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1 09: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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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泄大眾情緒，化解深層焦慮
改革開放三十余年，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人們的溫飽問題已經得到基本解決。尤其是都市人，大多已經不用擔心吃不飽、穿不暖的問題。
然而，伴隨著這一喜人的變化而來的是都市人巨大的生活壓力。都市人已經越來越處于深層的焦慮，如：住房、就醫、升學、工作等。在快節奏的生活環境下，人們處于信息洪流中，猶如沒有根的浮萍，無所適從，不知道怎樣適應現實環境、工作環境、快速流變的生活環境。
《調解現場》欄目的開辦，正好可以舒緩市民的深層焦慮。它的選題切入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切入到現代人深層焦慮的點上。而且在做節目的時候，一般是請四方――當事人雙方、節目主持人魏靈潔以及欄目的金牌調解員就一個話題、一個矛盾進行敘述、分析及調解。如2011年2月28日播出的《生活壓力，壓碎了我的家》。作為丈夫的葉先生，長期在外打工養家，而妻子葉女士每次打電話談的最多的就是錢。經過欄目組的調解，長期相隔兩地的夫妻陳女士與葉先生二人最終答應給彼此半年的時間，來挽救自己的家。正如在節目最后編導手記所寫的那樣：“生活的壓力有時的確讓人喘不過氣，但是，讓我們克服困難直面生活的理由是彼此的關愛……”這段話，不僅是針對陳女士與葉先生，更是對電視機前千千萬萬的“陳女士”與“葉先生”說的。或許就像現場的調解員所說的那樣，陳女士反復提錢，實際上是一種生活的壓力迫使她必須在乎錢。而這一問題存在于中國眾多夫妻的生活當中。通過該欄目，或許可以幫助有著類似問題的夫妻，緩解他們因為深層生存壓力而產生的焦慮，甚至幫助他們構筑和諧的家庭。
有些問題比較單一可現場解決，有些問題則比較復雜，在現場得不到解決。盡管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最終的解決，讓當事人把郁結說出來，由調解員幫助找到癥結，同樣可以舒緩人們的焦慮心情。
調適孤獨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人是群居動物，然而，市場經濟是一種突出個性，強調競爭，注重個人價值實現的體制。人們從過去一切交由組織，到現在一切必須自己打算。為了個人的生存，人們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交際圈日益縮小，因而常常陷入孤獨的泥沼而找不到出路。
《調解現場》欄目組看見了社會心理的這種病態，所以把選題的注意力放在了這一點上，使節目內容切合社會的需要。這樣一種內容的鎖定、調節的方式，讓受眾感受到的是一種關心，即世間還是有溫暖的。這不僅僅是對節目的求助者而言，在電視機前收看節目的觀眾亦會感同身受。
這可以用格伯納的“涵化理論”來解釋。即“電視反映了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和社會價值觀念；電視觀眾有關社會真實的觀念更接近于電視所表述的符號現實，而非客觀現實；收看電視的時間越長，這種傾向就越明顯。即電視通過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涵化或是培養、教養了電視觀眾的現實觀。” 《調解現場》正是利用電視媒介，向觀眾傳遞出相互幫助的信息，并且讓觀眾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這樣的一種潛移默化的暗示，影響是巨大的。2011年5月5日《爭吵中搖擺的承諾》，講述的是半路夫妻在一起生活五年之后分開。但是，前夫在離婚后未能履行當初的承諾――支付前妻一筆拆遷款，面臨生活窘境的前妻遂求助欄目組。然而在節目一開始，兩個人就互相指責對方在婚姻生活中的不是，指責對方在節目中撒謊，前夫甚至一怒之下，扔下一句話：“錢，我一分都不會給你”，離開了現場，致使調解中斷。但是，調解員并沒有放棄。在其苦口婆心的勸說下，前夫重回現場。而前妻也一改之前的盛氣凌人，流下懺悔的眼淚。最后，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在整個調解過程中，主持人與調解員始終本著為民解決問題的宗旨，希望通過交流的方式，讓這對前夫妻能夠卸下面具，拉近他們的距離，通過心與心的交流從而解決問題。《調解現場》這種注重當事人內心的想法，走進他們的內心，從而解決問題的方式，打破了人們的心理防線，為觀眾建立溝通渠道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果。《調解現場》有助于調適人們的孤獨心理，化解冷漠孤寂。
鎖定倫理主題，化解親情矛盾
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家庭的和諧，社會的穩定需要家庭的穩定，家庭是維系整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調解現場》在做節目時，一個重要的方面是鎖定社會的倫理主題，注意化解親情之間的矛盾沖突。
2011年1月6日播出的《親情利益怎么選》，講述的是一家四個兄弟姊妹在父親死后，為父親遺產的分配而鬧出的矛盾。父親的遺產是一間房子，恰逢拆遷，而使得這四個人鬧出矛盾。這個選題突出了時下社會的一個熱點――拆遷。“拆遷，拆的不是房子而是親情。還建，還的不是財富而是恩怨。”因拆遷鬧出矛盾的家庭應該不止樊氏兄弟姊妹，還有更多跟他們一樣的家庭。對于這方面的知識，他們知之甚少，也不知如何處理。《調解現場》的調解員徐所長在為樊氏兄弟調解的時候，也同時為潛在的受眾答疑。在這個過程中，主持人主打親情牌。這不僅是希望樊家四弟在利益面前顧及血濃于水的親情關系，更重要的是引導電視機前的觀眾正確看待利益和親情。不要為了利益，而罔顧親情。在這一過程中，欄目引導受眾處理復雜問題時，遵循主流價值觀，而不要被眼前利益所蒙蔽。
其次，在兩性婚姻當中，該欄目的選題是具有代表性的。《男人有錢就變壞嗎》，涉及到的是整個社會的一種習慣理解，大多數人認為男人有錢更容易變壞。所以該期節目在為求助者調解的過程中，也引導觀眾有正確的認識。再比如說《農民工婚姻開啟幸福生活的密碼》，關注的是農民工的婚姻生活狀態。“農民工”一直是新聞焦點人群，所以通過一期農民工婚姻的節目，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認知。
親情和愛情，構成了都市人感情生活的主要方面，二者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婚姻生活的質量。所以，對倫理問題的正確疏導，幫助的是同求助者類似的大多數觀眾，有助于引導他們回歸正常的精神部落。
《調解現場》對于現代社會的心理療治價值，僅從上述的三個方面做了分析。當然，它的價值還不僅僅是這三個方面。《調解現場》若要做出更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解決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主持人在引導當事人雙方講述的時候，會不自覺地偏向一方，不利于引導觀眾辯證地看問題。第二，在調解的過程中，調解員有時會質問一方，不利于現場氣氛的和諧，也使觀眾在觀看時產生抵觸心理。第三，現代人看這種類型的節目越來越追求實惠。他們帶著自己預設的結局看節目，即希望每次的調解都能成功。因此，該欄目組在做節目的時候，可以更多地選擇結局圓滿的類型來做，而一時難以解決的復雜問題可以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再播。如果欄目組能在這三個方面有所改進，節目會進一步做出社會影響力。
參考文獻：
面對我國新的任務新的要求，針對目前社會結構的特點，充分發揮思想教育社會調解功能，實現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進一步增強社會發展活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目標，具有現實意義。在社會當中，由于社會有關于政治、經濟、文化等資源的有限性，以及社會成員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不同，造成了各個社會成員所占有資源存在普遍的差異。社會學家將地質學中原指“不同地質構造的層面”的“分層”一詞套用于此，故而形成了社會分層這一理論。即將社會成員按照一定標準，劃分為高低有序的不同層次和等級的過程與現象。本文從社會分層角度對思想教育的社會調解功能加以分析。
一、李強教授的當代中國社會分層理論概述
隨著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學者往往會向著新的社會結構變化。在此，筆者比較贊同著名社會學家李強教授的觀點。李強社會分層理論是基于經濟收入來劃分的。李強教授采用“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測量方法，根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長表”的職業數據計算，發現我國目前的社會結構整體呈現出一個“倒丁字形”。目前中國社會存在一類社會經濟地位低下，又擁有眾多人數的巨大群體。該群體內部的社會狀況高度一致，即為倒丁字的那一橫。同時，中國還擁有人數不多而且社會經濟地位多層化的一系列的群體，累疊起來即為倒丁字的那一豎。這無疑是比“金字塔”結構更危險的社會結構。
1.“金字塔”或“倒丁字”社會結構的基本矛盾
在“金字塔”社會結構中，極少數處于社會經濟地位頂層者在極力維護自身固有利益的同時也在盡力擴大自己的利益。隨著上位者的利益擴大，使得基層的下位者所擁有的社會資源不足以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處于中層的社會成員及處于基層的人數眾多的下位貧困者為了得到足夠的社會資源則會想盡辦法往金字塔頂端鉆。不難看出，在這種情況下底層越大社會的不安定因素也就會越大。現下，中國的社會結構是比“金字塔”結構更尖銳的“倒丁字”結構，巨大的社會經濟底層人數使得中國目前的社會存在明顯的潛在危機，更易發生難以調節的社會沖突。“金字塔”結構或是“倒丁字”的社會結構造成的典型負面影響是使大部分社會資源高度集中在社會成員中極少數人的手上。直接導致不同社會成員因其所在的社會層面不同，所擁有的獲取社會資源自然而然的不同，造成富者更富，貧者越貧的惡性循環。長時間的積累不僅使得社會分層化愈來愈重，即從“金字塔”社會結構發展成更加不平衡的“倒丁字”社會結構。而且，隨著兩極分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處于劣勢者的生活狀況會愈來愈差，從而負面情緒不斷的積累，對社會的運行和發展具有巨大的消極影響。
2.“紡錘形”社會結構的科學性和可持續發展性
相較于“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會結構的不穩定性，“紡錘形”則更具有可持續發展性。無論在怎樣的社會形態下，一支擁有龐大數量的中產階級無疑是社會能穩定發展的重要保障。該群體的社會成員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差異性不大，同時亦可以滿足其自身的生活要求，使得成員之間的矛盾甚微，融合性強。相較于下位者，中位者擁有一個較為滿足的生活狀況同時對于自己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具有較強的維護意識。所以，在面對社會矛盾與沖突時，他們會普遍持有保守態度，會更傾向于理性選擇。正是因為這一特點使得這一層次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和穩定性。當這一階層變為社會的主體時，發生矛盾沖突的概率會變得特別低，這對于社會穩定和發展是極具有積極作用。無疑是我國當今社會形式向“紡錘形”方向發展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當下畸形的社會結構正常化應具備的條件
現下國內無法辦到使下層等級的人群對于他們目前的地位特征達到認同的程度，而直接導致上層階層成員利用其自身的權力與地位對不安于現狀的下層人群強力鎮壓，其本身就不是一個科學的可持續的方法。這無疑使社會矛盾越來越僵硬，最終達到無法調節的地步。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盡快將不合理的“倒丁字形”或“金字塔形”社會結構向科學合理的“紡錘形”發展。要使中國社會結構往“紡錘形”方向發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現在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結構由“倒丁字形”向“紡錘形”轉換是中國目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奮斗目標。針對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成功轉化為“紡錘形”社會結構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至少要滿足三點。
第一，積極發展中國經濟。在當下這種社會成員間的社會資源存在巨大的差異性，矛盾愈發激化的情況下，發展經濟是解決問題的必要基礎。只有使社會總體資源得到保證，使得人均所得的社會資源普遍升高，從而下層者可以滿足生活基本需求，才能實現消除社會矛盾的根源問題，還能實現下層者向中層流動的可能性。
第二，要保證社會的穩定。社會穩定主要是指社會成員之間及社會成員與外部的正常有序的狀態。社會是由眾多的個體的集合體，個體的行為對于整體的影響是必須由強硬的社會制度和規定來規范的。社會的穩定性關乎國家的法律是否可以具有有效性，國家的成員是否可以履行自身的義務和責任。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穩定性是實現社會發展前提。這兩點也是政府管理部門所負責的首要任務。
第三，為保證利益可以往下流動，利益的向下流動是實現“紡錘形”社會結構的核心步驟。在社會資源充沛社會穩定的情況下，若不能實現利益向下流動只能使上層者聚集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下層者還是保持著糟糕的生活狀態，下層者的“仇恨”心理只會更加嚴重，反而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只有實現利益的向下流動才能保證下層社會成員得到足夠的社會資源，進一步向中層發展，減少下層貧困社會成員的數量，使人們漸漸向中層涌動，最終達到“紡錘形”的社會結構。這也正是我們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做到的，也是我們的主要任務。
三、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設紡錘形社會結構中的調節功能
如何使社會下層人群接受現下中國的社會結構，同時上層人積極配合社會結構向正確方向改變的工作，從而達到社會穩定團結安定，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課題。
第一，通過上文所述，不難看出穩定下層人群的情緒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到達的第一目標。由于社會資源分配的極不合理性使得大量社會下層人群所占有的社會資源遠遠不及極少上層人群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由于中國現如今的總體社會資源不足，引出了下層人群不滿情緒的根源所在，即為下層社會成員難以維持基本的物質生活。長此以來，大量存在的貧困人群會大大消減國家的凝聚力。與此同時，貧困人群由于長期的消極態度所致，難免會發生不理性并危害到社會正常秩序的行為，使社會秩序難以統一管理。所以當務之急即為建設完善的健全的社會弱勢群體的保障制度。在滿足他們基礎物質生活需求的同時為該群體提供如最低保障制度、農村扶貧脫困制度、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災害救濟制度等保障條例。實現讓下層人群的生活質量向中層人群靠攏，提高這類人群的社會興奮感，安撫他們的消極情緒，達到緩和社會階層矛盾增大社會穩定性的目的。
第二，在保證下層群眾安定的同時，也要動員他們積極爭取其自身利益。為了使下層群眾思想達到積極爭取的這一高度，首先要使他們了解上層人群在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作用，增進兩者之間的相互了解，引導下層群眾對于收入分配的差異性和現在所出現的兩極分化有一個正確的理解，進而緩和不同社會階層的矛盾，維護社會穩定。在保證上層群眾與下層群眾相互了解的前提下，積極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下層社會成員的思想素質。凝聚弱勢社會階層內部思想，提高這一社會階層的影響力，從而為爭取利益下流奠定基礎。召集此社會階層的社會成員共同通過合法的途徑爭取自身的利益，集體向執政團體發出呼吁，引起社會全體成員的重視。此外，通過思想政治教育要讓該階層的人群確立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培養其對生活的積極態度。動員這一階層人民接受教育，通過提到自身的素質修養，豐富思考角度來提高自身的價值。以知識為武器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從而現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得到質的改變。著重強調爭取途徑的合法性，避免由于下層群眾通過不理性的爭取途徑而導致增加了社會不安定因素。
第三，通過思想教育使上層人可以學會割舍利益，達到利益向下流行的效果。這不僅需要政府推出強有力的相關政策，使上層社會人群的思想上由被動轉化為主動也是十分重要的。對于前者而言，國家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規范分配標準，在達到基本的按勞分配的條件下，實現公正，公平的二次分配。將上層群眾的資源與利益通過規范的分配秩序流向下層人民，進而減少上下階層的收入差距，充分合理地利用稅收政策來調節社會之中的資源財富分配。通過法律確立相關制度無疑是使社會資源向低收入人群流動，減小社會收入兩極化的最有效的方式。對于上層人群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極其必要的，如若可以起到使富人們主動將利益割舍給貧困人民的效果，這不但可以使社會資源均一化進程加快也能有效地緩和了社會上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偏見與矛盾。相關部門應大力開展相關的思想改革，弘揚社會慈善事業的偉大高尚意義，培養上層社會成員的社會責任感。多開展相關的慈善活動，并要適當地獎勵以與社會名譽相關的獎勵。由上可知，公平公正的初次分配與二次分配，與相應的慈善活動是縮小社會資源不合理分配和經濟收入兩極分化的重要手段。
人，作為社會主體，人與人的不可分離的群體屬性，就決定了秩序對于人類的意義，沒有秩序就沒有真正的共同生活。法作為一種具有外在強制性的行為規則，就是為了維護人類的公共秩序狀態而產生的。法的秩序價值的實現，是指法有效地調整社會秩序，實現法所預定的秩序目標，并使依法建立的秩序得以維持、鞏固和發展。而對社會利益的調整，則是法實現秩序價值的一種重要方式。說到利益的調整，我們先回顧一下王海打假案。
二、王海“打假”背后的故事
1998年9月，一位叫王海的打假英雄將天津某華聯商廈告上法庭，案情大致如下：王海在華聯商場購買了40個電話臺燈，該電話臺燈的電話部分無入網證，燈具部分有四項不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故要求華聯商廈向其賠禮道歉，并雙倍返還購燈價款，電話臺燈由法院予以收繳。一審法院經審理查明，在1998年3月25日，王海曾將購買過的電話臺燈經他人在國家電光源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檢測，檢測結果不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后于9月，王海購買了相同款電話臺燈40個并于當日持國家電光源質量監督檢驗中心檢測報告，要求華聯商廈雙倍賠償其經濟損失。華聯商廈方面提出王海購買臺燈后十分鐘就手持檢驗報告索賠，購買行為不以生活消費為目的，不屬于消費者，只同意退還貨款，不同意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行雙倍賠償。一審法院及二審法院均認為，華聯商廈作為商品銷售者，應依產品質量法的有關規定承擔產品質量責任，向王海退還貨款。而王海在其得知有關部門對電話臺燈的檢測結果后大量購買，隨后要求華聯商廈雙倍賠償損失的行為，不能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進行賠償，對王海的訴求不予支持。
至此，王海敗訴了。由此引發出的一些問題卻值得我們思考。
三、調整利益以實現維護秩序
有一種利益理論認為，行為者服從利益而非法律。若行為者權衡服從法律與不服從法律的利弊后，發現服從更有利，便會守法；發現不服從更有利，違法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我們用這個理論可以解釋王海積極打假的行為和商家售價的行為。利益決定著法的形成和發展。法律對社會的控制離不開對利益的調整，而法律對利益的調整機制主要又是通過將利益要求轉化為一定權利，并把它們及相對的義務歸諸法律主體，同時還要通過維護權利和強制義務的補救方法―懲罰、賠償和制止等來實現。
要想制止制假售假商家的違法行為，就要加強他們守法的利益，也就是變相地加大對他們違法的懲罰。從這一觀點出發，對于懲罰性賠償這一方法，應該能用就用，不光要賠，還要多賠。以美國法律為例，他們主張保全私權利，維護公共秩序而采取嚴格懲罰性賠償的方法。雖說對某些商家造成較大損失，但從公共利益的保護層面看，是很值得借鑒的。
王海的敗訴核心因素是對“消費者”這一概念的定義。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的規定，消費者是指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個人和單位。《消保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根據前面所提的利益理論，基于行為者對利益的服從，我認為，消保法里關于“消費者”的定義應該擴大解釋為：消費者是指為滿足生活消費，辦公或者其他正當的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的個人和單位。在原先定義中，消費者人群限制為為生活消費需要，這樣定義未免太局限。即便不為生活消費所用，而是用作辦公、生產或是其他正當的目的，也不應當排除在消費者行列之外。如果能做此定義，擴大消費者的范圍，一方面能加大對商品買受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另一方面也擴大了制假售假商家賠償范圍，加大了違法成本和承擔處罰的風險，對不法商家的威懾力加大，這對于制止他們的違法行為會有很好的作用。從這一點出發，可以有效地提高對交易秩序的維護。
然而，王海在購買商品時既非用作生活消費所需，又不是其他正當合理的用途，目的僅是獲賠收益，所以王海并不應當被認作是消費者。表面上看，他是在依照消保法維護權益，但這種以索賠獲利為目的伸張法律正義卻并非真正的正義。法院對其知假買假，鉆法律空子的認定不是沒有道理。單從行為上，不可否認其正義性，但他的動機與目的卻超出了維護秩序、捍衛法律權威的界限，更多的延伸向了謀取利益，而這種利益的謀取，卻是不正當的，非正義的，即使其打假行為本身是一種維護公共利益的手段。
誠然，充斥于交易市場的制假售假，不僅侵犯了消費者的私人利益，也擾亂了市場秩序這個公共利益。對這個公共利益的任何侵害都是對消費者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威脅。所以，面對這樣的問題，必須采取積極措施處理。具體的方法有：第一，擴大消費者定義范圍，從一般的生活消費擴展到包含其他正當消費需要，以此保護真正應予保護的群體。第二，加大懲罰力度，以巨額賠償威懾制假售假者。也讓違法商家由于忌憚過大的處罰風險而收斂行為。第三，國家行使維護公共利益的職能。例如在王海案中，應該在退還王海貨款以后，對商家采取沒收不合格產品，并處以較大數額罰款的措施。這樣一來，既懲處了制假造假的不法商家，維護了公共利益與市場秩序，又能夠維護權利主張的正當正義性。
1．1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均為本院東西兩部產科在2000年1月至2000年9月收治住院的孕婦進行隨機抽樣調查120例，按有無合并癥或并發癥分成兩組進行調查，兩組孕婦均為初產、單胎，無合并癥或并發癥（正常組）年齡的孕婦在20-33歲，平均年齡27±3.01
歲，孕周31-41周，平均38+3/7周；有合并癥或并發癥（異常組）包括合并心臟病、腎臟病、肝內膽汁淤積綜合癥、系統性紅斑狼瘡、妊高癥、前置胎盤等的孕婦年齡在23-38歲，平均年齡29±3.79歲；孕周24-39周，平均36+1/7周。
1．2方法
采用調查問卷法，在孕婦中晚期初次住院期間有專門護師，先對孕婦作必要的解釋，然后由孕婦獨立的完成問卷調查。
1．2．1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anxietyscale，SAS）：由Zung于1971年編制，此表共二十個項目，主要評定依據為項目所定義的癥狀出現的頻度，分四級，標準總分為50分〈1〉。
1．2．2抑郁自評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由Zung于1965年編制，此表共二十個項目，主要評定依據為項目所定義的癥狀出現的頻度，分四個等級，按中國常模結果，總粗分的分界值為41分，標準分為53分〈1〉。
1．2．3社會支持評定量表：有80年代中肖水源編制，量表共有10個項目，大多數為1-4級評分。該量表結構分三個維度：客觀支持，指個體所達到的客觀實際的，可見的社會支持；主觀支持，指個體主觀體驗到的社會支持，對所獲支持的滿意程度；對支持的利用度，指個體對社會支持的主動利用度〈2〉。
1．2．4統計學方法：采用t檢驗和X2檢驗方法。
2結果
有關心身問題的調查研究指出，在綜合科門診中，74.2%可有不同狀態的醫學心理臨床問題，其中29.8%表現各種心理癥狀，44.3%可達心理障礙或稱心理癥的程度；心理性癥狀的分布為，焦慮癥狀占30.5%，抑郁癥狀33.1%，強迫癥狀為10.9%。
2．1兩組孕婦焦慮自評結果的比較和分析(表1)
表1兩組孕婦焦慮自評結果的比較
2．2兩組孕婦抑郁自評結果的比較和分析（表2）
表2兩組孕婦抑郁自評結果的比較
2．3兩組孕婦在社會支持方面的比較和分析
2．3．1兩組孕婦在社會支持評分結果比較（表3）
表3兩組孕婦在社會支持評分結果比較
2.3.2兩組孕婦家庭成員主要支持來源比較（表4）
表4兩組孕婦家庭成員主要支持來源比較
3討論
3．1運用心理護理的技能，減輕焦慮、抑郁情緒
本組資料統計異常組的孕婦，其焦慮和抑郁狀況與正常組的孕婦有著顯著性差異（p<0.01），主要與異常組的孕婦在缺乏客觀因素或充分根據的情況下對胎兒生長發育和健康的擔心有關，尤其是某些疾病是否會遺傳給胎兒，胎兒是否畸形，對于合并癥嚴重的孕婦同時擔心自己是否能安全渡過分娩期等等。這些孕婦會出現多思少眠、顧慮重重、憂慮不安、緊張疑慮等表現；有些會出現言語減少、興趣索然、懊惱喪氣等自尊和自信心降低的表現。護士可根據具體情況采取撫慰法，如應用多與孕婦眼光接觸、多傾聽、避免稱呼床號改稱姓名、在產婦宮縮時多撫摸等；采用轉移法，如適當指導孕婦增加一些興趣活動、把握分寸的幽默、暗示語言等；同時給孕婦創造一個輕松愉快、清潔優美的環境。
3．2重視護士的個人品質和技能的培養
護士是與病人的頻繁接觸者，尤其對于剛入院的孕婦。產科收治的孕婦一般均在孕期的中末期,此時的孕婦正處于情緒緊張度的增高期,處于緊張中的孕婦主要表現自信心不足或對可能發生的事件缺乏心理準備〈3〉。而產科護士的一言一行隨時影響著她們高度緊張的精神，一旦有不良的因素隨時可以引起或加重她們的緊張、焦慮和恐懼等不良心理問題。故護士更應努力學會并識別孕婦對軀體疾病出現的無效應對和不良適應的危險性，并進行相應的心理護理干預〈2〉。同時護士要加強各種基礎和專科技能的鍛煉，學會全面地系統地對病人實施各項護理措施，以期減輕和治愈孕婦身心問題。
3．3加強孕婦針對性的健康宣教
隨著護理程序的運用，整體化病房的逐步開展，健康教育越來越收到人們的重視，如何具體地、連續地、動態地、系統地對孕婦實施健康教育，就必須真正了解孕婦的需求再實施個體化、針對性實施的健康教育，使孕婦在可能出現的問題上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和心理應對，以減輕心理緊張度。
3．4加強對有合并癥組的孕婦的心理支持
從家庭成員的主要支持來源的調查結果表明，孕婦的主要家庭支持者是丈夫和自己的父母。所以護士應積極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調查還顯示有異常組的孕婦的夫妻支持率（93.3%）和公婆的支持率（71.7%）低于正常組的孕婦，可能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隱瞞或潛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這時護士應巧妙地運用溝通及時得到夫妻雙方的理解，為孕婦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同時向孕婦提供可能獲得支持途徑的信息，如醫護人員也是提供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之一，指導他們積極尋求恰當的幫助與支持，主動參與護理活動，自覺調整精神、心理壓力，保持情緒穩定，維護心身健康〈4〉。
3．5良好的妊娠心理對胎兒發育的影響
有資料表明孕婦的心理狀態，如緊張、敏感、焦慮、恐懼、激動或抑郁均可影響妊娠子宮的血流供應，繼而影響對胎兒的氧供應，導致胎兒缺氧或營養不良，造成死胎、早產或胎兒生長遲緩，如果給與合理的心理安撫或社會支持后，可大大增加胎兒的存活率〈3〉。另有報道表明不良心理因素會影響泌乳，使乳汁減少。正確、及時、有效地心理疏導，有利于孕婦保持一個良好的妊娠心態，促進胎兒健康地生長，同時也保證了產后順利地授乳。
4結論
關鍵詞：利益；貧富差異；原因；對策
在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由于社會階層利益的分化、思想觀念的差異、制度的因素，特別是階層利益關系的失衡，又出現了許多直接影響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社會隱患，其中，貧富分化的現象可以說是最為人們所關注的。一部分人的相對富有，也就意味著另一部分人的相對貧窮。盡管政府作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客觀地說，收效并不明顯。世界銀行的相關報告指出中國已經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行列。這種差異呈現在社會收入分配領域出現的利益關系失衡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總體貧富差別
近20年來，衡量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呈逐年擴大的趨勢。基尼系數是反映一國社會分配狀況的指標，也是衡量居民收入差別的重要指標之一，其區間為0～1，按照國際通行標準，0為“完全平等”，1為“極端不平等”。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最佳的(Best)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Normal)；超過0.4就算進入警戒狀態(Warn)；達到0.6則屬于隨時可能發生社會動亂的危險狀態(Danger)。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1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僅為0.29。1988～1990年，全國基尼系數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全國基尼系數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3年，全國基尼系數由0.417上升到0.448，平均每年上升0.010；2005年，全國基尼系數上升到0.496。2007年，全國基尼系數為0.48。2007年8月8日，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了《減少不平等，中國需要具有包容性的增長》的新聞稿并公布了《亞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在22個納入亞行研究范圍的國家和地區中，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數值是0.4725，僅比尼泊爾的0.4730低微小，遠遠高于印度、韓國、臺灣。亞行指出，從1993到2004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從0.407擴大到0.473，已達到拉丁美洲的平均水平。盡管基尼系數不是絕對的，運用它時必須考慮具體條件，如測算區域、人群大小、統計數據的真實程度等因素。但我們卻可以從中看到我國基尼系數的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社會藍皮書》：收入差距的擴大已表明，20％最高收入者與20％最低收入者實際上收入差距達到18倍左右，而且這種差距在向縱深發展。城市居民最低收入1/5人口只擁有全部收入的2.75％，僅為最高收入1/5人口擁有收入的4.6％。
二、城鄉差別
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47:1，而隨著市場化改革在城市的推進，城鄉消費差距比例不斷攀升，2007年擴大為3.32:1。2007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比上年實際增長9.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實際增長12.2％。我們可以從下面的數字中直觀地看到這種狀況：199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10元；2000年為6280元；2005年為10493；2006年為11759；同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686元、2253元、3255元和3587元。可見，差別還是很大的。我們還可以從家庭恩格爾系數對比中感受這一點：城鎮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1990年為54.2；2000年為39.4；2005年為36.7；2006年為35.8；同期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則分別為：58.5、49.1、45.5和43.0(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0～2007)
據統計，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絕對差距：1990年為824元，2007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農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絕對差距9646元。城鄉居民收入相對差距：1990年為2.20:1。2004年為3.21:1；2005年為3.22:1；2006年為3.28:1；2007年為3.33:1。我們如果把農村居民收入被高估的水分擠掉，把城鎮居民享有的隱利和優惠折算成收入，那么，城鄉居民事實上的收入差距比上述數字還要大。
三、區域收入差別
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副主任曹玉書2007年在第二屆中國東西互動發展論壇上說：1999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10732元人民幣，西部地區為4302元；到2005年，東部地區人均GDP為22200元，西部地區為8970元。6年間，東西部人均GDP差距由6430元擴大到13230元，增加了1倍多。中國的東西部發展差距仍在增加，東部地區人均GDP達到了西部的2.2倍。據統計，2006年，西部12個省市自治區GDP總和不到人民幣4萬億元，約占全國GDP的17％；而東部地區GDP達到2萬億元的省份就有3個，其中江蘇省為21500億元，山東省為22000億元，廣東省為25000億元。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是西部地區的1.5倍。東西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明顯，西部地區參加社會保險、養老保險人數覆蓋率不到5％，僅為東部的十分之一。西部地區面積占全國71.3％，人口占3％。而GDP卻只占全國的17％；而東南沿海5～6個省的GDP超過全國的50％。1980年東部地區人均GDP比全國平均數高34％，2002年高53％；同期，中部地區從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88％下降為75％，西部地區從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70％下降為59％。
2007年中國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23623元。最低新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120元，相差2.33倍(按省、自治區、直轄市計算)。收入最高的上海農民人均純收入為10222元，收入最低的貴州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300元，相差4.44倍。
四、行業收入差別
1978年我國最高收入行業和最低收入行業工資差距是1.38倍。2007年，平均貨幣工資收入最高與最低行業之比已擴大為4.88:1，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甚至更高。高收入行業表現為壟斷性。2005年電信、金融、水電氣供應、石油、煙草、電力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總數的8％，但他們的收入卻相當于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
所處行業不同，收入差距太大，這在當前已成為司空見慣的事情。尤其是最近10年來，我國行業間收入分配總的趨勢是向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行業和新興產業傾斜，某些壟斷行業的收入更是高得驚人，而傳統的資本含量少、勞動密集、競爭充分的行業，收入則相對較低。據有關部門測算，在行業收
入差距中，有20％是由壟斷行業帶來的。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而國際上公認的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由于收入差距及其他原因造成了社會的不公平現象，從而使得社會結構出現分化，而社會結構分化反過來又加劇了差距的擴大。2007年1月26日，《人民日報》和人民網聯合在網上的一項調查顯示，位列群眾最關注的十大社會問題之首的就是：“社會公平，縮小收入差距”。按照學者李強的觀點，分化造成了“結構緊張”(structural strain)結構緊張使社會關系處于敏感狀態，社會矛盾容易激化。經濟上過大的貧富差距，富有階層與貧窮階層之間過大的反差，使得社會結構處于一種失衡的狀態。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收入差距的拉大，容易造成人們心態的失衡，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當社會中的貧困群體、失業群體、殘疾人士等所謂的弱勢階層難以接受和承受經濟轉型所帶來的各種壓力時，社會穩定的局面就會因此失衡。事實上，近十年來，數量急劇上升，規模不斷擴大，組織程度越來越高，行為越來越激烈也印證了這一點。據公安部統計，2004年上半年發生的中，經濟利益引發的占到60％。可見，利益矛盾已成為社會矛盾的根源性矛盾和主導性矛盾。正如總書記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所指出的，社會矛盾多數是由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引起的。
第四條 國家根據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確定和調整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規模。
第五條 國務院財政部門、國務院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負責擬訂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運營辦法，報國務院批準后施行。
第七條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制定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的資產配置計劃、確定重大投資項目，應當進行風險評估，并集體討論決定。
第十五條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財產應當獨立于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投資管理人、托管人的固有財產，獨立于投資管理人投資和托管人保管的其他財產。
第十七條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按照國家規定享受稅收優惠。
第十八條 國家建立健全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監督制度。
第二十二條 審計署應當對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每年至少進行一次審計。審計結果應當向社會公布。
第二十七條 國家工作人員在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運營、監督工作中濫用了職權、玩忽職守、徇私和舞弊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八條 違反本條例規定，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十九條 經國務院批準，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可以接受省級人民的政府的委托管理運營社會保險基金;受托管理運營社會保險基金，按照國務院有關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管理的規定執行。
第三十條 本條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全國社會保障基金不是社會保險基金
《條例》的出臺，涉及千家萬戶的幸福安康，也有助于緩解未來年輕人贍養老年人的巨大壓力。
目前，我國已處于人口老齡化階段,2019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2.12億，占總人口比為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1.38億，占總人口比為10.1%。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不斷加劇，基金規模不斷擴大，保障基金安全的任務越來越重，迫切需要強化對基金投資運營的管理和監督。
“《條例》規定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與社會保險基金不是一個基金。”國務院法制辦負責人表示，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是國家社會保障儲備基金，在投資運營上，堅持安全性、收益性和長期性原則;由于短期內暫不發生支出，更適宜開展中長期投資。
高職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現狀
社會交往能力 在“工作（學習）之外經常參加的社會活動”調查結果顯示：10.62%的調查對象選擇社會公益活動，21.29%的調查對象選擇民間健身活動及組織，6.39%的調查對象選擇文學藝術類活動，高達53.32%的調查對象選擇基本不參加社會活動，選擇其他的占8.38%。由此看來，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選擇了基本不參加社會社交活動，在社會成員廣泛聯系的當今社會，這些人容易面臨被社會淘汰的危險。
從被調查者與同事（同學）關系的調查情況來看，畢業后的多數被調查者處于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人際交往的外延比較窄，相比較而言缺少與陌生人交往的主動性；而在校生接觸緊密的是同宿舍同學，與不同專業、不同年級甚至不同宿舍的同學接觸得比較少。
社會實踐能力 調查中，78.68%的在校學生認為實踐能力對自己的學習，乃至以后的工作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日常學習中非常注重這方面能力的培養，一有機會就會展示自己。比如當干部、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利用節假日打工等不斷地提高適應社會的能力。而幾乎所有的畢業生都認為實踐能力是職場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能力。
社會學習能力 這一項主要針對畢業生進行。對于“工作的同時是否有繼續學習的打算”，選擇有并且做了詳細計劃的占25.53%，選擇有但還沒有開始實際行動的占46.80%，選擇短時間內沒有打算的占23.41%，選擇完全沒有想過的占4.26%。在認識到自己的差距并有了詳細學習計劃的被調查者中，仍有部分人沒有找到科學的或者說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與途徑，相當一部分人承認自己就是因為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而造成進一步提高困難。
社會創新能力 調查發現，72.16%的人認為如果具有創新能力，在工作中會很快地得到提升，并認為自己具有這方面的能力。23.84%的人認為具有創新意識，對工作有一定的幫助。只有4%的人認為只要按部就班地工作，沒有創新能力，一樣會工作得很好。
環境適應能力 高職畢業生基本上能在較短時間內適應社會，并較好完成工作任務。對適應工作時間的調查顯示，73.15%的畢業生在半年以內就能適應工作，男女畢業生對適應工作的評價基本一致。但也有小部分同學對從校園環境一下子過渡到社會環境適應很慢，有6%的畢業生甚至在兩年以后還覺得難以融入社會。
團隊協作能力 由于“80后”“90后”學生自傲和自負等特點，導致這些學生走出校園后不能很好地和別人相處。有74.16%的人認為自己能和別人和平共處，但有11%的人覺得自己很難與別人相處。在訪談過程中，有90%的人都認為良好的協調能力大大促進了自己工作的效率和成績。
由以上調查可知，當前職業教育的宏觀環境及氛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進高職學生提高社會適應能力。但社會行業及用人單位對職業教育的態度，不利于高職學生增強社會適應能力。除了民辦高職院校的投資主體外，社會的直接或者間接投入相對較少，企事業單位為高職院校學生提供獎勵助學基金缺乏積極性，對高職層次學生的包容態度和用人導向還不夠，對接納高職學生實踐、實習還不主動，等等。凡此種種，限制了高職學生增強社會適應能力訓練的機會，弱化了他們的信心。
增強高職教育社會適應能力的對策
學校角度：構建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培養機制 在“職業教育是就業教育”的大社會背景下，高職專業必須打造職業氛圍濃厚、充分展示學生個性的校園素質教育平臺，使學生接受視野更廣泛的職業教育，真正成為適應社會發展的人才。
首先，加強職業教育和心理教育，增強高職學生對前程發展的信心。高職學生的高考分數確實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高考發揮失常，或是志愿填報不當，又或是在中學成績較差。這些學生進入大學后，往往對前途發展缺乏信心，尤其是在入學之初表現更為明顯。針對此類現象，職業教育要從學生入校之始就引起高度重視，除了開展必要的軍事訓練之外，還要加強對新生的入學教育、專業教育、成功教育、創業和就業教育等，積極組織他們走出課堂、走向社會，尋找自己與社會的契合點。
其次，廣泛開辟學生第二課堂，實行靈活教育模式。學生第二課堂活動，可以極大地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挖掘學生內部潛力，提高其綜合素質和社會適應能力。比如校園大合唱、校園十佳歌手大賽、校園辯論賽、舞蹈大賽、金話筒主持人大賽及覆蓋所有專業的學生職業技能大賽等，都從不同的側面培養和鍛煉了學生的意志品質和職業素養，增強了學生對自我和社會的認知。當然，現在我們的第二課堂活動從點的角度講還不多，從面的角度講還不夠廣，要想提高高職學生的社會適應性，必須加大這種靈活的教育模式。
再次，創新工學交替、產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為工學交替、產學結合人才培養服務的“三大平臺”：課程體系平臺，比如鐵道交通運營管理專業 “三結合、四對準”的課程體系，電氣化鐵道技術專業 “三通三融雙證”的課程體系等等。校企合作平臺，比如職業教育集團；實習實訓平臺，比如建立在鐵路企業的校外實習基地以及建立在校內的各實訓室、實訓車間、實訓演練場等。從而更加注重高職學生社會適應能力的培養，增強適應性，縮短學校教學場所與職場的適應期，有效滿足社會用人單位對高職畢業生的需求目標。
教師角度：創新學生社會適應能力教學方法 建立以交往為基礎的現代教育教學觀念。要增強高職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就必須從根本上轉變這種傳統的師生關系，建立一種民主、平等的新型師生關系。這種新的師生之間平等的、自由的、合作式的交往使學生能夠從被動的受教育狀態中解脫出來，形成獨立的人格和創新的能力。通過交往使學生學會合作，消除個人中心，逐步形成合作意識和合作能力等社會，在此基礎上形成和發展人的社會性素質，如語言能力、責任心、同情心、社會適應能力等，從而發展學生的個性和創造力，增強學生的社會適應性。
>> “包容性增長”的社會關注及其理論拓值 文明的多樣性、包容性與和諧社會建設探討 現代治理體系中的包容性改革 包容性創新：貧困治理的新思路 淺談包容性視角下的社會救助 社會管理體制的包容性改革 “包容性增長”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內涵 中國的包容性 對“包容性增長”理念的再探討 城市公園的包容性設計探討 論包容性發展理念在應對失地 農民生存與發展問題中的功用 充分發揮商業銀行在“包容性增長”中的職能 “包容性增長”的考驗 實現包容性的就業創造 淺析印度文化的包容性 農業的包容性創新 淺議英語的包容性 周文化的包容性 包容性增長的荊棘之路 設計的外界包容性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7]WWT. London Wetland Centre[EB/OL]. .
The Inclusive Governance Function of Social Business and Its Conditions
Gao Chuansheng
[Abstract]China has emerged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bu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the social problems are also more prominent. Social business is a new form of NPO， which is dedicated to solving social problems and ope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r-profit business model. Social business is growing abroad， but has not yet been widely cognitive at home. A lot of practices around the world show that social business has distinct functions in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but can interact with three traditional society sectors.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ased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practices，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essentials of social business correctly and make policy efforts to renew idea， make policies， provide financial support， train talent. take measures， and encourage other organizations to invest or transit to social bus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