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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金融論文8篇

時間:2022-02-16 14: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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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金融論文

篇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外資的大量流入使得外商投資的技術投入通過多種渠道溢出到我國經濟中,成為我國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

資本作為國際要素流動的重要方式,將對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產生長遠影響。從中國經濟的實現背景來看,經濟開放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日益增強,外商投資作用舉足輕重,而技術進步也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廣義而言,技術進步既可以依賴于自身研究、開發,也可以借助于對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創新。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外資在東道國的經濟促進力。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技術外溢金融業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和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興起和發展,帶動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資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助推器。

隨著我國銀行業全面開放時代的到來,跨國銀行的進入和發展這一趨勢將會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得到不斷的強化。面對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僅違背了市場競爭規律,同時也必將為國際社會所詬病,加劇國際摩擦。為實現既減少摩擦,充分發揮跨國銀行進入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又保護本國銀行業這一看似矛盾的目標,政策組合和互補已成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國銀行進入我國的原因和影響因素,才能對癥下藥,尋得良方。

二、FDI對我國企業技術進步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技術進步

國內外的理論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促進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潛在經濟發展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先驅,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長的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后來的經濟增長理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從哈羅德、索洛的外生技術進步、熊彼特與庫茲涅茲的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到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內生技術進步,這些增長理論都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FDI影響技術進步的渠道分析

我們知道,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渠道:作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通過“外溢效應”影響技術效率,間接影響經濟增長。在這里,對于分析FDI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渠道,我們可以分為通過直接效應影響技術進步、“外溢效應”影響技術進步以及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而間接影響技術進步這三個渠道。若FDI僅僅是“投資”或者僅僅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本質上說,它與國內資本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隨著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們不再認為技術水平和技術進步速度是外生的,在這個新的增長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投資”,其影響也不再局限于“資本積累”,它還通過該過程影響我國的技術效率。

三、FDI進入我國金融業的背景與現狀分析

FDI作為私人投資的一部分,會直接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但是根據資本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這種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國最終會向該經濟體的長期穩態收斂,FDI對我國產出增長不會有持久影響。

(一)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對銀行業的影響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動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的一個過程,其內容包括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頻繁流動、金融機構的跨國經營、金融市場的全球聯動等,其主要表現有貨幣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廣泛擴展,不斷改變著全球銀行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從而對全球銀行業的經營發展產生強烈影響。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業大規模跨國并購浪潮,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了爭奪市場,各國跨國銀行都希望通過擴大規模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競爭能力。單個銀行的規模效益畢竟是有極限的,“超級寡頭”之間的跨國并購成為了擴大銀行規模的一條捷徑。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創新速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信息產業等高科技產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創新。新興市場的迅速崛起,也為銀行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所以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動達到了空前規模。

2.經濟開放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就已經依次開放東部沿海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和先驅。

⑴從一般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經濟越開放,就有更多的外國投資者進入投資。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更能受到投資者得青睞,因為它能給投資者帶去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個開放的經濟往往也是一個更加有效率的經濟,快速的生產,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費給外商帶來極大利益,投資企業選擇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才更有利可圖。這樣,一個國家越開放的地區接受的外資以及由此產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經濟開放的中東部地區,人民的思想和觀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學習新鮮事物,包括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文化理念等等,并學以致用,用于自主創業以及創新之上,他們這無疑是一個新技術的良好孵化地。

⑷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地區,人們的消費觀念頗具全球化,更熱衷于購買外商企業的產品。

⑸經濟開放的地區政策比較明朗,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商政關聯比較緊密的國家,選擇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能夠讓外資企業更好的經營,安心透明的經營。

(二)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經營現狀分析

1.外資銀行重點發展高技術產品

諸如開展高技術含量的網上銀行、現金管理、銀團貸款、項目融資、貿易融資等產品,這樣既可以規避物理網點較少的劣勢,又可發揮自身的優勢。外資銀行的長處不僅體現在能夠提供豐富多樣的金融產品,而且具有強大的為客戶量身定制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也即發揮核心產品的優勢為不同客戶提供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最終產品,這是贏得客戶、擴大市場份額的關鍵所在。

2.從競爭到強調合作

在大舉擴張的上世紀90年代,無論是在經營指導思想還是實際市場運作上,外資銀行都強調同國內銀行進行市場競爭。然而,入世至今,外資銀行同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首的中資銀行進行市場競爭時,在營業網點、客戶資源和人文環境方面均存在劣勢,因此現階段外資銀行的經營策略主要是強調同中資銀行合作,以彌補其自身的劣勢。

雖然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時間不短,但是他們對于本地客戶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資銀行卻擁有多年的客戶交往關系和完備的客戶信息。中國企業在與中資銀行的長期合作中,已經建立起了長期穩定的銀企關系。同中資銀行合作,外資銀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資銀行的客戶信息,另一方面可以發揮自身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優勢為客戶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

3.充分發揮技術優勢

外資銀行的進入引入了新的技術和專業技能,從而增加了當地客戶可獲得的金融產品數量,因此外資銀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進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外資銀行擁有強大的資本實力和優良的資產,還擁有發達的全球分支和客戶網絡,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內部風險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產品等。中間業務需要先進的網絡硬件和軟件系統作為技術保障,在技術支撐方面和全球覆蓋面程度上,中資銀行明顯落后于外資銀行。在經營外匯業務方面,外資銀行具備靈活的風險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務程序和較為寬松的擔保條件。進入中國市場后,外資銀行除了開展傳統的優質服務外,還會大力推廣和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服務。

(三)外資銀行對中資銀行的影響分析

1.對中資銀行客戶營銷模式的影響

盡管中資銀行不斷強化“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并不斷改進客戶營銷及服務水平,但與外資銀行仍存在較大差距。從目前來看,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對“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的貫徹程度不夠。

外資銀行成熟有效的市場細分和客戶定位機制與中資銀行粗放的客戶分類方式形成對比。無論是在進入中國市場前還是在中國市場的經營過程中,外資銀行均十分重視通過市場調查來了解客戶需求,結合自身的經營特點鎖定相應的目標客戶,對特點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戶往往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方案,對于不屬于其目標客戶的群體則設置相應的服務門檻。中資銀行在長期經營過程中雖然已經擁有了龐大的客戶基礎,也開始著手搜集客戶數據,但還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戶細分和定位機制,導致對客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遠沒有到位。

目前中資銀行客戶經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戶經理培育階段,致力于提高客戶經理素質、改善與客戶的溝通及加強對產品的熟悉程度等問題,而外資銀行已經形成了客戶經理培育的有效機制和運作體系,轉而強調為客戶經理提供強有力支撐的內部支持系統。

2.有助于進一步強化國內商業銀行的經營約束機制

對國內企業來說,的確有些事情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對有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大家也許都習以為常了。但作為一個外來者,他們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戰略投資者能夠促使我們加強管理,加快改進不足之處。他舉例講,建行的許多機構和網點,是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購置的,當時并不要求有完備的產權手續。但是,要股改,首先產權就必須明晰,就要求必須完全按法律制度辦事,必須有明確的產權,并且經過中介機構的確認。特別是在外資戰略投資者詳盡嚴格的盡職調查面前,有任何問題都會暴露出來,迫使你必須盡快完善手續,改進管理,此外別無選擇。這樣對我們工作的標準提高了很多,對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這正好促使我們朝國際水準的商業銀行方向去努力。

3.國際性金融風險

銀行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就意味著金融資本項目的開放,那么中國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應付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固若金湯的防御體系就要被動搖,金融發展中不穩定的因素就會增加。二十多年來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國沒有融入全球經濟,我們的腳基本上還是踩在地上,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戰略投資者的引入,促使中國的銀行徹底要融入到全球經濟中,中國的銀行業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包括國際性的金融危機的更強烈的影響,如果中國商業銀行不能及時地提高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在未來一定時間,很可能會觸到金融危機的“地雷”。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南美金融危機,主要原因是本國政府缺少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外國金融投資者也擔當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四、提升外資銀行對華技術溢出的政策建議

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技術溢出效應日益受到各國的重視。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外資也加快了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步伐。本章以對外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實證和政策分析為基礎,提出新時期促進外資銀行技術溢出的政策選擇。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業勞動力的素質,增強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

FDI在我國技術溢出的渠道有多種,但無論通過哪種渠道,人力資本的積累都能間接地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影響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強弱。人力資本以勞動者為載體,體現了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是科技進步的重要源泉。一般來講,勞動力素質越高,其學習和模仿能力越強。一部分接受過跨國公司培訓的員工后來為當地企業雇用或者自辦企業時,素質較高的勞動力更有可能把由此獲得的技術、營銷、管理知識擴散出去,成為推動當地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根據新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的外溢性,非競爭產生正的外部效應,人力資本的積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進本國的科技進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吸收貿易溢出的國外先進技術的能力,從而更有效地分享發達國家的R&D成果,間接地提升了本國的全要素生長率。忽略人力資本會高估進口貿易溢出的R&D資本存量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鼓勵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增加企業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投入。這是我國R&D活動結構能否得到改善的關鍵。政府應增加對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領域內的企業)進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支持和資助,注重提高和增強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能力,鼓勵和促進科研機構及高等學校與企業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領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務

由于研發機構都是資金密集型的運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務也是吸引外資研發機構落戶的條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關金融機構,以國有投資或股份制投資形式,直接對外資企業的經濟運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盡快設立各科技園區科技研發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條理,以扶持各園區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對外資項目的核心技術創新,可以在貸款利息、期限和還款方式上做一些優惠。第三,鼓勵外資企業帶動與其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外資金融機構落戶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產業的外資利用水平,促進金融機構的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為外資項目的增加了融資渠道。

3.改善招商投資軟環境,增強外國投資者信心

在政府職能人員的任命上,要嚴格把好關,減少和杜絕人情關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識、市場觀念和開拓進取思想的人員;另一方面,要特別強化監督機制,規范行為,盡快從制度建設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從源頭上轉變觀念,從機制上保證服務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應盡快對外界樹立投資環境有錢可賺、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專業化的招商網站,宣傳利用外資的政策法規、行業規劃和發展戰略,介紹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項目資源和招商重要活動,宣傳成功的投資典型。

4.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

加強R&D投入,要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改善原有的資金來源渠道,在現有的科技投入基礎上拓寬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國財政科技撥款不僅支持既D活動,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以及科技服務等非R&D性質的科技活動。顯然,財政科技撥款的數量,尤其是用于R&D活動的比例,是影響R&D/GDP比值的關鍵因素之一,國家財政科技撥款應保持穩定、持續增長。政府應加強對重點科技項目轉化為生產技術所需資金的支持,并通過資金的引導,推動企業在聯合攻關的過程中逐步積累自身研究開發的實力,從而使企業成長為加速技術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真正主體。企業科技投入也是影響R&D/GDP比值大小的關鍵性因素,而這又是由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決定的。

(二)金融業層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以技術進步推動產業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但是,技術的創新與商業化是一項不確定性極強、商業風險極大的活動,創新型企業又普遍規模小、發展前景不確定、缺乏信用積累和擔保資產,很難從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中籌措到大量資金。在此,唯有資本市場才能與創新活動結成互動關系。資本市場在籌集生產資金、改善企業經營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提供稅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發展資本市場應該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一個重要策略。

1.加強企業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力度。

人才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也是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我國金融業必須高度重視和尊重人才,要制定發現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養體制。要加強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從金融業層面應該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創造吸引人才的各種條件,比如從薪資、福利方面,金融業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靈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獎金”的模式,“獎金”的設定可以根據工作性質和人才層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計量標準和評價方式;從職位方面,金融業可以在內部形成一種良好的競爭機制,使人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二是引進人才的方式可以在與科研部門或高校聯系合作中,發現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積極的從大企業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強對科技人員的在崗培訓和繼續教育,只有整體的人力資本素質提高,金融業才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人才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培養人才是基礎,吸引人才是重點,用好人才是關鍵。要堅持把能力建設作為科技人才資源開發的主題。加大對人才工作的投入,優先發展科學和各類教育事業,為各類人才不斷涌現和充分發揮作用奠定堅實基礎。要合理引進現代化建設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進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和人文環境,建立以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為導向,有利于優秀科技人才一脫穎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選人用人機制。

2.拓展各大銀行在中西部地區的腳步

可以對資金實力雄厚的,重點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信譽良好、具有發展潛力的跨國企業提供低息大額貸款,以滿足資金流動的需要。銀行還應針對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行業、不同類型中小企業的金融需要及特點,創新產品,整合產品組合,增強產品的適用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適應市場需求。要積極開展各種表內外授信和融資業務,引導企業由單純貸款需求向綜合金融服務需求轉變,緩解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矛盾,實現與中小企業共存共贏的可持續發展。安排有潛力的跨國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發行股票或者債券進行籌集資金,擴大企業的資金來源。

3.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

發展金融創新。大力推廣和發展基礎產業債券,可轉債,產業投資基金等等各種金融創新工具,作為企業融資的有效手段,解決企業從成立到生產,重研發投入到運用到生產過程,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以及面臨巨大的風險的大難題。

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不斷提升對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機制。對我國金融業來說,來自FDI的技術溢出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這一性質決定了FDI技術溢出的有限性。我國金融業要充分利用這些有限的技術溢出,必須有足夠好的學習意識和技術能力,這通常來自自主研發和革新的經驗積累。因此,增加自主研發投入、加強自主創新意識,是內資企業提高技術能力和競爭優勢的根本。

4.拓展業務領域,挖掘潛在市場和客戶。

中小企業信貸和農村金融是有著廣闊發展前景的市場。由于信息披露、資產規模等因素達不到要求,中小企業很難從資本市場籌得資金,也不能發行債券,因此比大企業更需要銀行信貸.而農村金融具有貸款額度較小,當地信用文化、社會關系等對貸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點。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業務區域集中,對本地區的情況比較熟悉,能夠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業和當地農村的情況,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務,因而具有顯著優勢。

5.充分利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機會改善銀行經營。

國際資本流動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有利于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國際資本流入有利于我國引進先進的技術經驗,這點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等形式的長期資本流動,因此我們應鼓勵、推動外國直接投資等中長期資本的流動。放寬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限制,既是對WTO有關協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國直接投資與其它形式的資本流動相比,發生逆轉的可能性較低,也有助于擴大資本輸入國的就業機會和帶來高新技術和管理經驗,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中資企業的境外投資有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可以首先對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適當放松境外投資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漸進的擴大開放范圍。而對投機,套利等短期資本流動則應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場而言,國際資本流動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使得各國銀行間的資金往來、信息交往更為密切,對促進銀行創新、完善自身經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正確引導下,銀行金融資本的流動還將推進銀行的重組,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從而有利于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我們在選擇引入外資方式時,必須慎重。

在保證不喪失控股權的前提下,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國際戰略投資者。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戰略引資都是以現金購買普通的股票股權方式實現的。但在國際上,大部分投資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債券,甚至是可轉債等等。中國應增加投資工具種類,完善投資市場。另外,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質量、盈利能力、服務對象以及國際化程度等諸多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區別對待,有必要進行有針對性的設計。

6.利用監控功能對國家重點產業的進行融資支持

對某些產業實施適當的融資限制,避免重復建設。運用資本市場股票價格,各類分析報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則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公平交易和競爭,起到資源優化的作用,同時又極大的促進了企業的進步與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不盡完善和規范。有必要對其進行規范和發展。擴大市場規模,增加供給,加快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增加信息透明度,構筑金融信用等級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發展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和規范各類金融中介。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六、小結

對FDI技術轉移動因的研究表明,技術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術從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原始動力,而且在技術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術轉移會引發我國國內技術轉移的連續進行。但技術轉移的順利進行要求主體之間的技術差距必須處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否則將會制約FDI技術轉移效應的發揮。從技術轉移的主體來看,跨國公司利用FDI實行技術轉移主要是基于實現全球范圍內資源優化配置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我國利用FDI獲取技術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攬子性質。

由人力資本流動所產生的FDI技術溢出效應主要與我國人力資本在跨國公司質量優化的程度以及企業間人力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前者主要受跨國公司經營階段和研發戰略的影響,后者主要與跨國公司和我國企業在薪酬福利、培訓、個人發展空間等方面的差別以及人力資本偏好有關。

由競爭所引發的FDI技術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通過“戰略跟隨”行為以及優于當地競爭對手的有利因素影響我國市場結構而產生的,FDI通過競爭對我國技術的影響最終取決于技術示范、技術競爭和技術鎖定效應的綜合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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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一)印尼人民銀行

1895年由爪哇政府官方建立。1897年荷蘭管理者將其重組為合作銀行。1946年更名為印尼人民銀行。1950年成為國有商業銀行。20世紀70年代初,建立3600個村銀行作為各種補貼性政府貸款的渠道,但都無法持續。1984年村銀行被重組為獨立的利潤中心并實行商業化的微型金融運作。1985年村銀行開始盈利。1992年成為有限責任公司。2003年成為上市公司。目前,已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具盈利性的微型金融體系。

1.融資政策和方法。印尼人民銀行擁有微型銀行、零售銀行、企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四個部門,其中微型金融服務由微型銀行(也稱為村銀行)提供。貸款產品主要有營運資本貸款和投資貸款兩種。貸款數量要根據借款者現有收入流來決定并要求提供儲蓄存款、土地、家具、摩托車之類的抵押物。貸款金額最小3美元,最大5000美元。貸款期限最短3個月,最長24個月(營運資本貸款)或者36個月(投資貸款)。貸款可以按月、季或半年分期償還。如果沒有按期償還,利率要提高0.5%。貸款償還率非常高,可高達98.34%。儲蓄產品主要有:①村儲蓄交易數量無限制,深受需要充分滿足流動性的低收入家庭喜愛,除規定最小余額(不足10美元)外,免費開立賬戶,真實利率為正,每6個月組織一次摸彩并以實物形式獎勵。因為摸彩在分支銀行舉行,贏者在較小區域內,大多數人都知道誰贏了,這使摸彩非常流行。微型銀行賬戶的75.7%都是村儲蓄。②城市地區的儲蓄賬戶強調安全性。③政府儲蓄比村儲蓄小,不普遍,主要是因為每月提取次數不能超過兩次且以現金形式提供摸彩獎勵,而大多數存款者喜歡實物形式的獎勵。村銀行的目標是用范圍廣泛的農村經濟活動信貸取代直接農業信貸;用正的、能夠充分覆蓋成本的貸款利率取代補貼性信貸;向農村人口提供儲蓄和信貸等全方位的金融服務。

2.主要特點是:①有效的管理。每一個村銀行的管理都非常有效。作為獨立的利潤中心,實行特別的員工激勵機制,經營受到監督,超額資金可以存入印尼人民銀行分支銀行。②償還激勵。村銀行的償還率超過98%,主要是因為償還激勵體系。如果借款者連續6個月都能夠按時還款,那么所支付利息的25%會重新返還給借款者。如果借款者沒有違約,就可獲得更大數額的貸款。③儲蓄動員。強調儲蓄是其成功的另一個秘訣。一開始就有多種儲蓄產品,且每一個都有不同的目標,填充了最貧困農戶的空缺。這使村銀行增加了貸款數量,也更為持續,儲蓄貸款比率為225%。④可持續性和盈利性。村銀行最基本的政策變化是從“分配信貸”轉向“激勵貸款償還和動員儲蓄”,結果是向農村低收入家庭(以前無法獲得正規金融服務)提供信貸和儲蓄服務的同時實現了財務可持續性;向農村貧困者提供服務的同時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盈利。⑤關注貧困。村銀行定位于整個印尼農村地區的極端貧困者。87%的貸款是微型、小型和中型企業貸款,而公司貸款僅為13%。客戶大部分處于印尼貧困階層。小規模農民和漁民收入產生計劃受到監管并由分支銀行(其目標是貧困的農民)管理。⑥村銀行體系的自治。作為獨立的利潤中心,村銀行自由決定貸款期限和價格且貸款過程快。新借款者僅需1周,重復借款者需要的時間更少。⑦經營標準化。實行嚴格的經營標準,貸款損失準備比其他國家的國有銀行高,一般為3%(其他國家為2%),超期3個月或更長的貸款損失準備是100%。⑧廣泛的網絡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務。13個地區辦公室、324個分支銀行、4049個村銀行(96%都盈利)、148個次分支辦公室和240個村服務點,形成印尼范圍最廣的銀行網絡,向農村客戶提供貸款、存款和匯款轉移等全方位的銀行服務。

(二)孟加拉格蘭明銀行

作為非政府組織計劃于1976年由•尤努斯教授在Jabra村進行小額信貸實驗而開創。實驗項目由商業銀行提供資金,由尤努斯教授提供擔保。1983年依據格蘭明銀行法建立,成為專門為窮人服務的銀行,不受銀行法或其他金融機構法約束,不受利率管制,也不受政府其他政策的約束。其股份大部分由成員擁有,少部分由政府擁有。

1.融資政策和方法。格蘭明銀行的微型金融是亞洲最流行并被廣泛復制的模式,而且多數都成功了,尤其是在寬覆蓋面和高償還率方面。格蘭明信托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和印尼等全球37個國家幫助復制該計劃,基本做法:①特別關注窮人,尤其是最貧困的婦女。②促進參與并保證按時還款的金融服務機制(大部分是按星期支付的小額貸款;形式固定的小組,自我選擇貸款活動;貸款僅用于產生收入,根據以前的還款記錄再次獲得貸款的資格)。③財務自我持續。

2.主要特點是:①貸款不需抵押物和擔保。這種基于相互信任、責任、參與和創造性的銀行體系給孟加拉農村地區最貧困的借款者提供貸款而且不要求抵押物。銀行不希望將借款者訴諸法律以防備貸款違約;也不要求借款者簽署任何法律文件。因為客戶收入低,缺乏傳統抵押物,貸款通過連帶責任小組發放,并與強制儲蓄相聯系。盡管每一個借款者必須屬于五人小組,但小組不需要向其他成員提供貸款擔保。償還責任由個人借款者承擔,小組和中心則監督每個人的行為,沒有人出現償還問題。②窮人所有的窮人銀行。94%的權益性資產由銀行的窮人借款者(大多數是婦女)所有,剩余的6%由政府擁有。從一開始,銀行的主要目標就是改善農村窮人的環境,向他們提供信貸和儲蓄便利以及一些非金融的社會計劃。信貸是戰勝貧困,促進貧困者社會經濟條件改善的催化劑。③覆蓋面和可持續性。擁有8418838個借款者,96%是婦女;2567個分支銀行,在81386個村莊提供金融服務,覆蓋了孟加拉97%的村莊;總員工超過25156人;總存款1682.69百萬美元,其中成員存款占總存款的62%。貸款資金100%來源于存款,超過56%的存款來自于自己的借款者。存款余額是貸款余額的158%。如果將存款和自有資源加起來,是貸款余額的175%。④具有吸引力的利率和高償還率。存款利率最低8.5%,最高12%。孟加拉政府將政府經營的小額信貸計劃利率定為11%,而格蘭明銀行的利率比政府利率低,其中:收入產生貸款利率20%,住房貸款利率8%,學生貸款利率5%,極度貧困成員(乞丐)貸款利率0%。所有利息都是單利。貸款償還率高達97.14%。除1983年、1991年和1992年,每年都有盈利。⑤貧困消減。65%的格蘭明借款家庭已經超出貧困線,其余家庭正穩步接近貧困線。

(三)危地馬拉農村銀行

其前身是1970年建立的旨在管理政府給農業部門的信貸資助并由政府擁有的發展銀行。1998年1月1日開始運作,目前是危地馬拉盈利最多的商業銀行,資產規模排第三,有300多個,大部分業務在農村地區。

1.融資政策和方法。它的主要目標是向信用社、非政府組織、小規模農民協會和中小企業提供儲蓄、信貸及其他金融服務,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主要任務是在產生盈利的同時不忽視社會責任,如促進國家一體化發展,為農民、商人、中小企業提供良好的銀行服務。采用的基本方法是:適宜的信貸評估技術;貸款多樣化;對農業貸款的限制;充足的貸款損失準備金。

2.主要特點是:①成功轉型。轉型和私有化過程非常成功,覆蓋面、盈利性和自我持續性方面的表現都非常好。②盈利性。利潤持續增長,已成為危地馬拉銀行體系中最具盈利性的銀行之一。事實上,從權益性資產回報率指標來看,它位居第三。這證明,正確地向窮人提供金融服務是能夠盈利的;要促進微型、中小型企業發展,農村金融機構必須能夠盈利。③自我持續性。在過去的很多年都沒有獲得任何補貼,這意味著它產生了足夠多的利潤來覆蓋成本,不依賴補貼也可生存。④覆蓋面。按照覆蓋面的廣度、深度和質量來看,它也成功地實現了社會任務。這表明向大量客戶提供金融服務和聚集大量儲蓄是可能的。不像一些政府擁有的公共發展銀行,它能夠大量擴大其地理覆蓋面,目前是中美洲國家擁有最多服務點的銀行。⑤服務數量增長。按照登記的實際平均貸款量來看,因為它的高質量服務贏得了客戶信任,客戶對它的信貸服務需求非常高。同樣,按照登記的實際負債增長率來看,它的債權者(主要是存款者)不僅相信它,而且對它所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務質量非常滿意。⑥有效的利率。信貸量的實際增長不是由于它收取了補貼性的利率,而是因為收取了具有競爭性的有效的利率,它的有效利率總是低于平均市場利率。⑦引人注目的貸款收回率。評價一家銀行的信貸服務質量,只有正的客戶增加是不充分的;因為正的增加也許是因為它的利率低。這種正的增加也許是由于壞的客戶選擇,或者銀行收取的利率太高引起了“逆向選擇”。因此,有必要評價機構的貸款收回率。它加強管理,減少違約率,將未收回貸款降到最小,因此將貸款收回率提高到98.82%。

(四)哥倫比亞愛喜利達銀行

于1993年成立,是非政府組織,為小微企業發展提供信貸,得到國際發展的大力支持。因為其經營網絡的擴展和盈利能力的提高,國際合作者決定讓其轉化為銀行。2000年10月7日,哥倫比亞國家銀行給愛喜利達銀行頒發營業執照。在轉型過程中,現有的非政府組織將資產和在借的負債(來自捐助者的長期貸款)轉移給了新的愛喜利達銀行。作為回報,它收到了400萬美元銀行資本的32%;愛喜利達銀行員工協會,是建立的一種信托,給員工的股息高達19%,剩下的49%由四家外國投資者等額持有。自轉型以來,擴大了業務,資產增長率超過15%。

1.融資政策和方法。它努力以合理價格提供高質量的銀行產品和服務,滿足金融部門、商業部門和一般公眾的需要。鎖定市場較低端部分,向個人(小企業貸款)和小組(微型企業貸款)提供貸款,無歧視地滿足城市和農村地區的銀行服務需要。為了有資格獲得個人貸款,申請者必須滿足的條件包括:是土地和建筑物或替代物的所有者;是分支機構經營所在地的居民;不希望搬遷,除非貸款已經完全還清;有賺錢的生意或安全的收入來源,有能力償還貸款。

2.主要特點是:①覆蓋面結構。從地理上講,它在哥倫比亞有最大的銀行網絡提供儲蓄、轉賬和其他金融服務。在離消費者較近的地方建立了很多地區辦公室和服務網點提供便捷的服務。管理者認為,辦公室離消費者越近,銀行就越能更快、更好地為消費者服務。這是它的競爭優勢,在這一時期,其他商業銀行都沒有這樣做。②獲得客戶。保證客戶總是能夠獲得金融服務。銀行認為金融中介是發展地方經濟的關鍵因素,利用國內儲蓄進行投資可以減少對外國資本的相對依賴。③消費者的好處。目標群是小微企業、中型企業和居住在城市和農村地區的一般公眾。小微企業消費者可以在銀行借款或儲蓄,而不用從生意所在地旅行跑到金融服務供給者那里。如果他們想要用信用卡購買或者收回銷貨款,銀行都可以滿足這些支付和收款需求。④產品和服務。為服務、貿易、制造、農業和農業相關活動提供貸款。所有貸款的發放和償還都在分支機構和辦公室做。小微企業或小組貸款是一種成員相互擔保的小組貸款,貸款數量不超過380美元。如果一個成員違約,其他成員必須為他支付。中小企業貸款數量從10000美元到70000美元不等,是有抵押的貸款。⑤訓練和教育。在小微企業填寫商業計劃表后向其提供基本的商業計劃發展培訓,主要用于決定每一個客戶能夠獲得多少貸款,解釋利用銀行服務合理管理資本的重要性;介紹資金轉移和其他銀行產品。為方便起見,大多數培訓都在客戶那里做,持續兩個小時,客戶可以帶上有文化的親戚幫助他們讀、寫和計算。⑥管理能力。為使銀行平穩運行,行政管理者建立了信貸、金融、現金管理、消費者服務、內部控制、人力資源、員工管理等政策,并確信所有分支機構和辦公室都在嚴格執行,尤其是地理位置偏遠、基礎設施落后的地方。專業化管理要求精細的IT和信息管理系統。IT要求更為嚴格的使用管理報告的管理責任。在精細的系統下,行政管理能夠追索到無效并在問題更為嚴重之前及時解決。至于分支機構員工,他們可以更有效率地工作。銀行管理一直集中在經營風險、資產負債管理、內部控制和審計、信息技術這些關鍵的管理區域。

二、經驗借鑒及幾點思考

(一)經驗借鑒

在分析了這些金融機構各自的特點、貸款技術、運行模式、客戶基礎、可持續性、覆蓋面等等后,可以總結出以下可供借鑒的經驗:①分散化的結構可以擴大客戶覆蓋面;②合格的、訓練有素的、有高度責任心的基層員工對貸款效率有正面作用;③簡單的貸款審批程序能夠減少貸款處理、審批和發放時間;④與熟悉農民的機構合作可以減少客戶信息成本和貸款者的風險;⑤農村貸款在地方和目標方面的多元化有助于平衡因農業貸款季節性而引起的員工工作負擔,也可以幫助貸款者抵抗協同性風險;⑥單個貸款產品和貸款償還計劃表的確立與借款者的貸款償還能力相協調,可以減少貸款違約成本;⑦員工激勵機制可以激勵員工,有效地提高效率;⑧貸款者和借款者之間的密切聯系有助于形成相互信任,促進貸款償還;⑨應該向農民借款者提供基本的非金融服務支持,如農業發展、財務管理培訓;⑩新信息技術為銀行采用銀行自動化、電子數據處理和發展新農業貸款產品的創新提供了可能。這些經驗可以幫助銀行設計既能夠提高風險管理技術又對農村金融有健康影響的政策。在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完善過程中,需要側重于發展目前還比較缺乏的微型農村金融,學習和借鑒國外成功的微型金融機構的管理經驗,建立起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微型農村金融風險控制系統。

(二)幾點思考

1.明確微型金融的目標定位。

微型金融是向被邊緣化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務。印尼人民銀行村銀行定位于整個印尼農村地區的極端貧困者;孟加拉格蘭明銀行定位于窮人所有的窮人銀行;危地馬拉農村銀行定位于向信用社、非政府組織、小規模農民協會、微小中型企業提供儲蓄、信貸和其他金融服務,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哥倫比亞愛喜利達銀行鎖定市場較低端部分,向個人和小組提供貸款,沒有歧視地滿足城市和農村地區的銀行服務需要。這提示我國農村微型金融體系構造中一定明確目標地位,不能偏離了微型金融的真正內涵。

2.向被邊緣化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務一定要遵循市場規則,按商業化模式運作,才具有可持續性。

補貼信貸已經在世界范圍失敗了,而無補貼、完全市場化的微型金融革命卻出現了很多成功的案例。所以,我國村鎮銀行的發展中一定要堅持這一點,不能演變為政策性的金融機構。

3.強調微型金融機構的儲蓄功能。

有了聚集資金的能力,微型金融機構才可持續地擴大貸款規模,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如果只能貸款,不能吸收存款,那么這樣的金融機構是不可持續的。至于吸收存款可能引發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監管體系來解決。

4.建立和完善農村微型金融風險控制系統。

篇3

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經濟和金融安全的影響是復雜的,國內外學者對這個問題作了理論的分析和實證的檢驗。

對外資銀行進入與東道國經濟穩定性之間關系的理論研究,目前未能達成一致。一類觀點認為,外資銀行進入可能促進東道國的資本積累和資本配置效率,提高銀行體系的效率和穩定性,提高監管當局的監管水平,從而有利于東道國經濟系統的穩定運行。而另一類觀點則認為,外資銀行的進入給東道國經濟帶來不穩定因素,可能將別國的經濟衰退或危機輸入東道國;當東道國面臨經濟困難時,外資銀行可能成為資本外逃的重要通道。談儒勇等(2005)認為,這兩種觀點是可以調和的,而調和的關鍵在于外資銀行的進入是否適度以及東道國是否具備相應的銀行開放條件。我們認為,兩類觀點對我國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我國銀行業低效率運行的現實需要外資銀行的進入,而外資銀行可能帶來的不安全因素則需要用精巧的制度設計來規避,新近頒布和實施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其《實施細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將在后面具體闡述。對于外資入股東道國銀行這一特殊途徑,巴曙松(2006)認為,外資入股給東道國銀行業帶來了利益共享者的同時也帶來了金融體系的風險共擔者,有利于金融風險的分散,有利于金融穩定。

外資銀行進入效應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檢驗外資銀行進入對東道國銀行業效率、經濟金融穩定性影響等方面。在銀行業效率方面,Levine(2003)運用47個國家的數據研究發現,對外資銀行進入限制較多的國家的商業銀行利差收入較大,銀行效率較低;Claessens(2001)運用80個國家的數據研究發現,外資銀行進入程度的提高會顯著減少銀行的稅前利潤和日常開支;Denizer(2000)關于土耳其銀行業和Barajas(2000)關于哥倫比亞銀行業的發展中國家個案分析則證實外資銀行進入有助于降低金融機構利差收入和提高貸款質量。以上實證研究均得到相同的結論,即外資銀行的進入將提高東道國銀行業的效率。一國金融體系的效率與其開放度正相關,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又和效率成正比。

在東道國經濟穩定性方面,實證研究的結論同理論研究一樣,存在分歧。Demirguc-Kunt等(1998)研究發現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與銀行危機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得出外資銀行進入容易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結論。另一類觀點則支持外資銀行的進入,Barth等(2001)研究發現在外資銀行進入限制較少的國家,貨幣危機發生的可能性較低;葉欣等(2004)研究表明,外資銀行進入將顯著降低東道國銀行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巴曙松(2006)提出,世界上最發達和最富效率的金融體系往往是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金融體系,而大部分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在危機前都曾采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資銀行進入的金融法規和政策,危機后則加快金融重組步伐,更大程度地開放了金融體系,比如日本、韓國、墨西哥和阿根廷。

二、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路徑選擇及其對金融安全的影響

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可選擇路徑大致有四種:成立外資獨資銀行,即法人機構;在中國開辦獨立的分支機構;購買并持有中國國內銀行機構的股份;與中方合資建立新的銀行。在中國加入WTO以前,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主要途徑是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中國加入WTO以來,入股中資銀行的方式逐漸受到外資銀行的重視乃至追捧;而法人機構的設立在入世過渡期的五年中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但隨著2006年12月我國銀行業的全面開放,最新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其細則的實施,外資銀行法人機構的設立將迅速增加。

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路徑與我國銀行業改革和開放政策有著密切的聯系。比如,2004年以來我國政府調整了外資銀行市場準入策略,銀行業對外開放的重點由主要引進外國銀行來華開設分支行轉移到著力推動中外資銀行加強業務協作與股權合作,以促進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加快中資金融機構重組和改造。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速度越來越快,僅2005年就有10家中資銀行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其中包括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等3家對我國銀行業舉足輕重的國有商業銀行,在我國掀起外資入股的新一輪浪潮。2006年12月11日我國銀行業全面開放,最新頒布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一個基本的導向是鼓勵外資銀行在本地注冊,非法人外資銀行開展小額的人民幣零售業務將受到一定限制,只能吸收100萬元以上的居民個人定期存款。順應該政策的指導,已有多家外資銀行向銀監會提交了設立法人機構的申請,目前已有9家經過批準,可以預測“法人導向”原則將有力地促進外資銀行在華設立獨資銀行。

與此相應,外資銀行進入路徑的不同選擇也以不同程度影響著我國的金融發展和安全。外資銀行以設立機構進入中國的方式比較而言,設立法人機構比設立分支機構,對我國金融安全的威脅較小。外資銀行設立分支機構的方式不僅加大監管難度,而且容易引入國際金融風險。首先,外資銀行分支機構沒有獨立的決策權,資金的調度受境外總行的影響,我國監管機關的監管手段因此受到限制。其次,由于其母行在境外,我國監管當局對其母行的風險難以監測和控制。一旦外資銀行母行發生危機,風險會馬上波及到其在中國的分支機構,我國存款人債權的保障和清償無法得到優先考慮。第三,外資銀行是一個國家資金進出的重要渠道,其分支機構資金調度由境外的母行控制,可能成為大規模投機資金進出我國的通道,也可能在國內金融危機初顯時抽逃資金進一步加劇危機,出現拉美和東南亞國家金融危機的情形。相比設立分支機構的方式,外資銀行設立法人機構對我國金融安全的威脅較小,對金融穩定有利。首先,法人銀行作為境內獨立法人,是本地注冊,由我國監管機構承擔主要監管責任,監管機構可以通過資本充足率、撥備覆蓋率等來監管可能出現的風險;其次,由于受母行經營的影響小,法人銀行能夠較好地規避金融危機的國際傳染。因此從加強金融監管、降低金融風險、促進金融安全的角度出發,應該對外資銀行分支機構的經營有所限制,或引導外資銀行的分支機構向法人機構轉變。我國2006年12月11日全面開放銀行業,同時開始實施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及其《實施細則》限制非法人外資銀行開展小額的人民幣零售業務,鼓勵外資銀行在本地注冊,很大程度上規避了外資銀行在華設立分支機構所帶來的風險,在全面開放銀行的同時又有力維護了我國的金融穩定。

而外資銀行入股中資銀行,對我國金融安全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我國金融的侵蝕上。2005年以來中資銀行加快引資改革的步伐,特別是建行、中行和工行這三家大型國有銀行引入國外戰略投資者,引發了關于金融安全的大規模爭論。許多學者針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對我國金融安全表示擔憂,主要就是擔憂我國金融的喪失。在我國,直接金融不甚發達,經濟體系的資金配置依賴著銀行業。銀行業的喪失,等于喪失經濟體系資金配置權,將嚴重危害經濟。因此對金融的強調意義重大,然而從宏觀的角度看,目前中資銀行在我國銀行業中居于控制地位,而且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限制仍比較嚴格,單個外資機構在一家中資銀行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一家中資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25%,外資尚無法控股任何一家中資銀行,金融仍牢牢地掌握在我國手中。

三、外資銀行進入對中國金融安全影響的進一步分析

1.中國金融安全的關鍵:宏觀與微觀的區別。

金融安全是一個宏觀的概念,指的是通過金融系統的健康和富有效率的經營,保持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是一國的宏觀調控能力問題(吳曉靈,2006)。金融安全從微觀上講是保持金融機構的穩健經營,不因個別機構經營不善而導致系統性擠兌風險。微觀意義上的金融安全是為整個金融系統的安全服務的,對金融安全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微觀層面,不能僅僅停留在單個銀行或者局部市場的層面。應該在宏觀層面上在整個金融體系概念上理解金融安全這個問題。因此看待我國的金融安全不應當只關注單個銀行的存亡或計較于中資銀行股權是否被賤賣,而是應當考慮如何利用金融業開放與外資銀行互利合作,建設一個富有效率、有力支持穩健的金融體系,建立反應迅速、運轉有效的金融安全網。

從宏觀層面理解金融安全,以整體眼光看待中國目前的金融安全與銀行業,我們可以發現,對中國金融安全威脅最大的是體制和觀念落后、低效率配置資金、持續浪費公眾資金、制造高額不良貸款、危害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銀行體系。建設安全、穩定和有效的銀行業體系,提高其競爭力,有助于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我國金融安全的關鍵。目前防范金融風險、維護金融安全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改革開放,不斷提高整個銀行體系的資產回報和資金配置效率,將資金投放到最具有活力的領域和企業,并有效控制信貸風險。

2.外資銀行進入有利于提升整體行業效率以促進金融安全。

引發金融不穩定的因素既有外部沖擊,又有金融體系不健康的內因,建設健康的金融體系是維護金融安全的根本。外資銀行在華的擴張,不論是設立機構還是入股中資銀行都有利于我國銀行業效率的提升,從而從根本上促進我國的金融穩定。如前文所述,對中國金融安全威脅最大的是銀行體系的低效運行及其制造的大量不良貸款,我國金融安全的關鍵是建設富有效率和競爭力的銀行業體系,而外資銀行的進入和擴張主要通過競爭和示范這兩種方式促進中國銀行業效率的提升。具體而言,外資銀行在華設立分支機構或法人機構,都加劇了我國銀行業的競爭,給中資銀行巨大的競爭壓力,促使他們反思、學習、變革和完善;而外資入股中資銀行則是直接地為被入股銀行帶來先進的治理結構和管理理念。在競爭和學習中,在銀行業中占主導地位的中資銀行改善他們的經營管理,將資金投放到更具有生產力的企業,有效控制信貸風險,從而提高整個銀行業的資金配置效率。

3.入世前后中國金融安全狀況的比較。

從我國的現實來看,入世5年來外資銀行在華分支機構的擴張和入股中資銀行步伐的加快,并未給我國的金融安全帶來明顯的威脅,反而加速中資銀行的改革,而且外資金融機構積極地參與中資銀行的改革,銀行業整體向著更具效率、更加穩定的方向進步。2006年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對我國金融安全進行了全面評估,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金融總體穩定,2005年中國金融改革和風險處置取得突破性進展,金融業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明顯增強。”王元龍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金融全球化與我國金融安全問題研究》課題中,也對我國金融安全做出了“金融基本穩定;金融信號基本正常;金融運行平穩”的總體評價。總之,外資銀行的進入與擴張,會帶來一些不利于我國金融安全的因素,但我國通過金融政策的規定和引導,規避了很大一部分風險。而且瑕不掩玉,外資的進入通過競爭和示范效應有力地促進了中資銀行改變落后的治理結構和經營理念,促進了整個銀行體系資金配置效率的提高,從而為我國構建穩健的銀行體系注入強心劑,促進我國的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2006年12月11日,我國全面開放銀行業,外資銀行在華的擴張也勢不可擋。

我們不難發現,在宏觀上突飛猛進、超常規地引入外資,而不注重基礎制度和結構的改革,不注重監管的加強,對于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來說可能是危機四伏的。許多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對外資銀行進入,特別是外資股權并購銀行的行為進行政府管制。因此我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是:堅定地開放銀行業,在微觀上繼續鼓勵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在宏觀上控制外資進入的比例和節奏,緊緊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導權。

1.微觀層面上繼續鼓勵外資銀行的進入。

從發展趨勢來看,金融開放不可逆轉,而且中國的實踐經驗已經證明,過度封閉的金融保護主義會造成資金配置效率的低下,銀行體系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不安全。從目前來看,外資入股比單純的引入外資銀行分支機構,示范效應更加明顯,對于促進中資銀行改革的效率更高。因此在微觀層面上要堅定地推進銀行業的開放,鼓勵外資入股中資銀行,促進中資銀行競爭力的提高,從而推動整個銀行業資金配置效率的提高。

2.宏觀層面上警惕喪失金融安全的主導權。

從國際經驗出發,東南亞和拉美的一些國家過快推進銀行業外資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教訓不能忽視,我國在推進銀行業開放的同時必須緊緊抓住金融安全的主導權。首先,加快中資銀行的改革,促進其市場化運作,成為自負盈虧、自負其責、高效運轉的商業銀行;其次,監測并關注在華設置分支機構的外資銀行母行的經營動向,防止國際金融風險傳入我國;第三,監測并限制國外戰略投資者的短期投資行為,及時逐個評估國外戰略投資者對中資銀行改革是否發揮了應當發揮的作用,并據此決定國外投資者能否入股其它中資銀行或者擴張其股份比例;第四,繼續控制外資持股中資銀行的比例上限;最后,培養具有競爭力的國內投資者,鼓勵其投資中資銀行業。

參考文獻:

[1]巴曙松.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如何超越“賤賣”的爭論與分歧?[J].dcotor-,2006

[2]談儒勇,丁桂菊.外資銀行進入效應研究述評[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5,(5)

[3]吳曉靈.在開放中發展中國金融業[Z].,2006

[4]葉欣,馮宗憲.外資銀行進入對本國銀行體系穩定性的影響[J].世界經濟,2004,(1)

篇4

關鍵詞:美國;金融監管;金融監管市場化;政府干預針對2008年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的討論熱點之一為“新的監管模式是否增加了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1],這一熱點實質切合了對中國國內金融監管理論界原有的“中國政府金融監管過度論”之詬病的再次思考。結合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的緣起和理念變化,在新一輪金融局勢下從中國金融發展實踐再次思考政府金融監管定位和金融監管是否應該市場化問題,應對轉型期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選擇有所裨益。

一、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相關分析

1.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緣起———忽略的葛蘭里奇警告體現對政府干預作用漠視2008年的金融風暴使我們看到,美國原有的“雙重多頭”金融監管模式使得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夠得到足夠的法律授權來負責整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風險,最佳的監管時機往往因為會議和等待批準而稍縱即逝,因此,普遍認為正是這些監管重疊和調控失靈缺陷的暴露直接引發了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動機。

然而回溯美國金融風暴緣何禍起,我們更應深層次的關注到,與效率優先的美國金融監管機制的相對應的是以格林斯潘為代表的一代美國金融家們所擁戴的典型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和主張,他們認為,“政府干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2]。也就是說,究其更深入的原因,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他們的風險這一理念對美國金融風暴禍起至關重要。

曾經被美國金融監管當局忽略的葛蘭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證。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響警報,并且明確揭示出美國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然而非常遺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沒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3]。究其原因,因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視政府干預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場經濟思想作祟。

因此,與其說普遍認為美國監管重疊和空白之結構性缺點是危機的禍根和金融監管改革的動因,隱藏在這種結構性缺點之后的政府干預缺失更應是危機深層次的缺陷。就連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認:“我原來想當然地認為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為自身利益將嚴格把關,形成金融業內互相監管的機制),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保護股東利益和公司資產安全。現在看來錯了,必須加強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統一監管力度。”

2.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理念變化———呼吁調整政府干預具體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正如格林斯潘所說,“必須加強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統一監管力度”,美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動向的確反映了美國監管者對于市場和政府關系的不斷反思,并明顯地建議調整政府干預的具體方式和加深力度。從未雨綢繆角度來看,華爾街金融風暴不但證明了政府應當對處于危機中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行干預和救助,實際也證明了為預防危機,一國的金融監管中適度的政府干預是絕對需要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府干預論”的差異主要不體現在要不要政府干預,而在于干預“度”的把握,在于干預的“范圍、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斷離不開具體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和監管需求。回顧美國1929年金融大崩潰以來的金融監管演變可見,伴隨著經濟的起伏,先后經歷了“自由放任—加強管制—金融創新—加強監管—放松監管”等多次轉折。此次呼吁加強監管也是這樣的規律使然。而對于中國的政府金融監管是否適度性的思考也應從中國具體的金融市場發展和監管需求出發。

二、中國金融監管政府干預適度性分析

1.金融監管價值滯后于金融運行價值,中國當前金融運行態勢決定,目前金融監管應當以金融安全為首要的價值目標從過度論者的理由不難看出,其重點在于強調中國金融體制及金融監管體制限制自由競爭、不利于金融市場的安全和效率的問題。筆者認為,這一觀點主要從中國金融運行價值角度出發作出判斷,但實際上,同一時段,金融運行和金融監管具體價值觀的具象內容是不同的:金融運行主要體現人和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中的具體行為及其效果,其效果和價值觀的判斷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統性;而金融監管是通過法律授權對金融運行的監督和管理,是對某種偏離既定規則的行為實施的某種干預,其側重于對行為的評價,因此,其效果和價值觀的判斷具有滯后性但相對較宏觀;因此,金融監管的價值觀必須隨金融運行態勢的效果而定,不能簡單地附隨于金融運行本身:即當金融運行態勢處于金融安全時,金融監管主要體現為對競爭機制的維護,自由競爭成為主要乃至唯一的價值追求;隨著風險的不斷增加,當金融運行出現不安全的狀況,金融監管則主要表現為對金融安全的追求,通過限制金融機構的權利,較大程度地賦予監管機關權力來實現金融的穩定;如果金融風險未能得到控制,出現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金融崩潰、經濟倒退、社會動蕩,那么金融安全將成為唯一的價值追求。因此,金融監管的價值判斷要滯后于金融運行價值判斷并取決于金融運行的效果。

結合當前中國具體的金融運行態勢,盡管中國金融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金融自由化并沒有對中國金融安全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正如政府干預過度論者所擔憂的一樣,由于中國金融市場一些舊有的痼疾,其間蘊藏的金融風險不可小覷,中國金融運行的安全基礎還并不牢靠,因此,中國金融監管作為保障金融運行的后盾決定了其當前應以保障金融安全為首要價值。

如此看來,中國金融監管機構著力保護國有金融機構是有其“苦衷”的,也是忍陣痛而顧大局之必須。

2.金融監管市場化應以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場化為前提,中國尚不具備該前提當然,金融監管的滯后性本身并不值得提倡,完善的金融監管需要人為能動地提高先驗性、事前性和靈活性,但這種效果單純靠市場化是無法達到的,而且其效果提高需要一個階段和過程。何況就中國的金融市場化而言,除了經濟貨幣化比率,中國市場化程度的其他指標與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如在2000年,中國的金融化比重為229%,遠低于同期美國(364%)、英國(356%)、日本(312%)等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也低于新加坡(319%)這樣的新興國際金融中心;另,在銀行競爭格局中,國有商業銀行壟斷格局雖然在弱化,競爭因素在增強,但還未形成完全開放自由競爭的格局;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仍面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有待于提高,在中國資本項目的匯兌管理力度和對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看,中國仍保持較為嚴格的管理[5]。

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指出:“一個國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個開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圍就越大”,上述轉軌體制背景下的金融市場運行,狀況決定了中國金融系統自身不具備完備的自我穩定機制,因此,必須依靠政府的非經濟力量予以干預,才能保證金融系統的平穩運行,否則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統的累計性風險,陷入金融危機的困境,這也違背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初衷。

3.市場機制、行業自律,目前,還不能有效解決中國市場失靈問題,凸顯政府監管的優勢中國目前的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在逐步完善的過程中政府干預必不可少;而培育行業自律監管組織雖然也的確刻不容緩,但由于目前行業自律組織發展伊始,不平等的談判力量將使監管效果微乎其微,此種情況下政府恰恰應起到培育市場機制和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而不是退出干預,而且其相對優勢是明顯的:其一,富有權威性的政府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進行嚴格的規定,并且直接實施檢查,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的矛盾,減少個人在交易中要負擔的交易費用,以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發生的可能;其二,由政府出面維護金融體系的有效和穩定,能夠避免因免費搭車造成的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困境,填補了市場失靈形成的真空和行業自律組織的緩慢。政府得天獨厚的優勢與市場失敗和自律不完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金融這一特殊領域尤為如此。實際上二戰后,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也都還實行了政府干預的較為嚴格的金融監管制度。美國的金融改革也正朝這個方向邁進。

綜上所述,盡管中國目前的政府監管作用無法與上述這種理想化描述相比擬,也的確會帶來若干負面影響,但以政府為主導的金融監管卻是中國特定階段金融發展的監管需求使然,局部缺陷可以通過調整具體方式和范圍來達到完善。相形之下,強調干預過度論者“打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激揚論調則顯得缺乏理性。當前,中國監管機制的政府主導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認和忽視的,此次美國金融風暴和監管改革提示我們,冒然倉促的追求金融監管市場化顯然不現實。

參考文獻:

篇5

金融服務貿易領域的WTO成員國談判多集中于烏拉圭回合談判,但由于各成員國在金融監管中的制度差異和金融審慎考慮,這一過程尤其艱難,各成員國在長時間的談判中仍無法形成統一意見。審慎例外原則的出現則是一個轉折點,它的產生對緩和各成員國金融監管差異、構建國際金融監管體系意義重大。與其他經濟模塊不同,金融服務貿易因與國家經濟安全與緊密相連,是一個十分敏感的領域。鑒于其在國家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各國政府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多十分審慎。因此,各國政府通常設立多樣化的國內金融監管措施來維護金融服務市場的穩定性。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自由不斷深化發展,日益增長的跨國金融服務貿易使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已成不可阻擋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客觀來講,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化與金融自由化必然要求東道國政府放松對于金融服務領域的監管。一方面,過度的監管措施通常會形成一定程度上的貿易壁壘,從而遏制金融市場的開放,并進而妨礙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因此GATS通過第二部分(一般義務與紀律)和第三部分(具體承諾)多達十七條的具體規定來規制各成員國在金融貿易領域的行為。然而,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卻也無法完全摒棄國內規制。法律與自由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過度的法律約束會限制社會自由,但社會自由的完全確立也無法離開法律的規范與保護。金融自由化需要以穩健安全的經濟體制為基礎,而適當的國內金融監管對于一國經濟的安全與穩定則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金融監管與金融自由化的矛盾共生關系是必然的。但實際上,這一關系也并不僅僅是金融監管的加強與削弱問題。一般情況下,削弱金融監管的目的在于促進金融自由化發展,而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則意味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但金融市場的開放同時也會伴隨著新型金融問題的產生,必然需要采取與之相對應的新的監管與規制措施來應對。此外,由于金融服務領域的敏感性與高風險性,其內部本身即存在顯著的不穩定性特征,而金融自由化對于全球資本流動的促進作用會進一步擴大這一不穩定性,這一現象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突出。因此,金融監管措施的缺失和不當極有可能會誘發金融危機,而基于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深化發展,始發于東道國的金融危機的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會急劇擴大進而影響到相關經濟區域乃至全球經濟。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此,在金融服務領域,自由化的發展并不是要求絕對意義上的去規制化,換言之,它并不要求國內金融監管措施的必然放松,只是要對國內金融監管措施進行規范并盡量減少政府在金融服務市場的開放和正常貿易中的干預行為。綜上所述,合理的金融監管對于金融自由化的實現來說是必要的,而審慎例外原則對于實現金融監管與金融自由化間的合理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它在鼓勵WTO各成員國采取金融監管措施的同時,亦對各成員國采取的金融監管行為具有國際規則性的約束力。因此,審慎例外原則的存在是必然、必要且必須的。

二、審慎例外原則的文本分析

雖然審慎例外原則在金融服務領域具有重要意義,但因為它是WTO各成員國基于國家金融安全與穩定考慮上激烈博弈的結果,一定程度上導致其規定較為模糊化與概括化,在審慎原因、審慎措施、例外范圍的概念界定、適用范圍等方面均存在不足之處。筆者在這一部分試圖通過文本分析的方法對于這一原則的缺陷進行深入討論。通常意義上,審慎例外原則指的是GATS《金融服務附件》中第二部分關于國內監管中的a款,具體規定為:無論本協定任何其它條款如何規定,不應阻止一成員為審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為保護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類措施不符合本協定的規定,則不得用作逃避該成員在本協定項下的承諾或義務的手段。首先,從“任何其它條款”這一用詞可以看出,這一條款明顯排除了GATS中一般義務與WTO各成員國具體承諾表的適用,因此這一排除范圍涵蓋十分廣闊,而過于廣闊的排除范圍通常會產生條款濫用的負面影響。其次,這一條款對于監管措施的要求僅僅只是“審慎”而非“必要”,因此這一規定往往會被東道國政府利用,造成眾多不必要的國內監管措施以審慎之名出臺,進而對金融服務貿易構成隱性貿易壁壘。再次,這一條款將保護范圍限定于“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與證券機構等在現代金融服務行業占據重要地位的金融機構并未包含在其保護范圍內,這不符合金融服務市場穩健與長遠發展的要求。最后,這一條款對審慎原因與審慎原則的判定十分模糊,對審慎原因并未做出具體定義,只是通過“為保護投資者、存款人、投保人或金融服務提供者對其負有誠信義務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為確保金融體系的統一和穩定而采取的措施”這一動機性規定對審慎原因做了非窮盡式限定,且并未明確陳述這兩類動機是否應在監管措施的實施動機中占據主要地位。因此,東道國政府往往借此實施僅僅包含部分審慎動機但更具其他經濟或政治動機的監管措施,從而為在金融服務領域開展具有政府干預意義的監管披上合理化的外衣。同時,這一條款并未對何為審慎措施給出明確定義,只是通過限定審慎原因來確定審慎措施,但審慎原因本身即具有概念模糊性,因而導致審慎措施的界定也十分模糊。而作為審慎例外原則中的核心,這二者界定的模糊性必然會對審慎例外原則的適用產生負面影響。

三、對于審慎例外原則未來發展的建議

通過第二部分的分析可見,審慎例外原則目前仍存在許多缺陷,而鑒于其在金融服務的重要地位,這些缺陷必須予以適當“修復”。以下是筆者對審慎例外原則未來發展提出的幾點建議,以期審慎例外原則能在日益發展壯大的金融服務貿易領域進一步發揮其重要作用。第一,結合GATS第三條透明化條款將透明度要求引入審慎例外條款,將金融監管措施的具體要求與實施過程透明化。金融監管措施的制定與實施與金融服務貿易各個參與方的利益密切相關,加之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使參與方的國際化程度日益提高,因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國際爭端,進而對國家間的經濟貿易往來造成不良影響。將透明度要求引入審慎例外條款不僅使這一條款與GATS第三條基本條款相符合,同時也會使東道國在制定與實施金融監管措施時更加謹慎,有利于提高金融監管措施的合理化程度,從而從根源上減少國際間貿易摩擦的產生,對于促進國際經濟自由化發展也大有裨益。第二,將國際法中的善意標準引入審慎例外條款。在審慎例外條款中,審慎原因與審慎措施界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這一條款對于金融監管措施濫用行為的約束力。引入國際法中的善意標準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陷,而善意標準的國際性也有利于WTO各成員國對于這一標準的接納。第三,適用標準適當地向發展中國家傾斜。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服務領域起步較晚,金融法律系統尚不完善,相關司法立法經驗也尚顯不足。因此一視同仁地適用標準對于發展中國家略為苛刻,造成實際上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加之GATS在第四部分逐步自由化中也秉承了優待發展中國家的精神,筆者建議可將審慎例外原則的適用標準適當地向發展中國家傾斜,根據發展中國家實際的金融市場狀況靈活采取適用標準。

四、結語

篇6

論文摘要:韓國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代表,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韓國金融制度也在不斷的進行變革。從韓國金融制度的演變可以得到一些經驗教訓,對我國正在進行的金融改革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韓國的金融制度是較為實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國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雖然在每個階段,韓國的金融制度在理論上都存在著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錯,為韓國經濟的起飛提供了保障。其發展歷程可表示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個階段。

一、歷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階段。建國初期為了治理混亂的經濟金融秩序,消除嚴重的通貨膨脹,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響。1950年5月頒布的《韓國銀行法》確立了韓國金融業的民主性、自由性與獨立性,緊接著其中央銀行韓國銀行的成立標志了韓國自由中立的金融體制開始運作。在整個50年代,韓國政府都在為鞏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頒布了多部關于銀行的法律,例如《韓國產業銀行法》、《農業銀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韓國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階段。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金融業進入管制階段,也是政府主導型產業金融體制時期,金融體制獨立性逐漸喪失,轉而成為政府推行其產業政策的工具。1962年韓國修改了《韓國銀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銀行的大部分權利,使政府直接干預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據。在這一階段銀行業在金融業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而非銀行金融機構很不發達,甚至可以說是無足輕重。進入70年代,政府逐漸意識到金融多樣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1972年,韓國政府采取措施,整頓民間金融市場,調整和轉換銀行債務,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機構狀況,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發展。

3自由金融階段。1980年韓國頒布了《一般銀行經營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銀行法》,開始了韓國金融業向自由化國際化發展的變革,并通過出售銀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銀行的私營化,以此來刺激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但一直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韓國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階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私有化,而沒有完成預期的自由化。

二、亞洲金融危機前后的韓國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紀90年代起韓國政府開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發危機時仍有部分步驟尚未實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實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對貸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管制金融的慣性,以及來自各個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還不夠完善,甚至出現了漏洞和負面的影響,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機能在韓國造成激烈動蕩的原因之一。這主要體現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當,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這類機構背后大都有工業集團或財閥的支持,它們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干預能力較強。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來,利率管制放松過急,使韓國國內利率上升,刺激了國外游資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國內企業舉借外債的程度,至危機爆發時,韓國企業舉借的大量外債加劇了韓國金融狀況的惡化。第三,金融監管不夠明細化,過于追求理想目標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風險,同時政府對于金融企業的保護性太強,縱容其盲目擴張而不允許其破產,這些措施加劇了韓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三、韓國金融制度變遷對我國的啟示

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采取的這些措施有助于恢復韓國金融的穩定,同時給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趨勢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說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沒有好處,好處之一就是金融業可以明確而直接的為政府的戰略目標服務,可以集中金融業的力量為全國的經濟發展服務。韓國的案例就說明了這一點,正是在管制金融時期韓國的經濟得到了騰飛和發展。

2政府在本國金融業發展中的定位要正確。政府干預雖然有些時候會阻礙金融業的發展,但這卻是防止金融動蕩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時也有一個度的問題,干預過多就會扭曲金融業,在我國目前可表現為政府對銀行的不當干預要減少,但對資本市場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業銀行的改革。嚴格控制不良資產率和保證資本充足率,完善商業銀行治理結構,加大商業銀行經營的透明度,加強商業銀行的審計工作,積極推進股份制改革。

4協調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金融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強化直接資本市場在國內資本運作中的作用,對銀行的依賴程度要降低,同時大力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降低準入門檻。

篇7

關鍵詞:汽車金融,汽車金融公司,汽車信貸

一、引言

隨著我國入世以后對汽車金融服務業的進一步開放,國外汽車金融機構紛紛進駐這個極具潛力的龐大市場,面對這個客觀事實,我國的汽車金融服務體系應該如何健康發展已成為首要問題。由于國外汽車融資機構提供的金融服務貫穿于汽車生產、流通和銷售以及售后服務等整個過程中,他們的服務模式非常值得借鑒。

二、國際汽車金融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汽車金融是信托并促進汽車業發展的相對獨立的金融產業。主要指與汽車有關的金融服務,包括為最終用戶提供的零售性消費貸款,為經銷商提供的批發性貸款,以及為汽車維修服務的硬件設施投資建廠等。一項研究報告顯示,一輛汽車在其整個生命周期中,生產環節只創造了不到40%(2009年)的利潤,而流通和售后服務環節卻能帶來60%(2009年)以上的利潤。汽車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對汽車業和汽車消費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目前全球每年新舊車銷售收入約1.3萬億美元,其中30%(2009年)是現金銷售,約70%(2009年)有融資性安排,汽車金融產業規模很大,且已經比較成熟,年增長率在2%(2009年)至3%(2009年)左右。

汽車金融公司是財務公司的一種,它隨著財務公司的發展而產生與繁榮。經濟的發展鑄就大企業的成長,大企業內部金融業的聚合和組織分裂便構成了財務公司的基礎.財務公司從20世紀逐步成為滿足消費者信用需求的一種新型非銀行金融機構。

三、國外汽車金融公司發展模式

1.發展歷程

大眾汽車金融服務較早,可以追溯到二戰前的“購車儲蓄計劃”,1949年成立了大眾汽車金融公司,1966年成立了大眾租賃公司,1989年在布倫瑞克成立了大眾金融服務部,1995年大眾將歐洲的所有大眾汽車的金融服務公司業務進行合并為“大眾汽車金融服務股份公司”,1999年又吸收了大眾汽車保險公司。目前,大眾汽車集團生產的汽車中近1/3由大眾金融股份提供金融服務。

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GMAC)是通用汽車公司于1919年1月24日建立的全資子公司。目的是向通用汽車公司的經銷商們提供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協助籌措庫存汽車所需的資金,并使客戶得以在購買新車時,不必首期付清貸款。目前,GMAC是全世界規模最大、最為成功的金融機構之一。在GMAC金融服務的統一旗幟下,它向世界各地的客戶提供種類繁多的金融服務。隨著發展,業務規模不斷拓寬,創造了巨額利潤。截至2000年年底,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的利潤占通用汽車公司該年總利潤的36%。

2.組建模式

有關組建模式國際上的主流做法是汽車廠商成立自己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世界上的三大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如通用、大眾、福特分別是各自汽車集團的全資子公司。這種組建模式一方面保證了汽車金融服務公司與汽車集團形成利益共同體、與汽車市場消長與共,追求汽車工業的最大發展;另一方面,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又不完全依賴于各自的汽車集團,其具有獨立核算的法人資格。當汽車市場低迷或啟動困難時,可以立即轉向于更有利可圖的金融產品。另外,汽車產品非常復雜,售前、售中、售后都需要專業的服務,如產品咨詢、簽訂購車合同、辦理登記手續、零部件供應、維修保養、保修、索賠、新車抵押等,汽車集團組建自己的汽車金融服務公司可以克服其他機構,由于不熟悉這些業務,而帶來種種弊端來組建的缺陷。例如,汽車金融公司憑借其與經銷商的緊密的關系,通曉汽車的專業性的優勢,可以提供銷售一站式、細致的售后服務。如國外的汽車金融公司就提出了全套的汽車維護保養方案,以幫助客戶得到合理價格的維修服務,而且還將維修費用設計在分期付款中,充分體現了其人文性關懷。

3.資金來源

汽車金融公司在建立初期的資金主要是由母公司提供,隨后業務規模不斷擴大,其融資形式也多樣化:銀行貸款,發行商業票據、股票和債券,客戶存款,購車儲蓄等。例如,GMAC在成立初期的2500萬美元全部由通用總公司保有,當年在其實現2000萬美元的銷售總額后立即從銀行獲得貸款,其后的資金大部分來源于銀行。1972年通用第一個運用中期票據(MTN)為期限在5年或5年以下的汽車貸款籌集資金,繼而形成了所需大部分資金通過摩根集團發行公司債券從社會游資中獲得。同樣,大眾金融股份也是采用多種融資方式,從來不主動向大眾汽車集團要求提供資金支持。即便是其母公司愿意提供融資,大眾金融股份還要綜合比較融資成本。

4.業務概述

汽車金融公司是汽車金融的主要載體。所謂汽車金融,是在汽車生產、銷售、使用過程中,由金融及非金融機構向汽車生產、流通及消費環節提供的融資及其它金融服務,是汽車生產、流通、消費的各個環節中所涉及到的資金融通的方式、路徑、渠道。汽車金融公司的具體業務主要包括內部財務服務、資金管理;外部融資、產品促銷、信用服務、租賃業務、保險業務等等。

大眾金融股份的三大支柱業務是銀行、租賃、保險。主要的組織結構是市場中心與集團汽車金融緊密結合的金融服務部門,主要有直接銀行、經銷商、私人客戶服務部、車隊四個部門。

通用汽車金融服務公司歷經80多年的風雨歷程,但是它的使命依舊如初。其核心業務是汽車購車貸款,該業務側重為通過通用特約經銷商出售的汽車提供服務。公司向通用汽車公司特約經銷商提供他們所需要的資金,用以維持一定的公司庫存,并且提供給零售客戶多種多樣的方式,方便客戶購買或租賃各種新、舊通用品牌汽車。公司還包括:保險、抵押融資和公司對公司的借貸等業務,分別由GMAC保險集團、GMAC抵押公司、GMAC商業金融集團承擔。

5.重點業務剖析

汽車金融設立的初衷是為汽車促銷、開拓市場和贏利而設立的金融服務機構,商業融資是汽車金融的典型業務。商業融資是汽車金融為促進集團內部產品的銷售向經銷商和用戶提供的配套服務。按貸款的對象是否為汽車最后的使用者可以分為批發性商業融資和零售性商業融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的汽車金融公司的業務流程。

6.風險控制

汽車金融是一個高收益、高風險的領域,國外的汽車金融公司都采用的專業化的手段建立了風險管理與評估體系。德國大眾金融服務嚴格遵守德國及國際間對金融服務的公開監管要求下,針對履約風險、利率變化風險、殘值風險分別進行控制。例如,在履約風險的控制上設計貸款程序和產品、科學擬訂貸款合同、業務控制和風險防范。通用財務公司為加強風險防范于1983年引入汽車購買申請自動處理系統(MAPS)直接對購買者進行信用評估,減少了信用審查的時間和人工環節。

四、國外汽車金融服務業的分析

1.國外經驗表明汽車金融服務是促進汽車消費的主要途徑

日本、韓國與美國汽車工業的發展都與汽車金融密不可分。美國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即廣泛發展消費信貸,汽車消費信貸是分期償還消費信貸中占比例最大的貸款形式,一般要占40%左右,因此分期付款購車引爆了當時的購車市場,不僅減輕了消費者的資金壓力,刺激了個人消費,而且促進美國汽車產業的發展。目前,美國各大汽車公司都有自己的金融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提供汽車金融服務,對用戶購買轎車提供一整套汽車金融服務,包括分期付款購車、汽車租賃等,直接、迅速且方便。此外,金融公司還對汽車經銷商提供融資,使其在保持庫存車輛的同時,有能力完善“三位一體”服務,從而有利于建立穩定的汽車銷售體系。日本國內消費信貸增長也很快,人均消費信貸額1976年比1970年增長了8.7倍,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開始,民間金融機構的貸款逐漸活躍起來。日本為了規范信貸市場,提供更多的個人消費融資渠道,實施鼓勵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措施,同時各個實力強大的汽車公司也向用戶直接提供分期付款和貸款購車。日本汽車80%以上是以信貸方式購買的。韓國政府在20世紀80年代為擴大內需,大大增加了特許信貸規模,其主要由社會金融機構提供購車貸款和分期付款,目前汽車集團的金融公司也在發展之中。

2.國外有較完善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和支持分期付款購車行為

美國與分期付款購車最密切的法律是《統一商法典》,有關的部分主要是總則(包括合同的成立、合同解釋等合同通則)、買方與賣方的權利義務、擔保原則。如規定了分期付款購車可采用所有權保留方式,汽車上的風險隨著汽車所有權的轉移而轉移,而不論汽車是否己經實際交付等。日本是世界上制定單獨的《分期付款銷售法》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其立法精神即發展經濟,著重保護購買人。其中確定了一些重要的制度,即貨物所有權在全部貸款支付前,推定為保留于分期付款銷售業者;規定通商產業省的職責;以罰金和罰款作為違反該法的法律責任。該法規定詳細、周全,強調對分期付款銷售的調控,傾向于保護購買者的利益,對分期付款購車有較強的引導和約束作用。除此之外,國外對分期付款購車還有詳細、周全的法規和管理制度。

3.國外汽車金融服務具有完善的組織體系和先進的管理經驗

國外汽車金融的開展以一定規模的金融資產和相對完整的金融組織體系為基礎,并擁有專業管理經驗和預防風險能力。汽車金融具有高風險性,但是像日本、美國和韓國有相對成熟的金融市場,完善的金融體制和發達的金融組織,其信用評估和風險管理意識強烈并形成了較為成熟的做法,通過計算機管理方案評估信用,對貸款風險進行分類,以保障貸款品質。

4.國外汽車金融租賃業務發展迅速

美國、日本和韓國有發達的金融租賃市場。美國一年在各地銷售出的轎車和貨車中有大約1/4進入了租賃市場,主要汽車廠商用租賃方式銷售汽車數量占其總產量的30%以上。近年來,由于新車價格過高,汽車壽命延長,養車費用增加,人們紛紛加入汽車租賃,而且舊車租賃更發展迅速,有力地促進了美國二手車市場蓬勃發展。在日本,半數以上的汽車生產企業都開展了汽車租賃業務,且規模逐年上升。

5.國外保險公司參與汽車金融服務

國外保險公司不僅對汽車使用提供各種險種,而且還提供分期付款購車信用保證保險。汽車經銷商、銀行金融機構與保險公司合作,利用保險公司現有的理賠機制、操作辦法、機構和人員進行分期付款違約處理操作,因而保障了分期付款各操作主體的利益。

五、對我國培育汽車金融服務業的啟示

1.完善我國的分期付款制度

在借鑒國外分期付款制度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目前汽車消費市場的實際情況,應逐步完善和制定與分期付款有關的法規。與分期付款購車相關的基本法律,如:《民法通則》、《經濟合同法》、《擔保法》、《商業銀行法》以及汽車管理條例、商品分期付款銷售條例、汽車分期付款管理辦法、抵押登記辦法、經營主體審批管理辦法和舊車回收拍賣辦法等。汽車市場上的分期付款銷售方式將會趨于成熟,并逐步發展成為汽車市場上的主要銷售方式。不久前,國家有關部門召開會議,提出了《汽車分期付款銷售暫行管理辦法》法規,此法規不久將正式推出,以規范汽車分期付款銷售方式及廠家、商家的經營行為。

2.健全我國的信用制度和風險管理制度

目前我國個人信用等級評定方法、標準和體系尚在探索階段,銀行通常只能依靠單位證明甚至信貸員的經驗來判定貸款申請人的還貸能力。在新車型層出不窮、車價持續下跌的情況下,很可能出現個別消費者故意以車抵貸的現象。我國消費信貸市場潛力巨大,是西方發達國家眼中的高利潤市場。然而,面對當前我國信用環境的惡化,個人消費信貸的“腸梗阻”現象,致使我國消費信貸市場至今未能得到大踏步的發展,這仍將是我國商業銀行面臨突破的重點領域。因此,必須首先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完善的信用評估體系,借鑒國外先進的風險管理經驗,有效控制信貸風險,這樣才能有效突破制約汽車消費信貸的“瓶頸”。我國加入WTO之后,允許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做汽車貸款,國外每個大汽車集團內部都有獨立核算的信貸公司,有一套非常成熟的風險監控體系,隨著外資信貸逐步進入我國,汽車信貸呼喚個人信用管理“專業戶”。在各種汽車信貸模式中,建立完善的個人管理系統,健全風險監控體系,建設一套完善科學的個人信用體系是汽車信貸業務發展的關鍵。

3.進行國內外合資汽車金融服務的試點及推廣

適度放開我國汽車金融市場,對我國汽車金融服務逐步走向全面發展和完善有較大的促進作用,若讓中資機構僅憑自身力量在汽車消費信貸市場中角逐,因無經驗發展將受到制約,因此以合資形式起步在當前來說是比較合適的。另外,外資機構如果想以獨資的形式進入這個市場,如果不知深淺,也切勿下水,因為在我國市場,不是光靠經驗就行,還需了解我國國情。在我國開放金融市場的入世承諾中,汽車消費信貸被列入其間,外資非銀行金融機構可在我國提供汽車消費信貸業務,享受同中資同類金融機構一樣的國民待遇。并且,外資銀行也可在入世后5年內向中國居民個人提供汽車信貸業務。

4.培育我國的汽車租賃市場

目前,我國汽車租賃業還處在起步階段,同國際汽車租賃業相比較,無論是資金、規模,還是品牌、管理都落后于發達國家,其發展速度也相差較遠。其原因一是人們缺少對租賃意識的培養。租賃意識是現代市場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新經濟觀念,但不少人由于受到傳統“占有”觀念的影響,習慣上都選擇購買方式,致使租賃方式的普及和推廣受到了一定限制;二是我國的汽車租賃業剛剛起步,與歐美國家發展成長階段不同,國家的政策法規還不十分健全,如廠商、銀行的支持與顧客的信用等問題還有待于在實踐中摸索;三是二手市場的不完善,規模小,流通性慢,專業技術人才不足,阻礙了汽車租賃業的快速發展。如果我國的汽車租賃業在近幾年能得到政府和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和幫助,預計在5年內,汽車租賃業將成為我國汽車經濟發展的一部分。

5.建立個人信用消費保險機制

銀行可與保險公司聯合開拓信用消費和保險市場,變銀行一家承擔信用風險為兩家或多家承擔風險。將保險經營過程中的產品經營與投資管理進行有機結合,即在向客戶提供與汽車消費相關領域保險一攬子服務的同時,向客戶提供在汽車消費過程中的資金融通服務。這既能夠通過融資方式,鞏固和擴大傳統的汽車保險業務;又能夠通過保險保障,有效降低投資風險。更重要的是能夠實現各種資源利用的最大化,通過效率的提高,增強競爭力。

六、結論

目前我國應適度發展專業性汽車金融公司,進一步拓展其資金渠道,給汽車金融公司更寬的金融范圍,將供給方培育成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在進一步規范發展商業銀行汽車貸款業務的同時,應加快培育專業性汽車金融公司,進一步研究汽車金融公司可能的融資渠道,包括發行債券、同業借款或資產證券化等,從而使專業性汽車金融公司專業優勢和資金實力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同時,還要建立汽車金融公司與汽車生產企業、汽車特約銷售和售后服務企業以及二手車銷售企業之間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激勵約束機制;在全方位為消費者服務的同時,做到聯手規避風險、承擔風險,這樣就可以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也可以與不同性質的金融機構共同分擔風險,保持汽車消費信貸業務穩定健康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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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許會斌.汽車金融服務市場中主體的合作.中國金融.2003

(3)楊曉光.汽車金融市場要開放,國內商業銀行咋應對.中國城市金融.2003

(4)馮麗娜,董娟.對發展我國汽車金融公司的思考.內蒙古財經學院學報.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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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承認和執行外國破產程序的案件中,公平對待債權人、公共政策、互惠這三項重要的因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往往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這些方面,更需要加強國際合作,使得各方的利益得到平衡,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在承認和執行外國破產程序的案件

公平對待債權人 公共政策

互惠這三項重要的因素

【本頁關鍵詞】 期刊征稿 論文投稿 省級期刊征稿

【正文】

三個前提是:(1)申請人承認、執行人所在國或委托法院所屬國與我國必須有條約或存在互惠關系。此處所指“條約”,即包括我國與該有關外國共同參加的關于互相承認和執行對方法院判決、裁決的國際公約,也包括我國與該有關外國所締結的司法協助條約等。(2)須經當事人直接向我國有管轄權的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請或經外國法院的委托。(3)該外國判決必須是發生法律效力的終局判決。另外兩個條件是:第一,不違反我國法律的基本原則;第二,不違反我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同樣,這些規定也是體現在即將生效的破產法中。中國現行的民事訴訟程序的有關規定實際上對中國法院與外國法院的合作構成了若干障礙。例如,當存在一個由外國法院做出的有效破產判決,但該外國與中國之間不存在司法協助條約和互惠關系時,外國清算人需要到有管轄權的中國法院另外提起一個獨立的訴訟。之后,中國法院應當對外國的判決進行審查,已決定它是否與中國的利益相違背,在此基礎上決定是否應當對其進行承認。嚴格說來,這其實是中國法院做出的一個獨立的審判,并不涉及外國破產程序的直接承認問題。外國破產判決在這里只是提供了一個訴因的作用。另外,中國法院審查外國法院的破產判決時,其所遵守的原則中有互惠要求。如果一個來自于中國沒有司法協助條約或互惠關系的外國法院,要求從中國法院得到直接的承認與執行,可能是不會成功的,除非這些要求通過適當的外交途徑來進行。⑥在承認和執行外國破產程序的案件中,公平對待債權人、公共政策、互惠這三項重要的因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往往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這些方面,更需要加強國際合作,使得各方的利益得到平衡,以促進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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