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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本文利用2006-2011年31個省市不同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的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不同資本素的流動性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相對中部，東西部借助政策優勢有效利用資本要素，具有更高資本流動性。從總效應的角度，除中部外，不同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均有正向作用。總之，政策導向推動資本市場的完善，同時也緩解金融危機對經濟的影響。
關鍵詞：資本要素 資本流動性 傳導機制 區域經濟
引言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飛速發展，資本要素在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但資本要素種類偏多，不同資本要素在不同時代對經濟發展有不同影響，金融危機后有必要重新考慮資本要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郭金龍（2003）對1990-1999年的資本流動進行了計量分析，發現人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人均實際存貸差、人均籌資金額以及人均利用外資都與人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呈正向關系。門洪亮（2004）對我國各區域的資本流動與經濟發展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全社會固定投資、財政收支差額、銀行存貸款、外資和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與經濟發展呈正向關系。Eslamloueyan（2010）對亞洲國家的貿易開放度與儲蓄投資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發現，貿易開放度越高的國家，其資本流動性越強。本文在新時代背景下對不同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探討，并分別討論不同資本要素的流動性問題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傳導效用，從而綜合分析不同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初步統計分析
在深入分析之前，先對資本要素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初步的統計觀察，以便了解研究變量間的基本關系。Sula and Willett（2009）根據投資者不同類型并考慮金融危機下資本要素流動的波動性，將資本要素分為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籌資和貸款三部分，這三種資本要素在金融危機下具有較強的波動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更為顯著。在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入和財政支出的穩定性較強，金融危機對其的影響不大，故本文參考Sula and Willett的研究，將考慮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籌資和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這三種資本要素。外商直接投資和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市的統計年鑒；資本市場籌資包括股票籌資和債券籌資兩部分，其數據來源于《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考慮數據統計口徑及完整性并結合金融危機的影響，本文數據涉及2006-2009年不同資本要素和經濟發展的省際面板數據。
從圖1可看出，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貸款余額與國內生產總值呈正向關系，而資本市場融資與國內生產總值有較弱正向關系。根據以往的研究，資本要素主要集中在東部，從東往西逐步遞減，資本要素投入越多的地區，國內生產總值越高，但具體關系還需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假設及變量說明
借鑒Aizenman（2011）的研究模型，模型設定為：
GDPi，t=a0+a1×Fdii，t+a2×Portfolioi，t+
a3×Loani，t+a4×Zi，t+ei，t
其中GDP為國內生產總值，Fdi為外商直接投資，Portfolio為資本市場籌資，Loan為人民幣貸款余額， Z為控制變量，i為各個省市，t為年份，a0為常數項，a1、a2、a3、a4為變量系數，e為隨機誤差?？刂谱兞可婕叭鐣潭ㄙY產投資、人力資本和制度因素。人力資本即平均受教育程度總和，制度因素包括政府財政支出和地方進出口總額。
（二）實證分析
根據初步分析的結果，本文分別對全國和東中西部地區進行實證研究。按照傳統的劃分方法：東部城市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面板數據的估計方法主要有混合回歸模型、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本文通過Hausman檢驗并考慮回歸的顯著性進行模型設定。同時，對于面板數據往往存在著異方差和自相關問題，故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進行估計。分析結果見表1。
從全國角度來看，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貸款余額對經濟發展有正向作用，而資本市場籌資卻阻礙經濟發展。第（2）列表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會促進經濟的發展。第（3）、（4）列表明，人力資本、政府財政支出對經濟發展也有促進作用，但對資本要素的影響不大。第（5）列表明，隨著地方開放度的加入，其與經濟發展有正向作用，但改變了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與資本市場籌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由正向作用變為負向作用。對比全國與各地區的回歸分析，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在全國范圍內總體來說呈現出阻礙經濟發展的趨勢，具體來說在東部阻礙經濟發展，在中部和西部卻促進經濟發展，而資本市場籌資出現類似的趨勢，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全國和東部呈現負向關系，在西部卻呈現正向關系。人民幣貸款余額對經濟影響始終為正，但從西往東的影響系數逐漸變小。固定資產投資在全國和東部依然促進著經濟發展，但在中部卻不再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除西部，人力資本阻礙經濟發展?？傊瑥娜珖傮w上來說經濟發展已不能過度依賴財政支出，但在中部財政支出依然促進經濟發展。除中部，地方開放度促進經濟發展，東西部擁有政策優勢，而中部的進出口制度相對不健全，從而阻礙中部的經濟發展。
資本流動性及傳導機制分析
（一）資本流動性
本文分別研究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籌資和人民幣貸款余額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關系，研究主要資本要素的流動性（見表2），模型設定：
Invi，t=b0+b1×Ci，t+ui，t
其中Inv為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C為各資本要素，i為各個省市，t為年份，b0為常數項，b1為變量系數，u為隨機誤差項。
對于外商直接投資，東部的流動性最強，而西部的流動性較弱，中部的流動性是最弱的。流動性越強的地方，資本利用率越高，其資本市場結構越完善。東部資本要素市場結構比較完善，資本利用率更高，經濟發展也更快；西部則依托西部大開發政策得到了飛速發展，對資金的利用率也相應得到了提高；但中部卻沒受到多大關注，其資金利用率相對較低。
（二）傳導機制影響分析
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主要通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影響經濟。上文已經分析不同資本要素流動性，這里將表1與表2的回歸結果結合，通過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傳遞效應，不同資本要素將繼續影響經濟發展，其導致的間接效應與直接效應也有所不同（見表3）。
不同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的總效應相對于直接效應有很明顯的改變。除中部外，不同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均有正向作用。在東部，資本要素對經濟發展影響有所降低，其逐步改變產業結構，依托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中部卻表現出負效應，這說明中部對資金利用率極低，沒充分利用資本來推動經濟發展，這與資本要素流動性分析的結果一致。西部則依賴資本要素實現自身的高速發展，以承接東部產業的轉移。
結論及政策建議
本文通過實證分析了不同資本要素流動性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研究發現，無論是從資本流動性的角度，還是從資本要素與經濟發展的角度，我國的政策導向性較強。在東部，繼續完善資本市場，降低對資本要素的依賴性，尤其是對外來資本的依賴，逐步實現產業升級，依托科技創新以促進經濟發展；在西部，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借助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市場籌資和人民幣貸款余額促進經濟發展，實現與東部的產業承接；在中部，資本市場并不完善，資本流動性較低，資本要素阻礙經濟發展，故應推行“中部崛起”政策，以政策為動力，完善資本市場，進而促進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郭金龍，王宏偉.中國區域間資本流動與區域經濟差距研究[J].管理世界，2003（7）
2.門洪亮，李舒.資本流動對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影響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4（2）
3.ESLAMLOUEYAN K，JARFARI M. Capital Mobility， Openness， and Saving-Investment Relationship in Asia[J]. Economic Modelling，2010，27（5）
4.AIZENMAN J，SUSHKO V. Capital Flow Types， External Financing Needs， and Industrial Growth： 99 countries， 1991-2007[C].NBER Working Paper，2011
5.SULAO， Willett. The Reversi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J]. Emerging Markets Review，2009，10（4）
作者簡介
肖智（1961-），男，重慶人，重慶大學經管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預測與決策方法。
關鍵詞：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衍生；發展
中圖分類號：F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7-000-02
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主要的著眼點在“獨特”二字上，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作為民族地區中小企業經營活動的天然稟賦，是民族地區中小企業隨著商品經濟發展，由多種因素促成的。在我國的許多少數民族聚居區，鄉村經濟與少數民族經濟基本上是統一的，而在區域范圍，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民族經濟與區域經濟開始發生分離，進而使民族經濟與民族地區經濟發生分離。民族地區的發展和民族經濟的現代化變遷，愈來愈深刻地受到普遍意義上的企業架構及產品同質性的約束。然而基于經濟全球化基礎上的產品競爭恰恰是民族經濟所欠缺甚至在一個比較長的發展周期內無法形成的，一般企業發展理論所強調的經營要素伴隨經濟差異化發展趨勢在民族地區而言是無法形成對其他產業的示范效應的。在上述關于企業發展諸要素中，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卻是無法被同質化的唯一要素，經濟發展的民族特色不僅不會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走向衰亡，而且將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推動下得到復興與發展。另一方面，越是有獨特經營要素的民族經濟，越能致力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而越能促進區域經濟發展。民族經濟獨特的經營要素不僅過去，而且現在仍是廣大民族地區最為普遍的生產經營與消費組織形式的基礎。
一、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的特征
民族經濟發展的獨特經營要素必須具有時代性、繼承性、針對性以及后天可生性。以此來發展自己民族的特色經濟、特色文化和特色風俗。
1.時代性。正如民族文化的時代性一樣，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也受到一定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制約而體現出時代性特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的獨特經營要素取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普及，醫療設備的增加，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條件有了明顯的提高。據相關數據顯示截止到2008年，民族地區GDP已達到3062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長了17.4倍，比1952年增長了92.5倍。隨著經濟結構的特色化、綠色化，少數民族特有經濟由于是特定生態環境的產物，也由于是特定文化類型的產物，已經逐漸地被更多的人接受，成為他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或經濟文化類型，向同質化方向發展，轉化成同質經濟。例如的布達拉宮，過去是朝拜的圣地，而如今已還是許多人向往的神圣之地，越來越的游客紛紛到那里去參觀游賞。少數民族的經濟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已經具有時代的意義，經濟發展要素也已經由原來的農副產品有所轉變，獨具時代特色。如，在、青海、貴州、云南等地，已經興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產業。游客對每個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均具有好奇感和某種程度的喜愛感。不少的少數民族正式利用這一點，在自己的家鄉與旅行社合作，穿起民族服飾，在游客面前展示自己民族的特色風俗。少數民族的飲食，服飾如今極具大眾人民的喜愛，少數民族的人們也開始對外出售自己的民族服飾、配飾、食物以及傳統的物品。由于國家的高科技的發展，人們思想的開放等，使很多少數民族找到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經營要素和經營方式，為民族經濟的發展，民族文化的傳播開辟出更加廣泛的道路。
2.繼承性。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同其他各種知識形態一樣，也是一個承前啟后，前后相續的歷史聯系。千百年來，經濟在變、文化在變、社會在變，可少數民族的民族風俗習慣卻始終如一的沒有變。如藏族依舊有部分人在放牧，壯族的“三月三” 歌圩日仍然每年舉行。哈薩克族絕大多數人也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等。在飲食上的禁忌也傳承下來，如滿族和錫伯族都禁食狗肉，回族不吃豬肉，土族禁食圓蹄的牲畜等。但是事物是不斷發展的，文化是不斷更新的，思想是不斷解放的。對少數民族來說，傳統的經濟模式，經濟方式是不足以使其經濟發展的。必須將少數民族特有的東西，多年來傳承下來的民族特色、民族習慣、民族文化等包裝成商品，在發揚自己民族民族傳統，民族文化的同時，也能創造一定的經濟收益。
3.針對性。這里所指的針對性固然是針對經濟的發展。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是民族文化中的經濟取向部分，主要研究一個民族發展經濟的文化心理，通過其縱向、橫向比較，得出各民族參與經濟活動的心理差異。由于每個民族的特色不同，風俗習慣不同，宗教觀念不同以及經營方式不同等，從而使得經營方式的選擇，經營要素的選擇必須具有一定的針對性。讓屬于自己的民族特色，民族獨有的經營元素面向全國，面向世界；在使得民族經濟效益有所增長的同時，也將民族的所以特色傳遞到世界各地。
4.后天可生性。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的繼承性并不表明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是一成不變的。事實證明，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是受生活環境與社會制度制約的，當一個民族的生活環境與社會制度發生質的變化，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總之，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在民族經濟發展中居于特殊地位，對一個民族的興衰、素質和文明程度，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充分發揮少數民族特色，找到屬于少數民族自己的經濟方式和民族獨特的經營要素，是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改善少數民族人民生活，提高少數民族經營意識的有力保障。
二、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衍生發展的對策建議
1.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合理配置方式
各民族特有的非正式制度是一種客觀真實的存在，它強烈作用于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這種作用持久地沉淀于歷史進程中，并在這一過程中影響著各民族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經濟發展模式的選擇是要通過使用一定的發展手段，實現特定的發展目標。就少數民族經濟的發展規律而言，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賦予的人們的行為選擇方式，是民族共同體經濟活動中最基本的變量。這種“選擇”不是隨意的而是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如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意識、行為偏好、行為能力、制度因素、地理環境等因互都會以不同的方式影響或制約人們的“選擇”。因此，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與其傳統文化價值有著深刻的聯系，人們的價值觀內在地限定了他們對發展目標的選擇和對發展手段的運用。即在經濟發展模式選擇中，什么是正確的發展目標和恰當的發展手段，取決于那些人們自然而然遵循著的非正式制度。
（1）非正式制度為經濟發展模式提供發展目標和價值趨向
非正式制度恰恰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一定的觀念模型和行動指南。因此，選擇恰當的經濟發展模式的關鍵之一就是，在一定的非正式制度基礎上對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進行正確地確立、解讀和實踐。西部少數民族大部分分布在邊疆、山區、牧區以及高寒地區，由于自然地理條件、歷史、社會等的諸多原因使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緩慢且有很多困難，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滯后。但是，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以及一系列相關政策的出臺，使得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有了很好的發展機遇和政策保障，所以在這樣良好的正式制度的有效作用下，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必須重視非正式制度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協調好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非正式制度具有獨特的功能，對社會經濟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西部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比重大，有，深厚的傳統文化，由此形成了獨特的意識形態、價值觀、風俗習慣等，而且這些因素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會影響和規范人的行為選擇，降低或節約交易成本，繼而會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所以我們要有意識、有效地發揮非正式制度對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2）非正式制度為經濟發展模式提供發展手段和路徑依賴
人類并不是為行為而行為，為活動而活動，行為或是活動都是手段，是有所為而為的。人們總是選擇他們認為正確的方式和手段來發展，而他們的“正確”與否的標準，是通過其價值判斷來確定的。在現實的生存環境中，非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能否控制環境并與環境實現良性互動，以使人得以持續地從外部環境中獲取維持基本生存的物質生活資料。因此，選擇什么樣的發展手段時，非正式制度提供了節約成本、減少機會主義傾向的參考和借鑒。
2.合理配置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
在當前全球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背景下，特色經濟已成為區域比較優勢轉化為區域競爭優勢的橋梁和載體。一國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與收入水平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利用現有優勢要素參與分工和實現比較利益的程度。市場經濟在一定意義上就是特色經濟，市場競爭就是特色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地區只有立足于發展特色經濟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爭得一席之地。
許多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之所以飛速發展，其原因就是能充分利用本國或本地區的現有優勢要素，尋求能夠促進本國或本地區經濟增長的經濟結構和產業模式：美國硅谷以半導體為核心的特色經濟；日本豐田城以汽車為核心的特色經濟；意大利波倫亞以陶瓷為核心的特色經濟；印度班加羅爾以軟件為核心的特色經濟；瑞士日內瓦以鐘表為核心的特色經濟；國內的包括蘇州以電子信息產品為核心的特色經濟；昆山以電腦資訊產品為核心的特色經濟；溫州以鞋、打火機為核心的特色經濟等等。實踐證明，哪個地區注重發展特色經濟，哪個地區的比較優勢就發揮得比較成功，經濟發展就快，影響力就大，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也強。為此，我們民族地區在經濟發展方面應該深受啟發，應按照民族地區不同的要素稟賦特征進行專業化分工，立足于發展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只有這樣才能縮小地區間差異，才能更好地促進本民族經濟發展。
發展特色經濟有利于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全球范圍的經濟結構調整，對我國這樣一個處在國際分工底層的國家來說，必然面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要在這樣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保持一席之地，實現可持續增長，必須始終保持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對全國經濟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充分發這些地區市場潛力大、自然資源豐富和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發展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通過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提升產業競爭力和水平，同時，為東部地區的結構調整創造條件，使東部地區能以較低成本進入較高的國際分工層次，從而大幅度地提高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3.建立誘致性變遷與政府推動相結合的發展模式
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是在國家宏觀經濟背景下進行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度變遷方式應該主要是誘致性的制度變遷，這與非正式制度需求誘致性的制度變遷方式是一脈相承的。因此，我國目前建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民族地區這些以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為主體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提供了極好的制度環境。但由于誘致性制度變遷其變遷的速度極其緩慢，這種狀況顯然與我們大力發展民族地區經濟，縮小與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的要求具有很大的距離。因此，在尊重民族地區誘致性的制度變遷的同時，需要充分發揮國家的引導作用。政府的推動和策劃為民族地區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誘致性的制度變遷提供合理性的基礎，減少變遷中制度安排設立、運行中的交易費用，提高經濟運行的績效；同時能較快的推進制度變遷，服務于民族地區跨越式發展戰略。
總之，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在民族經濟發展中居于特殊地位，對一個民族的興衰、素質和文明程度，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民族經濟獨特經營要素體現了民族經濟的經濟傾向性，它反映了一個民族發展經濟的能力以及適應變化的能力。充分發揮少數民族特色，找到屬于少數民族自己的經濟方式和民族獨特的經營要素，是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改善少數民族人民生活，提高少數民族經營意識的有力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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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楊莉.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民族性特征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 2006，9.
1以穩定價格為核心確保農產品有效供給
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帶來新的挑戰，即如何防止糧食生產滑坡，如何防止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目前，我國農業生產形勢總體不錯，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可以確保，但從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角度考慮，從確保實現擴大內需戰略目標的高度著眼，應該將保持農產品價格基本穩定并適度回升作為重要任務。這就需要加強和改善農業宏觀調控，統籌處理好農民收入的關系，通過保障農民的收益來實現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目標；統籌處理好農產品總量平衡與結構平衡的關系，重點是避免個別農產品的數量變動影響對農產品安全形勢的判斷和宏觀經濟的預期；統籌處理好長期政策與短期政策的關系，既強化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又充分發揮臨時收儲和進出口調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2以調整結構、完善體制為根本方法推動農村勞動力轉移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步加深，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難度越來越大。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受到嚴重沖擊，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失業。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不穩定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透視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矛盾，有著深刻的體制和制度原因。區域之間產業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農民工在年復一年地流動，過于偏重外向型經濟致使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城鎮化過程中相關制度改革滯后暴露出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矛盾。今后一個時期，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有四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趨勢不會因國際金融危機而逆轉，確保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應成為長期戰略。二是為有效兌現“人口紅利”，需要更快提升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和素質，緩解農民工結構性失業問題，將我國勞動力的短期優勢變為長期優勢。三是解決農村勞動力“候鳥式”流動問題，需要統籌工農和城鄉發展，加快制度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和轉移，逐步實現經濟發展模式南偏重投資和出口向投資，出口、消費并重轉變，經濟由區域非均衡發展盡快向均衡發展轉變，城鄉二元結構逐步向一元結構轉變。四是通過產業結構調整來擴大農村內部就業。應在發展特色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下功夫，鼓勵各地根據實際發展特色農業產業，盡可能追求產業或產品的差異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場空間。加快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和鄉鎮企業，積極發展農村生產性和生活業，努力提升農村專業化分工水平，不斷拓展農村就業的領域和空間。
3以強農惠農、改革創新為主要手段促進農民增收
受國際金融危機持續蔓延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增多，保持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的難度加大。農民增收困難，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農產品價格全面下行，農業增產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現，而且增產后還有可能出現農產品“賣難”問題；二是農民工就業形勢嚴峻，農民工工資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穩定；三是有利于農民穩定增收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農民增收長效機制還不健全。根據中央文件緊緊圍繞穩糧、增收、強基礎、重民生的主題，繼續加大強農惠農政策的實施力度，為農民增收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和條件。落實中央有關部署，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可重點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適度提高糧食直補標準，加大農資綜合補貼力度并完善補貼動態調整機制，以綜合性收入補貼的增加來直接促進農民增收。充分發揮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等生產性專項補貼的引導作用，提高補貼標準，擴大覆蓋范圍，大力支持農業專業化、優質化、規模化、機械化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完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健全農產品價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等辦法增加農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繼續深化改革。放寬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許”原則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拓展經營領域和范圍。積極培育農村生產要素市場，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鼓勵農民開展多種要素、多種形式的聯合與合作，不斷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
4創新發展模式為抓手推動鄉鎮企業發展
鄉鎮企業為探索中國特色農村工業化道路作出了歷史性的突出貢獻。在不同時期，鄉鎮企業發展模式出現過階段性變化。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采取“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工業化模式。在產業限制逐步放開后，鄉鎮企業又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拓寬了鄉鎮企業的發展空間，但鄉鎮企業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沖擊的事實說明，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單一模式不利于鄉鎮企業可持續發展。鄉鎮企業應實行多元發展模式，既發展外向型經濟，又發展內向型經濟，將目光更多地投向廣闊的農村市場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當前，促進鄉鎮企業發展，需要體現三點基本政策取向：一是堅持貼近農業、貼近農村、貼近農民的原則。貼近農業，就是圍繞發展農產品加工業、農業生產業，大力培育優勢特色產業；貼近農村，就是圍繞轉移農民就業、合理配置農村資源要素，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性和生活業；貼近農民，就是形成以創業促就業、就業促增收、增收促創業的良性循環。二是在地域分布上重點鼓勵中西部地區尤其是勞動力回流較多的省份發展鄉鎮企業，引導這些地方承接東部地區和城鎮的產業轉移，壯大縣域經濟，縮小地區發展差距。三是推動產業集聚，引導鄉鎮企業向工業小區和城鎮集中布局，使鄉鎮企業職工的職業轉移與空間轉移相結合，工業化與城鎮化同步推進。
一、工業資本產出效率呈下降態勢，資本高增長趨勢難以持續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資本投入高增長成為支撐工業高增長的主導力量。工業資本在波動中總體保持了較高增速，工業增長對資本的依賴性不斷強化。1992年到2011年，工業固定資產凈值（以不變價格計算）年均增長10.7%，略低于同期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速，但顯著高于同期工業就業增長。以不變價計算，1992年到2011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人均固定資產擁有量年均增長9.3%。這一時期，資本產出效率則呈現先升后降的趨勢。1992年以來，受益于市場改革加快推進，工業勞動生產率、技術管理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均有較大改善，因而促進工業資本產出效率明顯提高。1992年到2001年，工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增長10%，低于同期工業增速3.3個百分點；工業資本產出效率由85%上升到96.3%，到2003年最高上升至101.4%。
由于投資高增長持續、勞動生產率增勢減弱及技術管理效率提升緩慢，近年來工業資本產出效率出現明顯下降趨勢，依托資本數量增長推動工業增長的模式受到挑戰。2002年到2011年，工業固定資產凈值年均增長11.5%，與同期工業增速基本持平。工業資本產出效率從2003年高點降至2010年的88.3%，降低13個百分點。
我國工業資本高增長的動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高資本回報率帶來的拉動作用和高儲蓄率產生的推動作用，但兩個方面下降壓力均在增大。
一方面，工業資本回報率強勁增長是工業企業擴大投資的重要誘因。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轉軌背景下工業資本回報率總體呈現先降后升的態勢。到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達到最低點，之后則一路攀升。1998年到2011年，工業固定資產總利潤率由1.7%提高至26.8%，同期工業資本也呈現加速增長態勢，兩者表現出較高的相關性。也就是說，隨著我國市場化程度提高，資本回報水平已成為市場主體投資決策的重要風向標。目前，我國工業資本回報率已超過日本， 并逼近美國制造業回報率的水平。不可否認，深化改革開放帶來生產和配置效率明顯提升，勞動生產率增長以及資本運營效率改善對工業資本回報率增長起到重要作用。但值得關注的是，2003年以來工業資本回報率上升與工業資本產出效率趨降形成明顯的反向走勢，顯示存在產出分配過度向資本傾斜的現象。當前要素市場不健全導致要素價格存在扭曲，資金、土地等要素成本受到一定程度低估，資源環境外部負效應未充分內部化，顯性資本回報率可能由于存在隱性補貼而被高估。如果部分不合理的成本收益得到糾偏，勢必會降低現實的工業資本回報率水平，工業資本增速以及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也將隨之降低。
另一方面，儲蓄率持續上升為工業投資提供了充足的資本供給。近年來受扶養比下降及其他相關因素影響，我國總儲蓄率持續增長。1998―2011年期間，由38.2%上升至52.7%，期間儲蓄率增長與工業資本增長也同樣表現出很強的相關性，顯示了高資本積累對工業增長的重要支撐作用。儲蓄率高低無公認的標準可以做出準確判斷，但未來繼續增長的確面臨壓力。當前，我國總儲蓄率在世界所有國家中遙遙領先，2011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3.4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高22.6個百分點。當前，居民儲蓄約占總儲蓄的50%，企業和政府儲蓄分別約占40%和10%。根據國際經驗，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將有所提高而儲蓄率會隨之下降；如果我國工業投資的隱性補貼減少、國企分紅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增加，則企業和國家的儲蓄率也將隨之下降。
二、勞動力低成本優勢趨于弱化，結構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大量低成本勞動力資源成為我國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撐，并且隨著工業資本深化、人力資本素質改善及技術進步，工業勞動生產率也不斷提高。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和大規模下崗分流大幅度降低了勞動力數量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度，尤其是1996年到2001年間，工業從業人員出現連續下降。但“減員增效”改革卻帶來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升。1991年到2001年，工業從業人員數量年均下降1.2%，占全部經濟活動人口比重由15.1%下降至11.5%；而相應工業勞動生產率（不變價）則年均增長高達14.7%。
自2001年加入WTO之后，開放條件下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不斷發揮，工業就業人員恢復增長態勢；盡管資本深化、技術進步等因素仍然驅動勞動生產率繼續提升，但由于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趨緩，勞動生產率增速呈現明顯下降趨勢。2002年到2011年，工業就業年均增長4.2%，工業就業占經濟活動人口比重由11.5%上升到16.4%；而工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僅增長7%，增速比之前10年下降了一半還多。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導致工業增長對勞動力數量增長的依賴程度有所提高。
我國工業就業數量增加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增長，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轉移。2000年到2011年，非農領域就業增加與全國勞動供給增量和農業勞動力轉移之和基本相當。這一時期，估計轉移到非農領域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有一半左右成為工業就業人員。未來上述兩個方面均發生重要變化。一方面，我國勞動力供給總量增長空間已十分有限。我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2010年見頂后將持續下降，預計勞動人口絕對量也將在2015年見頂后下降，到2020年將降至2011年前后的水平。目前勞動參與率呈下降趨勢。2000年到2011年我國勞動參與率由83.2%下降至78.4%，仍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未來在就業門檻提高、社會保障提升等因素影響下仍有繼續下降的可能。勞動人口和勞動參與率下降將共同導致勞動力供給總量在2015年之前見頂趨降。這樣，工業勞動力數量增加將主要依靠非工業部門尤其是農業就業向工業轉移。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難度和成本正不斷提高。截止到2011年，我國農業就業人數仍有2.6億人左右，占全部就業人數的34.8%。目前，發達國家農業就業比重普遍在10%以下，如果未來農業就業占比下降到20%以下， 將最多有1億人左右可以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而當前農村勞動力結構老齡化程度已經很高，可供轉移的年輕勞動力已較為有限。2011年，40歲以上的中老年勞動力占農業從業人員的63.8%。近年農村勞動力轉移速度正在降低。1998年到2007年，外出農民工總量均每年新增900萬人左右；2007年到2011年，外出農民工總量平均每年新增僅600萬人左右，年均新增量比前十年減少了約300萬人。而且，轉移勞動力的成本也不斷提高。2007年到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工資年均增長16.4%，增速比2003年到2006年大幅提高了近10個百分點。綜合判斷，未來十年工業勞動力供給數量增速將比之前下降1個百分點以上。
同時，勞動力結構性供需矛盾也日漸突出。一是年輕勞動力供給更趨緊張。2011年，20―39歲的年輕就業人員占制造業就業的60.3%，而20―39歲的年輕勞動人口占總勞動人口的比重僅為44.8%；年輕勞動人口數量已經在2010年見頂，未來將會以快于勞動人口的速度下降，預計到2015年和2020年年輕勞動人口數量將分別減少1200萬人和2500萬人。二是勞動力技能錯配現象也有所加劇。過去十年間，我國高等教育畢業生人數增加了6倍多，但同期職業技術學校年畢業生人數卻小幅增長1.3倍。教育體系與人才需求間錯配產生了低端和技能型勞動力短缺和大學生就業難并存的現象。提高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無疑將有益于勞動力素質的長期提升，但教育結構與產業結構不協調制約了潛在人力資源向現實人力資本的有效轉化，弱化了人力資本質量提升對產業發展的促進作用，也加劇了勞動力供需矛盾。
三、技術進步難度和風險加大，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明顯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我國工業間接利用國外技術的重要途徑。1997年到2011年，我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年均增長27%，占世界的比重由0.9%大幅提高到6.9%，成為直接技術引進大國。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占我國GDP的比重總體呈下降趨勢，2011年比1993年的最高點下降了3個百分點。隨著工業發展水平的繼續提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擴散效應正趨減弱。隨著引進數量的增加，技術引進步伐開始趨緩，2002年到2011年我國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年均增速（5年移動平均）已由40%以上下降至20%以下；同時，對外支付知識產權費用相當于GDP的比率由2005年的0.24%降至2011年的0.2%。顯示隨著我國技術位勢提高，進一步直接引進技術的成本和難度有所加大。當前，工業企業的外部直接技術來源呈現由國際主導向多元化轉換趨勢，技術進步方式由跟隨引進向自主創新轉換將加大技術進步的難度和風險。2000年到2012年，我國工業企業技術引進費用與購買國內技術之比由9.3倍下降至2倍，與國內消化吸收費用之比由13.5倍下降至2.5倍。
當前我國工業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和動力明顯不足。近年來工業企業研發強度增長明顯慢于全社會增長，且與發達國家差距的縮小也并不十分明顯。考慮到全社會R&D支出還包括其他支出，工業企業研發支出更能直接反映工業研發投入和技術水平。1996年到2012年，我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由0.57%提高到1.98%，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8年為2.14%）；但同期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支出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僅由0.5%提高0.93%。2012年，我國全社會研發強度相當于美國和日本2008年水平的比重已分別達到71.1%和57.5%，但我國制造業研發強度仍僅相當于美國和日本的25.4%和24.8%。企業研發強度增長嚴重滯后，一方面，反映了全社會研發資源被較多地分配到非產業領域，對企業獲取研發資源形成一定擠出效應；另一方面，反映產學研存在明顯脫節，技術供給與產業需求間存在突出矛盾，技術創新資源潛力未能有效轉化為產業實際創新能力。同時，盡管我國高技術產值和出口快速增長，但技術水平存在顯著高估，出口產品中的勞動力要素仍然以非熟練工人為主。根據測算，我國制造業出口中所包含的非熟練工人是熟練工人的40倍以上。由于外商投資企業是我國高技術產品出口的主體，多數國內企業在產業縱向分工中主要承擔較低端的加工制造環節。
四、工業增長的資源環境成本增大，資源環境后發劣勢正在凸顯
近年來，我國工業快速發展帶動能源資源和環境成本不斷增加。1990年到2011年，工業能耗總量年均增長6.4%，廢氣和固體廢物排放分別年均增長9.5%和8.5%，均低于同期工業增速，顯示單位工業增加值的能耗和污染排放強度有所降低。但是，近十年來由于工業結構呈現明顯重型化趨勢，帶動工業能耗和污染增長明顯加快。2001年到2011年，工業能耗年均增長8.4%，比前10年上升了3.8個百分點；工業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增長分別比前10年上升了4個百分點、9.2個百分點和9.8個百分點，尤其是廢氣和固體廢棄物排放增速顯著高于同期工業增速，顯示單位工業增加值排放強度有所攀升。當前工業成為我國主要能源資源消耗部門和污染物排放源，工業能源消費占全國的70%左右，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COD）排放分別占全國的85%和40%左右。能源資源和環境損耗使我國工業增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2000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資源環境成本出現明顯上升趨勢。2000年到2011年，我國資源環境損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由5.3%上升到8.4%，其中金融危機前的2008年曾一度達到10%以上。據估算，工業資源環境損耗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9.4%提高15%左右。顯然，能源資源損耗和環境損失對我國工業高速增長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資源環境成本偏高助推工業增長一定程度偏離了理性規模，資源環境約束成為我國相比先行工業化國家的顯著后發劣勢。我國工業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強度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明顯。目前我國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分別是美國、日本和韓國的1.5倍、2.7倍和1.6倍；我國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強度相當于日本20世紀80年代的5倍左右。我國資源環境損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僅遠高于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已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甚至也明顯高于巴西、印度、南非等發展中國家。當前我國能源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總量已相當可觀，未來繼續增長的壓力不斷加大。我國煤炭、鐵礦石和鋁土礦等資源消費量已分別占全球的48%、55%和40%，大宗資源性產品進口量持續增加，原油、鋁土礦對外依存度超過50%，鐵礦石、銅精礦超過60%。而且工業污染導致的環境風險逐漸增大，水體、土壤和大氣的累積性環境污染不斷顯現，近年頻繁出現的霧霾天氣對資源環境高損耗型的工業發展模式敲響了警鐘。未來社會各界對生態環境、生活環境要求將越來越高，國際上控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是大勢所趨。在能源資源約束日漸增強的條件下，盡力降低能耗污染強度成為未來工業發展面臨的必然選擇，具體需要依靠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兩種途徑。結構調整要求降低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比重，而這些產業往往具有較高的收入增長彈性；技術進步則要求企業加大節能環保投入，無疑將會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回報。無論哪種途徑都難免會對工業增長產生很大抑制作用。
綜上所述，未來勞動力增速放緩幾成定局，資本由高增長態勢逐步回落的可能性增加，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則取決于技術進步和相關體制機制改革的進展與效果，此外，考慮資源能源環境損耗成本下降帶來的減速效應，如果現有增長模式延續而效率狀況未有顯著改善，未來我國工業年均增速將由改革開放以來年均11%以上降至9%以下。盡管短期內仍然存在通過人為推高投資和忽視資源環境繼續提升工業增速的可能，但在長期將會因為延遲效率提升而導致未來更大幅度的增速下降。進一步發掘工業增長潛力保障工業長期持續發展，只有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加快技術進步，實現工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國際分工地位躍升。
關鍵詞：人力資源；企業；經濟發展；主要因素；措施
人力資源和企業的經營計劃、成本預算、產品研發以及產品銷售等都是企業的主要基本職能戰略，國家一直強調人力資源是經濟建設的第一資源，也是企業發展的核心動力。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加強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始終應該注重的問題，只有重視人力資源對企業的重要性，提高人力資源管理的質量，企業才會在市場經濟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
一、人力資源管理對企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人才是企業之間競爭的主要內容，也是競爭的核心力量，人力資源是企業各項資源中最為關鍵、也是最為寶貴的一項資源。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人的創造性和知識能力，人才的作用是使企業不斷取得進步，只有具備高質量的人才隊伍，企業在技術方面才會取得創新，企業才會取得更快、更全面的發展?？梢哉f，人力資源是影響企業經濟發展的直接因素，也是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
在21世紀的今天，人才的作用將更加明顯，人力資源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提升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是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主要途徑，而且其能夠大大促進企業經濟增長的速度，使企業走向更大、更強的發展。因為對人力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可以優化企業的人力結構，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的價值，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強人力資源管理，可以明確企業上下人員工作的內容和范圍，提高其工作的效率和責任心，從而使企業取得不斷發展。
二、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人力資源管理機制不健全。在實際中，由于人力資源管理沒有得到部分企業的重視，企業內部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對人才進行聘用以及管理的機制，使得企業吸納人才的能力不足，人才在企業中不被重視導致人才流失，這種制度上的不完善對企業的人力資源建設有著巨大的影響。
2.人力資源配置不合理。隨著企業發展的壯大，部分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沒有與時俱進的意識，忽視對企業員工的再教育工作，使得企業文化和運行機制發展滯后，企業員工的文化素質不能緊跟時代步伐，這一系列的因素使得企業運行的效率低下，嚴重不適于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經濟，企業經濟出現負增長也是常象。
3.人力資源建設力度不夠。由于沒有認識到人力資源管理對企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許多企業在人力資源建設上的投入不夠，主要表現在：企業只注重眼前的利益，沒有長遠的眼光，在人才建設上不愿投入資金，不懂得體恤員工，忽視人才的作用，這必然導致企業對人才的吸納力度有限，經濟發展落后。
三、提升人力資源管理水平的措施
1.加強人才的聘用。在引進人才的過程中，企業應盡量人性化，為人才提供廣闊的發展平臺，使人才對企業有一種認同感和歸屬感，這樣不僅可以使人才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而且有助于提高其以后工作的積極性；另外，企業在聘用人才時，還應注重市場的大環境，摸清人才的真正需要，積極地采用靈活的策略，擴大人才引入的范圍，這樣不僅增加了企業的人才力量，對人才保持較高的吸引力也是企業的一個品牌文化，這對企業經濟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加強人才培訓體系的建立。企業員工的個人素質和能力與企業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現代社會是信息社會，一切都處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企業應重視對員工進行再教育、再學習的機會，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因此，企業內部需要建立一個科學的、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
首先，企業需要根據自身發展戰略和需求，制定出人才培養的要求，在此基礎上設立具體的人才培訓課程，人才培訓要以個人素質、業務能力和責任感等為基本內容，并結合市場發展隨時作出變更，這樣定期對員工進行培訓，可以有效提升企業人力資源的質量。
其次，對員工進行培訓，要講究分層、分別對待，要和員工的職務級別和工作內容緊密相連。對企業高層人員，應注重對其戰略眼光的培訓，在培訓的過程中，要通過績效考核與測評對培訓效果進行分析，并針對問題及時改變培訓策略；對中層和基層人員的培訓，應將培訓重點放在對其業務能力和責任心進行培養之上，持續不斷的提升其業務能力，這樣有助于員工充分發揮個人價值，從而為企業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3.重視企業文化的建立。企業的文化氛圍對員工的日常工作有著直接的影響，現代企業應建立以人為本的文化，最大限度地增加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在管理方面，做到尊重員工、理解員工，這樣不僅可以使企業留住人才，而且可以調動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在制度建立上，企業應注重員工權力與義務的統一，在制定約束員工行為和規定員工義務的同時，也應注重員工勞動報酬和福利的改善，盡量不要制定出一些機械的、非人性化的規章制度，始終將員工利益放在首位。
四、結束語
總之，以人為本是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原則，人力資源是影響企業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企業應將人力資源管理作為保持核心競爭力的基本手段，將以人為本的思想貫穿到企業的日常運行之中，靠“人”的力量使企業在未來競爭中始終保持著經濟增長的動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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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素質教育；知識經濟；內在關系
中圖分類號：G40-0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1-0204-02
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基礎上的經濟，它表明人類經濟發展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依賴于知識的生產、擴散和應用。從本質來講，知識經濟賦予知識以經濟學含義、生產力含義、經濟效益含義。這一方面要求對傳統的經濟學進行革命，使經濟發展真正從資源依賴、勞動依賴、技術依賴轉移到知識依賴、教育依賴的軌道上來；另一方面，又對傳統的知識觀進行革命，使知識的生產、積累、使用都能直接面向經濟發展的要求，直接能進入經濟的運行過程，從而成為直接的財富源泉。在這一過程中教育將起到關鍵的作用。教育既是知識生產、積累、使用的主要手段，也是經濟發展轉向知識領域的根本途徑，更是知識向經濟過程融合的橋梁和紐帶。從這個意義上講，知識經濟也可以稱為教育經濟，即以教育的發展為基礎的經濟。知識經濟的挑戰，從根本意義上說也就是對教育的挑戰。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首要的是加快教育發展的步伐，加大教育改革的力度，這是知識經濟的內在邏輯和根本要求。
一、知識經濟對教育改革的影響和要求
知識經濟對教育產生影響，源于知識經濟中知識觀的變革以及知識經濟對人們智力發展水平提出的普遍要求。這兩個方面，既決定了知識經濟對教育必然會產生影響，也限定了知識經濟對教育影響的范圍。
（一）知識經濟中知識觀的變革，客觀上沖擊了教育的基礎
知識經濟是社會歷史發展中出現的一個新事物，知識經濟的基本含義，導致了人們對知識、知識的作用、知識的來源等問題認識的改變，其實質是改變了傳統的知識觀，形成了一種新的知識觀。
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人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經驗的系統總結，是各種事實及其概括的體系；知識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力量；真正的知識是從實踐中來，又經得住實踐檢驗的客觀真理，真理性是衡量知識價值的客觀標準。
相關文獻把知識分為兩大類：包括事實和原理兩方面內容的外顯編碼化知識；包括技藝和人才兩方面內容的隱含經驗類知識。在人們在實際的使用中，知識經濟中的知識主要側重于可操作性的知識及其原理。知識是人們為了經濟目的而生產出來的，效用性是知識價值的根本標準。知識的作用或價值也正是通過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來實現的。其中，知識的生產與分配是基礎，知識的使用是關鍵。
這樣，知識經濟中的知識觀就實現了三個轉變，從知識是實踐經驗的系統總結轉變為知識是人們為了出售而生產出來的工藝集成的技術性知識及其原理；從知識是推動整個社會進步的力量轉變為知識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是獲取高額經濟利益的源泉；衡量知識價值的標準從真理性轉變為效用性。教育總是以一定的知識為基礎的，知識經濟中知識觀的這種變革，客觀上影響了教育的基礎。因而，知識經濟必然要對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知識經濟提高了人們對智力水平的需求，客觀上影響了教育的目的
在知識經濟中，知識的生產、分配和使用，都對人們的智力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所謂知識的生產，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生產出從來未有的新知識，這是知識生產的主要方面；二是重組已有的知識，使已有的知識形成新的結構，產生新的效用性。這二者都可以稱為知識創新。這種創新需要人們具有較高的智力發展水平。離開了人們的一定的智力發展水平，知識的生產就不能實現，知識經濟也就失去了依托。
知識的分配和使用也需要人們具有較高的智力發展水平。知識的分配包括知識的生產者對知識的銷售，但更主要地表現為知識的消費者對知識的購買。知識的使用則是消費者運用所購買的知識于社會生產和生活中，以創造出新的經濟效益。在知識購買的過程中，要求消費者必須具有較強的辨識能力，能夠在各種知識產品中找出最有效用性和最有經濟效益的產品來。在知識的使用中，則要求消費者具有學習的各種能力，這些能力越強，就越能更快更有效地學會、掌握新知識產品，從而更有效地使用新知識產品，創造出新的經濟效益。在知識經濟中，更快更有效地使用新知識產品，也就等于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教育是一種有目的的培養人的活動。知識經濟對人們智力發展水平提出的普通高要求，客觀上影響了教育目的中人的身心素質的規定。因而，知識經濟也必然要對教育產生影響。
二、從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軌，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內在要求
應試教育曾經因適應于工業經濟的內在要求而存在并產生過積極作用，但隨著現代化進程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應試教育的弊端越來越明顯。經濟社會的發展內在地要求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實施素質教育并不是簡單地表現為對應試教育的糾偏，不是對應試教育的簡單否定，也不僅僅是教育系統內部的自我調整改良，而是依據經濟社會的內在要求，在揚棄中繼承，在發展中重建素質教育體系。
應試教育曾經應于工業經濟社會的要求，并發揮過積極的作用。因為工業經濟社會性的發展通常呈現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社會經濟化；二是經濟數量化；三是經濟技術化。這種特點對人才提出的要求則是：一是要求培養通用型、標準化人才；二是強調功利和速成，要求學生能較快地掌握某種知識、技能，并能盡快地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這些要求決定了教育具有三方面的特點：一是教育的簡單劃一性。即從上到下，使用統一的教學大綱、統一的教材，一張試卷考全國、一場考試定終身。二是教育內容的片面性。經濟發展需要什么知識、技能就傳授什么，導致專業越分越細，人才的知識結構也越來越窄。三是在注重教育的應性功利性，注重人才技能培養的同時，忽略人才的創造性和個性。這就使應試教育不僅成為一種必要，也成為一種可能，并使應試教育成了許多向工業化邁進的國家的共同現象。
教育的轉軌不是對過去教育的簡單否定，也不是對過去教育的簡單修補，而是一個在揚棄中繼承，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重建的積極創造的過程。重建成的基礎就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實施素質教育一定要瞄準經濟社會發展的總要求，否則，就會脫離社會的發展，就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和發展的基礎。我們在推進教育改革的時候，我們必須準確地把握住經濟社會對教育改革的要求?，F在，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對教育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將承擔新的使命，同時也就對教育的轉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知識經濟發展對人才素質提出的新要求是實施素質教育的根本依據
（一）知識經濟對人才培養目標提出了新要求
21世紀初，我國要實現由小康向現代化的大跨越，這對教育、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經濟社會化對人才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人才素質的綜合化；二是要求人才的個性化并有創新的能力；三是要求人才的多樣化。經濟的變革必然體現為對教育的要求，教育改革勢在必行。
（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對人才提出綜合文化素質的要求
人類生活方式變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包括人口革命的“人類生態革命”，強調將教育、培訓和信息活動同環境、人口和發展問題結合起來。可見，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全民的教育程度。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要戰略，不是單靠行政命令或經濟行為就能實現的，它必須建立在教育和全民族素質提高的基礎上。因此，要實現經濟與社會、生產方式與生活的協調發展，就需要培養可持續發展的人，要培養人的可持續發展的素質，要有可持續發展的教育，而這種可持續發展的教育就只能是素質教育。
（三）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國民素質和教育的支撐
市場經濟的一個潛在危機是國民素質不高，文化環境不夠理想。表現為商業道德、商業倫理低下，信用低下以次充好，坑蒙拐騙，欠債不還等問題嚴重存在。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關鍵在于提高整個民族的價值道德倫理水準，要求整個社會具有良好的商業道德、商業信譽、商業倫理，并依靠這種上文化的發展來支撐下一步經濟的發展。這就要求把教育作為整個文化建設的奠基工程式，通過教育的行為、教育的功能，使兒童從一開始就能接受良好的人格教育、倫理教育、社會性人文道德教育，而這正是當前素質教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所以，素質教育不僅是教育內部的調整，也是市場經濟對教育的一種迫切呼喚。
（四）素質教育是知識經濟發展的人才素質基礎
知識經濟最早是在1996年底提出來的。世界經合組織在公布有關國家的經濟發展的狀況時發現，一些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其國民財富的增長中，新增加的國民財富已經有50%以上直接來自于知識的進步。據此，他們敏銳地發現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到來。知識經濟的主要特點是：第一，整個經濟的基礎不是技術化而是知識化；第二，經濟開始柔性化，產業開始軟性化；第三，經濟要依靠文化來支撐；第四，經濟的創意性。這四個方面的特征對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強調教育綜合和全面素質。即從強調專業到強調綜合，從強調技術到強調知識，從學會應用到學會思維，從著重智商到著重情商。教育要能滿足知識經濟的要求，就必須致力于提高人的情商，提高人的創造性，不斷豐富人的知識和發展人的個性而這些都是應試教育無法承擔的任務。這需要用一種嶄新的教育思維來推動教育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素質教育是知識經濟對教育的呼喚和挑戰，也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基礎。
推進素質教育，是關系21世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許多國家已將質量教育（qualit-oriendeducation）、全面質量教育（Wholequality-orientededucation）即素質教育作為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目標，就是為了使自己能在21 世紀經濟競爭中處于主動地位。這是一種競爭、一種挑戰，我們不能再等待觀望，不能再有絲毫的猶豫，應當堅定不移，立即行動，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賦予我們的神圣使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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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轉軌變形 高素質 員工隊伍
中圖分類號：F717.6 文獻標識碼：A
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隨著歐債危機大面積爆發，以及美國、日本經濟困局凸顯，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2012年，面對經濟困難形勢，中央提出要抓住機遇，加快企業經濟轉軌變型。
一、員工素質的提升對企業發展轉型的作用
如何快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軌變型，一方面需要國家的宏觀政策調整，需要各企業發展思路的轉變，同時不能忘記企業發展的基礎，員工素質的提升更是極為關鍵，否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軌變型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美國管理大師彼得·圣吉曾經提出，在21世紀這個創新迭出的資訊時代，企業為了不被淘汰必須建設成為“學習型的組織”，企業員工也必須成為合格的學習型員工。雖然企業的發展競爭越來越表現為人才素質的競爭，但是企業的進步和發展，不僅需要高級專業技術和管理人員，而且迫切需要大批受過良好職業教育和培訓的高素質的勞動者。因此，較高知識水平、較高技術素質的一般人力資源就自然變成企業的第一資源，員工素質最終也必將成為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基礎。
員工常規的安全、技術、思想等多方面教育是培養實用人才的主要陣地，是優化隊伍結構的基本手段，是提高勞動者素質的最有效途徑。如今，國內外知名企業早已把優先投資發展員工教育作為發展決策的戰略方向，如三菱、IBM、海爾等都把建立技術培訓基地作為自己強大的發展后盾。很多發達國家從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領悟到，企業教育培訓的投入產出系數最大，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落實創建學習型企業，從加快職業教育和培訓事業的發展入手，來提高員工隊伍政治、技術的整體素質，構筑人力資源的核心競爭力，以此提高職工參與企業市場競爭的能力。
在同等市場經濟環境下，重視員工教育培訓，漠視員工的教育培訓，差別很大。因此說，企業員工教育和培訓是企業開發人力資源，提高企業效益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經濟的手段，是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助推器，是企業在知識經濟競爭中制勝的“法寶”。通過培訓既可以防止工人技能的退化，又可以豐富工人的專業知識，增強業務能力，有利于使工人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從而提高工作效率，推動企業發展。同時，培訓有助于企業形成一種積極的企業文化，從而有利于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進而促進企業的生產和發展。并且，培訓有利于工人的技能儲備，有利于“一專多能”人才的培養，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力資本投資，從而有利于企業長遠目標的實現。
二、目前存在的問題
但是也應當看到，目前許多企業員工教育的發展與現代化企業的內在要求還存在一定差距，以煤炭行業為例，依然存在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雖然培訓紀律、培訓內容有所改觀，長期存在的培訓“專業戶”現象有所減少，但是仍然過于偏重理論法規、現場安全技術、規程標準等，符合現代化發展需要的自動化、信息化技術偏少，甚至出現空白，內容也過于陳舊，缺少指導性。
第二，部分管理層面員工、基礎員工對于現代化培訓在重要性和必要性缺乏足夠思想認識，缺少學習的緊迫感、主動性。而且員工文化層次比例懸殊，從目不識丁到普通本科、研究生畢業皆有，造成會的不愿繼續學，難得不想認真學，員工隊伍自覺學習及接受培訓的意愿不強。
第三，重生產輕培訓觀念依然占據上風，認為只要有產量、有進尺，技術工人參加培訓屬于可有可無的事情，參加培訓班“專職學習員”現象有所抬頭，對培訓的管理考核還有待加強。
第四、培訓格局上，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多功能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格局尚未形成，傳統的老師講、學員聽，以單純書面考試、上機考試為檢驗手段的方式有所落伍，從而抑制了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生機和活力。
三、對策
為了實現企業的發展目標，首先，在充分認識到培訓重要性基礎上，要實現各個專業技術部門之間聯動，避免出現管培訓的不懂技術、管技術的管不住培訓現象，并逐步建立健全上崗培訓、晉職培訓、轉崗培訓、技能培訓等制度，并使其規范化、制度化，使培訓工作落到實處。其次，應建立起一套有關培訓、考核、使用、待遇緊密相連的，真正相互結合的用人制度，可以把職工培訓列入職工晉級、升級、提干等獎懲程序，以調動工人主動接受培訓的積極性。第三，杜絕培訓湊人數現象，要在對企業的人才需求情況進行調查、分析、設計的基礎上，結合現有技術工人培訓需求情況與工人的文化水平、技術等級、年齡等相關因素，制定既能適應企業發展，又能滿足個人需求的科學的、針對性強的培訓計劃，使其與企業發展目標相協調，從而引導廣大職工自覺樹立“終生教育”的新觀念，增強學習的緊迫感、主動性；第四，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和企業重組、改制的深入，對單一型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少，而對復合型、多功能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特別是對新技術、新設備管理應用的人員需求增加，所以，員工教育必須由單一性、狹窄性、傳統專業性轉變為多樣性廣泛性、社會性。要特別注重對員工進行第二、三技能培訓，以此培養一些“一專多能”的技術人才，尤其是針對部分文化水平較高，比較年輕、技術等級較高、上進心強、有抱負的人著重培養，以增強企業工作的靈活性；第五，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種教育資源，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拓展培訓的思路，推動學習型組織新格局的建設。要樹立員工培訓是一種資源開發和基礎性建設，是投入少、見效快的有效形式，是最具經濟和社會效益的實效性投入觀念，進一步提高認識，開闊視野，拓寬教育培訓工作的新思路。
一、把能源審計作為摸清能耗家底、找準節能方向的基礎
2005年,蘇州市單位GDP能耗明顯低于全國1.22噸標準煤/萬元的水平,在江蘇省也屬于能源效率水平較高的地級市。在蘇州市這樣的城市應如何推動節能工作,是當時蘇州市政府面臨的一個難題。在這種情況下,蘇州市經貿委決定對蘇州市的國家“千家企業”和年耗能5000噸標準煤以上的400多家重點用能企業開展能源審計工作,通過能源審計摸清重點用能企業的能源消費情況,以及企業在能源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找準節能工作的方向和發力點。
各市(區)專門召開會議部署工作,組織企業進行宣貫培訓,并將能源審計工作推進情況納入地方節能目標責任考核內容。常熟等一些區縣由市鎮政府出面,采取集中簽約模式,督促企業實施能源審計。
二、建立較為完善的能源審計工作制度
由于蘇州市外資和民營企業比重較高,蘇州市在推進節能工作別注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能源審計工作開始前,蘇州市結合新修訂的節約能源法宣貫工作,以市政府文件形式下發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確能源審計的對象、內容和方法,建立審計工作的組織、技術和經費保障,規定審計報告的內容、格式、質量要求等。從制度上規范能源審計,確保能源審計工作的可操作性和有序實施。
三、重視專家隊伍質量
為了保證能源審計的質量,蘇州市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建立了專家篩選“門檻”制度,所有應聘的專家首先要通過專門考試,考試不通過一概不聘用;組建了以蘇州市節能中心為主,河南南陽能源監測所、大連理工大學、南京師范動力學院、南京熱工學院、中國化工協會等機構共計80余位專家組成的能源審計專家隊伍,成立了10個審計小組,充分發揮專家專業技術優勢,并定期組織技術交流,為審計工作提供堅實的技術和人才保障。
四、建立能源審計質量全過程控制體系
蘇州市節能中心作為專業節能技術服務機構,承擔了與企業簽合同、管理審計工作和質量把關的職責,對審計工作全過程進行控制。蘇州市節能中心分別與審計專家小組和被審計企業簽訂合同,明確各自職責。市節能中心對審計效果也提出明確要求,除綠色照明、變頻調速等通用節能技術的節能項目外,能源審計挖掘的節能量必須達到企業總能耗的5%以上,否則審計報告不予通過。審計小組的審計報告,必須由被審計企業簽字確認后才能提交蘇州市節能中心進行初審。審計報告必須在市節能中心組織專家完成初審并復審合格后,才被認定為有效報告。蘇州市采用過程控制和經濟激勵手段相結合的方式,有效保證了能源審計的質量。
為規范審計小組工作,市節能中心建立了獎優罰劣機制。一方面,對審計小組提出的符合要求的節能項目,按照項目類別和節能量,對審計人員給予數額不等的獎金;另一方面,蘇州節能中心還不定期地進行項目質量抽查和滿意度回訪。對發現問題的審計小組,要求其積極整改;出現嚴重問題的將被終止合作協議。
五、積極實施政府補貼和“以獎代補”政策
為了鼓勵企業接受能源審計的概念,江蘇省和蘇州市分別對能源審計采取了政府補貼政策。江蘇省對每個接受能源審計企業補貼2―3萬元,蘇州市各區縣也提供了20―50%不等的政府補貼。由于企業僅承擔了極少的審計費用,因此企業要求開展能源審計的積極性普遍較高。
各級政府“以獎代補”的節能量獎勵資金政策,也進一步推動了企業能源審計工作。企業通過能源審計發現的節能潛力,通過申報國家和省級節能量獎勵資金項目,可獲得節能改造專項資金的支持。企業嘗到了能源審計的“甜頭”,進一步激發了企業開展能源審計的積極性。常熟、昆山、太倉等地區今年已計劃對年耗能3000噸標準煤以上的企業開展能源審計工作,擴大了能源審計的覆蓋范圍。
六、蘇州市能源審計工作取得顯著成效
截至2009年4月,蘇州市已完成370家重點用能企業能源審計工作,共建議節能技改項目1739個,預計總投資約83.6億元,年可實現節能量404萬噸標煤,年節約能源成本約64.3億元。據測算,每個能源審計項目挖掘的節能量平均占企業總能耗的10―15%左右。甚至一些工藝技術水平領先的外資企業,也都挖掘出了近10%的節能潛力。
通過能源審計,蘇州市建立了重點用能企業能源利用狀況數據庫,為各級政府及時了解節能現狀、制定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科學依據。根據能源審計結果篩選出成本經濟性最好的節能技改項目,確保了節能專項資金用在“刀刃”上,政府投入發揮最大的引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