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5 09: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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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生涯規劃 基礎概念 構建
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生涯規劃與管理是21世紀金融系統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的重要內容，指組織與一線員工共同構建職業發展通路，通過工作歷程，使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與組織的職業崗位需求相匹配、協調和融合，從而達到滿足組織和成員各自需求、彼此受益的目標。職業規劃和職業生涯管理實踐是組織中人力資源管理的兩項重要任務。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生涯規劃是金融系統的組織、部門管理者和員工個人通過一系列職業生涯規劃活動，實現一線員工個人、組織發展目標的動態過程。筆者旨在根據當前金融系統人事改革和金融系統人力資源管理發展趨勢為金融系統一線員工提供職業生涯規劃和管理的主要概念，為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生涯規劃與管理的理論和原則的構建作好鋪墊。
一、職業
從社會學角度界定職業的概念：中國學者程社明認為，職業是：“參與社會分工，利用專門知識、技能為社會創造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獲取合理報酬作為物質生活來源，并滿足精神需求的工作作”。［1］中國學者陳嬰嬰則將職業界定為：“個人進入社會的物質生產或非物質生產過程后獲得的一種社會地位，個人通過這一社會位置加入社會資源的生產和分配體系，并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在《社會學詞典》中，職業則被定義為“在存在社會分工的社會中，人為了作為獨立的社會單位存在，謀求自己生計的維持，同時實現社會聯系和自我實現而進行的持續的人類活動的方式”。這些界定強調了職業滿足個人物質需求、維持個體生命與生活的功能，突出了活動與報酬的交互性。
在心理學方面，20世紀中期，職業發展心理學家如Peterson和Sampson認為職業生涯決策是一個不僅包括職業選擇，而且涉及對執行完成選擇所需的行為做出承諾的過程。隨著心理學的發展，心理學家把職業定義為“跨越個人一生的相關工作經歷模式”，是“一個人的工作經歷進展過程”［2］。歸納起來講，職業涉及三個基本內容。首先，職業是一個行為過程；其次，這個行為過程與個人從事的工作有關；再次，個體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的統一。
綜合起來理解，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就是個體從事金融相關工作，實現個體社會價值和自我價值的歷程。
二、職業生涯
幾十年來，很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職業生涯給出了不同的定義。
美國心理學博士格林豪斯（Greenhouse）認為職業生涯規劃是“貫穿于個人整個生命周期的、與工作相關的經歷的組合”。［3］美國職業問題專家薩拍（Donald E.Super）給出了“職業生涯是指一個人終生經歷的所有職位的整體歷程”的定義（1957年），之后他又進一步指出：“職業生涯是生活里各種事件的演進方向和歷程，是統合人一生中的各種職業和生活的角色，由此表現出個人獨特的自我發展組型：它也是人生自青春期至退休之后，一連串有酬或無酬的職位的綜合，甚至包括了副業、家庭和公民的角色（1976年）。”［4］
施恩（Edgar H.Schein）則將職業生涯分為內職業生涯和外職業生涯。外職業生涯是指經歷一種職業的過程，包括招聘、培訓、晉升、解雇、退休等各個階段。內職業生涯則更多地注重于所取得的成功或滿足主觀感情，以及工作任務與家庭義務、個人消閑等其他需求的平衡，也就是內心的自我實現感。［5］
專家程社明認為職業生涯就是指“職業生涯是以心理開發、生理開發、智力開發、技能開發、倫理開發等人的潛能開發為基礎，以工作內容的確定和變化、工作業績的評價、工資待遇、職稱、職務的變動為標志，以滿足需求為目標的工作經歷和內心體驗的經歷”。［1］
中國學者吳國存將職業生涯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職業生涯是指從職業能力的獲得、職業興趣的培養、選擇職業、就職，直至最后完全退出職業勞動這樣一個完整的職業發展過程。狹義的職業生涯則是指從職業學習開始，踏入社會、從事工作直到職業勞動的最后結束、離開工作崗位為止的這段人生職業工作歷程。［6］
現在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觀點是職業生涯是一個連續的、不斷前進的過程，這個過程的核心就是個人和組織的關系，并且認為職業生涯具有兩重性，即個體性和組織性。
綜合起來理解，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生涯是金融系統一線員工個體在從事的金融專業領域內的獲得職業能力、培養職業興趣、職業選擇、就職，到最后退出職業勞動的完整職業發展過程。
三、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生涯規劃
什么是職業生涯規劃（career planning），不同國家的不同領域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定義。
很明顯，職業生涯規劃就是針對職業生涯所做的設計。這一概念是由著名管理學家諾斯威爾最先提出的，他指出：“職業生涯設計就是個人結合自身情況和眼前的制約因素，為自己實現職業目標而確定行動方向、行動時間和行動方案。”［7］換句話說，就是指個體為未來職業發展所作的策劃和準備。
職業生涯規劃（Career Planning）又叫職業生涯設計，在布里奇特A.賴特（BrightA.wright）撰著的《成功的職業生涯規劃》一書中正式提出了職業生涯規劃這一概念。職業生涯規劃的內涵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組織職業生涯規劃，另一方面是個人職業生涯規劃。
羅雙平認為：“職業生涯規劃是指個人發展與組織發展相結合，對決定一個人職業生涯的主客觀因素進行分析、總結和測定，確定一個人的事業奮斗目標，并選擇實現這一事業目標的職業，編制相應的工作、教育和培訓的行動計劃，對每一步驟的時間、順序和方向作出合理的安排。”［8］林清文認為：“所謂的生涯規劃即指個人在生涯發展歷程中，對個人各種特質，以及職業與教育環境資料進行生涯探索，掌握環境資源，以逐漸發展個人的生涯認同，并建立生涯目標；在面對各種生涯選擇時機時，針對各種生涯資料和機會進行生涯評估，以形成生涯選擇或生涯決定；進而以擇其所愛、愛其所擇的心情進行生涯選擇，承負生涯角色，以達到生涯適應和自我實現。”［9］張秋山認為：“職業生涯規劃，就是個人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結合決定個人職業生涯的制約因素和眼前的機遇，為自己確定職業目標，選擇職業道路，確定教育、培訓和發展計劃等，并為自己實現職業目標對行動的時間、行動的目標等作出合理的安排。”［10］
除了上面從個體角度的定義外，也有一些學者從組織角度作了研究。戴良鐵和劉穎認為：“職業生涯規劃是指企業與員工共同制定、基于個人和企業組織方面需要的個人發展目標與發展道路的活動。”［11］胡振豪認為：“職業生涯規劃，是指個人發展與組織發展相結合，對決定一個人職業生涯的主客觀因素進行分析、總結和測定，確定一個人的事業奮斗目標，并選擇實現這一事業目標的職業，編制相應的工作、教育和培養的行動計劃，對每一步驟的時間、順序做出合理地安排。”［12］
總的看來，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生涯規劃的是金融系統一線人員將個人職業發展目標、個人職業發展可得到的機會與組織或部門現實崗位需求三者有機結合的設計過程。
四、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路徑
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路徑是組織為本單位員工設計的在自我認識基礎上獲得個人職業發展的成長通道和管理方案。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路徑是在幫助員工了解自我的同時讓組織掌握一線員工的職業需求，從而從組織和部門的角度為一線員工提供和創造發展的條件，滿足一線員工的需要。同時，組織和管理者也可通過合理的引導，使一線員工的職業目標和發展計劃與組織或一線員工崗位的需要結合起來，有利于雙方的共同發展。良好的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路徑設計不僅能激發一線員工的工作熱情，開發一線員工的工作潛能，而且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優秀一線員工人才，提高金融系統隊伍的整體素質。
五、金融系統一線員工職業成功
成功對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成功的意義也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從個人角度看，職業成功可以有
客觀的指標，如個人地位、個人收入等，主觀的評價指標一般與個人成就感和價值觀直接關聯。從社會學角度看，成功始終與個人、專業和組織目標聯系在一起，與這些目標的實現程度相關。Derr（1986）提出的五項職業成功標準是進步（專業水平和組織層級提高）、安全（在組織中有穩定地位）、激勵（受到工作性質和內容的激勵）、自由（工作自權，建立自己的工作環境）、平衡（獲得非工作利益的平等和高價值）［2］。目前普遍接受的職業成功標準是：提高（等級層次、專業水平和能力、聲望、地位自、自我控制）、學習（獲取新知識、新技能）、生理和生存需求（賺錢和購買力、就業技能）和心理（滿足、自尊和自我實現）［2］。
參考文獻：
［1］程社明.職業生涯開發與管理［J］.中外企業文化，2003，（02）：37.
［2］耶胡迪?巴魯著.陳濤，孫濤譯.職業生涯管理教程［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5.
［3］周文霞.職業生涯管理［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4］姚裕群.職業生涯規劃與發展［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生出版社，2003.
［5］吳海英.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輔導模式探析――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個案研究［D］.2006.
［6］吳國存等.組織職業生涯開發理論及其啟示［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2，（3）：30-35.
［7］王一敏.當代青年的職業選擇與指導［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8］羅雙平.職業生涯規劃［M］.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9.
［9］林清文.生涯發展與規劃手冊［M］.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3.
［10］張秋山.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實用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論文摘要：本文闡述了我國建筑教育的現狀，重點強調了在成功素質教育理念下的建筑學專業教學體系、設計課程建設等方面的改革。
現代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如管理科學、信息科學、生態學等等，都對建筑學專業教育產生積極的影響。建筑學專業教育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求，是建筑學專業教育改革必須面臨的重要問題。在國家實行改革開放、建設事業突飛猛進、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形勢下，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確保教學質量的穩定提高，是建筑教育改革面臨的重大課題。圍繞這一課題，我院建筑學專業在專業目標教學體系化改革的基礎上，強化教學質量，進一步探索在成功素質理論指導下的建筑學專業教學改革，不斷完善，取得一定的成效。
一、我國建筑學專業教育的現狀
近年來，我國高等建筑教育為與國際接軌不斷探索教學改革，在評估的標準要求下， 培養計劃逐步規范，產學研結合較緊密。但總體而言，全國近80 所建筑院校普遍存在著重技能培訓的傾向，教學體系中主干課與相關課的關系呈縱向線型模式，基本知識的傳授較扎實。但是我國建筑學專業教育的現狀還存在以下不足。
（一）重書本輕調研， 重表象輕能力
從教與學兩方面來看， 大多重視和強調書本知識的傳授。學生多依賴于書面資料獲取知識， 重視對優秀作品的表象學習， 輕視調查研究， 缺乏對深入、細致、艱苦的實地考察環節重要性的認識。而我們的設計課教學由于受課時的制約， 學生調研“走馬觀花”， 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也不夠深入， 勢必影響對學生能力的培養。
（二）重成果輕過程
建筑設計作為主干課程， 我們一貫以“最終圖面成果”為評判依據， 圖面的表現技能則直接影響了其好壞的評價。而對設計過程中學生對具體問題的分析、思考及提出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重視不夠， 或少作評判依據。在此無形的導向之下， 學生往往只注重手上功夫的技能訓練， 計算機制圖等手段的運用， 而淡化對自身人文素質的培養， 因而涉及問題面窄，研究問題膚淺。
（三）重仿學輕創新， 重專業輕綜合
隨著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 信息量大、速度快， 查閱資料十分便捷， 加之我國建筑知識的普及性低， 人們對建筑好壞的評價常取決于表象、取決于 “新奇”。 出現了在建筑設計中拼湊“名作”、“復制雜志”的“仿學”現象。這樣一來無形中抑制了學生們的創新意識， 造成在特色與創新方面能力的匱乏。
（四）重分值輕素質
建筑學專業具有藝術與技術的雙重特征。在我國目前的招生制度下， 大多數院校建筑學專業招生按分數線自高而低進行錄取， 幾乎無法考察考生是否具備攻讀建筑學專業的基本素質。招生中這種重分值輕素質的現象， 常常導致大學學習階段“高分低能”的局面。
二、成功素質教育理論指導下的建筑學
專業教學改革措施成功素質教育理論指導下的建筑學專業教學特點是專業間相關課程的開放和專業的開放。如何發揮優勢， 學習先進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 探求自身培育特色， 形成有利于培養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創新精神的開放性教學體系和教學方法， 值得廣泛、持續和深入地研究。專業間相關課程的開放，目前的教學計劃中安排了12個學分的跨學科選修課，體現了專業間的開放性。根據建筑學專業教育的特點，我們開設了建筑經濟、建筑環境心理學、西方哲學專題、現代企業管理概論、建筑文化與評論、房地產開發與經營、建筑攝影等選修課，這樣，既可與社會對建筑學專業人才的多元化需求相接軌， 也可以使學生在建筑設計中研究和分析問題的深度得以升華， 進而起到促進其創新思維和創新意識的培養。專業的開放， 則應充分調動專業教師的積極性， 發揮教師來源廣泛和年輕富有活力的優勢， 加大系內選修課的開課量。城市建設學院有建筑學、土木工程兩個專業屬相關學科，專業間選修課甚至專業課和學科基礎課亦可以有一定量的開放性， 如土木工程的“房屋結構、地下結構、大跨度結構、特種結構、道路立交設計”及建筑學專業的“美術、設計基礎、公共建筑設計(一)、建筑構造、陰影透視”等課程， 若以開放的觀點來看待這樣的選修課環境， 相信定會對學生的培養創造富有特色的良好發展空間。主要措施如下：
1.貫徹整體優化的原則，修訂教學計劃，使之更加符合教育規律，并嚴格執行，以保證教學的系統性和科學性；
2.改革設計主干課程的教學內容，變類型教學為目標教學，重新修訂教學目標和教學計劃；
3.在一至三年級實行教學年級責任人和骨干教師制度，而在四至五年級則實行教學專門化制度，強調教學的環節控制，激發教師的主觀能動性和責任感；
4.聘任教師實行公開評圖制度，加強學生參與意識與競爭意識；
5.建立完善的教學管理制度，通過對教學各環節的規范化要求，實行規范化管理，建立教學保障體系，以保證教學秩序的穩定正常進行；
6.抓緊重點課程建設，以專業主干課(含試驗課) 、專業基礎課和主要基礎課為課程建設重點，對其在教學計劃中的地位、作用、教學內容、師資力量配備、教材及參考資料等均進行了認真研究，制訂出改革措施。從而帶動了各相關課程的整體發展；
7.發揮教學督導小組的作用。組成由系主管副主任任組長的督導小組，對教學計劃、上課情況、設計任務書的制定、各個教學環節的檢查等作出評定工作；
8.完善教學實踐基地建設，加強實習中的教學環節，規范實習要求和內容，全面提高實習質量；
9.構建專職兼職結合的教學評價機制；建立開放的教師教學業務能力資質認證制度，擴大學生在教師評定過程中的發言權。
三、在成功素質教育理論指導下的
設計課程教學改革為了避免技術基礎課與設計主干課脫節的現象，要求按職業資格考試和專業評估要求培養學生。根據成功素質理論在建筑學專業教學改革的要求，在每個設計課程中，注重配合環境設計、建筑物理、技術、設備、防災等方面的知識要求;注重教學目標及教學內容分析，按教學要求將技術基礎課的知識貫穿到各個設計主干課教學環節中。該系列課程包括建筑技術、建筑物理、建筑設備、建筑力學及結構等，它的建設主要是解決與設計主干課程的配合、交融問題，使其真正起到為設計服務的作用。采取的主要措施為:
1.三年級上期的設計課中，結合住宅設計將建筑構造的知識運用，讓學生完成從環境設計、建筑單體方案設計、建筑構造設計等系列設計。
2.在三年級下期的設計課中，結合科技設計將工業設計、智能設計等構造知識相融合。結合博覽、美術建筑將建筑物理中的光學、熱工等知識相運用。
3.在四年級的高層設計中，要求運用建筑設備、建筑防災知識。
4.五年級的廳堂設計中，要求結合建筑物理的聲學知識。
5.畢業設計則是綜合運用各類知識。
四、幾點思考
城市建設學院建筑學專業從起步到穩步發展，雖然已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形成了一些特色，但仍然需要不斷地探索和拼搏。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如何解放思想，樹立“可持續性”的學科發展觀念，完善成功素質教育理論的建筑學教學體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緊迫課題。本著總結過去面向未來的宗旨，我們初步設想：首先，強化產、學、研緊密結合的教育模式，使建筑學專業在成功素質理論教學體系中求發展，以加強教學、研究和工程實踐的密切結合，為提升教師隊伍水平、培養學生的成功素質創造良好的條件；其次，立足“以人為本”，堅持“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教改思路，要積極培養、引進高、精、尖人才進一步充實教師隊伍，要研究探索學生樂于接受、行之有效和適合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培養的教學新方法。此外，要進一步改善辦學條件、強化現代化教學手段的建設與應用。只要我們勤于思索，勇于創新，不久的將來，我們的成功素質教育理論的建筑學教學體系一定會顯出勃勃生機。
參考文獻
［1］首屆全國建筑學專業學位研討會、專業教育評估研討會資料匯編. 國務院學位辦編印,1992.
［2］林濤.房屋建筑學課程教學改革探討［j］. 高等建筑教育, 2004(1).
［3］建筑學專業指導委員會,歐洲教育考察團. 歐洲建筑教育考察思索［j］. 建筑學報, 2000(6).
關鍵詞 學前融合教育 質量 評價
分類號G760
特殊兒童的受教育權益問題雖日益受到重視，但保障特殊幼兒的入園機會以及接受有質量的學前教育目前仍然面臨重重困難。作者認為，在目前考慮學前教育立法之際，應該同步考慮如何保障適齡特殊幼兒接受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其中，切實之舉是探索實施學前融合教育的具體內容和方法，并把其整合進學前教育質量評估體系之中。這對待案的《學前教育法》不僅是有益且必要的補充，也是改變全國特殊幼兒命運的重要機遇。對普通幼兒園而言，開展融合教育實踐這樣的壓力也會轉變為進一步改進觀念、提升質量的動力。
1 普通學前教育對質量的界定、解析和評估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在學前教育質量及其評價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且成果頗豐。就托幼機構教育而言，“質量”主要指結構性質量和過程性質量。國內外幼兒教育專家對質量的共識是：評價學前教育質量應側重于對過程性質量的評估。但毋庸置疑，結構性質量與過程性質量不是割裂而是相互發生作用的；某些結構性質量，尤其是班級空間格局、區角規劃和材料提供對過程性質量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有些學者認為用總體環境質量可以更貼切地表述學前教育質量的內涵。Harms等(2005)編制的《幼兒學習環境評估量表(修訂版)》(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ECERS—R)是體現這一理念最具代表性的產物。ECERS—R包含七個子量表，即從空間與設施、日常照顧、語言—推理、活動、互動、作息結構、對家長和教師的支持等七個維度對幼兒的學習環境(主要是班級)的質量進行評價。ECERS—R的判斷標準包括：選擇性、獨立性、自由創造、多樣化、計劃性、積極氛圍、監督管理和成人角色。值得一提的是，自1970年代起，美國在幾項全國性長期研究中均應用了ECERS或ECERS—R作為對托幼機構教育質量的最權威的評估，可以說，ECERS—R是美國乃至世界范圍內應用最廣泛的學前教育質量評價工具之一，
國際幼兒教育領域的學者們基本公認，美國幼兒教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ngChildren，NAEYC)推廣的發展適宜性教育實踐(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DAP)最確切地代表了高質量學前教育的內涵。DAP背后所支持的理論主要包括皮亞杰、維果茨基及杜威等所倡導的建構主義教育方式。NAEYC倡導DAP的原因主要是想避免幼兒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進入“拔苗助長”(即小學化教育傾向)的誤區，一味強調幫助幼兒發展基礎學科的各項技能。相反，DAP通過創設富有吸引力的適宜環境讓幼兒發揮“與生俱來的”學習興趣和動力，鼓勵其主動參與游戲活動，讓他們能自然地培養良好的自尊心、自信心和社會交往能力，為今后的學習和發展奠定健康、堅實的基礎。但是，Copple和Bredekamp也補充說明：DAP并不意味著“集體教學”和“基礎學科教學”就是錯誤，或所有的游戲和活動都必需由幼兒主動發起的；DAP也不局限于某種特定的教育方法，相反，教師需要根據幼兒的發展水平和特點靈活使用多種教學方法。因此，教師的角色是“支持者”(facilitator)。優秀的幼兒教師的最大特點是“有意識性”(intentional)，即根據幼兒的年齡、發展和文化背景等特點有目的地選擇教室布置、區角規劃、材料投放；選擇主題和相關的教學目標和內容；以及選擇如何、何時與幼兒互動——交流信息、提問、糾正或提供反饋意見等_2 J。值得一提的是，ECERS—R所代表的質量概念與DAP關于高質量的定義完全吻合，因此得到了眾多幼兒教育專家的認同和推廣。
2 學前特殊教育對質量的界定和評估
與普通學前教育相比，有關什么是高質量的學前特殊教育(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ECSE)及與之對應的評價方法與內容的探討較少，相關研究亦顯貧乏。主要原因是影響學前特殊教育的理論和實踐較少。其中，斯金納和巴甫洛夫的行為主義理論和班杜拉的認知一行為理論對學前特殊教育的課程設計和教育實踐影響最深，具體體現在學前特殊教育強調個體化的干預和評估，并且不斷檢驗干預的效果。其次，布朗芬布倫納(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理論最能解釋支持或影響特殊幼兒是否有效地接受各項教育服務的不同因素及其關聯性。因此，學前特殊教育強調家長在幼兒評估和干預中的參與以及對家長的培訓和支持；注重相關服務人員的專業交流和協作；重視幼小銜接問題。此外，學前特殊教育也受建構主義理論的影響，鼓勵特殊幼兒通過積極發起游戲活動、有意識地參與活動并與同伴的互動來促進發展。從這一意義上說，發展適宜性教育也適用于特殊幼兒教育。因此，學前特殊教育的服務項目繁多、內容廣泛(如游戲治療、行為分析治療、職業治療)、形式多樣化(家庭為主的、機構為主的、普通或特殊幼兒園為主的)，強調個別化目標的實現，以及通過支持家庭和維護家庭利益來促進特殊幼兒的發展。
通常，對學前特殊教育服務質量評估的內容集中體現在法律(如《特殊兒童教育法》，即IDEA)已規定的實施細則上。但這些細則往往強調是結構性質量，而非過程性質量。從過程性質量的角度而言，最具權威的標準來源于全美特殊兒童協會幼兒教育分會于2005年推廣的“有效實踐”(Recommended Practices)。“有效實踐”總共有240條標準，包含五大領域：評估、兒童為中心的實踐、家庭為基準的實踐、跨學科的服務模式和科技實踐。“有效實踐”驗證了影響學前特殊教育理論的實踐效果。有些主要以行為主義理論為引導的實踐，有大量的實證研究為基礎，如積極行為支持(Positive Behavior Suppont)、強化(Reinforcement)以及以同伴為中介的策略(Peer—mediated Strategy)等；有些則以理論為主要支持，實證研究較少，但是在實踐中一般得到一致的認可(如，合作教學、對家長的支持等)。但總體而言，針對這些實踐并無相關的質量評估工具和方法，相關的質量研究也未曾查到。
3 學前融合教育的定義及其對質量的新挑戰
近年來，在世界范圍內，提倡學前融合教育的呼聲不斷高漲，進入普通托幼機構接受學前教育的特殊幼兒人數不斷增長。最終，隨著各國政府支持融合教育的政策陸續出臺，學前普教和特教開始面臨著一個共同的挑戰——解答什么是有質量的學前融合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國內的文獻常使用“全納教育”來指稱融合教育。兩者區別是：前者作為融合教育的一種形式，強調不管特殊幼兒的殘障程度如何都應進入普通幼兒園，在任何時段都與普通幼兒一起參與任何活動。而后者則允許根據特殊幼兒的情況，通過各種靈活形式使其在普通幼兒園接受教育。事實上，在中國已經出現了包括半日融合半日個別化指導，幼兒園以外的專業康復機構訓練與幼兒園融合相結合，或者反融合，即普通班幼兒到資源教室與特殊幼兒一起進行游戲活動等多種形式。因此，融合教育的說法更符合中國國情。
隨著探討的深入，學者和家長們提出了一系列關心的問題：(1)如何能確保特殊幼兒和普通幼兒同時接受有質量的學前教育?(2)是否使特殊幼兒進入高質量的普通幼兒園便能確保他／她接受有質量的學前教育?(3)針對不同特征和需求的特殊幼兒，其教育質量指標是否相同?專家們普遍認為：普通幼兒教育的質量指標和發展適宜性教育同樣適用于特殊幼兒教育，它也是融合教育的基礎條件。基于普通學前教育與學前特殊教育存在很多共性，許多專家積極倡導兩大課程的融合并在實踐中不斷驗證其可行性。
但是，學前特殊教育和普通學前教育在核心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上的確不同。單純地發展適宜性教育(DAP)無法完全滿足特殊幼兒的教育需求。首先，兩者的出發點不同。學前特殊教育認為需要對特殊幼兒的缺陷進行預防性的干預(即積極地預防因已存缺陷造成的對其它領域發展的負面影響)和彌補性的補救。因此，個體化的、目標導向的、系統化的干預是它的核心特點；而且，普遍認為越早干預效果越好。相反，DAP強調的是幼兒自發的、興趣為導向的、游戲為主的建構主義式教育。雖然，DAP也強調個體適宜性教育，但是它的含義僅指靈活安排環境、材料、課程和教學方法來適應不同發展水平的幼兒。由此可見，盡管DAP強調的個體適宜性為融合教育奠定了基礎，但是它的個體化含義還很模糊，這與學前特殊教育中的個別化教育還是有區別。后者需要通過對個體幼兒的現有發展水平和優勢做綜合性評估，然后再確定符合其需要的教育目標、內容、方法和情境等。而且，評估要求是多元化的和跨領域的團隊合作形式，并須定期執行來檢驗干預的效果，以便隨時對教學方法做出調整。其次，從教學方法而言，學前特殊教育需要具備有效性(effectiveness)、效率性(efficiency)、功能性(func—tional)、規范化(normalized)，即干預方法能使幼兒有效地習得技能，能有效率地使用干預方法，習得的技能便于在真實的生活情景中運用，并且，干預方法的選擇以接近普通自然的方式為導向。由此可見“個別化”是融合教育的核心和關鍵。能否處理好這個核心問題是確保不同的特殊幼兒在普通幼兒園接受高質量學前教育的關鍵所在。
目前，較為一致的觀點是：融合教育并非簡單指特殊幼兒進入普通幼兒園的班級中參與游戲和學習活動；反之，它是通過具體的教育實踐和相關服務支持來體現的。但是，特殊幼兒在普通幼兒教育環境中所需的相關服務的概念和質量指標的解析相當欠缺。更重要的是，這些質量指標和服務概念如何在普通幼兒園教育中具體展現，又該如何有效地評價其融合教育實踐的質量水平?長期以來，大家對學前融合教育的理解和解釋不盡相同，這對推廣本來就錯綜復雜的融合教育服務體系和其質量提升都帶來了困難。因此，對融合教育作出完整的定義用以引導質量界定和評估工作是極其必要的。
自IDEA2004頒布后，美國學前特殊教育出現了以幼兒發展和學業成就為導向的發展趨勢。這一發展趨勢促使美國學前普教和特教開始聯手制定融合教育的定義和質量標準，以避免實踐工作者進入誤區。終于，在2009年美國特殊兒童協會幼兒教育分會(DEC)和全兒教育協會(NAEYC)聯合發表了關于早期融合教育的立場聲明：“早期融合教育包含了一系列的價值觀、政策與教育實踐，以支持每位嬰幼兒及其家庭，無論其能力如何，都能作為家庭、社區和社會的完整一員，廣泛參與各種活動和情境。
同時，此聲明強調了從以下三方面來判斷融合教育效果的理想性：第一，特殊幼兒、教師和家長具備歸屬感和成員權利；第二，發展積極的社會關系和友誼；第三，最大程度地開發幼兒的潛能。該文進一步指出以下三大特征可用來衡量特殊幼兒是否享受到高質量學前融合教育。第一，可接近性，即特殊兒童能夠自由地使用她／他的教育環境和環境中的各項設施和活動。第二，參與度，即環境和活動的設計能保證特殊兒童有意義地參與游戲和學習活動。第三，支持性，即建構一個完整的支持系統，以實現以下目的：(1)培養和促進教師和家長的專業能力；(2)出臺合理的政策和資源保證措施，以促進家園合作和專業人士協作；(3)構架多種特殊兒童服務模式并提高相關服務人員專業水平。
的確，此定義反映了學前教育與學前特殊教育通過多年實踐經驗累積的對有質量的融合教育的共識。它為實施有質量的學前融合教育指明了發展方向。同時，也讓專家們看到了目前所有的質量標準不足以合理地評估學前融合教育。因為學前融合教育代表了廣泛、復雜的實踐系統，導致幼兒教師和專家們均缺乏對服務質量內容的共識。其中，最大的矛盾莫過于如何確保個體化的干預和發展目標在普通教育服務體系中發揮最大化利益。這個矛盾可能會因為中國的國情(如班額大和集體教學)而變得更加突出。
4 中國文化情境下學前融合教育質量評價的理論構想
目前在中國，特殊幼兒連入園都困難重重，何來有質量的學前融合教育之談?撇開法律和政策的支持與落實不談，我們的具體困難有：(1)班級規模大；(2)集體活動過多，缺乏對個別兒童的關注和支持；(3)普通教師缺乏融合教育的經驗和方法；(4)專業教師缺乏，也沒有相應的職稱系列；(5)特殊設備缺乏；(6)沒有適合特殊兒童的課程和評估工具；(7)政府雖重視但資金投入和具體實施計劃不到位；(8)沒有相關支持和服務等等。普通幼兒園即使接受了融合教育的價值觀，學習了融合教育的方法，也無法有效地推動和確保特殊幼兒接受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因此，即使特殊幼兒克服重重困難、通過種種途徑而進入高質量的普通幼兒園，也往往只能得到低質量的學前教育。
重重困難恰恰折射出對實施融合教育和理論創新的極度渴求。國內長期以來對高質量學前教育的定義、評估和指導中并沒有包含特殊幼兒的需要。在這個講究評價的教育時代，最能影響幼兒園定位和教師行為的，無疑是對其進行的評價的導向、內容和指標。由此可見，對高質量的學前融合教育進行界定并制定相關評估標準意義重大。作者認為，推行學前融合教育的當務之急是探索中國文化情境下學前融合教育質量的理論基礎，并且把這些內容體現在質量評估項目中，通過教育評估來促進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進而在實踐中檢驗理論的有效性，并逐漸豐富實施融合教育的具體方法和內容。為此，在對國外多年實踐經驗和相關研究以及國內融合教育的初步探索進行綜述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中國學前融合教育質量評價的理論雛構如下。
第一，質量的前提條件：融合教育源自教育公平的思想，即保障所有兒童的基本教育權。作為基礎教育重要部分的學前教育，它的基本教育權利包含個體適宜性、文化適宜性和發展適宜性的要求。同時，它還包含避免社會性排斥要求。學前融合教育是一種以價值觀為主導的教育政策和實踐。認同與實施學前融合教育，首先須肯定的是它的價值觀，其次才是它的實踐方法和有效性。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當代教育改革的走向(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均證明這一前提是正確的和堅實的。
第二，質量因素關系結構：高質量的融合教育反應出一系列互相關聯的因素。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模型為融合教育實踐提供了指導框架。根據這一模型，特殊幼兒在融合教育中的體驗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融合策略實施(Microsystem)，家庭觀點(Mesosystem)，社會政策(Exosvstem)以及社區和文化(Macrosystem)。這些因素互相影響，相互牽制，動態地影響特殊幼兒的受教育質量。同樣，在中國要實現有質量的學前融合教育，需要動員全社會，建構起一整套的教育服務體系和支持系統。
第三，質量方向和定位：美國特殊兒童協會幼兒教育分會和全兒教育協會于2009年對融合教育和相關特征(即可接近性、參與度和支持系統)的定義為中國的學前教育工作者實施有質量的學前融合教育明確指出了質量的方向和定位。
第四，質量關鍵內容：融合教育質量的關鍵取決于教育過程殊幼兒與普通幼兒和成人的互動質量，以及相關的針對特殊幼兒的教育策略和支持系統的有效落實。在此理念指導下，來自其它國家的教學策略和方法的有效性、效率性、功能性和普遍性均有待進一步的化驗證。幼教專家和教師們須不斷研發促進特殊幼兒交流、參與的教學策略和適合國情的相關支持系統。
第五，質量關鍵難點：如何平衡參與普通幼兒班級的教育和個體化教育的最大程度實現是學前融合教育的重點和難點。在中國的國情下，如何協調和平衡兩者的沖突，需要通過大量的個案研究來探討明確。
參考文獻
1 BHanns T，Clifford R M，Cryer D.Early childhood en—vlronment rating scale—revised edition.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2005.
關鍵詞：整體性治理；網絡結構；協調；整合
在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西方國家開始了一場新的尋找“公共部門協調與整合機制”的改革運動。這一趨勢不僅在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這些被稱為新公共管理改革先鋒的盎格魯一撒克遜國家非常明顯，而且在其它并沒有致力于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國家也日益顯現。
一、整體性治理興起的背景
從理論淵源來看，整體性治理的出現既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的衰落以及1980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造成的碎片化的戰略性回應，又是一定意識形態的折射還是合作理論的一種復興，只不過其內容要更加復雜。
首先，整體性治理作為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它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的衰落和新公共管理改革過程中造成的嚴重“碎片化”的戰略性回應。傳統公共行政范式適合于大工業社會的生產和管理，也是管理大規模人口所必需的。
其次，整體性治理風行于西方國家還有著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后新公共管理時期，在美國對新公共管理進行批評并對其大有取代之勢的是新公共服務理論，代表人物是羅伯特.登哈特。在英國，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發展起來的是整體性治理范式，其代表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卻克.鄧利維。英國新工黨政府實行的“協同政府”即是作為一種象征，它與之前連續執政18年之久的保守黨政府的碎片化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也回應了對英國中央政府“空心化”導致的責任問題和能力問題的擔憂。此外，新工黨對“第三條道路”理論情有獨鐘，整體性治理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第三條道路”這一政治思潮在行政改革層面的折射。第三條道路力圖超越傳統左與右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以適應社會現狀和發展的需要。在第三條道路的影響下，工黨政府所推行的整體性治理，既主張繼續借鑒企業競爭文化與市場機制來實現公共服務提供機制的高效性，也提倡通過協商、協調、整合與合作的方式來實現社會平等、公正等民主價值。新西蘭和澳大利亞在推行整體性治理時也有同樣的政治考慮和意識形態色彩。
最后，整體性治理理論也是傳統的合作理論和整體主義思維方式的一種復興。當前，面對復雜化、動態化、多樣性世界的挑戰，整體主義思維再度風靡學術界。整體主義思維方式和合作理論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行之有效并有廣泛應用的傳統方法和論域。但是，深受經濟學帝國主義對公共管理研究的入侵和影響，整體主義思維一度被輕視。以社會資本理論、多中心治理理論、組織網絡理論等為主要流派的各種協作理論為整體性治理理論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要素，使得整體性治理理論在摒棄新公共管理時期盛行的個體主義思維的同時，復興了整體主義的研究方法。
二、整體性治理的治理機制
隨著公共問題復雜化，跨部門的公共議題不斷增多，協調與整合問題再次受到重視，并賦予時代的內涵。因此，與遵循經濟學邏輯的新公共管理改革不同，整體性治理追求的是更注重全局、“通盤考慮”的戰略，它借鑒的是其他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和文化理論）的理論而不僅僅是經濟學的。畢竟，在治理的過程中，政府只是作為行動者之一，公共管理發生在由不同行動者組成的網路結構當中，沒有一個行動者有絕對的權威和權力來支配其他行動者的行動，各組織是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
1.協調機制
官僚制的特色之一是分工和專業化，這必然伴生協調需求，因而協調是公共行政研究永恒的主題之一。但是，由于時代背景和組織環境的不同，協調的目標、范圍、方式相應也會有所不同，這些不同賦予了“協調”這個古老概念以新的內涵，并形成了新的話語體系。新公共管理很重要的一個不同點在于，整體性治理還是以官僚制為基礎。佩里。希克斯在論及整體性治理時也是以官僚制為背景的，這與新公共管理要打破官僚制的努力是不同的。因此，協調是整體性治理中涉及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在整體性治理的語境中，“協調指的是在信息、認知和決策方面理解相互介入和參與的必要性，并非定義不精確的行動”。
在誘導和動員機制中，管理者的主要任務在于選擇恰當的行動者和資源，動員相關的諸如資金、人員、專業知識、技術、信息等各種資源參與到網絡結構中去處理復雜而棘手的公共問題。因此，動員是網絡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2.整合機制
整合是整體性治理中涉及的另外一個重要概念。在整體性治理的語境中，整合是指“通過為公眾提供滿足其需要的、無縫隙的公共服務，從而達致整體性治理的最高水平”。政策內容的碎片化及政策利益部門化等問題遠不是政策內容所主導形成的，而是由制定政策的體制所決定的。通過政策合并達到政策一致性已經成為歷史，尋求新的整合方式是整體性治理的改革方向所在。整體性治理著力于政府內部機構和部門之間的功能整合，力圖將政府橫向的部門結構和縱向的層級結構有機整合起來，并試圖構造一個三維立體的整體性治理整合模型。
3.信任機制
整體性治理內生的網絡治理結構是多個組織相互依賴的結構，組織之間沒有上下級的隸屬關系。不同的行動者和組織，在缺少合法權威領導和價格機制誘導的條件下，為什么會聯合起來去共同解決面臨的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呢？因此，在行動者和組織之間建立信任是整體性治理所需的一種關鍵性要素。信任是一種核心的凝聚力，是合作達成的勁合劑，是任何社會往前走不可或缺的因素。然而，信任又是不確定、易逝和有風險的。
三、結語
作為一種日益勃興的公共管理新范式，整體性治理的復雜性在于，它的提出無疑是同信息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因為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整體性治理的可能。問題是，無論在什么時候，科技本身只是一種工具，科技深受政治的影響而且由政治賦予其意義，信息技術的應用是在既定的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下，達成目標的手段。因此，整體性治理最大的障礙可能還是來自政治系統自身的反對。
參考文獻：
[1]陳振明，薛瀾. 中國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的重點領域和主題[J]. 中國社會科學，2007
[2]藍志勇，陳國權. 當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論述評[J].公共管理學報，2007
[3]金太軍.從行政區行政到區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態嬗變的博弈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7
當前，項目管理理論已成為一門成熟的科學，基于此，項目管理績效的改善在項目管理技術層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仍有大批公共項目在管理實踐中無法完全實現項目管理理論的預期效果。隨著項目管理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項目治理理論應運而生，解決了項目管理理論所不能及的制度層面的問題。因此，在過去的十年里人們對項目治理的興趣愈發濃厚。盡管對項目治理的內涵尚未達成一致，但其主旨符合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從微觀組織層面對治理的基本界定，即從制度層面解決項目中存在的問題。
改善公共項目的管理績效是世界各國普遍感到困擾的問題。近年來以PPP為代表的公私合作模式在公共項目中的興起，使得對其項目管理活動的制度保障、制度安排進行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公共項目治理發展為項目治理理論的重要分支。
2 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興起及其發展脈絡
2.1 項目管理研究范式的演替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現代項目管理進入了理論分化階段。所謂分化是指現代項目管理理論的研究進入了多種范式并行、共同發展的新局面。
若將20世紀80年展起來的現代項目管理稱為廣義的項目管理，由其分化出的項目管理理論可稱為狹義的項目管理，它強調在管理層面從技術方法的角度對現代項目管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屬于管理技術范式。在重新定義項目內涵的基礎上，歐洲最早提出了項目治理，側重對項目管理制度基礎的探究，屬于治理范式。
公共項目的管理技術范式與治理范式的區別相應體現在對項目本質、項目價值的認識、研究視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如表1）。
2.2 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發展脈絡
2.2.1 國外公共項目治理的發展脈絡
公共項目治理理論的興起依托于項目治理理論的發展，透過項目管理研究領域的發展可以映射出公共項目治理的發展。
項目管理研究的范圍已極大地擴展，具體包括：①單個項目的項目管理研究；②企業間項目的研究；③多項目的研究；④項目生態的研究，即從社會學和經濟地理學等角度研究項目。項目治理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契合了項目研究領域的擴展過程，呈現出二維發展趨向：①從強調一方主導的項目治理到多方制衡的項目治理；②從單個項目治理到項目型組織的治理，屬于公司治理的范疇（如圖1）。
2.2.2 國外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主要領域
國外項目治理理論中沒有明確地構建公共項目治理理論，對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隱含在項目治理研究的各個領域中。
（1）項目型組織的治理——多項目治理
Turner是最早研究項目型組織治理的學者。他認為項目型組織中存在著公司治理、公司環境治理、單個項目的治理三個層次。在公司治理層次上，通過定義正確的項目組合、項目集和項目來實現公司戰略目標。在公司治理和單個項目之間的層次，通過適宜的項目組合和項目集治理及管理結構來支持單個項目。在單個項目的治理層次，包括三種角色：制定項目目標的經紀人（broker），明確如何產生項目的交付成果的管理員（steward），監管項目的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
項目型組織的治理將項目治理作為一種決策機制，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因此，項目治理的功能就是從戰略高度保證項目成功，且有助于企業的成功。
（2）企業間（組織間）的項目治理——多主體參與的項目契約組織的治理
企業間項目治理的研究主要針對伴隨著技術、經濟的發展而大量涌現的多主體參與的復雜項目，集中于大型項目和PPP項目。
企業間項目治理包含兩層含義：一是項目中存在委托的經濟關系；二是項目治理的功能是配置利益相關方的責權利。在企業間項目治理理論范疇內，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是核心內容，規定了項目契約組織的構成以及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項目治理結構是治理機制運行的載體。與治理結構相比，治理機制還涉及到市場環境和交易體制，并且在特定的公共項目中可以根據需要進行調整，具有相對靈活性。
2.2.3 國內公共項目治理的發展
（1）萌芽期
這一階段的研究主要分析業主不規范行為產生的制度原因。羅建華和高峰分析了公共項目業主行政和市場的不同均衡結果。沙凱遜等提出需要從項目所有權的制度安排上考慮項目的治理方案。這些研究雖然沒有提及公共項目治理，但隱含地提出了治理問題，形成了公共項目治理理論的思維片段。
（2）發展期
2004年，尹貽林等率先提出了項目治理的概念，成為國內公共項目治理萌芽和發展的分水嶺。自此，國內對項目治理的研究逐步升溫，這種趨勢從項目治理的相關文獻數量中可見一斑（如圖2）。
在此基礎上，以天津理工大學尹貽林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針對國內公共項目管理模式改革中的制度設計問題，構建了公共項目治理的概念模型。通過構建公共項目管理運行基礎和責權利的體系框架影響項目管理績效水平及項目成敗，初步構建了公共項目治理理論及其項目管理績效改善研究的架構。
與此同時，以山東大學丁榮貴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在管理學研究范式下，借鑒了統一軟件開發過程和流程管理的思想，提出了基于過程的項目治理PR4模型，即在統一分析過程的基礎上考慮項目相關方的需求獲取、治理角色的定義、治理角色實現的風險識別、治理角色之間關聯關系的建立，并基于該模型對政府投資的R&D項目、科技項目的治理進行研究。
綜上，國內外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本質上都是圍繞公共項目管理的制度基礎展開，即通過各種制度安排來激勵、調節、引導和控制參與公共項目管理活動的利益相關者的行動，以達成項目目標，實現項目價值。
3 公共項目治理研究范式的核心內容
3.1 公共項目治理的特殊性
（1）公共項目的交易屬性
項目治理理論受組織理論特別是交易費用理論的啟發，深入考察了項目作為一種臨時性契約組織的內部制度安排，研究這種交易方式的治理。可以認為，公共項目是在公共需求帶動下的項目組合形成的政府投資人與項目各參與方之間一系列契約的締結體。
（2）公共項目契約組織的特點
公共項目契約組織在產出過程中面臨比企業組織更多的不確定性，導致公共項目契約組織內部交易成本上升。這也使得公共項目契約組織內部的協調量比一般項目契約組織的協調量要大，因而對承包商的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公共項目實施前后往往都有相關的前期項目或后續項目，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契約組織的臨時性。
（3）公共項目契約組織的混合控制權治理
主流治理理論的研究大都是純粹的國家所有權或私人所有權。公共項目治理是國家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混合或者聯合的治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委托代建模式會出現項目所有權有條件的部分讓渡，政府業主和人都會有資本的投入。這種混合治理是區別于一般項目治理的重要特點。
（4）公共項目治理環境的特殊性
公共項目治理具有強制度、依賴性，尤其是我國公共項目正處于項目管理模式改革的轉型期，公共項目治理表現出對舊體制路徑的強依賴性。雖然采用了新的項目管理模式，但受傳統思想、法律法規不健全的影響，新的項目管理模式的實施將受到牽制。
3.2 公共項目治理的核心內容
（1）公共項目的治理結構
項目治理結構是一種制度框架，在這個框架下項目利益相關者通過責權利關系的制度安排來決定一個完整的交易或相關的交易。建設項目可劃分為垂直治理結構和水平治理結構，基于此，具有典型意義的建設項目可表示為（1+3）C模型：1C是業主，3C是設計方、施工方和控制方。依此邏輯，公共項目中的垂直治理反映了由上至下的委托關系，應以交易成本和委托的解釋邏輯為主；水平治理反映了項目參與方之間平等的合作關系，應以合作競爭的解釋邏輯為主。
受公司治理的啟發，國內對公共項目治理結構的研究側重于交易與治理結構的匹配。不同的公共項目交易方式具有不同的治理結構，有關各方的責權利配置也不同。
（2）公共項目的治理機制
在項目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應存在適宜的治理機制組合，通常提及的市場、契約、科層、關系等都可以成為項目治理機制的有機組成部分。BjΦrn等人的研究進一步說明了采用多種治理機制可以合作關系。Eric和Jessica則提出了均衡治理（governance equilibrium）的概念，認為不同治理機制的組合使其優劣勢得以互補。Ruuska等認為大型項目是實現項目利益相關者需求的動態網絡組織，應采用網絡組織的視角來建立新的項目治理理論。
此外，近期的研究深化了對公共項目的社會屬性的認識，意識到正式的契約治理與非正式的契約治理的重要性，進而將公共項目的治理機制劃分為合同治理機制（或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機制。正式的契約治理要求責權利統一，反映了有限理性約束下對機會主義的克服，包括合同約束、規章、規程、監督等；關系治理基于信任，通過共同規范、聯合行動發揮降低交易費用和減少交易風險的作用。
4 公共項目治理的優化
4.1 公共項目治理的目標
對于多項目治理，治理側重于通過“選擇正確的項目，實現項目的有效交付，確保項目及其產出的可持續性”。企業間的項目治理，更強調通過利益相關主體權力、利益的平衡來實現項目價值成為項目治理的目標。公共項目的目標不僅表現在最終的交付產品中，在交易過程的關鍵環節上也應有所體現。如充分考慮項目交易過程和使用過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因此，尹貽林等認為，公共項目治理的目標是達到項目利益相關者之間關系的協調和利益的趨同，最終實現項目價值。換言之，實現公共項目的善治就是公共項目治理的目標。
4.2 公共項目治理結構的優化
（1）公共項目治理結構與項目管理模式
公共項目治理結構優化的主要途徑是項目所有權配置的優化，進而形成合理的、與交易方式相匹配的治理結構。現有研究的主要目標指向了項目治理結構對項目交易方式、項目管理模式的影響、項目管理模式的創新以及項目治理結構的定量研究等。
（2）公共項目治理結構優化的核心：項目控制權配置優化與風險分擔的匹配
張喆等強調了PPP項目的契約本質，指出影響PPP效率的關鍵是控制權的最優配置。他們的進一步研究表明，合理的控制權配置一方面能夠保證滿足企業的激勵相容條件，另外一方面也能夠提高PPP合作效率。葉曉甦等也認為控制權是PPP項目合作的重要理論前提，認為PPP項目控制權是建立在資源基礎上的企業控制權，包括實質控制權和剩余控制權，它們構成影響公私合作效率的基礎。胡振等分析了PPP項目三種模式選擇方案與風險分配之間的相關關系。
4.3 公共項目治理機制的優化
（1）公共項目治理機制的合理選擇
在復雜的委托關系下，風險分擔、激勵機制是最重要的項目治理機制。公共項目的項目屬性、不同的開發模式、特殊的項目管理績效目標等使得治理機制的選擇面臨復雜性。不同的項目治理機制對項目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公共項目治理機制的選擇具有情境依賴性。
公共項目治理既可以通過正式的契約治理機制來奠定合同所能依賴的第三方強制履行的基礎；也需要考慮項目各方的合作關系、信任等關系契約所提供的自我履約機制。公共項目的委托方可以根據潛在人的綜合表現選擇合適的治理機制，這反映了公共項目治理機制選擇的實踐需求。
（2）公共項目治理機制的均衡作用
現有研究表明，公共項目人的激勵是內部治理機制與外部治理機制均衡作用的結果，并成為解決公共項目問題的有效途徑。隨著研究的深入，一些學者開始關注項目環境中所嵌入的社會關系。公共項目契約組織的社會網絡結構特點以及項目所處社會環境的復雜性，使得僅強調正式契約安排下的治理機制是不足的。研究也表明，在公共項目中關系維度的治理機制是影響項目管理績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公共項目治理應跳出狹隘的科層項目管理體系的觀點，全面考察正式契約及其之外的項目環境因素。
5 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展望
通過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公共項目治理研究正處于上升階段。整合各種研究dylw.net 成果，可以發現公共項目治理中蘊含了從問題產生到項目價值實現的邏輯鏈條：公共項目問題——公共項目治理——改善公共項目管理績效——達到項目目標——實現項目價值。循著該邏輯鏈條，本文認為，對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重點將集中在兩個方面：①進一步打開公共項目中“治理”的黑匣子，明確治理到底是什么，如何運作；②公共項目治理研究成果在實踐中的進一步運用，同時促進公共項目治理理論的實證研究。
5.1 對公共項目關系治理機制的深入探討
公共項目治理機制從內部和外部治理機制的研究向契約治理機制和關系治理機制研究的傾斜，反映了人們對公共項目認識的深化，也為研究開拓了新的視角。但是，目前鮮有對公共項目關系治理的研究。而且，現有文獻對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間的關系存在著互補或替代兩種不同的觀點。因此，在契約治理和關系治理的二維框架下開展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首先應辨明關系治理的內涵及其核心要素。這是選擇并優化治理機制的前提，也意味著可將社會學的研究手段引入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領域。
5.2 開展公共項目治理績效評價的研究
目前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獲得的結論大多還停留在定性描述的層面，盡管模糊的描述必不可少，但它難以精確分析公共項目的治理狀況，也無法為公共項目績效改善提供準確的治理策略。究其原因，大多數研究沒有區分項目成功、項目治理成功以及項目績效、項目治理績效。對公共項目治理的研究僅依靠定性分析難以將公共項目中的質化為量。可見，公共項目治理理論已發展至亟需解決定量化研究及模型化分析的階段。對公共項目治理狀況的評價成為解決該問題的關鍵，也將成為公共項目治理研究的前沿。
5.3 向項目生態學領域拓展研究
關鍵詞：治理；城市治理；城市規劃
中圖分類號： TU99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引言
作為20世紀90年代流行起來的理論，“治理”（governance，也譯為‘管治’）一詞折射了當代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轉型。20世紀后葉，以國家為基本依托的統治體系開始動搖，繼市場失靈后，政府也出現失靈，福特主義與福利國家的危機使人們意識到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國家主義都是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不完善抉擇，政府、市場、社會的重新組合勢在必行。治理理論就是對于社會轉折造成的各種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的回應。
2治理的理念
治理一詞較早出現于1989年世界銀行的關于非洲問題一份報告中，關于治理的概念有多種定義，其中較為廣泛認同的是全球治理委員會給出的定義。即“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協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4個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涉及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雖尚無統一定義，但通觀各類定義，其概念中所具有的共通特征可簡單概括為多元化、網絡化、分權化、協同治理等。
城市治理就是治理理念在城市層面的運用和體現。在治理概念本身尚無明確統一的定義的情況下，關于城市治理的概念目前自然也尚無一個權威的統一說法。盡管如此，通觀各個學科的討論，由于都是基于治理的理念來研究城市層面的問題，其基本價值取向是一致，孫榮等將其概括為：公私合作、多元合作、效能公平、止于至善。
3城市治理理念之于城市的意義
3.1城市治理理念之于城市的意義
城市治理理論的首先提醒我們今后城市政府的改革應由原來單純的行政改革轉向治理改革。城市政府為實現善政的目標，之前的改革主要是行政改革，將注意力集中于政府行政內部，旨在提高行政活動的合理化和效率化。這在今后雖仍然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甚至可以說是實現善治的基礎，但面對日益多樣化的社會的需求，即便再善政的政府也同樣會出現政府失靈。因此今后的城市改革不僅只是城市政府獨善其身的行政改革，更應面向實現城市善治的目標，展開城市治理改革，即將包括市場系統、社會系統在內的多種力量納入公共管理的視野，使其各司其位、各盡其職，公私合作、多元合作協同完成城市的公共事務的管理和運營。
4 基于城市治理理念的21世紀的城市規劃
在世界由20世紀的現代社會向21世紀的后現代網絡社會轉換中，城市規劃也需重新調整自身的結構體系，以應對時展。面向解決后現代網絡型社會城市公共事務治理問題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對于21世紀型城市規劃體系的構建同樣具有指導意義。基于城市治理理念日本建筑學會會長佐藤滋指出21世紀型城市規劃應具有以下4點特征。
首先，應對地域性和場所性，在多樣主體的相互作用下，實現城市空間的自然演化、生成。
其次，并非在事前確定城市的未來藍圖，而是通過城市的動態發展過程把逐漸演化生成的城市空間作為城市應有的面貌。
再者，挖掘城市的多樣性、復雜性等，實現城市空間的文化魅力。
最后，為引導以上目標的實現，基于地域社會的自律性，來準備多樣的制度和方法。
我國目前的城市規劃仍是以行政主導為特點，新出臺的規劃法雖也在強調公眾參與，各級政府部門也開始推動公眾參與事業的發展，但目前的參與程度和范圍、形式等都十分有限，甚至還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公眾參與，行政一元獨大的狀況依舊十分突出。所以目前的首要任務是限制公權力和創造利于公眾參與規劃全過程的規劃治理體系。
感謝東京大學國際都市規劃·地域規劃研究室博士孫立對本文資料收集與整理的幫助！
參考文獻
[1]王詩宗．治理理論及其中國的適用性[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9．
[2]吉田民雄（日）.都市政府のガバナンス[M]．東京：中央経済社，2003．
[3]王郁．國際視野下的城市規劃管理制度——基于治理理論的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
[4]孫榮，徐紅，鄒珊珊．城市治理：中國的理解與實踐[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5]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6 ]佐藤滋．「21世紀の都市計畫の枠組みと都市像の生成『都市計畫の挑戦[M]．東京：學蕓出版社，2000．
[7]孫施文．關于城市治理的解讀[J]．北京：國外城市規劃， 2002（1）：1-2．
[8]久隆浩（日）．都市計畫のバラダイムシフト[J]．東京：日本都市計畫學會・都市計畫No.283：5-10．
[9]大西隆（日）．參加型地域振興による格差是正[J]．東京：日本地域開発センター・地域開発2007(11)：31-35．
[10]Catlaw，T，J．From Representations to Compositions：Governance Beyond the Three-Sector Society[J]．New York:Administrative Theory and Praxis，2007，29(2)：225-259．
[11]吳縛龍．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中國城市管治．北京：城市規劃，2002，（9）：33-35．
1.新常態下的公共管理:困境與出路
2.國外后新公共管理運動與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發展創新研究
3.我國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統計分析及演進路徑研究
4.論“公共價值管理”:一種后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超越與限度
5.新公共管理理論方法論評析
6.公共管理視角下的中國危機管理研究——現狀、趨勢和未來方向
7.扎根理論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應用:方法與實踐
8.中國公共管理理論研究的重點領域和主題
9.邁向公共管理范式的全球治理——基于“問題—主體—機制”框架的分析
10.從區域公共管理到區域治理研究:歷史的轉型
11.當代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論述評
12.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應用結構方程模型——思想、模型和實踐
13.基于衍生職能界定的政府會計角色定位研究
14.公共管理轉型:協作性公共管理的興起
15.從行政區行政到區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態嬗變的博弈分析
16.公共管理研究領域中的社會網絡分析
17.后新公共管理時代的跨部門協同——評希克斯的整體政府理論
18.從新公共管理到后新公共管理——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公共管理前沿理論述評
19.我國政務微博參與公共管理的作用機理和條件初探
20.案例研究概推性的理論邏輯與評價體系——基于公共管理案例研究樣本論文的實證分析
21.公共管理理論范式的嬗變:從官僚制到網絡治理
22.公共管理研究的熱點與重心——基于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公共行政》2014年收錄文章的預測
23.區域公共管理視域下的整體性治理:跨界治理的一個分析框架
24.新公共管理:反思、批判與超越——兼評新公共服務理論
25.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定量推崇的批判
26.協作性公共管理:西方地方政府治理理論的新模式
27.論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緣起與發展
28.新公共管理理念對中國高等教育政策及學術工作的影響
29.區域公共管理制度創新分析:以珠江三角洲為例
30.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論的新發展——從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務
31.公共管理是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
32.新公共管理影響下的國外公共圖書館總體外包研究——以美英日為例
33.也談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34.培養公共管理類卓越農林人才的實踐教學基地探索——以湖南農業大學為例
35.新公共管理批判及公共管理的價值根源
36.回購公共服務:后民營化時代公共管理的新議題
37.新公共管理對績效審計的影響及對我國績效審計發展的啟示
38.整體性治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39.協作性公共管理:現狀與前景
40.美國公共管理中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跨組織整合趨勢
41.“新公共管理運動”的困境與轉型——新西蘭公共部門改革的反思及參鑒
42.公共價值的研究路徑與前沿問題
43.公共管理視域中的第三部門:功能、優勢及困境
44.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徑
45.協作性公共管理:創新、局限與啟示
46.合作收益與公共管理:一個分析框架及其應用
47.古村落旅游開發的公共管理問題研究
48.公共管理倫理缺失之成因及其對策研究
49.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從政府本位到社會本位
50.公共管理實驗研究何以可能:一項方法學回顧
51.公共管理:公共性本質與功能目標的內在統一
52.論區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創新
53.論公共管理的社會性內涵及其他
54.公共性:公共管理研究的基礎與核心
55.現代公共管理理論下政府流程再造的路徑選擇
56.網絡治理理論在地方政府公共管理實踐中的運用及其對行政體制改革的啟示
57.評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
58.價值取向、理論基礎、制度安排與研究方法——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的四維辨析
59.新公共服務:對新公共管理的批判與超越
60.電子政務與政府流程再造——兼談新公共管理
61.論公共管理之本質特征、時代性及其它
62.以公共價值為基礎的政府績效治理——源起、架構與研究問題
63.新公共管理與公共行政
64.新公共管理思想下的公共圖書館理事會制度建設
65.公共管理學科前沿與發展趨勢
66.“脫域”公共危機治理與區域公共管理體制創新
67.權威式整合——以杭州市政府公共管理創新實踐為例
68.公共管理視域下風險及治理研究圖譜與主題脈系——基于國際SSCI的計量分析(1965—2013)
69.公共危機管理領域中的社會網絡分析——現狀、問題與研究方向
70.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價值”與“價值中立”——公共管理價值回歸的歷史敘事與繼往開來
71.“模糊性治理”的理論系譜及其詮釋:一種嶄新的公共管理敘事
72.公共管理理論創新三題
73.論公共管理中的公共利益
74.中國公共管理:概念及基本框架
75.社會網絡分析與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
76.論公共服務的“第三種范式”——超越“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務”
77.公共管理與公眾輿論
78.比較利益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種人性假設——兼評“經濟人”假設的適用性
79.基于復雜性科學管理熵理論的公共管理績效評價研究
80.公共選擇還是利益分析——兩種公共管理研究途徑的比較
81.論新公共服務與新公共管理的同異性
82.走向一種“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模式——當代西方政府改革趨勢透視
83.近年來公共管理理論研究回顧與展望
84.應把社會性別理論納入我國公共管理的研究與實踐
85.公共管理范式的興起與特征
86.網絡問政——公共管理的創新形式
87.論公共管理的基本原則與價值取向
88.公共管理類創新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和諧發展路徑
89.“公共價值管理”:一個新的公共行政學范式
90.公共危機管理問責制中的歸責原則
91.福建省梅花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公共管理研究
92.從“行政區行政”到“區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態嬗變的一種比較分析
93.轉型期公共政策的價值定位:政府公共管理中功能轉換的方向與悖論
94.可交易許可模式在公共管理中的應用和移植——以公共住房政策為例
95.論當代公共管理三大范式及其轉換
96.協作性公共管理:國外公共行政理論的新發展
97.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學理因由、典型模式與推進策略
98.公共管理與真正的創新
〔關鍵詞〕 協同治理，關鍵變量，影響因素，實現路徑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3）03-0073-05
面對日益復雜、跨界的公共問題，突出協調配合、協同增效的協同治理在公共服務供給、危機管理、社會建設等眾多領域顯得日益重要。然而，協同治理研究在中國尚處于起步階段，成果多集中于協同治理理論的應用，深層次的學理探討不足。雖然協同治理的提出源于協同理論與治理理論的結合，但兩者的耦合研究仍不夠深入，多局限于治理理論框架，尚未將協同理論實質性嵌入治理理論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對協同概念本身的界定較難，多視角、多場域背景下學者對其解釋各有所持；二是處于成長階段的治理群簇存在“理論叢林”（指治理群簇中的諸多理論），協同治理與其他治理之間的理論界限并不十分明晰，只有通過認真比較甄別，協同治理才能在理論叢林中覓得恰當的定位。因此，界定協同治理關鍵變量及影響因素，對于明確協同治理實現路徑、梳理其學理脈絡和理論價值具有重要意義。
一、治理群簇視閾下協同與治理的耦合性和協同性
治理群簇具有復雜的理論譜系，協同治理的恰當定位，既要回答其緣何由協同理論和治理理論耦合而成，又要回答群簇背景下其如何相較其他治理理論而存在。
治理理論體系是一個由諸多相關理論構成的群簇，內容具有多重側重。有的側重基礎理論建構，有的側重從結構、技術和工具等應用層面分析；有的強調對西方治理理論的介紹和反思，有的注重中國實踐層面治理工具開發、政府部門變革與制度環境創新以及治理評估框架構建等。然而，治理理論體系并未構成全新的公共行政學范式，其仍處于成長期。“治理理論試圖擁有自己的‘學科基質’，但最終只獲得了一個有些生硬的新舊混合體。它也未能徹底解決自己的學科邏輯問題。” 〔1 〕在批判新公共管理和尋找新公共行政范式的同時，學界提出網絡化治理、協作性公共管理以及整體性治理等理論。這些理論或是對原有理論的批判，或是對環境變遷的適應。整體性治理回應新公共管理所導致的碎片化現象，協作性公共管理則是對科層制和新公共服務所強調的回應性的超越，一定程度上，網絡化治理則是對信息時代下網絡社會的適應。
協同理論與治理理論有著內在的耦合。其一，兩者內涵相近，特征相似。治理所強調的主體多元化、治理過程的互動性、治理的善治目標取向與協同內含的多元主體結構、機制性和目的性殊途同歸。“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相互沖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 〔2 〕 （P4 ）在公共行政范式向治理范式轉換的諸多范式中，只有治理理論能充分體現協同思想，并以包括協同論在內的系統科學為基礎。其二，兩者都著眼系統，對象同一。治理具有系統性特征，是對多元主體網絡系統的治理。治理模糊了傳統意義上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門以及國家與社會的界限，試圖構建多元主體廣泛參與、彼此高度合作的治理系統。協同理論亦以系統為研究對象，關注協同效應涌現，探討自組織過程以及結構和功能如何變化。其三，兩者可以互相借鑒，功能互補。治理本質上是一種復雜性管理，是對公共事務全球化、復雜化和跨界等異質性問題的回應，有效治理要求其借鑒包括協同學在內的復雜性科學。治理理論所運用的一些諸如自組織、互動過程、新的社會合作組織等關鍵詞和話語顯示其本質上是一種以系統科學等復雜科學范式為基礎的復雜性管理。〔3 〕協同學作為研究社會自組織現象的系統科學，在刻畫治理過程的有序性和治理結構有效性以及促進多元主體合作、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啟發意義。正如哈肯所言，社會協同學將描繪一幅人類未來生存與發展的新藍圖。因此，協同理論與治理理論的耦合以及協同治理理論的演進有其獨特的價值。
協同性是治理群簇視閾下協同治理耦合體的主導特征，是協同概念的集中反映，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協同治理具有多元主體結構，是對多元主體協同狀態的靜態闡述。其二，協同治理具有機制性，協同機制是協同過程的抽象化，也是協同效應實現的動態路徑。其三，協同治理具有目的性或功能性。目的是多元主體協同的動力源泉，目的達成是協同過程終止、協同功能發揮進而協同效應實現的標志。由此，性狀良好的協同性特征將是理解協同治理的關鍵，它一方面要完整反映協同概念中的關系結構、機制和功能等信息，另一方面又要確保這些信息在治理群簇中起到顯著的標示、區別作用。一種極端情形是，治理群簇中沒有絲毫協同性特征，那么對協同概念的簡單引申便可起到區分作用，此時協同治理被看作近似為治理，這也是目前協同治理不能突破治理概念框架的癥結所在；另一種極端情形是，治理群簇中存在某種可完整表達協同概念信息的理論，而此時協同治理的提出將毫無意義，其提出只會造成治理譜系混亂。然而，現實理論圖景是治理群簇中存在協同概念的影子或片段信息，我們需要通過信息比較、綜合才能顯示協同性特征的完整性。因此，性狀良好的協同性特征，對于協同治理在治理群簇中的恰當定位意義非凡。
二、協同治理的關鍵變量：網絡、協作和整合
協同理論與治理理論的內在耦合性，使二者深度耦合成為可能。協同治理的協同性特征，使協同治理得以與治理群簇中的其他理論相區別而存在，從而獲得獨立生存空間。具體而言，網絡化治理、協作性公共管理和整體性治理等治理理論與協同性特征中的關系結構、機制以及功能有極大關聯，但其皆是部分相關，性狀良好的協同性特征則是對協同信息要素的完整反映。因此，尋找性狀良好協同性特征的過程，將是界定協同治理關鍵變量的過程。
（一）協同治理與網絡。網絡關系是異于市場、科層的網絡節點之間的關系，網絡關系結構是網絡協同效應實現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網絡組織與協同效應之間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其并不天然具備產生協同效應的能力。只有對網絡組織進行治理，合作各方的協同效應預期才可實現。〔4 〕由此，網絡化治理所強調的網絡組織或結構與協同概念存在關聯。
協同治理強調子系統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支配與服從、平衡與漲落等多元、多維的關系結構，網絡化治理中網絡組織或節點之間的關系是對其關系結構的貼切表達，因之，網絡可以有效描述協同性特征之關系結構。網絡多元節點之間是平等合作關系，節點之間的關系及節點地位變化皆由利益、資源、目標變動所致。同時，節點之間的關系是多維的。既有網絡內部節點之間的關系，又有節點與外部網絡的關系；既有市場交易關系，又有社會交往關系；節點之間的關系既可以通過科層、市場等正式機制來維護，又可以借助信任、聲譽等非正式機制予以強化。“任何社會，現代的或傳統的、專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義的或資本主義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際溝通和交換網絡構成，這些網絡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橫向’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權力的行為者聯系在一起，還有一些則以‘垂直’為主，將不平等行為者結合到不對稱的等級和依附關系之中。” 〔5 〕 （P203 ）可見，網絡能較好表達協同治理中多元主體關系結構。網絡關系結構能夠充分發揮多元主體力量，消弭其機會主義價值取向，保證主體關系結構的有序性。
（二）協同治理與協作。協作性公共管理理論的提出，順應了新公共服務理論的發展趨勢，是對“科層制”和“回應性”等傳統公共行政理念的挑戰和超越。工業時代科層制下的協調觀遵循“命令-服從”邏輯，而協作性公共管理視閾下的協作觀則適應了信息時代下網絡關系結構治理的要求，遵循“雙向協調-平等合作”邏輯。同時，新公共管理潛意識地視公民為服務的被動消費者，忽視與之協作，而協作性公共管理則重視主體互動積極性發揮。因此，相較于其他協作觀，協同治理的協同性特征與協作性公共管理視閾下的協作觀有更顯著的關聯。
互動是協作的重要特征。協作互動既是對協同治理網絡關系結構的維護，又是協同效應實現的動態機制和協同關系結構產生協同效應的橋梁。協同治理重視利益協調和資源配置，強調多元主體之間的互動激勵。為此，在談判階段，要確保參與主體談判收益最大化；在承諾階段，要防范免費搭便車問題產生；在承諾兌現和績效評估階段，要確保承諾兌現以及各階段以互惠原則進行。〔6 〕同時，多維網絡關系結構的維護，要求加深協作主體之間的橫縱向互動，既包括橫向節點之間的關系黏合，也包括縱向節點與網絡之間關系的嵌入。此外，協作可以通過正式或非正式互動機制，進一步優化網絡關系結構，推進協同主體互動過程的可持續和協同效應的實現。在社會政治系統治理中，動態治理方法強調互動的過程和變化方面，缺乏約束的動態性將導致系統的無法定位甚至解體 〔1 〕，因此，協作互動的機制化約束著其動態變化的可能偏離，這有利于進一步通向協同增效。
（三）協同治理與整合。協同與整合既區別又聯系。從系統科學角度理解，整合雖在協同效應涌現中發揮功能，實現結構整合、機制整合和功能整合，但其只是協同概念中一個與結構、機制相并列的模塊和變量，整合包含于協同中。當然，協同治理可以借鑒整體性治理視閾下的整合觀。一方面，系統思想與整體主義的契合，為協同治理借鑒整體性治理提供了哲學基礎。整體主義是系統思想的基本觀點，刻畫了事物內在要素之間緊密結構和發展的動態過程，由之，協同理論等系統思想內蘊對多主體、全過程整合的整體主義思維。另一方面，公共治理領域整體主義的復興，批判了個體主義思維，為協同治理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方法。
協同治理重視對網絡關系結構的整合，追求結構的有序性：一是強調平衡網絡內節點之間的利益關系，重視節點之間的溝通、協調以及目標沖突的化解。網絡節點須立足其資源優勢，嵌入外部網絡，開展多維跨界合作，實現內外資源整合和自身持續、有序發展。二是重視對協作互動機制的整合，確保協作互動的方向性。協作互動機制是實現協同效應的關鍵，但機制的多元并不意味著機制效應是不確定的。強調協同效應是互動機制的目標走向，易于控制機制變動的隨意性、保證不同機制的協調進而促進協同效應的實現。因此，可以克服特定子機制缺陷和協調多元機制沖突，有效促進多元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三是重視功能整合，以期獲得有效結果。協同增效不是關系結構、互動機制的自然延伸，其實現過程可能存在功能斷裂、功能異化現象。通過對功能的整合，有利于克服“碎片化”現象以及保障協同治理整合功能的發揮及其結果的有效。
三、協同治理的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對協同治理的不同理解，學界分析了利益、資源、目標、社會資本、信任、互動、制度以及信息技術等影響因素。根據這些因素之間的關聯程度，可將其粗略劃分為利益狀況、社會資本、制度和信息技術等三類因素。誠如前文述及，網絡、協作、整合是協同治理的三個關鍵變量，為了明確實現協同治理的可能路徑，便需進一步探討類因素的作用域以及類因素對上述關鍵變量的作用機理。
（一）顯性因素：網絡關系結構中的利益狀況。結構本質上是利益格局，網絡關系結構是多元主體之間利益狀況的凝結。協同治理諸影響因素中，利益與資源、目標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資源是網絡關系結構確立、發展的能量源，是主體利益實現的憑借；目標是網絡關系結構形成的黏合劑，是主體對其利益的公開主張。由于利益狀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易于被外顯、察覺和估量，因此是影響協同治理的顯性因素。網絡關系結構靜態地反映了利益、資源、目標等顯性因素在協作和整合等變量中的變動，是利益狀況的主要作用域。
利益狀況顯著影響網絡關系結構的形成。網絡關系結構作為利益凝結的產物，其形成過程必然伴隨多元主體討價還價式的博弈行為，其中資源和目標是兩個重要因素。同時，多元主體基于共同目標形成合作關系，而各自對個體目標的強調使利益博弈公開化，利益格局進而網絡關系結構由此形成。利益狀況通過協作、整合變量的調節作用，推動網絡關系結構變化、發展。利益狀況影響主體協作互動的熱情，當預期互動能夠帶來利益狀況正向變化時，主體互動的激勵效應便會產生。在一定程度上，主體之間網內外、橫縱向互動關系的建立以及正式互動機制的運行，皆由預期利益狀況正向變化所引致。因此，多元主體立足自身優勢，建立了多維網絡關系結構，借助常態化正式互動機制，最終實現了利益狀況存量的正向變化。伴隨著主體之間協作互動的持續進行，進而引起利益狀況總體存量的變化，初始網絡關系結構將不斷向新的關系結構演進。正向利益狀況變化易黏合多元主體網絡關系結構，利益狀況的負向變化將造成關系結構松散，整合功能正是通過對正向利益狀況的強化和負向利益狀況或利益沖突的消弭來確保主體關系結構的有序性。
（二）隱性因素：協作互動機制中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協同治理的關鍵，協同治理廣度、深度和效度皆取決于其存在狀況。社會資本的生成路徑決定了其具有累加性、非正式性、不易外顯等特征，因而是影響協同治理的隱性因素。作為隱性因素的社會資本具有信任、互惠規范等要素在內的內在關聯結構。社會資本與主體互動存在緊密關系，互動是其主要作用域。社會資本的累加效應途經主體互動而獲得，反之，有價值的社會資本會促進主體之間走向更深層次的互動。就像擁有常規資本一樣，那些擁有社會資本的人往往會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從而更加利于集體行動。〔5 〕 （P198 ）
社會資本影響主體之間的互動激勵、橫縱向互動關系、正式與非正式互動機制，進而影響協作互動機制對網絡關系結構的維護以及協同效應的實現。“動力總是暗含著互動，互動和動力是內在地聯系在一起” 〔1 〕 （P223 ）。多元主體之間的互動需要多重激勵，既需要利益因素的物質激勵，亦需要社會資本的隱性激勵。在公共管理領域，公共服務動機與激勵存在內在邏輯關系，具有外顯效應的公共服務動機要求多元激勵 〔5 〕 （P92 ）。社會資本中的信任影響協作意愿，互惠規范約束短視投機行為。信任能夠在協同者之間產生安全感和確定感，有利于協作意愿達成和合作成本控制。同樣，互惠規范是一種高度安全性的社會資本，有利于有效約束投機，解決集體行動困境。〔5 〕 （P202 ）
社會資本不僅激勵主體互動，而且影響主體之間的橫縱向互動關系。網絡內節點之間的關系黏合以及節點與網絡的關系嵌入，本質上具有跨界協作特征。跨界協作過程深受信任、承諾等社會資本的影響，協作治理已經成為取代政策制定與執行的管理主義范式的新治理模式。協作過程本身受到利益相關者之間諸如面對面對話、信任建立、承諾增進和共識達成等因素的影響，而且當協作平臺能夠深化互信、達成承諾、有助于合作中期“小贏”時，協作將趨向于良性循環。〔5 〕 （P543 ）此外，社會規范與正式規范（法律、制度等）不同，其是被灌輸出來的，是由模式、社會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懲罰等非正式手段來維系的 〔5 〕 （P201 ）。社會資本主要影響的是協同治理中的非正式協作互動機制。
（三）共享因素：整合功能下的制度和信息技術因素。制度和信息技術因素是影響協同治理的共享因素，作用于協同治理的各個變量，本質上具有整合功能。整合的前提在于主體共識達成，而制度是合作共識的理性表達，它可以防范和化解合作沖突，并加速協同治理的整合進程。信息技術是重要的整合工具，能夠促進整合功能發揮。從農業時代到信息時代，人類社會漸次出現宗教、官僚、市場以及信息技術等整合工具。在信息時代下，技術可以實現整合進程的動態同步以及跨時空資源、知識的整合。
制度、信息技術因素與整合功能的同構性，決定了其對整合功能模塊的顯著作用。作為外生變量的制度，影響主體關系結構的有序性和協作互動的方向性。網絡關系結構是利益博弈產物，有效的制度架構有利于利益格局穩定和主體角色的定位以及利益互動過程合法、有序進行。而作為內生變量的制度，其本身是多元主體利益博弈、協作互動的產物。信息技術將深刻作用于社會管理實踐，促使協同治理中多元主體聯系更加緊密，主體關系結構更加有序、富有成效，因此信息溝通狀況的改善以及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將促使組織決策更為科學和高效。信息技術亦將徹底改變人類協作互動環境和工具。隨著信息技術進入Web2.0時代，基于互聯網的論壇、博客、微博等虛擬社區或社群媒體將極大豐富多元主體互動工具選擇和互動效率提升。以政府與企業、公民互動為例，電子政務將成為新的重要溝通渠道，將有效改善多元主體互動效果，提升公共服務績效。
四、協同治理的實現路徑
協同治理的實現有賴于網絡、協作、整合等關鍵變量作用的發揮，而這些變量深受利益狀況、社會資本、制度和信息技術等因素影響。由此，協同治理實現的關鍵便是對上述變量及其影響因素的調控。
（一）激發顯性因素表達，優化網絡關系結構。利益、資源、目標等顯性因素的表達，能夠穩定多元主體的協同治理預期，優化網絡關系結構；相反，忽視主體利益訴求，一味求同壓異，主體關系結構將會變動不居和穩態蕩失。為此，首先要激勵相關主體利益表達，正視其利益需求。相關主體之間應坦誠布公，尊重彼此利益關切，視利益表達為協同治理實現的前置條件而非障礙。同時，要重視階段性合作利益分配，穩定多元主體合作預期，以此促進合作的持續健康發展。其次要使資產專有和資源互依并重，實現主體優勢互補。協同治理旨在多元主體協同效應的實現，而非一元主體封閉性資產專有、壟斷排外。資產專有在確權資產歸屬的同時，更加強調產權明晰對多元主體交易、合作深化的激勵，以此實現資源最優配置和主體之間的優勢互補。最后要制定清晰的協同戰略目標，確保主體關系結構的有序性。目標是利益主張的公開化，協同戰略目標能夠平衡主體之間的短期和長期利益，有助于防范、化解合作沖突；同時，清晰協同戰略目標，亦是對主體之間角色的明確界定，有益于主體關系結構的有序化。
（二）注重隱性因素培育，深化協作互動機制建設。作為隱性因素的社會資本，與協作互動機制緊密關聯。社會資本的累加效應經由互動而生，社會資本的培育有助于深化協作互動機制建設。為此，首先要弘揚協同精神，強化主體互動激勵。協同治理所內蘊的協同精神，不僅有利于保障集體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而且有利于公共領域善治目標的實現。協同精神的弘揚，要求公民以主人翁心態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治理，與利益相關者開展對話、辯論和協商，從而激勵主體互動和促進社會良性發展。其次要培育社會資本，推進主體之間橫縱向互動關系的縱深發展。為此，多元主體應積極參與協作互動平臺建設，提高互動頻率、提升互動質量；努力深化互信，承諾與守諾并重，外在承諾與內在承諾結合，謹防機會主義侵襲；采取措施，懲罰不合規主體，培育具有正向效應的社會資本，凈化多維網絡關系。最后要重視協同治理中的互惠規范建設，充分發揮主體之間非正式互動機制的作用。詹姆斯·科爾曼認為互惠規范的存在，可以使行動的控制權從行動者轉移到其他人手中，行動具有影響他人的后果（積極的或消極的）。〔5 〕 （P201 ）通過主體之間價值認同、情感聯結、互補互助、利他行為激勵等，可以有效發揮協作互動機制中非正式機制對正式機制的補充和作用。
（三）加大共享因素供給，促進整合功能發揮。制度和信息技術等共享因素的有效供給，有利于整合功能的發揮與協同效應的實現。為此，一方面要強化制度的有效供給。一要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建設，促進制度之間的良性互動，為整合功能的實現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制度互動是影響制度有效性及協同治理目標實現的重要因素，相關配套制度的完善將為整合功能進而協同效應的實現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在宏觀架構上，既要促進多元主體之間橫縱向互動制度的銜接、配套，又要通過制度保障主體之間的正式互動機制與非正式互動機制的互補以發揮協同作用；在具體內容上，政府應營造有利于激發多元主體協同治理的外部環境，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體制和機制，如加大對協同治理創新的政策支持以及對多元主體協同成果的認定與保護等。二要提升制度本身活力，保證主體結構的有序性和協作互動的有效性。制度是多元主體協作互動的產物，制度的動態更新、日趨完備，有利于激發制度活力和改善制度績效。為此，應積極發揮協作平臺的利益協調功能，完善主體參與、談判溝通以及權責體系、監督、績效評估等制度建設，促進網絡關系結構的優化和協作互動機制的深化。另一方面，要重視信息技術的有效供給。信息技術是整合功能發揮的必要手段，通過引入計算機、網絡、廣播電視等信息技術，促使網內外資源的整合，拓展協同治理多元主體協作互動的平臺，促進組織之間的協作互動，改善溝通效果，優化組織決策。
參考文獻：
〔1〕王詩宗.治理理論與公共行政學范式進步〔J〕.中國社會科學，2010（4）.
〔2〕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張連國.治理理論：本質是復雜科學范式〔J〕.學術論壇，2006（2）.
〔4〕孫國強.西方網絡組織治理研究評介〔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