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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源與環境經濟。
通訊作者：溫亞利，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資源與環境經濟、林業經濟與政策。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編號：70803005）;國家林業局保護司項目（編號：621720）。
（1.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2.太白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陜西眉縣 722300；
3.周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陜西周至710400）
摘要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在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學術界一直缺乏其社會效益計量的研究。該研究在界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的概念及分析其內涵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專家咨詢法及文獻參考方法，初步建立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包括：社會文明進步、人類健康和社會生產生活改善3種類型11項指標。利用市場價值法、等效替代法等方法，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保護生物多樣性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效益進行了計量及分析。結果表明：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在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同時，每年產生了相當可觀的社會效益，總貨幣量約11.68億元人民幣，與周邊區域密切相關的社會文明進步效益為1.68億元；人類健康效益為1.62億元；社會生產生活改善效益為8.37億元。該研究的社會效益計量指標及計量方法可為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基層工作人員及類似保護區社會效益計量及評價提供參考。
關鍵詞 自然保護區群；生物多樣性保護；社會效益內涵；計量分析；秦嶺
中圖分類號 S759.9；X361；F06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7-0113-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20
對社會效益的分析過去一直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但是隨著認識問題越來越要求更加深刻和準確，社會效益的定量分析就顯得更加緊迫。其中：社會效益內涵、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和社會效益評價模型是社會效益計量中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自然保護區群的社會效益反映了自然保護區本身對周邊社會產生的影響和帶來的效益。它既包括經濟活動引起的社會效益，也包括非經濟活動引起的社會效益，即由設立自然保護區引起的一系列經濟變化和社會變化狀況，包括有形的社會效益，也有無形的社會效益。具體而言，就是在設立自然保護區后，由于對自然生態系統的保護，保護區的資源狀況，環境質量得到改善，周邊社區社會經濟發展開始轉軌，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開始轉變，整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該研究試圖通過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內涵進行解釋，構建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的計量指標體系，同時利用一手調研數據或者二手統計資料對計量指標進行計算，目的是揭示就地保護這種保護生物多樣性的方式對區域社會發展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為國家區域宏觀管理決策提供依據，促進陜西省生態補償機制的完善。由于研究的需要以及學科的限制，在該項研究中不涉及自然保護區設立而產生的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法制觀念以及等方面的變化，只能就社會效益中可計量或者可定性分析的部分進行計量分析。
1 研究區域及數據來源
1.1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
本研究選取了陜西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為研究對象，自然保護區群主要是指在某種特定生物棲息地保護中，由于其棲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連續，通過在特定地理區域內建立若干個有聯系的保護區，形成一個自然保護區網［1］。本文研究的秦嶺自然保護區群范圍界定為秦嶺保護區群的主體自然保護區，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長青、朱、牛背梁以及天華山7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秦嶺保護區群地處長安區、周至、太白、眉縣、寧陜、洋縣、佛坪、柞水等縣境內。地理位置為東經107°20′-109°04′，北緯33°16′-34°05′。東西長約150 km，南北寬約95 km。保護區群總面積約251 300 hm2；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是秦嶺生物多樣性的精華所在，也是中國生物多樣性的關鍵地區之一。
1.2 研究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實證研究方法,于2009年7月12日至8月5日對秦嶺大熊貓自然保護區群中5個國家級保護區周邊19個鄉鎮46個自然行政村進行入戶訪談以及問卷調查,采取隨機抽樣和典型抽樣相結合的原則選擇樣本農戶。調查共得到問卷466份,剔除由于戶主外出打工而不能得到有效回答問卷，一些缺失數據較多的問卷和有明顯偏差的問卷,最終的有效問卷為411份；另外，于2010年7月21日至31日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中其余2個自然保護區（牛背梁及天華山自然保護區）及周邊社區進行了調研，最終得到有效農戶問卷127份。最后，還收集了大量二手資料，主要包括七大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相關資料及問卷調查、各保護區所屬縣域的國民經濟統計年鑒。
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的相關概念及特征
2.1 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概念界定
自然保護區產生的社會效益既有與經濟活動相關的社會效益，又有與經濟活動無關的社會效益。既有有形的社會效益，也有無形的社會效益。因此，迄今為止，關于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的明確定義并不多見，保護區社會效益的界定必須在總結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客觀、實際地界定。對“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進行科學的定義是研究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的關鍵。中國學者在森林社會效益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因為保護區群屬于森林生態系統，其社會效益和森林社會效益有著特殊的聯系。基于此，本研究把森林社會效益作為研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的基礎。張建國、周曉峰認為, 森林社會效益是指森林為人類社會提供的除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之外的一切效益，它主要包括人類身心健康的促進、促進人類社會結構的改進以及人類社會精神文明狀態的改進［2］；張穎認為森林社會效益是指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的總體，在消費森林物質產品、勞務或者服務時所產生的某種后果的比較關系。具體的說是以森林資源為對象的經濟活動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和作用［3］。在綜合眾多研究社會效益的基礎上，目前從現有資料來看，國內還沒有形成對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的明確定義，文獻很少。
本研究參考森林社會效益，給予“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概念界定:是指以共同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們的總體,在與自然保護區交互作用過程中獲得的各種需求的滿足和利益的實現。它是自然保護區森林生態系統所提供的、對人類社會整體有益的、除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以外的那部分年增加效益。它至少包括: 自然保護區對社會文明進步的效益；對人類健康的效益；以及對社會生產生活改善的效益。
2.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特征
2.2.1 自然保護區群的社會效益具有公共物品屬性
公共物品是與私人物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指可以供社會成員共同享用的物品，消費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過市場機制由企業和個人來提供，主要由政府來提供。嚴格意義上的公共物品在消費上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4］。根據公共物品理論和自然保護區的特點，可以清楚的判斷出自然保護區整體的公共物品特性。建立自然保護區的主要目的是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特殊的自然文化遺產資源，而保護工作具有比較明顯的公共物品性質。自然保護區的建立首先滿足的是公共的需要，而且它具有較大的外部收益，屬于既無排他性又無競爭性的物品。就是說，自然保護區的建立不可能排除任何一個人不享有這種建立的好處，而且，當一個人享受自然保護區帶來的生態功能及其他服務功能的好處時，不會減少其他人享有這種好處［5］。為了達到保護目的，國家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法規，約束保護區內的資源利用方式。同時，為了保證法律、法規的有效執行，國家設立專門的機構來負責保護區的管理工作。因此，自然保護區從整體來看是一項應該由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
2.2.2 自然保護區群的社會效益具有典型外部經濟性
外部經濟性是指生產者或消費者在經濟活動中由于市場失效和技術等原因把一部分額外效益免費或無價轉移給其他生產者或消費者的現象，是一個經濟主體的行為對另一個經濟主體的福利所產生的影響效果，而這種影響效果并沒有從貨幣上或市場交易中反映出來［4］。外部經濟性活動有利于全社會福利的增進，國家應該采取補償政策以利于它們產出的提高。例如，企業的廢渣綜合利用就是一種外部經濟性，因為它在取得一定的經濟效益的同時，給社會帶來環境效益。自然保護區除了在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涵養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環境、保持生態平衡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外，還是科研、教學、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和生態旅游的重要基地。從自然保護區設定的目的和所發揮的作用看，自然保護區的產出主要是提供清新的空氣、良好的生態環境和為野生動植物種等自然資源提供良好的棲息地［6］。簡單地說，自然保護區的設立就是為了保存一定的生物生存環境、保持生物多樣性、保持水土、涵養水源、凈化空氣等［7］，從而為周邊社區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提高當地居民的農業收入，增強了旅客及其他人群的保護意識等，這是自然保護區功能的一種體現，也是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屬于典型的外部經濟現象。
2.2.3 自然保護區群的社會效益無市場價格
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自然保護區的社會效益并沒有參合人類無差別的勞動，因而不具有價值。同樣依據公共物品的屬性，自然保護區的社會效益也不能在市場上流通，也不具有價格，因為消費者不愿意個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費用而讓別人消費。因此，自然保護區的社會效益具有西方經濟學中“燈塔效應”、“免費搭便車”的特點［8］。一個不可爭議的事實就是自然保護區的建立為周邊社會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優質水源、肥沃土壤、新鮮空氣等，同樣也為居民的身心健康帶來正效應，如居民素質的提高。因此，本研究視為自然保護區群的社會效益無市場價值，也不視為商品能進行市場流通（無價格）。
3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構建
3.1 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構建原則
指標設置是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的基礎，指標設置應依據以下原則［9］：①科學性原則；②全面性原則；③系統層次性原則；④系統動態性原則；⑤簡明可操作性原則。其中需要解釋的是，系統動態性原則：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是自然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對立統一，構成一個多指標、多參數的動態計量系統工程。既要以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為基礎，又要盡可能囊括自然保護區社會功能的方方面面，還要避免重復計算；既要有統一的計量系數，又要兼顧不同時空的差異；既堅持計量的精確性，又要注重計量的合理性。
3.2 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構建
3.2.1 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構建的依據
通過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概念及特征的分析，特別是通過對保護區實際情況調查了解的基礎上，本研究初步設計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計量體系。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計量指標的選取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主要是在參考大量文獻的基礎上，通過專家咨詢的方式，選取了那些文獻中使用頻率較高，同時結合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周邊的實際，綜合考慮周邊社區的生態、經濟、社會現狀及主要存在的問題，選擇針對性較強的指標作為衡量標準。國家林業局動植物保護司、陜西省林業廳的專家以及北京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教授對本指標體系給予最終修改意見，使體系設計的合理性進一步完善。
3.2.2 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構建
構建的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是基于保護區群建設的整體效益，系統地分析自然保護區群建設對整個自然保護區系統產生的各方面作用，最終構建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表1）。
表1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計量
指標體系及計量結果
Tab.1 The measurement system and results of social
benefi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3.3 社會效益計量指標解釋與計量方法說明
每個計量指標如何操作，是指標體系能否正確計量的關鍵，也會對社會效益評價產生重要的影響［10］，因此，對每個計量指標進行解釋是必要的。為實現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的定量分析, 運用替代法、成本法和支付意愿法等計量方法初步嘗試了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的計量方法, 并運用數學公式建立了11個主要指標的具體計量方法。
3.3.1 科研、教育效益（C11）
科研水平可以表示文化的發展潛力, 此處以有效的科研成果收益為表示量, 通過投入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科研經費總額和成果轉化率和收益率對該指標進行計算。計量公式 （1）：
C11科研效益 + 文化教育效益
N ?f?r + 文化教育效益（用教育成本替代）
N ?f?r + 實習教育費用+出版物費用+論文費用
式中 C11 -科研、教育效益；N -科研經費總量；f-成果轉化率；r-成果轉化社會收益率。
3.3.2 人口素養效益（C12）
人口素養可以表示自然保護區文化影響社會的程度, 此處以保護區高素質人才的經濟收益作為替代量［11］。即將保護區大中專以上學歷人口工資與平均工資差額作為計算基底, 綜合考慮各類高層次人數（大中專及以上）。計量公式（2）：
C12 （G - G′） ?N
式中 C12 -人口素養效益；N-大中專學歷以上人口數；G-大中專學歷人口平均月工資；G′-陜西社會平均月工資。
3.3.3 人口文化脫貧效益（C13）
人口文化脫貧是新世紀農村現代化建設的重要衡量指標，通過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來體現［12］。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脫貧的效益是非常難用定量的方法去衡量的，這里僅僅是為了需要找出一種替代方法去簡單計量。其效益的計量可以用問卷形式獲得周邊社區年文化消費平均金額，然后乘以周邊社區人口數。計量公式（3）：
C13 N?Δf
式中 C13 -人口文化脫貧效益；N -周邊社區人口總量；Δf-人均年文化消費增量金額。
3.3.4 社會安定效益（C14）
社會治安條件的改善是人民生活安定和優越的保證, 通過比對來體現林區治安的優良。其效益的計量可以用案件發生數量和全社會單位面積案件發生數量之差, 結合損失量進行計算［13］。計量公式（4）：
C14 （N - N′）/n ?G?r
式中 C14 -社會治安效益；N ,N′-陜西省某年發生林業案件總數量；n-N 與N′間隔的年份;r-保護區群面積與陜西省保護區總面積比；G-平均損失。
3.3.5 人口壽命延長效益（C21）
延長壽命是森林保健的目的和最高要求, 可以采用意愿支付法進行計算。其效益的計量可以用掌握自然保護區群生態環境可能延長人類壽命的年限和居民意愿為延長壽命支付的額度, 參照當地人口數計算總量。計量公式（5）：
C21N ?ΔA ?G
式中 C21-人口壽命效益；ΔA -壽命延長年限；G-意愿支付額度；N -當地人口數量。
3.3.6 療養防病效益（C22）
吃藥治病，不如健康無病。生物多樣性是人類健康的良友，離開喧鬧的都市，到寂靜、秀美的森林中來，不僅享受大自然的樂趣，而且不知不覺中有得到健身強體的保健效果［14］。療養防病效益是森林保健的直觀體現。其效益計量可以用保護區群周邊社區居民醫療支出和社會該項支付的平均值之差替代防病效益, 結合人口數量和區域工資系數進行計算。計量公式（6）：
C22 （G-G′） ?N ?r
式中 C22 -療養防病效益；G-保護區周邊人均醫療支付額；G′-社會平均醫療支付額；N -當地人口數量；r-工資調整系數。
3.3.7 居民陶冶情操效益（C23）
自然保護區群內良好的生態環境以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可以陶冶游客的情操，也可以豐富社區居民的感情。該項效益計量可以用統計自然保護區內休閑、旅游的人數, 通過統計其停留平均時間，再結合其平均工資進行計算。計量公式（7）：
C23 N?P?r
式中 C23 -居住陶冶情操效益；N-游客人數；P-游客平均游玩時間；r-區域平均小時工資。
3.3.8 勞動力就業效益（C31）
新增就業體現保護區群吸收就業的功能, 也是改善林區居民生活的關鍵。該項社會效益計量方法可以表述為保護區群年新增就業人數, 結合其平均工資進行計算［15］。計量公式（8）：
C31 ΔN ?G
式中 C31-新增就業效益；ΔN -當年新增就業人數；G-平均工資。
3.3.9 勞動生產率效益（C32）
勞動生產率是指勞動者在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勞動成果與其相適應的勞動消耗量的比值［16］。勞動生產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勞動在單位時間內生產某種產品的數量來表示，單位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越多，勞動生產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產單位產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表示，生產單位產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少，勞動生產率就越高。勞動生產率是自然保護區文化對生產活動進行作用的現實體現［17］。本研究采用的計量方法為自然保護區一年內生產的GDP增長量和保護區存在對GDP的影響系數相乘。計量公式（9）：
C32 ΔG?I
式中 C32-勞動生產率效益；ΔG-GDP年均增長量；I-保護區存在對GDP的影響系數。
3.3.10 生活質量提高效益（C33）
居民生活質量提高效益主要是指保護區內居民在家庭和個人物質文化生活提高方面應具有的效益。由于質量提高很多表現為居民對自身生存、生活狀況的主觀評價，因此，本研究需要通過一定的方法進行轉化然后進行計量。本研究認為，居民住房條件的改善以及年均家用消費品消費的增加是其生活質量提高的重要標志，本研究欲采用住房條件改善的效益和消費品增加效益來代替生活質量提高的效益。具體計量方法可以通過保護區內居民平均居住面積和房屋均價計算總價格, 綜合考慮調整系數計算總量。通過問卷形式，統計出居民家庭日用品及家電增加量，即統計處消費品的平均增加量，然后乘以居民總數。計量公式（10）：
C33 X?P1?N + P2?N
式中 C33-居住條件效益；X -年住宅增加面積；P1-單位面積均價；N -該地區社區戶數；P2-家庭消費品年增長貨幣量；
3.3.11 科技推廣效益（C34）
科技推廣產生的效益主要是指政府組織科技人員到保護區內進行科技指導，并免費提供技術和種植需要的種子、種苗等。因此，科技推廣的成果主要是表現自然保護區為農業增收，特別是應用新科技，新技術來管理農業。計量公式（11）：
C34ΔG?I?R?r
式中 C34 -科技應用效益；ΔG-糧食單位面積增產量；I-糧食均價；R-農業耕地總面積；r-科技應用比例。
4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計量結果
4.1 科研、教育效益（C11）計量
秦嶺自然保護區獨特的地理位置及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資源為科研及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場所。目前，秦嶺自然保護區已經成為中國科學院動物所、中國科學院植物所、陜西師范大學、西北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北京林業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林業科學院等國內科研機構的常年科學研究對象。秦嶺自然保護區的建立，我國每年投入大批經費用于科學研究，根據調研得知，據不完全統計，2000-2009年，僅中國科學院、中國林科院10年間針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七大保護區）進行項目研究的科研經費之和就多達15億元，年均1.5億元（不包括自然保護區地理遙感區劃研究經費）。此外國際非政府機構，如WWF（世界自然基金會）、GEF（全球環境基金會）等對秦嶺自然保護區群進行研究項目投資，保守估計每年有1 000萬元左右。根據研究，我國科研單位科研成果轉化率均值約為10%［18］。根據研究得知，科學研究的社會收益率為56%-99%［19］。本研究取r70%。根據計量公式（1）計算獲得科研效益為11 200萬元。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現已經成為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學生的實習、教育基地。近似地以教育費用、出版物費用及研究論文成本估算文化教育效益。經過咨詢專家意見，文化教育的效益主要取決于科學研究論文的產出及科技出版物的發行。針對實際舍去了實習、參觀等教育費用。根據陜西林業廳及國家圖書館統計數據，1980-2008年以秦嶺七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題材正式出版發行的圖書及音像制品共計300多種，29年的圖書發行總收益為2億元，年平均為689.66萬元。的效益計量仍以支付成本代替收益，根據中國知網檢索，1980-2009年，以秦嶺七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題材的各類論文總計約2 000篇，其中學術論文1 700篇，畢業論文300篇（不包括未上網公示的碩士及博士論文），論文費用1 150萬元。因此，文化教育效益為1 839.66萬元。
綜上所述，科研、教育效益為13 039.66萬元。
4.2 人口素養效益（C12）計量
根據2008年全國自然保護區名錄，本研究的自然保護區群7大自然保護區全屬林業部門主管。根據各保護區管理局給出的數據，截至2008年底，保護區群管理局從業人員統計結果（表2）。根據計量公式（2），人口素養效益計量結果為1 918.78萬元。
表2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林業系統大專以上
就業人員統計表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for employed personnel with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注：本研究把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作為林業系統的高層次人才； 公務員及事業單位人員均按照12個月計算工資。
數據來源：各保護區管理局資料整理所得；月收入數據由林業從業人員調研問卷整理所得。
4.3 人口文化脫貧效益（C13）計量
在研究人口文化脫貧效益時，剔除了城鎮人口，因為這些人口整體文化程度要高于農村社區人口6.7年，本研究只計算周邊農村社區人口文化脫貧的效益。采用了“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周邊社區農戶訪談問卷”中關于農戶文化消費的統計數據，涉及7個自然保護區的周邊農戶（總人口43 642人），共收到378份有效問卷，統計結果表明：文教、娛樂等機電消費品支出費用為36.79元，書、報、雜志支出費用為34.51元，教育支出費用為346.80元，支出總計418.10元。因此，根據計量公式（3），人口文化脫貧效益為1 824.67萬元。
4.4 社會安定效益（C14）計量
我國近年來出臺了為數不少的關于自然保護區的法律法規，通過開展我國自然保護政策宣傳教育，使周邊社區人群及游客保護意識增強，違法犯罪案件數量大大減少（表3），與此同時，社區參與（社區共管）保護在保護區有效開展，物種得到有效保護的同時，生態環境進一步恢復。根據計量公式（4），保護區群社會安定效益為：27.23萬元。
表3 陜西省林業違法犯罪案件統計表
Tab.3 The statistical table for forestry criminal
case in Shaanxi
注：案均值 3 203.89元。
數據來源：陜西林業廳統計數據；保護區群林業案件統計數據位各保護區管理局提供。
4.5 人口壽命延長效益（C21）計量
保護區平均壽命的延長可以間接反映保護區建立以來對當地居民身體狀況的影響。秦嶺自然保護區大部分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建立的，由于保護區統計工作不完善的原因，保護區內及周邊人口普查數據缺乏，因此，本研究采用2000年陜西人口普查數據。根據《陜西人口統計年鑒2008》可以得知，同時期，陜西省區域人口壽命呈現分化，其中全省平均人口壽命是70.07歲，陜南人口壽命為72.67歲，陜北67.89歲。本研究采用同省份，有林（陜南）和無林（陜北）區域人口壽命做比較。因此，對比顯示，自然保護區群所屬縣域人口壽命要比無林的陜北相關區域人口壽命延長5年左右。
根據研究需要，本研究在問卷調查中設置了幾道相關的題目來考察保護區區域內居民的因森林延長壽命產生的環境保護支付意愿。樣本人群為保護區周邊農村社區居民及縣域居民，樣本數為243份有效問卷。統計結果為：農村社區居民支付意愿為20元/年，縣城居民支付意愿為50元/年。G取二者平均值35元/年。
根據計量公式（5），人口壽命延長效益為763.73萬元。
4.6 療養防病效益（C22）計量
根據調查問卷統計，2008年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周邊農村社區居民及城鎮居民的年醫療支付分別為：農村108.75元/年/人、城鎮180.21元/年/人。G取二者均值，G144.48元/年/人。根據中國2008年人口統計年鑒，我國全社會平均人口支付醫療費用270.55元/年。根據計量公式（6），療養防病效益為550.19萬元。
4.7 居民陶冶情操效益（C23）計量
根據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各管理局不完全統計，近年來保護區及周邊生態旅游人數呈上升趨勢，僅2008年一年保護區群及周邊社區共接待游客62.18萬人次，本研究通過2008年保護區群內游客問卷調查統計得出游客平均停留2天，各類人群人均平均收入為120元/天。
根據計量公式（6），居民陶冶情操效益為14 923.2萬元。
4.8 勞動力就業效益（C31）計量
自然保護區進行的投資也必然帶動保護區內勞動就業水平的提高，如為保護區群眾免費提供樹種、樹苗，發展經濟林；為保護區內群眾提供技術指導，市場開拓，為農林產品增值服務。修建公路、橋梁，進行保護區建設等。這些都有力地推動了保護區勞動力就業。當然，就業有短期就業，也有長期就業；有是直接就業，也有是間接就業，本研究僅對近年來保護區吸納就業人數進行了統計，據不完全統計， 2000年-2008年保護區群及周邊吸收各類就業人員15.68萬人（林業統計年鑒及陜西林業廳調查數據整理）。年均解決就業人員1.742萬人。因此，本研究采用簡單量化分析法進行評估，即按照勞動力的工資與代替其直接效益，2008年吸收勞動力就業平均工資是1 800元/月。則根據公式（8）計算獲得，勞動力就業效益為7 627.2萬元。
4.9 勞動生產率效益（C32）計量
本研究欲采用2004-2007年GDP增加值（表4），然后采用平均值得出年GDP增量。保護區存在對當地GDP的影響系數采用專家咨詢的方式，本研究整理了陜西林業廳及西北大學、陜西師范大學等大學相關領域的教授專家。最后采用各專家給出的平均結果，I取13.58%。根據公式（9），勞動生產率效益為35 862.88萬元。
4.10 生活質量提高效益（C33）
首先，本研究在計量生產生活質量提高效益前，先分析一下實地調研的農戶生活質量滿意度情況。對于居民生活質量水平的測度，國際上通用的方法是采用恩格爾系數來測度宏觀或者微觀主體的消費結構，并測度居民生活的富裕程度。
恩格爾系數食物支出金額/總支出金額
根據2009年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周邊社區隨機抽樣，整理問卷得出2008年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周邊居民消費支出情況（見表5）。計算得出，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周邊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0.503。
表4 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周邊縣域GDP變化量
統計表（萬元）
Tab.4 Statistic variation of GDP in surrounding counties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數據來源：各縣《統計年鑒》統計數據。
表5 2007-2008年秦嶺自然保護區群周邊居民
消費支出情況表（元）
Tab.5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surrounding communities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etween 2007-2008
數據來源：調研問卷整理數據。
聯合國貧富衡量的恩格爾系數標準:＜0.2最富裕; 0.2-0.3富裕; 0.3-0.4相對富裕; 0.4-0.5小康水平; 0.5-0.6溫飽水平; ＞0.6絕對貧困。為了更好地對恩格爾系數進行分析，收集資料匯總整理出我國恩格爾系數簡表（見表6）。
綜上所述，從計算結果來看，秦嶺保護區群周邊居民的生活質量較上世紀90年代有了較大提高，但尚處于溫飽水平，今后如何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同時使人民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是我國各級政府應該考慮的方向。根據農戶調查問卷統計，保護區群周邊社區從1997-2005年之間住房面積家庭戶均增加了83 m2，年均增加9.23 m2。根據計量公式（10），生活質量提高效益為8 886.71萬元。
表6 中國恩格爾系數簡表
Tab.6 Chinese Engel’s coefficient
4.11 科技推廣效益（C34）計量
根據自然保護區群內縣域統計年鑒及調研的數據，調研組從陜西農業廳及林業廳處的專家訪談中獲知，保護區群周邊社區至少有1/3耕地應用了科技新成果，因此，本研究r1/3。由中國學者的相關研究得知，秦嶺自然保護區周邊社區耕地應用科技成果可增收糧食約為250 kg/hm2,糧食均價取值為1.5元/kg［20］。根據計量公式（11），科技推廣效益為1 352.05萬元。
5 計量結果分析
通過一手數據以及二手數據（主要是參考文獻資料及保護區統計資料），對七大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所構成的秦嶺自然保護區群進行了社會效益計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的相對值，見表1。
首先，由表1計量結果可以看出，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由于保護生物多樣性而產生的年均社會效益（C）總和約為11.68億元人民幣。其中社會生產生活改善效益（C3）最為顯著約為8.37億元；社會文明進步效益（C1）與人類健康效益（C2）幾乎差不多，分別約為1.68億元和1.62億元。因此，整體來說，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產生了可觀的社會效益，為當地社會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契機。
其次，從表1中個別社會效益計量指標來看，還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1）在社會文明進步效益（C1）中，C11 ＞C12 ＞C13 ＞C14。其中科研、教育效益C11相對來說是最大的（1.30億元），占社會文明進步效益的77.57%，遙遙領先于其他社會文明進步效益指標，原因也簡單，秦嶺自然保護區群是一個巨大的生物多樣性寶庫，有著世界獨一無二的物種基因，這為全世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社會實踐的機會，同時教育下一代也是自然保護區群承擔的另一項任務。社會安定效益是最小的（27.23萬元），僅僅占社會文明進步效益的0.1%。這個計量結果還是比較小的，這與保護區群周邊區域經濟發展有關系，畢竟地處貧困山區的群眾離不開他們賴以生存的資源，偶爾發生一些偷采偷獵必不可免，同時這個結果也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保護區與周邊社區目前關系依然不和諧，有待政府部門及時了解情況，做出政策的調整。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素養和文化脫貧效益是差不多的，其中文化脫貧效益的計量結果也反映了周邊社區文化生產的投入，這與保護區周邊社會經濟發展是分不開的。
（2）保護區群對人類健康效益（C2）中，居民陶冶情操的效益所占比重最大，約為91.91%。這也不難理解，保護區群獨特的自然資源為全國各地的人民可以通過旅游享受到生物多樣性保護帶給他們的愉悅心情，計量結果主要取決于全國有旅游支付能力的工作人群，他們愿意為這個放松的方式支付收入的一部分。另外，療養防病效益及人口延長效益總體占到人類健康效益的8.19%，這部分效益主要取決于保護區群周邊社區，它是在無意識中就產生的效益，由于沒有直接計量的方法，本研究采取了周邊社區環境支付意愿的計量方法，雖有主觀性，但這種方法還是目前最適合計量這兩種效益的最好替代方法。
（3）在社會生產生活改善效益（C3）中，整體比重是最高的，約為71.69%。在國內外很多關于森林社會效益的研究中，勞動力就業效益及勞動生產率提高效益是最主要的考察指標，本研究的計量結果也不難理解，保護區群的存在，為中國特別是陜西地區解決了一大批人口就業（其中包括正式編制及非正式就業），其實這部分效益是難以用數字估計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體現在區域GDP年增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必將帶動整個區域的勞動結構及生產形式的改變，社會效益顯著。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周邊社區農戶生活質量提高效益也是保護區群社會效益一項很重要的衡量指標，這關乎人們對保護事業的態度及積極性。本研究此部分采用一手調研數據，其計量結果顯示，周邊社區生活質量的確較以前提高了，但整體還是不太顯著，僅占整體社會效益的7.61%。這也說明了保護區管理部分，特別是中國地方政府要注重關心保護區周邊社區的生活質量，只有社區生活質量顯著提高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保護區與社區矛盾的根源，這也是中國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
6 結論與討論
由于自然保護區社會效益計量在中國還處于起步階段，雖然有些學者做了些定性分析，但大部分社會效益分析還是針對森林這一獨特區域展開的。對于自然保護區群社會效益的計量必須以經濟學理論為主，同時兼顧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輔助，本研究的計量指標只是初步對秦嶺地區社會發展能力的一種評價，隨著時間的推移，指標體系還有待完善，由于社會效益的計量指標數據獲取還是比較困難的，采用替代法得出的結果或大或小，這也是本研究以后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特別是計量公式（模型）的完善更有助于計量結果的貼切和被社會認可。另外，本研究在設計計量指標體系的原則中已經表明，可操作性是本研究必須依據的基本原則，因此在現實中自然保護區群所產生的暫時還不能實現計量的社會效益也是很顯著的，比如由于自然保護群的存在，山體滑坡、泥石流較以前明顯減少，人民生命財產得到有效保護；特別是在家庭保護意識觀念方面，保護區周邊的農戶也發生了極大的思想變化，由原來的被動保護變為現在的主動保護。這是因為，近年來保護區政府的教育、宣傳，周邊社區已經意識到生態環境及資源保護的重要性，農戶傳統上山安夾放套、偷采偷獵的行為大大減少。最后還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的社會效益計量指標體系主要是針對森林生態系統、野生動物保護為主的自然保護區群為對象進行研究的，不能適合所有類型的保護區社會效益計量。
致謝：感謝國家林業局保護司賈建生副司長、陜西省林業廳動管處周靈國副處長對該文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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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Social Benefi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HU Chong-de2 SI Kai-chuang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Taibai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Meixian Shaanxi 722300,China;
3.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Zhouzh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ZhouzhiShaanxi 710400, China）
1、欲攬春*入自家，無可奈何成落花。
2、我是一只小小小鳥，總是飛呀飛不高。
3、清除污染靚城市，從我做起強素質。
4、一葉知秋，一屑知城人人重小節，市容必整潔。
5、萬眾成一心，臟亂不近身。
6、排放廢水少一刻，小魚歡樂多一刻。
7、手拉手，創造美好環境；心連心，創建生態校園。
8、人人參與環保，共建綠色學校。
9、人人愛環保，校園更美好。
10、人面天天洗，市容日日新。
11、樹木擁有綠色，地球才有脈搏。
12、除了相片，什么都不要帶走；除了腳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3、地球是我家，綠化靠大家。()
14、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葉總關情。
15、來時給你一陣芳香，走時還我一身潔凈。
16、小草有生命，足下多留“青”。
17、小草對您微微笑，請您把路繞一繞。
您好！我是車輛小學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一名小學生。
我們生長在這個美麗而富饒的地球上，是地球母親母親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然而，在此同時，我們卻不顧后果的破壞各種資源，不但使它們不能再生，還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態災難。在大街上，一些再亂扔垃圾的人屈指可數，還有一些不講衛生的人的人隨地吐痰，一個個細菌蔓延開來，使人膽戰心驚。為此，我向您誠懇地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1：請讓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亂扔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亂扔垃圾不但影響市容，還污染了環境，請市民們不要亂扔垃圾，更不要扔到海邊。
2：建議市民們自己組織一個環保隊，去制止身邊亂扔垃圾的人，并進行教育和提醒。
3：市民們要在馬路旁邊多多種樹，樹會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氣，使空氣更清新。
希望大家好好保護地球，讓它不要破碎。
您好！我是車輛小學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一名小學生。
我們生長在這個美麗而富饒的地球上，是地球母親母親給了我們一個溫暖的家。然而，在此同時，我們卻不顧后果的破壞各種資源，不但使它們不能再生，還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態災難。在大街上，一些再亂扔垃圾的人屈指可數，還有一些不講衛生的人的人隨地吐痰，一個個細菌蔓延開來，使人膽戰心驚。為此，我向您誠懇地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1：請讓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亂扔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亂扔垃圾不但影響市容，還污染了環境，請市民們不要亂扔垃圾，更不要扔到海邊。
2：建議市民們自己組織一個環保隊，去制止身邊亂扔垃圾的人，并進行教育和提醒。
3：市民們要在馬路旁邊多多種樹，樹會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氣，使空氣更清新。
希望大家好好保護地球，讓它不要破碎。
隨著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的開展，自然保護區的環境容量已經不堪重負，脆弱的生態系統也遭到致命的打擊，自然環境受到了嚴重的污染。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是旅游業迅猛發展，加上缺乏規劃和管理，國民生態意識較差。有的風景區出于經濟目的，熱衷建設，盲目擴張；生活污水增多，垃圾廢渣、廢物劇增。有的地方在風景名勝區鄰近蓋工廠、辦企業，甚至在景區違法進行采煤、采礦生產，濃煙滾滾，污水橫流；如較為典型的海南五指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非法開發建設小水電站案件，云南綠春黃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非法建設水電站案件，內蒙古大青溝國家級自然保護內非法建設空中索道和旱地滑道等旅游設施案件，河南黃河濕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內違法建設交通設施案件。
二、自然保護區發展生態旅游的解決對策和建議
1規劃先行原則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自然保護區各功能分區的特點和要求，依據資源類型、景觀特色、環境條件，結合當地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等編制生態旅游的總體規劃，提出旅游發展戰略、制定保護和開發利用及保護管理措施、確定接待容量等，經專家評審并提交規劃管理行政主管部門，按法定程序審批實施，嚴格執行。擬建設的各類項目，均需經相應程序、組織相關單位和領域專家會審，有效防止建了拆、拆了建及其他公害的發生，保護生物多樣性、保障生態良性循環。
2適度建設原則
堅持服從規劃、高效利用的指導思想，建設規模與游人容量相適應，對自然保護區現有的管理設施、野外保護設施及原住民生產生活設施等進行改造與利用，旅游設施建設不能超出環境容許的限度，避免盲目性開發；要處理好旅游旺季與淡季的關系，在旺季游客過多時，要利用現有當地農民閑置的空地、房間開發農家體驗游、療養游、采摘游等，有組織地調動當地社會力量參與生態旅游，如歐洲幾個旅游業較發達的國家，供旺季使用的“補充住處床位”比正規床數還多。這既是一種經濟有效的辦法，也是分享建立自然保護區給當地帶來的紅利。要建立、引導在區內旅游觀光、區外娛樂消費的模式，使自然保護區青山依舊、綠水長流。
3統籌兼顧原則
統籌旅游開發、生態保護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要切實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按照以保護促開發、以開發促保護的要求，促進生態建設產業化、旅游發展生態化，經濟社會發展全面化，積極推行綠色環保的開發、經營和消費模式，發展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新型旅游產業，建立生態環境與旅游開發的良性循環發展模式，實現旅游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開發利用；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力開展美麗鄉村建設，提升農村整體環境，保持鄉土本色，突出田園特色，發展鄉村旅游。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統籌協調旅游及相關行政管理部門的職能，理順相關利益為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努力實現共同富裕、共同發展。
根據國家林業局第50號令（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修筑設施審批管理暫行辦法）中第十三條規定“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實驗區居民，在遵守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關規定和不破壞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在固定生產生活活動范圍內修筑必要的種植、養殖和生活用房設施的，應當在修筑設施前向所在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機構報告，并接受指導和監督。國家林業局不再審批。”按照相關職能部門要求審批，不需要新增建房辦法。
二、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緩沖區內：
1.根據“法無禁止則可為”原則，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沒有明確規定禁止建設的，在不造成大破壞前提下，建議參照實驗區相關規定；
2.在自然保護區內不具備搬遷條件的村民，建議同意審批。
一、引言
與傳統旅游相比，生態旅游具有生態、環保等優點。自然保護區具有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以及獨特的自然景觀，是進行生態旅游活動的理想場所。但如果開發和管理不當，就會對保護區生態環境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甚至造成環境和資源危機。因此，保護區在開展生態旅游時，首先要意識到資源環境對于生態旅游的重要性，采取嚴格的措施，才能確生態旅游的持續健康發展。
二、旅游活動對保護區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
雖然生態旅游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生態環境的保育，但不少地方也存在利用保護區優良生態環境為“旅游”服務的現象，這加劇了保護與開發之間的矛盾沖突，給生態環境帶來不利影響：
（一）對植物的影響
火災是植物最大的威脅，會對植物造成毀滅性的打擊。煙頭、野炊等均可能導致森林火災的發生。旅游設施的興建和游客踩踏除了會直接導致植物的死亡，還會影響植物種子的萌發和群落的演替，造成植物種類減少、種群結構變化。另外，游客的采摘也會對植物造成傷害，特別是珍稀瀕危物種，掠奪式的采摘往往會使這些物種瀕臨滅絕。同時，游客的進入還增加了外來物種入侵的危險。
（二）對野生動物的影響
游客的進入，打破了野生動物的正常生活規律，增加了它們的精神壓力，影響了它們的繁育，導致動物種類和數量不斷減少。比如在四川王朗自然保護區，曾經在河灘灌叢常見的鳥類、獸類以及爬行動物等，有些如今已難覓蹤跡，一些物種甚至開始向外遷徙逃離。游客的投喂，改變了動物的覓食習慣，降低了物種野外生存能力。還有一些不法之徒，在利益驅使下，大肆捕殺野生動物，對物種的生存構成了巨大威脅。
（三）對土壤的影響
旅游設施的興建和游客的踩踏會引起地表、土壤板結、水土流失、土壤貧瘠化。土壤環境的破壞，會直接影響植物的生長、降低土壤動物數量和活力、打破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對保護區的生態環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四）對水體的影響
水體污染主要來自于區內酒店、餐館等場所排放的廢水以及水上娛樂項目產生的尾氣、燃油排放和游客丟棄的生活垃圾，這些污染物極易造成水質的污染，威脅水生動植物的生存。由于水體清理難度大、自我修復速度慢，因此很多污染是永久的、不可逆的。
（五）對大氣的影響
大氣污染主要來自服務設施和車船的廢氣排放。煤氣和液化氣燃燒產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煙塵；汽車所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鉛化合物；固體垃圾堆積產生的惡臭等，都會對保護區大氣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個別保護區甚至開設了野炊項目，這不僅增加了火災隱患，也對空氣造成了污染。
（六）對景觀的影響
一些保護區完全不顧保護區環境承載能力，大量興建旅游設施，破壞了保護區自然景觀和原始風貌。由于旅游道路的開發建設，人為形成了很多干擾廊道，造成了生境的破碎化，降低了保護效果。有些保護區甚至違規建設索道，大面積炸毀山體，嚴重破壞了區內自然景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環境損失。
三、對策
（一）建立健全政策法規體系
建議盡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將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開發納入法制軌道。各級政府要出臺相關配套措施，加大執法力度，任何項目都要堅持先環評再建設。對環境破壞大的項目，要堅決禁止；對環境保護者要給予相應的政策、資金扶持，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
（二）嚴控游客數量，加強環境監測
在旅游開發前，應先對保護區環境承載力進行評估，并在運營過程中嚴控游客數量。應定期對保護區的環境進行監測，發現問題及時處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旅游開發對保護區環境的破壞。
（三）加大環保宣傳，倡導文明出游
利用一切媒體手段，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生態旅游資源不可再生的教育，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同時，保護區要精心策劃旅游線路，在游客游覽過程中融入環保講解的內容，幫助游客樹立環保意識，保護區內生態環境。
（四）加強部門協調，深化綜合治理
要加強旅游、林業、環保、建設等部門的溝通協作，建立部門聯系和信息通報制度，以便形成合力，增強監管力度。建議成立由林業部門牽頭、其它相關部門和相關專家共同組成的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管理機構，全面負責管理保護區生態旅游開發、環境保護和治理等工作。
四、結語
[關鍵詞] 生態旅游 自然保護區 王朗模式 小眾
一、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的王朗模式
1.生態旅游在王朗的成功
王朗自然保護區成立于1965年，是我國最早成立的四個大熊貓自然保護區之一。保護區位于四川省綿陽市北部的平武縣，是岷山山系的腹心地區，屬于全球生物多樣性核心地區之一的喜瑪拉雅——橫斷山區。保護區內生活著大熊貓、金絲猴、扭角羚等7種國家一級保護動物和29種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根據1989年的調查，這里是大熊貓分布最密集、人為干擾最少、棲息地質量最好的區域。區內還有著種類豐富的鳥類資源。植物種類也十分豐富，區系組成復雜。完整獨特的生態系統，豐富的動植物資源和大熊貓的特殊吸引力是王朗開展生態旅游的天賦條件。
1996年，世界自然基金會與國家林業部在王朗自然保護區所在的四川平武縣開展“綜合保護與發展項目”（icdp）旨在保護大熊貓及其棲息地，尋求森林資源保護與當地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王朗及其周邊社區的生態旅游就是平武icdp項目的一個子項目。
王朗的生態旅游從1997年開始啟動，在經過最初三年的規劃籌備之后，從2000年10月開始正式對外運營。入區旅游人數在2001年即超過1萬人，旅游收入達40萬。并在此后的幾年中保持持續增長的勢頭。與此同時王朗的生態旅游以它鮮明的特色迅速獲得了國內外的反響。2001年王朗的生態旅游順利通過了國際著名的生態旅游認證機構——澳大利亞全國生態旅游認證項目（neap）的生態旅游認證，2002年王朗的生態旅游被作為發展中國家生態旅游的典型案例向當年在加拿大召開的“國際生態旅游大會”推薦，王朗的生態旅游開始有了國際性影響。同年，王朗自然保護區由原來的省級自然保護區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2005年王朗的生態旅游又通過了“綠色環球21”生態旅游認證達標階段的評估，這在當時國內的自然保護區中是第一個。在生態旅游發展的同時，王朗的管理、科研、環境教育、監測巡護等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發展。王朗自然保護區因此三次被國家林業局評為“全國自然保護區管理先進集體”。 并且因為在有效管理、生態旅游、科研合作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而被列為51個“全國示范保護區”之一。
2.王朗生態旅游的“小眾”特征
與許多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不同，王朗生態旅游的內在動力來自于保護區協調發展的要求，而非單純的經濟目的或政府的行政安排。在借鑒了澳大利亞、尼泊爾等國自然保護區生態旅游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王朗的生態旅游一開始就避開了其他自然保護區大規模、大眾化旅游開發的誤區，以其鮮明的個性在保護區的生態旅游中獨樹一幟。王朗的生態旅游模式具有鮮明的“小眾”特點，可以稱之為小眾型生態旅游。
“小眾”旅游是區別于大眾旅游的一種精品化的旅游模式，它以旅游市場中對其產品的重度使用者為目標市場，其產品設計、市場營銷、服務方式都針對性地圍繞這幾類小眾游客的特點展開。王朗的生態旅游正是這樣一種“小眾”旅游，它以科研工作者、國際生態旅游者、會議旅游者、學生等八類市場為其主要服務對象。并且通過網站、媒體宣傳、會議、信件、電話甚至私人接觸等方式與這一部分“小眾”保持良好而持久的關系。保護區提供的專業性、知識性極強的旅游產品如講座、科考、專業解說等也正是適應了這一類消費者的需求。而旅游接待中保護區員工與旅游者個人接觸廣泛，人性化的服務模式也十分契合這些目標消費者的心理。
王朗所選擇的這幾類游客的人數雖然不多，但重游率高，花費高，因而構成王朗生態旅游的主要市場。據王朗自然保護區的統計，這一部分游客的數量只占王朗入區游客總數的25％，但其消費占保護區旅游總收入的70％。成功的市場定位與產品定位成為王朗生態旅游最大的競爭優勢。
3.“小眾”生態旅游與王朗自然保護區的全面發展
王朗的旅游實踐不但找到了適合自身資源條件和特點的生態旅游模式，而且使得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發展成功地服務于保護區的資源保護與管理。通觀王朗生態旅游十年的發展，如果僅從經濟效益角度考量，它算不得成功。每年30萬～40萬元的收入，恐怕是任何一個旅游開發公司所不屑的。但是通過生態旅游的開展，帶動了保護區的科研、保護、教育、國際合作和社區工作，使得保護區走上了一條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之路。僅以科研為例，生態旅游開展的十年是自然保護區對外合作和科研發展最快的時期。王朗自然保護區通過生態旅游的發展提高了知名度，吸引了大量的科研機構的合作和資金的注入。保護區已先后成功地與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等數十所國內外科研院所進行了20多個科研項目的合作，在巡護、監測和科研的基礎上，建立了幾十個數據庫。同時這些科研成果又被成功地轉化為講座、解說、生態小道等生態旅游產品，極大地豐富了王朗生態旅游的內涵和吸引力。
二、生態旅游王朗模式面臨的困境
作為我國自然保護區中較早開始生態旅游探索的成功典型，王朗的“小眾”生態旅游模式以最小的環境代價獲取保護區保護與發展的資源，它符合生態脆弱的自然保護區的特點，也符合以保護為首要目的的自然保護區的戰略目標，是一種值得其他自然保護區借鑒的可持續旅游模式。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王朗模式自身的生存卻遇到了極大的挑戰。
在王朗自然保護區所在的綿陽市的《2000年～2015年旅游發展規劃》中，就把王朗白馬景區作為綿陽市旅游開發的六大精品景區之一，納入了綿陽市地方旅游經濟發展的格局。2006年，為了加快王朗白馬地區的旅游發展，由綿陽地方政府做媒，平武縣政府與大型民營投資控股集團公司四川漢龍集團簽署協議，計劃由漢龍集團投資3個億，將王朗白馬景區打造成四川第二個旅游目的地，形成四川第二大旅游經濟圈。2006年12月漢龍集團接手了王朗的旅游經營。王朗保護區內形成了王朗管保護，漢龍新公司管旅游，平武縣的王朗白馬風景區管理局協調旅游發展的格局。但是由于開發理念上的沖突和管理上的協調問題，目前王朗保護區內的旅游發展進入了緊張的磨合時期。王朗保護區退出了進行中的“綠色環球21”的生態旅游認證，漢龍集團提出的修建林區道路、整治賓館設施等計劃無法開展，景區內游客人數也有所下降。與此同時保護區周邊開展旅游接待的白馬人為了面對開發商進來后對自身的利益構成威脅的局面，自發成立了自己的旅游開發公司。
在目前的王朗景區內，圍繞旅游開發，交織著幾對突出的矛盾：保護區旅游開發理念和思路的矛盾、保護區與地方政府的矛盾、保護區與旅游開發商的矛盾、旅游開發商與當地居民的矛盾。如果這些矛盾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王朗的生態旅游可能就此夭折。
三、王朗案例帶來的思考
王朗生態旅游的探索和實踐、它目前的困境和面臨的挑戰在我國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實踐中極具代表性。王朗的生態旅游要突破目前的困境得到健康發展需要解決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是王朗的，也是所有自然保護區旅游發展需要面對的。
1.保護區旅游的定位——經濟優先還是保護至上？
沒有人不知道保護是自然保護區的首要目標。但是保護區的保護、科研、監測、巡護、環境教育都需要經費。經費不足嚴重制約著我國自然保護區的發展，也成為眾多自然保護區開展生態旅游的強勁動力。但是，自然保護區的旅游應當如何定位？是象“一般風景類土地資源”一樣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還是將自然保護區的生態旅游定位為實現保護區總體目標的一個工具？自然保護區在旅游開發之初就應當明確其旅游定位，才能避免在經濟運作中迷失。
王朗自然保護區把他們的生態旅游定位為“小規模、負責任的旅游，它促進周邊社區、游客、公司與企業、政府與非政府部門參與大熊貓棲息地保護機制的建立。”在王朗的案例中，保護區沒有把生態旅游的經濟目標凌駕于其他目標之上，而是成功地讓它成為推動保護區總體目標實現的一個工具。
2.保護區旅游的模式——大眾旅游還是小眾旅游？
國內學者在研究中提出，自然保護區尤其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世界遺產一樣屬于“遺產資源”，遺產資源的價值是獨一無二的，具有不可替代性。遺產旅游經營創新的關鍵是遺產本真價值的展示。遺產的管理和經營在本質上是非營利的。自然保護區的旅游開發和經營應當區別于其他風景區，嚴格控制旅游容量，堅持小規模、精品化、控制式發展的“小眾”旅游模式。我們認為，自然保護區——尤其是那些資源觀賞價值高、旅游吸引力強的保護區——不應當拒絕大眾游客，但更不宜為了經濟目的而盲目迎合市場需求。保護區的生態旅游應當嚴格服從保護區的首要目標，尋找與保護區職能協調的主導旅游模式，限制游客數量，加強游客管理和環境教育，擔負起引導和培育旅游者的任務，而這本來就是保護區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
3.保護區旅游的主體——自主開發還是對外招商？
目前我國自然保護區的旅游主要有自主開發、對外招商和聯合開發等幾種模式。選擇何種開發模式應當根據保護區的具體情況確定。我們認為對于具備自主開發條件的自然保護區應當鼓勵其自主開發。尤其象王朗這樣積累了豐富的自主開發旅游的經驗、旅游產品特色鮮明并且為市場認可的自然保護區應當堅定不移地支持他們走自主開發之路，從政策上、資金上、技術上給予支持。對于那些不具備開發資金、人才、經驗的自然保護區，可以招商引資或聯合開發。但前提是，一定要建立完善的開發商遴選、監控和退出機制，確保其旅游開發不違背自然保護區的總體目標。
4.保護區旅游的管理——保護區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我國許多自然保護區處在生態脆弱、經濟貧困地區，當地居民和地方政府有著強烈發展地方經濟的意愿。這種發展經濟的強烈意愿與保護區的旅游發展思路往往會發生劇烈的沖突。這種意愿和行為又因其作為一種政府意志和政府行為而影響著保護區旅游發展的方向。
地方政府過度介入經濟活動而忽視自身在環境保護、社會管理、協調不同利益群體的矛盾方面的作用，這其中既有發展觀上的偏差，也有深刻的制度設計根源。對于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旅游發展中處于特殊地位的自然保護區來說，迫切需要明晰產權，改變產權主體虛設的狀況，設立權威機構自然保護區的產權，并且適度回收保護區尤其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管理權，加強對自然保護區的條狀垂直控制。這是使自然保護區，尤其是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旅游健康發展并服務于保護區管理目標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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