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3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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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美貿易現狀
中美自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高速發展，優勢互補明顯，貿易結構日趨多元化。貿易的飛速增長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惠，給兩國關系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但貿易摩擦也在增加。2001年底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以來，中美貿易出現了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問題以及貿易發展不平衡問題等。例如，2002年美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實施鋼鐵保障行動；2003年美國對華紡織品實施特別保障；2004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中國彩電和寢室木家具征收反傾銷稅，美國商務部還明令禁止美國進口中國購物袋，美國主要紡織品服裝協會和工會要求推遲取消紡織品配額。
2中美貿易現狀原因分析
(1)美國的對華貿易限制制約了其比較優勢的發揮。在美國可以自由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美國卻對其國內企業向中國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這種貿易的不對稱無疑是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另外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在人們的收入水平很低時，人們的絕大多數支出都將集中在食品等必需品上，即此時的恩格爾系數非常高。而當收入水平比較高時，除了購買生活必需品還可以購買高端產品來提高其福利水平。而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美國一般是高技術高檔產品。顯然，不管人們的收入水平高低生活必需品都是必須購買的，這就導致美國會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由于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較低，對美國生產的高端產品的需求卻非常低。這種由于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而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美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美國總統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自冷戰結束以來的歷次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國對華政策都是兩黨總統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經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共有三次，從這一時期的情況看，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色彩的言論，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
(3)世界經濟不景氣導致美國出口的下滑。美國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貿易逆差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出口貿易額的下滑，而不是進口貿易的激增。據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透露，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制造業的出口貿易額減少了850億美元，主要原因在于海外需求的疲軟。相反，中國對美國的進口卻在增加。
(4)中美兩國彼此對外直接投資(FDI)比例極不對稱。中美兩國間的巨額貿易順差，在很大程度上與兩國之間的接投資結構相關。美國近年來對華直接投資額均在40億～50億美元以上。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代替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中國吸引的美國直接投資又促進了前者對后者的出口。因此，如果中國具有同美國同樣發達的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直接在美國設廠，生產美國原本要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那么雙方的貿易差額將會大幅度下降，貿易摩擦的幾率也會隨之降低。因此，中國資本國際化程度應大大提升。
(5)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低下，出口市場范圍狹小。現階段我國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條上的低端，具有競爭力的產業主要為勞動密集型和附加值較低的一些加工工業。由于缺乏技術含量和自主品牌，許多產品在消耗了大量資源出口后換回的只是少量的經濟利益，甚至還不斷地被指責為低價傾銷。我國向美國出口的商品主要為紡織品、服裝、鞋類等。這些價格競爭力較強的商品一旦大量出口極易引起美國的警惕，導致我國出口產品遭遇種種限制。
(6)中國企業自身和政府部門一些做法也有不當之處。中國企業有“薄利多銷”的傳統，再加上中國長期對外貿企業進行出口補貼，導致不少外貿企業為完成出口指標對出口產品定價過低，因而經常被控傾銷。甚至還有企業為了換取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無利也要銷售，造成不規范的定價行為，結果為美國指責中國破壞公平競爭和公平貿易的準則提供了口實。另外，中國國內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阻礙了中國政府全面履行世貿組織協議的進程。3促進中美貿易的相關對策
(1)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對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它代表著美國對中國經濟性質的理解以及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成績的認可度。因此，中國應在政治層面上對美國等采取歧視性措施的主要成員施加壓力，使其早日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
(2)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使中國最終成為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從而縮小中國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體制差異。這種差異的縮小可以使得信任程度增加和縮小美國對中國出口技術產品的控制范圍，使中美貿易實現平衡，從而使中美貿易在進出口平衡的基礎上實現健康發展。
(3)改變中美兩國相互依賴的不對稱性，由外貿拉動向內需拉動過渡。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中美兩國經濟相互聯系、彼此依賴的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狀況，但這種依存是不對稱的。因此，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我國應將宏觀調控的著眼點更多地放在擴大內需上。我國擁有13億人口，國內市場十分龐大，而且經濟發展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在現階段，擴大內需應將滿足內需作為前提，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包括貧困群體的要求。
(4)建立完善的預警機制解決貿易摩擦。有效的反傾銷預警機制包括三個部分：市場預警，政策預警和政企溝通。一個完善的預警機制，需要加強三個主體的作用：①政府，政府有關部門要跟蹤一些產品的進出口貿易，尤其是進口與出口激增，進口與出口價格急速變化的產品駐國外新聞記者也應具備極強的經濟意識，及時跟蹤和報導國外反傾銷或限制進口的動向性信息，特別是對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國的一切限制進口措施要進行詳細報道。②建立對政府有影響力的全國性行業協會組織，以發揮其協調，談判和行業約束及服務的功能行業協會，積極主動地應對，指導、協調涉案國內企業參與應訴，力爭取得對我有利的結果。③國內企業不但要學會規則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更要學會如何避免摩擦。我國應借鑒國外成熟的貿易救濟機制，進一步完善我國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及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法規，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濟體系，健全應對貿易摩擦的快速反應機制
(5)慎重應對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與匯率機制問題。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更好地發揮匯率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作用，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必然要求。但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調整必須慎重，應選擇就業壓力較小、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市場相對平穩的時機改革。增加外匯市場的交易主體、增加外匯交易工具、培育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匯率風險意識等，為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積極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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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賈海基，李春頂.我國對外貿易摩擦頻繁爆發之合理性研究及對策[J].國際貿易問題，2006，(7).
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由于兩國統計方面的技術原因和方法誤差導致統計數字差別巨大。美國方面的統計顯示，在中美貿易中，1979年、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而中國方面的統計則表明，在從1979年-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自1993年轉為順差。但是應該看到的是，雙方數據都表明，中美之間貿易逆差增長速度驚人。1993年，中方統計數據表明中美貿易逆差僅為63億美元，美方數據也僅為228億美元。2004年，中美貿易逆差中國數據達到586億美元，美國數據更為1620億美元。與1993年相比，增長幅度分別為830%和611%。中美貿易逆差如此之大，已經成為美國對外貿易最大的經濟問題。
中美貿易失衡不僅表現在絕對量上，而且也表現在相對量上，這一比例在1990年為21%，2004年達到了35%，中國因此成為了美國第一大貿易赤字國家，超過了歐盟的24.7%，日本的16.3%，加拿大的14.2%，墨西哥的9.8%。
中美貿易失衡也表現在進出口的產品結構變化。中國不僅勞動密集、低附加值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占有率不斷上升，近年來相對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也迅速提高。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的先進產品，占其進口技術產品總額的比重迅速上升。根據美國統計數據，2002年這一比重為10%，到2004年9月上升為18%。而據我國商務部統計，2003年1~8月，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620.83億美元，同比增長55.86%；其中美國是第一大市場，148.58億美元，同比增長69.56%，高出對全球出口增長速度13.7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23.9%。由于輸往香港的產品大部分最終輸往美國，美國市場成為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要增長點。
二、匯率變動對貿易差額的影響實證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國貿易逆差持續已久，中美貿易逆差也有愈演愈烈之勢。而各個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先后升值，但是，美國貿易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進一步擴大的勢頭。我們不由得質疑，其他國家貨幣對美元的升值有利于減少美國貿易逆差問題嗎?我們認為單純依靠人民幣升值解決不了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
為說明這一觀點，我們選取中美的貿易數據和匯率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在中美貿易關系實證時段選擇上，研究數據選取1990年-2004年的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和貿易差額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人民幣實際匯率是根據官方統計的名義匯率扣除中美相對物價水平的影響。為了處理數據方便，我們將1990年定為基期。中美進出口數據取自于U.S.CensusBureau，中美名義匯率源于《99年世行發展指標》，物價指數選取1990年=100的中美GDP折減指數。所有數據處理都用統計軟件Eviews5.0完成。
我們試圖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對匯率變動和進出口貿易額變動之間的內生關系進行檢驗，匯率變動率RER用(exr-exr(-1))/exr(-1)算出，同樣，進口變動率REM和出口變動率REP分別用(impt-impt(-1))/impt(-1)和(expt-expt(-1))/expt(-1)計算得到。貿易余額的變動率B用(b-b(-1))/b(-1)計算得來。
Granger因果關系是基于系統的向量自回歸(VAR)來定義(SorenJohansen2000)。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產生的原因時，采用的方法是先估計當前的y值被其自身滯后期取值所能結識的程度，然后驗證通過引入序列x的滯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釋程度，如果是，就稱序列x是y的格蘭杰因，此時x的滯后期系數具有統計顯著性。(Granger1980)其雙變量回歸如下：
如接受H01：β1=β2=……=βk=0，則X不是Y的Granger因，而接受H02：α1=α2=…=αk=0則Y不是X的Granger因。這樣，使用F檢驗
即可實現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其中，RSSR和RSSu分別表示在H01(或者H02)之下的約束和無約束的殘差平方和，J和K則分別表示約束個數和回歸因子的個數。
但是上述檢驗從理論上要求殘差具有獨立同分布性質，這就導致了實證研究中如何確定滯后階的問題。(本文首先通過從一般到特殊的方法初步確定滯后階，然后再檢驗殘差是否服從獨立同分布。因此，本文中實施因果檢驗的路徑是：第一步，選取初步的滯后階，估計VAR；第二步，對殘差進行診斷檢驗，據此調整滯后階；第三步，對最終估計得VAR進行參數約束檢驗，由此確定變量之間是否成立因果關系。(Grangerl987)
首先，對變量BRERREMREP進行數據圖分析，具體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中，我們大致可以判斷，這四個變量的數據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類似于隨機游走，所以我們在設定VAR模型時，省略掉截據項，經過反復試驗，我們初步選取滯后階為2，對應的VAR(2)的估計：
對上述估計的VAR(2)，按照方程(3)的變量順序，方程(4)(5)(6)省去了對因果關系不重要的項。我們以下對其殘差進行診斷。
對方程(3)的殘差s11所計算的偏度值和峰度值分別為
S=0.42，k=0.78
所以，檢驗其為正態分布的Jarque-Bera統計量值為
N(2)=3.05
顯著水平為0.05且自由度為2的X2的臨界值為5.99，故由3.05<5.99而接受原假設，即ε1t服從正態分布，且服從正態分布的概率為0.65。進一步，由于所計算的檢驗ε1t為獨立同分布的統計量及其對應的概率值分別為
Q(3)=4.88，P=O.18
故在顯著水平為0.05時，ε1t具有獨立性。
對其他3個殘差，我們做類似的診斷，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
從上表可以看出，所有殘差在0.05的水平上服從正態分布的，只有ε2t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自相關性。但是由于其3階自相關僅為-0.04，這是個可忽略的數值，我們將視其為無自相關即不嚴格的獨立性。所以從總體上說，殘差通過診斷檢驗，因此，以下我們可基于VAR(2)作因果關系檢驗。
按照方程(3)的順序，記相應的變量系數為θi，其中i=1,2,3,4,5,6，則貿易差額變動率即B不是RER的因可表示為H01：θ1=θ2=0，對這一原假設的檢驗即計算前面所定義的F值，其結果為
F=1.71，P=0.24
F值顯然小于對應的臨界值，接受原假設。貿易差額的變動率B不是匯率變動率RER的因。對其他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可類似地實現，其結果一并列入下表，其中的結論是基于顯著水平0.10。
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原假設5和6的接受表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原假設“B不是RER的因”和“RER不是B的因”的F統計量均小于臨界水平，匯率的變動RER和貿易余額B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通過單純的變動人民幣匯率對中美之間貿易差額的影響不大。同時我們注意到，對于原假設7的拒絕，表明在我國出口的變動是造成進口變動的一個原因，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帶動進口的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我國外貿依存度較高的原因。而對于原假設3的拒絕，表明出口變動是貿易余額的成因。這說明我國存在著一些促進出口的因素導致中美貿易差額的加劇。正如下文分析可知，這些因素主要是兩國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率和儲蓄方面的差距，而這些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差額的主要原因。
三、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匯率的波動并不是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原因。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美國方面，相對于支出的較低的國民儲蓄率和產品的勞動生產率相對低下導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低下是導致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中國方面，我國的匯率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內經濟的失衡對于中美貿易失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1.中美儲蓄方面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的差額都等于該國的出口與進口的差額。公式為：
S-I=X-M
公式的左邊表示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右邊表示出口與進口的差額。一國如果國內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就會大于進口，從而在貿易上就會出現順差，而當國內投資大于儲蓄，進口就會大于出口，從而表現在貿易上就表現為逆差。
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儲蓄相對于投資太低。自從1971年美國首次出現貿易赤字以來，美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盡合理，低儲蓄高消費導致供小于求。應該說從1990年以來，美國儲蓄占GDP的比重是逐年遞增的(1991年除外)，1990年儲蓄占GDP的比重為15.4%，到2001年儲蓄占GDP的比重升到18.2%，增幅達到18.2%，但是與儲蓄相比，美國的投資率卻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投資率節節高升，從1991年的15.3%升至2001年的21.2%，升幅達38.6%，較高的投資占有率而較低的儲蓄占有率使得美國儲蓄占有率與投資率占有率之差為負值，形成嚴重儲蓄投資的缺口，這在貿易收支中表現為進口大于出口，貿易逆差。
與美國相反，由于發展經濟的需要，我國的投資支出一直保持較高的水平。1990年-2001年的平均投資占有率為38.1%，特別是在1993年投資占有率曾達到43.3%。相對于投資而言，我國由于傳統習慣、經濟體制改革等原因一直保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1990-2001年平均儲蓄占有率為40.4%，1995年儲蓄占有率更是達到43.1%。較高的儲蓄而相對較低的投資使得儲蓄和投資占有率之差為正值，這在國際收支上就表現為出口大于進口，貿易順差。
2.兩國勞動生產率增長率上的差距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勞動生產率一般可以用單位時間內生產出的產品數量或者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表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導致產品成本和價格的實際降低，另一方面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從而改善貿易條件，促進出口的增加。
我們主要比較中美之間制造業和可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服務業等非貿易品部門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內外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差距不大，但是大部分制造業是資本密集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不同國家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就相當大了(光，2005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制造業和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是不斷提高的。我國正處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階段，工資成本較低，而美國勞動力工資成本相對較高，從而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的差距很大。以2001年為例，按照現行匯率計算，美國制造業工資是中國的29.2倍，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19.2倍。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是工資增長率，還是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我國都明顯高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1990年-2001年，我國分別提高了1.04倍和1.29倍。雖然兩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快于工資增長率，但是中國的速度明顯快于美國，扣除掉價格因素，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的比重，中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66，而美國從1990年的1.00降低到2001年的0.81。由于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更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從而在中美貿易中，中國產品就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在現行的中美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的條件下，中國對美國出口就會增加，從而表現出貿易順差，而美國則是貿易逆差。
除了以上原因以外，中美之間貿易具有互補性、以及美國的產業結構的特點和制度安排也加劇了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數都是美國經濟發展所需要而美國本土產量很低或不愿意生產的；而美國對向中國所需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實行嚴格的限制，導致相當一部分中國愿意進口的產品無法從美國進口。由于總體上還是比較落后，中國所需要大量的機器設備和中間投入品在美國已經失去了比較優勢，也減少了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美貿易的失衡。
四、對策和建議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當前，中美貿易的失衡與人民幣的幣值是否被低估沒有直接關系。即使中國大幅提高匯率，能改變的，也只是由中美貿易失衡轉為東南亞其他國家與美國的貿易失衡。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的儲蓄相對于投資來說太低了，而中美之間產品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也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另一原因。
（一）貿易摩擦是中國崛起的伴生現象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上升。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僅206億美元，居世界第32位。35年間，中國進出口總額年均增長16.4%，幾乎每4年翻一番。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中國取代穩坐60多年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交椅的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國的崛起不僅改變了亞太地區的經濟格局，而且在國際經濟上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2006年美國是127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而中國是7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僅僅5年之后，兩國的地位就互換了，中國成為124個國家的最重要貿易伙伴，而美國的數字減少至76個。2014年前9個月，中國對海外投資額同比增長了22%。投資分布從非洲到拉丁美洲、從美洲到歐洲。2014年全年，中國對海外的直接投資將首次超過外國對中國的投入。中國將在國外擁有大量股本，成為美國越來越強勁的競爭對手，對美國產生了無形的壓力。因此，美國采取多種手段延緩中國崛起的步伐。加之，美國當前正處于金融危機之后制造業回歸和再工業化的關鍵時期，國內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對華巨額貿易逆差是失業率上升、經濟增長乏力乃至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重要原因，所以對華實行貿易救濟調查等的貿易保護愈演愈烈。據統計，在中國2001年入世之后，美國已經15次把中國告上世貿組織，是該組織其他成員中國次數的兩倍還多。在2014年年初僅44天中，美國平均每4天發起一場對華的貿易調查或爭端。
（二）中美貿易持續增長，依賴加深中國在過去35年能實現令世界矚目的迅猛增長,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美國大量進口中國產品。中美兩國互為主要貿易伙伴，1981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僅為50億美元。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5590億美元。在21世紀以來的13年中，中美貿易年均增長17.6%。即使在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加劇的情況下，中美貿易也不減反增，中國已經連續10余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國際貿易增長乏力的情況下，美國對華出口仍增長迅速，這為其創造出許多就業崗位，對降低失業率和經濟復蘇有著重要意義。
二、中美貿易摩擦成常態，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國與美國差距依然巨大，美國在世界的優勢地位將繼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的研究報告中預測，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14年的GDP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2019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20%。但是，按人均計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數據，假設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的人均GDP（購買力平價法）年均增長速度是6%，美國是3%，中國要趕上美國還需52年。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已經持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的產值占世界的份額一直在1/4左右。雖然受經濟危機沖擊，美國經濟增長乏力，但仍居世界強勢地位，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軟實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創新能力，無以倫比。
（二）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存在，呈常態化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和貿易上地位的不斷強大，以及中美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從維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戰略考慮，都將在各個領域打壓中國，阻礙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間的貿易摩擦將只會增而不會減，而且必將長期存在。縱觀歷史發展，經貿關系密切的國家產生摩擦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美歐之間、美日之間等都曾有過貿易摩擦的經歷。
（三）與中國合作是解決美國經濟脆弱問題的出路歐盟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與美國一直有良好的經濟關系。但是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使歐盟經歷了宏觀經濟的嚴冬，失業率一直高企，正處于6年來第三次衰退的邊緣，走向停滯和通縮。奧巴馬政府為復蘇美國經濟，提出大力振興國內制造業，推動出口大幅度增長的再工業化戰略，美國產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國正在迅速擴大的市場和強大的購買力。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2013年美國對華出口比2012年增長10.15%，美國對歐盟出口比2012年減少1.22%。“中國需求”能為美國經濟和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能實現經濟繁榮，創造眾多就業崗位，增加收入。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需要美國大量的服務產品、高技術、人才和經驗，是美國的重要機遇。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3年美國對中國出口1220.2億美元，增長10.4%，占美國出口總額的7.7%，提升0.6個百分點；美國自中國進口4404.3億美元，增長3.5%，占美國進口總額的19.4%，提升0.7個百分點。從投資領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雙向投資累計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達到10年來的最高水平，英特爾、百勝餐飲集團等37家標準普爾500指數成份股公司約18%的營業收入來自中國。中國始終穩居美國最大債權國地位，持有美國國債約1.3萬億美元。中國是支持美國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三、理性處理貿易摩擦，促進中美貿易持續發展
【關鍵詞】中美貿易汽車貿易營銷策略
一、中美汽車貿易現狀簡析
去年,作為促進中美兩國經貿往來的重要舉措之一,通用汽車公司6月17日在華盛頓簽署一項總價值約達10億美元的對華出口協議,將通過通用汽車(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自今年起至2010年間向中國出口整車、零部件和相關設備器械,其中整車出口將包括凱迪拉克品牌等。這項協議的簽訂將有助于凱迪拉克等通用汽車在華主要品牌的進一步發展,更好地推動通用汽車在中國這一增長最為迅速的汽車市場的全力拓展。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出席了協議簽署儀式。
作為全球汽車工業的領導者,通用汽車一直都在致力于營造、維護良好的中美經貿關系。今年又恰逢通用汽車成立100周年,通用汽車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瓦格納表示,全球汽車產業正面臨兩大轉變,其中之一就是新興市場的興起。沒有一個新興市場能像中國這樣對全球汽車產業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瓦格納進一步表示,隨著中國汽車擁有量的不斷增長,中國豪華車細分市場逐漸呈現出發展潛力。該協議的簽訂,也充分彰顯了通用汽車未來在中國汽車市場繼續保持領先地位的決心。過去11年中通用汽車在華合資企業已從北美進口價值超過42億美元的汽車、零部件、設備和機械,為中美雙邊貿易做出積極貢獻。同時,該協議的簽署也再次例證通用汽車“立足中國、攜手中國、用心中國”的在華業務發展戰略創造了多方共贏的結果。
日前克萊斯勒公司與中國進口汽車貿易有限公司在美國華盛頓簽署大宗汽車進口協議,今明兩年內,克萊斯勒公司將向中國市場出口銷售價值超過4億美元的Jeep品牌汽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商務部有關領導出席了簽約儀式。克萊斯勒有限責任公司高級副總裁兼亞太業務首席執行官墨斐表示,這次交易表明了克萊斯勒對于Jeep品牌在中國獲得長遠發展和成功的信心。根據協議,中進汽貿將以中國市場總商身份負責銷售Jeep品牌車型。
為順應國內消費市場趨勢,克萊斯勒公司從2007年起引入原裝進口的Jeep品牌車型替代本地化生產的車型。在1年時間里,已先后引進Jeep指揮官、大切諾基、指南者和牧馬人等4款車型。除克萊斯勒品牌外,還增加PT漫步者和克萊斯勒大捷龍兩款產品,全新進口Jeep品牌和全球暢銷的道奇品牌也先后進入中國。今年,克萊斯勒加快在中國市場的步伐,僅上半年就已引入4款全新產品,包括道奇品牌的兩款進口車型道奇鋒哲和道奇酷搏,以及Jeep品牌在全球的代表性越野產品Jeep牧馬人四門款和兩門款。
二、中美汽車貿易營銷策略
1.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
作為政府,特別是對外貿易的主管部門,除在我國與國外發生貿易摩擦時積極加強國家之間的貿易談判和貿易協調外,更重要的是建立統一、透明的涉外經濟法律體系,整頓外貿秩序,加強進出口公平貿易工作,建立貿易摩擦的預警機制。
我國政府要加大對外交涉力度,讓更多的國家了解中國,爭取更多的國家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為我國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國際環境,要充分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我國的正當權益。政府應建立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國際慣例的涉外經濟法律體系。我國應根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和承諾,結合國情完善有關方面的立法,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和國際慣例接軌,實現統一和透明。我國已依入世時的承諾調整了整車和零部件的關稅,若此次世界貿易組織上訴后維持原裁定,則須盡快修改《管理辦法》使其不違背世界貿易組織原則;進而言之,我國政府更應吸取此次教訓,適當、適時、主動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則調整我國貿易政策。政府要強化公平貿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國際慣例的貿易救助機制。公平貿易工作通過出口應對和進口調查防范等手段,在應對貿易摩擦、保護國內產業和市場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培育專業化團隊
學會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正確運用相關規則,維護自身利益。盡管世貿規則并不是完美無缺,也處于不斷完善過程中,但其爭端解決機制,畢竟是一個為所有世貿成員所認可的貿易機制,可以說是一個為成員國、包括我國在內所承認的較為公平的貿易規則,在將來的貿易活動中,我們要善于運用相關規則,維護自身利益。
3.加強自律和內部協調指導,避免惡性競爭
綜觀我企業開拓海外市場的教訓,經常出現“冷”時無人開拓,“熱”時蜂擁而至的局面,甚至為搶奪市場,不惜競相壓降,不僅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降低了自身利潤空間,而且還為進口國采取貿易保護措施提供了口實。因此,為了保證長遠發展,我國汽車出口企業應該自律,同時,我國內主管部門和行業組織應發揮自身作用和職能,加強對車輛出口的監管和調控,做好企業協調工作,避免自我無序競爭局面。
4.提高產品競爭力
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我國的汽車工業已經成為拉動我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通過擴大投資和加強研發力度、科技創新和引進技術,大量具有高科技含量和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產品不斷涌現,不僅滿足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不斷地走進國際市場,包括進入美國市場。對此,一方面應不斷加大研發力度,提高產品檔次,提供符合當今汽車技術水平發展方向的中、高端產品;另一方面也要加大對外宣傳力度,宣揚我國汽車工業的悠久歷史、雄厚現狀以及所具備的長遠發展潛力,宣揚我國通過競爭所涌現出來的一批優秀汽車品牌所具備的比較優勢和我國這些汽車產品對美國社會經濟發展所具有的現實的促進作用。
三、結語
在汽車貿易服務方面,我國將給予全面的貿易權和分銷權。不通過中間商直接進口和出口的權利和通過市場營銷的權利,批發和零售、售后服務、儲運物流——與分銷有關的整個服務領域。有關金融服務方面,主要是汽車消費信貸、融資的問題。在各個地理區域內,外國銀行將享有與我國銀行同等的經營權利。在五年內,地域和客戶方面的限制也將完全取消。允許外國汽車制造商在我國設立的分銷體系經營母公司的產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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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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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美貿易失衡消費信貸
在全球化的經濟背景下，中美貿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經濟失衡的基礎之上的。在美國經常項目逆差近年來持續增長的同時，不止是中國，整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都出現大量順差，而且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對美貿易順差。因此從美國方面尋找原因來分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就顯得尤為重要。
從美國國內視角分析，我認為美國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即過度消費，儲蓄不足和出口設限。其實前兩點也可以合并成一點，因為過度消費必然導致儲蓄不足，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問題，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慮的是美國過度消費。二戰后，美國已經從一個大生產的社會進入到主要以消費為核心的社會，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特別是近年來，政府大規模減稅、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以及個人收入和資產價值的快速增長等都極大地刺激了個人消費增長；同時，公共開支也不斷擴大，聯邦政府財政也在2002財政年度由盈余變成赤字并且持續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創下財政赤字高達413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
美國過度消費問題的原因，其實除了文化層面的影響外，其完善的消費信貸機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消費信貸是以刺激消費為目的，以未來收入為依據，以特定商品為對象，由金融機構向消費者提供的消費貸款。美國比較正規的消費信貸已有80多年的歷史，尤其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現高速增長。80年代以來，消費信貸作為擴大消費，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種有效方式，既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又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
美國的消費信貸制度包括個人征信制度，消費者保護制度，稅收制度和貸款保證制度。正是這種有利的制度環境對消費者信貸的發展起到了保證與推動作用，更為美國的過度消費創造了條件，而儲蓄不足則成為消費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據美國《新聞周刊》披露，1984年，美國個人儲蓄率為10.08%，此后不斷下降。1995年為4.6%，2004年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已經是連續第20個月處于負數。
儲蓄率下降說明花的錢越來越多，存的錢越來越少。而當儲蓄率降為負數時，則說明消費者不僅將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開支，還動用了儲蓄，或進行貸款消費。根據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2005年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消費者未償還的貸款總數超過2萬億美元。在未償還的消費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汽車，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貸，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使用信用卡消費后無力償還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許多已經形成呆滯借款。近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即由此而來，而且已經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其次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設限，即設置出口貿易壁壘。在國際經濟學中我們學過經濟全球化促使生產要素跨國流動，國際分工呈現新格局：勞動密集型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生產則集中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有優勢，互為補充。但美國在大量進口消費品以滿足需求巨大的本國市場的同時，卻對出口設置各種障礙，阻止本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這是導致美國出現巨額商品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就一直是美國出口管制的對象之一。1989年后美國將禁止向中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項目由30項增加到43項。1991年6月美國政府宣布對華實施3項措施：暫停向中國出口衛星和衛星部件；限制向中國出口高速計算機；禁止向中國出口與導彈有關的產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允許向中國出售超級電子計算機、光纖傳送技術、電訊設備、商業衛星和通信衛星等，但是這種勢頭后來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國一些人冷戰思維根深蒂固，以“中國”設置出口壁壘。
經過以上分析，我認為要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美國應該相應的從三個方面進行改善，即提高國內儲蓄率，降低財政赤字以及消除貿易壁壘。
首先，居民個人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的問題是美國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環境的影響，比較難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夠加以規劃控制，對改善美國的外貿失衡現狀是極其有利的。
其次，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看，國內支出大于國內收入必然會出現貿易逆差。國內需求過剩，表現為國內投資大于儲蓄的內部失衡，結果是以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聯邦政府可以通過減少公共支出以及軍費開支來降低財政赤字，進而控制其國內的有效需求，減少貿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貿易壁壘，這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徑。近年來美國對中國一直存在巨額的貿易逆差，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無疑加劇了這種逆差。如果美國放松對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管制，不僅可以增加美國相關企業的出口，還可以促進中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出口結構，從而使中美貿易更加健康的發展。
當然，中美貿易失衡并不是美國單方面造成的，中國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但是由于美國的經濟規模約為中國的6倍，按照博弈論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廠商的均衡路徑是依據大廠商的選擇而給定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國為主進行調整，再加上中國積極的配合，才能從根本上控制貿易失衡加劇的趨勢，使中美貿易朝著更加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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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菊明:《美國消費信貸市場建設經驗與啟示》
關鍵詞：執法力度權利人市場行為保護意識
一、中美知識產權制度比較
知識產權是人們對自己創造性的智力勞動成果所享有的民事權利，它賦予創造者于一定期間內對其智力成果享有
排他性的使用權。知識產權是一種無形產權，通常包括著作權(或版權)、商標權、專利權，其對象是人的心智，是人的智力的創造，屬于“智力成果權”，它是在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領域從事一切智力活動而創造的精神財富依法所享有的權利。
在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里，中國的知識產權問題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1978年以后，特別是中國自1986年開始復關談判以后，中國將知識產權保護作為改革開放政策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到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的第143個成員時，中國知識產權制度基本上已經全面與世界接軌。
1790年美國制定了第一個專利法，美國充分認識到知識產權制度對于保護一定程度上的壟斷和對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有好處的，而且重視知識、重視人才，是美國一直以來遵循的原則，當美國開發西部時，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更是大量收羅專業人才。專業知識人員的集中，成果的法律保護就自然地成為了歷史的客觀必然。美國從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逐漸形成了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制度，將知識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秩序、貿易綜合考慮。
由于中美兩國在歷史文化、經濟結構、法律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實力等方面的不同，知識產權制度也必然存在著重大的差異。然而美國常常以人權問題干涉中國的內政，以知識產權問題威脅或遏制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以所謂的觀念自由來企圖“西化”中國。因此在知識產權保護問題方面，中美在貿易上經常發生爭端。
二、中美貿易摩擦中知識產權糾紛的現狀及癥結
商務部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每年約有70％左右的出口企業遭遇到國外技術型貿易壁壘的限制，在這些技術壁壘中，多與知識產權有關。
1.升級的貿易摩擦中知識產權問題成為焦點
自1989年以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權爭端就始終是熱點問題。在這段時間里，中美巨額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紡織品設限等熱點問題已被炒得沸沸揚揚，但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波特曼認為，中美貿易摩擦首要解決的應該是知識產權問題。實際上，中美兩國近年來就保護知識產權問題進行過激烈的交鋒，雙方為解決這一問題作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隨著國際貿易形勢的變化和美國貿易政策的調整，知識產權問題目前再次成為中美雙方貿易關系中需要通過磋商來加以解決的又一重大問題。
在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中，真正有意義的是知識產權。發達國家通過對知識產權的壟斷和控制，可以輕易地源源不斷地從中獲取利益。同時，美國以其自己的思維方式推行的“非專屬管轄”主張，即不考慮行為發生地、被指控方的國籍或與國家執行司法權有關的情況，僅以有無知識產權侵權行為作為采取行動的依據，這就給其無限的進行干預的權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兩個貿易大國在今后的經貿交流中，知識產權糾紛的升級是可以預見的。
2.引發知識產權糾紛的癥結所在
知識產權保護是中美貿易中存在糾紛最多的問題之一，也是美國政府最為關注的領域之一。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雖已取得相當大的成就。然而，不可否認仍然存在一些弊病：
（1)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夠
首先，知識產權所有人對自己的成果缺少保護意識，具體表現在取得知識產權的意識淡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不太熟悉，知識產權的維權意識不夠。知識產權權利人匱乏對自主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某種程度上縱容了盜版行為的猖獗。
其次，企業的保護意識不夠。對社會各界，特別是對廣大企業的知識產權法制教育遠遠不夠，相當多的人對知識產權不了解或了解甚少。因此，在我國有關部門依法嚴厲打擊侵權假冒產品時，社會上有人對此反應冷淡，照樣買便宜的盜版CD，照樣復制和使用盜版軟件，打擊侵權行為若不與法制教育結合起來，其打擊行動往往收效不大。因此，對公眾進行知識產權教育，尤其是專利意識教育，顯得格外重要。（2)執行力度不夠
缺乏有效的執行力度已經成為中美知識產權糾紛角力的焦點之一。美國國會和美國公眾認為，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已經嚴重影響到美國知識產品的出口，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已迫在眉睫，美國商業軟件聯盟預計中國的軟件盜版率高達90%。當然這個數字對我們來說有失偏頗，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在執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另一方面，我國的法律體系還不健全，知識產權的立法條目存有漏洞，有些方面根本沒有涉及到。因而使執法者無據可依，在量刑上很大程度地帶有個人主觀性，標準不一，造成執法上的混亂現象。這種情況，也為侵權者鉆法律空子，找關系、托人情開了綠燈。立法是執法的基礎，但是，由于中國的法律體系本身還不夠完備，立法與司法之間還沒有同步，加上人們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不可能在朝夕之間得到強化，因此，實際的知識產權保護還停留在較低的水平。
（3)權利人市場行為不合理
權利人的市場行為無疑也是產生糾紛的一個重要誘因。知識產權可以促進競爭，但同時也易于被濫用。此外，知識產權的專有權還可能與市場支配力結合在一起，被用以限制競爭。這時，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行為如果不受到制約，受損害的除了其他經營者，還有廣大消費者。這種行為還會減低壟斷者創新的積極性，與知識產權鼓勵創新的初衷相悖。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反壟斷法對知識產權權利人的行為進行制約就成為必要。
三、中國應對知識產權糾紛的對策思路
1．要加大知識產權宣傳工作和專利保護的力度，提高全社會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保護知識產權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法治環境，是制止侵權行為的先決條件。對公眾特別是對企業進行知識產權教育，尤其是專利意識教育，顯得格外重要。保護知識產權我們應該增強三種意識：知識產權的市場意識、知識產權的產業化意識、知識產權的維權意識。
另外要加強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發揮大眾傳媒的宣傳能力。增強公眾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為全面做好知識產權執法保護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建章立制迫在眉睫，將知識產權保護提升到戰略高度，制定相應的宏觀指導政策，加大執法力度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執法力度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問題，一是立法，二是執法。在完善知識產權立法方面：加緊相關配套法律的修改，完善。其他相關的配套法規的修改、制定，也要相應進行，并爭取盡快出臺;在加強執法力度方面：知識產權司法部門和行政執法部門應再強化，不斷提高法官和行政執法隊伍的素質和業務水平，更好的公正執法。同時，各執法部門還注意加強相互間的協調配合，最大限度地減少轉軌過程中因專利保護不充分、不及時而造成的高新技術的流失。
3.規范權力人市場行為
中國現行的知識產權法律制度與TRIPS協議存在的一個明顯差距，就是限制知識產權濫用的法律規范不夠完善。今后我國知識產權立法應注意擴大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要修訂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提高權利限制制度的可操作性，加強防止權利濫用的措施，同時盡快出臺反壟斷法，在其中適當加入反知識產權壟斷的內容。
知識產權立法的本意是通過保護知識產權權利人的利益，從而激勵競爭。而反過來，如果權利人濫用這種權利，就會造成技術壟斷。國際上，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都在反壟斷法、專利法等立法中采取了對付濫用知識產權的措施。這些措施對于保護公平競爭和促進科技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因此我們要修訂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提高權利限制制度的可操作性，加強防止權利濫用的措施，擴大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盡快出臺《反壟斷法》，在其中適當加入反知識產權壟斷的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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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盛洪:現代制度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一）基于實證的分析
為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向美國出口額的影響，本文首先利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兩者的關系。上搜集了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單位：千美元），從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上搜集了同時段各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取一美元折合人民幣（平均數）。對兩個時間序列分別取對數，然后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見表1。結果顯示，不能拒絕兩者分別不是對方的格蘭杰原因的虛擬假設。因此，從實證方面來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向美國的出口額影響不大。
（二）基于美國出口政策的分析
按照國際經濟學理論，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升值，那么外國出口商品以本國貨幣標示的價格就會降低，從而外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提高，本國從外國的進口量增加，進口額增加。人民幣升值，可以使美國商品在中國市場變得更便宜，從而增加中國對美國的進口。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我國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美國出于政治戰略的考慮，對我國從其企業進口該類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因此，人民幣升值不會使我國從美國的進口有很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對我國從美國的進口額不會產生很大影響。
三、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結構的影響
中美貿易是典型的互補型貿易，但是，在這種互補型貿易中，我國處于不平等地位。宗毅君（2006）計算了1990～2005年的中美相互貿易結合度。結果表明：美國對中國各年的貿易結合度都小于1，即貿易聯系較松散；而除1990年外，各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都大于2，即貿易關聯較緊密。由此可見，中美兩國在中美貿易中所處的地位不平等。
其主要原因，一是因為我國出口市場集中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市場，二是因為我國出口到美國的是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從美國進口的卻是附加值較高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尤其是高科技產品。而這兩個原因又同我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和貿易形式相關。由于我國技術水平不高，但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低廉，我國出口企業長期以來是依賴勞動力成本低帶來的價格優勢在美國市場競爭，出口的產品大多是技術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又由于我國的出口貿易形式是以加工貿易為主，在相當數量的高技術產品出口中，我國企業僅僅扮演了裝配工廠的角色。即使是在一般貿易出口領域，有些高科技產品如電視機、手機等的確是中國生產，但這些產品的核心部件卻全部是中國從國外進口的。因此，我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主要通過低價大量銷售保證利潤，由此引起了美國市場上同業惡性價格競爭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影響了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形象。
人民幣適度升值，將導致出口產品的美元價格上升，勢必擠壓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這樣可以最有效率地把那些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低的、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高且效益低的企業和產品排擠出海外市場，還可以迫使優勢企業積極改善經營管理，力爭在技術、品牌和營銷策略等方面取勝，依靠科技進步、品牌設計和產品質量獲取競爭優勢。同時，人民幣升值會降低先進設備的進口成本，從而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生產部門的技術進步與出口結構升級。另外，人民幣升值降低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成本，有利于企業走出國門，進行產業轉移和技術學習，從而促使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貿易結構升級。
另外，從我國對美國的進口貿易結構來看，人民幣升值會使美國的出口產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降低，只要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政策有所松動，我國就會加大對美國高科技產品的進口力度。
四、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雙邊貿易條件的影響
中美雙邊的商品價格貿易條件為我國向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與我國從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之比。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市場份額減小或者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利潤下降；而美國出口商可以選擇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市場份額擴大或者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不變，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利潤增加。中美出口商面臨人民幣升值會選擇哪種價格調整的方式，取決于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市場競爭狀況以及中美雙方的貿易政策等。我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小的商品，并且在美國市場上，我國的產品質量要優于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因此，在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情況下，我國出口商可能會提高出口商品的以美元標示的價格，因為這樣并不會使我國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大幅度萎縮。而美國出口到我國的商品大多是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的商品，且在我國市場上，美國廠商要面臨歐日等廠商的競爭，因此，美國出口商會選擇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以人民幣標示的價格下降來擴大市場份額。綜合這兩方面，人民幣升值會使我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上升，而美國出口商品以美元標示的價格不變，我國對美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
另外，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可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為商品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我國出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與美國生產我國進口品的勞動生產率指數的比率。人民幣升值能促使我國出口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技術進步，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以保持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改善我國對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
五、幾點結論和建議
1.本文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美貿易的影響，分析的前提是人民幣適度升值。小幅度的人民幣升值對中美進出口額的影響不大，從而對中美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并且適度的人民幣升值有利于改善我國出口貿易結構、價格貿易條件和中美雙要素貿易條件。這會使我國在中美貿易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2.由于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而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剛性和良好的經濟增長態勢又對人民幣升值形成壓力。從長期來看，這樣會造成人民幣的惡性盤升。如果這種盤升是大幅度、快速式的，將不僅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而且會超過我國經濟的消化能力，給宏觀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因此，我國政府要積極采取措施，使人民幣升值堅持小幅度、漸進式的原則，而我國企業也應采取措施來應對外匯風險。
3.宏觀上，我國政府應采取措施來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包括：逐步取消出口退稅，緩解經常項目順差的壓力；大力發展內需，減小外貿依存度；擴大對美國的進口，實行以出口帶動進口，以進口促進出口的貿易政策；加大“走出去”戰略的發展力度，緩解資本項目持續保持高額順差的壓力；加快建設人民幣遠期外匯市場以及加大對企業匯率風險的宣傳，提高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效率；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微幅、雙向、穩重爬升”的調控藝術，適當放大浮動區間，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
4.微觀上，我國企業要靈活采用金融手段規避人民幣匯率變動的風險；提高談判能力，與上下游廠商共同分攤匯率變動的影響；加強管理，提高效率，降低生產經營成本。長期來看，企業要加強技術創新，增加產品附加值，實現產品升級，打造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