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9 15:44:13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發展潛力，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導言
國家和地區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在積聚人才、資本、物質、信息資源，不斷擴張生產規模，創造物質財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時，也對人類賴以生存的資源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因大量碳排放而導致的環境污染和溫室效應就是明顯的例證。2003年英國政府在《能源白皮書》(UKGovernment。2003)首次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認為，低碳經濟是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低碳經濟是創造更高的生活標準和更好的生活質量的途徑和機會，也為發展、應用和輸出先進技術創造了機會，同時也能創造新的商機和更好的就業機會。隨后，低碳經濟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積極響應。國內外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創新研究方法，對“低碳經濟”的內涵、指標、實現路徑和戰略措施等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討，對實踐發展起到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文從區域經濟的視角，在研究探討低碳經濟關聯性因素基礎上，對我國和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和潛力進行比較分析，希望有助于相關研究的不斷深化，并在實踐發展中采取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實現國家和地區節能減排目標，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二、低碳經濟關聯性因素
所謂“關聯性因素”是指與發展低碳經濟關聯度較高的因素，包括：經濟、技術、社會人文和制度環境等。
1、經濟增長。人類在進入工業社會以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最大資源之一是能源資源，而在當今經濟技術條件下，化石能源又是生產中采用比重高，且碳排放量較高的能源。因此，經濟增長越快，所需能源和碳排放量就越多，經濟增長與低碳經濟呈負相關關系。
2、城市化率。人既是生產力的創造者也是資源的消費者，人口的增長對低碳經濟形成負面影響，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將消耗更多的能源。有資料顯示，我國城市化率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城市人口約增加1,300萬。目前，我國城市人口對能源的消費是農村的3.5倍。因此，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必將增加對能源的需求和碳排放量，城市化與低碳經濟呈負相關關系。
3、產業結構。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工業生產所需能源資源較高，第一和第三產業生產所需能源相對較少。在工業化進程中第一產業比重逐步減少，因此，第三產業越發達，比重越高，即產業結構越高級化，對能源資源的需求量就相對較少，二者具有較高關聯性，并呈正相關關系。同時，環保產業與低碳經濟具有關聯性，即環保產業越發達，對碳排放治理越有成效。
4、能源結構。能源結構指在一定量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情況下，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之間及其內部所占比重。化石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屬于不可再生能源，且碳排放量高。通過調整能源結構可以減少大量的碳排放。因此，能源結構中可再生能源比重越高，即能源結構越優化，碳排放量就相對越少，二者關聯性高，并呈正相關關系。
5、能源利用效率。所謂能源利用效率指一定的技術條件下，消耗一定數量的能源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之間的比率，而能源利用效率又受能源利用技術水平的約束，即能源利用技術水平越高，能源利用率就越高，在一定的生產規模下所需能源和碳排放量就越少，二者有較高關聯性，呈正相關關系。
6、碳匯林業。“碳匯”是指自然界中碳的寄存體。研究表明，森林植被是地球上存在的巨大碳匯，它們通過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和固化二氧化碳，進而抵消部分工業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碳匯林業與低碳經濟呈正相關關系。
7、制度環境。制度創新在低碳經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制度環境因素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法規政策體系、發展戰略規劃、建立資源和能源價格機制、建立排污權交易制度和市場、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建立生態補償和資源節約與高效利用長效機制等。
三、低碳經濟發展潛力的國際比較
1、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比較
根據本文對低碳經濟關聯性因素分析，經濟增長與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量呈正比，對低碳經濟形成負面影響。從表1上述國家2009年GDP總量看，美國和日本超過中國，但2010年中國為5.87億美元，日本為5.47億美元，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GDP增長速度看，我國達到9.1％，遠遠高于上述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總量的迅速擴張，對能源的需求量也不斷增長。據最新數據，我國2009年能源消費量306,647萬噸標準煤，比2000年的150,406噸標準煤增長了1倍多，能源需求的快速增加帶來較高的碳排放量。因此，對于我國來說，節能減排的任務十分艱巨。從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分析，我國第三產業比重僅達到43，4％，處于工業化發展中后期。因此，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存在較大潛力。從城市化率指標比較，我國遠低于發達國家，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市人口的加快集聚，將增加對能源的消費，對低碳經濟發展形成較大壓力。我國和各級地方政府應采取積極對策，使城市化進程與低碳經濟發展相協調。
2、能源結構與能源經濟效率比較
(1)能源消費結構比較
(2)能源經濟效率比較
能源經濟效率也稱能源強度，是指產出單位經濟量(或實物量、服務量)所消耗的能源量，能源強度越低，能源經濟效率越高。能源經濟效率指標通常用宏觀經濟領域的單位GDP能耗和微觀經濟領域的單位產品能耗來衡量。
從單位GDP能耗指標看，2009年中國為1.077噸標準煤，比上年降低3.61％，但仍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差距。據世界銀行數據，目前，中國單位GDP能耗約是美國4倍、日本的7倍、韓國的2倍、印度的1.8倍。但由于各國單位GDP能耗統計方法的不同，進而導致統計結果可能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一些學者建議采用單位產品能耗更具可比性和真實性。中國單位產品能耗國際比較，見表3。
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結構和能源利用效率問題。實踐表明，在一定能源生產和消費量情況下，能源結構的調整可以減少大量的碳排放。從表2看出，我國非煤能源比
重較低，僅達到29.7％，遠低于上述發達國家。在化石能源消費中我國煤炭消費占70.3％，石油和天然氣比重占22％。可再生能源中核能、水電和風能僅占7.7％。因此，應通過調整能源結構，發展清潔能源，降低碳排放量。鑒于我國短期內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不能徹底改變，還應特別注重能源技術創新，應用低碳技術、節能技術、減排技術，逐步減少傳統工業對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從表3能源利用效率微觀數據比較看出，我國主要耗能工業產品單位能耗與國際先進水平還存在一定的差距，節能降耗還存在很大空間。應通過加大科技研發支出，構建起低碳經濟技術體系，提高能源利用體系整體效率。
3、碳匯林業發展比較
碳匯林業在應對氣候變化，發展低碳經濟中具有重要作用。科學研究表明，林業生長每一平方米，平均吸收1.87噸二氧化碳，釋放1.62噸氧氣。發達國家為保護生態環境，減少碳排放，積極發展碳匯林業。目前，日本的森林覆蓋率已經達到67％，韓國64％，瑞典54％，加拿大44％，美國33％，德國30％，法國達27％，印度23％。2009年，我國森林覆蓋率達到20.3％。中國國土遼闊，森林資源少，森林覆蓋率低，地區差異很大。全國絕大部分森林資源集中分布于東北、西南等邊遠山區和臺灣山地及東南丘陵，而廣大的西北地區森林資源貧乏。城市的森林覆蓋率也有很大差異，2009年，北京為31.72％，天津為8.24％，上海為9.41％，重慶為34.84％。從以上數據比較看出，我國碳匯林業還存在很大發展潛力。因此，要加快植樹造林，使碳匯林業在降低碳排放，提高生態環境質量中發揮重要作用。
4 低碳經濟制度建設比較
發達國家通過專門立法或強化已有法律法規和標準，控制溫室氣體排放。2008年，英國率先頒布《氣候變化法》，要求政府每五年公布一次碳預算，組建專門的氣候變化委員會，評估減排行動和碳預算執行情況。美國國會也在積極推動氣候變化立法。美國眾議院2009年6月通過《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參議院也在推進溫室氣體減排的相關立法。澳大利亞也在積極推動低碳經濟立法，《碳排放交易法案》雖然兩次遭到參議院否決，但政府仍在繼續努力促成立法，以保障碳減排目標的實現。同時，強化和配套現有法規和標準。德國《節約能源法》規定，新建建筑能耗必須滿足節能標準才允許開工。歐盟和日本制定汽車排放標準，規定到2020年新車二氧化碳平均排放分別降至95克／公里和115克／公里。
為支持低碳經濟發展還采取了積極的政策措施。英國為開發可再生能源，給投資成本高的海上風電項目提供30％-50％的投資補助；許多國家對可再生能源技術的研發和應用實行減免增值稅和所得稅等稅收優惠政策。如葡萄牙、比利時、愛爾蘭對個人投資可再生能源項目免征個人所得稅；部分歐盟國家還增設了碳稅或氣候變化稅。同時，政府還通過與企業簽訂自愿協議，對完成節能減排目標的企業，給予減免稅或其它激勵。
我國已經制定了一些與環境保護和循環經濟發展相關的法規政策，但與低碳經濟直接相關的法規政策還很不系統和完善。應制定《能源法》、《低碳經濟法》、修訂《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電力法》、《煤炭法》等，并出臺與之相配套的各項專項法律和法規標準。同時應建立完整科學的政策體系。并對以往頒布的不適應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進行清理和調整。同時，應積極進行制度創新，形成有利于低碳經濟發展的制度安排。應加快我國能源體制改革，建立起能夠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供求關系的價格機制和體系；加強可再生能源市場機制建設、促進排污權有償取得和交易制度改革；推進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改革等。
四、簡短結語
湖南婁底的經濟發展潛力不錯，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湖南婁底有火車站和汽車站，交通很便利。
2、湖南婁底的第二、第三產業正處于崛起時期中，未來經濟發展不錯。
3、在湖南婁底的省政府出臺了促進婁底發展的相關政策。在用地，金融，政策等各方面給予扶持，未來經濟發展不錯。
（來源：文章屋網 ）
[關鍵詞]河北省；經濟發展潛力；因子分析；聚類分析
一、引言
顯而易見，我國的經濟迅猛發展，河北省的經濟水平也有所提升，但是存在經濟發展速度較慢的問題。河北省各市區有著不同的特色，比如唐山市的工業發展較好，承德、秦皇島二市是旅游城市，而邯鄲和保定二市是歷史文化名城，因此它們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動力可能存在差異。研究河北省各市經濟發展潛力可了解各市近期經濟發展的潛力的差異，將經濟發展的潛力激發釋放為經濟發展的實力。李剛[1]從經濟、民生、消費、投資、人口資源六個方面建立指標體系，通過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兩種方法研究江蘇省經濟發展潛力現狀，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了相應的建議，但是在研究過程中由于數據的缺失，剔除了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指標；余昭朋[2]從消費能力、城市實力、政府作用、相關產業、商業現狀、不可控因素六方面研究分析無錫市夜經濟發展潛力，但是并沒有根據發展中的問題給出合理的建議；董輝[3]重點關注了資源、勞動和環境保護對于經濟發展的影響，通過全要素生產率分析，研究表明提升經濟發展潛力的關鍵是提高技術效率，但其研究時間較早，不能準確代表河北省目前的發展狀況。本文針對上述文獻存在的問題，以河北省為例，用2020年的數據，通過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兩種方法，探究河北省各市經濟發展的潛力，并針對研究結果，為河北省的發展提出建議。
二、經濟發展潛力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理解經濟發展潛力概念的基礎上，整理分析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并結合河北省各地級市的發展特點，從經濟、社會、教育與科技、資源與環境四個方面全面考慮影響因子，建立指標體系。數據來源于2020年河北省各市統計公報、中國城市科技發展報告以及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
三、河北省各市區經濟發展潛力的實證分析
(一)河北省各市區經濟發展潛力的因子分析
1.研究思路利用SPSS軟件進行因子分析，從上文所述的四個方面確定的21個指標中適當提取若干公因子，通過加權得到綜合因子得分，以綜合因子得分來反映各城市經濟發展潛力的大小。本文用來提取公因子的方法為主成分分析，進行因子旋轉的方法為最大方差法。2.研究過程(1)因子分析的適用性檢驗通過相關性檢驗,發現：X1與X3、X7，X6與X7、X8，X10與X16、X18，X11與X14的相關系數在0.8以上，相關性較強。這說明21個指標反映的信息部分重合，所以適用因子分析。(2)確定公因子數目提取的這若干個公因子對21個指標的解釋能力隨累積方差貢獻率的增大而增大。由表2可知，這4個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85.6%，大于一般情況下有效提取的臨界值85%，解釋能力較強，因此提取4個因子是合理的。(3)旋轉成分矩陣為了解每個因子所代表的具體意義，進行因子旋轉。地區生產總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利用外資、進出口總值、平均受教育年限、財政科學技術支出、科技創新發展指數、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化率這些變量有較高的載荷在第一因子上，主要反映經濟、教育、科技方面的信息，因此稱第一因子為“經濟與科教因子”；常住人口、老齡人口比重、旅游收入、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在第二因子的載荷較高，主要反映社會資源方面的信息，因此稱第二因子為“資源因子”；土地面積、空氣質量達標天數、地表水環境質量達標指數、公路路網密度這些變量有較高的載荷在第三因子上，因此稱第三因子命名為“環境因子”，第二產業比重、第三產業比重二者有較高的載荷在第四因子上，因此稱第四因子為“產業結構因子”。(4)各市區經濟發展潛力因子得分按照第一因子(F1)的方差貢獻率44.5%，第二因子(F2)的方差貢獻率17.1%，第三因子(F3)的方差貢獻率12.7%，第四因子(F4)的方差貢獻率11.4%，綜合因子(F)得分由這四個因子加權求和得到，系數是貢獻率占累積貢獻率的比重。表3為2020年河北省11個地級市的經濟科教、資源、環境和產業結構四個因子的綜合得分和排名。3.結論經濟實力、教育科技因素對于經濟發展潛力的影響最大，在這些方面實力較強的城市，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潛力。總體來看，在2020年，唐山市的經濟發展潛力最大，居于河北省市級城市的首位，唐山、石家莊和邯鄲三市位列前三；承德、衡水、張家口三市的經濟發展潛力較差，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在經濟與教育科技方面，石家莊市、唐山市發展最好，衡水市、邢臺市發展較差；在資源方面，保定市、邯鄲市發展最好，這兩個城市都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有較多的人力資源、教育資源、旅游資源和醫療資源，而張家口和秦皇島二市這些方面的資源較少；在環境方面，衡水市、廊坊市的環境較好，有較好的空氣、水以及交通環境和較多的生活空間，張家口市、承德市應在多方面提升自身的生活環境質量；在產業結構方面，唐山市、邯鄲市的因子得分最高，原因是這兩個城市的第二產業比重較大，第三產業比重較小，這對于經濟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石家莊市作為省會城市，綜合排名第二，它的經濟、科教，資源發展較好，在河北省都處于領先的位置，但是環境質量還有待提升；承德、秦皇島二市是旅游城市，其中承德市各方面的發展都處于河北省落后的水平，秦皇島市的經濟科教發展較好，但資源、環境發展并不領先；唐山市是重工業城市，經濟科教方面發展較好，但要使經濟發展潛力得到提升，應注重資源、環境方面的發展。
(二)河北省各市區經濟發展潛力的聚類分析
1.研究思路為探究河北省各城市間經濟發展的潛力的異同之處，了解河北省各城市經濟發展的潛力，根據本文上一部分因子分析的結果，通過系統聚類的方法，對11個市區進行聚類。類間距選擇最短距離、用歐式距離計算樣本間距。2.聚類結果通過聚類分析，將河北省11個地級市的經濟發展潛力分為三類，見表4。3.結論第一類城市唐山市和石家莊市綜合得分最高，是河北省經濟發展潛力最大的兩個城市。在經濟科教因子上位列前兩名，說明這兩個城市的經濟科教水平在河北省處于領先水平，但是在資源、環境兩個因子上的排名并不靠前，這是由于經濟的發展對于資源、環境產生了負向的影響，唐山市是一個工業發展不錯的城市，這對于促進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優勢。第二類城市秦皇島、廊坊、滄州、保定和邯鄲五個城市的綜合得分較高，經濟發展潛力較強。其中，秦皇島市、廊坊市在經濟科教方面發展較好，在河北省各市中也處于較為靠前的位置，秦皇島市的旅游業、廊坊市的地理位置對于兩地的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邯鄲市、保定市的資源豐富，土地面積大、人口數量多，也有較多的旅游資源。第三類城市邢臺、衡水、承德和張家口四市的綜合得分較低，經濟發展潛力小。其中，衡水市在交通、空氣和水的質量方面較好，但是這些對于經濟發展潛力的直接影響較小，邢臺、承德、張家口不存在特別明顯的某些方面的優勢，因此這些城市發展較差。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和聚類分析法研究河北省經濟發展的潛力，發現河北省經濟發展的潛力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現狀、教育科技對于經濟發展潛力的影響程度最大，河北省11個地級市之間存在較大的發展差異且有著不同的發展特色。面對這些情況，首先，各地級市應當重視經濟水平的提升，重視教育、科技的發展，調整教學制度，強調在教育教學過程中重視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培養全面發展，愛動腦、愛思考的優秀學生，加大科技的投入力度，為科研創造更多的資源和機會，并利用好科技成果，使之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其次，城市經濟發展應當充分利用城市特色，比如承德市、秦皇島市旅游資源豐富，兩市可制定相關發展規劃，建設旅游品牌和旅游基地，建設避暑山莊等重點景區，使之發展成為河北省乃至整個中國的旅游強區，廊坊市和北京鄰近，唐山、石家莊兩市的經濟實力最強，可充分發揮經濟強市對于其他地區的經濟帶動作用，使其他地區的經濟得到更好地發展，邯鄲市、保定市可充分利用當地的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發展特色經濟；第三，各城市應把握機會，交流經驗，合作共贏，尤其是經濟發展潛力較小，沒有明顯發展優勢的城市，應當充分把握國家的相關政策，借鑒其他城市的發展經驗，緊跟時展潮流，謀求自身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剛,張詩雨,孔靖婧.江蘇省經濟發展潛力影響因素及預測研究[J].長春師范大學學報,2020,39(7):74-81.
[2]余昭朋.無錫夜經濟發展潛力研究[J].金融理論與教學,2020(6):89-91+102.
[3]董輝.河北省經濟發展潛力研究[D].石家莊：河北經貿大學,2016.
[4]王少英,石立葉,陳海俊.河北省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實證研究[J].數學的實踐與認識,2019,49(7):288-293.
6月30日，中國歐盟商會與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聯合《中國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2009》商務調查報告。從今年3月開始，313家在華歐盟法人實體參與了問卷調查。按慣例，調查本應從每年的第三季度開始，但是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歐盟商會決定提前進行今年的年度調查，對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在華歐盟企業的情況作最新評估。
受訪歐盟企業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調查報告顯示，接受調查的313家在華歐盟企業，幾乎沒有一家免受金融危機沖擊。有98%的受訪企業稱“金融危機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業務”，其中有30%的受訪歐盟企業表示“深受危機影響”。
調查表明，對于大多數受訪的在華歐盟企業來說，他們在中國所受的金融危機影響，相比于他們在本土市場所遭遇的沖擊要小得多。71%的受訪在華歐盟企業指出，“相比歐洲或是其他會員企業總部所在地的傳統市場，中國經濟的恢復能力更強”。
一些歐盟企業正在改變他們的全球戰略，以便更好地適應世界經濟新格局。調查顯示，雖然世界經濟危機給中國帶來了負面影響，大多數行業的在華歐盟企業仍然對中國充滿信心。在華歐盟企業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所表現出來的信心，印證了歐盟企業對中國的戰略重視程度。
調查還顯示，一些歐盟企業認為，中國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應不斷對中國這個重要市場加大投入。盡管正值金融危機，但仍有39%的受訪企業表示在今年將考慮新的投資。同時，在華歐盟企業期待中國政府創建更加自由、公平競爭的市場。
“中國將在明年上半年擺脫危機”
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企業認為，中國將成為第一個從經濟下行中走出來的主要經濟體。中國所遭受的危機影響將在2010年上半年結束，中國將比世界其他地區提早一年走出危機陰影，而全球其他市場所受到的危機沖擊可能將在2011年上半年才開始消退。
受訪企業認為，雖然中國還不能取代美國或者歐盟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但在企業發展的全球戰略中，中國變得愈發重要。調查顯示，大約37%的企業表示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在增加，只有3%的企業認為中國在其整體戰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36%的企業認為沒有顯著變化，主要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市場。
從中國經濟刺激計劃中獲益
在被問及中國經濟現狀及確保增長的措施時，61%的受訪企業認為，中國政府提出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但仍需其他措施共同促進。經濟復蘇。13%的受訪企業則表示，中國政府提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足以確保經濟持續增長。
當被問及是否能夠從中國的刺激計劃中獲益時，受訪的在華歐盟企業的表態幾乎各占一半，有44%的企業預期可以從中受益，另外的40%持不同看法。
6月30日,中國歐盟商會與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有限公司聯合《中國歐盟商會商業信心調查2009》商務調查報告。從今年3月開始,313家在華歐盟法人實體參與了問卷調查。按慣例,調查本應從每年的第三季度開始,但是受金融危機影響,中國歐盟商會決定提前進行今年的年度調查,對金融危機背景下的在華歐盟企業的情況作最新評估。
受訪歐盟企業對中國經濟充滿信心
調查報告顯示,接受調查的313家在華歐盟企業,幾乎沒有一家免受金融危機沖擊。有98%的受訪企業稱“金融危機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業務”,其中有30%的受訪歐盟企業表示“深受危機影響”。
調查表明,對于大多數受訪的在華歐盟企業來說,他們在中國所受的金融危機影響,相比于他們在本土市場所遭遇的沖擊要小得多。71%的受訪在華歐盟企業指出,“相比歐洲或是其他會員企業總部所在地的傳統市場,中國經濟的恢復能力更強”。
一些歐盟企業正在改變他們的全球戰略,以便更好地適應世界經濟新格局。調查顯示,雖然世界經濟危機給中國帶來了負面影響,大多數行業的在華歐盟企業仍然對中國充滿信心。在華歐盟企業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所表現出來的信心,印證了歐盟企業對中國的戰略重視程度。
調查還顯示,一些歐盟企業認為,中國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應不斷對中國這個重要市場加大投入。盡管正值金融危機,但仍有39%的受訪企業表示在今年將考慮新的投資。同時,在華歐盟企業期待中國政府創建更加自由、公平競爭的市場。
“中國將在明年上半年擺脫危機”
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受訪企業認為,中國將成為第一個從經濟下行中走出來的主要經濟體。中國所遭受的危機影響將在2010年上半年結束,中國將比世界其他地區提早一年走出危機陰影,而全球其他市場所受到的危機沖擊可能將在2011年上半年才開始消退。
受訪企業認為,雖然中國還不能取代美國或者歐盟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但在企業發展的全球戰略中,中國變得愈發重要。調查顯示,大約37%的企業表示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在增加,只有3%的企業認為中國在其整體戰略中的地位有所下降,而36%的企業認為沒有顯著變化,主要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市場。
從中國經濟刺激計劃中獲益
在被問及中國經濟現狀及確保增長的措施時,61%的受訪企業認為,中國政府提出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但仍需其他措施共同促進經濟復蘇。13%的受訪企業則表示,中國政府提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足以確保經濟持續增長。
當被問及是否能夠從中國的刺激計劃中獲益時,受訪的在華歐盟企業的表態幾乎各占一半,有44%的企業預期可以從中受益,另外的40%持不同看法。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潛力河南省
區域可持續發展潛力評價是按照一定的指標體系,采用一定的方法,對某區域可持續發展潛力的大小進行定量測算與等級劃分,進而對所評價區域的發展潛力予以全面綜合分析.通過采用熵值賦權法的多因子綜合評價分析法,對河南省區域發展潛力進行評價,旨在于探討揭示河南區域可持續發展空間差異規律,為河南可持續發展戰略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區域發展潛力定量評價模型的構建
指標體系構建的原則.要使區域發展潛力評價結果具體化和定量化并且全面、準確、科學地反映區域發展狀況,就必須遵循一定原則來構建指標體系.
科學性原則.只有科學的指標體系才能進行科學的評價,也才能科學的反映區域發展狀況.
規范性原則.區域發展潛力評價指標體系是一個由多項指標構成的體系,由于這些指標的性質和特點不盡相同,這就需要對各項指標進行分類和規范化處理.
可行性原則.指標體系必須根據區域發展內涵的要求來設置,根據具體的生態安全內容來確定相應的指標體系,在進行區域發展潛力評價時具有可行性.
層次性原則.根據評價需要將指標體系分解為若干層次結構,使指標體系合理、清晰.
動態性和穩定性原則.指標對時間、空間或系統結構的變化應具有一定的靈敏度,同時又保持指標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
完備性和獨立性原則.能全面反映城市發展各個方面的特征和狀況,各指標間相互獨立或相關性小,避免包容和重疊,力求簡而精.
指標體系的選擇與建立.在一般指標體系的基礎上,考慮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及發展條件差異,建立能夠實事求是、全面、科學的反映經濟發展潛力水平的指標體系,將區域發展潛力評價因素歸并為目標層(A)、準則層(B)、指標層(C).其中,目標層(A)即為各地市可持續發展潛力評價的綜合指標,用來衡量區域可持續發展潛力.準則層(B)是各地市可持續發展潛力評價的分項指標,是對目標層的細化和說明.指標層(C)是各地市可持續發展潛力評價分項指標細化,是對區域可持續發展潛力評價的詳細表述.
根據河南省的具體發展水平特點及現實因素,參照2006~2008年《河南省統計年鑒》等資料的有關數據,選擇1個目標層,對應6個準則層,再對應43個指標層,構成了區域可持續發展潛力評價指標體系.
1個目標層(A)為河南省區域發展潛力綜合評價(A1);6個準則層(B)分別為:經濟規模與產業結構(B1),科技創新能力(B2),社會發展水平與居民生活質量(B3),區位與基礎設施(B4),信息化水平與對外開放度(B5),資源稟賦與環境支撐能力(B6).
43個指標層分別為:人均GDP,第二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百元投資利稅率;每萬名從業人員中的R&D人員,R&D經費占GDP的比重,三類科技成果的產出數量,新產品銷售收入占總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技術市場成交金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恩格爾系數,城鎮化率,撫養系數,萬人擁有醫生數,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每萬人擁有大專以上學歷人數;客運周轉率,貨運周轉率,高速公路密度,人均城市道路面積,用水普及率,燃氣普及率,排水管網密度;千人擁有互聯網用戶的個數,百人擁有電話數,人均電信業務總量,人均實際利用外資,人均旅游外匯收入,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人均耕地面積,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單位GDP能耗,單位GDP電耗,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工業及城鎮生活廢水中的COD去除率,工業及城鎮生活廢氣中的SO2去除率,工業廢水排放達標率,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率,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
熵值賦權法及其權重系數的確定.熵值賦權法是一種根據來源于客觀環境的原始信息,通過分析各指標之間的聯系程度及各指標所提供的信息量來決定指標權重的客觀賦權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由于文中指標體系的各指標間性質不同,單位不同,而且數量級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所有原始變量均要進行無量綱化處理,以消除原始變量量綱影響.無量綱化處理后,用熵值法賦予各指標權重,最后得出區域發展潛力指數(DPI).計算過程如下:
對于第i個被評價對象的第j項指標的指標值:Xij(i=1,2,…,m).如果對確定的j,相應的Xij(i=1,2,…,n)之間的差異越大,則說明該項指標的相對作用就越大,即所提供的信息量也就越大,其熵值也就越小,具體的計算過程如下:首先,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
為第i個被評價對象的第j項指標的特這比重.然后,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rj=1-Ij(j=1,2,…,m).
差異系數是反映綜合指標作用大小的一個量,其值越大,指標的作用就越大,反之亦然.最后,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系數:
式中:Yij-第i個城市的第j項因子分值:α(j),Xj當第j項因子指標與城市競爭力正相關時,α(j)=1且Xj=Xmin;當第j項因子指標與城市競爭力負相關時,α(j)=-1且Xj=Xmin;Xij第i個城市第j項指標值;Xmax各城市Xij指標的最大值;Xmin各城市Xij指標的最小值.
二、因素因子分值的計算.采用加權平均數法,城市競爭力評價的某一因素分值按照下式計算:.式中:Fik第i個城市第k個因素分值;Wkj第j項因子對應上層第k個因素的權重值;Yij第i個分等對象第j項因子的分值;n第k個因素包含的因子個數.城市發展潛力綜合分值按照下式計算:
即為DPI區域發展潛力指數.式中:Si第i個城市競爭力的綜合分值;Wk第k個因素的權重值;Fik第i個城市第k個因素分值;因素個數.
河南省區域可持續發展潛力評價
可持續發展潛力指數(DPI)的計算.采用綜合評價模型,將權重系數Wj代入模型即可得出河南省地市的可持續發展潛力指數(DPI).
發展潛力評價分析.從計算結果可以直觀的反映出,鄭州作為省會城市,洛陽作為河南省第二大城市,同樣是經濟發展的中心,其發展潛力綜合評價值分別為0.2216、0.0889遠高于其他各地市成為經濟增長極和副增長極,從而作為河南省經濟發展的龍頭帶動著其他地區的發展.從地域空間上來看,全省的可持續發展潛力指數(DPI)空間分布呈現由省會鄭州向想其他地區呈階梯狀下降的趨勢.
可見,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非均衡性是影響發展潛力高低的主要因素,處于較弱和弱發展潛力的區域多屬河南省四大經濟區域中的黃淮地區、豫北地區、豫西豫西南地區及中原城市群中的經濟發展相對緩慢地區.距離省會政治經濟中心城市較遠,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
河南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和措施
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經濟體系.淘汰高耗能、高耗材、效益低下、污染嚴重的落后生產技術和工藝,發展以先進的生產技術工藝,開發和引入清潔生產技術、節能降耗技術、廢物回收利用技術和資源的開發技術與替代技術,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提升河南區域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關鍵詞] 政府投資環境 區域經濟 競爭力
政府投資環境是政府為各種投資主體的投資回報提供的條件和產生的影響，主要包括政策環境、政務環境、政府信譽環境和服務環境等。就政府投資環境與其他投資環境相比較而言，任何行政區域的政府投資環境都具有共同的特性，即政府投資環境具有同質性。然而，就不同行政區域政府投資環境相比較的角度而言，政府投資環境又存在著區別，有的甚至是巨大的區別，即政府投資環境又具有差異性。在了解政府投資環境同質性的同時，更清晰地認識其差異性及其對區域經濟發展綜合競爭力的影響，是尋求加強政府投資環境建設，增強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有效路徑的關鍵點。
一、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
從哲學上講，政府投資環境的同質性，就是研究政府投資環境的本質或一般特性；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則是研究政府投資環境的特殊性。從政府投資環境與區域經濟發展綜合競爭力的關系來看，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綜合競爭力的關鍵所在。對差異性的認識水平，也是消除政府投資環境質量差異和加強政府投資環境建設最重要的認識平臺。從政府投資環境建設的實踐來看，這種差異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1.政府投資環境的客觀差異性
政府投資環境的客觀差異性，主要來自于不同行政區域的自然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稟賦。地理位置的不同和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往往會形成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特色，由此需要政府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提供不同的服務，進而形成特點各異的政府投資環境。
地理位置不同，是構成政府投資環境客觀差異性的首要因素。地理位置對于政府投資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因自然地理環境因素對區域經濟結構和產業構成的影響上。這種影響雖然會因為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經濟生活中的廣泛應用而呈現不斷減弱的趨勢，但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卻不可能完全消逝。不同的地理位置，因其氣候條件和適宜于人類生存的條件不同，往往會歷史地形成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這種因地理位置的影響而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上的差異性，在客觀上促成了政府在促進經濟發展政策上的差異性和政府其他方面投資環境的差異性。如沿海和內地在具體的政策供給上，就會存在著很大的不同。相對于沿海地區而言，內地就無法提供臨港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又如處于交通要道的行政區域，往往是商品的集散地，需要不同于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政策等等。這種具體政策環境的差異性，往往是難以通過主觀努力加以改變的。
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性，是形成政府投資環境客觀差異性的又一個基本要素。從根本上來講，經濟發展的過程，都是通過對資源的加工形成適合人類生存的產品的過程。因此，自然資源永遠是經濟發展的最基本的物質要素。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人類加工自然物質能力的提高，自然資源的分布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和全覆蓋的特點。但具體到某一種或某一類資源而言，其在自然地理上的分布卻永遠具有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往往構成區域經濟發展差異性的核心要素。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又往往會導致區域經濟發展政策需求和供給的差異性，由此形成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與自然地理環境不同的是，自然資源稟賦的差異性，往往會使擁有資源和擁有不同的資源的區域，形成資源性經濟區域，在具體的政策環境的形成上，往往會出現排斥其他產業的屏障。這種屏障實際上就是資源型經濟區域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單一的重要成因。
政府投資環境的客觀差異性，有些是無法改變的。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將呈現日趨縮小的趨勢。特別是由于整個社會資本的不斷積累，在一定經濟發展水平上，某一區域相對過剩的資本總要找到新的增值空間。資本的流動性會對區域經濟結構的改變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在客觀上對政府投資環境產生影響，使政府投資環境在質和量上呈現出某種趨同的態勢。
2.政府投資環境的主觀差異性
所謂政府投資環境的主觀差異性，主要是指由于人的主觀選擇而使不同的行政區域形成不同的政府投資環境。這種差異性來自于特定行政區域的歷史文化、經濟發展的理念、觀念創新能力以及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等多個方面。這是構成政府投資環境差異性最重要而又經常發生作用的要素。
歷史文化上的差異，是構成政府投資環境主觀差異性的根基。不同的行政區域在文化上存在的差別，是一個永遠存在的事實。這種差異性雖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在舊的差異性消除的同時，還往往會產生新的差異性，反映到政府投資環境上，就導致不同行政區域的政府投資環境即使存在雷同的情況，但也不會是對其他行政區域的翻版和克隆。由于歷史文化的作用，使得一個行政區域會產生集體的歷史記憶和觀念取舍，由此使不同行政區域的政府在政策的設計與選擇上形成不同的特點，營造了不同的政府投資環境。如江浙等地，歷史上就有商業文化的基因，一旦有適宜的氣候，就形成了市場經濟的先發地，并由此構成了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政府投資環境。
經濟發展理念上的差異性，是政府投資環境主觀差異性的重要因素。從宏觀上講，人們一般都對計劃經濟觀念和市場經濟觀念的差異有著比較清楚的認知。但就形成區域間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來看，經濟發展的理念又不僅僅體現在這兩個方面，而是大量的經常的體現在政府和民間對于經濟發展的價值取向，以及經濟發展模式的好惡上。從理論上說，理念也是歷史文化的現實表現。具體到政府投資環境來說，理念又是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的主觀因素。由于不同的行政區域的政府和民間在經濟發展理念上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經濟發展政策，盡而形成了對市場主體產生不同影響的政策環境、政務環境、信譽環境和服務環境，使同一投資者在不同的行政區域，發生著不同的投資成本和獲取不同的投資收益。
觀念創新能力是構成政府投資環境主觀差異性的又一個重要因素。就區域經濟發展而言，實際發生作用的觀念創新，并不表現在認識水平和能力高的個別人身上，而是一個行政區域集體的觀念創新能力。這種能力表現在少數人對于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快速演化為本行政區域的集體認同上。觀念創新與一個行政區域的國民教育文化素質有著密切的聯系。一般地說，國民教育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地區，對創新觀念認同與接受的就相對較快，觀念更新的周期也相對較短。觀念創新是政府投資環境創新的基礎和認識來源。觀念創新能力的差異，也就構成了政府投資環境差異的重要組成部分。
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是政府投資環境主觀差異性的現實要素。不同行政區域的政府，對于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的戰略有著不同的定位和選擇，由此形成了政府投資環境的具體差別。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戰略選擇正確，政府投資環境就往往呈現良性發展的趨勢，反之則呈現惡性循環。這方面的實例無論在沿海地區，還是在內陸，都不鮮見。如東南沿海的某個市，由于政府在經濟發展戰略上一直搖擺不定，且幾任政府幾經結構性的政策調整，使其不僅沒有抓住中央在改革開放初期給予的優惠政策，形成先發優勢，而且還喪失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最佳時機，至今也沒有很好地發展起來。
3.政府投資環境的累積差異性
所謂政府投資環境的累積差異性，主要是指政府投資環境的形成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由于歷史積累的原因而形成的不同行政區域政府投資環境存在的差異。累積性差異是客觀差異性和主觀差異性綜合作用的體現，是政府投資環境存在差異性的歷史成因。
政府投資環境的生成和改變，盡管是一個人為的過程，但并不由人的意志任意去改變。從實踐上來看，改變一個行政區域的政府投資環境，既不像變形金剛那樣來得隨便，也不像換一身衣服那樣容易。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無論是良好的政府投資環境，還是不如人意的政府投資環境，其形成都是長期積累的結果。由于歷史積累形成的差異性，往往又帶有很強的歷史慣性，這種慣性同樣來自于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
從客觀上講，由于客觀上的差異性形成了不同行政區域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差異性，進而形成了政府投資環境上的差異性。經濟發展是和人的現實利益結合在一起的。一種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形成，往往意味著一種現實的利益結構的形成。政府投資環境的改變，同時也意味著對利益結構的調整。在客觀上的差異性還足以支撐既有利益結構的條件下，這種調整往往并不容易做到。比如對于資源型行政區域，在資源遠未接近枯竭期前，要調整經濟結構就往往得不到廣泛的支持。由此也可以看出，客觀上的差異性形成的歷史積累，往往是政府投資環境差異性的重要成因。
從主觀上講，主觀差異性的歷史積累，對于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特別是其歷史慣性影響最大。政府投資環境從外在上體現為政策環境、政務環境、信譽環境和服務環境等方面，但從內在上看則是一種具體的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模式的體現。一個行政區域的經濟結構特別是具體的經濟發展模式，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夜之間就能改變的。從根本上說，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形成的不同的利益結構，更多的并不來自于客觀上的差異性，而是來自于主觀上的差異性。由于長期的歷史積累形成的區域文化特點和經濟發展觀念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不僅會形成特定的利益結構和利益關系，進而形成維持既有政府投資環境的強大社會力量，而且政府投資環境的改變，又往往是提供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景預期，因而在獲得社會支持的力量上，常常又會處于相對的劣勢。這就使特定行政區域的政府投資環境，具有極強的歷史慣性，進而形成不同行政區域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
二、政府投資環境差異性與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系
政府投資環境與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系，從一般意義上講是不同行政區域政府間投資環境質量的對比。這種對比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它們不是各種經濟要素及其構成相同的行政區域的對比，而是所有行政區域政府投資環境的對比。因為在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上，所有的行政區域都在同一片藍天下既相互合作，又要相互競爭。而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資環境質量的差異性。相反，正是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為縮小以至于消除政府投資環境質量上的差異性創造了條件與可能。
1.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基本特點
認識政府投資環境與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系，首先需要對區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的特點進行簡要的分析。一般地說，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與市場主體的競爭有相同之處，但又與市場主體間的競爭不同。不同行政區域之間的競爭存在以下特點：
一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是“相同對手”的競爭。一個行政區域無論占有怎樣的競爭優勢，都不可能將另一個行政區域擠出競爭的行列，也不可能徹底排除另一個行政區域與其存在的競爭關系，除非中央和上一級政府對行政區劃進行調整。這一特點決定了不同行政區域之間的競爭，是“相同對手”之間永遠存在的競爭，競爭具有長期性和戰略性。從理論上講，不能定義一個行政區域永遠保持對于另一個行政區域的具有天然的競爭優勢。在競爭中出現此強彼弱的不斷轉換，是區域經濟發展中的正常現象。
二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是綜合性競爭。普遍來說，市場主體的競爭主要表現為在某一個領域或某一個產業中的競爭。但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則表現為不同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性競爭。這種綜合性競爭，并不是指一個行政區域在所有的領域和產業,都要對其他行政區域形成比較優勢，而是依托某一兩個或幾個優勢產業，有效地吸引相關市場主體和集聚更多的資本，形成相比較的優勢，進而在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量、效益和社會發展上形成優勢。
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是一種合作和互補性的競爭。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如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為全球市場以至于本國市場提供所有的產品和服務一樣，任何一個行政區域也不可能為自身，以及國內外市場提供所有種類的產品和服務。作為“相同對手”，不同的行政區域之間，既存在著在經濟發展水平上長期占有或趕超對方的競爭關系，更存在著因自然和歷史上形成的分工而相互合作的關系。這種合作的內容和形式，會因不同行政區域的產業結構、資本總量、資源占有情況等的不同而不同，也會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日益豐富，但從整體上來說都集中體現在相互提供市場和服務上。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力既是在競爭中不斷增強的，同時也是在合作中不斷培育和生長的。沒有合作就沒有區域間的有效的競爭。
2.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是形成區域經濟發展競爭比較優勢的基礎
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就其具體的技術層面來看，更多地體現著區域經濟發展的特殊性。從政府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競爭的主體，政府投資環境決定區域經濟發展綜合競爭力提升的角度來分析，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不僅不是降低，反而是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的重要基礎。這主要是因為：
一是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并不等于政府投資環境質量的高低。不同的行政區域的政府投資環境都是因其具體的經濟發展實際需要而形成的。一個資源匱乏或沒有海上交通條件的行政區域，不可能去制定特定資源開發和保護或臨港經濟發展的政策，也談不上這方面的政策環境問題，只能根據本行政區域在提品和服務的特殊優勢和發展潛力等方面，加強政策環境建設，以及其他政府投資環境建設。政府投資環境每一個基本要素的具體構成，只要充分體現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和要求，就不存在質量上的問題。同時，也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加強政府投資環境建設，才能形成比較優勢。
二是不同行政區域占有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實際上是擴大區域間經濟發展互補的空間。區域經濟發展的資源主要表現為自然資源、資本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和管理資源等。任何一個行政區域，在上述資源的占有上，都有自身的優勢和劣勢。資源占有的情況不同，決定了其政府投資環境的具體構成也不同。如同任何一個行政區域的政府在經濟發展的戰略上，都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樣，其政府投資環境的建設也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主要應通過突出政府投資環境建設的差異性，形成本行政區域的優勢產業，增強與其他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的互補性，提升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的地位和綜合競爭力。
三是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是提升政府投資環境質量的重要基礎。政府投資環境質量建設，不能簡單地復制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和服務環境等，而是必須結合本行政區域的實際。這就決定了某一個特定的行政區域，在政府投資環境的建設上，必須突出與其他行政區域的差異性，以此為基礎加強自身的投資環境建設。如在政策環境的建設上，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就不能隨著經濟發達地區跳舞，而要在市場準入等方面相對降低門檻；在服務環境建設上，也不能一味效仿，只能根據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和產業結構，來提供相應的服務等等。用一種形象的比喻來說，政府投資環境如同一人的穿著打扮，不是越洋越好，而是越適合自己的身份和體型越好。而要做到合身、合時、合用，就必然要以突出差異性為基礎。
3.突出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是增強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的基本途徑
政府投資環境建設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競爭力。而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與區域經濟發展競爭的比較優勢，又決定了增強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的關鍵是突出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
一是突出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是增強區域經濟發展比較優勢的基本途徑。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從其發源與起步來看，都是來自于其特有的資源優勢。有的是因交通便利而繁榮的；有的是因發現了豐富的礦產資源而發展的；有的是因政治和歷史原因擁有豐富的科技和人力資源而發達的等等。但資源優勢并不等于經濟優勢。政府在培育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和其他方面環境時，只能是依托本行政區域的資源條件，通過突出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來培育和提升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獲得更強的綜合競爭力，實現區域經濟的發展。
二是突出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是有效吸引市場主體的基本途徑。人們習慣上都講，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體現在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上，也是如此。不同的行政區域，往往集聚了不同的市場主體。所集聚的市場主體中，資本量最多的又往往是與其區域經濟發展的優勢產業相關。從政府投資環境對于市場主體的關系而言，除了極少數特殊的資源性產業以外，對于不占有壟斷性資源的行政區域而言，優勢產業是可以跨區域流動的。政府只有基于本行政區域的實際，通過突出差異性，加強政府投資環境建設，才能吸引更多的與本行政區域優勢產業相關的市場主體，壯大區域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
三是突出政府投資環境的差異性是降低區域經濟發展平均成本的基本途徑。區域經濟發展的平均成本，主要取決于其優勢產業和相關的產業鏈條的平均成本。政府投資環境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特別是對于區域經濟發展競爭力的意義，集中到一點，就是降低區域經濟發展平均成本，為市場主體提供最大的合理利潤空間。當然，降低區域經濟發展的平均成本，首先是降低其優勢產業特別是具有發展潛力的優勢產業的平均成本，以此來吸引市場主體和集聚民間資本，發展和壯大優勢產業。這就要求政府在加強投資環境建設的過程中，要把降低優勢產業的投資成本作為首選政策目標，以此來增強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競爭力。
參考文獻：
[1]宋賢卓：中國經濟發展軟環境理論研究[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2]李建平李閩榕高燕京:中國省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發展報告（2005～2006）[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
關鍵詞：新興市場經濟體 國別范圍 發展潛力 經濟表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新興市場經濟體迅速崛起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重要力量。自20世紀60年代日本率先實現經濟騰飛開始，東亞“四小龍”、亞洲“四小虎”在20世紀70年代繼之迅速崛起，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等也在20世紀80、90年代開始逐步實現了經濟起飛。進入新世紀以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更成為引領全球經濟走出世界金融危機陰影的強勁動力，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
與日漸崛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相關領域的研究工作仍然十分有限。有鑒于此，論文將在系統梳理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從四個方面就相關問題予以探討：一是就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別范圍予以界定；二是就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發展潛力予以評價；三是就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表現予以介紹；四是就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發展形勢予以分析。
一、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別界定
如果從日本經濟起飛算起，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經出現逾半個世紀之久。但真正開始使用“新興市場經濟體”這個提法的時間卻并不很長。20世紀80年代早期，人們開始用“新型工業化經濟體”一詞來形容亞洲和拉美的幾個經濟發展較好的市場化國家。其后，隨著多數亞洲、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市場化改革步伐不斷加快、經濟增長后勁顯著增強，眾多國際組織開始對這些發展中國家給予更多關注。世界銀行經濟學家Antoine van Agtmael在這一時期最早提出了“新興市場”的概念，意指正處于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過渡的國家。顯然，這一認識更側重于發展階段而非具體國別的界定。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范圍的逐步擴大，“新型工業化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兩個概念開始被逐步混用，并繼而被涵義更為準確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新興經濟體”或“新興市場國家”所取代。
事實上，不僅是名稱選擇，就連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涵義界定也存在巨大分歧。眾多國際組織、學術機構和專家學者從不同視角就其定義提出了各自的見解（張宇燕和田豐，2010）。綜合這些代表性定義，可將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本質特征概括為：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或經濟體制轉軌國家；第二，能在一定時期內保持較高經濟增速但人均收入水平仍低于發達經濟體；第三，處于全球經濟分工體系當中的開放經濟體；第四，市場經濟的各項制度處于不斷完善之中；第五，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有待著力完善。這五項基本特征，從根本上將新興市場經濟體與計劃經濟國家、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等傳統概念進行了區分，充分展現出了這一概念存在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與此同時，新興市場經濟體涵義界定的巨大分歧也增加了其國別范圍界定的困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博鰲亞洲論壇（BFA）、美國哥倫比亞大學（CU）、英國富時公司（FTSE）、美國萬事達公司（MasterCard）、英國《經濟學人》雜志（The Economist）、、美國摩根士丹利集團（MSCI）、西班牙畢爾巴鄂比斯開銀行（BBVA）、美國標準普爾公司（S&P）和美國道瓊斯公司（DOW JONES）等眾多國際組織、研究機構、投資銀行和評級機構紛紛根據其業務領域推出了相應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名錄（李政，2014）。
通過比較這十個權威機構確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范圍，從中遴選出至少已經得到六個（含）以上認可的，并結合此前歸納的新興市場經濟體五項基本特征，阿根廷、埃及、巴西、波蘭、俄羅斯、菲律賓、哥倫比亞、韓國、捷克、馬來西亞、秘魯、摩洛哥、墨西哥、南非、泰國、土耳其、匈牙利、印度、印尼、智利和中國等21個經濟體（以下簡稱“E21”）可以較好地滿足這些條件。
首先，E21完全具備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五項特征。這些國家均為市場經濟國家或經濟體制轉軌國家，其發展水平雖大多低于發達國家特別是“七國集團”（以下簡稱G7）平均水平，市場經濟體制機制較之發達國家也還存在很大距離，但其在過去10至20年均表現出了強勁的發展態勢，國內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顯著大幅提升，后續發展潛力依然巨大，前景十分廣闊。
其次，E21全面反映了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整體狀況。從地域分布來看，E21中包括亞洲國家8個、拉美國家6個、東歐國家4個、非洲國家3個，這一分布不僅涵蓋了各大洲發展中國家的典型代表，同時也體現了各大洲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基本表現；從涵蓋類型上看，E21既包括了發展水平仍然較低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同時也包括了市場經濟體制仍有待繼續完善的個別發達國家，兼顧了新興市場經濟體對于經濟增長和制度演進的雙重關注。
再次，E21綜合實力對于全球和地區發展影響重大。從國際分工來看，E21包含了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處于全球經濟分工格局中位次不斷提升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其對世界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速的影響都十分巨大；從地區影響來看，E21均為各大洲具有顯著影響的大國，其經濟總量、地域面積、人口規模和資源條件對于地區發展和政治環境的作用亦舉足輕重。
全文將圍繞E21就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有關情況予以探討。
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發展潛力
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硬件設施不僅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速和發展模式，也深深影響著其未來的增長潛力和發展質量。因而，全面客觀地認識E21的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硬件設施狀況，無疑有利于我們更好地把握其在當今以致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自然資源
相較于多數國家而言，E21的總體資源稟賦優勢較為突出，其土地、淡水、能源和礦產資源的豐裕程度均位居世界前列，具備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和開發潛力，且尤以“金磚國家”最為突出。
1、土地資源
E21陸地總面積約為5475萬平方公里，占全球陸地總面積的36%。其中，僅俄羅斯、中國和巴西三國的陸地面積就達3522萬平方公里，約占E21陸地總面積的64%。除匈牙利和韓國外，其余E21的陸地面積均超出G7 中的英、德、日、法、意等發達國家，并位居所在大洲前列。廣闊的地域面積奠定了E21發展的重要基礎。
2、淡水資源
E21流域面積廣闊，河網密布，湖泊眾多，淡水資源十分豐富，并尤以巴西、俄羅斯、印尼、中國、印度和哥倫比亞最為突出。但與此同時，由于E21多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且人口規模龐大，致使其中很多國家的淡水資源使用量也十分巨大。其中，中國、印度、俄羅斯、墨西哥和埃及均位居世界淡水資源使用量的前十位，而人均淡水資源占有量卻無一進入世界前十。
3、能源資源
E21在國際油氣儲產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截止2011年，E21的石油探明剩余儲量約占全球的8.67%、天然氣探明剩余儲量約占全球的32.59%；石油年總產量約占全球的32.88%、天然氣年總產量約占全球的35.25%。E21的煤炭儲量也十分豐富，產量巨大。截止2011年，俄羅斯、中國、印度和南非等新興市場經濟體中的13個主要煤炭生產國的煤炭探明剩余儲量約占全球的44.93%，年總產量約占全球的70.59%。
4、礦產資源
E21不僅能源資源豐富，其他主要礦產品資源也十分豐富，特別是鐵、銅、鋁、鉛、鋅、鎳、錳、錫、金和磷酸鹽等十種國際主要貿易礦產品的儲產量十分巨大。在目前國際公認的6個主要礦產資源豐富國家當中，E21就占到3個（俄羅斯、中國、南非），8個較豐富國家當中，E21就占到6個（巴西、印度、墨西哥、秘魯、智利、摩洛哥）。從探明剩余儲量來看，巴西、俄羅斯的鐵礦探明剩余儲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度、中國和南非等國也均位列前十位以內；智利的銅礦探明剩余儲量位居世界第一，俄羅斯、秘魯等國均位列前十位以內，波蘭、菲律賓等國的儲量也十分巨大；南非的錳礦探明剩余儲量位居世界第一，巴西、印度和中國等國也均位列前十位以內；南非、俄羅斯的金礦探明剩余儲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摩洛哥的磷酸鹽礦探明剩余儲量位居世界第一，俄羅斯也位居前十位以內。此外，俄羅斯和印尼的鎳礦探明剩余儲量，中國、秘魯的鉛鋅礦探明剩余儲量，印尼、中國、泰國和馬來西亞的錫礦探明剩余儲量，巴西、印度的鋁土礦探明剩余儲量等也均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內。從礦產品年產量來看，中國、巴西的鐵礦石年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度、俄羅斯和南非等國均位居前十位以內；智利的銅礦石年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印尼、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均位居前十位以內；中國的鉛鋅礦年產量位居世界第一，秘魯、俄羅斯和墨西哥等國均位居前十位以內；俄羅斯的鎳礦石年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印尼、中國和南非等國均位居前十位以內；中國、南非的錳礦石年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巴西、印度和墨西哥等國均位居前十位以內；中國、印尼、秘魯、巴西和俄羅斯的錳礦石年產量位居世界前六位，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內；中國、南非的黃金年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二位，秘魯、俄羅斯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內；中國的磷酸鹽年產量位居世界第一，摩洛哥、俄羅斯和埃及等均位居前十位以內；中國和巴西的鋁土礦年產量也均位居世界前十位以內。隨著全球主要礦產品供求緊張狀況的不斷加劇，豐富的資源蘊藏量和巨大礦產品年產量日益提升著E21在全球礦產品市場上的重要地位，也為其推動本國經濟發展、爭取更多機遇創造了條件。
（二）人力資源
E21龐大的人口規模不僅為其經濟起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資源，也為其經濟發展創造了巨大的消費市場。但與此同時，伴隨經濟持續增長而顯著改善的生活環境和不斷提高的醫療水平，也抑制了E21的人口增速，老齡化趨勢開始逐步顯現，深刻影響著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的未來方向。當前，E21人口主要呈現以下特征：
一是總體人口規模依舊龐大。截止2011年，E21人口總數為42.28億，占全球人口總數的61.95%，雖較2001年僅增長4.71億，但占比卻與2001年基本持平（61.92%）。其中，中國、印度人口總數長期位居世界第一、二位，印尼、巴西和俄羅斯等國也均位居前十位以內，5國人口總數達33.36億，占E21人口總數的78.90%。
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FPA）的《2011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在未來40年，E21人口增速雖會有所下降，但全球新增人口的半數仍將來自E21。其中，中國人口將在2025年前后達到峰值14億，印度人口將在2050年達到17億（UNFPA，2011）。
二是部分國家人口增速明顯。過去十年，E21人口年平均增速（9.83‰）雖低于全球人口年平均增速（12.4‰），但各國之間差異卻十分巨大。其中，馬來西亞、埃及、菲律賓、印度、南非和墨西哥等國人口增速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6國人口累積凈增2.72億，占E21人口累積凈增值半數以上；而俄羅斯、匈牙利和波蘭等國人口則長期為負增長。
三是老齡人口數量增長迅猛。目前，全球人口老齡化趨勢已由發達國家蔓延至E21。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各國概況（2012）》，在49個年輕型人口國家中，E21無一入圍；在89個成年型人口國家（地區）中，共有菲律賓、埃及、南非等13個E21入圍；在94個老年型人口國家（地區）中，共有捷克、匈牙利、俄羅斯等8個E21入圍。相較于G7而言（平均41.47歲），E21平均年齡中位數雖然很低（30.39歲），但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8.4歲）。同時，由于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已經進入老年型人口國家行列，致使E21中進入老年型人口國家的人口總數已達81.25%。老齡化趨勢的顯著加快，一方面反映了E21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積極成果，另一方面由于青壯年勞動力不足所引發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社會保障投入增加也成為影響E21下一步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迫使很多國家不得不加速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四是總體教育水平大幅提升。教育水平既是顯示經濟發展成效的具體體現，也是影響未來經濟發展潛力的判斷依據。從受教育年限角度考察，根據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E21平均受教育年限已達13.33年，接近高等人類發展國家水平，其中，捷克、韓國已達到超高等人類發展國家水平，阿根廷、捷克等10個國家已達到高等人類發展國家水平；中國、哥倫比亞等6個國家達到中等人類發展國家水平；3個國家達到低等人類發展國家水平。從文盲率角度考察，E21中15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為90.91%。其中，90%以上的國家有14個，最高的俄羅斯為99.60%；80%至90%的國家有5個。盡管G7的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已高達98.91%，但E21與其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特別是中國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斷提升、新興市場經濟體高等教育質量的逐步提高和墨西哥、韓國等國職業技術教育的日益普及，E21的總體教育狀況已能夠較好地滿足經濟發展需要，并為其未來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智力基礎。
（三）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狀況直接反映著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也是推動其繼續向前發展的重要條件。目前，E21之間基礎設施狀況雖差異巨大，但總體水平仍遠遠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有些國家已與發達國家十分接近。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為國際資本流入、技術轉移和產業替代創造了積極條件。
1、交通基礎設施
交通運輸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相較發達國家而言，E21交通運輸能力雖總體依舊薄弱，但其發展速度和開發潛力卻十分巨大。截止2011年，E21共有機場12930個，占世界總數的29.52%。其中，巴西、墨西哥、俄羅斯、阿根廷、哥倫比亞和印尼等6國機場數量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內。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以來，中國、巴西、土耳其和印度等E21的航空乘客人數分別出現100萬至4000萬的顯著增長，而美國、日本和德國等發達國家卻分別出現500萬至2000萬的不同程度下降，新興市場經濟體重構全球航空運營格局的時代正在悄然到來。
目前，E21鐵路運營總里程已達417996公里，占世界的36.67%。其中，俄羅斯、中國、印度、阿根廷和巴西等5國鐵路運營總里程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內。2009年以來，中國、印度和南非等E21的鐵路貨運能力開始大幅增加，特別是隨著中國高速鐵路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其貨運能力已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而俄羅斯則繼續保持世界第三的地位。但與此同時，由于多數E21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投入有限，致使其鐵路地域覆蓋程度依然距離發達國家相去甚遠。截止2011年，E21的鐵路平均路網密度僅為150.75km/10000km2，而G7國家平均已達503.68 km/10000km2，兩者相差3倍多。除匈牙利鐵路路網密度位居世界前列、波蘭和韓國接近G7國家平均水平以外，其他E21依然差距較大。
近年來，E21公路建設速度明顯加快。截止2011年，E21公路運營總里程已達13563172公里，占世界公路運營里程的13.26%，高于G7國家總體水平（11236563公里）。其中，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4國的公路運營里程已位列世界前十位以內，這一數量和G7國家持平。從公路建設等級來看，E21之間差別較大。中國的高速公路運營總里程已達84946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而E21當中緊隨其后的俄羅斯、墨西哥則分別只有30000公里和6279公里，而除其后的韓國、智利、土耳其和馬來西亞徘徊在1500至3500公里之間外，其他國家均低于1000公里。而在G7國家當中，高速公路總里程最少的英國也已達3519公里，其他國家則均在6000公里以上。從公路網絡覆蓋程度來看，匈牙利公路路網密度已位居世界前列，波蘭、韓國和印度三國也已接近G7國家平均水平，而除阿根廷、埃及、智利和俄羅斯外，其他17個E21的公路路網密度均已高于加拿大。但總體而言，E21公路平均路網密度僅為4484.67km/10000km2，距離G7國家15362.61km/10000km2的平均水平，依然差距很大。
總體來看，E21的交通基礎設施和運輸能力均遠遠好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且部分E21已與G7等發達國家十分接近，特別是匈牙利、波蘭和韓國等經濟水平總體較高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尤為明顯。從洲際分布來看，歐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交通基礎設施狀況最好，亞洲其次，而拉丁美洲和非洲則相對較差。在國別分布中，尤以中國等“金磚國家”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進展最為顯著。日益順達的交通運輸網絡有效地支撐了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過去十年的高速增長。縱觀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歷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對其發展功不可沒。因此，面向未來發展，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依舊前景巨大，而龐大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也將為其未來發展提供新的歷史機遇。
2、通訊基礎設施
當今時代，信息技術已經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進入新世紀以來，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的信息通訊設施建設獲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固定電話、移動電話和互聯網用戶數不斷刷新歷史最高記錄。截止2011年，E21固定電話用戶已達5.75億，占全球的48.30%；移動電話用戶已達34.46億，占全球的57.35%；互聯網使用人數已達8.51億，占全球的40.20%，E21信息通訊設備覆蓋人口已經占據全球的半壁江山。
和G7相比，移動電話已取代固定電話成為E21民眾首選的通訊設備。E21移動電話用戶已占到人口總數的123.61%，高于G7國家的118.71%；而G7國家固定電話用戶雖有所下降，但依舊維持在55.03%，遠高于E21的20.06%。綜合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的總體覆蓋情況，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通信服務水平已趨于一致。
E21互聯網使用人數也在大幅增加。截止2011年，韓國、馬來西亞、捷克、匈牙利、波蘭和哥倫比亞的互聯網使用人數已超過人口總數的一半。韓國更是以82.77%的覆蓋率超過G7國家平均水平，而中國互聯網使用人數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網絡信息技術的迅速普及，大大降低了經濟運行成本，也開拓了新的經濟增長空間。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興市場經濟體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依然是支撐其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決定著其在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但是，縱觀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歷程，任何單純依賴自然資源或勞動力資源的發展模式均難以在長期成為支撐其經濟增長的恒久動力，資源枯竭、人口老化仍然是新興市場經濟體無法逾越的發展“魔咒”。因而，在繼續釋放現有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稟賦優勢的同時，加快改善硬件設施、大幅提升人力資本、逐步轉型產業結構，無疑對于其今后發展具有更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表現
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根本改變了全球經濟發展格局的未來走向。以新興市場經濟體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資本、技術等長期被發達國家壟斷的高端生產要素開始向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加速轉移，不僅推進了這些國家的技術升級和產業替代，也進一步激發了其固有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稟賦優勢，提升了其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地位，增強了其在全球經濟發展和治理體系中的整體影響力。
（一）經濟總量
2001年至2011年，E21經濟總量（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從51585億美元增長至210639億美元，占全球經濟比重由16.48%迅速上升至30.10%。而同期G7經濟總量僅從206135億美元增長至335645億美元，占全球經濟比重由65.87%下滑至47.96%。2001年，E21中處于中高等收入國家行列的有9個、處于中等和中低收入國家行列的有10個、處于低收入國家行列的有2個；至2011年，處于高等收入國家行列的已增加到4個、處于中高等收入國家行列的擴展到12個、處于中等和中低收入國家行列的降低至5個，并已全部擺脫低收入國家行列。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印度4國經濟總量分別由十年前的世界排名第七、九、十三和十九位躍居至第二、七、九和十位。
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印度經濟繼續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俄羅斯、巴西、墨西哥等E21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速回升明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此期間的整體經濟表現遠優于發達經濟體，并成為影響全球經濟運行和穩定的重量力量。但是，由于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起點低、起步晚、人口多，致使其相互之間差異巨大，處于E21最高端的韓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19890美元，而處于最低端的印度卻只有1330美元，兩者之間相差15倍。而即使是處于E21最高端的韓國，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僅有處于G7最低端的意大利的三分之二，至于E21和G7的平均水平更是相差達5倍之多。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趕超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二）經濟增長
追求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2001年至2011年，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總量的累積增幅高達308.33%，遠高于G7國家62.82%的同期增速。其中，中國、印尼、土耳其、智利和秘魯等5國經濟漲幅位居E21前列，印度和墨西哥漲幅則相對較小。
受世界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以來，E21經濟增長總體有所回落，除中國繼續保持8.8%的高速增長外，多數國家經濟增速僅能維持在5%左右，泰國更是出現了0.5%的負增長。但從總體來看，這一增長水平依然遠高于深陷金融危機的歐美發達國家。在G7中，除德國在2011年出現了3.1%的經濟增速回升之外，其他國家僅能維持1%左右的增長率，而日本則已連續幾年增幅為負。不斷擴大的經濟總量和較為明顯的經濟增速，使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此輪世界金融危機中，充分展現了其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由G7主導全球經濟格局的時代正在被新興市場經濟體逐步打破。
（三）價格水平
價格穩定是宏觀調控的重要內容。根據經濟發展規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具有較高相關性。妥善協調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之間的相互關系成為考驗一個國家宏觀調控成熟度的重要判斷依據。2011年，E21平均消費價格指數為5.6%，維持在溫和通脹范圍之內。其中，摩洛哥、捷克和馬來西亞等15個國家低于該平均水平；土耳其、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已進入嚴重通脹國家行列；而阿根廷和埃及則長期徘徊在較高水平。
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價格水平，一方面受本國經濟發展環境和宏觀調控政策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國際經濟環境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政策影響。由于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深刻震蕩的谷底階段，發達國家經濟低迷、金融市場震蕩不前，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得以持續維持較低通脹水平的重要原因。但隨著全球經濟的逐步復蘇，受各國生產者價格指數推動影響，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必將面臨新的通脹壓力。因此，提高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宏觀調控水平，不僅需要增強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駕馭能力，更需要其能夠降低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依賴，強化其在全球經濟競爭環境中的自主能力。
（四）國際貿易收支
由于E21貨幣均不屬于國際支付和儲備貨幣，因此，必要的國際貨幣儲備對于確保其進口和其他需求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匯率亦受該國國際收支狀況影響，長期大幅赤字必然導致本幣貶值，進而影響其資本和流動性表現，對實體經濟造成損害。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常賬戶得以實現再平衡。但隨著其后世界貿易形勢的逐步好轉，部分E21的經常賬戶再度出現大幅失衡，赤字規模不斷擴大，并尤以土耳其、印度和波蘭最為嚴重。不僅如此，2010年以來，土耳其、印度和波蘭等國經常賬戶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也呈上升趨勢。與此同時，中國、韓國和印尼等國經常賬戶余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卻在不斷下降，僅中國就由2007年的10.60%降至2011年的2.76%。隨著中國等E21經濟增長由外需推動向內需拉動逐步轉變以及國際經濟形勢的長期低速增長，這一趨勢仍將持續下去。
E11的國際收支狀況是與其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產業結構緊密聯系的。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均曾經歷過貿易總量持續擴張的過程。截止2011年，E21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10892.8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總額的30.65%，與G7總體水平（35.10%）基本持平。在E21中，中國、韓國、俄羅斯、墨西哥和印度等國進口和出口貿易額均位居前列，占E21進出口總額的64.43%，而馬來西亞、匈牙利、捷克、泰國和韓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已接近或超過100%。
（五）就業情況和收入分配
就業情況是反映經濟運行走勢的關鍵指標。由于E21發展水平和就業結構存在較大差異，其就業率也相差很大。截止2011年，E21平均失業率為8.3%，高于G7平均水平（7.67%）。其中，失業率最低的泰國僅為0.70%，而失業率最高的南非則高達24.90%。按照國際通行的4%至8%的自然失業率標準，南非、波蘭、埃及、匈牙利、哥倫比亞、土耳其、印度、摩洛哥和捷克等均高于這一標準。與此相對應的是，即使面臨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機，G7的失業率仍能基本維持在4%至9%之間。這一方面反映了其勞動力供給的相對緊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實體經濟良好的抗風險能力。
就業情況和收入分配是緊密聯系的。多數發達國家都曾經歷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由大到小的變化過程，而多數E21當前正面臨著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嚴峻局面。以基尼系數判斷，在21個新興市場經濟體中，14個國家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屬于收入差距懸殊或較大國家，僅有1個國家低于0.3，屬于收入差距比較平均國家。從洲際分布來看，拉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收入差距較大（0.504），這也是該地區長期處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惡果；歐洲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收入差距較小（0.329），居民總體福利水平位居其他E21前列；亞洲（0.435）和非洲（0.461）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收入差距處于上述兩者之間，但高于G7國家平均水平（0.343）。需要注意的是，“金磚國家”中的南非、巴西、中國和俄羅斯全部處于0.4的國際警戒線以上。這些國家在帶動新興市場經濟體整體向前發展的同時，其內部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已不容忽視，“中等收入陷阱”的陰霾依然籠罩在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之上。
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在此輪世界金融危機中，牢牢把握了難得的發展機遇，迅速提升了自身經濟實力，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發揮了日趨重要的作用。在此過程中，也全面暴露了其長期存在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宏觀調控能力薄弱、產業結構不合理、對外貿易依存度較大等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新興市場經濟體與發達經濟體的最大差距所在。
四、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未來展望
綜合前述分析，當前，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經邁上新的發展臺階：一是良好的資源稟賦優勢奠定了其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為其在世界舞臺上獲得更多“話語權”提供了根本前提；二是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先于發達經濟體走出世界金融危機陰影，全球經濟格局正處在新一輪深度整合之中，未來世界經濟增長離不開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協力支撐；三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內部對話平臺和以“20國集團”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對話平臺機制已步入良性發展軌道，新興市場經濟體內部之間以及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協作機制、交流領域、合作范圍將會不斷深入和擴大，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世界經濟發展和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會隨之進一步凸顯，這將為建立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奠定重要基礎。
在客觀評價新興市場經濟體發展機遇和自身優勢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經濟發展內在規律和復雜外部經濟環境對新興市場經濟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一是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水平依然較低，特別是在體制機制、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宏觀調控等方面依然遠遜色于發達經濟體；二是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國際影響力依然有限：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尚不具備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的綜合實力，對于人類社會未來發展的前瞻性、戰略性規劃能力嚴重不足，世界各國仍只能在發達國家的規劃框架內前行，另一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雖具備資源稟賦優勢，但其在重要戰略物資上仍不具備和發達經濟體進行討價還價的實力，依然只能成為舊有經濟秩序的“參與者”，而非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三是多數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加速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還將面臨著信息化、氣候變化等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各類挑戰。在此方面，不僅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就連發達經濟體也尚在艱辛探索之中。
新興市場經濟體正處于承前啟后的關鍵發展期，面對來自人類社會共同的風險與挑戰以及舊有政治經濟秩序的制約與阻礙，任何單個E21都是無法獨立應對和解決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只有在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其既有優勢、自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同時，不斷加強溝通、積極協作，逐步在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各領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機制，才能在全球經濟秩序和治理體系中真正提升其代表性和發言權，為最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鋪平道路。
參考文獻：
[1]張宇燕，田豐.新興經濟體的界定及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J].國際經濟評論，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