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07 0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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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我國雖然在殘疾法律援助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一些制度和機制仍然不健全，在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一些問題與挑戰。
（一）法律援助機構對于殘疾人法律需求和殘疾人事業具體情況的掌握還不夠全面和深入。這可能會導致對于殘疾人的法律服務不夠專業。比如，如果法律援助機構不了解本管轄區域內經濟困難的殘疾人情況，針對這些殘疾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和具體措施就缺乏針對性，不能有效滿足其法律需求和維護其切身利益。
（二）相關部門之間的配合還需進一步加強。各級殘疾人聯合會與法律援助機構之間協調配合機制有待加強。雖然全國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殘聯與法律援助機構的聯合工作機制，但是在具體實施和執行層面效果不太理想，包括信息共享程度低，溝通不及時，部門之間的工作銜接不暢等問題。
（三）對殘疾人服務類別不夠細化。目前，大多數法律援助機構對殘疾人提供的法律援助服務比較籠統，比如在審查程序簡化方面，對于經濟困難的殘疾人申請法律援助，僅需提供殘疾人證即可；在便民設施方面，雖然各地法律援助機構將接待場所設在臨街一樓并開通綠色服務通道，在民事法律援助事項范圍方面，將殘疾人追索侵權賠償案件納入補充事項范圍，但是具體到法律援助服務的提供方面，很少有法律援助機構按肢體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視力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多重殘疾等不同的分級分類標準為殘疾人提供有針對性的法律服務。
（四）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很難保障。在目前法律援助經費普遍面臨不足的情況下，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很難得到保障，相關辦案補貼發放不足或不能發放，這既影響了律師辦理殘疾人法律援助案件的積極性，影響了服務質量，也難以有效維護貧困殘疾人的合法權益。
（五）服務機構比較單一，服務機制不夠靈活。目前我國殘疾人法律援助機構主要是政府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和各級殘聯，除此之外，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志愿者等對殘疾人法律援助服務工作的參與度還不夠，這限制了為經濟困難的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務的廣度與深度。
二、國外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
在我國，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主要靠各級政府法律援助機構和殘疾人聯合會承擔，也就是說，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開展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系統和制度。但是在西方很多國家，沒有統一的政府體系或機構體系，而是由政府設立的機構或非政府機構通過實施單個項目的形式為經濟困難或具有特殊情況的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在一些聯邦制國家，聯邦政府對于法律援助的管轄權很小，缺乏全國統一的法律援助制度，各省（州/地區）對于法律援助的條件、提供模式等的規定大不相同，因此殘疾人法律援助的實施形式也差異很大。比如美國紐約市的法律援助協會，是一個非政府機構，它實施法律援助的經費部分來自政府，部分來自民間捐贈，部分定向來自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捐贈。其法律援助業務主要分為三大塊，分別是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青少年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中又分為很多項目，其中殘疾人法律援助項目為其中之一，它主要為那些符合獲得傷殘補助、退休金以及雖然符合“補充保障收入（SSI）”或“社會保障（OASDI）”項目規定的福利條件，但卻被拒絕或終止福利的殘疾兒童和成年人提供范圍廣泛的法律援助服務。法律援助協會代表殘疾兒童和成年人提出相關福利申請、參加行政聽證、法庭訴訟，并向他們提供咨詢意見和建議。實踐中，數以千計的紐約市民符合聯邦政府的傷殘補助條件，但是卻只能從紐約市獲得公共救助，法律援助協會的一大職能就是幫助這些人從聯邦政府獲得應得的傷殘補助。
加拿大的ARCH殘疾人法律中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比較著名的殘疾人法律服務機構。它成立于1980年，是一個專門致力于維護和促進安大略省殘疾人平等權利的社區法律援助診所，為安省殘疾人提供法律服務以幫助他們獲得尊嚴并充分參與社會生活。ARCH致力于殘疾人和殘疾人社團的法律改革與政策建議、社區發展、法律咨詢與轉介、公共法律教育與訴訟。其法律服務由律師和實習學生提供。其他許多團體也慷慨地與ARCH共享人力和智力資源。一些重要的法律、殘疾和健康方面的專家積極參與ARCH殘疾人法律援助政策的制定工作，并作為一些試驗性案件的專家證人。ARCH是一個非營利的慈善機構，其成員每年通過會員大會選出董事會，董事會成員由至少一半的殘疾人組成。董事會執行領導和管理工作，并向安大略省法律援助署申請社區診所資金。ARCH向安大略省的殘疾人居民，殘疾人服務機構提供一定范圍內的法律服務，以尊重殘疾人的尊嚴、獨立與充分的社會參與度的方式為他們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自成立以來，ARCH的工作人員、志愿者和董事會一直致力于采取積極措施，提供優質法律援助服務等，以滿足殘疾人遇到的多樣化的身體、精神、語言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同時尊重殘疾人的隱私、尊嚴與獨立。多年來，ARCH辦理了很多具有社會影響的殘疾人案件，在法院和特別法庭為殘疾人提供法律，包括在加拿大最高法院為殘疾人提供法律。在許多有重大影響的涉及殘疾人的案件中為個人或者殘疾人團體提供服務。ARCH通過與殘疾人組織和社區共同合作，為殘疾人爭取更大程度的平等，并推進影響殘疾人日常生活的法律和政策的出臺與實施。
在西方一些法律援助歷史比較悠久或者制度比較先進的國家，非常注重對精神殘疾人的法律服務和法律保護。因為精神殘疾與聽力殘疾、肢體殘疾等生理上的殘疾有很大不同，有其特殊性，所以具有精神殘疾的人會遭遇特殊的法律問題，有特殊的法律需求，需要特殊的法律保護和法律服務。因此，西方國家有不少專門的致力于精神殘疾和心理健康方面法律服務的非營利的民間機構，這些民間機構大都屬于具有慈善性質的機構。
三、殘疾人法律援助未來發展方向
根據“十二五”時期司法行政服務殘疾人工作的總體目標要求，司法部在《2012年全國法律援助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做好為困難群眾及特殊群體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關注解決民生領域問題，其中包括要認真貫徹《關于加強“十二五”時期司法行政服務殘疾人工作的意見》，依據《殘疾人殘疾分類和分級》（國家標準），制定加強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完善“便殘助殘”措施。
一是要以殘疾人為本，做好相關法律援助工作。殘疾人作為相對弱勢和困難的群體，其訴求容易受到忽視、權益容易受到侵害。做好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殘疾人合法權益，更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社會和諧穩定。要認真了解殘疾人狀況、掌握殘疾人訴求和相關需求。在有條件的地方，應盡可能進行殘疾人法律需求評估，從而能夠充分了解殘疾人利益訴求，將針對殘疾人的法律援助政策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建立在實證基礎上。只有把這項工作做好了，真正做到情況明、底數清，法規政策措施才會符合殘疾人的實際需要，公共資源才能得到有效的運用。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的功能和作用，使殘疾人享受服務門檻更低、服務內容更多、服務范圍更廣的法律援助服務，緩解殘疾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供需矛盾，切實保障和維護殘疾人合法權益。
二是要進一步降低門檻，擴大殘疾人法律援助覆蓋面。目前已經有一些省級法律援助規章通過將經濟困難的殘疾人人身損害賠償、侵權糾紛等相關權益保護事項納入法律援助補充事項范圍，或者規定對經濟困難的殘疾人申請法律援助，不受案件范圍的限制，進一步擴大了殘疾人法律援助的覆蓋面。有的地方對特困殘疾人、重度殘疾人和多重殘疾、一戶多殘及老殘一體、孤殘兒童等群體免除經濟困難審查。今后，應當進一步加強相關規定的落實力度，確保更多殘疾人獲得法律援助服務。
三是要加強部門配合，整合資源，共同做好殘疾人法律援助。各級法律援助機構要主動與當地殘聯組織建立密切聯系，可以通過殘聯獲取本地區殘疾人的基本情況、殘疾人在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信息，并征求對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等，由殘聯協助法律援助機構為殘疾當事人提供盲文、手語翻譯等輔助幫助。同時，司法行政部門和法律援助機構要切實加強對殘聯等組織參與法律援助工作的指導、支持和監督力度。
四是要積極開展培訓活動，健全殘疾人法律援助隊伍建設。提高法律援助提供人員對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加強培訓，提高為經濟困難殘疾人和特定刑事案件中的殘疾人提供的法律援助的質量和水平。同時，為彌補政府法律援助人力資源不足的狀況，可以培養建立熱心為殘疾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志愿者隊伍和社會工作者隊伍，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參與提供殘疾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五是要設立專項經費，為殘疾人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物質保障。只有經費有保障，相關工作才能落到實處，才能較好地實現既定目標，殘疾人法律援助工作也是如此。要在目前法律援助經費保障體制機制的基礎上，逐步細化經費預算項目，明確列出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經費，保證殘疾人法律援助各項工作的有序開展。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利用法律援助基金，設立殘疾人法律援助專項基金，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基金的作用。
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統一規范的缺失引發教學過程一系列問題：教學準備不周全。教師隨意安排教學的時間和地點。想什么時間去就什么時間去，想去哪里就去那里，導致正常教學秩序時常被打亂。不重視宣傳環節。以至于許多希望得到援助的公民因沒有獲得援助信息而失去受援機會。缺乏必要調查。對可能遇到的援助對象、需要援助的事項和內容，缺乏必要了解，致使學生只能懷著一顆忐忑的心參與援助教學。與地方聯系不夠。被相關職能部門勒令撤攤現象時有發生便是例證。實踐操作走過場。進入實踐操作環節，多數師生只在乎曾經擁有，不在乎效果好壞，對教學質量鮮有關注，走馬觀花，搞形式主義成了基本樣態。簡言之，重形式，輕實效。具體寫照是擺擺攤子，發發資料；隨意著裝；大多數學生看熱鬧，少數學生接受民眾來訪；對民眾提出的問題由于事先缺乏必要準備，完全靠臨場發揮，往往空話連篇，不著邊際，很不專業，致使民眾乘興而來，敗興而歸。如此應景式援助活動根本談不上高質量教學。總結歸檔被忽視。實踐操作完畢，既不重視總結，也不重視評價。總結方式即是將教學圖片按序裝訂成冊，以證明師生實施了《法律援助》教學。至于教學過程有哪些經驗和教訓，并未引起關注。評價方式基本是給全體學生一個檔次成績。根本不去對學生進行差異化評價，學生表現好壞一個樣，參與與不參與一個樣，這對表現優秀的學生而言無疑是極不公平的。嚴重挫傷了來年學生參與《法律援助》教學的積極性。綜上所述，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目前為止恒定在低水平層次便不足為奇。
二、構建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規范之設想
（一）管理層面流動式《法律援助》課程設置規范
1、開設方式，應當以獨立開設為選項。依附于理論課程而存在，予人的第一印象：流動式《法律援助》課程只是理論課程的附屬品，在課程體系中處于從屬地位，不如理論課重要。這樣的理念支配下，絕大多數教師并沒有對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價值予以足夠重視，行為選擇上，往往不愿去指導學生開展流動式《法律援助》，即使開展了教學，大多也是敷衍塞責。根本達不到設置流動式《法律援助》目的——淬煉學生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能力。只有獨立開設，才能凸顯流動式《法律援助》這門實踐課的重要性，才能引起廣大師生重視，從而，認真對待流動式《法律援助》，使流動式《法律援助》從活動課轉化為專業實踐課，成為拉動學生實踐能力的重要環節。
2、開設時間，最佳選擇應在第五學期。高質量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須有兩大前提：一是學生掌握必要專業理論知識。學生在沒有掌握必要專業理論知識情形下開展法律援助，根本滿足不了援助對象的需求。從各高校課程設置情況看，第五學期，法律援助所需主要專業知識課程——刑、民、行政實體法和程序法課程以及《律師實務》、《法律文書》大多開設完畢。換言之，這時的學生基本掌握了流動式《法律援助》所需專業知識。二是學生對法律援助有較高積極性。學生積極性受多種因素影響，最不能忽視的是牽系學生命運因素，如司法考試、考研、尋找工作。第六、七、八學期開設流動式《法律援助》顯然與司法考試、考研、尋找工作相沖突，學生少有興趣參與法律援助教學自然可以理解。據此，選擇第五學期這一時間段開設流動式《法律援助》是最理想的。
3、學時設定，宜為24學時。內含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法律援助各8學時。學時設定是否科學，關鍵取決于是否與這門課程的重要性相匹配；是否與這門課程實際所需時間相銜接。從重要性的角度說，學界關于法學本科實踐課與理論課同等重要之觀點基本達成共識。特別是在教學研究型大學和教學型大學。流動式《法律援助》作為實踐課，理應比一般性講座型理論課程學時（基本設置為18學時）多一些。以課程所需實際時間為視角，一次法律援助，準備工作，含援助策劃、信息宣傳、制作調查筆錄、討論分析、形成法律援助書，至少2個工作日。實踐操作階段，至少0.5個工作日（如果選擇外地則至少1工作日）。總結歸檔階段，至少1工作日。按一個工作日8小時計算，至少28小時。花費28小時，計算為8學時，無論如何也不會產生過多嫌疑。因此，三次法律援助計24學時是合理的。
4、學分設定，宜為1.5學分。其中，刑事法律援助、民事法律援助和行政法律援助各占0.5學分。之所以這樣設定，是以目前理論課學分設定規則（18學時配置1個學分）為考量。將24學時確定為1.5學分雖略高于理論課課學時與學分比，但更能彰顯教學管理者對實踐課的重視。符合提升實踐教學地位大趨勢，導向是正面而積極的。
（二）實施層面流動式《法律援助》教學規范
1、準備工作之規范。（1）制定《法律援助策劃書》。涵蓋教學時間、地點、分工、目的、內容等。需要重點注意的是：地點問題，最好安排在本校所在地區的各縣（市）政府所在地；一次法律援助選3個縣（市）；三次法律援助最好選擇不同縣（市）進行，理想狀態是1縣（市）1援助。分工問題，一次法律援助將全體學生分為三個小組，即刑事法律援助小組、民法律援事助小組和行政法律援助小組。每位學生應參加三次不同的法律援助教學。內容問題，每次每縣（市）設定1個主要方向，或刑事法律援助或民法律援事助或行政法律援助，主要方向設定盡可能與所在縣（市）高發案件相銜接。（2）制作統一的《法律援助調查筆錄》格式。《法律援助調查筆錄》格式應當涵括調查時間、地點、調查人、調查對象基本情況，如姓名、性別、住址、聯系方式等。案件名稱、案情經過、結果。調查對象希望解決的問題等。（3）開展法律援助前廣告宣傳。與擬開展法律援助所在縣（市）的黨委、政府取得聯系，委派2位學生，借助網絡媒體、當地傳統媒體和廣告欄等法律援助教學信息，重點介紹法律援助前調查的地點、時間、援助的主要方向以及正式開展法律援助的時間、地點，帶隊專家教授基本情況等。（4）進行法律援助前調查。指派2-3位學生，帶上紙質的空白《法律援助調查筆錄》，在縣（市）中心地帶擺攤設點接受民眾來訪，填寫《法律援助調查筆錄》。設置法律援助前置程序旨在為高實效、針對性開展法律援助提供前綴。（5）制作《法律援助書》。調查完畢，在教師指導下，小組全體成員根據《法律援助調查筆錄》，討論分析案情，制作《法律援助書》。《法律援助書》主要含括案件名稱、案件來源、案情簡介、案件分析、解決思路和辦法等。（6）做好援助聯系工作。一是與擬開展法律援助所在縣（市）黨委、政府聯系。二是與相關法律實務部門聯系。三是根據《援助調查筆錄》提供的聯系方式與援助對象聯系。與地方黨委、政府聯系，才能保障教學有序進行。與相關法律實務部門聯系，爭取法律實務部門派員支持，可以消解一些教師和學生均難以解決的問題，益于教學質量提高。與援助對象聯系，可以確保法律援助教學不走過場，使法律援助教學取得實效。
2、實踐操作之規范。（1）援助方式規范。援助方式應實行定向援助與隨機援助相結合。定向援助是對已經掌握援助對象的援助。隨機援助是對臨時到來援助對象的援助。實際操作中，應以定向援助為主，隨機援助為輔。對定向援助對象除了發放《法律援助書》之外，還要做認真解釋工作，確保援助對象滿意而歸。對臨時到來的援助對象要仔細傾聽他們的訴求，盡可能讓他們得到滿意答復。（2）援助內容規范。要以主要方向援助為主，同時兼顧其他方向。對屬于事先設定方向的問題，要有問有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展示法律專業素質，爭取不給援助對象留下遺憾。對其他方向的法律問題，要認真記錄，可以準確進行答復的，當場答復，對模棱兩可的，千萬不要亂說一通，糊弄援助對象，正確的做法是留下聯系方式，作出事后盡快答復的承諾。（3）援助儀態規范。一是統一作裝，二是盡可能使用普通話。三是行為舉止端莊、謙遜、耐心、細心。畢竟從事法律援助教學活動代表的是學校形象，所展示的大學生風采。任意作裝與人的印象是不正規，難以取得援助對象信任。不講普通話可能的后果是你說得苦口婆心，天花亂墜，卻沒有價值。因為援助對象沒有聽懂你的意思。援助過程中，沒有耐心，不夠細心，甚至表現出高人一等，不僅會讓援助對象失望而歸，而且會使高校和大學生形象蒙羞。
關鍵詞：法律援助現狀人權保障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制度。①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1、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為，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3、受援對象為經濟困難者、殘疾者、弱者，或者經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對象；4、法律援助機構對受援對象減免法律服務費，法院對受援對象減、免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訴訟法律服務，也包括非訴訟法律服務。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援助法規《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標志著我國保障貧、弱、殘等弱勢群體平等實現其合法權益的司法救濟機制度的確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為貧困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突出了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暫行辦法》，特別是三月份經終審的張德軍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南方周末》和社會的高度關注，通過我們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進一步弘揚了社會正氣，倡導了社會公平與正義。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況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設有20個區縣法律援助機構，設立100個法律援助機構鄉鎮社區站點。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國家從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對經濟特別困難的群眾實施司法救濟，以體等這一司法原則的最終實現。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編制10人，隸屬于成都市司法局，現有工作人員8名，其中多人工電話咨詢等法律服務；指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還在市婦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婦人具有律師資格，下設綜合科、業務科。其主要職責是：免費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詢，并經常向社會公眾宣傳法律知識；為各種法律援助對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設法律咨詢熱線，免費為公眾提供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經費由成都市政府預算撥款，并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會捐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已接受了15萬余人次的法律咨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精神和市委十屆四次全委會健身，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落實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圍繞服務“產業年”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在實踐中創新工作和解決問題，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建設，積極為農民工、貧困殘疾人、下崗職工、婦女兒童等社會貧苦群體提供及時、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辦案數量每年增長近20%，辦案質量也不斷提高，為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成都作出了積極貢獻。㈡設立社會法律援助組織。都市司法局與成都市工會、婦聯、殘聯組織相互加強溝通和協調下，法律援助中心市總工會、婦聯、殘聯、成都大學四個工作站建立，這些社會團體逐步承擔起一定的受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職能。㈢“123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的開通，它是以法律咨詢作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執業律師每天義務輪流值班解答咨詢，方便了市民咨詢法律問題，及時為咨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極大的滿足了全市廣大群眾對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評價。㈣發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隊伍，每個區、縣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師，使之成為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還不同程度地吸收紅市了一批專業突出、素質較高的人員，增強了法律援助力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顯上升。㈤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援助率達到100%，積極開辟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成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應急服務隊和區（市）縣法律援助中心工會工作站，對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實行24小時內受理制等，并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狀況一律免于審查，以實現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總量成都市近年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如下表所示成都市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件）法律援助機構工作承辦社會律師承辦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社會組織人員承辦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25981425235（七）擴大宣傳，發動全社會力量傾注對法律援助的奉獻與愛心，通過開展法律援助愛心活動、成立農民工應急服務隊、組織送法下鄉律師宣講團、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大型咨詢活動等，廣泛宣傳，擴大影響。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㈠宣傳力度不足隨著成都市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來工”他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使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門或者法律服務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大多集中在基層，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然而一些縣、區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夠，怕宣傳多了，老百姓找上門來，應接不暇，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因為越不宣傳，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難。
㈡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關部門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直接影響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發揮。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費用中，由于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部門收取的調查取證、堅定等所收取的費用相對困難群眾的收入來說較高，而法律援助機構又無力承擔這些費用，雖免除了法律服務費用，受援人最終因交不起相關費用，或者無法進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關的證據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響。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據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現有的1300多名律師每人每年免費辦理2件計算，每年最多也只能辦2600件，而這當中缺口很大。面對如此龐大的需求量，卻不能予以滿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規范和完善。針對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聯系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實際，筆者擬對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關鍵詞：法律援助現狀人權保障
法律援助是指在國家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的組織、指導和統一協調下，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務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給予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以保障實現其合法權益，完善國家司法公正機制，健全人權及社會保障機制的一項法律制度。①
法律援助有以下特征：
1、法律援助是國家行為或者是政府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
2、法律援助是法律化，制度化的行為，是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3、受援對象為經濟困難者、殘疾者、弱者，或者經人民法院指定的特殊對象；
4、法律援助機構對受援對象減免法律服務費，法院對受援對象減、免案件受理費及其他訴訟費用；5、法律援助的形式，既包括訴訟法律服務，也包括非訴訟法律服務。
我國第一部全國性的法律援助法規《法律援助條例》，已于2003年9月1日起開始施行，這標志著我國保障貧、弱、殘等弱勢群體平等實現其合法權益的司法救濟機制度的確立。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為貧困群眾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突出了為見義勇為行為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重點，率先制定了《成都市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暫行辦法》，特別是三月份經終審的張德軍見義勇為法律援助案件，引起了中央電視臺、東方衛視、《南方周末》和社會的高度關注，通過我們卓有成效的法律援助工作，進一步弘揚了社會正氣，倡導了社會公平與正義。
一、成都市法律援助的基本概況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996年。其下設有20個區縣法律援助機構，設立100個法律援助機構鄉鎮社區站點。成立法律援助中心是國家從司法制度上保障人權的具體體現，對經濟特別困難的群眾實施司法救濟，以體等這一司法原則的最終實現。
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為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編制10人，隸屬于成都市司法局，現有工作人員8名，其中多人工電話咨詢等法律服務；指導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援助工作。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還在市婦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成立了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市婦人具有律師資格，下設綜合科、業務科。其主要職責是：免費受理公民的法律咨詢，并經常向社會公眾宣傳法律知識；為各種法律援助對象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設法律咨詢熱線，免費為公眾提供聯、市殘聯、市總工會、成都大學工作站。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經費由成都市政府預算撥款，并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接受社會捐贈。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已接受了15萬余人次的法律咨詢，了3000余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辦理了4200余件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二、成都市法律援助取得的成效
㈠成都市法律援助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支持，在成都市司法局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精神和市委十屆四次全委會健身，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全面落實和樹立科學發展觀，圍繞服務“產業年”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在實踐中創新工作和解決問題，切實加強法律援助組織機構建設，積極為農民工、貧困殘疾人、下崗職工、婦女兒童等社會貧苦群體提供及時、便捷、高效的法律援助。成都市援助案件辦案數量每年增長近20%，辦案質量也不斷提高，為創建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成都作出了積極貢獻。
㈡設立社會法律援助組織。都市司法局與成都市工會、婦聯、殘聯組織相互加強溝通和協調下，法律援助中心市總工會、婦聯、殘聯、成都大學四個工作站建立，這些社會團體逐步承擔起一定的受理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職能。
㈢“12348”法律服務專線電話的開通，它是以法律咨詢作為法律援助的重要形式之一，由成都市執業律師每天義務輪流值班解答咨詢，方便了市民咨詢法律問題，及時為咨詢者提供法律方面的幫助，極大的滿足了全市廣大群眾對法律的需求，受到了市民的良好評價。
㈣發展全市法律援助援助律師隊伍，每個區、縣法律援助中心不少于3名法律援助律師，使之成為直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主要力量，還不同程度地吸收紅市了一批專業突出、素質較高的人員，增強了法律援助力量，辦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效率明顯上升。
㈤提供法律援助的農民工援助率達到100%，積極開辟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成立農民工法律援助應急服務隊和區（市）縣法律援助中心工會工作站，對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實行24小時內受理制等，并對農民工經濟困難狀況一律免于審查，以實現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綠色通道和“一站式”法律援助便捷措施。
㈥分解法律援助案件總量
成都市近年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如下表所示
成都市各類法律援助人員承辦法律援助案件數（件）
法律援助機構工作承辦社會律師承辦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承辦社會組織人員承辦
2004年785706380
2005年394161736117
2006年上半年25981425235
（七）擴大宣傳，發動全社會力量傾注對法律援助的奉獻與愛心，通過開展法律援助愛心活動、成立農民工應急服務隊、組織送法下鄉律師宣講團、農民工維權法律援助大型咨詢活動等，廣泛宣傳，擴大影響。
三、成都市法律援助存在的問題
㈠宣傳力度不足
隨著成都市勞動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向城市，且有大批“外來工”他們的文化素質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使他們的合法權益遭到侵害時，缺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意識，也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部門或者法律服務者，于是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從而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嚴重影響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而且，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大多集中在基層，所以法律援助工作的重點應放在基層。然而一些縣、區法律援助機構對法律援助的宣傳力度不夠，怕宣傳多了，老百姓找上門來，應接不暇，這樣就形成了惡性循環。因為越不宣傳，老百姓就越不了解法律援助，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也就越困難。
㈡相關部門協作配合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
目前，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相關部門之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直接影響了法律援助制度作用的發揮。在法律援助案件所涉費用中，由于訴訟費用以及相關部門收取的調查取證、堅定等所收取的費用相對困難群眾的收入來說較高，而法律援助機構又無力承擔這些費用，雖免除了法律服務費用，受援人最終因交不起相關費用，或者無法進入司法和仲裁程序，或者得不到相關的證據材料，法律援助的效果大受影響。
㈢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及其需求的矛盾突出
據了解，成都市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在4000件以上，而按成都市現有的1300多名律師每人每年免費辦理2件計算，每年最多也只能辦2600件，而這當中缺口很大。面對如此龐大的需求量，卻不能予以滿足。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人力、物力上的投入。
四、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
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在實踐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作為一種新的制度，其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故有必要在實踐中逐步加以規范和完善。針對是法律援助的現狀，聯系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實際，筆者擬對完善成都市法律援助制度的對策作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㈠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對法律援助的認識
法律援助既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更是一項群眾工作。它直接面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社會弱勢群體。當前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報紙、雜志、電臺、網絡等新聞媒體和通過法律下鄉（如可以嘗試制發法律援助服務卡，便于群眾掌握法律援助知識）、法律咨詢（尤其要加強“12348”專線律師值班，拓展法律援助咨詢電話服務的領域）等途徑，進一步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使法律援助家喻戶曉，讓需要法律援助的人知道怎么尋求法律保護，讓社會弱勢群體及時得到法律幫助，以使他們“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難題得到解決，進而使他們的積極性得到充分調動，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并要讓關心社會進步，有能力支持法律援助的社會力量來關心和支持法律援助事業；更要使成都市各級領導干部深刻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不是可搞不可搞的事情，而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和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堅持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從而真正把法律援助工作納入黨委、人大、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使為困難群眾謀利益具體落到實處。
㈡提高弱勢群體的法制觀念
法律援助的重要對象是在農村生活比較貧困的群眾和一些特殊社會群體。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弱者原本不是弱者，但由于他們經濟上的貧困、知識和信息的匱乏、權利和義務意識的淡薄、缺少社會人際關系、心理中的劣勢、生理發育上的某種殘疾以及區域間法律服務資源存在不平衡等主客觀因素，才使他們成為弱勢群體。特別是由于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識，他們不知什么可為什么可不為，不知國家鼓勵什么限制什么，一切都是憑感情用事，無法用理性的眼光來判斷，于是出現了大批“文盲”、“法盲”和“流氓”，更談不上如何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因此只有提高弱勢群體自身的法制觀念，才能使弱者成為強者，這是治本之策。
㈢積極開辟法律援助的人力資源，使眾多的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參與進來，為法律援助事業的發展貢獻力量。
完善的法援體系，包括一個高效的人力資源體系，法援案件的不斷增多和復雜對從業者提出考驗同時也增加了援助成本，自身制度設定的壁壘也限制部分熱忱于法律援助的團體和個人。《條例》頒布以明顯的規定吸引有能力從事法律援助團體和個人從事法援工作，面對于制度設計不完善的中國法制教育，過于注重理論，缺乏法律實務經驗及社會經驗成為被評擊的重點，法學教育可否與法援工作相融合，答案是肯定的。“福特基金”在資助中國高校的法律診所課程中將法學學生在導師的指導下開展具體的法律援助案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國在其具體實踐中獲得極大的成功，以導師為業務指導，學生共同解決，并在《美國律師協會關于法學院的批準標準》302條e款中明確規定，法學院就鼓勵學生參加提供減免收費的公益性法律服務活動，并為學生提供這樣的機會，以制度的形勢保證了學學院的實踐融入法援體系，其主要的目的（一）向學生教授有效的辯護的技法，職業道德及法律對于窮人的作用（二）在為那些無法得到公正人辯護的同時，批判性的檢驗的應用法學理論。（三）改革法學教育弊端，并重視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學生的融入無非是教學與法援的兩贏之選，除學生外，有能力的社團組織和個人也是擴寬法援人力資源選擇的范圍，部分省市下發的法援指導性文件中均提出引入法學院學生和社團意見，卻鮮見實施的具體細則。此制度何參照美國英國等成熟的制度，推行導師制和公益性團體有限參加，即法學院的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開展援助活動，對于社會團體設定團體設定準入機制，依其水平，章程和法援的需要有限的介入援助工作。
㈣充分發揮個人法律援助的作用
1.凡是有能力以自己的工作為他人提供法律服務者（如律師、公證員、基層法律工作者、具有較高法律理論素養和社會實踐能力的志愿者），都可以參與到法律援助工作中來，為法律援助事業貢獻力量。
2.允許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到法律援助機構發揮余熱，從事義務性質的法律援助工作。
3.可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監督法律援助工作，多向他們匯報工作，請他們提出意見、建議。
4.有效發揮基層攝取法律援助聯絡員、信息員的作用。
㈤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多渠道籌集資金，擴大“節流”的實體程序的設定和利用網絡快捷的工作渠道。
人民不斷增強的法律援助服務的需要同目前稀缺的法援資源產生矛盾政府的投入不足，大部分法援資金沒有列入政府的預算，軟、硬件建設相對于滯后。將法律援助納入財政預算，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是低經費保障機制，充分的保障法援工作的正常開展，相對于增長快但經濟基數較小政府收入有限，財政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教育的壓力較重，通過利用常規的籌款方式滿足不了法援需要，必須充分開展社會化運作，積極拓展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渠道，建立公益性的基金會。90年3月北京就已經成立了北京市法律援助基金會，內設辦公室，財務部，集資部、外交部、開展大型法援公益活動籌集資金。
在開源的同時，采取一定保障節流的措施，降低法援的成本1、引導律師鼓勵確已構犯罪的被告在法庭上做有罪答辯。法援的目的性決定了追求程序和實體公正的目的性，保障援助對象的合法權益，對業以犯罪的對象鼓勵做有罪答辯，減少訴訟環節和調查費用。2、普及網上辦公，加強援助網絡的營造和以網絡為基礎的網上法援救助，利用網絡的覆蓋面和快捷方便援助人員和受援助者的交流和公開法援案件的援助流程。通過程序上的公正高效有序的措施保障弱勢群體權利的伸張，實體上的改革同樣保證了法援工作的效益及提高資金的利用，盤活法律資源，保證社會運行的穩定及司法公正。
㈥提高法律援助服務水平
法律援助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社會方方面面的群眾利益，法律援助的服務水平關系到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筆者認為，提高成都市法律援助服務水平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
1.培養律師良好的素質和良好的職業道德。成都市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在律師管理工作中，應把重點放在律師職業道德、職業紀律教育和責任意識、服務意識教育上，使法律隊伍真正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力量。
2.規范社會團體、法學院校及其其他民間組織的法律援助行為。這些部門提供法律援助必須經過司法行政部門審批，不使用政府資金，不利用法律援助從事有償服務，同時接受司法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監督，保證法律援助的水平和質量。
3.拓寬法律援助的受援面。筆者建議成都市各級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法律援助案件時，適當拓寬援助范圍，如給予老年人或高齡老人強制刑事辯護的援助，將法院訴訟費的緩、減、免真正納入統一的法律援助中來，從而使法律規定與法律援助的宗旨真正一致起來。
4.推行法律援助尋訪制度。成都市地廣人雜，這就需要政府支持和鼓勵法律援助人員定期或不定期到指定的服務區尋訪，主動調查，主動發掘案件，從而保證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獲得最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
5.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雖然我國目前尚未建立法律援助質量監控體系，作為西南地區的發達城市，應當發揮西南核心地區的先導作用，盡早建立符合成都市實際的法律援助人員綜合質量監控體系，其應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持續教育、業績考察、顧客反饋、質量評估。
法律援助作為一項神圣而偉大的“民心工程”，作為法律界的“希望工程”，作為澤惠人民的“光彩事業”，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成都市法律援助在市黨委、市委的領導下，在市人大、市政協的監督、支持下，必將日臻完善，其工作也將跨上一個新臺階。
參考文獻：
1、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2004年—2006上半年法律援助統計表、工作總結報告
2、成都市法律援助中心《法援簡報》第一、二、三期
3、房保國編著《遇事找法—法律援助》中國法制出版社
4、法律援助條例
（一）如何認定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條件
我國雖然頒布實施了《公證法》等公證法律援助條例或標準，但是對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認定還存在著一定的不足，實際工作中經常會遇到不符合現象卻進行公證法律援助的現象。比如老人的贍養問題，家庭境遇較好的老人往往會因為子女不贍養等問題進行法律援助的申請，而此種行為一般都會被受理執行。單單從法律援助條件上看此種行為是不符合公證法律援助條件的，因為被援助的對象盡管是老人，但是由于其家庭境遇比較好。生活能力或者生活所需能夠得到有效的滿足，與公正法律援助條件中弱勢群體等援助條件的標準相悖，公證法律援助行為在實施過程中，經常會受到質疑，導致其行為在法律適用范圍內是屬于不合法行為，造成了社會影響較大，嚴重干擾了社會經濟秩序的運轉和公正法律援助制度的權威性。
（二）公正法律援助對象的狹隘性
我國《公證法》規定對符合法律內容規定的當事人可以采取有償或無償的法律援助行為來保障當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賠償請求。這里的當事人在實際的法律公正援助制度中基本上是自然人，而我國《憲法》則將自然人、法人、組織統統歸納為自然人，那么在實際的法律援助行為事實過程中，必然存在著偏頗一面，對自然人能夠進行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務，可是針對法人以及組織卻沒有有效的進行法律幫助，法律援助對象出現了較為明顯的狹隘性，造成實際的當事人合法權利在受到侵害時往往因為法律界定上不屬于“自然人”而遭到拒絕，導致其權益的維護遇到了較大程度上的困難，也為社會的穩定運行帶來了嚴重的干擾。因此，我國目前現行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中當事人的包含范圍存在著較為明顯的狹隘性，已經在實際的維權活動中顯露無疑，需要認真的對待，采取有效的彌補措施來豐富完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內容，保證其社會涵蓋面能夠符合實際的經濟生產生活所需。
（三）法律援助形式應該更加主動
根據我國《公證法》以及地方相關法律法律的內容，進行公證法律援助服務的前提都是當事人向相關機構提出了援助申請，公證機構在進行核實之后才會被動的進行援助行為。此項決議存在著很大的爭議，首先，當事人的界定存在著不足，當事人涵蓋面的狹隘性上面已經提到，這里主要說的則是當事人自身是否具有提出申請的能力以及行為，當當事人無法活動或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時，其無法進行有效的申請，此種情況下公證法律援助服務是否應該展開或者主動進行？目前我國相關法律制度還沒有明確的解釋和規定，導致實際的當事人權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其次，法律援助行為只能是被動式的展開，缺乏一定的靈活性。當事人包含的某項面臨失傳的技術或者手藝時，公證法律援助行為就應該及時的向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務，以保證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實際的工作中由于受到了法律援助條款的限制，導致其工作行為主要是以被動式為主，缺乏靈活機動的操作性，面對著經濟形式的迅猛發展，明顯落后于實際的客觀要求，需要進一步加強改進以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向社會提供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
（四）工作人員的職業技能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目前雖然法律援助公證制度已經成為了我國法律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已經從法律上得到了認可，但是在實際的工作中公證機構的人員編制還是脫離于政府編制之外獨立運行，導致從事法律公正援助的工作人員構成十分復雜，不同學歷、年齡、社會關系等方面的工作人員充斥其中，造成了整體援助實施過程中專業技能以及服務水平受到了較為嚴重的影響，工作人員整體參差不齊導致的法律援助行為沒有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以及當事人的滿意，對公證人員的素質以及公證機構的社會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響。
（五）公證機構日常行為受到的法律約束較低
目前我國的公證機關在進行日常的法律援助行為時，按照規定執行的意識比較淡薄，公證行為以及公證約束力飽受質疑，缺乏有效的監督機構對其進行嚴格的監督審查，導致其自身內部違反規定等行為滋生，嚴重阻礙了我國法制化進程以及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嚴肅性。這也是現階段我國公證法律援助制度亟待解決的問題。缺乏有效的監管機構對其進行監督管理導致法律援助行為以及流程不合法現象比較普遍，比如2004年5月11日西安寶馬彩票時間，公證機構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導致整體公證行為受到了比較嚴重的影響，日后開展公證行為過程中充滿了不信任以及質疑等現象比較普遍。因此建立嚴格的監督管理機構來對公證行為以及法律援助行為進行有效的監管已經迫在眉睫。
二、推進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發展的建議分析
（一）完善監管機構，加強人員素質培訓
針對目前我國公證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日常工作流程疏于管理和違規操作等行為，需要建立嚴格高效的法律監管部門來約束日常的工作行為，保證其工作能夠處在社會的監督之下，杜絕隱私舞弊等現象的發生，為我國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進一步完善營造良好的法律監督氛圍，保證制度得到不斷的完善，行為法制化以及規范化，提高我國法律援助機構的信譽度以及形象，為我國法律體系的完善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做出應有的貢獻。同時對工作人員的業務技能培訓工作也要持續展開，在提高工作人員專業技能的同時，也將世界先進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益處向工作人員普及，充分推動我國的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能夠與國際接軌，跟上時展的潮流，促進我國法律體系的豐富及深化發展。
（二）公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內容和方式進一步深化完善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不斷發展，法制建設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由于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存在著大面積的弱勢群體，特別是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法盲依然存在。為了更好地促進我國法制文明建設，特別要在高校法制文明建設的進程中，大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對于大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能讓他們打得起官司，能平等地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重大意義。本文將結合筆者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來探究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意義。
關鍵詞：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弱勢群體
“國無法不立”，法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就像鐵軌對于火車一樣，脫離了這條軌，必將導致國家的混亂甚至國家的存亡。法律對于國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國的法制建設雖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國所處的特殊歷史階段，我國公民在法律知識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別是位于西部邊陲的人們。因此，加強法制建設，大力宣傳法律知識，不僅是國家的事，更是我們每個法學專業者的責任。同時，法學專業的學生大力普法宣傳，還是鍛煉自己的一個好機會。本著“學法用法，服務社會”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產生
據相關材料調查顯示，我國最早出現的從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組織是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它是一家民間的法律援助組織。由此可見，法律援助并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近幾年才產生的，還是個新生兒。2003年7月16日國務院第15次常務會議通過并于2003年9月1日頒布施行《法律援助條例》后，我國法律援助事業進入了嶄新的階段，進入了法律化的階段。那么怎樣來給法律援助定義呢？
廣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為經濟困難的或者特殊案件的當事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提供減收或者完全免費的法律幫助的一種制度。服務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和公正。狹義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資格的申請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訴訟中提供代表律師（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務，目的是確保任何具備充分理由提出訴訟或答辯的人，不會因為缺乏經濟能力或出于弱勢群體地為而無法打官司，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采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第八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的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由此可見，社會各界法律援助組織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據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依靠法學專業的法律知識資源優勢，經院團委同意，報校團委批準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長歷程
（一）、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內部組織結構
“大學生法律援助組織,是一個以大學生為主體,面向社會,無償為公眾服務的公益性組織,它有著先天的優越性,對于培養法律后備人才和解決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著“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前身為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2003年11月，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
該中心以理論聯系實際為工作原則，以義務法律咨詢、宣傳法律法規為其基本的工作內容；以論壇、講座等方式學習法律法規，總結實踐經驗；組織其成員深入社會開展多種形式的法律服務活動，并且積極開展同國內各法律院校同類社團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設團支部，主任，秘書處，事務部一部，事務部二部，事務部三部。秘書處（下設網絡組、刊物組、外聯組）的主要工作是辦公室日常事務，值班、負責接待來訪等。事務一部的主要工作為行政復議，勞動糾紛，婦女，兒童權益來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二部的主要工作為一部以外的民事類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事務三部的主要工作為刑事案件的咨詢及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務范圍，法律援助審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則，以確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順利開展。
事物總在不斷發展中壯大，作為石河子大學學生面向社會開展的法律援助的專業性公益性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師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石河子大學學生法律援助中心發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簡了一些部門，其內部組織結構為委員會，團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務部，檔案部，外聯部和宣傳部部門。
（二）、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詢為日常工作。同時舉辦自成立以來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傳日活動。例如，舉辦每年的“315消費者權益保護日”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五一”、“六一”、“十一”校園法制宣傳活動；舉辦每年的“124憲法宣傳日”普法宣傳活動；并成功舉辦了首屆“十一物權法宣傳”活動，承辦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大學生暑期三下鄉”送法下鄉活動，以及協辦每年的“西域法學高峰論壇”。
在活動中，我們組織學生參加，邀請指導老師帶隊，接受相關的新聞媒的采訪報道。我們發放各種法制宣傳單，接待來訪咨詢，現場為他們解決疑難問答，提供解決辦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則有專門人員負責接待，并給予滿意答復。在三下鄉中，我們送出了法律咨詢，普法宣傳，法律援助，不僅發放法律法規傳單，接待咨詢，還進行了問卷調查，深入群眾，知群眾之所難，給群眾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學以致用，服務群眾，并受到了群眾的一致好評。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來，共接待來訪咨詢上萬次，接待案例上千個，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幫助了經濟困難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2006年9月2日，我校成功舉辦了“第三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我國著名法學家，刑法學泰斗，武漢大學博士生導師，資深法學教授馬克昌來我校作專題講座，并高興地給法律援助中心題詞：“維護弱者權利，保護公平正義”。馬克昌教授治學嚴謹，學貫中西，享譽學界，與中國人民大學高銘暄教授合成為我國刑法學界的“北高南馬”。馬老對法律援助中心給予厚望，他希望我們能夠運用所學知識為弱勢群體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傳工作，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真正做到保護弱者權益，維護公平正義，我們將繼續努力，不辜負馬老厚望。
2007年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舉辦了“第四屆西域法學高峰論壇”。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主任姜明安，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院長王磊，刑法學研究室主任陳興良一行四人來到我校，分別作了專題講座，并分別高興地給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題詞，對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予了厚望。
三、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義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著多方面的意義，下面筆者結合以上論述來具體分析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義。
（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對學生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為主要成員，并聘請校內外教師，律師為指導老師和顧問，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該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
根據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務及開展的活動，（這些已在上文中論述過了，這里不在贅述）組織學生開展案例分析討論，論壇及模擬法庭等內部活動，提高了學生的基礎理論水平，使學生的專業技能更加堅實，還為對外援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由此可見，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首先為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法學專業學生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學習，實踐平臺，有利于自身理論的提高，真正體現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
其次，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給學生提供了解社會法律需求的窗口，促進學生良好法律職業道德素質的形成。法援通過對外開展普法宣傳，法律咨詢與援助活動，幫助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為他們提供無償的法律咨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鍛煉了我們自己的專業技能，真正地做到了邊學習邊實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能夠為貧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務創造一種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辦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貧困者的案件,這有助于學生了解社會最普通民眾的法律需求，使學生在承辦具體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這樣的案件中進行律師職業道德教育所達到的效果是學生在課堂上不可能達到的。這有利于培養承辦案件的學生對于全社會特別是當事人的責任心,培養學生對于實現司法公正目標的奮斗、獻身精神。學生在辦案中能夠培養社會正義感和職業道德,從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質量上的保證。”
總之，大學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僅可以使法援的成員學到法律方面的知識，更能學到社會實踐的本領。我們運用自己所學的知識，服務于社會，不僅把我們所學的理論得到了應用，還鍛煉的我們的溝通交際等綜合能力。
（二）、大學法律援助對社會的重要意義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是一個面向社會經濟困難的公民依法提供無償的法律服務的志愿者社團。學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謹奉“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圍繞“學法、用法、普法、援助”這一核心大膽嘗試，盡其所學積極為在校學生和社會弱勢群體服務。從該中心的性質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對社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節假日和法制宣傳日開展的法律宣傳活動，大力宣傳法律法規，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識，增強了他們的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使廣大群眾受益。另一放方面也為國家普法，進行法制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四年來，法援通過定期的普法宣傳，法律知識講座和舉辦法律咨詢等多種活動方式，使法援在學校師生和觀大市民及周邊團場連隊里有了一定的影響。特別是近兩年來，該中心立足于團場，扎根團場，在團場司法辦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實踐基地，為團場職工全心全意服務。另外，法援以節假日為契機，廣泛開展市內街頭的法律咨詢活動，接觸到諸如勞動糾紛，債權債務糾紛，離婚財產等各種常見的法律問題，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決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員值班，接受來訪、來電咨詢。一旦遇到無法一次性給予答復的疑難糾紛，我們會向我們強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門法的老師請教，集體協商爭取找到最為經濟有效的方案，以解決當事人的困難。
我們中心每年舉辦的各種法制宣傳活動，有利于進行普法宣傳，分擔了國家的職責，為進行社會主義法制文明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今年，我中心又成功的聯合烏魯木齊一所高校的法學會共同開展“124憲法宣傳日”活動，得到了兵團電視臺的特別采訪，受到了烏魯木齊市民的一致好評。同時，我們中心提供的無償的法律援助，幫助了那些真正經濟上困難，又需要法律援助的公民，為我國司法部門減輕了工作負擔。
總之，石河子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用它的經歷證明了它存在的意義，證明了大學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義，用它的付出餞行了“學以致用，服務社會”的宗旨。淋社會底層風雨，方知書本知識的有限和自身力量的微薄；睹眾生艱辛的生存掙扎，才會真正明白法制、法律這些字眼與現實生活自然存在的天塹距離。“民為本，法為器”，“學法、用法、普法、援助”，本著心中無比堅定的信念，我們每一個法援學子以青春的激情和有限的學識投入到社會需要幫助的人們的無償法律援助中。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會秉承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古訓，用我們最真誠的心和熱情服務周圍的人，讓更多的人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讓更少的人陷入權益無從救濟的困境，讓社會所有人知道法律是我們每個人最親近的守護神。風雨成長路，我們攜手走過；坎坷未來路，期待你的關心和支持！相信在我們所有法律援助組織的不斷努力之下，相信我們笑傲挫折的年輕，相信我們的明天不是夢，法律援助的隊伍會更大、更強，法律援助的明天會更好！
注釋：
《法律援助條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司法廳法律援助中心翻印.2003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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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援助對象覆蓋面不全
當前，我國法律援助只針對那些需要申請法律援助的自然人，沒有將法人和社會組織納入其援助的范圍內。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法律援助不應該僅限于自然人，其應該覆蓋到法人與社會組織。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經濟困難或特定農民群體可以享受到法律援助，而同處于法律困境的鄉鎮企業或其他農村經濟組織卻得不到法律援助。如果這些經濟組織陷入了困境，勢必會牽涉到其是否可以申請農村法律援助。在實際操作中，這些農村經濟組織也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因此，擴大農村法律援助對象的范圍是非常有必要的。從我國當前的《法律援助條例》來看，只有當援助者的基本生存條件被侵害時才可以對其實施法律援助，這一條件過于苛刻，很多農民都無法享受到法律援助。農村地區的特殊性注定了法律糾紛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很多與農民關系密切的糾紛都被排除在法律援助的范圍外。隨著農村地區的發展，很多涉法問題都發生了變化，相當一部分問題沒有得到妥善處理，日積月累成為老案，危害了整個農村地區的安定團結。所以，我國應積極從立法層面擴大農村地區法律援助的范圍。
（二）法律援助人才匱乏
長期以來的城鄉差距導致我國法律人才分布不均勻，優秀的法律人才大多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農村法律援助人才嚴重匱乏。這種情況導致農村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加劇。基層法律工作者是當前我國農村法律服務隊伍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人多承擔民事與行政，為農民提供民事調解、法律咨詢、代書等服務。但是這些人很少擁有律師資格證書，其所提供的法律服務非常有限。所以，在加強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設的過程中，必須要積極培養農村法律工作者，可以采用送法下鄉等多種措施。
（三）組織機構存在重疊的問題
當前，鄉鎮司法所和鄉鎮法律服務所具有很大差別，給農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帶來不少阻力。基層司法所隸屬于司法行政體系，是帶有公益性質的法律服務機構，其對管轄范圍內的法律服務行業具有監管職能；基層法律服務所則是在農村地區從事法律服務業務的組織機構，其多為私營單位。這兩種機構的經費、人員及收費方面都有顯著不同。基層司法所有國家財政提供經費，其任職者為國家公務員，其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均按照國家統一要求，不收取任何費用。基層法律服務所自主經營，職工為普通職員，其在提供各種服務的時候依循相關標準進行收費，其所有的服務都是有償的。
（四）農村法律援助存在經費不足的問題
當前基層法律援助普遍存在資金不足的問題，基層政府對法律援助方面投入的資金非常少。相關的渠道大多不順暢，最終到位的資金非常有限。很多情況下，本案的成本遠高于財政補貼，相關工作人員的經濟性不高，辦案效果非常不理想。與此同時，我國還沒有就法律援助的經費使用標準出具統一的方案與制度，使得實際工作中資金分配不均衡的狀況非常突出，且資金的透明度非常低。對資金需求量最大的農村基層往往難以獲得資金支持。
（五）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
從《法律援助條例》中我們可知，當前我國法律援助將經濟貧困作為最主要的適用條件，并沒有對各種情況進行細化規定。這顯然是有悖于社會公平原則的，也沒有明確指出當遇到緊急狀況時，各級法律援助單位可否先行進行法律援助。這一點被社會各界所詬病。在現實生活中，很多農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難以獲得有效路徑，法律援助根本不到位。筆者認為，法律援助不應僅僅將經濟貧困作為適用條件，還應該考慮多個方面，設定科學的援助程序。
（六）法律援助質量水平不高
在現實社會中，農村法律援助的質量難以衡量。不同的主體對法律援助往往會持有不同的看法，很難達成統一的評價。從根本上講，法律援助借助于律師來向有需求的人提供法律服務，其質量應與普通法律服務質量水平一致。在農村地區，法律援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給予其必要的法律保障。但是現實中，很多法律援助服務的質量水平都非常低，使得農民的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護，深深地傷害了農民。
二、產生農村法律援助制度問題的原因
（一）缺乏堅實的社會基礎
農村法律援助主要是針對我國農村地區或相關涉農事務而展開的法律援助工作。農村地區與涉農事務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現有的農村法律援助制度卻并沒有體現出這些特殊性。一是我國農村法律援助工作將個案處理作為重點部分。我國的國情特殊，在拓展農村法律援助時多側重于個案，并沒有從援助機制方面入手，沒有構建起符合農村實際狀況的法律援助體系。在實踐領域中，很多鄉鎮司法所只有一兩名工作人員，無法承擔其法律援助職能，只能被動地應付與處理。二是沒有有效的互動機制，難以給農民帶來實質性的法律服務。與城市相比，我國農村地區發展落后，地方財政能力有限，難以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農村法律援助機構可獲得資金的路徑非常少，很多時候都要律師自行解決經費問題。這些律師不僅要承擔應有的法律援助職責，還要自負盈虧。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與其他部門之間還存在脫節的問題，難以形成多方聯動的工作機制，難以共同維護司法公正。有關法律援助方面的優惠政策非常少，法律援助成本非常高，這些成本最終轉由當事人承擔，使得本來就經濟困難的農民雪上加霜，有些農民不得不放棄法律援助。三是當前有關于法律援助的宣傳工作不到位，很多農民都不了解法律援助。從宣傳方式上來看，其過于老套，并沒有與時俱進，還是沿襲以往發放紙質資料的方式。從宣傳時間上看，多選擇節假日，大多非常短暫，缺乏持久性。很多農民都沒有意識到農村法律援助制度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使得其在遇到法律困難時未能夠及時申請法律援助。
（二）物質基礎非常薄弱
在我國特殊國情下，農村地區的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各項基礎設施仍然不到位，農民收入有限，這一點在欠發達農村地區更為突出。法律援助宣傳工作難以在短時間內取得成效，農民法律意識的提高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在當前現狀下，農村法律援助機構面臨著巨大的資金壓力，其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很多本來應該由政府財政所支撐的內容，如宣傳、辦公與培訓等，都由基層法律援助單位自行解決，使得辦案經費嚴重不足。隨著農村地區的發展，其所需要承辦的案件不斷增多，基層法律援助單位承擔的費用越來越高，相關工作人員的積極性深受打擊，辦案質量不斷下降。除此之外，對于很多地方政府來講，當前農村地區的經濟建設工作是首要大事，其往往會忽視農村法律援助工作。
（三）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礎
在傳統思想文化道德與農村特有的生活背景下，農民大多有與世無爭的心態，很多會積極學習法律知識，法律文化在農村地區十分淡薄。大部分農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必要的法制意識，對法律的理解不到位，遇到法律問題時看法過于狹隘，很容易偏激。這些都會導致法律援助風險加劇。比方說，在權益紛爭案件中，法律援助申請人大多迫切地希望申訴，一旦敗訴，其很有可能將原因歸結到承辦人身上，轉而進行上訪。這一點也是基層法律工作者所顧忌的。除此之外，相當一部分的農民主張和為貴，部分農民將法律援助理解為制造紛爭。所以，當出現法律糾紛時候，很多農民會采用私下解決或調解的辦法，很少會運用法律進行維權。在他們看來，運用法律武器來解決問題需要承擔高昂的費用，所以，其大多選擇其他辦法來解決糾紛。
三、完善農村法律援助制度的有關策略
（一）從立法層面完善農村法律援助制度
一是增加法律援助的相關內容。法律援助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當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法律援助建設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作為我國最為特殊的一個群體，農民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不知道該怎樣保護自身的權益，其在面對法律困難時，往往會不知所措。即便是其向相關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時，也往往會受到申請條件等多方面的限制，難以運用法律武器來保障自身的權益。現有的《法律援助條例》并沒有就該方面進行詳細規定，我國各地方政府有關法律援助方面的法規有很大出入。針對此，我國應積極從立法層面上增加農村法律援助的內容，使得相關案件得到更好的處理。二是進一步拓展法律援助的范圍。除了自然人外，法人與各種組織也應該被納入到農村法律援助的范圍內。針對農村企業的法律需求，給予必要的法律援助，有利于農村企業得到更好的發展，這對于我國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除了面向經濟困難的農民之外，未成年人、殘疾人與老年人也應該是法律援助的對象。除了民事類糾紛之外，經濟糾紛與民主類糾紛都應該納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圍內。
（二）從制度上完善我國農村法律援助制度
一是針對農村法律援助的需求，培養優秀的法律人才。基層法律工作者大多不具備律師資格，在具體的辦案過程中，相關部門應給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并且從制度上肯定其特殊地位。二是鼓勵法律專業的大學生到農村法律援助機構實習與就業，提升整體的專業水平。二是各級政府必須意識到法律援助是其重要的職責，給予該方面必要的財政支持。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基層政府無力承擔該項財政支持，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當前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重點多為經濟建設項目，基于此，中央財政應針對貧困地區設置專項資金用于當地的法律援助建設工作。基層法律援助部門應根據實際資金需求積極編寫預算，做到資金公開與透明，合理地使用資金，最大限度地為農民提供高質量的法律援助服務。
作者:田露 單位:徐州開放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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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授助；道德；理性
一、中國法律援助的特點
法律援助制度又稱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國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對經濟困難、生理殘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幫助的當事人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減免費用而提供法律服務的一種司法救助制度。這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理解。廣義的法律援助包括減免訴訟費在內在的整個法律程序的各個環節上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幫助。狹義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師、公證員和基層法律服務人員為社會的貧困者、弱者、殘疾人和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提供減免費用的法律服務。法律援助是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同國外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一)中國法律援助物質保障的現實性
中國社會主義法制不同于資本主義法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我們的法律既規定了全體公民一律平等的實體權利，又規定了為實現平等實體權利所必須的平等程序權利，而且特別強調為實現這些權利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實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權利的實施機制，切實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得以真正貫徹實現。這正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援助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質區別。總而言之，中國的法律援助雖然起步晚，但是起點高、范圍廣、后盾強，有保障，是一項大有發展的公益事業。當然，作為一種新的制度，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中逐步探索、解決和完善。
(二)中國法律援助主體的能變性
在中國，法律援助是以政府為主導，政府與社會相結合的行為。法律援助既是國家的責任，也是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責任。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目前還缺乏大量的社會援助組織，沒有形成穩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資金來源，而律師又已成為法律服務資源市場的競爭主體。因此，如果沒有國家的全面參與和組織領導，單靠社會和律師個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種開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動的有效制度并維持整個法律援助機制的統一、有序運行，不僅是困難的，而且也是不現實的，而且還可能導致法律援助活動出現各自為政、孤軍奮戰、管理失靈、形式混亂、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所以，我們的法律援助必須以政府為主導。這是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點，也是其優點。我們在確立法律援助為國家責任的同時，也沒有排斥法律服務工作者和社會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動。這種以國家援助為主，社會組織和個人援助為輔的法律援助機制，不僅體現了國家在整個法律援助活動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有利于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國家或僅僅把法律援助強調為一種國家責任，或只認為法律援助是社會組織和律師個人的人道行為。這兩種作法，或是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或易導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國法律援助范圍、對象和主體的寬泛性
首先，從中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圍來看，包括如下:刑事辯護和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公證證明;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務。而一些國家的法律援助則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辯護及簡單的不涉及財產關系的法律咨詢。
其次，從中國法律援助的對象來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確因經濟困難或其它特殊情況，以及符合特定條件的外國人，都可以獲得法律援助。而許多國家則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國人的法律受援權。
再次，從法律援助的主體來看，中國法律不僅明確規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師的應盡義務，而且還要求公證人員、墓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及其他法律專業人員也應為維護社會弱者的法律權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國家，法律援助被認為僅僅是公設律師的工作和少數具有正義感的私人律師的善舉。
二、中國法律援助展現極為重要的現代社會價值
(一)實現和保障人權
認為，人權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也就是說，一定社會中的一切成員或一定國家中的每個公民，不論其種族、民族、性別、語言、、政治主張、財產收入、教育程度等狀況如何，其所受到認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障)的能夠實際擁有的實然權利和應當擁有，但因目前種種條件的限制實際上還無法擁有的應然權利，特別是生存權利、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權利等，不僅在資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應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為此創造了前提和基礎條件。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法律就是人權法。但是，我們還應當看到，無論是憲法，還是各部門法，對人權的保護還僅僅是一種立法上的承認，而對人權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這些法律規定的權利真正地在社會生活中成為現實。一般而言，人權的實現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自己的法律行為來直接實現其實體權利;二是人們在司法救濟中通過行使程序權利(訴訟權利)來保證實現其實體權利。以上兩種實現人權的途徑，隨著法律規范的繁多復雜，越來越需要專業性的法律服務。但是在市場經濟中，法律服務資源的有限性、有償性往往導致社會弱者無法通過正常的市場交易方式獲得相應的法律服務。因此，傳統的人權保障措施已遠遠不夠，必須建立相應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無論是從道德及人道主義的角度，還是從公正、平等的法律價值與評價的角度，或是從人權的角度，中國都不僅應當實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國的法律援助都應當比外國實現得更好。
(二)凸顯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為解決各類社會沖突而追求或擁有的一種法律理想和法律評價。它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在處理各類案件的過程中，既要運用體現公平原則的實體規范來確認和分配具體的權利和義務，又要使這種確認和分配的過程與方式體現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稱作實體正義，把后者稱作程序正義。要實現司法公正，僅有實體正義是不夠的，還要有程序正義。要實現司法公正，僅靠司法人員的秉公執法也是不夠的，還要有對社會弱者的法律援助。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對司法公正特別是對程序正義的種種障礙，其中包括社會弱者在尋求法律的平等保護時遇到的有形或無形的困難。具體而言，這些障礙主要有以下幾種:經濟上的障礙;知識與信息上的障礙;權利和義務觀念上的障礙;溝通交流上的障礙;法律服務資源上的障礙;生理上的障礙;人身自由上的障礙。以上諸種妨礙司法公正的障礙的存在，客觀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從而導致了實體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則是保障這兩種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國法律援助蘊涵極為豐富的傳統道德價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為了適應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產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會出現的。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諾言，積極支持在有關法律制度中訂立給予窮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內容。如法國1851年確認法律援助制度，英國1903年頒布《保護窮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頒布《法律援助和咨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對封建地主階級享有法律服務特權的否定，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但是，從根本上講，西方國家為窮人提供法律援助是為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并沒有改變其維護資產者利益的階級本質，且他們所宣揚的人權是以財產權為核心的人權，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資本主義法律成為普遍保障廣大窮人利益的工具。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國家，窮人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現象仍到處可見。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切權力屬于人民，這就決定了我們國家對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應該提供法律幫助，保障實現其應有的合法權益。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樣，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鏟除人間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還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國全體社會成員大都具備的或是能夠接受的傳統道德價值，又體現出了與社會主義道德的必然聯系。中國的法律援助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傳統道德價值。
(一)體現仁愛積善
孔子云:“仁者愛人”，這是中國占代早期的人道主義。孔子從愛護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倫理立場出發，認為作為一個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仁愛”思想，進一步提出人的“良知”問題，認為“良知”即“不慮而知者”，可與“良能”、“良心”視為同義語。“良能”，是指天賦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認為“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積善”亦即多做好事，與人為善。鐵面無私的包拯、剛正不阿的海瑞等為民請命、為民伸冤的壯舉，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傳統道德價值觀在司法活動中的典型表現。
中國的法律援助，給在犯罪案件中無能力為自己辯護的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給請求給付贍養費、撫育費、扶養費而無力支付律師費者，給請求給付撫恤金、保險金或與此有關的公證而無力支付費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幫助。同時，也給某些經濟上有嚴重困難的國有或集體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遇到的法律糾紛提供法律援助。這些都可謂是為人民為社會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貧幫困助殘，充分體現了仁愛積善的傳統道德價值。
法律歷來被人們看成是公平和正義的化身。基于各種原因，社會上總會存在一些弱者，他們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因經濟貧困或其它原因，無法獲得法律的保護。因此，對弱者的法律援助，不僅逐漸成為一種法律制度，也是社會道德的價值取向之一。為社會弱者提供減免收費的法律援助，是我們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體現。
(二)強調義務，淡泊利益
義與利，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的一對重要范疇。居于傳統道德價值觀主一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義輕利。它主張“君子義以為上”，“不義而富且貴”則“如浮云”。這種重義輕利的優良傳統，是中華民族抵制貪欲、戰勝邪惡的武器。在法律不斷受到金錢腐蝕的今天，全國首屆十佳律師王海云的話擲地有聲:“做律師就不能為了錢!”仗義執言，為民請命，是律師至高無上的準則。律師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許多當事人受益。法律援助，為貧弱者減免服務費，不正是重義輕利這種傳統道德價值觀的生動體現嗎?
(三)注重尊老愛幼
世界各個民族都具有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中華民族在這方面更為突出。中國古代不僅有系統的倫理思想體系，而且有較完整的教育體制，向國民灌輸尊老愛幼等倫理道德的觀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把尊老愛幼與治國平天下聯系起來。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今天，給無能力為自己辯護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為請求給付贍養費、撫育費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為贍養協議、撫養協議的公證提供法律援助等等，無一不體現了尊老愛幼的傳統道德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