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28 09:22:4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學的核心，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
信息經濟學的產生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共同點是以物質產品及服務的生產、流通、分配及相關活動為主要對象,因而被稱之為物質的經濟學。[1]在傳統經濟學中,信息如同空氣、陽光一樣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經濟成本。同樣,廠商、消費者、投資者和政府等經濟行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處理能力,所以經濟行為者的選擇是確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經濟學之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濟行為者不僅不具備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這與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發生了矛盾與沖突。信息經濟學正是在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中,批判了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論,提出了信息搜尋的概念。斯蒂格勒認為,經濟行為主體掌握的初始經濟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這就決定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要做出最優決策,必須對相關信息進行搜尋,而信息搜尋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與成本、產出聯系起來,提出搜尋概念及其理論方法,是斯蒂格勒對微觀信息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繼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經濟行為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不確定性存在情況下的經濟學。在他看來,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阿羅十分簡潔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經濟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精確的數學描述,用“信息結構”一詞來描述經濟決策利用信息的復雜分布及其與決策的對應關系,等等。搜尋理論后來經過薩洛普(S·Sulop)、截維德和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統地發展,成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一。眾多著名經濟學家在不完全信息經濟分析領域的創造性成果,諸如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決策、對策理論、非對稱信息概念以及價格分散理論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經濟分析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領域。
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 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目前,理論界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主張。[3]一種主張是按照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從市場不確定性角度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另一種主張是按照信息產品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從研究的整體情況看,前一理論體系似乎更多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即便是按照這一主張來構建信息經濟學的整體框架,也還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
思路一為信息經濟學“三分法”,即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三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宏觀信息經濟學和產業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對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產業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按照這一思路,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能夠較好地與傳統經濟學中的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體系相銜接,不僅能夠清晰地勾畫出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之間的界限,合理地安排其理論體系與內容,而且還能較好地構筑信息產業經濟學的體系。在這一思路下,微觀信息經濟學與宏觀信息經濟學結合在一起構成理論信息經濟學,而信息產業經濟學則構成應用信息經濟學。
思路二為信息經濟學“二分法”,即按
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與此相適應,將微觀信息經濟學作為理論信息經濟學,而把宏觀信息經濟學作為應用信息經濟學。根據這一思路構建的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將思路一中的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部分內容歸到一塊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將廠商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這一思路的主張者認為,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將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的微觀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加以區分,并且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在信息經濟學學科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三
信息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4]比如委托一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現代企業建立以及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首先,信息經濟學中的委托—理論,對我國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具有借鑒意義。委托—理論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國有企業改革要建立起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這一制度正是以合理有效的委托—合同為基礎的。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企業改革所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比如資產重組、企業破產與兼并、股份制改造等,都需要有一定的市場經濟“游戲”規則來約束和規范市場行為,這個規則就是市場經濟主體共同遵守和不斷創新的委托—合同。
其次,信息經濟學中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決策和加強政府宏觀經濟調控,正確處理好企業與市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持。信息經濟學較為深刻地探討了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市場經濟行為的兩個主要現象,即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無論是生產者、經營者還是消費者,都面臨著不同形式的不利選擇和道德風險。生產者面臨著消費者的大量的、復雜的道德風險行為,而消費者也同樣面臨著由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選擇和生產者轉移的道德風險。在這種情況下,信息經濟學所揭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無論對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有助于其作出各自相應的選擇與對策。
1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信息經濟學是針對“信息”這一對象分析如何優化資源配置的交叉科學，融管理學、經濟學、系統科學、運籌學和信息科學于一體。當前信息經濟學的體系構建主要依照兩種研究思路來進行。
思路一：信息經濟學的“二分法”。它將信息經濟學分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兩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按照市場不確定性原理，將產生行為的不確定性和政府行為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放到一起來分析；宏觀信息經濟學則由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社會的各種經濟理論組成，以信息技術的不確定性為基礎，分析信息技術的各種經濟影響和福利效果。按照這一思路構建信息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可以清晰地看出信息經濟學的學科交叉性。在微觀部分強調經濟活動中的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性，使得價格的搜尋需要付出成本，買賣雙方的私人信息會影響決策，個體有限理性。價格不再是唯一的市場調節手段，運用契約理論或機制設計理論的激勵約束手段與機制不可或缺。而宏觀部分能夠較好地體現信息產業對信息時代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與地位。
思路二：信息經濟學的“三分法”。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傳統框架出發，將信息經濟學劃分為3個部分：微觀信息經濟學、中觀信息經濟學和宏觀信息經濟學。微觀信息經濟學主要以個別市場主體為基本分析單位，考證信息市場均衡、勞動市場供給、消費者行為以及市場機制等一系列微觀經濟問題的影響，重點分析信息資源配置和微觀信息市場的效率問題。中觀信息經濟學，即產業信息經濟學，著眼于對信息產業的分析，主要包括信息技術產業化、信息產業基礎與結構、信息產業國際化、信息資源與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內容。宏觀信息經濟學則從國家和世界經濟的層面出發，論證信息對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影響，研究信息與財政政策、金融制度之間的關系，探討信息在宏觀經濟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國際信息經濟與本國信息經濟的關系等。按照3個層面的劃分，使得信息經濟學與傳統經濟學的研究體系保持一致和良好銜接，因此信息經濟學又稱為西方信息經濟學、理論信息經濟學、信息產業經濟學和信息工業經濟學。
2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盡管不同學者對信息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有著不同的見解，但是整體上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可以分為以下6個方面：
(1)經濟信息。研究不對稱性和不完全性信息對于行為人的影響，探討某種信息條件下行為人相互作用的經濟問題，如非對稱信息下分析模型、委托一理論、不利選擇與道德風險、廣告模型、市場信號模型、不完全信息分析模型、完全信息下的靜態博弈、不完全信息下的動態博弈等。
（2）信息商品。信息商品的特質屬性有以下幾方面：一是共享性。信息商品即使在消費后，也不會消失，而且通過加工提煉，會形成新的信息。二是時效性。時間會使得信息價值消失。三是不對稱性。所謂的委托一和逆向選擇。四是知識性。同樣的信息，使用者不同，信息商品的價值不同。五是獨創性。如知識產權保護、著作權保護等都是信息獨創性的表現。六是效用動態性。信息商品通過傳播被更多人認可，可能效用會增大；如果被惡意擴散則效用可能降低。七是相對性。不同的信息需求者對信息商品的價值認識不同。
(3)信息社會。人類文明進入到信息社會，也稱為后工業社會，社會經濟的主體由制造業轉向以高新科技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即信息和知識產業占據主導地位；勞動力主體不再是機械的操作者，而是信息的生產者和傳播者；交易結算不再主要依靠現金，而是主要依靠信用；貿易不再主要局限于國內，跨國貿易和貿易全球化成為主流；由傳統的金字塔形組織管理結構向網絡形的組織管理結構轉變；信息和知識生產成為社會生產的重要方式；數字化的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正在形成；信息化對抗衍生出了信息化的新戰爭形態。
（4）信息經濟。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信息經濟是通過產業信息化和信息產業化兩個相互聯系和彼此促進的途徑不斷發展起來的，出現了新形式的勞動對象、勞動關系和經濟結構。有人稱搜索引擎為互聯網經濟的車輪，預測搜索引擎將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基于Web2.0這種創新的信息技術和創新的理念，電子商務和電子政務實現了網絡經濟環境下新的商業活動交易和辦公模式，將會成為未來人類經濟活動的中心。
（5）信息產業。工業信息化、農業信息化以及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將建立在基于信息技術的智能化設備的基礎之上?！笆澜缡瞧降摹毙畔a業發展與全球化和一體化，加強了全球分工。信息產業催生新興行業，引發了全球“物聯網”和“數字地球”的研發，成為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帶動全球經濟增長。
3信息經濟學的新發展
（1）新組織信息經濟學。IT技術的發展，使得組織的體系結構和運作方式發生了較大改變，需要研究新的信息資源配置方式，新組織的信息機制設計和信息效率分析，IT作用下新組織的委托理論和激勵約束機制，虛擬企業和戰略聯盟中的信息不對稱等。
（2）網絡信息經濟學。網絡信息的外部性更大，網絡經濟的開放性和競爭性更加強烈，由此，網絡信息經濟學已經成為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如網絡信息傳送與交流、網絡信息價值評價、網絡經濟政策和網絡經濟法規的制定等，其中一個重要研究內容為建立電子政務和電子商務的網絡平臺，實現各種有價值的交流互換、共享而改變行為方式促進“協同交易”。
(3)國際信息經濟學。隨著全球一體化的形成，各國之間的聯系日趨緊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要擴展到國際領域，討論世界信息經濟的生產效率、信息資源配置效率，國際信息政策對比、評判與預測研究，各國信息經濟依賴程度與跨國信息經濟比較等內容。
（4）交叉地帶信息經濟學。信息經濟涉及通信、經濟、管理、計算機等多種學科，各學科都有自身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特點，分析信息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聯系與區別，探討各學科之間的異同點，從而揭示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
4結語
信息經濟學是隨著社會經濟信息化而發展起來的經濟學與信息科學的交叉學科，帶有明顯的綜合性和邊緣性，同時它也是—門與時俱進的理論，其研究范圍廣泛并不斷擴展深入。
關鍵詞：創建；合作；經濟學
過去，斯密、馬克思、馬歇爾、凱恩斯等所倡導的經濟學都強調把“競爭”作為經濟學的核心，主張“競爭”是經濟學的靈魂，而忽視了競爭的對立面——合作也是經濟學的一面鏡子。
市場經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期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成功的實踐證明，競爭雖然是市場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競爭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和源泉。但是純粹的競爭經濟學面臨著嚴峻的考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競爭，因為競爭可以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但是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也離不開合作，離開“合作”，就避免不了矛盾的滋生，從而導致市場經濟的秩序難以維持，整個經濟環境就會一團混亂，而且更多的需要在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所以，經濟學由“競爭”轉向“合作”是時代及市場經濟實踐的客觀要求，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下面我們主要從以下幾方面來談談創建“合作”新經濟學。
1 “合作”新經濟學的理論前提
經濟學從過去發展到現在，在其發展過程中，哲學觀在其發展過程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確立正確的哲學觀有利于構建“合作”經濟學理論體系。構建“合作”經濟學的哲學觀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合作”經濟學是以基本原理為指導，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客觀地分析新的經濟現象，從標新立異的文化視角考察整個人類的經濟活動。隨著各國交流和聯系的日益密切和加強，全球化和一體化成為經濟學領域的趨勢和潮流，合作在全球化和一體化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合作”有利于消除誤會，有利于各國放下矛盾和分歧來，因為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實質就是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配置和利用，是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推廣和深化。在“合作”的經濟環境下，各國、各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高度進行交流和交往，從而可以互通有無，調劑余缺，所以“合作”經濟學反映了先進社會生產力要求和規律，是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和趨勢，在“合作”的經濟環境下，市場經濟必然顯示出更強大的生命力。
第二，占主導地位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經濟學存在著嚴重的弊端，缺乏應有的人文關懷和人本管理理念，而“合作”經濟學恰恰注重人文關懷和“人本管理”。數學在某種程度上被濫用，經濟學成了數學的奴隸，經濟學的數學化程度越來越高，數學化模型越來越復雜，把經濟學無限制的變成數學，走進死胡同，經濟學逐漸被數學同化甚至取代。然而在任何一種經濟學都重視“人”的主體性，強調“人本管理”理念，以人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作為研究對象，失去了“人本管理”的經濟學理論沒有任何現實意義可言?！昂献鳌苯洕鷮W要注意其現實意義，要研究人與人在當代經濟活動中的交往關系，只有這樣，才不會失去對其研究的價值。
2 “合作”經濟學的文化根基
中國上下五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范圍廣泛、內容深厚，其中很多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經濟學思想。譬如在道家自然觀的基礎上，完全可以產生自由主義經濟學：法家文化也可以成為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儒家文化更是豐富多彩，包容萬家經濟學。由此看出，中國文化為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沃土。
回顧經濟學史，可以說，迄今為止的經濟學都是以“競爭”為主線的，這并不是說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是錯誤的，因為現實世界本來就充滿了競爭，已有經濟學的最大貢獻正是揭示了這些競爭，而對競爭的另一面“合作”從來沒有給予過足夠的重視，這里指的沒有對“合作”重視主要是說對“合作”沒有像對“競爭”那樣給予充分的理論研究。而中國的傳統文化根基，特別是道家的“無為”思想，墨家的“兼愛”、“非攻”文化，以及儒家的“以和為貴”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帶有“合作”的痕跡，這些思想很容易成為“合作”經濟學的哲基礎，為創建“合作”經濟學提供文化根基。
3 “合作”經濟學的主要內容——交往生產力
交往生產力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生產力是指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聯系，，5體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物質和能量的交換；另一方面，生產力還包括人與人之間發生的相互關系，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與對話。生產力是一個復雜的龐大的系統，不僅包括生產資料、勞動者、還包括人們在社會活動中的相互關系，譬如生產的社會分工和協作、勞動的組織管理、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科學技術的運用等等。
一般而言，生產力的發展是人從自然束縛下和社會束縛下獲得解放的雙重過程。生產力從社會束縛下獲得解放的過程實質上是結構性生產力得以釋放的過程，結構性生產力主要是指組織、協作、管理等形式存在的生產力，也叫“合作生產力”，結構性生產力中的各種要素協作，從而產生一種新的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合作”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經濟學中，人們的生產存在著一種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人們只有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共同勞動，相互協作，取長補短，才能順利的進行生產。其次，結構性生產力是單個生產要素協作形成一種“集體力”對抗社會束縛的必然產物。俗話說：“人多力量大、滴水穿石、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所有這些都是強調的“合作”的重要性。經濟生產中，只有通過“合作”才能實現整體的優化，實現熬體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所以我們要重視生產力的合作，促進經濟穩步增長。
4 “合作”的實現方式——實踐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相互聯系。實踐的生產關系有社會性生產關系和技術性生產關系兩種。技術性生產關系主要指生產與勞動對象之間發生的相互聯系，其中主要體現了生產功能；而社會性生產關系主要表現為人們對產品的占有。合作在實踐生產關系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技術性生產關系和社會性性生產關系之間架起了中介作用。如果實踐生產關系表現為技術的生產關系與社會的生產關系的相統一，那么表明“合作”已經順利實現；而如果技術性生產關系與社會性生產關系相背而行，說明“合作”并未實現，有待進一步的發展。從總體上講，社會的生產關系制約著物質的生產關系的實現，因為社會性生產關系體現為價值，而物質性生產關系體現為價值，所以我們更要重視物質生產關系的“合作”實現。
5 結語
綜上所述，只是我對“合作”經濟學的粗略看法，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發。以往的經濟學是以“競爭”為主線的，但是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學將出現重大的變革：經濟學將由以“競爭”為主線轉向以“合作”為主線，“合作”將成為新經濟學發展的主流，中國具有發展新經濟學得天獨厚的優勢，中國的傳統文化能為“合作”經濟學提供基本方法論，中國經濟的崛起為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學中心或中心之一提供了現實基礎。希望中國抓住機遇，使經濟發展再上新臺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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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息經濟學；應用；意義
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體系可以分為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而微觀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內容體系主要包括：不對稱信息理論、信息商品的分析、信息市場分析、信息搜尋理論等，其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是微觀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宏觀信息經濟學研究的內容體系主要包括：信息產業、信息技術理論探索與生產率和信息化與工業化等等
一、微觀信息經濟學的應用
（一）對不對稱信息理論的介紹
不對稱信息經濟學是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對稱信息前提下，研究交易關系和契約安排的理論，是以不對稱信息特殊視角對信息、經濟相關問題展開分析的理論成果。正是不對稱信息概念的引入，才使得以信息為基礎的決策更加符合實際，從而使信息如何改變經濟參與者的決策環境進而影響其經濟行為的分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對稱信息為前提取得的理論研究成果，形成了當代最富特色的信息經濟學研究領域。
（二）對不對稱信息理論的應用
我國學者對非對稱信息理論的應用，主要集中在應用激勵機制理論對金融和醫療等領域出現的一些相關的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在金融領域，部分學者應用非對稱信息理論分析如何對金融機構進行資本監管以及如何進行金融監管，利用激勵機制理論對風險投資的合理性進行解釋、利用非對稱信息理論對風險投資的進入和退出問題進行解釋并提出相應改善措施，以及對證券市場的尋租行為和造假現象進行分析等。在醫療領域，近年來，醫患關系呈現緊張趨勢，一些學者應用非對稱信息理論解釋醫患雙方的信任問題，認為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完善激勵機制等措施可以使醫患之間關系得以改善，醫療費用的過度上漲已經成為目前中國醫療體制改革的一個熱點問題，而醫療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特殊性導致醫患雙重道德風險問題，是造成醫療費用過度上漲的重要原因，故應當從規避醫患雙重道德風險的角度設計醫療費用過度上漲的控制機制等等
二、宏觀信息經濟學的應用
（一）“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
所謂的“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是指IT投資的實際生產率效應和期望之間不一致的現象。我國學者對“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研究主要是對該悖論產生的原因作出解釋，并提出解決對策。測度不當、時滯、利潤的重新分配和擴散、信息和技術的管理不善、信息技術對其他生產要素的替代、股票市場、分析工具不當等是造成“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產生的主要原因，但“信息技術生產率悖論”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就開始消失，目前，信息技術創新已經成為經濟增長和生產率增長的必要條件之一，提高信息技術效用的基本途徑有加強IT/IS項目管理，提高IT/IS產品的質量和技術性能、推動IT/IS與組織變革互動，建構新組織結構、提高公司學習能力和創新能力等。而如何通過定量方法測度信息技術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在我國尚屬空白。
（二）信息產業
我國現階段在信息產業發展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信息技術水平較低、通信業務創新能力不強、公平公正、有效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尚未形成、信息安全管理滯后于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高層次、復合型人才嚴重缺乏等問題，發展我國信息產業的思路應是明確戰略方針、進行統籌規劃，加快信息基礎網絡建設、積極拓展國內市場空間，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突出重點，產業布局合理、提高自主知識產權的開發能力、建立風險投資基金，加大支持力度、實行政策扶持、培養人才、重視發揮市場競爭的作用等。
（三）信息化與工業化
工業化是農業主導型經濟向工業主導型經濟的演進過程，信息化是工業主導型經濟向信息業主導型經濟的演進過程。工業化與信息化的關系主要有：工業化是信息化的物質基礎和主要載體，信息化是工業化的提升動力和推動“引擎”，信息技術推動的工業化是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給工業化帶來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影響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組織方式；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化，引起新產業群的興起；影響區域資源的配置方式。在信息化與工業化相互作用過程中，政府所應起到的作用一是建立一個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二是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信息化帶動工業化應該采取的對策有：樹立政府目標導向；以應用促發展、發揮市場推進作用；鼓勵創新：一是技術創新，二是管理創新，三是制度創新；加快推進產業升級。
三、宏微觀信息經濟學的現實意義
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前提是：完全信息、完全競爭、理性人和市場出清等等。由此，傳統經濟學構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而假設前提與經濟現實的脫節，決定了傳統經濟學具有自身難以克服的痛疾。在否定完全信息假設的基礎上信息經濟學脫穎而出，使得經濟分析更加貼近現實。
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有力地說明了不完全信息和非對稱信息的作用機理，揭示了它們是怎樣導致市場運行低效率甚至市場失靈的，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斯蒂格勒的信息搜尋理論說明，搜尋成本使得“完全信息”本身就意味著付出代價，人們仍然按照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原則來確定所需要的“有效率的信息完全程度”。而在傳統經濟學中，獲得信息是不需要付出成本的。阿克爾洛夫通過舊車市場說明，逆向選擇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市場失靈以及假冒偽劣商品對市場運行的破壞作用，而在傳統經濟學中，競爭導致優勝劣汰。斯彭斯通過勞動力市場模型說明信息傳遞可以消除逆向選擇的影響，這也可以用來解釋上市公司的過度分紅行為。斯蒂格利茨通過保險市場模型說明信息甄別可以消除逆向選擇的危害，這也可以用來說明，農業土地租賃市場上的分成制、信貸市場上的信貸配給以及勞動力市場上實際工資高于市場工資，但是卻存在非自愿失業的狀況。維克里和莫里斯等人的研究則說明，隱藏信息和隱藏行動的情況怎樣導致了道德風險的存在以及應當怎樣通過機制設計來解決這些問題。
論文摘要：歷經 30余年發展 ．國際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 學界 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國際政治經濟學把 國際政治關系與國際經濟關系及其互動結果和衍生現象銜接起來，從全球化角度剖析了國家與市場的現實場景、互動關系和作用規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空間的延展，特別是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與其核心原理日臻完善和成熟。當前，國際政 治經濟學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的分析框架。面臨著諸如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的繼續充實與更新等一系列問題。
隨著全球體系的加速形成，興起于 20世紀 70年代西歐和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IPE)，日漸成為學界所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從理論和方法論角度而言，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以及若干核心原理，包括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理論 、現實主義與霸權穩定理論 以及激進主義與世界體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化與國際經濟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和相互滲透，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研究素材和新穎的思維視角，也昭示著其已經步入新的變革時期。
一、 自由主義與相互依存論
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對國家的決定性和強制性，其觀點承襲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理想主義傳統。自由主義把國際關系的發展看作是一部市場進化的歷史，當今世界體系是由全球性的現代化所塑造，并有賴于三種力量 的推進：一是經濟力量，即開發市場、利用新資源的能力；二是技術力量，如通訊、運輸 、制造手段的革新；三是組織力量，即管理經濟活動的方式。靈活應對主要由上述三種力量推動的市場化構成了國家生活的主要內容~13(P14)。國家間穩定的貿易與經濟交流、深化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由此凝結的互惠紐帶，有助于鞏固和發展國家問的合作關系，從而成為培植國際和平的源泉之一 。對此，相互依存理論(interdependence theory)從民族國家與全球市場的權能關系角度 ，給出了學理推斷和說明，其也成為自由主義中最重要的分支理論之一。
相互依存理論認為國家間的經濟依賴狀態是一種客觀情形 ，各類國際行為主體(國家、國際組織與跨國公司等)活動的終極 目的是促進全球資源配置的均衡化和效用最大化，實現全球福利的普世化 ，從而為國際和平提供一種功能性的保 障。為此 ，必須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從而強化 國際經濟關系的正向博弈功能，使各類國際行為主體通過合作關系的不斷推進而共享利益，以推動國際經濟體向均衡化發展。經 由相互依存的組織網絡形成的技術上合作、行為上共處的國際體系，為更多的使用非政治方式和非軍事手段來解決國際沖突提供了必要條件。
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相互依存狀態并不必然地意味著國際行為主體問的合作一定就是平等互利和非零和的關系。由此，羅伯特 ·基歐漢(Rob一ert 0．Keohane)和約瑟夫 ·奈(Joseph S．Nye)提出了復合相互依存理論(complex interdependenctheory)。該理論的創新之處是引入了成本一收益分析法，指出相互依存關系包含著代價，而事先指明某種關系的收益會大于代價不太可能。這取決于國際行為主體對自身價值和依存性質的判定[2(P14)。很多學者注意到，相互依存關系的達成及其程度受到交往單元的數量與損失程度兩大變量的迭加作用和影響，致使依存關系中權力的來源更加復雜，形成所謂的敏感性 (sensitivity)和脆 弱性(vulnerability)，依存 的雙方或多方只有相對受益(relative gains)和相對受損(relative loses)。換言之，國際社會中的相互依存關系大多是非對稱的從而造就了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相互依存關系的遞進與發展 ，非但沒有弱化國家的政治權威 ，反而是相互依存的非對稱性所特有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為國家新的政治權力提供了來源與動力。為此國家間必須保持適度交流(以不引起對方感到威脅為底限)，以減少相互依存中的對立因素并使之趨近于對稱，從而強化由此派生的國際協調與國際合作的基礎，即國際制度 (international regimes)，使之成為調節和控制國家間關系的一般性制度安排C33(P320—324)。
二、現實主義與霸權 穩定論
現實主義源于重商主義和德國歷史學派。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是政治經濟問題的中心，市場依賴于國家的存在。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認為重商主義意味著現代 國家的形成 以及資本主義的贏利經營轉移到政治上(4](P370—375，727)。弗雷德里克 ·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生產力理論”認為 ，權力較之財富更重要，并決定著國家的主權獨立和財富保持C5)(P46—47)。國家應大力發展新型工業和貿易，并依賴保護主義手段確保本國的工業競爭力。
現實主義從國家中心論出發，對內強調干預主義，對外主張保護主義，并認為政治權力框架決定經濟利益分配。民族經濟的發展與國家財富的增長依賴于國家“為尋求權力而斗爭”的能力。本質上，國際經濟關系是相互沖突的，世界經濟競爭的零和博弈特性，凸顯國家安全和軍事力量對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決定性。競爭作為國際交往的一種常態 ，意味著增強自身優勢和削弱競爭對手。霸權穩定理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尤為明顯地體現了現實主義的訴求和預期。
霸權穩定論主張由單一的霸權 國家主導國際體系，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創立結構和秩序，以便規避無政府狀態(anarchy)下國際體系的失序風險。羅伯特 ·吉爾平 (Robert Gilpin)從基本力量模式(crude basic force mode1)角度，給出了霸權國家確立的三大標識：一是形成以霸權國家為中心的經濟勢力范圍；二是建立以霸權國家為核心的金融貨幣權勢；三是霸權國家具有適應全球經濟變化的超凡能力。從公共產品(public goods)角度而言霸權國家所提供的諸如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制度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國際政治和安全機制等雖然體現了霸權國家的意志和夙愿，成為鞏固霸權國家權力和地位的重要工具，但也有益于體系內的成員國。因此，霸權也被認為是維持無政府狀態下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一項條件。
霸權穩定論突出了政治結構變動對 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它尤為關注國家體系以及國際政治關系在組織和管理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并視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為首要目標。基于對霸權戰爭尤其是世界政治變革的系統研究，羅伯特 ·吉爾平從因果機制(causal mechanism)角度闡明了霸權 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并指出了統治或控制國際體系的三種途徑：一是國際體系中政治聯盟 間的權力分配，從形式上有單一結構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二元結構的冷戰體系，以及多元結構的均勢體系；二是國家間威望的不 同層次 ，威望 (prestige)就是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聲望，并 由此決定哪些國家實際上統治國際體系；三是國家間互動的一系列權利和規則—— 國際條約，其所依據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集團或國家的權力和利益 ，有學者稱之為“統治者實踐的模型”[6](P35--42)。
現實主義認為，霸權 國家塑造和維持國際體系穩定與和平的基礎是其強大的生產能力所帶來 的“經濟剩余”。這種“經濟剩余”會因邊際收益遞減法則和經濟結構的“軟性化”而趨減，從而導致霸權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欲逐漸減弱，以致其所確立的國際體制最終歸于瓦解，國際社會再度進入失序狀態?？梢?，由唯一主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很不穩定。由此 ，羅伯特 ·基歐漢提出了霸權后合作理論。通過增加維持秩序的主權 國家的數量來分散負擔國際公共產品，交涉形態的多元化有利于有關國家協調立場，從利害關系的連續微調中達成利益一致，從而實現國際體系的結構性穩定。
三、激進主義與 世界體系論
激進主義的最大創見是立足于世界政治經濟的邊緣地帶(第三世界)而非核心地區(發達國家)從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后果角度來探究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演化[7](P54)。激進主義認 為從本質上國家間關系是一種國家與國家社會力量間的關系。世界體系中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力量(核心地區與其統治力量)，只要可能總是要對世界進行政治、經濟和精神的改造。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從本質上就是一種剝削關系。擺脫與發達國家的依附關系，最終實現發展中國家的非殖民化和現代化 ，成為激進主義的一項核心命題。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是其 中一支較為典型和發展相對較快的學說。
世界體系論主張對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和社會變革展 開長時段 (1ong term)和大范 圍(1argscale)的研究，以充分顯現世界體系的“社會時間”和“地理空間”特質。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認 為，世界體 系是一個 由政治、經濟和文明三維組成的實體，它具有單一的勞動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一維的“國家”和“社會”。世界體系中政治單位間的聯系圍繞經濟利益分配展開。次序地呈現出中心(center)、準邊緣(semiperiphery)和邊緣(periphery)三級結構，并最終被政治安排和文明認 同所強化[8](P462—470)。
世界體系論的一項假說認為，資產階級必定利用其主宰物質生產過程的巨大優勢來統治世界，并通過建立某種制度來保證這種統治，不符合這種制度安排的國家將受到打壓。由于國家間政治經濟關系受制于某種世界性的生產方式，只要介入這一過程的國家都存在相互作用和影響。在生產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的霸權國家必然對國家問的政治關系發揮著領導作用，因而存在外圍或非中心國家的挑戰以及中心結構 內部霸權與挑戰霸權的斗爭E9；(P5—1 3)。世界體系論的最大貢獻是對霸權的興起和衰落，即國際體系在單一中心霸權和多中心力量平衡間的波動周期及其規律的系統研究。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一個循環序列(103(P229—230)：第一階段，嚴重政治沖突(全球戰爭)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卻很難實現 ；第二階段，世界秩序(世界權力)初創時期 ，國家仍然對秩序的期望很高，這種秩序實為霸權的產物；第三階段，霸權合法性減退 (hegemonic delegitimization)時期，國家對秩序的期望讓位于各種安全范式 ；第四階段，權力分散(deconcentration)時期 ，國家對秩序的期望及其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降至最低點。這種循環序列構成了世界政治的一個霸權周期，即長波周期(一般為 100年)。
對于世界政治 中權力“集中”(concentration) 和“擴散”(diffusion)的波動周期，伊曼紐爾 ·沃勒斯坦從世界體系的運行動力角度給出了分析和解釋。他認為世界體系中存在兩個范疇的運動：一是階級范疇的運動，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和抗爭，其動力是資本積累；二是地理范疇的運動，即核心地區和邊緣地帶的依附與對立，其動力是不等價交換El1](P80—81)。從構成中心和邊緣關系的主要層面而言，雙方的結構和地位經由一定條件的催生可以互相轉化換言之，中心和邊緣并非一成不變的，核 fl，地區會 出現停滯并淪為邊緣地帶；邊緣地帶也可能上升為核心地區或準邊緣地區。所謂“一定條件”，主要是三種類型的跨邊界交換 ：一是經濟交換(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等)；二是政治交換 (戰爭、侵略、精英聯盟等)；三是文化交換(信息、規范、意識形態、宗教等)。上述三種交換的結果， 并不意味著必然會形成一個單一的集合體，但從 中心化或邊緣化中出現的經濟兩極化必然會伴有政治兩極化，即核心地區成為強 國，邊緣地帶淪為弱國，從而形成了帝國主義的霸權。
四、結 語
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在全球體系中的相互作用和影響 ，從本質上反映了國家權力與世界市場之問的關系，這種關系又直接表現為各種類型的國際行為主體在國際事務中的協調和博弈。由于直面國際關系現實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迅速發展起來 ，建立了一套系統的概念和假說，產生了一批影響深遠的學說。目前流行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是大量 的個案研究 (case—studies或 issue—studies)[12](P178—179)。這反映出，國際政治經濟學雖然突破了傳統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學科分野，而且日益融會了兩大學科的基本原理，但其仍然受限于理性主義(rationality method)的分析框架。這導致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流派長于解釋 國際行為主體在給定結構下的行為選擇以及系統的維持，而不長于解釋結構的變化和系統的更新①，由此從分析方法和分析語言上預留了巨大的延展空間。國際政治經濟學不妨借鑒建構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引入作為解釋結構變化 和系統更新 的新變量 ，比如身份認同(identity)等概念 ，以便增強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重釋性和問題 回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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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義經濟學的誕生，被認為是由于正統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理論假定與它的形式論證的范圍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為主流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核心，通常由一系列與理性、知識、邊際、均衡和人類當事者有關的思想組成，主要包括：
1、所有經濟當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為。這是因為這些當事者被假定為根據外部給定的偏好最優化。
2、沒有嚴重的信息問題[1]。包括與未來有關的根本不確定性、對復雜世界的結構和參數的廣泛無知、以及個人對普遍現象認識的分歧。
3、理論的焦點為趨向或達到了的靜止均衡狀態，而不是整個歷史時期中的連續的轉變過程。
但是，關于個人選擇和理性最大化這些核心的新古典結構，以及信息問題易于處理的連續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經濟理論發展的很大影響，如斯科特、威廉森、阿爾欽、西蒙等經濟學家的理論思想，盡管他們在對待主流經濟理論的態度和與主流經濟理論的距離方面存在差異，但他們還是存在許多共同的主題，他們普遍觀點包括：
1、根據已知的或確定的選擇進行理性的最大化這一假定，日益被抨擊為過于狹窄和簡單。這些批評有的是直截了當的，如指出取得相關信息費用的困難（威廉森），有的則比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識問題及理性本身的性質。
2、在對新古典時間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時，把經濟現象視為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當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時間過程中學習的結果這種觀念，正日益加強，人們越來越把經濟現象看成是進化和動態的，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的均衡。
3、對于經濟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義和實際重要性的認識，正在不斷提高。一種新觀念正在形成，即經濟協調不可能只是市場上的價格信號問題，而且還必須得到廣泛范圍的其他經濟的、社會的制度的支持。盡管后者有舊時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對，但還是被看作是經濟研究的重要而理所當然的主題。
正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基本理論假設和前提的質疑和否定，以及對新的因素如時間、信息、不確定性，以及非理性的考慮，才使得一種更加復雜但卻與現實更近的一系列經濟思想被提出來。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在經濟分析的諸多因素中，對于經濟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義和實際重要性的正逐漸的提高，人們對制度的認識不斷深入，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之外，把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納入經濟分析已經被普遍接受，這樣一種經濟分析在現代被稱作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理論之不同除了在假設前提及方法論[2]上背叛作為主流的個體主義、理性、最大化思想外，分析工具也不同。新制度經濟學以制度、交易成本、產權、意識形態等分析取代了新古典理論對時間、均衡、價格機制及邊際的信仰。
新古典經濟理論為了使復雜的世界便于認識和分析，把世界想象成只有大炮和面包，把市場想象成只有冰淇淋和蛋糕，制度主義者認為簡化世界的復雜性并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可行的辦法是通過制度行使一種簡化識別負擔（cognition dask）的關鍵功能（制度經濟學，史漫飛，142頁）來解決問題。因為制度的一個功能就是使復雜的人際關系過程變得更易于理解和更可預見，從而不同個人之間的協調也就更易于發生。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解決問題是人類思維方式的成熟和進步。它通過制度這一中間變量來約束和簡化原來復雜的變量，而不是從復雜的變量中選取幾個代表性的變量。如果這一思維方式能為廣大經濟學家所接受，也許會有一場經濟學的革命隨之發生。
我們可以想象，在社會的混亂和無政府狀態中，由于信息、監督和執行問題常常難以解決，勞動分工是不可能的，可靠的約定無法作出，人們相互淪為他人機會主義行為的囚徒而難以自拔。
因此，略為思考一下，我們就能體會到制度對于化解變化莫測的社會關系所帶來的好處。制度使他人的反應更可預見，世界更加有序，從而使一個人更加容易與一個復雜的世界打交道，也使個人更加易于避免“超負荷識別”（cognitive overload）。
舒爾茨把制度定義為行為規則，這個定義已為制度經濟學家所接受。因此，普遍認為制度是一系列為社會所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和政府以法規形式所制定的正式約束的規則網絡，它約束人們的行為，減少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發展帶來的交易費用的增加，解決人來面臨的合作問題，創造有效組織運行的條件。
在制度限制他人的行動并排除某幾類未來事件時，它們也減少著“遠期無知”（forward ignorance）它為人們創造一種信心，使人們感到，生活中的常規很少變化，全在掌握之中。所以，它們限定了指向未來的風險。
并且，用制度降低復雜性的效果可以相當泛化（non-specific），一些好的制度，它能給人們以心理上的舒適感和安全感：感到自己屬于一個文明的、有序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生活，協調成本很低，風險有限，人們能有在家的感覺，周圍的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同時，制度能增強生產要素—如勞動—在滿足人類需求上的效能，這種作用的方式類似于其他一些生產要素，如資本，資本使勞動更加有效率。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把制度視為一種寶貴的生產性資產，制度經濟學家因此把制度稱為“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制度經濟學家把制度在經濟分析中貫徹到底的最佳分析工具是產權在市場理論中的運用。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產權作為分析經濟的工具就象新古典理論運用價格機制一樣駕輕就熟，左右逢源。
資本主義系統以建立和保護排他性私人產權的制度為基礎。但令人奇怪得失，用以解釋資本主義經濟運轉，指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政策的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卻沒有系統的有關產權的理論。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理論預先假定了產權的既定性和永恒性，既然它是確定的，那么就不用考慮它在經濟運轉中的作用了。
實際上，產權在經濟運轉中具有多種功能，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的選擇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產權，它能使人們的交易形成合理的預期，它界定人們如何受益和如何受損，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教大地內在化的激勵（將受益和受損的效應內在化）。
如果指出產權的經濟功能還不能說服新古典經濟理論家把產權納入經濟分析的視野，新制度經濟學家還指出，產權并不想新古典理論所假定的那樣，是確定的，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而且從來沒有一個產權是完整的，產權實際上是由一系列的權利束所組成，它分成不同的權利，并由不同的人行使不同的產權。而且產權功能的發揮并非無條件的，它需要一系列的文化和制度背景支持，不同類型的產權，如私有產權、公共產權、國有產權，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背景下，其經濟功能是不一樣的。但一般地，競爭的邏輯表明，對一個人產權的更完整的界定減少了不確定性，并會增進資源的有效配置與使用。但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信息費用與原因，產權從來沒有被完整而清晰的界定過。正如科斯定理所言，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的初始界定就不影響交易，正因為交易成本不可能為零，所以經濟資源的的有效配置與使用必須以產權界定為前提。
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簡單的歸納新古典經濟理論與制度經濟學的分歧不在于新制度經濟理論對正統理論的否定與背景，而是對其的擴展。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是知識，技術，財富，自然資源，和人口的函數，而新制度經濟理論的經濟函數還包括例如制度、交易成本、產權、不確定性、意思形態等因素。
但就目前的發展而言，制度經濟學盡管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卡爾-馬克思或約翰-凱恩斯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因此，制度主義在新的發展中，可以有效地把馬克思在例如經濟制度的性質和生產理論方面的一些思想和凱恩斯及后凱恩斯主義者在例如不確定性和貨幣理論方面的成果吸引近來。
二、研究的趨勢：是統一，還是并行？
在我們認為正統經濟學把他的分析限定于交換或資源配置，以及有關的決策，忽視社會和經濟環境對于個人偏好的塑造，無視生產技術始終是不斷變化的時候，新古典經濟理論也不是一直毫無進展。實際上遠非如此，它一定程度上表現出生機勃勃的氣勢，有時候甚至在經濟理論領域出現攻城掠地的勢態。
合作性競爭作為企業獲取經營優勢的一種戰略選擇最先引起管理學家，例如哈佛商學院的布蘭登伯格（A.M.Brandenburger）和耶魯管理學院的納爾巴夫（Nalebuff）的關注和研究（注：A.M.Brandenburger,B.J.Nalebuff,Co-opetition:ARevolutionaryMindsetThatCombines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TheGameTheoryStrategyThat’sChangingtheGameofBusiness,DoubledayPublicationPre.June1996.）。但是，作為對傳統競爭觀念的一種否定，合作性競爭中同時隱含著豐富的經濟學內容，它的系統化研究對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亦有積極的意義。
一、合作現象與經典競爭理論發展的關系
競爭與合作都是典型的企業行為。長期以來，競爭行為作為企業和市場活力的源泉，受到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的重視。分析競爭理論的發展過程，從亞當·斯密的“自由競爭”到張伯倫的“壟斷競爭”，從克拉克的“有效競爭”到波特的“競爭優勢”（當然，波特更熱心于向管理者闡述他的理論），我們可以看到企業合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梢院敛豢鋸埖恼f，沒有合作行為的推陳出新，就難以有競爭理論的系統發展。
在經濟學家斯密的時代，蓬勃發展的工場手工業實現了看似簡單，但卻具有革命意義的合作：上下道工序之間的銜接。這種前后合作使得勞動分工和技能專業化成為可能。勞動者由于更加熟練而導致效率的增加。當時除了少量的上下游企業之間的供貨關系外，企業之間的合作并不明確與固定，商品在市場上的交換基本上通過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來實現。在前后合作的背景下，企業間的自由競爭是一種必然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企業內部的前后合作已逐步發展為生產的集中，出現了企業間的合并現象。面對企業間橫向合作發展的事實，師承斯密觀點的穆勒清楚地意識到合作能力的增強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三大特征之一。他將合作分為存在于從事同類工作的人群之中的簡單合作和從事不同種類工作者間的復雜合作兩種方式。穆勒非常重視合作對提高生產力的作用，他說：“如果一個國家存在廣大的市場，商業信用和創業精神”，“那么各個產業部門會愈來愈強烈地顯露出大企業代替小企業的趨勢?！保ㄗⅲ杭s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55頁。）
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這些國家的企業都先后不同程度地經歷了聯合與合并的浪潮。作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的“合作”，這些聯合與合并一方面促進了生產效率的顯著提高，另一方面又導致了壟斷的產生，對自由競爭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1933年，羅賓遜總結了與“馬歇爾沖突”有關的理論探討成果，寫出了《不完全競爭的經濟學》一書。同年張伯倫亦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至此形成了考慮壟斷和寡頭因素的競爭理論。此后，克拉克更進一步提出了“有效競爭”的概念，通過實證分析說明壟斷組織間的競爭同樣將極大地促進經濟向著更有效率的方向發展?？死苏J為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將不會扼殺競爭的效用，競爭與合作會共同推動社會經濟的進步。
進入信息社會以來，企業間的合作愈來愈向高級化方向發展。與大規模的聯合與合并相平行，80年代以后，一種新的企業合作形式——戰略聯盟如雨后春筍，顯示出強勁的發展勢頭。戰略聯盟（又稱策略聯盟）是兩個實體之間為了達到某種戰略目的而形成的一種高級合作形式。這些聯盟主要存在于相互爭斗的強者之間，使得企業間的合作能夠超越合并、兼并等組織變革形式，避開政府運用“反壟斷法”所進行的干預。管理學家及時總結了這方面的經驗，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完成了競爭戰略從理論到實用的過程。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競爭與合作總是相伴而生，競爭與合作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總會產生相應的競爭性理論。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飛躍發展和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速，企業的經營環境已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世紀之交的企業合作已發展到更高的水平，虛擬企業、跨企業信息與經營系統等已成為新時期企業頻繁采用的合作手段。通過對單純強調競爭的思維定式缺陷的反思，人們認識到為了實現企業的經營目標和成長，企業需要與供應商、用戶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也可以和競爭對手進行有效的合作。它不僅是對“純粹”競爭觀念的超越，而且是對“利己性”合作觀念的拋棄。它使企業從創立獨家名牌，消滅競爭對手，占據壟斷地位，套住現有顧客等傳統手段中掙脫出來，而信息網絡環境則使得廠商有可能將競爭和合作有機的結合起來。這種背景為競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超越提供了實際背景。
二、信息資源的特性：分析合作性競爭現象的經濟學線索
放眼世界，信息社會正處于開創合作的新時代。全球性的信息網絡和跨企業信息系統已將無數企業“捆綁”在一起，強迫企業處于各種各樣的合作者的位置上，合作性競爭現象具有信息時代的明顯烙印。
信息資源的一個主要特性是它自身在不斷擴張。
資源的稀缺性是資源配置經濟性的前提，對稀缺資源占有權和使用權的爭奪是絕大多數企業間競爭產生的根本原因。而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其“稀缺性”需要進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定義：首先，其總量始終處于不斷的擴張中，每天都有新信息產生，似乎供企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第二，以國際互聯網等為核心的先進通信傳輸方式的廣泛運用使企業獲取信息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壟斷信息除外），從而使信息成為一種獲取相對便利的生產要素；第三，盡管信息的使用價值有一定時效性，但信息本身的部分非消耗性使之作為一種資源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多次重復使用，各種不同的信息存量的組合都可能發展成為新的產品和服務；第四，作為一種資源，信息不僅是生產性的，而且是消費性的，它能夠形成一個廣闊的市場。信息及信息流正不斷誕生著新的價值機遇，引導著新市場的產生并以極快的速度向消費的各個方向拓展（注：胡漢輝：《有效還是非有效》，東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傳統的資源占有與使用方式是競爭中一方的增加就同時意味著另一方的減少與被剝奪，而信息資源則有可能使大家都同時獲得新增資源。正是這一特性為企業以合作的方式——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競爭——獲得收益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信息資源的另一重要特性是它的開發利用需要合作。
信息資源使“知識”在經濟中的含量不斷上升，從而帶來經濟增長方式的變革。它使合作與競爭藝術化地水融：第一，在信息社會中，技術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各學科不斷地交叉融合，知識的非線性擴張和協同效應，使企業單靠自身的積累很難跟上技術變化的步伐，必須不斷地學習，甚至只有通過合作才能獲得競爭所需要的資源；第二，知識價值的實現在于被使用，就象一本書讀的人越多價值越大一樣，封閉知識必然影響其價值的實現，因而需要采取開放和合作的方式；第三，產品的生命周期日益縮短，而新產品開發研究的費用和風險卻在不斷增加，蝴蝶效應時有發生，特別是在新市場沒有完全出現之時。較之競爭壓力而言，巨額的研究發展費用及失敗風險逐漸成為企業的第一位壓力，為了分擔風險，合作利益常常會超過競爭利益；第四，建立在知識與智能密集基礎上的產業有可能擺脫U型成本曲線的困擾，實現邊際及規模收益的遞增，從而改變競爭的落腳點。以軟件產業為例，一旦某一軟件程序取得足夠的市場份額，兼容的重要性使其他程序的使用者改而用之執行同類功能，從而激發出新的用戶，企業將由此實現持續的增長。其他企業若要進入該企業的市場，在兼容基礎上的革新將較之另起爐灶更為有利。也就是說，大家都默認一個共同的合作基礎而不是一味的自立山頭（注：胡漢輝等：“轉型期中國大型企業技術創新問題的再思考”，《科研管理》，1998年第3期，第11－17頁。）。
根據信息資源的上述特性，為了研究合作性競爭理論的方便，有必要對經典競爭理論的假設前提作出部分修正：1、盡管資源總體上仍然是稀缺的，但部分資源在一定程度上能足夠供應。也就是說，在部分資源的使用上將會降低競爭的壓力。這一假設為超越單純競爭考慮的企業間的合作行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2、盡管部分資源能夠保證供應，但資源的使用須視不同的方式支付不同的成本，“成本風險”日益凸現。如果方法不當，某些方式的資源使用成本甚至會超過利用資源得到的收益。這一假設說明資源的利用方式既存在合作的需要又存在競爭的可能。顯然，上述兩點修正除了給討論企業間的合作現象以應有的空間外，并未從根本上否定競爭行為的基礎。不難發現，信息資源滿足上面二條修正假設。
三、超越競爭意識的形象解釋
基于對信息資源特性的深刻理解，合作性競爭采用雙贏的思維方式，它是對排它性競爭意識的一種超越。雙贏思維認為企業在市場上的運作不必遵從一成不變的規則和思維方式，不必象下棋那樣競爭一方的勝利同時意味著另一方的失敗。我們可以用對流行的“水桶原理”的另一種理解來對這種思維方式加以解釋。
眾所周知，一個水桶所盛水的多少取決于最矮的那塊木板，使最矮的木板高起來一直是企業的追求（俗稱為“水桶原理”）。企業的運營與資本的運作實際上是一個由不同環節組成的、價值不斷變化的循環過程，它們形成了價值增值的路徑。根據“水桶”原理，企業的競爭力往往取決于其價值鏈上最薄弱的環節。為了盛更多的水，企業將不斷地根據市場要求改造自己的薄弱環節，形象地說就是努力加長那塊最矮的木板。
當人們加高最矮的那一塊木板取得成功以后，不久就會發現馬上又將面臨著加高次最矮木板的循環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人們要想使水盛到最高的一塊木板，就必須加高幾乎所有的木板。而且，僅僅依靠企業自身的力量來完成這一過程往往周期比較長，效果也未必理想，這樣思考問題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始終囿于自己的企業，修補自己的“水桶”。這是一種較典型的“競爭第一”的觀念。合作性競爭利用另一種方式思考同一個問題。企業不再僅僅考慮自己的一個“水桶”，不再僅僅著眼于修補自己的矮木板，而是將自己水桶中最長的那一塊乃至幾塊木板拿去和別人合作，去做一個更大的水桶以便盛更多的水，從新的大水桶中得到自己的一份收獲。按照價值鏈的觀點，企業可以用自己價值鏈中的強勢部分與其他企業的強鏈相結合，經由這樣合作構建的水桶的每一塊板都可能是最長的，從而使容積有較明顯的增加。我們稱之為“新水桶原理”。
體現新水桶原理的企業間合作方式之一是虛擬企業。信息時代的電子數據交換系統、電視會議和計算機網絡使跨企業的協調，復雜生產過程及研究與開發項目的控制成為可能，并使因此所產生的監督控制及聯絡成本大幅度下降。連接虛擬企業的每一個企業都可致力于自己的最優方面，將自己的“核心優勢”貢獻出來，所以有可能建立一個“一切都更優秀”的“水桶”結構，以完成某一特定的市場目標或過程。而且，一個企業可以同時“經營”幾個不同的“水桶”。
四、合作性競爭理論的發展
國外學術界80年代以來對有關信息資源共享環境下的企業合作經營與合作性競爭現象開展了多層面、多角度的理論研究。雖然至今尚未形成公認的系統化的合作型經濟學理論，而且相關的研究與理論成果目前仍分布在不同的經濟學領域，但其動向和成果值得我們借鑒和注意。
目前，在合作性競爭的研究方面較活躍的大體上有三個分枝：其一，研究合作與對策的博弈論原理與模型，以期通過模型分析和數學演算表明在什么情況下合作收益將大于競爭效果（注：JohnHugdos,BasicPrinciplesonrecongeizationofStrategicTechnicalCooperation,StrategicManagermentJournal,1993,Vol(14),pp.379.）；其二，在知識經濟的框架下研究合作與協調中組織知識的形成、聯系、傳遞和管理的特性（注：沈群紅等：“一個高技術企業發展模式的知識管理特征”，《研究與發展管理》，1998年第4期，第20－23頁。），研究合作方之間如何進行知識聯系，使知識的潛能資本化（注：胡漢輝等：“西方知識資本理論及其應用”，《經濟學動態》，1998年第7期，第40－45頁。）；其三，有關合作性競爭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其中，有關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較典型的工作角度有對企業間合作的成本理論、互補性原理、組織效率分析以及生態經濟體系等方面的研究。下面討論這方面的主要成果。
1.合作的成本理論
企業在市場上的經營究竟采用合作策略還是競爭方式，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所支付的成本。由于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提供了研究企業的效率和成本結構之間關系的基本方法，因而它在分析企業間的合作成本對企業的經營效果的影響方面有獨到之處，但是由于科斯的方法僅限于經濟學方面的討論，基本上是一種靜態的分析，同時科斯又假定存在著最優成本結構，忽視轉移成本的影響，因而將其用于信息時代企業間合作問題的成本分析時，需要根據跨企業信息系統聯接基礎上的企業合作特征對它進行必要的修正。企業購并通過所有權關系將共同利益行為內部化，雖然它將兩個或多個企業融合在一起，使對信息的控制更為全面，效益更為提高，但這種以內部交易成本去置換外部交易成本的方式在信息網絡時代未必合算，并且剛性的一體化使企業無法靈活應對可能出現的多種局面。而戰略聯盟這一類的合作形式由于采用非股權合作的方式，其內部交易成本的增加將較股權合作方式為少。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Williamston80年代就用交易成本理論研究信息系統與企業間的協調成本（注：Williamston,O.E.,TheEconomicsofOrganization:TheTransactionCostsApproach,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87(3),1981,pp.548—577.），之后，人們進一步將其作為分析信息社會中企業的合理組織的工具引進管理信息系統領域（注：Ciborra,C.U.,ResearchAgendafor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InformationSystems,CriticalIssuesinInformationSystemResearch,JohnWiley&Sons,1987,pp.253-274）。90年代以來，人們更進一步用它來分析在跨組織信息系統（IOS）基礎上實現的企業間合作的成本，以及它與非合作狀態下的比較（注：Lei.L.,UserParticipationandtheSuccessofInformationSystemDevelopment:AnIntergratedModelofUser-specialistRelationships,Dissertation,ThesisPublishers,Amsterdam,1994.）。
2.合作的互補性原理
信息資源在生產過程中的價值取決于它與其它資源或特定技術的結合。企業間的合作可以導致生產出一些不可能或難以依靠任何一個單一的因素而生產出來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問世也難以靠將這些投入進行簡單的相加來獲得，就象產品有互補性一樣，這是一種互補性生產的協同效應。布蘭登伯格指出：互補性生產帶給合作者的不僅是各自的“雙贏”，而且是整個產業的成長。有時互補產品不出現將使原產品無法銷售。
不少研究者已指出信息技術導致的企業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是信息資源共享時代企業間建立較穩定的互補性合作關系的根本原因（注：Venkatraman,N.andA.Zaheer,ElectronicIntegrationandStrategicAdvantage:AQuasi-ExperimentalStudyintheInsuranceIndustry,InformationSystemResearch,Dec.1990,pp.377-393.），因此信息時代的企業合作將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DependenceTheory）在信息網絡環境分析中的應用（注：PfefferandJ.R.Salancik,TheExternalControlofOrganizations:AResourceDependencePerspective,NewYork:HarperandRow,1978.）。與科斯理論聚焦于交易成本的經濟結構相區別，資源依賴理論主要被用來研究合作性競爭中合作伙伴間的相互依賴性和結構穩定性。資源依賴理論引入了政治、行為等非經濟因素，將企業組織等作為一種社會資源來加以研究，從而使其可以將組織內部及組織間的交換理論置于一個開放系統中去分析。雖然資源依賴理論過分強調政治動機而忽視組織結構的作用，但在分析不平衡的“強權”合作結構和企業合作的穩定性方面，亦有其獨特之處。當然成功的合作并不一定要發展成為一種依賴關系，亦有學者指出過度的依賴關系往往對合作有害。合作應被視為克服競爭局限和實現復雜產品互補性生產行為的一種方式（注：D.Teece,Competition,CooperationandInnovation:Organizationalarrangementsforregimesofrapidtechnologicalprogress,JournalofEconomicBehaviorandOrganization,18,1992,pp.1-25）。一些學者還建立了企業間聯合的三維模型（注：KennethPreiss,CooperatetoCompete,InternationalThomsonPublishingInc,1997.），將企業間的合作現象放到由報酬維（客戶給予供應商的回報），價值維（供應商給予客戶的價值）和連接維（供應商和客戶一切工作）組成的環境空間去分析，認為合作關系的穩固在于三維之間的互補和平衡。
3.合作的組織效率分析
企業間的合作總是在一定的組織層面上運作與完成的。換句話說，企業間的合作經營需要一個組織媒介。以企業間的合作經營為目標的企業內部經營過程的重組（注：RafaelAndreu,etc,ProcessInnovation:ChangingBoxesorRevolutionizingOrganization?KnowledgeandProcessManagerment,Vo14(2),1997,pp.114-125,）（它是哈莫教授BPR的推廣）和重組伙伴關系正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由于信息技術的發展，企業間合作的組織媒介已顯出愈來愈豐富的多樣性，例如增值伙伴關系（Value-addedPartnership），戰略聯盟（StrategicAlliances），動態網絡（DynamicNetwork），虛擬組織（VirtualOrganization）等。對這些組織范式的效率進行規范化的分析，進而確立可供企業參考的選擇合作形式的標準將是一項有意義的工作。今天的企業大多在多組織的基礎上運行，許多公司成為增值伙伴而不是簡單的買賣關系。重組伙伴關系通常要經歷下列步驟：重新定義經營和競爭的實質；重塑跨組織流程；重建組織機構；合作個體的再定位及再創伙伴導向的文化。
目前人們討論較多的合作組織效率分析多見于計算機網絡信息環境下的網絡組織理論（NetworkApproach），尤其是其中的虛擬企業（VirtualEnterprises）部分等。
4.合作的生態經濟體系分析
關鍵詞:企業的本質;企業的邊界;控制和分配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5―0019―07
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對資本主義企業進行了研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企業進行了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新制度經濟學沿用傳統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形成了以交易費用為核心的企業理論｡盡管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對資本主義企業進行了研究,但二者從哲學基礎､理論工具到研究結果都有著很大的差異｡
一､企業產生的原因
歷史唯物主義是經濟學的哲學基礎｡馬克思認為,任何社會制度的形成都和一定的歷史條件相關,“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 ，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勞動力的所有者｡這種關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 ，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它本身顯然是以往歷史發展的結果 ，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 ，是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 [1]192｡因此,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微觀載體,也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
以此為基礎,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企業的起源進行了考察｡馬克思指出,最早的企業以簡單協作的方式存在,這種企業和個人作坊的區別在于:在個人作坊里,作坊主自己占有生產資料,而在企業中,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工人不占有生產資料;在個人作坊里,作坊主通過自己的勞動為自己工作,而在企業中,則由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為資本家工作｡企業中的簡單協作可以帶來相應的好處:1．擴大了勞動的空間范圍;2．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縮小了生產所需要的空間;3．可以在短時期內迅速聚集勞動,完成緊急任務;4．可以激發個人的競爭心,使個人集中精力;5．使多人操作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6．每個人可以同時做不同的工作;7．由于共同使用生產資料從而達到節約;8．使個人的勞動具有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2]這種簡單協作的勞動方式節約了生產成本,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技術的提高,逐漸出現了分工協作的工場手工業｡這種分工協作的勞動顯示出了比簡單協作更多的好處:工場里的每一個人只處理一道工序,比每人完整地處理一系列工序要節省時間;重復地操作一道工序,可以積累經驗并迅速傳遞下去;有利于勞動工具的改進和多樣化;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完成較為大型的項目等｡[2]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勞動和簡單協作的勞動相比,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后來,隨著生產力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出現了機器大工業｡機器大工業使得生產過程更加連續,生產節奏明顯加快｡機器代替了工人手工生產,又進一步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馬克思一方面從歷史上考察了企業產生和發展的過程,另一方面從理論上對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馬克思認為,相對于個體手工業者來說,企業出現的直接原因是分工和協作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馬克思指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對于單個生產商來說,個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使個別企業在單位時間內形成更多價值量,從而使個別企業賺取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2]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以賺取更多的利潤是企業形成的直接動力｡
新制度經濟學采用的是邏輯實證主義方法來研究企業的產生｡和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不同,他們并不關心企業真正在歷史上的源頭以及變化趨勢是什么,而是從基本假定出發,研究相關變量之間的關系對企業的形成所產生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變量是交易費用｡
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提出,企業的出現是由于利用市場機制是有成本的,企業通過內部調節資源的方式取代市場配置資源可以節約交易費用｡因此,企業的出現是對市場機制的取代｡[3]沿著科斯這一思路,新制度經濟學中出現了許多關于企業產生原因的理論｡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的團隊理論提出,由于衡量每個人在團隊生產中的貢獻會花費較高的成本,而企業的出現節約了這類成本｡[4]威廉姆森的交易費用理論提出,當存在資產專用性時,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相互作用會帶來風險,因此,企業的出現減少了這種風險所帶來的交易費用｡[5]張五常的企業契約理論認為,企業的出現并不是用非市場方式對市場方式組織勞動的取代,而是要素市場對產品市場的取代,或者說是一種契約關系對另一種契約關系的取代,因此,企業是一種契約關系的結合｡[6]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家將企業看作是能夠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形式｡
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采用不同的方法解釋了企業產生的原因,經濟學從具體上升到抽象,用動態的方法分析了資本主義企業產生和發展的原因,最終又被具體的歷史過程所驗證｡而新制度經濟學將資本主義制度看作既定的,用靜態均衡的方法,討論了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變化所導致的制度形式(企業和市場)的改變｡盡管二者都注重實踐的檢驗,但經濟學注重的是歷史過程對理論的檢驗,而新制度經濟學注重的是對靜態過程中各種變量之間的關系的描述是否和現實經濟現象相符｡所以,盡管二者的研究對象是相同的,但由于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他們對企業產生的原因所作的解釋是有很大區別的｡
二､企業的邊界
經濟學對企業邊界的討論是和唯物史觀聯系在一起的｡一方面,馬克思認為,資本家組建企業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剩余價值,在一定條件下,企業的規模越大,越能給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好處:假定機器數量不變,工人的人數增多,可以使資本家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假定工人人數不變,機器的數量增加,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會使個別資本家獲得超額利潤;如果工人人數和機器的數量都得以增加,自然也會給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利潤｡所以,追求剩余價值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欲望使資本家愿意不斷地擴大企業規模｡
另一方面,資本家擴大企業規模的欲望受到了客觀條件的限制:
首先,專業化分工的技術力量決定了專業化分工的程度和數量｡在資本家統一指揮下工作的工人人數和機器設備的數量都是由企業分工的技術力量所決定的,工人人數的比例必須符合生產工序的要求,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結合也必須符合一定比例的安排｡
其次,資本集中程度的限制｡馬克思在討論手工工場時有著這樣的論述,一個企業的建立,既取決于單個資本家能夠支付多大的資本量來購買勞動,又取決于資本家能夠拿出多少資金作為不變資本的投入｡[2]因此,資本家所能夠支付的預付資本的數量是企業規模的限制因素｡在現代企業中,資本的集中問題由于股份制的出現和各種籌資手段的發展而變得相對容易起來,但資金能否籌集到和多大規模的籌集仍然是制約企業規模的重要因素｡
第三,管理監督費用對企業規模的影響｡在商品生產的過程中,資本家對工人和生產資料的運用進行協調會產生困難｡一是技術上的困難,資本家對于龐雜的生產過程的協調有能力上的限度｡二是由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斗爭而引發的管理監督上的困難｡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即在工場手工業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統治形式的時期,充分實現工場手工業所特有的傾向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礙｡”[2]406 “因此,在整個工場手工業時期,都可以聽到關于工人缺乏紀律的怨言｡”[2]407所以,馬克思認為,在大工業時代到來以前,資本家始終沒有能夠占有工場手工業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勞動時間｡大機器工業出現,減少了資本家對工人的直接管理,因而成為資本家更愿意用機器取代工人勞動的原因之一｡但是,資本家用于管理的費用不管是多還是少,卻始終不能消除,并會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加｡
第四,流通費用對企業規模的影響｡盡管在馬克思的原著中沒有明確說到這一點,但我們對馬克思關于流通費用的觀點稍作推論,就不難得出這一結論｡馬克思指出,流通費用是在商品資本和貨幣資本相互轉化的過程中產生的費用｡其中純粹流通費用是一種非生產費用,這種費用不能在生產過程中將其價值轉移到新商品中去,卻要在利潤中予以扣除｡所以,純粹流通費用所占用的資本會影響企業再生產過程中的資本量,從而影響企業的規模｡由此,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流通費用的增加會使企業的規模變小,反之亦然｡
所以,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欲望推動著資本主義企業的規模不斷擴張,而分工的技術要求､管理費用､資本集中度､流通費用則是企業規模擴大的限制性因素,二者之間的張力決定了企業的規模｡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邊界的觀點是與企業產生原因的觀點一脈相承的｡科斯認為,企業規模的擴大是企業內部交易取代了市場交易,企業的邊界決定于在企業內部組織一項交易的成本和在公開市場組織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一點上(或者和在另一企業內組織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一點上)｡[3]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論的基礎上,引進了新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邊界｡他認為,在進行了專用性資產投資的情況下,由于機會主義和有限理性的作用,采用市場交易就會產生較高的交易費用｡所以,當資產專用性程度達到一定限度時,實行一體化就可以節約交易費用｡然而,企業內部也有一定的交易費用,企業的邊界就決定于企業內部交易費用和市場交易費用在邊際上相等的一點上｡[5]張五常更是提出了市場和企業只是不同的契約形式,因此,企業并沒有明確的界限｡[6]因此,盡管新制度經濟學家們對于企業的邊界并沒有統一的觀點,但是他們都認為企業的規模和交易費用有關｡
通過以上論述可以看出,盡管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對于企業的邊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二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卻有某些相似之處｡經濟學提出的流通費用和管理費用與新制度經濟學中提出的市場交易費用和企業內部的交易費用,二者在內涵和作用上有相互重合之處｡在經濟學中,純粹流通費用和管理費用都是不創造價值的非生產費用,只在利潤中進行扣除,因此,在資本的循環和生產過程中,純粹流通費用和管理費用的增加會使資本量減少,因而影響企業的規模;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交易費用也是生產成本以外的費用,交易費用是決定企業邊界的重要影響因素｡
但是,在經濟學中,企業和市場的界限很清楚,它們是兩種不能混同的制度形式｡流通費用和管理費用分別存在于市場和企業之中,而且二者之間沒有關聯｡雖然二者都會對企業規模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卻不是主要的決定因素｡
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和市場看作同質的,認為交易費用同時存在于市場和企業之中,二者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同時,交易費用是決定企業規模的唯一因素｡但是,我們看到,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和市場看成是同質的,忽略了企業和市場各自不同的特點｡生產性是企業最顯著的特點,在生產過程中,物質材料或初始商品會改變其性質或形態而形成新的商品;而市場交換卻不改變物質的形態或性質,而只是完成物質在不同的主體間的權利轉換｡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生產功能的忽視,造成了其理論上的缺陷,它不能解釋原子式的企業的產生原因,也不能解釋在現實中可以經常觀察到的市場和企業之間的互補關系｡
三､企業內部的控制和分配
企業的內部結構是以人為單位按照一定的關系形成的一種組合,企業內部的控制和分配所體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一個企業中,有著復雜的人事關系和眾多的承擔不同任務的人物,人們從企業的盈利中獲取各自的報酬｡那么,在這紛繁復雜的關系背后,究竟體現著怎樣的利益關系呢?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馬克思采用整體主義方法對企業內部的控制和分配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在工廠內部實際上存在著兩個階級,即資本家和雇傭工人,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
第一,馬克思通過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說明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馬克思認為,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資料只是完成了價值的轉移而沒有創造出新的價值,而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但是,工人所獲得的工資,并不是工人勞動的全部價值,而是勞動力的價值｡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了｡而且,資本家總是千方百計地通過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等手段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使工人受到更大的剝削｡“資本在社會生產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個人生產力上的貧乏為條件的”[2]400｡企業中始終充滿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對抗｡
第二,工人和資本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權是造成工人和資本家地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不占有生產資料的工人只有依附于某個資本家才能生活下去｡工人從企業中所獲得的工資(勞動力價值)只能維持工人本身及家庭的日常消費,因此,盡管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但是他卻不能離開資本家這個群體而生存｡資本家和工人地位的不平等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必然結果,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貫穿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始終｡
第三,企業的特性使工人進一步喪失了獨立地位,從而更加依附于資本家｡當原來獨立的手工業者淪為工人時,就變成了只負責生產過程中的一道生產工序的勞動者,因而每個工人就成為整個勞動過程中的一部分｡亞當?斯密曾對工人的狀況作過這樣的描述:“他的呆板的､單調的生活自然損害了他的進取精神……它甚至破壞了他的身體的活力,使他除了從事他所會的那種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專門職業中的技能是靠犧牲他的智力的､社會的和軍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個工業的文明的社會中,這是勞動貧民即廣大人民群眾必然陷入的境地｡”[2]401工人不能再依賴自己以前富有創造性的技術進行勞動,而必須依賴資本家和他手中的資本進行生產｡隨著生產技術的提高,進一步促進了分工的細化,一道生產工序又被分為若干部分,每個工人所作的工作更加細微｡機器大工業的出現更使得勞動者成為整個生產流程中的一顆螺絲釘,加劇了工人對資本家的依賴｡
所以,馬克思認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資本家和工人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工人對資本家被迫的依賴是由資本主義制度所決定的,企業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微觀載體｡因而,在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解決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矛盾的唯一出路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只有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才能改變資本主義企業的性質,工人階級才能從被奴役的狀態下解放出來｡
新制度經濟學采用個體主義的方法研究企業的內部關系｡在新古典理論中,企業內部不同的生產要素是按照其邊際貢獻率獲取報酬的,當生產要素都按照各自的邊際貢獻獲得了報酬時,就達到了最高的效率｡新制度經濟學承襲了新古典理論的研究方法,以效率為標準來對企業的內部控制及分配問題進行研究｡
科斯認為,企業內部的調節取代市場交易可以節約交易者之間討價還價､簽訂契約､監督執行等交易費用｡[3]因此,企業內部的權威和命令不是權力關系,而是效率的體現｡企業內部人員通過契約達成協議,因此,企業內部人員之間和市場交易者一樣,具有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簽約權｡威廉姆森認為,勞動者的利益是否會受到侵蝕,和勞動者所具有的人力資本的性質有關,勞動者所具有的人力資本的專用性越強,他的利益受到侵蝕的可能性就大;反之亦然｡[5]但是,勞動組織或工會組織加強了勞動者的力量,從而解決了勞動者利益被侵占的問題｡所以,勞動組織或工會組織是一種解決利益沖突和提高效率的制度機制｡新制度經濟學家還提出了談判力的問題,由于企業主在初始的時候無法判斷個體勞動者的能力,因此會向勞動者施加限制性條件和報酬方面的壓力,但經過一段時間后,個體雇員的能力被證實,個體雇員就增加了談判力,從而得到較高的人力資本價格(當然這也只限于較高層次的雇員)｡
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企業內部控制和報酬問題進行研究,但是他們所暗含的思想方法是統一的｡首先,在企業中,雇員､管理者､股東之間通過契約關系組成企業,每個人通過付出自己所擁有的生產要素得到相應的報酬,這和市場上交易者之間的關系沒什么不同｡其次,由于協議是自愿達成的,所以每一個簽約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自由市場中,每一個人都會選擇將自己的生產要素放到最有價值的用途上去,因此,只要市場是有效率的,雇員及管理者的工資就是合理的｡第三,由于交易費用､人的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所導致的不完全契約的存在,企業中不同的生產要素之間會有利益沖突,但依賴一定的制度就可以調節這種沖突｡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對企業內部的控制和分配的觀點有著根本的不同｡經濟學將人看作經濟運行中的利益主體,這種利益主體是以整體的形式出現的,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他們之間是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同時,經濟學認為,利益分配和企業的效率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即便是在效率最高的狀態下,也不能排除利益主體之間的剝削關系｡蛋糕能否做大是一回事,蛋糕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配是另一回事｡因此,在經濟學中,企業的效率和利益分配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問題,而是兩個層面的問題｡
而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分配問題時,將人看作一種生產要素,其性質和其他生產要素一樣,參加到企業組織的生產過程中去｡如果將人看作一種資源,那么只要資源達到了最有效的配置,各生產要素也就會按照各自的貢獻率得到補償｡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在存在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市場并不能夠解決所有的效率問題,因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制度形式來解決分配被侵蝕的問題｡因此,在新制度經濟學中,效率和分配被當作同一個問題｡但是,這種分析并沒有對利益分配的實質進行討論,而是用資源配置的效率掩蓋了利益沖突的問題,從而忽視了人作為主體性的社會存在性｡
四､結 論
的企業理論以唯物史觀為基礎,將企業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一個環節和生產過程的微觀載體,研究了資本主義企業的產生､發展和限制因素,并進一步揭示了企業產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使我們看到的是一幅歷史發展的動態畫面｡馬克思通過對價值形成和企業運行過程的研究,精辟地分析了隱藏在物的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指出資本家和工人兩大階級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馬克思認為,這種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是由資本主義制度所決定的｡隨著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矛盾的激化,資本主義企業也必然會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滅亡而徹底改變其性質及形式,企業作為生產的微觀載體也必將在新的社會制度中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
而新制度經濟學以資本主義制度為既定前提,采用靜態的方法對企業進行研究,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橫斷面的剖析｡新制度經濟學以效率為標準,認為企業的產生和企業的邊界都是由交易費用所決定的,節約交易費用是其中的核心問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由于每個人享有自由的簽約權,因而企業中的成員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正交易費用條件下,企業內部的控制和分配是在效率的基礎上的契約關系的體現,企業內部成員的利益沖突依賴相應的制度形式進行協調,從而使每個成員依其貢獻率得到相應的報酬｡但是,由于新制度經濟學將所有的分析要素都看作一種變量,將人也作為一種資源看待,用資源配置的效率掩蓋了利益沖突的實質,從而忽視了人作為主體的特殊屬性,忽視了人類社會和物質自然界的不同｡這種將人視同于其它自然資源的分析,不能對人類社會及制度做出合理的分析和判斷,因此,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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