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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是一項經濟管理活動,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會計的作用不斷凸顯。長期以來,企業會計的作用拘泥于財務會計,其作用主要是對于企業經濟活動的核算。而企業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核心在于管理。2014年10月27日,財政部了《關于全面推進管理會計體系建設的指導意見》,以期全面推進管理會計體系建設,充分挖掘管理潛力,實現經濟轉型升級。但由于政府的配套指引措施不完善、企業缺乏主觀能動性等問題,管理會計體系的建立一直流于形式,未發揮其真正的管理職能。內部控制是企業為實現其目標而實施的一系列控制活動,服務于企業的經營管理,將企業內部控制體系建設融入管理會計體系建設,既能加快組織目標的實現,又具有經濟性。
二、文獻綜述
管理會計萌芽于20世紀初,以泰羅的科學管理學說為基礎,研究重點為企業成本確認。其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執行性管理會計,將事先計算引入到會計體系當中,實現事先計算、事中控制與事后分析相結合;二是決策性管理會計,將決策放在首位,服務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三是分析性管理會計,將管理快會計與數學、信息技術等學科相結合,為企業生產經營提供最優決策。
我國對管理會計相關理論的研究晚于西方發達國家,經過多年的理論探索以及實踐應用,包括全面預算管理、平衡計分卡、作業成本法、標準成本法等在內的管理會計方法陸續應用于企業的經營管理,管理會計實施初具成效。目前,我國學者對于管理會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企業實踐過程中所出現的具體問題。李建紅(2015)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得出管理會計實際應用中存在認識偏差,大量的管理會計方法并沒有在實踐中得到應用,同時,信息化水平低下,無法實現數據共享[1]。侯佳奇(2015)主要強調了財務人員在推動企業管理會計體系建設中的關鍵作用,指出每一名財務工作者都應順應新形勢的發展要求,主動調整工作思路,綜合運用管理會計的各種技能,全面推進管理會計體系建設[2]。王滿(2015)認為管理會計的當務之急是要讓企業各項數據成為有用的信息,依據信息進行管理,管理會計實踐應做到打造企業價值鏈、建立財務共享服務中心以及編制管理會計內部報告[3]。張明明(2015)探討了我國管理會計信息化的進程,指出在信息化發展的今天,應以融合的視角,建立信息系統與會計系統有機融合的大系統[4]。
我國當前對管理會計體系建立的研究仍停留于探索階段,理論基礎仍不完善,無法應用于企業實踐。基于此,本文以經濟轉型升級為契機,將內部控制體系建設融于管理會計,以期促進企業管理會計體系建設的實現。
三、理論基礎
(一)基本概念
管理會計,區別于財務會計的監督和核算職能,旨在利用財務會計提供的信息,運用管理的手段和方法,對企業的各項經濟活動進行決策和控制,實現企業價值的創造與維護。管理會計服務于企業內部信息使用者,又被成為“內部報告會計。”
內部控制是由包括企業董事會、管理層以及基層員工在內的全體實施的控制活動,其目標就是實現企業的經營目標、保證資產安全完整以及會計信息真實準確等。
(二)管理會計與內部控制的聯系
1.產生基礎相同。管理會計與財務會計是依據報告對象不同而劃分的會計的兩個分支,它將會計學、管理學、數學、信息技術等學科相結合,產生于科學管理理論的企業實踐中,主要源于對企業內部生產經營成本的控制,起源于其內部管理;內部控制是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全面控制,產生于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為保護所有者的利益,防止管理層舞弊的發生,企業通過建立內部控制體系加強自我管理與約束。由此,管理會計與內部控制的產生都是企業內部管理的需要,其產生基礎相同。
2.目標具有一致性。現代管理會計的職能主要是對企業過去財務會計所提供的信息進行進一步的加工、整理,通過一系列的管理方法,借助指標體系對經濟活動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偏差進行糾正,嚴密地進行定量分析,為管理層提供決策信息,從而提高決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即解析過去、控制現在、籌劃未來的有機結合,既能為經營決策提供有效信息,又能幫助管理層制定各項商業戰略和融資計劃,同時還可幫助企業實施風險管理以及內部控制程序等;企業內部控制體系也分為事前防范、事中監督、事后控制三個環節,它在經濟管理和監督中主要是確保會計信息的真實可靠,保證生產經營活動的順利實施以及企業既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等,包括內部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內部監督五要素,管理旨在促進企業目標的實現。由此,管理會計與內部控制均服務于企業管理層的管理需要,目標具有一致性。
3.與財務會計息息相關。財務會計的主要職能是對于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核算與監督,采用歷史成本計量方式,對于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進行記錄、分析以及報告,而這恰好是管理會計的信息來源,管理會計借助于財務會計提供的企業信息,向企業管理層提供進行相關決策的依據,二者緊密相連,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內部控制主要包括內部會計控制以及內部管理控制,內部會計控制涉及到企業會計活動的各個方面,主要是要防止財務舞弊行為,確保企業資產安全完整,不相容崗位相分離、預算控制以及財產定期清查制度等,都是在財務會計具體工作流程中,設計具體的內部控制流程,確保企業財務會計目標的實現。由此,管理會計以及內部控制在企業的推廣均離不開財務會計職能的發揮。
4.內容和方法上相互融合。企業管理會計所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預測、決策、預算、控制、評價等,實質是對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全方位的價值管理,重點集中于成本控制;內部控制的方法通常包括職權分離、授權控制、審核批準控制、預算控制、財產保護控制、經濟活動分析控制、績效考評控制、信息技術控制等,二者均借助于數學以及信息技術的發展,按照科學、高效的原則實現其基礎職能。
四、管理會計與內部控制融合的必要性
(一)內部控制為企業管理會計的推行提供可靠信息
管理會計職能的發揮依賴于財務會計提供的信息,作為一個有效的財務分析系統,財務信息的真實準確直接關系到企業管理層的經營決策,而財務信息的真實完整依賴于內部控制的作用,內部控制貫穿于企業會計確認、計量、記錄以及報告的各個環節,內部控制的順利實施能夠提高財務信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因此管理會計職能的實現依托于內部控制,二者融合有利于推進管理會計體系的建設。
(二)管理會計能夠促進內部控制各環節的順利實施
內部控制貫穿于企業管理的始終,在內部控制體系的各個環節都離不開管理會計方法的應用,由此使得內部控制的設計更加合理,執行更加有效。尤其當前我國許多企業內部控制僅僅停留于制度層面,內部控制無法落地,將管理會計與內部控制相融合,借助于管理會計的方法,構建全面、高效的內部控制實施體系,促進內部控制目標的實現。
五、管理會計與內部控制融合的措施
(一)改善控制環境,為管理會計發展營造良好氛圍
內部控制環境是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主要包括企業的治理環境、組織機制、責權機制、人力資源以及企業文化等,良好的控制環境是內部控制順利實施的第一步。企業全面推進管理會計的實施,首先必須建立健全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從內部控制制度建設以及執行入手,積極調動各個組織、部門及全體員工的積極性,按照不相容崗位相分離的原則建立組織機制,形成高效的企業治理機制,為企業管理會計實用價值的展現提供良好的執行環境,進而提高企業自身的管理能力。
(二)建立風險評估機制,降低管理會計經營風險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改革陣痛期,經濟轉型升級是當前經濟建設的重中之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企業面臨的內外部環境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企業所面臨的風險不斷增加。面對市場經濟的不斷變革,企業必須時刻掌握市場信息,挖掘其自身以及潛在風險,在內部控制體系建設中,對各個業務環節所具有的現行及潛在風險進行評估,建立風險識別機制,保證內部控制的風險預見性,對未來的經濟走向和市場變動做出及時的處理,使企業管理會計能夠做出最優的生產經營決策,確保管理會計的及時性、準確性。
(三)充分發揮審計的作用,確保管理會計以及內部控制體系建設
一方面應充分發揮內部審計的作用,強化對于內部控制制度建設及其具體執行的控制監督,評價內部控制的有效,發現其在實施過程中的問題,反饋于企業管理會計系統,不斷優化內部控制系統,提高企業內部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應與民間審計相結合,客觀、公正的評價企業內部控制體系的運行,全方位、多角度評價管理會計分析系統的職能,明確企業經營管理過程中的突出性問題,從外部視角審視企業生產經營的全過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斷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欠發達地區
模仿創新
作用、內容、困難
一、問題的提出:為什么要看重模仿創新
欠發達地區為什么要看重模仿創新?模仿創新是指落后者在模仿學習率先成
功者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思想與行為、經驗與技術、方法與設施等一系列成功因素的基礎上再行謀求改革創新,從而達到跨越式趕超率先成功者之目的——筆者認為:模仿創新是欠發達地區趕超發達地區,真正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唯一途徑,其理由如下。
近年來,我國落后地區與發達地區總體上仍保持著原有的發展差距,甚至在某些地區、某些方面、差距還在繼續擴大。對此,區域經濟研究領域的一些成果表明:當前多數欠發達地區是以當地資源為依托,主要借助于比較優勢戰略來發展經濟,這可能是多數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比較優勢戰略的理論基礎是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論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按照比較優勢理論,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地區在制訂經濟政策時,應著眼于當地的優勢資源實行比較優勢戰略。但任何一種經濟理論都有一些運用的前提條件。將比較優勢理論運用于農業經濟時代, 具有優良的經濟發展效果;但運用于工業化時代,效果將會處于遞減之中;隨著全球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科技優先發展戰略對人財物的集聚效應、對社會生產力的貢獻率,都超過了僅著眼于當地現有資源的比較優勢戰略。因此,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不能在當今世界與中國經濟的轉型時代,仍然停留在傳統的比較優勢戰略上,必須著眼于科技創新,實施科技優先戰略,只有這樣,才可能力爭在科技上縮短與發達地區的差距,達到在經濟上趕超發達地區的目的。
實施科技優先戰略的途徑之一是科技自主創新,但是,現在我國多數欠發達地區,普遍受到區位、人才、資金、設施、觀念、制度等方面的瓶頸制約,目前還不具備合格的、面向市場需求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即使在某些欠發達地區擁有較多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但這些科技研發力量與當地的經濟發展結合松散;體制約束、改革滯后,使市場機制在這些科技研發力量中的作用很弱,或者其科技研發及其成果的市場適應程度不高,或者其空有精尖的科研成果,但卻找不到充足的投入。結果表明科技自主創新在欠發達地區行不通。
當欠發達地區以比較優勢戰略來發展經濟,卻使多數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緩慢,而當又試著想以科技優先戰略的途徑之一,選擇走科技自主創新之路來發展經濟,仍然走不通之時,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之路應指向何方?筆者認為:科技優先戰略的途徑之二是科技模仿創新,應該走科技模仿創新之路,它最貼近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實際,是欠發達地區經濟趕超發展的一條捷徑。何謂科技模仿創新?簡而言之,就是在科技模仿的基礎上作出科技創新,當欠發達地區以發達地區豐富而眾多的、貼近市場需求的科技研發方式及其成果為主要目標,首先進行模仿,然后實施創新,這便是科技模仿創新。
然而,發達地區的科技水平之所以較高,這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科學技術問題,科技水平是由整個社會系統中各要素相互作用所決定的,是綜合運動的結果。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制度、管理、政策也是生產力;中國不正是推行了市場經濟制度,借鑒了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才激發出了驚天動地的生產力嗎?所以,當欠發達地區實施科技優先戰略,以發達地區豐富而眾多的、貼近市場需求的科技研發方式及其成果為主要目標,進行科技模仿創新之時,也要對發達地區的制度、管理、政策等諸多發展因素進行模仿創新。如果不這樣做,則如同只想將A地的果苗移植到B地,卻不考慮在B地營造出一個與A地季節土壤氣候相似的生態環境,B地的這種移植是不會成功的——結論是:局部的科技模仿創新問題其實質必然是一個整體的模仿創新問題,對以科技為中心的整體的模仿創新探討就是對科技模仿創新進行探討,既然如此,本文下面將以科技發展為中心,綜合性地對整體的模仿創新在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實施作用、實施內容、實施困難作出探討。
二、模仿創新在欠發達地區的實施作用
模仿創新作為一種生活與勞動的技巧,雖然原本存在于人類的一般生活與勞動之中,但其大量應用主要是在企業之間,是企業開發新產品的一種極其重要的策略,隨著模仿創新在企業界的輝煌成功,今天這種策略已被人們舉一反三,推而廣之,被應用于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發展戰略之中。在欠發達地區,如果能正確實施以科技優先戰略為目標的模仿創新策略,它必將給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帶來以下方面的促進作用。
1、實現后發優勢
后發優勢是指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并存的情況下,欠發達地區可以借鑒發達地區的經驗教訓,學習發達地區的科技成果、制度管理、結構調整,還可以承接產業資本的轉移。
后發優勢有兩種形態:潛在的形態與現實的形態。潛在的形態是已被認知的后發優勢,現實的形態是已被實現的后發優勢。已被認知的后發優勢并不等于是已經實現了的后發優勢。如何將已被認識的后發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后發優勢呢?
從許多落后國家和地區走向崛起的歷史實踐來看,模仿創新是將潛在的后發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后發優勢,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唯一捷徑,舍此之外,別無他途。許多事實證明,日本經濟強大,但它由后發劣勢國家到先進優勢國家的轉化,是靠模仿創新起家的,并且在很多領域已由模仿創新跨進了率先自主創新的行列。韓國也是通過模仿創新,迅速改變落后面貌,一躍進入了新興工業化強國。
以科技領域為例,潛在的后發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后發優勢,模仿創新所起的作用可以分析為如下方面:①模仿創新使 “后發者”能夠“后發制人”,在新技術面前, 能夠冷靜觀察率先者的創新活動,研究不同率先者的技術動向,向多個技術先驅學習,從而避免了大量技術探索中的失誤,降低了研發過程與目標的不確定性。②模仿創新充分利用了率先創新者技術方面的溢出利益,包括免費獲得大量技術和成功經驗,以及以遠低于實際研發價值的價格購買率先者的專利技術或許可,因而使創業投資大為節省。③模仿創新還能夠充分學習、吸收率先生產者的經驗教訓,通過大量使用新裝備、大力推進工藝創新使生產過程更趨優化,物質和勞動消耗更為節約。④模仿創新還節約了大量新產品市場開發的公益性投資,有效地回避了新產品在市場成長初期的不確定性和大量風險,從而只把精力集中于拓展市場,挖掘新的消費群體,使新產品市場迅速擴大。
2、降低創新成本
二戰后,日本的經濟體系幾乎崩潰,戰爭結束后的日本沒有多少錢來自主開發新產品,也沒有錢去進行技術投入,但日本人對美國的產品進行了全面“仿制”,當然在仿制時他們沒有忘記對產品的改進。這樣的模仿創新,節約了大量的資金,往往是美國人花大量經費研制新產品,日本人只用很少的錢來研究如何對它進行改進,從而使產品的性能和競爭力大大地超過美國同類產品,并成為美國的強勁對手,現在的日本已經通過模仿創新而成為世界經濟強國。
我國改革開放前,技術水平落后、經濟發展遲緩。改革開放后,我國企業加大了技術創新的力度,但由于經濟落后,經費緊張,加之自主創新能力較弱,大量產品也是靠模仿創新搞起來的。如彩電、冰箱、空調等產品均是從國外引進的生產線,很多產品的核心技術最初也是買來的,通過我國企業的消化吸收、改進創新,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的家電產品的質量與性能已達到甚至超過國際先進產品的水平,不但將許多外國同類產品逐出了中國的市場,而且大量出口到國外。事實證明模仿創新的創新成本是最低的。
3、增強創新能力
模仿創新對創新能力的增強,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①模仿創新借助了率先創新者的創新成果,只需在已有的創新成果上進一步創新,這就使后發創新者的創新內容、質量、等級比率先創新者更高一籌。②模仿創新節省了創新所需大量的人財物資源,無需對創新鏈的全部階段投入資源,節省了創新鏈的前期投入,減少了創新鏈前期的風險損失,這就有助于采取優勢兵力戰術,將節省的資源,集中有效地投入到更高等級的創新鏈中,使創新效果的投入產出比,大大勝過率先創新者。③模仿創新培養了創新人才,通過模仿學習,使一批本來創新能力起點較低的人員,迅速掌握了前沿科技知識,并進入到科技的最前沿進行創新,為良好的創新環境奠定人力基礎。④模仿創新可以使創新鏈的投入產出機制進入良性循環。由于模仿創新的優勢首先在于使模仿創新的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力,成功的模仿創新產品能夠后來者居上,在市場上贏得消費者的青睞,能夠超越率先創新者的產品,給企業帶來豐厚的利潤回報,而這些豐厚的利潤回報又被投入到新一輪的創新之中,成為創新的良性動力循環。
我國手機動漫起步相對較晚,2010年中國手機動漫市場規模大約為7億元,預計2012年將達到12億元,這個數字和日本手機動漫市場相比是非常小的。在3G 電信增值業務中,手
機動漫具有信息容量大、表現形式豐富、網絡負載低、用戶針對性強等特點,其多媒體和娛樂性對讀圖時代的現代人尤其是年輕人具有很強的吸引力。
當前,隨著移動3G業務的商用、三網融合的推進和手機終端的發展,手機動漫產業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文化部已將手機動漫視為動漫產業的前鋒,期望它成為我國動漫產業發展新的增長點和提升我國動漫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突破口。但是,當前我國手機動漫產業的發展中,內容匱乏已成為制約產業發展的瓶頸。
內容匱乏制約產業發展
在我國手機動漫產業鏈中,有手機運營商、服務提供商、內容提供商、終端制造商和用戶等環節。其中手機運營商主要是提供手機網絡、用戶管理和業務費用的收取等服務,如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服務提供商擁有運營商授權的技術支撐平臺或擁有自主專有技術,為手機動漫提供制作、上傳或下載的平臺或技術服務,如拓維信息、空中網等。內容提供商主要是參與手機動漫內容及產品的制作和運營,如福建天狼星、明日科技、山貓卡通、紅鉛筆等。終端制造商主要是提供適合瀏覽動漫的手機終端,而用戶環節則主要以手機動漫消費的市場培育和開發為主。
在這個產業鏈中,運營商起主導作用,通信網絡質量、用戶的注冊和管理、業務費用的收取都由運營商掌控。目前,運營商在通信網絡質量、帶寬以及無線上網等方面都為手機動漫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有利的條件。服務提供商也已經開發出了較為完善的平臺,如湖南拓維公司在2010年1月建立了國內首個手機動漫服務平臺,無論是動漫工作者和動漫愛好者,還
是普通的互聯網用戶,都可以在該平臺上在線制作、、下載手機動漫作品,并且平臺提供下載計費功能,能夠與電信運營商、銀行實現網間結算,保護手機動漫創作者的切身利益。此外,國內的數碼超智開發出的采用WIVG技術的手機終端播放器和后端服務平臺,在先進性和成熟性上更具優勢,在中國移動進行的多次評比中戰勝國外巨頭,成為手機動漫技術平臺提供商。與此同時,終端制造商提供的手機,品種也更加多樣、性能更加優化、價格更加低廉,為手機動漫瀏覽提供了便利。而在用戶市場方面,目前我國手機用戶已超過9億,
雖然在手機用戶動漫市場的開發上還很欠缺,但其發展潛力巨大。在手機動漫產業中,雖然近幾年也涌現出了一些致力于手機動漫內容的公司,但與其他環節相比,內容提供環節仍然
是最為薄弱的環節。
目前手機動漫產品類別主要有動漫彩信、待機動漫圖片、動漫MTV、動漫短片等形式,其中動漫短片類的內容非常少。總體上看,國內手機動漫產品數量很少、質量偏低、主題單一的情形較為嚴重。在課題“手機動漫的內容研究”中,500份手機動漫用戶的問卷調查顯示,手機動漫用戶中有85%認為其訂閱過的手機動漫內容娛樂性、趣味性不夠,缺乏新意。和
整個動漫產業相類似,手機動漫產業也被“內容”拖住了前進的步伐。
當前,手機已成為公認的“第五媒體”,媒體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就是傳播內容。動漫產業是內容產業,手機動漫同樣要求“內容為王”,如果沒有吸引人的內容,就失去了發展的源泉和動力。因此,要發展手機動漫產業,就必須將內容產品的開發放在產業鏈的第一位,用豐富多樣、富有創新性的手機動漫內容來激活整個手機動漫市場。
內容匱乏的原因分析
目前手機動漫內容匱乏,尤其是缺少富有創意的精品內容的狀況已為業內所公認。調查發現,導致手機動漫內容匱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手機動漫產業環境不成熟。我國手機動漫行業起步較晚,目前還處于市場開發階段。首先,目前手機動漫收費還較高,用戶數量不多,市場還沒有得到開發,用戶的消費習慣還沒有培養起來。因此,手機動漫的市場規模和盈利水平整體上來說還很低,整個市場還處于待開發階段,因此手機動漫內容的匱乏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其次,我國3G還處于推廣階段,商用期只有一年多的時間,普及率還不到4%,而當前日本韓國3G普及率已經達到85%以上,帶寬的限制對手機動漫發展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另外,手機動漫的制作需要根據手機
廠商、不同運營平臺、不同技術規格制作不同尺寸、格式、大小的作品,由于目前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制作標準,給手機動漫創作人員增加了相當大的勞動強度。這種標準的不統一成為影響動漫內容發展的技術瓶頸。
移動運營商對內容不夠重視。在手機動漫產業鏈中,移動運營商是主導者,占據優勢地位,其對市場投入的多少,直接關系到產業的發展速度。由于手機動漫的市場規模還比較小,比如其收入連短信收入的10%都不到,所以導致移動運營商缺乏足夠的熱情,沒有采取有效措施鼓勵優秀內容的生產,致使手機動漫內容數量少,吸引力不強。
2009年,中國移動將福建作為其面向全國的動漫基地, 但其研發和市場推廣力度還明顯不
足。中國電信的動漫基地建設2010年3月才開始啟動。目前來看,移動運營商還沒有意識到動漫產品與彩信、彩鈴有著質的區別。動漫作品的創意難度、制作難度都比彩鈴、彩信要
大很多,移動運營商應該給內容提供商更多的支持和收益,同時應加大內容方面的市場宣傳投入。
缺少專業人才,作者隊伍薄弱。目前,我國手機動漫的內容提供商規模一般較小,大部分中小內容提供商、原創作者存在溫飽問題。一些內容創作者憑著個人興趣和自娛自樂的目的在業余時間從事創作活動,有些組建了個人工作室,但總體上說,內容提供商在職業化、專業化方面還很欠缺。一方面,內容提供商的分成比例較低,抑制了從事手機動漫創作的積極性。從日本的經驗看,一般運營商和內容提供商的分成比例為1:9。而在我國,2006年12月之前,內容提供商的分成比例僅為40%。2007年以來,分成比例雖然得到了一些調整,但仍然不到70%。過低的分成比例限制了內容提供商的生存和發展,在這種市場環境下,手機動漫內容的質量創新自然得不到激勵。另一方面,傳統動漫作者對手機動漫的制作技術缺少了解,有的甚至從觀念上就缺乏重視,因而也缺乏積極嘗試的熱情。
傳統動漫產業內容本身存在不足。手機動漫產業不是獨立存在的,它需要整個動漫產業作為其發展的資源和基礎。目前中國動漫產業相對落后,尤其是在動漫內容的創意上存在薄弱環節。在我國,動漫還被看作是針對小孩子的產品,內容上往往較幼稚,不少原創動漫存在說教色彩,故事性差,缺乏想象力,致使我國動漫市場被國外產品占領了大半江山。而且,手機的受眾主要以18歲以上的成年人群為主,這和我國傳統動漫的受眾存在錯位。即使手機受眾的年齡有下降的趨勢,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青少年開始使用手機,但是其消費能力又有限,他們更傾向于選擇互聯網的免費午餐。動漫產業在內容上的薄弱無疑制約了手機動漫內容的提升,使其缺少可轉化和借鑒的資源。
手機動漫內容發展的策略思考
要解決手機動漫內容匱乏的現狀,就要切實樹立以“內容為王”為前提的手機動漫發展策略,從內容環節切入來撬動和激活整個手機動漫產業的發展。
政府大力扶植,推動手機動漫內容的發展。日本和韓國是當前世界上手機動漫產業發展最成熟的國家。兩個國家的政府在手機動漫產業的發展中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日本不僅制定了相應的政策引導手機動漫發展,還提供一系列措施為運營商、設備商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比如日本的運營商在獲得3G許可證的時候不需要交納任何費用,當運營商出現頻率資源匱乏的苗頭時,日本政府馬上就著手規劃和分配頻率資源。韓國更是政府推動型市場,對手機動漫給予了相應的優惠政策和充足的資金投入。韓國政府規定,凡是出口到海外的手機動漫產品均由政府給予補貼。韓國政府的這些態度和措施催生了大批專業的手機動漫內容開發商,促進了韓國手機動漫市場的成長。
我國動漫產業尤其是手機動漫產業的發展應該借鑒日韓的經驗,加大政府的推動力度。目前我國政府在鼓勵手機動漫內容原創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如文化部最近幾年每年通過專項資金來扶持優秀國產原創手機動漫作品和作者,每年扶植十部作品、十個團隊,每個遴選出的作品和團隊獎勵10萬元人民幣。政府部門希望通過這一活動培育一批具有活力、專業性強的手機動漫企業和具有中國風格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動漫形象和品牌。但是和對動漫產業的扶植相比,對手機動漫的扶植力度仍有待加強。
加強業內合作,共同為手機動漫內容發展營造良好的產業環境。我國手機動漫還處于市場開發階段,產業鏈條還不完善,產業各環節間的關系還需要繼續理順。在手機終端方面,目前能看手機動漫(偏矢量動畫)的終端相對較少,市場上出售的絕大多數手機都沒有內置動漫播放器。另外,市場上的手機還是以中低端為主,在屏幕尺寸、運算和處理能力、內存容量等方面也比較有限,不能很好地支持多媒體圖像以及應用的處理,影響了動漫產品的播放效果和用戶的觀看體驗。在無線帶寬方面,目前3G牌照發放后網絡建設完善和普及尚需一段時間,另外使用3G的費用還很昂貴,這對手機動漫的普及也有所限制。在利潤分成方面,仍然需要繼續提高內容提供商的分成比例,激勵其提升內容質量和進行內容創新的積極性。
此外,在手機動漫的技術和平臺建設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當前湖南拓維公司在文化部的支持下已經建成手機動漫平臺,但其影響力還很有限。可喜的是,中國移動的動漫平臺也正在建設中,這將有利于解決國內手機動漫發行平臺單一狹窄的問題。另外,在手機動漫技術上,還沒有形成統一或通用的格式適應不同的手機和播放器,在三網融合背景下三屏合一的技術還不夠成熟,這不利于手機動漫內容的傳播,需要從技術環節加以完善和解決。
加強對手機動漫特性的研究,推動動漫內容的創新。目前,由于手機動漫還處于市場發展初期,無論是業界還是學界對手機動漫這一藝術形式都還缺少認真的研究。手機動漫絕不只是手機和動漫的簡單相加,決不只是把動漫放在手機上觀看這么簡單。手機在硬件上具有隨身攜帶、屏幕小、耗電量大等特點,在傳播上有著私密性強、互動性強、傳輸迅速便捷等特點,這些特性就決定了必然會有與其相適應的新的藝術形式產生。比如信息和手機結合后就產生了獨具特色的各類原創短信,并引發了人們的創作熱情和相互轉發的風潮。手機和音樂的結合就產生了彩鈴這種獨特的樣式。同樣,手機和動漫的結合也必然會對動漫從內容題材、藝術表現等方面產生特殊的要求。比如中國移動針對體育愛好者開發的《漫游世界杯》較受歡迎,但有調查顯示其在內容的豐富性、娛樂性及互動性上還有待改進。目前手機動漫在內容研發上的針對性還不強,許多手機動漫內容是從傳統動漫中選擇出來的,這無疑限制了手機動漫特性的發揮,阻礙了手機動漫的獨立發展。
細分受眾市場,開發豐富多樣的動漫內容。目前我國手機用戶已超過9億,可以預言在受眾數量上手機必然將超過所有媒體。但是動漫在不少人的眼里還是小孩子的娛樂產品,而手機用戶的年齡基本在14歲以上,這種錯位也是手機動漫目前用戶較少的原因之一。針對這一現狀我們首先要改變觀念,事實上,動漫文化正在我國形成,當前的年輕人是看著動漫長
大的一代,他們對動漫有著天然的親近感。雖然中老年人對動漫還存在成見,但只要有內容適合的動漫,這一部分人同樣會成為受眾。
因此,在內容開發上,要開發針對不同受眾的豐富多樣的動漫內容,從而挖掘受眾需求,培養其消費習慣。比如針對不同年齡段、不同職業、不同性別、不同愛好的受眾開發有針對性的內容。在用戶的細分領域,韓國SKT公司的經驗非常值得國內運營商借鑒:SKT把用戶按年齡段進行了細化,并在仔細研究每個年齡段的用戶特點后相應地建立品牌化服務,提供適合顧客個人生活方式的動漫產品和服務,從而鞏固并擴大用戶規模。
另外,要改變動漫以娛樂為主的觀念。其實動漫和不同領域結合的嚴肅應用已經開始出現,因此拓展手機動漫的應用范圍也是需要考慮的,比如手機動漫和信息的結合、手機動漫和廣告的結合、手機動漫和教育的結合等。此外,除個人用戶外,行業用戶的開發也是手機動漫內容研發的重要領域。比如日本的DoCoMo公司早就推出了以flash技術為基礎、以動漫為體現方式的行業服務,如天氣預報、列車時刻表、股票交易、訂購機票、體育消息、食譜等,為普通用戶提供各種實用信息。
鼓勵原創,打造品牌,推動產業化進程。原創尤其是精品原創內容的缺失是動漫產業發展的瓶頸,也是手機動漫發展的瓶頸。我國是文化資源大國,有著優秀的民族文化和豐富的歷史題材。我們的花木蘭、熊貓、功夫等富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資源被國外的作者拿去改編成暢銷的動畫,而我們自己卻似乎缺少駕馭這種資源的能力,做出來的產品往往缺乏想象力,擺脫不了教化的陰影,缺少價值觀念和文化內涵,致使中國動漫行業缺少富有中國特色的原創精品。
要改變這一現狀,我們必須從產業的各個環節重視原創作品,提高內容的文化含金量,從而打造優秀的動漫品牌。品牌是企業的生命線,意味著產品所占市場份額的潛力和持久影響力。對于手機動漫產業而言,品牌建設同樣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要開發系列手機動漫短片,增加用戶粘度,打造品牌影響力。只有走品牌戰略,才能真正帶動整個手機動漫產業的發展。此外,在注重品牌的同時,也要注重走產業化道路,在精品內容的基礎上開發衍生產品,提高市場盈利能力和規模。
打造專業人才隊伍,鼓勵用戶生產內容。手機動漫是一個注重內容的文化產業,作為內容創作者的人才隊伍的建設始終是重中之重。目前手機動漫的作者隊伍較為薄弱,不少作者是憑借自己的興趣在兼職從事動漫創作,也有一些工作室,但總體上非常缺乏專業人才隊伍。
一方面,要積極鼓勵傳統動漫的作者向手機動漫進軍,鼓勵手機動漫產業中的內容提供商發展自己的專業人才隊伍。只有建立高質量的內容制作團隊,鼓勵原創,在吸收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做出自己的特色內容,滿足不同層次的用戶需求,并在此基礎上做好衍生產品的開發,我們的手機動漫才有希望占領市場。
另一方面,要通過一些對原創作品的征集或比賽活動發掘人才。手機動漫和傳統動漫相比,具有生產時間短、成本小、制作難度低等特點,手機動漫最有可能成為一種可參與性的平民動漫,因此大力鼓勵草根用戶進行創作也是擴大人才隊伍的主要渠道。動漫文化是一種青年文化,不少年輕人也是伴隨著動漫成長起來的,他們對動漫非常了解,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富有創造性。因此,我們要積極建設和完善手機動漫平臺,打造動漫素材庫,為鼓勵用戶進行手機動漫創作提供良好的條件。
加大宣傳推廣的力度,擴大發行渠道。當前在手機動漫領域還缺少精品,缺少能夠引發流行的手機動漫產品。這除了與產品質量不高和創新不足有關外,也與手機動漫的市場推廣力度不夠、產品難以進入受眾視線有關。目前人們對手機動漫的消費習慣還沒有養成,用于市場預熱的宣傳推廣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手機動漫的發行平臺較單一,在受眾中的影響力也很小。調研發現,在對200名大二學生的調研中,有65%的大學生并不知道如何訂閱或點播手機動漫內容,而僅有5%的人知
道中國移動的手機動漫基地設在福建移動公司。筆者在主動訂閱手機動漫的過程中也對此深有感受,在中國移動、北京移動等的網站上都沒有找到可以訂閱手機動漫的鏈接。對于湖南
拓維連續舉辦五屆的手機動漫原創大賽的獲獎作品也很難找到下載或點播的渠道。
因此,作為主導者的移動運營商、作為生產者的內容提供商都需要加大宣傳推廣的力度,讓更多的用戶認識并接受手機動漫。另外,需要采取措施鼓勵用戶轉發自己下載的動漫作品,用戶轉發具有吸引力的動漫內容無疑會增加作品的流行,會以類似口碑營銷的方式來起到推廣手機動漫的效果。
[關鍵詞]綠色金融;可持續發展;環境保護;低碳經濟;碳交易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2)02-0066-04
達成新氣候公約和應對金融危機無疑是目前世界各國面臨的兩大難題,盡管哥本哈根會議并沒有達成對發達國家有約束力的減排協議,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最新的金融危機拯救計劃中都不約而同地將新能源技術和低碳經濟作為未來經濟發展的方向。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節能減排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要求。因此,在后金融危機背景下探討如何利用金融業的杠桿作用來實現節能減排、達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綠色金融的概念、含義和特性(一)綠色金融是一種新經濟發展方式借鑒綠色經濟的思想,筆者認為,綠色金融是指金融部門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政策,在投融資決策中考慮潛在的環境影響,把與環境條件相關的潛在回報、風險和成本都融合進日常的業務中,在經營活動中注重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以及污染的治理,通過對社會資源的引導,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它包括綠色信貸、綠色保險和綠色證券三種環保型金融政策。綠色信貸是指通過在金融信貸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對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有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項目進行信貸控制,從源頭上切斷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無序發展和盲目擴張的經濟命脈,有效地切斷違法者的資金鏈條,促使金融機構對研發生產環保設施,開發利用新能源,從事循環經濟、綠色制造和生態農業的企業提供傾斜信貸支持,有效引導資金向環境友好型企業流動的信貸政策。綠色保險是以企業發生的污染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負的賠償和治理責任為標的的保險,通過強制環境風險企業購買保險,旨在革除污染事故發生后“企業獲利、政府埋單、公眾受害”的積弊。綠色證券是指對不符合產業政策和有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或公司在申請首發上市或再融資時設置環保門檻,通過環境信息公開,對公司上市后的經營行為加強監管,其目的是遏制“雙高”行業過度擴張,防范資本風險,旨在促進上市公司持續改進環境表現。
由于綠色經濟與生態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一脈相承,因此,綠色金融旨在使經濟發展擺脫資源能源密集型發展方式,旨在革除“資源-產品-廢物-治理”的“生產過程末端治理”模式。用綠色金融模式替代這種“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可以預防和避免資源、環境新問題的出現。將綠色金融理念貫徹到信貸政策和金融產品開發的各個環節,利用金融工具促進全社會的節能減排和低碳經濟發展,這種方式可以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和再造經濟發展方式,具有與粗放發展方式完全不同的作用機理,因為它使金融倫理觀從“人類中心主義”轉向了“生態中心主義”。綠色金融強調“生態價值”的全面回歸,主張投資、生產和消費向生態化轉向,認為人類不再是資源、環境的征服者和主宰者,而是資源、環境的享用者、維護者和管理者,維護和管理好資源、環境是人類的神圣使命,人類必須在道德規范、政府管理、社會生活等方面轉變原有的觀念、做法和組織方式,倡導人類福利的代內公平和代際公正,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這表明綠色金融是一種深生態,是對末端治理模式這種淺生態的揚棄,它不單單強調技術進步,而且將制度、體制、管理、文化等因素通盤考慮,注重觀念創新和投資、生產、消費方式的變革。所以,綠色金融的要義在于預防和避免了“粗放一集約一新式粗放一新式集約”末端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重視金融發展、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有機統一,它將可持續發展內生化,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二)綠色金融的含義與特性
綠色金融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金融業如何促進環境保護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指出綠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導資金流向節約資源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引導企業生產注重綠色環保,引導消費者形成綠色消費理念。其二是指金融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明確金融業要避免注重短期利益的過度投機行為。這也是克服金融危機關鍵的措施。所以,綠色金融涵蓋了投資行為、生產行為和消費行為的方方面面,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方式。
與傳統金融業相比,綠色金融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更強調人類社會的生存環境利益,它將對環境保護和對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為計量其活動成效的標準之一,通過自身活動引導各經濟主體注重自然生態平衡,講求金融活動與環境保護、生態平衡的和諧發展,最終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從綠色金融的特性可以發現,綠色金融的核心問題是樹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觀。這根源于綠色金融遵循的“赤道原則”,即金融機構在貸款和項目資助中強調企業的環境和社會責任,要求金融機構在向一個項目投資時,要對該項目可能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桿促進該項目在環境保護以及周圍社會方面發揮積極作用。這是一套國際先進的項目融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工具和自愿性行業基準。這一原則促使綠色金融成為了能效金融、環境金融和碳金融。生產造成了污染,這種污染適當地減少了可度量的產出,如果關于真實產出的數據在反映對其效用影響的價格水平上解釋了全部生產的產出,污染將會以一個負的價格進入。由于制造污染的生產者并不負擔其污染成本,一個非管制的市場將會導致過度污染,因此,應當估計這種負的外部性的貨幣值,并且對污染征收該數量的稅,這將會使污染主體的私人與社會成本線相同,并且將導致社會最優的污染水平。這是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對環境污染問題的處理方式。筆者一直認為,正是這種末端治理方式導致了日益嚴峻的氣候變化形勢和日益突出的環境問題。與此不同,綠色金融用一種強制性手段來約束人們對環境的破壞,用客觀的限制來獲取主觀環境保護意識的提升,它增加了有環境違法行為的企業的融資成本,甚至切斷嚴重違法企業的資金鏈,能有力遏制其投資沖動,對污染企業的制約更加直接、更加有效。通過經濟手段迫使企業將污染成本內部化,能使企業事前自愿減少污染,而不是事后再治理污染。這樣,包括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和公眾在內的各利益相關者有一個自然的風險意識,并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形成了一種各經濟主體風險共擔的可持續發展機制,這種運行機制有一個內生的激勵約束,這正是經濟學所尋求的一種正向激勵效應和激勵約束“共生”的可持續機制。
綠色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策推動型金融,面向的多是創業板市場,作用的對象是中小型公司和新型企業,它們共同的特征是通過技術創新進行節能減排、降低能耗和清潔生產。基于此,綠色金融要形成可持續發展機制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資金問題,二是作用對象的選擇機制問題。筆者認為,實施綠色金融的資金在性質上屬于風險投資基金,其來源和構成應采取多元化策略,主體是以政策性信用擔保和貼息形式存在的政府財政資金,以基金股本形式注入,但不要求分紅;其次是以股份形式注入的要求分紅的民間資本。因此,綠色金融不是一種單一利潤導向的金融。這樣,通過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可形成信貸式放大的資金可持續發展機制。由于激勵約束具有對稱性(指道德風險),筆者認為,應設計一個由股權單位、科技型代表和環保專家組成的遴選委員會,對作用對象進行科學的選擇,以避免支持對象進行社會尋租,這樣,由企業、投資者和社會共同構成一種風險共擔機制。
二、綠色金融的作用機理:解決“市場失靈”,規避“政府失效”
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國民生產總值、對經濟高速增長目標的熱烈追逐,是以對環境的永久性的生態破壞為代價換來的,這種片面的發展觀破壞了人類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它還同時引發了生態惡化,在這種視角下,生態環境事實上已從人類生產要素轉變為社會意義上的人類生存的一票否決的因素。這表明生態系統可以被視為社會資本,它與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一樣,是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可或缺且可以增加收益的資源。然而,生態系統破壞成因各異,形式多樣,企業往往會想盡各種辦法規避政府的行政監管,逃避處罰,社會的監督又缺乏有效的懲治手段,唯有金融手段多種多樣,且直接切中污染企業的融資命脈。如果金融機構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與政府、社會三方聯起手來,就可以對環境污染取得綜合治理之功效,形成較強的正向激勵機制和嚴厲的懲罰機制。
一般而言,環境污染問題屬于微觀問題,但解決它須從宏觀層面著眼,從整個社會層面來加以防治,而金融手段既具有宏觀協調的功能,又能夠從微觀機制入手加以防范和治理。例如,一般公民對污染企業進行制約不僅呈弱勢狀態,而且還存在著一定的利益沖突。但是,當公民同時作為投資者通過金融機構對企業進行制約時就變成了強勢一方,由于將環境風險因素納入投資回報率的考量之中,投資者會更加關心所投項目或企業在環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效,以規避因環境風險而帶來的損失。這迫使企業的治污由被動的自發行為變成積極主動的自覺行為。
我們知道,環境污染問題的產生具有很強的負外部性,從而導致了市場失靈。要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政府介入。但是,政府的介入一般以事后處罰為主,并且因作風、辦事效率低下以及信息不對稱等原因而導致“政府失效”。綠色金融的出現,則將環境風險組合到金融風險里面,充分利用金融風險管理技術,借助市場機制、政府管制和社會監督等各種力量,變事后處罰為事前預防,這樣,既解決了市場的失靈,又規避了政府的失效。
三、綠色金融是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資本是配置市場資源的主體,在市場經濟框架下,環境、氣候變化等因素亦可以為投資帶來利潤。根據匯豐銀行的報告,在2008年底的4萬億元人民幣總刺激投資中,中國投入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結構調整以及技術改造等低碳項目的資金占到了38%,其絕對規模達到了2210億美元,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國的兩倍。環境波特假說認為,在動態條件下,環境質量提高與廠商生產率和競爭力增強的最終雙贏發展是可能的。㈣具體而言,高能耗、高排放實際上是某種形式經濟浪費和資源無效運用的信號,正確設計的基于經濟激勵導向的嚴格環境規制從較長時期來看可以激發創新、促進節能減排技術或新能源技術的研發、改進生產無效性和提高投入生產率,最終部分或全部抵消短期執行環境政策的成本,甚至為廠商帶來凈收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應用產權理論和外部性理論研究認為,如果各國排放權得到明確界定和嚴格保護,節能減排就會成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為,這將為低碳經濟發展模式替代傳統高能耗高排放發展模式提供強大動力。根據中國最優節能減排的路徑可知,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9年才達到最高峰。通過上述的系列分析,從長期來看,國家產業政策已轉向了對節能環保型產業的支持,自然資源的不可再生性決定了環保類企業才能得到長期發展。因此,金融業要保持可持續發展、保證長遠盈利必須加大對符合環保要求產業的投入。在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隨著資源價格改革提速和環保標準統一提高,有大批傳統產業需要改造,有大量新興產業在成長,這為我國發展綠色金融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綠色金融的直接作用對象是微觀經濟主體,實施的手段是引導和調節金融生態體系的資金分布,實現優化金融生態系統的內外環境并以此促進雙方的良性互動發展。只有建立在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才是可持續發展,也只有這樣的經濟發展環境才是金融機構得以長期持續發展的基礎。商業銀行將社會責任與可持續金融作為核心戰略和價值導向,通過提品和服務來實現環境保護、節約資源和增加社會福利,并在此過程中尋找新的商業機會和利潤來源,從而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隨著能效金融、環境金融和碳金融產品的開發和推廣,必然引發銀行業在公司治理、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產品創新、信貸投向、同業合作等多個方面發生深刻的社會變革,從而形成一種全新的可持續發展商務模式,推動著敢于創新的銀行的可持續發展。
四、我國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路徑
本輪全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以往不同。在低碳經濟時展綠色金融,每個政府、機構、企業和每位“地球公民”,他們既是“運動員”,也是“裁判員”,因此,構建我國的綠色金融體系應全民動員,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同時進行,采取“政策引導、政府推動、市場化運作和經濟主體積極參與”的模式進行。
(一)建立綠色金融制度框架
在宏觀層面上,首先,以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為起點,將環保標準與信貸風險管理要求有機結合,由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環保總局共同制定政策框架,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征信系統,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機構和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建成一個金融機構、企業、投資者、公眾和各級環保部門可以共享的信息平臺,按照環保風險輕重,對貸款客戶進行分類管理,實行環保“一票否決制”。這樣,通過將企業在環保方面的表現和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納入企業信用評級的考核因素之中,便于融資環節對企業從外部施加環境保護的壓力。其次,通過設立環境稅和中央財政劃撥以及向中國人民銀行申請再貸款
的方式,成立一個國家級的“綠色碳匯基金”,看準一些環保類產業的市場前景和高成長性,在企業初始階段進行大力孵化培養,培育環保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待技術成熟時及時上市,形成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再次,由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環保總局共同制定碳市場的規則和制度,建立我國的碳交易市場。同時,積極與國際知名碳交易機構展開戰略合作,完善碳交易規則,獲取在全球碳市場上的參與權、話語權和定價權,幫助國內企業參與國際碳市場交易,以改變目前中國在國際碳交易產業鏈最底端的地位。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碳市場成交額的增長速度驚人,預計2012年全球碳市場將達到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遺憾的是,2009年6月,中國賣給歐洲買家的核證減排量的現貨價格為11歐元/噸左右,而同樣代表1噸二氧化碳當量的歐洲市場交易的歐盟配額2014年12月到期的期貨價格高達19歐元/噸。所以,我們必須看到,在未來全球碳市場中,中國同樣面臨著在國際石油市場中喪失定價權的情況。最后,建立多層次的綠色資本市場體系。積極利用資本市場,推動低碳型企業優先上市;鼓勵保險公司通過購買、參與設立風險投資基金,通過主板市場、創業板市場認購低碳型企業發行的股票、債券等形式參與低碳經濟投資。
(二)建立環境友好型企業體系
低碳經濟時代催生綠色金融,綠色金融促進低碳經濟,加快構建我國綠色金融體系,在中觀層面上就需要建立一個環境友好型企業體系。其具體措施如下。(1)企業應密切結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實際,以綠色金融作為生產標準,將CDM內生化,植入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中。(2)金融機構從管理體系、組織架構、業務流程、金融工具、報告制度等方面進行創新,將綠色金融標準落實到客戶調查、貸款營銷、授信、項目評估、貸款審查、貸后管理等各個環節,從源頭上防范企業和建設項目因環保要求發生變化帶來的信貸風險。這樣就建立了一個“綠色信貸”動態跟蹤監測機制,明確了環保信息收集、分析、核實和預警流程,實時動態地對信貸資產進行全過程的評價和風險監控。(3)銀行應積極研究并試行綠色股權、知識產權、碳排放權質押等標準化貸款融資模式和低碳金融產品,解決中小型環保企業融資難問題。(4)進行綠色金融產品創新。以溫室氣體排放權作為一種標的資產開發出相應的保險產品、衍生產品和結構化產品,這不僅可以平抑氣候變化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而且可以借助金融工具使資本獲得可持續的利潤。如開發出環境污染責任險、核證減排期貨合同以及與世界級權威機構的水資源、可再生資源、氣候變化等環保指數掛鉤的低碳理財產品。據悉,中國銀行為浙江鷹鵬化工有限公司辦理了金額為298萬美元的CDM項目碳交易融資業務,并落實不低于298萬美元的掉期協議。這是商業銀行加強金融產品創新,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一個成功案例。
(三)踐行“人人都是環保人士”的投資觀、消費觀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環境保護問題日益引起人們關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曾的全球氣候變化評估報告顯示,人類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是導致全球溫度上升的主要溫室氣體,而其中又以二氧化碳的作用尤為顯著。《京都議定書》與《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簽訂和實施,進一步反映出全球對于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視。資源節約、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是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金融在社會快速發展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金融與環境問題間關系的探索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益引起重視。發展低碳經濟離不開金融支持,國內外學者關于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務、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以及金融支持工業行業碳減排等方面。
一、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有關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減排影響因素、金融支持技術創新并促進碳減排、金融資金支持對碳減排的作用研究等方面。
(一)碳減排影響因素研究
關于經濟與環境關系的研究。Shafik N.(1992)等認為在經濟發展以農業為主的時期,二氧化碳排放量少;隨著經濟發展,工業發展對資源的需求急劇增加,此時經濟增長伴隨碳排放的急劇增加;當第三產業為主導產業時,經濟發展對資金、技術的需求增加,對能源資源的需求減少,且隨著技術的提高促進能源利用率提高、碳排放減少,此時環境質量得以改善[1]。Lester R. Brown(2005)提出經濟發展要以B模式代替A模式,A模式是指高碳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以環境破壞為代價;B模式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倡導低碳化經濟發展模式[2]。
關于環境金融的研究方面。Jose Salazar(1998)較早提出環境金融,認為環境金融是連接環境產業和金融業之間的橋梁,對金融業與環境產業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提出發展金融創新,以保護環境和生物多樣性[3]。Cowan E.(1999)認為環境金融是環境經濟學和金融的結合,在環境金融的基礎上,探討了發揮金融市場的資金配置功能為環境經濟進行融資的渠道[4]。Marcel Jeucken(2001)分析了銀行業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認為銀行業對待可持續發展的態度由抗拒、規避,轉變為積極和可持續發展階段,其通過激勵手段促進經濟主體保護環境,在可持續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5]。Sonia Labatt和Rodeny Wh-
ite(2002)研究了氣候變化問題給金融行業發展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將環境風險納入企業評級,并介紹了金融行業進行環境風險評價的方法,以及為環境保護而開發的環境金融產品[6]。T.E.Gradel和B.R.Allenby(2003)探討了金融在環境保護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金融促進環境保護的相關建議[7]。
在碳減排影響因素研究中,Wang(2005)對中國1957―2000 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數據做了分解,發現能源強度降低對中國碳減排貢獻最大,其次為能源結構和可再生能源的投入[8]。Chang(2008)通過研究臺灣地區1989―2004 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發現,能源強度、能源結構的低碳化變化,對碳排放影響較為明顯[9]。Salvador Enrique Puliafito(2008)等從人口規模角度研究低碳經濟,通過分析人口、GDP、能源消耗與碳排放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得出碳排放量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加的結論[10]。Ugur Soytas(2009)采用VAR 模型對美國和土耳其的實證研究均表明,能源消耗是碳排放增長的格蘭杰成因而非GDP,并據此提出了通過增加使用清潔能源、降低能源強度等措施來實現碳減排的政策[11]。
(二)金融支持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碳減排研究
King和Levine(1993)認為一個功能健全的金融體系會通過金融支持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和進步,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他們對1960―1989年80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表明金融機構的金融支持對技術創新和進步有重要的影響[12]。Fuente和Marin(1996)的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利于將資金高效地運用在風險項目上,促進技術進步和創新,進而有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從而推動碳減排的實施[13]。
Beck,Levine和Loayza(2000)運用動態面板模型的實證研究表明,金融支持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不僅是增加了資本的存量,更重要的因素是金融支持提高了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即金融支持能夠通過促進技術創新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有利于碳減排的發展[14]。Gradel和Allenby(2003)在《產業生態學》中把金融納入環境保護與產業發展的理論框架中,認為金融作為一種服務能促進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相協調[15]。
Hanson和Laitner(2004)通過產業增長評估模型對美國的研究得出,實施引導技術進步的投資政策可以保證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有利于美國經濟的增長,表明美國要減少碳排放需要對低碳技術投入大量的資金[16]。在金融支持技術創新從而促進碳減排研究中,Kneller和Stevens (2006)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研究發現企業對R&D的資金投入有利于技術效率提高,以及提升企業碳減排的水平[17]。
Tamazian等(2009)選取金磚四國(中國、俄羅斯、巴西和印度)1992―2004年的面板數據研究金融發展與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并加入美國和日本的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金融發展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起到重要作用,金融支持高水平減排技術研發的直接投資利于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進而抑制環境惡化[18]。
Nakhooda(2009)對世界銀行管理的清潔技術基金的創新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通過埃及、墨西哥和土耳其三個國家的研究發現清潔技術基金需要政府政策和監管環境的配合才有助于發展低碳經濟[19]。Knox-
Hayes(2009)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間合作的重要作用,認為金融支持可以增加低碳經濟發展的規模、范圍和速度,而金融的支持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引導[20]。Richardson(2009)認為目前金融支持低碳經濟主要是通過金融機構作為中介,公眾出于環境保護目的的社會責任投資的資金支持會大大促進低碳經濟發展,并認為可以推動保護環境社會責任投資對低碳經濟的支持[21]。
Linares和Perez-Arriaga(2009)基于監管和技術動態發展的視角,探討了如何在全球發揮低碳技術并廣泛應用的問題,認為發展中國家要發展低碳技術,離不開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這亦是應對氣候變暖的關鍵[22]。Alain(2010)認為在碳市場機制作用下,低碳技術轉讓和低碳投資在國際間大規模進行,低碳技術發展利于推動低碳經濟發展[23]。Gouvello(2010)對巴西低碳經濟發展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表明巴西投資新能源的發展,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要走向低碳經濟發展道路,需要對低碳經濟相關的新能源、二氧化碳減排技術創新等方面進行大量投資[24]。
(三)金融資金支持對碳減排的作用研究
Kepple(2008)分析了銀行業和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銀行等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通過金融激勵等手段,鼓勵經濟主體參與環境保護,在可持續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25]。Tamazian等(2009)對俄羅斯相關數據研究發現,金融資本開放程度與二氧化碳的降低呈現正相關。
Sadorsky(2010)選取22個新興市場國家的數據,使用動態面板模型(GMM)方法檢驗這些國家金融發展對能源消費的影響,得出結論:當金融發展用股票市場度量時,股票市場交易額與股票市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都對能源需求產生顯著的促進作用[26]。Bello和Abim
bola(2010)通過對尼日利亞的金融發展與環境關系的研究發現,由于該國投資缺乏必要的監管,因而以證券市場資產表示的金融發展會導致環境惡化[27]。
Shahbaz(2011)等對巴基斯坦的二氧化碳排放進行研究,認為在控制了經濟增長、人口規模和能源消費等因素后,金融業發展利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而這暗示促進金融部門的發展可成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個政策工具[28]。
Ashina,Fujino和Masui(2012)基于日本在205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量與1990年相比要減少80%的目標,利用反推法結合日本的國情,得出日本實現該目標的可行路徑是2020年碳排放量減少16~20%,2030年碳排放量減少31~35%,2040年碳排放量減少53~56%,而要實現以上階段性目標,就需要大量投資的支持[29]。
Harunaa Gujba和Steveb Thorne(2012)等立足于非洲大陸,闡述了為非洲低碳能源提供金融支持的渠道,并探索了這些渠道面臨的機遇及風險等情況[30]。Kennedy Chri
stopher和Corfee Morlot(2013)討論了投資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對低碳經濟轉型的影響,研究認為雖然投資低碳基礎設施會增加企業運行成本,但這一舉措顯現出投資對于提升技術水平,以及有利于發展低碳經濟的作用[31]。
Julie Rozenberg,Stéphane Hallegatte(2013)等認為實施低碳稅很困難,因為這意味著這代人要為后幾代人的利益做出犧牲,但發行碳認證證書卻是可能的,這主要由于碳認證企業雖然增加了支出成本,但卻因為發展低碳經濟,而在貸款利率下降上得到了補償,所以認為碳認證比低碳稅更具有可行性[32]。
Rory Sullivan,Andy Gouldson,Phil Webber(2013)探討了如何為低碳城市融資的問題,以及其中存在的機會、風險與障礙,研究認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政府支持、政企合作以及技術創新降低發展低碳經濟的成本,來緩解這些風險和障礙[33]。
Yasuko Kameyama,Kanako Morita和Izumi Kubota(2015)提出,近幾年金融已經成為氣候變化談判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在亞洲發展低碳經濟每年需要約1250―1490億美元的投資,其中公共投資要比預計的低得多,研究認為如果亞洲國家能夠達成共識,超過一半低碳經濟投資資金可以由公共投資來達成,而剩下的部分則需要依靠私有投資[34]。
Aidy Halimanjaya(2015)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評估了發展中國家的低碳經濟發展與官方減緩氣候變化資金流入量的關系,并呼吁官方應大力發展援助氣候變化的金融[35]。
二、國內研究
(一)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研究
1.金融服務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研究
碳金融服務是碳金融穩健發展的保障,金融機構是碳金融服務體系的主體。企業的參與構成了碳交易的供需主體,交易平臺的搭建為供需主體提供了價格發現和規避風險的機制,而金融機構圍繞碳交易市場的金融服務可以促進碳金融市場進一步擴大廣度和深度、加強流動性和提高透明度。金融機構的參與有助于碳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動碳金融市場的發展。一方面,有利于完善金融體系支持低碳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有利于增強金融服務與低碳經濟相關企業的聯系。
陳雁(2008)通過分析可持續金融,指出綠色信貸對銀行業可持續經營及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36]。蘇寶梅(2009)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指出綠色信貸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選擇[37]。古小東(2010)考察了國外“赤道原則”約束下的銀行環境風險控制,從法律制度、激勵機制、環境標準、監督機制等方面對我國的綠色信貸提出建議[38]。曹洪軍、陳好孟(2010)建立了不確定環境下的博弈模型,認為綠色信貸需要配套機制[39]。
張建軍、段潤潤(2013)指出隨著低碳經濟時代的到來,綠色信貸是中國金融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為商業銀行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指引[40]。張靖霞(2013)指出綠色信貸支持生態城鎮化建設需要政府、環保部門、銀行、企業共同努力,探尋合適的綠色信貸支持路徑對于加快生態城鎮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41]。張繼宏(20
14)認為金融支持可以有效地促進碳交易市場的建設與發展,國內商業銀行開展碳金融業務主要集中在綠色信貸,體現為增加新能源和減排技術的信貸規模,降低高耗能和產能過剩產業的信貸規模,利于推動低碳經濟發展[42]。
表1進一步反映了其他金融服務如碳金融理財產品,以及發展與低碳經濟相關的證券、基金和保險等對低碳經濟的影響。
2.金融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研究
碳金融政策是碳金融發展的前提,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政府監管可以解決碳金融“市場失靈”問題,政府急需制定碳金融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并根據碳金融發展情況及時更新完善,同時做好政策引導,引導金融機構、企業和居民參與到碳金融活動中去,為碳金融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張偉偉(2013)等的研究認為需要廣泛建立以中央政府或各級地方政府為主導的碳基金,吸引更多的低碳資金流入,提出政府需要做好低碳投融資預算安排,通過碳稅收、碳配額的拍賣獲取低碳收入,并使得低碳收入成為低碳投資的資金保障[46]。石敏俊(2013)等基于動態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構建了我國能源―經濟―環境政策模型,根據碳稅和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屬性,研究得出:碳排放交易與適度碳稅相結合的政策,一方面可以確保碳減排目標的實現,另一方面可以使較為分散的碳排放源承擔一定的減排義務[47]。胡梅梅、鄧超、唐瑩(2014)的研究認為在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的大背景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社會建設和產業發展是經濟社會的必然發展方向,在這一背景下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有效的金融支持[48]。李健(2014)等認為隨著公眾能源消費碳排放比重的不斷增加,加強消費端碳減排已經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政府政策引導、低碳理念宣傳、低碳制度等運行機制,以及激勵和引導公眾形成低碳消費模式,能夠更好地發揮碳減排機制和碳稅制度的相關作用[49]。表2反映了國內學者探究法規建設、政策引導等方面對低碳經濟發展的影響。
(二)金融支持工業行業碳減排發展研究
1.我國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
國內學者對我國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主要針對工業行業碳減排影響因素、技術進步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碳減排政策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對某一工業行業碳減排具體情況的研究等方面。
在對工業行業碳減排影響因素的研究中,吳濱(2010)認為需從行業結構、行業能源強度、能源消費結構和各種能源碳排放系數等方面展開研究[53]。陳詩一(2011)研究表明能源強度減少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波動性,能源結構和工業結構調整能夠降低工業行業碳排放[54]。劉紅光(2011)將我國1992―2005年工業碳排放量進行分解,發現經濟總量增長、能源利用效率低以及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是導致我國碳排放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行業結構調整和技術等因素對碳減排的作用并不明顯[55]。張在旭(2014)認為工業節能減排效率的影響因素主要有工業規模、管理水平、技術進步和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56]。任建蘭(2015)通過對整體工業行業碳排放影響因素分解分析,認為產業結構和技術效率是碳減排的主要影響因素[57]。
在技術進步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研究中,王群偉(2010)分析了1996―2007年間影響中國二氧化碳減排績效的諸因素,發現技術進步是促進我國工業行業二氧化碳減排績效不斷提升的主要原因[58]。李凱杰(2012)等認為長期內技術進步可以減少工業行業碳排放,短期內技術進步對工業行業碳減排作用卻不明顯[59]。姚西龍(2013)測算了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與中國制造業二氧化碳排放的關系,發現中國制造業碳排放強度在不斷下降,并認為技術進步是促進中國制造業碳減排的主要因素[60]。王兵(2015)的研究認為低碳技術可以實現碳排放減少的同時增加工業產值,并且低碳技術越強,雙贏也越大;并認為強低碳技術比弱低碳技術更具有降低減排成本的優勢,這在經濟較為不發達的地區更為明顯[61]。
在減排政策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研究方面,修靜(2014)認為現階段的節能減排規制措施對地區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影響有自東向西遞增的趨勢,說明工業化水平越低,行政命令式的規制措施相對越有效,并且行政命令式的規制措施相較于技術進步,對技術效率的促進作用更為有效[62]。王宇飛(201
5)等通過對比工業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經濟手段(環境稅)和工程技術對碳減排的影響,借助可計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對工程技術減排與經濟手段(環境稅)進行政策模擬,探討了兩種減排方法的優劣,并認為相同碳減排量情況下,考慮宏觀經濟損失,環境稅減排的成本遠高于技術減排[63]。任曾(2015)認為推動工業企業節能減排稅收政策,保持稅收優惠政策的穩定,可使工業企業對節能減排的收益有一定預期,有利于充分調動工業企業致力于節能減排生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64]。
在對某一工業行業碳減排具體情況的研究中,劉貞(2
012)認為對鋼鐵行業節能減排應進一步加強節能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有選擇性地進行技術投資,提高資金利用效率[65]。霍沫霖(2014)認為電力行業的碳減排需要利用清潔能源技術和先進火電技術,應支持研發創新,提高規模效益,發展建設智能電網,提高環保標準等[66]。史君(2015)認為水泥行業只有在實踐中開發和研究創新技術、改進工藝流程、使用節能設備,才能實現水泥行業綜合節能減排的目標[67]。工信部(2015)認為電器行業節能減排工作主要包括用信息化手段完善節能減排管理體系,擴大終端用能產品標準等方面[68]。其他學者研究工業行業碳減排的主要觀點如表3所示。
2.金融支持我國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
當前關于金融支持我國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融資、金融服務、金融政策及金融支持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等方面。
在金融融資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中,楊劬(2011)運用委托理論研究綠色信貸推動企業節能減排的作用機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如何發揮綠色信貸政策的激勵作用。研究結果表明:運用綠色信貸政策激勵企業改善技術,在長期內對環境保護的積極影響效果顯著[73]。韓旺紅(2012)提出我國應出臺相關政策激勵銀行開展綠色信貸業務,降低綠色信貸門檻,提高貸款監管效率,完善綠色信貸體系,從而推動我國工業行業低碳化轉型[74]。徐建波(2014)以徐州市為例,分析了商業信貸、資本市場和財稅政策對工業行業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現狀,提出推廣綠色信貸、加強金融產品創新、建設多層次金融市場、提高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等建議[75]。
在金融服務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中,潘小軍(201
1)認為需要探索區域性碳金融衍生品的設計和交易模式,制定基于區域性環保融資額度及其衍生品的合理價格,以碳信貸、碳證券、碳保險等具體的碳金融創新促進節能減排技術創新,通過優化能源使用結構,以及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促進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76]。張金山(2013)認為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我國商業銀行應不斷完善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體系,積極轉變和調整金融業務模式,通過信貸等融資服務,發揮金融在支持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融通、中介服務作用,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77]。
在金融政策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研究中,彭江波和郭琪(2010)認為節能減排需要政策導向進行激勵和約束,金融具有的資金、市場、信用等優勢,可以通過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等助推節能減排[78]。張兆國(2013)的研究認為稅收政策、財政補貼、信貸政策和社會輿論對低碳經濟有顯著正向影響;法律制度和市場化程度對低碳經濟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制定能耗與排放標準對企業有一定的約束力,對碳減排具有指導意義[79]。陳小龍(2013)認為碳稅、補貼、碳排放權交易政策具有資源配置作用,有利于激勵建筑企業進行節能減排[80]。劉鵬翔(2014)認為對于工業行業的碳減排,需要提高金融環保意識,突出金融支持政策的引導作用,營造有利于工業行業節能減排的金融生態環境[81]。
金融支持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實證研究中,汪陳(201
0)等通過實證研究我國存貸款余額與單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間的關系,分析我國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有效性,提出了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行為的相關建議[82]。李超(2010)構建了低碳經濟發展中的金融產業與實體低碳產業間的聯動模型,在論述低碳系數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了金融部門和低碳經濟發展間的互動效應[83]。史亞東(2010)通過建立兩階段最優化模型,對當前我國在國際碳排放權交易中最優出口規模進行了研究,并指出我國CDM項目的開發存在最優交易規模[84]。張秀生(2010)等通過建立地方政府與商業銀行的博弈,從可持續發展角度,提出轉變政府職能是提高環保執行效率的途徑之一[85]。杜莉、丁志國和李博(2012)運用面板數據模型對歐盟18國的碳交易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碳排放權的購買成本增加了工業發展成本,導致投資從工業行業流出,利于工業行業的碳減排[86]。其他學者關于金融融資、金融服務及金融政策對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方面的研究如表4所示。
三、國內外研究述評
國外學者展開關于金融與環境的相關研究,主要貢獻:(1)探究了碳減排的影響因素,其中提出了環境金融、金融創新對于碳減排的重要作用;(2)結合相關國家的經驗數據,借助定量分析工具,實證檢驗了金融支持技術創新,進而對碳減排產生作用的路徑,這為進一步詳細分析金融支持碳減排的作用機理奠定基礎;(3)分析了金融資金支持對于碳減排的有利影響,亦提出存在資金監管、運作風險等方面問題,并著重強調了資金支持對于碳減排的重要作用。國外學者的研究尚存在進一步深入探究的方向:(1)需詳細梳理與分析金融支持碳減排的主要傳導路徑、作用機理;(2)結合具體傳導路徑及經驗數據,探究有效的實證研究過程,檢驗金融支持與碳減排間的作用關系,并進一步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結合經濟發展實際分析相應對策;(3)國外學者的研究針對金融支持某一具體行業碳減排的研究相對較少,有必要詳細研究金融支持某一行業,如對在碳排放中占很大比重的工業行業碳減排的影響作用。
關鍵詞:新古典增長;內生經濟增長;金融發展;水平效應;增長效應
中圖分類號:F091.348.1;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6(05)―0045―07
一、引 言
早在三十多年前,GoldsmithLlj、McKinnon和Shaw等人就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這一議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其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盡管Goldsmith等人的工作富有啟發意義,但他們以新古典增長理論作為其理論分析的基礎,缺少必要的分析工具。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技術是外生給定的,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對技術水平不產生影響。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的邏輯,雖然金融部門的發展,能動員更多的儲蓄,并能更有效的將儲蓄轉化為投資,但對經濟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增加物質資本投資,而不是提高技術水平。所以,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金融系統的發展,只能促進產出水平的暫時增加,而不能提高產出的長期增長率,即金融系統對經濟增長只有“水平效應”,而無“增長效應”。新古典增長理論關于金融系統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的悲觀結論,使得金融發展理論在經歷70年代短暫的興盛之后,便步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后塵,遠離了經濟學研究的中心領域。
近來,學術界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興趣的升溫,應主要來源于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思想啟發和技術支持。20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為肇始于70年代初的金融發展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原動力。金融發展理論與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迅速融合,不僅使舉步維艱的金融發展理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而且也在悄悄改變著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只注重實體經濟而漠視貨幣與金融部門的歷史。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區別于新古典理論的核心假設是,技術不是外生而是內生的,是由經濟體系內部因素決定的,即經濟主體的最優化行為,能對技術水平產生影響。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觀點,經濟主體的行為,如消費者偏好的變化、廠商的物質資本及R&D投資、政府經濟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改變等,均能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率。因此,金融部門的發展,通過動員更多的儲蓄、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和向高風險的技術創新活動融資等方式,能對經濟的長期增長發揮持續而顯著的作用。所以,金融系統對經濟增長不僅有水平效應,而且有增長效應。因此,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興起,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相關關系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早期研究者所不具備的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分析工具。
為比較金融發展在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的不同效應,本文分別建立了引入金融部門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對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和水平效應進行對比分析。由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內容十分龐雜,僅就某一模型進行討論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為避免論證的片面性,本文選擇了資本外溢、知識創新和人力資本等三類代表性內生經濟增長模型。通過比較分析,本文認為,金融發展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只有水平效應而無增長效應,而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則兼具水平效應和增長效應。
二、新古典增長中的金融發展效應
下面,本文通過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門,來分析新古典增長中的金融發展的水平效應和增長效應。
(一)模型基本假設
1.消費者行為假設。假設經濟由可存活無限期界Ramseyt式的消費者組成。令人口的增長率為n,初始的人口規模為L0=1,則t期的人口數量為L1,=L0eet“。消費者的收入來源于勞動收入(工資)和資本收入(租金),并用于消費和儲蓄,以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表示為
其中,ct表示單個消費者在t期的消費水平,P(0
其中,б(б>0)為相對風險回避系數,1/б表示消費者的跨期消費替代彈性。當б越小時,隨著消費的上升,邊際效用的下降越慢,因而,消費者越愿意允許其消費隨時間變動,即其跨期消費彈性越大。當б=0時,效用函數為線性形式,即u(ct)=ct,當б=1時,效用函數為對數形式,即u(ct)=Inct。實際上,消費者也可假設為Diamondt式可存活兩期或三期的世代交疊者。在Diamond的兩期世代交疊模型中,消費者的效用函數亦可表示為
其中,cIt和c2t+1表示t期出生的消費者在年輕時和年老時的消費水平。
在當前西方經濟學文獻中,對消費者類型的假設主要有Ramsey式和Diamond式。二者的區別在于,人是不斷地進行新老更替的,是新人不斷地出生而老人不斷地死亡的。與消費者壽命的連續或離散的特征相適應,對消費者最優化行為進行分析所運用的工具也有所區別。在Ramsey消費者壽命為連續狀態的模型中,運用Hamilton函數來求消費者行為的最優解,而在Diamond消費者壽命為離散狀態模型中,所采用的是拉格朗日乘數法。
2.金融部門。假定經濟只能生產一種最終產品,該產品可用于消費或投資。若進行資本投資,一單位為的目的,主要是確定狀態變量在轉移路徑上的運動方程,這正如我們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所推導的那樣。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由于對轉移動態問題進行處理需要非常復雜的數學工具,目前,內生經濟增長理論還不能很好的解決這一技術問題。因此,當前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仍然集中于或局限于平衡增長路徑上的經濟增長率或技術進步率,這不能不令人遺憾。不過,新古典增長模型卻非常精巧地解決了轉移動態問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新古典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是互相補充,而不是互相替代的關系。
(三)人力資本積累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
1.模型基本假設。假定實體經濟部門包括物
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個部門。按照Lucas觀點,人力資本的存在,使得廣義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的規律不再成立,因而,在缺乏外生技術進步的條件下,人均產出也會實現持續增長。
最終產品的生產,需要投入物質資本(Xt)和人力資本(Ht),且其生產函數呈現出規模報酬不變的特征。可表示為
式(46)表明,金融部門的發展(增加),均能提高平衡路徑上的經濟增長率、物質資本增長率、人力資本的積累率和消費增長率。
綜上所述,在人力資本積累內生增長模型中,金融發展既有水平效應又有增長效應。
四、結 論
本文結論認為,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金融發展只有水平效應而無增長效應,而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金融發展兼具水平效應和增長效應。
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技術水平是外生給定的,而不是由經濟體系內部的因素決定的,因此,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對技術水平不產生影響,長期產出增長率只取決于外生技術進步率和人口增長率。金融部門作為資金供給方和資金需求方的中間人,本身并不能生產最終產品或研制新的技術,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主要是體現在為實體經濟部門提供融資服務,將儲蓄者閑散的小額資金集中起來并提供給投資者,轉化為投資者的資本金,因此,金融部門的出現,將使得實體經濟部門的物質資本投資增加。在資本邊際產出遞減規律的作用下,物質資本投資的增加只會帶來產出水平增加,而不會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率的提高。所以,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金融發展只有水平效應而無增長效應。
[關鍵詞]經濟發展新常態;理解;未來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G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12-0099-01
隨著時展和進步,我國經濟建設工作面臨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挑戰,需要通過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及未來經濟發展方面內容進行分析,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產生更多的理解,進而對其進行正確引領,采取適宜的措施促進我國未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可持續發展,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一、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理解
(一)對新常態是經濟發展必然過程進行理解
過去的30多年,我國經濟呈現高速增長趨勢,年增長率甚至達到10%左右,這是過去的經濟發展常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是由于對外開放、勞動力飛速增長以及儲蓄率較高的影響。而如今,受客觀因素、客觀經濟規律等方面的影響,我國勞動力數量有所減少,適齡勞動人口數量下降,并且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勞動參與率方面的情況和過去相比有較大的不同,種種因素導致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出現。此外,儲蓄率的緩慢回落同樣導致對經濟增長方面的支持減少,低利率、低工資以及資源產品價格較低的情況逐漸消失,知識儲蓄率逐步下降;對外開放的外溢效應、勞動力轉移效應有所削弱;我國已經逐漸步入第三產業比重增加的階段;環境及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對經濟增長約束力有所提高,在這些方面因素的影響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出現便可被視為是必然的。
(二)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征及內涵的理解
經濟發展新常態,即我國經濟已經逐步向復雜分工、結構合理以及高級形態的方向發展,從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的增長,并且由規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變為質量效率型的集約增長;站在經濟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發現由增量擴能轉變為做優增量及調整存量并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消費需求、投資需求以及出口需求的三大需求產生變化,并且生產要素、生產能力以及經濟風險等方面發展趨勢出現變化,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出現了許多新的機遇。針對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新興技術的發展及逐漸成熟、新需求及業態的出現以及環境保護工作為經濟發展帶來的新增長動力等,經濟建設工作發展趨勢良好。
(三)積極主動適應新常態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經濟增速較過去相比有所下降,國家、企業以及人民均需要對新常態進行主動適應,對自身認知及行動進行調整,把握經濟發展機遇。人們需要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產生正確而全面的理解,進而對穩中求進的基調進行把握,對穩定增長重要任務進行正確理解。目前服務行業的發展及就業形勢仍舊較為樂觀,對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積極影響;經濟結構方面的升級和調整使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增加,而采掘業、化工以及冶金行業等存在產能過剩和生產變慢的問題,電子信息、醫藥等方面增長情況較好,現代物流、文化以及旅游行業等發展較好。我們需要對經濟增長效益及質量方面的問題產生更多重視,需要對生產、投資以及基礎設施建設以外的服務工作產生更多重視,對社會保障、教育以及醫療等方面公共服務水平進行提升。對企業而言,不能只盲目注重產能擴大,在新常態下必須進行相應的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創造出更多的市場競爭優勢。此外大學生創業、普通民眾的理財等方面的變化也應與新常態相符,最終對新常態下的機遇進行更好的把握,促進經濟發展。
二、未來經濟發展
通過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理解和認識,能夠對未來經濟發展進行更好的把握,我國經濟在發展的同時遇到了一些問題,例如環境污染、就業問題以及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問題等,因此人們需要對未來經濟發展方面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進而對上述問題進行更好的解決。
首先,對農業、工業等方面的發展進行分析。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在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使農業經濟從粗放型朝著集約型的方向轉變已經成為發展研究方面的重點,通過增加農業新技術的應用、使農民接受更多的教育并且對固有農耕觀念進行調整顯得尤為重要;就工業發展方面而言,人們最先想到的便是“中國制造”一類的字眼,制造業發展及擴張在過去較為迅速,但是達到一定峰值后,逐漸呈現下降趨勢并且陷入低谷,初級產品的制造是我國制造業的主要內容,例如某些基礎零部件的制造等。針對上述問題,企業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革,對產業結構進行轉變,由低級產業鏈底層向上過渡,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通過擴大內需等手段促進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
其次,對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新趨勢分析。國民經濟的服務化便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及方向之一,服務業及服務行業就業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積極影響,并且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增加,我國經濟從產品型向服務型經濟的方向進行過渡;此外服務業發展信息化、科技發展的高端化、居民購物網絡化以及能源結構朝著綠色化的方向發展同樣為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的趨勢。
最后,未來經濟發展前景分析。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消費便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人們需要結合經濟發展新常態對經濟發展進行正確、清醒的認識,對未來金融業的增加值有所上升、貨幣流速逐漸變緩、區域經濟發展趨近于平衡等未來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解,進而采取有效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發展工作進行調整。
結束語
總結全文,近幾年我國已經將新常態定為未來經濟發展主旋律,通過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內涵的理解,對新常態之下經濟可持續發展趨勢的掌握,人們能蚨躍濟發展新常態進行更好的適應,為今后經濟建設工作及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中國夢的實現提供更多支持。上文對新常態及未來經濟發展方面的內容進行分析,希望為我國經濟建設工作提供一定可供參考的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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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管理主要是指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利用國家的相關方針政策和市場環境對農村的經濟發展進行自覺的和有組織的宏觀管理來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并且在確保農業生產順利進行的前提下對農業產品的消費過程進行科學的調配來達到對農村經濟的管理的目的。也可以說,農村經濟的管理就是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指引下,以發揮本地區的經濟優勢為前提制定相關的發展計劃,并且對經濟發展計劃的實施過程進行有效地調控和管理。
二、農村經濟管理的現狀和存在問題
目前,國家和人民都非常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如何建設好“現代農村”就成為國家發展經濟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因而只有對農村經濟進行科學有效的管理,才能從根本上促進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但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不協調,并且在農村經濟的管理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以下為我國現代農村經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農村經濟管理隊伍的素質不高。
農村進行經濟管理的大多數工作者是當地的農民,他們的文化水平和管理能力都相對比較低、培訓機會少,思想意識比較落后,這不僅無法適應農村經濟管理需要,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作為農村經濟發展的帶頭人,也很難帶領廣大農民走上經濟繁榮的道路。因而,這只傳統的管理隊伍需要注入新鮮的血液,需要吸引更多現代優秀管理人才的加入。
(二)農民的市場競爭意識不強。
隨著國際國內的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和我國農村經濟制度的不斷改革,就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農村經濟發展主體的農民的競爭意識就對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受到國家經濟發展滯后和農村經濟分散經營模式等因素的影響發展就比較緩慢,而且我國的大多數農民受到自身素質較低和周圍環境等的影響競爭意識就偏低。農民以滿足自身的生活需求為主,沒有較為深遠的發展意識,不想參與具有更大發展潛力的大規模企業經營模式。這在很大程度上就造成了農村經營范圍的相對狹小,不能將農業產品的原料生產地發展為農產品的加工地,極大地降低了農民收入,也抑制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農業政策無法滿足農村經濟的發展。
一方面,為了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國家給予農村經濟發展很多政策支持,但由于我國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較大,各地區的發展水平和具體情況的差異性等,就很有可能造成國家經濟政策與當地農村經濟的發展需求不符。另一方面,目前國家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大多數政策支持主要以財政補貼為主,而許多農業政策已經無法適應當前農業生產和消費的需求。例如,糧食的生產應該從規模的擴大到提高效益的轉變。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無法達到對農村經濟進科學管理的目的,而且制約了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現代農村經濟管理的核心內容與措施
面對目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經濟管理中的各種問題,政府和農村經濟管理的相關部門應該將市場競爭的需求和不同地區農村經濟發展的特點進行緊密結合的前提下,提出目前農村經濟發展和管理的核心內容,并且根據這些內容制定并采取有效的措施。
(一)培養一批適應時展的現代農村干部隊伍。
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對農村經濟管理的水平要符合當前時展的需要,他們是農村經濟管理的領導者和決策者,農村經濟管理者素質的高低對農村經濟發展和管理起到直接的影響作用。因而農村經濟的管理者必須對工作認真,對農民的問題進行耐心傾聽和解決,并且在專業能力和思想覺悟方面要對廣大農民和下屬起到示范和帶頭的作用。農村經濟管理者的素質不僅體現在文化水平的高低,還包括對經濟、法律和“三農”問題的認識和采取有效措施的能力。因此,培養一支優秀穩定的農村管理者就成為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和管理的核心內容。
(二)制定和完善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
我國的相關立法機關要把過去制定的一些有關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相關政策,與當前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經濟管理的需要進行結合,對于不符合當前農村經濟發展的部分進行修改和完善,例如《農村土地承包法》、《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等。這些法律法規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農民的合法權益,并且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農村的經濟管理者要對于農村經濟發展和管理中出現的各種新的問題向相關部門進行及時的反饋,這樣,國家和政府就可以根據農村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制定相應的法律制度,來預防和遏制這些新問題。
(三)建立和健全我國農村經濟管理的民主監督體制。
農村經濟發展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促進廣大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促進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作為農業經濟發展的主體的農民是農業發展的實施者也是受益者,他們對于農村經濟的管理既具有參與的權利,更有對農村經濟管理進行監督的權利,政府和相關農村經濟管理部門要不斷地建立和完善我國農村經濟管理的民主監督體制,這不僅有助于及時糾正和完善農村經濟管理中的問題,是我國民主政治的重要體現,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還可以調動廣大農民參與農村經濟管理的積極性。
四、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