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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職 德育 幸福感教育
著名的教育理論家馬卡連柯說過：“我確信：我們的教育目的并不是僅僅在于培養能夠最有效地來參加國家建設的那種具有創造性的公民，我們還要把我們所教育的人變成幸福的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人得到幸福，提高其幸福的體驗。而作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群體，他們是國家建設的新生中堅力量，是社會文明發展的推動者，是主流價值觀的塑造者和載體。他們能否在德育教育中感受到幸福，成為幸福之人，對大學德育工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在高職院校德育工作中，必須注重幸福感教育與德育教育的內在聯系，重視培養大學生的幸福感。[1]
一、高職德育工作與幸福感教育的內在聯系
德育是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計劃的對受教育者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動的總稱，它包括受教育者的思想品質、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質教育。幸福感是人們以社會經濟、文化背景和價值取向為基礎，對自我存在狀態（自我身體狀況、心理功能、社會能力以及個人綜合狀態）的主觀心理體驗，是由動機、目標、認知、情感、人格等心理因素與外部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種心理功能狀態。大學生的幸福感主要來自于對生活、生命、人身價值的體驗與感悟。現代心理學家認為價值、目標和道德對幸福感的體驗有著重要的影響。因此，德育與幸福感教育有著內在聯系。[2]
1. 德育的心理基礎是幸福感教育。人的任何一種追求都是對幸福的追求。要獲得真正的幸福，必須依托其人生觀、價值觀的實現。正確的幸福感教育能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是影響其道德品質發展的心理因素。在德育工作中融入幸福感教育，能使學生在接受德育的同時感受到幸福與愉悅，更投入德育過程中。
2. 德育的動力來源于幸福感教育。長期以來，高職院校的德育工作更重視教育的系統化、理論化，而忽略了學生對幸福感的追求。德育的內容經常顯得空洞，脫離學生實際，忽視學生的主體地位。德育的形式往往是嚴肅的，缺少歡樂和輕松的氛圍，學生被動地接受德育，缺乏了受教育的動力。因而，要改變學生被動學習的局面，使幸福感教育成為德育的重要動力。[3]
二、高職學生幸福感現狀的調查結果
關于大學生幸福感現狀的調查材料較多，本課題組就杭州市范圍內的高職院校大學生的幸福感現狀展開了問卷調查。此次調查選擇了杭州市下沙高教園區內幾所有代表性的高職院校，共發放400份調查問卷，收回380份有效問卷。參與調查的大學生中，男生有180人，占47.4%，女生200人， 占52.6%；一年級有160人，占42.1%，大二119人，占31.3%，大三101人，占26.6%。調查的結果顯示當代大學生中存在著幸福感缺失的現象。具體調查結果及分析如下：
1.大學生在承擔社會責任時對幸福的理解
當問到“承擔以下哪些社會責任時你會感到幸福？”的問題時，大學生們認為“幫助他人”和“為集體獲得榮譽”這兩項最能感到幸福，其余是“完成工作任務”、“參加公益活動”。[4]
2.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狀況
當問到“在現實生活中， 在校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覺如何？”的問題時，在“學習滿意度”、“友誼滿意度”、 “愛情滿意度”、“家庭滿意度”等方面選擇很滿意、 滿意、 一般的百分比加總占75%以上。說明大部分學生還是對生活感到比較幸福的。
3.大學生總體幸福感狀況
當問到“你的生活是否幸福？”的問題時，大學生中覺得自己非常幸福、比較幸福和一般幸福的分別占13.16%、41.73%、34.96%，加總為90.99%，說明大多數的幸福感較強。但是，大學生中覺得自己生活不幸福、非常不幸福的分別占8.65%、0.376%。加總為9.01%， 這說明也有一部分學生覺得自己的生活不幸福、不滿足。[5]
三、德育提升大學生幸福感的路徑與方法
1.德育內容生活化
德育生活化是提升幸福感的必經之路，對于高職學生來說，幸福感主要源于在生活中的情感體會。因此，德育的內容不能僅局限于教師課堂上的教授，更要貼近學生生活，走入學生生活。如在學生社區設立德育工作站，開展與學生生活相聯系的教育活動，從而激發學生在教育活動以外的生活區域進行幸福感培養。
2.德育途徑多元化
德育多元化對于幸福感教育有顯著的幫助。通過調查發現，不同年級、性別、專業、生源等客觀因素都會影響到大學生的幸福感。因此，各高校必須深入學生開展幸福感調查。在統一施教的基礎上，根據各自的特點，采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如大一學生表現為友好關系低，因此在一年級學生中要通過志愿活動等提高學生的交際能力；大二學生表現為學習壓力大，因此在二年級學生中要通過心理健康活動等提高學生的抗挫折能力；大三學生表現為社會壓力大，因此要將企業文化滲入到德育過程中，提高學生職業道德素質。[6]
3.德育團隊規模化
德育團隊的規模化是德育工作順利展開的有力保障。高職德育實施“立德樹人”的模式，就需要高職院校具有規模化的育人團隊。團隊中要有具備專業素養的專職德育人才、具備心理健康知識的心理輔導人員、具備學生管理工作經驗的專職輔導員，更應有專業教師、學校管理者及后勤工作人員的加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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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主觀幸福感； 提升策略
當前社會正處于轉型期間，大學生群體整體的幸福水平或幸福感如何，直接關系著大學生的生活質量和心理健康水平，也關系著教育的和諧發展。因此，研究影響大學生幸福感的相關因素，以及提出相應有效措施可以為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借鑒，也可以豐富高校學生的日常管理經驗。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在心理學研究中，主觀幸福感是指一種健康的、快樂的生存狀態。目前，大多數研究者認同diener（1984）提出的概念：所謂主觀幸福感是個體依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的評價。它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緒體驗兩個基本成分。
近年來，主觀幸福感逐漸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其中，對于當代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日趨增多。對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的系統研究開始于diener，他于1995年編制了國際大學生調查量表，主要涉及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狀況，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人格特征、個體的自尊、社會支持、歸因方式、價值取向、家庭經濟收入等影響因素的關系，以及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等。國外的研究為國內的研究提供了范式和研究工具。
國內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最初研究主要是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基本狀況進行描述性研究，隨著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研究進程的深入和研究內容的拓展，開始了對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主客觀因素進行研究，但研究僅從單方面進行，如與社會支持、歸因方式、人格特征、自尊、家庭經濟狀況等的關系研究。近年來，國內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視野拓展到國外，嚴標賓（2002）開始對各國大學生主觀幸福感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以此來揭示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在文化方面的共同特點與差異。
二、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一）研究對象
筆者在遼寧大學崇山校區和蒲河校區兩個校區中，分層抽取了96名同學做為樣本進行了訪談調查。調查進行的較順利，樣本結構較合理，真實可信度較高。其中：男性48人，女性48人；文科生47人，理科生49人；一年級23人，二年級24人，三年級25人，四年級24人；農村生源學生50人，城鎮生源學生46人；貧困學生47人，非貧困學生49人；學生干部50人，普通學生46人。
（二） 研究方法
課題組在確定了研究樣本之后，課題組成員按照分工分別對上述96名被試進行了訪談調查。平均每名被試訪談時間在1.5小時左右。調查采取了完全開放的問答形式，問題包括“你覺得現在幸福嗎”，“你覺得幸福的標準是什么”，“你覺得現在的大學生活怎么樣”，“什么事情讓你覺得幸福”，“每個月應該花多少錢你最滿意”等問題。在征得被試的同意后，訪談者做了記錄，然后課題組成員匯總后進行了統計。結合前期查閱的文獻資料進行了對比研究，得出了以下基本結論。
（三） 結論
根據統計數據，我們發現，我校整體上大學生的生活滿意度處于中等以上，占到訪談人數的70%以上；在情感體驗中，大學生的積極情感較多，消極情感較少，積極情感高于消極情感，但是仍有一定數量的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水平較低，這部分人的比例在 20%左右。與其他研究進行對比發現，這一情況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基本吻合。也就是說，從整體上看，大學生被試還是傾向于體驗到幸福感。
分別來看：年級對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的影響顯著。在生活滿意度上，大學一年級學生的生活滿意度要明顯高于四年級，而二、三年級學生之間差異不顯著，幸福感程度最低的是四年級。這與以前部分學者的研究不太相符，我們的調查發現這可能與大四年級的就業相關，大四學生普遍面臨著就業的壓力。
在性別維度上，大學生在主觀幸福感上是否存在穩定的性別比例，目前結論還很不一致，我們的調查結果也顯示男女生差別不顯著。
大學生被試在生活滿意度、情感體驗、總體幸福感三個方面中，城鎮大學生都略高于農村大學生；非貧困學生明顯高于貧困學生。其他研究者在這兩方面的所得結論互不一致。另
外，對于收入問題，月支出在800元以上的學生感受幸福感的程度明顯高于600元以下的學生，支出在600-800元之間，幸福感程度最高。消費支出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有可能是倒u曲線的關系，這是我們調查發現的一個問題，需要今后深入進行研究。
統計結果還顯示，大學生戀愛問題是影響學生主觀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女生比男生顯著。這也是我們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方面。
三、提升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對策建議
著名的教育理論家馬卡連柯曾經說過：教育的目的是要把所教育的人變成幸福的人。教育的最終目的是使人得到幸福，提高其幸福的體驗。因此，提升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具有重要意義。
（一）開展科學的幸福觀教育
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產生于需要的滿足和目標的實現。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大學生的低層次需要得到滿足后，該層次的主觀幸福感就會提高，就會產生新的目標，進而追求更高層次的幸福感體驗。開展幸福觀教育，首先是要認識到幸福觀教育是教育本質的必然要求。其次，幸福觀教育需拓展高校教師的新視野。再次，幸福觀教育也賦予了高校德育新的內涵。
（二）培養良好人格特性完善自我人格
研究發現，幸福感是一種與多種人格特征有關的變量，很多人格特質明顯地與幸福感相關。大學生正處于人格形成的重要時期，其人格特點尚未定型，因此塑造自身的人格無疑是提高大學生幸福感的重要途徑。為此，大學生特別要注意做到以下幾個方面：（1）擁有積極的自我觀念。能悅納自己，能體驗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并非總為他人喜愛，但肯定的、積極的自我觀念總是占優勢。（2）能恰當地認同他人。能認可別人的存在和重要性，既能認同他人又不依賴或強求他人。（3）能面對和接受現實。即使現實不符合自己的希望和信念，也能設身處地、實事求是地面對和接受現實的考驗。
（三）培養學生良好的人際關系
在社會支持因素中，人際關系顯得尤為重要，培養良好的人際關系，是獲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學生中普遍存在的人際交往的問題，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或方法來緩解或解除這些問題，提升幸福感體驗。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策略：主動與別人相處；保持一種平和而理智的心態，謙虛待人；平等相待，真誠相處；善于理解別人，換位思考，寬容待人。
（四）創設和諧社會實踐環境，開展職業生涯規劃輔導
大學生身在校園，社會實踐活動少，應該加強社會實踐鍛煉，深入了解復雜多變的社會，認識百態人生，增強社會適應能力，面對挫折時，理性對待、積極應對，在實踐活動中提高幸福感體驗。另外，針對當今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高校應盡早開辦職業生涯輔導。科學合理的生涯規劃對大學生的幸福感至關重要。首先應引導學生正確認識自己的性格、愛好、能力等等方面；其次，要幫助學生培養和樹立自信，并端正心態；再次，要指導學生根據實際情況明確就業方面，了解社會所需、自己所想，進行恰當的擇業；最后，應該指導學生如何審時度勢，堅定方向和目標，順利完成從學生到職業者的角色轉換和過渡。
（五）營造和諧的校園文化氛圍，發揮班集體的支持作用
學校作為大學生在大學期間的主要活動場所，我們還應該發揮團委、學生會、學生社團的積極作用，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使大學生的業余生活過得充實、豐富、有意義，在健康、積極、優美的文化氛圍中滿足需求、增長知識、發展智能、陶冶情操，增強他們的主觀幸福感。
班集體是大學生生活的重要社會群體，也是他們在大學主要的去向，為他們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強大幫助，對主觀幸福感產生重要影響。因此，要努力營造融洽的班集體氛圍，充分發揮其支持作用，提高他們的幸福體驗能力與水平，提高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六）加大心理健康教育力度
加強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開發他們的心理潛能，使他們在學習和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心境和愉悅的情緒，合理組織他們的學習與生活，傳授他們善與人處的交際能力和自我控制的行為能力，學會和諧相處，從而健全和諧的人格系統，使他們健康成長，成為有用之才。同時，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還應在良好學習心理培養、職業生涯輔導等方面加強指導，使他們以健康的心態去學習、生活，去獲取成功，去證實自己、發展自己，從而樹立自信心，增強
我效能感體驗，進一步提高主觀幸福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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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延輝（1977—），男，遼寧朝陽人，遼寧大學哲管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關鍵詞：大學生；主觀主觀幸福感；社會支持；歸因
1相關概念的界定
主觀幸福感是指個體依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的評價。這是Die ner（1984）提出來的概念，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緒體驗兩個成分。
Sarason等人認為，社會支持是個體對想得到或可以得到的外界支持的感知。
歸因是指根據行為和事件的結果通過感知、思維、推理等內部加工過程而確定造成該結果的原因的認知活動。
在總結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研究探討大學生社會支持特點和歸因方式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論依據。
2研究資料與方法
21研究對象
隨機整群抽取濰坊某高校221名學生，發放問卷221份，其中有效問卷200份，有效率為905%。被試年齡范圍18-23歲。
22研究方法
221總體幸福感量表
總體幸福感量表（Fazio，1977）用來評價受試對幸福的陳述。本次研究采用該量表的前18項對被試進行施測計算總分。
222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Q）
采用肖水源編制量表，共10個條目，包括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和支持的利用度3個維度。本研究考慮到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在其進行適當的修改。
223歸因風格問卷
采用Lefcourt等人編制的多維度一多歸因因果量表（MMCS）。
23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
將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問卷、多維度一多歸因因果量表、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形成問卷在班級進行集體匿名施測。施測前，由主試向各班學生被試宣讀指導語，要求獨立做答。將所有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
3結果
31社會支持與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相關主觀幸福感總分和社會支持得分及各因子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發現：社會支持總分、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及支持利用度與主觀幸福感總分均存在顯著正相關。
32歸因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大學生在歸因方式得分、學業成就方面、學業成就-背景、學業成就-運氣、人際關系方面、人際關系-努力、人際關系-運氣、人際關系-能力、學業成就-能力、外部歸因以及內部歸因得分上表現出相關。
33社會支持和歸因風格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預測作用本研究以總體幸福感量表總分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兩者共解釋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總方差的360%。主觀支持，客觀支持，學業成就-能力歸因，學業成就-努力歸因這4個自變量均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有預測作用。見表
4討論
大學生在事件進行正確歸因時，可以提高其主觀幸福感，而在對事件進行錯誤歸因時可能降低其主觀幸福感。主觀支持和客觀支持對主觀幸福感有顯著預測作用；回歸方程顯示，主觀支持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預測作用顯著高于其他維度。大學生在學業成就方面歸因于能力、努力在回歸方程中均具有顯著性，原因可能是大學生的學業成績是他們的重要生活方面，對其影響較大。
結果顯示，社會支持和歸因可以解釋主觀幸福感方差的360%，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有重要預測作用，是影響大學生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5研究意義及存在的問題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特點以及歸因和社會支持對其影響，為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論依據。但在研究方法上，方法單一造成研究深度的不夠，今后要注重研究方法的質與量的結合，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和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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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大學生；人際信任；主觀幸福感
一、人際信任概述
（一）人際信任的定義及研究現狀
對信任問題的研究，最早是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對其做出專門的論述，他認為信任是“社會中最重要的綜合力量之一”。心理學領域最早對信任進行研究和下定義的是社會心理學家多伊奇（Deutsch，1958），他通過進行著名的囚徒困境實驗發現，人際信任的有無以雙方合作與否來反映，并依此提出信任的定義，即“所謂一個人對某件事的發生具有信任是指：他預期這件事會發生，并且根據這一預期作出相應行動，雖然他明白倘若此一事并未如預期般出現，此一行動所可能帶來給他的壞處比如果此一事如期出現所可能帶來的好處要大。”Erikson將信任定義為對他人的善良所抱有的信念或指一種健康的人格品質。后來Rotter（1967）認為人際信任是個體認為另一個人的言語、承諾以及口頭或書面的陳述可靠的一種概括化的期望，是類化預期的一種。國內學者對于人際信任定義的表述也在不斷探討中。
近些年來，人際信任問題成為了國內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學界學術研究的熱點。目前關于人際信任的相關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研究對象主要以大學生、中學生為主，主要集中在人際信任與父母教育方式、人格特質、歸因方式、依戀類型、主觀幸福感等等因素的相互影響情況，國內的研究發現，大學生對社會的信任度較初中生、高中生低，與“90前”大學生相比，“90后”大學生的總體信任程度有所下降且差異顯著（許興，陳永強，2009）；青少年歸因方式越內控，其人際信任的水平越高，歸因方式越外控，其人際信任的水平越低（孔繁昌，周宗奎，2008）；大學生人際信任無性別、城鄉差異（郭志峰，2005）；大學生人際信任度偏低，人際信任不存在性別、專業上的差異，普遍信任在年級上存在顯著差異，特殊信任在城鄉上存在顯著差異（龐彤彤，宋鳳寧，2006）。
（二）人際信任的測量
用于人際信任測量的量表較多，主要有人際信任量表（ITS），是1967年Rottor根據社會學習理論編制的，用于測量被試對他人行為、承諾或陳述的可靠性的估計，適用于14歲以上各類人群；特定人際信任量表（SITS），此量表主要用于對特定任務的信任程度的測量；信賴他人量表（FPS），用于測查被試對一般人的可信性、誠實、慷慨、友愛等本性是否有信心；馬氏量表，主要用于測量被試與他人相處時，估計他人能否縱，得分越低，信任度越高。
二、主觀幸福感概述
（一）主觀幸福感的定義及研究現狀
國外主觀幸福感的研究自2O世紀5O年代左右在美國興起，以Wanner Wilson1967撰寫的《自稱幸福的相關因素》為標志；國內關于幸福感的研究開始于2O世紀8O年代。主觀幸福感，即subjective well—being，簡稱SWB，是指個體依據自己設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所作的整體評價（Diener，1984），是量化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指標之一。主觀幸福感主要包括生活滿意度和情感體驗兩個基本成分，前者是個體對生活質量的總體認知評價，即在總體上對個人生活作出滿意評判的程度；后者是指個體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包括積極情感（快樂、輕松等）和消極情感（抑郁、焦慮、緊張等）兩方面。目前很多研究對主觀幸福感的定義采用的是Diener的上述觀點。
我國對于主觀幸福感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大多以大學生、老年人為研究對象，對大學生的研究主要涉及其主觀幸福感的狀況，主觀幸福感與人格特征、個體的自尊、社會支持、歸因方式、價值取向、人口統計學變量等影響因素的關系等。國內相關研究結果表明，大學生掌握目標對主觀幸福感有利，成績回避目標對主觀幸福感不利（趙春蘭，金志成，2008）。大學生成就歸因與主觀幸福感負相關，成功內控性歸因與主觀幸福感存在正相關（喬婷婷，2010）。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處于中等偏上水平，應對方式以積極應對為主。主觀幸福感在不同性別、專業上都沒有著差異，只在地區上存在顯著差異。來自農村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得分顯著高于城鎮。主觀幸福感與積極應對方式存在顯著正關，而與消極應對方式存在顯著負相關（彭小紅，鄭誼貞，2011）。
（二）主觀幸福感的測量
在過去幾十年里，對主觀幸福感的測量技術在不斷完善與發展，主要的測量工具有生活滿意度量表（LSS），包括生活滿意度評定量表、生活滿意度指數A和生活滿意度指數B三個獨立分量表，主要用于50歲以上成人；情感量表：正性情感、負性情感、情感平衡，此量表主要用于測查一般人群的心理滿意程度；費城老年中心（PGC）信心量表，用于測試老年人的主觀幸福感；總體幸福感量表（GWB）是美國國立衛生統計中心于1977年制定，國內段建華（1996）對此量表進行了修訂，得分越高，幸福度越高。
三、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的相關研究現狀
目前學界內分別對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進行的研究較多，多研究人際信任與社會支持、自我和諧等的關系，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的居多；多研究主觀幸福感與疏離感、社會支持、成績目標等的關系，以大學生、老年群體為主。對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較少，且不深入，研究結果顯示，高人際信任的初中生的主觀幸福感程度顯著高于低人際信任的初中生主觀幸福感程度，初中生人際信任和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李東，孫海紅，2011）。大學生人際信任和主觀幸福感之間存在顯著相關，個體人際信任分數越高，其主觀幸福感也高（王希平，2011）。對中國、德國、日本、英國四個國家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人際信任相關性的跨文化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德國、日本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人際信任存在顯著相關，英國大學生在二者上的相關不顯著（郭敏，2007）。
四、未來研究方向與思考
綜合各種相關的研究，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做了全面的研究，研究方法與手段上也各有特點，既有科學傳統的問卷調查法，有個性的訪談法，還有多種方法相結合的研究手段等，都能針對各種問題分析其原因、提出建設性的建議，但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如對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二者關系的研究還比較少，深入研究不夠；研究對象較單一，主要以大學生為主，以青少年為對象的甚少。
我們也在思考，未來的研究可以在研究對象上擴展，更多地關注中學生的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可以著眼于當今的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嘗試以中職生為研究對象，探究在這一群體中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與大學生、普通中學生進行比較研究。有研究表明，中職生在學習心理、情感心理、個性心理、自我心理上存在一定的問題，著重在情感心理上，人際交往中情緒不穩、冷漠、感情易受挫等，很難與人建立起信任關系。因此，從研究對象上擴展，既可以推進和豐富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研究，也可以更多地了解中職生的心理特點，為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有利幫助。此外，針對大學生的人際關系和幸福感問題，可以從研究方法和測量上進行改進，從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的測量大多選用已有的量表，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編制測量工具，進一步推進研究人際信任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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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根據我國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現狀和特點，分析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有學生的人格特征、自尊、歸因傾向、自我價值感等主觀因素和學生的社會關系、經濟狀況及生活事件等客觀因素；同時，在此基礎上，提出培養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幾點對策。
當前對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并不是一個十分新鮮的課題。但是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并沒有達到需要的層次和水平。目前的研究和成果多是從心理學學科的角度界定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利用心理技術手段測量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很少涉及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本文旨在借助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相關的理論和技術研究已有的成果，來探討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因素和培養手段，尋求培養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措施，教育、引導、幫助大學生樹立符合社會發展的幸福觀，并通過提高主觀幸福感來提高自身的生活質量，進而成為有利于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動力。
一、主觀幸福感概述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簡稱SWB）專指評價者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整體性評估，是衡量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關于SWB的結構，一般認為主要有三個維度：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生活滿意度是個體對生活總體質量的認知評價；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是指個體生活中的情感體驗。目前，有一種新的觀點，把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兩個維度合并成一個維度—情感平衡度，指與消極情感體驗相比較占相對優勢的積極情感體驗。
Diener認為，主觀幸福感具有三個明顯的特點：（1）主觀性：指對它的評定主要依賴于行動者本人設定的標準，而不是他人或外界的準則；（2）整體性：指主觀幸福感是一種綜合評價，它既包括認知評價也包括情感體驗，是一種綜合性的心理指標；（3）相對穩定性：盡管人的心境會受新事件的影響，但瞬間快樂的心境不一定能夠導致長期的幸福感。研究者認為，主觀幸福感并不隨時間的流失或環境的一般性改變而發生重大變化。從長期看，主觀幸福感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量值。
二、影響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因素
現有研究表明，整體上大學生的生活滿意度處于中等以上。在情感體驗中，大學生的積極情感較多，消極情感較少，積極情感高于消極情感。但是仍有一定數量的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水平較低，這部分人的比例在10%左右。
（一）主觀因素
1.人格。主觀幸福感在不同時間是相當穩定的，它與穩定的人格特質高度相關。人格的五因素，即：開放性、公正性、宜人性、神經質性和外傾性，它們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機制不同。在吳利國和閆榮雙的研究中，神經質和外傾分別與主觀幸福感有較高的正相關，而其他三因素不直接影響主觀幸福感。因此，近年來各國許多理論和實驗工作都集中于研究主觀幸福感與神經質和外傾之間的相關關系。國內有關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也表明，主觀幸福感與外傾正相關，與神經質負相關。
2.自尊。Diener（1984）的研究認為，自尊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呈正相關。在眾多主觀幸福感的預測指標中，自尊是預測生活滿意度的最佳指標之一。隨著大學生對自我的關注加強，自尊就成為影響其幸福感的一個重要因素。自尊對個體的主觀幸福感預測作用較強，高自尊的個體對自我持肯定的正向評價，普遍認為自己比較出色，對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缺點，對自我較為滿意，自我接納與和諧程度高，體驗到的積極情感較多，消極情感較少，因此幸福感體驗較高。低自尊的個體則與之相反。張雯、鄭日昌的研究也表明，大學生主觀幸福感與自尊顯著相關(r=0.37）。但自尊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呈正相關不具普遍性，在集體價值高于個人價值的社會文化中，高自尊感并不一定意味著高幸福感。
3.歸因傾向。所謂歸因，是指人們對他人或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行分析，它可以分為控制源和穩定性兩個維度。個體行為的原因有兩類，一是外因，如環境、任務難易等；二是內因，如能力、動機等。不同的歸因方式會形成不同的行為模式。內控者傾向于把行為后果看作是由行為本身決定的，而外控者則認為是由行為以外的因素決定的。張雯、鄭日昌研究表明，大學生不同的歸因傾向對其主觀幸福感存在一定影響，且歸因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又有一定的作用范圍。內控者、介于兩者之間者幸福感指數均較高，且無顯著差異；外控者幸福感較低，與內控者、介于兩者之間者差異達到顯著性水平。
4.自我價值感。個體的價值取向(內部取向或外部取向)對主觀幸福感有影響。Kennon.M.Sheldon等的研究表明，對于成人來說，內部價值（如自我成長、自我目標實現、自我接受等）比外部價值（如健康、財富、地位、形象等）更有可能使人體驗到主觀幸福感。在嚴標賓、鄭雪和邱林等人的研究中表明，對于大學生來說，內部價值（自我目標的實現、學習能力、道德水平等）表現為自我目標的實現，學習能力的提高和道德水平的提高等，它們都與主觀幸福感顯著相關。
（二）客觀因素
1.社會關系。社會關系對主觀幸福感有重要影響。Triandis認為，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個人必須時刻保持和他人的協調（如服從他人的需要和期望），這有利于使他們體驗到更高的主觀幸福感。也就是說，對個體而言，良好的社會關系可以提高他們的幸福感。由嚴標賓、鄭雪和邱林等人對主觀幸福感影響因素的研究表明，對于大學生而言，主要的社會關系（家庭關系、朋友關系、戀愛關系、室友關系）確實是其主觀幸福感的重要影響因素，其中與家庭、戀愛和室友的相關關系極為顯著。
2.經濟狀況。對于經濟狀況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一直存在著爭論。有研究認為，收入與主觀幸福感呈正相關。另外的研究則認為，收入僅在非常貧窮時有影響，一旦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經濟狀況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就很小了。多數大學生并未有經濟收入，他們的經濟狀況只表明父母的經濟能力。嚴標賓等的研究發現，低家庭經濟收入的大學生的生活滿意度低于平均或高家庭經濟收入的大學生。
3.生活事件。生活事件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過程中經歷的各種緊張性刺激。Heady＆Wearing的研究表明，重要的生活事件會對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大學生雖然已步入成年初期，但生理成熟并不意味著心理成熟、社會性的成熟。重要的生活事件會引起主觀幸福感的變化。嚴標賓等研究認為，各種生活事件（正性生活事件、負性生活事件）都沒有對大學生產生明顯的影響。我國大學生對于幸福感更多的是采取“未來取向”而不是“過去取向”的樂觀態度。
三、主觀幸福感的培養
從個體自身和外部環境條件考慮，可從內外兩個方面來提高主觀幸福感。首先，對于大學生自身來說，由于自尊與主觀幸福感存在高相關，因此，可以通過提高自尊和改善自我評價的方式來提高主觀幸福感。因為歸因方式、自我價值感和消極的自我暗示會影響自尊的高低，所以要培養高自尊感就應該從這三個方面著手：（1）由消極的歸因方式轉變為積極的歸因方式，所謂積極的歸因方式是指將行為的成功歸為內部可控因素，例如努力程度。而將行為的失敗歸為外部不可控的因素，例如，運氣，任務難度等。（2）提高自我價值感，具體的做法是給自己設定可以通過自身努力而取得成功的目標，通過完成這些目標來培養自己的自我價值感，從而樂納自己，正確的評價自己。（3）糾正消極自我暗示的思維模式，部分個體之所以存在消極的自我暗示，其原因是片面的夸大了外部條件的困難性，同時貶低了自我處理問題的能力。因此，通過理性的分析外部因素的限制因素和內部可利用的資源來克服消極自我暗示的影響。
其次，從社會因素，尤其是大學生主要的生活和學習環境—學校來看，也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改善：（1）積極開展心理咨詢和生活輔導，通過心理認知水平和情感控制能力的提高，特別是幫助大學生正確認識自我、確定恰當的期望值，從而把個體的主觀幸福感與個體實際結合起來。（2）開展豐富的校園文化，滿足大學生的多種心理需求。盡可能多的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開拓視野，同時也為大學生提供求職、社會交往、認識社會、服務社會的機會，創設大學生生活的良好情境，環境育人，從而為其對生活的主觀認識達到一個希望的水平。（3）建立積極向上的班集體，發揮班集體的積極的社會支持作用。良好的社會關系可以增加個人的主觀幸福感，對于大學生來講，班集體是大學生生活的重要社會群體，對內向性格的學生引導其進行主動的人際交往，積極參加各種集體活動，使其融入集體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們的幸福體驗，積極向上的班集體不僅僅會提高大學生的人際交往能力，而且可以有助于提高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總之，作為大學生，雖然心智和生理已經成熟，但是由于大學生還處在學習階段，社會經歷還很淺薄，人際交往還很簡單，因此關注大學生主觀幸福感，在學校教育實踐中注意培養其良好的主觀幸福感是很有意義的，主觀幸福感的良差將會直接影響大學生就業選擇，工作表現和人際交往。
參考文獻
1．段建華.主觀幸福感研究概述［J］.心理學動態，1996（41）
關鍵詞 樂觀；悲觀；主觀幸福感；元分析
分類號 B842.6
1 問題提出
隨著積極心理學研究的興起，“主觀幸福感”受到研究者的廣泛重視。主觀幸福感是指個體根據自定標準對其生活質量做出的整體性評價（Diener，2000）。心理學對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多有研究，這些影響因素既有外部的（何冬麗，2013），也有個體自身的（溫娟娟，鄭雪，2011）。在探討個體自身哪些因素對主觀幸福感產生影響的研究中，個體較為穩定的信念和認知傾向特點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視（陶沙，2006），而氣質性樂觀正是個體信念和認知系統中的重要方面。由此，我們推測氣質性樂觀與主觀幸福感可能存在重要關系。
氣質性樂觀由Scheier和Carver提出（1985），指的是個體對于與自己有關的事件發展趨勢及后果的信念和評價傾向，并據此編制了測量工具――生活定向測驗（The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后來他們（Scheier，&Carver，1994）又修訂了這一工具（LOT-R），將氣質性樂觀看成兩個相對獨立的成分，即積極的樂觀傾向與消極的悲觀傾向，樂觀傾向是積極、正面地評價事情的發展趨勢和后果，而悲觀傾向則是對此報以消極、負面的評價。這兩個測驗是測量樂觀-悲觀傾向時使用最為廣泛的問卷。本文的元分析即基于以LOT及LOT-R為工具的研究。主觀幸福感的研究中（尹霞云，黎志華，2015；Diener，2000），研究者習慣將其分成兩個基本成分，即生活滿意度（SWL）和情感體驗，前者是個體對生活總體質量的認知評價，即在總體上對個人生活做出滿意程度的判斷；后者是指個體生活中的情感體驗，包括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兩方面。主觀幸福感由對生活的滿意、積極情感的體驗和消極情感的缺乏所構成（丁新華，王極盛，2004）。本文的元分析選取采用以下工具進行測量的文獻：測量認知成分（即生活滿意度，SWL）的生活滿意度量表和測量情感成分的積極/消極情感量表PANAS。這兩個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心理測量學特性并在國內外均得到了廣泛運用。
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頗受重視，一般認為，樂觀的個體比悲觀的個體更可能擁有幸福的人生（Cha，2003），即更樂觀的人更可能具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更多的積極情感、更少的消極情感。但研究結果并不完全一致，例如，You，Fung和Isaacowitz（2009）的研究以中國人為被試，測量得出樂觀與積極情感的相關為一0.01。同時，一些研究用同樣的量表測量卻得到了不同的結果，如Meevissen，Peters和Alberts（2011）的研究表明樂觀與積極情感的相關為0.24，而Larson，Good和Fair（2010）的研究則測得高達0.51的相關。也有研究者采用元分析方法進行了探討（齊曉棟，張大均，邵景進，王佳寧，龔玲，2012），發現氣質性樂觀與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的相關均達到了顯著水平，但并未進一步分析樂觀與悲觀兩個維度與主觀幸福感的各個成分之間分別是什么關系。既然氣質性樂觀更可能是由兩個獨立的成分（即樂觀傾向和悲觀傾向）構成的，那么不同的成分對主觀幸福感的作用是否存在不同，對主觀幸福感的不同維度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等一系列問題就需要深入探討。另外，一些調節因素可能也會影響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首先，文化差異。不同文化中的樂觀-悲觀傾向及其對主觀幸福感的影響可能會存在差異（齊曉棟，張大均，邵景進，王佳寧，龔玲，2012；秦紅芳，樸婷姬，2011）。例如，同樣是You，Fung和Isaacowitz（2009）的研究，以美國人為被試的測量得出樂觀與積極情感的相關為0.31，這與以中國人為被試得到的-0.01具有很大差異。其次，群體差異。目前的研究經常選取大學生作為測量對象，但不同年齡階段中，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等的關系是否相同存在爭議（溫娟娟，2007），仍需驗證。因此，進一步探討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的關系，同時探討一些影響因素如何調節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十分必要。
2 方法
2.1 文獻搜集
文獻搜集包括中文和英文兩類。中文文獻主要從CNKI、萬方等數據庫中搜索題名、關鍵詞、摘要和主題詞中包含“樂觀”的研究，篩選樂觀-悲觀與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消極情感相關的實證性文獻。英文文獻以“disposi-tional optimism”、“optimism”、“subjective well being”、“SWB”、“negative affect”、“positive affect”、“lifesatisfaction”等作為關鍵詞，在以下數據庫中檢索：ScienceDirect、SpringerLink等，并通過“百鏈”進行補查，沒有全文的文獻通過館際互借的方式獲得。
2.2 文獻篩選、編碼
將所得文獻通過以下標準進行篩選：（1）研究必須使用Scheier和Carver所編制或修訂（包含翻譯修訂）的生活定向問卷（LOT或LOT-R），生活滿意度量表必須是Diener等1985年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而積極/消極情感量表必須是Watson等1988年編制的測量情感成分的積極/消極情感量表（PANAS）或者單獨使用了其中的某一分量表。（2）研究必須考察了樂觀-悲觀與主觀幸福感（包括任一維度）的關系，并且直接報告了兩個變量的相關。（3）文獻中涉及的調查數據不能重復。（4）調查對象為各年齡段及職業的正常被試，不包括生理疾病患者（如癌癥、艾滋病患者等）。對納入文獻進行編碼時，為確保一致性，采用同一編碼者在不同時段針對所有編碼文獻進行重新編碼的方式進行檢驗。
2.3 統計分析
本研究選用CMA 2.0專業版軟件進行元分析。元分析使用r作為效應值。
3 結果
3.1 文獻同質性檢驗
按照文獻篩選標準，最終獲得滿足元分析標準的研究有41項。其中中文文獻8篇，英文文獻33篇。學術論文39篇，學位論文2篇。同一編碼者在不同時間段的編碼基本相同，說明本研究的編碼具有較高的一致性。
最終檢索到的文獻數量、所包含的獨立樣本數、樣本量區間及涉及的被試總數、同質性檢驗見表1，用CMA2.0統計軟件分析，Q統計顯示文獻間均存在異質性，可能是由于文獻來源于不同國家、發表時間不同等原因。當效應值是異質時，通常采用隨機模型分析方法。
3.2 主效應檢驗
表2是隨機模型分析的結果。為了進一步比較在統計意義上樂觀與悲觀兩個維度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的關系有無顯著差異，進行組內比較，表2表明，樂觀與生活滿意度及積極情感的關系顯著高于悲觀與兩者的關系，而與消極情感的相關則沒有顯著差異。
另外，研究進一步檢驗了樂觀-悲觀傾向對主觀幸福感的認知維度（生活滿意度）和情感體驗維度（積極/消極情感）的作用是否相同，結果表明雖然樂觀與主觀幸福感的認知維度的相關（r=0.41）在數值上高于與積極情感的相關（r=0.35），但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Q組間=3.59，df=1，p=0.058）；悲觀與認知維度的相關（r=-0.30）也稍高于與情感體驗維度的相關（r=-0.23），但也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Q組間=0.79，df=1，p=0.372），說明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兩個成分的關系沒有顯著差異。
3.3 文化差異及群體差異的調節效應檢驗
從搜集到的文獻看，悲觀與積極/消極情感的文獻數量較少，無法進行進一步分析。因此，以下調節效應檢驗不包括悲觀與積極/消極情感的相關。
首先，進行不同文化背景的檢驗。本文中為了避免因樣本較少引起的偏差，在進行文化背景比較時只選取中國和美國。結果見表3。其次，為了進一步考察大學生群體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的相關程度是否與非大學生群體不同，將文獻中的被試分成大學生和非大學生進行編碼，作為調節變量進行分析。結果見表3。
3.4 發表偏倚檢驗
首先，雖然本次元分析中學位論文只有2篇，但在涉及兩篇學位論文的分析中，未出版文獻中樂觀與生活滿意度相關為0.44（k=2，N=821），出版文獻中兩者的相關為0.41（K=33，N=10312），差異沒有達到顯著水平（Q組間=0.24，p>0.05）；未出版文獻中樂觀與積極情感的相關為0.50（k=1，N=304），出版文獻兩者的相關為0.35（k=24，N=7478），差異也沒有達到顯著水平（Q組間=3.39，p>0.05），且均為未出版文獻中的相關略高于已出版文獻，因此可以認為本次元分析不存在顯著出版偏差。其次，從元分析輸出的結果看，樂觀、悲觀與主觀幸福感的失安全系數分別為8588、1942，證明額外需要有至少1942篇以上樂觀一悲觀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相關無顯著性的類似研究，才能否定兩者間的重要關系。另外，漏斗圖可以直觀看出是否存在明顯發表偏倚，CMA2.0軟件作圖，發現樂觀、悲觀與主觀幸福感的文獻漏斗圖均基本對稱（圖1，圖2）。因此，綜合來看，可以認為本研究存在出版偏倚的可能性較小。
4 總結與討論
4.1 主效應討論
從此次元分析結果來看，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的相關均達到了顯著水平，說明兩者之間具有穩定密切的關系，這種關系表現為跨文化、跨群體的一致性。其中樂觀與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有顯著的正相關，與消極情感有顯著負相關，悲觀則正好相反，從宏觀上再次印證了樂觀-悲觀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說明樂觀的個體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有更多積極的心境，體驗到更多積極的情緒體驗。之所以樂觀能產生高度的心理收益，是因為樂觀作為一種重要的積極人格特質，能使個體更多地看到事物好的方面，積極面對現實，能有效地解決問題和應對壓力。正是這些積極力量的作用使樂觀能產生積極的情緒，增加人的心理能量（付志高，劉亞，2012）。在眾多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如何提高主觀幸福感的過程中，樂觀-悲觀傾向是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內部因素。當然，由于影響主觀幸福感的因素錯綜復雜，任何一種因素都不可能解釋全部的變異，以后研究中仍需深入探討包括樂觀-悲觀在內的多種影響因素的綜合作用。
在樂觀-悲觀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的關系中可以看到，首先，樂觀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的關系高于悲觀與幸福感各維度的關系。這說明樂觀與悲觀更傾向于是兩個獨立的維度，同時也一定程度上提示我們，如欲加強個體的主觀幸福感，培養其積極樂觀傾向的作用可能大于消除其悲觀傾向。其次，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的相關并不相同，這也可以從相關研究中得到佐證，如Cha（2003）的研究中發現樂觀對生活滿意度的預測作用高于對積極/消極情感的預測作用。最后，雖然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認知因素（生活滿意度）相關高于與情感體驗（積極/消極情感）因素的相關，但并未達到顯著性水平，這說明樂觀-悲觀傾向對主觀幸福感各維度都有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4.2 文化差異及群體差異的調節效應討論
首先，文化差異的調節效應。元分析結果發現，中、美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不同，在美國被試中得到的相關高于在中國被試中的相關。美國文化更注重個人主義，自我提升，個人目標的自我實現是社會的主旋律，個體一般可以隨意地盡興地表達“希望好事情都發生在我身上”這樣的想法（余欣欣，鄭雪，2011），并且可以因此使個體獲得更多的社會支持（Carver，Scheier，&Segerstrom，2010），因此樂觀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更為密切；而中國屬于集體主義文化，強調個體在群體中的義務和責任，自我抹消是正常的，表達樂觀可能反而難與其他人相處，招致消極的人際間反應（Chang，Asakawa，&Sanna，2001），降低社會支持，因此樂觀與主觀幸福感的關系較弱。
其次，群體差異的調節效應。大學生群體與非大學生群體中得到的樂觀-悲觀傾向與主觀幸福感各維度的相關沒有顯著差異。由于大學生的取樣方便，一直是心理學相關研究中常選取的調查對象，此次元分析中大學生群體也占大多數，這也曾受到研究者的質疑，本次調查說明在研究樂觀一悲觀傾向時選取大學生被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與非大學生群體差異不顯著。
關鍵詞：主觀幸福感；高職大學生；影響因素
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尺度之一，指個人根據自定的標準對其生活質量的總體評估，是反映某一社會中個體生活質量的重要的心理參數。Diener（1994）認為主觀幸福感包括認知和情感兩個維度，由三個部分即生活滿意感、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組成［1］。認知維度以生活滿意度作為指標，指個體按照一定的標準，對生活中各個方面（如家庭、友誼、健康等）的滿意程度進行的整體性評價。情感維度包含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兩個方面，是個體在生活中的情感體驗。積極的情感會增強幸福感，消極的情感則會降低幸福感。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高低，不僅關系到其自身的身心健康，還關系到祖國的未來。普通高校和民辦高校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有較多的報道［2］，而高職院校的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國內鮮有報道。高職大學生主觀幸福感是指學生主觀上對自己已有的生活狀態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狀態的一種肯定和感受，具體結構見表1。本文從積極心理學的角度研究高職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對了解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有的放矢地做好學生的心理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1.研究對象
采用整體分層隨機取樣的方法，從徐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和江蘇建筑職業技術學院抽取在校各年級高職大學生560人為研究對象，其中男生214人（38.2%），女生346人（61.8%），年齡為（20.37±1.48）歲。
2.研究工具
采用自評問卷調查形式。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基本情況、國際大學生心理調查（該量表包括總體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積極情感和消極情感四個分量表，均為單維量表）等。調查者經培訓后，采用統一問卷和指導語，組織學生填寫后統一收回。本次調查共發放560份問卷，在對全部問卷質量進行審核的基礎上剔除無效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472份，有效回收率84.3%。
3.數據整理
全部數據采用Spss10.0進行統計分析。
二、結果與分析
高職大學生主觀幸福感一般情況見表2。由表2可見，高職大學生具有中等偏上程度的總體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以及較低的消極情感。高職大學生主觀幸福感的性別分布見表3。由表3可以看出男生與女生之間的主觀幸福感有顯著差異性，女生總體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積極情感高于男生（P
三、分析與討論
總體上看，高職大學生的主觀幸福感處于中等水平。同時研究表明，女生的主觀幸福感水平要高于男生。這一現象可用男女性別社會角色理論來解釋。這種理論認為，男性在社會中角色很少強調情緒表達。而女性比男性對此更多地有一種接受的態度，并相信自己的極端情緒反應會被社會認可。這些差異引起對幸福感的判斷不同，因此，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多的主觀幸福感。從大學生角度來看，男、女大學生在總體幸福感上不存在極其顯著的差異，但在對情感、行為控制因子上，男、女大學生存在顯著的差異，且男生高于女生。這說明男生對情感、行為的控制能力比女生強。
本研究表明，農村生源及自評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偏低。筆者認為這可能是由于當前城鎮與農村發展不平衡所導致的。家庭經濟條件與信息化程度，由城鎮向農村逐級降低，從而影響到學生的生活滿意度和自我接納。目前，農村與城市在各方面還存在較大差別，農村學生來到大學可能還存在諸多不適應，相對于城鎮生源學生存在較大的自卑感與不自信，不能很快和很好地適應大學生活。高校學生工作管理處可通過獎學金、助學金、勵志獎學金等途徑改善農村學生的主觀幸福感。
總之，高職大學生總體幸福感狀況良好。高職教育主管部門和院校領導針對主觀幸福感水平較低的大學生群體，應根據其特點采取針對性較強的心理輔導與干預，如盡早開展心理健康教育講座，教育其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幫助樹立只要努力學習、深入鉆研、持之以恒，就能取得成功的思想理念。盡早進行職業生涯規劃輔導，進行重引導、少訓責等人性化的政治思想工作，開展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體育和社團活動，進行詩歌演講、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手工操作等比賽，引導學生正確對待自己、他人和社會，正確對待挫折、困難和榮譽，努力培養積極、良好和健康的心態和健全的人格。
參考文獻：
［1］ Diener E，Eunkook M S，Richard E，et al.Subject Well-B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 Psychology Bulletin，1999，125
（2）：276-294.
關鍵詞：大學生；主觀幸福感；人格特征
中圖分類號：G44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34-0065-02
一、研究概述
進年來，心理學對積極的情緒和心理狀態關注的越來越多，如快樂、幸福。隨著心理學的不斷發展，以人本主義為基石的積極心理學開始對人們的潛能、快樂、滿足等心理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有研究表明，主觀幸福感與良好的心理品質如自尊、樂觀等有較強相關，高主觀幸福感的人經常使用積極的方法來應對生活，會有比較多愉快情緒的體驗，不愉快的體驗較少，而這種狀態非常有利于他們心理潛能的發揮。調查同時也證明，高主觀幸福感的個體，工作效率更佳，社會適應力更強。所以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對于幫助人們擁有更加美好充實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義。
大量研究顯示，大學生在高校中出現許多心理問題。納為（Neve）和庫伯（Cooper）兩人曾對對以往148個有關研究的元分，得出結論是高達137個人格因素與幸福感有相關。而在這些因素中被研究的最多的因素即是外向性與神經質。但兩人同時指出，他們的研究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欠缺在非西方文化中的有關研究，因此，對于其他文化中個體幸福感的影響因素仍需要進一步的檢驗。對理解其他非西方文化中影響幸福感的因素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仍然存在不足之處，如中國香港的被試與中國大陸被試仍舊存在一定的文化差異。本次研究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以中國的大學生為被試，進一步探討主觀幸福感與其主觀影響因素之一人格特征之間的關系。
二、研究對象、工具、過程
1.研究對象。以陜西省3所大學大一、大二、大三、大四，4個年級236名在校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除去無效問卷，男學生106人所占比例是53%，女同學94人，所占比例47%，完成全部量表的有200人。
2.研究工具。①“大五”人格問卷。總共分為25道題，五個維度。1、6、11、16、21題為第一維度“適應性”。2、7、12、17、22題為第二維度“社交性”。3、8、13、18、23題為第三維度“開放性”。4、9、14、19、24題為第四維度“利他性”。5、10、15、20、25題為第五維度“道德感”。②主觀幸福感問卷。《主觀幸福感》問卷選用嚴標賓等人針對對迪娜（diener）等人編制的《國際大學調查》修訂版，修訂后的問卷即本研究所用的主觀幸福感問卷。
3.問卷測試過程。測量過程全部施行標準化測量手段，采用集體施測。在對全部問卷質量進行審核的基礎上，除去無效問卷56份，共獲得200份有效問卷，數據結果采用spss進行統計分析。
三、結果
1.人格特征在性別上的差異比較。對從200名大學生那收集到的人格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在主觀幸福感各分量表和人格特征各緯度上的得分均值和標準差列于表1、表2。
由表1可知，性別在人格五大維度上并無顯著差異。
2.主觀幸福感在性別上的差異比較。對收集到的主觀幸福感數據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和單因素方差分析，在主觀幸福感各分量表和人格特征各緯度上的得分均值和標準差列于表2。
由表2可知，性別在生活滿意度方面有顯著差異。女性在生活滿意度方面均值較高，男性均值較低。
3.主觀幸福感與人格特征不同緯度上的相關分析。
由表3可知，適應性與總體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存在正相關，同時與積極情感存，在顯著正相關，與消極情感存在顯著負相關。社交性與總體主觀幸福感存在正相關，與積極情感存在顯著正相關。開放性與總體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存在正相關，同時與消極情感存在負相關。利他性與總體主觀幸福感和積極情感存在顯著正相關，同時與消極情感存在顯著負相關。道德感與總體主觀幸福感存在正相關，與消極情感存在顯著負相關。
四、數據結果分析及原因探討
1.主觀幸福感在性別的差異結果分析。由數據處理的結果看，性別在生活滿意度方面有明顯差異。這與之前的研究結果類似，原因可能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在社會上發揮的作用不同而造成的，因為社會對不同的性別有不同的角色期待，所以導致了這種結果的出現。
2.人格特征與主觀幸福感不同緯度的相關分析。由表中數據得出的結論，適應性與總體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存在正相關，與積極情感存在顯著正相關，與消極情感存在顯著負相關。適應性好的人能夠順應各種生活環境，不管是舒適的還是艱苦的，他都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適應，調整好自己，讓自己的生活節奏與環境相協調，所以這種人總體的主觀幸福感會很強，也比較容易對自己的生活滿意。當一個人的總體幸福感很強，且對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滿意，那么他就會有很多的積極情感，積極的情緒就會很多，相反消極的情緒就會很少。社交性與總體主觀幸福感存在正相關，與積極情感存在顯著正相關。人是一種社會性動物，是要在社會中生存才會感到滿足和幸福，所以社交性好的人，朋友多支持感強，遇到困難總能夠有好的辦法去解決，或與別人溝通，這樣他們的總體主觀幸福感就很容易獲得，所以他們的積極情感就會很多。開放性與總體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存在正相關，與消極情感存在負相關。開放性好的人，容易接受他人，也由于開放性好善于表達和與他人溝通，便于建立起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而且易于接受許多新鮮的事物，所以他們的總體主觀幸福感就容易升高，幸福感升高相對應的對生活的滿意度也就提高，消極的情感就會降低。結論還顯示，道德感與總體主觀幸福感存在正相關，與消極情感存在顯著負相關。道德在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背景下是對人們來說非常重要的，從小我們所受的教育都是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所以大眾也就以這個來作為一個評判標準，會支持擁護那些有道德感的人，反對排斥那些無道德感的人，因此道德感與主觀幸福感具有內部的一致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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