查詢，運用先進的技術將定位和查詢兩者進行實時結合，進而實現數字化、可視化和智能化。4．3系統成效。項目實施可以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增強市場競爭力，同時對社會發展起到支撐和引領作用。系統在應用之后所取得的經濟效益是十分可觀的。在2015年以前，系統對于已普查過的部件出現的新增和缺失等情況無法及時進行更新。在2014年年底，相關中心與單位共同完成了“城市部件快速更新系統”研發工作。新的數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統可以在信息采集人員對新增、缺失部件進行點數的基礎上，對部件進行精準定位，實現新增、缺失部件的實時更新入庫，大大提高了新增、缺失部件數據更新入庫的工作效率，有效凸顯了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部件數據的優勢，節約了專項普查經費。4．4推廣與應用評價。此數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統的設計主要是為了保證數字城市管理部件數的實時性，一旦部件數據發生變化可以及時進行數據更新。它主要是依托測繪專業普查設備，對數字城市管理基礎信息數據庫中未普查城管類部件進行外業普查與內業數據加工錄入相結合的軟件系統。指揮中心可以利用該系統對城市健身器材、救助站指示牌、應急避難場所指示牌等城市管理部件進行在線更新，確保城市部件數據完整，為提高派單準確率提供了數據保障。
5結語
數字化城市管理系統是將數字化城市管理和指揮相融合的系統，可以實現對城市的有效管理，而城市部件的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該系統是否能夠對城市實施實時、有效的管理，因此本文所涉及的數字化城市管理部件快速更新系統具有巨大的經濟價值，值得推廣與應用。
參考文獻:
［1］吳楠，楊永崇，高佳．數字化城市部件信息管理系統的設計與實現［J］．西安科技大學學報，2013(3):319-324．
關鍵詞：智慧城市；城市發展；影響因子；空間結構
中圖分類號：K901.8 文獻標志碼：A
隨著全球化、信息化的深入推進及知識經濟的興起，世界競爭開始轉向虛擬空間[1]，城市發展思潮也逐漸從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2-3]，之前的基于信息技術的數字城市[4-5]框架正向一個融技術、經濟、社會、空間于一體的智慧城市演變[6]，城市愈發追求更加低碳、環保、高效、智能、幸福的美好目標，在這一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提出。智慧城市是運用先進的ICT技術，將人、商業、運輸、通信、水和能源等城市運行的各個核心系統整合，從而使整個城市作為一個宏大的“系統之系統”，以更為智慧的方式運行[7]。智慧城市不僅是智慧地球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有利于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提升經濟發展質量，有利于提升城市管理的科學化，為未來城市提供了新的路徑。因此，很多國家和城市啟動了智慧城市的建設熱潮[8-9]，學術界也開展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目前，國外智慧城市研究的視角主要有技術應用[10]、產業組織[11]、資源配置[12]、城市規劃[13]、人本主義[14]。國內智慧城市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頂層設計[15]、大數據對智慧城市規劃的影響[16，17]、國外智慧城市發展對中國的啟示[18-20]、智慧城市建設的路徑[21]、智慧城市評價[22]、智慧城市的作用[23-25]、評述與展望[26]。智慧城市的發展評價相關研究很多，但大多局限于單個城市，僅有的一些多城市發展差異比較研究，樣本量也較少，不能很好地揭示智慧城市的發展差異。另外，智慧城市發展水平差異大多基于單個年份，少有探討智慧城市發展水平差異演變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中國公布的三批智慧城市為范圍，本著可比性、科學性、可行性及完整性的原則，選取了77個地市級的智慧城市，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以判斷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哪些因素發揮了主要作用，然后對2011年和2014年這些智慧城市發展水平進行評價，最后分析其原因，以期為中國智慧城市的建設提供一定的借鑒。
1 數據來源與指標設計
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源于2012年和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城市年鑒》、各相關省市統計年鑒和各相關城市的政府統計公報。首先遵循科學性、可行性、完整性及可比性的原則，即要滿足以下要求：可準確表征智慧城市發展水平；數據可獲得；數據完整；在同一層級有可比性。根據智慧城市的含義，智慧城市的指標設計應注重兩方面：其一，以信息、知識為核心資源，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手段；其二，對于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的響應，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因此本研究選取智慧基礎設施、智慧技術、智慧產業、智慧服務及智慧生態五個一級指標19個二級指標表征智慧城市發展水平，構建起智慧城市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表1），選取77個地級試點智慧城市進行空間差異分析。
2 中國智慧城市的發展水平差異及演化
2.1影響因子的測度及分析
2.1.1 2011年智慧城市發展水平的主因子
首先，分別對2011年和2014年的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消除數據量綱的差異，采用因子分析，運用最大方差法旋轉處理后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貢獻率（表2）。根據特征值均大于1的原則，從19個因子中提取了4個主因子作為主成分，累計貢獻率為78.02%（表2），根據旋轉成分矩陣（表2）可知F1主因子與X2、X3、X4、X5、X6、X8、X9、X10、X12、X13等10因子有很高的關聯性，這些因子主要涉及到智慧基礎設施、智慧技術、智慧服務和郵政業務總量，可將F1主因子命名為智慧城市綜合實力因子。該因子單項排名前幾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杭州、蕪湖和昆明；F2主因子與X1、X7、X13、X14、X15、X16等6個因子關聯性較高，主要涉及互聯網用戶、就醫便利度及生態，可將F2命名為宜居因子，該因子單項排名前幾位的城市有重慶、廣州、上海、杭州、天津、武漢、大連。F3主因子與X11（單位GDP能耗）、X17（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呈較高相關性，為生產方式因子，該因子單項排名前幾位的城市有上海、廣州、杭州、武漢、無錫、南通、常州。F4主因子與X17 （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相關性較高，可稱為綠化因子，該因子單項排名前幾位的城市有上海、珠海、大連、昆明、無錫。四個主因子分別不同角度反映了2011年的智慧城市的發展程度。
以4個主成分對應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計算綜合分值，得分僅表示在構建的指標下各地智慧城市的相對差別。選取前20個城市的總和得分排序（表3）排名最高的前五位依次是為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杭州，綜合得分都大于0.71。其次為寧波、武漢、蕪湖、無錫、金華、昆明、大連，綜合得分在0.24～0.36之間。重慶、南通、青島、煙臺、溫州、常州、珠海的綜合得分在0.048～0.13，其余城市綜合得分都小于0。北京呈正相關的主因子F1中排名第一，綜合得分也遠遠高于其他的城市，表現出了北京發展智慧城市具有非常強的綜合實力，但是其它主因子為負數，說明北京在互聯網、生態宜居、綠化方面應該進一步強化。根據2011年中國智慧產業發展水平發現，中國智慧城市發展水平極不平衡，智慧城市發展較好的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杭州等一些特大城市，其它城市發展較為滯后，且具有明顯的等級結構，其智慧城市水平等級與其規模呈正比。
2.1.2 2014年智慧城市發展水平的主因子
運用相同的方法對2014年中國智慧城市的數據進行分析。系統對選取的19個因子進行旋轉后提取4個主因子。4個主因子對選取的19個指標的解釋能力達到78.541%。進行因子得分級算得出2014年智慧城市發展水平排名前20位的城市（表5）。
2014年主因子F1在X2、X3、X4、X5、X6、X9、X10、X14、X15、X16、X17、X18等12個因子上載荷值較大，這些因子多側重智慧基礎設施、智慧技術及智慧生態，體現的是智慧城市發展水平的綜合實力，可將F1主因子命名為智慧城市綜合實力因子。該因子單項排名前幾位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慶、烏海、鄭州和昆明；F2主因子與X1、X8、X12、X13等6個因子相關度極高，主要涉及互聯網用戶、社會保障及通達性，可將F2命名為通達性因子，該因子單項排名前幾位的城市有重慶、廣州、天津、上海、鄂爾多斯、杭州、大連和武漢。F3主因子在X11 （單位GDP能耗）載荷量相對較高，為生產方式因子，該因子單項排名前幾位的城市有廣州、杭州、常州、溫州、武漢、泰州和珠海。F4主因子與X7（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有很強的相關性，可稱為智慧服務因子，該因子單項排名前幾位的城市有秦皇島、珠海、鄂爾多斯、新余、四平、石家莊和北京。
2014年和2011年相比，智慧城市發展水平前三位城市變化不大，北京、上海和廣州都是前三位。重慶發展很快，由13位上升到第4位，天津、杭州和武漢則略有下降，寧波下降較多，下降到第12位，無錫也發展較快，有第9位上升到第7。鄭州和秦皇島發展最為迅猛，分別從60位和41位大幅度上升到第9和20位，太原市也有所發展從21位上升到18位，而煙臺、唐山和蕪湖排名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蕪湖下降最為明顯。整體看來，智慧城市的發展的水平都在整體提高且發展呈現出以北京、上海的“雙中心”發展趨勢。
2.2智慧城市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
利用全國地級以上的77個試點智慧城市綜合實力整體得分F，進行聚類分析，將2011年和2014年77樣本智慧城市分為5個等級。2011年五個等級的智慧城市數量分別為1、1、3、7、65，智慧城市等級體系呈金字塔型分布。2014年五個等級的智慧城市數量分別為1、1、4、70、1，智慧城市等級體系為不規則的梭形結構，中等層次以上的城市數量較多，高等和低等層次的城市數量較少。
2011年第一等級和第二等級的智慧城市分別是北京和上海，2014年仍然是北京和上海，綜合得分大于1的智慧城市有北京、上海、廣州減少到僅北京和上海，且北京的綜合得分從2011的4.83增加到2014年的5.12，處于第一等級，而上海從2011年的2.98下降到2.77，處于第二等級，北京和上海的發展速度遠超其它城市，日益成為我國智慧城市等級體系的兩極。第三等級的智慧城市2011年有廣州、天津和杭州，2014年增加了重慶，這些城市基礎設施完善，經濟發展迅速，科技創新能力強，智慧城市發展潛力巨大。2011年處于第四等級的智慧城市僅有7個：寧波、武漢、蕪湖、無錫、金華、昆明和大連，2014年很多智慧城市發展迅速，處于第四等級的智慧城市增加到了70個，而第五等級的智慧城市從2011年到2014年從65個減少到僅鄂爾多斯1個。
將智慧城市與地理空間結構相結合，從而反應出智慧城市的空間分布結構。全國77個地級智慧城市的整體得分F，體現了各個城市智慧建設的強弱。得分高，實力強的城市，其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經濟和科技創新實力強、社會保障能力業相對較高；相反，得分較低的智慧城市，總體實力較弱，智慧城市的各個方面需要提高。將智慧城市與地理空間結構相結合，從而反應出智慧城市的空間結構類型（圖1）。
3 智慧城市空間差異的成因
3.1 城市發展的內在需求
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人口、資本、產品等要素不斷向大城市集聚，城市自身也在不斷膨脹，出現了經濟活動頻繁而無序、流動人口管理困難、城市發展與環境資源的矛盾日益突出、交通擁擠等諸多問題。中國的特大城市的發展面臨新的挑戰，對城市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在更新現代城市管理理念的同時，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創新城市管理模式，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使信息化、數字化城市管理從功能到效率得到全面升級，使數字化城市向集成化、智慧化、協調化發展[27]。這些內在需求及城市發展從低級向高級演替的規律促進了智慧城市的發展，也造就了這些高水平的智慧城市。
3.2 對原有資源稟賦的慣性依賴
規模較大的城市經濟基礎好、科技實力強，智慧技術鏈和產業鏈有了初步的發展。比如無錫建有國家傳感網示范區，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是國家云計算服務創新示范城市。特大城市的信息化水平也較高，而小城市這方面的資源條件較匱乏。所以在原有發展路徑的影響下，造成了特大城市智慧城市發展水平較高而小城市智慧城市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格局。然而，等級較低的城市，發展潛力巨大，具有更多的發展空間（圖1）。
3.3 政策驅動
在政策方面，城市規劃和政府政策對智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為推動智慧城市的發展國家出臺了諸多政策：《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信息化發展和切實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見》、《“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推M物聯網有序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促進我國智慧城市健康有序發展的指導意見》等。2012年12月5日，住房部《國家智慧城市試點暫行管理方法》以及《國家智慧城市（區、鎮）試點指標體系（實行）》的通知；2013年，住建部先后公布兩批國家智慧城市（區、縣、鎮）試點，城市數高達193個。為各個地區智慧城市的發展創造了可能，2014年8月29日，經國務院同意，發改委、工信部等八部委印發《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為智慧城市的健康發展提供了相應的依據。在地方上，許多城市將智慧城市納入地方“十二五”規劃綱要，在智慧城市建設的先行地區還出臺了一系列專門的政策規劃，逐步建立起保障智慧城市穩定健康推進的政策體系[18]。各個城市還從不同方面開始建立智慧公共服務和城市管理系統、智慧城市綜合體、智慧政務城市綜合管理運用平臺、智慧安居服務、智慧教育人文服務、智慧服務應用、智慧健康保障體系建設、和智慧交通的建設。
最后，自2010年智慧城市的概念被明確提出后，國家各個層面都非常重視智慧城市的發展，所以在2011年時智慧城市發展水平處于第五等級的城市很多，經過2年的發展，2014年第五等級城市明顯減少，而第三等級城市急劇增多，從側面表明國家及政府的重視對智慧城市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3.4 智慧文化
構建智慧城市的過程中，信息化和科技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智慧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然而其滲透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還有賴于城市居民思維意識的轉變，有賴于智慧文化在社會的普及程度。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無錫、寧波等城市經濟較為發達，開放程度較高，易于接受新事物，上述城市的物聯網較發達，淘寶村的數量也較多，這有助于形成智慧文化氛圍。同時，這些城市信息化程度比較高，通過網絡平臺接受城鄉居民預約服務的人也在不斷增加，各公共服務機構的智能化水平不斷提升，也為供給和需求的良性互動奠定了基礎，極大地推動了智慧城市的發展。
4 結論
智慧城市對促進城市科學化管理及提升經濟質量具有重要作用，代表了未來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但是對于其發展水平差異及發展形成規律的研究較少。因此，基于智慧城市的內涵及相關研究，構建了智慧城市發展水平指標體系，選取了77個樣本智慧城市進行分析評價，主要結論如下：
（1） 影響智慧城市空間結構和區域差異的主因子動態變化不大，主要是綜合實力因子。2011年，除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杭州等城市位于前三等級，寧波、武漢、蕪湖、無錫、金華、昆明、大連位于第四等級，其余大量城市都屬于第五等級。影響智慧城市主因子有四個，其中綜合實力因素包括了初始因素的大多數，具有極強的代表性，宜居因子、互聯網、生態及綠化因子也發揮了一定作用；2014年中國智慧城市整體上有了較大發展，影響智慧城市的因子變化不大。
（2） 中國地級以上智慧城市的總體水平正處于初級上升階段，但空間差異較明顯。無論是2011年還是2014年，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杭州都是前三等級智慧城市，重慶發展迅速進入第三等級。而其余71個城市雖仍屬于第四第五等級，但是大部分城市正處于上升和發展階段，其發展空間廣闊，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資金和人員來推動智慧城市的建設和發展。2014年和2011年相比，第五等級城市迅速減少，第四等級智慧城市急劇增加。
（3） 我國智慧城市的發展格局單極態勢較明顯、呈“梭”型結構。2014年和2011年相比，前三等級變化不大，僅重慶進入第三等級，但是第四等級的城市急劇增多，形成了以北京為第一等級、上海為第二等級的單極不規則“梭”型的發展格局。這一階段發展格局的演變主要得益于各地級市政府優惠政策的推動、創新能力的提升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以中小智慧城市的快速發展為特點。
（4） 智慧城市的發展受到城市發展的內在需求、原有資源稟賦的慣性依賴、政策的影響及智慧文化，尤其是政策的作用非常顯著。
隨著“四網融合”及“互聯網+”的逐步推進，智慧城市發展是一種趨勢，智慧城市的發展最重要的是科技和信息在城市發展及城市居民生活中的滲入程度，而考慮到本研究選取的樣本較多及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的主要指標對新興的一些指標關注較少，比如城市居民對智慧城市的認可程度、物聯網、淘寶村數量等，因此本研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我國地市層面智慧城市的空間結構演變。未來應增加一些新指標，多選擇一些具有一定時間跨度的截面數據。
參考文獻：
[1] 劉云剛， 謝安琪， 林浩曦. 基于信息權力論的智慧城市建設芻議[J]. 人文地理，2014，139（5）：8-13.
[2] 柴彥威， 沈潔. 基于居民移動―活動行為的城市空間研究[J]. 人文地理，2006，21（5）：108-112.
[3] 湯茂林. 我國人文地理學研究方法多樣化問題[J]. 地理研究，2009，28（4）：865-882.
[4] 段學軍. 數宇城市建設研究[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03，22（5）：1-4.
[5] 魏海平，陳應東，錢海忠. 數字環境下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研究[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04，23（6）：45-47.
[6] 甄峰， 翟青. 信息時代移動社會理論構建與城市地理研究[J]. 地理研究，2012，31（2）：197-206.
[7] IBM商業價值研究院信息時. 智慧地球[M]. 上海：東方出版社，2009：1-3.
[8] 劉靜玉，王發曾. 基于空間信息技術的城市開放空間信息系統設計[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05，24（5）：114-119.
[9] 李保杰，顧和和，紀亞，等. 基于地學信息圖譜的礦業城市空間擴展研究[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12，31（1）：50-54.
[10] Washburn D， Sindhu U， Balaouras S， et al. Helping CIOs Understand "Smart City” Initiatives： Defining the Smart City， its Drivers， and the Role of the CIO[M]. Cambridge ： Forrester Research， Inc， 2010：10-17.
[11] Harrigan P 0， Boyd M M， Ramsey E，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e-procurement within the I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Ireland[J]. Management Decision，2008，46（3）：481-500.
[12] Lenzen M， Peters G M. How city dwellers affect their resource hinter land[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10，14（1）：73-90.
[13] Graham S， Marvin S.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M]. London： Routledqe，2001：1-11.
[14] Batadgan L. Smart cities and sustainability models[J]. Revistade Informatical Economico，2011，15（3）：
1453-1465.
[15] 甄峰，秦蕭. 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總體框架研究[J]. 現代城市研究， 2014（10）：7-12.
[16] 甄峰，秦蕭. 大數據在智慧城市研究與規劃中的應用[J]. 國際城市規劃， 2014，29（6）：44-50.
[17] 柴彥威，龍瀛， 申悅. 大數據在中國智慧城市規劃中的應用探索[J]. 國際城市規劃，2014，29（6）：9-11.
[18] 沈山，曹遠琳， 孫一飛. 國際智慧城市發展實踐與研究前瞻[J]. 現代城市研究，2015（1）：42-48.
[19] 王廣斌，崔慶宏. 歐洲智慧城市建設案例研究： 內容、問題及啟示[J]. 中國科技論壇，2013（7）：123-128.
[20] 吳志，強柏. 歐洲智慧城市的最新實踐[J]. 城市規劃學刊，2014，218（5）：15-22.
[21] 辜勝阻，王敏. 智慧城市建設的理論思考與戰略選擇[J]. 中國人口?資源環境，2012，22（5）：74-80.
[22] 劉維躍，王海龍，劉凱歌，等. 運用熵權/TOPSIS組合模型構建智慧城市的評價體系[J]. 現代城市研究，2015（1）：
31-36.
[23] 趙四東，歐陽東，鐘源. 智慧城市發展對城市規劃的影響評述[J]. 規劃師，2013，29（2）：5-10.
[24] 易衛華，張賽飛. 智慧城市的社會影響與對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13（10）：238-242.
[25] 劉蘭娟，徐鑫. 智慧城市建設財政支出影響經濟轉型的CGE模型分析―以上海為例[J]. 上海經濟研究，2014（1）： 104-111.
[26] 王朝暉，鄭新奇. 基于共詞分析的智慧城市研究現狀與展望[J]. 地域研究與開發，2014，33（4）：59-63.
[27] 逢金玉. “智慧城市”―大城市發展的必然選擇[J]. 經濟與管理研究，2011（12）：74-78.
Study on spatial difference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China
ZHANG Jian-Wei1，2， LI Bei-Ge1， BI Dong-Fang1， WANG Can1
（1.School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Anyang 455000； 2. Center for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智慧城市”不是概念,更不是盲目追捧新興技術的“面子工程”。城市信息化要真正從應用出發,讓信息化為城市居民的便利生活發揮作用。
城市,是人類文明精華的匯聚之地,數千年來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的光芒在此交相輝映。然而演進至今,城市卻遭遇各種挑戰: 人口膨脹、飲水衛生、安全隱患、環境污染和交通擁擠……如果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終將嚴重制約城市的發展。所以,用信息技術改善城市生活,改變城市形象勢在必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建設“XX城市”成了時髦的理念。從2000年至今,先后就出現了“數字城市”、“無線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然而,名詞雖有變化,但本質上并沒有差異。
所謂“數字城市”,是指數字技術、信息技術、網絡技術要滲透到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個概念提出后,一直由政府機構主導推進。2000年時,中國近百名市長與IT精英聚首“21世紀數字城市論壇”,共商推動中國城市數字化進程大計。
而沒幾年,引進了美國“無線費城計劃”的“無線城市”概念,又取代了數字城市,并活躍起來。
無線城市主要用無線網絡來便利市民生活,除此之外,對于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提升城市的現代化水平,也有重要意義。此概念一出,迅速刺激了中國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紛紛開始考慮建設此類項目。
然而,從無線費城計劃算起,無線城市在全球范圍內也發展了5年有余,如今看來,可以作為樣本的案例卻仍然少之又少。有些國家的無線城市項目在大規模宣傳后甚至根本沒有啟動; 而休斯敦、舊金山、芝加哥等城市宣布暫停該計劃后,風光一時的Wi-Fi新創公司如Jolt-age、Cometa等被迫陷入倒閉的絕境。而在中國,除了廈門有較好的實施效果,在其他城市也并無多大進展。
就在此時,更宏觀、更龐大的“智慧城市”概念又進入了人們的視線,它強調用云計算、物聯網、傳感網等高科技網絡搭建城市的“智慧環境”。與前兩者不同,智慧城市是由IBM公司提出并倡導的,主導者變成了企業而非政府主導,而且目前已經得到了許多城市的支持。
但筆者認為,無論數字城市、無線城市,還是智慧城市,都無非是城市信息化概念的詮釋。而實踐證明,凡涉及信息化建設全局目標的實施,都需要大量投入和較長時間,城市信息化建設也一樣,需要明確的階段性目標。特別是在前沿技術的應用上,無論物聯網、云計算,或者三網融合,都不是幾個企業就能搞定的,這還需要政府去協調、推進。
而已經開展了3、5年的數字城市、無線城市項目中,“夾生飯”大量存在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全局規劃。各行業、各部門、各單位都在進行信息化建設,導致重復建設,系統之間也不能連接起來發揮綜合效應。
近兩年，中國發生了一些影響較大的災難事件，比如說天津爆炸案，也有一些是自然災難，比如臺風和地震。這些突如其來的災難，不管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都會造成悲慘的結局，經濟損失也很嚴重。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智慧城市需要為社會和居民提供更好的保障措施。
目前美國對智慧城市的關注還是值得一提的，尤其是洛杉磯有些團隊正在從商業保險的角度來研究它。在調查中，這些人員發現全球因為地震引起的火災或暴風雨每年高達16000多起，而往往這些災難可以摧毀任何城市，不管它是不是智慧城市，也不管它有多么“智慧”。因此，在我看來，想要建設智慧城市先要確保這個城市的整體安全問題。而研究人員發現，依靠政府財政撥款并不能很好地做到這一點，保險業和保險公司可以發揮其應有作用。這些行業公司可以針對重大災難事件設計產品，并為災難事件后果提供可預見和高效的后續計劃，比如人員、財產的轉移與安置。
通常情況下，智慧城市的建設與高投入和高科技相關聯，但是我認為這種聯系并非一定存在。美國對智慧城市的研究結果顯示，在一個國家，尤其是中國這種地廣人多的國家，推廣智慧城市可以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先從全國范圍內篩選地震、臺風多發的城市，在它們內部建立智慧城市應該涵蓋的安全設施，包括基礎設施和經濟產業上的；第二個階段再去篩選經常受洪澇災害侵擾的城市；第三個階段是在前面的基礎上，最終將智慧城市的安全理念推廣至更多的城市。
為什么要提保險和安全呢？因為中國的大型城市太多了，人口百萬以上的城市數以百計，但是這個數字在美國不過幾十個甚至十幾個。而人的安全對任何的智慧城市都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