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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民間借貸的法律程序，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問題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號某銀行與張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值得關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銀行與被告張某某簽訂了一份《個人消費擔保借款合同》，同時，張某某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等證明文件辦理了抵押借款手續，向該銀行借得人民幣8萬元。張某某的行為違法，被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而該銀行因索款無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張某某償還借款本息合計10萬余元。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并已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法院指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是以合同形式表現出的犯罪行為，而非侵權責任法意義上的一般民事侵權，故而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調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審判時，人民法院沒有對本案被告進行追繳或者退賠，故本案不屬于上述第五條規定可以另行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等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某銀行的。這個案子矛盾的焦點反映了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時的法律程序和規范如何適用如何選擇的問題。近年來，類似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漸復雜。雖然業內已有部分專家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但從總體上看，依舊存在理論落后、立法缺失等問題。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應當一律選擇“先刑后民”的處理原則？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為何？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擬從民間借貸糾紛出發對我國司法實踐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適用和規范選擇展開研究，以期能夠找到較好調處此類問題的方法模式。
二、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間借貸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內涵
民刑交叉，有學者將此定義為：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既觸犯民事法律又觸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競相要求適用之，從而產生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交叉競合的案件[1]。筆者認為，民刑交叉的實質是民、刑法所調整的法律事實及社會關系的競合。法規競合雖然僅是一種立法上的現象，但當法律事實出現并違反競合的法規時，就會產生規范競合的法律適用問題。民間借貸糾紛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從事非金融業務的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貨幣及國庫券的行為，這是一種借款合同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間借貸市場逐漸活躍，隨之而來的民間借貸糾紛也日漸增多。不容忽視的是，此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背后還經常籠罩著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經濟犯罪的影子，這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特別是金融秩序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
（二）各國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在處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著兩種調處模式：其一，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經歸納，筆者認為，上述兩種司法調處模式的運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徑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稱為平行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完全剝離，對刑事犯罪行為的規范和懲處由刑事訴訟程序解決，相應的，對于民事賠償問題則依靠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解決，二者互相獨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順序依附關系。實際上，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用這種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完全分離的平行模式，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反映了一種純正的平行關系。也就是說，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問題，民事問題由民事程序解決，刑事問題由刑事程序解決，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賠償問題則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處理。2.大陸法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與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陸法系面對此類民刑交叉案件，選擇采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即在懲處刑事犯罪行為的同時附帶地調處民事賠償糾紛。特別的，在解決該類問題時，加設被害人自主選擇權，也就是說，被害人既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以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從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與附帶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異，價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國針對這一問題所構建的權利模式和訴訟程序也各有特色。從司法實踐效果來看，可以說兩者各有側重、各有優勢，民刑并行式可以較好地在同一訴訟過程中具有強勢地位的公權對處于相對弱勢的私權的侵占；而附帶式在節約當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優勢。所以說，上述兩種模式本質上并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分，需要重點探討的是在制度架構時對各自優劣的揚棄或保留。
三、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則。“先刑后民”的內涵是，在民事訴訟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應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后，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責任問題進行審理。換言之，在中國，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審理以前不得對民事部分予以審理。
（一）我國“先刑后民”處理方式法律規定
從歷史角度追溯，對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法律規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正文明確規定對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涉嫌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均應及時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的規定。接著，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對存單糾紛案件中如何處理涉及刑事犯罪的問題作出了規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進一步闡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從我國上述立法沿革來看，立法者對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最終，上述規定要求，對民刑交叉這類糾紛的調處，須根據所涉及的經濟糾紛或涉嫌經濟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這一標準，分別采用不同處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時，需要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即須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司法機關；反之，則將該糾紛獨立分割開來，分別適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程序。也就是說，本文所討論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標準時，才應當選擇適用。除上述規定外，實際上“先刑后民”的原則也間接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從以上規定，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關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規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釋中，甚至存在于被稱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實并沒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2]，這實屬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價值立場
縱觀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法制觀念，民刑不分、諸法合體是一直以來都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隨著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會變革中參照西方司法制度的產物。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著國家本位、義務本位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我國現行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也是我國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在私權面前，強調公權優先在對刑事犯罪案件處理中，我國歷來偏重采取刑罰手段予以調處即所謂“殺人償命”，即使該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權利，立法者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視。因為打擊刑事犯罪是對已經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有效維護，是刑法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禁止性規范的最好詮釋，是實現“殺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處理完刑事訴訟程序后，才允許被害人就其民事權利的受損提出民事賠償請求，被害人首先要服從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強調效率優先受各種客觀條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達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價和努力遠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將民事訴訟程序放置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訴訟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決，不僅可以節約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的訴訟費用，也就成為了制度設計者理所當然的一種選擇。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并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對于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殊不知，這樣的效率、這樣的雙贏，付出的是損害當事人民事權利、違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這個更大的代價。上述法律邏輯的背后，實際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觀念和以少數統治者意志為轉移的國家本位主義。這已經極度背離現代法治對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需要從根本理念上加以轉變。
（三）“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論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當性及合理性第一，該模式背離了現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權在私權面前的強勢地位和優先等級，是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筆者認為，這樣的思想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社會的理念要求，因為公權和私權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也沒有孰輕孰重的差異。如果一味地強調公權的重要，則必然會忽視私權的自由與平等。第二，該模式背離了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刑法調控的范圍和強度應具有有限性和適當性。刑法是社會防衛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調處一種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應當首先考慮采用其他法律進行規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調整或雖能調整仍達不到預期目標時，刑法才能謹慎地介入。因此有學者得出結論：在調處民刑交叉案件時，必須考量適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夠通過民法矯正相應的社會關系時，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當民法已經不能有效發揮其調整作用時，才可以考量適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顛倒了這個順序。2.實踐中：“先刑后民”模式導致司法不公其一，該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訴訟程序。雖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個案件中，民事訴訟程序對其前置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狀。雖然降低羈押率目前已經是司法實務中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國目前的刑事公訴仍然“幾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慣性軌道上進行”[6]。故此，被羈押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調查權很有可能會因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這必然會導致民事訴訟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虛置。其二，該模式可能導致當事人濫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導“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極有可能使得部分當事人利用刑事訴訟程序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逃避民事責任，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認，該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保護主義和個別政法部門與人員等濫用公權力干預經濟糾紛開設了空間。其三，該模式可能給被害人維權制造障礙。若采用“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出現以下兩種情況受害人的利益將難以維護。其一，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由于缺席審判制度建設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遲遲不能歸案時，受害人應得的賠償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進行的民事訴訟案件中，若發現新的犯罪事實，那么，該民事訴訟程序必須讓位于刑事訴訟程序，此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將長時間受到侵害而無法得到補償。而很多時候，被不法侵害后最開始的那段時間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經濟上幫助的階段，法律的權威也在這一次次的無能為力中不斷消減。
四、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國現有民間借貸糾紛處理機制，參照大陸和英美法系各國對于此類案件的制度設計理念，筆者擬以民刑交叉和民間借貸糾紛的屬性為出發點，從思路設計、改革路徑兩個角度為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提出拙見。1.思路維新：從“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間借貸為契約自由的產物。民間借貸的最初原因僅僅是為了方便快捷地獲取資金，從法律意義來講，這是普通民眾通過平等自由的個人權利擴大生產經營的權利。同時，民間借貸也能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的發展，這在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發揮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此時，在司法體系的構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規范的前提下，向社會公眾讓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權，這必將有益于真正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此外，當今時代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我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也處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可謂風起云涌、日新月異。縱觀金融業相對發達的美國、西歐等國，大多都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相對完備的金融刑法，來有效規范金融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在金融司法實務中，也盡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設置的民事行政手段來實現維護金融秩序和當事人權利這一本質目標。各國立法實踐表明，弱化金融領域的刑事責任，強化金融領域的民事責任，是當代金融行業和金融立法發展的形勢所迫[8]。與國際金融立法的重民輕刑傾向不同，我國對金融違法行為一貫采取重刑事責任的態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實體法被忽視。事實上，作為一種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人間的借貸行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則，由此產生的經濟糾紛很多時候依靠民事訴訟規則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調處。筆者認為，只有在極個別影響范圍特別廣、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對社會秩序破壞特別嚴重的司法個案中才需要刑事訴訟程序出手規制。如果動輒以刑罰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關系，既違背了法律體系內部的邏輯規則，也沒有尊重金融市場的特殊規律。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能夠將“民商先行”原則在金融領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適用，實現公權救濟和私權保護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實體法的適用范圍和頻率，更為難得的是可以有效消減我國目前在金融領域所采取的重刑主義原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2.路徑改革：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我國現行相關制度剝奪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對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順序進行，如果刑事審判無法進行，民事賠償也就化為烏有。故此，絕對的“先刑后民”顯然違背了“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慮司法實務的現狀及私權保護的現實需要，賦予權利人訴訟選擇權，是解決民刑沖突的有效途徑。訴訟選擇權的創設，是秉著私權保護的理念，同時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機會。實際上，刑事訴訟案件無論是立案、偵查、，還是審判或裁決，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較長時間，而民間借貸融資的周期并不會很長，如此長時間的訴訟耗費的是民間資本的經濟利益。選擇民事訴訟，可以針對雙方的民事法律關系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積極達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現實的履行給付，這些舉措都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9]。當然，這樣的選擇權也不應該是完全自由、毫無限制的。首先，選擇權應該規定明確的適用情形。如果刑事判決的結果是民事判決中所涉及證據的必需要件，應該“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審理裁判必須依賴民事審判結果，則應該“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決互不依賴，而且案件比較簡單，刑事和民事誰先誰后對訴訟效益等方面的影響也不是太大的情況下，當事人則應該享有完全的程序選擇權。其次，選擇權應該規定具體的適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質的特殊，為在制度層面防止可能出現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準或相互扯皮現象，需要有一個部門對案件性質的確認擁有最終決定權。分析我國目前公檢法三個部門各自職責設定上的差異，不難發現，該種最終確認權的歸屬只能是法院，同時考慮權力的制衡性，需要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一定的異議權。
五、結論
民間借貸更多時候體現的是私法屬性，法律因注重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確定私有財產權優先原則。這是對財產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實現法律意義上平等保護的重要要求，也是促進經濟發展、平衡社會權利紛爭的重要步驟，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注重私有財產權保護和尊重的歷史發展趨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階段，政府鼓勵廣大民眾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資金創新創業，民間借貸融資活動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基于這樣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面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我們期望能尋求一種更好的制度構建，從而實現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優，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夠得到最有效的解決，從而實現民間借貸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催化劑的有益作用。
[參考文獻]
[1]劉建國.刑事訴訟中的刑民交錯現象及其法律規制[A].游偉.華東刑事司法評論（第7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3.
[2]陳虹.對“先刑后民”原則的幾點質疑[J].學術探索，2006，（5）.
[3]伍躍華.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研究[J].法制與經濟，2009，（1）.
[4]楊濤.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司法理念[J].法律適用，2003，（3）.
[5]胡啟忠，胡業勛.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強調謙抑原則[J].人民論壇，2010，（29）.
[6]趙秉志.當代刑事科學探索（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122.
[7]陳燦平.刑民實體法關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8]胡啟忠.金融刑法立罪邏輯論——以金融刑法修正為例[J].中國法學，2009，（6）.
關鍵詞：民間借貸；困境；法律規范
一．民間借貸的概念
民間借貸并不是法律上明確規定的概念，并且從現在已有的文獻看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與清晰的界定，本文認為可以從概念的含義和形式對民間借貸的概念進行界定。
本文認為狹義上的民間借貸是指公民之間按照不超過人民銀行規定的相關利率進行的貨幣或者其他有價證券借貸的一種民間金融的形式。廣義上的民間借貸還包括公民與法人之間，公民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
民間借貸的交易主體具有多樣化的特點，比如有的民間借貸交易是以自然人的身份獨立開展資金融通活動；有的民間借貸交易是依托民間借貸組織為中介而進行，有的民間借貸交易是在自然人與企業法人之間進行[1]，如此多樣化的交易主體相應地導致民間借貸的形式多樣化，民間借貸的形式包括：自由借貸、民間中介借貸、民間互助會，典當行等。
二．當前中國民間借貸市場規模與現狀
當前我國民間借貸市場規模越來越大，對經濟發展影響也是越來越大。1995年，中國的民間借貸資金約有700至1000億。90年代中后期以來，民間借貸的發展速度更快，規模更大，而且形式越來越多，信用工具越來越復雜，對社會經濟余融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2002年，在廣東、福建和浙江私營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通過民間借貸市場的融資規模大約相當于國有銀行系統融資規模的1／3左右[2]。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對全國20個省份的實地調查顯示，2003年底中國民間借貸的規模在7405至8146億元之間，占同期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業務增加額的比重近30％左右[3]。央行的調查統計表明，到2010年3月末，民間借貸余額為2．4萬億，占當時借貸市場比重5％以上，而近兩年來，我國民間借貸資金量逐年增長，存量資金增長超過28％。特別的部分地區民間借貸規模發展迅猛，據人民銀行溫州市中心支行7月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規模已達1100億元，溫州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浙江省之外，還有江蘇、福建、河南以及內蒙古等省區，其中內蒙的鄂爾多斯民間借貸規模據保守估計大概是2000億，且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已超溫州地區，50％以上的居民都參與了放貸與借貸的資本運作。
通過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發現民間借貸市場規模已經很大，并且有逐年擴大的趨勢，但是我國民間借貸的極速發展和迅猛擴大的結果卻潛藏著巨大的風險，一旦爆發就會產生很嚴重的后果。比如近兩年來溫州老板的跑路、自殺多和民間高利貸有關。除了溫州，江蘇"寶馬鄉"高利貸市場崩盤事件，其涉及人員之廣、資金量之大著實讓人觸目驚心，還有福建、河南、山東、內蒙古等地接連發生的債務人出逃、中小企業倒閉等事件，這些事件的爆發直接破壞了民間信用機制，沖擊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雖然政府的最終介入及其扶持政策暫時穩定了市場信心，但民間借貸的制度風險及其法律規制問題實已無法回避。
三．民間借貸的困境
民間借貸盡管有自己的一套運行方式，但是，這種運行方式是建立在慣例和自律基礎上的，并不像正規金融機構那樣在政府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下產生，所以民間借貸活動的程序不規范，
在加上民間借貸缺少像法律這樣的硬約束，缺乏立法上的監管，使得民間借貸在利益的驅使下，以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下，已經脫離了生產和自用的途徑而是用于投機圈錢，滋生短期行為，非法集資的現象屢禁不止。使得部分民間借貸往往伴隨著高利貸甚至帶有黑社會性質。這些不法及不規范行為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經濟糾紛和社會問題，甚至危害到了社會的安定。然而，長期處于地下隱蔽活動狀態的民間借貸由于往往會與高利貸、非法集資等不法行為聯系起來，而受到金融監管部門的嚴格監控，并且屢遭非理性的治理整頓，使得民間借貸只能游離在法律之外，進行地下運行，這樣使得民間借貸的問題更加得不到的解決和保護，民間借貸的發展陷入了沒有盡頭的惡性循環，并且為爆發民間借貸危機埋下了隱患。民間借貸的正常發展正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和困境。
（一）法律上缺乏對民間借貸的規范與保護：
現階段我國在民間借貸方面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法律規范本身不健全、規定不統一。目前，對民間借貸進行規范的法律和司法解釋數量較少，并且相當零散，尚未形成系統的制度體系。從內容上看，沒有明確民間借貸在金融體系中應有的地位，借貸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和權益保障、交易方式和合同要件、利率水平等方面規定都不明確，二是在對民間借貸的調節實踐中，主要是政策在發揮作用。對有的民間借貸問題的處理沒有法律依據，僅依據政策進行，從而缺乏穩定性。并且已有相關法律規范和政策之間相沖突。既表現為法律與司法解釋的沖突，也表現為法律與政策的沖突。三是法律嚴重滯后現實，與民間借貸實踐活動相矛盾。民間借貸法律規范缺少，但我國的民間借貸卻大量存在，因此與之相關的糾紛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增多[4]。
（二）監管的障礙
主要體現在對民間借貸監管的相關制度和法規的缺乏，監管技術不夠先進和監管態度的非理性嚴格。
首先，當前中國民間借貸的監管法律不健全。當前我國關于民間借貸民間借貸沒有專門的法律去明確其在現行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也沒有相應的法律去約束和規范民間借貸，為民間借貸的監管提供法律依據。
其次，當前中國民間借貸的監管專業化水平低。 經過多年的金融改革，我國的金融監管水平雖然提高不少，但是同發達國家相比仍顯得落后，主要表現沒有一個專門的平臺統一對現場監管、非現場監管以及市場準入信息進行集中有效的管理，僅能根據監管人員的經驗了解民間借貸的歷史情況。并且民間借貸是游離于正規金融組織之外的非正規金融活動，金融監管部門依靠現有的監管力度和監管手段，難以獲取民間借貸的真正活動情況和準確的數據資料[5]。
再次，由于對民間借貸的監管沒有專門的法律可以遵循，造成監管部門對民間借貸的監管力度不能很好的把握，容易因為打擊高利貸和非法集資而管制過嚴，殃及民間借貸的正常發展。而無視民間借貸對經濟發展的功績，不區分民間借貸的優劣之處，非理性地封殺了民間借貸合法存在的空間，堵上了民間借貸進入正規金融市場的道路。
（三）民間借貸的不規范
1、借貸當事人信息不對稱
民間借貸中貸款人對借款人的信息不甚了解，即信息不對稱。民間借貸關系中的貸款者在放貸前并沒有對借款人的資產狀況等信息進行詳細了解，這為不講信用的企業肆無忌憚地通過民間借貸渠道大量貸款埋下了隱患。而且，民間借貸的放貸人在放貸后也不能掌握借款人使用借款的情況，更無法約束貸款人合理使用借款。
2、借貸合同不規范
由于我國民間借貸行為多產生在熟人之間，因此民間借貸的行為通常比較隨意。借貸過程中經常簽訂的是不規范的借貸合同，或者簽訂"借條"作為借款和雙方權利義務的憑證，甚至只是當事人之間口頭約定便產生效力，這些不規范的行為往往會影響了借貸行為的順利實現，導致借款糾紛的出現。
3、償還協調機制不完備
民間借貸中，貸款人大多是憑借對借款人的信任而發放貸款的。盡管沒有直接的抵押品，但人們通常認為應該由貸款的自然人及其家人來償還全部債務，這實際上是擴大了"抵押品"的范圍，相對于正常貸款中僅以抵押品或企業全部資產為債務追索限度，這實際上是無限追索了。當發生或可能發生違約時，貸款人缺少與借款人的協調。貸款人想到的只是如何索取自己的本金和高額利息，卻不知此時企業可能連本金都難以償還。如果此時能夠減免企業的高額利息，并改以較低的利息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則有可能實現貸款人和借款人的雙贏。
4、民間借貸經營上的分散性
提供民間借貸服務的個人中介和機構中介在經營和服務上具有分散性的一面，基本都是各自為政、分散經營，組織結構也很不完善。這樣既不可能產生科學的管理模式，也不可能形成規模經濟效應，從而不利于民間借貸的健康和長遠發展。
5、信用的缺乏導致民間借貸不能的順利進行
民間借貸很多都靠信用來維持借貸行為的進行，但是有些個人缺乏信任，有些中小企業，由于其自身規模小、競爭能力相對較弱、自有資金不足、銀行融資不易、市場信息不暢、人才缺乏等先天缺陷，使得信用缺失行為更為嚴重。這一系列的信用問題，不僅影響了民間借貸的順利進行，而且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
（四）引發犯罪問題
當前民間借貸活動，在高利潤的驅動之下有的民間借貸活動不可避免地朝著非理性的空間發展，從事民間借貸的主體很有可能涉嫌觸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高利轉貸罪和騙取金融機構貸款罪、貸款詐騙罪等罪名，民間借貸帶來了高度的資金風險，擾亂了正常金融秩序甚至影響當地社會穩定。
我國民間金融市場由于長期缺乏有效的監管，合法民間借貸容易與高利貸和非法集資混雜于民間金融市場之中。其中絕大部分的"高利貸"民間借貸交易出現問題后難以尋求國家公權力救濟，放貸方通過黑惡勢力來幫助追索債務。高利貸現象和高利貸犯罪對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都造成了沖擊，干擾了貸款管理制度和貸款秩序。除了高利貸之外，非法集資也是民間金融市場上的一顆毒瘤。近年來不少企業再融資困難的情況下，不得不鋌而走險非法集資。高利貸和非法集資不僅不利于合法民間借貸發揮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還會影響正常金融市場秩序，阻礙經濟健康發展。
（五）引發的金融問題
民間借貸從一定程度上分流了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使得企業從正規金融機構更難貸到款，轉而通過民間借貸融資，進而形成民間借貸不斷擠出正規金融機構正常放貸、企業不斷通過民間借貸融資的惡性循環。
一方面，在高額利潤的驅動下，從事借貸交易的個人或者組織可能會通過合法或不當的行為手段從正規金融機構貸出資金，然后再利用這筆資金去從事高利潤的民間借貸。銀行存款的減少直接導致了銀行信貸總量的減少，進而導致對企業貸款的減少。另一方面，人們可采取多種渠道向銀行貸款，并將貸到的款再投入到民間借貸市場上，賺取二者之間的利率差。在銀行信貸總量一定的前提下，這使得銀行向企業發放的貸款更加少了。于是，企業就得更加依靠民間借貸來籌集資金，這就使得民間借貸市場更加擴大，并擠出銀行貸款，最終形成民間借貸融資額不斷擴大，銀行貸款額不斷減少，企業不得不更依靠民間借貸，融資利率不斷上升的惡性循環。
（六）引發社會問題
上述的金融風險的發生，以及民間借貸引起的犯罪率的不斷攀升，最終會導致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種民間借貸由于涉及的人員通常較多，而其活動又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風險無法有效分散，當償付危機發生時，會產生多米諾骨牌一樣的效應，使參與者的利益嚴重受損，甚至導致黑社會性質的行為、惡性暴力行為、以及不堪高利貸壓力自殺身亡事件（比如包頭億萬富豪金利斌的自焚事件）的屢屢發生，對社會安定產生了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民間借貸的犯罪率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浙江"億萬富姐"吳英非法集資案就是典型。對于民間借貸來說，目前在我國從正常的合法的借貸行為演變為非法的，帶有欺詐性的犯罪行為好像并不遙遠。
四．民間借貸的法律解決機制
目前，我國民間借貸規范性差，從而導致各種問題的滋生，民間借貸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的困境之中，要想讓民間借貸打破怪圈走出困境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建立健全的法律規范體系，構建和完善具體制度，使民間借貸主體權利義務規范化，將民間借貸納入規范化軌道上來，促進民間借貸的正常發展。
（一）確立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劃清與非法民間金融行為的界限
由于當前落后于經濟發展的民間借貸制度建設，造成了我國民間借貸活動長期處于合法與非法相交界的模糊狀態。目前民間借貸的規范化發展還有賴于確定民間借貸真正的合法地位。
為了有效管理民間借貸行為，首先重要的一環是，將民間借貸與其他非法的民間金融行為嚴格區分開來，其中比較重要的就是明確民間借貸與高利貸和非法集資的界限。其次，要在法律上明確區分現有民間借貸的合法成分與非法成分，對其分別準確定義，明確合法民間借貸的活動內容和范圍，從法律上予以保護。"對民間借貸，在法律上要界定出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對資金來源是否正當，使用是否合法等方面加以規范。"張健華教授建議[6]；而對非法的民間借貸特別是危害性極大的民間借貸活動，比如，無真實借貸內容、以詐取他人錢財為目的、對抵押品提出不當要求、收取超出法律規定范圍的高利息等借貸活動，均要以法律形式明令禁止。
（二）建構相關法律以規范發展現有民間借貸的活動
目前，我國有關民間借貸的法律條文僅見于《民法通則》、《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等。然而這些法律法規還遠遠不能滿足目前的實際情況，相關職能部門應針對目前民間借貸的情況，盡快建立和健全適應民間借貸行為的法律法規，來應對民間借貸普遍存在且迸一步擴大的趨勢。具體地說，可以從設置民間借貸機構和規范現有民間借貸活動兩個方面來建構相關法律制度：
1、允許民間資本設立合規的民間借貸機構，并創設相關法律規范民間借貸機構。
可以允許民間資本創建合規的民間借貸機構，并與現有正規金融機構共存；明確其職能是專門從事合法的民間借貸工作。這樣將民間借貸的地位用法律予以明確，指明民間借貸的活動內容是與正規借貸互相補充，互相促進的，可以實現民間借貸和正規借貸的良性共存。除了明確其地位之外，還可以對其機構類別、組織形式、設立條件、審批登記程序、業務范圍、市場退出及法律責任等方面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從而為我國民間借貸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奠定堅實的法律基礎。
2、建構相關法律以規范發展現有民間借貸的活動。
可以在民法中增設民間借貸部分，同時在金融法律制度中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引導現有民間借貸組織及其行為規范化。具體而言可以從借貸主體雙方的權利義務、交易方式、合同要件、利率水平、借貸最高額、違約責任和權益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確[7]，對合法的民間借貸與其他非法融資手段的區別與界線進行明確的法律解釋，從而用法律手段規范、保護符合經濟發展的民間借貸行為，保護合法民間借貸雙方的利益，引導民間借貸走上正常的運行軌道。
民間借貸基本以信用為主，一般沒有擔保和抵押，這加大了民間借貸的風險，因此，要通過制定法律來規定對于資金數額較大的民間借貸必須有抵押或者擔保。對法律規定擔保抵押須辦理登記手續的，可以根據《物權法》的相關規定，讓應有的權利得到法律保護。
隨著民間借貸糾紛越來越多，而我國的訴訟程序復雜，耗時長，費用高，加上民間借貸本身手續不全，難以取證，使得民間借貸的債權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甚至出現采取非法手段追討借款等現象，致使本來的合法行為轉向了非法甚至犯罪。因此建立民間借貸的救濟渠道是很重要的，我們可以對民間借貸糾紛采取調解為主訴訟為輔的程序。通過立法授權某些部門或機關在管轄范圍之內進行調解，對于不能調解的，可以通過簡易法庭，適用簡易程序及時審理，有效保護當事人的合法利益。
（三）完善民間借貸監管的法律制度
建立起對民間借貸行為的有效監管和制約機制，其主要目的是要規范民間借貸的活動，保證民間借貸資金的良性流動，防范民間借貸風險，維護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而只有在立法先行的情況下，監管機構的監管行為才能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在監管方面的完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明確我國民間借貸監管制度的監管主體和對象。
長時間的民間借貸運行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規則和習慣，我們可以發展民間借貸行業的自律組織，發揮民間借貸自律組織在借貸監管中的主體作用。對于民間借貸進行監管的政府主體必須是確定的，這樣可以杜絕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相互推諉。政府監管與行業自律形成互動，可以充分發揮自律組織的作用，共同維護民間借貸的良好運行。
我國民間借貸監管制度的主要監管對象是合規民間借貸機構，之前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要求創設民間借貸機構，并且制定相關法律來規范這些機構，其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更為高效的對民間借貸活動進行監管。對這樣的民間借貸機構按照一般金融機構的監管方式進行監管。這樣，一方面可以促使民間借貸機構向規矩金融機構的轉化：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處在同一競爭水平上，消除對民間借貸的歧視。
2、從利率控制入手，強化現有民間借貸的監管。
中國人民銀行要對民間借貸的利率上限規定要進一步具體化，要針對不同類型的借貸確定具體的利率上限，對違規者要進行嚴懲。只有抓住利率這個核心，才能對民間借貸進行有效的監管。建立民間借貸利率信息的監測體系，不僅對引導我國民間借貸有序健康發展有積極作用；同時，對改進提高金融調控水平有重要作用。因此，要建立一種有效的民間借貸利率信息的檢測體系，引導民間借貸有序規范發展。
3、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健全內部審計監督機制。
首先，應提高有關法規的可操作性，加強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等手段的綜合運用。其次，改變目前的手工操作，盡快實現監管手段的電子化，實現監管的網上運行，提高監管效率。再次，應設立專門的內部審計部門，有效開展內部審計工作，并將內控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情況作為工作重點。要暢通信息反饋和報告渠道，保證審計結果及時、完整地為最高決策層掌握。
參考文獻：
[1] 蘇虎超.民間借貸活動與金融犯罪相關問題探析［J］．中國刑事法雜志．2011（6）．
[2] 鐘偉．中國金融風險評估報告[N]．2002．
[3] 韋熙．中國民間借貸的現狀和出路[D]．碩士學位論文．2007（4）．
[4] 徐燕青．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范的完善[D]．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10）．
[5] 張志昆．當前中國民間借貸研究[D]．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0．
[6] 劉操．我國民間借貸監管法律問題研究［J］．南方論刊 ．2011（5）．
關鍵詞：農村民間借貸 正規金融 法律規制
一、我國農村民間借貸的特點
一是地下性和非組織性，我國農村目前的民間借貸在運行方式上處于一種無組織的分散狀態，借貸在個人之間直接進行，沒有固定場所和程序，沒有統一的規范化管理制度；二是道德約束的基礎性，由于在我國農村民間借貸大多發生在鄉鄰、親朋和熟人之間，很多都只是口頭約定，并沒有采取書面形式來加以約定，受到法律保護程度很弱。從信用融資角度出發，約束因素也只有道德這一條了；三是運行范圍的“局限性”，我國現階段的農村借貸主要依靠道德約束，所以融資范圍也僅限于雙方在了解和信任的基礎上進行借貸，從而沒有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市場，僅局限于一定的地域范圍內。四是借貸規模上的小額性和期限上的短期性，在我國農村地區，民間借款主要是個人和民營企業，所需資金量都比較小，貸款人貸出的資金也主要是自有資金，從而決定了規模上資金供給的小額有限性；由于農戶固有的意識，不到萬不得已也不會借款，而且民間借貸利率較高，借款后也會早日償還。
二、我國農村民間借貸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和現存的問題
（一）當前農村民間借貸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由于農村民間借貸長期脫離政府的金融監管，其自身缺陷也是不能忽視的。一是民間借貸資金的雙方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容易形成高風險的投資交易，客觀上形成非法融資等違法犯罪活動；二是農村民間金融自由發展可能會與政府設定的對貨幣金融目標相悖，造成了相關的負面效應；三是在民間借貸缺少相應的監督管理控制機制，其運作程序與正規金融管理程序要求格格不入，由于人本身的盲目性和趨利性，使得大量資金游離于銀行體系之外，干擾了中央銀行對信用總量的監管和測量，客觀上對產業政策和經濟結構調整也產生不利影響。
（二）我國農村民間借貸存在的問題
首先，市場準入與市場退出混亂，保障金融機構安定有序的有效機制是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其次，農村民間借貸主體資格有待完善。我國農村民間借貸主體混雜，民間借貸參與主體包括普通農村，鄉鎮中小企業，合作經營組織，甚至還有公務員。再次，我國農村民間借貸現行利率形成欠規范。在缺乏監管制度層面上，民間借貸本身有很多缺陷，立法上面又有很多不足，這使得利率這個主要問題很快凸顯出來。這一問題表現為：國家對于農村民間借貸利率實現嚴格控制，即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4倍即為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而與此同時，民間借貸市場的利率水平又直高不下，借貸雙方的利益都得不到有效保障。第四，金融風險防范措施缺失。近些年來，我國民間借貸組織活躍在農村民間金融市場，但由于缺乏管理，風險性很大。最后，監管主體與監管對象不明確與監管體系尚未建立。目前，我國采取的是“單線多頭”的金融監管體制，即中央掌握著全國的金融監管權，地方沒有獨立的權利。而目前，我國在針對農村民間金融的監管制度和體系還尚未建立，農村民間借貸由于缺乏有效的監管，出現了很多問題。
三、完善我國農村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建議
（一）放松對民間借貸的利率限制
利率市場化不僅包括民間借貸市場中利率的市場化，而且也包括正規金融機構利率的市場中的變化。利率市場化，有助于資金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也有助于提高整個金融業的資金運行效率。在實現方式上講，民間借貸市場應當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提供條件，首先應當放松對民間借貸的利率監管，將利率的決定權大大下放到市場中去。
（二）放寬對民間放貸業務的市場準入限制
在以鼓勵和引導等方式使民間資本進入正規金融領域的時侯，還要放松對民間借貸的監控，首先承認民間借貸它的合法性。民間借貸畢竟有它自身的優劣勢，在發展到正規金融形式上也有一個過程，作為不同經濟形態組織當然可以滿足不同市場主體的差異需求，以美國這樣金融業發達的國家為例，民間借貸組織也在迅速發展過程中。而從民間借貸市場目前來看，最重要的就是需要進一步加速放寬對借貸業務的準入門檻，在法律上給予它合法地位。從降低民間資本進入正規金融門檻來說，使對民間借貸市場的資金需求逐漸減少，從放寬對民間放貸業務的準入限制這個角度出發，十分有利于擴大農村民間借貸市場的資金供給量需求，并促進其向專業化、陽光化、規范化方向發展，減少交易不穩定性和成本重復使用程度。
（三）建立多層次、多角度的監管主體與公開化監管平臺
建立民間借貸監管體系，要將權責、原則和基本方式實現有機結合，并真正將民間借貸納入法律的控制范圍內和保障體制中。政府的外部監管而言，首先可以主要由金融監管當局的地方機構對各地方的民間借貸市場進行管理，其職責是在法規保護的范疇內使民間借貸活動有效開展，為借貸當事人提供法律咨詢，并積極調查在民間借貸中是否存在違法活動如洗錢、非法集資等行為，最主要的是要及時、準確地發現民間借貸過程中潛藏風險，及時進行預防調控。
（四）建立最低限的風險監管措施
對民間借貸的管制監管，應當堅持把握最小傷害原則。在最低監管這個問題上，各學者看法不一。有的學者著重在信用風險管理、流動性風險管理、關聯交易監管等幾個方面做文章。信用風險管理主要強調在對民間借貸機構的貸款業務范疇和貸款在發放、管理和回收的時候形成完整性的規范。
參考文獻：
[1]廖鶴琳，彭育賢.關于完善民間融資法律體系的思考.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關鍵詞：借貸糾紛；程序；實體；裁判觀點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深化發展，新的特點、新情況、新問題、新的糾紛不斷出現，青島市中院審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也呈現出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特點，需要在審理案件和解決糾紛時加以深入思考，找出相應對策。
一、 爭議焦點
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爭議焦點可分為程序與實體兩方面，實體方面的問題高達70%，但隨著民事主體法律意識的不斷加強以及律師專業素質的不斷提高，程序問題也越來越受關注。
（一）程序方面。該類型案件在程序方面的爭議焦點主要集中于主體是否適格、管轄權異議、送達程序是否合法及訴訟時效等方面。
（二）實體方面。借貸糾紛案件在實體方面的爭議焦點絕大部分圍繞借貸關系是否成立的問題，其所占比例高達42.22%，而實踐中借貸是否發生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是否應當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責任也是比較常見的爭議問題。
二、 裁判結果
（一）二審案件的裁判結果。青島中院受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二審結果發改率達27.27%。其中5個發回重審的案件，有3份判決的理由均為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三）項，即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另2份除原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外，還涉及《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四）項，即嚴重違反法定程序。
（二）管轄權案件的裁判結果。在摘取的45件借貸糾紛案件中，有4件屬管轄權異議，但青島中院都作出了維持的裁定。
三、 裁判觀點
（一） 程序問題
1.借貸合同糾紛案件的適格主體為借貸合同的雙方當事人，而非該借款金額的實際使用人。
上訴人張維波因與被上訴人周延貴民間借貸糾紛案中[（2014）青民二終字第144號]，上訴人辯稱，其是代姜誠誠給被上訴人書寫借條，實際借款人為姜誠誠。青島中院認為，2014年2月27日上訴人以借款人身份出具借條，即便該款項實際為姜誠誠所用，但姜誠誠以擔保人身份簽名，上述事實證明上訴人是實際借款人，姜誠誠是擔保人，上訴人應承擔還款責任。因此，上訴人是本案的適格責任主體，應向被上訴人償還借款。
2.合同當事人可以書面協議選擇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等與爭議有實際聯系的地點的人民法院管轄，但不得違反本法對級別管轄和專屬管轄的規定。
此外，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施行，根據該司法解釋第十八條的規定，合同約定履行地點的，以約定的履行地點為合同履行地。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因此，確定借款合同的履行地應以新司法解釋為準即以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定借款合同履行地問題的批復》中“貸款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的規定不再適用。
（二） 實體問題
1. 借款人出具借據，且貸款人實際交付借款，雙方借貸關系成立。
上訴人周健與被上訴人青島玉柘木業有限公司民事借貸糾紛案[（2014）青民二終字第196號]中，原審法院認為，玉柘公司主張其于2012年10月18日給付周健20萬元系借款，周健雖對此不予認可，主張該筆款項系玉柘公司替他人向周健償還借款，但周健并未提交證據證明該主張，以為提交證據證明其與玉柘公司存在其他債權債務關系，故對玉柘公司主張該20萬元系借款予以支持。上訴人于上訴期間提交的證據證明：①被上訴人股東分別為張守玉、張吉春、張桓；②在被上訴人支付上訴人20萬元以前，上訴人曾支付張守玉10萬元，支付張吉春8萬元。但不能證明上訴人有向被上訴人借款的意思表示，僅憑該銀行轉賬憑證證明雙方當事人存在借貸關系證據不足。
2.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
在上訴人藤素英與被上訴人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花園支行借款合同糾紛案[（2014）青金商終字第62號]中，原審法院認為，本案借款發生于兩被告夫妻關系存系期間，藤素英應與王波承擔共同還款責任。青島中院認為，結合①上訴人與王波于2004年6月26日簽訂了關于收入與債務相互獨立的協議書，②兩人于2009年10月4日將上訴人單獨購買的房產產權進行公證，該兩份證據，認定上訴人與王波對于家庭財務收入和支出相互獨立。上訴人對于本案借款，既不具有借款的意思表示，亦未實際使用款項，不應對王波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3.借貸合同中的借款金額為借貸合同記載的金額，但貸款人未足額交付的，以貸款人實際交付的金額為準。
在上訴人紀毓德與被上訴人欒志強民間借貸糾紛案[（2014）青民二終字第114號]中，欒志強在一審中辯稱，人民幣10萬元的借條紀毓德實際只交付了9.7萬元。原審法院認為，紀毓德提交的借條只能證明雙方存在借款的合意，因紀毓德未提交充分證據證明其履行了借款交付義務，應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后果。結合欒志強提交的借條及雙方陳述，確認紀毓德實際支付欒志強借款的數額為9.7萬元。而青島中院認為，被上訴人沒有提交證據證明上訴人支付9.7萬元的主張，故本院認定被上訴人向上訴人借款10萬元。因此，被上訴人應償還上訴人10萬元借款。
四、 結語
本文是對青島中院近兩個月來已公布的借貸糾紛審判案例的簡單梳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借貸多采用書面形式、債務人逃避債務的手段增多、借貸合同的形式多樣等問題，因此借貸糾紛所涉及的各項法律問題還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學習研究。
參考文獻：
[1] 張濤著.民間借貸法律問答[M].天地出版社， 2008.
摘要：當前，刑民交錯問題在非法集資案件中尤為突出，如何銜接民事判決與刑事立案的問題亟待解決，實踐中涉及非法集資的民間借貸合同對已執行部分可將超過集資參與人本金的部分予以追繳，對刑民交錯問題，刑事事訴訟的進行并不妨礙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的認可。
關鍵詞：刑民交錯；民間借貸；刑事程序；合同效力
一、法院的民事判決與刑事立案銜接難題
法院民事判決和刑事立案銜接難。有的非法集資案件在進入刑事程序前，部分債權人對債務人己經提起了民事訴訟，被刑事立案后，如果法院還未對之前的民事案件作出判決，對于該種類型的案件，一般會遵循先先刑后民的原則，而且提起民事訴訟的借貸關系等案件會納入刑事訴訟中一起處理。但是在法院己經作出民事判決的情形下如何處理存在爭議，各地方法院也有不同的處理。有的地方是將判決涉及的借貸案件排除在刑事程序外，而有的地方則將其一并納入刑事程序。2014年3月25日印發的《關于辦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稱《意見》）明確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案件的處理問題，但仍然回避了已執行案件的處理，此時對民事判決如何處理，是否應撤銷并追回被執行財產？這仍是司法實踐中處理該類案件的難點。
二、對已執行完部分財產的刑民銜接及建議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對刑事、民事案件互涉問題作了原則性規定。《意見》參照其規定對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案件的處理問題作了明確。強調在同一法律事實下，刑事案件應當優先于民事案件，對于公檢法正在偵辦的非法集資案件，有關單位或者個人就同一事實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或者申請執行涉案財物的，法院應當不予受理，并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檢察機關。法院在審理民事案件或者執行過程中，發現有非法集資犯罪嫌疑的，應當裁定駁回或者中止執行，并及時將有關材料移送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公檢法在偵辦非法集資刑事案件中，發現與法院正在審理的民事案件屬同一事實，或者被申請執行的財物屬于涉案財物的，應當及時通報相關法院。法院經審查認為確屬涉嫌犯罪的，依照前面情況處理。
實踐中，部分集資參與人在非法集資刑事案件立案前或者刑事訴訟過程中，以經濟糾紛特別是借貸糾紛為由對非法集資犯罪行為人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其返還集資款項，部分案件民事判決生效后，涉案財物被強制執行。上述情況導致在處理非法集資案件時，基于同一法律事實的刑事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發生交叉，既不利于保障相關當事人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也容易侵害其他集資參與人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意見》規定，以吸收的資金向集資參與人支付的利息、分紅等回報，以及向幫助吸收資金人員支付的費、好處費、返點費、傭金、提成等費用，應當依法追繳。集資參與人本金尚未歸還的，所支付的回報可予折抵本金。
這里也可以看出一個問題，即國家法律對于涉及非法集資犯罪案件的借貸合同的效力問題所持的態度，通過上述的規定，對于集資參與人所得的利息、回報等應當予以追繳，以及對于集資參與人的財物返還以本金為限，這都充分說明，立法者對于構成犯罪的非法集資案件所涉及的借貸合同的效力的態度是否定的。對于合同效力的問題此處不再贅述。
我認為，無論是《意見》還是之前頒布的解釋等，都是為了最大限度的打擊犯罪，并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對于案發前，已執行案件也應當借鑒上述該《意見》的處理，對于這類通過執行返還集資參與人的財產，應當做出類似的處理，如果集資參與人執行到的財物少于本金的，則應當將該判決并執行完的案件排除在刑事訴訟程序之外，如果執行到的財物超過集資參與人本金數額的，則超過的部分應當予以追繳，并作為集資財產用于返還其他集資參與人的本金或者依法追繳。
三、非法集資案件中刑民案件的交錯問題
實務中，非法集資與民間借貸的關系一直交錯不清，即單一的民間借貸關系與集合的民間借貸關系之間的關系如何界定，這里也就涉及到單一的民間借貸關系的效力與集合的民間借貸的效力問題。非法集資犯罪尤其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過程中產生的資金借貸關系，其本質是借貸合同關系，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結果，其產生的民事權利本身應受民法保護的，也即該行為有效。當這種自由損害到在社會公共利益及市場秩序時，國家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進行適度干涉與調整，在刑法中規定了非法集資類罪名。該行為具有違法性，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行為無效，因而應當認定各組成該非法集資犯罪的民間借貸關系是無效的。一前一后民間借貸關系的有效與無效的沖突，其實質是在刑民交叉案件中解決法律沖突時所反映的社會價值選擇不同，故如何在合同意思自治原則與非法集資罪所保護的金融秩序法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是妥善處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與借貸合同民事案件的核心與關鍵。
民法是私法，關注私權的保護。而刑法是公法，關注刑法規范法益的保護。如果我們以刑法保護的法益為優先價值選擇，即認定借貸合同為無效，則集資參與人的民事權益無法得到充分的保護，如果我們以民法所保護的私權為優先價值選擇，就會放任這種侵害社會公眾秩序和利益的行為，最終導致更多的社會公眾受到損害。從這一點，刑民交叉產生的矛盾似乎具有不可調和性。如何實現二者“法益”的最大化？
在當前司法實踐中，對于民事借貸行為，往往只要進入非法集資范圍就一律予以否定，然后全部納入刑事處理程序。這種單一的處理方式，不僅增加了司法成本，而且抹殺了市場經濟中“利益―風險”的對應均衡機制，造成實質上當事人權利保護失衡。故在處理非法集資案件時，應采取更加理性、多樣化的方式來處理各類型債務，以實現意思自治與非法集資的制度交融。就此議題來說，其關鍵在于非法集資構成犯罪的情況下對意思自治的民法效果作何評判，以及意思自治在何種情況下構成對非法集資罪的法律排除。最終歸結為一點，即懲罰和保護如何平衡的問題。①
從民間資本的發展趨勢看，民間借貸市場資本日漸活躍，廣大民眾手中的閑散資金有投資的欲望，而廣大中小企業又有吸收資金的市場需求，從民間借貸市場融資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題的良方之一。同時，民家借貸市場的活躍，能夠促進資本市場的繁榮，對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因而，鼓勵民間借貸的發生具有其必要性。
因而，我認為，認可民間借貸合同效力的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而且相關部門也在推進相關司法解釋及具體操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這需要建立在對民間借貸和非法集資犯罪的法律法規做出進一步明確，制定更為完善的法律，建立在更為完善的監督機制的前提條件下的，如果只是空談對那一部分的效力認定為有效，或者將那一部分排除在非法集資范圍之外，操作性不高，且認定標準較為抽象復雜，不具有實踐操作性，且對于證據的收集及認定也提出了巨大的考驗。
刑事訴訟的處理并不影響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債權人可以通過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法律碩士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1] 韓耀元、吳嶠濱.“《關于辦理非集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解讀”.《人民檢察》，2014.（9）：33
一、民間借貸的基本理論問題
民間借貸則是來自于民間借貸體系，獨立于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系統之外的，關于民間借貸的研究在很早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但仍然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系統的觀點。我國關于民間借貸問題的研究起步晚，如今學者們所認識到的民間借貸主要可以概括為以下：民間借貸與正規金融體系不同，主要是通過借貸雙方的口頭協議或簽訂合同的方式來對借款期限和利息進行約定的民事法律行為，而這種觀點則認為，民間借貸是以公民為主體的，將其他的主體除在外，而且在現實中企業和非法人組織是參與民間借貸最活躍的，顯然這種看法是不足夠的總結民間借貸整體的。另一種則觀點認為，民間借貸則是農村地區的個人、企業和非法人的組織在生產和管理過程中，通過一定形式的合同來約定，貸款金額，還款計劃，利息及其他方面的問題，顯然這種觀點認為民間借貸主要存在于農村，將城市中存在的民間借貸問題排除在民間借貸的系統，所以這種觀點也還是不夠成熟的。
二、民間借貸市場面臨的主要法律問題
（一）從法律監管上分析
1.削弱了貨幣政策的實施，國家宏觀調控效果的受到嚴重的影響。大量的正規金融機構以外的民間融資活動，導致資金體外循環，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第一，給國家利率政策的實施帶來的影響。金融機構的資金價格在一定范圍內根據我國的利率進行浮動，而民間借貸的利率則是受市場供求以及借貸雙方的自己決定的，因為民間借貸大多是在企業無法從銀行獲得資金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利率一般比銀行利率高得多，對于國家全面實施利率政策有很大的影響。第二，影響國家信貸政策的執行。盲目性和隨意性，自發性，隱蔽性是民間借貸的特點，各種政策和法規對其沒有影響，只觀注收益，不注重投資方向和社會效益，資本流動趨向與國家產業政策和貨幣信貸政策存在一定的差異，國家宏觀調控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其影響。
2.民間借貸發展無序，對于正常的金融秩序有很大的影響。第一，由于民間借貸的出現，使得銀行資金來源不斷減少，這就造成了金融機構間的競爭，對于銀行吸收存款的競爭難度增加。第二，借款人要返還高息貸款本金和利息，而在正規金融機構獲取的貸款則是能拖則拖，銀行信貸資產的風險也不斷的增加，對于正常的金融秩序有很大的影響。
3.缺乏民間借貸的監管和控制機制，流動性風險是不容易規避的。民間借貸沒有規范性，資本的所有者不能對資金進行有效的監管，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等現象，這樣就使得借款人的資金到期也歸還不了。
（二）從法律主體上分析
1.增加公司的財務壓力，利潤空間受到擠壓。企業或個體戶一般從民間借貸機構獲取的資金有較高的利率，銀行利率明顯高出銀行。這就使得企業獲取了高息負債，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收益率相對較低的企業就會出現資金使用的不良循環，企業未來的健康發展受影響。
2.不健全的風險補償機制，不能有效地保護債權人的利益。民間借貸沒有復雜的手續，法律法規來管理和支持完全沒有，盲目性較高，而且也不規范、不穩定，借貸雙方產生糾紛的可能性比較大。如果債務人不償還貸款，債權人無法通過正常的法律途徑來追討損失，同時也沒有完善的保險機制來補償債權人的損失。
（三）從法律糾紛上分析
1.新的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產生。民間借貸手續的不規范性的存在，有的以白條的方式來約定，簡單的進行擔保，貸款期限受人為因素的影響，貸款周期無法合理的確定，如果借款人因自然災害等原因不能及時歸返時，就會導致不穩定因素的產生，甚至會出現刑事案件。
2.高利貸多見。根據調查顯示，如今大多數的民間借貸利率普遍是貸款基準利率的2-4倍，有的甚至月息高達7%，這種貸款已經達到國家標準關于高利貸的規定，而不是受司法保護的。當城鄉居民的需要不可預知的生活資金時，而且金融產品的供給不能夠滿足需要，中小企業存在的融資難問題也無法解決，一些公司已經開始采用借新債來償還舊債的方式來維持企業的經營，利率不是企業第一考慮的，只要能解決企業的資金流通就可以了，一旦現金流出現狀況債務危機就會產生。
3.借貸“陷阱”層出不窮。有的人在借貸時故意設陷阱讓借貸者受騙，造成了很多糾紛。一是 “文字”游戲。如果A向B借款5000元，A對B寫一張收據，內容是“今天收到5000元”，在發生爭議時，說這是B欠A5000元錢，而B還款出具的收條，由于B給他的欠條丟了，于是他寫了一張收據 。二是 “數字”游戲。出借人在錢數的前后故意留下一個缺口，之后雙方簽署的借條，然后在金額處添加數字使得貸款額變化。三是“偷梁換柱”。在向別人借錢時，故意離開現場，讓別人寫作欠條，通過否認是自己的筆跡來否認借款。
4.借款人故意逃債。當債務人不能夠償還其所借的貸款后，故意躲藏避免債權人追債，在發生爭議時消失了。在2009年馬鞍山市法院系統受理的民間借貸糾紛時，該案件的被告近一半失蹤或拒絕出庭，法院只能進行裁定，并將有關的法律文書和公示下發，案件就進入了強制執行程序，因為沒有辦法找到債務人，也就無法獲取可供執行的財產，權利人的債務無法補償，已成為法院的疑難案件。
三、民間借貸糾紛產生的原因分析
第一，對于民間借貸進行規定的法律法規不完善，我國還沒有關于民間借貸市場的完整規范的法律。民間借貸行為沒有的規則，現行法律對違反的處罰不夠，也沒有相關法規進行監管。
另外，中小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存在較多的風險，中小企業的經營能力比較低下，盈利能力相對較低，民營企業償還債務的能力也比較差，因此銀行無法為其注資。所以中小企業為了生存和發展，只有進行民間借貸，這樣中小企業就成為了民間借貸肆萬主要個體。近些年以來，由于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需求，民間借貸的規 模得到了擴張，中小企業如今已經是民間借貸的主要方面。民間借貸具有較高利率，因此民間借貸為了獲取利潤，對于中小企業存在的風險不予考慮，盲目放貸給中小企業進行經營。借款人抓住了貸款人的追求利益的心理，將經營風險轉嫁到民間借貸，這就使得貸款人無法收回資金。貸款人資金的回收，往往采取“武力”的方式來實現，金融市場的秩序受到了嚴重的破壞，阻礙了市場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較高的貸款利率則是形成民間借貸糾紛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民間融資利率通常比正規的金融機構的高，而且利率還在不斷的上升，而當借款人不能還貸時，其所收取的利率就會進一步提高，有時甚至會出現利滾利，和的高利貸同出一轍，這就增加了借款人的償還成本，甚至還會出現超出借款人可以負擔得起的范圍。一旦借出的資金不能夠收回，資金的供給方無法實現其預期的收益，不能保證資金的安全性，最終會出現一無所獲的結果。
四、建立和完善我國民間借貸法律制度的建議
（一）加強對公民法律知識的教育
對公民進行教育使他們能夠樹立風險意識，宣傳“物權法”以及“擔保法”的相關的法律知識，當貸款人進行借錢時，為了確保資金的安全，就需要借款人找到其他有一定的經濟實力的個人或單位給予擔保，如果有必要可以讓借款人以不動產和其他個人財產進行抵押，擔保或抵押手續一定要完善，在出現賴帳或無法償還其債務的情況時，也可以行使擔保物權或抵押權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一旦雙方的貸款意見達成，就需要簽訂相應的合同，重要的是在內容中將貸款利率，貸款期限等進行明確詳細的陳述。
（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加強對民間借貸的監管
缺乏法律和法規對民間借貸進行規范，這也是民間借貸糾紛產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法律法規的發展和完善是非常必要的。通過相關法律、法規的出臺，對民間借貸的融資規模，融資主體，利率及其他方面進行規定，把民間借貸納入到法律法規的范圍之內，進而減少糾紛的發生。另外加強民間借貸的監管力度，政府應該采取適當的措施，進行規范化的管理，使民間借貸關系得到規范，借貸雙方在有關政府部門進行借貸需求登記，并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以確保貸款的透明和公平，通過政府來監督其遵守情況，這樣民間借貸就可以有依賴方雙方信用向依靠法制和監管機構擔保轉變，以確保公民自由借貸的有序地發展。
（三）加強放貸前的審核工作
因為民間借貸的主體是中小企業，在中小企業貸款時要對其信貸條件進行完全徹底的調查，主要是對公司的財務狀況，經營狀態等方面進行全面的調查。貸款發放后，應定期對借款人的資金使用情況進行跟蹤，只要是發現企業經營出現異常，及時根據實際情況要求借款人提前償還或重新選擇的抵押品。
（四）加大對借貸關系合法性的審核力度
民間借貸資金的供應方為了得到更多的實惠，能夠提供快速，便捷的借款服務，但是其收取的利率要比許多金融機構高得多，這就提高了資金的風險，甚至利率能夠達到高利貸的層面，因此，需要加強增對借貸關系合法性的審查力度，審查借貸利率是否達到高利貸的水平，與此同時還要對民間借貸利率的浮動范圍給予明確的限制。
（五）創新金融理財產品，疏通民間資金出口
對我囯的金融投資體系進行完善，根據風險收益偏好不同向公眾投資者提供不同的金融產品。而且，私募股權融資機制要健全，引導社會資金分流到民間資金市場，進而對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結構進行轉換。事實上，中國人所進行的家庭儲蓄主要是為了用來養老，保障醫療等，這都屬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范疇，如果對這部分資金進行分流，就不能讓其進行高風險的投資，所以就需要提供合適的金融產品，進而滿足低風險的投資需求。
參考文獻：
一、民間金融存在的效率性
時下關于民間金融的討論可謂如火如荼，吳英案的出現更是讓民間金融的合法性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作為一種非正規金融，民間金融可謂是游離在法律體系之外的自發體系。一般而言，民間金融是指未被登記、不被正規金融法律所監管的基于民間信用的一種融資模式，其主要的存在形式包括民間借貸、合會型融資、私募基金融資等。Mckinnon（1998）的金融抑制理論和 Shaw（1973）的金融深化理論認為，民間金融是金融抑制下正規金融機構的利率被壓至均衡水平以下形成的，儲蓄者和放貸者都愿意在民間金融市場獲得均衡收益，從而形成正規和非正規的二元金融結構。在 Stiglitz 和Weiss（1981）的信貸配給理論之后，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正規金融市場上非對稱信息和過高的合同執行成本是導致民間金融產生的主要原因。應該說，民間融資模式是市場力量自行運作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市場規律，具有效率性。這主要表現在：第一，民間融資為民營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資金支持。由于正規金融的貸款偏好及其繁瑣的貸款程序，使得中小企業、農民等在正規金融市場上募集的資金有限融機構難以有效克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逆向選擇問題，而非正規金融則在收集關于中小企業的“軟信息”方面具有優勢，這種信息優勢使得非正規金融廣泛存在。具體而言，民間融資與的以銀行為代表的正規金融融資方式相比較，民間融資比正規金融程序更加簡便、操作更加靈活，更容易激發民眾對投資熱情和激情，因為民間融資的地緣、人緣、業緣等特點，對貸款人的企業經營狀況及信用有著更深刻的了解，民間融資因為其自身的特性，融資手續簡便，不用提供擔保和證明，主要融資范圍主要限制在于融資人有關系的朋友、鄰居、附近的村民之間。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中期，中國民間借貸余額同比增長38%至3. 8萬億，占中國銀行體系總規模約33%。3.38萬億民間融資的構成情況，其中30%資金來源于內部職工和企業相關產權單位，19. 9%來自于其他企業，19. 6%來源于合法的民間融資中介機構。另據調查統計，在民營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中，繼承家業、勞動積累以及合伙集資即所謂內源融資的比重占65.2%，而銀行與信用社貸款等外源融資僅占 10.7%。以上證據充分說明了民間金融體系的效率性及其存在的必要性；第二，民間金融的存在不僅彌補了正規金融的不足，優化了資金的合理配置，而且民間融資由于與正規金融形成競爭關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正規金融的發展。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特點以及地區發展的不平衡、行業發展的市場化以及自由度的不充分，正規金融機構為了降低成本跟防范風險，更傾向于還款能力好具有累積效應優勢的大中城市和大型企業，這使得農村地區和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實際上，從全球范圍來看，融資困難是制約各國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瓶頸。其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小企業由于缺乏可靠的信用評級和規范的治理結構，難以直接進人資本市場融資。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無力為銀行提供足夠的擔保，也難從銀行借貸。民間金融雖然在范圍、規模以及資金實力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卻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對投資風險做出理性評估，對資金進行靈活、有效的配置。但市場自發性發展到一定程度便會出現盲目性，進而導致非效率性、甚至違法犯罪行為。例如在國家采取緊縮信貸政策的領域（如房地產等），嚴格的貸款條件使這些行業的企業難以得到急需的資金支持，不得不求助于地下錢莊等非法資金來源，客觀上誘發了地下錢莊等非法融資機構的發展。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也成為洗錢的重要途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縱容犯罪的作用，因而需要對其進行法律規制。
二、我國現行民間金融法律規制的實證法分析
根據我國《憲法》的相關規定可知，公民合法的財產權受法律保護，民間金融的合法性從根本上便源自憲法中有關公民合法財產權利保護的這一基本規定。應該說，財產權是公民自治權的核心之一，對于公民社會的形成以及國家的建立具有重要意義。公民的財產權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包括所有權人對自己財產使用、處分的權利。因此，運用自有資金放貸是市場主體的合法財產權利，這也符合《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法》的相關規定。例如，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條之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的視為不支付利息。”《物權法》和《擔保法》確立了民間借貸合同的擔保規則，債權人可以選擇設定保證、抵押、質押、留置以及定金等擔保方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六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可以在超過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4倍以下的范圍內適當高于銀行的利率。第八條則規定：“借貸雙方對有無約定利率發生爭議又不能證明的，可參照同類貸款利率計息。借貸雙方對約定的利率發生爭議不能證明的，可參照本意見第六條規定計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也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但是，《貸款通則》、《關于取締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中有關問題的通知》卻規定：“禁止企業間的借貸、禁止企業未經法定程序以股權、債權.或者其它權益性融資。”《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也對《刑法》“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進行了行業性解釋。所謂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出具憑證，承諾在一定期限內還本付息的活動；而所謂變相吸收公眾存款，是指未經金融監管部門批準，不以吸收公眾存款的名義，向社會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但承諾履行的義務與吸收公眾存款性質相同的活動。
從法律效力上看，《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的效力級別屬于行政法規，但規定合法的民間借貸的《民法通則》、《合同法》等的效力級別屬于法律。此處反映出針對民間金融我國現行的行政法規與法律之間好像存在沖突，實則不然。從國家法律允許民間借貸的事實并不能推出法律允許公民、企業和其他組織未經批準，像金融機構那樣用所吸收的資金去發放貸款，去進行資本和貨幣經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民間金融的法律監管在制度層面上還處于半真空狀態。之所以是真空狀態是因為我國現行法律并沒有對民間金融的合法性進行明確規定，而之所以說是半真空狀態是因為我國法院和監管機構以往的一些規定和做法對民間金融采取的打壓和抑制態度，民間金融的效率性和必要性認識不足。鑒于此，是有必要對從立法上加以明確規定，使得民間金融從地下走到地上，理順當前針對民間金融之法律規制的混亂狀況，因勢利導，使得民間金融走上正確的發展道路，更好地為經濟發展和社會事業服務。
三、結語
一、民間借貸中存在的風險
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民間借貸中，因額度不大，老百姓都比較喜歡現金交易，不愿意走銀行轉賬，又沒有債之擔保，大多數老百姓只能拿出一張不是很規范的欠條，在發生不能正常還款的情況時，有些事實根本就說不清楚，查證也很難，甚至訴到法院，給法院審理案件時也帶去很大的麻煩，據法院不完全統計，90%的民g借貸案件都是這個情況，沒有擔保，證據單一，不容易查實。
隨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查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過，一些法人之間、其他組織之間以及它們相互之間為生產、經營需要訂立的民間借貸合同被允許，當然不能以此為營利手段，確實是基于生產經營需要來融資，才認定為有效。這里如何判定兩公司之間的借貸是否出于生產經營的需要，這個度的把握就很重要，同時要把握出借人資金來源的合法性，如果是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的，抑或向本單位職工集資不是用于生產經營，而是轉貸牟利的，這些都會造成合同的無效。
二、賦予民間借貸合同強制執行效力公證的理論與條件
現在社會人們遇到糾紛時，多數人會采取訴訟、仲裁、協商調解等手段來解決，雖然這能很大程度上起到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作用，但卻需要耗費較多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才能達到目的，而且它們是在糾紛發生之后才啟動的程序，事實上，許多糾紛完全可以消滅在萌芽階段，公證恰恰有這種作用。
公證是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對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公證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對經公證的以給付為內容并載明債務人愿意接受強制執行承諾的債權文書，債務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適當的，債權人可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執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對公證機關依法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執行，受申請的人民法院應當執行”。兩部法律的兩條規定，是公證強制執行的法律依據，另外，司法部的《公證程序規則》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執行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以及中國公證協會的《辦理具有強制執行效力債權文書公證及出具執行證書的指導意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都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公證的條件做了規范。
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公證的條件為：1.債權文書以給付貨幣、物品或者有價證券為內容；2.債權債務關系明確，債權人和債務人對債權文書有關給付內容無疑義；3.債權文書中載明當債務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義務時，債務人愿意接受強制執行的承諾；4.《公證法》規定的其他條件。
三、賦予民間借貸合同強制執行公證的作用及程序
當前，對于經過公證的民間借貸合同賦予強制執行的效力，在當事人申請時，就已明確各自的權利和義務，并對違約的后果即強制執行做出了承諾，這樣一旦債務人不履行債務，債權人可持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向公證機構申請出具執行證書，然后憑原公證書及執行證書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申請執行，無須再經過訴訟或者仲裁程序，達到與訴訟相同的法律效果，對當事人來說也比較便捷，節省了時間和財力，有利于糾紛的及時了斷。同時，債權文書經過公證后，債務人更加明確了不履行債務會給自己帶來的不利因素，從而加強履約的責任心，有助于防止糾紛的發生。
在實際操作中，辦理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公證主要分兩個步驟：
1.當事人申請辦理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公證，應當由債權人和債務人共同向公證機構提出申請，涉及第三人擔保的債權文書，擔保人承諾愿意接受強制執行的，擔保人也應向公證機構提出申請，公證員對各方當事人的資格、債權文書的內容、債務人是否愿意接受強制執行進行審查，符合條件者，為其出具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公證書。
2.當債務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的，債權人可以向原公證機關申請執行證書。公證員對債權人履行合同義務的事實、對債務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義務的事實以及債務人對債權文書規定的履行義務有無疑義等情況進行審查核實，符合條件者，為其出具執行證書。
四、賦予民間借貸合同強制執行效力公證中應注意的問題
賦予民間借貸合同強制執行效力公證，在實際操作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如果不能將問題及時解決，會導致執行證書的使用效力，也會影響公證的公信力。
1.對借貸雙方身份及履約能力的審查。在辦理公證過程中，應審查放貸資金來源是否合法。對借款方的還款能力，抵押的財產，擔保的措施等進行審查，確保一旦借款人無法順利履約時，有可執行的財產，能夠順利收回出借的資金。
2.對借貸合同的審查。借貸合同要采用書面的形式，明確債權債務關系，債務人（擔保人）要明確承諾不履行、不完全履行合同義務時，愿意接受依法強制執行，自愿放棄抗辯權。合同內容要合法，謹防套取金融機構信貸資金又高利轉貸給借款人，謹防向其他企業借貸或者向本單位職工集資取得資金又轉貸給借款人牟利，謹防借款人借款用于賭博、詐騙、販毒、吸毒等違法犯罪活動。
3.利率的問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六條的相關規定，民間借貸年利率24%以內的受法律保護，超過年利率36%以上的借貸合同為無效，對于年利率24%到36%之間的部分屬于自然之債。
4.債權轉讓的問題。債權人將經公證的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合同的債權依法轉讓給第三人的，受讓人持原公證書、債權轉讓協議以及債權人同意轉讓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權利的證明材料，可以向公證處申請出具執行證書。如有必要，可以在合同中加以明確。
5.出具執行證書前的核實問題。借貸雙方應在合同中約定對債務人不履行或不適當履行合同義務時的核實方式及舉證期限，如果核實地址發生變更，需在一定時間內以書面的形式告知公證處及另一方，以便公證處核實雙方的合同履行情況，如被核實方沒有在約定期限內回復，或者提出異議沒有提供充足的證據，則視其同意債權人向公證處提出的債權人已完全履行合同的證據和債務人違約的主張。對于核實方式，建議采用信函核實與電話核實兩種方式相結合，信函核實的宜采用國家郵政機構寄送的方式；電話核實宜以錄像、錄音的方式對核實過程予以保全。
五、賦予民間借貸合同強制執行效力公證的價值及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