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25 18: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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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花費在以智能手機為例的信息消費產品上的時間和精力究竟有多少是真正滿足主體的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有多少部分是損害了主體的利益而產生了負效應，和人的真正的需要失去了聯系，從而導致了人在信息消費活動中失去了主體性地位而淪為消費客體的奴隸。因此，人的消費和人的再生產和人的發展是辨證相關的，人在什么意義上消費，他就在什么意義上把自身再生產出來。信息消費也是如此：合理的信息消費會再生產出健康和諧及生態發展的個體；不合理的信息消費會再生產出不健康及生活質量低下的個體。智慧城市建設以及信息消費的發展的價值訴求歸根到底是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從而人的發展狀態是規約信息消費的重要因素。
2信息消費的安全風險：高度組織的社會化和個人自由、個人隱私之間的倫理悖論
智慧城市建設中的信息消費全方位拓展人們的工作、生活等領域的同時也帶來一定的風險，那就是高度組織的社會化生活和個人自由、個人隱私的式微。這一風險的倫理維度審思有兩個層面:首先，信息消費中選擇的多樣性和多元化的代價是以個體的私密信息的泄露為代價。和傳統社會相比，現代化社會人們的選擇是多樣的，但這種選擇的多樣性更多是被事先安排和陳設的。“在前工業社會中，談話和記憶是搜集和儲存信息的主要方式；而現在，搜集和儲存信息的手段多種多樣，諸如計算機化的記錄和書面記錄、兼容的數據庫、甚至包括用電和銀行電子銀行服務的日常測量等等，并且信息量隨著時間的流逝會累積。”曼紐爾·卡斯特在《網絡社會——跨文化的視角》一書中詳細闡釋了信息消費過程中個人信息外泄的過程：“例如，如果一個沖浪者讀了網站的一本關于蕭條方面書的評論，接著又在電子新聞版上點擊了一個好萊塢明星自殺的新聞，那么關于其買書和讀新聞的習慣、名字、地址和電話號碼以及其他的一些潛在數據可能會被賣到人壽保險公司（它可能會取消針對此人的保險方針），或賣給醫藥銷售公司（它可能會給此人發送藥品申購單），甚至會賣給一個公墓（提供‘預先計劃’）。用戶訪問的網站次數越多，數據就越詳細，相互關聯的數據就變成了個人特征。”雖然信息消費主體的數據收集是隱秘的，但是信息社會中，這一個人信息泄露的后果幾乎每一個消費者都遭遇過。“在城市中我們或許可以輕易地擺脫家庭和朋友們的過度控制，但我們幾乎不能逃避稅收部門、醫療服務機構或者地方性權力機構的監視。……包括購物偏好、性取向、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忠誠等，這些信息異常私密，絕對不會泄露提供資料者的情況，更不會指明資料代表的具體對象。如此生活境遇，不難想象，如今人們遭受最嚴密的監視，其程度是如此之強以至于雖然他們生活在陌生人中間，但他們的私人生活卻比以往任何一代人的私人生活都要更為人所知。”收集到的各類信息對于現代各類組織的運作至關重要，反過來，我們每個信息消費主體也從中感受到了益處，個性化消費需求、多樣化消費需求都能得到滿足，選擇的自由程度也增加了。但是，個性化需求的滿足是以個體私密信息的讓渡為代價的，而且需求的滿足程度越高也代表著個體信息被收集和掌握的程度越高。其次，信息消費主體不僅面臨著個體隱私的泄露，而且還面臨著因為對信息消費產品和服務的知情權不足喪失選擇權的風險。比如，2010年的國內互聯網絡的“3Q大戰”讓普通的用戶對互聯網絡的信息消費有了一些新的認識：原來網上的即時通訊消費還有泄漏隱私的危險。而且，更為關鍵的是，當用戶已經將QQ作為工作、社交的一個重要平臺的時候，突然要求被選擇繼續消費還是放棄，大部分用戶有選擇嗎？因為放棄的不僅是QQ這個聊天工具，放棄的也許是長期積累下來的、已經習慣了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和社交方式。正如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分析發達工業社會中，技術成為一種統治的意識形態那樣，給人一種“舒適的不自由”,在信息消費應用日益廣泛的今天，消費者在享受信息消費產品和服務帶來的自由和舒適同時，也逐漸失去應有的知情權和選擇權。知情權的失去是因為信息消費的產品和服務認知的信息不對稱，信息多掌握在生產企業和技術專家手中；而選擇權的失去其實是生產企業和廣告宣傳媒體的一種結盟，對消費者的一種誘導和操控。而且，這種信息的不對稱和消費的操控是隱含巨大的風險的，一旦產品消費過程中出現問題，生產企業、科技專家、媒體甚至政府相關的監管部門都會被公眾置于審判臺前接受拷問。長此以往，消費者的信任、生產企業的形象、媒體的公信力，政府監管部門的權威都將逐漸喪失，整個社會將陷入信任危機的境地。
3智慧城市建設中信息消費引發的社會公平風險
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信息消費活動引發的公平風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首先，信息消費空間的拓展可能會增加信息消費弱勢群體的數量。信息消費弱勢群體是從一般意義上的弱勢群體概念中衍生出來，和弱勢群體的大部分特征相吻合，通常包括貧困性、邊緣化、低層次性、脆弱性、被剝奪感強等五個方面。除此之外，信息消費弱勢群體更凸顯因綜合因素引發的信息技術水平低下的特征。因此，除了通常意義的弱勢群體之外，城市居民中因年齡、性別等因素而導致的信息技術能力低下的群體也在智慧城市建設大潮中處于一定的弱勢狀態。因此，從總體上看，智慧城市建設中信息消費弱勢群體的總體數量是增加了的。其次，智慧城市建設中的信息消費的發展有擠壓信息消費弱勢群體生存空間的風險。現代城市中的居民，不僅居住在鋼筋混凝土構筑的“現實”城市中，還同時棲身于數字網絡技術構建的“虛擬”城市中，“物質世界的虛擬化使得城市公共空間也開始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城市及建筑的空間審美觀念已經突破了傳統的實體空間界限，形成了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現實存在與虛擬建構之間的交互聯系共同存在”。生活在實體城市空間中的傳統消費方式對于信息技術能力相對較低的人而言影響不大，但當以智能化、虛擬化、符號化為特征的信息消費領域和規模日益擴張的時候，甚至涉足到基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費領域和政府公共服務信息獲取的時候，掌握一定的信息技術就變得非常必要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春運期間農民工購買火車票問題，2011年6月開始試行的網絡購票確實方便了一部分群體的購票流程，但是網絡購票也無疑增加了另一部分不能或不會網絡購票群體的窗口購票難度。特別是在春運期間對于農民工團體而言，形形的諸如搶票軟件等高科技產品的出現使得他們的購票過程更加困難。再者，信息消費弱勢群體收入水平、信息技術水平上的弱勢有可能演化為對智慧城市建設的心理上的不認同甚至是抵觸情緒。有一種形象的說法將數字化時代的人類分為三種：“數字原住民”、“數字移民”和“數字恐龍”，“數字恐龍”即指稱的是對現代信息技術、高科技產品等因為不具備相關信息素質和技能因而主觀上也有排斥感的群體。在智慧城市如火如荼建設過程中，這部分群體也會在心理上滋生被時代拋棄、被邊緣化以及相應的失落感。“每一個人對于他未知的新文化來說，都表現出‘原始人’的情狀，而數字文化這種全新的文化，使一些人尤其是中年人和老年人對其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即使是這些人中的知識階層，也有被新技術、新社會疏遠的感覺。”綜上所述，對智慧城市建設中信息消費弱勢群體的倫理關懷是制約智慧城市能否和諧構建、信息消費能否持續均衡發展的瓶頸。
4智慧城市建設中信息消費風險規避的路徑和對策
一、現行職稱評審制度存在的問題
現行的職稱評審方式是年確定的。從確立之初至今起到了撥亂反正、促進學術繁榮、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吸引人才、盤活人力資源等積極作用。但職稱評審制度作為一把雙刃劍，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近年來對于職稱評審制度改革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由于受學歷、地域、所有制、行業、崗位、系列等因素的限制，職稱評審制度及標準也不一樣。以目前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為例，專業技術人員的初、中級職稱資格由企業的評審機構來確定，符合有關文件規定的基本上都能通過，職數基本上不受限制，需要達到的條件也不算苛刻，此階段雖有競爭，但不激烈。真正的競爭在副高或相當于副高以上職稱的評定上。后者和前者的區別在于，企業的高級職稱職數主要根據企業的人員規模，按一定的比例來確定聘數，由聘的數量決定評的數量。由于受每年人員變化的影響，每年的聘數大都不一樣，但總量基本上是個定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聘職數正在趨于飽和。另外，高級職稱和初、中級職稱在待遇等方面的差別很大，所以這一階段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
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職稱評審制度作為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它使職稱評審制度及過程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成為一項有章可循、易于操作的日常工作。然而也帶來了一些弊病，據筆者觀察，近年來這些弊病主要表現:
1.在職稱的非學術化傾向。其中包括:（1）州評審范圍過寬、過濫，使得職稱原有的學術化指向逐漸淡化；（2）遠離了它的學術背景，成了個人分享社會資源的一種依據，成為一種年資或閱歷的自然積累；（3）職稱的評定逐步演變成了對一個人的綜合評價或行政性評價。
2.評聘不分，以評代聘。評上了就等于聘上了，從此就端上了鐵飯碗，其結果是不公平的人才競爭環境，人才素質的下降，職稱的貶值等等。
3.對專業技術任職資格實行申報指標和條件的雙向控制。由于受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人事制度限制，評聘不能徹底分開，所以升職稱既控制職數又控制條件或水平，不能實行條件或水平的單向控制。
4.崗位設置或崗位聘用和專業技術職務聘任嚴重脫鉤，崗位設置不科學及比例失調。人事部門一紙同意聘任的文件一經下發，有職稱的人員便和一般的員工區別大了區別僅僅是相應工資、福利待遇。持專業技術資格聘書干崗位工作，崗位人才積壓，崗位又缺人。哪些崗位需要哪些專業職稱，需要哪一級的職稱，這些人員應該占多大比例，很多單位不得而知。甚至有些單位根本沒有制定各類、各級專業技術崗位的職責、權限及聘任條件。
5.重條件輕能力的傾向嚴重。比如，外語、計算機、論文、學歷在一定程度上、一些行業或企業成為所有人員申報職稱的先決條件。尤其是申報副高級以上的職稱更是如此。評審條件缺乏實事求是、分類指導、按崗區別對待的靈活性。由此帶來的是替人寫論文、逼論文、抄論文、替考混證、混文憑、買文憑、造假文憑、竊他人成果等不正之風。
評審的服務范圍過窄。受身份、地域、所有制、學歷、崗位、系列等因素的限制，許多人長期或終生拿不到職稱，只能望“職”興嘆。
現行的職稱評定方式，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由于其與工資、福利待遇掛鉤而且評與聘基本不分離，從而使職稱的評定演變成了一種利益之爭。
二、對策建議
隨著我國加入丁和市場經濟的確立，各行各業對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對人才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更是迫在眉睫。職稱改革作為完善人才評價體系的一個有效措施巫待深化。為此，筆者從推動職稱改革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議：
1.職稱評定應逐步向社會化過渡。作為一種有益的嘗試和探索，其好處在于評定的標準是“獨立”的，而且與原單位無關，摒棄了評審的條塊分割以及職稱與待遇直接掛鉤等因素。獨立相同的標準，給同一領域的科技人才提供了一個“同臺競技”的平臺，也給人才市場提供了一個統一而且權威的參照系。
2.評聘分開。評聘分開是當前職稱改革中一項必須而且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二者的分開，疏遠了職稱與經濟利益的直接聯系，從而減少了學術以外的干擾，有利于保證評審的公正性。對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逐步實行放開申報，改申報指標和條件的雙向控制為條件或水平的單向控制。在聘任上打破鐵飯碗，引入競爭機制，按需設崗，按崗聘任，全員競爭上崗，實行動態化管理。逐步推行人事制度，實現人事關系管理與人員使用相分離。
3.推行執業資格制度。按照統籌規劃、科學論證、急需先建、逐步推開的原則，政府或行業主管部門應抓緊制定執業資格制度及相關法規文件。
推行執業資格制度有利于加強專業技術人才隊伍的建設，同時也淡化了職稱的概念。今后我國應逐步擴大執業資格制度的實施專業范圍，盡快形成比較完整的執業資格體系。
當前，我國社會處于“黃金發展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的相疊加的特殊時期，各種社會問題不斷涌現。正如《公民道德建設綱要》中指出社會的一些領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惡、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有所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時有發生，不講信用、欺騙欺詐成為社會公害，，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從職業道德的角度看，國家公務人員職業道德的缺失導致腐敗滋生，不僅阻礙了整個社會的道德發展，而且影響了國家發展的穩定。公共服務事業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的缺失加劇了社會矛盾的激化，“醫患糾紛”不斷升級，“教育失德”不斷出現，成為的新燃點，加劇了社會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工程質量等諸多問題則一次次拷問“社會的良心”都去哪了。從社會誠信體系的內容看，個人誠信缺失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憑、假證、假發票等等；企業失信則更是比比皆是，惡意違約、制作假賬融資、百年老店使用過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現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瞞下”等等，這些行為不僅敗壞了社會風氣，影響了經濟運行發展，更動搖了國家穩定的根基，甚至損害了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歷史遺留的問題，有法制體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壯大，物質文明急速增長，而精神文明的發展遠遠落后于物質文明的發展，社會道德體系建設并沒有實現與時俱進。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著巨大的反作用，在社會經歷巨大經濟變革的同時，原有的道德規范被打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規范無法在短期內完全達成社會共識，造成了社會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舉并發不如逐一擊破，因而以職業道德建設為突破口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成為不二之選。
2以職業道德建設為突破口
構建社會誠信體系職業道德建設的繼承性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奠定了歷史的基石，而職業道德建設的多樣性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鋪墊了最廣泛的人際基礎，同時其特有的實踐性也為構建社會誠信體系快速實現與時俱進提供了可能性。職業道德建設包含多方面內容，必須抓住要點，以點帶面，推動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
2.1追本溯源———加強職業道德
教育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就是通過培養社會成員的職業道德意識，通過意識影響行動，把內化的職業道德素養外化為良好的職業道德行為。通過教育這一途徑，樹立社會成員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并在具體社會實踐中不斷強化這種正確的理念，把思想轉變成習慣，實現遵守職業道德的自覺性，實現內在自省，外在自律的常態化。而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必須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師資隊伍的建設，要不斷提高教師的勝任力，只有一支具有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才能充分發揮職業道德教育的正效應。
2.2畫龍點睛———營造社會輿論正確導向
職業道德建設需要良好的社會輿論導向，正如英國思想家赫青黎所說“,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之所以這樣做而不那樣做,并非出自對法律的畏懼,而是出自對同伴輿論的畏懼”。社會輿論能為職業道德建設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正確的社會輿論可以起到道德監督員的作用，而錯誤的社會輿論則使得職業道德在社會實踐中出現校正的偏差。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互聯網時代，人際關系的緊密程度超過以往的任何一個時期，而職業道德的建設除了依靠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外，必須接受社會輿論的價值評判，因而打造客觀、公正的社會輿論環境是職業道德建設的必然選擇。
2.3防患未然———加快完善法制體系
作為在我國經濟社會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龐大群體,農民工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既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觀察我國和諧社會建設進程的重要指標。本文以社會關系網絡構建為視角,探討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中存在的問題,并提供對策建議。
一、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中社會關系網絡構建的必要性
據《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2億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大約2億人。報告還顯示,全國農民工中16至30歲的占61%,31至40歲的占23%,41歲以上的占16%,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為28.6歲。據此可知,青年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的大多數。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青年農民工文化程度越來越高,越來越趨向擁有技能,務農經歷越來越少,對鄉土的依戀越來越少。與老一代農民工外出主要是受生計驅使不同,他們外出不再僅僅或者不再主要是基于生計上的考慮,而是帶有更多的追求外面“精彩世界”和“換個方式生活”的價值色彩,在整體上對城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明顯增強。對新一代農民工而言,城市越來越多地具有向往之地和未來故鄉的色彩。他們中很多人開始厭倦了在外漂泊不定的流動生涯,希望在城里定居下來。
青年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應該包括三個層面:(1)經濟層面。青年農民工初來城市,首先得有一份工作(長期或短期),取得維持基本生活的工作收入,擁有自己的住所(獨立的或集體的,或者寄宿在親戚朋友家)。(2)社會層面。進入城市之后,他們便與當地居民產生直接互動,在工作、日常生活、交往等與城市社會各種組織或個體產生聯系,學習和適應城市生活習慣、各種法規制度以及日常交往規則等。(3)心理或文化層面。通過上述兩個層面的融入,青年農民工的社會角色開始轉變,他們開始認同城市居民的價值觀、生活習慣等,從而產生作為一個市民應有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并以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出現。國內學者將此群體特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1)青年農民工群體規模龐大;(2)青年農民工群體具有較大的流動性和就業的非穩定性;(3)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工作環境和條件差,工作強度大,工資低”(4)文化程度低,收入水平低;(5)缺乏話語權與權益維護機制。這些特征說明該群體的弱勢特征和社會支持的必要性。青年農民工在城市融入過程中面臨著許多制約因素,以戶籍管理制度為標志的城鄉二元分割制度是其最大障礙,還有各種社會歧視以及青年農民工自身限制等。作為弱勢群體,青年農民工對于社會支持的需求尤顯迫切,社會支持系統應對他們融入城市提供必要的幫助。
二、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過程中社會關系網絡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社會關系網絡支持
在社會網絡分析理論中,社會關系網絡可以分為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和非正式的關系網絡。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指行政事業部門提供的支持,而這正是青年農民工比較缺乏的。
受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城市和農村有著不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由于長期處于差序格局的傳統社會網絡構架中,農民工在社會交往和社會流動方面都有一定的狹隘性。他們所擁有的社會關系以血緣、地緣、親緣為主要紐帶的傳統社會關系,更注重人情、面子和緣分,具有明顯的狹隘性。進入城市的青年農民工遠離了鄉土的熟人社會,以血緣、親緣關系建立起來的長期的、穩定的社會網絡(雖然這種社會網絡關系可以幫助青年農民工初期比較順利的就業,在城市中穩定下來,但卻不利于青年農民工擴大交往范圍,很難促進青年農民工進一步地融入城市)逐漸被瞬間的、不穩定的工作關系所取代。從社會關系網絡規模來看,青年農民工的社會關系網絡比一般城市居民的關系網絡要狹小得多,青年農民工在社會現實中就易處于底層和弱勢地位,成為城市的弱勢群體。
由于缺乏正式社會關系網絡的支持,青年農民工在社會保障方面缺乏話語權和知情權,很難恰當、完全地接受政府社會保障政策的保護。另一方面,戶籍制度的限制,把排斥在城市社會保障制度之外,使得農民在就業選擇權利、居住權利、子女受教育權利方面都受著種種限制,進而妨礙了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而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對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問題上,排斥和抑制的政策多,鼓勵和支持的政策少。社會體制和社會政策的有形無形的障礙常常使農民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處于不利的境地。
(二)缺乏有效溝通的“橋梁”——社會組織機構
在社會網絡理論中,個人作為一個網絡中的個體,要想有廣泛的交流必須有一個有效的“橋梁”或者說“節點”,信息通過節點的匯聚和有效傳達,才能更快、更好地傳遞到所有網絡中的個體。然而農民長期擁有的是傳統的社會網絡,在這個網絡中農民工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無法有效地向更高層表達意見,缺乏有效表達意見的“橋梁”——社會組織機構。
組織是一個群體維護自身權益的基本保證,對于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的農民工這一邊緣群體而言,其意義顯得尤為重要。組織運用組織型資本可以擴大信任資本在農民工之間的運用,從而擴大農民工的社會網絡,使農民工擁有更多渠道地了解信息和接受信息。通過組織這一外部群體促進農民工更進一步信任城市社會,更進一步理解和接受城市居民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不斷改變自己的思維習慣,更好地適應城市。同時組織的普遍化可以為農民工提供一個在城市提高自身素質的平臺,組織各種技能培訓,從而提高農民工的城市適應能力。例如城市企業中普遍設立的工會組織和一些規范的維權機構,這些都是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有效組織,這些組織可以在農民工維護合法權利、提高社會地位等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通過組織,農民工在城市中便不再是孤立無援的被排斥的社會弱勢群體,而可以通過組織更好地融入城市。
然而,現實中的實際情況是:大批農民涌入城市務工,逐漸脫離了農村的行政體制,不屬于原先的農村政治區域,但是由于現實的原因,他們也無法被城市的行政體制接納,徘徊在一個令人尷尬的真空地帶。
(三)缺乏有效的個人社會關系網絡
農民工由于長期生活在農村,所擁有的個人社會網絡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初級關系,比如親戚、朋友。進入城市以后,農民工的個人社會關系網絡主要是初級群體,即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紐帶,包括親戚、老鄉、朋友、同學等同質性群體。這個關系群體構成了農民工進城求職過程中的依賴群體。在這種群體內部,強關系成了聯系相似者的紐帶,它的維系主要是靠群體內部的互動和互相之間的幫助和支持。但是由于長期處于城市非主流領域,農民工難以得到城市居民的認同和接納,因此,他們的個人社會網絡群體很難擴大。
三、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社會關系網絡的構建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社會網絡的構建在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促進青年農民工更好地適應城市,必須通過政府、組織和個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更為確切地說,政府應該起到一個引導者的作用,在青年農民工城市適應過程中發揮主要作用;而社會組織則應該填補現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真空地段,發揮其靈活的調劑作用和輔助作用;更為重要的是青年農民工個人應該不斷地轉換觀念,提升整體的文化水平及素質,為完全適應城市做好準備。應當建立一個以政府為主導,以用人單位為基礎,以社區為紐帶建立全方位的社會支持系統。
(一)政府社會政策的支持
作為社會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面對當前阻礙農民工城市適應的現實處境,應該盡快推進城鄉二元結構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等,從各個方面為農民工城市適應做好制度上的準備。
當前的戶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農民向城市轉移這一合理的社會流動,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同時也阻礙了城鄉之間的全面交流,不利于社會公平。而戶籍制度以及黏附于該制度的各種政策、法律、規則等又強化了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身份等級色彩,更加大了農民擁有社會資本的局限性。因此,只有改革當前的戶籍制度,消除城鄉區別,才可能為青年農民工適應城市建立起良好的外部環境。
政府應該在改革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將農民進城務工視為正常的社會發展的需要,積極務實地推進促進青年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各項政策和措施,使各項政策落到實處。同時政府應該積極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從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層面上促進城市和農村的進一步融合,更新農民的觀念,促進農村經濟的轉型。只有政府積極為農民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使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更公正的公共型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擁有與城市居民一樣的權利,從而保證農民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不受到來自制度層面的影響。
政府通過公共產品供給生產社會資本的主要措施應包括:(1)提高農民工流動的組織化程度,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有序性;(2)建立農民工的就業培訓制度,通過政府外在層面對農民工個人技能的提高提供社會資本支持;(3)建立覆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養老保險,公共醫療保障加大傾斜力度等;(4)加大農村教育投資力度,為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學提供有保障的制度環境,消除農民工的后顧之憂,同時也可以為將來農民工后代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5)制定相應法律法規,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此外,政府在農民工城市適應這一過程中還應做到:
第一,積極營造公平、客觀的社會環境,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進行城鄉一體化建設,根據城市發展規模的實際情況,設定切實可行的吸納農民工入城的發展戰略,同時應該考慮到農民工進城務工后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包括社會保障,子女受教育權利,就業權利等,為農民工城市化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二,政府應該積極為農民工城市化提供暢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平臺,使農民工可以擺脫初級社會網絡的影響,在獲取信息的渠道上多元化,從而更加信任政府和城市社會,擴大農民的社會網絡關系和社會資本。
(二)社會組織“橋梁”的搭建
作為社會的劑,社會組織應該不斷地更新組織模式和發展規模,把重點放在重視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上面,充分發揮組織的力量,在促進農民工城市適應這一過程中起到為城鄉之間搭橋、聯系城市和農村社會網絡的作用。實現農民工社會關系網絡由內聚式團體網絡向開放式團體網絡的轉變。通過組織的橋梁作用,加強農民工個人和政府的溝通和協調,從而實現擴大農民工社會網絡關系,增強其異質性,為農民工個人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增加起到牽線搭橋的作用。
具體而言,社會組織應該做到的是:
第一,積極構建社區農民工服務中心,發動社區和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的力量,借助社會各界力量為農民工建立良好的表達意見的渠道,同時可以全方面關心農民工生活和心理狀態,為進一步解決好農民工城市化問題提供大量的解決案例。
第二,積極建立中小型企業的工會組織機構,為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持。
第三,大力發展公益法律機構以及心理咨詢機構,利用強大的民間力量,運用專業的法律知識,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這些社會組織和民間志愿機構可以把農民工從狹小的初級社會網絡中逐漸引領出來,逐漸培養他們的社會參與意識,提高他們的社會融入程度。但是要注意的一點就是切忌用官方聲音取代民間意愿。民間志愿組織要突出其自愿性,政府在志愿組織中可起協調作用,但不能讓政府意愿轉移至民間組織,使其失去獨立性,從而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三)農民工個人素質的提升
農民工的首要任務就是盡快融入現有的城市社區,以彌補離開原有農村社區帶來的社會資源的損失。農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是租住私房或者單位集體宿舍,而且租住的私房主要集中在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這些社區居住著來自各地的各種身份的人員,既有本地的農民,也有從各地聚集而來的農民工。由于不同身份和經歷的人對社區的認同感不盡相同,特別是外來的農民工,背井離鄉的生活使他們很難找到歸屬感。雖然通過血緣、地緣和親緣關系能夠在所在城市結成新的社會關系網絡,但是,離開原有的農村社區對于農民工而言本身就意味著社會資本的損失和關系網絡的淡化。真正融入城市社區才能夠建立新的更有價值的社會關系網絡,為進一步順利完成市民化過程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
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要參與群體,農民工在遠離農村社區,進入城市后,首先要在思想、行為等方面不斷改變自己已形成的觀念,從老鄉、親戚等原有的交往群體中走出來,逐漸學會同不同社會層次的群體打交道。這主要包括擴大人際關系網絡,建立普遍信任的社會網絡關系,從而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
其次,農民工進入城市后,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識,學會運用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農民工應該不斷加強學習,在努力工作的同時,積極利用業余時間關注所在城市的社區建設和城市建設,同時積極參與到社區建設和城市建設中去。只有這樣,在自身素養獲得提高的同時,也才能真正體會到成為城市主人翁的感覺。對一個城市有了歸屬感,才可能更加努力地在城市工作,獲得城市的認可。此外,農民工還應該學會利用政府和社會組織提供的平臺,利用業余時間積極學習法律法規,不斷提高個人素質和能力。
再次,農民工要不斷提高個人職業素養和個人職業技能,為更好地融入城市、適應城市的發展做好準備,并在工作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以獲得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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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任何行業從業人員，職業道德都是其要遵循的最基本的規范。然而，無論是我國對會計人員的教育中，還是會計人員工作的企業環境中，會計職業道德誠信建設都沒有得到重視和關注，甚至完全忽視了這一重要內容。目前我國對會計從業人員的教育，關注強調的是會計專業知識的掌握程度，操作技能的學習，對數據的掌握和處理的能力。在具體的工作中，會計人員要處理企業的賬目問題，為企業利益服務是其工作宗旨，以確保自身利益為目的，遵照企業需求，處理會計問題，完全忽視會計人員應遵守的職業道德和誠信，根本原因是會計信用的缺失和職業道德素養的短缺。
二、會計職業道德誠信建設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推動會計行業風氣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會計職業的道德誠信指的是，在相關的法律法規對會計從業人員行為的約束之外，會計從業人員本身能夠做到的自我約束行為，不斷提高自身職業素養的一種道德規范。法律法規規定的是會計從業人員日常工作中“必須做”的工作，而會計職業道德誠信是從從業者自身出發，通過其所受過的教育，社會風氣和習俗，以及會計從業者本身所擁有的榮辱觀等方面來約束自己，理解從業過程中“應該做”的工作。會計從業人員本身職業道德誠信的提升，可以讓會計從業人員在法律規范的基礎上，正確執行其工作權利及義務。在會計職業生涯中始終保持高尚的道德素養和誠信原則，與行業中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保持距離，始終持有誠信的工作態度，杜絕徇情枉法和的行為，結合相關法律法規，共同推進會計行業職業道德的提高，誠信建設的發展，糾正行業的歪風邪氣。
（二）有助于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趨勢
我國經濟發展內容，包括政府、企業和人民，三者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會計信息已引起了政府、企業和人民的高度重視。從政府的角度來講，所涉及到的內容有國家稅收，國家經濟策略，國家經濟的發展，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等方面；從企業的角度來講，涉及到的內容有企業本身的決策和發展；從人民的角度來講，涉及到的內容有人民的投資和借貸等。從而，提高會計職業道德誠信建設，不僅可以提高會計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誠信素養，提升會計信息質量，還可以保證會計信息利用者得到準確的會計信息，進而做出科學準確的選擇，保障我國社會經濟的穩定健康的發展。
三、加強會計職業道德和誠信建設的策略
（一）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增強監管力度
我國現有的會計行業法律法規并不完善，給一些道德誠信薄弱的會計從業人員提供了機會，讓其有機可乘，降低了其觸犯道德誠信的成本。若要徹底杜絕這類事情的發生，就要將健全行業制度和完善法律法規結合起來為出發點，細化相關的準則和規范。這樣不僅為會計職業道德誠信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據，還可以推進會計職業道德誠信體系的建設。在相關法規和規范細化的同時，也需增強監管執行力度，對違反道德誠信的行為，加大處罰力度，提高觸犯道德誠信的利益成本。此外，有關部門在監管工作進行過程中，必須轉變傳統的監管方法，在加大大眾輿論監督的同時，還需加強內部監察，如相關的部門審計、稅務監察等，將這些相關的部門協同起來，共同監管監察，提高監管力度及監管效率，發揮監管部門的作用，有利于糾正社會風氣和行業風氣。
（二）加強會計職業道德誠信建設
誠信不僅是中華名族傳統美德，也是整個社會的靈魂，處于會計職業道德的核心位置。在會計從業人員的具體工作中，不管是對原始資料的登記，還是報表的編制等工作，會計從業人員所反映的數據都必須是屬實的，如實的反映真實的數據是其基本職業道德，客觀公正的進行工作，切不可弄虛作假。會計職業道德誠信建設，需要社會、國家、個人三個方面的協同來實現，需遵循的基本原則“誠信為本，操守為重，講求原則，不做假賬”，創建誠信社會，為會計活動提供一個良好的工作氛圍，會計從業人員也要不斷提高自身的道德誠信。
四、結束語
［關鍵詞］智慧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問題分析
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建設也開始向生態化、智慧化的方向發展。在世界各地建設智慧城市的數量越來越多，智慧城市不僅能夠給人們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同時也能提高經濟的發展，也能更好的改善目前城市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問題。所以，我國建設智慧生態城市更加注重的是環保問題，并以此建立新時代的智慧生態城市。
1建立智慧生態城市的準則
智慧生態城市是集智慧城市、生態城市、綠色城市、數字城市、園林城市等特點為一體，從而達到一種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社會狀態。所以智慧生態城市的建立要有一定的準則。
1．1符合公共利益
建立智慧城市就需要滿足公共利益，關于個體的需求、人與人之間需求、個體與外部之間的聯系等都進行相互的協調，這樣才能更好的改善城市環境。公共利益主要是指通過協調資源，來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體現最大限度的公共利益，同時也要實現人和城市之間的和諧，達到人文、科技產業和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
1．2提高自律
想要保護城市的生態問題，主要還是靠行為的自覺性。在建設智慧生態城市中，要發揮自覺維護的優勢，對行為的發展和城市的發展方式進行有效控制，對城市的人口、居民的生活狀況等進行合理控制，這樣才能實現智慧城市的自律性，從而實現智慧生態城市的建設。我們可以通過道德思想對個體行為進行規范，提高人們的自律性，從而實現城市和人的和諧共處。
1．3符合智慧生態
智慧生態城市就是要體現智慧和生態的建設，通過生態思想和智慧理論，實現關于人們的地理、人文、氣候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對生態城市進行合理布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存在。智慧生態城市體現在城市的持續發展方面，為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提供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城市服務的效率和優勢的最大化。
2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分析
2．1智慧生態城市建設的理論分析
在2012年的時候，我國建立了首批智慧城市試點，根據這些試點的城市建設情況，可以看出智慧生態城市的建設依然存在著很多問題。建立智慧城市需要實現全方面的智能化管理，比如:城市服務、環保、交通、工商業活動、公共安全等方面實現智能反應。只有這樣，智慧城市的建立才能更好的存進經濟的發展，從而改善城市中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破壞等情況。建立智慧城市同時也需要合理的配置城市的資源，保證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這樣才能實現城市發展模式的改進。目前我國已經有將近200多個城市開始進行“生態城市”的建設，主要面對的問題還是傳統城市存在的問題，各種污染現象和交通資源等問題的破壞。建立智慧生態城市就是要實現信息化，將農業的發展、工業化技術、信息技術有效的結合，充分發揮信息技術的優勢，從而解決城市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隨著人們對生活環境的要求不斷提高，以及人們對健康問題的重視等，建立智慧生態城市已經成為必然，同時結合現代信息化技術，從而提高城市的智能作用。利用現代科技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改變城市的功能和發展面貌，提高城市的便捷性、高效性、宜居性等。
2．2智慧產業建立分析
實現智慧生態城市的建設，提高智慧產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根據生態理念和信息技術相結合，發展創新性的產業模式，減少工業化發展制造的環境污染。可以通過智慧產業鏈的建設，融合生態產業發展的理念，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比如:根據電子商務平臺，建立城鄉經濟產業發展模式;加強清潔技術的研發，減少工業污染;發展高新技術型的產業，實現高的附加值等。
2．3實現以人為本的城市建設理念
城市是人們生活的家園，建設智慧生態城市當然也要以人為本。首先在建設生態城市時，要充分融入社會、文化、歷史等因素，整體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設。其次就是合理規劃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實現經濟、文化、社會、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再則，就是加強資源的利用和控制，減少各種資源的浪費，發展循環經濟，從而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以人為本、綠色環保的城市建設，提高城市的生態文明。
3積極應對政策
為了保證城市規劃建設向生態化、智慧化的方向快速發展，要積極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對環境建設不斷進行機制探究，通過多種渠道，積極進行生態環境建設的改善，為了使其更加規范，必須要建立完善的制度體系，還要大力加強城市環境管理工作，加快構建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智慧生態發展模式。同時吸引各種各樣的資本，使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工作得到大量的支持。
4結語
總的來說，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智慧生態城市，也將開辟我國未來幾年的發展現象，現在為了做好智慧生態城市建設工作，就要強化智慧生態型城市發展的重要性，且要進行深入分析，并對其提出相應的建議。只有這樣，才能為更好推動我國智慧生態型城市的發展打下良好基礎．
作者:屈振輝 單位:鄒城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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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12）12-0003-04
在自我調節的學習中，學生依靠自己的觀念控制自己的學習活動，因此傳統上把自我調節的學習主要視作學習者心理內部的活動，然而，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看，在自我調節的學習中，學生不僅僅是自我調節、自我反思的，而且自我調節的過程、策略、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等都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不深入研究制約自我調節能力的社會因素，就無法深刻理解自我調節學習的實質與規律。基于此，本文將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視角來考察自我調節學習的性質、發展階段與具體策略。
一、自我調節學習的內在規定性
自我調節的學習常常又稱為自主學習，通常認為是學生心理的內部活動，是由學習者個人所決定的。然而，社會認知理論對自我調節的學習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社會認知理論的奠基者班杜拉（Bandura）認為，人的行為是環境、個體特征、行為自身相互影響的結果，這三者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任何一個單一因素都不足以決定人的行為。個人的行為既受個體遺傳因素、心理特征（特別是認知活動）的制約，也受到環境（包括物理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個體也會根據行為所產生的后果來調整后續的行為。這就是社會認知理論的三維交互作用的觀點。
社會認知理論對自我調節的學習做出了獨具特色的解釋，指出自我調節的學習作為一種重要的能力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學習者個體在與社會的交互作用中逐漸形成的。自我調節的學習離不開學生的認識，但認知活動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它必然會受到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制約。那么，究竟什么樣的學習可以說是學生自我調節的？齊莫曼（Zimmerman）認為，當學生在動機、行為和元認知等方面都能夠積極參與、且有明確的自我意識時，他們就能夠自我調節自己的學習了。進一步地說，如果學生能夠自己激發學習動機，能夠對自己的學習行為主動地作出自我觀察、判斷與反應，能夠依據對學習情況的判斷靈活地運用或調整元認知策略，那么，這樣的學習就是自我調節的學習[1]。他強調指出學習中的自我調節既包含學習者內部的心理活動，也會受到社會因素的制約。在不同的問題維度上，自我調節受外部社會因素影響的程度不同，自我調節的屬性與過程也不一樣。
二、自我調節學習的不同水平與影響因素
社會認知理論著重關注社會因素對個體認識活動的影響。依據社會認知理論，自我調節的學習是個體在與社會的互動中由低級到高級逐步發展起來的。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如表1所示的四個階段：
由上表可知，自我調節學習的發展過程始于觀察。學生要有效地進行學習，需要觀察榜樣的學習行為，感知榜樣的學習規則與策略，但還沒有把這些規則與特征內化，還沒有真正掌握榜樣所示范的學習方法。在模仿階段，學生把知覺到的學習策略與技能付諸實施，應用于自己的學習活動。在模仿階段，學生對學習技能或策略還沒有完全內化，使用時還需要外部的支持。無論是觀察還是模仿，學生的學習都深受社會因素的制約，例如，在學生練習所感知到的學習策略時，如果榜樣能夠及時提供講解、指導以及反饋的話，會大大提高學生模仿行為的精確性。
自我調節能力發展的第三級水平是自我控制。在這一階段，學生已經能夠獨立地運用策略或技能去完成學習任務。這得益于學生已經內化了榜樣所示范的學習技能或策略，意味著學生開始能利用自己內部的力量來調節學習了。最后，在自我調節能力發展的最高水平即自主水平上，學生已經完全內化、掌握了榜樣所示范的學習策略或技能，并且能夠依據不斷變化的個人狀況與學習環境而靈活調整學習的策略或方法，自主地、隨意地調節自己的學習活動了。綜觀自我調節能力的發展過程，前兩級水平主要受社會因素的影響，而后兩級水平則主要由學生內部的心理活動控制，主要依靠學生自身的力量來調節學習了。
社會認知理論對影響自我調節學習的因素也提出了獨特的見解。根據該理論，影響自我調節學習的因素包括內部因素、行為因素、環境因素在內的眾多因素。就內部因素而言，主要包括自我效能感、學習策略、設置目標的策略、情感、歸因等，其中自我效能感與學習策略是影響自我調節能力的關鍵因素。行為因素主要包括對學習活動的自我觀察、自我判斷、自我反應，行為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影響自我調節的學習的質量。環境因素包括榜樣示范、他人的幫助等社會性因素以及學習發生的物理環境，這些因素為自我調節的學習提供了物質的或社會性的支持。依據班杜拉的觀點，這三種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了學生學習中自我調節的發生及其成效。
三、社會認知理論下自我調節的學習策略
學生要對學習進行有效的自我調節，就必須采用科學合理的策略。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看，對于自我調節的策略，也應該關注其社會屬性。自我調節的學習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設置目標。設立學習目標是自我調節學習的首要工作，學生要對自己的學習進行自我調節，就必須具有引導、調整學習行為的參照點，否則無法比較自己當前的學習行為與預設狀態的差異。為了確定自我調節學習目標的個體屬性與社會屬性，賓特里奇（Pintrich）從四個維度剖析了自我調節學習的目標特點，如表2所示：
由上表可知，在自我調節的學習中，學生如果設立的是表現性目標，那么，目標就主要受環境因素的影響，即這種目標是社會性的而非內源性的。在這種目標控制下，學生主要在考察他人學習狀況的基礎上調整自己的學習動機與策略，以達到超越同伴的目標。所以，社會維度是表現性目標的主要特征，在這種情況下，自我調節的過程與策略和掌握性目標的調節過程存在很大的區別。
目標由學生自主設立，還是由他人指定或分配，對自我調節的進程也會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研究表明，當學生自己設立學習目標而不是被動接受他人指定的目標時，他們對實現學習目標的承諾的感受更強烈，而且對自己的能力更自信。因此，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看，教師應鼓勵學生自己設立適切的目標，從而增強他們的責任心與自信心，而不能越俎代庖，影響學生對學習活動自我調節的效果。
觀察與模仿。社會認知理論認為，觀察是一種重要的學習途徑。如前所述，自我調節能力的發展就是個體把他人的學習技能內化為自己能力的過程，這一過程要先后經歷觀察、模仿、自我控制、自我調節四個階段[3]。個體的自我調節能力起源于對榜樣的觀察和模仿，經過練習內化為自己的學習策略，從而實現對自己學習過程的調控。個體不僅可以觀察他人的學習狀況，也可以以自身的學習為觀察對象，對自我榜樣的認知與反思同樣有助于發展自我調節能力。不論是觀察、模仿他人的學習，還是自我榜樣，都是發展自我調節能力的有效路徑。
社會性比較。當評價一個人的能力時，社會性比較可以提供必要的規范與標準。為了說明社會性比較所提供的標準的重要性，申克（Schunk）進行了這樣一個實驗：在數學課的教學中，被試組在每一節課都會被告知教學目標，并且會被告知其他同學解決了多少數學問題。這是一種社會性比較，讓被試意識到教學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對照組則每一節課都沒有被告知學習目標，教師只是簡單地鼓勵他們好好學。結果顯示，被試組的學習結果遠遠勝過對照組[4]。通過與他人的比較而獲得行為的規范與標準，可以提升學生的自我效能感，促進其問題解決的進程，從而提高他們的數學成績。社會性比較可以幫助學生設置有針對性的目標，并依據目標與標準不斷自我調節學習的過程。
歸因。歸因是一個人對自己的成功或失敗所作出的因果解釋。韋納（Weiner）歸納了學生對學習成敗歸因的四種類型，如表3所示：
當然，學生在對自己的學業成敗進行歸因時，這四項因素往往是結合在一起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例如，如果學生把自己的學習成功歸結為能力強，把學習失敗歸結為努力不夠，那么，這樣的歸因就有利于自我調節能力的發展；如果把學習成功歸結為運氣好，把學習失敗歸結為自己能力差，就會對自我調節能力的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如果學生把學習失敗歸因于自己的能力不足，這是一種內部的穩定因素，學生會覺得難以改變，就會產生焦慮情緒，自尊心降低；如果學生把學習失敗歸因于可以彌補或糾正的原因，不論是內部的因素還是外部的因素，都有利于激發學生自我調節的行動。必須注意，從社會認知理論的角度看，外部提供的歸因反饋對學生自我調節能力的運用也具有明顯的影響。申克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如果被試被告知其學習結果是由他的能力導致的，那么他解答的問題會更多；即使是被告知了其它的歸因，能夠接受到反饋信息總比沒有接到任何反饋要好。如果他人告訴學生其取得的進步是自身努力的結果，那么，學生的學習會更加努力，對后續學習的效能感也會進一步增強[5]。
出聲言語。自我出聲言語策略也是促進學生自我調節學習的有效方法。在一項研究中，第一組學生在本文轉自dylw.net解決問題時一直大聲地說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二組學生在學習的前半段大聲描述解決問題的方法與過程，后半段則不再言語，第三組學生則一直不對自己的學習方法與過程進行語言描述。結果表明，第一組學生的學習效果最好。讓學生大聲說出自己的學習方法與過程，一方面是為了提高他們對學習的自我意識，增強自我效能感，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使教師能夠診察學生學習中存在的問題，實施有針對性的幫助。
自我指導。自我指導可以引導學生設置既具有挑戰性、又能夠實現的目標，還能夠督促學生把更多的時間用于學習。研究表明，與沒有指導的狀況相比，不論是自我指導，還是他人的指導，都能夠加強學生的自我效能感，改善他們的學習結果。外部指導并不局限于課堂教學，誰是指導者也不是影響學生自我調節能力的關鍵因素，指導的方法與過程更重要，有條理的、詳細而又有重點的指導能夠幫助學生診察其學習過程，并提高他們對后續學習的效能感。
外部獎勵。合適的獎勵無疑有益于學生自我調節的學習。為了提高學生的期待，在學習初始階段，最好不要告知學生獎勵什么。不能無原則地給予獎勵。獎勵可以與學生的學習目標結合在一起。研究表明，當學生實現所設立的目標時對他們給予獎勵，能夠最大限度地促使他們調控自己的學習進程與策略。
反饋與評價。班杜拉指出，人們的行為主要是經由自我評價來調節的。自我評價一方面為個體的行為提供導向，另一方面，自我評價還是行為的動力源，積極的自我評價比物質獎勵更能促進學習。在自我調節的學習中，自我評價究竟能夠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還需要結合學習目標來考察。如果學生關注學習的過程，而且能夠不斷地得到反饋，那么，自我評價就能夠較好地促使學生調整學習策略。如果學生僅僅關注學習的結果，而且所設立的目標寬泛、模糊，自我評價就難以發揮調節學習的作用。
要對學習過程進行連續的評價與反饋并不容易。為了促進學生的自我評價，教師可以采取這些措施：在每次學習開始前，督促學生設立具體的行為目標，在學習過程中讓他們經常比照；教師也可以提供一些具體的標準，便于學生評判自己的表現；在適當的情況下，教師引導學生先對自己的學習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當學生自己的評價與教師的評價比較一致時，對學生給予表揚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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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空間設計 手繪課程 定位
中圖分類號：J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4）36-0247-01
從建筑設計誕生的時刻起，徒手繪制圖紙便成為了所有空間設計相關專業重要的（甚或曾經是唯一的）表現手段，它以表達設計意圖為根本目的，通過傳統繪圖媒介，如紙、水彩、水粉等工具，繪制逼真的效果圖，以期趨近于真實的表現設計師的設計構想，具體包括了空間場景中的色調，相關構成元素的材料與質地，科學的空間透視關系，以及符合真實世界的尺度比例關系等等，最終，滿足空間功能使用者對完整空間設計的視覺觀看。
隨著時代的發展，多媒體與影視動畫技術成為了當今時代空間設計表達的新興工具與媒介，如本世紀初，計算機硬件與軟件設備的不斷更新，計算機空間設計表現進入了井噴式的階段，硬件日新月異的升級，3dmax，Photoshop vray，SU，liumion等制圖軟件的逐次換代，致使更加真實、快速與易于修改的計算機制圖在空間表現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并有取代手繪制圖的趨勢。面對著如此現狀，手繪在專業體系中應處于何種位置成為了亟需考慮與解決的問題。現階段的手繪課程較多的停留在傳統審美范疇，仍以如畫性表達為其根本目的，無論是室內還是室外、景觀“表達出一幅美的場景”都是難以改變的宗旨，雖有快速表現或是新興材料與技法的引入，表達如畫性方向從沒有改變，正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興起的環境美學所對如畫性提出的質疑，二維畫面的如畫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對三維空間本質屬性的整體理解與認識，過度的色、形、質的表達掩蓋了對空間與功能獲得真實與更為貼切的感受與體驗，從而使空間設計過程陷入惡性循環。
此外，手繪是設計師進行靈感表達與設計思考時的方案推敲工具，體現了設計師個人的思想軌跡與設計能力，手繪亦是設計師與甲方、同行、助手和制圖人員之間溝通的工具，這些功能都反映了手繪與人的精神領域活動的緊密關系，可以說，手繪乃是思想與靈感的外化與物化。針對這一點，現階段存在的問題是急功近利的想法成為了主導手繪學習的重要障礙，在以研究生考試或“簡化型”設計（泛指不以使用功能的特殊性、個性研究為目的的設計類型，此種設計多為一案多用式或借鑒式）表現為功利性目的的驅使下，為了立竿見影的得到效果，一種快餐式的“手繪模式”已經在廣大空間設計類學生中產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并形成了經濟化的商業運作鏈條，從繪制形式、用筆工具、線條造型、透視技法、構圖位置等全方位的以訂制和模式化的手段灌輸給了近6、7屆的學生，此種大面積、廣泛的教育模式的擴張，雖能在較短時間內顯現出效果，但從長遠來看仍然孕育著惡性循環的結果，放眼看去，成千上萬的學生繪制著同樣的樹形、人物、配景，同樣的筆觸，同樣的著色體系，同樣的空間形態與構成元素……不僅抹殺了個體的創造性力，長時間的積累之后，勢必使學生無意識的接收了錯誤的、非藝術的學習、思維模式，這對于中國設計行業整體的創新和轉化能力將是一場滅頂之災。對快餐式手繪教育另一個重要的“推動”因素是此種負面力量已經滲透進了空間設計教育體系，某些教師甚或是已經成為了此種模式的犧牲品，在其從業歷程中，所有工作以能夠快速見效為重心，日常生活中不注重個人審美能力與藝術修養水平及繪畫表現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快餐式的世界觀決定了其生活、工作過程、目的的方方面面，因此，勢必在講授手繪表現課程中選擇了“快速見效”的表現方式，無形中本應該成為高質量、精英化的教育的重地，反倒成為了推動快餐文化的另一股重要力量。
總的來說，快餐式的手繪模式是本文所反對的，此模式已是當下空間設計領域手繪課程存在的重要問題與阻礙力量，已經對設計團隊整體的創新能力與創造性思維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因為，快餐式的便利性使集體的創意能力產生了懈怠，整體空間設計教育行業不僅應給予高度重視，更應該因勢利導，以身作則，對現狀進行及時與適度的調適和扭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