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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增長極理論；梯度轉移理論；廣東區域經濟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5）09-0076-03
廣東是我國最早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省份之一，其自然地理條件優越，經濟腹地廣闊，發展后勁強勁，綜合競爭實力名列全國省市的前茅，是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2014年全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67792.24億元，比上年增長7.8%，人均GDP達到63452元，按平均匯率折算為10330美元。[2014年廣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因為歷史、地理等諸多方面原因，廣東在經濟發展過程表現較為明顯的地域經濟差異。區域經濟差距過大已日漸制約廣東經濟發展，努力推進區域協調發展成為全省轉型升級的主攻方向。
一、增長極理論與梯度轉移理論
增長極理論是20世紀50年代由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最早提出的。狹義經濟增長極有三種類型：一是產業增長極，二是城市增長極，三是潛在的經濟增長極。廣義經濟增長極，是指所有能促進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和生長點，其中包括制度創新點、對外開放度、消費熱點等。[1]增長極理論認為，一個國家要實現平衡發展只是一種理想，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經濟增長通常是從一個或數個“增長中心”，即增長極逐漸向其他部門或地區傳導。[2]
梯度轉移理論，源于弗農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階段理論。該理論認為，工業各部門及各種工業產品，都處于生命周期不同發展階段，即經歷創新、發展、成熟、衰退四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將由興旺部門轉為停滯部門，最后成為衰退部門。[3]根據該理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處在一定的經濟發展梯度上，每出現一種新行業、新產品、新技術，都會隨時間推移由高梯度區向低梯度區傳遞。
二、廣東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分析
（一）廣東各區域經濟發展實力分析
廣東經濟各項經濟指標都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廣東的區域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非均衡現象。廣東省根據區位分布以及經濟的發展程度劃分為珠三角、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四個經濟區域，珠三角包括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東莞、中山、惠州和肇慶九個市，東翼指汕頭、汕尾、潮州和揭陽四個市，西翼指湛江、茂名和陽江三個市，粵北山區包括韶關、河源、梅州、清遠和云浮五市。[劃分依據：2014年廣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從表1可以看出，2014年廣東省GDP為67792.24億元，其中珠三角地區GDP為57802.21億元，占全省78.91%，粵東西北地區生產總值15448.03億元，占全省比重為21.1%，粵東、粵西、粵北分別占6.9%、7.9%、6.3%。人均GDP是衡量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主要指標，從2014年廣東各地級市人均GDP和排名來看，珠三角地區地級市排在前十名。由此可見，地區間的人均生產總值亦相當懸殊，珠三角遠高于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東西兩翼和山區的經濟水平與珠三角地區仍然存在比較大的差距，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梯度差異。
從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來看，珠三角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占全省的66.65%，是東翼的18.65倍，西翼的19.34倍，粵北山區的14.02倍。因此，珠三角在財政收支這一層面上比起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有著明顯的優勢，而東西兩翼及粵北山區則表現出財政能力弱化的現象。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珠三角遙遙領先于其他三個經濟區域，西翼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為珠三角的14.44%，相差達到6.92倍。全社會固定投資總額的差異嚴重地影響了區域之間經濟的均衡發展。
（二）廣東各區域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西蒙在研究各國的經濟增長時也指出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經濟結構的影響得出：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業部門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工業部門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大體是上升的；服務部門在國民收入的比重大體不變或略有上升。[4]
從表2可以看出，2013年，廣東珠三角地區53060.48億元，三次產業比重為2：45.33：52.67。東翼三次產業比重為8.75：55.87：35.37。西翼三次產業比重為18.77：42.23：38.99。粵北山區三次產業比重為16.29：41.70：42.01。對比可以看出，珠三角產業總值Ⅲ>Ⅱ>Ⅰ，根據胡佛?費希爾的區域經濟增長階段理論可以看出，其經濟結構已經開始從工業化階段向服務業輸出階段轉變。東翼的產業結構已經處于工業化階段，工業成為推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西翼的產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占比18.77%，表明農業在區域生產結構中仍然占有較大的份額。非珠三角地區具有一定的產業基礎 但與珠三角地區相比，非珠三角地區第一產業所占比重仍太高，產業結構層次較低。
三、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區域間的絕對差距仍在拉大，發展不均衡問題仍突出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得益以政策和地區優勢，充分發揮核心帶頭作用，在技術創新、產業聚集的形成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形成了對周邊地區產生巨大影響的“核心區”。[5]珠三角是廣東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區，處于整個經濟發展的支配地位，依靠周邊區域提供勞動、資本、原料、市場而發展，區域差距隨著發展而不斷擴大（見表3）。
從主要經濟指標看，粵東西北地區財政收入、投資、消費、出口等均與珠三角差距不斷拉大。2007年，珠三角財政收入與粵東西北相差1603.64億元，2013年擴大到3824.63億元，珠三角財政收入比粵東西北地區有著明顯優勢。在固定資產投資方面，受益于近年來對粵東西北地區投資力度的加大，粵東西北地區投資明顯提高，但2013年珠三角投資仍達到粵東西北地區的2.4倍（見表4）。
（二）粵東西北地區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缺乏經濟增長極
從2014年廣東省各地級市GDP排名來看，粵東西北地區城市內部經濟總量接近，中心城市龍頭經濟作用不明顯，難以聚集輻射周邊地區。粵東西北地區內部差異小，說明粵東西北地區內部沒有形成增長極，中心城市作用不突出。
（三）產業分工水平有待提高，產業梯度轉移仍需大力推進
根據梯度轉移理論，進行梯度產業轉移首先應該存在梯度差距，從廣東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珠三角和東西兩翼、粵北山區之間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既有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推力，也有非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拉力。[6]然而，過大的區域經濟差異阻礙地區間經濟發展中的梯度轉移，造成地區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加劇資源、市場等方面的爭奪等負面影響，降低經濟運行效率，制約經濟發展。低梯度地區可以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與高梯度地區實現資源的互補和雙向流動，一方面創造條件吸引產業向本地區轉移，另一方面要利用優勢，主動促進本地區的產業升級，產業梯度轉移仍需大力推進。[7]
四、基于增長極理論、梯度轉移理論的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建議
（一）做大做強區域中心城市，凸顯增長極作用
區域中心城市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增長極。要繼續發揮珠三角增長極作用，推進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發展，帶動和影響其他區域的經濟發展。粵東西北地區要實施新的中心城區規劃，拓展城區空間，提高城區輻射力，擴大區域中心城市的規模，加強各區域中心城市與省內外經濟圈、經濟帶的聯系與對接，承接先進發達地區的產業溢出轉移。
（二）充分發揮粵東西北地區后發優勢，發展特色產業
促進粵東西北振興發展，要注重發展特色產業，以特色產業的加快發展提升區域整體實力，提高其競爭能力。要加強投資引導，充分利用產業集群的優勢，發展區域特色經濟，在區域的示范和擴散效應下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逐漸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
（三）繼續推進產業梯度轉移，加大對粵東西北地區的政策支持
珠江三角洲地區面臨著產業升級壓力，粵東西北地區要繼續做好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及承接工作，加快產業集聚，以推動其工業化進程。同時，要加大對粵東西北地區的政策支持，根據區域產業優先發展目錄，制定區域金融支持政策，并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力度，逐步縮小各大區域之間的差距。
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制約著廣東經濟的發展，我們應該正視廣東區域經濟差異擴大的問題。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通過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在繼續發揮珠三角經濟中心對外擴散、展現輻射優勢的同時，引導和促進產業向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的轉移，利用后發優勢，發展特色產業，促進東西兩翼和粵北山區經濟的發展，充分發揮各地區的特點和優勢，互相補充、互相協作，發揮國民經濟整體優勢。
參考文獻：
[1] 高煦照.增長極理論與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J].改革與戰略，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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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徐忠愛.“泛珠三角”經濟圈產業梯度轉移研究[J].當代經濟管理，2006（3）.
[4] 劉昭云.廣東區域經濟發展差異評價與協調發展對策[J].經濟地理，2010（5）.
[5] 趙 陽，姚麗虹.基于發展極理論的廣東區域經濟發展比較分析[J].廣東農業科學，2010（6）.
增長極理論最初由法國經濟學家佩魯提出，增長極理論以地區內不均衡發展為基礎主張，提出區域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區位條件較好的少數地區或產業帶動，主張選擇這些地區或產業培育成經濟增長極，通過增長極的極化和擴散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經濟和其它產業發展。增長極的極化效應主要表現為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向極點聚集；擴散效應主要表現為生產要素向轉移。在發展的初級階段，極化效應是主要的，當增長極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極化效應削弱，擴散效應加強。
增長極體系有三個層面：①先導產業增長；②產業綜合體與增長；③增長極的增長與國民經濟的增長。在此理論框架下，經濟增長被認為是一個由點到面、由局部到整體依次遞進，有機聯系的系統。增長極理論主張通過政府的作用來集中投資，加快若干條件較好的區域或產業的發展，進而帶動周邊地區或其它產業發展。這一理論的實際操作性較強。
二、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經濟發展現狀
2004年10月，第三屆川滇藏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協調會在成都召開，川滇藏三省區在會上就發表了攜手打造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的合作宣言，旨在將香格里拉打造成世界級的旅游品牌。“香格里拉”包含了四川、云南、的大部分旅游區，三省區目前正在建立香格里拉旅游環線。川、滇、藏三省區將在各自基礎設施建設、生態與環境保護、旅游資源開發、編制區域發展規劃方面的聯合與協作不斷加強的情況下，重點將實施對旅游區范圍進行總體規劃等問題，并對“香格里拉”區域內的旅游區功能、基礎資源、生態環境、產業選擇等問題進行科學論證。選擇重點地區先期發展特色旅游，聯合推薦促銷精品旅游線路，帶動當地經濟結構的調整。
據悉，2002年云南省旅游部門率先拋出“橄欖枝”，歡迎四川、等省區聯手合作保護和開發香格里拉，四川省目前已率先投資49.3億元打造川滇兩省內交界處的旅游景區，并制定了一套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則通過去年國際旅游交易會期間與云南在“茶馬古道”的開發上進行了嘗試，出臺了“大香格里拉”計劃。區域聯合開發香格里拉的框架已經形成。2001年，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更名為香格里拉縣，香格里拉縣成了滇川藏三省區“大香格里拉”品牌的核心。巨大的品牌價值，不僅催熱了當地的旅游產業，還有力地帶動了當地各種產業的發展，香格里拉旅游已步入快速發展階段。數據顯示，去年香格里拉縣全年共接待國內外游客231萬人次，較上年增長58%，實現旅游社會總收入20.3億元。而迪慶州接待游客數量5年內從幾十萬猛增至200多萬人次。香格里拉縣去年招商引資固定資產投資達8.3億元，比上一年增長27.5%，占全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54.3%。
三、結合增長極理論分析旅游業對“大香格里拉”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1)拉伸旅游產業鏈，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發揮其產業集聚效應。旅游業是關聯度很高、帶動性很強的朝陽產業，任何單獨的旅游企業或者單獨的景區都不能提供完整的旅游產品，旅游產業是由一連串橫向聯系的企業構成的產業鏈，能為旅游者提供從交通、住宿、餐飲、購物到全套景點組合。發展旅游業需要有良好的環境基礎條件，相應的旅游服務設施配套、齊全。旅游的發展直接帶動了“大香格里拉”區域內公共設施服務業、娛樂服務業、旅館業、餐飲業、零售業、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等的發展。近一年來，自治區在“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境內，投入了6000多萬元，對昌都強巴林寺旅游基礎工程、八宿縣然烏湖旅游景區等風景區進行的重點建設，擴大旅游服務設施總量，形成功能齊備、運作有序、服務規范的現代旅游服務體系。云南省在“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云南境內，投資500多萬元，興建了香格里拉縣噶丹松贊林寺旅游服務站、小中甸扎文化生態苑安、德欽縣佛山鄉老西集鎮市政容貌以及德欽縣弦子節慶廣場；昌都地區評審了2家三星級的賓館、1家二星級的賓館和8家旅游定點賓館飯店，創辦了地方性旅游文化娛樂公司，在旅游區開展地方民俗表演等傳統文化娛樂節目，促進旅游企業規范化、科學化、多元化的經營體系的建立。
(2)創造就業崗位，緩解了就業壓力，加速人才的培養。目前，三省區已開通了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的互聯網旅游信息服務，以“香格里拉”命名的旅游服務網站就有10多個，大大方便了廣大旅游者。一年來，三省區相互協作，加強了旅游人才的交流，自去年5月以來，四川省旅游局為自治區培訓了100名導游，為昌都地區培訓了民族旅游管理人才10名。同時，旅游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為當地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有效緩解了就業壓力，隨著外來旅游人員的增多，豐富了當地的知識文化，帶來先進的技術理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當地人民的文化素質。
(3)帶動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吸引外來投資，推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旅游業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啟動作用和明顯的關聯帶動功能，尤其適合于旅游資源豐富、經濟基礎薄弱、城鄉經濟二元結構突出的西部地區。在對外開放中，旅游業還是一個有助于改善投資環境、“讓世界了解本地，讓本地走向世界”的“先導產業”，是吸引境外人士來本地的主渠道，也是吸引外商從事經貿活動的重要媒介。大香格里拉區域旅游資源的豐富性與經濟技術水平的相對落后性，決定了旅游業不僅應當是該區域的第一大主導產業，而且在帶動本區域對外開放和加強經濟技術合作交流方面起著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大香格里拉區域以旅游業的發展方式來帶動擴大對外開放和招商引資，是本區域應該走的最有效的途徑。按照增長極理論由點帶面，由局部帶動整體的原則，在打通香格里拉旅游小循環的基礎上，盡快把分布在川滇藏各個區位的高品位旅游資源串通起來，構建大香格里拉的旅游大循環，以形成對外旅游的競爭力。
四、結語
通過以上分析，走生態旅游之路，是大香格里拉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選擇。積極培育旅游業為重要經濟增長點，對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1]吳殿廷.區域經濟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2]馬勇，李璽.旅游規劃與開發.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曾德超.增長極理論對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啟示.經濟與管理研究，2005(12).
[4]第二屆川滇藏“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協調會會議文件.2003
【關鍵詞】 增長理論；區域；發展
一、增長極理論研究綜述
（一）關于增長極的理論研究
“增長極”的概念最早由法國經濟學家F.Perroux（1955）提出。Perroux在研究經濟非均衡增長時，提出區域經濟發展存在類似于“磁極”的中心，這個中心會吸收周圍的資源維持自身增長，而后通過擴散效應，帶動周圍地區的發展。Perroux將這種中心抽象為“增長極”。Perroux的增長極理論揭示了區域經濟增長發展存在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極化效應占主導地位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增長極具有創新優勢，又存在規模經濟，會不斷吸收周圍的資源來保持經濟高速增長，此時區域差距不斷加大；第二個階段是擴散效應占主導地位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增長極的優勢會不斷擴散到區域，帶動周邊區域發展，此時區域差距不斷縮小。
Boudeville（1966）將主導產業和地理空間引入增長級理論，提出主導產業所在城市即為增長極，增長極的等級由城市規模決定。Myrdal（1957）利用循環積累因果論解釋了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他認為，市場一般會加劇區域發展不平衡，即經濟增長速度快的地區會一直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而發展較慢的地區則會不斷處于劣勢。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認為，經濟發達的核心地區對不發達的邊緣地區同時存在極化效應與涓滴效應。Hirschman利用“聯系效應”來解釋產業間互動關系，并提出，政府可以利用“聯系效應”確定優先發展的產業，從而在短期內發揮較大的極化效應。J.Friedmann（1966）的中心理論認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會通過與地區的不平等交換來維持中心區域的經濟增長。在中心與之間，存在過渡區域，過渡區域兼有兩者特征，又會促進區域經濟結構的演變。
總結關于增長極的理論研究，可以看出，增長極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這幾個方面：（1）區域內主導產業；（2）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3）地理空間；（4）政府政策。
（二）國內關于增長極理論的實證研究
國內關于增長極理論的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對其他地區的中心城市也有所設計。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地區是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典型地區。京津冀地區發展以北京市為中心，建設當中政府政策起了很大的主導作用，而長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發展過程中市場作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何奕（2005）以上海地區為例，收集了上海地區經濟發展的歷史數據，從歷史沿革、產業鏈、產業結構、地理位置等角度，分析了上海經濟發展的區域效應。徐溯，郁俊莉（2013）以深圳特區為例，利用最小二乘法，結合參數檢驗，分析了深圳的增長極效應。龍茂乾，孟曉晨（2014）從交通成本的角度出發，研究了京津冀城鎮群中北京地區的極化―擴散效應。龍茂乾和孟曉晨結合Friedmann的中心理論，選取就業規模、交通成本、行政因素等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得出結論認為，北京與周邊地區的中心―結構正在接近拐點。
二、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我國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發展區已經形成了較好的示范效應，帶動了一大批城市群的發展，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由于起步較晚，經驗不足，存在部分問題。
（一）尚未建立成熟的區域互動機制
在我國區域發展實踐過程中，增長極與周邊地區如何互動、地區之間如何互動、增長極與增長極之間如何互動，尚未形成成熟的機制，這就導致經濟發達地區的發展成果不能有效地擴散到經濟不發達地區。如果要大范圍地進行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往往需要各級政府之間進行協調，而各地區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地方保護主義較強，主導產業同質化比較嚴重，這又給區域經濟協同發展帶來了挑戰。以鋼鐵行業為例，眾多鋼鐵企業所在地區以鋼鐵產業為主導產業，這在短期內固然可以維持當地的經濟增長和就業水平，但長期內卻有可能形成囚徒困境，造成生產過剩、債務危機、經濟發展轉型困難等問題。
（二）發展階段難以衡量
根據增長極理論，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但是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要用什么樣的標準來衡量，增長極理論并沒有給出明確解釋。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增長極確定之后，會面臨諸多問題：（1）極化效應要持續多久；（2）U散效應何時出現；（3）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靠自發進行還是靠外部干預（4）政府如何干預才能有效發揮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的功能，這些問題并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也給政府在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決策帶來了挑戰。
（三）極化效應會加劇區域發展不平衡
在現實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通常會有更多好的投資和就業環境，這會吸引周邊地區資金、勞動力、技術向中心城市大量轉移。中心城市吸收了周邊的大量資源，會進一步增強極化效應。周邊地區由于缺少發展所必須的要素，發展速度明顯落后于中心地區，這又會導致周邊地區的資源進一步流向中心城市。如此循環往復，區域發展不平衡現象會進一步加劇。
（四）擴散效應尚未占據主導作用
根據增長極理論，增長極的極化效應與擴散效應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占據主導地位的效應決定了區域經濟發展的方向。在現實中，很多地區增長極的極化效應大于擴散效應，并且極化效應沒有減弱的跡象。以我國的城鄉發展差距為例，城市向農村地區的擴散效應發揮作用的渠道十分單一。雖然我國在道路設施、政策環境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城鄉差距越來越小，但是總體來看，城市向農村地區轉移的資源十分有限。農村地區長期處于產業鏈底端，農民增收大多靠進城務工，而城鎮企業向農村地區轉移的數量極其有限。
三、增長極理論對我國的啟示
根據增長極理論，結合我國區域經濟的發展現狀與問題，未來關于區域經濟增長，可以從以下幾點入手。
（一）降低企業交易成本
增長極發揮擴散效應，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的行為，而企業決策則依賴于收益和成本。增長極之所以會出現極化效應，是因為中心地區收益較高、交易成本較低，而地區由于制度不完善、設施不健全，導致交易成本較高，企業收益較低。
制度方面，要營造公平公正的制度環境，降低企業交易費用，引導企業向周邊地區的擴散。基礎設施方面，要不斷完善區域內道路交通、供水供電等配套設施，縮小區域內的中心地區和區域之間的硬件設施差距。金融方面，要進一步推進金融改革，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鼓勵金融行業開發新產品，使企業能獲得發展所需的資金。人才方面，地區要制定優惠措施，吸引中心區域的人才流出。
（二）因地制宜地制定產業政策
各個地區要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地理位置、社會環境等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能快速帶動本地區發展的主導產業。在選擇主導產業時，要充分進行行業分析，實行差異化的策略，避免出現同質化現象。在確認主導產業之后，充分利用主導產業的集聚效應，形成產業集聚，帶動其他相關企業的發展，從而促進本地區經濟的增長。
（三）充分利用過渡地帶的作用
中心地區與地區不會出現跳躍式的劇變，而是通過一定的中間過渡地帶來傳導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過渡地帶既有中心地區擴散的資源，也有地區流向中心地區的資源，對區域均衡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因此，在區域發展過程中，要充分利用過渡地帶的作用，發揮過渡地帶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
（四）及時調整^域發展政策
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要充分統計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各項指標數據，保持對經濟數據的敏感性。通過對這些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及時確定經濟發展中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的程度，根據分析結果，適當調整區域經濟發展政策。如果區域內極化效應非常嚴重，極少部分地區和行業吸收了區域內較多的資源，就會出現部分行業發展過熱的現象。而區域經濟增長如果過于依賴于某個中心或單一行業，一旦遇到外部沖擊，就會給區域經濟增長帶來很大的風險。此時就應該通過穩健的政策，適當調整區域內的產業政策，培養新興產業，降低區域經濟風險，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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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金融中介；區域經濟增長；增長要素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中國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研究
收錄日期：2016年12月21日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各方面的事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作為我國各方面建設的重要支撐行業，金融業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我國金融業改革的目的就是為我國金融業創造更加寬松且有力的環境，進一步更好地發揮金融行業對于經濟的推動作用，而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把握好我國金融業的改革方向與內容。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成為了本文要探究的首要問題，以現有理論說明二者之間的關系，進而以實例加以佐證，以期為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闡述提供一定的幫助。
一、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
國內外有許多關于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間關系的論文，本文首先要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希望對區域金融中介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進行更加全面的闡釋。
（一）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從金融中介為出發點研究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在本文中涉及的區域金融中介主要是指廣義范圍上的金融中介，不僅包括各種金融機構，例如各類銀行、證券公司、期貨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險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即溶資產管理公司、財務公司、即溶租賃公司、汽車金融公司、貨幣經紀公司等，還包括金融市場和金融機制。
區域經濟增長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一定地理范疇內，物質資本總量的增長額，一般而言是一個數量概念。區域經濟是指在一個較長跨度的時間上（通常是指一年），一個特定區域的人均產出水平的持續增加。區域經濟增長率表明了特定區域內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比率概念，是衡量該地區經濟實力的重要依據。
（二）^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區域金融中介和區域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派，該理論在理論界存在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對于上述二者之間的關系，理論界主要存在三種看法，主流觀點認為區域金融中介的發展會促進區域經濟增長，這在國內外實踐過程中已被多次證明，我國區域金融中介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空間依賴性，金融中介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兩種看法分別是，區域金融中介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中性關系、區域金融中介和區域經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的貢獻作用。
綜上所述，上述研究成果為下一步具體分析我國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二、我國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實證研究
我國地區間經濟差異顯著，而地區間金融中介機構發展程度不同是構成其差異的重要原因。因此，對于細化不同區域進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與理論意義。根據徐婷在《中國區域金融中介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一文中，基于對相關數據的研究后，筆者在此基礎上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我國東、中、西部長期以來存在著不爭的區域經濟差異，在當今金融經濟體制改革下，若忽視既存的區域經濟水平差異，將會使得金融經濟改革與初始目標偏離。我國東部地區金融中介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單向長期的直接因果關系，并且存在著明顯的短期雙向的互相作用；在中部地區金融中介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具有單向的長期直接因果關系，短期不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關系，但是存在明顯的短期金融中介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而在西部地區金融中介發展對于區域經濟增長不存在長期的直接的因果關系。雖然區域金融中介對于區域經濟增長有著明顯的單向存進關系，但是二者之間的關系也表現出顯著的地域性差異。
三、區域經濟增長過程與要素分析
（一）區域經濟增長內涵與機理。我國區域金融機構對于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過程與機理可以通過如下路徑：
1、直接作用機理。區域金融機構發展會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直接作用。
2、間接作用機理。第一，區域經濟機構發展、區域經濟效率、區域經濟增長。伴隨著我國區域金融業的不斷迅猛發展，金融環境和金融機制的不斷健全，金融市場規模不斷壯大，各種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基于投入產出的相關理論，我們可以得知資本投入可以產生更高的產出，從而提升區域經濟效率，進而間接影響區域經濟狀況。在此種情形下，區域經濟增長是區域經濟機構和區域經濟效率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第二，區域經濟機構發展、技術進步、能源消耗、區域經濟增長。自我國改革開放后，我國金融業逐步健全、運轉順暢，區域金融創新層出不窮，這種情況下需要更高水平的技術支持，在技術水平可以給予保證的情況下，則需要投入更多的經費用于教育科研行業，由人力資本效率的提升推動技術的不斷進步，從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區域能源的消耗，通過上述一系列環節最終推動區域經濟增長。
（二）區域經濟增長要素分析。關于區域經濟增長要素的分析中，本文參考Beck的相關理論，在此主要介紹以下三個方面的要素：
1、法律法規。要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必要的法律法規是不可或缺的。在健全的市場經濟環境下，可以有效地進行資源配置，保證投資的有效性。法律法規的逐步健全可以使投資者對于金融環境不至于懷疑，從而加大投資金額。有研究表明在法律法規健全的金融環境下，人們往往愿意進行長期投資，這對于區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
2、政治環境。政治環境對于區域經濟增長也十分關鍵，區域經濟的增長受到當地政府腐敗程度的影響巨大。區域金融中介的發展可以使資金流動順暢，加速外部企業的進入，這就使得金融既得利益集團面臨競爭，從而降低利益集團對區域金融中介發展的抗拒。該項要素完備可以促進區域金融中介發展，進而保證區域經濟水平的不斷提升。
3、社會環境。社會環境是指沒有具體條文和強制執行力的規范，一般是由人們在交易過程中約定俗成的，屬于非正式的制度約束。在良好的社會環境下可以引導人民規范交易，減少沖突，可以減少區域經濟不必要的損失。
四、結論及對策建議
（一）結論。通過對相關理論和我國區域經濟的實證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我國東、中、西部各地區的區域經濟增長與對應區域金融中介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根據第二部分的分析，根據東、中、西部的差異，可以說明我國上升為地區的區域金融中介與區域經濟增長極不平衡。
（二）對策建議
1、對于如何促進經濟發展，不應當只是追求數量上的盲目擴張，而是應該追求經濟上的效率c質量。深化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應當依靠區域金融中介實施“融入較低資本成本、投入較高經濟收益、資產流動速度快、機構辦事效率高”的運作過程。
2、加快推進區域金融中介市場化進程，提升金融業市場化水平。我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只有真正地實現市場經濟才可以更好地實現金融業的資源配置，投高投資水平，推動區域經濟增長。
3、加大要素投入力度。收入的增長取決于依賴要素的不可替代性、擁有數量的多少以及獲得速度的快慢。在其他條件難以迅速改變的情況下，加大投入力度無疑可以使經濟快速增長，同時還要對經濟結構進行調整，解決多年的遺留問題，由粗放型經濟向集約型轉變。
主要參考文獻：
[1]Bekaert，Geert，Harvey，Campbell.R and Lundblad，Christian.Liquidity and Expected Returns ：Lessons from Emerging Markets.NBER Working Papers 11413，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Inc，2005.
[2]董直慶，滕建洲.我國財政與經濟增長關系――基于Bootstrap仿真的實證檢驗[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2.
【關鍵詞】金融發展 區域經濟 經濟增長
金融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已為現代經濟發展史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所證明，而且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作為區域金融理論的核心研究內容，無論是在研究方法上還是在研究視角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和拓展。本文依次對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理論和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論述，最后突出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并對其進行詳細闡述，在借鑒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實證研究的新方向。
一、區域經濟發展理論
區域經濟發展歷來都受到各國政府和學者的強烈關注。由于各國學者研究的角度、方法、深度都有所不同，自然也就造成得出收斂和發散兩種不同的結論，這也成為如今學術界爭論的焦點。因此，我們對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可以歸結為均衡發展理論和非均衡發展理論兩種。
（一）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理論
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理論認為：在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的條件下，通過資源合理調配，各區域經濟體的發展程度將會趨向統一，這種統一還包括區域經濟體內部各產業和各部門的平衡發展。新古典區域經濟發展理論，源于以Solow（1956）和Swan（1973）為代表的發展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他們認為，經濟落后的國家和地區擁有比經濟發達地區更快的增長速度，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程度將趨于一致，最終達到均衡發展的狀態。但這一理論也存在一個前提假設，就是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而且資本、勞動、技術等各種生產要素在地區間的流動是無成本的，不受限制的。
（二）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理論
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理論主張部分地區或者部門先發展起來，再來帶動其他地區和部門的聯動發展，強調重點地區的重點產業和部門。Myrdal（1948）循環累積因果理論認為各區域間的經濟進步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不對等的，區域間的差距通過“積累性因果循環”，使得初始條件較好地區優勢不斷鞏固，而落后地區則越加貧窮，這就導致了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Perroux（1954）提出增長極理論，他強調的是那些擁有支配地位或者國家主導產業的部門成為增長極，進而聯動的影響周圍其他地區和產業部門進一步發展。Williamson（1965）提出伴隨著一國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區域間的人均收入不平等性也出現倒“U”型。就是說，一國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區域間的發展水平是不均衡的，但從長遠來看，區域間發展水平始終呈現一種收斂的狀態，即發展均衡。
二、金融發展理論
（一）國外研究歷程
金融發展理論形成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專門研究金融發展以及從金融角度探討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內在作用機制的理論。但對于這一問題，學界尚處于爭論的狀態。從歷史來看，西方古典經濟學家很早便開始了金融發展問題的研究。他們認為這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即貨幣數量的變動并不能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在其后的幾十年中，一大批經濟學家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反駁，其中以弗里德曼的現代貨幣數量理論最為著名。他認為貨幣能夠影響就業、產出等實際經濟變量，因而它是經濟發展中一個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這一理論的提出，了之前古典經濟學派統治多年的結論，為貨幣金融理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上世紀60年代以后，許多學者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探究。Gurley和Shaw（1984）在《金融理論中的貨幣》一書中指出，貨幣是影響產出水平和產出組成的重要因素，并進一步指出了貨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Goldsmith（1969）首次提出了金融結構論，并且他也是第一個運用實證方法來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經濟學家。他通過分析35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和金融結構，提出了金融相關比率這個概念，并以此作為金融結構發展程度的度量衡，他認為“金融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是平行關系，隨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它的金融結構規模和復雜程度也會增大”，這項研究雖然存在一定的薄弱點，但它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兩者關系的肯定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到了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種“金融壓抑論”，主要代表人物是Shaw和Mckinnon（1973）。這種理論認為，實際利率和實際匯率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在現實條件下，利率和匯率價格的扭曲將會極大的阻礙經濟的發展。與“金融抑制”相對，Shaw還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認為廣大發展中國家需要放開過多的金融管制，形成完善的金融市場化體制，消除“金融抑制”，更好的促進本國的經濟發展。隨著金融深化的展開，問題也隨之而來，過渡的金融自由造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因此，學者們開始尋找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金融與經濟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運用內生增長模型，在此基礎上加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來研究兩者的關系。這其中要以King和Levine（1993）為代表，他們構造了新的金融中介指標，并以此為基礎進行實證分析金融中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
關鍵詞：區域金融；區域經濟發展；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0-0146-02
引言
由于金融資源分布、產業分工布局等在不同地域呈現出明顯的非均衡性，區域金融運行和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差異性。從理論上說，中國區域金融非均衡發展與區域經濟差異的格局密切相關。由于金融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資源引導功能，區域金融運行的地域差異是導致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金融發展可以充分發揮金融降低風險、有效配置資源、動員儲蓄等功能，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區域金融的非均衡發展，必然會加劇區域經濟的失衡格局。在此背景下，研究區域金融差異的表現、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對策，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區域金融的一個重要領域。
一、國外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綜述
關于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差異的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歷來是西方經濟學界探索的熱點問題。早在1911年，Schumpeter就指出了一個國家金融部門的發展對該國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積極效應，認為一個運行良好的金融系統對經濟的長期增長有促進作用。這一論斷后來也得到了Goldsmith實證研究的支持。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奠定了金融發展理論的基礎，從而成為金融發展理論鼻祖。之后，Mckinnon和Shaw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逐漸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Rodriguez-Fuentes（1998）研究了區域信貸的可得性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他認為銀行信貸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它通過為投資提供融資渠道，從而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因此，區域信貸差異及其導致的區域金融發展模式的差異，對區域經濟增長差異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
二、國內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綜述
（一）基于國家層面的研究
大多數文獻以全國為研究對象，研究各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周立（2004）遵循Goldsmith指標體系，跨越中國改革開放整個歷程（1978—2000年），涵蓋中國三大區域（東、中、西部），研究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并立足政治經濟學分析框架，批評了中國“高增長、低質量”的數量型發展路徑，倡導重建金融功能，選擇質量型金融發展路徑。也有僅針對單個區域的，如省域、縣域的研究。艾洪德等（2004）的實證研究結論是，東部和全國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而中、西部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則表現出負相關，金融發展明顯滯后于經濟增長。馬瑞永（2006）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對中國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國三大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均具有促進作用。其中，中部地區金融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大，東部地區次之，西部地區最小。胥嘉國（2006）對三大地區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各地區金融發展無論是在量的增長上，還是在質的提高上都有助于各地區經濟增長，但東部地區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董繩周（2007）運用1980—2004年各省區的面板回歸模型，對中國東、中、西部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中國三大地區金融發展對其經濟增長影響顯著。其中，西部金融發展對其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大，中部次之，東部最低。宋艷偉、李恒煒（2007）運用協整分析、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VAR回歸計量方法研究了1985—2004年中國各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研究發現，東部地區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經濟增長并非是金融發展的格蘭杰原因。而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在統計上沒有格蘭杰因果關系。鄭小婧、姜寧（2007）研究了在近十年中國宏觀經濟與金融發展背景下，回顧梳理1998—2007年間全國及長三角金融政策運用與金融體制調整情況，探究資金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認為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呈現出顯著的資金密集型特征，且資金利用效率不高，究其原因，與中國以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密切相關。
（二）基于省市層面的研究
部分文獻以某省或市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各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差異。曹廷求、王希航（2006）對山東省各地市1995—2001年的研究表明，泰安市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煙臺等九地市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其余各地市和山東全省及其東、西部地區的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不存在顯著的影響。謝太峰（2008）對北京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內在聯系進行實證分析，認為首都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僅存在正向促進關系，而且存在Granger意義上的因果關系。在此基礎上本文結合北京實際，對北京金融業發展和金融中心建設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董金玲（2009）基于1990—2007年江蘇蘇南、蘇中、蘇北三大區域13個城市的數據，對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金融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效應在三大區域存在差異，其中，蘇南金融發展的經濟效應要大于蘇中以及蘇北。中國人民銀行烏海市中心支行內蒙古烏海市課題組（2009）基于烏海市進行實證研究，利用C-D函數，選取烏海地區1990—2009年的貸款總量、固定資產投資額及GDP作為指標，采取協整分析、格蘭杰因果分析及脈沖響應分析等計量方法進行研究，得出金融發展及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是單向促進作用的結論。趙俊英（2010）基于VAR模型的協整分析表明，河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穩定的關系。誤差修正模型、格蘭杰因果檢表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影響有限，因此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加快鄭州區域金融中心建設，帶動全省金融業發展，以更好地發揮金融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
三、總結與評價
總結：從已有文獻來看，區域金融差異作為新興的研究領域，還沒有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科學的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國內外學者紛紛運用金融發展理論及區域經濟理論，解釋各國區域金融差異的實際問題。由于金融體制與金融市場存在較大差異，國內外學術界對區域金融差異的研究角度也不同。西方關于區域金融差異的研究主要圍繞宏觀貨幣經濟學來展開，涉及貨幣政策的區域效應、區域資金流動、區域利率差異、區域金融資源配置差異、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差異等問題。盡管西方學者將區域金融資源配置差異、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差異等內容納入其研究范圍，但是貨幣政策效應的區域差異始終是西方區域金融研究的中心內容。中國由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問題日益受到關注，國內學者更重視區域金融資源配置差異、區域金融差異形成原因、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影響差異、區域金協調發展策略等方面的研究，跳出了傳統的西方貨幣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使區域金融領域的研究拓展到中觀層面，拓展到金融資源的區域空間分布結構及其發展態勢層面，從而豐富了區域金融研究的內涵，拓寬了金融的區域結構、地區分布、運行機制等問題的研究范圍，為中國區域金融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一、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不完全競爭模型為當代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區域經濟理論就像新經濟增長理論一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注意。
關鍵詞：河北省；區域經濟增長；對外貿易
1 區域經濟增長與對外貿易的相關理論
區域經濟，指在生產要素、商品勞務不能完全流動，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創新能力具有部分排他性和競爭性的前提下，特定區域的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總和。區域經濟發展就是經濟進步，區域經濟增長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
對外貿易是指某個國家或地區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之間所進行的商品或服務的交換活動，其本質是商品和服務在世界范圍的跨境轉移和重新配置。
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是理論界爭論的焦點之一。按照的觀點，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歸根到底是交換與生產的關系。較系統地論述貿易發展利益的古典經濟學家，是英國的約翰?穆勒，他第一次明確區分了貿易利益和發展利益。之后的亞當?斯密、李嘉圖、俄林等也對這一觀點進行了發展。其中較為著名的是d?h?羅伯特遜在20世紀30年代首次提出來的對外貿易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命題。而到了70年代，克拉維斯提出了對外貿易不是增長的“發動機”，而只是增長的“侍女”（handmaiden）的見解。國內學者對此問題的研究較晚， 大多集中在對我國區域經濟增長與貿易的時間序列數據的檢驗上。
我國各省市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對外貿易對一個地區有推動作用不代表對所有地區都有推動作用。因此， 本文采集了相關的統計數據， 對河北省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力求突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性。
2 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的相關分析
2.1 衡量指標及數據的選取
對外貿易量指標為進出口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衡量區域經濟增長的指標有很多，如GDP、GNP、GNI等，本文選用GDP來衡量，這也是我國常采用的一種衡量指標。本文選取1989～2008年進出口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與GDP，數據來源于2009年經濟年鑒，其中的進出口額是采用2008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6.8252）進行處理后得到的，金額單位為億元（人民幣），其具體數值見表1。
2.2 數據的處理過程
本文利用一元線性回歸分析進行數據處理，所謂回歸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觀察數據的基礎上，利用數理統計方法建立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回歸關系函數表達式（稱回歸方程式）。如果在回歸分析中，只包括一個自變量和一個因變量，且二者的關系可用一條直線近似表示，這種回歸分析稱為一元線性回歸分析，其數學公式為yi=a+bxi+εi。本文是利用excel進行的數據處理，其基本步驟為：
1）利用數據建立散點圖，選中數據，再依次選擇“插入”-“圖表”，選擇X，Y散列點圖。
2）添加趨勢線，單擊新生成的X，Y散列點圖，在依次選擇工具欄按鈕“添加趨勢線”-“類型”中選“線性”，“選項”選擇“顯示公式”和“顯示R平方值”。
3）檢驗，給定顯著性水平為0.001，按n-2查相關系數臨界值表，查出相應的臨界值 ，將相關系數R2與其進行比較，當R2>= 時，其相關性水平顯著，說明該模型通過檢驗。
2.2.1 進口總額與GDP 的回歸分析
設進口總額為自變量，GDP為因變量，分析結果見下圖：
其中，n=20，查出相應的臨界值 =0.6524，R2=0.9108，R2> ，其相關性水平顯著，即進出口總額對GDP的影響是顯著的。
以上模型從經濟意義上解釋，當進出口額每增加1個單位會給GDP總量帶來6.5465個單位的增加量。因此，今后應重視發展對外貿易充分發揮對外貿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增強國民區域經濟增長能力。
2.2.2 出口總額與GDP 的回歸分析
設出口總額為自變量，GDP為因變量，分析結果如下
其中，n=20，查出相應的臨界值 =0.6524，R2=0.9228，R2> ，其相關性水平顯著，即出口總額對GDP的影響是顯著的。該模型從經濟意義上解釋，當出口額每增加1個單位會給GDP總量帶來10.405個單位的增加量。
2.2.3 進口總額與GDP 的回歸分析
設進口總額為因變量，GDP為自變量，分析結果如下。
其中，n=20，查出相應的臨界值 =0.6524，R2=0.8802，R2> ，其相關性水平顯著，即進口總額對GDP的影響是顯著的。該模型從經濟意義上解釋，當出口額每增加1個單位會給GDP 總量帶來17.454個單位的增加量。
3 結論與思考
3.1 結論
本文對對外貿易整體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區域經濟增長與進、出口之間的相關性進行了回歸分析，得出進出口總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對區域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出口和進口共同對區域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在早期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時，出口對區域經濟增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但到了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時，我們更應該注重進口貿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
一國的區域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三駕馬車， 在其他條件不變時， 出口的擴大意味著有效需求的擴大， 從而促進了區域經濟增長。但我們同樣不可忽視進口的作用， 河北的進口品中有大量的省內急需的關鍵生產設備、高新技術和重要原材料， 這些進口品有利于促進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 在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些進口品是直接為出口服務的，而且我們可以看出就現階段而言，進口而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大的。
應制定進口戰略，把進口與產業結構調整、技術改造緊密結合起來，有秩序地促進那些經濟建設急需的資源、原材料及先進的設備和適用技術進口，加快進口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總之，在知識經濟時代，面對對外貿易的新趨勢，對外貿易要求的發展應實現從對外貿易觀念的創新到對外貿易戰略政策、體制的創新，直到對外貿易法制制度、貿易構成和貿易工具的全面創新。
3.2 思考
雖然我們可以得出，進口對河北省的區域經濟增長有較大的影響，但是當增加1個單位的進口量和增加1個單位的出口量時，那么對外貿易總額就增加了2個單位，可是區域經濟增長量此時卻存在矛盾，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雖然不能解釋上述原因，但我們至少可以明白：（1）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加量運算；（2）在影響河北省區域經濟增長的三個量中，影響最大的是進口；（3）雖然進口對河北省的區域經濟增長影響最大，但我們不能盲目的去提高進口水平，而需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制定出一個合理的增加進口的方法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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