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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小企業；勞動力價格；應對策略
[中圖分類號]F2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8―0133―02
1、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勞動力價格上漲的原因
1.1 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失衡
勞動力供求直接影響勞動力價格，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供求失衡，導致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一是從總量上看，勞動力總量供求結構失衡。一方面，就勞動力需求而言，近年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提供了眾多的就業崗位，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其經濟增長更是強勁，對勞動力的需求更是日益旺盛。2009年，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增量分別為2071萬人，比2002年增加了1512萬人。就勞動力供給而言，勞動力供給明顯下降：2009年年末，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高達12.5％，生育率已降低到0.2％以下，2009年，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量僅為665萬人，比2002年的1511萬人減少了846萬人，勞動力人口擴張明顯放緩，供不應求現象日益明顯。二是從結構上看，勞動力技能供求失衡。隨著人們對生活品質的提高，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也越來越高。但我國具有一定技能的技術人才卻相對短缺，加之國家近年來采取了一系列惠農政策，農民工外出務工的機會成本明顯上升，企業只有通過大幅提高對這些技能人才的薪資水平，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這在經濟較發達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尤為明顯，這也是導致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總體勞動力價格水平上漲的原因之一。
1.2 國家相關政策和法規等因素的外部約束
一是國家政策要求提高最低工資。隨著我國逐步把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納入政府的議事日程，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和提高勞動者的工作環境和待遇。據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至今，全國先后有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幅度平均達20.6％，大多中小企業按照國家的規定，相應地提高了勞動者的最低工資水平。二是新勞動法的頒布助推了勞動力價格的上漲。2008年《勞動合同法》正式施行，要求企業必須為職工購買相關保險、對勞動合同的簽訂、履行、合同解除與終止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規定，規定了企業不與員工簽合同將賠付雙倍工資、勞務派遣工應與其他員工同工同酬等，這也在客觀上使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上升。
1.3 勞動者素質與維權意識不斷提高
一是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價格是由工人為維持其自身及家屬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近年來，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勞動力在參加工作時加大了對自身教育的投入力度，受到教育和培訓的年限普遍增加，總體素質有了大幅的提高，因此對工作就要求較高的回報。二是“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環境待遇等有更多的訴求。當前，“新生代”農民工已成為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勞動力供給的主要來源。這批農民工從小生活在城市，其價值觀念更加現代，維權意識明顯提高，他們開始要求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樣的權利，要求更好的待遇以及更高的發展機會，這也直接導致了許多按照傳統方式和待遇水平招聘勞動者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無法獲得足夠的勞動力。
1.4 勞動者通脹預期不斷強化要求提高工資水平
受通貨膨脹預期因素的影響，勞動者因通脹侵蝕其購買力而相應地要求企業提高勞動力價格，進而增加企業的勞動力成本，而企業為消化這些成本，又會提高其所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從而推高通脹水平，而此時勞動者會進一步要求企業增加工資，進而進一步加劇通脹水平和工資水平，如此反復，形成惡性循環。近年來，國際流動性泛濫，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不斷上漲，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加大，國內資源品價格改革、極端天氣頻發與較多的自然災害導致糧食價格不斷上漲，2010年11月，CPI同比上升5.1％，高于上月的4.4％，創下25個月來的新高，國內面臨很大的通貨膨脹預期壓力，勞動者在通脹預期的作用下，紛紛通過多種方式要求企業增加工資水平，從而提高了勞動力價格。
2、勞動力價格上升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的經濟效應
2.1 勞動力價格成本上升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負面影響
一是直接導致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利潤下降。勞動力價格實質上是企業的成本。一般而言，勞動力成本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生產成本中所占比重較大，比如采掘業的比重就高達33％左右，由此可見，勞動力價格的提升將對這些中小企業的利潤產生很大的沖擊，導致其利潤率水平的大幅下降。二是削弱企業產品在市場中的競爭優勢。長期以來，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由于在技術、管理和資金實力上都還存在差距，國際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價格比較低的成本優勢上，而勞動力價格快速上升無疑將削弱這種優勢，必將對這些企業的國際競爭產生重大影響，對出口產生不利的影響。三是強化通脹壓力。勞動力價格是構成CPI籃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勞動力價格的上升，無疑會導致物價水平的提升。
2.2 勞動力成本上升對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正面影響
一是有利于中小企業提高生產經營效率。勞動力價格的提高使得資本要素的相對價格降低，中小型企業利用機械化和自動化等先進設備替代勞動力投入的成本下降，為其進行技術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二是有利于提高勞動者收入水平。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勞動力價格的上升提高和改善了這部分相對低收入水平勞動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即使勞動者能獲取更多的自由，也有利于勞動者擴大對自身以及子女的人力資本投入，從而進一步提高其技能水平。三是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勞動力價格的提高有利于中小企業走出經營管理“低成本陷阱”，注重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積極引進和消化吸收先進的技術，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和合理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人力資本對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持續拉動。
3、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應對勞動力價格上漲的現實策略
3.1 出臺相關政策措施，增強政策執行的靈活性
一是出臺相關扶持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加快發展的法律法規。勞動密集型企業具有利潤微薄的特點，在勞動力價格全面上漲的背景下，政府在遵循市場優勝劣汰規律的前提下，可通過適當的稅收減免等優惠的稅收政策、建立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等優惠的金融政策，積極鼓勵企業加快技術升級，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不斷提高其利潤率和競爭力。二是提高部分政策執行的靈活性。我國地域遼闊，各
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層次不盡完全一致，因此在政策執行時應考慮實行差別化的政策，防止一刀切，同時還應根據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適當地調整相關政策，防止政策執行的僵化。
3.2 建立完善相關管理制度，做好公共服務工作
一是要加強勞動力市場建設，完善人才流動機制。要積極鼓勵勞動力市場中介組織的發展，并運用經濟和法律等手段強化對中介市場的監督管理，提高勞動力市場供求信息的透明度，應強化和完善人才的流動機制。二是建立和完善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要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城鄉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出臺全面、規范的保障農民工權益的法規，切實解決農民工所遭受的就業歧視、欠薪、職業安全衛生差等問題，徹底解決農民工的后顧之憂。三是要加強監控，引導和監督建立合理的工資決定機制。積極指導企業依法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工資分配共決機制和工資分配監督機制，逐步完善工會制度，積極發揮工會在勞動維權和工資協商中的作用，不斷增強企業工會維權和談判能力。四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動力素質和技能水平。提高人力資本是應對勞動力價格上漲的根本舉措。
從中小企業方面看，要有效應對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就要切實改善經營理念，加強經營管理，提高技術和知識含量，走專業化人力資本依托型的內涵式、高級化發展道路。具體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促進技術進步，加快產業升級和轉移。一是要以促進技術進步為抓手，抓住資本要素價格相對勞動力價格開始下降的時機，加大對先進機器設備的投資力度，積極消化吸收先進的技術，同時要注重同職業教學學校的合作，培養和引進技術人才，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將粗放式勞動力成本優勢轉變為集約式技術優勢，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促進產品(服務)向技術密集型、技術含量高型轉變，切實提高產品(服務)的技術含量，促進產業的優化升級。二是積極實行產業轉移。當前，中國勞動力成本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中西部地區絕對水平相對較低，在我國公路、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完善，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繼續延續的良好基礎設施、政策環境下，東部有條件的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可以將產業向西部轉移，通過區域之間的產業承接，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勞動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負面影響。
(2)強化勞動力管理科學管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一是要轉變觀念，高度重視人才。要正真認識到人才是企業的第一資源，是企業發展的根基。把人的管理從簡單的人事管理上升到現代真正的人力資源管理，充分尊重人才，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切實做好人才開發、使用與管理工作，充分挖掘人的潛能，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創造更大的收益。二是要改進勞動力成本管理方法。實施勞動力業務流程自動化技術，對勞動力工作量進行科學核算，使勞動力大到一年的休假時間、小到一天的加班時間，都能完整真實記錄，這樣既有利于對考核的公正性，也避免減少工資發放存在的摩擦，更好地調動勞動力的積極性，切實提高勞動生產效率。
參考文獻：
[1]胡學勤，秦興方，勞動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
關鍵詞：勞動力城鄉流動；流動數量；影響因素
一、 文獻回顧
勞動力流動問題一直為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學家所關注。17世紀威廉?配第認為，工業收益比農業的多，而商業收益比工業的多，這種產業間的收益差促使勞動力在產業間流動，使得勞動力從農業部門流向工業部門和商業部門。1940年，科林?克拉克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將從農業部門流向到工業部門和服務業部門。劉易斯在1954年首次提出“二元經濟結構”的勞動力流動模型，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中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以從事農業為主的傳統部門和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部門，傳統和現代部門在勞動生產率和收入水平上存在的差異，使傳統部門的勞動力不斷向現代部門轉移，從而引起勞動力的流動。費景漢、拉尼斯在劉易斯二元勞動力流動理論的基礎上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修正，強調工業與農業部門發展間的內在聯系和平衡關系。1961年，喬根森對勞動力流動模型做了新的補充，指出勞動力流動的原因不在于生產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費，是消費需求的拉動導致了勞動力流動。20世紀70年代初，托達羅提出了二元經濟勞動力配置模型。他認為，勞動力從農村流入城市的原因在于城鄉相對經濟收益，不僅由城市與農村的收入差距決定，同時受進入城市獲得工作的機會和概率影響。李對勞動力流動的推力、拉力和中間因素進行了研究，在博格等人勞動力轉移推拉理論的基礎上，添加了距離遠近、物質障礙、文化差異等中間因素，他認為勞動力流動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是各種要素相互作用后的共同結果。
國內學者對勞動力流動問題的研究主要是對國外理論和模型的學習和借鑒，并根據國內現況提出新的觀點。高國力將區域經濟收入差距帶入托達羅期望收入模型，發現區域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的收入差距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蔡將農村勞動力流動過程分成兩個階段，研究制度因素對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發現我國特有的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阻礙了城鄉勞動力流動。朱農將資本存量作為研究中介，分析勞動力流動與政策演變間的關系，指出在區域初始資本存量較少時，城市政策將禁止農村勞動力的流入；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資本存量不斷增加，城市需要農村的勞動力的流入來增加城市的產出，城市政策將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入。肖群鷹和劉慧君研究了我國以往省際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發現流出和流入入省份間的期望收入、收入差距、遷移成本、勞動力分布是省際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影響因素。從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實際出發，徐育才在勞動力流動推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三力模型”。他認為市場因素、政治與行政制度安排、勞動者能力是影響城鄉勞動力流動的三大因素，指出破除勞動力流動障礙將有利于促進勞動力的流動。王子成在研究勞動力工資決定機制時指出，與“劉-費-拉”二元經濟模型中農村勞動力獲得的工資是制度工資不同，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制度工資在實際生活中表現為最低工資，最低工資由地方政府和企業博弈決定，并非市場機制下的均衡。
二、 勞動力流動理論模型
三、 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實證檢驗
本部分在前文構建的勞動力流動模型的基礎上，建立回歸模型，基于全國30個省（市）的相關數據，研究勞動力城鄉流動的影響因素，進一步說明是什么因素影響了勞動力城鄉流動。
1. 數據來源。本文研究對象的時間跨度為7年（2006年～2012年），數據來源于相應年份的《中國統計年鑒》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30個省（市）的地方統計年鑒。變量包括城鎮地區工資收入水平、農村地區工資收入水平、流動成本、城鎮地區產出水平、就業概率、資本價格。具體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3. 實證結果。實證結果顯示，勞動力流動數量與資本價格、農村地區收入水平、流動成本呈負相關，與就業概率、城鎮地區收入水平、城鎮地區產出水平呈正相關，實證分析從量化角度證實了理論模型的結論。
四、 結論
本文構建的勞動力流動理論模型，實質上是基于對區域之間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差異將明顯影響勞動力做出流動決定的認知。由于區域之間存在這些差異，勞動力具有天然的流動性。理論模型分析得出，勞動力流動數量是流入區域勞動力數量、流出區域工資收入水平、流動成本、資本價格的減函數，勞動力流動數量隨流入區域勞動力就業數量、流出區域工資水平、流動成本資本價格的增加而減少；勞動力流動數量是流入區域產出水平、流入區域就業概率的增函數，勞動力流動數量隨流入區域產出水平、流入區域就業概率的增加而增加；根據假設條件，當0
參考文獻：
1. 威廉?配第.賦稅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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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劉易斯.二元經濟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4. 肖群鷹，劉慧君.基于QAP算法的省際勞動力遷移動因理論再檢驗.中國人口科學，2007，（4）.
5. 費景漢，拉尼斯.勞動剩余經濟的發展――理論和政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6. Jorgenson，D.W.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Economic Journal，1961，（11）.
7. 喬根森.二元經濟的發展.經濟學雜志，1961，（6）；剩余農業勞動與二元經濟發展.牛津經濟論文集，1967，（11）.
8. 王子成.農村外出勞動力工資決定機制及影響因素分析.華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
9. 高國力.區域經濟發展與勞動力遷移.經濟地理，1995，（2）.
基金項目：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重大項目“北京率先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研究”（項目號：13ZDA04）；農業部軟科學課題“我國城鄉一體化制度變遷與制度創新研究”（項目號：20141001）。
[關鍵詞] 委托工資法 投入產出率 工資
一、隨著2001年加入WTO，中國的對外貿易呈現了級數增長的態勢，并對國家經濟發展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
貿易在商品交換的同時帶動要素跨部門、國界流動，改變貿易格局和比較優勢，作為一個典型勞動力資源豐富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貿易在我國的進出口中占極大份額，貿易對我國勞動力要素收入的影響尤其是對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影響，成為關系經濟增長、經濟效率、經濟結構變化以及國家社會穩定的重要研究課題。本文通過委托工資回歸法建模，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對貿易影響本國工業部門勞動力工資的效果進行實證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建模
1.本文采用委托工資回歸法的思路來分析貿易和工資收入的關系，并測度中國的貿易對不同教育水平工人工資的影響。首先，建立產品價格和要素收入之間的回歸方程。在Leamer(1998)方程基礎上，為了突出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之間的聯系同時消除價格和資本之間的隨機效應，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加入回歸方程中，得到本文方程如下：
(1)
其中，表示每單位J產品資本的使用量，表示資本回報率的變化比例，為常數項，表示產品價格的變化率，表示要素回報率的變化率，表示在產品j中要素i的貢獻率()通常用要素i在收入中的份額表示，是誤差項。需要注意的是要素價格在式子中是參數，而要素價格的變動才是被估計量。方程右邊的變量表示行業要素收入份額，給定最初的要素價格它就決定于該產業規模報酬不變的生產技術，可見產業產品價格變動的技術原因是外生決定的。比例變化的測量由基期的產品價格和產出以及基期的要素價格和要素供給量決定，而這些數據相對于現期價格都是外生變量。本文的實證檢驗中包含了三種不同技術水平的勞動力和資本要素，這樣本文就可以依據方程將產品的價格變動對要素的收入份額進行回歸，并用回歸系數表示商品價格變化所引致的要素價格變動的比例，從而測量特定時期的不同技術水平的勞動力要素價格的變化。考慮到資本項專業化（specification of capital）變化、方程右邊變量的誤差導致價格變化的趨勢以及在本文的方程中疏忽的變量例如：通貨膨脹、利潤以及生產技術變化等本文保留了常數項。
其次，貿易對工資收入影響模型。本文用貿易變量作為被解釋變量其它變量不變進行回歸，得到相應的參數來表示貿易對于要素價格的影響，文中用（出口額－進口額）/國內消費額來表示貿易因素。
2.數據選取和說明
(1)數據的分類。本文依據國際工業分類標準（ISIC，第3版）、OECD（1986）按照技術水平劃分的標準產業分組和國家統計局行業分類標準將工業劃分為高技術產業（HT）、中高技術產業（MHT）、中低技術產業（MLT）和低技術產業（LT）四大類。同時按照《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將勞動力根據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劃分為：大學及其以上水平，中學水平（包括高中和初中以及職業技術學校），小學水平，以體現勞動力技術水平狀況。
（2）數據來源和說明。產品價格、工人工資和消費來自《中國統計年鑒》；貿易數據來自《海關統計年鑒》；勞動收入份額與資本收入份額本文根據統計年鑒的投入產出表（1987，1992，1997，2002年），結合部門產值計算得到。產業產出、產品價格指數、分產業的工資收入樣本數據和勞動力供給的樣本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經濟信息網數據庫（cei.gov.cn/default.aspx?tab=157）。相關說明：第一，本文模型中的工資水平采用的是職工平均工資，且從1998年開始為在崗平均工資數據。第二，在計算要素收入份額時，按照投入產出表并采用索洛殘差法（具體估算方法參見郭慶旺和賈俊雪（2005））計算。第三，在計算價格的變動率時，本文以1987年的價格作為基期，工資變動率和資本價格變動同樣以1987年作為基期。文中的產業產品價格我們根據產業劃分取其平均值并經過了價格指數的平減。
三、回歸結果及分析
1.行業勞動力工資變動與產品價格變動關系回歸結果。在回歸結果中，用capital表示資本，LX表示具有小學教育水平的勞動力，LZ表示具有中學教育水平的勞動力，LD表示具有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勞動力，結果如表1：
注：***表示通過1％水平的統計檢驗，**表示5％水平的統計檢驗，*表示10％的統計檢驗
由表1的結果可知，LX、LZ、LD在四個產業中業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資本和常數項也通過了統計檢驗。(1)在四個產業中，只有具有中學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工資變動與價格變化呈反方向變化，其他兩類勞動力工資均與價格變化同方向。(2)小學水平勞動力工資對于MLT產業的價格變動反映最為明顯，中學水平勞動力工資收入變動在MLT產業變化最靈敏，大學及其以上水平的勞動力工資變動對LT產業的價格反映最為明顯。這可能是由于在低技術產業中高技術勞動力創造的附加值相對比重較大導致。(3)在高技術產業，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產業價格變動最為明顯，這也表明在高科技產業中更多的集中了技術含量高的勞動力，且該類產業的價格變動對于技術水平高的勞動力工資有更為顯著的影響，這也符合斯圖爾帕－薩繆爾森理論中關于一個行業中價格上升，那么該行業密集使用的要素價格就上升的描述。(4)在HTH產業中，具有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工資回歸系數最大，說明在該產業中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擴大了與低教育與中低教育水平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此外，本文還發現對于中低技術產業中小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價格的變動反應尤其突出，明顯大于其他三個產業，這可能是由于在依據技術水平進行的產業劃分中，中低技術產業中聚集了大量的采掘類行業，而我國現階段采掘類行業的從業人員大都為教育水平較低的勞動力。
2.行業貿易因素變動對不同勞動力工資變動影響的回歸結果。這里本文用（出口額－進口額）/國內消費額表示貿易因素然后利用方程對貿易影響勞動力工資變化進行研究，結果如表2：
注：***表示通過1％水平的統計檢驗，**表示5％水平的統計檢驗，*表示10％的統計檢驗
由表2的結果可知，參數都通過了統計檢驗。
(1)在四個產業中，中學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工資變動均與貿易變化呈反方向變化；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與產業貿易變化在高技術和中高技術產業呈同方向變化，在中低技術和低技術產業中呈反方向變化;小學水平的勞動力工資變化均與產業貿易變化呈同方向變化。
(2)小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對于高技術產業的貿易變動反應最為明顯，中學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于高技術產業的貿易變化反應最為靈敏，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中高技術產業的貿易變動反應最為明顯。出現在低技術產業和中低技術產業中高技術水平勞動力工資與貿易變動呈反方向可能是由于在我國的貿易結構中我國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和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品，進口的是高技術含量的產品。這符合國際貿易理論中出口增加將增加該行業密集使用要素的價格而降低進口行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價格的描述。
(3)低技術產業中，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變動對貿易變動反應系數與中低技術產業的系數符號相同，但數值明顯小于后者，且在低技術行業三類勞動力的回歸系數都明顯小于其它三類產業。這說明我國低技術產業的貿易對于勞動力收入的影響不大，也可以說明我國的貿易品不主要集中于文中劃分的低技術產業。
(4)小學水平勞動力在高技術水平產業中的工資增長最快，說明在高技術產業中具有小學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與其他兩類勞動力的收入差距縮小的最快。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勞動力收入在中高技術產業中的回歸系數最大，也即在中高技術產業中的高技術水平勞動力更快的擴大了他與其它兩類勞動力的收入差距。
四、結論及建議
1.結論
本文利用委托工資法對中國1987年～2006年鑒對外貿易與不同教育水平勞動力工資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貿易的變化不僅影響不同產業之間的勞動力工資收入，而且也影響了不同技術水平勞動力在同一產業中的工資收入。在四個產業中，貿易因素對具有小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的影響始終是正向的；對具有中學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的影響始終是反方向的；對于具有大學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的影響在高技術水平和中高技術水平產業中是正向的，在中低技術水平和低技術水平產業中是反方向的。此外，在高技術產業和中高技術產業中，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與具有中高教育水平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在中低技術產業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與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在縮小，但是后兩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對于低技術水平產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與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勞動力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在縮小，同時高教育水平和中等教育水平勞動力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也在縮小，但是縮小幅度要比中低技術水平產業要低。
出現上述結果的原因可能來源于我國自身的產業結構、貿易結構以及資源稟賦。我國屬于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出口也大都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且我國的貿易大都集中于美國、日本、歐盟以及東盟國家，自身的產業結構決定了貿易結構，所以現階段我國的貿易仍以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此外，由回歸結果也可以看出國際貿易可以通過提高一國的專業化水平，促進勞動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
2.政策建議
從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貿易的發展對于勞動者的工資收入變化有重要影響，且對于不同技術水平的勞動力之間影響效果有不平衡性。現在正處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嚴峻時刻，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大幅下滑外需嚴重不足，這對于多年依靠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貿易的我國無疑是一次重大考驗，而外貿企業又是保證國內勞動力收入和就業的關鍵領域。為此，政府應一方面應該繼續實行貿易自由化政策，實行貿易格局的多元化，以便得到更加廣闊的市場；另一方面，為克服貿易對不同行業從業人員的工資收入帶來的負面影響，政府也應當加快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樹立品牌意識，加大科技研發和相關成果轉化，提高產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增強國際競爭力。此外，還應繼續建立和完善勞動和社會保障體系，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效果，還富于民這樣才有可能擴大居民購買了進一步拉動國內需求。同時，進一步加強對教育和培訓的投入提高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加強政府的引導和服務職能，趨利避害在推動我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的同時不斷改善人民生活、作為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升級的配套措施，勞動者也應該積極參加各種培訓和學習，努力提高自身技術水平。總之，在注重經濟發展和收入提高的同時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不僅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也有利于社會穩定繁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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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ones. R.W.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關鍵詞：成本推動型通脹；傳導機制；地區差異；系統GMM估計
一、引言
自1978年以來，我國已經發生過幾次較為嚴重的通脹。第一次高通脹期（1985 ～1989年）——“價格闖關”所致的政策性通脹。[1]第二次嚴重的通脹（1993～1995年）——投資主導的投資消費需求雙拉動型通脹。第三次嚴重的通脹（2007～2008年）——食品價格持續上漲的推動。最近一次，也即2010～2011年嚴重的通脹，而關于其推動因素，至今也難見一致說法。盡管這幾次通脹都發生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但每次通脹所面臨的內、外宏觀經濟環境卻不甚相同。尤其是近些年，內、外宏觀經濟環境更是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方面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現代化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勞動力以及土地、資源、環境等成本上升壓力越來越大。其具體表現在，首先，我國住房、醫療、教育改革迫使居民生活成本出現持續性上升，長期戶籍制度的限制造成部分地區出現用工短缺，以及最低工資標準和社會福利改革舉措的推進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我國勞動力成本出現快速上漲。來自聯合國的統計數據表明，自1999年至2007年，扣除物價因素后我國勞動力實際工資增速為12.95%。事實上，從圖1來看，1998-2010年間，我國城鎮單位職工人均工資指數也都保持著二位數的增長率，由此看來我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其次，近些年房地產價格的持續性上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包括節能減排在內的一系列相關措施的實施，都使得企業面臨著日趨增長的資源、環境等成本上升壓力。所有這些現象都表明，我國政府、居民和企業正面臨著不斷上升的成本壓力。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交往的日趨頻繁化，國際輸入型成本對我國通脹的壓力也在不斷加大。其中，國際大宗商品及國際原油價格的快速上升對我國成本的推動作用更為突出。近些年，特別是2006年超預期的全球經濟增長，使得供給嚴重不足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開始持續走高，而我國作為大宗商品的主要進口國，其價格持續大幅的上漲必然會傳導到國內，從而導致我國出現成本推動型通脹；另外隨著工業化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增長對國外能源和原油的依賴程度也明顯提高，從圖2可以看出，特別是1998年后，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保持較快的上升趨勢，2009年甚至超過了50%。顯然，國際原油價格的大幅上漲也對我國通脹造成了不可忽視的成本影響。
針對諸多內憂外患的成本壓力，成本推動型通脹因此成為近些年來學術界和業界關注的焦點。因此，針對通脹成本推動因素的研究也隨之展開。
二、文獻綜述
對于成本推動型通脹的研究，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767年詹姆斯斯圖爾特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關于通脹理論的研究。200多年來，國外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例如，Selden（1959）從交易方程式出發的研究，指出成本推動型通脹的上升需要通過貨幣量、貨幣流通速度和交易量等中間變量發生作用，同時通過相關的檢驗發現，1955-1957年成本因素對美國通脹的作用力十分有限。[2]Kalecki（1971）對成本和價格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認為壟斷程度越高，商品需求價格彈性越小，成本對通脹的傳導渠道越暢通。[3]Mishkin（1984）使用總供需模型對成本推動型通脹進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成本沖擊之所以導致通脹，是由于政府在面臨成本沖擊時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Kojima等（2005）基于投入產出關系，對中國的工資與通脹關系進行了研究，并指出1978-2004年間我國工資上漲可能是導致通脹的重要因素。[4]
而對于國內關于成本推動型通脹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頗具代表性的研究有，金重仁（1987）對成本轉嫁現象的研究。[5]趙昕東（1998）利用主成份方法分析了1978-1998年需求拉動與成本推動對中國通脹的貢獻率。[6]朱啟貴（2011）運用狀態空間模型分析了1992年以來國際油價向中國通脹傳遞的特征，發現國際油價向中國通貨膨脹傳遞系數隨著時間而漸進變化等。[7]范志勇（2008）關于超額工資對通貨膨脹影響的研究，發現2000-2007年間，貨幣供給而非超額工資增長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等。[8]
縱觀已有研究，學術界已經對通脹的成本推動型因素有了一定的認識，但其中關于輸入性成本因素對國內通脹的傳導機制，以及我國通脹成本因素在區域上的差異，還需要做一些深入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基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的通脹成本推動因素的分析，綜合國內外雙重因素，以傳導機制和地區差異等為視角，對我國通脹的成本推動因素作了進一步的分析，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展現我國通脹的成本推動特征。
三、模型、方法與數據說明
（一）變量的選擇及模型的設定
結合Machlup（1960） [9]、Makochekanwa（2007）[10]、Javed.Z.H等（2010）[11]、厲以寧（2011）[12]、桑百川（2008）[13]等的分析，本文選擇的成本因素為：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供給沖擊等。另外，本文在將通脹率作為被解釋變量建立模型的同時，也將其滯后期作為重要解釋變量引入模型，以凸顯通脹的慣性特征。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含有因變量滯后期的動態面板數據模型。
上述方程中，被解釋變量為CPI，代表通脹率水平，CPIt-i表通脹率水平的第滯后i期項，h和k均為相應項的最大滯后階數。RE是反映工業企業作為中間投入所支付的價格水平變動趨勢和程度的統計指標，是扣除工業企業物質消耗后的主要成本，以反映企業中間投入生產要素成本。WGI代表企業勞動力成本。參考Kojima等（2005）[4]、志勇（2008）[8]的研究，此處用按行業分地區職工平均名義工資（以下簡稱工資）反映企業單位勞動力成本，以作為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代表性變量 。
另外，本文進一步對一些重要的輸入型成本因素給予考慮，并建立下列模型。
上述方程中，CRB（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為國際大宗商品期貨價格綜合指數（以下簡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根據紀敏、陳玉財（2011）的研究，本文選取CRB作為進口商品價格指數，反映重要的輸入型成本因素或供給沖擊型因素。POIL為國際原油期貨價格，考慮它們對國內通脹的傳導作用，本文同時選擇WGI和RE作為其傳導變量。另外針對變量間可能出現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使用的動態面板數據能夠從時間和截面構成的二維空間來反映數據的變化規律，以控制個體異質性、減少回歸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對于模型（2）中的交互乘積項] ，主要是為了結合面板數據來考慮輸入型成本因素對我國通脹的影響。其中交互乘積項的系數，例如δ度量CRB通過勞動力成本WGI對通脹的傳導作用，再如λ度量國際原油期貨價格CRB通過WGI對通脹的傳導作用。這些交互乘積項是以CRB和POIL對CPI的傳導機制為基礎設立的，同時也可以對有關傳導機制的有效性進行檢驗。
（二）估計方法
由于模型（1）（2），即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中使用了CPIit-1作為重要解釋變量，使得其與一般面板數據模型存在較大差異。因此本文選取一步系統GMM法，在Stata11.0中嵌入“xtabond2” [14]程序進行參數估計。另外，為確保模型估計的有效性和穩健型，系統GMM估計一般需要做兩種主要的檢驗：（1）過度識別檢驗。檢驗過度識別的矩函數中工具變量是否聯合有效的檢驗被稱為過度識別約束檢驗，常用的有Sargan檢驗和Hansen檢驗，為了確保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本文在采用Sargan檢驗的同時，適當參照Hansen檢驗。（2）隨機擾動項序列相關檢驗。在隨機擾動項vit同方差的假定下，一次差分后的隨機擾動項只存在一階自相關（即AR（1））。如果隨機擾動項vit隨時間存在序列相關，那么系統GMM的估計量就是非一致的，因此必須對其進行研究，以便選擇合理的工具變量。
（三）數據說明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1996-2010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年度數據作為樣本（其中海南和的數據存在部分缺失，已從樣本中刪除），其中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企業中間投入生產要素價格指數、工資等變量的相關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而國際原油期貨價格指數、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指數等變量分別來自于南華期貨-博易大師軟件和路透社RJ/CRB網站。另外，所有數據均為上年同比增長率數據，因此無需再進行季節性調整。
四、估計結果及其分析
（一）基本估計結果
1.封閉經濟條件下的實證分析結果
對于模型（1），本文使用一步系統GMM估計，同時對其過度擬合和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進行檢驗，其結果如表1。
表1報告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1）的回歸結果。首先從各地區通脹的慣性來看，西部和東部地區的通脹慣性更為嚴重，而中部地區的通脹慣性相對較小。其次，不論是中、東、西部地區，或全國范圍來看，企業購進價格和工資均對通脹有較大影響。但具體地，從全國范圍來看，工資對通脹的影響程度明顯超過企業購進價格這一成本；另外，就東部地區來看，兩要素成本對通脹的影響無顯著差異，但西部地區的企業購進價格和工資對通脹的影響更加顯著，后者較前者高出65.5個百分點，不過這一結果仍低于全國范圍內的80%。通過上述的橫向對比可以發現，勞動力工資對通脹的影響程度已經超過企業中間投入生產要素價格。
2.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實證分析結果
為了進一步檢驗輸入型成本因素對我國通脹的影響，本文再對模型（2）進行估計，其結果如表2。
由表2可知，首先從全國范圍來看，企業原材料投入成本不再對通脹造成顯著影響，而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名義工資依然對通脹形成較大壓力，這與Kojima等（2005）[4]對中國的研究結論極為相似。另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能通過企業購進價格對通脹進行有效傳導；而國際原油期貨價格則難以通過企業購進價格對通脹進行有效傳導，但卻能通過勞動力成本有效地推動通脹上漲。
從國內和國外輸入型的成本因素比較來看，國外輸入型成本因素對我國通脹已經造成較大壓力。
其次，從東、中和西部地區來看，中、西部地區來自勞動力成本的通脹壓力明顯超過東部地區，東部地區面臨的勞動力成本壓力較小。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通過生產要素價格傳導到中部CPI的路徑并不暢通，但卻對東、西部地區有顯著影響。另外，國際原油期貨價格通過工資對三大地區通脹形成傳導作用，但三大地區間的差異并不顯著，并且這種傳導具有大約一年的滯后性。另外，對于通脹的慣性，西部地區更為顯著，東部地區其次，中部地區最小。由此可見，三大地區通脹的推動因素及其對通脹的傳導作用存在較大的差距。
3.兩種結果的對比分析
結合表1和表2來看，我們發現企業生產要素價格對通脹的影響主要源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傳導作用，而要素價格本身對通脹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另外，勞動力成本對通脹的影響較為顯著，但與企業生產要素價格不同的是，它對通脹的影響主要源于國內勞動力成本本身，輸入型因素只起到輔的推動作用。
（二）對估計結果的進一步分析
從本文實證分析的結果來看，我國通脹因素開始呈現出國內外的雙重壓力。而且與以往不同的是，我國通脹的成本推動特征較為明顯，同時還呈現出較強的地區差異性。
首先，對于勞動力成本對通脹的推動作用而言。中、西部作為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其通脹遭受勞動力成本推動的特征較為明顯。因此，其結果是企業可能會通過不斷提高產品價格而導致通脹的加速，而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區企業的競爭力，從而導致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拉大趨勢。長此以往，這對縮小地區經濟水平差距將產生不利影響。
其次，對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對我國通脹的傳導而言。我國作為大宗商品的主要進口國，其價格的上漲必然對國內通脹產生較大影響。但實證分析中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是，中部地區通脹具備較強的對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沖擊的能力，而東、西部地區通脹卻遭受較為嚴重的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沖擊，這種顯著差異是必然還是偶然，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本文認為，這一現象可能與中部地區作為我國重要的農產品、能源、原材料和裝備制造業基地有著密切聯系。但令人遺憾的是，中部地區并沒有有效地解決東、西部地區對大宗商品超額需求所帶來的問題。
最后，對于國際油價通過勞動力成本傳導到國內通脹而言。這可能是由于國際油價上漲增加了職工的生活成本，而職工又傾向于提高工資，結果是企業在提高職工工資水平的同時，相應地提高了產品價格而導致通脹的發生。如果其間關系得以成立的話，則對于那些沒有工資或工資收入較少的人而言，國際油價上漲導致生活成本增加的后果將是難以接受的。特別是農村居民，他們處于社會生活的低層，而且所得的工資性收入相對較少，其結果是他們只能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來應對通脹。因此，政府有必要對那些主要靠非工資性收入生活的居民進行相應的補貼，以幫助他們應對國際油價上漲帶來的通脹沖擊。
五、結論
本文利用1996-2010年的歷史數據，通過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通脹的成本推動型因素、傳導機制和地區差異等進行了實證分析。其主要結論如下：
1.關于通脹的成本因素及其傳導機制
第一，勞動力成本、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是誘發我國通脹的兩大主要成本因素，但國際油價也會對國內通脹形成一定的推動作用。
第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主要通過企業生產要素價格傳導到CPI，而且存在大約一年左右的滯后效應。而國際原油期貨價格主要通過勞動力成本推高國內通脹。
2.關于成本推動型特征的地區差異
我國三大地區通脹的成本推動因素存在顯著差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中、西部通脹來自勞動力成本的壓力最為嚴重，而東部地區壓力則相對較小。這可能是因為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工資與東部地區存在追趕效應，結果導致勞動力成本持續性上漲而推高經濟水平不發達地區通脹。
第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僅對東、西部地區通脹產生較為嚴重的傳導作用，而中部地區作為重要的農產品、能源、原材料和裝備制造業基地，為本地區生產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大宗商品，從而有效地對抗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對通脹的沖擊。這一方面說明，大宗商品對地區經濟發展的突出貢獻，同時也表明我國關于進一步推進中部地區大宗商品生產的重大戰略意義。[15]
在當前影響通脹的諸因素中，勞動力價格上漲、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對物價的影響被顯著夸大了；而超發貨幣作為通脹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其影響也在逐步減弱；短期和結構性的食品價格上漲依然是當前通脹的主因。
工資漲15%物價會上升1.94%
實證觀察表明，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與物價上漲并不存在明顯的相關性。比如：2003年至2009年我國職工工資年均增長高達14.8%，可是不同年份CPI漲跌互現，甚至在2009年東部沿海出現“用工荒”時，經濟還處于通縮狀態。
我們研究發現，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在傳導到最終消費品物價之前，要過“四道關”：
首先是“勞動力成本價格傳導系數”的過濾。農業勞動力成本對糧食價格的傳導系數為41%，對蔬菜的傳導系數為40%，對肉類的傳導系數為10%，對食品的綜合傳導系數為27%；制造業工人工資對工業品價格的傳導系數不超過10%；服務業工資對服務業價格的傳導系數為21%－－根據CPI的構成權重計算的工資成本綜合傳導系數不足20%。假定中國平均工資每年上漲15%，則對物價的推動最多為2.98%。
其次，各行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可以緩解一部分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壓力。考慮實際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后，每年15%的工資上漲對中國物價總水平的影響降低到2%左右。
此外，對于那些過度競爭的行業、利潤有彈性的企業，勞動力成本上升沖擊的往往是企業利潤而不是產品價格。
最后，在傳輸到消費環節之前，流通環節還能吸收一部分勞動力成本。目前，在我國產品的總價格中，流動環節占比遠遠超過國際平均水平，隨著批發、零售、物流管理等水平的提高，流通環節消化勞動力成本上升壓力的空間依然很大。
經過上述四層過濾之后，假定我國勞動力價格平均上升15%，其傳導到CPI總水平的影響為0.89%-2.98%，影響中值只有1.94%。當前階段，不宜過分夸大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物價的影響。
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低于預期
很多人都在談論，大宗商品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必然會傳導到中國的物價總水平上。可是為什么幾年前石油從十幾美元上漲到140美元的時候，塑料等下游日用化工品價格沒有同步上漲？在鐵礦石價格上漲n倍之后，為什么汽車不但不漲價，反而價格下跌？銅價上漲n倍以后，為什么空調價格卻保持穩定？
其原因與勞動力成本“四層過濾模型”一樣：首先是進口依存度和原材料成本占比降低了成本價格傳導系數；其次是新技術的采用、資本貢獻率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一步降低輸入原材料價格上漲的影響；再次是企業的利潤彈性消化掉部分成本上漲；最后是流通環節的利潤彈性過濾。
與勞動力的四層過濾不同的是，輸入原材料的成本壓力不是在一個企業消化，而是分攤到整個產業鏈消化。假定某產業縱向有10個產業鏈，在原材料價格上漲30%的沖擊下，每個產業鏈的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3%，或者每個產業鏈上的企業利潤有3%的彈性擠壓空間，就可以消化掉全部的原材料成本上漲壓力。
因此，同樣幅度的價格上漲，輸入原材料價格對物價的影響要遠遠小于勞動力價格的影響。我們的測算表明，輸入原材料價格平均上漲15%，對中國CPI的影響只有0.3%，遠遠低于市場預期。
超發貨幣究竟有多少進入實體經濟
很多人把這一輪通脹的根源歸因于貨幣超發，認為過去幾年超發的貨幣無論如何也要作用到物價上，從而宣稱中國物價上漲是很難控制的。比如：去年有觀點認為，最近幾年貨幣累計超發48萬億。假定這個數字是正確的，那么扣除掉2010年新增的8萬億元，2009年豈不是超發了40億元？為什么2009年是通貨緊縮呢？
顯然，那些簡單地把M2余額與GDP做個除法或者減法就算出來“超發貨幣”的學者，沒有認真研究中國最近幾年貨幣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變化。
從貨幣供給結構來看，除了傳統的央行發行基礎貨幣、商業銀行發放信貸之外，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外資流入、資本市場和資產市場的膨脹都成為貨幣創造的新方式。就如同30多年前哈耶克曾經說過的：“如今貨幣創造已經不是央行的專利，它就像人類社會的語言、道德、法律一樣，可以自發的出現。”因此，傳統的M2余額已經不能反映貨幣供給的全貌，急需被“社會融資總額”或“廣義貨幣供給余額”替代。
當然，變化更大的是貨幣需求結構。傳統的實體經濟交易性需求只是貨幣需求的一部分，新增的資產市場、資本市場的投資性和投機性貨幣需求越來越多，央行、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沉淀的資金也越來越多。
過去十年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收藏品、藝術品市場吸納的資金數保守估計為8.9萬億元；過去十年，中國股市凈吸納的資金累計高達9.6萬億元，期貨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也需要巨大的貨幣來支撐其日常交易。此外，中國央行通過央票等工具累計吸收貨幣4萬億元；還有24萬億元的存貸差余額分別被央行和商業銀行吸收。
剔除掉上述資本市場、資產市場、央行和金融機構吸收之后的廣義貨幣余額，才可能流入實體經濟，并對居民消費物價產生影響。
我們的研究表明，經過四層吸收后，2010年中國實體經濟的交易性貨幣只有34.8萬億元，單位GDP貨幣量雖然有明顯增加，但增加幅度遠遠小于市場的預期。
考慮到過剩貨幣首先要吸收過剩產能，然后才會表現為物價上漲，四層吸收后的單位GDP貨幣量對物價的影響要滯后兩年時間。由于2009年的單位GDP貨幣量增速低于2008年增速，所以我國2011年來自貨幣因素的物價上漲壓力要小于2010年。
當然，如果出現房地產資金、股市資金向實體經濟回流，或者銀行的存貸差余額減少從而增加實體經濟的貨幣流量，則貨幣因素帶來的物價上漲壓力會顯著增加。所以，除了央行和商業銀行要管好“籠中虎”之外，適當引導資金流向對于當前以及未來的通脹管理也十分重要。比如，如果實體經濟的資金適當流向股市，就有利于階段性化解通脹壓力。
控制食品價格是關鍵
統計數據表明，最近一個時期通脹的主因依然是食品價格上漲。在前期CPI漲幅高點11月份，食品價格貢獻了3/4的物價漲幅，而同期的“民生核心CPI”則只有1.5%左右。
與2007年的“豬肉通脹”不同，2010年四季度以來的這一輪食品通脹，主要是“蔬菜通脹”，豬肉和糧價依然相對平穩。
按照一般的生產周期和經驗數據推算，“蔬菜通脹”的周期應該比“糧食通脹”周期短，更比“豬肉通脹”周期短，這就決定了本輪通脹的持續時間和上漲空間不會超過2007年、2008年那一輪通脹。
對通脹比較悲觀的學者往往把食品通脹的影響因素長期化、夸大化，甚至把食品價格上漲的原因與勞動力價格上漲、貨幣超發的因素混為一談。
事實上，食品通脹的主要原因還是供給的周期性波動造成的。隨著春天來臨，我國大部分地區的蔬菜即將迎來去年四季度漲價之后第一個供給高峰。盡管2月份物價的同比漲幅可能仍然大體與1月份持平，但3月份之后，蔬菜價格引領的CPI漲幅應該會有所回落。
關鍵詞：國際貿易；收入差距；傳導機制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8)12-0004-05 收稿日期：2008-09-22
一、引言
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與二元經濟向現代經濟轉換的交織過程中，既實現了改革開放政策推行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但也引致了中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逐漸變化。從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基尼系數來看，我國基尼系數已從1981年0.29升至2007年0.48，基尼系數逐步擴大所代表的不平等不僅體現在城鄉和地區差異之間，不同行業、學歷、性別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擴大。目前，關于中國收入差距問題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多著眼于經濟轉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滯后、市場競爭、政策體制、勞動力結構、扭曲因素等方面，對開放政策與收入變化關系的研究關注較少。而開放既是我們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同時也會通過國際貿易、吸引外資以及勞動力的流動等渠道影響收入差距。這直接關系到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與評價，同時還影響到中國社會政治穩定、改革深化進程以及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
從理論角度來看，對外開放與一國勞動力收入決定的研究由來已久，古典國際貿易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會因為貿易開放而導致異質性勞動收入差距的縮小，發達國家的對外開放會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但隨后實證研究卻大多得到相反結論，這推動著理論和實證研究的不斷創新。之后的研究一方面從不同角度重新解釋貿易對收入差距的影響，譬如需求偏好、技術進步和勞動力市場彈性；另一方面則對實證模型進行更嚴格的假定，提供實證檢驗的穩健性。理論研究方面則主要基于經典ss定理并根據現實作相應的調整和改進。本文主要是從貿易影響收入差距的傳導機制方面對現有理論進行回顧和評析，為探討中國開放政策和收入關系提供有關理論依據和有益借鑒。可以說，對于開放與居民收入的關系至今還沒有形成統一定論。
二、經典理論回顧―SS定理
SS定理在HO框架下提供了國際貿易和工資不平等之間關系的理論支柱。它是在假設完全競爭行業的零利潤情形(zero-Profit Conditions)下討論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之間的關系。在開放經濟下，如果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相對于非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增加，技術勞動和非技術勞動工資差距就會擴大。這種商品價格超比例轉換為要素價格比例的關系被稱為擴大效應(更為詳盡的說，如果產品價格增長，那么要素價格至少會超比例的增長)。在近幾十年，SS定理被集中使用在工資不平等的討論中，現有幾種研究試圖按照SS模型的預測去分析北方國家工資不平等的增長。一種類型的研究關注發達國家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化和要素收入的關系，對美國的實證并不很支持SS理論，20世紀80年代非技術勞動產品的價格相對于技術勞動密集的產品并沒有明顯下跌，而該國不平等卻在增長。另一類研究試圖分析一國進出口中要素含量的變化從而討論技術勞動和非技術勞動供給和需求的相對變化(Wood，1994、Krugman，1995、Borjas，Freeman andKatz，1997)。這些研究引起一系列方法上的爭論，比如貿易量是否能夠正確體現貿易對相對要素價格的影響以及是否要素含量法的研究有較多的實證價值等。盡管各類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目前，大多結論仍然表明國際貿易因素確實能夠部分解釋工資不平等和發達國家近年來的失業率上升情形(Slaughter，1998)。
從對傳統模型的分析及結論可以看出，首先，它是通過分析貿易對商品價格的影響，討論要素價格的變化；但如同Samuelson認識到的那樣，ss定理和FPE定理的許多假設并不符合現實情況，尤其是假設經濟體之間產品、要素和生產功能的同質性等方面，貿易引起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縮小和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擴大更代表一種趨勢而不是現象，這需要后續理論對其進行更符合事實的修正。其次，開放的諸多模式中，貿易是最初形式，更深層次的開放，比如勞動力與資本的流動，技術的傳播和延展等均有可能對要素價格產生影響，這些也可以沿著傳統模型的思路進行拓展。再次，理論需要實證的檢驗，從現實的角度對傳統理論進行修正和補充。最后，各個國家的情形千變萬化，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特點和制度安排更是迥異，在開放的過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忽略。
三、基于傳導機制角度的理論拓展
(一)要素價格機制
如上所述，經典理論FPE定理和SS模型均把要素價格作為研究貿易影響收入差距的渠道。后續很多研究，比如Hanso and Harrison(1995)，Davis(1996)，Wood(1999)，等都借鑒了這兩個模型的核心思想，即生產要素的回報率取決于要素的供需，貿易會通過影響要素需求的變化影響要素價格和收入分配。Jones(1999)構造了一個兩國、兩要素和三產品的HO模型。在此框架下，中等技術密集產品關稅水平的降低，會導致工資在兩國不平等變化的方向相同。如果關稅減讓發生在北方國家，那么在兩國的工資不平等都會增加；如果南方國家進口中等技術水平產品并削減進口關稅水平，那么兩國工資不平等的程度都會降低。究其原因，其認為關稅的減讓會導致中等技術水平產品生成從北方轉移至南方。Bin Xu(2003)將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邊界作為分析貿易對要素價格影響的渠道，得出不同結論：關稅的降低會引起進出口增加，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進口的增加更為明顯，尤其是對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需求，由此，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工資不平等的日益增長。Nahuis(2004)的模型對SS理論的擴大效應有所發展，SS理論認為商品價格比例的變化會引起要素價格同方向變動，而Nahuis認為內生性技術變化會使得要素價格更大幅度的變化，這種擴張效應超過了SS理論給出的變化比例。
按照經濟地理學的觀點，一國內部地區收入不平等在該國開放之前會較小(Fujita，Krugman andVenables,1999)。國內公司為降低運輸成本，會選擇將中間產品投入和最終需求中心定位在一國中心地區，這會導致人口和經濟活動集中在這一地區，從而增加地區間固定要素實際收益的差距(如土地)；隨著貿易自由化的進行，公司可以使用國外資源和中間投入品，減少中心地區經濟活動的集中性，地區間
固定因素實際收入的差距會減少。這一理論為解釋部分發達國家收入差距的縮小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的理論途徑。
(二)需求偏好機制
傳統國貿理論認為國家間偏好一致，這種假設認為各國及個人對產品的需求同它們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額相對應，一國消費模式取決于它們在世界GDP中的份額以及世界總產出，上文提及的要素含量法正是基于此。盡管它成功解釋了基于要素供給差異方面的問題，卻沒有從需求上考慮國際貿易，因此后續的很多研究將需求偏好作為貿易影響收入差距渠道，放松了傳統貿易中各國偏好相同的假設，認為總需求不僅僅依賴于總收入，而且依賴于人均收入。對于開放經濟中的個體偏好的考慮，Krugman(1980)就已經將一個經濟體分為兩個偏好截然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對某一特定集合的物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曲線，其分析的結論認為每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會選擇專業化生產那些在國內具有更大市場的某些產品。Feenstra and Hanson(1996)分析了生產從北方國家向南方國家轉移的過程，生產轉移可能是由于南方資本市場的相對增長，或許是因為南方相對于北方的中性技術進步。這種生產的轉移都會導致南方國家產品的技術要素含量的增加，導致在兩個國家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將會導致技術勞動力相對報酬在南、北兩個地區都會有所增加。Glazerand Ranjan(2002)的研究恰從偏好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出發，得出貿易國收入差距擴大的結論，但他們認為異質性和偏好的變化(Variety)缺一不可。一國的技術勞動或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口喜歡消費技術密集型產品(Skill Intensive Product)。當這類人口數量增加時，會有以下三個效應：①直接效應是其工資下跌；②市場產品多樣性增加；③對技術密集產品需求的增加，進而導致提高工資需求的增加。這三個效應的綜合結果是技術勞動工資的上升，加大收入不平等性。Dalgin，Mitra and Trindade(2004)拓展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認為偏好的不一致性是不平等產生的重要原因。他們根據美國家庭的預算，將產品分為奢侈品和必需品兩種，并認為奢侈品的進口增加了進口國的不平等，而必需品的進口則正好相反。進口國不平等的增加則會導致擴大他們同發達國家的貿易額，減少從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這更加劇了國家間的收入差距。
(三)技術進步機制
HO模型的另一假設是技術相對于國際貿易而言為外生變量，但很多研究發現技術也是推動國際貿易的驅動因素之一。近年來，對發達國家工資不平等增長最有影響力的解釋是“貿易導向型技術進步”，這是對傳統模型在技術動態方面的拓展。根據Bound and Johnson(1992)，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utor，Katz andKrueger(1998)，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等的觀點，發達國家的技術變化偏向技術勞動增加了技術勞動相對非技術勞動的邊際生產率，也增加了他們的相對工資。Robbins(1995)，Wood(1994，1995，1997)以及Panagariya(2000a)的研究也認為對于發達國家來講。貿易可以引起進口競爭部門的技術進步，從而尋求生產中的新方法節約低技術勞動。這種防衛型技術進步(Defensive Innovation)使得公司更好地同進口產品競爭，但也會減少對非技術勞動的需求；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國際貿易會促使企業提高現有技術，從而更好進入外國市場。因此，無論哪種國家，貿易導向型技術變化都會引起工資不平等的增加。
SS定理認為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的變化必然會導致要素價格更大比例的變化。可是現實的實證分析發現[Sachs and Shatz(1994)]，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化只能解釋可觀測到工資不平等的很小一部分。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分析decompose了美國制造業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發現70％的變化可以由產業內的變化來解釋，只有30％歸因于產業間的變化。這個結論可以被解釋為，勞動力需求結構向技術勞動力的變化大部分歸因于技術革新，并不同國際競爭的變化相關。Machin(1996)使用同樣的方法調查英國的情況發現勞動力需求83％的變化能夠由產業內改變(variations)來解釋，重要的是。計算機的使用是技術勞動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Desjonqueres，
Machin and Van Reenen
(1999)and 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顯示在一些發達國家勞動力需求的變化被限制在一些特定行業，與是否這個部門是可貿易的還是非貿易的無關。
Acemoglu(1998)開始了從內生性技術的角度考察。他認為技能偏態型的技術進步是內生的，是人力資本投資增加造成的高技能勞動力的供給增加的結果，當高技能勞動力供給增加時。技術進步就被導入了技能偏態的軌道。他認為，勞動力中技能供給的增加在短期內降低了高低技能勞動力的收入差距，但是長期看來，這個技能供給的增加導致了技術進步的技能偏態性，使得高低技能勞動力收入差距的擴大，并最終超過了最初的降低效應。并且他用這個理論解釋了為什么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大幅度增加降低了技能升水(skill-Premium)，并在80年代大大增加了技能升水。這就是直接技術效應(direct technology effect)：當高技能勞動力占比越來越高時，他們的生產率相對與低技能勞動力也會提高，那么當高技能勞動力越來越多時，將會導致技術進步的方向越來越傾向于使用高技能勞動力。與高技能互補，即表現出明顯的技能偏態性。
潘士遠(2007)研究貿易自由化對技術勞動力與非技術勞動力工資差異的影響，解釋發展中國家工資差異之謎。在貿易自由化之后，發展中國家接觸和學習到相對多的與技術勞動力匹配的技術知識。因此，和生產與非技術勞動力匹配的技術知識相比。生產與技術勞動力匹配的技術知識的生產力水平上升相對較多。也就是說，學習效應是有偏的。因為技術知識的生產是技術勞動力密集型的，所以學習效應會導致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擴大工資差異。同時，有偏的學習效應會使技術進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從而進一步導致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擴大工資差異。
(四)勞動力市場彈性機制
SS理論在談到收入差距問題時的出發點基于要素的需求和價格，沒有考慮到勞動力市場的特點，而實際上國際貿易可能會增加勞動力市場的自身價格彈性，對發展中國家低技術工人的工資和就業帶來
不利結果。Rodrik(1997)很清楚地論述了國際貿易可能會通過增加勞動力市場的自身價格彈性對發展中國家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和就業有不利的結果。如果國際貿易會增加產品市場的競爭性，產品的需求將會變得更加有彈性，“既然對勞動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會隨著對產品的需求變化而成比例的變化，產品市場的一體化會使得對國內勞動力的需求更加富有彈性”。Levinsohn(1993)、Harrisonl994)、Kafics andPetersonl994)、Sen and Chandl999)、Yabuuchi andChaudhuri(2007)的理論和經驗分析都支持這一觀點。從國際貿易會增加對勞動力需求的自身價格彈性的論點中，Rodrik(1997)得到三個含義。首先，日益遞增的貿易和投資機會使得工人想要取得更高水平的生活標準和福利代價更昂貴；其次，較高的彈性將會使得工資和就業面臨勞動力需求的外部沖擊時更加不穩定；最后，較高的彈性會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轉向資本，這樣會導致“公司剩余中工人所占份額更少”。國際貿易會增加產品市場的競爭性導致對產品的需求彈性的增加，由于對勞動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會隨著對產品的需求變化而成比例變化，勞動力市場彈性必然增加。彈性增加將使得對勞動力的需求轉向資本。工資和就業面臨勞動力需求的外部沖擊時更不穩定。但是該結論遭致Panagariya(2000b)的質疑，運用HO理論和特定要素模型，他的結論顯示開放和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沒有明顯的聯系，如前文所述，他認為是貿易導向型技術進步導致收入差距的擴大。其實，Rodrik和Panagariya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分析角度：Panagariya對勞動力的需求指國家層面對勞動力的需求(National Demand for Labor)，而Rodrik則指對公司的勞動力需求。在非技術勞動相對價格改變的情況下，國際貿易是否會引起勞動力需求彈性的增加仍然是一個開放性的話題。
四、小結
短期和中期CPI走勢成為影響投資者和市場的一個重要因素,對CPI可能持續處于高位的擔心,使得市場對未來的政策不確定性尤為關注。影響我國短期和中期CPI的主要因素是農產品價格和勞動力價格。有學者指出,由于我國正在經歷勞動力供給的劉易斯觀點,勞動力價格將持續大幅上漲,而近幾年來沿海地區的農民工缺乏現象就是重要的佐證。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研究勞動力供給的問題通常有兩個主要途徑,一是從人口結構的角度來進行探討;二是從調研的角度來搜集原始數據。而本文選取第三個角度,即從估算失業率的角度來對勞動力供給情況進行側面的分析。
對勞動力供給劉易斯拐點的研究中,日本和韓國的歷史經驗常常被提及。通過我國國家統計局的寬口徑就業數據和人口數據對我國的失業率進行測算,并且比較日本、韓國處于劉易斯拐點的時期的失業率情況,可以測算我國失業率水平在7%左右,同日本、韓國處于劉易斯拐點時期的1%至2%的失業率水平差距較大,因此不能簡單套用日本和韓國的經驗。未來兩年我國來自勞動力價格的通脹壓力應該仍然是相對溫和的,從2010年末到2011年不會發生突變,影響2011年價格水平的主要因素仍然是農產品因素。
基于統計局寬口徑就業人數進行失業率測算的方法
我國當前在就業情況統計中存在多種口徑,其中統計年鑒上的就業人員是最寬泛的口徑,指在16周歲及以上、從事一定社會勞動并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的人員,這一指標反映了一定時期內全部勞動力資源的實際利用情況。其次是2008年第二次經濟普查時的從業人員,其定義為2008年12月31日在第二、三產業單位和有證照的個體經營戶在崗的從業人員,未包括上述范圍之外的從業人員。再次是2008年普查中的單位從業人數,應該是剔除了第二個口徑中有證照的個體戶之后的從業人員。第四個口徑是職工,指在國有、城鎮集體、聯營、股份制、外商和港澳臺投資、其他單位及其附屬機構工作的人員。
本文對失業率的推算中,就業人數分子選用統計年鑒中公布的最寬口徑的就業人員數據,而勞動力人口分母為16〜59歲(含16歲、59歲)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其計算公式為:勞動力人口=[(16〜59歲人口)-在校大學生-在校高中生]×(1-喪失勞動力殘疾人占總人口比例) 。結果顯示我國失業率的大致水平在過去幾年保持在7%左右。
嚴格來說,用來估算勞動力人口的分母應該是有就業意愿的勞動力總量,其數量上會比勞動力人口總量小一些,這樣可能造成7%可能高估了實際的失業率水平。這和我國4%左右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相比,7%并不是一個很夸張的水平,而且在農業就業人口等方面還存在其他隱蔽性失業的可能。
日本和韓國在經歷劉易斯拐點時期均呈現出失業率下降
市場比較關注的勞動力供給案例包括上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以及80年代到90年代的韓國,認為這兩個經濟體在這兩段時期經歷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價格出現了快速上漲。從失業率的情況來看,日本在當時失業率從2%下降到了1%,韓國失業率從80年代的4%下降到了1995年的2%,這兩個經濟體在經歷劉易斯拐點時期所表現出的失業率的下降,同這一階段勞動力供給相對緊張、勞動力價格快速上漲反映的情況是一致的。
日韓相應時期失業率下降和近年來中國7%的整體失業率水平完全不同。盡管當前中國出現了部分結構性的勞動力供給壓力,但并不必然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將全面快速上漲。考慮到中國當前整體7%的失業率水平,2011年中國的整體勞動力價格應該仍然保持溫和。另外,日本在70年代轉型后失業率明顯上升,韓國在1998〜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失業率水平也高于90年代。日韓的發展經驗也表明,結構轉型將帶來失業率的上升。
談論勞動力價格走勢需要兼顧人口結構和失業率因素
當前中國高失業率和媒體報道的薪酬大幅上漲似乎是一對矛盾的現象,而事實上卻不該簡單地得出勞動力價格將持續快速上漲的結論。統計局公布的上半年數據顯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10.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增長12.6%。是否出現失業率水平下降應該是關注是否將出現勞動力價格大幅上升的一個輔助指標。
7%的失業率估計可能仍然是低估的
盡管7%的失業率水平相對來說已經是一個比較高的數字,但是這一數據仍有被低估的可能,主要是因為,從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隱蔽失業的。
農村隱蔽失業的失業率可能在9%左右
假定第一產業就業人口中有1/3左右的人僅從事少量農活 ,即可供轉移到第二、三產業的農村勞動力人數,這一部分剩余勞動力中,有相當一大部分在本地從事非農業工作,按照統計局農調司的數據,2008年本地農民工為8501萬人。因此,實際的農村隱蔽失業人口為以下計算公式:農村隱蔽失業人口=農村勞動力的1/3 - 本地農民工。
從2008年數據為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勞動力人口83394萬,就業人口77480萬,本地農民工人數為8501萬,農村隱蔽失業人口1773萬,長期失業率為7.09%,而含農村隱蔽失業的長期失業率為9.15%。
對外出農民工數量的估計
另一個有趣的結果是,如果用勞動力總人數×農村人口占比來估算農村勞動力人數,而再用外出農民工=農村勞動力人數-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來推算外出農民工數量,結果顯示2008年中國外出農民工總量約為1.46億,這一結果和統計局農調司所估計的1.40億相吻合,加上本地農民工8500萬,總的農民工數量約2.25億。
從日本韓國經驗看高失業率和高工資漲幅并存的情況很少見
不論是日本的數據還是韓國的數據均顯示,失業率和工資漲幅之間的關系和菲利普斯曲線理論十分吻合,持續的高工資漲幅僅僅是發生在低失業率的情形下。盡管上世紀70年代中期存在高失業率和高通脹水平共存的時期,但這一問題應該是和當時的供給沖擊和政策應對失誤有關。在政府政策不出現明顯失誤和沒有大的供給沖擊下面,考慮中國7%的失業率水平,要出現持續的快速勞動力價格上漲應該是個小概率事件。
應該看到,中國最近幾年出現了一些局部和特別時段的勞動力短缺,這種短缺更多的是結構性的因素或者是因為一些制度性的因素造成的,例如社會保障制度和戶籍制度的缺陷使得農民工春節的回流造成每年春節后沿海地區的勞動力短缺;此外一次性的工資修正和持續的工資上漲機制對通脹的影響也是不同的。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將失業率這個指標納入判斷將來是否會出現持續的工資性上漲的關注指標。就2010〜2011年而言,影響CPI水平的主要不確定因素仍然是農產品價格。當然,對勞動力價格走勢的判斷是建立在當前中國失業率7%的判斷基礎之上的,而失業率7%的判斷不論是和統計局的數字還是和部分研究機構進行的調研結果來看大致吻合。如果我們對失業率7%的判斷是錯的,實際失業率遠低于7%,那么意味著中國的GDP被低估的程度更加嚴重。
關鍵詞：勞動力 比較優勢 比較優勢陷阱 對策
長期以來，我國基本是以勞動力資源豐富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的，出口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憑借這一比較優勢，我國產品得以極強的價格優勢占領國際市場，對外貿易持續快速發展，目前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
一、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分析――國際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價格和勞動生產率均上升很快。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價格在世界上處于什么位置呢?下面將選取世界上有代表性的10個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橫向比較。美、法、日、德是典型的發達國家，韓國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印度、泰國、巴西和巴基斯坦是與中國有可比性的發展中國家。
在討論勞動力價格時，由于各個行業的工資水平差異較大，我們選取對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進行比較分析。一是制造業是相對集中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在反映勞動力成本中比較有代表性；二是近年來“中國制造”成為全球高度關注的現象，我國制造業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引起了各界的討論；三是國際勞工組織對各國制造業工資水平進行了專門統計，有利于數據的獲取和分析。
(一)制造業雇員工資水平的國際比較
由表中可知，從制造業雇員月平均工資水平看，我國遠遠低于美國、法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以2003年為例，我國大約是美國的1/22，法國的1/16，日本的1/23，德國的1/23。較之發展中國家，我國大約是韓國的1/14，泰國的1/1.3，巴西的1/2.6。因此，從勞動力絕對價格水平來說，我國仍然具有明顯的低價格優勢。值得注意的是，近幾年我國的工資水平已高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家，分別是印度的2.7倍，巴基斯坦的1.6倍，低成本優勢已經受到一定挑戰。
(二)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
在考慮勞動力成本時，不能只比較絕對值。在分析各國制造業工資水平的基礎上，有必要對各國勞動生產率水平進行比較。因為勞動力不能單獨發揮作用，需要與其它生產要素相結合，勞動力的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將影響到生產效率、資源耗費、產品質量等方面。限于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全員勞動生產率，雖然對數據的精確性有一定影響，但總體上不會影響分析結論的得出。同樣由表中可知，勞動生產率位于較高水平的主要是發達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德國等，一般在6～8萬美元之間。其次是韓國等新興國家。巴西作為發展中國家，其勞動生產率水平比較突出。以2003年為例，相對于發達國家，我國勞動生產率大約是美國的1/43，法國的1/38，日本的1/36，德國的1/35。相對于發展中國家，我國大約是巴西的1/3，巴基斯坦的1/2.2，印度尼西亞的1/2.4，泰國的1/2.2。通過國際比較，可以看出，我國的勞動生產率情況不容樂觀，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也處于較低水平。我國的低勞動生產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勞動力低價格優勢的發揮。
二、多角度分析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
(一)短期勞動力絕對價格優勢仍然存在
從國際比較不難發現，短期內，我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仍然存在。據日本通商白皮書發表的數據顯示，亞洲國家和地區平均勞動力成本在產品中所占的比例為4％。而中國為3.5％。從亞洲整體水平看，中國勞動力價格依然處于較低的位置，勞動力價格優勢非常明顯。廉價的勞動力使我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從而產品能以低廉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取得優勢。
(二)長期發展已面臨挑戰
從長期來看，我國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受到沖擊。目前我國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已經明顯高于印度、巴基斯坦、越南、蒙古等周邊發展中國家，部分制造業生產廠商已經開始從我國向這些國家轉移生產線，這對我國是個不小的沖擊。可以說，我國的廉價在相當程度上只是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的。隨著經濟的發展，工資水平勢必上升，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將進一步削弱。
(三)考慮勞動力相對價格，我國的優勢根本不存在
勞動力相對價格是指每單位勞動力成本與其產出價值之比，也即表中工資水平與勞動生產率的比值。以2003年為例，我國的勞動力相對價格約是美國的1.9倍，日本的1.5倍，巴基斯坦的3.5倍。可見，以勞動力相對價格作比較，則我國的勞動力優勢根本不存在。
三、片面強調勞動力比較優勢的弊端
(一)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中國的國際競爭力排名有所波動。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的報告，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世界排名由1998年的24位下降到2000年的31位。其中不乏有指標變動的因素，也不排除有評價的主觀因素影響，但是中國排名下降最主要是因為，當前世界技術和制度創新能力對提高國際競爭力的作用急劇增大，傳統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相對下降，導致中國國際競爭力減弱。這也表明當今世界的國際競爭中，決定產業競爭優勢的主要因素已經從過去的自然資源條件和廉價勞動力，轉向創新能力、技術和管理優勢。
(二)我國貿易利益流失，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我國對外貿易以加工貿易為主，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國際市場需求彈性小、缺乏競爭力、產品附加值和利潤率低，大部分貿易利益被歐美發達國家獲得。產品附加值和利潤的關系問題可以用臺灣宏基集團董事長施振榮先生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微笑曲線”來形象地描述。如圖所示，從研發設計到制造、銷售和售后服務，產品的各個業務工序按附加值多少排列形成一個“微笑曲線”。中國的加工貿易就位于這條曲線的中游部分，即生產制造環節，不僅技術含量低、利潤空間小，而且競爭激烈，容易被成本更低的同行所替代。
由于中國和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加工貿易優勢都在于廉價勞動力，在生產制造環節存在激烈的競爭，微笑曲線因此變得越來越陡峭。這就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價格與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價格比越來越低，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生產者由于技術的壟斷可以掌握定價權，可以實現以較少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交換，使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國家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由此帶來的后果是產量的擴大并沒有帶來實際收入的增加，中國經濟必然陷入“貧困化增長”。
(三)貿易摩擦加劇
近幾年國際上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的最大受害國。據WFO報告，截至2006年底，中國已連續13年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和被實施反傾銷措施最多的國家。遭遇反傾銷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我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在國外市場的價格競爭力強，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進口國的同類產品。近年來我國產品不斷受到北美、歐盟等地區的反傾銷指控，使我國在這些地區的出口嚴重受挫，進而影響到國內的生產。
(四)不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
過度強調勞動力比較優勢必將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在這一陷阱中，企業不愿更新技術和提高工人技能，在資本和勞動力兩者的選擇上，常常是用多雇用勞動力來取代設備更新。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術的外商，在中國設廠也寧愿多雇用廉價工人，少用昂貴的先進設備，這在客觀上大大影響了我國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利于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同時，低工資、低教育水平、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已成為制約我國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突出問題。
從數量和規模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但是數量上的貿易大國未必就是質量上的貿易強國，我國的貿易結構低級化、貿易方式初級化、參與世界經濟活動單向化，迫切需要轉變貿易增長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