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1-21 10:09:42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創新發展的理解，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檢察風云》：在《中國政府參事論叢――任玉嶺文集》以及各大媒體上，你曾多次提出“必須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此觀點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體現在哪些方面？
任玉嶺： 21世紀將是一個科技爆炸、環境污染、資源稀缺、競爭更加激烈的時代。我們要在這樣的背景下生存和發展，必須將科技創新作為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支撐。兩年前我通過對經濟社會方方面面的考察，提出了“七個不能持久”和“八個必須轉變”的觀點，這也是我多次提出搞好創新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背景：
“七個不能持久”是指：依靠國外市場、產品外銷為主不能持久；依靠農民工低工資和廉價的勞動力參與國際競爭不能持久；產品技術落后、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對國外技術依賴度過大、自主品牌過少不能持久；粗放經營、高消耗、低產出不能持久；二氧化碳排放過高、耗能太大不能持久；環境污染、損壞生態不能持久。
“八個必須轉變”是指：中西部發展滯后，區域發展差距過大必須轉變；農村一家一戶經營模式落后，城鄉差距嚴重必須轉變；城市化推進不力，城市分化率過低必須轉變；勞動分配比重過低，基尼系數（即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進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總收入的百分比）過大必須轉變；服務業發展緩慢，第三產業比重過小必須轉變；社會保障滯后，公共服務不公平必須轉變；民生問題突出，住房、教育、醫療服務同百姓收入脫節必須轉變；文化發展重視不足，文化產業滯后必須轉變。
由此，要解決“七個不能持久、八個必須轉變”所涉及的國家發展的諸多問題，必須進行持久創新。這里的創新，包括思維創新、管理創新和科技創新，而只有首先做到思維創新，繼而才能帶動管理創新和科技創新。
《檢察風云》：業界曾指出，建設創新型國家，政府要作為科技創新的投入主體，對此你是否認同？如果企業和研究院所都寄望于政府的財政支持，又將會造成什么后果？
我最深切的感悟是：愛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愛是自然流溢的奉獻；尊重是教育的真諦，尊重是創造的源泉。沒有愛與尊重這個內核和基礎，教育就只能是無本之木，沙聚之塔。
愛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我在中學工作已經40多年，做過多年老師，當副校長和校長20多年。幾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最深切的感悟是：愛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愛是自然流溢的奉獻；尊重是教育的真諦，尊重是創造的源泉。愛與尊重，是教育的內核，是學生健康快樂成長的基礎，沒有這個內核和基礎，教育就只能是無本之木，沙聚之塔。學生的個性千差萬別，學習能力有高有低，但每個人都是一個鮮活而獨特的生命，自由幸福地發展是他們的需要。我們對待學生，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把他們分為三六九等；不僅要關注學生學業的進步，更要關注情感品質的提升，走進他們的心靈，滿足學生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為所有學生搭建起放飛人生夢想的舞臺。有了這樣的愛與尊重，我們才能正確處理好學生成長、學校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才能頂住壓力，持久創新，執著追求。
人大附中2008屆有一個畢業生，他身體比較弱，還病休過一年，學習基礎一直比較差。他父母只有高中學歷，非常希望他能考上好大學，所以，他在心理、學習上壓力很大。他非常喜歡音樂，高二時想參加社會上流行的“超男”比賽，但父母擔心他考不上大學，不讓參加，他就和家里發生了矛盾。他父母沒辦法，就找到了我。我對他父母說：這個孩子在音樂方面有天賦，讓他參加比賽試試吧。到了高三，他父母堅持讓他學中文，而他自己想做音樂編導，又與父母發生了爭執，學習成績始終上不去。他的父母很著急，又向我求助，我對他們說：要尊重孩子的意見，不要一廂情愿地給孩子設計，他喜歡學什么就應該支持他。我還找了一個搞音樂的家長幫他輔導專業課。這樣，這學生就有了動力，非常刻苦地學習文化課，最終以很高的專業分考上了自己理想的中國傳媒大學。畢業一年后，這個學生為人大附中創作了兩首校歌和20多首歌曲，充分展示了自己的音樂才華。每次聽到他創作的校歌，我心里都很激動。如果我們不尊重他的興趣和選擇，非逼著他學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可能他連大學都考不上，但現在他成了一個有感恩之心、有專業追求的人，這就是尊重與愛的結果。
幾年前，我校高三還有一個學生突然出現了嚴重的精神疾病，無法參加高考。分析原因后發現，他的理想是學文科，但父母堅持讓他選擇理科，這成了他的心病。了解情況后，我想只有再重讀一年文科，才能解開這個心結。一年后，這個學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大，現在美國留學，身體和精神都很健康。患病之前，他已經通過會考，可以算是從人大附中畢業了，學校完全可以聽之任之，但出于對學生負責、對學生個性的尊重，我們作了最大的努力，最終挽救了這個陷入危機的生命和家庭。
人大附中有一部分這樣的學生，他們在藝術、體育或其他方面有天分，有特長，但學業不一定出眾，有的甚至分數很低；也有些學生有這樣、那樣的心理問題或性格缺陷。對于這樣的學生，怎么尊重、培養他們，是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對待的。有人說人大附中是個創造奇跡的地方，為什么能出奇跡？我想，是因為愛與尊重，因為我們辦學理念的核心是“尊重個性，挖掘潛力，一切為了學生的發展”。
創造適合每個學生發展的教育，體現在教育過程中就是發現與培養。其實，好學生很多，只要我們能發現孩子的特長，挖掘他們的潛能，個個都會出類拔萃。
創造適合每個學生發展的教育
人的天賦才能各有不同。基礎教育既要在教育的起點對每個學生“求平等”，又要在教育的過程中為他們個性潛能的充分發展“謀自由”，讓優秀學生脫穎而出，成長為未來各個領域的拔尖創新人才。60年來，我們國家在各個領域很少培養出頂級人才，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從教育角度講，我認為首先要從小抓起，創新人才要早期培養；其次要改革創新，要學習先進經驗，研究教育規律，要允許實踐者創新。
國家教育規劃綱要中有8處提到了“拔尖創新人才”，明確提出：要建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試點，探索貫穿各級各類教育的創新人才培養途徑；支持有條件的高中與大學、科研院所合作開展創新人才培養研究和試驗，建立創新人才培養基地。在這樣的契機與挑戰面前，教育工作者應該有緊迫感、責任感，以憂國憂民憂教育的情懷攜起手來，認認真真地為教育做實事。
創造適合每個學生發展的教育，培養拔尖創新型人才，必然會在教育理念、課程內容、教學方式、評價體系等方面遭遇與之不適的阻力，只有通過綜合創新才能解決這些矛盾。回顧人大附中創新發展的歷程，我最深切的感受是：要創新就要有突破。追求能創新，反思能創新，變通能創新，融合能創新，壓力能創新，激勵能創新，求真能創新，務實能創新，時時能創新，處處能創新，事事能創新，人人能創新。
說到突破，我認為學校教育的突破，首先應該體現在課程改革上。傳統課程不利于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自主學習的能力，而這種能力恰恰是拔尖創新人才最基本的素質。多年來，我們堅持以學生發展為本，持續整合課程資源，創設校本課，改革必修課，開發選修課，形成了面向全體學生的多元開放的課程體系。為了充分發掘學生潛能，培養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我們依托“創造發明”課、“研究性學習”、“青少年科技俱樂部”、“少年科學院”，形成了面向全體學生、以“普及+提高”為宗旨的創新能力培養體系。學校建立了虛擬科學實驗室、平面技術設計等科技制作教室，150多門選修課中有幾十門課程都與科技創新教育相關。
2010年12月，美國教育部常務副部長安·瓦·米勒一行訪問人大附中時，在遠程教室，看到美籍外教的英語數學校本選修課與貴州、河南、新疆、四川、寧夏等地的學校進行同步教學；在“中美學生科技教育項目”研究課上，看到人大附中學生與美國托馬斯·杰弗遜中學及伊利諾伊理科高中的學生進行提高風能發電效率的合作研究。參觀結束，米勒先生說：“人大附中讓我們有幸在今天就看到了未來的教育是什么樣的。”
創造適合每個學生發展的教育，體現在教育過程中就是發現與培養。2011年，人大附中有七八個孩子獲得了世界冠軍。其實，好學生很多，只要我們能發現孩子的特長，挖掘他們的潛能，個個都會出類拔萃。
美國一年一度的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被稱為“中學生的小諾貝爾獎”。人大附中學生施軼萌于2011年獲得了大賽一等獎和4個專項一等獎。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到很震撼，因為她入學時并沒有顯得特別出色。當時她父母帶著她找到學校，說孩子從小特別喜歡觀察昆蟲，喜歡自己動手做實驗，希望能在人大附中發展這方面的特長。我看這孩子很有靈氣和潛質，就同意了。高三時，她入選參加英特爾大賽，但她不想去參賽，因為她沒有獲得保送資格，5月份參賽肯定會影響高考。主管老師找我說明情況后，我想，我們國家缺的就是這樣的好苗子，一定要想辦法免除她的后顧之憂。最終，我向一位重點大學校長推薦了她，她才全身心地投入實驗，最終獲得了大獎。可以說，施軼萌是人大附中眾多在國內外各類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的學生的代表。
要為每個學生的個性發展搭建平臺，必須創設豐富的、個性化的、可供選擇的課程。目前，人大附中已開設了幾十門校本課程，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綜合實踐、體育與藝術4個領域的選修課150多門，法、德、西班牙、阿拉伯、日、韓、俄等10門第二外語選修課，以及英語物理、英語戲劇等18門外教學科英語。這些課程有很多與高考沒有直接關系，但只要學生愿意學，學校就開設。
比如，為了滿足學生對經濟學的興趣，我們將JA課程納入了校本選修課，后來又與“JA-CHINA國家青年成就”合作，陸續引進了“學生公司”、“JA經濟學”、“國際市場”等系列商業性課程。最有意思的是，這個項目到今天也沒有真正的老師，而是由老師組織在學習中有心得的學生來講，畢業的校友利用課余時間回來講，師生都講不了的就一起在網上學。2011年，馮路、郭弘燁兩名學生在“JA全球商業挑戰賽”中從全世界38個國家的531支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這也是中國參加該項賽事以來的第一個世界總冠軍。這兩個很普通的中學生為什么能取得這么好的成績？就是因為他們喜歡，愿意學，愿意研究。
如何激發每位教職員工創新的激情和潛能？我認為關鍵是尊重，尊重是創造的源泉。只有尊重每一個人的個性和發展訴求，才能激勵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建功立業。
創造適合每個教職員工發展的教育
學校教職員工是實現教育創新的主體，如果沒有他們主動自覺地參與和他們富有創造性的工作，校長的創新理念再先進，學校發展目標再宏偉，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學校工作的著眼點是學生，著力點在老師，我們不僅要創造適合每一個學生發展的教育，還要創造適合每一位教職員工發展的教育。
如何激發每一位教職員工創新的激情和潛能？這需要解決創新的動力機制問題。我認為關鍵是尊重，尊重是創造的源泉。只有尊重校園里的每一個人，尊重他的個性和發展訴求，才能發現他的亮點，才能千方百計地為他搭建平臺，激勵他們在平凡的崗位上建功立業。
我校物理老師胡繼超十分喜愛橋牌，知道人大附中開設了橋牌選修課，就想成立一個橋牌隊，但沒有幾個學生報名，他就找到我尋求幫助。我就安排胡繼超在升旗儀式上發言，對全校師生講學橋牌到底有什么好處，并在此后的課程、比賽等一系列問題上給他開綠燈。這種尊重與支持極大地激發出胡老師的創造能量，橋牌活動在人大附中開展得風生水起，橋牌課成為學生最喜歡的選修課之一。目前我校開設了4個層次9個班級的課程，每學期有近400人次選修，甚至沉迷于網絡游戲的學生也因橋牌有了改變。學校橋牌隊成立以來，多次在全國中學生橋牌錦標賽中摘得冠軍，6名學生入選國家隊，出國參賽。2011年12月，世界橋牌聯合會主席一行訪問人大附中，對學校橋牌活動及成果給予了很高評價。
胡繼超是人大附中眾多老師的一個代表，使我們弄清楚了為什么尊重是創造的源泉。其實，尊重與創新之間有一個傳導環節，那就是“需求驅動”。學校尊重了學生和老師的內在需求，并創造條件幫助他們實現這種需求，他們就會充分發掘自身潛能。這種具有生發力的個體行為，就匯聚成了學校整體的創新源泉，學校發展就有了不竭的動力。可以說，人大附中的每一個創新成果，都是尊重和滿足學生及教職員工發展訴求的結果。
創造適合每位教職員工發展的教育有一個關鍵詞——“每位”。任何一所學校都會有一些出類拔萃的好老師，但這并不能決定這所學校的辦學品質，有時候，一個不合格老師“毀人”的作用往往更大，所以必須提升團隊的整體素養。把平凡的人激勵起來，形成一流的團隊，創造一流的教育，這是人大附中創造適合每個教職員工發展的教育的核心內涵。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建設以創新為特征的學校文化，形成一種機制、一種氛圍，也就是人大附中人常說的一個詞——“氣場”。它會不知不覺地影響、改變、提升每一個人。多年來，我們下大力氣優化校園環境，營造創新氛圍，在這方面做足了文章，收到了效果。
在人大附中，像胡繼超這樣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教職員工還有很多。化學實驗員開設了“西方經濟學”選修課；音樂老師把自家的錄音設備搬到學校，建成了人大附中“錄音棚”；食堂員工組建農民工舞蹈隊，走上了中央電視臺的舞臺……
我常說：一個學校絕對不能藏龍臥虎，是龍就得讓他騰，是虎就得讓他躍。人大附中是個大舞臺，校長就是搭臺子、拉大幕的人。如果說人大附中真有什么魔力，就是她能點燃每個員工心中的夢想，讓他們活得有追求，有尊嚴，有價值。
我們嘗試多種模式，讓更多的孩子享受優質教育。長期的“幫扶”實踐證明，優質學校實現社會責任最大化的最好方式是培養大批優秀校長和優秀老師。
讓更多的孩子享受優質教育
國家教育規劃綱要提出了“優先發展，育人為本，改革創新，促進公平，提高質量”的20字工作方針。“促進公平”和“提高質量”為我國基礎教育指明了發展方向：要大力促進教育公平，改變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局面；同時強調這種公平建立在提高教育質量的基礎之上。因此，優質學校肩負著幫扶薄弱校，促進教育均衡發展的社會責任。優質學校校長應該變“獨善其身”為“兼濟天下”。
雖然人大附中的力量有限，但我們還是盡一切努力，嘗試多種模式，讓更多的孩子享受優質教育。從2002年開始，我們先后與中西部7個省市12個地區的中學“手拉手”聯合辦學。為了使北京山里的學生在家門口就能上好學，我們與延慶永寧中學結為手拉手學校。2007年選派了11名骨干老師到延慶支教。他們的課堂向延慶所有老師開放，僅一個學期聽課的老師就達1800多人次。2010年，這屆70名學生中有56名學生超過了本科線。
近年來，我們陸續接納了來自中西部地區和北京周邊薄弱校的數百名學生到人大附中短期“留學”。來自新疆帕米爾高原的塔吉克族少年凱薩爾，是新疆“五彩喀什噶爾兒童藝術團”的小演員。2008年9月，我們破例招收他和另外兩位少數民族孩子到初一年級就讀。現在，凱薩爾已經是高一的學生了，不僅適應了人大附中的生活，還參加了學校男子舞蹈團，他的藝術天賦得到了舞蹈教練及同學們的夸獎。
如何利用網絡整合優質資源，實現更大范圍的共建與共享，也是我們長期探索的重要課題。2005年，我發起成立“國家基礎教育資源共建共享聯盟”，聯合全國的優質中學，探索建立優質教育資源數字化開發、集成與共享機制，支援教育欠發達地區。迄今，“聯盟”已輻射全國32個省市自治區，直接惠及60多萬師生，發揮了巨大的社會效益。一位老師感慨道：“聯盟使課堂跨越了時空，讓山里娃和城里孩子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
長期的“幫扶”實踐證明，優質學校實現社會責任最大化的最好方式是培養大批優秀校長和優秀老師。近年來，我們向北京周邊學校輸送了幾十名優秀干部，把學校先進的教育理念、經驗傳播開來。在市、區教委的支持下，我們先后合并了海淀區西頤實驗學校，深度共建北航附中，托管藍靛廠中學，與農大附中、翠微中學“手拉手”，創建人大附中西山學校、朝陽學校，開創了了區域內優勢互補，特色發展的聯合辦學機制。
2009年4月，“上海市普教系統名校長名師培養工程劉彭芝卓越校長培養基地”和“北京市普教系統先鋒校長培養基地”在人大附中成立。“雙卓基地”成立以來，舉辦了“國際名校長論壇”，學員們與50多位國外名校校長、500多位國內校長共同研討教育創新專題；在哈佛大學舉辦“中美基礎教育高峰論壇”，為培養卓越校長和卓越教師搭建了高層次平臺。人大附中還作為全國唯一一所中學，兩次承辦“國培計劃——中小學骨干教師研修項目高中數學班”。
回首過去，我最深切的感受是我們仍然站在創新之路的起點。這些年來，人大附中的步子邁得很大，走得非常快，作為校長，我承受的壓力是很大的，但我們從未放棄過對教育理想的追求。今后，我們還將沿著這條創新之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公司治理結構”的提出
“公司治理結構”（Corporate governance）最早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美國提出。當時美國學術界部分學者認為大型公眾公司的經營管理體制存在結構性缺陷，主要表現為董事會職權弱化，董事未能為股東的利益勤勉盡職，公司的經營管理權集中在高層管理人員手中。1971年，美國學者瑪切（Myles L Mace）在一份著名的研究報告中揭示了董事職能減弱的客觀事實。比如，董事主要在諸如技術、、政府關系等方面提供專業咨詢，而在確定公司目標、策略、董事會政策方面無所作為，甚至不對經營管理者提交其批準的方案提出有洞察力的；經營管理者操縱了公司，董事會只是為經營管理者的行為蓋蓋章，或受經營管理者之托去安撫外面的股東；董事會會議的議程由總裁確定并控制，在會議上內部董事為了自身的利益或出于禮貌免使總裁尷尬一般不提出質詢。
為此，不少學者倡導改革董事會，將董事有能力行使的職能賦予董事會， 且必須使董事不受經營管理者控制。 艾森伯格（Melvin AronEisenberg）提出應給予董事會監控的職能，即“挑選、 監督和免除主要高層管理人員”，董事會應獨立于它所監控的高層管理人員，并應保證有充分、客觀的資訊以使董事會行使監控職能。為了抑止大公司濫用權力，解決內部董事不能有效行使職權的問題，獨立董事制度被引入公司治理結構中。1974年成立，由大型公司的200 名總裁級人物組成的“企業園桌”組織（Business Roundtable）積極認同獨立董事機制， 并建議外來董事的人數應足以對董事會決策產生重大。據1989年對《財富》雜志前1000家公司董事會的統計，74％的董事是外部董事，83％的公司中外來董事占多數，這表明獨立董事在美國已形成制度。1992年5月，美國法學研究所（ American Law Institute ）頒布《公司治理結構的原則：與提案》，該文件規定了公司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職務與權限，監察委員會等董事委員會，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控股股東的公正交易義務，代表訴訟等。該文件促進了退休基金、投資信托等機構投資者參加公司的經營管理，也影響到世界各國對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和討論。
在美國公司的發展史上，本來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完成了從“股東中心主義”向“董事中心主義”的轉移，在公司治理結構未提出之前，經典的公司仍然推崇貝利（Adolf A. Berle ）和米恩斯（Garcliner C. means）的“經營者控制論”學說，即：股東作為所有人，通過投票表決把經營管理權甚至決策權交給董事會，董事會再任命經理人員去處理日常事務，即由董事會代表股東會經營管理公司。但是，隨著公司的經營管理逐漸被董事會任命的經理階層所把持，董事的控制權反而被削弱，董事會越來越具有形式性。根據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理論，凡是為別人而非為自己經營錢財者，不可能象合伙人照顧自己的錢財一樣小心翼翼。因此，經營者作為公司的實際人，由于他和委托人的利益是相分離的，所以其產生懈怠、疏忽、懶隋和盜竊的心態或行為無法避免，加之內部董事往往被經營者操縱或控制，造成了不是董事任命經理，而是經理挑選董事，因此，“董事中心主義”受到了侵害。在英美法系國家，公司法中沒有監事會制度，這就使得無論是對內部董事，還是對經營管理人員都不存在一種既定的監督機制，故最有效的改革措施只能是對董事會的職能進行重新配置，建立起引進外部董事、賦予董事會監督權的公司治理結構。
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對公司治理結構存有異議，甚至予以否定。倡導有效資本市場學說的費瑪（Eugene Fama ）和詹圣（Michael CJenson）就認為，公司管理存在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市場力量來解決，而不需要引進新的規則，資本市場、產品市場、公司控制的市場，經營管理者人力資源市場足以為保護投資者而向經營管理者加以有效約束。
董事會的職權與獨立董事的作用
公司治理結構的提出既然是旨在加強董事會的職權，限制經營管理者的權力，那么在董事會和股東會之間如何分配權力，董事會究竟應擁有什么范圍的權力，就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從現代各國公司法和公司制度的發展來看，適應“董事中心主義”的潮流，基本上強調股東會只能行使明確規定的權力，而由董事會行使股東會權力范圍之外的所有其他權力，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權力，則由董事會行使。董事會的權力一經法律規定或公司章程確認，它就是一種獨立的、排他的權力，股東會無權予以剝奪、限制或變更。
美國1994年的《示范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Act）規定，所有的公司權力均須由董事會行使或由董事會授權行使，公司的業務和事務也必須在董事會的指導下經營管理，但上述權力須受公司設立章程中明示限制的約束或股東協議的約束（第8.01條）。該項概括性規定中所述的“所有的公司權力”是指除州公司法、公司章程中明訂了屬于股東會的權力以外的其他權力。美國法學研究所起草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原則》中，將公眾公司董事會的職權列舉為：①挑選、評價、更換高級管理人員，決定其薪酬；②監督公司的業務經營活動；必要時可以授權其下屬委員會履行其職權；③審查、批準公司的財務目標、公司重大計劃和行動方案，公司編制財務報表所使用的審計、準則和慣例，并在必要時予以修正；④審查、批準或擬定、確定公司計劃、重大交易和行動；⑤為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提供建議和咨詢，指導、審查各委員會、高級管理人員的工作；⑥向股東匯報工作；⑦管理公司業務；⑧履行法律規定或指定的其他職能，對無須股東會批準的事項采取行動。在英國公司法中，盡管沒有從正面列舉董事會的權力，但1985頒布的《示范公司章程》明確規定：“公司的業務應由董事會管理，董事會可以行使所有公司權力，但必須遵守公司法、章程大綱、章程規則和股東會特別決議的規定，章程大綱、章程細則的修改以及股東會特別決議不得使董事會先前的行為無效。”
此外，為了確保董事會的權力，英美公司法或示范章程一般不列舉經營管理者的職權，以免其職權法定化以后對抗董事會的權力；經營管理者應具有哪些權力，本質上應由董事會按“公司意思自治”原則決定，法律不便加以干預。
公司治理結構的關鍵措施是在傳統的內部董事架構內引入了獨立董事制度。盡管獨立董事制度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才被廣泛推行，但實際上，早在1940年的美國《投資公司法》中，就規定至少需40％的董事由獨立人士擔任。1977年經SEC批準， 紐約證交所要求每家上市的本國公司在限期內設立一個專門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獨立于管理層，獨立進行判斷。美國律師協會出版的反映公司法執業律師觀點的《公司董事指引》一書指出：“董事會不僅要獨立判斷，而且要讓股東和公司其他人員知悉他們在獨立判斷，”為此，“公眾公司董事會的大多數成員至少要獨立于經營管理層。”
如何判斷獨立董事的“獨立性”？美國律師公會的界定是：只有董事不參與經營管理，與公司或經營管理者沒有任何重要的業務或專業聯系，才可以被認為是獨立的，以下情形不符合“獨立性”：①與高級管理人員存在密切的家庭關系或類似關系；②與公司具有重大意義的業務或專業聯系；③與公司存在持續的業務或專業聯系，以致經常與高級管理人員進行交涉，如公司與投資銀行或公司律師之間的關系。為了確保獨立董事“獨立”履行職能，論者主張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多數由獨立董事組成，從而可以改變傳統上由行政總裁挑選董事會候選人的情況；薪酬委員會由全部獨立董事組成，以履行批準管理者的薪酬之職；審計委員會由全部獨立董事組成，以履行選擇、決定公司審計師之職，并獨立與審計師商討有關會計和內部控制事宜。
獨立董事在實際運作中的正面效應表現為：由于獨立董事不像內部董事那樣直接受制于公司的行政總裁，在履行職能時較少瞻前顧后，患得患失；獨立董事制度由于強化群體思維（groupthink），在高級管理人員無法操縱該群體時，有助于群體作出最好的決定，而群體的決定一般總是優于個人或少數人的決定。實證研究進一步表明：在解除不稱職的行政總裁、將工作業績表現與薪酬掛鉤、減少薪酬、限制利潤率偏低的收購、為收購謀取好價錢、防止高層管理人員收購公司等方面，獨立董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獨立董事的引入是不是真正改進了公司的管理，認識并不一致。一種觀點認為：董事越獨立，他就越缺乏動力來努力工作，他越有動力努力工作，他就越不獨立。在其所得酬金與可能承擔的潛在責任不成比例的情況下，他會盡量選擇避免風險，如不在董事會決議上簽字。此外，獨立不等于公正，不論其獨立與否，董事們總是同舟共濟、連帶負責的。
董事的謹慎行事義務和忠誠義務
公司治理結構的核心是董事會的職能配置和權力行使，而董事會作為一個法人機關需要通過人董事來履行職責。因此，董事和公司的關系以及董事應當依據什么標準來履行職責，就成為公司制度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英美法學家通常以“信義義務”（Fiduciary duty）理論來為董事義務尋找法理依據。“信義”概念是衡平法院在裁決關于“信任”（Confidence）事務的案件中，為維護授信人的利益而發展起來的，最初在信托法中使用，后來擴展到其他法域。董事對公司負有信義義務，是指董事應當謹慎行事，忠實于公司的利益，不得與公司利益發生沖突，不得為自己牟取不當利益，同時，董事在履行職責時，應維護股東的利益，并承擔相應的責任。
建立在信義理論基礎之上的董事義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1.謹慎行事義務。也稱注意義務，其基本含義是：董事在履行職責時應合理地注意、審慎地判斷、自主地決策，不得有疏忽、過失、懈怠。如何確定謹慎行事的標準，有兩種作法，一種是按“普通人”的標準衡量，一種是按“普通董事”的標準衡量。美國《示范公司法》規定，董事應以一個在相似環境下處于相同位置的普通的謹慎的人的行為為標準行事。但英美法院的判例往往將標準界定為：董事必須具有一般的知識、技能和經驗，并據此履行職責和采取行動，因此這就從“普通人”的標準提升到了“普通董事”的標準。但董事的謹慎行事義務并不意味著他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承擔責任。如董事沒有參加會議，或在會議上反對某項不當決議，或在做出決議前被高層管理人員的報告所欺騙，或另一分管執行董事出現了不當行為，則不能判定該董事存在疏忽而承擔責任。但如果董事不經審閱就批準財務報告，或者對公司經營管理中存在的明顯不當行為采取放任態度，那么他不能以不存在疏忽或不知情為由主張免除責任。當然，不是每一名董事都應成為公司經營管理的全職督導，他毋須仔細檢查公司日常事務，他不是要對公司經營管理中的所有過失無條件承擔責任。
2.忠誠義務。是指董事在履行職責時應以公司最佳利益為重而誠實地行事，不得將自己或第三者的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上，自己的行為不能與自己對公司所承擔的職責和義務相沖突。對盡到忠誠義務的判斷，主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①董事應當親自行使“酌情權”，即自己親自對發生或將要發生的事情進行了解、斟酌、思考、判斷和決策，而不能擅自將董事的權力下放給高級管理者或其他人員。在美國的一個判例（Sherman & Ellis Inc V Indiana Mutual Casualty Co）中，一家公司將董事會的大部分職責委托另一家管理公司在20年內行使，董事會只留下一些不重要的事務性工作，法院判決是無效合同。此外，法律和判例均不認同傀儡董事和影子董事的存在，一個董事如允許自己成為他人的傀儡，按他人的指令行事，由于他是占據董事位置的“事實董事”，仍然應獨立承擔責任。②董事應以公司的最佳利益為重，即董事履行職責時的行為、決策應以對公司最有利為基點。凡是為了個人、親屬或第三者的利益使公司的利益受到損害或受到不公平對等，即使公司獲得了部分利益，該董事的行為也不符合忠誠義務的要求。③董事不得從事不符合法律、公司章程規定的自我交易，禁止董事從公司獲得貸款或財務資助，嚴禁利用董事職位或職權謀取私利，如收受賄賂，轉讓職位，挪用、盜用或濫用公司財產，泄露公司機密，董事不得從事動機不純的公司行為等。
此外，公司法的最新發展表明，董事還應承擔對經理階層的監督義務和對股東及社會的義務。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制度性缺陷
我國公司的治理結構是依據公司法的規定創設的。以股份公司為例，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份公司設立股東大會，為公司的權力機構；設立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設經理，由董事會聘任或者解聘，對董事會負責；設立監事會，負責檢查公司財務，監督董事、經理的行為等。立法的初衷是建立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層層負責、各司其職，監事會履行監控職責的組織模式。但是，這種設計最本質的缺陷是忽視了應建立以董事會為中心的公司治理結構，在立法時又沒有充分研究和吸收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新近發展和經驗教訓，因此形成了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制度性缺陷。
在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這三個機構的關系上，究竟應是層層隸屬，還是應彼此制約？這是設計公司治理結構的一個基礎性。如前所述，這一問題在國外公司法中已基本解決，董事會處于經營管理的中心地位，不能簡單認定三機關是一種從屬關系。但我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公司法將股東大會規定為權力機構，并選舉和更換董事，董事會和監事會從屬于股東大會，對股東大會負責。這一立法模式本身無可厚非，但該種立法模式的成功必須建立在股東大會名符其實以及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職權正確劃定的基礎之上。但事實上，公司法并沒有創設出一種嶄新的機制確保我國的股東大會可以避免“流于形式”的世界性趨勢，而對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職權劃分所存在的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或者是互相重疊（如股東大會“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而董事會“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或者剝奪了董事會的經營決策權（如股東大會審議批準董事會的報告，年度財務預決算方案）；或者是限制了董事會的職權范圍（采取列舉方式規定了10項職權，如果董事會行使除此之外的職權則缺少依據）。再從對監事會的規定來看，由于沒有像德國那樣賦予監事會對董事的任免權，沒有創設監事會履行職責的程序性保障制度，也缺少監事會對董事會行為的有效制約措施，因此監事會的設置從制度上就形成了一種“擺設”。
造成董事會經營管理權縮小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經理階層職權的膨脹，而膨脹的原因源于“法定化”。公司法第119 條規定股份公司應設經理，并列舉了經理的8項職權， 這種立法例在國際公司立法中是極為少見的，因為經理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屬于經營管理人員，他應履行什么樣的職責取決于董事會的授權，而不應由法律加以規定。從法理上說，只有董事會才是公司經營管理的主體，并由其行使經營管理權，對內管理業務，對外代表公司，經理作為董事會聘任的管理者，只能在董事會的授權范圍內履行日常事務的管理或操作工作。經理職權法定化引出的后果表現在，由于經理的職權董事會不能行使，不可避免地造成董事會職權空心化，從而造成經理階層在生產經營管理中享有比董事會更具體、更廣泛的權力。此外，經理階層職權膨脹的結果，在事實上已使我國出現了美國曾經出現過的高級管理人員決定董事任免資格的情況。因此，如果不對經理職權作出法律上的改革調整，經理階層凌駕于董事會之上甚至決定董事命運的狀況將普遍化。
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長1人擔任， 董事長可以兼任公司經理的法律制度，使得董事會的權力、公司經營管理的權力集于法定代表人一身，這種制度為個人獨斷專行、侵占公司資產和利益、損害股東權益洞開了方便之門。從單獨的層面來看，如上所述，我國董事會的權力并不大，但通過董事長兼總經理這一特殊職位的設置，董事長將董事會的權力和經理層的權力集于一身，從而形成了一種非常強大的權力，特別是公司法第120條還規定：公司董事會可以授權董事長行使董事會的部分職權，這等于說董事長在一定情況下就是董事會。在股份公司的治理結構中，董事長仍然擁有傳統國有的廠長或總經理那樣的大權實在是不可思議，而這種集權于一身的現象在國外公司制度中也不具有普遍性。在我國，由于大多數股份公司均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企業是絕對控股的大股東，因此股份公司的董事會成員大多由國有企業委派，董事長集權現象，既是一種個人專權，也是一種大股東專權，一旦董事會其他成員的任免權、升遷權均控制在董事長或大股東手中時，董事會成員在事實上將成為傀儡，他們怎么能履行謹慎行事和忠誠等義務呢？加之我國監事會的制度設計缺陷使其在實踐中已演化成企業制度中的一種高級“點綴”，監事們不但不能有效發揮監督作用，反而唯董事長的“馬首”是瞻，并無可奈何地去履行召開監事會會議等例行公事。大量公司違規違法案表明，絕大多數案件均是由于法定代表人專權，而又缺少有效的內部監督制約機制所造成的。因此，按照國際慣例重新設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合理配置董事長、董事、總經理的職權，是構造公司治理結構中不應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
公司法雖然規定了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并列舉了11項職責，但實踐中出現的情況是，股東大會往往具有象征意義和形式意義，實際權力操縱在董事長控制的董事會和經營管理者手中，股東大會不過是一架為了符合法定程序而運轉的表決機器而已。這種情況表明，股東大會作為公司的“權力機構”其權力是十分有限而脆弱的。盡管我們竭力想落實和強化股東大會的權力，但是有關的措施并未達到預期的效果。在我看來，實際上這仍然是制度缺陷所帶來的后果。首先，如前所述，公司治理結構已經從股東中心主義到了董事中心主義，這是一種世界性的潮流，這個潮流背后有其深刻的因素，這是無法抗拒和阻擋的，在此情況下，我們的制度設計一定要將股東大會確立為絕對高于董事會的“權力機構”，在實踐中肯定無法達到立法者所預期的效果。其次，法律上對股東大會具體職權的設置，有一些顯然是剝奪或限制了董事會的職權，而對董事會職權的規定，又采取了封閉式的列舉性方式，這就使得董事會在履行職責時，為了經營管理的需要，想方設法擴大和強化自己的權力，從而造成股東大會的法定職權“虛擬化”。第三，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對各個機構進行權力配置的最好標準，應當是看哪種配置更符合公司和股東的最佳利益。既然公司的經營管理是交給董事會負責，那么董事會應有哪些職權以及如何履行這些職權將關系到公司和股東的切身權益，如果我們從法律上剝奪或限制這些職權，實際上無異于剝奪或限制股東可能得到的利益或機會。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與創新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既源于傳統體制下國有企業內部管理模式（如廠長負責制）的，也是因為公司法實施后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企業組織結構的不斷演化使得既有的立法模式無法適應新的形勢。在各國均在積極探索、適應經濟發展的公司治理結構時，我們絕不能抱殘守舊，或者去為公司法不合理的規定進行辯解，以“證明”立法者不存在錯誤，須知，法律永遠落后于經濟，如果不作出及時的修改，過時的法律就會變成經濟發展的阻力。因此，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需要進行立法上、制度上的完善、變革或創新，我認為至少可以從以下8方面入手：
1.建立以董事會為中心的公司治理結構，擴大董事會的職權范圍。由于只有董事會才能負責經營管理活動和決策，從本質上決定公司的經營狀況，因此公司治理結構必須以董事會為中心而構建。為此，需要采取四方面的改革措施：其一，縮減股東大會的職權，將其限定在任免部分董事，審批董監事報酬，審議利潤分配方案、增資減資、合并分立終止、修改章程等方面，而將有關經營管理方面的權力移交董事會行使；其二，對股東大會和董事會之間的權力配置原則作出明確的法律界定，即股東大會只能行使公司法明確規定的股東大會職權，除此之外的其他職權，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規定，概由董事會行使；其三，公司法不再對董事會的職權作出列舉式規定，而改由公司章程規定；其四，取消公司法對經理設置的職權條款，而授權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予以處置。
2.建立多元化法定代表人制度，禁止董事長總經理由1人擔任。 根據國外的作法，公司可以設董事局主席或董事長，但他不一定是法定代表人，或不一定是惟一的法定代表人，公司章程可以授權執行董事在不同的業務領域作為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法將董事長規定為惟一的法人代表，就排除了其他執行業務的董事的代表權，這樣一方面限制了其他執行董事的權力，不利于及時作出經營決策，另一方面又為董事長高度專權并凌駕于董事會之上提供了條件，在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況下更使這種集權得到了頂峰。因此，法律應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授權公司章程規定，法定代表人可以是董事長，也可以是其他執行董事，既可以由1人專任，也可以由2—3人在不同的業務領域分別擔任， 董事長在作為法定代表人的情況下不得同時擔任公司經理。
3.從法律上引進和確認獨立董事制度，并允許董事會設立專門委員會。我國公司董事會之所以不能真正履行董事會的職責，或者在履行職責時忽視公司利益、損害股東利益，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董事會的構成單一，其成員基本上來自控股股東，在董事會的議事和決策過程中很少聽到不同的聲音，很多董事習慣聽命于由控股股東委派的董事長的旨意，對需表決的議題不進行認真的甑別、思考和權衡，也不判斷在文件上簽字可能導致的法律風險。針對這一問題的醫治良方只能是引進獨立董事制度，大比例引進外部董事進入董事會。法律上應允許有關的管理公司、咨詢公司、律師事務所、師事務所、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等向上市公司委派階段性的全職董事或兼職董事，以改變公司董事會基本由內部董事組成的現狀。此外，可以仿照美國模式，允許董事會設立專門委員會，如設立財務委員會、工薪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等，并主要由獨立董事組成。
4.進一步明確董事的義務。公司法中雖然也規定了董事的義務，如要求董事“應當遵守公司章程、忠實履行職務，維護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職權為自己謀取私利”（第123條）， 但這種規定過于籠統、寬泛，缺少量化標準，在實踐中很難據此判斷董事的某一項具體行為是否違背此規定。我認為，我們應該全面引入英美公司法中的謹慎行事義務和忠誠義務。在謹慎行事義務方面，應主要為董事設定“謹慎行事”的標準，即他應以一個普通董事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識、管理經驗、合理判斷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和決策，不得因故意、疏忽、懈怠等原因而給公司造成損失或損害。在忠誠義務方面，應要求董事以公司的最佳利益為履行職責的出發點，親自履行董事職責，除非法律、公司章程另有規定，不得從事任何與公司利益發生沖突的業務或活動，不得以任何個人目的侵犯或利用屬于公司的財產、信息或機會。此外，公司董事也應承擔對經理階層的監督和對社會的責任。
5.擴充監事會的權力，建立名符其實的監事會制度。我國仿照大陸法系建立的監事會機構在制度設計上就變了樣。比如，在德國法中，監事會有權聘任和解聘董事，有權監督董事會的業務經營，有權審查董事會制作的年度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財務報表附注、財務狀況表，并批準董事會的年度報告，即實際上監事會行使了傳統股東會的職權。我國公司法第126條主要是從消極方面賦予監事會對董事、 經理違法違章行為和損害公司利益行為的監督權，而缺少從積極方面的職權賦予，造成監事會實際上形同虛設，我認為擴充監事會的權力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將部分董事的提名權交給監事會；由監事會主席主持召開股東大會；由監事會決定會計師事務所的聘任或解聘；財務報告由董事會編制后交監事會審核并由監事會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監事會代表公司起訴違法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6.限制控股股東的權力。我國上市公司往往是作為主要發起人的國有企業持有絕對控股的不上市股份，這就造成了控股股東在上市公司中擁有巨大的權力，董監事的委派及報酬、董事長總經理的任免、公司章程的制訂與修改、股利分配、增資減資、收購兼并等，均是由控股股東一手操辦和決定。為此，法律上有必要對控股股東的權力加以限制（或授權公司章程加以限制）。比如，可以規定：控股股東不能全部占據董事、監事職位，應留出一定的比例給其他發起人、公眾股股東或獨立人士；限制控股股東的投票權；董事長、總經理、監事會主席的職位不能均由控股股東出任；上市公司子公司的負責人不能全部從控股股東委派；控股股東不得在章程和股東會決議中寫入擴大其權益而縮小其他股東權益的內容。
關鍵詞：建筑結構；設計理念；創新；個性化
1引言
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我國的結構工程也在蓬勃發展中。對于結構工程而言，最主要的是結構設計技術的好壞。結構工程與人們的生產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結構的質量也是目前人們最關心和關注的事情。而結構質量的好壞主要和設計有關。因此，隨著在新時期的影響下，設計人員要講究思想的開拓和設計方法的創新，將結構的設計與時代接軌，達到結構設計的最新要求。
2 建筑結構設計的新要求
2.1 注重結構設計的經濟性
由于能源、土地以及材料價格的不斷上漲，開發商為了減少一定的利益損耗，就開始注重在設計時對資金和材料的節省。節省資金和材料的設計開支，就可以將多余的資金應用于其他的發展方面。倘若從根本上做到經濟節省，結構設計人員就要對民用建筑結構的概念設計進行總體的掌握。概念設計需要工作經驗和理論知識的依據，并結合建筑功能要求與建筑工程的相關條件，用整體的概念在特定的建筑空間中完成結構總體方案的設計，處理結構與結構，構件與結構之間的關系。如果一幢建筑沒有經過很好的概念設計，是無法實現造價經濟、最好的結構效果的。
2.2 強調結構內部空間設計的個性化
隨著科學時代的進步，人們越來越注重戶型的內部結構。每一位業主，都有個性化的審美意識和思維方法，而且在不同的時期，住戶的想法和對建筑結構的要求都各有不同。建筑對結構設計的新要求，表現在多考慮到了住戶所需要的建筑內部空間劃分、建筑分戶墻、樓梯間以及固定的廚房和衛生間的權利。布置豎向受力構件，衛生間要和受力構件隔墻結合設置，防止出現在戶型的內部，造成阻礙和影響美觀。這樣就能在進深和開間兩個方向保有比較大的靈活性，也考慮到了承重墻的隔音。設置外墻部位的墻、梁、柱，都要考慮到窗戶的靈活性，為窗戶的布置創造一定的條件。
3 建筑結構設計理念的創新
從我國建筑結構設計的要求可以看出，我國對于建筑業的要求。但是就目前情況來說，過多的建筑商一味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追求速度，忽視質量和個性化，在我國的建筑行業發展現狀和發展水平與國際水平還有一定的差距的基礎上。更加不利于建筑業的健康發展。在建筑結構設計過程中，應當堅持的科學理念，以助建筑業長足發展。
3.1 運用整體的計算力追求平面立面的完美
在過去來說，我國建筑結構設計多用純矩型板式民用建筑樓，它的平面形式多為一梯六戶，而且有四個單元的房間可以間接采光，廚房區域沒有陽臺。這樣傳統而且普通的民用建筑戶型，房間的光線很暗，因為沒有陽臺的緣故，在冬季倘若存儲水果蔬菜等，有很大的不便。板式樓的建筑結構，沒有什么特殊的特點，但是它的整體計算力比較好，而且沒有超限。
新型的板式樓，最主要的是它融合了點式樓的特點，立面上是多的平面設計。有著點式樓的凹凸進退，也有著板式樓的南向采光。在整體的平面布局上，雖然屬于一梯六戶，但是能采光而且無陽臺，只有兩戶。由于和單一的矩形平面相比，有著多變的立面，而且在平面上有著獨特的優勢，但它主要的不同點是它的結構整體計算周期相比平面結構大，整體的計算周期位移。而且新型的板式樓，它的兩側會有一部分超限的連梁截面強度，沒有比較大的抗剪強度，剪壓比超出了原本的范圍。
3.2 采用異形柱框架結構
3.2.1 異形柱框架結構的主要形式
設計結構中，主要是要求框架結構的柱用矩形柱，也有其他的截面形式，所以采取的柱形也不一樣。矩形柱比三角形、圓形有著良好的受力性能，完善的計算理論、明確的傳力途徑，并因為長期的工程實踐，也總結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所以，矩形柱的計算理論和模型比較符合實際的情況。但如果將矩形柱運用在民用的建筑上面，會因為增加的建筑高度，使得柱截面也在不斷的增大，造成了房屋內部的布置有諸多的不便。例如，18層的澆框架建筑，矩形柱約為450mm*450mm，有200mm的內墻，300mm的柱外皮和膜厚。如果在每一戶內，使用柱可能會占據使用面積的0.5%，更是由于后期的裝修，容易造成面積的大量浪費。但如今的異形柱框架結構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異形柱結構框架是具體根據墻體的情況，柱截面做成“L”、“T”、“Z”等。墻的轉角部位多用“L”形，縱橫墻的交接處多用“T”形，柱肢的寬度最好保持和墻體相同的厚度，讓墻體表面和柱表面平齊。
3.2.2 計算異形柱框架的結構
異形截面柱的抗振性能以及受力特點和經常使用的矩形截面柱有很大的不同。如今，對于這方面的試驗研究和理論分析還比較少，結構專業的軟件還不能直接的計算異形柱的總體框架。由于現在還處于過渡的階段，因此需要兩種辦法來計算。一種是近似等效截面法，利用截面等慣性矩原則把異形柱等效成矩形柱，再利用計算機程序進行計算，得出柱的內力，并將矩形柱的內力給予相應位置的異形柱，得出異形柱的配筋。“T”形柱，要根據混凝土的有關規范來對“T”形截面來計算柱配筋。“L”形柱，要根據等寬翼緣來對應“T”形截面柱，通過計算，來附加一個扭矩來完成抗扭復核。在內力計算的時候輸入的截面積屬于等效面積，所以要驗算異形柱的軸壓比，要按照其真實面積。這種方式省時省工，而且有較低的計算精度，所以要定性分析計算結構，并對結構進行概念的設計。
4 建筑結構設計理念的發展
4.1推廣鋼結構民用建筑
鋼結構的自重輕，和磚混結構相比，只是磚混結構的60%左右。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減少了砂石土等基本材料的用量。不但可以適應于軟弱的地基部位，而且在其他的地基條件下，也一樣可以減少基礎的造價。鋼結構運用于民用建筑中，不僅建筑的施工周期短，而且能夠加快資金的周轉，大大的提高投資的總體效益。另外，鋼結構建筑還有很高的性價比，能夠利于可持續的發展、環境保護，而且對產業化發展有一定的幫助，有利于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并適宜產業化發展，有著極大的發展前景，能夠帶動新型材料的發展和鋼鐵產業的進步和開拓。
4.2 應用預應力混凝土大板結構技術
預應力大板結構是布置明梁在柱與柱之間，采用預應力大板設置樓板。預應力大板上可以直接的布置一套隔墻的結構體系。倘若聯合預應力的寬扁梁，在預應力大板上布置起隔墻的結構體系。若使用這種大板配合預應力，就能夠更大限度的提高樓層的凈高。例如9m以上的跨的預應力寬扁梁就可以比普通預應力梁少200mm，而比普通混凝土梁高度減少350mm。在底部，設置大柱網和大空間的多功能商住樓，多設置一些結構轉換層。隨著不斷成熟的應力技術的發展，預應力的施工費和材料也在不斷的下降。我國高層建筑中的轉換層結構使用預應力的技術情況也逐漸增多。在預應力大板結構中，常在建筑方面避免了比較難看的室內次梁模式，使原本的住宅建筑的平面布置更靈活，也有利于處于二次裝修時，改造室內布局，滿足住戶的個性需求。
5 結語
總之，隨著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高層建筑的建設數量不斷增多，人們對建筑使用功能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隨著越來越復雜的建筑類型與功能的出現，建筑高度的不斷增加，高層建筑數量的日漸加大，建筑結構體系的多樣化，建筑結構設計的應用也越來越受到重視。只有全面了解建筑結構體系及其結構設計新理念，將先進的理念融入設計之中，才能使建筑結構設計實現經濟性、合理性和安全性的目標。
參考文獻：
建設“科技北京”，就是要充分發揮首都的科技智力優勢，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切實把經濟發展轉變到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的軌道上來；就是要切實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科技創新，推進高新技術成果在城市管理與群眾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加快創新型城市建設。
推動“科技北京”建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核心，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發展方向，強化企業技術創新地位是關鍵，惠及民生是出發點和落腳點。
本期特別報道《讓自主創新成為首都科學發展的不竭動力》、《科技創新在大唐唱響》、《中關村科技園區海淀園全力打造自主創新高地》三篇報道，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向您揭示科技北京的豐富內涵。
“科技奧運”作為北京奧運會的三大理念之一，在開幕式上得到了充分展現，北京向世界完美展現了一場精彩的文化視覺盛宴。奧運開閉幕式的總導演張藝謀曾感嘆道：“天大地大不如科技大”。
當前，“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三大理念已被傳承為建設“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的新理念，使北京能夠站在一個歷史新起點上，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錯綜復雜的形勢，依然沉著冷靜，蓄勢待發。日前，記者專訪了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書記、副主任楊偉光。
■ 科技北京的目標和任務
《數據》：建設“科技北京”是市委市政府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科技北京”的戰略目標和重點任務是什么？
楊偉光：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成功舉辦，標志著首都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從推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建設的戰略全局出發，市委、市政府在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于今年4月出臺了《“科技北京”行動計劃（2009――2012年）――促進自主創新行動》，為“科技北京”建設做出了戰略謀劃，提出了新的奮斗目標：努力把北京建設成為我國創新發展的核心引領區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
推動“科技北京”建設，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是核心，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發展方向，強化企業技術創新地位是關鍵，惠及民生是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行動計劃》提出，推動“科技北京”建設，必須充分發揮首都科技優勢，通過積極承接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和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建設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大幅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通過大力實施科技振興產業工程，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動首都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通過加強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建設，完善企業技術創新服務平臺，增強企業綜合競爭力；通過提升民生科技在首都城市建設、社會管理、教育文化、醫療衛生、公共安全、生態文明、新農村建設等領域的服務水平，為建設繁榮、文明、和諧、宜居的首善之區做出切實貢獻。
《行動計劃》明確提出了“2812科技北京建設工程”。其中的“2”指“2項對接”，通過積極對接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和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進一步增強首都自主創新能力；“8”指“8大科技振興產業工程”，集中力量在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和環保、裝備制造、汽車、文化創意、科技服務業、都市型現代農業等8大產業集中支持一批產學研用項目，努力在重大關鍵技術上形成突破，到2012年，力爭新增產值超過5000億元；“12”指“12項科技支撐工程”，即：信息基礎設施工程、食品安全工程、農業科技工程、醫療衛生與健康工程、科技交通工程、節能與新能源工程、新能源汽車示范工程、大氣污染綜合治理工程、水資源保護和利用工程、垃圾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工程、資源綜合利用工程、城市安全與應急保障工程。要推廣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并能帶動形成新的市場需求、改善民生的成熟技術和產品，提升科技惠民能力。
■ 建設科技北京的重要舉措
《數據》：建設科技北京，我們的自身優勢有哪些？近年來在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發揮科技創新在首都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引領和支撐作用方面采取了哪些重要舉措？
楊偉光：建設科技北京，我們具有非常堅實的工作基礎，概括起來看具有兩大優勢。首先，北京具有雄厚的科技資源優勢。大家都知道，北京是世界少有的科技和智力密集的地區之一，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國家科技項目落在北京，兩院院士有一半以上工作、居住在北京，眾多的國家級科研機構和一流的科學家使北京具有得天獨厚的科技優勢，每年產生一大批優秀科技成果。據統計，2008年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610.9億元，相當于地區生產總值的5.8%，占到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支出4570億元的13.4%。 2008年，北京技術市場技術交易合同成交額突破千億元大關，成交額1027億元，占全國成交額的比重約為38.5%。其次，北京具有鼓勵機制體制創新的政策優勢。1988年，國務院批準在中關村建立了第一個國家級高科技園區，從此拉開了建設國家高新區、加快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序幕。20年來，中關村大力推進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組織創新和文化創新，成長為全國最大、最有實力和競爭力的科技園區。今年3月13日，國務院批復同意《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支持中關村科技園區先行先試，進行一系列政策創新，將會極大地調動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加快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步伐。
近年來，全市科技工作緊緊圍繞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要，通過推進機制體制創新激發科技創新，充分發揮首都科技優勢，促使科技進步、科技創新成為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工作中主要采取了以下關鍵性措施：
第一，集中優勢力量解決重大關鍵問題。每年組織一批重大項目，每個項目經費支持強度在千萬元以上，通過政府資金的引導，促進產學研優勢力量的組合，解決首都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瓶頸問題。在重點產業領域支持大唐電信、京東方、中芯國際、同仁堂等骨干企業圍繞關鍵技術進行攻關，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在區域發展方面，按照“一區一品”原則重點支持各區縣依靠科技進步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例如平谷的大桃、大興的梨產業。房山的食用菌產業，帶動產業升級和農民增收致富；在城市建設、社會發展、奧運籌辦等領域圍繞一批重點、難點、熱點問題組織相關委辦局開展科技攻關，建設示范工程。如官廳水庫的綜合治理、大氣污染治理、門頭溝等區縣的生態修復、智能交通建設、大型公共建筑的節能和新能源利用等項目都取得重要成果，產生深遠影響。
第二，不斷優化創新環境。北京市人大制定了《中關村園區條例》、《技術市場條例》等科技法規，市政府陸續出臺了鼓勵軟件、集成電路、科技成果產業轉化、科技獎勵等方面的政策，全方位覆蓋科技創新主要過程和重要環節，極大地調動各類創新主體和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2001年至2007年，全市通過落實技術市場政策，共支持4.5萬個項目落實免稅額達到38.6億元，為3.4萬個技術買方機構落實獎酬金184.7億元。在落實國家戰略部署積極推進軟件產業發展的工作中，2001年―2007年間共通過軟件增值稅退稅累計118.7億元，雙高人才（高級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累計獲獎人次超過43406人，得到將近5.1億元的專項獎勵。北京市還在全國率先開展了知識產權質押貸款試點，被首批認定為全國科技保險創新試點城市，積極為科技創新提供更加優良的金融環境。探索建立了市場化首都科技條件平臺，到目前建設了分布在信息技術、生物醫藥、農業與農村建設、新材料、文化創意、先進制造、社會發展等領域條件平臺及大型儀器、實驗動物等基礎條件平臺共20個，匯聚了價值61.5億元的可共享科技資源，為2萬多家中小企業和科研院所提供了專業服務，有力支撐了科技創新。創業服務體系專業服務能力顯著增強，目前全市科技企業孵化器已經超過70家，在孵企業數量總計超過6000家，擁有12家國家級大學科技園，數量全國第一。孵化器的科技條件、技術轉移、科技咨詢以及專業融投資等專業服務能力不斷增強。
第三，積極探索鼓勵自主創新的新機制、新模式。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和科技發展規律的要求，加大機制體制創新的力度，完成以大學院所為核心、以技術為導向的科研體制向以企業為核心，以需求為導向科研體制的重要轉變，探索實施了吸引國際國內投資者在京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科技資源招商”模式，建立了鼓勵實現聯合創新的“產業聯盟模式”，發展了鼓勵資源共享、協作創新的“市場化首都科技條件平臺”模式，支持建設了統籌城鄉發展的“農村科技協調員”、“創新型鄉鎮”工作模式等等，一系列機制體制創新催生了科技創新，開創了科技工作新局面。例如，為有效解決病毒性肝炎的防治問題，市科委自2003年啟動“病毒性肝炎臨床診斷及治療的一體化研究”項目，共組織了17家中央軍隊、地方醫院96位高水平專家共同參加，建立了統一的研究平臺和專家會診機制，大范圍整合了醫學研究資源，項目取得了豐碩研究成果，推廣到全市近200家二級以上醫院，為國家《丙型肝炎防治指南》、《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肝衰竭指南》的起草與推廣提供了重要支撐。
■ 支持中小企業以科技促發展
《數據》：面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在積極扶持中小企業復蘇和發展壯大方面，在貫徹執行科技人員服務企業技術創新行動方面，北京市科委將采取哪些措施？
楊偉光：當前，國家把加強科技支撐能力作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重要措施，加快了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重大科技專項的實施步伐，對動員組織科技人員服務企業作了全面部署。圍繞市委、市政府的戰略決策，市科委將負責對科技北京行動計劃進行任務分解，推進中關村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推動科技發展更多地面向市場，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加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讓科技在化危為機中彰顯巨大作用。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落實高新技術企業優惠政策。建立“北京市科技型企業”幫扶機制，市科委會同財政局、國稅局、地稅局、中關村管委會、亦莊管委會等部門積極研究完善認定輔導工作機制，加快推進政策落實工作，重點做好對中關村科技園區內年收入過1000萬元且未通過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的2951家企業的“一對一”輔導服務。與此同時，根據北京市企業實際情況，對確有科技含量和市場前景但暫不符合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新辦法規定的企業設立培育期，擬認定為“北京市科技型企業”，對培育期內企業25%法定稅率與高新技術企業15%優惠稅率的差額部分予以補貼。
二是推進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按照《關于在中關村科技園區開展政府采購自主創新產品試點工作的意見》的要求，市科委會同發改委、建委、工促局、中關村管委會等部門抓緊組織自主創新產品認定工作。認定792家企業的1816個產品為北京市第二批自主創新產品；認定20家單位的20個產品為北京市首批政府首購自主創新產品。目前，正在研究制定第二批政府首購自主創新產品目錄。
三是開展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股權激勵改革試點工作。市屬研究院所、高校和高新技術企業等14家單位被列為首批股權激勵改革試點單位，將對做出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實施期權、技術入股、股權獎勵、分紅權等多種形式的激勵，進一步創造多方主體共同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的良好局面，推動中關村示范區重點高新技術產業的持續快速發展。
四是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工作。會同市農委啟動“首都籽種產業發展科技行動”，開始建設占地2萬平方米的北京國際種業交易中心，建立作物制種、林果苗木、動物良種繁育等三大籽種基地，加快全市籽種更新換代步伐；積極推進全市創新型鄉鎮建設，形成了多種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依托全市7000多名農村科技協調員，形成與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龍頭企業緊密結合的工作網絡，進一步強化成套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提高京郊農民增收致富能力。
■ 技術創新進步是北京工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十二五”規劃即將布局,如何推進北京工業的可持續發展,將成為宏觀決策部門的重要議題。就發展的現實而言,北京自然資源較為稀缺,土地、水資源和能源的瓶頸約束與日益增長的龐大人口數量之間的矛盾顯得越來越突出,相應也加大了工業企業生產經營的成本,相比于其他能源資源豐富的地區,在成本競爭上處于弱勢。但北京也具有其他省市不可比擬的優勢,匯聚了各行各業、各種層次的優秀人才,人力資源優勢突出,工業發展最需要的科技力量比較強大。筆者認為,北京工業的發展需要和它具備的資源稟賦緊密結合,依據其功能定位明確其發展方向,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和作用。
按照國務院對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精神,北京的工業發展要突出首都的特點,充分發揮科技優勢,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適度發展現代制造業。首都功能定位要求北京工業必須加快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增長方式,優先并著力發展高端、高效、高輻射力和低消耗、低污染的產業,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實現首都工業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和諧統一。目前,中關村海淀園、豐臺園、昌平園、電子城、亦莊科技園、處和大興生物醫藥產業基地等高科技園區已成為北京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主要空間,通過產業聚集效應帶動了上下游產業鏈發展。
為了實現北京工業發展的戰略目標,高新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顯得很重要。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競爭日趨激烈,科學技術已經成為工業發展的主要驅動力。面對這樣的大環境,為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的邊際效用達到最大化,技術創新就成為北京工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北京工業高端產業發展還比較緩慢,缺乏新的增長點。近年來,全市高端制造業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逐年下降。2009年1―3季度,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實現增加值367億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現代制造業實現增加值657億元,增長4.4%,分別慢于規模以上工業平均增速8.3個和1.3個百分點。高技術產業和現代制造業分別占全市比重為21.2%和38%,分別比2008年下降2.6個和0.6個百分點。高端產業和技術進步緊密相連,這些數據在一方面反映了北京工業應該加大技術創新進步的步伐。
■ 使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
筆者認為,加大技術創新進步的步伐就要使企業成為技術進步的主體。因為工業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扮演著活躍的“運動員”角色,容易跟著市場的導向,通過高新技術的創新獲取好的利潤,從而增強在國內外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和發展后勁。
目前許多傳統的工業企業生產方式仍屬加工貿易,在產業鏈中仍處于中低端,面臨著用高新技術改造和提高的迫切要求,需要短時間過渡到高加工、高附加值為主的階段,呼喚著技術創新進步。比如大家熟悉的“產于”北京的“諾基亞”手機,也還沒完全脫離將大量進口零部件及核心部件進行加工組裝的階段,作為北京高新技術產業主要支柱的電子信息產業,北京很多電子工業企業主要的生產方式仍停留在加工組裝階段,產品的附加值也相對較低,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
工業企業如果有了自己的核心技術,就可以作為依托,努力打造出名牌產品并以之為龍頭,進而轉化為強大的進入和開拓市場的力量,較快地實現規模的擴大,獲取更大的規模經濟效益,從而使自身在產業鏈的新型關系中掌握高端和上端。自主創新歸根到底體現在品牌上。因此,在加快技術進步步伐基礎上,企業尤應重視工業產品的品牌建設。品牌可以提高工業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和效益的提高,為北京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增長的源泉。
面對當前北京工業企業一些品牌衰落或者興盛的現象,需要我們研究如何進一步推進品牌的培育、發展、壯大和保護,如何挖掘更多、更好、更新的品牌。構建強有力的品牌培育平臺,提升北京工業的品牌孕育能力,加大對著名品牌的宣傳和服務,是北京工業品牌建設所要做的工作。
山東的青島近年來出現了許多知名的工業品牌,有些品牌在國際市場上都是響當當的,比如靠家電起家,發展到包括電子信息在內的知名品牌“海爾”,值得學習和借鑒。
北京工業正處在奧運后的良好發展時期,需要緊抓機遇,大力發展自主品牌,打造都市產業知名品牌,不僅要在全國叫得響,而且能夠走向國際市場參與競爭,創造出更多國際品牌。
■ 政府在技術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
加大技術創新進步的步伐需要政府發揮重要作用。除了制定政策和目標規劃,最大限度地發揮首都科技、信息和人才優勢外,采用財政補貼、稅收和信貸優惠等經濟手段,鼓勵和扶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也很重要。
高新技術沒有充足的經費投入很難取得大的進展。工業企業發展高新技術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融資比較難。目前企業大多數通過銀行去獲得發展高新技術所需的資金,但銀行貸款考慮到安全性往往具有短期性的特征,很難與技術創新的長期性特征相符合。在國外,很多技術創新都是經過很長時間的艱苦研究才完成的,有的研究項目持續長達幾十年。再加上很多企業容易注重短期收益,忽視了技術作為一種生產要素也要參與分配,使技術創新的推動力不足,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受到影響。
政府可以充分發揮為企業做好協調和服務工作的作用,幫助一些競爭力強的高新技術企業盡快上市,引導社會資金投向科技領域,使高新技術企業籌集到更多的資金,促進其技術創新,使之優先發展起來,帶動其他企業逐步發展。
政府可以幫助工業企業建立技術開發準備金制度,參照金融機構的準備金制度,提留技術創新準備金,專門用于技術創新活動。這可以分散工業企業高新技術創新的風險。
[關鍵字]檔案 地質科技 發展 創新 管理
[中圖分類號] P5 [文獻碼] B [文章編號] 1000-405X（2013）-5-158-1
地質科技檔案有著常規科技檔案的作用和性質特點，是一類由地質部門在一系列生產技術活動過程，諸如在地質調查、探測試驗、礦產勘探、專題研究等，逐步形成的一種地質成果檔案，也是開展地質工作的真實歷史記錄；另外，地質科技檔案也具有一些自身的特點，諸如繼承性強、種類多樣等。地質科技檔案在地質勘探、開發和研究工作中的參考價值極大，規范化、標準化、和科學化的管理及有效利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地質科技檔案的管理現狀和成因
地質科技檔案是地質工作過程中的經驗及教訓的總結，換句話說，是前人已有的地質成果，其涉及一系列地質學技術的相關信息和載體。在地質科技檔案的基礎上，地質工作技術和方法才可以真正的實現交流及傳播。也正因為這個原因，相比與其他檔案，地質科技檔案的繼承性較強，其重要性可見一斑。但在實際工作中，地質科技檔案的管理仍有如下一些問題需進一步解決：
1.1缺乏健全的管理制度及設備落后。當前，地質科技檔案部門普遍缺乏健全的檔案管理制度，盡管各個部門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進措施。一是缺乏健全的檔案收集制度，部分檔案的記錄缺乏有效性和完整性，進而導致檔案的利用價值降低；二缺乏健全的檔案保管制度及完善的基本配套設施，進而導致部分珍貴檔案的遺失或損毀；三是缺乏健全的檔案利用制度，進而導致部分檔案莫名流失或失去其應發揮的參考價值。許多地質科研部門往往對地質科技檔案的管理缺乏足夠的重視，而僅僅對科研經費、科研項目等相關管理工作較為重視；以此同時，地質檔案的設備設施落后，基礎配套設施也往往較為陳舊，對檔案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也有一定的影響。
1.2信息化程度不高。現階段，計算機及網絡技術已較為廣泛地得到普及，既往地質科技檔案的載體也在隨之發生改變，從單一的紙質載體逐步開始向電子及紙質等多種載體的方向發展，形成了幾種載體共同存在的格局。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部分地質科技檔案的管理信息化程度還存在較低的水平，諸如靠手工進行檔案的檢索，缺乏先進的管理軟件等，從而對地質科研檔案的搜索效率產生了嚴重影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對檔案的利用價值產生了不良影響。
1.3管理人員素質參差不齊。一是很多部門的檔案管理人員是兼職，缺乏對地質科技檔案管理的專門人才，這些檔案管理人員往往不具有檔案管理的專業知識；二是部分部門僅僅把檔案管理工作作為一種附屬工作，缺乏對地質科技檔案工作的足夠認識，因而缺乏工作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三是計算機程度較低以及實際的操作能力不足，對現代化地質科技檔案的管理工作產生了一定影響。另外，地質科研人員往往存在歸檔意識差的現象，對地質科技檔案資料往往疏忽整理和收集，歸檔意識不強而容易導致材料的完整性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對地質科技檔案系統性及準確性產生了嚴重影響。
2地質科技檔案管理的創新與發展
為更加有效地發揮地質科技檔案成果性、資料性的作用，使地質勘探開發工作少走彎路，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針對地質科技檔案領域存在的問題， 檔案管理工作必須創新理念，在健全管理制度、提高信息化水平和科技檔案管理人員素質等方面狠下功夫。
2.1健全管理制度。健全的檔案管理制度是檔案管理工作走向規范化的關鍵。一是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和有關檔案管理規定，結合地質部門實際，從地質科技檔案的收集、歸檔、保管、保密、利用、鑒定等方面入手，制定一套完整的檔案管理制度。二是制定完善的地質科技獎勵辦法，鼓勵廣大地質科研人員積極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報到科研檔案管理部門，提高地質科技檔案人員的歸檔意識。三是引進先進的檔案管理軟件，制定電子檔案的管理、分類標準。地質科技檔案管理工作的發展趨勢是要逐步向自動化轉變，實現電子檔案和紙質檔案一體化管理，因此，必須制定明確的分類標準，同時借助先進的地質科技檔案管理技術，逐步建立和完善檔案管理機制，才能更好地促進檔案事業的發展。
2.2加強信息化建設。以多媒體技術應用為主體的現代化管理技術已經在社會各層次管理系統得以廣泛應用。在現代化過程中， 地質科技檔案由原來以紙質檔案為主發展為紙質與磁盤、光盤、縮微等新型載體共存的局面，特別是縮微技術、掃描技術、光盤技術的廣泛利用， 極大增加了地質科技檔案信息的存儲量，開發利用速度快，具有直觀性、選擇性、易操作性。地質科技檔案載體的多元化、信息存儲和處理的數字化以及檔案收集與傳遞的網絡化成為必然的發展趨勢，這就對地質科研檔案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地質科研檔案管理工作的信息化也可以將地質科研檔案管理人員從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脫出來，使他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地質科技檔案管理的規律，不斷提高檔案的管理水平。更重要的是，地質科技檔案管理信息化還可以為檔案利用者提供多種查詢手段，為地質科技工作者提供高效、優質的服務。
2.3提高管理人員素質。提高檔案管理人員整體素質是做好檔案管理工作的前提。地質科技檔案工作的發展和變化對檔案管理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不僅要具備地質科技檔案方面的專業知識，還要有較高的素質，廣博的知識，現代信息技術運用能力和信息加工處理能力。因此，地質科技檔案管理部門應注重加強地質科研檔案管理人員的學習，使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良好的職業道德， 定期組織他們參加業務知識和計算機網絡化培訓，幫助地質科技檔案管理人員及時掌握新形勢下地質科技檔案管理的規范程序。地質科技檔案管理人員應樹立終身學習的意識，不斷優化自身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結構，全面提高業務素質和管理水平，適應信息化社會對地質科技檔案管理人員的要求。
總之，加強地質科技檔案管理，就必須結合地質部門科技檔案的特點，健全管理制度，加大信息化建設力度，提高人員素質。地質科技檔案管理者只有不斷更新理念，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地質科技檔案管理工作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才能在地質調查、礦產勘探、探測試驗、專題研究等生產技術活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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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東部與中部 中心城市 省際邊界地區 經濟發展差距 經濟一體化
省際邊界地區指省級行政單位的相鄰地區，位于我國最大的行政單位――省（直轄市、自治區）的交界處，其經濟發展研究絕不是一個小問題，而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然而卻影響我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大問題。省際邊界地區雖然自然資源豐富，但其地區較為偏遠，往往處于各省區經濟發展的邊緣，表現為發展邊緣化，發展慢，實力弱。我國東部與中部省際邊界地區基本為落后省份或地區以及發達省份或地區的毗鄰地區，因此其經濟發展問題應引起重視，如果差距過大，則會產生重大的負面效應，甚至危及到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
文章通過對省際邊界地區在開發方面的研究，對于改變其落后狀態，縮小地區差異，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東部與中部省際邊界地區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及其理論分析
1、自然地理因素
省際邊界地區一般距省會和中心城市較遠，大部分省際邊界地區位置偏僻，遠離經濟中心。這種地理上的特點決定了邊緣地區接受中心城市的輻射力較弱，省際邊界地區一般不可能成為中心城市的發展重點，這可以由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核心――邊緣”理論具體加以闡述。中心區發展條件較優越，經濟效益較高，處于支配地位；而區發展條件較差，經濟效益較低，處于被支配地位。因此，各生產要素必然從區向中心區發生轉移。現實世界的資源市場和環境，客觀上存在著空間差異，這種差異使得某些地方的人口和資源利用其優先形成的空間集聚，構成一定地域空間上的制高點或中心。隨著集聚的累積性發展，這類地區在經濟、文化和政治等方面會比其地區強大而帶有競爭優勢。由于中心的存在，地區的集聚受到抑制，其發展相對滯后，而又不得不依賴于它的中心。中心之間的空間競爭又形成了腹地的空間劃分，核心―空間結構由此形成。
在我國，該結構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其經濟發展水平呈現隨距離遞減的規律，即距離省會城市越遠其經濟發展水平越低；第二，省際交界地區與各自中心區域相比，多數是經濟最不發達地區；第三，除沿海地區之外，邊緣地區也是城鎮化水平最低和城市發展最緩慢的地區。
2、體制因素
邊界地區往往為幾個省級行政區所管轄，有的為兩個獨立行政區域分轄，有的為三個獨立行政區域分轄，如閩浙贛邊界地區等；還有的邊界地區為四個獨立行政區域分轄，如蘇魯豫皖邊界地區等。郭榮興的研究表明，多維邊界地區的空間約束條件更加復雜，而且區域內各種生產要素更難實現空間優化組合。從省內來說，省際邊界區都是每個省的邊緣區，經濟和政治體制造成的地區分割，阻斷了相鄰各地的社會聯系和經濟聯系，人為地為邊界地區的經濟聯系與發展制造了許多障礙，從而使我國省級邊界地區一直處于各省區經濟發展的邊緣。由于邊緣地區遠離各自的經濟、政治中心，受益于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機會相對較少，在各行政區進行社會經濟布局時也大都因邊界地區位置偏僻而常常很少顧及，甚至某些邊界地區處于各自行政區經濟發展圈以外的“真空地帶”，其經濟長期處于不發達狀態。
長期以來，我國省際邊界地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實行的是一種“抽血”政策，大量低價的能源，包括煤、油、電、礦物材料、農副產品及初級加工品，根據行政指令從不發達的邊界地區調往發達地區。這種極不合理的價值轉移，是國家從邊界地區“抽血”，向發達地區“輸血”的具體表現。
改革開放以后，生產要素在省內可以自由流動。省會城市的經濟規模、人口規模都聚集了巨大的勢能，吸引全省的生產要素向中心聚集，使各個省會城市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發展。在計劃經濟時期，省會城市主要由投資拉動獲得快速發展，而在市場經濟時期，省會城市則是由需求拉動發展。隨著人口規模的持續擴大和企業數量的增加，省會城市對周邊地區農產品需求和配套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大，因此，在其擴大的同時，也將帶動周邊地區的快速發展，這也就是輻射效應發揮的作用。由于輻射具有一定的半徑，輻射效應會隨著距離的擴大而逐步減弱。邊界地區缺乏大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其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難以根本改變，分工難以進一步深化，邊界地區的人民尤其是農民的貧困狀態便難以根本轉變。
教育、科技發展水平的差距將導致省際邊界區經濟的更加落后，人才的外流不僅使邊界地區人才總量減少，而且人才群體質量也隨之下降，最終與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3、交通因素
交通運輸是經濟發展的關鍵，它把分布在各個點上的社會經濟活動聯結為一個空間整體，并維持和促進整個空間體系的正常運轉。邊界地區的交通布局由于受地域組織上的塊塊分割，自我封鎖、自成體系，成為邊界地區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
（1）過境交通路線少。長期以來，邊界地區一直是“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經濟社會活動基本局限于自身狹小地域空間，缺乏地域上的連續性。
（2）過境交通路線質量差，路面標準低。無論是國道還是省道，都由當地交通部門負責修筑。由于道路的外部性特點，邊界地區的道路往往是兩省共用，有時是一省用得多，一省用得少。
邊界地區的交通不便，嚴重限制了邊界地區經濟的發展，阻礙了邊界地區經濟信息的正常傳遞與反饋，影響了邊界地區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優勢無法轉化為經濟優勢，有些地區，農民生活、生產活動甚至還靠肩挑背背的原始運輸方式。路面質量差，嚴重限制了運輸效率的提高，邊界地區無法形成現代化區域分工協作的經濟格局。
二、關于東部與中部省際邊界地區經濟發展的幾點理論創新
1、努力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區域之間協調發展
一體化發展戰略符合國家的方針政策，客觀上有利于指導全國社會經濟的協調持續穩定發展。一體化要求區域之間加強橫向和縱向的交流與聯系，建立多種形式的一體化合作形式，促進國民經濟整體有效運行。打破行政區劃界限，建立起跨行政區劃的有效的經濟網絡，實現區域發展要素在更大空間的流通、聚集、整合和增長，應該取消一切限制和壁壘，充分發揮市場調節能力，保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自由貿易，有效配置和利用資源，實現區域一體化發展，積極建立全國統一市場，適應大規模生產發展的需要，廣泛利用投資，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2、加大財政投入，加強政府轉移支付力度
合理的財政制度是保證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在區際經濟差距一時難以縮小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通過相應的轉移支付安排，縮小區際發展差距。在中部政府財力不夠強的情況下，省際邊界區主要通過擴大基礎設施建設來幫助發展經濟，或是直接投資一些重大工程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在財政投入方面，尤其要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入，如道路交通等。
3、培育區域性中心城市，發揮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
培育更多的區域性中心城市，完善地區級城市的功能，提高中心城市的輻射力，使他們的輻射半徑同他們所轄區域相一致，最大限度地縮小邊緣地區范圍，消滅經濟發展“死角”。中心城市在省際邊界地區發展中擔負著重要的角色，中心城市的發展可以帶動整個省際邊界地區的發展。
4、改善投資的軟硬環境，轉變政府職能
除了政府財政投入改善硬件以外，邊界地區的各級政府應轉變政府職能，全面提高政府的服務水平。如改革現行的勞動人事制度，使企業能在當地獲得所需的熟練勞動力、專業技術人才及普通管理人員；禁止任何單位以任何名義向企業進行攤派，為企業投資創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建立與東部地區地方政府的合作機制，積極利用各種現代媒體擴大本地的影響，使東部企業獲得更多的能反映本地優勢的信息。
政府要采取的積極政策激發民間投資創業熱情，通過優化投資環境，在吸引民間資本聚集的過程中，實現產業聚集。另外，民間投資企業要依托自然資源，吸引大企業大集團投資，做大做強特色產業。
一是引導產業發展。政府要以“培育主體，營造載體，注入動力，將產業做大，企業做強、品牌打響”為中心，致力研究解決發展后勁和結構調整問題，引導實施制度、技術、管理、市場、組織和文化創新，扶持有條件的企業重組資產、上市融資，力促品牌經營與資本運營“比翼齊飛”。
二是創造產業環境。政府應高效配置資源，實施扶大扶強規模企業、品牌企業、骨干企業。
5、強弱資源及資金技術互補合作模式的推廣
強弱聯合，主要是以異質區域之間的垂直分工為基礎的聯合。由于異質區域之間各自的優勢條件與限制因素明顯不同，發展水平、主導產業類型和區域產業結構均有較大的差異。一般說來，經濟上的互補性強，聯合的愿望比較強烈，合作的范圍廣、程度深。強弱毗鄰地區的合作更有其地緣優勢，就地取材，就近聯合，以減少運輸成本和過多的中間交易成本。毗鄰各方建立以垂直分工為基礎的區域分工，采取優勢互補的自然、人力資源及資金技術的合作模式，共同促進毗鄰地區的發展。
例如，皖東與江蘇的毗鄰地區具備強弱合作模式的基本條件和一般特征，該區的開發應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打破行政界線壁壘，加強雙方多重合作。南京作為該區最具實力的中心城市，由于行政界線的分割，對于處在其輻射范圍之內的安徽境內地區的中心帶動作用不能充分發揮，限制了雙方的正常發展，急需打破這種孤立局面，加強合作。
第二，建立合理的區域分工，實現雙方優勢互補。開展南京資金技術集約程度高的工業制成品與皖東資源性強的農副產品工業初級原料之間的縱向貿易，發揮皖東土地、人力資源及南京的資金技術優勢，加快中心城市南京自身建設的同時，促進皖東地區鄉鎮企業發展建設，實現剩余勞動力的就地轉化。
第三，加強南京、馬鞍山港口建設，發揮沿江優勢，充分利用長江水運及津滬、皖贛鐵路運輸，加強對外聯系，提高區域開放程度，促進區域開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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