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2 09:13:22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意識形態工作存在的風險點，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為深入落實公司黨委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特別是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認真做好重要會議及重大節慶期間網絡意識形態落實工作，公司黨支部認真按照公司黨委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工作要求，開展網絡意識形態工作，現將工作開展情況匯報如下：
一、認真組織學習，不斷提高認識
通過“”，公司黨支部組織黨員領導干部、普通黨員、職工群眾認真學習了《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全文，并與每位職工簽訂了《干部職工安全使用互聯網承諾書》；通過學習教育，廣大黨員干部都清醒地認識到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嚴格按照集團公司黨委關于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的實施細則要求，積極履行主體責任和第一責任，為企業的穩定發展營造良好的網上輿論環境。
二、強化監督管理，做好重點工作
一是在重大活動及節假日期間，嚴格落實網絡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建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工作值班表，及時上報集團公司。堅持底線思維，強化風險意識，有效防范和化解網上各類風險，切實做到守土有責、守土負責、守土盡責；二是建立了網絡工作平臺審核登記表，對各科室、項目部所建立的微信群進行統一登記管理，明確掌握各網絡平臺的詳細信息，并對各QQ群、微信群負責人進行平臺管理，定期對他們進行網絡安全教育，以便更好管理相關網絡平臺，避免因不重視、不關心等消極態度造成網絡平臺管理不當，為企業帶來負面影響；三是進一步在職工群眾間宣傳網絡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對原有的qq工作群進行解散，統一用集團公司“新中大”平臺進行線上辦公，有效杜絕在網絡平臺發表不當言論。
關鍵詞：意識形態投資；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
中途分類號：E0-0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同人力資本投資一樣，軍事人力資本投資也面臨著投資風險。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行研究，不僅可以拓展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研究的新領域，而且可以借助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指導軍事人力資本的投資行為，降低投資風險。
一、軍事人力資本及其投資風險
（一）軍事人力資本
通過研究發現，已有的研究成果對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主要劃分為知識、技能、經驗、體力（健康）等幾種形式。但筆者認為，知識、技能、經驗、體力等屬于軍事人力資本的“智力”要素，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包括這些“智力”要素是毫無疑問的，但僅僅包括它們又是遠遠不夠的，必須還要有“非智力”要素，如軍人的價值觀、敬業精神等。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了“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這對于我們分析軍事人力資本的構成很有啟發。軍事人力資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決的是“能不能”的問題，“非智力”要素主要解決的是“想不想”的問題。二者的關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統帥，決定著“智力”要素發揮作用的方向和強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撐，影響著“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圍。與“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終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軍事人力資本的價值會大打折扣。
因此，為突出強調“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將軍事人力資本定義為：軍事人力資本是通過教育、訓練、醫療保健等形成的，體現在軍事人員身上的知識、技能、經驗、體力（健康）以及價值觀、敬業精神、心理素質等具有經濟含義的精神要素的總和。
（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綜觀國內外學者對風險的研究發現，對風險的定義無非兩種視角：（1）強調風險表現為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即風險產生的結果可能帶來損失、也可能帶來獲利，屬于廣義風險。（2）強調風險表現為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即風險只能表現為損失，沒有從風險中獲利的可能性，屬于狹義風險。筆者認為，惟有損失性才能體現出風險中“險”的內涵，因此，本文采用風險的狹義概念。
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可以界定為：軍事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它既可指未來收益不能彌補支出成本的可能性，也可指未來收益低于預期收益的可能性。這一概念需要強調四點：首先，時間是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重要的投入要素。軍事人力資本與其載體的不可分離也決定了時間是人力資本投資主體的一種重要投入要素，甚至成為一種主要的投入要素。第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是由不確定因素導致的，所以風險是客觀存在的，具有突發性、多樣性和無形性特征，是投資主體無法事先預知的。第三，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不僅體現在“智力”要素方面（即“能不能的問題”），更多地體現在“非智力”要素方面（即“想不想的問題”）。第四，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導致的結果可能有兩個：一是無法獲得預期收益；二是無法收回投資成本。
二、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別從產權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和契約經濟學的角度對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原因進行了探討。本文認為，軍事人力資本產權的特殊性、軍事人力資本投資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性以及軍事人力資本契約雙方的契約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產生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外在條件，其內因在于軍事人力資本承載者的自利行為，即在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不一致的約束情況下，軍事人力資本載體可能通過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來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們可以借用日本學者中松義郎在其著作《人際關系方程式》中提出的個人行為與組織目標之間的基本關系式[1]，來直觀、清晰地解釋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之間的基本關系，從而弄清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發生。假設為軍人潛在的最大能力；F為軍人實際發揮的能力；為軍人目標與軍隊目標之間的一致性。則三者之間的關系可表示為：。用圖型表示如下：
在上圖中，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之間的關系存在四種情況：（1）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完全一致時，，，即軍人發揮了自身潛力的最大能力，此時沒有道德風險發生。（2）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完全相反時，，，即軍人發揮了自身最大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必然發生且損失最大。（3）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略有偏離時，，，即軍人雖然發揮了自身潛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沒有發揮自身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發生，但危害相對較小。（4）當軍人行為與軍隊目標有較大偏離時，，，即軍人不但不能發揮自身潛在的能力，反而還發揮了自身很多的消極能動性，此時道德風險發生，危害相對較大。
作為軍事人力資本的載體，軍人不是一個被動地“存放”或“保管”軍事人力資本的“場所”。軍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識、經驗、技術和體力應用于國防安全產品的生產過程，以及這種應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決于兩個因素：（1）能力，即綜合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并加以創造性組合或發揮的本領；（2）意愿，即軍人是否樂意“調用”其軍事人力資本存量。“人是一種特殊的資源，其特殊性就表現在人的精神狀態和能力發揮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中情況迥然不同。”[2]因此，從某種意義說，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軍人是否樂意“調用”其知識、技能等人力資本儲量，甚至是否樂意學習（即主動增加軍事人力資本儲量），取決于許多因素。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響。
行為經濟學的經典實驗――“音樂會門票的實驗”[3]P5說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為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軍人個體也不例外，軍人的行為選擇也會受到心理因素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戲”[4]P501也告訴我們，人們的行為會受到“公正觀念”的驅使。這個公正觀念，不是絕對的公正，但必須不能太不公正。從這個角度來說，軍人追求的不是絕對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據“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斷出相對收益的多少，從而實現自己的比較利益。
“一個成熟的勞動力市場有兩大性質：收入回報公平性和勞動力流動性。”[5]P10從經濟人的角度來說，軍人付出軍事勞動也必然要求取得與之相應的利益回報。軍人通過比較來衡量回報。“嚴格地講，對軍人行為具有最直接影響作用的是軍人的‘比較利益’，即在與其他相關人群的利益進行比較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滿足程度。此時，軍人對從軍效用的判斷幾乎與他們收益的‘絕對值’無關，它更多地取決于軍人所獲利益的‘相對值’。”[6]當比較利益與預期值存在差距時，就會產生一系列行為效率問題。當他們認為比較利益較大時，大多數人可表現為較為安心地服役或努力工作，服役的質量較高；反之，當他們認為比較利益較小時，便會出現“不安心服役”或“服役質量下降”等現象，即發生“偷懶”或其它機會主義行為，甚至產生部分優秀軍事人才流失等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三、意識形態投資與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防范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意識形態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團體（社會）關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個團體中所有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和道德觀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決定個人觀念轉化為行為的道德和倫理的信仰體系，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諾思把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用于克服搭便車、道德風險和偷懶行為的社會工具，是節約制度運作成本、淡化機會主義的一種有效機制。
這里需要說明，本文使用的意識形態概念雖然與社會學、哲學中的意識形態相關，但并不完全相等。哲學中關于意識形態的“法律”等構件不在這里討論之列，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我們更傾向于把法律等要素納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討論。同時，本文也不強調意識形態在階級斗爭中的功能，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由團體成員共同具有的認識、思想、信仰、價值、倫理、道德、習俗、精神狀態等所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識形態具有經濟功能。其經濟功能主要表現為：第一，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一致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觀”的形式出現，從而減少了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等若干價值判斷與行為判斷從而達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費用與談判費用。第二，意識形態是一種人力資本，它的存量越大，則人對現存制度安排就越認可，個人搭便車和其它機會主義行為的傾向就越小。意識形態可以通過家庭、學校和社會的直接教化，反復灌輸某種價值觀念而進入人們行為的成本函數和收益函數之中，影響人們的成本―收益計算，進而影響人們的選擇行為。因此，意識形態能夠修正個人行為，從而減少或克服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等機會主義行為。成功的意識形態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們對誠實、信賴、忠誠、良心等的效用評價，從而減少個人“搭便車”或違犯規則的行為。第三，意識形態教育具有動員激勵功能。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它能激發起所有成員的信心與熱情，堅定實現行動目標的決心；另一方面，它能使團體的長遠目標對全體成員更具吸引力、說服力，以獲得所有成員的支持，愿意作出短期利益的犧牲。第四，意識形態教育能使人們強化遵紀守法的意識，從而能減少強制執行法律的費用以及實施其他制度的費用。
新制度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理論啟發我們：意識形態投資可以防范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的含義是，軍隊投資生成和供給意識形態。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八榮八恥”教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教育等都可以看作軍隊對意識形態進行的投資。意識形態投資構成意識形態的成本，它分散地存在于教育費用、宣傳費用及其它費用中，是這些項目中相關部分的總和。軍隊對意識形態投資的產出就是意識形態的產品――虔誠，也即政治忠誠、工作熱情和職業道德。這種產出一方面會給個人帶來收益，也會給軍隊帶來收益。意識形態投資的個人收益，即軍隊對個人忠于職守和積極奉獻的回報，比如說，提前晉級、獲得各類榮譽稱號和表彰；意識形態投資的軍隊收益主要表現在能夠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提高軍隊的戰斗力。正如同志指出的：“堅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設保證了部隊建設的正確政治方向和各項任務的勝利完成。”[7]P129
具體來說，意識形態投資可以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作用主要體現在：
第一，意識形態投資能夠培養軍人對軍隊的認同，減少不公平感。軍人對公平的追求或感覺會影響軍事人力資本效率的發揮。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指出：“公平來自認同，因為每個人都屬于某個群體，最小的群體是一個家庭，大一點的是一個家族、一個社區、一個企事業單位，再大就是一個城市、一個省份，直到一個國家。你如果認同這個群體，公平感就會產生；不認同，怎么也產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過意識形態投資，能夠使軍人增強對軍事組織的認同感。有了認同感，就會產生公平感； 有了認同感，就會產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會生成戰斗力。
第二，意識形態投資可以減少對軍人的激勵成本，增強對軍人的激勵作用的發揮。行為科學認為，科學的方法可以激發人的動機，開發人的潛能，誘導人的行為，調動人的積極性。就激勵的手段而言，與軍人的效用函數構成相對應，一般可分為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物質激勵和非物質激勵既存在著互補關系，又在一定條件下存在著替代關系。一般而言，激勵的效果如何既取決于激勵的手段，更取決于被激勵者的效用函數。意識形態教育可以矯正軍人的效用函數，優化軍人個人效用函數的結構，使軍人拋開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的決策方式，自動地放棄對自身利益的過分追求和機會主義行為，提高軍人對非物質需求的效用評價。相比物質激勵而言，非物質激勵成本支出較小，但激勵的作用不可小覷。
第三，意識形態投資能夠改變軍人的行為偏好，減少機會主義行為。意識形態理論告訴我們，軍隊組織的意識形態，有利于降低軍隊團體達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費用，從而實施集體行動。但是這一集體行動是否能夠產生出最大的效益取決于軍人行為努力的方向。在軍事組織中，生產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會相應減少，生產的國防安全產品就會增加。顯然，如果意識形態投資能夠強化生產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這種意識形態就會有效地促進生產國防安全產品的績效；相反，一種意識形態若強化軍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產性努力，則會降低生產國防安全產品的績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紀和人生觀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視為對軍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優化。”[6]因此，意識形態教育能夠改變軍人的成本―收益計算結果及其行為選擇，減少分配性努力等機會主義行為。
應該說，對意識形態進行投資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但軍事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防范還離不開軍人收入分配制度、軍事人力資本產權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結合，才能使軍事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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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根據意識形態工作相關要求，對照2019年度意識形態工作要點，現將街道2019年意識形態工作情況報告如下：
一、意識形態工作開展情況
（一）推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入腦入心
1、抓好理論學習。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主題教育作為首要學習任務，納入中心組學習計劃，開展黨工委理論中心組9次，組織領導班子學習研討2次，開展干部集中學習4次。積極做好“學習強國”平臺的推廣和使用，全街道黨員下載248人，占黨員總數67.57%。
2、提升宣講實效。依托新時代文明實踐所（站）陣地，開展全市“舉旗幟·送理論”專題宣講活動5次。常態化開展“微宣講”，利用進村入戶、黨小組會議等形式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政策宣講60余次。
3、突出志愿服務。以志愿服務為基本形式，按照有人管、有陣地、有隊伍、有制度、有活動“五有”工作要求，積極整合各種資源，組建街村兩級志愿者服務隊伍，登記在冊志愿者210人，已開展志愿掃雪、衛生整治、移風易俗、義務植樹、走訪群眾等志愿活動50余次。
（二）推進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落實落細
4、強化組織領導。嚴格落實黨工委主體責任、黨工委書記第一責任人責任、分管領導直接責任和班子成員的“一崗雙責”。召開意識形態專題工作會議1次，開展意識形態工作情況通報1次，并按要求向市委做專題匯報。
（三）加強輿論引導能力建設
5、提高正面宣傳水平。街道利用宣傳欄、宣傳車、咨詢服務、微信、微博等形式，開展“七五”普法、掃黑除惡專項斗陣、食品安全、衛生健康等多種主題宣傳活動，引導廣大群眾凝聚共識、統一力量。我街道聚焦和突出建國70周年主線，開展了“七一”“國慶”等系列活動工作，讓全體黨員干部和群眾都參與進來，更加堅定了愛國愛黨的理想信念和決心。
6、加強網絡輿情引導。成立8人網評員隊伍，建立網絡值班制度，及時有效回復處理網絡輿情5起。嚴格落實政務類網站、政務“雙微”信息“三審制”，做到信息層層把關。積極配合上級有關部門，開展黨政機關互聯網工作群組信息摸底統計工作。
（四）深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
7、深化新時代文明實踐所（站）建設。堅持新時代文明實踐所（站）工作開展制度化、常態化，按照每月理論宣講和志愿服務不得少于一次的要求，組織辦、村精準開展文明實踐活動，目前已開展各類活動120余次，打通宣傳群眾、聚焦群眾、服務群眾“最后一百米”。
8、推進文明創建工作。印發《“推動移風易俗、樹立鄉風文明”工作實施方案》，積極開展好人、十星級文明戶等評選活動，充分發揮村規民約、“四會”組織作用。推行“黨員先鋒認領工程”，
要求干部帶頭、黨員示范，全力攻堅補齊農村環衛、基層治理、移風易俗等文明創建短板，積極開展“好人”建設，上報“竹峰好人”9人，2名黨員入選好人。
（五）嚴格意識形態陣地建設
9、強化陣地管控。嚴格落實思想文化類報告會、研討會、講座、論壇審批程序，及時對涉及我街道論壇的問政進行回復，街道網評員在論壇開展輿論引導4次。根據上級要求，全面完成下去內宗教活動場所“四進四有”工作，維護宗教領域安全。
（六）培育意識形態工作新風尚
10、認真辦好各類文化節慶活動和群眾性文藝活動，開展“送電影下鄉”3次，開展群眾自辦春節聯歡會活動，得到了群眾好評。讓主流核心價值文化深度傳播，讓群眾在參加文化活動的愉悅中接受核心價值觀的熏陶。
（七）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領域重大風險
11、為防范化解意識形態領域重大風險，我街道定期梳理排查意識形態領域風險點，切實做到穩思想、穩預期、穩人心。對1名黨員信教參教行為給予談話處理，要求限期整改。
二、存在的問題和2020年工作打算
我街道在意識形態領域工作中雖然做了很多工作，但還存在著一些薄弱環節。
1、
理論學習不夠充分深入。存在以干代學，以忙擠學現象，理論聯系實際有差距，思想認識需要進一步提高，對意識形態工作是基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認識不夠。
2、平時信息報送還不夠及時、全面。由于平時較多的應付于基層工作，存在著“重業務輕思想工作”的傾向，片面的認為只要把各項業務工作完成了就是盡職盡責，報送內容數量、質量和全面性均有待進一步提高。
3、與上級部門交流不夠。與上級交流主要局限于上級布置任務、開展相關培訓等活動，常常是被動進行工作。缺少主動與上級對接，溝通，學習相關業務工作，缺少了主觀能動性，工作激情有待加強。
4、“學習強國”平臺的使用力度需要進一步提升。由于我街道庫區黨員、老年黨員較多，“學習強國”平臺的下載率和使用率還需進一步提升，仍然需要督促各支部持續對“學習強國”平臺的安裝使用進行推廣，并對老年黨員進行3手把手教學。
5、宣傳工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間。在宣傳質量方面我街道宣傳報道較少再高級別的報刊網站進行刊稿。在如何更好的提升宣傳新聞稿件質量方面，仍需要不斷探索學習。宣傳手段上單一，缺乏創新機制，創新手段。未能積極主動去探索更符合我街道實際情況的宣傳手段，宣傳內容。
6、村級宣傳隊伍業務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村級宣傳隊伍不能常態化進行培訓，理論功底有限，當前工作要求不能完全相適應。從事意識形態工作的村干部缺乏專業知識技能培訓，知識結構更新不夠快，思想觀念相對滯后，難以達到新時期基層宣傳意識形態工作的標準和要求。
摘要：為了探討我國政府改革中公共行政機構的生滅過程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國務院自1982-2013 年期間政府機構改革變遷的歷史數據，運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對國務院行政機構終結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國務院機構類型、政治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風險率有顯著影響，并且其風險率隨時間變化而變化。
關鍵詞 ：行政機構；終結；生存分析；影響因素
公共行政機構改革和結構性調整是政府管理實踐中的一種常見現象。近50年以來，西方各國政府在面臨財政危機、行政效率低下等管理問題時紛紛對處于不同的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及政治環境中的政治行政體制進行不斷的結構性調整（Külli Sarapuu，2012）。行政機構的數量及變革的機構類型都產生不同的變化，1976年，Kaufman首次提出了關于公共行政機構幸存與終結的質疑：為什么有些公共組織能幸存長久而其他的公共組織卻很早逝？該問題引起了各國學者在不同政治文化和社會歷史發展背景下對公共組織生存過程（機構幸存或終結）的探討（Lewis 2002,2004；Vidar W. Rolland,2012;Külli Sarapuu,2012），試圖提出不同的理論觀點并給予不同的現象解釋。
在我國，自改革開放至今，國務院機構已歷經七次政府機構改革運動，旨在建立一個靈活、高效、服務型政府。一系列機構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政府職能的重新優化與行政機構的重組調整，相伴隨的則是公共行政機構的增撤合并等類型的變革，即有些機構被新設，或被合并，或撤銷，有些則被拆分為多個不同的公共部門。然而，我國關于行政機構生存過程的研究成果尚未系統化，且缺乏實證方面的研究。因此，結合現有研究及我國國務院行政機構改革實踐經驗，分析影響我國行政機構終結的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回顧
公共行政機構生存或終結的研究普遍存在于公共行政研究之中，然而機構終結目前并沒有統一的概念界定。Kaufman（1976）將組織文化與周圍環境作為機構終結與否的指標，將具體化的組織符號、組織的權力及其內在網絡范圍視為組織邊界，但該定義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研究者的主觀判斷，并不具備規范性。Lewis（2002）從組織功能視角指出，由于組織所有功能的消除而使組織喪失存在的意義或者由于組織的名稱的更改使組織的相應功能發生改變的事件都是機構終結。Rolland & Reness（2012）從事件-過程的視角，將機構終結界定為機構被明確撤銷、更名以及被排除在政府組成部分之外的事件。
在關于影響機構終結的因素研究中，Kaufman（1976）認為，行政機構的幸存或終結與機構生存機遇有很大關系，生存或死亡僅僅是對環境適應性的結果，而并不存在一種固定的模式。同時，他提出行政機構不朽的特征的論點與“公共組織的結構和運行環境使其更穩定、生存壽命更長”的傳統觀點相一致。然而，但Kirk?patrik 等（1999）則從政策終結的視角分析，認為確實存在某些變量重復的影響了行政機構的幸存或終結，并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影響終結的因素大致分為三類：機構特征、政治環境和外界約束，三者對機構終結都直接產生影響。而機構特征表現為機構存在的理由、壽命等，政治環境則指對機構產生影響的政治家、利益集團等。Rolland & Roness（2012）通過對挪威政府行政機構在1947-2011 年間數量及變遷類型的終結進行實證分析，指出國際行政環境（如行政管理理念）對國家行政機構的終結產生影響，即認為公共組織的變遷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公共管理等改革學說的全球化趨勢。制度主義學派則指出影響機構終結的主要因素來自政治家的有意識的制度設計，如政治的權力更替、機構的法定基礎、與政治權力隔離等。同時，機構自身特征也對其終結有影響，如機構規模、機構的生存時間、機構功能及機構預算等。Boin（2010）通過對聯邦政府1933-1936 年羅斯福執政期間的行政機構進行實證研究，并檢驗了該理論的正確性，結果表明政治權力干預會加快機構終結，而政治隔離即政治家的制度設計則可以使機構避免死亡，但約14年后則有相反的影響。這是因為機構需要與政治家和利益集團建立緊密關系并獲取相應的政治資源支持，同時輸出符合其偏好的組織績效、政策，否則就會受到機構的反對利益集團的彈劾。而我國學者劉新萍（2010）分析了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在1993-2008 年間的變遷情況，實證表明機構精簡-膨脹的循環改革，并綜合分析了機構終結的原因。何艷玲（2008）則定量分析了1949-2007年期間國務院組成部門的不同機構類型的機構發生的變遷情況，并分析了其變遷規模及程度。由此可見，我國現有研究在總結國務院改革的理論及總體改革和機構規模變遷上具有一定的成果，但大多關注于改革的經驗總結而對機構終結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的關注較少。
二、研究設計
1.概念的界定
本文采取Rolland & Reness（2012）的研究對機構變革類型進行界定，將變革類型分為產生、續存、分裂、吸收、合并和終結六類。其中，新設機構及更名后的新機構記為產生；續存則指改革中原機構分為多個，但依然以原有名稱存在；分裂指機構由一個分為多個，自身不在保留；吸收則指一個機構將其他機構吸入整合，保持原有名稱存在；合并是指多個機構合并為一個新名稱的機構，此時新名稱的機構算產生；終結是明確表示撤銷的機構、更名的機構及排除國務院組成部分的機構均記為撤銷（如1954年后中國科學院不再屬于國務院機構序列算撤銷）。
2.研究框架與研究假設
綜上所述，可以將影響行政機構終結的影響因素大概分為三類：機構自身的組織特征、所處的政治環境和機構生存的約束因素，結合Kirkpahick 的理論研究框架，將影響我國國務院行政機構終結的因素歸結為：機構特征、政治環境影響、約束因素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其中，信息技術并不直接影響機構的終結，而是間接的影響機構特征，改變行政層次和行政管理模式，改進行政效率。具體說來，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在上述研究框架中，組織機構的特征、政治環境、約束條件均對機構的終結產生影響。同時，機構特征包括機構的職能、機構類型、機構規模等；而政治因素則有國際政治環境、政治家意識形態等；約束因素指機構生存所需的財政預算、法律基礎等。本研究選擇組織機構的特征中的機構職能和政治環境中的主流意識形態作為檢驗因素。根據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以下假設：
假設H1：機構類型對機構的生存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
假設H2：政治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
3.數據與方法
研究對象選取國務院機構組成部分：組成機構（部委行署）、部委管理的國家局、辦事機構、直屬機構和直屬事業單位五類。從機構變革類型上看，1982-2013年期間機構總共發生的不同變革類型的數量如表1。在此期間，國務院共計出現232個行政機構，但由于某些機構的職能不同，有效數據為194個參與統計分析，按機構職能上分布如表2：
方法上，本研究采用spss17.0中的生存分析法，也稱為生存率分析（Surviv alanalysis），是研究人或生物的生存現象與響應時間數據及其統計規律的學科。對研究對象的實驗或搜集數據進行生存時間及相關影響因素的關系及影響程度分析，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經濟學等方面。用于大樣本數據分析。其原理是將樣本數據進行分組編制壽命表，通過計算每個時間間隔內的樣本死亡個數、生存個數和刪失數來估計樣本的生存概率、死亡率，再通過乘積法則計算生存率和標準誤，得出生存曲線。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
1.研究變量設計
在有效數據194個機構中，終結機構數量是117個，77個機構依然存活視為右刪失數據。根據生存分析函數，選取每個機構的生存時間記為因變量，機構生存時間表示機構起始設立年份至其變革年份之間的差值。
第一個自變量選取國務院機構職能，在《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說明（1998）》中表明國務院機構分為宏觀調控類、專業經濟類、國家政務類、科教文衛及資源管理類；《國務院工作規則（2008）》中明確將國務院職能分為四大類：宏觀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及公共服務。本研究將其劃分為宏觀調控類、專業經濟類、公共服務類和政務管理類，進行編碼宏觀調控為1、專業經濟類為2、公共服務類為3及政務管理類為4。
第二個自變量選取政治意識形態。改革開放以來，不同時期的政府機構改革的指導思想意味著政府政治意識形態的變化。現將改革開放之后歷次改革進行編碼:1=1982-1987（記為1982，下同）；2=1988-1992；3=1993-1997；4=1998-2002；5=2003-2007；6=2008-2012；7=2013至年底。
2.實證結果
在關于研究對象的生存函數關系中，中位數生存時間表示機構生存率為50%時的時間，反映了生存時間的平均水平，具有統計學意義。通過生存分析得出，政務管理類機構中位數生存時間最長，為13.5年，其次是公共管理類、專業經濟類，最短為宏觀調控類機構，為10年。（如圖2）
而不同職能的機構類型的生存函數和風險函數如下圖，在中位數生存時間之前，專業經濟類變化最大，公共管理類機構生存率變化最小，10年左右宏觀調控類機構下降最快，表示機構改革頻繁。在左側風險曲線中可以看出，機構的終結風險并不是單調變化，而是隨時間而產生變動。在10年內公共管理類的機構風險率變化最快。
國務院行政機構在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的機構中位數生存分析如下圖4，可知，1982年中位數最高為16.5年，其次是2013年、1998年，最低的是2003年的5.75年。
其中1982-1987 年撤銷機構的中位機構生存時間最長，為16.5年；2003-2007年機構生存時間最短，為5.75年，表明機構受2003 年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最大，普遍壽命偏低。不同改革思想對機構的生存函數如下圖，由圖可知2003 年改革的意識形態對機構生存影響最大。（如圖5）
行政機構在不同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生存風險率分析如圖6。意識形態對機構的風險率影響非單調，即先增加后降低，且2003年機構風險率最大。
四、討論與結論
國務院行政機構是我國政治行政體制的核心機構，其增撤合并體現了政府職能范圍與政治方向的轉變。根據以上理論與實證分析，在1982-2013年歷次改革中確實存在影響國務院行政機構生存過程的因素，如機構自身特征、政治環境等。
行政機構類型對機構生存率和風險率具有顯著影響。事實表明，不同的機構類型表現出不同的生存風險率，而且專業經濟類機構變化最大；同時機構風險率在不同的機構類型中都表現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變化趨勢，即在一定時期內機構類型在機構生存的過程中終結的風險率隨時間變大，一段時間后其風險率下降，其風險率轉折大約是8~10年。該結果與Boin（2010）的研究結論保持一致，認為政治家對行政機構可以通過有意識的制度設計來實現對行政機構的控制，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機構的壽命，即使隨時間改變其設計影響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政治意識形態對行政機構的生存風險率有顯著影響，且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對行政機構的生存影響不同。具體說來，在一定時期內，政治意識形態的風險率先增加后降低；不同的意識形態對機構終結對機構生存風險率影響也不相同，在2003年其風險率增加最快。這就表明，自1980年，西方各國政府機構改革通過政府管理的結構性放權來實現政府職能優化及調整、政府機構重組等改革措施，而我國在2001 年加入WTO，此時政府機構的調整目標則是為了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及政府管理需求，表明政治環境尤其是國際環境對我國行政機構的終結影響較大。
由于搜集資料困難等原因，本文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自變量選擇及實證上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如對行政機構終結的約束因素。其次，研究樣本范圍主要針對國務院主要組成部分，未來可以更廣泛地對其他類型機構（如議事協調機構）等進行分析，為理解分析國務院機構的生存過程和影響因素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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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單位： 主要負責人（簽字）： 填報日期：2020 年11 月 10日
序號
風險隱患
收集到的重要情報信息
應對措施 典型經驗做法
本月工作進展 風險化解成效
下月風險點排查
牽頭領導
責任部門
1
關于延時服務教職工和家長可能存在的思想波動和不穩定情緒。
社會熱點難點的反映。教師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和訴求。
及時掌握教師存在的一些實際困難和訴求，積極交流并掌握動態，及時反饋。
各部門積極營造了良好的教書育人環境。全體教職工提高認識，克服困難。
[關鍵詞]風險社會；大學生；政治認同；引導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當代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從比較傳統的封閉社會向開放型社會轉變。在這個時期，社會的思維方式以及觀念都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打破了原先社會的平衡模式，使當前社會中存在著很大的風險，如果各種風險以及問題不斷積累增加，就會導致風險社會的產生。然而在風險社會當中，地位、媒介和政治概念都會產生很大的變化，這就需要社會成員有一個明確的社會認同，使自身得到一種歸屬感。在本文當中，作者依據自身的工作實際，就怎樣培養風險社會下大學生的政治認同進行了詳細的探討。
一、風險社會及政治認同內涵
（一）風險社會
在風險社會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潛在的危險。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與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們的認識程度也不斷加深，所以，社會風險會嚴重威脅著人們的生活。風險能夠使得人們改變現有的各種各樣的習慣，也會使社會上原先的社會制度與機制發生改變甚至是毫無所用，使得社會上的人們越來越沒有安全感。德國著名的科學家貝克曾經對風險社會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與闡述。風險社會是人類社會及文明進步到一定階段必須要經歷的時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風險社會也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必然會產生新的社會秩序。
（二）政治認同
政治認同表示的是人們的一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體現在人們的政治生活當中，使人們能夠尋找到可以依靠以及遵循的制度體系。在人們的社會生活過程當中，希望能夠準確地找到自己在社會當中的位置，希望自己能夠參與到政治過程當中并且具有自己追求的政治信念等等，這就需要具有制度來約束人們的行為與思想意識。政治認同是一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內在的動力，它能夠讓一個國家的人們團結起來。政治認同的高低關系著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穩定性，甚至是與國家是否能夠存在有非常大的關系。當代的大學生，關系著祖國將來的發展，關系著國家的經濟建設，關系著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民族的重要的人才資源。所以，對大學生進行政治認同教育不僅是與大學生的自身發展相關，還關系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向，關系著國家的未來發展道理，甚至是影響著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方向。
二、風險社會具有的反思性特征
風險社會的概念與反思性現代化的概念有很大的關系。風險社會表示的是一種社會存在的狀態。風險與早期的危險有著很大的差別，風險指的是在現代化社會當中由于處理各種各樣的問題存在的危險以及潛在的危險因素，是全球化發展進行當中出現的后果。在政治上，它們具有比較明顯的反思性，是在社會發展與人類實踐過程當中，由人們不斷總結出來的經驗與教訓，使得社會的結構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發生改變。風險的反思性使得認同的對象能夠不斷進行自我批判，在反思的過程當中不斷認識到自身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政治認同不斷處于反思的過程當中，就需要運用理性的力量擺脫這個反思過程，使人們的政治認同在理性反思中不斷提高。
三、風險社會影響范圍
風險社會當中，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風險范圍以及規模也會不斷地擴大，甚至是超越了國家與民族，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給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威脅。所以，怎樣更好的應對這個全球化的問題應該成為各國首要關注的內容。隨著全球化的不斷發展，社會風險也隨之不斷擴增，外界的變化會嚴重影響著局部地區人們的生活。就從污染的問題來講，一個地方產生污染會對世界上其它地方的環境產生很大的影響。從而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說明，風險社會實際上能夠給世界帶來各種影響，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四、風險社會視角下當代大學生政治認同出現的問題
（一）產生了政治認同的偏執與邊緣化現象
在風險社會當中，社會環境不斷發生著復雜的變化，這會對大學生的政治認同產生很大的影響。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風險也會不斷的產生于變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是人們的思維方式與生活習慣的不斷改變，使得很多國家的帶有政治目的性的組織不斷侵入到其它國家當中，會給人們的政治觀點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是關系著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同時，經濟的不斷發展促使更多的人去追求經濟上的利益，這就使得很多大學生會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及價值觀盲目地崇拜與追求，甚至是懷疑當前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
（二）增強了政治認同的反思與批判
當前，國家級及政府都大力倡導“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念，但是隨著社會的不斷改革以及經濟的不斷發展，對于社會風險的評價模式也正在不斷探索當中，這就使得公平正義的價值觀產生很多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由于制度存在各種各樣的弊端，使得人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甚至讓人們對于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念產生很大懷疑，進而對社會成員的政治認同帶來很大的不利影響，再加上社會當中存在的不確定的、復雜的風險，使得民眾對于執政黨的執政能力產生很大懷疑，懷疑當前已經存在的社會政治認同，使得越來越多的民眾開始懷疑當前政府的智能以及執政黨的執政能力。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信息的傳播速度也越來越快，人們獲得信息的渠道也不斷增多，尤其是大學生。大學生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思維能力及分析能力，風險社會發生的各種各樣的事件會給他們帶來很大觸動，甚至可能會造成大學生對當前的政治制度與價值觀念的不認同。所以，要認真對待并且正確處理風險社會當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對大學生在風險社會當中的政治認同給予恰當的引導與教育。
五、風險社會視角下引導當代大學生政治認同的有效方法
（一）加強大學生政治交流與思考
風險社會環境下，加強對于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不斷鼓勵大學生以正確的社會觀點來對待當前的社會問題，并且要讓大學生能夠提高自身的政治素養與政治認同。教師在進行教學的過程中，要建立一種平等的師生關系，并且能夠與學生之間建立暢通的溝通渠道，對風險社會當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及時與學生進行溝通，了解學生的思想動態，并結合實際的情況對該問題進行客觀的分析，讓學生們能夠正確的認識與看待這一問題。同時，對西方的各種社會思潮與意識形態要做出客觀的分析，并且要給予有利的批判，讓學生們能夠正確的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本質，幫助學生建立判斷是非的能力，讓他們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觀念。教師在課堂上對風險事件進行分析的時候，要讓學生敢于提出自己觀點，根據學生的不同思想形態有區別的進行教育，培養學生的政治認同，才能夠使學生具有積極的政治思想。
（二）加強課堂內容的正面教育
風險社會當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這就需要大學生對這些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當前，政府的很多官員都出現了腐敗的現象，這對政府以及執政黨的形象帶來很大的破壞，也使得很多大學生對于當前的以為指導的主流意識形態的科學性產生了很大的懷疑，有的大學生甚至是認為這種主流意識形態以及不能夠滿足當前社會的發展。在風險社會當中存在著很多社會風險問題，但是并不是說以后我們要面對的未來是沒有希望，而是我們正在尋找一條合適的道路來規避這些風險。所以，有必要對大學生進行避險求生的教育，這樣不僅能夠滿足大學生的心理上的需求，還能夠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社會上存在的各種各樣的風險，并對大學生進行及時的心理輔導。在思想政治教育當中，可以依據當前社會的實際情況以及學生的需要，適當的加入求生教育的相關內容，并且要傳授給學生一些必要的急救常識。這種教育方式能夠讓學生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接受主流的價值觀，增強自身的社會認同。
（三）培養大學生基于價值理性的責任意識
在風險社會當中，利益成為人們進行社會活動的驅動力。政治認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利益關系，所以，在政治認同過程中人們不可避免地就會追求利益，甚至是思想和行為方式嚴重受到利益的驅動，人們的行動都會以利益為出發點。所以，在政治活動當中，人們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以此來決定自身對于政治活動的態度。在風險社會當中，人們會面臨著很多的風險，這些風險會對人們的生活及生存產生很大的影響，那些風險的制造者通常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利益，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往往會造成社會矛盾的不斷加劇，隨著科技的不斷發揮，這些矛盾也會隨著不斷擴大。所以，要加強人們尤其是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教育，要讓大學生積極參與到社會生活當中，不斷增加自身的責任感，以自己的智慧與辛勤的勞動來獲得經濟利益。
根據知識貿易學的基本規律，貿易必然導致風險，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必然導致基于特殊傳播機制的知識溢出性風險。具體講，導致各種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1.知識的潛在利益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知識能夠帶來效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通俗的主流話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教育機構無一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設立的思想接合中介，這些學校或研究機構為知識需求者和知識擁有者之間架起了溝通和聯系的紐帶，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美國著名知識經濟學家約翰•湯姆斯所說，一種知識，如果不能給人的類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帶來潛在的物質性收益，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播能力將會大打折扣。聯系今天中國各級教育的經濟導向性，我們也會明確感受到知識產品的經濟驅動力。事實上，知識產品的跨國流動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為促動的，在較為嚴格的知識動力學意義上，知識產品的潛在或現實的利益本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那些冒著投資風險進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達成知識產品國際交易的后發助力而已，他們所獲得的基于當期匯率所表現出的貨幣價值，只是隱含在知識產品中的勞動凝結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之后的利潤讓渡，也可以說是對知識產品特殊有用性進行全球轉移的貨幣獎勵。
2.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自階級社會和私有制度出現以來，人類始終面臨三大選擇:一是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制約性選擇;二是為了維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擾性選擇;三是治者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傳遞的主導性存在價值選擇。在上述選擇的關鍵路口，政治治理者都會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來強化對被治理者的威權性存在。假定意識形態是一種知識產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統領整個社會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價值系統是促使知識產品國際流動的終極解釋力。政治家經營國家的重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基于權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觀國際關系學上，把一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意識形態推向他國才是政治產品國際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打著“意識形態民主化”輸出的口號，但美國在國外經營企業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美國的全球政治戰略服務。正如斯賓塞、李嘉圖、威廉•配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的一致看法:幾乎沒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脫離開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自在發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如此。我們要杜絕“國際貿易泛政治化”的傾向，但我們更要看到國際貿易的政治風險。就知識產品跨境流動的權力驅動力來說，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換一句話來說，正是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釀生了國際貿易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經濟形態的，因為一種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藝術是不可能帶給觀眾藝術化視覺效果的。在全球知識產品頻繁流動的今天，廣播電影電視、雜志期刊出版、廣告視覺傳媒、數據電子電腦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娛樂性滋生了各種潛在和實際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把這些產品的國際交易風險都歸結為中間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那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是參與貿易的企業，還是政府許可證的管理，抑或是民間的中介機構都希望獲得物質性的收益。這些參與者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形形的交易風險呢?事實上，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導致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驅動力。娛樂是文化的，但娛樂也是要走向國際化的。當一種知識產品不能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暢快淋漓的感性體驗的時候，它就會被很快拋棄，更談不上什么跨國交換了。
二、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表現形態
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隱含著基于貨幣市場波動而引發的匯率風險、基于國家金融制度差異而引發的政策風險、基于信用資金償還機制差異而引發的貸款風險、因各國契約理念不同而引發的合同風險、基于知識隱形貶值而引發的價格風險等問題。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時空傳播方式的差異性，使得知識產品國際貿易的風險呈現出許多獨有的特征。
1.匯率風險。不論美元債務擴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貨幣購買力的潛在損失，美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通行的國際結算方式。新西蘭學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討過建立以彈性金本位為核心的二元貨幣體系的構想，指出這種貨幣制度是使儲蓄存款長期保持原有購買力的重要保障，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基礎性解決方案，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但這種國際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論探討的階段，并沒有得到大多數英聯邦國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默認美元的結算方便功能，同時也認可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結算單位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同股票、基金、期貨、債券市場一樣，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同樣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和供需法則;同虛擬資本的交易法則一樣，全球知識產品的交易同樣受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許多人大量購入美元而兌換人民幣的時候，伴隨著美元貶值的不僅是持有美元國家購買力的下降，這一行為同樣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并事實上給跨國知識產品貿易商以遠期盈利的機會。比如，中日韓三國的電影市場就曾經因為匯率的波動給韓國公司和中國國際影視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
2.政策風險。世界各國都對他國的知識輸入持謹慎和理性的態度。比如歐洲就對中國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征收較高的關稅，美國對中國出版物的輸入控制更是非常嚴格，除了有反傾銷審查之外，還增加了意識形態審查和宗教審查。對于那些與美利堅基督信仰明顯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準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義帶進美國。事實上，中國自然科學成果輸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并成為ISTP和EI檢索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社科類成果的檢索比率。除去中美兩國版權制度和版稅扣除機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識產品的中美貿易方面，兩國的政策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那些名為保護貿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實際上成為國際貿易組織成員國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壘，最終釀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產品貿易風險。
3.貸款風險。知識產品的國內生產企業為了打開國際市場，往往在國內法的框架內通過股市、基金、期貨、債券，甚至變相民間融資的形式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償還有的有明確期限，有的則是非法融資的。在民間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支持下，各種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電影企業，在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了知識生產的全部資金。但問題在于，如果這些知識產品沒有獲得實體企業的青睞，沒有獲得國際銷售的利潤，那么開發商和運營商以及中介公司都會面臨巨大的償貸壓力;當這一貿易鏈條上的任何一家企業因道德或法律糾紛而“撂跤子”時，正零和博弈就會迅速變成“囚徒困境”。這時就會出現到處都是催債的經理人、而到處可見的都是沒錢的老板或經理的艱難局面。由是，風險愈演愈烈。當然也會出現一些不能正視自己國家貿易地位和能力，盲目舉債、到處申請外匯貸款的現象，這同樣造成了一些債權國貸款無法償還的風險。
4.合同風險。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合同只是約束貿易雙方的紙質文件，在跨國貿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單方面違約，追責的難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這樣說，因一方單方面違約而造成損失的償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著實質性條款的歧義性解釋、合同的使用范圍往往存在著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沖突，有些知識產品運營商又沒有國際商務合作的經驗，當進口商不能按期履約時，風險就會非常巨大。
5.價格風險。在商品交換領域，價格的波動是供需關系的晴雨表。在國際貿易領域，商品價格的國內波動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就光盤、出版物、影視作品、文學讀物等知識產品的跨境流動而言，價格的隨行就市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當已經按照合同價格預期交割的知識產品因國內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漲價的時候，對于貿易商來說，是撕毀合同直接向國內賣出這些產品，還是按照誠實守信的原則按期交貨呢?正常來說應該是按期交貨，但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一再告訴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多數商人都會傾向于毀掉合同賺取超額利潤。這時市場倫理就會讓位于功利哲學，巨大風險就會從天而降。
三、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策略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正在逐漸加劇、知識產品貿易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更是層出不窮、盜版現象極為普遍、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的跨國抄襲現象愈演愈烈、各種文化產品國際合作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不當競爭此起彼伏。靠什么來約束知識產品市場的國際貿易呢?本研究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強化知識產品國際貿易市場的調研工作。根據需求偏好理論，地域上相鄰或相近國家的貿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間上較遠地區和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亞洲面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東亞地區和東南亞國家。就東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韓國，其次是臺灣地區、香港地區、日本、澳門地區和朝鮮。據文化部和商業部的聯合調查，從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韓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達到了1598.9億美元，其中進口額達到1057.5億美元，逆差趨勢明顯。②就東南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輸出的主要地區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中新和中馬貿易額占到了貿易總額的79%，表明中國的知識產品在東南亞地區已經形成了廣泛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緬甸、印度、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尼泊爾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地緣合作關系，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很小。近年來，伴隨著遠洋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展，中國和美國、歐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識產品雙邊貿易在逐漸擴大，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的統計數據，近10年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已經達到1200.98億美元，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經達到621.56美元，中國和南美洲的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37億美元，中非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98億美元。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今后應繼續加大與地緣國家和地區的知識產品貿易，要依據準確的貿易數據制定合理的出口戰略和進口措施。要根據歐洲國家偏好中國物美價廉文化產品的需求事實，制定中國知識產品出口歐洲的詳細計劃;要把中國的陶瓷制品、絲綢制品、柳編制品、服裝產品、小飾品添加上強烈的文化信息，把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諧大同思想輸出國外，使知識產品供應商能夠在賺取國際分工效益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對于某些攜帶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們也要本著協商的原則，盡量回購流失到國外的珍貴寶物;對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現象和行為要大力查處、毫不手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細致縝密的事前調研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決策的重要前提，這方面經驗是豐富的，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
2.認真研究貿易國的政治、經濟及法治狀況，牢牢把握貿易國的政策特征和價值偏好。作為全球經濟發展前景最為廣闊的地區，中國的文化產業雖然起步較晚，但卻擁有極為廣闊的需求市場，并吸引了大批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出版業、廣告業乃至各種文體娛樂行業。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顯著提高的情況下，國內文化消費需求空間很大。作為中國知識產品貿易的主要輸出國，美國、韓國、日本、菲律賓等國的政治運作特點、經濟發展走向、政策偏好性和價值評估體系都是各國知識產品貿易商必須密切關注的重要信息。一般來講，如果一個國家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或消極財政政策時，這將有利于出口，不利于進口;反之，則有利于進口，不利于出口。對于知識產品貿易商來說，只有認真研究了貿易伙伴國的政策變化動態并隨時關注國際社會的風吹草動，才有可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獲取客觀的比較收益，否則，巨大的貿易風險將不期而至。就歐洲和美國來說，中國的電影電視產業要想打入這些國家的主流音像市場是很難的，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商人經濟實力有限，更是由于這些國家對中國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的質疑和困惑。由此，中國在輸出知識產品的時候要盡量尋找那些極富傳統感染力的文化產品，避開那些帶有單一政治教化色彩的知識產品;中國輸入到歐洲和美洲的知識產品要盡量體現出對那些國家制度和宗教的尊重，避免因為意識形態問題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對于非洲國家來說，我們的核心目的是輸出出版業和傳媒業的文化產品，把古老的東方儒學文化傳播到遙遠的非洲部族。
隨著高校辦學越來越融入國際化和社會化，大學的任務早已不止單純地進行學術研究。特別是當前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的滲透、多種文化和思潮的交融交織交鋒、國際形勢的復雜多變、國內改革的矛盾和利益沖突、網絡和新媒體的迅猛發展等，都使得高校意識形態建設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一方面，高校需要采取更加有效、更加多元的形式加強意識形態的教育引導；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調動各方力量參與，增強意識形態工作的張力與合力。為此，高校可構建“防、管、控、導”四位一體的意識形態工作機制，確保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動權、話語權、知情權和主導權，以提高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一、防――爭取高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
高校的青年學生正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和逐步成熟的重要階段，對涉世未深的青年來說，好奇心的驅使會讓他們極易受到各種誘惑的影響。特別是大學校園的開放特征，會讓學生接觸到形形的各類人員。同時，隨著現代技術的發展和進步，人類已經步入了信息傳播極其迅速的信息時代，網絡和新媒體的運用變得越來越廣泛，學生接收到的各類信息五花八門、良莠不齊。因此，大學生所接觸的環境，無論是現實環境還是虛擬環境，都需要進行過濾和凈化，就像保護未成年人的“凈網”行動一樣，要盡可能筑造一道思想上的防護屏障，不能等出了問題再來解決，必須爭取主動，預防在前，做好防范工作。
（一）注重防范意識培養
當前，部分高校對意識形態建設的安全防范認識還不到位，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或者重視只停留在表面和口頭上，沒有層層落實在行動上。學校要加強全校師生思想上的安全防范教育，針對學生，要把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新生始業教育，讓學生剛進校門就樹立風險意識和防范意識，對西方錯誤思潮、極端民族主義、宗教和敵對勢力的思想滲透等提高警惕；結合時事形勢，經常開展專題性的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知識講座，使學生對傳播錯誤觀點和思想文化的人和事增強判斷力和鑒別力；通過課堂、網絡、移動通信等多種途徑進行提醒，通過互加微信朋友圈轉發警示案例，防止學生卷入社會矛盾或被錯誤思想利誘參與非法活動；建立與家長互動溝通的渠道，了解學生的思想，對傾向性、苗頭性的不良思想問題及時采取措施。針對教職工，要加強新教師入職培訓，將意識形態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納入培訓內容，使新教師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徑；將意識形態教育作為教研活動的一項研討內容，針對存在的問題共同研究對策；將意識形態安全防范納入工作職責或考核內容，增強教職工主動承擔意識形態工作的自覺性和責任感。
（二）注重防范外來人員
大學校園中，外來人員進出校門的情況往往較多，意圖不軌人員混入其中往往帶有隱蔽性，難以識別，給不法分子帶來可乘之機。雖然高校一般都設有門衛，一些高校也實行外來車輛、外來人員入校登記制度，但仍有漏洞。學校要注意防范，一方面可加強保衛人員的培訓，強化校園進出物品的檢查，并邀請國安、公安人員傳授經驗和技巧，提高對不法分子的辨別能力，對高校中曾發生的不法分子散布信息、組織活動等影響意識形態工作的案例進行梳理，摸清其特點和規律，使保衛人員和學生安全員對類似情況提高警惕；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先進的技術手段，根據本校實際安裝多功能門禁系統和識別系統，減少人工管理的漏洞。同時加強校園巡邏，及時發現和制止不法活動，增強防衛針對性。
（三）注重講學內容審核
高校崇尚學術自由，一些人認為學術報告對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的影響不大，往往對報告、講座等疏于管理，缺少審核，對報告人的講課內容未進行嚴格把關。學校可組織各類報告、講座，請在學生當中威信較高的主講人作為學術知名專家，其言行將直接對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產生影響，不經意的幾句話可能就會影響學生的一生。學術研究可以有批判，但對一些所謂的“學術專家”打著學術研究旗號極不負責的言行必須遏制，對于這些情形，教師也要正確引導學生，以免被這些思想影響。為此，要拉緊意識形態安全這根弦，一方面，要對校內舉行的各類論壇、講座、報告等進行嚴格把關，建立政治審查制度，并安排政治立場堅定的師生參與監督，發現問題及時介入；另一方面，高校之間可建立聯盟，建立講座、報告“白名單”和“黑名單”信息庫，建立信息共享和通報制度，防止因講座、報告在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不良影響。
（四）注重網絡信息防護
網絡和新媒體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傳統的信息傳播方式，雖然給高校的電子辦公、管理服務等提供了便利，但各種有害信息的泛濫，也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帶來了新的挑戰[4]。由于高校一般都建有校園網，網絡端口是校內網與校外網互聯的大門，高校要通過技術防護手段，嚴把網絡傳播信息的入口關。如可加強校園網信息的安全監控，對于以互聯網為主要途徑且必須經過校園網絡端口傳播的一些明顯帶有抨擊、肢解、遮蔽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信息，學校可通過設置關鍵字、鏈接舉報和自動記錄等方式，對此類不良信息開啟自動過濾功能，并定期通過一定的關鍵字掃描網絡信息，及時發現和消除不良信息，凈化學生所接觸到的校園網絡，盡可能保護學生的思想，使其遠離不良信息的侵蝕和蠱惑。
二、管――提升高校意識形態陣地的話語權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思想決定行動。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摩擦和碰撞，不能聽之任之，不僅需要引導，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強管理。
（一）加強師德師風建設
高校教師是教育教學的核心力量，不僅承擔著為全社會培養專門人才的職責，更要為學生啟迪智慧，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培養學生堅定的信念和高尚的品德。因此，教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播者，也是人格的影響者，更是思想的啟迪者和示范者。加強師德師風建設是教師職業發展的需要，也是建設高素質師資隊伍、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必然要求。“學高為師，身正為范”，教師被譽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必須有為師者應有的形象，要在道德上、思想上有更高的標準和要求。我國高校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教師的根本目標是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倡導的理想信念、價值觀念、發展目標是一名教師最基本的素質。為此，高校應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執行黨的教育方針情況作為衡量師德師風的首要條件，將思想政治工作納入教師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形成規矩寫入大學章程和師德規范，對教師中出現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相違背的情況實行一票否決制。
（二）加強學術規范管理
高校倡導學術自由，但并不意味著可以借學術研究的途徑傳播錯誤思想。特別是對一些有爭議觀點或是明顯帶有誤讀、曲解觀點的研究，應慎重對待，防止大面積傳播，在批判基礎上加以引導，并盡可能減少其影響。要遵循“學術研究無禁區，課堂講授有紀律”的原則，保持政治敏感性，禁止將尚未定論、正在研究中的涉及政治敏感問題的學術課題作為教學內容，防止學生參與政治敏感問題的課題研究，保護學生不受偏離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同時，要加強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建設，嚴厲懲處學術不端行為，營造良好的學術風氣，引導學生在良好的學風下成長。
（三）加強重點人群跟蹤
意識形態領域的錯誤思想觀點，往往是從少數人開始發端，如果不引起重視，任其傳播不及時制止，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高校應在苗頭信息剛出現在少數人身上時就要給予特別關注，要在平時工作中多途徑了解教職工中有無偏激思想和言論，發現問題時要有針對性地及時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別是對師生當中經常出現不良情緒、心理健康呈現不良趨勢、負面思想和表現突出的人員進行重點關注和跟蹤，通過多種形式給予關懷，讓他們感受到組織的溫暖，出現苗頭性問題及時介入；對學習困難、生活困難的學生，采取結對幫扶等措施助其進步，避免引發其他負面的思想問題、心理問題和情緒；對思維活躍、思想成熟度處于上升期的青年教師，特別是精神壓力和生活壓力較大的教師給予更多關心，多提供針對青年教師成長的平臺和空間，使青年教師引導學生感受更多正能量，營造積極向上的工作生活環境和氛圍。
（四）加強媒體陣地建設
當今社會，信息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傳統媒體的作用逐漸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網絡和新媒體的輿論導向作用變得越來越強大。當前大學生已成為一支數量龐大的“網絡力量”，他們更樂于通過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發表意見，大學里處處可見“低頭族”。于是新媒體必然會成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手段和工具。為此，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通過多種形式探索更有效的方式，使新媒體為我所用。[3] 當前高校已經開始重視網站、微博、微信等媒體建設，并將新媒體平臺作為意識形態的傳播工具，但吸引力還不夠。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高校對傳統媒體陣地要繼續堅守，繼續抓好校刊、校報、宣傳欄、廣播、電視臺和其他校園自媒體的建設；另一方面，要積極向互聯網和新媒體等輿論陣地延伸。如加強各類媒體特別是新媒體的統籌管理，進行網站建設整體規劃，建立統一管理的校內網站群系統和微博、微信官方平臺；加強網站和新媒體的內容審核和建站審批，豐富正面引導的傳播內容，通過網站、QQ群等傳遞正能量；積極開發具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和中國夢教育的新媒體應用，開發在線微課教育，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針對性和吸引力，在網絡信息時代努力提升互聯網和新媒體陣地的話語權。
三、控――把握高校意識形態領域的知情權
及時掌握校園動態，對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識形態建設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不及時掌握動態信息或是問題處理不及時，某些事態極可能擴大影響，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因此，高校必須主動及時掌握各類信息，把控意識形態的動態和變化，監控和及時處理不良事態的發展，保持校園的穩定。
（一）全面研判思想動態
全面了解師生的思想動態可以讓高校領導者更好地把控工作的全局。學校一方面要加強與師生面對面的交流，可定期安排管理者去教室、寢室和其他學生學習生活場所調研，定期安排管理者和管理部門與師生面談的接待日活動，也可召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師生座談會，通過交流及時了解和掌握師生的所思所想，知道師生真正關心的事，在哪些問題上存在不滿，及時處理一些矛盾和問題，避免不良情緒積聚而引發更嚴重的后果。另一方面，可進行層層發動，逐級落實責任，在各個層面經常性開展思想動態研判活動，通過討論會等方式多方聽取意見，多渠道了解師生思想實際，以前瞻性的角度對當前的狀況和下一步的趨勢進行科學預判，增強工作的主動性。
（二）全面監控輿情動態
在當前互聯網和新媒體信息傳遞極其迅速的情況下，特別是一些虛假信息真假難辨，廣泛傳播會帶來嚴重危害，因此非常有必要對網絡和媒體輿情進行監控，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減少信息傳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如可通過校園官方網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眾號和新聞發言人及時師生所關心事件的權威信息，杜絕影響穩定的各種猜測流言的傳播和蔓延；可廣泛發動黨員和學生干部，留意校園網、外部互聯網和新媒體當中的輿論動態，織密輿情監控網，及時在各個層面溝通匯報，掌握最新情況；可組建網絡評論員隊伍，邀請專家對他們加強輿論引導能力的針對性培訓，在突發輿情危機時參與討論，發表評論，進行正面引導，盡可能消減負面信息的影響，避免事態擴大。
（三）全面延伸信息員隊伍
意識形態工作除了要加強網絡輿情監控外，也要關注發生在師生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的其他情況，這類信息往往需要通過各個層面的信息員來收集。一些不穩定因素往往從小事開始發生，小問題不引起重視，往往會由小變大，擴大影響。為此，需要全面延伸信息獲取的覆蓋面，可在各個專業、各個班級、各個寢室、各個學生組織和社團組織當中，廣布“眼線”，建立縱橫交錯的信息員隊伍，協助意識形態安全工作，通過信息員及時掌握和了解師生當中涉及政治安全、人身安全、心理安全等方面的傾向性、苗頭性問題，及時開展有針對性的思想工作，有效發現和處置隱患問題和突發事件。
四、導――發揮高校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導權
（一）增強思政課改革的靈活性
思想政治理論課仍然是當前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兩課”教師是思想政治理論課堂教育的主力軍。在課堂上傳遞及其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引導大學生確立基本思想及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最直接的途徑。但理論教學往往枯燥乏味，加之部分教師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陳舊，缺乏創新，沒有將理論結合實際，也沒有從身邊的事物切入談自己的心得體會，對學生關心的社會熱點問題不夠重視，不能啟發學生思考，“滿堂灌”式的課堂教學缺乏吸引力。高校需要進一步加強思政課改革，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引領思想政治工作，加強思政課教師的業務培訓，提升教學能力，推行課堂教學創新，將大班授課與小班討論、網上自學與課堂教學有機結合，采取更有吸引力的教學方式方法，借助新媒體平臺加強與學生的互動；開設一些結合時勢的講座、專題報告，幫助大學生及時了解和解讀當今熱點時事，引導大學生用與時俱進的眼光對形勢發展和焦點問題進行審視和判斷；改革思政課考評方式，突出形成性考核，并優化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方式，構建以行為養成為核心的學習生涯考評體系；將中國夢教育納入思政課內容，組織多形式、接地氣、符合學生接受特點的中國夢主題教育活動；根據不同專業（群）特點定制思政課學習輔導書，結合專業改革教學內容，提高思想政治課堂教育的針對性。
（二）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實踐是大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對于大學生認識現實社會、培養優秀品格、增強自身的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高校結合社會實踐來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強學生的社會體驗感，相比理論教育更貼近生活，更具吸引力。但目前高校組織的社會實踐形式往往較為單一，對經費的支持也比較有限，常常會讓人覺得“為實踐而實踐”，而沒有讓學生深刻認識到開展社會實踐的真正意義。同時，實踐活動的安排有較大的隨意性，實踐過程也缺乏監督考核機制，社會實踐真正起到教育人的效果仍然不夠理想。為此，高校應積極拓展普適性的思政實踐教學基地，將課堂實踐與校內外實踐相結合，根據目的意義設置學生社會實踐體驗需要完成的主要指標，增強社會實踐考核的針對性。鼓勵學生參與社會體驗，感悟生活，通過社區服務、社團活動、創業活動、企業調研、職業規劃、熱點討論、體會分享、演講賽、辯論賽等多種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豐富教育途徑，增強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三）增強自我教育的生動性
在校大學生大多都已是成年人，應當充分發揮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作用。目前高校學生的自我教育通常以樹典型的正面教育為主，形式單一，激勵作用和影響范圍有限。此外，高校通過學生組織進行自治，通常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方面做得多，自我教育方面做得少，學生自我教育的載體仍有所欠缺。因此，高校需要創新形式載體，使學生的自我教育更有效地開展。如可組建“學生講師團”，通過一定的方式選拔學生骨干，組建宣講隊伍，通過思政課教師的引導和省市講師團專家的培訓，使學生成為理想信念教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中國夢教育的主人翁和踐行者，擴大“學生講師團”巡回宣講的覆蓋面，用學生自己的所見所聞、親身經歷、感想體會等來教育同齡人，增強思想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產生自我教育的共鳴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