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0:00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文學哲學，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電影作為一種綜合的藝術表現形式，能夠通過文學、影像、音樂等多種元素向觀眾講述故事、傳輸思想。一部好電影，不僅是影視手法的嫻熟表達，更是藝術思想的完美體現。墨西哥導演岡薩雷斯近年來執導的多部電影，給我們樹立了典范，特別是他的《荒野獵人》。岡薩雷斯導演過《通天塔》這樣既充滿戲劇性又探討人性關系的作品，《荒野獵人》延續了其一貫的藝術風格，即在融合了種族、暴力、宗教、哲學、歷史、意識流等元素的基礎上對人類自身進行了審視和思考。影片講述了19世紀美洲北部一個皮草商人起死回生、為子復仇的故事，情節較為簡單，也沒有過多的人物對白。該片演員的演技、管弦樂器的配樂、攝影技術等，令人印象深刻。但如果單憑這些，它還不足以在奧斯卡評獎中脫穎而出。奧斯卡電影獎一向重視作品的“故事精彩、價值創新和人性深度”［1］，《荒野獵人》堪稱佳作，岡薩雷斯獲最佳導演獎，其魅力應該歸于該片蘊含了深刻的哲學思維，演繹了岡薩雷斯電影中的“哲學法則”。影片通過一個近乎蠻荒的電影背景，向觀眾藝術地闡述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復雜關系。本文以《荒野獵人》為例，從上述三方面來闡釋岡薩雷斯電影中的哲學法則，以期歸納撰寫一部好的影視劇本所需的技巧以及好的影視劇本所應具備的文學元素。
一、人與自然:文明與野性的角逐
人類是自然界極其微小的一部分，其存在依賴于對自然資源的消耗，而人類創造的文明實際上是對自然深刻改造的結果。在《荒野獵人》中，主人公身負重傷，喪失自由行動的能力，遭同伴拋棄，當他的槍支也被奪去時，就完全成為一個自然屬性的人。這時，他身上所體現的是人作為動物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盡管他依然心懷喪子之痛，盡管他依然遭受內心仇恨的煎熬，但他不得不放下心理包袱，理性思考在人跡罕至的蠻荒之中如何延續岌岌可危的生命。格拉斯目睹狼群掠食野牛，雖然他饑腸轆轆，但不敢靠前，這表明人類在自然環境中并不具備優于其他物種的特權。如果一定要說有特權，那應該就是人類具有極其頑強的求生本能，這使其成為自然條件和其他物種的統治者。影片有一個鏡頭令人震撼:格拉斯為了在朔風凜冽的環境下存活，剖開馬腹、去除內臟、赤身而臥挨過漫漫長夜。這是人類在惡劣環境下求生本能被激發的表現，也正是由于這一本能特征的傳承，才使人類能夠在殘酷的自然環境中繁衍生息。除此之外，人一旦脫離文明重返自然狀態，就是一個依賴自然恩賜的弱小生命體。自然界和其他物種的存在滿足了人類衣食住行的需求，所以人類要心存感恩，珍愛自然。影片一開始，就出現了格拉斯等人捕殺麋鹿的鏡頭，可見動物是人類食物的來源。隨后又出現了格拉斯的同伴們制取獸皮的血腥場面，他們只留下動物的皮毛，而將鮮血淋漓的動物肉體拋去，這一做法是對人類貪婪屬性的深刻諷刺，人們掠殺動物已不再是為了滿足自身對食物的需要，而是為了制成商品以謀取更大的利益。這一違背道義的行為也超出了人作為自然生命體存在的本源意義。很快影片便出現了印第安人前來搶奪毛皮貨物，并與格拉斯的隊伍互相廝殺的場面。可以說，戰爭是人類遭受自然懲罰的一種極端形式。藝術源于生活，被欲望和貪婪蒙蔽雙眼的人是真實存在的。因此，《荒野獵人》所傳達的“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的價值觀，具有嚴肅的現實意義。影片中，印第安人首領和法國商人交談的一句話頗具哲學意味，法國商人說印第安人的皮草是偷來的，而印第安人首領回復說:“Youallhavestoleneverythingfromus．Everything!Theland．Theanimals．”在自然面前所有人都是盜竊者和掠奪者，貪婪是人類社會性的本質特征，但不是人的天性。大自然完全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卻無法滿足人類的貪婪。影片以人類捕殺物種這一軸線創造出了萬鈞的劇情張力，讓人在“文明”的題旨之外，深思人與自然之間的共存性和依賴性。影片中不斷出現格拉斯來到一個堆積如山的牛頭骨圖騰前的鏡頭，這寓意著人類對其他物種的過度屠殺是一種違背自然法則的暴行。“人熊大戰”激動人心，格拉斯攻擊熊幼崽，卻遭到母熊的猛烈反擊，母熊兩次放過格拉斯，但都被格拉斯拿起的武器再次激怒。這諷刺了人類對自然毫無顧忌的掠奪，同時也詮釋了人與自然本可以和諧相處。如果有一天，其他物種全部滅亡，人類也將自行消失，因為人類也只是全部食物鏈中的一環。據說，格拉斯的扮演者萊奧納多是一名素食主義者和環保主義者，選擇出演本片也許正是其內心意向的真切表達。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自然都猶如一面鏡子，將人類的行為結果投射給人類本身。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類，在這個浮躁的年代，保持敬畏自然這份不變的信念，是勇氣，也是幸福。人對自然的敬畏必然會提升人類的靈性，這也是維系文明的真義所在。
二、人與人:同化與異質存在的較量
就人的本質而言，每個人都是獨立的生命體，沒有種族、地域、血統的差異。但由于生存空間和資源的限制，每個人一出生就如同商品一樣被貼上了國籍、種族、出生地等人為標志。這種天生的差異造就了對自然資源和生存空間占有度的不平衡，更進一步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無端仇恨的產生。影片的主流價值觀在于反對暴力和種族歧視，建立和諧世界，這與西方具有現代意義的主流價值觀———反恐主義是一脈相承的。《荒野獵人》中有三種不同族群的人:印第安人、法國人和美國人，他們相互聯系又相互斗爭。美國人從印第安人的領地獲取獸皮，遭到印第安人的殺戮，印第安人則將截獲的獸皮轉賣給法國人，以獲取槍支和馬匹來保護領地不被美國人侵占。法國人不僅暗中收購毛皮，而且綁架了酋長的女兒并栽贓給美國人，支持印第安人與美國人對抗，這樣既可以消滅商業對手，又能買到廉價的皮草。可以說，利益是造成三個族群互相排斥、互相仇視的根本原因。格拉斯是一個美國白人，與一個印第安女人相愛并生下一子。但好景不長，妻子慘遭白人士兵殺害。為保護兒子、為妻報仇，格拉斯將這名士兵殺死。由于身世復雜，又帶著一個擁有印第安血統的孩子，他常遭隊友的猜疑。但在格拉斯身負重傷時，他的同伴起初并沒有對他棄之不顧，這一點彰顯了人性本善的精神內涵。然而，隊友菲茨杰拉德利欲熏心，為了金錢，不僅殺害了格拉斯之子，還將格拉斯拋棄在荒野任其自生自滅。可見，人性中善與惡原本處于一種平衡狀態，而利益可以將這種平衡打破，將人類推向了罪惡的一端。格拉斯垂死之際，得到一名印第安人的救助而得以生還，不料這名印第安人又被法國人縊死于樹上。為了報恩，格拉斯救出一名印第安女子，盜走馬匹，最終回到營地。曲折的身世和坎坷的經歷使格拉斯逐漸認識到種族并不能成為人與人之間的屏障，人性的善惡也并不與人際關系的遠近有著必然聯系，素昧平生的所謂敵人也能出手相救，近在咫尺的朋友也會落井下石。“文明與種族并不等同。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產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種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趨向統一。……人類群體之間的關鍵差別是他們的價值、信仰、體制和社會結構，而不是他們的體形、頭形和膚色。”［2］經歷了起死回生，格拉斯獲得了超脫世俗的大徹大悟，對生死和善惡有了重新的認識，也許這正是《荒野獵人》(TheRevenant)還被譯為《還魂者》的原因。《荒野獵人》表現出利益是造成不同族群之間互相殺戮的根本原因。古往今來，人類歷史上每一次慘絕人寰的事件的發生，無不與某一群人為了獲得其覬覦的利益有關，而人與人之間仇恨的集中表現形式就是戰爭。戰爭不僅是自然懲罰人類的極端手段，也是人性中惡的一面的極致表露。翻開歷史的篇章，戰爭對人的惡性所激發的程度每一次都超乎人的想象。格拉斯在彌留之際總是幻想與亡妻和兒子的重逢，表現了他對親人的思念、對幸福的渴望，物質的欲望造成心靈的創傷使人類更加向往心靈的凈土，而情感則成了心靈孤獨空虛的唯一救贖，這也是對殘酷現實斗爭深惡痛絕的深刻寫照。影片結尾，格拉斯為子復仇之后，獨自走向陡坡，深深嘆氣，表情痛苦，眼神中流露出無奈和悲傷。可見，殺死仇人并未撫平他心靈的創傷，仇恨可以消除，傷痛卻難愈合。每個人都能成為善意的傳遞者，也能成為惡行的發起者，如耶穌所言:“天堂在你心中，當然地獄也在!”不管是人與人的仇恨，還是不同人群間的戰爭，都是一把雙刃劍，獲勝方可能會摧毀所謂敵人的生命，也可能會暫時獲得眼前所謂的利益，但仇恨和戰爭帶給人們乃至整個人類社會的永遠都是難以愈合的傷痛。影片雖未明確表達，但可以看出導演和編劇的意圖:只有敬畏生命，關愛他人，珍惜和平，人類才有享受幸福生活的可能。
三、人與自我的矛盾:人性中光輝與黑暗的此消彼長
“我是誰?”這是一個最容易被忽視又最難以回答的問題。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對于外在世界的探索程度要遠遠高于對人類自身的認識。作為一種具有高度自我意識的生命體，人本身充滿了各種復雜的矛盾，如生與死的矛盾、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矛盾等。就《荒野獵人》而言，人的自我矛盾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個體與整體之間的矛盾
每一個生命體都具有很強的排他性。由于大氣的空間和資源是有限的，獲得它們是人與生俱來的求生本能。但是，人類之所以區別于其他物種，正是由于人類還具有極強的整體意識。人類一方面要求個體需求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又要約束自我不能超越道德的界限，這就構成了作為個體生命的人和作為整體社會一部分的人之間的尖銳矛盾。這種矛盾在菲茨杰拉德身上有著鮮明的體現，他對利益有著迫切的追求，即使在與印第安人廝殺的生死存亡之際，依然不愿放棄毛皮貨物;在格拉斯身負重傷之時，他建議殺死格拉斯以減輕全隊的負累。唯利是圖、以自我為中心、人的個體特征在他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但菲茨杰拉德又有著一定的整體觀念，雖然與隊長產生了激烈沖突并堅決要留在船上運送皮貨，但最終還是服從整體放棄了木船和大部分皮貨，選擇跟隨隊伍回到營地。在殺死格拉斯之子，拋棄格拉斯之后，他明知罪行可能暴露，但還是回到了營地，既為了獲得船長的獎賞，更為了獲得在群體中的歸屬感。最后事情徹底敗露，他才只身逃進森林。可以說，菲茨杰拉德在故事中一直處于個體性和整體性的徘徊狀態，他一直在為自我利益考慮，但殘酷的現實和惡劣的環境又讓他不得不投身于整體以獲得相對安全舒適的生存環境。現實也是如此，很多人終日忙碌就是為了打敗競爭對手而獲得切身利益，但同時又不得不與競爭對手保持緊密的聯系以獲得有用的資源和信息。這種矛盾狀態的產生就在于人類的私心，只有改變自我觀念，以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豁達心態去面對每一天，才不會為生活所累，為現實所煩惱。
(二)精神與物質之間的矛盾
“Thewindcannotdefeatatreewithstrongroots．”這是格拉斯之子在格拉斯垂危之際告訴他的一句話，運用了隱喻手法。“樹根”指人強大的精神意志，“風”暗指殘酷的現實。不管現實如何殘酷，它都難以擊倒一個有著強大精神信念的人。格拉斯的復仇經歷展示出精神信念對一個人的重要性。“Aslongasyoucanstillgrababreath，youfight，keepbreathing．”每當格拉斯接近死亡時這句旁白就會出現，呼喚他努力活著。這其實也是格拉斯自己精神意念的展現，如果沒有強大的精神信念作為支撐，他不可能在殘酷的荒野中生存下來，這種精神力量既來自對親人的懷念，也來自對仇人的憎恨。愛與恨的交織，使格拉斯在沒有希望的荒野之地，依然沒有熄滅心中的希望之火。精神與物質既相互聯系又相互矛盾。首先精神依賴于物質而存在，人的精神依賴于自身的肉體。格拉斯在身體傷殘之時，精神也幾度崩潰。他曾在冰洞中手拿木炭寫下“FITZGERADKILL-EDMYSON”，這一鏡頭暗示出他對于生存感到極度的絕望，對于現實的無奈，精神上對于復仇的放棄。這種精神上的退縮正是由于肉體的虛弱和物質的匱乏。相反，因為獲得獎賞，生活在營地的菲茨杰拉德過著優裕的日子，但由于精神上的負罪感卻精神萎靡，靠飲酒度日。同時，某些精神又可以脫離肉體而存在。格拉斯之妻遭受殺害之后，胸口緩緩飛出一只小鳥，妻子對格拉斯微微一笑;格拉斯在彌留之際，幻想與兒子在一處殘缺的教堂之中重逢。這些畫面都象征著，精神至上，精神不死，可以在依然思念自己的親人中傳遞下去。通過正反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可以看出，物質的滿足并不一定帶來精神的快慰，同時物質的匱乏也可能帶來精神的迷失。物質與精神的矛盾統一，折射的是善與惡的較量，人性中光輝與黑暗的此消彼長。但無論如何，人只有保持一顆強大的內心，擁有堅固的精神支柱，才能在殘酷的生命旅程中走到最后，這也許是影片帶給我們的哲學智慧和精神啟發。
四、余論
近年來，隨著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日益破壞，反映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電影題材逐漸增多，如電影《阿凡達》，也是在告誡人們要珍視生命、愛護自然。在現實的召喚下，文學工作者和影視文學的創造者也應該懷著一顆博愛之心，將這種敬畏自然的精神傳播出去、發揚光大。其實，不管藝術手法如何復雜，藝術思想如何深邃，藝術形式如何豐富，藝術的本源意義始終在于教人求真、使人向善、為人創美。存在是人類永恒思考的哲學話題。時至今日，社會的發展已經使人類的存在形式遠遠超出其本源意義所限定的范疇。人們已不再滿足于“活著”，而是為活著注入了各種形式，甚至不管這些五花八門的形式對生命體本身是否有實際意義。只要這些形式能夠滿足某種感官的需求，滿足于欲望的膨脹感，就會有無數人趨之若鶩。于是，就有了各種畸形病態的行為方式出現，就有了人與人之間無端仇恨的產生。人們已不再追求生命本身所應有的“真”，也不再探尋不同生命之間所應包含的“善”，更不再創造生命存在所應帶來的“美”，而只是一味地索取，企圖以各種利益的獲得來滿足無盡的欲望。如此，到頭來只會造成生命方向的迷失、人類道德的淪喪、自然環境的破壞和社會秩序的混亂。影片最后，主人公講了一句話:“Revengeisatthecreator’shands．”這揭示出所有違背自然法則、違背道德的行為都會遭到懲罰，不管遭受懲罰者是個體的人還是整體的人類。正如海明威所言:“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3］不論是個體還是整體，永遠都要對自然懷有尊重之心，對生命懷有敬畏之心，對自我懷有懲戒之心，在生命路途上，在歷史長河中，且行且珍惜。
［參考文獻］
［1］周思明．奧斯卡美學密碼:談《荒野獵人》的啟示［J］．中國文藝批評，2016(03)．
［2］塞繆爾•P•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26．
【英文摘要】From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 culture is an imp ortant developmental direct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new century .It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change fundamentally the narrow orientatio 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thus extricating itself from the existing pred icament，but also widen greatly the field of vision in the research of phil osophy of science，thus opening up very broad 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關鍵詞】科學/文化/哲學
science/culture/philosophy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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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的科學技術哲學領域里，逐漸出現了不少新的亮點。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就是科學文化哲學的孕育和產生。
所謂科學文化哲學，大致可以看做為這樣一種學科或研究方向，即將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從而對其進行哲學探究。需要指出的是，其一，科學文化哲學的研究對象依然是科學，只不過是它將科學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來研究，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做認識論的研究，因而它既區別于傳統的科學哲學，又區別于一般的文化哲學；其二，科學文化哲學研究依然是一種哲學研究，因而它比科學歷史學、科學社會學等元科學更加靠近傳統的科學哲學。如果說，我們將傳統的科學哲學理解為是一種狹義的科學哲學的話，那么，科學文化哲學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廣義的科學哲學。更進一步說，科學文化哲學將是對傳統的科學哲學的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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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化哲學的孕育和產生，有著深刻的理論背景。它是在20世紀末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重重困難的情勢下孕育和產生的，可以說是對科學哲學的一種重大突破與發展。
眾所周知，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在20世紀下半葉經歷了兩次重大轉變，即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然后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然而，這兩次重大轉變不但沒有使西方科學哲學從根本上擺脫理論困境，反而使其大傷元氣，逐步從興盛走向衰落，甚至趨于解體。
那么，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困境的癥結究竟在哪里？有何途徑可以使其解開癥結，從而擺脫現有的困境呢？筆者認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面臨困境的癥結在于，原有的科學哲學的學科定位或框架過于狹隘，以致無法應對和解決科學作為一種文化或文化活動所固有的深層矛盾和問題。因此，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則是一條使科學哲學擺脫現有困境的重要途徑。
具體說來，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基本框架是認識論的和分析哲學的。它主要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研究科學，其研究范圍基本上局限在認識論或方法論的領域內，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分析（或分析哲學）的方法，因而它所研究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幾乎等同于“科學的邏輯”。這在約翰·洛西所寫的《科學哲學歷史導論》一書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將《科學哲學歷史導論》寫成了“科學方法觀點發展的歷史概要”。在他看來，科學哲學的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1]。邏輯實證主義對“世界的邏輯構造”也許可以看做是所謂“正統的”科學哲學的最高成就。
然而，隨著20世紀60和70年代以來科學哲學經歷從邏輯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然后又從歷史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轉變，科學哲學的主題也隨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顯然，邏輯實證主義者所研究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邏輯結構，歷史主義者所關注的主題是如何理解科學的歷史發展，而后現代主義者所強調的主題則是如何理解科學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系。
隨著科學哲學主題的重大轉變，人們不難發現，科學哲學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實質上已經大大拓寬了。邏輯實證主義者把科學哲學看做是“經驗科學知識論”，也就是看做認識論的一個主要部分或分支[2]。而歷史主義者不僅將研究“科學（知識）的邏輯”拓展到研究科學（知識）發展的合理性問題，從而大大拓寬了“經驗科學知識論”的研究，而且將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科學心理學和科學社會學等學科聯系在一起，使得科學哲學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基本框架。于是，他們更多地關注科學發展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對科學的影響和作用，強調科學并不是價值中立的，它與其他文化并不存在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可以說，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已經從認識論延伸到了科學文化哲學的范疇。
至于后現代主義者所涉及的內容和范圍則更加寬泛了。他們所關注的焦點與其說是科學，倒不如說是“文化的整體”，特別是人文文化。他們反對將“科學的整體”從“文化的整體”中區分開來，強調在“文化的整體”中來理解科學，特別是以人文主義的視角來理解科學，用模糊主義的整體論來徹底模糊科學與藝術、政治乃至宗教的區別。于是，他們不僅將科學消解于整個文化（特別是人文文化），而且還將科學哲學消解于一般的文化哲學（特別是人文哲學）。
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其癥結就在這里：
一方面，隨著科學哲學的重大轉變，科學哲學的主題和內容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仔細考察歷史主義科學哲學所研究的每一個重大問題，例如，科學與價值問題、科學進步問題和科學合理性問題等等，我們不難發現，這些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所能應對和解決的范圍。它們所涉及的領域從根本上說不僅是認識論的，更是科學文化哲學的；而解決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方法當然不僅僅是分析的，更須是綜合的、辯證的。
另一方面，盡管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被約翰·洛西看做是“非正統的”科學哲學，它的視野要比邏輯實證主義寬闊得多，但是，很明顯其基本定位還是認識論的，而不是科學文化哲學的。他們只是提出了科學與價值（文化）相關聯這個重要問題，但并沒有對此做深入的研究。在許多情況下，歷史主義者們，例如，拉卡托斯、勞丹、夏皮爾等人往往回避各種復雜的文化因素去建構自己的科學進步模式或科學合理性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關注的依然是一種抽象的“邏輯”，它與邏輯實證主義不同的是，邏輯實證主義關注的是科學知識的邏輯，而歷史主義關注的是科學發展變化的邏輯（例如“科學革命的結構”、“科學發現的邏輯”、“科學進步模式”與“科學合理性模式”等等）。如果說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的邏輯構造與實際的科學知識嚴重脫節的話，那么歷史主義的各種“結構”、“邏輯”和“模式”與實際的科學發展也有很大的距離。
后現代主義者似乎已經敏銳地覺察到了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所面臨的困境及其癥結所在，于是，費耶阿本德不僅“反對方法”，而且還“告別理性”，宣告科學哲學行將終結。費耶阿本德觀點的合理因素在于：在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框架內，要使科學哲學走出困境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費耶阿本德之所以走向無政府主義的認識論和非理性主義，關鍵還在于他并沒有超越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思維框架：在他那里，既然一切方法論都有其局限性，那么，惟一幸存的法則就是“怎么都行”；既然一切科學合理性模式都有其缺陷，那么，就應當干脆“告別理性”。羅蒂實際上也采用了與費耶阿本德相同的邏輯：在他那里，既然科學與其他文化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線，那么，科學與其他文化就沒有任何區別；既然科學與其他文化沒有任何區別，那么，就可以用文化哲學（特別是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哲學）來消解并代替科學哲學。
由此可見，后現代主義并不是科學哲學的真正出路，后現代主義的后果只能導致科學哲學走向真正的終結。然而，隨著科學哲學的主題的重大轉變，科學哲學的確需要有一個重大轉變，那就是打破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框架，使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從而從根本上解開使當代科學哲學陷入困境的癥結，推動科學哲學進一步向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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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使科學哲學走出現有的困境，更重要的是，還將大大拓寬科學哲學研究的視野，從而為科學哲學的發展開辟頗為廣闊的前景。
首先，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將對科學的哲學研究從認識論拓展到價值論。
事實上，歷史主義的科學哲學已經深深地觸及到科學價值論的內容。例如，庫恩解釋科學變化發展所使用的最關鍵的概念——“范式”，其核心內容就是“價值”。在庫恩看來，每一個范式都帶有自身的價值標準，并且不同范式的價值標準是“不可通約的”。在不同的范式之間做出選擇，如同宗教皈依一樣，是“一種在不相容的共同體的不同生活方式之間的選擇”，在這里并不存在一種可依據的客觀的合理的價值標準[3]。而勞丹為了克服庫恩的相對主義，寫了一本重要著作，書名就叫做“科學與價值”。為了避免價值問題的復雜性，勞丹做了特別的限定，強調他所討論的價值只涉及“認知價值”（即關于科學方法論的標準和規范）。盡管勞丹對庫恩的范式理論做了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提出了一種比庫恩模式更漸進的科學發展動力學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科學變化的連續性問題，但是，他對科學進步的解釋依然是“赫拉克利特式的”，最終無法擺脫相對主義[4]。可以說，價值問題已經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的一大難題。要使科學哲學走出困境，就不能僅僅局限于對價值做零碎的、抽象的研究，而應當對其做系統而深入的研究。如果說傳統的科學哲學的側重點是對科學做認識論的研究的話，那么，科學文化哲學的側重點則應當轉向對科學做價值論的研究。
在科學文化哲學的視野里，科學價值論的研究有著十分豐富的內容：一方面，它將科學看做是一種具有豐富價值內涵的文化或文化活動，而不僅僅只看做是一種認識或認識活動；另一方面，它強調對價值的研究也應當是全方位的，而不應當僅僅局限于研究“認知價值”。總的說來，科學價值論大致包括以下兩大塊內容：一是研究價值對科學的影響及其作用，目的是真正將科學放在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來研究，從而揭示科學的動力、目的及其發展變化的規律。這一塊內容與傳統的科學哲學有關，但其視野要比傳統的科學哲學廣闊得多。二是研究科學對人與社會的價值，包括科學的技術價值、經濟價值、文化價值和精神價值等等，從而揭示科學對于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對于人的生存、發展、自由和解放的意義和價值。這一塊內容顯然已大大超出了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范疇，因而往往被排除在科學哲學研究領域之外。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當代科學哲學在本質上是認識論的，而不是價值論的。
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科學正在對人類社會產生著日益增長并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因而對科學價值論的研究其重要性就顯得越來越突出。杰羅姆·R·拉維茨指出：“現代自然科學活動已經改變我們的知識和關于我們對世界的控制，而在這個進程中，它也改變了自己本身，并且造成了諸多單靠自然科學本身不能解決的問題。”因此，在他看來：“在當代，在關于對科學的理解方面最深層的問題是社會的，而不是認識論的。那些到達真理之類的較老的問題已經讓位于對科學的健康發展的關注和對其應用的控制的關注。”[5]盡管拉維茨的觀點似有可商榷之處，但它的確從一個角度（即從科學對人與社會的影響這個角度），揭示了研究科學價值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其次，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將最大限度地整合元科學各分支，從而使科學哲學具有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正如前面所說的，傳統的科學哲學充其量只是對科學的認識論研究，而不是對科學的全方位的哲學研究（盡管認識論也是哲學的一個重要方面，但無疑哲學要比認識論廣闊得多），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至少不是完備的科學哲學。由于科學哲學的定位過于狹隘，因此，對科學的全方位的哲學研究很難有恰當的學科歸屬。按照現行的做法，只能將認識論的部分劃歸于科學哲學，而將非認識論的部分分別劃歸到科學社會學、科學歷史學、科學心理學、科學倫理學、科學美學等元科學各分支，這樣一來，對科學的哲學研究事實上處于一種非常松散的狀態，有些研究（例如科學價值論的研究）甚至沒有一個恰當的元科學分支可以對應。顯然，這種局面不僅有礙于對科學做全方位的哲學研究，而且對于推進科學哲學的發展也是極為不利的。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不僅有助于將對科學的哲學研究從認識論拓展到價值論，而且有助于將滲透在元科學各分支當中的哲學思想挖掘出來并且整合起來，從而建構起更加完備的科學哲學，并使其朝著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哲學邁進。
我們不妨以比較成熟的元科學分支即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歷史學為例，來探討一下整合元科學的哲學思想的可能性。
在筆者看來，科學社會學對科學的理解既是社會的，又是文化的：它既將科學看做是一種社會體制，又將科學看做是一種文化活動。于是，科學社會學的定位從一開始便帶有交叉的性質：一方面，它要對科學進行社會學的研究，因而毫無疑問屬于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對象是科學——一種特殊的文化活動，因而它與科學文化哲學密切相關。一般說來，科學社會學的實證研究部分基本上屬于社會學的范疇，而它的理論思辨部分則帶有很濃的科學文化哲學的色彩。事實上，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在理論層面上不僅是交叉的，而且還有許多重疊的地方。例如，默頓關于科學家的行為規范、科學的精神氣質等多項主題的研究，顯然是理論思辨的，而不是實證的，因而與其說屬于科學社會學范疇，倒不如說屬于科學文化哲學范疇。從更深層次上說，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兩者之間其深刻的關聯在于：一方面，要對科學文化進行社會學研究，離不開對科學文化的深刻理解，也就是離不開科學文化哲學；另一方面，要對科學文化進行哲學研究，同樣也離不開科學社會學，因為科學文化活動在本質上是社會的。可以說，科學文化哲學是科學社會學的重要的理論基礎，而科學社會學又為科學文化哲學提供強有力的社會學的實證支持。
我們從科學社會學與科學文化哲學的深刻關聯中，不難看到整合元科學哲學思想的可能性，至少在科學社會學那里蘊含著非常豐富的科學文化哲學思想，有待我們去挖掘、整理、概括和總結。除了有助于深化科學認識論研究（因為認識活動在本質上也是社會的）以外，科學社會學對科學文化哲學的最重要的貢獻也許將在科學價值論這方面。例如，通過對科學這種社會體制的內部結構、社會關系及其運行規律的研究（科學“內部的”社會學研究），有助于我們從科學文化活動內部來深刻地理解科學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通過對科學、技術與社會三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系的研究（科學“外部的”社會學研究），有助于我們從科學文化活動的外部來深刻地把握科學對社會的影響和社會對科學的影響，從而更深層次地理解和把握科學的動力、目的、意義和價值。毫無疑問，離開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科學價值論將會變得非常空洞。
科學哲學同科學歷史學的關系似乎要比科學社會學更為密切，以至拉卡托斯強調，“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就科學編史學與科學哲學應該怎樣相互學習這個問題，拉卡托斯的觀點是：“(a)科學哲學提供規范方法論，歷史學家據此重建‘內部歷史’，并由此對客觀知識的增長做出合理的說明；(b)借助于（經規范地解釋的）歷史，可對相互競爭的方法論作出評價；(c)對歷史的任何合理重建都需要經驗的（社會—心理學的）‘外部歷史’加以補充”[6]。這個觀點無疑具有啟發性，但是，它將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的關系，在本質上僅僅歸結為“規范的方法論”與“內部歷史”之間的關系（“外部歷史”僅僅是一種補充），未免太狹隘了。
如果我們將科學哲學拓展為科學文化哲學，而將科學史理解為科學文化發展史，包括科學本身的發展史（內部史）和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與其他文化的關系史（外部史），那么，科學哲學與科學歷史學兩者之間的關系將比拉卡托斯所理解的要深刻得多和緊密得多。
事實上，許多科學歷史學家（特別是喬治·薩頓）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來理解和研究科學史的。只要打開薩頓所寫的科學史或科學史論著，我們就會感受到十分濃郁的文化氣息，體會到科學的產生和發展不僅有其自身的邏輯，而且更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并同哲學、藝術、宗教等文化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系。科學史不僅能夠為科學認識論或方法論研究提供重要的歷史學的線索，而且也將為整個科學文化哲學研究提供取之不盡的史料和素材。當然，科學歷史學與科學文化哲學之間的關系也絕對不是簡單的史料與理論之間的關系。應當看到，科學歷史學本身蘊含著極為豐富的科學文化哲學思想。例如，薩頓的科學史觀，包括他的新人文主義思想、科學與藝術相互關系的觀點等等實際上已經明顯屬于科學文化哲學的范疇了。可以說，科學歷史學對科學文化哲學的貢獻將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認識論，也包括價值論、科學與其他文化的相互關系研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科學社會學，還是科學歷史學，都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其涵蓋面都非常寬，然而，傳統的科學哲學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種“內部的”科學哲學，似乎并不存在“外部的”科學哲學。這種狀況不僅導致科學哲學研究過于狹窄，而且也使得元科學各分支處于比較松散的狀態。如果我們將科學哲學拓展到科學文化哲學，那么，后者也將有“內部”和“外部”之分，其結果不僅將大大拓寬對科學的哲學研究，而且也將使元科學各分支得到最大限度的整合。
最后，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有助于在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真正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梁。
在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之間架起相互溝通的橋梁，幾乎是整個元科學共同的使命。科學史學家薩頓說：“在舊人文主義者同科學家之間只有一座橋梁，那就是科學史，建造這座橋梁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要文化需要。”[7]在他看來，科學史學家的使命也就是建造橋梁。科學哲學家瓦托夫斯基也認為，“科學哲學是科學和人文學之間的橋梁”。在他看來，“從哲學的最美好最深刻的意義上說，對科學的人文學理解，就是對科學的哲學理解”。
然而，盡管不少科學史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做了巨大的努力，但離完成上述使命仍有很大距離，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鴻溝依然很深。當然，導致兩種文化分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但是，應當看到，對于科學哲學來說，的確也有其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特別是科學哲學的狹隘的定位及其與此相關的狹隘的科學觀頗值得反思。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就體現了某種狹隘性。它不僅沒有設法在科學與人文之間架起橋梁，反而在兩者之間劃了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表明科學與人文分別屬于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叫做認識世界；另一個叫做體驗世界。
毫無疑問，上述狹隘的科學觀與科學哲學的狹隘的定位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正是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狹隘框架，遮蔽了人們的視野，使之看不到科學的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看不到科學與其他文化的根深蒂固的聯系，而將其“看成為是某種超出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本質，成為一種自我存在的實體，或者被當做是一種脫離了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人類的狀況、需要和利益的母體的‘事物’”。[8]這樣一來，關于科學的觀念就被大大狹隘化了。
顯然，從科學哲學走向科學文化哲學，對于溝通兩種文化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其一，它將徹底打破傳統的認識論和分析哲學的狹隘框架，從根本上改變以往的科學哲學的定位，從而有可能真正從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背景中來理解科學，理解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價值，也有可能真正拉近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距離，深入考察和研究兩種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并在兩者之間架起相互理解的橋梁。其二，更重要的是，它將真正肩負起元科學的共同使命，促進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融合。盡管有的科學哲學家早就提出，要使科學哲學成為溝通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橋梁，但事實上在傳統的科學哲學的框架里，幾乎很難實現，因為探討兩種文化的相互關系問題已經大大超出了傳統的科學哲學范疇，因而不可能成為科學哲學的重要課題。然而，科學文化哲學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它將真正把探討兩種文化的相互關系問題當做自己的重大課題，特別是通過揭示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價值與人文價值、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深刻關聯，來促進科學哲學與人文哲學、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融合，從而推動整個人類文化的普遍繁榮和人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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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文相互融合的語文教育”提出:在注重全面發展學生科學素質、人文素質的前提下,發展學生的語文素養,即科學語言素養、人文語言(文學語言)素養和日常生活語言素養。該課題是揚州中學“科學人文相互融合的辦學歷史與實踐”(教育部“十五”“十一五”規劃課題)的組成部分,是自1987年以來該校組織實施的“系統開展學科思維教學”與“全方位系統開展審美教育”(教育部“九五”重點課題與規劃課題)等課題的合乎邏輯的發展。該課題強調語言素養與綜合素養之間、科學素質與人文素質之間、科學語言素質與人文語言素質之間的辯證關系。強調既注重科學素質、科學精神、科學思維方式的培養,又注重人文素質、藝術修養、審美趣味、健康人格的培養;既注重語言能力訓練、思維能力訓練的系統性、科學性,又注重語感、審美趣味、文化品位等養成的模糊性、藝術性。
力求把語文教育與自然科學教育、社會科學教育、藝術教育,以及學生的生活實踐緊密結合起來,讓語文教育接上“源頭活水”。從哲學角度看,如今語言問題已成為科學哲學、人文哲學公認的重要話題。維特根斯坦說“語言是按照一定規則進行的游戲”,“語言好比一種工具”;海德格爾說“語言是存在的家”,指出語言不僅是工具,而且與人的存在密切相關。“科學人文相互融合的語文教育”則體現了科學哲學與人文哲學,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辯證統一,體現了全面發展、和諧發展的思想。這對于我們理解語文教育本體的結構(存在論)、語文教育的功能(價值論)與語文教育的過程(方法論),啟發良多。從現實角度看,當今世界,中西方文化亦即人文文化、科學文化正處于相互碰撞、相互融合之際,鑒于語言與文化、與人的整體素質的密切聯系,提倡“科學人文相互融合的語文教育”,絕非僅僅關乎“兩種語體”的教學,也絕非僅僅關乎“工具論”“人文論”兩種語文教育觀之間的論爭,而是關系到順應世界發展潮流、培養世紀新人的重大問題。那么如何實施科學人文相互融合的語文教育呢?
1.編寫體現“科學人文相互融合”理念的語文教材:(1)雙線結構,體現語文知識能力與科學人文素養并重的思想。目前各套教材均以人文話題組織教學單元,如何建構發展語文素養所需要的知識,應該引起高度重視。(2)話題的選擇安排,科學、人文并重;選文的內容和體裁,科學和社科、文藝并重。目前,閱讀、寫作教材中均有忽視科學話題,忽視科技文、實用文選文的傾向,如不改變,必將貽害無窮。(3)學習活動的設計,積累感悟和實踐練習并重,實用、探究和審美欣賞并重。
2.開設體現上述特色的選修課程:近年來揚州中學為學生開設了科學人文系列講座(包括中西方文化、哲學、心理學、倫理學、美學等),將“知”與“行”緊密結合起來,將德育、智育、美育、心育與語文教育活動緊密結合起來,將其開設為有助于學生健全人格培養的綜合性課程。
關鍵詞：安樂哲；羅思文；《論語》；哲學詮釋；文化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8-0172-02
《論語》是一部承載了厚重文化積淀的傳統經典。它對中國社會、文化乃至民族心理結構等方面都產生了非常深刻而廣泛的影響；而隨著近代以來中外交流的日益密切，《論語》更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典，集中代表了東方儒家文化的思想智慧，對世界思想和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論語》的英文全譯本自20世紀中葉就出現了，其后，又有多種譯本問世。西方傳教士、漢學家、哲學家、中西方學者以及翻譯家都曾投身于《論語》的英譯之中。由于他們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翻譯目的和翻譯策略，致使眾多譯作風格迥異，褒貶不一。但總地來說，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本文選取安樂哲和羅思文在1998年合譯的《論語》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該英譯本為20世紀中后期比較權威的《論語》英譯本。
一、《論語》英譯本及其作者簡介
安樂哲，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漢學家，1987年獲倫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亦是《東西方哲學》和《國際中國書評》的主編。安樂哲教授的學術研究范圍主要是中西比較哲學。曾出版了一系列蜚聲國際的中國哲學專著。
羅思文，當代美國著名哲學家和漢學家，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馬里蘭大學圣瑪麗學院人文科杰出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宗教、倫理和政治理論、宗教哲學、語言哲學。主編或翻譯了《萊布尼茨：中國書簡》等6本書。現任“亞洲社會與比較哲學論叢”主編。
1998年，安樂哲與羅思文合譯了《論語》，英文譯本名為The Analectsof Confucius：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該譯本包括前言、導論、譯文和附錄。在前言中，作者相信翻譯對文化的交流和創新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思想家多用一種非歷史、非文化的方式進行哲學化的探討；但是，孔子與之相反，他深切地關注身邊的現實問題。兩位教授深蘊中國哲學的特點，用自己的理解和英譯方法改變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態度，也越來越深刻地理解了中國經典；他們的比較研究論著糾正了西方人對中國哲學思想長時間以來的深深誤解，清除了西方學界對“中國沒有哲學”的成見，開辟了中西哲學和文化深層對話的新路。（賀翠香，中國儒家的民主與宗教，2002：34）
二、哲學思維下的《論語》英譯
安樂哲、羅思文致力于從中國哲學本源的角度來詮釋《論語》，反對用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思想的“文化化約主義”翻譯方式，這是其譯本的最大特色。安樂哲和羅思文認為，西方學界對于中國哲學的理解極其有限，一直以來中國哲學經受著非常嚴重的誤解。最初傳教士們對儒家學作神學化詮釋，用基督教神學附會儒學，他們翻譯《論語》是為了突出原儒文化的宗教成分，強調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相同之處。其次，西方漢學家在“東方主義”的理念影響下，多從西方哲學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角度闡釋《論語》。因此，安樂哲、羅思文所以致力于《論語》的哲學詮釋，是給西方讀者以啟迪，讓他們能夠盡可能多地理解儒家哲學思想，而不是根據自己的文化教育背景，思維方式，興趣愛好和是非標準隨意夸大、弱化或剪裁中國哲學；“只有當我們注意到積淀與中國人生活方式和思維模式中的那些非同尋常的觀念時，我們才能抵御文化化約主義的強烈引力”。（安樂哲、羅思文，1998：preface）安樂哲、羅思文從哲學和語言學背景來考察翻譯，認為古漢語是一種“過程性”、“事件性”的語言。與西方的思想家不同，中國早期的思想家們并不著力探尋事物的本質，他們認為唯一永恒的就是變化本身。這種哲學思維反映在《論語》翻譯中就體現為盡量不用實體性的詞匯來詮釋《論語》，而使用過程性的詞匯來翻譯。
例如，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學而·十一》）以下是不同譯者對這段話后半部分的不同翻譯，通過比較，可以很明確地證明上述觀點。
理雅各：If for three years he does not altar from the way of his father， he may be called filial.
亞瑟·韋利：If for the whole three years of mourning he manages to carry on the household exactly as in his father's day，then he is a good son indeed.
劉殿爵：If，for three years，he makes no changes to his father's ways，he can be said to be a good son.
安樂哲、羅思文：A person who for three years refrains from reforming the ways of his late father can be called a filial son.
安樂哲、羅思文指出，前三種名家譯文都認為，如果兒子能夠在父親去世后三年內仍然遵循父親的“道”，他會終生不渝，始終堅持這樣一種“道”。但是，關鍵應該是在充分領會并踐行其“父之道”后，用自己的方式將其道發展完善。他們的譯文暗示，子輩在遵循先輩的禮儀傳統的基礎上，定要消化吸收，再加以利用，使之與自己的獨特環境相協調。（安樂哲和羅思文，1998：280-281）
對中西方思維和語言差異的獨特理解促使安樂哲、羅思文在英語中尋找新的儒學關鍵詞譯名。看看他們有關“仁”的翻譯，一改以往譯者benevolence，goodness，humanity等譯法，安樂哲、羅思文把“為仁”視為一種行動或者狀態，根據過程性和關聯性思維，譯成authoritativeconduct，強調“成仁”的過程性。同樣的思維過程也體現在他們把“為仁由己”中的“由己”譯成self-originating。史嘉伯（DavidSchaberg）這樣評價，這種翻譯顯得冗長而且加上一些自造的術語，有人可能不喜歡，但有人會覺得雅致，能夠作為東西哲學對話的一種新嘗試。（David Schaberg，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2001）
安樂哲和羅思文沒有把“道”譯成常見的theWay，而只是譯成way，前者對絕對真理和權威的形而上學式的崇拜，而后者則強調在得“道”過程中對自身內在修養的不斷追求，是儒家思想過程性的考量。兩位教授還擯棄了對于“德”這一核心概念的諸如virtue和power這樣的傳統譯法，主要是由于virtue容易使人聯想到autonomy，individual，freedom這樣典型的西方哲學類概念；此外power一詞又太強勢，與儒家提倡的“以德治國”理念相左。他們用excellence來譯“德”，意在傳達儒家道德的實踐性與過程性，做到“以善德施之他人，以善念存諸心中”。
“神”和“心”的常見英譯是humans pirituality，divinity，heart或mind。這種譯法導致了含糊其辭和文化偏見。安樂哲和羅思文翻譯“心”這個概念時，通過在英語中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來盡可能多地展示中文原文的幾種內涵。例如heart-and-mind和pneuma（精神、靈魂）。正是這些陌生的新詞提醒我們，已經進入一個迥異的哲學世界，給讀者以足夠的想象空間來解釋新詞。這種方法對讀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卻極大地減少了譯文和注釋評鑒中出現問題的幾率。
三、結論
20世紀以來，有些西方漢學家和哲學家出于“東方主義”角色和“西方文化化約主義”傾向，總試圖用西方熟悉的哲學詞匯來翻譯中國哲學作品，在他們的譯作中，我們只能看到一種西方形而上學式的哲學范式，他們的解讀中，沒有任何中國哲學的特色突顯，因而他們沒能夠以端正的態度去接受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安樂哲和羅思文尖銳地批評了這種傾向，并在自己的《論語》英譯中從中國哲學本源的角度出發，對《論語》中的中國儒學核心詞匯做出了新的哲學闡釋。安樂哲和羅思文《論語》譯本向西方世界彰顯了中國傳統和中國哲學的獨特性和有效性，同時也證明了孔子對西方哲學反思重構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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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語文教學 華夏美學 初步探析
一、引言
審美活動或行為是人類的高級精神活動之一，在全球文明演化中具有重要作用，也是具有恒久價值的歷史文化景觀。華夏美學哲學是人類文化景觀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在長期歷史演化過程中，先民在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和長期的農耕文化環境中，形成了具有顯著民族特色的美學哲學思想和理論，建立了相對獨立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思想和理論對于構建個體生命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的文化傳統具有重要價值。美學教育是人文素養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美學哲學在型塑人類精神結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對于美學的教學和訓練，一直是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內容。從現實層面來講，良好的美學素養不僅能夠改善人的身心狀態，而且在具體工作中能夠激發創造性思維，實現創造更高價值的目標。
中學階段是學生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階段，學生在此階段接受的思想文化教育，將會對其終身生命歷程產生直接影響。目前，由于應試教育模式及經濟社會轉型環境的影響，中學生中存在諸如價值觀缺失、人文素質低下、在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不能很好地平衡等現實問題，因此，有必要通過一定措施來切實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從提升學生整體人文素養及傳統文化的角度，就在中學語文教學中推行華夏傳統美學哲學教育問題進行分析，以下內容的安排是，第二部分討論在中學語文教學中推行華夏傳統美學哲學教育的可能性，第三部分討論在中學語文教學中華夏傳統美學教育的基本內容，第四部分討論推進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具體措施，最后是總結與討論。
二、加強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必要性
（一）提高學生基礎人文素養的需要
人文素養是一個人的軟實力所在，是增進生命個體生存與發展質量的重要能力要件之一。通過華夏美學哲學教育，學生可以認識先民理解美、創造美和追求美的歷程，更好地理解和感悟生命、自然和宇宙世界，從而將個體生命放在與宇宙萬物共生的高度來理解生命的價值，培養一種大氣磅礴的精神境界。
（二）培養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的需要
有研究表明，人類右腦和左腦具有不同的功能分區和功效，而對于右腦開發則對于提高創造性思維能力具有顯著作用。美學思維及鑒賞美、創造美的活動，正好是右腦的功能所在，經常性地持續地推進美學教育和訓練，能夠激發學生創造性思維能力，從而有助于克服各類現實困難，取得創造性成果。
（三）傳承傳統文化和美學哲學的需要
中華美學是和西方美學具有顯著區別的哲學體系，其顯著的整體思維、氣韻為先、剛柔并濟等美學哲學理論和特點，和西方美學具有內容和形式上的差異，反映了華夏先祖的精神風貌。這些精神氣質和風貌，應該通過美學哲學教育傳承下去。
（四）為跨文化合作奠定能力基礎的需要
在當今世界，跨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是學生畢業后走進社會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也是全球文明發展的主要潮流。良好的美學哲學素養和美學哲學訓練，能夠在文化交往及合作活動中發揮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能夠增進不同文化主體之間的合作和信任，降低經濟社會活動中的各類不確定性和效率方面的損失。
三、語文教學中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基本內容
根據現行初中語文教材，選擇其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是不同歷史時期的作品，結合作品產生的歷史背景等知識來推進美學哲學教育，是較為可行的選擇。筆者認為，根據華夏美學的發展歷程，可以適度給學生介紹如下美學哲學的內容。
（一）遠古圖騰
遠古先民的巫術禮儀和圖騰活動，是理解人文先祖美學精神的源頭。華夏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媧”在遠古人們的觀念中，實際上是巨大的龍蛇，這可以看做是中華先民“龍”圖騰的開端。“龍”因其變化莫測、氣象萬千的形象和氣質，能伸能屈、進退自如的活動方式，成為中華先民主要的精神寄托和審美意象。
（二）先秦理性精神
先秦時代是華夏文化發展的特殊時代，也是古代社會最大的急劇變革時期。其理性主義一方面擺脫原始巫術宗教的種種觀念傳統，一方面開始奠定漢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這主要表現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儒道互補一直是兩千多年來中國思想的基本線索。從藝術形式來看，主要是充滿厚重的北方文化特色的《詩經》，這也成為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
（三）楚漢浪漫主義
這主要是指在中國南方發展起來的和北方文化具有顯著區別的文化精神和藝術形式，其主要代表便是屈原的《離騷》。通過感悟生命、自然和歷史，又通過超越生命、自然和歷史，屈原的藝術世界是一個既鮮艷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繽紛世界。美人香草、百畝蘭芝、菱荷芙蓉、方澤衣裳，望舒飛廉、巫咸夕降，流沙毒水……屈原把最為生動鮮艷、只有在原始神話中才能出現的那種無羈而多義的浪漫想象，與最為熾熱深沉、只有在理性覺醒時刻才能有的個體人格和情操，最完滿地融化成了有機整體。這是抒情詩歌的真正光輝起點。
（四）魏晉風骨
魏晉時代的文化藝術以“人的覺醒”為主要特點。“生年不滿百，長懷千歲憂。”“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圣賢莫能度。”總之，魏晉時期的精神風貌擺脫了對外在的權威追求，開始了內在人格上的覺醒和追求。它實質上標志著一種人的覺醒，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命運的重新發現、思索、把握和追求。
（五）唐代的詩歌、書法和繪畫美學
唐代是華夏詩歌藝術的高峰時期。其表現出的朝氣蓬勃、積極進取的精神狀態，酣暢淋漓、恣意的想象，一瀉千里的表現手法，等等，構成了盛唐詩歌藝術的基本內容和創作方式。同時，顏真卿等的書法將楷體書寫發展到新的水平，表現出一種剛正廉直、大義凜然的美學境界。在繪畫上，精密嚴整的工筆畫得到較好發展，為宋代書畫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六）宋代的長短句、山水畫藝術美學
在文學藝術上，坡將宋詞推向了一個新的藝術高度，主要是追求一種質樸無華、自然平淡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人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并將其提高到了某種哲理的高度。“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在繪畫藝術上，山水畫和花鳥畫成為宋代文人和藝術家表現的主要題材，并和佛教等哲學思想產生了某種融合，追求一種“無我之境”。
（七）明清戲曲、小說及園林美學
明清時代，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逐漸繁榮起來，產生了具有扎實生活基礎的市民化藝術形式。如吳承恩的《西游記》、湯顯祖的《牡丹亭》，這些作品更多來自民間藝人的加工和普通百姓的傳播，主要內容更加生活化、大眾化，也更容易被普通民眾熟悉和欣賞。而曹雪芹的《紅樓夢》，更是將市民社會的全貌給出精湛的藝術表現，也將古典小說藝術推向了。同時，體現傳統文化精神的建筑藝術進一步發展，皇家園林就是其中主要代表，其整體上仍然注重天人合一、注重等級秩序、注重人文思想和建筑藝術的融合，形成了和西方建筑發展截然不同的路徑。
四、推進華夏美學哲學教育的若干措施
（一）制定推進華夏美學哲學教學的課程教學計劃
根據現行語文教材的內容，在初級和高級中學階段，教師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切實的教學計劃來推進美學哲學教育。
（二）適度增加或調整語文課程中的美學哲學內容
在教材改革過程中，應該適度增加或調整美學哲學教學內容，讓華夏美學哲學教育成為貫穿整個語文教學過程的內容之一。目前，可以通過引入經典詩歌、繪畫、戲曲等作品的形式來增加美學哲學內容。
（三）在課堂教學中利用多種形式加深美學哲學體驗
在語文課堂教學中，可以采用念誦藝術哲學經典著作等形式來推進美學教育，這也是提升學生文學功力和文化涵養的重要方式之一。
（四）定期檢測和評估美學哲學教學效果
采用《教育心理學》中的一些測評方法，對學生在接受美學哲學教育前后的心理狀態和精神結構進行評價，發現有利于促進精神境界提升的積極做法，逐漸積累并上升為常態化的做法，改正其中的不足和缺點，不斷推進教學模式創新，增強美學哲學的教學效果。此過程應該以學生為主體來進行，以學生身心狀態的變化為評價教學效果的主要標志。
參考文獻：
[1] 李澤厚.美學三書.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2]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吳海龍 張雁華 單位：銅陵學院 銅陵市第二中學
如果說科學的說教是為了知識傳授，那么哲學的說教就是為了啟迪智慧。因此把哲學視為一種知識體系，以此種方式看待哲學，必然陷入認識上的誤區。主要體現在：把哲學內容當作終極真理；把哲學教學看作是真理傳授和知識灌輸。二是哲學意識形態化。哲學作為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功能，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哲學不等于意識形態，哲學是對政治生活進行批判性反思。如果把哲學納入現實的政治生活，勢必導致不是把哲學變成政治的“婢女”，就是把哲學當作政治的附屬品。以這種方式對待哲學，必然導致哲學教學只注重政治化的說教灌輸，結果把本來屬于解放人們頭腦的“智慧之學”變成了桎梏人們頭腦的抽象教條和僵死的概念，哲學在現實中變成了“大套話”和“大空話”。（3）哲學哲學教材體系問題。由于受到前蘇聯政治理論教育方式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的理論教科書一直陷于教條化和本本化的陰影中，原本極其豐富的哲學到了我們的教科書里就被化為“概念+原理”的簡單模式，教材內容較為陳舊，主要局限于四大模塊，即本體論、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哲學味不足而說教味有余，在各個方面都沒有及時反映當今哲學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沒有完全體現“時代精神的精華”。
雖然哲學遭遇冷落,哲學教育處于低谷，但我們也不是無能為力，應當借助綜合的力量，通過哲學教學改革，重新樹立哲學的威望。1.加強哲學學科建設。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高校要想在異常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要通過特色化來挖掘自己的生存空間，取得競爭優勢。因此在這種形式下，高等教育在有意或無意的情況下制造了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離，在求真與求善中高舉功利導向和物質追求，促進了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旁落了人文學科的建設；在一定時候也促進了高校的發展，卻忽視了高校的可持續發展。哲學作為基礎性的人文學科，是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因此，加強以哲學為代表的人文學科建設，促進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融合，對于高等教育的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有著尤為重要的意義。一是加強哲學的學科意識，嚴格地按照哲學學科的研究對象研究學問，整體研究和揭示本學科的研究對象、基本原理，基本規律、基本方法和基本知識，建構本學科的科學體系。二是建立“課學研”一體化建設體制，即指建立“課程建設、學科建設、理論研究”一體化的哲學學科建設體制。也就是建立將“哲學課程建設”、“哲學學科建設”和“哲學理論研究”三項工作結合起來，一體思考，一體規劃，一體實施，一體檢查和評估的體制和機制，以便使這三項工作協同運轉，形成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建設合力。三是實行哲學學科隊伍建設的“兩家”模式。即是指擔負著科學研究和講好課程“雙重任務”，應以培養“哲學理論家和哲學教學專家”為隊伍建設的理想目標。2.走出哲學教學的認識誤區。首先，走出知識傳授的誤區。如果把哲學當成現成的知識去傳授，或許可以教會學生一些哲學概念，但卻不能教懂學生哲學為何物，因而也不可能讓學生做真正的形而上學之思。從本質上說，哲學不是“知識總匯”和“終極真理”，哲學本身不能給人以知識，而是一種創造性活動的欲求，它不滿足已有的東西，總是不斷探索現實中出現的新問題。哲學在于尋根究底，在于創新意識，在于培育德性，從而為人類找到一個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哲學教學必須回歸哲學的本性，以哲學的方式對待哲學，承繼哲學的反思、批判與創新精神。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61這一規定內在地蘊涵著哲學實踐的品格,它意味首馬克思哲學不墨守成規，而是一種批判活動，不提供關于世界的終極真理，而是對現實世界的深刻反思。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哲學自身的價值，哲學教學才會富有成效。如在教學方式上，可以采取討論式或啟發式，啟迪學生的思維方式，轉變審視問題的角度，“化知識為智慧”，化知識為能力和德性，激發學生思考的興趣，提升學生的人文精神境界。其次，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誤區。哲學純粹是哲學，是浩瀚磅礴西方哲學長河中的一個流派，它不是思想教育，更不是政治教育。如果把哲學課當作思想政治教育課，那就是把哲學扭曲了，把本真的哲學精神、哲學智慧蒸發了。雖然哲學有教育的功能，但它不是馬克思哲學的根本功能。正如米•馬爾科維奇所說：“在馬克思那里，中心的課題乃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問題。”[3]77因此，哲學是從人的角度去觀察、對待世界，它解決的是人的問題，為普通人的現實生活提供思維方式。哲學不是思想政治教育，而是通過對現實的批判反思來凈化學生的心靈，找到一個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3.重構高校哲學教材體系。
實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有機融合；必須廣泛借鑒，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大膽融合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西方哲學思想和中國近、現代哲學思想的研究成果，使之升華為教材中的理論內容；必須突出時代性、文化性和繼承性，增強教材內容的理論性、趣味性和可讀性的關系，盡量做到教材內容貼近時代，貼近生活，貼近當代大學生。完全可以減少哲學原理的相關內容，有必要增加適量的精彩哲學史及原著篇章進入教材，盡可能讓學生在課堂上也可以領略到哲學的第一手文本、第一手材料。完全可以從古今中外無數的史實、典故、事件和名人名言中，精選出包含一定哲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讓學生對其進行分析研究，歸納出蘊含的哲理，培養和鍛煉學生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以及提高他們的辯證思維的水平。完全可以增加實踐教學的內容，讓學生們把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感能夠用哲學的方式轉化為所得，將瑣碎的生活事件和學過的哲學理論結合起來思考，深化學生對哲學原理和概念的認識和理解，鍛煉他們觀察和思考的能力，深化理論知識傳授的效果。完全可以突破傳統教材本體論、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的條式框架，增加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精髓，大膽吸收和借鑒現代西方哲學的最新研究成果，豐富哲學教材的內涵，讓學生領略到哲學博大精深的理論，提高課堂教學的吸引力。總而言之，面對哲學教學中出現的實際問題,我們應該以一種批判的精神，以哲學的方式，走出哲學教學認識的誤區，加強學科建設，改進教材體系，從而讓學生在哲學智慧的殿堂中真正感受美、體驗美、享受美。
關鍵詞：小學;語文;兒童哲學
中圖分類號：G427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992-7711（2015）01-056-1
兒童哲學是一門關注兒童思維發展、思維技能訓練的課程，但目前如何在學科教學中融入兒童哲學，并以此來發展兒童的思維，培養孩子的創新精神，在這一方面還沒有真正的展開研究。對于能否把兒童哲學引進小學語文課堂，從而實現語文學科中發展學生思維能力和培養創新精神的目標，本文進行了分析和梳理，以資借鑒。
一、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
兒童哲學是應用哲學的分支，它的應用集中在教育方面。有人認為兒童學哲學根本不可能，哲學太抽象了，他們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看法，是因為他們只看到大學里哲學課的學術性和專業性，看不到哲學的本質。一旦把哲學從固有觀念中拉出來，引進到小學教育中就會發現，兒童的思維常常具有哲學的特征。例如在一個小學一年級的思考訓練游戲中，讓小朋友說出自己知道的衣服名稱，有個小朋友突然說：“世界上只有兩種衣服。”老師問她：“哪兩種？”她說：“破的衣服和不破的衣服。”這實際上就是發現邏輯學中的排中律與分類。從類似的事實可看出，兒童需要哲學，兒童能夠理解哲學，能夠從中獲益――發展思維能力。
二、語文教材中蘊藏著豐富的哲學教育資源
兒童哲學教育的載體是哲學問題，而且都蘊藏在一個個富于哲理的小故事或小說中，通過閱讀可以激活孩子的思維，引起智力的發展。在語文教材中這方面的資源尤為豐富。有生動有趣、引人深思的哲理性課文，如《誰的本領大》《抬驢》《做什么事最快樂》等;有趣味雋遠、哲學內容含量較高的俗語、成語故事，如俗語“會發光的東西并不都是金子，動聽的語言并不都是好話”，又如成語故事《刻舟求劍》《守株待兔》等;有留白較多、意蘊無窮的詩歌、童謠，如《大海》《小樹》等;還有創造性因素非常明顯的篇章，如《司馬光》《烏鴉喝水》等。學生的解釋能力、形成概念的能力、推理能力、探究能力等思維能力都將得到提高。當然，由于學生受年齡、知識結構等因素的限制，他們的思維達不到一定的深度，有時還不能準確、清晰地表達自己的觀點，良好的思維習慣還有待慢慢養成，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研究探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小學語文課堂教學中引進兒童哲學教育是具有可行性的。
三、實施策略
1.充分利用教材資源，捕捉學生思維信息
正如上文所說，小學語文教材中蘊藏著豐富的兒童哲學教育內容，它對發展學生的思維、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要善于挖掘教材中的資源，以此來發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創新精神。比如可以根據課文的類型、內容以及思維方式進行合理科學的分類，然后挖掘每類課文所對應的哲學問題，制定出每篇課文的兒童哲學教學目標和教學方案。另外，教師在教學中還要善于捕捉學生思維的信息。當學生的問題具有很好的討論價值，有利于思維的提高時，老師要善于把握和引導，使學生的思維得到進一步打開，在語文學習中潛移默化地提高學生的思維能力。
2.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
要使學生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思維水平得以提升，必須做到：
（1）倡導合作學習，重視群體探究。“群體”是一種教學情境，一種教育氛圍;“探究”是一種活動，是學生學習的活動。群體方面激發合作、關懷、信任、共同目標的精神，探究方面激發了自我矯正的思維能力，這種能力的實踐使得學生在互相切磋、互相學習的過程中，能夠優勢互補，拓展思維空間。
（2）重視學生的獨特見解，鼓勵學生對經驗做出反思，提倡學生“別出心裁”。小學語文課堂“統一”的東西太多，為了便于管理，喜歡用統一的標準來要求所有的學生，從問題答案到作業內容，從日常行為規范到課堂紀律的絕對服從，其結果是使兒童形成循規蹈矩的思維模式，為了符合老師的標準，孩子很難去嘗試著發表一些獨特的見解，做一些與眾不同的事情，這最終必將導致孩子的從眾心理。而從眾性的形成，對于兒童思維能力、創造能力的發展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在課堂上要減少統一，提倡自由發言，鼓勵求異。
（3）培養“問題意識”。愛因斯坦曾經說過：“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可以說，一切發明創造都起源于“問”，沒有“問”，就沒有發明;沒有“問”，就沒有創造。所以發展學生思維，培養學生創新精神，最首要的是要讓學生學會提出問題，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提出問題的能力。所以要倡導“主動參與，提出問題，分析問題，群體探究”的兒童哲學教學模式，讓學生從過去的被教師提問到現在的自己提問;從過去被動等待教師的答案到現在自己討論解決。
關鍵詞： 醫學哲學; 醫學哲學思想史; 醫學人文精神
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于戰國至秦漢時期。在“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時代，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得到長足的發展，當時盛行的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產生深刻的影響。中醫學將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引入中醫學，與中醫學自身固有的理論和經驗相融合，以說明人體的形態結構、生命過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機、診斷和治療。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與中醫學固有理論和知識相融合的獨特醫學理論體系。挖掘和研究傳統醫學哲學思想，對于我國現代醫學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1 《易經》、《黃帝內經》為中醫學的形成奠定哲學基礎
中醫學的形成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有理論準備和積淀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春秋時期的扁鵲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醫”為“六不治”之一，標志巫醫相混的時代結束，不科學的巫術開始從醫學剝離出去。古人還認為疾病產生于人類“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飲食伺釁，成腸胃之眚，風濕候隙，遘手足之災”[1]。還認為“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云瑞名官，窮診候之術”[1]，才有了中醫中藥。“釋縛脫艱，全真導氣，拯黎元于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圣道，則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農、黃帝的書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許多醫學史書籍也都普遍認為“醫之始，本岐黃。靈樞作，素問詳。難經出，更洋洋”[3]。而《黃帝內經》問世前，醫學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當醫生，許多文獻所談都過于粗疏。筆者認為在這個時期奠定中國醫學的哲學基礎主要是來自于“六經”之一的《易經》，其充當醫生的人也多來自于早期“儒”的社會職業之中。
“六經”之一的《易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哲學內容，如陰陽學說、天人合一的理論等，而且在思維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醫學的基礎。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這一醫學的行為上則更為重要。例如：在思維模式上，《易經》提出了"形而上為之道，形而下為之器"的道器論，在由“器”(物)升華為“道”(意)的過程中，《易經》主張要經過“觀物取像”、“立像盡意”、“以像喻意”的過程，這里的“像”應該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一個特色之處，作為哲學體系，在取譬中，它也成為醫學的思維模式。在方法上，取像類比是典型的《易經》，也是中醫學被廣泛應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國先民的重要思維方式，并被《易經》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醫學形成的過程中，吸納了這一重大命題，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天有寒暑，人有虛實”的對應關系[4]。古人把物質世界的陰陽五行學說運用到醫學的領域，借以說明人體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并指導著臨床的診斷和治療，成為中醫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2 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和五行學說是中醫學理論體系形成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想和方法
精氣學說，是古代先哲們探求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精氣學說認為，精氣(氣)是宇宙萬物的共同本原，精氣自身的運動變化，推動和調控著宇宙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此學說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滲透到中醫學中，促使中醫學建立了精為人體生命的產生本原，氣為推動和調控生命活動的動力的精氣理論，并對中醫學的整體觀念、藏象經絡理論、病因病機理論、養生防治理論的構建具有方法學方面的重要意義。
陰陽學說，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石之上的樸素的辨證法思想，是古人認識宇宙本原和闡釋宇宙變化的一種宇宙觀和方法論。陰陽學說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說明相對事物或一事物的兩個方面存在著相互對立、制約、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長、轉化、自和等運動規律和形式，宇宙萬物之間存在著普遍的聯系，世界本身就是陰陽對立統一的結果。中醫學將陰陽學說用于解釋人體，認為人體是由各種既對立制約又協調統一的組織結構、生理機能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學說幫助中醫學構筑了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并貫穿于其中的各個方面，指導著歷代醫家的理論思維和臨床實踐。
五行學說，既是古代樸素的唯物辨證的宇宙觀和方法論，又是一種原始而質樸的系統論。五行學說認為，宇宙萬物可在不同層次上分為木、火、土、金、水5類，整個宇宙是由此5類不同層次的事物和現象之間的生克制化運動所構成的整體。中醫學以五行學說解釋人體，將人體的五臟、六腑、五體、五官、五志等分歸于五行之中，構筑以五臟為中心的5個生理病理系統，并以五行的生克規律闡釋此5個生理病理系統的相互關系。五行學說幫助中醫學建立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和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的整體思想，構筑了人體臟腑經絡的系統模型，并用于解釋疾病的病理傳變和指導對疾病的診斷和防治。
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雖是我國古代富含唯物辨證法的哲學思想，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確實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歷史的限制，仍存在著較多的局限性。人體的生命活動是非常復雜的，尚有許多深層次的規律和機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學的精氣、陰陽、五行諸學說尚不能全面和從深層次來闡釋人體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規律和機制。因此，我們對精氣、陰陽和五行諸哲學思想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原始樸素的階段，應該結合現代自然辨證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個層次;對人體復雜的生命過程的研究，也不能僅用古代哲學思想和方法來闡釋，而應該在中醫學整體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吸收中國古代人文學科的精華，一方面運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進行細微層次的研究，以逐漸揭示人體生命活動的本質和規律。
3 天人相應、心身統一、臨床診治整體觀與氣血變化恒動觀是哲學思想的具體應用
3.1 天人相應整體觀人與自然界有著相類相通的關系;人與天地相參,與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陰陽與天之陰陽的相通相應：“生之本,本于陰陽”(《素問》)。自然界陰陽五形之氣的運動,貫通于人的生命活動之中：“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于天氣”(《素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