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7 08: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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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斷快速發展的經濟，加劇了社會競爭，使得中國國民人口結構也發生了改變。社會競爭帶來的巨大壓力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節奏及生活習慣，社會中精神及心理疾病數量日益增多，嚴重影響了人們身心的健康。然而，當今較少有專業人員致力于改善、提高臨床心理學相關的教學與研究等工作，且能夠熟練掌握臨床心理學相關知識、方法與技術的優秀人才也十分匱乏。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質量與素質關系到社會積極、健康、穩定的發展，培養我國優秀的臨床心理學人才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關于人才培養創新的研究大多都集中于高等職業教育人才、制造業技能人才與建筑安全管理人才等方面。李海宗等[1]對于參與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三個主體在各要素中的作用進行研究，并分析人才培養模式創新的保障；徐涵等[2]通過在研究有關中國特色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基礎上探索出了新的人才培養模式；王英紅[3]分析了建筑安全管理人才應具有的能力素質和知識結構，提出了我國建筑安全管理人才培養模式。針對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問題，相關研究還不多，且現有的文獻多集中于在研究國內外培養模式的基礎上，對培養模式進行演進及展望以及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發展進行戰略思考等。楊文登等[4]分析了美國臨床心理學在不同時期培養模式的特點及發展規律，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課程設置、技能方面的關系進行研究；LucianoL’Abate[5]強調臨床心理學對國家精神文明及衛生需求發展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種基于層次結構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方法。綜上所述，以上的研究為本文構建人才培養創新模式提供了思路，但鮮有文獻系統性、綜合性的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創新研究。再加之，社會發展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的進行創新，加強臨床心理學人才的培養，從而豐富人才培養創新的理論體系，并對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對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1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現狀分析
社會的現實，中國的國情，使得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受到眾多因素的牽絆，本文選用“優略勢分析方法（SWOT）”，分析影響臨床心理學人才發展的相關優勢與劣勢、機會與威脅因素[6]。根據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內部的競爭優勢與威脅、外部的競爭劣勢與機會等各種類型的因素分析而得，我國對于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與發展應采取積極主動推進的態度，提高相關主體部位對臨床心理學人才隊伍建設的重視程度，增加臨床心理學相關資源的投入，進一步完善精神、心理健康教育的法律法規與道德規范，抓住機遇，加大對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力度等。SWOT分析如表1所示。
2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需求分析
隨著我國現階段經濟和社會的迅速發展，精神、心理問題已經成為嚴重影響廣大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疾病，當前條件下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已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因此，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成為了一種必然。
2.1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當今中國的經濟結構正處于由傳統社會急速向現代社會轉型時期，國家明確指出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道路。新型的社會發展觀念與發展模式對相應的科學人才與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其中，人的心理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社會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層次[7]。然而，當今我國大約擁有1億以上人存在各類精神和心理問題，且我國精神及心理疾病患者帶來的各種類型事故的比率大約占了10%，為國家及社會帶來嚴重危害與困擾[8]。高發的精神及心理疾病及其造成的社會危害和經濟負擔已影響到我國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社會的進程。心理和諧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我國社會的現實迫切需要加強臨床心理學人才的培養，從而保證廣大人民群眾身心健康的和諧發展。因此，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提出相應的要求。
2.2臨床心理學人才自身發展需求
臨床心理學人才是我國高等人才教育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我國高等人才教育的不斷深入與發展，許多有關人才數量、人才質量、人才就業等問題不斷顯露，解決以上問題最直接且最有效的途徑即是對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創新[9]。另一方面，近年來我國患有精神及心理疾病的相關人群不斷擴大，且其在相關醫院的確診率也一直呈現較高狀態。由于沒有得到及時專業的治療，有10%-15%的患者最終有可能死于自殺，且全國50%-70%的自殺者存在精神問題。現實的實際對臨床心理學人才的發展提出了客觀要求。
3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構建
基于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現狀及需求分析，迫切需要解決當前臨床心理學人才面臨的發展問題。因此，對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進行創新研究，建立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針對影響心理疾病因素的研究與分析，構建中國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創新模式[10]。
3.1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的內容
構建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的目標是培養順應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滿足我國社會發展需要，具備扎實的理論與專業基礎知識，且有能力改善、提高人們心理健康疾病的專門人才。整體來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內容包括重要理念構建，教學體系構建以及教學方式構建三個方面。第一，重要理念構建。在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過程中，要向被培養者構建“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臨床心理學認為心理疾病患者的相關狀態、性格、興趣與觀念是影響其心理疾病的重要方面。因此，構建心理學人才培養理念應著重強調心理疾病患者相關方面對治療過程造成的影響，包括其具有的不同知識、文化、能力、性別、個性、背景、信仰以及等級等，實現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者與心理疾病患者相互協調與溝通，從而使其共同達成一致的疾病治愈方案[11]。另一方面，秉著使心理疾病患者充分了解與認識心理疾病治療的過程與方法及可能帶來的結果的理念，從而使其積極、主動地配合疾病的治療。第二，教學體系構建。構建系統且完整的人才培養教學體系，需要打破孤立且割裂的課程狀況。首先，臨床心理學研究需要割離出一般性研究中，著重培養與臨床心理學相關的研究技能，并以此學習為基礎，研究并創新臨床心理學方法，從而為治療者提供更有價值且可直接使用的論斷；其次，針對有關臨床心理學相關課程的多個方面：人格、變態心理學、臨床心理學、心理治療、行為矯正、研究設計以及臨床評估等，建立具有多層次、多模塊的教學體系。其中，多層次、多模塊的教學體系包括基本知識導論課程、專業教育理論課程、相關領域選修課程以及深入拓展研究課程共四個方面構成，且四個方面的課程設置內在與外在相互聯系，橫向與縱向相互互補，形成了以培養人才為目標的系統性且多階段的高質量教學體系。第三，教學方式構建。創建教學方式要強調我國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教學的實踐與應用價值，要重點研究與解決現實中所涉及的相關心理問題，從而實現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基本目標，改變當今“只重視知識的灌輸而忽略能力的培養，只強調理論教育而輕視實踐教育”的現狀[12]。從教學內容入手，加大課程內容的實踐價值；從教學過程入手，強調理論與現實的緊密結合；從課程設置方面入手，開設課外實踐環節，并增加實踐活動的課時，將實踐課程與理論課程交替進行，突出課外實踐的操作價值與技術價值。
3.2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運行框架
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創新模式運行的主要框架由一個目標、二個主體、四個系統共同組成。首先，一個目標。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的目標是指培養在醫療衛生與教育等領域從事心理咨詢與治療心理疾病等工作的專門人才，并利用所學的心理學及醫學知識對社會或組織的行為干預。其次，二個主體。主體是指實現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目標的主要載體，包括學校及私人診所、醫院、企業等兩方面。當前中國臨床心理學技術人才培養模式已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其中，一方面是學校沒有順應社會的變化對授課的方式、授課內容、授課模式以及教師結構等做出相應的調整和創新，因此，學校需要加大力度培養出具有雄厚的醫學基礎、心理學基礎知識且思想敏銳、邏輯思維清晰、創新能力強的臨床心理學人才；另一方面，私人診所、醫院、企業等相關單位的參與不足造成信息不對稱，對于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需要從專業知識、觀察能力、操作能力等方面入手，且需要不斷拓寬培養者的臨床醫學視野、豐富其相應的臨床心理學專業素養。因此，為了保障中國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的價值實現，必須在充分發揮學校和私人診所、醫院、企業等兩方面主體的基礎之上，從科研創新能力、自主學習能力、人際溝通能力、心理調節能力、心理評估技能及心理干預技能等方面入手，培養臨床心理學人才的綜合素質。再次，四個系統。臨床心理學人才培養模式的首要系統稱為保護系統，主要是指對人才培養的相關主體組織機構建設并明確其責任分工，并在必要的情況下成立新的主體組織機構，從而實現培養系統更高的價值；其次，是主體系統，稱為操控系統，主要是指相關機構，包括學校、私人診所、醫院以及企業等依據政府政策引導及社會文化導向，為實現培養目標從而展開一系列具體操作的過程；第三個系統指監管系統，主要在人才培養模式運行中適時地對相關主體各方及模式運行過程和結果進行控制，起到預警管理的作用，該系統包括信息反饋和過程評估反饋兩個部分；最后，是支撐系統，該系統是通過分析現實的管理要求及客觀的理論與實踐需要，制定出能實現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最大價值的相關政策、制度、規定與要求。因此，臨床心理學多元制人才培養模式結構如圖1所示。
4結論
1臨床心理學概況
1．1臨床心理學的學科性質
在心理學的學科體系中，應用心理學是其中最有生命力的一個門類，其中臨床心理學與工程心理學、教育心理學和組織管理心理學并稱為應用心理學的四大領域。從臨床心理學的發展歷史來看，它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應用性學科。以往的臨床心理學家十分注重心理診療，服務的對象主要是那些心理異常者，并且這種臨床心理治療具有濃厚的精神醫學色彩。隨著臨床心理學引人心理援助（assistance），危機介入（interven－tional），引導（guide）或促進（improvement）等概念后，更能反映出現代臨床心理學新的發展特點。現代臨床心理學能夠為人們的精神健康和身心發展起到建設性的教育及援助作用。
1．2臨床心理學的科學內涵和任務
1991年，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APA）將臨床心理學定義為：以心理學的基本理論、程序方法為基礎，通過測評、咨詢、治療等多種途徑，來預測或治療感知覺、情緒、心理、生理以及行為的相關障礙、適應不良或痛苦狀態，以及相關研究、教學和心理服務。我國心理學家錢銘怡教授也指出：臨床心理學是整合了心理學的科學方法、理論和實踐經驗以理解、預告并減輕適應不良、能力喪失和不安，并促進人類的適應、調節和個人發展的學科。1896年賴特納•韋特默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個心理診所，這成為臨床心理學成立的標志。經過近百年的發展，臨床心理學主要以實踐為基礎，表現出一定的社會實踐性。之后，二戰爆發，戰爭使無數鮮活的生命逝去，也使戰爭幸存者們飽受精神上的摧殘，罹患各種心理障礙。在時，僅依靠精神科醫生開展心理治療，根本無法滿足巨大的心理康復需求，因此，大量的臨床心理學家積極參與到戰后的心理援助中。由此，心理治療成為臨床心理學的核心內容之一。臨床心理學的研究范圍包括心理障礙的評估和診斷、心理治療與干預、心理測驗的編制與應用、健康心理學、社區心理學等，最為重要的領域是上述前三個研究方向。臨床心理學正逐步朝貼近實際、深入研究、掌握治病機理和治療方法，提升預防、干預和治療各種心理問題的操作水平，從而為促進廣大民眾的心理健康服務。
1．3臨床心理學的研究目標及援助對象
臨床心理學是對有心理適應問題的人進行援助、咨詢和治療的學科。心理不適會導致苦惱、心理障礙、心理疾病等，心理健康狀況長期不佳，也可引發如高血壓、心臟病等各種心身疾病。臨床心理學家針對人們的不適應問題，及早進行危機介入及援助，幫助個體解決問題，尋求幸福人生。如何實施心理援助，是臨床心理學的重要研究目標之一，它以促進被援助者的心理適應和人格發展為根本，這也是衡量咨詢或治療效果的重要指標。臨床心理學的援助對象范圍廣泛，包括嬰幼兒、青少年、成人一直到老年，涵蓋了生命全程的各個階段。各年齡階段主要的心理問題是不同的，例如，嬰幼兒期會出現的自閉癥、阿斯貝魯癥候群（即天才征候群）等；學齡期兒童的智力發育遲滯、學習困難、多動癥等；青少年期的青春期危機癥侯群、考試焦慮、自我同一性喪失、神經癥或精神病等；成人期的親子關系、職業壓力、婚姻問題、酒精依賴、藥物成癮等；老年期的心理保健、身心功能衰退等。
1．4臨床心理學的研究范圍
目前，臨床心理學的研究熱點有了很大的變化：（1）研究重心從幼兒、兒童的不適應和發展障礙轉向成人的不適應和精神障礙；（2）從單純重視對智力缺陷的心理測評轉向更加注重對人格異常或不適應的心理測評，并開發出各種臨床測評量表；（3）從對心理異常、精神障礙的分類、診斷為主的臨床活動，轉向實際的心理咨詢、心理治療及臨床案例的分析研究。這些變化，對臨床心理學的發展具有重大意，并且成為研究者關心的熱點問題。近年來，世界衛生組織（WHO）為使心理健康和精神衛生工作更加科學高效發展，將關注重點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1）發展性課題———提倡一種科學的、具有普適價值的、能夠促進藝術、文化、情感成長的精神健康事業；（2）大眾心理衛生教育及普及———心理健康保健及心理疾病預防，身心健康發展與心理自我調節的保健意識與技能；（3）心理健康服務與咨詢體系的建立———醫療服務、社區教育、危機干預、電話咨詢及心理援助網絡的建立等。
2臨床心理學對社會和諧的積極影響
2．1新時期，大力發展臨床心理學具有重大的社會意義
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期，這種空前的社會變革，為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各種矛盾和問題也應運而生，特別是物價的持續走高，房價居高不下，人民的購買力相對較弱，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逐步加大，教育公平缺失，教育機會不均等問題尤為突出。黨和國家在不斷進行改革創新和實踐探索，但關系到自我和諧、人際和諧、人與社會關系和諧的問題，臨床心理學的指導作用是無可替代的。
2．2臨床心理學的實際應用與價值
論文摘要：20世紀中葉以來，臨床心理學家的處方權問題引起了美國學術界的極大關注;成為了一個熱點問題。對于這場處方權運動從戰爭對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精神藥物學的飛速發展、現代社會健康服務模式的變化以及衛生保健行業處方權的發展等4個方面進行了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分析。
“職業心理學中的處方權運動發生在人們對精神藥物治療心理障礙已有成熟認識的時候，20世紀80年生的職業和社會事件伴隨并深刻影響了心理學界追求處方權的努力。以美國心理學會為主的學術組織和以Fox;R:E.,Deleon,PH.等為代表的心理學家堅持處方權是臨床心理學職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從理論論證、教育培訓、立法游說等方面積極促成臨床心理學家擁有處方權。
但同時，以美國精神病學會、美國醫學會為代表的學術組織和以DeNels沖，G.Y,Moyer,D.M.等為代表的專家學者對臨床心理學的處方權訴求予以堅決的反對與抨擊。認為賦予臨床心理學處方權將會造成臨床心理學家培訓成本的上升以及內部不必要的矛盾與分裂，導致與精神病學的嚴重對立與沖突等等。
1心理學家處方權訴求的歷程
理解心理學家的處方權首先需要清楚心理學家追求的是何種意義上的“處方權”。澄清這個問題需要簡單回顧一下美國處方權的歷史。1906年，美國國會通過《純凈食品和藥品法》，該法沒有限制消費者自選用藥，即任何藥品沒有處方也可以銷售。1938年美國國會修訂了((純凈食品和藥品法))，并改名為《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1951年((處方藥修正案》將醫藥市場上的處方藥和非處方藥作了嚴格區分，規定處方藥必須由獲得執照、具備處方權的從業人員開出，而非處方藥品，消費者可以任意選購。
美國聯邦政府負責各種藥物的法定分類，而各個州政府有權制定各類衛生行業的職業資質，決定哪些從業人員具有處方權資格。從公眾利益和健康安全的角度出發，各個州對處方權的管理通常分為3種模式:非限制性獨立處方權、限制性的獨立處方權和限制性的非獨立處方權。
一般而言，進行對抗療法(allopathic)的醫師具有非限制性的獨立處方權資格，而其他衛生保健從業人員分為限制性的獨立處方權和限制性的非獨立處方權資格。牙科醫生、驗光師、足科醫生等在實踐中具有限制性的獨立處方權資格，即盡管開具處方藥物的種類有限，但并不需要接受醫師的監督或指導。醫師助手、藥劑師、專業護理師等只是在部分州具有處方權資格，而且是限制性的非獨立處方權資格，這種處方權受到許多約束，比如藥物的種類、藥物的使用等均有事先規定，而且需要接受主治醫師的監督和指導。
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加利福利亞州已經有一些培訓項目，對非醫學專業(包括心理學)的人員進行患者評估和開具處方的培訓。1984年，美國參議員DanielK.Inouye在夏威夷心理學年會上明確指出在許多行業不同程度地獲得處方權的情況下，心理學家也非常有必要獲得官方認可的處方權。1985年美國心理學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心理學家有限處方權問題。1989年夏威夷心理學會向夏威夷州參議院提交法案，提議允許經過恰當訓練的心理學家具有精神藥物的處方權。盡管該法案遭到否決，但在心理學家追求處方權的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1990年，美國心理學會代表理事會以118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成立了一個心理學家處方權特別工作小組，主要的目的就是論證和調研針對心理學家精神藥物處方權而開設的課程內容、實踐方式和考核認證。1995年，美國心理學會通過其所屬的代表委員會接受“心理學家擁有處方權”作為美國心理學會的官方政策，并相繼采取了一些措施:發展了處方權法律的州立法示范模式;與教育事務部聯合開發博士后心理學家獲得處方權的精神藥物學培訓課程;發展出在讀博士處方權培訓的示范性課程，提供給那些為處方權州立法進行游說的心理學家:代表委員會投票授權美國心理學會職業心理學院在2000年之前完成對精神藥物學的全國性考核方式的開發。
1998年年底美國關島立法機關不顧政府的否決，通過了第一個允許臨床心理學家在與醫生的合作下使用、開具和配發處方藥的法律。1999年7月，路易斯安那州心理學會的35位心理學家完成了該州對博士后取得精神藥物學碩士學位的培訓。2002年新墨西哥州成為美國第一個法律上允許心理學家有資格獲得處方權的州，兩年后即2004年路易斯安那州成為美國第二個法律上許可心理學家有資格獲得處方權的州。一些州已經提出或者計劃推行心理學家處方權立法，主要有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夏威夷州、伊利諾斯州、印第安納州、路易斯安那州、馬里蘭州、密蘇里州、蒙大拿州、俄勒岡州、田納西州、德克薩斯州和華盛頓特區。截止2005年，美國至少有20個州已經進行了心理學處方權的立法調查或者立法生效心理學家具有處方權資格。
2心理學處方權訴求的背景解析
2.1戰爭對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從心理學角度醫治戰爭創傷的呼聲不斷增強，臨床心理學成為精神病學之外的一個選擇，因為心理學家能夠在基于心理學理論和原則之上提出解決辦法。”
二戰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也給大量幸存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傷。僅僅依靠精神科醫生無法滿足社會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急需心理學家特別是臨床心理學家參與到戰爭后心理救助的活動當中來。美國退伍軍人局將臨床心理學家的角色擴大到了許多基于實踐經驗的活動中，包括心理測驗、診斷晤談，并且最終延伸到精神治療。?
另外，一些學者研究指出，僅僅有醫學基礎的從業醫生們缺乏對心理健康的專業知識背景，并不能提供理想的衛生健康服務，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對心理健康服務的質量需求。
2.2精神藥物學的飛速發展
戰爭給臨床心理學創造了發展的機遇，同時也直接推動了精神藥物學的興起。與此相對應，推動心理學家處方權訴求運動的另一個因素，是制藥公司不斷增長的對擴大具有處方權資格的專業范圍的興趣。
2001年，美國藥物銷售量增長最顯著的是精神藥物類。根據艾美仕咨詢公司的統計，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藥物2002年12月的銷量，比5月的453億美元增長了16%。北美是精神類藥物使用最多的地方，年增長率19%，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這個比例下降到1%，而在非洲/亞洲/澳洲和拉丁美洲分別是4.5%和2.4%。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為什么心理學家處方權運動在美國的發展勢頭與其他國家相比更加強烈。
在心理學家追求處方權的推動力因素上，經濟利益是一個重要方面。精神藥物在全球市場占據越來越多的份額，每年有逾百種精神藥物在研發中，2001年精神藥物的研究與開發耗費高達860億美元。出于商業利益，制藥行業為那些堅持精神藥物學取向的臨床心理學家“慷慨”解囊，出資贊助他們進行學術討論和各方游說，并為他們提供越來越多的研究和教育基金。
2.3現代社會健康服務模式的變化
現有的衛生服務系統中，臨床心理學占據的市場份額有限，要避免被邊緣化就必須革新，向社會公眾、政府部門、學術界等充分展示臨床心理學能夠為社會提供的貢獻。而臨床心理學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職業手段和模式上進行變革。處方權資格的訴求是心理學面對這種時代特點和職業需求之下應運而生的。
從整個心理疾病的治療領域看，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的傳統作用不可否認。但另一方面，心理學的傳統取向和重要性確實受到沖擊和挑戰。臨床心理學家的職業作用呈現弱化趨勢，Olfson,Marcus和P~在1999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985年來心理健康服務機構88.7%的患者是針對心理治療，到1995年這個數字下降至78.7%，來訪者時間也從平均50分鐘減少至15分鐘。”
心理疾病的生物病原學模式日益突出，精神藥物治療心理疾病的比重增長迅速。這種狀況實質上反映了在心理疾病“身心觀”的重大轉變，身心二元論取向從強調非物質的心靈轉向物質的身體。而這背后更關鍵的問題是，處方權問題并不是簡單地只是把生物學取向評估及處理手段引進心理學，而極有可能因為堅持生物醫學模式，而忽視心理學模式，使得心理學形象發生改變，否定甚至心理學傳統的理論基礎。
2.4衛生保健行業處方權的發展
“非常明顯的是，非醫生的衛生健康服務提供者(nonphysicianhealth~provider)的處方權實踐是一個全新的，并且快速擴展的領域。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心理學家已經在全美50個州獲得了自主執業資格。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臨床心理學職業以外的其他衛生健康行業如驗光師、藥劑師、專業護理師等都在一些州不同程度地獲得了不同類型的處方權資格，而此時心理學家還沒有在一個州獲得處方權資格。1999年驗光師正致力于擴大他們眼部激光外科手術的州范圍。他們己經被許可在美國50個州開具處方藥，而在40年以前，他們還不得不努力獲取對隱形眼鏡的服務資格。藥劑師在8個州具有處方權，他們致力于擴大法定處方權的州范圍。
在其他衛生服務行業不斷追求處方權的過程中，我們能找到心理學家處方權訴求的先例和示范，但更多的是呈現在心理學執業者們面前的競爭壓力和巨大考驗。心理學家處方權訴求遭到了美國精神病學會、美國醫學會的強烈反對，這個現象從側面反映出臨床心理學從業者所面臨的巨大競爭壓力。
心理學與精神病學、護理學等醫學學科有著相似的目標，即保障人的健康、促進人的幸福。但在為實現這些目標而依托的理論基礎、概念范疇、核心原則和技術程序等方面，心理學與它們存在較大的區別。精神病學、護理學的歷史傳統、東口識體系、教育模式、職業實踐等為處方權提供了充分的基礎。而這點心理學與精神病學、護理學有著重大的差異。不可否認，精神藥物學是當代應對心理疾病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安全、有效地掌握藥物的使用需要經過嚴格的科學訓練，需要掌握全面的人體生理學、藥理學等多方面醫學知識，臨床心理學的知識體系尚難以滿足這種要求。
【關鍵詞】 大學生；手機依賴癥；臨床心理學
隨著手機的廣泛使用，“手機依賴癥”作為一種心理疾病已經引起相關學者的重視和研究。劉傳俊等人的研究就提示手機短信交往行為已明顯影響到大學生的焦慮水平[1]，本次調查研究針對有關使用手機的情況，通過問卷方式進行，探討長期依賴手機情況下對身心健康的影響，為今后開展心理衛生工作和心理咨詢提供依據和對策。現將具體結果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調查者來源于醫學院在校大學生，隨機抽樣100人。其中男生56名，女生44名，年齡18～22歲。
1.2 研究方法 采用自編使用手機情況調查表，通過不署名形式調查填寫，進行相關問卷分析。調查表內容主要包括如下內容：①是否擁有手機；②是否每天必須攜帶手機；③是否有天天上網聊天習慣；④是否有手機游戲習慣；⑤是否認為手機是日常生活中必須工具；⑥即使在沒有必要使用手機的時候常常下意識打開手機；⑦如果出門忘記攜帶手機是否會強迫自己回家拿手機；⑧在空余時間是否是以打開手機娛樂為主；⑨你的手機主要用途是什么，如與家人、朋友通信或是聊天、游戲娛樂為主；⑩如果忘記攜帶手機你在心理反應上表現怎樣
2 結 果
2.1 手機使用情況 100名調查者均表示擁有手機。在問到是否天天使用手機時，其中84%名表示要經常使用，主要是上網、聊天、娛樂游戲等；只有16%回答偶爾用，表示以通信為主要使用，且使用手機的時間越長，手機的依賴程度越嚴重，但是使用手機時間多在空余時間。
2.2 心理學異常表現 100名調查者中，72%表現出同樣的不同程度的異常心理反應，具體表現為：①手機沒帶在身邊就產生心煩意亂，性情煩躁，無法認真工作，學習或安心聽講；②常常下意識的觸摸口袋是否有手機存在；③如果聽到手機鈴聲，則經常把別人的手機鈴聲當成自己的手機在響；④焦慮、煩躁、抑郁等心理反應出現；⑤人與人之間的思想交流逐漸減少，情感逐漸淡漠，封閉了自我，使得自我性格更加內向。
2.3 對身體健康的影響 由于手機的功能性、娛樂性，手機擁有者過度依賴、長時間使用手機，打破了原本正常的生活規律。特別是在睡覺的時間，深夜還在不停地刷微博、微信聊天、手機QQ等網絡活動，造成睡眠不足、視覺疲勞，導致第二天精神萎靡、嗜睡。長期影響則會影響新陳代謝、情緒、免疫力，導致疾病多發。長時間低頭使用手機會造成頸部、手臂肌肉疲勞，會導致手部關節、肌腱損傷性癥狀群，包括手指、手腕關節疼痛無力，動作不靈活等，形成所謂的“觸屏手”。
3 討 論
手機依賴癥嚴格意義上說是一種心理疾病，已經逐漸被相關學者所共識。據有關大學生手機依賴的研究顯示，“心煩意亂、感到不適、產生幻覺、焦慮暴躁、悄悄查看、拇指酸痛與情緒穩定性都呈正相關[2]，且這種癥狀多見于比較孤僻、自卑、相對缺乏自信的人。過度依賴手機，長時間使用手機，最終造成異常的心理障礙，如焦慮、煩躁、抑郁等癥狀，人際關系變得冷淡等；身體健康也出現不良反應，如精神萎靡、嗜睡、眼疲勞，影響新陳代謝、免疫力，導致頸肩關節功能性疾病多發。
如果可能患上或患上手機依賴癥，應早期預防或有效干預治療，首先應盡量少用手機，非必要上網的話，可以找些其他事情代替上網，如：看電視、聽音樂、看小說等。空余時間應多參加社區活動或體育鍛煉，提高身心健康，如約同事、朋友一起出去游玩，轉移對手機的注意力，還能增加朋友間的友誼，一舉多得。如果對手機依賴過于嚴重，就要去看心理醫生，以免影響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20世紀中葉以來，臨床心理學家的處方權問題引起了美國學術界的極大關注;成為了一個熱點問題。對于這場處方權運動從戰爭對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精神藥物學的飛速發展、現代社會健康服務模式的變化以及衛生保健行業處方權的發展等4個方面進行了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分析。
“職業心理學中的處方權運動發生在人們對精神藥物治療心理障礙已有成熟認識的時候，20世紀80年生的職業和社會事件伴隨并深刻影響了心理學界追求處方權的努力。以美國心理學會為主的學術組織和以Fox; R:E.，Deleon， PH.等為代表的心理學家堅持處方權是臨床心理學職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從理論論證、教育培訓、立法游說等方面積極促成臨床心理學家擁有處方權。
但同時，以美國精神病學會、美國醫學會為代表的學術組織和以DeNels沖，G.Y ， Moyer， D.M.等為代表的專家學者對臨床心理學的處方權訴求予以堅決的反對與抨擊。認為賦予臨床心理學處方權將會造成臨床心理學家培訓成本的上升以及內部不必要的矛盾與分裂，導致與精神病學的嚴重對立與沖突等等。
1心理學家處方權訴求的歷程
理解心理學家的處方權首先需要清楚心理學家追求的是何種意義上的“處方權”。澄清這個問題需要簡單回顧一下美國處方權的歷史。1906年，美國國會通過《純凈食品和藥品法》，該法沒有限制消費者自選用藥，即任何藥品沒有處方也可以銷售。1938年美國國會修訂了((純凈食品和藥品法))，并改名為《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1951年((處方藥修正案》將醫藥市場上的處方藥和非處方藥作了嚴格區分，規定處方藥必須由獲得執照、具備處方權的從業人員開出，而非處方藥品，消費者可以任意選購。
美國聯邦政府負責各種藥物的法定分類，而各個州政府有權制定各類衛生行業的職業資質，決定哪些從業人員具有處方權資格。從公眾利益和健康安全的角度出發，各個州對處方權的管理通常分為3種模式:非限制性獨立處方權、限制性的獨立處方權和限制性的非獨立處方權。
一般而言，進行對抗療法(allopathic)的醫師具有非限制性的獨立處方權資格，而其他衛生保健從業人員分為限制性的獨立處方權和限制性的非獨立處方權資格。牙科醫生、驗光師、足科醫生等在實踐中具有限制性的獨立處方權資格，即盡管開具處方藥物的種類有限，但并不需要接受醫師的監督或指導。醫師助手、藥劑師、專業護理師等只是在部分州具有處方權資格，而且是限制性的非獨立處方權資格，這種處方權受到許多約束，比如藥物的種類、藥物的使用等均有事先規定，而且需要接受主治醫師的監督和指導。
20世紀70年代中期，美國加利福利亞州已經有一些培訓項目，對非醫學專業(包括心理學)的人員進行患者評估和開具處方的培訓。
1984年，美國參議員Daniel K.Inouye在夏威夷心理學年會上明確指出在許多行業不同程度地獲得處方權的情況下，心理學家也非常有必要獲得官方認可的處方權。
1985年美國心理學會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心理學家有限處方權問題。
1989年夏威夷心理學會向夏威夷州參議院提交法案，提議允許經過恰當訓練的心理學家具有精神藥物的處方權。盡管該法案遭到否決，但在心理學家追求處方權的進程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990年，美國心理學會代表理事會以118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成立了一個心理學家處方權特別工作小組，主要的目的就是論證和調研針對心理學家精神藥物處方權而開設的課程內容、實踐方式和考核認證。
1995年，美國心理學會通過其所屬的代表委員會接受“心理學家擁有處方權”作為美國心理學會的官方政策，并相繼采取了一些措施:發展了處方權法律的州立法示范模式;與教育事務部聯合開發博士后心理學家獲得處方權的精神藥物學培訓課程;發展出在讀博士處方權培訓的示范性課程，提供給那些為處方權州立法進行游說的心理學家:代表委員會投票授權美國心理學會職業心理學院在2000年之前完成對精神藥物學的全國性考核方式的開發。
1998年年底美國關島立法機關不顧政府的否決，通過了第一個允許臨床心理學家在與醫生的合作下使用、開具和配發處方藥的法律。
1999年7月，路易斯安那州心理學會的35位心理學家完成了該州對博士后取得精神藥物學碩士學位的培訓。
2002年新墨西哥州成為美國第一個法律上允許心理學家有資格獲得處方權的州，兩年后即2004年路易斯安那州成為美國第二個法律上許可心理學家有資格獲得處方權的州。一些州已經提出或者計劃推行心理學家處方權立法，主要有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夏威夷州、伊利諾斯州、印第安納州、路易斯安那州、馬里蘭州、密蘇里州、蒙大拿州、俄勒岡州、田納西州、德克薩斯州和華盛頓特區。截止2005年，美國至少有20個州已經進行了心理學處方權的立法調查或者立法生效心理學家具有處方權資格。
2心理學處方權訴求的背景解析
2.1戰爭對社會產生的巨大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從心理學角度醫治戰爭創傷的呼聲不斷增強，臨床心理學成為精神病學之外的一個選擇，因為心理學家能夠在基于心理學理論和原則之上提出解決辦法。”
二戰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也給大量幸存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創傷。僅僅依靠精神科醫生無法滿足社會對心理健康服務的需求，急需心理學家特別是臨床心理學家參與到戰爭后心理救助的活動當中來。美國退伍軍人局將臨床心理學家的角色擴大到了許多基于實踐經驗的活動中，包括心理測驗、診斷晤談，并且最終延伸到精神治療。·
另外，一些學者研究指出，僅僅有醫學基礎的從業醫生們缺乏對心理健康的專業知識背景，并不能提供理想的衛生健康服務，不能很好地滿足社會對心理健康服務的質量需求。
2.2精神藥物學的飛速發展
戰爭給臨床心理學創造了發展的機遇，同時也直接推動了精神藥物學的興起。與此相對應，推動心理學家處方權訴求運動的另一個因素，是制藥公司不斷增長的對擴大具有處方權資格的專業范圍的興趣。
2001年，美國藥物銷售量增長最顯著的是精神藥物類。根據艾美仕咨詢公司的統計，影響中樞神經系統的藥物2002年12月的銷量，比5月的453億美元增長了16%。北美是精神類藥物使用最多的地方，年增長率19%，值得注意的是，在歐洲這個比例下降到1%，而在非洲/亞洲/澳洲和拉丁美洲分別是4.5%和2.4%。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為什么心理學家處方權運動在美國的發展勢頭與其他國家相比更加強烈。
在心理學家追求處方權的推動力因素上，經濟利益是一個重要方面。精神藥物在全球市場占據越來越多的份額，每年有逾百種精神藥物在研發中，2001年精神藥物的研究與開發耗費高達860億美元。出于商業利益，制藥行業為那些堅持精神藥物學取向的臨床心理學家“慷慨”解囊，出資贊助他們進行學術討論和各方游說，并為他們提供越來越多的研究和教育基金。
2.3現代社會健康服務模式的變化
現有的衛生服務系統中，臨床心理學占據的市場份額有限，要避免被邊緣化就必須革新，向社會公眾、政府部門、學術界等充分展示臨床心理學能夠為社會提供的貢獻。而臨床心理學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在職業手段和模式上進行變革。處方權資格的訴求是心理學面對這種時代特點和職業需求之下應運而生的。
從整個心理疾病的治療領域看，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的傳統作用不可否認。但另一方面，心理學的傳統取向和重要性確實受到沖擊和挑戰。臨床心理學家的職業作用呈現弱化趨勢，Olfson， Marcus和P~在1999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1985年來心理健康服務機構88.7%的患者是針對心理治療，到1995年這個數字下降至78.7%，來訪者時間也從平均50分鐘減少至15分鐘。”
心理疾病的生物病原學模式日益突出，精神藥物治療心理疾病的比重增長迅速。這種狀況實質上反映了在心理疾病“身心觀”的重大轉變，身心二元論取向從強調非物質的心靈轉向物質的身體。而這背后更關鍵的問題是，處方權問題并不是簡單地只是把生物學取向評估及處理手段引進心理學，而極有可能因為堅持生物醫學模式，而忽視心理學模式，使得心理學形象發生改變，否定甚至推翻心理學傳統的理論基礎。
2.4衛生保健行業處方權的發展
“非常明顯的是，非醫生的衛生健康服務提供者(nonphysician health~provider)的處方權實踐是一個全新的，并且快速擴展的領域。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心理學家已經在全美50個州獲得了自主執業資格。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臨床心理學職業以外的其他衛生健康行業如驗光師、藥劑師、專業護理師等都在一些州不同程度地獲得了不同類型的處方權資格，而此時心理學家還沒有在一個州獲得處方權資格。1999年驗光師正致力于擴大他們眼部激光外科手術的州范圍。他們己經被許可在美國50個州開具處方藥，而在40年以前，他們還不得不努力獲取對隱形眼鏡的服務資格。藥劑師在8個州具有處方權，他們致力于擴大法定處方權的州范圍。
在其他衛生服務行業不斷追求處方權的過程中，我們能找到心理學家處方權訴求的先例和示范，但更多的是呈現在心理學執業者們面前的競爭壓力和巨大考驗。心理學家處方權訴求遭到了美國精神病學會、美國醫學會的強烈反對，這個現象從側面反映出臨床心理學從業者所面臨的巨大競爭壓力。
心理學與精神病學、護理學等醫學學科有著相似的目標，即保障人的健康、促進人的幸福。但在為實現這些目標而依托的理論基礎、概念范疇、核心原則和技術程序等方面，心理學與它們存在較大的區別。精神病學、護理學的歷史傳統、東口識體系、教育模式、職業實踐等為處方權提供了充分的基礎。而這點心理學與精神病學、護理學有著重大的差異。不可否認，精神藥物學是當代應對心理疾病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安全、有效地掌握藥物的使用需要經過嚴格的科學訓練，需要掌握全面的人體生理學、藥理學等多方面醫學知識，臨床心理學的知識體系尚難以滿足這種要求。
一、厭惡療法
厭惡療法的原理是經典條件反射。利用回避學習的原理，把令人厭惡的刺激，如電擊、催吐、語言責備、想象等，與行為人的不良行為相結合，形成一種新的條件反射，以對抗原有的不良行為，進而消除這種不良行為。黃小軍同學是我的一名學生。有一次，我看見他正偷偷躲在操場的一個角落里抽煙。我很生氣，把他叫到跟前，訓斥說：“學生不能抽煙，你知道嗎？”他低著頭小聲回答說：“知道。”“那為什么還明知故犯？”我聲色俱厲地問他。但這次他卻沒有回答我，一直愣在那里。看到這種情況，我真恨不能把他揍一頓。我壓住怒火，問他是什么原因，結果他還站在那里，一言不發。后來被我問急了，低聲地說：“不知道。”聽到這里，我的怒火也漸漸消了。轉而一想，也許學生是真的不知道。再問他為什么，也無濟于事。想到這里，我對他說，以后不要再抽了。就讓他走了。
學生走后，我陷入困惑，抽煙不知道原因，那改正起來多難。突然我想到，連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卻能做出這樣的行為，這不正是心理有問題嗎？能不能利用心理治療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根據心理學的理論，行為的發生一定是有原因的。我想他在抽煙后產生了愉快的體驗，才能維持這種行為。要改變這種行為，只要讓他的行為產生痛苦、厭惡的體驗，那么他的行為就會有所改變。那心理學中的厭惡療法就是針對這種情形的。想到這里，我決定在他身上試一試。
我找來黃小軍，對他說明了來意。他很愿意配合我的試驗。引導他說：“你現在想象一下，你正在抽一支煙。你深深地吸了一口。黃白的，濃濃的煙霧慢慢進入了你的肺。你的肺是鮮亮的、淡紅的，你看見了嗎。現在濃煙正慢慢熏著你的肺，你的肺慢慢地變黑了，如同火焰熏著的臘肉一樣。”我看了看他的表情，他的臉上有了一絲恐慌。我繼續引導他說：“現在你的肺有點黑水了，慢慢地流下來，你的肺開始流膿了，黃色的、腥臭的膿正慢慢流下來了。”我看了看他的表情，他的喉嚨哽咽著，好象努力吸氣的樣子。我又繼續引導他說：“你的肺徹底腐爛了，成片的蒼蠅圍在上面，上面還生了蛆蟲......”。
事情過去了很長時間，我通過了解其他學生，他們都說黃小軍同學沒有抽煙了。看來對黃亞軍同學的治療是有很好的效果的。這種做法改變了一個學生的不良行為。對于這件事，我總結到：這種做法一定要了解學生的個性。黃小軍同學不太講究個人衛生，他心理的耐受性要強一些，因而有必要想象的令人惡心些，才能湊效。這種方法簡單易行，每個班主任都能掌握。
二、情感療法
根據Maslow的需要層次理論，每個人天生有一種被所在群體接納、受到家人和周圍其他的關心、愛護以及異的需要。根據這一理論產生情感療法。情感療法是教師用真摯、熱情和友好的語言、表情和行為，向學生表達自己的關懷、重視和盡力關心，使學生對老師對學校產生朋友般的信賴。由于減少其身心壓力，產生積極的心理狀態，以此來改變學生的不良行為。有如下案例：
今年帶初三，工作學習任務異常繁重。前幾天，我班的李平同學請假回家治病，我同意了。可是過了幾天他還沒有到校。我打電話給他的家長，他的家長說昨天就到校了。我一聽就知道這家伙肯定是跑了。那該如何辦呢？我急的團團轉。想想平時的李平同學留給我的印象是聽話，有禮貌，對老師特別尊敬。為什么這樣好學生也去逃學，實在想不通。當務之急還是把他找回來。該如何找他回來呢？想來想去，針對他性格的特點，何不給他來個情感治療呢？
我從同學那里找到他的聯系電話。針對他的心理狀態，我給他發了一個短信：“你現在在哪里？能回來嗎？”我想，這個短信能使他感到老師是關心他的，他不能一味任性胡來。后來的事實了證實了我的猜想。他在檢討書中寫道：“當我收到你的短信時，我很感動。為自己的一時沖動任性的做法感到后悔、自責。并且也感到你關心著我。”果然，幾分鐘后，我就收到了他的短信：“老師，我錯了。我明天就回來！”看到此短信，我算松了口氣，我的方法總算是湊效了。為了進一步加強效果，讓他早點回來，在第二天，我時不時給他發個短信，問問他到什么地方來了、走路還是坐車、吃飯了沒有等等。這些看似平常的舉措效果還真不錯，他晚上就回到了學校。回來后他表示：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任性沖動，要學會鎮定穩重，不管遇到什么困難都要堅持不懈。我又對他進行了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目前，他的情緒穩定，已全身心投入學習中去了。
[關鍵詞]臨床心理學；積極心理學；綜述；幸福；積極干預
積極心理學是20世紀末在美國興起的一個心理學思潮，由美國當代著名的心理學家Martin E．P．Seligman倡導，致力于對積極的主觀體驗、積極的個體特征及促進它們發展的制度體系開展科學研究[1]。積極心理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源自于與人性同樣久遠的話題，那就是對幸福的追尋”[2]，積極心理學作為一個關注幸福與最佳機能的領域，乍看起來似乎與主流的臨床心理學沒有明顯的關系，但積極心理學研究者并不這么認為。“積極心理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是緣于認識到臨床心理學中的不平衡，因為臨床心理學的大多數研究的確只是關注精神疾病。”[3]二戰后臨床心理學在精神疾病的評估、理解和治療方面取得了極大的進展，然而在過去的50年里，臨床心理學似乎成為了治療創傷的學科，人類積極的發展因素未受到足夠重視。積極心理學認為即便那些患有最嚴重的心理疾病的人，也不僅僅只是要求減輕痛苦，處于混亂中的人們需要更多的滿意、愉悅與快樂，而不僅僅只是減少憂傷和煩惱；人們需要建構力量，而不僅僅只是糾正缺陷；人們需要有意義、有目的的生活，這些并不會因為痛苦減輕了就會自動產生[2]。
1 “幸福”的概念構成
“幸福”是積極心理學的研究主題，是“超越沒有抑郁、焦慮和憤怒之上的一個過程”[2]。為了便于對“幸福”進行科學的操作，研究者們將“幸福”解析為3個層次[2]，以此作為對“幸福”開展科學研究的開端。“幸福”的第一個層次是快樂的生活，關注既往、當下和將來的積極情緒。既往的積極情緒包括滿足、滿意和平靜；當下的積極情緒包括軀體的愉悅(例如即刻而瞬間的感官愉悅)以及復雜的愉悅(例如通過學習和教育獲得的愉悅)；有關未來的積極情緒則包括樂觀、希望和信念。快樂的生活要使積極的情緒最大化、消極的情緒最小化，這似乎涵蓋了通常意義上的享樂主義的幸福理論。第二個層次是投入的生活，發揮個體積極的特性，這些積極的特性包括性格力量與才能。積極心理學研究所指的性格力量是那些跨文化和跨地域的美德(例如，英勇、領導能力、仁慈、正直、創意、智慧以及愛與被愛的能力)[4]，與才能不同，力量更具有可塑性，更遵從于意志，力量本身就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不僅僅是它們可以實現一些更偉大的目標。力量和才能的正確明智使用將會導致更加的投入、專注和沉浸，因此積極心理學研究者們將這種生活稱為“投入的生活”。第三個層次是有意義的生活，從屬并服務于一些積極的制度。歷史上，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政治學家對這一領域進行了研究，但是他們將更多的興趣放在那些不健全的制度和社會條件上，諸如那些“主義”一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年齡歧視。積極心理學所提出的問題是：“什么樣的制度能夠使得人性得到最好的發揮?”積極的特性與情緒在積極制度的背景下將會得到更好的培養與發展。快樂的生活、投入的生活和有意義的生活，這3種生活可以被視為通往幸福的3種不同的途徑。
2 “幸福”的評估測量
積極心理學研究所得的結論只有通過測量才可以發揮它們的實用價值，積極心理學投入了相當可觀的力量用于發展可靠、穩定而有效的評估方法。雖然這其中的一些評估方法是出現在積極心理學發展之前，但是其中更多的評估測量方法是通過積極心理學家急切地將它們用于自己所感興趣的研究領域，從而使得它們更快地得到確認和傳播。積極心理學中與臨床心理學猶為相關的一些評估策略如下。
主觀幸福感是1個人對自己生活的認知和情感評價，但卻很少在病因學的研究中得到測量[2]。Lubin和VanWhitlock在觀察中發現常用的使用癥狀進行評估的方法并不如期望的那樣有效，“有時，病人后來會說他們曾想按照那些癥狀條目檢查一下自己，但他們通常都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太消極和自責了。相反，具有一定程度的滿意度的領域則會顯示出可能有助于建構成功干預的潛在資源、力量或支持的來源”[6]。對幸福感進行測量可以使人們關注來訪者和治療師具有高度功能狀態的領域，并可以對障礙失調背后的心理過程有更全面的理解。目前在測量主觀幸福感時使用最廣泛的自陳式量表是Diener(1985)編制的生活滿意度量表、Lyubomirsky和Lepper(1999)編制的主觀幸福感量表和Fordyce編制的幸福感測量。抑郁與幸福感之間呈現負相關，但又不是完全的負相關，因此積極心理學研究者們建議對大多數的治療面談進行兩種快速的情緒測量：流調中心用抑郁量表(Radloff，1977)和生活滿意度量表(Diener，1985)[2]。臨床研究者還可以考慮使用同伴報告、日記、結構式訪談等其它輔助方法對幸福感進行綜合的評估。
“幸福”的第二個層次是投入的生活，通過投入個人的力量與才能進人沉浸的狀態，這就需要測量積極的性格特性：才能、興趣與力量。才能與興趣的測量在別的研究中已得到了詳盡的論述，因此在積極心理學中主要關注于力量與美德的測量。在2004年，Peterson和Seligman出版了力量的分類目錄，首次嘗試從積極心理學角度進行分類，作為對美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DSM－IV的補充。以DSM作為借鑒，性格力量的分類目錄建立了24種人類力量的10個標準，這些性格力量被歸納為6種美德，是在歷史沿革中始終如一的優秀的道德品質的主要類別：智慧與知識、勇氣、愛、公正、節制與超越[4]。積極心理學研究者們已經編制了兩個自陳式量表對這些性格力量進行評估：行為價值量表和青少年行為價值量表，目前行為價值量表正在被翻譯成中文、日文等其它語言。雖然力量的行為價值量表和青少年行為價值量表還沒有在臨床人群中廣泛使用，但卻具有作為診斷工具的潛在作用，可以作為自陳式量化測量缺陷的補充，評估來訪者與治療師的力量，為建構治療策略奠定基礎[2]。Peterson與Seligman曾提出這樣的設想：心理障礙“真正”的病因可能是這些性格力量的缺乏，而不是抑郁和
物質濫用這樣的癥狀堆積[6]。但是要驗證這樣深層次的設想還有待時日。
投入的生活指的是1個人發揮自身的力量與才能去面對挑戰。投入與沉浸是發揮力量與才能通常可以獲得的回報。投入雖然從享樂方面并不直接產生快樂，但投入的確是1種不同種類的滿足感。沉浸是一種1個人在竭盡全力投入自己的力量與才能去面對力所能及的挑戰時所伴隨的一種特殊表體驗。雖然治療師熟悉于測量沉浸的相反狀態如厭倦、焦慮和冷漠，但幾乎完全沒有開展作為一種建構過程的沉浸在治療中的應用價值的探索。沉浸問卷(Csikszent－mihalyi和Csikszentmihalyi 1988)和沉浸量表(Mayers1978)可以用于測量沉浸體驗的維度、不同背景或不同個體沉浸體驗發生的差異。體驗取樣法是目前測量沉浸時使用最廣泛的方法，而且不受回顧性評價的可靠性的限制。在使用體驗取樣法進行測量時，被試需要定期進行記錄，按要求填寫問卷描述他們作記錄時的體驗[2]。
“幸福”的第三個層次是有意義的生活，是指歸屬和服務于比自己更強大的一些東西。個體所選擇的與之發生關聯的這些“東西”是多種多樣的：一些人在與家人或朋友的關系中尋找到意義；另一些人則在他們的工作中或是在業余愛好中尋找到意義；個體幾乎總是從多方面的重疊交叉的依戀關系而不僅僅從單一方面尋找意義的存在。個體尋找意義的背景選擇是獨特的而且常常是特異的，因此測量意義的方法常常是開放性的[2]。最初研究者們通過訪談探索意義不同的主題進行意義生成的研究。測量意義的第二類方法是基于書面的敘事，常常是對一次重要的生活事件、一次生活變遷或一段時間內的沖突進行書面的敘述，使用生活敘事測量的研究更傾向于將坦白而暴露的書面敘事作為一種干預而不是診斷工具。關注于意義生成過程的自陳式測量則有廣泛應用的生活目的測評和幸福定位問卷，前者測量回答者如何有意義地判斷他們的生活；后者要求回答者確認3種獲得幸福的不同途徑：通過快樂、通過投入和沉浸、通過意義。
3 建構“幸福”的積極干預
已有大量的證據表明，治療師可以緩解來訪者的障礙和消極情緒，但卻極少有人論證治療師可以使來訪者幸福。積極心理學堅信這一狀況需要發生變化：治療師確切可以給來訪者的生活帶來更多的快樂、投入和意義，而不僅僅是減輕抑郁、焦慮和憤怒；即使減輕消極因素的治療開展得十分成功，“幸福”并不能自動產生；使來訪者實現快樂、投入和意義的技能是與抑郁、焦慮和憤怒進行斗爭的技能的重要補充；未來治療師的工作將不僅僅是減輕消極，而是要幫助來訪者建構快樂的生活、投入的生活和有意義的生活，建構這3種生活的技術被稱為“積極干預”[2]。
Fordyce是最早開始通過實證研究去發展和驗證幸福干預的研究者之一。在1項研究中，Fordyce將從未接受過調查的社區學院的班級進行隨機分配，實驗組參與者接受有關增進幸福的策略方面的詳細指導(如保持忙碌，投入更多的時間參與社會活動)，在學期末與控制組的學生相比，感到更幸福，焦慮與抑郁則明顯減少；在9～18個月后的回訪中，大多數參與者報告感到幸福感的持續增加，這項研究提示了幸福感持續變化的可能性[7]。Burton和King采用隨機分配、安慰劑控制的實驗設計檢驗書寫干預對情緒和軀體健康的影響[8]。干預組的參與者每天用20分鐘記錄自己強烈的積極體驗，連續3天，控制組的參與者則記錄一些相對中性的主題。結果表明記錄積極體驗可以導致情緒的短期促進，而且干預組的參與者在隨后的3個月中較少光顧健康中心。Emmons和McCullough發現感恩干預能增進積極情感[9]。干預組的參與者每周記錄5件他們覺得需要感謝的事情，連續10周；兩個控制組則分別記錄每天的麻煩事或是中性的生活事件。所有的參與者都必須對生活整體感受、對下1周的期望、對與他人的關系進行每周評估。與控制組相比，干預組的參與者對生活普遍感覺更良好，對未來的1周感覺更樂觀，與他人的關系感覺更密切，有了更多的積極情感，消極情感減少。在追蹤研究中，每天進行感恩記錄，持續兩周，控制組參與者則記錄他們比別人好的地方或是一些中性事件，在第一階段所發現的積極影響重復出現。
在一項嚴格的隨機分配、安慰劑控制的網絡研究中，研究者們通過471名參與者對5種積極干預進行了比較[2]。這5種積極干預分別為：“你的最美好時光”，寫1則自己在最佳狀態時的故事；“3件好事”，記錄每天發生的3件好事，為時1周；“感恩拜訪”，寫1封感謝信，約見所感激的對象，然后親自大聲地朗讀感謝信；“認可你的力量”，通過測評獲悉自己得分最高的性格力量；“使用你的力量”，通過測評獲悉自己得分最高的性格力量，并且在1周內的每天用一種新的方式使用一種不同的力量。要求所有的參與者記錄1周內他們每天晚上的最早記憶，并在完成隨機分配的干預的即刻、1周后、2周后、1個月后、3個月后、6個月后完成幸福與抑郁調查。所有的參與者一即使是控制組中的參與者一都比測試剛開始時感到更幸福而較少抑郁，這似乎表明帶有獲得的期望(提高幸福感)、由1個專業形象分配參與某件事的行為足以使得1個人在短期內振奮精神。1周后，安慰劑早年記憶控制組中的參與者的幸福與抑郁病癥狀恢復到他們的基線水平，并在隨后6個月一直保持在基線水平。“你的最美好時光”干預的參與者表現出了與控制組參與者同樣的模式，即幸福感的即刻提高和抑郁癥狀的即刻減輕，但是在測試后不能得到持續。“感恩拜訪”組與控制組、“你的最美好時光”組相比，效應相對持久一些，在隨后的1個月中幸福感明顯提高(是這項研究中最顯著的量化效應)，但與控制組相比在隨后的1個月中抑郁癥狀并沒有減輕，在這之后與控制組相比就沒有了顯著差異。“使用你的力量”和“3件好事”干預的參與者與控制組相比，在實驗剛結束時并沒有提高幸福感，也沒有減輕抑郁，但是在隨后的1個月、3個月、6個月，幸福感顯著提高而抑郁顯著減輕。
雖然上述積極干預研究的對象都是非臨床的參與者，但是都不同程度地顯示出了減輕抑郁癥狀、提高幸福感的有益效果，提示建構積極情緒、投入和意義可能是減輕抑郁的途徑之一。目前有關積極干預的研究中，僅有1項研究是以臨床患者作為研究對象[10]，在這項小規模的未受控制的讀書療法研究中，16位患有抑郁的個體通過閱讀、討論一些可以提高他們生活滿意度的策略，其中的13人在完成干預后達到了減輕抑郁的效果。未來研究的1個中心問題就是那些設計用于建構積極情緒、投入、意義的干預是否能有益于臨床和亞臨床的患者。另一方面，治療通常是多種干預的組合，未來的研究需要探索積極干預的最佳組合和最佳順序。研究者還需考慮的問題是在治療中如何將這些“建構那些令人強大的元素(build－what's－strong)”的積極干預與傳統的“糾正那些令人犯錯的元素(fix－what's－wrong)”的治療方法進行有效的結合[2]。諸如去災難化的抗抑郁技術將如何融入用以提升積極情緒、投入和意義的面談中?針對抑郁的認知行為療法與積極干預相結合是否有疊加效應?如何將抗抑郁藥物與積極干預相結合?
【關鍵詞】 心理學;臨床藥學
將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能應用于臨床藥學領域，研究心理社會因素在人體健康、疾病的發生、發展和轉歸中的作用，從而探討臨床各科疾病患者的心理行為與癥狀消長演變的關系，并做出心理診斷、治療、咨詢等，以促進疾病的康復，保證身心健康的學科［1］。同時，有許多疾病都有明顯的心因性致病因素，因而在藥物治療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引入心理治療。筆者就此介紹心理學在臨床藥學應用的依據和方法。
1 心理學應用于臨床藥學的依據
心理因素與人的健康和疾病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中醫學認為，若心理情緒失衡，如情感活動過度或持久則影響臟腑氣血的功能，就可能成為疾病發生的條件。同時，近代心理學的研究，更以大量證據證明了心理因素或稱情緒因素的致病作用。不正常的心理因素、情緒改變可引起精神病、心血管疾病和多種神經癥等疾病。因而在藥物治療的同時，必須配合心理治療，這亦是臨床藥師在指導合理用藥時要注意和使用的。同時針對依賴性、習慣性的藥源疾病亦需要配合心理治療，方可徹底治愈。
2 心理學在臨床藥學中應用的方法
2.1 為患者提供藥物咨詢中的應用 患病時患者心理應激可引起各種不愉快的情緒，并會反復咨詢。臨床藥師不但要耐心、正確解答患者的各種疑問，并在了解應激源和被壓抑的潛意識的基礎上，積極給患者安慰和疏導，消除患者對疾病的心理負擔，使心理逐漸達到平衡等心理治療方法來輔助藥物治療，而且在詳細解答患者對藥物的咨詢過程中，亦堅定了患者對該藥物治療疾病的信心。這種方法對功能性疾病的治療效果是肯定的，對器質性疾病亦有一定的輔助治療作用。在實踐中筆者曾經將患者分為依賴確定型、疑慮半確定型、主觀情緒不穩定型幾種心理類型進行藥學服務并取得較好的效果［2］。
2.2 心理學在藥物治療的實踐 有報道放松訓練方法為心理干預手段配合藥物用于臨床治療［3］，心理干預可降低高血壓患者臨床降壓藥物的使用劑量，并可能減輕高血壓患者長期服藥對機體帶來的不良反應。同時周亮［4］認為，心理治療與藥物治療的相互作用的可能模式包括相加作用、協同作用和拮抗作用，而且可以通過心理治療來幫助停止藥物治療，這在治療焦慮癥等精神類疾病方面尤為明顯。筆者認為，臨床藥師在參與臨床合理用藥時，應靈活掌握心理學的技巧，采用心理干預策略與藥物治療相結合，將藥物治療作用盡量增至最為理想的強度，同時降低其不良反應的發生概率或減輕其不良反應造成的損害，從而使患者獲得最佳效益。
3 心理學在糾正用藥決策偏倚的運用
由于急診需要在有限的時間看許多患者，醫生們常常不得不快速做出決定。而對于臨床醫生，利用心理學理論通過針對性的培訓能減少偏倚妨害醫療決策的發生率［5］。而對于臨床藥師而言，參與合理用藥是其工作任務之一，因此在熟練掌握藥理學及藥劑學的技能和臨床心理學技巧的基礎上，通過分析醫生用藥意圖，如發現用藥決策偏倚，則應立即跟臨床醫生進行溝通，說服臨床醫生糾正其錯誤的用藥決策。同時，臨床藥師應定期與醫生們進行藥物治療方面的信息交流，逐步建立良好的相互支持的工作伙伴關系，并且通過相互溝通，促進雙方的互相了解及技術進步。
有學者［5］認為，人體是形態結構系統、信息控制系統和心理精神系統的三位一體。由此產生了形態結構系統疾病、信息控制系統疾病、心理精神系統疾病。這從側面說明了醫學心理學對疾病治療作用是肯定的。同時，藥物臨床試驗結果容易受主觀因素的影響［6］，并且臨床藥學任務要求研究干擾某些藥物體外或體內作用的因素及其防治方法。也有文獻報道，藥物與心理療法聯合使用治療效果優于單純藥物治療［6］。因此，在藥物治療中臨床藥師應該靈活應用臨床心理學技巧增強藥物治療的效果，降低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概率或減輕不良反應的損害。臨床藥師的語言、行為、態度對患者疾病的治療有一定的影響,這是不容置疑的。臨床藥師在進行藥學服務時需要掌握一定的藥學心理學的技巧，對患者實行心理學分類服務，提高藥物治療效果和依從性。所以這就要求臨床藥師必須掌握醫學心理學，并把其應用到工作中去。
【參考文獻】
1 周肖龍，丁長玲.合理用藥呼喚臨床藥師.中國藥事，2002，16（2）：95.
2 龐曉軍.醫院藥師進行藥學服務的心理學技巧的探討.中國醫院藥學雜志，2003，23（3）:170.
3 潘曉春，汪小林.臨床藥師專科化探討.中國藥房，2000，11（6）：256.
4 周亮.焦慮中認知行為治療與藥物治療的相互作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05，13（1）:8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