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07 09:20:0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國外研究成果及評價
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論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發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論重點
是投資動機、投資決策和投資流向三個問題，其中，投資流向就是區位（投資地點）選擇問題。考察所有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區位選擇問題。
1.以區位經濟學為基礎的理論，以成本學派和市場學派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學派認為跨國公司進行區位選擇的目標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國的勞動力成本和技術水平不同，運輸和通訊費用不同，相關產業發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資國選擇時成本因素至關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場學派認為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運輸成本已不再是決定選址的主要因素，產品的銷售才是中心問題，因此，關稅、自然資源、風險、行政手續都需考慮。
2.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理論，以內部化理論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代表。海默（S.Hymer，1960）認為企業到海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原因在于擁有特定優勢，力圖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潤。凱夫斯（R.Caves，1974）、約翰遜（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對去進行補充，認為中間產品市場是不完全的，必須通過內部化來達到節約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場不完全的國家正是對外直接投資應選擇的投資區位。
真正將區位因素和對外直接投資結合，并明確提出來的學者首推英國里丁大學教授鄧寧（J.Dunning，1977）。他認為，區位因素是決定對外投資的充分條件，它不僅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傾向，而且也決定了它們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的類型。
3.以國際貿易學說為基礎的理論，以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為代表。小島清（Kojima K）提出的該理論的基本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業在母國屬于邊際產業，居于比較劣勢，而在東道國卻擁有潛在的比較優勢。因此，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按照母國的邊際產業順序進行，投向在這些產業擁有潛在比較優勢的國家。
通過比較以上理論，我們發現區位理論以東道國區位優勢為出發點決定企業的投資地點，而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以企業的自身優勢為出發點，附帶推導出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但這些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因此在指導沈陽市的對外直接投資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對一些復雜的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及流向仍然無法做出合理地解釋和說明。
二、國內研究成果及評價
我國學者從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發展的特殊性出發，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與產業選擇有著密切的相關性。而從FDI區位選擇本身來看，中國理論界提出的主要觀點如下。
1.就近基準。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初期的區位選擇應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則”。“就近原則”，也就是考慮到東道國區位和投資國的地理距離因素。這一基準的本意是通過對鄰近地區的投資降低經營風險。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將不再成為對外經濟活動關系的主要依據。
2.“慢半拍”基準，或稱“地區漸進原則”。該基準強調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應當首先從那些經濟技術發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國家或地區開始，隨著投資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技術水平的提高、對外直接投資能力的擴張，投資區位逐步向發達國家擴展。應當承認，這種按照東道國經濟發展階段確定區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個僅僅適用于部分產業的區位選擇思路，它將中國企業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國際空間內，不利于架構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普遍的區位選擇基準。
3.多層次或多元化區位選擇思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對FDI區位選擇的研究，一個基本的結論是架構一個多元化或多層次的FDI區位格局。可以說，實現FDI多元化或多層次化的區位格局，已經成為世界大多數國家FDI區位戰略的基本出發點。問題在于，中國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直接投資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實現投資區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資格局。多元化區位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基本戰略，是以合理區位選擇為前提的，或者說是合理化區位選擇的結果。
4.有效資本型FDI的區位選擇。武漢大學的邢建國教授在其專著《對外直接投資戰略抉擇》中，以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提出“有效資本型FDI ”理論模型（如下圖所示），更加適合指導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跨國銀行是指在國外擁有附屬機構、分行或代表處的銀行，是銀行業國際化高度發達的產物。早在13至16世紀，麥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業銀行就在整個歐洲廣布機構，從事跨國銀行業務，19世紀，英國、比利時、德國和日本的跨國銀行，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二戰及二戰以前，由于受到戰爭和經濟蕭條等因素的影響，跨國銀行業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二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8年歐洲主要國家貨幣開始可兌換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誕生，跨銀行業又再度活躍，并得到了長足發展，業務數量、內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擴展。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2.現有的文獻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是實證分析了某一東道國銀行業吸收的外銀行業的直接投資，研究欠系統，特別是缺乏比較分析和研究。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FDI區位；資本輸出；FDI目標國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三十年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顯著增強，人均GDP從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機構的存款余額增加到2006年的35萬億人民幣，人均存款近3萬元。按照鄧寧的發展水平理論，我國目前已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注：根據鄧寧的發展理論，經濟發展可分為四個階段，在其中的第三個階段，本國對外投資規模快速增加，并逐漸超過引入外資的規模。人均GDP達到2000-4750美元間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筆者注。)，即本國對外投資快速增加，并將最終超過引入外資額的階段。這一點已經明顯地在我國經濟中表現出來。從對外投資的情況看，在對外投資之初，我們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較重視單個投資項目的操作，而缺乏整體、宏觀的策略。時至今日，具備相當實力后的我們，考慮對外貿易、投資區位選擇戰略時，應該從多重角度，通盤考慮。
理論界至今還未形成企業國際化區位選擇的一般理論，但很多主流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都包含了區位選擇的思想，這些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對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簡稱FDI）區位選擇理論有較為完整的闡述。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專門研究發展中國家FDI的理論。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不長，與國外豐富的理論成果相比，中國學者更多地從經驗角度對FDI區位理論進行了深化，從東道國區位因素、投資主體、投資動機等角度研究了中國企業FDI的區位選擇，雖然驗證方法不盡相同，但缺乏對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綜合研究框架。本文在總結現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對我國企業FDI情況進行了回顧分析，對我國FDI區位選擇戰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并從理論角度上，提出結論。
二、理論研究匯總
（一）FDI區位選擇理論沿革
對FDI區位選擇最早的論述見于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由Hymer（1960）提出，后經Kindleberger 和Caves 發展形成理論體系。該理論認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壟斷優勢理論主要從投資動因角度分析FDI行為。[1]從中不難推論，擁有壟斷優勢的發達國家是FDI輸出國，而不具有以上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則是FDI輸入國。R. Vernon在壟斷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產品周期理論，從動態角度解釋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時機與區位選擇。該理論認為，產品在市場上呈現周期特性，經歷了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的新產品從最初生產該產品的發達國家，依次向其他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國家轉移，在不同的階段，企業應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20世紀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內部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現代跨國公司是市場內部化過程的產物。正是內部化的動機，促使企業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從這個意義上說，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就是在國際間實行市場內部化的過程，交易成本是影響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變量，跨國公司投資趨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區。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Caves（1971）發現外商直接投資趨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區。
Dunning（1973）在總結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并吸收區位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將區位因素納入了FDI理論分析的范疇。他認為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而區位優勢則是其充分條件。[2]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企業優勢的微觀基礎上，對FDI的動因及區位從宏觀角度做出了解釋。
Kojima根據日本國情，發展了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提出比較優勢論。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從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其結果不僅可以使國內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還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的調整，促進東道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對雙方都產生有利的影響。
隨著跨國公司活動的全球化，除了傳統的區位因素（自然資源、市場規模、基礎設施、貿易壁壘等），集聚經濟已成為FDI區位選擇的重要決定因素。跨國公司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機構的區位選擇在與其具有前向聯系和后向聯系的上下游企業集聚區，以利用有利于自身發展的集聚效應。一個產業的空間集聚會形成產業特定的溢出效應和規模經濟。在產業集聚地區，基礎設施發達，熟練勞動力充足，產業配套條件較好，知識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動性較強，便于外國企業開展專業化分工協作。Luger & Shetty（1985）通過其對產業的研究，驗證了集聚經濟對公司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Porter（1990）認為，產業集聚能加強該產業的競爭優勢。[3]
（二）發展中國家FDI區位選擇理論
隨著發展中國家FDI活動的急劇增加，對其區位選擇的理論研究也是FDI理論的重要方面。前蘇聯學者阿勃利茲若伊利的觀點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發展中國家往往存在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采用較新技術的現代工業部門，同時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使產業在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經濟組織形式上產生差距，使產業間的聯系減弱。同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在供給和需求上的低彈性，無法對現代工業部門提供的經濟發展機會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使產業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這樣，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工業部門在遠遠未到規模效益要求的情況下，出現了結構性供給過剩乃至個別行業或企業的相對過度資本積累或相對資金富余，于是對外投資就成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該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只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將發展中國家FDI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結合起來，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在于：（1）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2）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具有優勢。（3）低價產品營銷戰略。該理論指出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企業來說，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4]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利用東道國的種族紐帶和人文共性來對其投資，因此，擁有小規模生產技術的發展中國家的跨國企業適宜對收入水平較低、市場容量不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
Lall（1983）通過分析印度的跨國公司的競爭優勢，提出了技術地方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盡管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使用標準技術和勞動密集型技術，但并不是被動地模仿和復制引進的技術，而是對其進行了改造、消化和創新。技術地方化理論更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引進技術的再生過程，按照該理論，發展中國家側重于對相鄰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投資區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針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的現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提出了技術創新升級理論。[5]依據該理論，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受“心理距離（Physical Distance）”的影響，其FDI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即首先在周邊國家投資，然后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逐步擴展；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開始生產高科技產品。同時，向發達國家投資以獲取更先進的制造業技術。Dunning（1998）指出，無形資產在FDI區位選擇中的影響越來越大，FDI區位的決定因素日益綜合化。
小澤輝智（1992）提出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具有階梯形的等級結構，跨國投資的模式選擇應能激發國家現有和潛在的比較優勢，并使其最大化。因此，發展中國家的跨國投資模式必須結合工業化戰略，將經濟發展、比較優勢和跨國直接投資作為互相作用的三種因素結合起來分析。他認為提高經濟競爭力的動機是發展中國家從純吸引外資轉變成向海外投資，并把這種轉換過程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第二階段是外資流入并向海外投資轉型；第三階段是從勞動力導向的對外投資貿易支持型向技術支持型的對外投資過渡；第四階段是資本密集型的資金流入和資本導向型對外投資交叉發展階段。
（三）其他文獻研究
很多學者應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FDI的區位選擇進行了實證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稅率這一變量，研究了財政政策對投資者的影響。Nigh（1985）證明了穩定的政局對投資的正面影響。Contractor（1991）證明了政府政策對FDI投向的影響。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變量和非政策變量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他們發現東道國實際稅率對FDI顯著正相關，準入門檻對FDI進入有顯著負相關效應。[6]一些非政策性變量，如政局穩定、自然距離、人均GDP和基礎設施對FDI流向也有顯著正效應。
通過分析美國對OPEC國家的FDI數據，Olibe & Crumbley（1997）發現，政府資本性支出為顯著正影響因素，而人口規模的影響并不顯著。[7]Mudambi（1999）運用理論，分析了政府投資機構在吸引投資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對不同國家FDI流量及特點進行了綜合分析，發現FDI更多地流向發達國家。另外，也有研究關注FDI初次進入市場的情況，而不是對FDI進行動態監測。但從FDI投資路徑上分析，的確存在地域性因素。這種觀點認為隨著東道國社會環境的變化，FDI類型也在發生變化。欠發達國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資源開采和勞動力密集型行業。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科技水平的不斷進步，勞動者勞動技能水平的不斷提高，他們會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資。當然，公司戰略和其他宏觀經濟因素也會對FDI產生影響。
三、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實踐回顧
（一）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回顧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最初幾年規模很小，年均投資流量不足4000萬美元。然而，隨著改革的進行，對外投資量迅速擴大。至2006年底，我國5000多家境內投資主體在海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近萬家，共分布在全球172個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906.3億美元（見圖1、圖2、圖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大致經歷了產生（1979―1984）、早期繁榮（1985―1991）、穩定發展（1992―1998）、貿易跟隨（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幾個階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開，明確了鼓勵企業“走出去”的產業政策。“走出去”不僅指企業增加出口，也包含企業增加對外投資。這一政策轉變也是我國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我國雖然成為全球“制造中心”，但還是缺乏核心競爭力，通過“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國培育更多的優秀企業和優秀品牌，真正參與全球化競爭。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目標國區位分析
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雖然遍及世界172個國家或地區，但其區位分布并不平衡。從2006年的投資流量來看，拉丁美洲地區和亞洲是我國的兩大投資地點，分別占非金融類對外投資總量的48%和43.4%。投資流出地區分布具體情況見表1。
表1 2006年中國對外FDI流量區位分布
數據來源：商務部，《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公報》（M），北京。
從國家（地區）來看，2006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向靠前的國家、地區分別為開曼群島、中國香港、英屬維京群島、俄羅斯、美國、新加坡等。從我國對外投資存量來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統計數據，亞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國對外投資的主要目標區域，分別吸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3.9%和26.3%。接下來依次是非洲（3.4%）、歐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國對外投資的區位分布隨時間而變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國投資。至1990年，33%的投資投到了北美。此數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隨后的大多數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與此同時，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則持續上升。相比之下，中國對亞洲的投資則比較穩定，在90年代的多數年份，有30%以上的投資都投向了亞洲。
表2 2006年中國對外FDI流量前十位國家（地區）
數據來源：商務部，《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公報》（M），北京。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間，我國對中東歐國家總共才投資了355個項目，涉及投資額1.78億美元，只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4%。同一期間，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吸收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35%和60%。我國對兩類國家的投資有三個特點。一是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大于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具體講來，在1979―1991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2%以上進入了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獲得了24%。這一特點與一般公認的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應主要投向發展中國家的觀點大相徑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國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持續增長，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比例從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隨后的三年分別達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達到83%。[8]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國家之間分布的差異要比在不同地區或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差異大得多。總體而言，我國的海外投資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個發達國家。至2001年，約30%的海外投資投到了這三個國家，各分別占中國對外投資的13%、9%和8%。這三國，加上香港、秘魯、泰國、墨西哥、津巴布韋、俄羅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67%。
四、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
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Dunning，1993a），只有當三類影響條件同時具備時，FDI才可能發生。這三類影響條件分別是：跨國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優勢、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和企業的內部化優勢。
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可以抵補企業在別國投資的額外成本，東道國本土企業的優勢也會被削弱。所有權優勢應與東道國的某些區位優勢（如市場容量、資源成本、基礎設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取決于跨國企業本身，而區位優勢則是來自東道國的影響因素。只具備所有權優勢的企業可通過出口、特許銷售、專利轉讓等方式進入該市場。同時具備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后，企業就會考慮通過FDI的形式進入該市場，條件就是東道國區位優勢的存在。如此便知，東道國可通過區位影響因素影響FDI。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對FDI東道國的區位因素有著較為深刻的闡述，其將東道國區位因素分為政策性因素、經濟性因素和其他商業性因素三類，并對不同動機的FDI影響因素進行了分門別類的分析（見表3和表4）。
表3 FDI東道國區位因素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類型FDI，經濟性因素的不同影響
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
從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情況來看，市場導向型投資與資源導向型投資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兩個最為重要的誘因。而對這兩類投資而言，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結構、資源稟賦、消費偏好等因素都會對我國企業FDI產生重要影響。
毋庸諱言，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初，仍見“貪大求全”、“趕英超美”的觀念(注：如1979―1991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2%以上進入了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只占24%。)，但客觀衡量企業在“大國”的投資前景后不難想見，發達國家本就是資本輸出大國，其市場已接近飽和，競爭激烈幾近殘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國內，而且其經營管理、技術進步、成本控制、產品創新方面已經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我國企業進入后市場拓展空間有限，進入的障礙和進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場空間，會使得我國企業難以發揮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
中國被稱為“中央大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鄰國眾多，這一點不同于美英日。與美國接壤的國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國和日本都是島國，沒有哪個國家與其陸地接壤。而中國則不同，與中國陸地接壤的國家有十四個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磚四國”中的俄羅斯和印度那樣的大國，也不乏經濟發展勢頭很猛的小國，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潛力的國家，那是一片被稱為“新興市場”的地區，經濟發展潛力以及與之相伴的金融業發展潛力巨大。循著影響因素的思路，與我國貿易聯系緊密、GDP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政治經濟穩定、“心理距離”短的周邊國家，才應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
五、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探討
針對我國FDI區位選擇的命題，我國學者也進行了不少研究。徐滇慶和耿健（2000）[9]指出我國的資本輸出應遵循“快半拍”準則，林毅夫和湯敏（2002）提出了我國對外投資應遵循“早半拍”的原則，同時他們分別進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則的有東歐、中亞等地區。趙春明和何艷（2002）從國際經驗出發，指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應首先考慮東盟國家，其次是前蘇聯的一些國家和地區。[10]楊大楷等（2003）基于對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的回顧和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分析，指出現階段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以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為重。江心英（2004）認為國際投資區位選擇是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之間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則是雙方經濟交往和合作的基礎，FDI區位選擇最終取決于東道國引資目標與投資主體投資目標相吻合的程度。
馬先仙（2006）運用28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了影響我國企業FDI區位選擇的因素，回歸結果顯示，我國從東道國的進口、建交時間、人均GDP和距離等因素對直接投資沒有顯著影響。[11]程惠芳、阮翔（2004）應用引力模型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進行了分析，認為對中國企業來說，“引力巨大型”的國家和地區有美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澳門。[12]“引力型”的國家和地區包括菲律賓、泰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越南、德國和馬來西亞，主要是東盟和中亞轉型國家，位于中國的周邊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國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英國、法國和意大利，處在這一檔次的國家也主要集中在東盟和歐盟國家。“引力不足型”的國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亞、新西蘭、贊比亞、馬里、南非和巴西。這些研究都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沒有涵蓋影響FDI區位選擇的所有影響因素，也未構建一個完整的中國對外FDI區位選擇研究框架。
結合上一部分中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術創新升級理論（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我們在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進行戰略考量時，也應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軌跡，充分利用我國與睦鄰國家經貿往來密切、心理距離短、華人華僑分布廣泛、漢文化影響深遠等獨特優勢，實現企業對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結論
第一，我國目前已處于經濟發展的第三階段，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之初，我們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注重單個投資項目的操作，而缺乏整體、宏觀的策略。時至今日，具備相當實力后的我們，考慮對外貿易、投資伙伴國時，應該從多重角度，慎重考慮。
第二，理論界對FDI區位選擇的研究早已有之，從Hymer的壟斷優勢理論到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從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小規模技術模型”到對“逆向投資”現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術創新升級理論，對發展中國家對外FDI區位選擇非常具有參考意義。
第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不同組別國家之間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至2001年，約30%的海外投資投到了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個發達國家。
第四，FDI區位選擇受到跨國企業內部的所有權優勢，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和企業的內部化優勢等三類因素的制約。從我國情況看，與我國貿易聯系緊密、GDP總量達到一定規模、政治經濟穩定、“心理距離”短的周邊國家，才應是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首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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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unning, J.,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Wij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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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滇慶，耿健.中國資本輸出[J].中國投資,2000，(11).
[10]趙春明，何艷.從國際經驗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和區位選擇[J].世界經濟,2002，(5).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對外貿易 替代關系 互補關系
一、引言
江蘇省外向型經濟顯著，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19.87億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456億美元，貿易規模和發展速度在全國均處于領先地位。其中2015年出口額為3386億美元，進口額是2069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總額占江蘇省生產總值的48%。與此同時，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也在不斷發展，2015年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已經達到103億美元。但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還存在很大差距。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都是促進江蘇省經濟發展的因素，它們之間聯系緊密。因此，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基于江蘇省的相關數據，運用計量的方法來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以期對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于對外貿易有所益助。
二、理論基礎和文獻綜述
（一）理論基礎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理論研究有兩種比較重要的理論：替代關系理論和互補關系理論。
1.替代關系理論。蒙代爾（R.A.Mundell 1957）利用兩個國家、兩個產品和兩種生產要素的赫克歇爾――俄林（H-O）模型，得出以下結論：存在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對外投資廠商在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下安排自己的生產，從而使得對外投資處于最佳的效益或者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之上，這樣能夠實現對外直接投資對商品出口的完全替代。按照蒙代爾的邏輯：資本要素的國際流動與商品之間存在相互替代關系，即限制資本流動可以促進貿易，增加貿易障礙可以刺激資本流動。
弗農（R.Vemon）于1966年提出了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他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劃分為3個連續的時期：創新階段、成熟階段和標準化階段。這三個階段產品的要素密集型會發生變化，因而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地點也會變化，各生產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也會發生變化。第一階段：創新階段的產品往往是知識密集型產品，技術創新國是生產國，也是理所當然的出口國；第二階段：技術逐漸穩定，市場上開始出現仿制者和競爭者，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增大，為了降低成本，創新企業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出口減少，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發生替代效應。第三階段：生產過程和機器設備都標準化，產品由技術密集型變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創新國完全成為該種產品的進口國。
2.互補關系理論。日本學者小島清（Kojima，1977）在其代表作《ν庵苯油蹲事邸芬皇櫓刑岢雋碩醞庵苯油蹲世礪郟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能過擴大本國比較優勢的幅度，帶動相關的產品出口，并且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就業，加速技術的創新，從而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兩者結合起來。20世紀80年代，Markuson也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是互補的關系，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對外貿易，對外貿易也能促進對外直接投資。
（二）文獻綜述
針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很多研究。國內學者張應武（2007）運用2000～2004年我國進出口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資料，使用引力模型分析得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顯著的互補性。魏剛（2009）根據我國1983 ～2007年的數據，運用VAR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得出進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因果關系，出口貿易對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顯著的拉動作用。李良新（2011）運用湖南省1985～2005年的數據，通過協整檢驗、格蘭杰檢驗表明湖南省對外直接投資是對外貿易的原因，而對外貿易不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胡兵（2015）根據我國2005～20014年的數據分析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存在穩健的促進效應，認為隨著生產銷售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擴大，可能會與出口存在替代效應。
國外學者Wakelin（1998）對11個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存在替代效應。Lipsey（2000）對美國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正相關關系，并且這種關系隨時間越來越強。Head（2001）運用日本的數據分析了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發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與投資的方式有有關。以垂直的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互補；以水平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兩者關系是替代的。
國內外的實證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整個國家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分省份分地區研究的比較少，本文試圖通過實證分析來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變量選取
本文研究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故選取江蘇對外直接投資額作為被解釋變量，選取江蘇省進口額、出口額作為解釋變量。用符號OFDI表示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用符號IM表示江蘇省進口額，用符號EX表示江蘇省出口額。
（二）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是1996～2015年的年度數據。數據都來自于江蘇省歷年統計年鑒。其中，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OFDI）選取江蘇省歷年統計年鑒中的中方協議投資額來表示。江蘇省進口額和出口額均是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總額。為了降低異方差的影響，對所有數據都取對數Ln。
四、實證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由于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會出現偽回歸問題，所以本文首先對上述序列進行ADF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
表1 ADF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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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D（）表示變量的一階差分；檢驗類型（c，t，1）中的c代表有截距項、t表示時間趨勢、1表示滯后1階。
從表1中可以看出，上述時間序列的原序列在10%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因此原序列是非平穩的。而其一階差分序列均在10%的水平下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說明上述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可以繼續進行協整關系檢驗。
（二）協整檢驗
雖然一些經濟變量本身是非平穩序列，但是，它們的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序列。若它們的線性組合是平穩的，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也就是協整關系。本文采用檢驗多變量協整關系的Johansen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
表2 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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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結果都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沒有協整關系、至多有1個協整方程、至多有2個協整這三個原假設，說明方程至少存在三個協整方程。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變量OFDI、IM、EX之間存在某種長期均衡關系。
（三）最小二乘估計
由于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所以回歸結果有可性度，用OLS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回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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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回歸結果，R2=0.934672，表明模型有很高的擬合優度。每個變量的參數T統計量的P值都小于一般顯著水平0.05，說明各解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單獨影響顯著。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OFDI=-18.98-4.03IM+5.77EX
從模型結果看，江蘇省進口總額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二者存在替代效應，江蘇省進口總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降低4.03個百分點；江蘇省出口總額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正相關，兩者存在互補效應，江蘇省進口總額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增加5.77個百分點。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為了進一步研究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格蘭杰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
表4 格蘭杰檢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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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IM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EX不是OFDI的Granger原因，說明江蘇省出口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江蘇省進口是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在5%的顯著水平下不能拒絕OFDI不是IM的Granger原因、EX不是IM的Granger原因，表明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不是進出口變化的原因。
五、結論與建議
第一，江蘇省出口額、進口額和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并且江蘇省出口額、進口額都是引起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原因。江蘇省發展外向型經濟，是外貿大省，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了貿易順差，為對外直接投資積蓄了動力，對外直接投資獲得發展。
第二，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存在負相關關系，即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之間存在替代效應，江蘇省進口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會降低4.03個百分點。
第三，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存在正相關關系，即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互補效應，江蘇省出口的增加會帶來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表明江蘇作為外貿大省，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將出口收益用于對外投資，逐步從“商品輸出”向“資本輸出”過渡。因此，江蘇省在促進出口貿易健康發展的同時，也應該激發江蘇出口貿易對對外直接投資的正面促進作用，促進企業走出去。
第四，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對江蘇省進出口影響不明顯。這可能與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總體比較小有關，江蘇省的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2015年，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額約103億美元，而江蘇省2015年的出口額為3386億美元，進口額是2069億美元，從數據可知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較小，故對進出口的影響不大。江蘇省政府需要正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鼓勵企業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分析結論是依據特定的樣本數據得到的。如果改變樣本的數量或者樣本涵蓋的時問，則上述結論可能會發生改變。也就是說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的關系可能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但總的來說，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因此，江蘇省在積極發展對外貿易也要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實現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李振，沈言言.江蘇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J].對外經貿，2016.
在梳理國外已有的相關文獻中發現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貨幣國際化關系的研究比較零散，研究也相對獨立，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文獻相對缺乏。
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源自對發達國家的研究所得，由此得出了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有代表性的一些理論，典型的理論包括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維農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和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等。
近期的研究側重實證分析，如Dierk Herzer（2010）通過對1980――2005 年間33 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實證研究，得出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溢出效應存在國別差異，對該國貨幣國際化的影響程度亦不同。Cohen（2012）認為，一種貨幣能否成功實現國際化，關鍵在于市場需求面的偏好能否被成功改變。為此，至少在貨幣跨境使用的初期階段，國際市場上必須廣泛存在著對該貨幣未來價值及其穩定性的信心。價值穩定的貨幣有利于交易個體核算成本與收益，也減少了為防止外匯風險的套期保值成本。Otero-Iglesias（2011）則研究了人民幣匯率波動與其國際化之間的關系，其研究結論指出，人民幣匯率變動或人民幣升（貶）值預期會顯著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Maziad et al.（2011）認為，貨幣國際化后，由于對該貨幣或以該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需求的增加，儲備貨幣發行國將經歷本幣升值。Frankel（2012）指出，貨幣國際化一方面會導致本幣升值，另一方面，貨幣國際化后，會導致市場對本幣需求的大幅度波動，從而加劇匯率波動。Joshua Aizenman（2015）概述了資本市場開放和中國金融改革以及近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和貿易一體化，肯定了人民幣在中國商業領域中對對外直接投資和交易的影響和作用， 說明人民幣具有國際化的潛力。只有人民幣滿足可自由兌換這一條件時，其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實現國際化。
二、國內研究綜述
近年來，由于對外直接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內學術界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也在深入展開，這些研究中不僅有對二者單獨展開的研究，而且對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也逐漸增多。系統梳理起來，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有關貨幣國際化影響因素的研究。葉華光（2010）將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因素歸結為四個方面，即中國出口貿易規模及其世界占比、對外投資規模及其世界占比、金融市場的完善及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性。劉艷靖（2012）從實證的角度對目前國際儲備幣種構成的歷史演變（1980-2008 年）進行了計量分析，嘗試從更加規范的角度探討貨幣國際化的內在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的大小，研究結果表明：一國的經濟總量、進出口總量、金融市場是影響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中占比的基礎性因素，同時還受通貨膨脹率、匯率水平等等因素的影響。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母國；產業結構；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6-0001-02
0 引言
中國作為一個處于轉型時期的經濟體，產業結構處于轉型升級的攻堅階段，通過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簡稱OFDI），投資國可以利用“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來發展本國經濟，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本文對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母國產業結構關系的文獻做一個梳理，以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線索。
1 典型性國際直接投資理論
1.1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1965）提出。弗農主要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進行了研究，將產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成三個階段：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
產品處在創新階段時，受美國消費市場需求的影響，所開發創新的產品多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這一階段企業較為注重本國市場，因此較少出現對外直接投資。產品處在成熟階段時，產品的質量和樣式趨于穩定，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上升，企業必須考慮降低成本來降低產品價格，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因此，擴大生產規模、獲取規模經濟成為企業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在這一階段，由于原來的進口國市場勞動力成本較低、仿制品和貿易壁壘相應增加，最終促使美國企業開始關注并向其他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產品處在標準化階段時，產品的生產技術已經標準化，技術優勢已經不存在，競爭更趨激烈，成本和價格已成為競爭的焦點，而母國的生產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會導致規模非經濟，同時進口國會進一步加強貿易壁壘，為進口國客戶提供快捷的服務也要求在東道國建立生產設施，因此企業必將在世界范圍內尋找適當的東道國進行投資。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跨國公司經營的產品出發，認為高收入國家引領新產品的開發，產品的生命周期大致分為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期三個階段，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了使本國長期保持資本與技術密集導向型產品的優勢，將處于標準化期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至次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
1.2 邊際產業擴張論 日本一橋大學教授小島清（Kojim，1978）以日本廠商對外直接投資情況為背景提出邊際產業擴張論。小島清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趨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又稱邊際產業）依次進行，而這些邊際產業是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投資國的邊際產業由于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遭遇原材料缺乏、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場日益狹小的瓶頸，從而在投資國內變成了劣勢產業。邊際產業的轉移可使投資國將資源集中于本國處于優勢的產業，而東道國則可以因為相關適用技術的輸入與其具有的豐裕要素相結合，使原處于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顯現其優勢。邊際產業的轉移有利于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可充分發揮出投資和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和潛在比較優勢。
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從產業層次出發，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按照比較優勢及其變動依次進行，從技術差距小，技術易于轉移的產業開始，按次序進行，由此騰出國內稀缺的資源，以利于別的產業的發展，這也含有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外移有利于提升母國產業的意向。
1.3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 早期理論的研究多是立足于發達國家跨國企業的效益最大化理論，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的興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效應也引起相關研究的關注。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由英國里丁大學的坎特威爾教授和其學生托蘭惕諾于1990年共同提出。該理論通過分析日益興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得出發展中國家的的產業結構升級是發展中國家企業技術能力不斷積累提高的結果，而發展中國家技術能力的提高是與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直接相關的。發展中國家利用其特有的“學習經驗”和組織能力，進行技術創新。這從發展中國家以開展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路徑可見一斑：由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逐步向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的橫向一體化生產轉移；投資方向遵循由周邊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再向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道。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甚至開始從事高科技領域的生產和研發活動。
該理論著重強調了發展中國家中技術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認為技術是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決定因素，并且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技術的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從而促進母國的產業升級，這對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和政策意義。
2 國內實證研究綜述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以往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進行實證研究。
燕敏（2007）選取1978-2006年的相關數據研究中國OFDI與產業結構的關系。以三次產業所占比重衡量產業結構變化，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代表對外直接投資變化，進行Engle-Granger協整檢驗與Granger因果檢驗，并建立回歸方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對三次產業所占比重的具體影響程度。得出對OFDI促進了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馮春曉（2009）通過構建測度制造業產業結構合理化與高度化的指標，采取皮爾遜（Pearson）相關分析、穩健性檢驗以及建立計量回歸模型分析制造業OFDI對其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得出我國制造業對OFDI與其產業結構優化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與高度化相關性較強，制造業OFDI與其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且前者是后者的格蘭杰原因。但OFDI對產業結構的優化作用非常微弱。王英（2009）認為OFDI可以通過一定的渠道促進母國產業結構優化。通過選取合適的傳導變量、構建計量模型，應用1985-2007年的時間序列數據為樣本，實證分析了OFDI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結果顯示，通過OFDI獲取國外先進技術能顯著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通過燃料和礦產品等自然資源的進口和固定資本的形成能對較小地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但就業機會的轉移不利于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潘穎，劉輝煌（2010）根據1990-2007年的數據，運用協整理論、Granger因果關系對我國OFDI與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OFDI短期內不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而從長期來看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譚延明，陳麗珍（2011）應用產值結構高度化、資產結構高度化、技術結構高度化和就業結構高度化四個方面代表中國產業結構，根據1996-2009年的數據，運用協整和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OFDI與產業結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并且具有雙向的因果關系。也即我國OFDI與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雙向推動作用。李逢春（2012）通過修改經典的錢納里“結構增長”模型，利用2003-2010年中國OFDI和產業升級的相關省際數據，加入對外直接投資的節奏和不規則度作為調節變量，用面板回歸的方法實證分析了中國OFDI的產業升級效應，得出較高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可以較快地促進投資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的產業升級，但OFDI的節奏和不規則會對產業升級的效果起反向作用；而OFDI的市場化程度可以正向調節節奏和不規則度對于產業升級的影響程度，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地區，OFDI的節奏和不規則度對產業升級的負向影響要小于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地區。
除此之外，一些學者對各省市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產業結構的關系也進行了實證研究。如衣長軍（2010）、盧慧芳（2011）等分別對福建省和廣東省進行了研究。
縱觀以上國內學者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證研究，主要區別在于計量方法、模型中變量的選取以及代表產業結構的指標選取，同時這也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選擇提供了指導。雖然不同的實證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都支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 結論
無論是以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邊際產業擴張論，還是以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為研究對象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都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獲取國外先進技術或是騰出資源來進一步進行本國技術創新，從而促進母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并且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的持續增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效應也越來越明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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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逢春.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升級效應[J].國際貿易問題，2012（6）.
[7]潘穎，劉輝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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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衣長軍，連旭.福建對外直接投資對省內產業升級的影響研究[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8）.
熊彼特認為，發展并非來自外部， 而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而“創新”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經濟體系”。即創新是企業尋求新技術的一種嘗試，對經濟發展意義重大。
發達國際的國際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有溢出效應，使東道國技術水平得以提高，結合國內研究與發展活動可以提高一國創新能力。技術外溢的途徑主要有示范-模仿效應、競爭效應和聯系效應。七十年代末日本學者小島清在比較優勢的原理上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他通過對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得出對外直投應從本國有比較劣勢而東道國有潛在優勢的產業開始。而自從MacDougall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FDI的溢出效應問題，許多學者對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分析。Globerman對加拿大的研究、Blomstrom等人對墨西哥的研究都證明了FDI溢出效應存在。同時也有一些研究認為FDI對東道國的技術進步效應不明顯，如Harris與Robinson。關于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沈坤榮等。
1987-1998年的面板數據分析發現，FDI能夠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而潘文卿對我國西部地區的研究表明外資還未產生正溢出效應，甚至產生了不太顯著的負面溢出效應。
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理論方面發展并不完善，英國經濟學家拉奧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行為。英國學者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共同提出了“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用以解釋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Kogut 和 Chang 運用實證分析，得出日本對美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美國的技術的結論。趙偉等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技術進步引起的要素生產率變化有著比較明顯的影響。劉凱敏、朱鐘棣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TFP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技術進步是對外直接投資增加的主要原因。
雖然很對學者都對國際直接投資與技術進步進行了研究，但是關于國際直接投資于我國創新能力之間的關系的研究較少，也很少同時研究IFDI與OFDI對創新能力的影響。
二、實證檢驗
（一）模型設定
根據熊彼特對創新的定義，可以將創新看做一種生產函數，因而可將創新能力用下面的公式表示：f=AKαLβ，其中f表示創新能力，K表示R&D的資本投入，L表示R&D的人員投入，A表示影響創新能力的其他因素。本文中，用IFDI和OFDI代表A對創新能力的影響，因而設定如下模型：
lnI=β1lnK+β2lnL+β3lnIFDI+β4lnOFDI+ε
其中，I表示1995-2010年的年度國內專利申請受理數；K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內部支出，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L表示1995-2010年年度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人員全時當量；I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外商直接投資，由于其以美元計價，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OFDI表示1995-2010年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由于其以美元計價，用當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人民幣，并用以1978年為基期的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調整。
（二）模型估計及結果分析
1、平穩性分析
由于模型中數據為時間序列數據，在進行模型估計前要先進性平穩性分析。本文采用單位根法對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lnI、lnK、lnL、lnIFDI、lnOFDI都是一階單整的。
2、模型估計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對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運用最小二乘法對模型估計發現lnOFDI不顯著，將其去掉后，結果如下：
lnI=0.5942lnK+0.6683lnL+0.6738lnIFDI （1）
t檢驗值 （9.4778） （4.3182）（13.9139）
調整R2=0.995788
3、協整檢驗
經過單位根檢驗，發現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五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因而他們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通過協整檢驗發現原模型的殘差項平穩，所以lnI、lnK、lnL、lnIFDI、lnOFD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表二：回歸方程（1）的殘差序列的ADF檢驗
4、格蘭杰因果檢驗
協整分析證明了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確定的均衡關系，但是還無法確定時間序列數據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本文通過Granger因果檢驗來確定其因果關系。
表三：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結果
經過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R&D經費投入、R&D研究人員人數以及IFDI都是我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格蘭杰原因，而OFDI不是我國專利申請數量的格蘭杰原因。
三、結論
通過本文對國際直接投資與一國創新能力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國際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獲取先進技術，通過與本國研究與發展活動結合，有助于提高本國的創新能力。
關鍵詞：自主創新 對外直接投資 影響機制
一、引言
自21世紀初中國實行“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了迅猛的發展階段。截止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33億美元，相當于中國1985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1倍，1990年的16倍。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87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6.2%；2011年達到601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1.8%。 在如此高增長的現狀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仍然過少，同時近年持續的貿易順差使得外匯儲備高居不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主動參與國際分工、積極利用國內外市場進行資源配置，而且對于緩解外匯儲備過多問題也有積極意義。大力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將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發展戰略。
浙江省作為國內較為發達的沿海城市，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在2001年達到3350萬美元，2002年為5132萬美元，比2001年增長51.19%。發展到2011年，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達到34.5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2.68%，發展趨勢由下圖1所示 ：
二、文獻綜述
早期，學術界對FDI的研究主要是以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對象，對于發展中國家FDI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發達國家對其進行外商直接投資從而對其造成的經濟及各方面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國家的OFDI突飛猛進，并且體現出與發達國家跨國企業不同的特征。經典FDI主流理論認為的壟斷優勢是一國向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的觀點已無法對發展中國家FDI提供滿意的解釋。盡管這些主流理論的創立者也注意到了這種新變化，并對其理論進行修正，但仍然無法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釋。
美國學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一項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提出了壟斷優勢論，為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奠定了發展的基石。
提出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的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Kojima，1979） 認為投資國應當通過對外投資將本國的劣勢產業轉移出去，以使投資國集中精力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投資國的產業升級。從這個理論出發，我國等技術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就很難進入到發達國家，并且其OFDI的發展也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國經濟學家小威爾斯（L. T. Wells，1983） 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優勢：一是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服務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優勢。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開發了滿足小規模市場的勞動密集型技術而獲得了競爭優勢。二是具有在當地采購和提供特殊產品的優勢。為了減少因從工業國進口技術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資的發展中國家也渴望得到那些著眼于使用當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便尋求用本地供應來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邊國家市場、低價營銷的優勢。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通過低的市場價格來進行促銷。由此推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象主要是具有市場規模小的周邊發展階段相對落后的國家。這個結論只能解釋少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 拉奧（Sanyjaya Lall，1983）提出，通過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創新活動，其跨國公司能產生獨有的技術地方化優勢。這是因為當一些發達國家過時的技術與發展中國家小規模生產要素和資源稟賦相匹配時，能夠產生適用于當地的技術優勢；在購買力水平較低時，由于消費者偏好差異也可以開發出非名牌但卻有競爭力的產品；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與成本優勢以及民族或語言的聯系，也會形成競爭優勢。這個理論較好地從技術創新的角度解釋了部分發展中國家之間相互投資的現象，但仍沒有涉及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投資問題。
事實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處于技術劣勢的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正逐漸增大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并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在國際上尋求技術優勢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對于由相對較不發達國家向較發達國家的OFDI，一般稱為逆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類OFDI本身不一定具備壟斷優勢前提，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并可以向母國進行“返流”和傳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