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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安全視角；循環經濟；傳統經濟；經濟發展模式；立法分析
一、引言
當前，世界許多國家都面臨著人口、糧食、能源、資源和環境等危及人類自身安全的五大問題。盡管國內經濟連續多年快速增長，但在片面追求增長率思想的指導下，中國也未能避免上述五大問題的出現，情況甚至更為嚴重。
中國人大常委會審閱（第三次）了“循環經濟法草案”，并將其改名為“循環經濟促進法草案”。這表明該法的通過將指日可待，這無疑是中國解決上述問題并追求經濟循環持續發展途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但同時這也只是起步，對循環經濟理論進行基于安全和立法角度的嚴謹思考依舊十分必要。
二、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對傳統經濟理論安全性的挑戰
（一）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內涵看
循環經濟是對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的簡稱，本質上就是一種生態經濟，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在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下，按照清潔生產方式，對能源及其廢棄物實行綜合利用的生產活動過程。循環經濟要求把經濟活動組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封閉流程，必將導致傳統線性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變革，是一種新型的、先進的、社會經濟與環境相協調的安全發展模式。
（二）從傳統經濟學面臨的安全挑戰效應來看
1、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說，力求社會安全持續發展。傳統經濟學最基本的前提是“理性經濟人”假定，它只重視經濟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對其他人包括后代人的社會利益、環境污染以及生態破壞等安全問題基本不予考慮，這就在理論上助長了經濟當事人在向大自然索取資源過程中的不可持續行為，對全社會的安全持續發展構成了威脅。而循環經濟建立在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上，它要求經濟當事人在經濟活動中必須考慮自然資源的耗費及環境污染問題，保證社會的安全持續發展。
2、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學的資源配置模式，謀求資源的安全耗用。資源配置模式的傳統代表是“帕累托最優”，它尋求在給定資源配置條件下既能讓某些人比原有配置下得到更多福利而又不損害其他人福利的最優資源配置模式。在現實情況下，這是很難做到的，特別是自然生態資源在以循環利用為標準進行配置時，“帕累托最優”理論受到了致命限制，可以通過分析傳統經濟的物料流動模式（如圖1）來解釋這種局限的致命性。由圖1可以看出，傳統經濟模式下企業和部門之間物質供應是一個線性開放系統，他們的食物鏈條呈線性非封閉狀態。在這種模式中，物質與能量流動的方向是單一的“下流式”的，沒有實現物質的封閉循環，其結果必然是資源致命地不斷減少和廢物致命地不斷增加。與此不同，循環經濟實行資源循環利用和綜合利用的資源配置策略，其物料流動模式（如圖2）中引入了“分解者”（即對“廢物”和副產品等進行處置、轉化、再利用等的企業，如廢物回收公司、資源再生公司等），這樣一來廢物會明顯減少。對于系統內成員分解不了的廢物，則由更大的循環系統的其他成員利用作為資源，并生產出系統內其他企業的原料，就可以維持系統與環境的相容性，還可以實現物質循環的封閉，避免傳統經濟先天不足導致的發展失衡，從而為經濟的安全持續發展提供可能。
3、循環經濟挑戰傳統經濟的“效用”和“效率”理論，尋求生態安全。傳統經濟學的精髓就是在資源約束的條件下通過資源的有效配置，尋求實現經濟效用最大化的途徑，但往往忽略甚至極大地損害了生態效益，二者關鍵在于取得合理的平衡，可以借用圖3來進行分析。由圖3可以看出，如果片面地強調經濟效益，追求“效用最大化”，會使得F移向F″，生態效益降低；如果片面地追求生態效益，將使得F移向F′，經濟效益降低。由此可見，任何單一目標的抉擇均會引起對應目標的負效應，從而不能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的循環經濟效益，必然導致嚴重失衡。傳統經濟往往過分強調個體、短期或局部效益的最大化而導致整體，長期或全局的低效率。而這種整體和全局在長期和未來可持續發展機會的失去，最終也將導致個體的終結低效。與此相反，循環經濟在局部或短期內不一定能確保最優，但卻為長期或整體的高效留下了生存空間，使得整體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可能，因而是高效率的，其高效率帶來高安全性。因此，無論從循環經濟的概念和內涵看，還是從傳統經濟學面臨的安全挑戰效應來看，整個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持續發展都離不開循環經濟理論的指導。
三、安全約束下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及立法的必要性
從國外的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來看，德國走的是從個別到一般、從工業實踐到法制鞏固推廣的發展之路；日本是從整體到具體、從目標法制化到實踐部門化的發展之路。二者都充分利用了法律在實現循環經濟社會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出于自身可持續發展的安全考慮，中國循環經濟正處于由倡導、理論探討向實踐全面推進的時期，參照國際經驗，中國現階段十分需要從國家實際出發，研究并解決循環經濟所面臨的理論發展和法制建設問題。
（一）循環經濟模式作為一種主動的社會變革，對法律具有特殊的依賴性
現代社會已經步入法制文明時代，生產行為己被納入整個法律框架之中，原有法律體系對非循環型社會體系的承認，是進行循環型社會和循環經濟建設的法律障礙。沒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創新，循環經濟社會的建設就會增加突破法律障礙的社會成本，從而使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只能是個別現象，而難以在全社會進行推廣。探索循環經濟模式的成果需要用立法的形式鞏固下來，才能從法律制度的形式提升全社會對環境問題的執行力度，從強力措施的角度推行循環經濟成功模式。只有用法律制度的形式不斷鞏固社會改革的成果，才能提高全社會參與循環經濟模式的積極性，從社會成本上減少對循環經濟模式的阻力。
（二）循壞經濟模式作為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有其自身法律體系的結構要求
國外循環經濟模式日益呈現出社會性的產業理念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新形勢，其對社會的調整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因此更需要對這種結構體系之間進行明確的法律線條區分。從循環經濟模式的建設情況來看，循環經濟所要求的法律是作為整個社會得以遵從和堅持的循環型社會基本法律制度，其地位等同于部門基本法，但又具有跨部門法的特征，表現為依據憲法性文本與部門法律法規之間的“鏈條”，起到指導多個部門法律法規的作用。
（三）從國內外的發展情況看，循環經濟立法有其自身價值與必要性
德、日兩國不同的循環經濟建設方式均表明循環經濟法律法規系統的建設具有重要的地位，起到了既為經濟發展和社會原則提供指導性原則的作用，又為具體部門法律法規改革提供了指導，循環經濟法律法規體系作為一種特殊的基本法體系發揮著重要作用，發揮循環經濟法律法規系統的法律約束和保障作用，有助于在法律的強力作用下推進循環經濟建設。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資源環境問題卻日益嚴重。據保守估計，中國因環境污染導致的經濟損失大約占GDP的2.1-7.7%，因生態破壞導致的經濟損失相當于GDP的5-13%，兩者之和大約為GDP的7-20%，也就是說，每實現1萬元GDP，大約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不必要損失。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以環境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是以環境要素資本來支撐和推動的，這必然加大了經濟增長的投入成本。因此，發展循環經濟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勢在必行。
四、安全約束下循環經濟理論發展及立法的經濟學破解
國際國內的形勢要求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發展循環經濟。中國目前的循環經濟立法還只處于萌芽階段，法律、法規對循環經濟的規定零散而可操作性弱。因此，中國應該借鑒國際經驗，吸納經濟學和安全發展理念，制定一個整體的框架和規劃，確立循環經濟立法的基本原則，制定操作性強的循環經濟基本法規，完善各項配套立法。
（一）以建立循環型社會的經濟理念為循環經濟立法的基本原則
循環型社會要求保證環境發展優先于經濟發展，防止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要求國家調節環境社會關系的活動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并具有普遍效力。國家和各級政府在制定相應計劃和推進循環社會政策的實施時以此為目標。再通過法律知識的普及，讓企業和公眾都有建立循環型社會的參與意識，并自覺地循環利用社會資源、保護環境和相互監督。
（二）以安全的發展觀為循環經濟立法的指導思想
安全的發展觀，其重大創新就在于把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作為核心內涵，解決了要發展、為什么要發展以及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明確了增長和發展的關系。改變了過去單純只求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觀，將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基礎，以區域、城鄉、集體與社會統籌發展為內涵，以國內外相統籌為手段，實現安全穩定發展。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要出路。因此，開展循環經濟立法必須以安全發展觀的理論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三）以法律法規的指導性作用形成循環經濟發展的激勵機制
通過法律法規引導循環經濟的發展，相關產業政策應強調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環境保護，以利于循環經濟體系的形成和發展，提高經濟的競爭力。應從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和決策層次系統地規范循環經濟發展的法律原則，建立以循環社會為目的的、以區域性循環經濟法律法規及政策措施為保障的社會激勵體系。
五、結論
總之，循環經濟是對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一次變革，建立和發展循環經濟需要基于安全考慮的理論創新與發展，更需要在遵循循環經濟自身規律的前提下建立完整配套的循環經濟法律體系。
參考文獻：
1、Oughton C. The regional paradox: innovation policy and industrial policy[J].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2002(27).
2、王煒.循環經濟是技術-經濟范式的變革[J].湘潭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7).
3、劉學敏.循環經濟挑戰現代經濟學[N].光明日報,2004-02-10.
4、黃賢金.循環經濟:產業模式與政策體系[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5、黃英娜等.循環經濟產生和發展的經濟學基礎[J].環境經濟,2004(8).
關鍵詞:審計;制度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技術經濟學
中國分類號:F239
文獻標識碼:A
一、審計理論的制度經濟學基礎分析
制度經濟學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它以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及其作用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它將人和組織放在種種制度約束之下加以考慮。制度經濟學特別強調規則和規范認為在所有的約束之中,制度是最為緊要的。其中契約經濟學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契約經濟學在審計中的體現有以下幾方面:
1 從委托-理論方面來看:
契約經濟學研究的范圍包括受委托經濟責任,是將委托-關系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依據經濟學中的“理性人”假設,委托人和人都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而各自利益目標的不一致,導致了行為上的偏差。也就是說,委托人要面臨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成本。因為人不僅有自己的利益,且其利益通常與委托人利益不一致,使得委托人須“通過人進行適當激勵,以及通過承擔用以約束人越軌活動的監督費用”來“使其利益朝著自身利益的方向努力”。外部監督則是能夠降低成本、維系關系的有效手段。監督正是體現了審計最根本的思想,成為審計最基本的職能。
2 從審計制度建設方面來看:
從本質上講,審計制度作為一種獨立經濟控制的同時,也是一種特定的契約安排,是對審計關系相關各方權利、責任、利益及基本行為規范的約定。因此,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契約經濟學就成為了審計制度建設的理論依據。我們可以分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契約經濟學在審計中體現。
首先,從契約經濟學本質角度來理解審計的獨立性,可以看到,審計只有保持客觀公正,才有可能被委托-相關各方所接受;其次,從契約經濟學中的契約費用與成本角度來分析審計制度合理化,可以看到,只有設計合理的激勵制度以及適當增加激勵成本的情況下,才能在某種程度上來有效降低審計監督的成本。最后,從契約經濟學原理來看,審計質量控制機制的基礎是信息披露。審計收費、審計規范、重大審計決策、審計質量檢查結果等,都應該在適當的范圍內予以公開。
因此,現代的契約理論研究的成果,豐富了審計理論基礎的內容,使我們可以更科學地認識審計發展的規律,更全面和客觀地考慮我國審計制度的建設問題。
二、審計理論的產權經濟學基礎分析
產權經濟學,又稱產權理論,是6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流派,它主要研究在一定制度框架下產權的界定以及社會制度和經濟秩序(包括企業制度、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運行中的交易費用如何對稀缺的社會資源配置產生影響的問題。
現代產權經濟學向審計領域的延伸促進了現代審計的進一步發展。具體體現如下:
1 從審計基礎來看,審計是隨著受托經濟責任關系的存在與擴展而產生與發展起來的,所以審計產生與發展有深厚的產權經濟的基礎。因此,可以說受托經濟責任學說是現代審計理論與實務發展及變更的產權理論基礎。
2 從審計的本質來看,審計實際上是以協調財產所有者與財產受托管理者間內在的利益沖突關系的一種外在社會保險機制,它既要保護委托者的利益,又要體現財產經營人的利益,按產權經濟學的觀點則是滿足不同產權主體的平等要求,審計理論就是在這種矛盾中不斷發展、完善起來的。
3 從審計的發展來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產權制度。這種產權制度有可能影響著同時期的經濟制度及其所體現的經濟責任關系。經濟運行機制與產權制度之間有著嚴格的邏輯對應關系。而審計在監督與評價經濟的運行的同時,它所鑒定、揭示的經濟信息同樣反映該時期的產權關系現狀。也就是說,單一的產權關系往往只需要簡單的審計監督,而多元的產權結構則需要較為嚴謹與完善的審計制度來支持。隨著產權關系的變化及產權結構的變革,審計理論及其實踐必定會向更深層次的領域發展,其表現之一便是現代審計的產權博弈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審計的產生本身就是產權博弈的結果和進一步博弈的工具。因此,現代審計理論中不斷體現著產權經濟學的內容。也就是說產權經濟學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理論基礎的內容,開闊了我們對審計理論研究的視野。
三、審計理論的技術經濟學基礎分析
在1930年,由格來梯教授編寫的《工程經濟原理》初步建立技術經濟學科的體系。技術經濟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交叉、技術科學與經濟科學相交叉的邊緣科學,是經濟應用科學。其有廣義與狹義之分。所謂廣義技術經濟學,是指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根據特定的政治、經濟、技術、資源等具體條件,研究技術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規律尋求技術與經濟的最佳組合,以保證所采取的技術政策、技術方案、技術措施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的一門應用經濟學。
審計技術方法中的技術經濟分析方法的應用充分體現了技術經濟學的原理。審計中的技術分析方法,是指對于不同技術方案的經濟效果進行計算、分析、評價,并在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最優方案的分析技術,簡言之,就是從經濟的角度,對方案進行比較為最佳決策提供依據。為實現某一特定目標,都必須采用一定的技術,而采用任何技術都會消耗人力、物力和財力,需要花費代價,但不管怎樣這種代價應該是適宜的。也就是說要求在采用技術的同時考慮其經濟效果。如果脫離了經濟效果,某項技術是好是壞,是先進還是落后,都難以準確衡量。
因此,在經濟效益審計中,需要運用技術分析方法對被審計單位的有關活動進行評價,從而提出使效果最佳的各種改進建議。這些均體現了技術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審計提供了具體的方法論基礎,并且極大豐富了審計理論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傅殷才,制度經濟學派,武漢:武漢出版社,2003
2 埃瑞克?G?菲博頓,新制度經濟學,孫經緯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5
3 馮均科,中國審計體系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8,315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 產權理論
近年來雖然產權理論的身影在一些關于西方經濟學的論文中時常能夠看到，但是特意對產權理論做詳細研究的關于西方經濟學中的產權理論論文并不多見。許多論文從一個微淺的層面去探討西方經濟學產權理論，或者只是從產權理論中的其中一個方面來進行探討和敘述。本文想要在基于國韌庋術大家在西方經濟學產權理論上研究理論成果，通過對西方經濟學中產權理論的脈絡分析，來詳述西方產權經濟學理論的基本框架
一、產權的定義及類型
（一）產權的定義的界定
產權在西方經濟學中定義究竟是什么，縱觀整個經濟學界也只是有些模糊的概念。只能從一些現代產權經濟學家代表人物對產權概念的不同論述中來進一步了解其真正的定義。在西方經濟學定義中，我們不能把產權和所有權簡單的歸集在一起，也就是說產權并不等同于所有權，這一結論為研究現代產權理論提供了一條正確的道路，是我們研究現代產權理論的一個前提條件。在英語的語法中，產權和所有權的語法和定義都是不一樣的，前者是復數的形式，后者是一個集合名詞。著名經濟學家羅納德.哈里.科斯曾在他的著作《企業，市場與法律》中對產權和所有權區分做過精妙的闡述和舉例，他指出產權是有所選擇的所有權，這種選擇權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明顯的使用范圍。有關學者也將產權定義為一種在社會強制力保證下的權利。
（二）產權的定義
通過以上對產權定義的探討，可以把產權的定義概括為以下5點。
（1）產權是通過國家強制力，社會風俗習慣以及道德觀念來實施的一種權利。這些統稱為社會強制力。它是產權能夠順利實施的保障和前提。
（2）產權是一項權利，它為人們區分受到好處和受到損失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界線和定義，因而它的外部關聯性很強。這就出現了針對損失者和受益者如何補償和索取的問題。
（3）產權的載體為某種物品。可以直觀地反映資源所有者的某項經濟利益權利。
（4）產權并不等同于所有權，這點上面的一些觀點已經進行了論證。所有權所指的是某項資源所有者有隨意自由處置自己資源的權利，而產權本質上可以看做是一種行為權。即它對人們的具體行為作出了明確的規范。
（5）產權是兩種平等權利之間的責任，權利以及利益的關系。從而也反映了市場交換的實質就是兩中平等權利之間的交換。
（三）產權的類型
西方學者將產權的類型分為以下三種：
（1）私有產權，是指財產的權力屬于個人，并且私人有權自由選擇其財產的用途而不受其他人的影響。但要明白私有產權并不是私有財產，因為產權是一種權利而不是所有權。
（2）共有產權，是指財產的法律角度上看的話權利屬于公共，公共體內每一個成員都享有這些權利，但僅限于公共體內部成員。共有產權與私有產權不同，并不具有排他性，即公共體內每個成員都公平地享有這些權利。并不能排斥他人。
（3）國有產權，是指產權所有者是國家。行使權利者是國家。
二、產權的結構和功能
（一）產權的結構
產權結構是指構成產權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間的一些關聯性，不同產權的主體有著不同的分布情況。產權結構的劃分一共有以下三種：
（1）產權的權能結構，若是把產權當做是一個完整的個體就可以把這個個體視作一種權利，其中個體是由不同的權項構成，這些權項既可以分布同一個個體中，也可以分別分布在不同的個體中。
（2）產權的微觀結構，是指不同產權個體內部權能排列組合狀況。
（3）產權的宏觀結構，是指全社會和個體產權之間的一些聯系。
（二）產權的基本功能
（1）外部性的內部化，經濟學家德姆塞茨在《關于產權的理論》作品對這一功能做過理論解釋，指出產權的主要功能就是為了幫助一些外部邊緣地區逐步走向內部化。產權之所以具有這種功能，是因為明確和界定產權可以節約交易費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2）產權的激勵和約束功能，是指產權只要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才能發揮它的作用。因為只有在正常的社會中，人們之間需要進行交換活動，在交換過程中人們才會具備產權意識，才會互相承認和尊重產權。從這里我們可以把產權看做是一種社會工具。它對個人有著很好的約束作用，約束個人的自利行為，保證社會秩序的規范。
（3）產權的資源配置功能，主要受到產權的排他性的使用權、讓渡權和收益權三個重要因素的影響。排他性意味著只有該項資源的所有者才能使用這項資源，除此之外任何個人在沒有所有者的同意下都不能使用這項資源。在產權的排他性下，所有者可以通過可讓渡權來決定自己財產的用途，通過賦予他人使用一部分的權利，他可以從中獲取剩余價值，這就體現了產權的收益權，但是同時就需要為自己行為負責任。在這一前提下所有者就想要爭取將自己的資源發揮出最優的效果，投放資源時就會更加的謹慎。同時在使用產權讓渡權時也會選擇讓渡給一些能人之士，這樣就起到了資源優化配置的效果了。
（4）產權的收益分配功能，是指產權的每項權能代表著一項利益，你可以從中獲取收入，或者還可以將權利轉換為實物，供人們使用來獲取收入。所以產權的界定也必定是利益的劃分。雖然在產權的初期對資源的配置功能并不明顯，但是對收益分配的功能和作用特別明顯。
一、 監管特有的相反視角
政府監管這一視角，對應著反對特性的另一視角，也即部門利益架構下的服務視角。芝加哥學派經由多年調研，對區域之內的電力部門，進行了特有的價格查驗。這樣的學派，創設了部門利益獨有的新穎視角，并讓人們明辨了政府規制應有的真實成效。實證累積得來的數值成果，促動了部門利益關涉的原理形成。
例如：施蒂格勒經由實證調研，得來這一結論：通常來看，擬定好的管制路徑、接續的管制設計，都要依托區域之內的企業，予以爭取得來。平日以內的這種管制，服務于特有的受制企業。政府監管特有的利益指引，應當建構在集團原初的利益根基上;這樣的管控，也應能促動利益層級的提升。
接納了經濟供求這一范疇的視點，解析了慣常提到的監管。把區域范疇中的工商企業，看成管控中的主體;把供求特性的總框架，看成解析的架構。從供求更替這樣的總傾向，來判別監管對策特有的服務指引。
二、 多層級的理論影響
(一) 完善了舊有的框架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創設了實證特性的調研方式。實證根基上的這種調研，讓調研得來的真實數值，能折射出政府監管這一范疇的精準狀態，且彌補了慣常調研路徑下的解析缺陷。學術界經由審慎的反思，漸漸接納了特有的實證角度，全面查驗了規制關涉的理論。
(二) 變更了管控傾向
部門利益關聯著的理論促動下，帶有經濟特性的政策，正在朝向放松的管控傾向去轉變。伴隨技術拓展，人們明辨了管控的必備價值，同時也發覺了潛藏著的管控弊病。例如：經濟規制框架以內的若干手段，都帶有局限的特性。為此，應當放松既有的管控，以便助推經濟的拓展。
(三) 理論潛藏著的局限
部門利益關涉的規制原理，強調各時段中的監管代價，忽視掉了監管中的真實收益。為此，依憑這一規制機理，只能解釋成效不佳的監管，卻沒能發覺成效凸顯的管控領域，如消費權益特有的維護。理論解析依憑的假定，把多層級的關聯主體，都設定成絕對態勢下的經濟人。這就促動了個體范疇中的最大利益，卻帶有絕對化這一傾向。除此以外，放松管控這樣的浪潮之下，有著自然特性的壟斷企業，如電能供應特有的企業，沒能經由放松規制的路徑，朝向放任這一方向去進展。
三、 體系的更替及完善
(一) 互通的理論關聯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促動了傳統架構之內的原理審視;對解析得來的各類要素，予以全面考量。重設的這種審視，完善了舊有的機制框架，對市場范疇以內的價格監管、對應著的其他工具，也予以更替。公共利益依憑的傳統機理，與部門利益特有的原理，都帶有內在特性的價值。互通中的原理進展，能夠吸納彼此優勢，創設了原理再生這樣的新路徑。
傳統規制架構下的經濟學，歷經長時段的進展及變更，創設了可競爭特性的分支理論。它把慣常提到的激勵規制，看成根本依托，超越了舊有的利益限縮。在這之中，可競爭范疇內的市場機理，引入特有的監管工具，修正了原初的公共利益。自然壟斷特性被淡化的關聯行業，被重新劃歸進市場這一范疇;用平日之內的劇烈競爭，替代嚴格態勢下的管控及規制。
(二) 新時段的規制進展
規制理論特有的新近進展，被設定成修正得來的新規制。它把信息互通中的不對稱，看成添加進來的博弈要素。對市場架構內的價格管控，予以查驗監督;擬定的監管路徑，著力去限縮耗費，促動監管成效的水準升高。這就設定了帶有激勵特性的價格管控。激勵特性的規制，擬定了文本架構下的規制合同。這就化解掉了信息不對稱特有的弊病，為接納規制的關聯企業，添加了內在特性的刺激。
(三) 彈性特性的規制途徑
帶有激勵特性的多樣規制，被整合于市場架構之內的壟斷領域，如天然氣特有的運送領域、交通運輸關涉的領域、電力運送及對應著的電信領域。規則依托的評判機制，也凸顯出公平的特性。彈性特性的規制空間，包含促動及激勵這樣的新規制、調和價格及限縮成本。這就銜接了自由態勢下的規制，拓展了價格管控中的彈性空間。
政府監管這一視角，對應著反對特性的另一視角，也即部門利益架構下的服務視角。芝加哥學派經由多年調研，對區域之內的電力部門，進行了特有的價格查驗。這樣的學派，創設了部門利益獨有的新穎視角，并讓人們明辨了政府規制應有的真實成效。實證累積得來的數值成果，促動了部門利益關涉的原理形成。例如：施蒂格勒經由實證調研，得來這一結論：通常來看，擬定好的管制路徑、接續的管制設計，都要依托區域之內的企業，予以爭取得來。平日以內的這種管制，服務于特有的受制企業。政府監管特有的利益指引，應當建構在集團原初的利益根基上；這樣的管控，也應能促動利益層級的提升。接納了經濟供求這一范疇的視點，解析了慣常提到的監管。把區域范疇中的工商企業，看成管控中的主體；把供求特性的總框架，看成解析的架構。從供求更替這樣的總傾向，來判別監管對策特有的服務指引。
二、多層級的理論影響
（一）完善了舊有的框架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創設了實證特性的調研方式。實證根基上的這種調研，讓調研得來的真實數值，能折射出政府監管這一范疇的精準狀態，且彌補了慣常調研路徑下的解析缺陷。學術界經由審慎的反思，漸漸接納了特有的實證角度，全面查驗了規制關涉的理論。
（二）變更了管控傾向
部門利益關聯著的理論促動下，帶有經濟特性的政策，正在朝向放松的管控傾向去轉變。伴隨技術拓展，人們明辨了管控的必備價值，同時也發覺了潛藏著的管控弊病。例如：經濟規制框架以內的若干手段，都帶有局限的特性。為此，應當放松既有的管控，以便助推經濟的拓展。
（三）理論潛藏著的局限
部門利益關涉的規制原理，強調各時段中的監管代價，忽視掉了監管中的真實收益。為此，依憑這一規制機理，只能解釋成效不佳的監管，卻沒能發覺成效凸顯的管控領域，如消費權益特有的維護。理論解析依憑的假定，把多層級的關聯主體，都設定成絕對態勢下的經濟人。這就促動了個體范疇中的最大利益，卻帶有絕對化這一傾向。除此以外，放松管控這樣的浪潮之下，有著自然特性的壟斷企業，如電能供應特有的企業，沒能經由放松規制的路徑，朝向放任這一方向去進展。
三、體系的更替及完善
（一）互通的理論關聯
部門利益關涉的根本機理，促動了傳統架構之內的原理審視；對解析得來的各類要素，予以全面考量。重設的這種審視，完善了舊有的機制框架，對市場范疇以內的價格監管、對應著的其他工具，也予以更替。公共利益依憑的傳統機理，與部門利益特有的原理，都帶有內在特性的價值。互通中的原理進展，能夠吸納彼此優勢，創設了原理再生這樣的新路徑。傳統規制架構下的經濟學，歷經長時段的進展及變更，創設了可競爭特性的分支理論。它把慣常提到的激勵規制，看成根本依托，超越了舊有的利益限縮。在這之中，可競爭范疇內的市場機理，引入特有的監管工具，修正了原初的公共利益。自然壟斷特性被淡化的關聯行業，被重新劃歸進市場這一范疇；用平日之內的劇烈競爭，替代嚴格態勢下的管控及規制。
（二）新時段的規制進展
規制理論特有的新近進展，被設定成修正得來的新規制。它把信息互通中的不對稱，看成添加進來的博弈要素。對市場架構內的價格管控，予以查驗監督；擬定的監管路徑，著力去限縮耗費，促動監管成效的水準升高。這就設定了帶有激勵特性的價格管控。激勵特性的規制，擬定了文本架構下的規制合同。這就化解掉了信息不對稱特有的弊病，為接納規制的關聯企業，添加了內在特性的刺激。
（三）彈性特性的規制途徑
帶有激勵特性的多樣規制，被整合于市場架構之內的壟斷領域，如天然氣特有的運送領域、交通運輸關涉的領域、電力運送及對應著的電信領域。規則依托的評判機制，也凸顯出公平的特性。彈性特性的規制空間，包含促動及激勵這樣的新規制、調和價格及限縮成本。這就銜接了自由態勢下的規制，拓展了價格管控中的彈性空間。
四、結束語
【關鍵詞】審計;經濟學;理論
1制度經濟學前提
1．1制度經濟學簡介
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Economics)是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制度經濟學在一定基礎上為審計理論發展提供新的理論支持，為其注入新的活力。我們將從契約經濟學作為入口，用于探討契約經濟學在審計理論中的具體體現。
1．2契約經濟學是建立審計原則的重要基礎
契約經濟學的快速發展，經歷了漫長的時期，它已成為當今經濟學的重要內容。契約經濟學通過契約理論對當今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律進行剖析，為我們充分認識審計理論發展提供重要的依據，也為推進審計制度建設提供堅實的支撐。契約理論在審計的體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①從委托理論來看委托理論開創了一個新的審計視角，它將委托的關系視作一個全新的整體。在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中，我們將每個主體作為一種“理性人”，即利用有限的資源為自己謀得經濟效益最大化。在基于審計理論的委托中，審計的需求者———企業作為委托人，與受托人———會計師事務所擁有不一樣的利益目標，審計的需求者追求審計質量的可靠性，而審計工作的執行者則追求其自身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這就導致兩者在行為上有巨大的偏差。因為人有自己的利益追求，這就使得委托人必須要對人進行一定的激勵以及承擔用以約束人越軌活動的監督費用來使人朝著有利于委托人的方向發展。外部監督作為一種手段，能夠有效降低委托人所承擔的成本。②從審計制度建設來看審計制度的設立需要經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傳統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從審計的本質作為出發點，審計制度用于約束委托方和受托方兩者行為的同時，也是一種特定的契約關系，是對雙方責任、權利、義務、行為和規范等的一種協議。從審計的獨立性來看，審計只有保持其本身的客觀性和獨立性才能被委托方所接受，才能夠有效的控制和保障契約的執行，并且不斷的進行完善;其次，從契約費用以及成本方面來分析契約制度的合理性，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只有設計合理的激勵制度以及增加適當的激勵成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雙方的利益，減少彼此的利益沖突。應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進行審計收費、審計規范、審計質量檢查結果的公示，都能提高審計工作的專業性。綜上而言，現代的契約理論促進了審計理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理論的內容，使我們能夠更加科學認識審計工作的客觀規律，更全面的考慮我國當前審計所存在的問題。
2產權經濟學前提
2．1產權經濟學簡介
產權經濟學(EconomicsofPropertyRights)是流行于西方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學派，它起源于60年代以后。它是從產權結構或產權制度的角度研究資源配置率的，研究如何通過界定、變更產權安排，創造或維持一個交易費用較低而效率高的產權制度。產權經濟學的理論淵源可追溯至上個世紀30年代。
2．2審計理論中產權經濟學的體現
從一定程度上而言，審計就是產權結構變化的產物，它是為了監督企業契約的制定而出現的。現代產權經濟學在審計中的應用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審計的發展。具體體現如下:①從審計的基礎上看，審計是隨著經濟責任各方存在產權利益糾紛而發展起來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體現經濟責任各方的產權所有關系，所以，審計的產生與發展基于深厚的產權關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斷定審計就是產權關系的延伸與拓展。②從審計的本質上來看，審計就是為了協調經濟責任體制各方的產權所有關系，它是為了解決利益沖突產生和發展的，是一種外在的契約保障機制。審計的目的就是為了保障經濟體制各方的權益，產權經濟學要求產權的平等分配關系，而基于利益主體不同，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審計理論的發展。③從審計的發展過程來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擁有不同的產權制度，而產權制度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的利益分配關系，經濟運行體制與產權結構關系擁有嚴格的邏輯對應關系。審計在對經濟進行評價的同時，它所反映的就是該時期的產權制度。經濟體制的變動影響審計的發展，進而決定審計工作的復雜化和多樣化。伴隨著產權經濟結構的發展，審計在一定程度上趨于多樣化、層次化等，促使審計朝著更深層次的地方發展。因此，產權經濟學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審計理論的發展，豐富了審計理論研究的內容，從而開闊了我們的審計視野。
3技術經濟學前提
3．1技術經濟學簡介
技術經濟學是一門相互交叉的科學，是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融合而成，是一門經濟應用科學。技術經濟學把技術與經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以選擇最佳技術方案。技術經濟學開闊了審計理論的視野，為審計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3．2技術經濟學的方法論在審計領域的體現
審計方法中的技術分析方法充分體現了應用經濟學內容中的技術經濟學原理。一個方案的實施需要消耗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但不管如何我們要確保決策的實現能夠保證最適宜的消耗。因此，在經濟效益審計中，需要運用一定的技術方法來對其進行評價，從而提出合理的改進建議。這種方法原理體現了技術經濟學的原理，為審計提供了方法論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的基礎。在方法論方面，技術經濟學發揮著很大的作用。在當今的審計工作中，審計人員需要面對大量的審計資料，這就要求審計人員要構建經濟模型，利用數學工具來研究變量之間的關系，來預測審計的風險和被審計單位的信譽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審計的風險，并且提高了審計的效率，保證審計的工作質量。
4信息經濟學前提
4．1信息經濟學簡介
信息經濟學起源于20世紀40年代，發展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發展成熟。信息經濟學是信息科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是一門研究信息的經濟現象及其運動變化特征的科學，其主要研究內容包括信息的經濟作用、信息的價值、信息的產業結果等多個領域的內容。信息經濟學中一個重要的概念———不對稱信息反映了審計關系雙方所掌握信息量的不同，而基于這一前提，對審計工作質量的衡量則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4．2不對稱信息在審計工作中的影響
在審計工作流程中，涉及經濟體制雙方的各自利益。一方面，委托方作為審計成本的承擔者，希望以最小的成本代價獲得更高質量以及渴望經濟主體獲得更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審計判斷;另一方面，受托方作為審計工作的執行者，基于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職業道德，要堅持合理并且嚴格的行為規范。委托方希望更多的表露經濟體制的優勢所在，受托方則需全面考慮經濟體制的各項經濟因素進而作出合理的符合其職業道德的審計判斷。因為，基于這一前提，委、受托各方對經濟體制的信息掌握量則會存在很大不同。在受托方處于信息劣勢的情況下，要充分掌握經濟體制的經濟信息，這就要求受托方要進行全面的信息獵取以做出合理的審計判斷。審計工作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由經濟體制各方履行其職責而共同促進其產生的。委托方需全面披露企業各項真實的經濟因素，受托方要利用其專業知識對其進行合理的判斷，兩者相互協作，共同促進，審計就是在這樣一種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發展過程之中不斷前進的。
5結論及后續研究進程
經濟學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其理論更加趨于完善，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審計的發展開啟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從本文的內容可以看得出來，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審計的理論，并為審計理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方向。把經濟學的思路運用在審計之中，為審計工作者提高其工作質量，完善審計信息，改善其工作效率指明新的方向。對于本文只是自身歸納，在具體理論方面還有些許不足，還需進一步的加深研究。如計量經濟學在審計之中的體現會在很大程度上推進審計工作質量以及技術經濟學在審計中的應用都會推動其發展。因此，審計理論與經濟學原理的結合需要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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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高中知識基礎較差
在高考招生中，獨立學院為本科第三批，總分相對較低，并可以適當降分錄取。這就導致獨立學院的學生高中知識基礎較差，特別經濟學類的專業大多招收的是文科生，數學基礎相對更差，而在宏觀經濟學里面有很多公式的推導，使得學生學習起來有困難。基礎知識較差的原因大多是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的問題，這很難在較短的時間內改正，所以很多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學習感覺難跟上，聽不懂。
（二）學生綜合素質較高，學習新生事物能力較強
獨立學院的收費較高，所以能上的學生大多家庭條件較好，家長一般對教育比較重視，學生思想活躍，情商高，興趣廣泛，大多有文藝特長，對計算機、網絡技術等非常熟悉，善于利用現代技術學習。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有很強的探索和求知的欲望，討厭刻板的理論學習。
（三）學生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欠缺，缺乏刻苦精神
學生在高中階段沒有養成較好的學習習慣和學習方法，自控能力較差，在大學缺乏監督和制約的情況下，學習習慣很難改正，導致學習事半功倍，學習效果不顯著；學習方法也缺乏靈活性，由于習慣了高中的填鴨式的學習方法，在學習上缺乏主動性，不會自己總結和解決問題，嚴重依賴教師。此外，由于家庭條件較好，學習上缺乏刻苦學習的精神，對較難的問題往往不愿深究，考試前臨時抱佛腳。
二、提高宏觀經濟學教學質量的方法探討
針對以上獨立學院學生的特點，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中，我認為應該扎實基礎、加強課程教學的互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勵學生主動學習的學習精神。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獨立學院學生對宏觀經濟學的畏難態度，使學生真正把宏觀經濟學學好
（一）扎實基礎知識
主要體現在數學和經濟學原理兩門課程上，在大一的高等數學的學習中應該拿出相當的時間復習高中的數學知識，另外，在高等數學的學習過程中還要使學生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這樣既可以提高學生的興趣，又可以打實基礎。在經濟學原理的學習過程中，要通過各種手段，例如案例教學、實際問題分析等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興趣，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才能培養他們學習的信心和動力。
（二）加強案例教學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因為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源于歷代經濟學學家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和經濟問題的解決。因此，在教學中，應該將經濟理論和歷史或現在的經濟現象聯系起來，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和獨立學院的學生注重實用性的特點是想符合的，通過形象的各種實際案例可以將抽象的理論轉化為生動的現實問題，逐步培養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動力，建立起正確的經濟學思維模式
（三）創新教學手段
在教學方法上，也不能單一的利用教授法，這樣難免使學生感到枯燥，失去學習興趣。而應該充分理由學生知識面廣、才藝突出、對計算機和因特網的熟悉來創新不同的教學方法，例如：對于通貨膨脹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去采訪自己的親朋好友的通貨膨脹經歷，然后用小品的方式呈現出來，既可以發揮學生的特長，又可以提高學生的主動性；對失業問題的學習，可以讓學生在互聯網上查找典型國家的失業率指標，然后用PPT的方式進行演講；而對于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這樣理論性比較強的章節，就可以通過課程提問的方式互動，多做練習，多多激勵和表揚學生，提高學生的學習信心。總之，不能采取單一的教學模式，要根據不同章節的特點，相應的選取合適的教學方式，使學生不感到枯燥，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四）完善激勵制約機制
獨立學院的學生普遍自制能力較差，逃課現象比較突出，上課不專心聽講。對于宏觀經濟學的學習也同樣如此，因此，在宏觀經濟學的教學上面也要在制度上對學生形成良好的制約。例如，在上課時，對積極互動發言的同學加平時學分，對上課玩手機不認真聽講的學生和遲到曠課的學生減平時學分，對曠課嚴重的學生給予退課處理等。通過獎懲兩方面的作用，從外部起到激勵和制約的作用，并轉化為內在的學習動力。
三、總結
(一)功利主義者反對政府供給公共物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政府的強制供給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功利主義者認為公共物品雖然是公眾所需要的，也不能在市場當中獲得，但是如果國家介入，那么這種“家長式”的公共物品供給，就會滿足社會中一部分群體的需要，而傷害到另一部分群體的幸福，不是帕累托最優解。第二，政府供給容易出現依附文化，鼓勵懶惰，大量勞動者“依附”國家福利而生存，降低社會幸福。第三，政府供給存在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居民可能利用信息不完全而違背道德享受福利，政府也可能利用公權力獲取私利，所以功利主義者反對政府供給公共物品，提倡“小政府，大市場”。
(二)工具理性主義的批判工具理性源于馬克思•韋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只注重功利，借助理性達到目標，重視效率而忽視人的情感和精神。“物質和金錢成為了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的牢籠。”瑏瑠工具理性主義將“經濟人”假設運用到政治分析中瑏瑡，把政治行為視作政治市場，將公務人員假設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分析政治活動中的激勵問題、尋租問題和外部性問題，運用計量經濟學證明政府供給效率較低，而市場供給效率較高，否定政府供給，強調市場供給。認為政府只是傳遞個人偏好的管道，而不應該承擔收入再分配的作用。無論是自由主義者、功利主義者還是工具理性主義者在分析時都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不同，作為社會福利的代表，公共物品具有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減少社會不平等，提升社會正義，維護公民基本人權的作用。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其意義更為重大。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公共物品供給不足，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地區，公共物品極度匱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差，經濟發展受到極大拖累。所以盲目套用發達國家經驗對經濟發展不利。同時，傳統批判忽視了公務人員的利他性，忽視了人性的復雜性和道德倫理對人行為的規制，忽視公民、政府和社會的責任心和道德感，忽視公共倫理的感召，只強調人行為中的不合作和自利，與社會現實不符。所以，我國仍然要強調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作用，構建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
二、政府供給公共物品的正效應
政府天生就是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者。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提出政府就是為公眾提供公共物品的組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認為:政府的作用在于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務，包括國家安全、社會安全以及私人因為缺乏激勵而不愿意提供的公共事業和公共服務。斯圖亞特•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運用》中提出政府在于建造私人不愿建造的對公眾有利的物品。馬克思也提出“……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得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瑏瑢。
(一)人權與公共物品權利一詞最早出現在古羅馬的私法中，也是最難定義的概念。哲學家范伯格干脆直接定義權利為“簡單的、不可定義的、不可分析的原始概念”瑏瑣。按照資格說的看法，權利意味著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或者對某個事物是否擁有某種資格才對其享有某種權利。形成權利有兩個要素:第一，別人不能否認你能夠享有某物的資格;第二，你享有某物時別人不能讓你處于不利的狀態或者讓你受到打擾。公共物品滿足這兩大特征是權利對象。人權是一權利束，包含了發展權、知情權、受教育權、平等權、參政權、安全權、社會保障權等一系列權利，而這一系列權利的實現基本上都依靠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利構成了人權的基本內容。鑒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每個人都不可能占有公共物品，所以公共物品的消費權實質上是享用權。社會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是人的基本權利，但它和私權不同，這項權利不能排除其他人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所以首先針對的是社會而不是個人，針對的是政府而非他人，“在現代國家中，這種責任直接賦予了政府，并為它設定了一項嚴格的和特定的義務即政府本身不得破壞或忽視它有責任保障的權利。”瑏瑤對于政府來說，保障人權是其基本責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當中對政府的這一職責也有所論述。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之一，享用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是公民的基本福利權利，作為政府，提供充足的、多樣的公共物品是保障人權的基本手段。
(二)平等與公共物品平等和自由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強勢概念。其理論基礎來自于“天賦人權說”，認為人生而平等。斯多葛哲學學派反對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人類不平等學說，認為每個人都具有理性，都在自然法的統治之下生活，都擁有平等的權利。英國17世紀哲學家洛克認為“就作為一個人的地位與權限而言，人人都應該是平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自明之理”瑏瑥。不平等作為平等的反面，體現了個體在權利上的差異。盧梭認為“不平等使人類失去自由，……，要讓人類獲得自由，必須先追求平等”瑏瑦。公共物品的享用權如果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就極易在社會中造成不平等感，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決定了不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就很容易讓那些無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人感覺到不平等，撫慰和勸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這種不平等感，但是只有最終得到了享用權之后，不平等感才能消除。對于政府來說，消除社會不平等就是大量供給公共物品，讓最大多數人得到公共物品享用權。而市場供給公共物品時，收費、隔離等方法限制了未繳費主體對公共物品的享用權，擴大了社會不平等感，造成不和諧。
(三)公共治理中“公共性”和公共物品“公共性”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是主體的公共性，主體必須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其在行為上具有公益性、平等性和法定性;第二是價值觀的公共性。私人管理關注私利性，而政府公共治理目標體現公共性，以維護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社會民主和社會責任為目標;第三是手段的公共性。恩格斯認為國家是同群眾相分離的公權力，政府公共治理依靠的就是公權力;第四是對象及目標的公共性。公共治理的對象一定是國家事務、政府事務和社會事務;并且在本質上是以民主為基石，追求人民、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和社會福利等多元目標，所以政府公共治理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和公眾利益。公共物品與公眾福利和公眾利益緊密相關，第一，公共物品具有提高社會福利的效應。無論收入高低，公共物品的非可分性和非排他性使享用者能夠得到完全一致的服務，提升了社會福利;第二，公共物品具有再分配效應。政府通過稅收提供公共物品使低收入家庭免費地、完全均等地享受福利，有利于再次分配，可以縮小分配差距;最后，公共物品有利于提升社會公平和正義。公共物品能提供完全一致的消費，保證每個人都享有同等的機會和權利，特別在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等一些關乎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問題上，由政府供給更能體現社會正義與公平。
(四)滿足農村及落后地區的需要農村及西部地區天然處于市場競爭的不利地位，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公共物品品質差、供給結構不合理、總體數量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仍是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落后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經濟總量低，市場活力不足，居民財富較少，寄希望于民眾的合作意識，建立市場組織提供公共物品幾乎沒有可能。而且市場供給中，每個參與者都希望減少支付，這是群體性的占優策略均衡，并且在參與者數量眾多的情況下，監督每個參與者如實表述需求的成本較高，在經濟上不可行，公共物品會供應不足。政府供給是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
三、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的界定
薩繆爾森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1954)界定公共物品是“每個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都不會導致其他人對這種物品消費的減少”瑏瑧。人們習慣于把具備完全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商品界定為純公共物品，且認定純公共物品應當由政府提供。但嚴格意義上的純公共物品范圍極小，因為消費容量無限的物品幾乎沒有;嚴格的非排他性物品也幾乎沒有，因為隨著技術的發展，許多物品都有實現排他性的可能，如高速公路，這些變化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范圍越來越窄［6］。隨著工具理性思維的流行，政府供給缺乏效率的問題為人們所關注，在減小開支、縮小范圍的呼聲下，政府供給的種類越來越少，許多原本由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紛紛改革，完全或者部分由市場提供，企業逐漸成為公共物品供給主體。但是公共物品有較強的社會屬性，與公眾利益和公眾福利緊密相連，效仿發達國家縮小政府供給對我國并不合適，特別是農村和落后地區，政府退出供給帶來的福利損失大于成本節省，制約了經濟發展。政府供給的公共物品范圍應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認定。在經濟發達地區，經濟總量大，市場經濟活力強，社會財富積累豐富，合作意識較強，應強調市場供給，政府只保障最低限度和最少種類的公共物品供給;在西部落后省份和農村，經濟總量小，市場經濟活力不足，合作意識不強，政府應放棄工具理性思維，更多的介入供給，提供更多數量和種類的公共物品，保證經濟發展和公眾福利。
四、結論
從工具理性的角度過分強調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認為政府應該退出公共物品供給，忽視公共物品的社會效應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效用水平。在公共物品供給中應該強調公共治理精神與價值理性，以此合理判斷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給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社會效用函數水平。
(一)強化公共治理精神公共治理應以民主為基石，追求社會平等、社會公正、社會公平等多元目標，核心價值在于承擔公共責任并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這要求政府扭轉“注重效率，忽視公共”的問題，實現治理目標和行政價值的轉移，做到“公共第一，效率第二”，回歸公共性。同時在公共治理中提高公務人員素質，發揮利他精神，以最大化社會福利為目標，強化公共治理精神，讓公共性和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價值取向體現在每一個公務人員的工作作風、觀念及信仰中。
(二)強調價值理性工具理性觀念把手段作為目標，禁錮了公共政策最初的理想，忽視了公共物品的社會性;價值理性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的———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瑏瑨價值理性強調行為本身的道德價值高于行為的效率。馬克思•韋伯定義價值理性為實質理性，他認為“實質理性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價值，是一種主觀合理性。……這些目的……往往以價值而非經濟利益為取向，……要求保障一個社會中每一個成員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即政府拋棄傳統觀念，更多注重價值理性，注重人文關懷，以滿足社會成員的基本需要為最終價值取向。當經濟學、管理學失去人文價值關懷時，也就成為了失去靈魂的軀殼。要求建立多元的公共物品供給模式，在經濟發達地區政府減少直接供給，通過建立效率引導、結果引導的行政調控機制，間接控制公共物品供給，依靠市場提高供給效率，減小效率損失;而在經濟落后地區，適當擴大政府直接供給范圍和數量，滿足經濟發展需要，提升社會福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