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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常州地區;中小型出口企業
1.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發展現狀
按我國四部門2003年2月下發了《中小型企業標準暫行規定》,以雇員人數標準、資產額標準以及營業額三方面進行定量界定。截止2008年末,常州市有出口實績的企業達3007家,中小型出口企業占出口企業總數的96.8%。自營生產中小型企業出口額增勢強勁,全年完成出口44.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9.3%,增幅比上年提高16個百分點;外商投資中小型企業在全市外貿出口總額中所占份額穩步提高,全年出口額達6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40.8%,增幅比上年提高14.2個百分點,占全市出口總額的比重由上年的48.4%提高到50.6%。民營中小型企業蓬勃發展,經營領域遍布國民經濟各行各業,無論是交通運輸、貿易餐飲、加工制造等傳統行業,還是房地產開發、中介服務等新興行業,民營經濟均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全市制造業所涉及的29個工業行業小類中,民營經濟全部覆蓋。
民營中小型企業作為企業公民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越來越厚重,在吸納社會就業方面的巨大潛力得到充分發揮,并日益成為城鄉居民就業的主渠道。截止2008年底,全市個私經濟從業人員達118.2萬人,比上年末增長5%,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四成左右,其中私營企業從業人員94.4萬人,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23.8萬人,分別比上年末增長5.6%和3%。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已與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全市擁有國際工程承包資質企業17家,另有3家企業經商務部批準具有外派勞務資格,累計批準設立境外企業30家,與世界上4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外經合作關系。2008年全年實現外貿進出口總額176.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3.3%,其中出口132.4億美元,增長34.5%;實際到帳外資20.4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1.2%;完成外經營業額3.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4%,進出口增幅和出口增幅均列長三角16城市第4位。全市外向型經濟呈現總量規模擴大、增長速度攀高、發展質態提升的良好運行態勢。但這種趨勢被金融危機阻滯了。由美國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常州市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再加上國內資源、環境宏觀政策疊加效應逐步顯現、剛性約束進一步加大,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
2.由于金融危機,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面臨的困境
2.1 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面臨困境的外部因素
2.1.1 國際貿易伙伴需求急劇減少,國際市場萎縮
受金融危機影響,美、日、歐三大貿易伙伴需求急劇減少,國際市場萎縮。根據近幾年的統計,美、日、歐市場占我國出口份額的60%以上。但美、日、歐由于金融危機導致經濟滑坡,需求必然減少,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增速將回落1.5個百分點,美國經濟2009年將下降0.7%,歐元區2009年經濟將下降0.5%,日本將下降0.2%,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經濟將增長5.1%,比2008年回落1.5個百分點。在這種背景下,常州市中小型企業的出口發展將受到極大影響。2009年1―6月份,常州市外貿流通企業出口8.46億美元,同比增長26.27%,增速回落18.94%;自營生產企業出口14.2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8%,增速回落10.94%;三資企業出口21.99億美元,同比增長27.22%,增速回落12.16.%。
2.1.2 貿易保護主義猖獗,貿易摩擦將加劇
2008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常州市中小型企業遭遇了大量貿易壁壘,貿易摩擦加劇。世貿組織2008年7-12月全球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情況報告,有關國家采取最終反傾銷措施的81起案件中,中國產品位居首位,為37起,比2007年同期的26起增長42%。受此影響,自行車、紡織品等常州市的中小型企業出口業務遭受重創。另外,據統計,近幾年常州市因遭受國外的技術性貿易壁壘每年損失至少幾百萬美元。2009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常州市中小型出口企業遭受貿易摩擦將更加嚴重,增加出口的困難。
2.1.3 人民幣升值、原材料漲價、《新勞動合同法》頒布等綜合因素
2008年,國內外市場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振蕩,走出了少有的“過山車”行情,常州市中小規模企業經歷了上半年原材料價格大幅走高、利潤空間持續壓縮,下半年原材料價格節節跳水、庫存材料大幅貶值、產品價格不斷下降的雙重考驗,生產經營和盈利能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在人民幣升值、原輔材料漲價、銀行利率上調、勞動力成本提高、出口退稅率下降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響下,常州市工業經濟運行速度明顯放緩。2009年上半年,全市中小型工業企業完成產值2558.2億元,同比增長27.8%;實現工業產品銷售收入2506.5億元,同比增長28.6%;實現利稅172.6億元,其中利潤109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6.8%、28.4%。與去年同期相比,產值、銷售增速分別回落了2.4個和0.8個百分點,利稅、利潤總額增速分別回落11.6個和10.1個百分點。工業各主要行業發展走勢出現一定分化,紡織、冶金、化工等行業受政策環境變化的沖擊較為嚴重。對于常州市的紡織行業來說,人民幣每升值1%,其利潤平均下降約4%,目前整個紡織服裝行業平均利潤率僅為3.3%至3.4%,如無適當對策,有相當一部分利潤率低、抗風險能力不強的外向型中小型企業可能無法生存。
同時新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的影響,2008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即新勞動合同法,對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進行了補充和完善,明確提出了無固定期勞動合同、加班工資加倍、帶薪年假等法律條款。據不完全測算,新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和最低工資水平的上調,使企業人力成本平均提高約10%左右,這對于常州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外向型中小型企業來說,構成成本壓力的剛性基座。因政策因素帶來的勞動成本的提升,對常州外向型中小型企業帶來的影響將在若干年內逐步顯現。
2.2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面臨的困境的內部因素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遭遇的困境也與企業或行業自身的問題有關,如缺乏行業自律,企業間惡性競爭;缺少研發、技術、設備的投入,大部分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缺乏誠信、不注重企業自身的形象,這些因素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企業產品出口。在民營企業迅猛發展的背后,因為體制的、傳統的等各方面的原因,民營企業也暴露出自身一些先天的不足,這其中尤為突出的表現就是企業家的管理能力不強、企業治理模式不完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欠缺。目前中小型出口企業其治理結構的規范往往是形式上的規范,需要落實到操作層面,真正實現完善的企業治理機制,需要健全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的保障。如果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不但影響民營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更會關系到國家經濟秩序的穩定。
3.常州中小型企業產品出口的經營策略
3.1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應努力提高自身的經營素質
正視企業自身存在的問題,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苦練內功,努力提高自身的經營素質。
3.1.1 加強人員培訓,提高隊伍素質
知識就是力量,要努力學習WTO規則,熟悉對外貿易法規,以便有效參與國際競爭。要學會充分利用非關稅壁壘的差異性,多方面開拓出口市場,針對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壁壘狀況,研究特定市場的常用標準,有針對性地研究什么樣的產品標準才能比較容易地進入對方市場,切實避免因生產銷售中某個環節上的疏漏而導致產品被拒。培養人才很重要。外向型中小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急需了解國際市場、熟悉國際商業政策法規的高級專門人才,而這種多面手、高規格的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十分稀缺。要想不因人才短缺造成未來發展的被動,從中小型企業發展初期就應有意識地加強人才培訓,將培訓納入企業的文化建設,培養忠于企業的自有人才,以應付多變的國際市場。
3.1.2 改善管理,改變生產方式
許多中小型出口企業起家是以一時的機會和資源型的企業,真正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其軟肋,在經濟比較景氣的環境下,壓力感還不是很足,改進的動力也就不強。當潮水退去,才知道誰在裸泳。企業在危機中的生存之道,首先是活下去,其次是趁低換盤、換資產。找準定位,尋找機會。中小型企業需要從粗放式的生產經營方式向集約式的轉變,要高效率、高產出、高效益、強創新。這就需要我們首先要在管理方法和方式上下功夫,而最重要的是以核心價值和品牌理念為靈魂,鑄造企業長久的核心競爭力,增加產品的高附加值,進行由粗放式向集約式企業經營方式的轉變和加強企業內部管理,發現并實施新的商業模式。應對金融危機,中小型企業應加強渠道管理,保障渠道通暢。中小型出口企業應加強資源整合,在此次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規模小、產能低、生產工藝落后、高成本低收益的中小型出口企業勢必率先“倒下”,同時也埋下了轉讓和兼并同行業內部中小型出口企業的一大批“種子”,這恰恰成了淘汰落后產能,進行資源整合的很好契機,較有實力和經營思路的中小型出口企業,可以積極尋求企業之間的橫向聯合、合并、兼并,獲得自身發展壯大的需要。從這一角度看,若把握得當,將有利于大多數的中小型出口企業促進資源整合、提高行業競爭力。
3.2 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要合理調整自身的經營策略
3.2.1 多元化出口策略
中小型企業要根據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積極調整出口市場結構和方向,中小型企業可以利用華商來加強開拓海外市場,學習他們的經驗;還可以聯手大型企業聯手出口,中小型企業出口產品結構上與大型企業產品互補或相關,大企業有了中小型企業的附加品,也更加具有競爭力,中小型企業可以借助大企業成熟的出口體系和銷售網絡來開拓自己的海外市場。在鞏固傳統市場的基礎上努力開拓新的市場,以改變出口市場過于集中的狀況,逐步實現以新市場為重點,以周邊國家市場為支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市場合理分布的多元化市場結構。
3.2.2 品牌策略
品牌建設,是企業核心競爭力軟件資源中的重要一環。品牌就是生命。沒有品牌,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就弱、產品附加值低,就會始終處于國際貿易鏈的低端,競爭激烈,企業發展自然受到制約。要增強品牌意識,加強企業品牌競爭力的建設,創立自身的品牌價值,從品牌中出效益。當企業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品牌美譽度與知名度等相應提升,消費群體就會減淡了對企業背后硬件資源的深入考慮和探究,而是關注企業與消費者內心的溝通。危機的情況下,更應該在堅持品牌的核心價值理念,加強品牌基礎建設和品牌推廣,增強品牌的凝聚力和對產品銷售的拉力。2009年是眾多企業應對嚴峻挑戰的關鍵之年,為此江蘇常寶鋼管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提升產品質量,打造常寶品牌”的口號。
3.2.3 集群策略
中小型企業之間通過開展專業化協作、信息的交流與傳播,使得交易費用降低,可提高企業防御風險的能力和市場競爭力。采取集群策略,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戰略集群就是可以是同一個產業或者上下游相關的產業同時開發一個市場,在營銷上,采取出口聯盟策略,實現多種形式的中小型企業策略聯盟,由于是相關性產業可以建立上下游聯合售后服務中心,海外零售分銷策略聯盟如溫州企業為主在巴西開設的“中國商城”等。這些成功經驗表明,在海外設立商品專業市場,是帶動商品出口的有效方式,戰略集群可以減少單獨企業開發市場的風險,而且可以節約成本,相互促進行業的發展。加強企業的信息化和供應鏈管理規劃的能力。合理預測企業上游供應商,下游顧客和中間競爭者的討價還價能力和需求的情況,做到生產適應消費需求。強調產業的集中化,應對經濟危機不是單兵作戰,只有地區企業聯手,降低相互的交易成本,加強信息化和相互溝通,由競爭變成竟合,把餅做大,棉衣做厚。
3.2.4 國際市場定位策略
赫爾曼•西蒙曾說:“不大的市場縫隙,即使是微乎其微的市場縫隙,擴展至全球時也會變得驚人的巨大”。中小型企業要積極轉變思想觀念,積極擴大出口,積極開拓國際市場,為過剩的產品及生產能力找到出路。企業出口于企業的規模毫無關系,只要產品符合國際市場的需求就有出口的可能性,關鍵是將產品定位在合適的產品市場上,制定適合自己的銷售策略。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活動不僅跨越國界,往往也跨越文化,使跨國生產與貿易成為一種跨文化的溝通。文化的差異也就難免給國際商務合作造成摩擦和障礙。消除這些摩擦和障礙,必須學習、尊重文化的差異,提高跨文化溝通的有效性,避免因文化差異造成經營定位導向錯誤和貿易合作失敗,這已成為決定國際商務活動成功與否的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
3.2.5 低成本策略
伴隨著網絡通信和電子技術的發展,電子商務產生并迅速發展。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2010年全球電子商務的交易額可達1萬億美元,未來10年三分之一的全球國際貿易將以網絡貿易的形式來完成。中小型企業自身來說,電子商務可以節省經費、增加貿易機會、提高交易成功率,降低了依靠中間商帶來的約束。對于海外買家,為了降低采購成本進而更加依賴電子商務的采購,網絡經濟下的電子商務能夠使企業最優規模有所下降,有利于中小型企業的競爭發展。借助中介網站作為電子商務的切入點,積極利用網絡交易平臺,逐步實現網上交易,可以有效降低國際貿易的門檻和交易成本,同時更有利于更多國際貿易的開展。目前,大多數的中小型出口企業操作的網絡平臺有很多,比如:阿里吧吧、環球資訊等。酒香也怕巷子深,通過這樣的網絡平臺可以最大限度地向全世界推廣自己的產品,發掘更多的潛在客戶。這些網絡平臺給國內的中小型企業和海外買家無限了解溝通的機會,從而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成功機率,其花費的成本卻是很低廉的。
3.3 尋求外部環境的支持,促進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發展
從世界各國中小型企業的發展來看,中小型企業的生存都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國政府建立了一系列促進中小型企業出口的措施。例如建立高技術產品出口人才的培訓,組織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常州作為全國的制造業基地,加工類、出口型企業偏多,受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大。政府機構在當前危機下要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支持常州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發展。
3.3.1 財政支持,減輕中小型出口企業稅費負擔
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常州市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面對宏觀政策疊加效應逐步顯現、各類資源要素繼續趨緊、剛性約束進一步加大以及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政府應該協調稅務部門減少稽查的頻率,給企業相對寬松的空間。稅務稽查以提醒、指導為主,盡量避免罰款、滯納金等情況的發生,減少企業的現金支出,切實減輕中小型出口企業的稅費負擔。對近期較困難企業給予暫緩繳稅政策,待年終結算清繳時一并繳納,以減輕企業短時間的資金壓力。在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上調紡織品出口退稅率等多項促進輕紡行業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扶持下,常州市紡織行業從2009年第二季度開始逐步扭轉經營狀況持續下滑的局面,主要經濟指標出現企穩回暖的跡象。紡織行業800余家規模以上企業全年實現產品銷售收入445.2億元,比上年增長10.5%,較年內最低增幅回升4.0個百分點;實現利稅20.4億元,比上年增長3.2%,較年內最低增幅回升4.3個百分點。
3.3.2 金融支持,積極引導民間資本
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幫扶眾多中小型出口企業。目前,資本市場和房產市場相對低迷,民間資本大量沉淀在銀行,老百姓面臨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痛苦。鑒于一方面企業缺乏資金,另一方面民間資本又無處可投,政府可以積極倡導、引導民間資本組建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等民間融資機構,培育新的企業融資渠道,同時也使部分民間資本獲得一定利潤。積極引導民營企業加大有效投入力度,推動科技創新和技術改造,提升競爭發展能力,全市民營企業家對宏觀政策環境和企業自身發展的信心有所增強,技術改造和有效投入的力度有所加大。
3.3.3 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服務水平
政府應該協調金融機構重視這類資源,督促職能部門履行應有的職能,而且要降低收費標準,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同時,要積極爭取部、省各類扶持資金,全力幫助企業在國際市場開拓、高新技術和機電產品研發、走出去發展、公平貿易、科技興貿、出口品牌建設、服務外包等方面,用足用好政策。積極爭取省口岸聯檢部門支持,為企業通關、暢通物流提供更有利的環境。對企貼心服務,進一步縮短項目審批時限,提供個性化服務,做到能快則快。對出口5000萬美元以上外貿企業、總投資3000萬美元以上制造業外資項目開設局長“直通車”;對出口3000萬美元以上外貿企業、總投資1000萬美元以上制造業外資項目建立聯系點制度,實行“定向聯系”,確保在第一時間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對所有外經貿企業做到有求必應、有辦必果。強化外貿預警、監測、信息、市場拓展,提高政策指導工作力度,幫助外貿企業通過出口信用保險等途徑規避風險;積極為企業出國(境)考察、拓展市場、合資合作、境外投資以及商務咨詢提供“一條龍”服務。對外奮力拓展,進一步拓寬信息渠道,重點對接150家跨國公司駐上海地區總部、辦事機構及研發中心;集中拓展對臺招商,重點跟蹤100家臺灣上市企業,推進與臺灣電電公會全面合作;發揮省、市15個境外經貿聯絡處作用,確保全年為轄市區提供360條以上有效外資項目信息。扎實推進“以民引外”,重點促進100家民營企業實現與國外資本、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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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周仕通(1969―),徐州工程學院經濟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業管理。
一、轉型的歷史和現實依據
從1788年英國發生第一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資本主義世界發生過28次生產過剩經濟危機。回顧這些危機，盡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機的表現形式，但本質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這就是：經濟危機的基礎都是生產過剩；金融危機往往是產業危機的先導；都伴隨著經濟活動的極度投機；多數危機在自然狀態下總是首先發生于那些對世界經濟具有支配地位國家中的那些對國民經濟具有絕對影響力的行業或部門；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危機的形態也在發生轉化。
19世紀之前，由于英國主導著世界經濟，所以絕大多數危機首先發生于英國。20世紀美國主導了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轉到了美國。19世紀20年代之前，英國的主導產業是毛紡織業，生產過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現在這個行業，經濟危機發生后，這個行業往往是重災區。20年代之后，棉紡織業取代毛紡織業上升為主導產業。整個19世紀上半葉，紡織工業（包括與它有直接聯系的部門）較之其他所有工業部門有絕對優勢，所以這個行業始終是那個時代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它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對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19世紀下半葉，大機器工業和鐵路建設的大發展，極大地刺激了礦產開采、金屬冶煉和機器制造工業的發展，使這些行業逐漸上升為可以與紡織工業并列的主導產業，并在19世紀末最終取代紡織業，成為占絕對優勢的產業。于是，這個行業成了生產過剩危機的主要發源地，同時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進入20世紀以來，這些在國民經濟中占絕對優勢的行業或產業，在二戰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機械制造、煤炭等行業;二戰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轉向汽車制造、造船、發電、石油、化工、電器等行業;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轉向房地產業、金融業、IT產業等行業。隨著這種轉移，生產過剩危機的發源地也隨之轉移到相應的行業或產業。總的看來，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危機史表明，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時，盡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機和數量不等的銀行倒閉事件，但總的說來危機還是最突出地表現在產業領域，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是最主要的現象，而金融危機僅僅是伴隨現象，帶有附加性質。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機事件逐漸與產業危機融合起來，使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由原來突出地表現為產業危機演變為金融危機。90年代以來，世界接連發生了多次金融危機：1990年日本地產泡沫破滅引起金融危機，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以來的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金融危機。從2000年4月開始，以美國納斯達克股市泡沫破滅為起點，美國主要資本市場的股票指數出現狂瀉，金融風暴席卷了美國金融業。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一路演變成世界金融風暴和全面的世界經濟危機，已經給美國金融系統帶來了百年一遇的沖擊，造成美國五大投資銀行全軍覆滅，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資救助花旗銀行……，等等。在這些危機中，除了1992年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屬于單純的貨幣危機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產業危機基礎上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盡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發生機制、伴隨現象、本質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產業擴張與信用膨脹相互推動，在一些成長性較強的行業（例如房地產、新技術產業）形成投機熱，并推動其極度泡沫化。（2)信用經濟畸形發展，造成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失衡。（3)生產過剩是危機的起點，生產過剩危機引起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過來推動生產過剩危機走向深入，并使整個危機突出地表現為金融危機。（4)主周期的長度逐漸向古典周期回歸，同期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總之，這些新現象的出現，給世界經濟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一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轉型。
二、轉型的原因及轉型后的基本特征
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屬于信用危機的類型之一，它是由信用關系中斷引起的強制性恢復。由于金融業建立的基礎是信用關系，當一個國家的金融業成為國民經濟核心的時候，一旦這個領域發生信用危機，往往以金融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發生了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帶來嚴重影響的金融危機，說明這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程度已經很高，已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與此相適應的信用關系也已經相當發達。當今社會，資本主義周期性世界經濟危機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周期性金融危機，這種情況表明，金融業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核心，信用關系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之_。
信用關系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滲透和發展，使交易關系逐漸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經濟活動的交易媒介以貨幣為主逐漸轉化為以信用關系為主，這種變化意味著商品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一信用經濟時代。在這個時代，信用關系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支配地位。馬克思曾經說過：“人們把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作為社會生產的三個具有特征的經濟運動形式而互相對立起來。”馬克思雖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種經濟形式對等并列，他指出能夠和自然經濟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經濟，但認為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中的不同階段，并且認為：“貨幣經濟只表現為信用經濟的基礎。”而信用經濟則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
商品經濟在它幾千年的發展中，如果從交換方式的發展來劃分，可分為三個階段，即物物交換階段、貨幣經濟階段和信用經濟階段。在物物交換階段，產品所有者之間的勞動交換關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進行，這種交換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給自足的局限，擴大了生產的社會性，但它無法解決交換次數難以確定和交換目標難以實現的矛盾。貨幣經濟階段的到來克服了物物交換階段遇到的困難，拓展了社會分工和交換關系，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貨幣而又需要交換時無法交換的矛盾。隨著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這個矛盾得到了解決。信用是商品交換中的延期付款或貨幣借貸，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的單方面運動，體現著交易雙方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從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為，無不體現著信用關系。在信用經濟時代，信用關系也同樣滲透到了世界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國際信貸、國際匯兌、國際債券、國際商業信用、國際銀行信用、國際消費信用等等，總而言之，從民族國家發展起來的信用關系，正在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而向世界擴散，它使貨幣經濟讓位于信用經濟，它最大限度地動員了社會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促進了資源配置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性流動。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拓展了商品經濟的活動空間，增加了其內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為貨幣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所以對貨幣和信用關系的創新本身能夠對象化為商品。在實物貨幣時代，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無論是一般物品還是貴金屬，都是商品，只是因為充當了一般等價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隨著經濟生活中信用關系的出現，有了包括信用貨幣在內的信用產品，隨著信用關系的不斷創新，有了股票、債券、期權、票據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類衍生產品，這些信用產品，多數作為資本商品進入交易市場，成了社會經濟越來越重要的交易對象。
信用經濟時代的到來，也為資本積累開辟了道路。資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創新為資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如果說，在貨幣經濟時代資本積累的出路和資本家消化過剩資本的基本途徑是資本輸出和技術創新，而在信用經濟時代則主要轉向信用創新。信用創新推動了信用擴張，而信用擴張一方面表現為信用種類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現為信用鏈條的延長。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產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產品。由于金融領域是信用創新的主戰場，先進的創新手段、龐大的專業創新隊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強度創新，使這一領域的信用關系變得越來越復雜，信用產品的種類越來越多，數量規模越來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多數國家的信用產品市值規模遠遠大于同一經濟體的實體經濟規模，已經成為國民經濟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絕對支配地位。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信用關系的發展轉化為資本的生產和擴張能力。它促進了利潤率的平均化，節省了流通費用，縮短了流通時間，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發展，加速了資本的積聚，充分動員和利用了社會資源。只要信用創新能夠帶來足夠的收益，資本主義就會盡其所能地推動其發展，就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創新是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基本途徑，也是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技術基礎，它-般包括技術、制度、組織、管理、金融創新等多種形式。對資本而言，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使個別資本獲得超額利潤；通過技術發明和延長產業鏈形成新的產業集群、增加就業；通過延伸信用鏈條創造出更多衍生產品，促進了投資，分散了風險；通過放大杠桿的撬動作用使更多的大資本控制在小資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為技術創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經濟增長的周期性波動；由于信用形式的創新，為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創造了條件；經濟的虛擬化和泡沫化帶來的財富效應，增加了社會購買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預期，而這又進一步刺激消費欲望，形成消費熱；消費熱拉動實體經濟迅速擴張并形成泡沫，而這又為虛擬經濟及其泡沫化創造了條件。
這些年來，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互推動中，虛擬經濟的交易規模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金融衍生產品不斷被創造出來，杠桿交易使信貸規模極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滅，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機。本來，周期性金融危機的背后是實體經濟危機，它之所以首先表現為強烈的金融危機，是因為虛擬經濟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過實體經濟，當泡沫破裂時，其強度也大大超過實體經濟。
虛擬經濟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現為劇烈的金融危機，危機使股市、債市、匯市、期市狂跌不止，財富大量蒸發，恐慌蔓延，賠本效應凸顯，消費急劇縮減，結果使起初不甚明顯的實體經濟危機浮出水面，這時真正的危機才開始了，原來的金融系統已經被拖垮，正在進行重組，實體經濟進入破產、倒閉或重組階段，下一個需要度過的階段是蕭條。蕭條階段往往是新一輪創新的開始階段，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即是經濟周期的物質基礎，也是新一輪創新的物質基礎。由于新周期的物質基礎無論在規模還是在技術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隨著復蘇階段的到來，實體經濟不僅對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對虛擬經濟創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場是虛擬經濟存在的主要領域，所以虛擬經濟的創新也主要表現為金融創新，而金融創新又主要表現為交易方式、金融產品的創新，近些年來，尤以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最為突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基礎，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僅能夠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資本支持，還能為實體經濟的發展創造社會購買力。但是，虛擬經濟的發展不完全受實體經濟發展的制約，它可以獨立發展。從這些年來的發展情況看，由于期權交易、合約交易、杠桿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創新，以及多層級多種類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使虛擬經濟有了更大的獨立發展的空間。由于虛擬經濟的參與者、交易方式、交易對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經常伴有“羊群效應”、“博傻現象”和“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出現，這意味著當事人受非理性行為的支配，很容易忽視系統風險，過度投機和使用金融創新，過度使用杠桿交易，造成虛擬經濟的極度泡沫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實體經濟觸頂回調，就會引起信用鏈條初始環節的中斷，進而引起整個信用系統危機，形成劇烈的金融危機。
三、轉型后經濟危機的發生機制和傳導機制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產業危機周期”向“金融危機周期”的轉型，雖然也受到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因經濟形態的演變引起，所以轉型后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其根源依然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一經濟個體活動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經濟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無限積累與擴張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本來，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后，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發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傳統意義上的周期性產業危機趨于緩和。但是，由于資本主義在最近30年來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再一次趨于尖銳激烈。無獨有偶，這一過程恰巧與信用經濟時代的加速到來相重合，結果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加速轉型的同時，其頻率和周期長度再一次出現回歸的趨勢，其程度也在逐漸加重。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前，固定資本更新、商業與產業之間的相互推動是高漲走向繁榮的基本形式，盡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鏈條短，信用關系較為簡單，信用產品的泡沫化較為有限，而且多數間接地通過股市非理性暴漲表現出來。蕭條時期，隨著固定資本大規模更新的啟動，技術創新與信用創新同時進行，信用資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長潛力大、風險小的產業。到了高漲階段，信用資金開始重點流向那些成長勢頭較為強勁、財富效應較為突出的產業，并且與這些部門的產業形成相互推動之勢。高漲階段，信用資金在繼續大規模流向熱點產業的同時，開始全面出擊，既支持產業擴張，也支持商業繁榮，直至熱點產業嚴重泡沫化，并最終走向破滅為止。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轉型后，產業、商業之間的互動關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動作用，與轉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鏈條的延長和信用種類的增多，再加上杠桿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規模逐級放大，衍生產品的數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個倒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金字塔。這個金字塔是否穩定，外來沖擊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但關鍵在于實體經濟是否穩定。
上世紀90年代初發生于日本、美國的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及隨后發生的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的破滅；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這三次轉型后處于逐步完善過程中的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盡管其具體層面上的發生和傳導機制存在差異，但其一般形式已經基本相同，即：第一階段，金融系統深度介入擴張潛力較大的產業，例如房地產和處于發展初期的房地產業，使這些產業在金融機構、開發商、投機者、游資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與此同時，建立在這一產業擴張基礎之上的信用鏈條也在延伸，數量在逐級放大，形成一個巨大的虛擬經濟泡沫體。在這一階段，經濟加速走向繁榮，整個經濟活動表現出普遍的財富效應，當事人經濟行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較明顯。第二階段，極度泡沫化的實體經濟開始出現拐點，泡沫開始破滅，隨著物價下跌、利潤減少、產品滯銷，投資開始縮減。第三階段，建立在實體經濟之上的信用鏈條沿著當初延伸的方向開始逐級斷裂，龐大的虛擬經濟開始傾斜、倒塌。第四階段，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互影響，使危機進一步放大，并沿著金融系統、貿易系統向其他國家擴散，這種擴散帶來了普遍的恐慌心理，無論個人還是組織紛紛采取避險行動，從而出現了“羊群效應”和“多米諾骨牌效應”，使危機迅速蔓延、加速見底。
當然，以上說法是就一般意義而言的，由于引發危機的直接因素有兩類，即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的沖擊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由內部因素自發作用引起。內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泡沫的自動破滅，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則主要表現為國際游資的劇烈沖擊。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在美、英等國的推動下，出現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國際金融寡頭裏挾長期以來用虛擬經濟創造的龐大貨幣資本，像洪水猛獸一樣在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上橫沖直撞。這種現象從日本資產泡沫破滅過程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結論
周期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自然狀態下，經濟危機的發源地往往是那些對世界經濟擁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響作用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的那些占絕對優勢的產業、行業或部門，它們對經濟周期各階段的更替起著主導作用，總是最先發生危機，又總是最先擺脫危機，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現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機。
摘 要：順周期性現象廣泛存在于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中，其自第二版巴塞爾協議頒布以來開始受到關注，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其被認為是促進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惡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本文通過探討順周期性的定義、表現和成因，嘗試提出解決順周期性現象的對策。
關鍵詞 ：商業銀行 順周期性 啟示
順周期性現象廣泛的存在和表現于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中，特別是在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爆發的時間，會受到廣泛的關注。2007年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最終轉化為全球性的金融海嘯，商業銀行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現象被認為是促使此次金融危機進一步發展和惡化的重要原因。
一、順周期性現象的定義
順周期性，又稱為親周期性（procycality），目前尚未有一個統一官方標準。所謂順周期就是指新巴塞爾協議要求銀行在經濟緊縮時期，多配置資本防范風險，而在經濟繁榮景氣的時候，配置較少的資本，獲取利潤，使得經濟周期的加劇波動現象（Allen and Saunders 2003）。上述定義是目前為止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從本質上講，商業銀行順周期性體現了金融通過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對實體經濟的放大效應。在經濟上行時期，商業銀行的通過信貸等措施，進一步促進實體經濟的繁榮；在經濟下行甚至經濟危機出現之時，商業銀行的資本緊縮，信貸收緊，使得經濟下行壓力加劇，甚至造成經濟危機。
二、順周期性現象的成因
截至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順周期性現象的研究成果較多，且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通過各自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方法，對此問題提出了見解。理論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角度有銀行信貸理論、公允價值計量理論、金融加速器理論、商業銀行資本監管理論等。在實證分析方面，采用的方法有最小二乘法、EMM法等。歸納起來，其研究角度可以大致劃分為兩大類，即順周期成因的內因說和外因說。總體來看，比較主流的學術觀點比較認同順周期性成因于銀行內部，在實際的市場運行中，又通過外部因素的作用，加劇了這一現象的產生。
（一）商業銀行本身信貸行為產生順周期性
信貸功能是商業銀行最為基本的功能之一，也是商業銀行重要的利潤來源。這個信貸行為本身就可能產生順周期性。在經濟上行時期，商業銀行普遍對企業的經營狀況看好，同時，由于經濟的繁榮，企業用于商業銀行抵押貸款的抵押物價值也會相應提升。因此，綜合考慮之下，商業銀行傾向于對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以獲取利潤；相反，在經濟下行時期，此時企業在總體上經營狀況不佳，利潤降低且前景黯淡，由于市場波動，企業此時用于商業銀行抵押貸款的抵押物價值也會相應下降，此時商業銀行會傾向于收緊貸款，以避免在風險提升的環境下可能遭受更大的損失。銀行信貸行為所引起順周期性是商業銀行本身所決定的，由于銀行本身也是企業，其逐利和風險規避的特征使得這種現象很難避免。商業銀行信貸所引發順周期性是經濟學界較早發現和著手研究的方面，在順周期性成因研究中居于較為基礎的地位。
（二）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法促使順周期性現象產生
商業銀行中，對資產的計量方法主要有歷史成本法和公允價值計量法兩種。銀行本身交易賬戶中所持有的短期金融資產、衍生品等，一般均采取公允價值計量法。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商業銀行交易賬戶公允價值計量方法被認為是造成銀行本身產生順周期性現象的重要原因。因為公允價值計量會使得資產的價格隨著市場行情的變化大幅波動。當經濟繁榮時期，資產的公允價值大幅上升，銀行本身的財務報表狀況則大幅改善，此時，銀行資本充足率上升，因此便有條件去釋放更多的信貸和流動性；相反，在經濟蕭條時期，銀行本身公允價值部分迅速下跌，為了改善財務狀況，銀行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公允價值計量資產，然而這種行為則會導致市場上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下跌，形成惡性循環。因此，在這個角度上，公允價值計量也帶來的順周期性。
（三）金融加速器理論與順周期性
金融加速器是指金融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放大作用，銀行金融加速器理論引發順周期性主要是從企業融資角度來進行分析的。按照現代經濟學理論，企業融資主要有內源融資、債券融資和股權融資三種方式，其中后兩種方式是外源融資，其融資成本是依次上升的。在經濟繁榮時期，企業本身的財務報表狀況改善，對銀行方面釋放的信號是本身內源融資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此時無論是本身進行內源融資還是貸款，其融資成本均會下降。相反，在經濟蕭條時期，企業財務狀況惡化，此時不得不依靠外源融資，而銀行方面則會在判斷企業財務報表的基礎上，為了防范風險，會增加企業的融資成本，使得企業經營更加困難，從而最終使得整個經濟更加蕭條。
（四）資本監管理論與順周期性
為了減少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其中以巴塞爾協議為代表，金融監管當局會制定一系列的監管標準。巴塞爾協議迄今已有三版，均以資本充足率監管作為核心指標。應該說，資本充足率的監管對降低商業銀行經營風險，穩定金融市場，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帶來順周期性問題。在經濟上行時期，銀行本身資本質量提升，更容易達到監管標準，因此信貸和釋放流動性方面，不會面臨太大壓力；相反，在經濟下行時期，由于資產質量下降和信貸風險上升，銀行會更加趨于保守，才能更加穩健的使本身資本充足率不落到監管標準之下。同時，第二版巴塞爾協議中內部評級法，是銀行廣泛采取的風險評價方法，這也被認為是產生順周期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順周期性現象帶來的啟示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順周期性現象產生原因較為復雜。因此，在應對這一現象時，應采取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相結合的方法，結合會計準則和銀行監管標準的實際情況，從整體上對順周期性現象進行改進。
參考文獻：
[1]Allen， Linda， Anthony Saunders， “A survey of cyclical effects in credit risk measurement models”， BIS working papers， 2003， 20-23.
[2]談俊.《銀行順周期性文獻評述》，金融評論，2012，3：113-126.
[3]黃世忠.《公允價值會計的順周期效應及其應對策略》，會計研究，2009，11：23-29.
作者簡介：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爆發，造成世界實體經濟衰退的同時，也給微觀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致使諸多企業出現了財務危機乃至瀕臨破產。中國經濟雖然經歷了3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也未能在此次衰退中幸免。然而對我國而言，這次危機作為一種外生沖擊，具有良好的自然實驗屬性，雖然給實體經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但同時也為我們研究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波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陳武朝（2013）研究發現了經濟周期會影響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江龍與劉笑松（2011）發現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會對公司現金持有行為產生影響，石曉軍等（2011）則發現了商業信用對信貸政策具有反周期性，可見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企業行為特別是投資行為會產生重要影響。目前關于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學者們主要從宏觀視角研究其波動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后果，較少涉及其對微觀企業可能產生的影響。此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宏觀經濟的衰退致使我國政府先后出臺了財政、貨幣以及產業政策等系列刺激政策，進而出現了鋼鐵、煤炭、水泥、光伏產業、電解鋁等行業的產能過剩，造成投資效率的低下。特別是在轉型期的中國經濟，政府干預更是加劇了宏觀經濟周期性衰退造成的低效率投資。因此本文從宏觀經濟周期角度出發，研究其對微觀企業的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投資行為作為微觀企業行為的一項重要組成部分，對公司價值的形成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目前關于投資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微觀層面，總結起來主要有兩類：格爾根和倫內布格（Goergen and Renneboog，2001）與唐雪松等（2007）所作的公司治理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李青原（2009）、比德爾和希拉里（Biddle and Hilary,2006）所作的會計信息質量與公司投資效率研究。此外近年來，伴隨著金融危機的沖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宏觀經濟與財稅貨幣政策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如靳慶魯等（2012）關注了貨幣政策下民營企業的投資效率，申慧慧等（2012）則研究了環境不確定性條件下公司的投資效率。可見，目前尚未從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角度研究公司投資效率的變化及其在中國制度環境下表現的差異。然而，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有利于為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微觀后果提供經驗證據，而且有助于政府部門以及企業在應對經濟周期性波動時提供經驗借鑒，所以對經濟周期性波動與公司投資效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與現實意義。本文可能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本文以2008年金融危機為背景，探究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具體作用機理，并對此進行了實證檢驗，一方面為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經濟后果提供了經驗證據，同時也豐富了公司投資效率影響因素研究的文獻；結合中國制度環境，分別考察產權性質以及金融發展對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作用，為揭示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經濟規律提供了經驗證據；從多元化與行業周期性角度檢驗了不同類型公司受經濟周期影響的敏感程度差異，為公司抵抗經濟周期性風險提供經驗證據。此外，以2008年金融危機作為自然實驗，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研究宏微觀問題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同時也豐富了宏觀經濟政策與微觀企業互動行為的文獻。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作為宏觀經濟運行的一項基本規律，特別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對企業行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企業經營的重要行為，投資效率直接影響公司價值，同時也極易受宏觀環境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市場經濟制度建立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實現了年均9.8%的穩步快速增長。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宏觀經濟增長率一度跌至歷史低點。為防止宏觀經濟的衰退，我國政府先后使用寬松的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刺激微觀企業行為，這些政策實施對微觀企業最直接的影響表現為公司的投資行為與投資效率。因此以此次金融危機為契機，研究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然而處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政府有著強烈的動機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特別是當宏觀經濟步入衰退期，政府為實現宏觀經濟率先復蘇，頻繁通過系列政策措施等以刺激經濟，其最終表現為對企業經營活動尤其是企業投資行為進行干預。陳信元與黃俊（2007）的研究表明，在政府干預經濟較嚴重的地區，政府更多地涉足地方經濟的建設，因而對企業的干預更為普遍。程仲鳴等（2008）則發現政府干預對上市公司特別是地方國有上市公司投資效率產生重要影響。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我國政府先后使用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產業政策等措施刺激宏觀經濟，出臺了前所未有的以“四萬億”刺激計劃，如此大幅度的刺激政策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會產生何種影響？經濟周期是指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的周期性波動，集中體現為宏觀經濟的擴張與衰退的交替更迭。靳慶魯等（2012）的研究表明，資本逐利規律強調公司未來的投資活動取決于其當前的投資機會，當面臨好的投資機會時，公司應追加投資、擴大規模，當面臨差的投資機會時，應減少投資，縮減規模。根據經濟周期理論，當宏觀經濟由擴張期進入衰退期時，公司面臨的投資機會減少，理性的投資者應該會選擇減少投資。然而為防止經濟衰退，政府會進行逆周期性干預政策，特別是處于轉型經濟的中國，在政府力量的驅動下，企業必須進行逆周期性行為的投資行為，從而降低其資本逐利規律，公司投資行為與投資機會間的敏感性會降低，最終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綜上所述，經濟周期性衰退會降低公司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1：相對于宏觀經濟繁榮期，宏觀經濟衰退期時公司投資對Q值的敏感度會更低，表現為順周期性
產權性質對公司投資效率的影響主要基于融資約束與政府干預程度角度。首先周和方（Chow and Fang，1998）指出，在我國由于特殊的制度背景同時存在著國有與非國有兩類產權性質完全不同的企業類別，這兩類公司所受的融資約束差異較大，因此，產權性質可以作為公司受融資約束程度較好的替代變量。同時，包括張莉芳（2012）、古倫和艾恩（Gulen and Ion，2012）、連玉君（2009）等國內外學者研究也證實了融資約束是影響公司投資效率的重要調節變量。林毅夫與李志（2004）的研究也證實了，從融資約束程度來看，相比非國有企業，由于國有企業與政府有著天然的“血肉”聯系，在父愛主義下，國有企業往往存在著預算制度上的軟約束，因此在經濟周期的衰退期，其表現為更低的融資約束程度。從政府干預程度來看，申慧慧等（2012）研究認為國有股權公司更容易受到政府干預。特別是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政府從財政貨幣及產業政策入手刺激宏觀經濟時，資金方面收益的首先是國有企業，因此國有企業在衰退期受約束程度較低。此外，相比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往往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且更易受到來自政府非營利目的的干預，從而弱化了其經營的營利性，弱化了資本逐利規律在國有企業中的作用，從而致使國有企業產生了更低的投資效率。無論從融資約束程度還是從受政府干預程度視角，國有企業均更易表現為投資與Q值更低的敏感性程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2：相對于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投資對托賓Q的敏感度受經濟周期影響更顯著，表現為衰退期更低的投資效率
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與之發展較低的地區，至少存在以下差異：第一，公司受融資約束程度存在差異。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地區，金融中介組織更為發達，金融工具更為多樣化，從而為公司規避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時其資本市場化程度更高，獲取資金的成本也將更加合理。第二，債務的治理作用存在差異。余明桂與潘紅波（2008）的研究表明，公司債務具有一定的治理作用，然而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地區，公司債務融資主要取決于關系等非正式制度，從而債權人參與公司治理的程度更弱，對公司投資效率影響力較小。第三，受政府干預程度存在差異。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往往也是市場化進程較低的地區，其受政府干預程度越高。在宏觀經濟的衰退期，政府為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一方面干預銀行放松銀根；另一方面促使微觀企業投資。根據以上闡述可以發現，金融發展程度的不同會通過資金來源、債務治理以及政府干預等多個渠道影響微觀企業的投資行為。具體來講，在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資金配置更加無效，債務治理作用更弱以及受干預程度更高，因此其會弱化資本逐利規律的作用，進而產生在危機期間更為激進的投資行為，最終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設：
H3：相對于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地區的公司，金融發展程度較低地區公司的投資對托賓Q的敏感度受經濟周期影響更顯著，表現為衰退期更低的投資效率
（ 二 ）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考慮金融危機從2008年開始，同時為使年度分布更加對稱，以避免因樣本分布偏差而產生的誤差，本文選擇2006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考慮被解釋變量（投資Investment）與解釋變量（投資機會TQ）需要錯開一期，滯后一期指標均為2005年至2008年數據，因此本文實際樣本選擇為2005年至2009年期間數據；本文所有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同時剔除數據不全、資產負債率大于1或為負值的上市公司以及金融類公司，最終選擇了4945個年度公司樣本；為了避免異常值對回歸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本文對除了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Cycle）等啞變量之外的所有連續變量進行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 三 ）變量定義公司規模（Size）、現金流（CFO）、資產負債率（Lev）、風險（?琢return）、行業啞變量，均是控制公司投資水平的控制變量，具體變量見下表（1）。根據該研究模型中TQ*Cycle系數?茁3是主要測試變量系數，如果其顯著大于0，表明經濟周期衰退會提高公司投資效率，反之如果顯著小于0，則表明經濟周期衰退會降低公司投資效率。
（ 四 ）模型建立 借鑒靳慶魯等（2012）、陳德球等（2012）的研究設計，使用投資與托賓Q敏感度代表公司投資效率，其敏感性越大表示投資效率越高，反之越低。為此我們使用以下模型對研究假設H1、H2及H3進行檢驗，其模型設定為：
Investmenti，t+1=?茁0+?茁1*TQ+?茁2*Cycle+?茁3*TQ*Cycle+?茁4*Size+?茁5*CFO+?茁6*Lev+?茁7*?滓（Return）+IndustryDummies+?著i，t
其中Investment為公司投資水平的變量。TQ表示投資機會的托賓q，Cycle為經濟周期的變量。考慮2008年為我國宏觀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最深刻的一年，而2010年之后在經濟政策的刺激下，宏觀經濟開始復蘇，因此為了能夠更準確的捕獲金融危機深刻影響，本文將2008與2009年定義為經濟衰退期，同時為了考慮樣本的對稱性，避免因樣本的分布偏差，將繁榮期定義為2006與2007年。為了使結論更加穩健，本文還使用2003-2011年度數據為樣本，將2008年之后定義為經濟衰退期進行重新回歸，發現本文的結論依然成立。
三、實證檢驗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表（2）與表（3）為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系數表。從表（2）看，公司投資水平（Investment）均值（0.057）大于中位數（0.038），表明樣本公司的投資水平整體右偏。經濟周期變量（Cycle）均值為0.527，表明處于衰退期的樣本數略高。控制變量投資機會（TQ）的均值（1.493）略大于中位數（1.198），公司規模均值（21.355）與中位數（21.279）比較接近，呈現正態分布，現金流（CFO）均值（0.051）與中位數（0.050）接近，呈現正態分布，其最小值為-0.216，表明樣本公司有部分公司現金流小于0，資產負債率（Lev）的均值（0.530）與中位數（0.520）基本相當，呈現整體分布，經營風險（?滓（return））同樣呈現正態分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回歸結果的可靠性。從表（3）的結果看，投資機會與公司投資呈現正相關，而經濟衰退與公司投資也呈現顯著正相關，表明在面臨衰退時，公司投資不是減少，反而增加，從而直觀上可以判斷這可能是導致衰退期低效率投資的重要原因。此外其它變量之間均沒有較強的線性關系，從而降低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帶來回歸產生的誤差。
（ 二 ）回歸分析表（4）報告了本文研究假設1與研究假設2的回歸結果。表（4）中的第1列經濟周期與投資機會交乘項（Cycle*TQ）的系數為-0.008（t值為-1.81），顯著為負，與研究假設H1一致，表明相對于經濟繁榮期，經濟周期的衰退期會導致公司投資效率的降低。表（4）中的第2與第3列為分別按照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分組進行檢驗，發現其系數分別為-0.006（t值為-1.43），-0.003（t值為-0.89），前者達到邊際顯著，并且其絕對值也明顯大于后者，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受經濟周期影響更敏感，從而表現出更低的投資效率。表（4）中的第4列則將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設置為啞變量與經濟周期和投資機會交叉項進行交乘，其系數為0.002（t值為1.82），顯著為正，也表明相對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投資效率受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更敏感，因此具有更低的投資效率，以上均與研究假設H2相一致。
（ 三 ）相關性分析 表（5）為假設H3的回歸結果。從回歸結果看，金融發展程度較低時，Cycle*TQ系數為-0.009，顯著為負，而當金融發展程度較高時，Cycle*TQ系數為-0.003，為負但不顯著，且前者絕對值明顯大于后者，此外第3列的交乘項系數也顯著為負，其結果與研究假設H3一致，表明相對金融程度發展較高的地區，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其公司投資效率受宏觀經濟波動更敏感，表現為更低的投資效率。根據陳武朝研究認為，微觀企業受經濟周期影響與企業所處的行業周期性有關系，因此借鑒陳武朝采用上海證?交易所和中證指數有限公司的上證周期行業50和非周期行業100指、滬深300周期行業和非周期性行業指數對周期性與非周期性行業的分類，將采掘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金屬非金屬、房地產等行業定義為周期性行業，其余行業則定義為非周期性行業。周期性行業與非周期性行業中，其經濟周期對公司投資效率回歸結果分別見表（6）的第（1）與（2）列，其結果表明經濟周期影響公司投資效率主要存在于強周期性行業，而弱周期性行業則影響較小。公司多元化不僅有利于公司規模化生產，而且有利于降低公司經營風險。宏觀經濟周期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產生影響，會不會因公司多元化而降低？為此，本文根據公司經營收入的行業分布，如果其跨兩個及以上的行業進行分布，將該公司定義為多元化公司，反之則定義為非多元化公司，按多元化與非多元化進行分組進行回歸，其回歸結果見表6。結果顯示，經濟周期影響公司投資效率主要在于多元化公司中，表明多元化可以降低經濟周期對微觀企業投資效率的影響。
（ 四 ）穩健性測試為了使本文的結論更加穩健，本文還考慮使用固定資產變化率作為投資水平的變量，使用資產報酬率作為投資機會，直接使用GDP增長率與公司投資機會進行交乘，并使用2003年至2011年數據為樣本，以檢驗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結果發現本文的結論均未發生實質性改變，囿于文章篇幅所限，未能報告其回歸結果，讀者如有需要，可向我們索取。
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是一次世界性金融風波。泰國、印尼、韓國、日本等國的貨幣大幅貶值，同時造成股市大幅下跌，極大地沖擊了亞洲外貿企業，許多大型企業紛紛歇業倒閉，工人失業現象普遍存在，社會經濟呈現出大蕭條的悲觀局面。簡單來看，是喬治•索羅斯的資本集團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導致亞洲金融風暴的直接原因，而實際上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性失調、金融調控監管不力、國家項目赤字過高、亞洲國家的經濟形態導致及對外國旅游資本的過分依賴等諸多原因才是導致亞洲金融風暴的根本原因所在。許多國家經濟進入衰退，全球經濟增長節奏放慢，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只達上一年的一半左右。亞洲金融風暴造成區域性通貨緊縮，對全球經濟的負面影響，在很長時間內都難以緩和。2008年，全球性金融風暴席卷全世界，許多金融機構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全球經濟危機重重。首先，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直接原因是由次貸危機、過度消費和過度投機直接引發的，根本原因則是由信貸關系破裂和美元貶值引發的信用危機。其次，是由美國虛擬經濟的虛假繁榮和信用的惡性膨脹，嚴重偏離實體經濟而導致虛擬經濟泡沫破裂引發的，致使美國銀行體系受到重創，信用貶值、通貨膨脹壓力進一步加劇擴散，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進入普遍的經濟大蕭條時期，人民對未來金融市場的發展走向預測悲觀，貨幣出現大幅度貶值，全球實體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全球經濟衰退，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這對我國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第一，直接造成持有美國相關金融資產的金融機構蒙受損失；第二，巨額外匯儲備縮水；第三，受危機影響的外國金融機構，其變現已持有我國的各類資產對我國經濟造成極大沖擊；第四，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導致我國出口率急劇下降，外需下降帶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急劇下滑壓力。
2當前金融危機的特點
（1）在世界市場經濟條件下，當前金融危機的爆發具有全球性特點。由于世界市場經濟的特點，世界經濟逐步形成一體化趨勢。不僅是與美國聯系緊密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而且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也受到牽連。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危機的形成越來越具有全球化的特點。（2）資本主義向金融市場逐步轉變，社會上大量募集資金，商業銀行業務轉向投資銀行業務，逃避監管、到處投機，導致實體經濟和投機經濟嚴重脫節。（3）金融市場虛擬資本不斷膨脹，最終脫離于實體資本，導致虛擬資本出現信用危機。各種衍生工具的應運而生滿足了利潤最大化需求，它將多種金融工具緊密關聯在一起，虛擬資本的信用鏈條于是越來越大，一旦惡化，便會引發信用危機，延伸成金融危機。（4）金融危機具有超周期性，也具有超前性的特點，尤其在20世紀30年代表現特別明顯。正如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理論中指出，經濟周期性引發的金融危機是伴隨著經濟周期出現長波谷底、長波浪頂、高原的穩定幾個階段。當前金融危機所表現出的超周期性和超前性，看似已經脫離了經濟周期的軌道，而是伴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而發展的，從而導致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鉤，先在金融領域爆發，使得當前金融危機具有敏感性和超前性。（5）金融危機發生頻率加快。二戰以前波及較廣的金融危機僅有1929年的“大蕭條”，據Lind-gren、Garcia和Saal統計，自1980年到1996年，共有133個相關成員國發生過銀行部門的嚴重問題和危機。20世紀后期至今發生金融危機的頻度和規模，還屬先例。
3當前持續性金融危機對我國的連鎖反應
3．1持續性金融危機概念界定
19世紀60年代，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研究，指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從緩和到激化、再趨向緩和的規律，必然導致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發生。一般兩次金融危機發生的時間隔大約為10年，必將經歷經濟危機、經濟蕭條、經濟復蘇、經濟高漲這四個階段。1925年康德拉季耶夫發表《經濟生活中的長波》，提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長波理論。該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歷時140年，不僅存在著像馬克思所說的那種10年為一個長度的短周期，更存在著平均長度約為50-60年的經濟長周期波動，每個周期又分為長波谷底、長波浪頂、高原的穩定幾個階段。經濟長周期波動的根本原因不是生產技術的變革、戰爭和革命、新市場的開發這些因素所造成，而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所固有的因素，特別和資本積累有著密切的關系。持續性金融危機，是金融危機發生后并無緩和趨勢，甚至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或者形成一種周期性現象，簡而言之就是金融危機的蔓延。金融危機爆發后歷經大蕭條、發展、持續穩定，形成持續循環，不可預測其未來延續時間。
3．2當前對我國的連鎖反應
在當前大的經濟環境下，我國各行各業仍表現出極其嚴峻的形勢。大量企業由于虧損、倒閉，不得不裁員、減薪。貿易行業特別明顯，出口率急劇下降，外需下降帶來我國經濟增長的急劇下滑壓力。多種現象導致我國就業崗位急劇下降，就業形勢嚴峻，大學生就業尤其凸顯，供過于求，畢業的大學生數量超過所需的就業崗位數量多。通貨膨脹現象依然存在，全年物價上漲，人民幣匯率不穩，人們的購買力下降等等都體現了當前我國的經濟趨勢，這正是凸顯出持續性金融危機持續性、超周期性。
4應對策略
（1）大規模的財政投入、減稅。投資用于基礎建設一方面保證了增長，另一方面又增加就業。同時大幅度減免稅費，使企業恢復活力。2008年底政府有過4萬億元投資計劃，用于基礎設施的建設、社會事業方面、調整結構和技術改造等方面。對緩解持續性金融危機具有實際性效果。（2）保民生，大范圍地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使民生繼續穩定和改善。提高人民生活消費水平，擴大國內市場需求。加大對保障房的投入，穩定物價，加大對人民社會福利的保障，以擴大內需，穩定當前環境。（3）保出口，調整各行業關稅，穩定匯率預期，吸取亞洲金融風暴經驗與教訓，保持對外匯的管制。（4）加大對企業的扶持力度，振興規劃支持重點產業發展，加快產業升級、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銀行放寬投資性貸款限制，努力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等問題，保障中小企業渡過持續性金融危機，使企業恢復活力，以便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緩解我國就業難題，穩定發展。（5）用科學發展的觀點全面客觀地分析持續性金融危機，統籌兼顧，堅持不懈抓好農業，大力發展農業，保障人民最基本生活，加快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用實際方法抓住金融危機的機遇以及應對其挑戰。
5當前金融危機對我國的警示
一、文獻綜述
國外理論界圍繞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展開了廣泛深入的研究，會計準則方面，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和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方法的順周期性及其矯正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焦點。Enria[1]研究表明，公允價值會計準則下交易類資產和可供出售類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分別被計入當期損益和所有者權益，因而放大了收益和資本的波動性，導致金融體系順周期效應加劇。Borio等[2]認為，銀行在經濟繁榮時期若能計提較多的撥備或者提高資本比例，將起到“內置穩定器”的作用，從而更好地應對風險，增強金融穩定性。Barth等[3]主張擴大公允價值的運用范圍，在會計計量中引入公允價值屬性后會產生固有不穩定性、估計誤差不穩定性和混合計量不穩定性，從而加劇了財務報表的波動性。其中，固有不穩定性屬于真實的經濟波動，應在會計計量中予以客觀反映;而估計誤差不穩定性和混合計量不穩定性屬于虛假的人為波動，應當通過完善估值應用指南或擴大公允價值的運用范圍等方式最大程度地予以降低。Bikker和Metzemakers[4]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銀行貸款損失準備撥備在GDP增長速度較快時顯著降低，而在GDP增長速度較慢時顯著增加。Plantin等[5]認為，歷史成本忽視了價格信號因而無法很好地反映信息;盯市會計運用現行交易價格，盡管能夠克服前者的上述缺陷，但在挖掘市場價格的信息含量時引入了與基本面無關的干擾因素，放大了資產價格和利潤水平的波動。Matherat[6]指出，公允價值會計會導致宏觀經濟的順周期波動，并呼吁各國積極應對，協調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規定的差異。Laux和Leux[7]認為，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下，資產價格的周期性波動會對會計信息的穩健性產生不利影響。
國內學者立足于我國實際情況，對我國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及生成機制進行了研究。此外，作為商業銀行順周期性矯正的一大熱點問題，不少學者對如何協調會計準則與金融監管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劉燦輝等[8]運用最小二乘法對6家上市銀行2003—2010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緩沖資本具有順周期性。吉余峰和繆龍嬌[9]在論述商業銀行順周期性形成機理的基礎上，對16家全國性及地區性上市銀行2000—2011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認為我國上市銀行資本緩沖具有逆周期性，而股份制銀行資本緩沖則具有順周期性。唐梅和林友緒[10]以滬深兩市31家上市金融企業2007—2009年季度財務報表數據為研究樣本，發現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上證指數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證明在我國上市金融企業中運用公允價值會計會產生順周期效應。鹿波和李昌瓊[11]指出，我國商業銀行在經濟快速發展階段以及自身貸款增長率較高時期都會減少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劉玉廷[12]指出，金融保險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的分離是大勢所趨，體現了會計準則制定的獨立性，有利于在全球范圍內建立一套統一的高質量會計準則。黃世忠[13]分析了公允價值會計順周期性的傳導機制，認為FASB和IASB于2009年提出的從會計層面應對順周期效應的策略只是權宜之計，且具有不容忽視的負面效應;只有從監管層面應對順周期效應，從制度上建立起有利于金融穩定的長效機制，才能實現標本兼治的目的。鄭偉[14]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2009年11月的《金融工具：攤余成本和減值》征求意見稿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預期損失模型的采用體現了會計準則對來自金融監管部門壓力的妥協，意味著會計獨立性遭到破壞，我國對此應當秉持充分謹慎的態度。劉星和杜勇[15]在通過計算實例對預期損失模型進行介紹的基礎上分析其優缺點，認為預期損失模型在我國銀行業的實施只是時間問題。姚明德[16]從模型計量的對象、內涵和方法層面上分別論證了對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提出的預期損失模型與巴塞爾協議計量預期損失模型的異同，為協調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提供了借鑒。胡建華[17] 指出，由于我國經濟正處于結構性變化之中，指標非平穩，含義不明確，且由于缺乏完整的周期性數據的檢驗，指標的可靠性尚未被證明。
本文認為金融監管的目標與會計準則的目標存在著明顯差異。金融監管的目標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保障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因此與會計準則相比，金融監管明顯側重于審慎性而非客觀性， 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目標的明顯差異，決定了二者必須分離，才能從根本上矯正資本監管下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
二、資本監管下會計準則對商業銀行順周期性的強化機制
正是由于監管部門對會計信息的過度依賴，使原本旨在客觀公允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的會計準則得以通過資本充足率這一傳導機制影響到監管的成效，大大強化了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
1資本監管下貸款損失準備計提規則的順周期性
金融危機前，各國會計準則普遍要求商業銀行采用已發生損失模型來確定應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所謂已發生損失模型，采用的是基于過去交易或者事項的“發生觀”，要求會計主體在確定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數量時，應當以實際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為依據。換言之，銀行只能對已發生損失事件等客觀確切的證據表明未來可能發生并能有效估計的損失確認減值，而不能將未發生事項作為計提貸款損失準備的依據。這一規則有效地限制了銀行管理層通過非公開透明的方式操縱利潤，保證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充分體現了會計準則客觀公允地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的目的，但被用于監管目的時，則具有明顯的順周期性。
從監管角度看，銀行經營應充分遵循審慎原則，以維持金融與經濟穩定。當經濟處于上行階段時，貸款的信用風險逐漸積累，銀行應當預見到即將發生的信用損失，計提較充足的貸款損失準備，一來為經濟衰退時集中出現的貸款違約損失作準備;二來銀行得出的凈利潤減少，導致可被計入資本的數量下降，銀行為維持監管要求的最低資本充足率水平不得不限制信貸投放，從而避免風險過度積累。當經濟處于下行階段時，信用風險集中具體顯現出來，由于此前計提了較為充足的貸款損失準備，銀行不必大量確認減值損失，[dylW.net專業提供教育論文寫作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凈利潤下滑幅度小，銀行放貸能力受到的制約減少，從而避免信貸過度緊縮導致經濟一再下滑。然而，會計準則在規定計提貸款損失準備規則時并不考慮監管目的，而是只關注當前時點所顯現出的信用風險狀況，因此表現出相反的作用。經濟繁榮時由于企業經營狀況良好，貸款違約率較低，銀行按照會計準則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不能反映已逐漸積累的信用風險，因而低于銀行監管所需水平，信貸的過度擴張對經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經濟衰退時這一作用更為明顯，大量確認的減值損失限制了銀行的放貸能力，導致經濟繼續下滑，貸款違約情況進一步惡化，銀行不得不繼續確認減值損失，從而形成惡性循環。這一機制使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被大大強化。
2資本監管下公允價值計價原則的順周期性
公允價值計價原則主要針對銀行的交易賬戶，規定銀行對交易賬戶的金融資產按公允價值計量，若能夠獲取市價資料應當盡可能地運用盯市原則，若無法獲取市價資料應當采用模型估算其公允價值。由于交易賬戶的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是銀行為實現短期獲利或者維持流動性而持有，市價的變化與之密切相關，因此公允價值計價原則從理論上而言是合乎邏輯的，有利于反映銀行的真實經營狀況。但在實踐中，由于金融資產價格受到市場供求影響可能發生較大波動，資產的公允價值往往與資產實際價值發生偏離，表現出明顯的順周期性，在資本監管過度依賴會計信息的情況下，強化了商業銀行的順周期性。
當經濟處于快速發展時期，金融資產價格往往會出現非理性上漲，嚴重時導致資產泡沫的形成。銀行對交易賬戶中的金融資產大幅增加賬面價值，同時按照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分類，分別在利潤表中確認收益和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估值利得。雖然資本監管將后者從資本計算中剔除出去，但監管資本要求仍然相對容易滿足，使銀行得以繼續擴張信貸，推動經濟繼續上漲，金融資產市場價格進一步偏離真實價值，引起下一輪信貸擴張。經濟不景氣時期，資產泡沫破裂，恐慌拋售使金融資產價格出現非理性下跌，銀行不得不大量確認賬面損失。與此同時，按監管制度的規定，銀行資本基礎被嚴重侵蝕，銀行為將資本充足率水平維持在最低監管要求之上，不得不拋售金融資產和緊縮信貸，導致金融資產價格繼續下跌，而盯市原則下，下跌的金融資產價格又成為新的公允價值確定基礎。此外，由于監管部門在計算資本充足率時會將金融資產未實現估值損失直接從資本基礎中扣除，因而使公允價值計量原則在經濟衰退時的順周期性更加明顯。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的金融監管部門曾試圖要求修改會計準則，甚至要求暫停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運用，這從側面體現出公允價值計價原則對商業銀行順周期性的強化作用。
三、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分離才能從根本上消除順周期性
1現有方案尚不能消除順周期性
針對商業銀行的逆周期性，以巴塞爾委員會為代表的金融監管部門和以IASB為代表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都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方案：前者要求各國監管當局建立逆周期資本緩沖政策框架，根據實際情況確定銀行是否計提逆周期資本緩沖以及計提的數量;后者則建議在會計處理中，確認金融資產減值損失時以預期損失模型(expected loss model)代替現行的已發生損失模型(incurred loss model)。然而上述方案在理論上都存在缺陷，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順周期性問題。
(1)逆周期資本緩沖及其困境
逆周期資本緩沖的核心在于信貸周期識別指標的構建。國際清算銀行通過對近40年全球30多個國家40多次金融危機的實證分析，表明3/4的信貸激增導致了銀行危機，7/8的信貸激增導致了貨幣危機，指出信貸規模/GDP指標具有最佳的識別效率。但逆周期資本緩沖的實施存在以下三大困境，難以有效解決我國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
第一，我國尚未形成完整的經濟周期，數據積累明顯不足。近30年來，由于我國各種經濟增長動力的釋放，以及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我國經濟運行一直處于高速增長階段，既未出現過經濟危機，也未形成真正的經濟周期。
第二，我國的融資結構正處于調整之中，指標取值不穩定。我國目前的融資結構還保有很多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痕跡，主要表現為銀行信貸在整個社會融資規模中占有極大的規模。隨著我國融資結構的不斷成熟，直接融資占比將會提高，銀行信貸占比將有所降低，這也是我國金融發展戰略的重要改革方向。由于信貸規模在整個社會融資規模中的占比將會出現可以預見的降低，所以信貸規模/GDP指標并不具有穩定性。且近年來隨著我國影子銀行的發展，信貸占比已經出現了急速下滑，信貸規模/GDP指標已經出現了極大的不穩定性。
第三，我國并未取消信貸規模控制，資本監管的信貸傳導機制不順暢。由于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不暢，為了更為有力地實施經濟調控，我國自2008年重新恢復了對信貸規模的直接控制。雖然信貸規模控制一直以來就是學界的眾矢之的，但其在貨幣調控中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受到政策制定部門的青睞。我國近30年的數據表明，中央對于信貸規模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直接起到了逆周期資本緩沖的作用，而通過資本充足率對于信貸規模的間接調控缺乏有效的傳導機制。
(2)預期損失模型及其困境
金融危機后，IASB建議采用預期損失模型確認金融工具減值損失。在該模型下，銀行對于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進行會計核算時應當以其整個存續期為時限，以對未來現金流量的預期為基礎，在出現減值跡象之前即預先估計損失并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也就是說，銀行在對以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進行初始確認時即應考慮預期信用損失并確認相應的減值，而在此后每個計量日，銀行都要重新修正對預計現金流量的估計，并將資產賬面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由于銀行各期都根據對損失估計的變化調整賬面價值，因此確認損失進而各期利潤相對平滑，理論上減輕了會計準則造成的商業銀行信貸能力的周期性變化，有助于減緩經濟波動。
然而大量研究表明，預期損失模型并不能根治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而且會帶來新的問題。首先，造成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并非會計準則制定不合理。二十國集團峰會上，各國普遍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包括經濟結構失衡、金融創新過度、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疏失和金融監管缺位。因此，修改會計準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順周期性，是治標不治本之策。其次，這一方法在估計未來現金流量時很難將全部影響因素考慮進去，其估計值仍然可能受到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如在經濟衰退時高估預期損失，從而具有一定的順周期性。最后，預期損失模型的引入很可能導致會計信息質量下降。一方面，預期損失模型更多地反映了監管部門維護金融穩定的需要，本質上是要求銀行多提準備確保資本充足，因而財務報告使用者很難了解銀行的真實經營狀況;另一方面，預期損失模型建立在對未來的估計基礎上，主要參數均由會計主體自行確定，主觀性較強，因而具有較大的盈余管理空間，而且由于預期損失的估計涉及到大量金融專業知識，不僅增加了會計核算的操作難度和成本，也使除專業機構以外的信息使用者難以理解相應的會計數字，影響了會計信息的可理解性。
2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分離是兩者目標差異的內在需求
針對財務會計的目標，學界存在大量討論，目前主流觀點有兩種：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受托責任觀認為，財務報告應當以恰當的方式提供有關管理層對其承擔的受托經營責任的履行情況的信息，換言之，會計必須如實反映企業經濟活動及其成果的真實狀況。當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會計準則主要是IASB制定的國際會計準則和FASB制定的美國會計準則，二者在對財務會計目標進行闡述時均未將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有機結合。綜合三套準則的規定可以看出，會計準則的制定應當以確保會計信息的客觀公允、真實可靠為宗旨，從而使會計信息在首先滿足投資者決策需要的同時，也能夠滿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具有最廣泛的適用范圍。
金融監管的目標與會計準則的目標存在著明顯差異。金融監管的目標在于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保障金融機構穩健經營，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因此與會計準則相比，金融監管明顯側重于審慎性而非客觀性。此次金融危機中已發生損失模型與預期損失模型之爭也根源于此：已發生損失模型以客觀證據為依據確認資產減值損失，體現了會計準則客觀真實反映銀行經營狀況的目標，但不夠審慎;預期損失模型要求考慮未來信用損失，有助于降低商業銀行順周期性，體現了審慎監管的目標，但明顯背離了會計準則客觀真實的要求，損害了會計信息質量。混淆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的界限，只會使雙方的目標相互干擾，或者難以保障會計準則的獨立性和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性，或者損害金融監管的有效性。會計準則和金融監管目標的明顯差異，決定了二者必須分離。
四、對策與建議
會計準則強調“如實”，旨在及時反映經濟的真實波動;金融監管強調“審慎”，旨在熨平可以預見的經濟波動。因此，只有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相分離，才能從根本上矯正資本監管下銀行信貸的順周期性。我們建議，弱化金融監管對會計信息的依賴，對于部分科目在會計報告之外，建立單獨的監管報告體系。
1對于貸款損失準備分別采用已發生損失模型和預期損失模型
對于商業銀行的貸款損失準備，在會計報告中繼續沿用已發生損失模型，我們建議在金融監管報告中引入預期損失模型。所謂已發生損失模型，即銀行在確定貸款損失準備計提數量時，只能對已發生損失事件等客觀確切的證據表明未來可能發生并能有效估計的損失確認減值;而預期損失模型下，銀行以信貸資產的整個存續期為時限，以對未來現金流的預期為基礎，在出現減值跡象之前即預先估計損失并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前者能夠及時反映經濟的真實波動，體現“如實”的會計目標，但只表現了當前時點的減值跡象而不具有前瞻的跨周期特點，以此為基礎計提監管資本會具有極強的順周期性;后者有效地平滑了各期損失進而利潤的波動，能夠較好地抑制順周期性，但違背了會計的“如實”反映原則。因此，對于貸款損失準備，應當實現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的分離，在進行會計核算時采用已發生損失模型，在進行資本充足率監管時采用預期損失模型。
2對于弱流動性資產分別采用盯市模型和內部模型
對于商業銀行交易賬戶的弱流動性資產，在會計報告中繼續沿用盯市模型，在金融監管報告中采用內部模型計量。所謂盯市模型，即要求銀行按市場價格對持有的資產進行估價;內部模型則要求銀行建立一套內部估價體系來確定資產價值。前者及時反映了資產的價格變化，如實地向信息使用者展現了銀行的真實狀況，但波動性較大，尤其是在經濟危機時更加明顯，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后者反映出資產價值變化相對平緩，順周期性得到抑制，但賦予了銀行較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可靠性較弱。所以對于弱流動性資產，應當使會計準則與監管規定相互分離，在會計核算時采用盯市模型計量，在金融監管報告中利用內部模型確定資產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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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8 年金融危機的爆發，讓人們深刻認識到關注個別機構穩健運營的微觀審慎管理存在許多不足，從而開始積極探索構建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會計準則的制定為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實施提供依據，對于緩解金融體系順周期性具有重要作用，應深入研究宏觀審慎監管與會計問題的協調問題。
關鍵詞 ：宏觀審慎；逆周期；會計準則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讓人們重新審視微觀審慎監管在維護金融穩定方面的缺陷，從全局角度實施宏觀審慎監管，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已成為國際金融監管改革的共識。金融監管模式的轉變，對會計準則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解決金融會計領域與宏觀審慎監管之間存在的不協調問題，有效實施逆周期的會計管理，成為構建宏觀審慎框架的重要基礎課題。
一、宏觀審慎監管概念框架
宏觀審慎監管的概念最早提出于20 世紀70 年代末，然而直到2008 年金融危機，才被廣泛的關注和實際地運用。宏觀審慎管理是相對于微觀審慎監管而言的，指從金融系統整體而非單一機構的角度實施監管，研究金融體系與宏觀經濟的聯系以及金融體系內部的相互關聯性，以實現維護金融穩定、防范系統性風險的最終目標。
來自巴塞爾委員會博利奧的分析
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框架，涉及兩個維度的內容，包括橫向維度即跨行業維度、縱向維度即時間序列維度，其主要特征是建立強大的、體現逆周期性的政策體系，主要目標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針對本次金融危機暴露的金融機構資本缺陷、貸款損失撥備以及流動性問題，國際組織與各監管機構逐步完善了相應的監管要求。
二、會計順周期性對宏觀審慎監管的影響
（一）會計準則順周期性分析
會計順周期性的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公允價值的順周期變動對風險加權資產中的市場風險資產產生影響；二是公允價值和資產減值損失在順周期變動時，通過縮小或放大資本公積以及未分配利潤對總資本項目產生影響。
1.公允價值計量的順周期分析。由于資產和負債的價值變動能及時地由公允價值反映，從而導致金融機構負債和資產的波動性增加。同時，由于可供出售類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計入所有者權益、交易類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直接計入損益，會加劇收益和資本的波動性。同時，公允價值計量又具有較強的順周期性。在經濟上行階段，資產價格持續上漲，銀行信貸不斷擴張，推動經濟進一步上漲；而在經濟下行階段，價格的下跌會導致資產迅速縮水，形成損失并影響市場信心。
2.貸款損失準備的順周期分析。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銀行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有很強的順周期性。如Bikker and Metzemakers通過對近30個經合組織的8000多家銀行的年度數據分析，顯示GDP增速低于3%時計提的撥備量，比GDP增速高于3%時多計提了60%。現行的會計準則要求企業必須以實際發生的能確切證明存在損失的事項計提撥備，導致損失準備的計提存在滯后效應。在經濟上升期，貸款違約率低，撥備計提量少，信貸總量不斷膨脹。經濟下行期，貸款違約率上升，撥備計提量大幅增加，導致貸款規模縮減，加劇經濟衰退。
（二）宏觀審慎框架下會計準則修訂情況
為緩解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國際組織和各國監管機構有針對性的進行了制度修訂。見表2。
三、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的會計準則問題
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運用和管理需要以會計信息作為數據支撐和決策依據，而動態撥備制度、資本補充機制和預期損失計量模型等一系列監管要求，與現有會計準則之間仍然存在著不協調、不匹配的問題。
（一）會計目標與宏觀審慎監管目標的不一致
會計的職能與目標主要服務于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更多的是關注對個體經濟主體信息的反映，具有較強的微觀屬性。而宏觀審慎監管則關注于系統性風險，當公允與審慎發生矛盾時，金融監管要求以審慎優先，目標主要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在宏觀審慎背景下，要求會計準則、會計計量方式的設計能充分反映資產負債的預期風險，不可避免地造成會計目標與監管目標產生摩擦。
（二）預期損失模型不科學
預期損失模型是建立在公允價值模型、動態準備金模型等多項金融資產減值模型基礎上的，該模型有利于平滑利息收入，提早確認預期信用損失。然而，該模型與公允價值原則不一致，與會計準則的攤余成本概念也不符。對資產未來現金流量的預計以及預期損失的評估，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撐和科學的計算方法,存在著較大的人為操縱空間，可能引起會計理論的混亂和會計信息質量的下降。
(三)部分會計信息披露無法滿足宏觀審慎監管需求
一是公允價值信息披露不充分。現行會計準則中，僅部分公允價值計量信息需要披露，且披露內容尚未形成統一的格式和規范。二是由于當前會計確認原則及計量原則的局限性，衍生金融工具只能以表外項目進行反映，使得有關風險無法被報表使用者識別。
四、有關建議
（一）推動宏觀審慎管理與會計監管的協調配合
為有效抑制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宏觀審慎管理機構應加強與會計監管部門的協調配合，實現宏觀審慎管理與會計準則發展的良性互動，促進會計準則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支持、配合。一是積極協調宏觀審慎監管目標與會計目標，尋求有效平衡點，同時兼顧財務報表使用者的需求，以及宏觀審慎管理部門的監管需求。二是建立會計準則順周期性預警機制，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動態識別會計準則的順周期性影響以及對宏觀審慎管理指標影響。三是增強會計信息對宏觀審慎監管的支持作用，在會計準則體系之外，構建基于宏觀審慎監管的會計信息數據框架。
（二）改進公允價值計量模式規范體系
基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表現出的順周期性，公允價值會計要素計量屬性必須審慎運用，在滿足一定運用條件的情況下，適度、謹慎運用：一是明確規范公允價值的使用范圍、使用幅度和使用條件。增強公允價值計量的準確性和適用性，分類規定不同市場條件下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計量方法進行，從而減少公允價值估值的主觀性。二是完善公允價值計量的信息披露機制。要求企業積極采取措施，完善表外披露方式，公允價值的確認、計量和變動等信息應得到充分披露。另外不僅要披露用于估計公允價值的重要假定及方法，還應披露無公開標價的貸款，以及企業自身債務公允價值的主要假定及方法。
（三）建立具有前瞻性的資產減值動態撥備體系
采用跨周期的撥備計提方法，提高資產減值準備計提的前瞻性和科學性，削弱減值準備的順周期性。原理與逆周期資本相同，即在經濟上行時期提高撥備計提，以提高未來抵補資產損失的能力，在經濟下行階段減少減值準備的計提，以維持資本充足水平，從而增加利潤，進一步減輕當前會計準則順周期的影響程度。
參考文獻：
[1]周小川.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內在邏輯、相關理論解釋和主要內容[J].西部金融，2011（3）.
[2]周小川.關于改變宏觀和微觀順周期性的進一步探討[J].中國金融，2009（8）.
【關鍵詞】 巴塞爾協議； 商業銀行； 公允價值會計； 金融危機
一、引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擬定新的國際金融監管框架――巴塞爾協議III，并最終于2010年9月正式提出，核心內容在于提高了全球銀行業的最低資本監管標準，主要的變化如下：第一，一級資本充足率下限將從現行的4%上調至6%，“核心”一級資本占銀行風險資產的下限將從現行的2%提高到4.5%。新的一級資本規定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間執行。總資本充足率要求在2016年以前仍為8%。第二，增設總額不得低于銀行風險資產的2.5%的“資本防護緩沖資金”，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間分階段執行。此后，“核心”一級資本、一級資本、總資本充足率分別提升至7.0%、8.5%和10.5%。第三，提出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區間，由各國根據情況自行安排，未明確具體實施安排。
在巴塞爾協議III提出前后，中國銀監會也提出了被外界稱為“中國版巴塞爾協議III”的討論稿。2011年2月，銀監會申請通過包括資本充足率、撥備率、杠桿率、流動性在內的四大監管新工具，與討論稿相比，四大監管工具較原方案明顯放寬。而對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覆蓋率等要求低于預期，執行過渡期也比預期的更長。這套包括杠桿率和流動性比率要求的新監管框架的出臺將意味著2009年下半年開始的監管轉型的結束。在2011年3月31日之前，中國監管層要求各銀行根據現金流對利率和本金償付的覆蓋水平來計算風險權重。新的監管框架要求核心一級資本金比率為5%（原方案為6%），一級資本金比率為6%（原方案為8%），資本充足率為8%（原方案為10%），而逆周期資本緩沖為2.5%（原方案為0%~4%）。
關于金融危機后的銀行監管討論一直在持續，而本文的焦點集中在公允價值會計上，特別是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會計體現的問題以及巴塞爾委員會的相應意見。
二、公允價值會計順周期性與巴塞爾協議
金融危機爆發后，銀行業面臨著巨大的損失，許多美國大型金融機構指責公允價值會計強迫確認永遠不會實現的損失，扭曲了財務報告、動搖了投資者信心，是導致危機惡化和蔓延的重要原因。同時商業銀行的擠兌與破產現象使得人們對巴塞爾協議的爭論更加激烈，這主要集中在協議的監管框架具有親周期性和新協議缺乏對流動性風險的管理。
關于公允價值的同周期效應表現在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并行不悖地進行，并且相互作用加速了順周期性效應，第一，各金融機構因為持有大量抵押類證券，按照公允價值計量出現了大量未實現且未涉及現金流量的損失。這些損失在證券未出售前僅僅是會計上的損失，但由于會計報表顯示出的利潤虧損，使得這種“賬面損失”扭曲了投資者的預期，嚴重時會發展為“價格下跌―資產減計―提取撥備―恐慌性拋售―資本金折損―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第二，缺乏在非活躍市場運用公允價值的指引加劇了市場的動蕩。從公允價值的定義來看，有序交易是其運用的一個前提，但在危機中，大量機構被迫變現資產，形成的價格并不符合公允價值的前提，但會計準則中缺乏對此類情況的具體指引，使得會計主體不得不按照不合理的估計市場價格進行公允價值計量，進一步增加了賬面損失，加劇了這種惡性循環。
（一）公允價值的度量與建模
這種惡性循環導致了原先的估值方法面臨較大困難，市場流動性的變化進一步加大公允價值估計的波動性。基于此，巴塞爾委員會于2008年6月出臺了《公允價值的度量與建模》，指出了公允價值評估有待提高的四個方面：管理與控制過程、風險管理與度量、價值調整、財務報告。第一，應當建立起銀行在市場條件惡化、市場價格變化無法預測情況下的應急計劃，并對復雜金融產品的風險管理分配更為充足的資源。第二，銀行在風險與價值評估過程中不應過多依賴于外部評級機構，信用評級信息來源應該多樣化，穩健的內部評價方法尤其重要。第三，由于財務報告和風險管理目標角度的差異，前者的價值評估反映會計準則范圍內的風險因素，后者的價值評估著重反映價值不確定性，銀行應該妥善處理這些存在差異的目標，并進行相應的價值調整。第四，當流動性不足的情況下，銀行對金融產品的估值應該更加依賴于模型。而為了提高價值評估的透明度，巴塞爾委員會努力發展用于評估銀行估值過程穩健性和提高風險管理水平的指引。同時，與會計和審計標準的制定者、審計人等角色進行合作，以提高公允價值的正確性和透明度。
（二）健全的流動性監管原則
當市場流動性急劇惡化時，公允價值失去了計量基礎，不僅增加了流動性風險，進一步導致了金融產品的價格下跌，為了提升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水平和全球監管能力，尤其是金融危機發生流動性缺失時的恢復能力，2008年6月，巴塞爾委員會出臺了《健全的流動性監管原則》，主要內容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全面識別、衡量各種流動性風險；第二，加強壓力測試，強調了對整個市場范圍內壓力因素的測試，以及在緊急時期融資能力的壓力測試；第三，發揮監督者的作用，強調了各監督人在加強流動性風險管理過程中的溝通與協作；第四，加強對國內與跨境支付、結算所產生的當日流動性風險的管理。
公允價值的順周期性引起了巴塞爾委員會對銀行監管順周期性的關注，巴塞爾協議III中提出的0%~2.5%的逆周期資本緩沖區間也是基于銀行監管的順周期考慮，但是這種修正更多是停留在資本充足率層面的修正，而不是將公允價值會計納入巴塞爾協議的三個層面，巴塞爾協議III也沒有提及關于市場流動性不足時，流動性風險通過惡性循環加倍影響流動性風險儲備資本。巴塞爾協議III依然專注于會計數據，而不關注金融市場精煉出來的信息，后者能表明投資者評價銀行的風險是否過高。當美聯銀行在2008年年底被富國銀行收購時，美聯銀行監管資本（regulatory capital）的狀況一直很好，但是，市場并不相信這一點。所以銀行監管應該綜合考慮市場流動性以及市場投資者的評價，而不是僅僅關注會計數據，這也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關于金融資產公允價值信息披露的問題，因為投資者僅僅通過金融資產賬面價值并不信任商業銀行。
三、公允價值信息披露與巴塞爾協議
在巴塞爾協議III中，關于第三支柱的信息披露要求指出：信息披露是市場約束機制的核心內容；共同的披露框架是將銀行風險暴露告知市場的有效途徑，并為增強可比性提供了一致、合理的披露標準。信息披露包括核心信息的披露和附加信息的披露。而這次金融危機中關于金融產品的信息披露存在著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投資者試圖去發現金融機構持有的衍生品的信息，卻發現企業財務報表中很少披露這部分內容，而且這部分衍生品非常復雜，超過了投資者應有的投資知識技能。前FASB咨詢委員會委員Young指出：在貝爾斯登的兩支基金陷入困境之后，“債務抵押債券”（CDOs）的不確定性充分暴露，投資者竭盡全力搜尋CDOs資產價值和現金流量方面的詳細信息，但這些產品的復雜性使投資者無從獲得相關財務數據。
第二，沒有區分流動性缺失條件下的信用損失及流動性導致的價格下跌，公允價值計量了信用損失及公允價值的其他變動（包括流動性貼現），并且未在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這兩部分信息，使得投資者對于金融產品價格的下跌作出了錯誤的投資決策，這在金融市場恐慌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加之信息真空，使得投資者的情緒更加悲觀。
市場透明度是市場信心的關鍵因素之一，巴塞爾協議應該制定規則關于金融機構應當繼續加大風險暴露與價值評估的信息披露，包括對結構化產品和資產負債表外投資工具的風險披露，不僅如此，在特殊的市場環境下，關于價值評估方法、價值評估前提假定以及價值變化動因等方面內容都應該制定信息披露方法。
四、我國商業銀行監管的啟示
單一的資本充足率并不能完全抑制銀行的冒險之舉，資本充足率的提高只能達到金融監管的部分目的，并不能根除高風險業務追逐的動機。公允價值的運用提高了金融工具信息的相關性，但同時可能加劇銀行體系的波動。關于這次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會計對銀行監管所產生的影響，需要引起更多的關注，不僅限于巴塞爾委員會出臺的關于公允價值計量以及流動性風險方面的經驗與教訓。
對于我國商業銀行監管而言，首先面臨著一個兩難的選擇，由于巴塞爾協議要求商業銀行增加資本，縮小資產負債表規模并放棄那些高風險業，銀行不得不將更多盈利留作儲備，銀行的利潤空間勢必受到壓縮，而對于處在快速發展的我國經濟，商業銀行的信用支持又是經濟增長的保障，所以銀行監管需要處理好經濟增長與風險監管之間的矛盾，比如金融危機中的2009年，我國面臨GDP增長率8%的目標，新增貸款規模達到10萬億元，但是這其中也出現了很多呆壞賬的風險，放大了商業銀行在2009年后可能面臨的風險。
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是銀行在經濟景氣時建立資本緩沖以便經濟條件惡化時使用，以降低其順周期性的效果，這可能會束縛經濟景氣時銀行資產的增長，但在經濟不景氣時，銀行不必為維持資本充足率而被迫削減貸款，從而避免或減輕經濟在不景氣時遭受的打擊，雖然資本緩沖金可能會降低經濟的增長速度，但相比于經濟不景氣時商業銀行可能面臨的破產危機，這是值得的。我國商業銀行監管在處理公允價值會計問題時還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加強市場透明度和信息披露。金融危機表明，信息披露不完善和市場透明度缺乏所帶來的信息不對稱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國商業銀行的信息披露做得依然不到位，主要表現在市場風險、利率風險、衍生工具風險等方面的披露。因此，應當進一步加強銀行業信息披露的管理規定。
第二，重視壓力測試的作用，并將應急資本納入資本金要求中。經濟的周期性使得銀行監管存在周期性并不是很嚴重的問題，重要的是如何預防這種順周期性給銀行監管帶來的不利影響，這時單純依靠資本充足率并不能滿足監管要求，輔助于壓力測試才能更好地避免在經濟不景氣時商業銀行遭受的危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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