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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文化；傳承；教育價值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15-0076-02
關于文化的定義有很多，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定義更是眾說紛紜。梁漱溟先生說過：“文化是什么？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一個民族生活的樣法蘊含了這個民族在歷史發展中所沉淀的精神力量，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堅守的價值觀念。
一、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價值解讀
1.塑造學生積極的人生觀、價值觀，抵抗不良文化影響。在思想活躍的中國高校，正呈現出社會價值多元化的現象，這是時展的必然結果，是一種進步，但同時出現的還有一些只求標新立異、吸引眼球的聲音，對于社會轉型期青年價值觀的形成非常不利。隨著信息時代的不斷發展，置身于各類電子媒體中的大學生每天被來自社會的各種信息包圍，其中有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流思想，也不乏嘩眾取寵、博人眼球的眾多負面消息。這些信息用駭人聽聞的標題吸引人們的眼球，一幫缺少有效法律法規和道德約束的網民，在自覺與不自覺、正常與非正常的狀態下，傳遞著扭曲的價值觀。傳播學家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說道：“那些危險的無稽之談成了我們公眾話語的重要部分”[1]，他指出，媒介會于無形之中影響我們的文化，帶來一種娛樂至死的文化狀態。尼爾波茲曼寫下這些話的時候，正是電視逐步成為美國社會大眾媒體主流的時代，而現在的網絡媒體相比電視，對文化和價值觀的扭曲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南京的“彭×案”，由于各類媒體的不斷發酵，造成了極大的社會負面效應。對于人生觀、價值觀尚未成熟的青年人來說，這些信息新穎，有沖擊力，在瀏覽的過程中難免會失去自己的立場，受到感染和影響。中華優良的傳統文化洋溢著智慧光彩的哲學思想，講究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者愛人等，這些正面的人生觀、價值觀若可以深入青年人的思想，內化為他們自覺的“生活的樣法”，則可以幫助他們抵抗這個浮躁的網絡信息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因此，對傳統文化的研習有助于大學生端正思想，明辨是非。
2.構建健康、和諧、有底蘊的校園文化。校園文化是學校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綜合，是學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環境和文化氛圍。然而，沒有中華文化，談何校園文化，傳統文化為良好的校園文化提供了豐富的養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的儒釋道等多家哲學思想是校園文化建設中精神思想的重要來源。大學校園文化只有扎根于傳統文化的肥沃土壤才能健康、蓬勃地發展。同時，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勤勞、勇敢、熱愛和平、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對高校校園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校園文化是中華文化之下的校園文化，既體現青年的風采，又蘊含著中華文化的精髓。
二、中華傳統文化在高校的傳承現狀
1.大學生對于傳統文化的認知狀況不樂觀。筆者做了個問卷調研，問卷中簡單的三道有關傳統文化的題目沒有學生能夠全部答對。其中有一條關于孔子的哲學思想的選擇題，更無一人全部答對。從調研結果可以看出，很多學生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大多停留在中學階段的語文課本中。除了對儒家思想稍有了解，對于中國古代眾多璀璨的哲學思想知之甚少，甚至連上下五千年的朝代更迭也少有學生能了然于心。而這種不樂觀的認知狀態是浮躁的社會和應試教育為我們的學生帶來的硬傷。
2.大學生對傳統文化學習的熱情與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缺乏并存。雖然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知狀況不容樂觀，但可喜的是學生對傳統文化的學習熱情還比較高。問卷顯示，大部分的學生表示對傳統文化感興趣，愿意了解，希望高校可以多開設國學課，邀請專家開設講堂。
三、提升大學生傳統文化素養的可行性路徑
1.構建傳統文化教育傳承體系。對傳統文化的教育和傳承應貫穿一生的學習，在教育部2014年3月的《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中提出，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承，在大學階段，“以提高學生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自主學習和探究能力為重點”。也就是說，大學階段的教育主要是讓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精髓內化為當代大學生自身的人格修養。然而通過前面的調查得知，大學之前的教育階段，并沒有完成對傳統文化的教育任務，因此，學生還需要補課。
2.將傳統文化的傳承融入課程和教材體系中。大學階段的學生理解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都有著極大的提升，大學文化也更為開放，而且沒有了高考的壓力，學生在學習的重點和科目上具有一定的自。此時的學生思維活躍，接受力強，社會交往和社會經驗也相對豐富起來，面對這樣的學生，高校需要將傳統文化融入課程和教材體系，豐富講學的形式，一邊給學生“補課”，一邊在各類實踐活動中將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內化為學生自身的精神。
3.培養一支優秀的傳統文化教育師資隊伍。高校的文化教育不僅是停留在文化的表象教育上，更多的應該是文化的內涵教育，這就需要教師對文化具有認知度和認同感，教授時具有感染力、說服力。比如現在著名的歷史老師袁騰飛，他的歷史課受到很多青少年的追捧，他錄制的歷史類節目在優酷上有著超高的點擊率，這個現象不僅僅在于他本身具有極其豐富的歷史知識，更多的在于他靈活多變的授課語言，因此培養一支專業的傳統文化教育師資隊伍是傳承傳統文化的重要基礎。一方面，依托相關學科專業教師在全校范圍內開設與傳統文化相關的公共課，另一方面邀請知名教授來訪講學，為學生帶來思想的饕餮盛宴。同r，加強對輔導員隊伍的建設培養，讓輔導員教師成為傳統文化教育師資隊伍的中堅力量，將傳統文化教育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結合起來。
4.將傳統文化融入校園文化中。校園文化是高校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途徑，因此在校園文化的建設中要凸顯傳統文化內涵。（1）將傳統文化內涵融入校園物質文化。環境是無聲而又時時顯效的特殊課堂。[2]高校的物質環境，比如教室、實驗室、行政樓、心理工作站等，不僅僅是學生學習的場所，更重要的是學生進行文化交流的場域，因此在學校發展的過程中，將傳統文化的元素融入校園物質環境建設，營造溫馨有傳統特色的校園文化氛圍，可以感染熏陶學生，讓校園真正成為學生陶冶心性、正己修身的重要場所。（2）將傳統文化內涵融入校園精神文化。校園精神文化的形成是一個長期、內化的過程。首先，隨著信息時代的飛速發展，傳統文化的傳播不應“傳統”，應充分利用新媒體，搭建融入信息時代特征的傳播平臺，利用當代大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結合流行文化傳播知識。其次，構建傳統文化實踐體系，依托學生社團，開展多樣的以傳統文化核心價值觀為內涵的學生活動。在校園內不斷渲染傳統文化的氛圍，增強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同感，引導他們在實踐中深入理解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內化為他們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促使他們主動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人。
5.辯證地對待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包容地對待異種文化。中華文化深邃而博大，源遠而流長，傳承和發展是成長的兩個方面。傳承需要學生在歷史中去了解文化的形成過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傳承是對歷史的肯定，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發展。文化的形成都有其時代背景，文化的發展則需要結合時代特征，開拓創新，拓展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同時，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各種文化不斷碰撞、滲透、相互吸收，面對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沖擊，我們要放平心態，既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全盤肯定，正是由于文化差異的存在，世界文化才豐富多彩、生機勃勃。我們可以學習魯迅先生的態度：“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拿來，‘拿來’之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在傳承本土文化的基礎上，消化吸收外來文化之精華，使之融于中華文化之中，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這樣才能使中華文化枝繁葉茂，茁壯成長。
參考文獻：
1 陰陽之道的宇宙觀
“陰陽”是《周易》中用途廣泛的一對概念。在古代，陰陽本指日光照射的向背，在《易傳》中，“陰陽”上升為最高的哲學范疇，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或兩種性質，同時也是一種普遍的“道”。《易傳》中首次提出“一陰一陽之為道”，其中的“道”指萬事萬物的普遍本質及規律，也可被理解為最終的超越物質境界層面的一種現實，這樣就把一切事物與現象統一概括為“陰”“陽”這對范疇，二者既對立又統一，正是陰陽這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才促成了宇宙的無窮變化。在闡述了陰陽化生的道理后，進而用“陰消陽長”來揭示物質循環運動的規律。盡管天地萬物流轉變化相互交錯，但是追溯其本源，都是陰陽消長帶來的結果。宇宙的運行規律正是在陰與陽相互和合中加以體現，在“元”、“亨”、“利”、“貞”中不斷循環進行。此后宋學家把氣化學說與陰陽五行相統一，來構造宇宙生成理論，最后由王夫之以“和合”總結了這一思想，使得陰陽之道作為一種宇宙觀，貫穿儒家思想的始終。
2 和同之辨的方法論
“和”與“同”乃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相互對峙的一對范疇。其中，“和”是原本互不相同事物或互不相同方面之間的共存、補充與調濟;“同”是絕對的一致與同一，不允許任何不同意見和差異的存在。公元前的八百年，史伯便首次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肯定了“和”是事物得以不斷發展的內在依據，否定了“同”自身同一的并帶有排他性的價值。春秋后期，齊國晏嬰用調羹來喻“和”，以“相成”、“相濟”深化了“和”的內涵，并且將“和”運用到君臣間的關系上，同時也強調了“否可相繼”的重要性。孔子繼史伯、晏嬰其后，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針對實踐中庸而發，認為“和而不同”是“執兩用中”的說明，“和”是達到“中”的手段，也是“中”的表現形式，而“中”是“和”的最佳狀態。總之，儒家尚和去同的思想對于自然、社會以及人生道德實踐，都具有相當普遍的方法論意義。這種思想極力肯定萬事萬物都是多樣性的統一，主張對各種意見博采眾長，以此來促進文化的發展。“天下百慮而一致，同歸而殊途(《易傳系詞下》)”即是對“尚和去同”的具體說明「33]。這種和而不同的方法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3 知行合一的認識論
“知”與“行”是中國哲學中的一對極為重要的范疇，并且貫穿于認識論。先秦就有知行并舉的思想，《古文尚書》中更有“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說法，在《左轉》亦可尋相似之說。儒家傳統知行觀中，“知”特指道德層面上的知覺，是對人的心知的統一稱謂;“行”指道德實踐，是人行為的統稱。現代知行的含義較古代有了擴展，“知”指知識或認識，“行”引申為實踐、行動、踐履。中國傳統的知行觀主要從“知”與“行”的二元平行角度進行研究探索，關于知行關系的提出，最早見于《左傳》和《國語》，此后知行關系便成為了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一爭論或為“知行”輕重之爭，或為“知行”難易之爭，不過其問題的實質與根本還是“知”與“行”的先后之爭。知行問題經歷了從先秦初步的探討到西漢隋唐的低潮，再到宋元明清的重新活躍，最后王夫之綜合各家，提出“知行相資以為用”。知與行的功能、效果各異，但又不可斷然相分。知行相資是一個周而復始的發展過程，人們在“行”也就是實踐的過程中，由不知到知，知的程度也由淺入深。同時，知也應該不斷受到行的檢驗，行本就應是知的基礎。這種唯物主義知行觀，積極促進了認識論在正確方向上的發展。
4 中庸之德的道德觀
“中庸”一詞起源于孔子，孔子將中庸視為至德，即德的最高境界。后經子思著重闡發，中庸逐漸成為儒家最高道德原則。對中庸之道的把握需從其命名之義和內在涵義兩個方面入手。對“中”的解釋與對“兩端”的解釋是相對，“中”即中正、適中、合宜、無過且無不及之義。對“庸”的解釋大體有三義，其中最簡明之義為“用”義，因此中庸即用中。此外，“庸”還有“常”與“平常”之義。儒家典籍賦予“中庸”以“執兩而用中”、“用中為常道”、“中和可常行”的意思，但這三層意思又不是毫無關聯。關于“中庸”的內涵，考諸位先儒之說，見于下述三點:第一，過猶不及，源出于《論語·先進》，惟脫去兩端，無過無不及，方可入中庸之道，此可謂從否定的形式定義中庸。第二，執兩用中，語出《禮記·中庸》，意為把握對立的兩端，權衡以用其中，此為從正面規定中庸。第三，因時而中，簡稱“時中”，出自《禮記·中庸》，又見于《易·蒙·象傳》，“時”與常規、成見、原則相對，與權、義、損益等概念相通。“中”本是對于“兩端”而言之的，當“兩端”的情形發生變化時，“中”也必然隨著時間、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即表現為動態的“中”。此外儒家還認為，只有保持“中”道，天地自然與人類社會才會各安其所，達到一個和諧的狀態。“中”既是人們感知和認識事物的度，同時也是對待事物與他人的道德準則。《中庸》將持“中”的原則提升到“天下之達道”、“天下之大本”的高度，強調通過“中庸”的道德觀，去實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
種觀點：中國傳統文化有綿延數千年獨立、封閉發展的過程，對外來文
化具有一種極其強烈的排拒性，很難容納外來文化的滲入。筆者認為這
種看法是失之偏頻的。作為一種古老悠久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的
確具有保守和封閉的一面，但決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適當的程度。中國傳
統文化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多次積極吸收、消融外來文化的
過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展現出一種開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質，當然，
我們對這一文化在某些時期特別是近代表現的封閉性、保守性，也應有
實事求是的評價。
一
中國一開始便以富饒的東方農業大國的面目出現。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統的封建帝國以來，在經濟上形成了農業社會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結
構；在政治上，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結構和宗法等級結構構成了封建大
廈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領域，儒家學說在絕大部分時間內占據著封建意
識形態的主體地位，并和中國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來傳入中
國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渾然一體，它們作為中華民族文化（華夏文
化）的主體又和各少數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漸融合成為恢宏磅
礴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而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凝結、沉積為共同的
民族社會心理和文化心理，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準則、價值觀
念和行為規范。加上中國地處東亞大陸，東部和南部瀕臨茫茫滄海，西
北橫亙漫漫戈壁，西南聳立著有世界屋脊之稱的青藏高原。在這塊廣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國文化遠比周邊的所謂“四夷”先進，在相當長
時期內保持著傳統的文化優勢，整個東亞地區基本上處于中國文化的影
響之下（即所謂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國素有“天朝勝國，禮義
之邦”的美稱。即使與當時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國文化也毫不遜
色，甚至還更為先進些，從而形成較為強烈的文化優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這無疑會使中國傳統文化帶有保守和封閉的傾向。但是，只要這種文化
自身的優勢及其所賴以建立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來
文化的挑戰時，就不僅不會盲目排斥或窮于應付，反而敢于迎接外來文
化，并積極吸納和融合外來文化。一方面，它總是居高臨下地把外來的
文化因素認同于自身體系，要求外來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觀念和心理定勢為框架，來解釋、消融、改造外來文化因素，在
對外來文化的涵濡蘊育中模糊了對方的本來面目，最終使其失去原質；
另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在改變、消融外來文化的過程中，又盡量吸收
和消化外來文化的養料，來補充自己，豐富自己，使自己獲得新的發展
生機和活力。
因此，從秦漢到明清，雖然中國傳統文化曾與中亞、西亞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亞次大陸的佛教等
異土文化進行過長期的沖突和交流，但中國原土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的
基本風范和穩定的精神結構，并吸收和改造了異質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從未出現過類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斷，埃及文化因亞歷山大
帝國侵占而希臘化那樣的情況。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時期內取得一定的軍事優勢乃至政治優勢，但在文化上卻總是被消融。
從北魏到其后的遼、金、元、清，若干強悍的少數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統一過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樣的龐大強盛且持續時間
較長的，但他們在文化上卻往往被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學說奉為正統。因為這些“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統
治者，同漢族封建統治者一樣深知，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對鞏
固自己的政治統治，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是極為重要的，正所謂“儒
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
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1]因此，這些少數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與深深根植于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土壤中的漢族儒家文化相
撞擊時，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漸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
部分。也只有這樣，這些少數民族政權才能在較長時期內維持對中原的
統治，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的中原文化也就不會因漢族政權的傾
覆而出現歷史的斷層。
猶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體系中罕有匹敵。猶太人很長時間沒
有自己的國家，在寄人籬下、被異邦文化包圍的條件下，仍能保持著自
己文化的特質，使沒有祖國庇護的猶太文化頑強地生存和延續下來。但
就是這個猶太文化，在傳入中國后卻被以儒家思想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
化消彌于無形。宋朝時，開封曾有過很多猶太人，但現在他們后代的身
上再也沒有什么猶太文化的痕跡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猶太后裔，
也不愿承認。在開封現存的猶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懸“識得天地君親師，
不遠道德正途；修在仁義禮智信，便是至賢源頭”這樣的對聯，儼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個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顯赫一時，所向披靡，進入羅馬帝國，促成了羅馬家族制度的
崩潰。但是它于明末清初進入中國時，一方面未能撼動中國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體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從中國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綱常倫理；另一方面，中國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從歐洲傳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知識，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層面。這是因為此時的中國封建社會已
走向衰落，面對“西學東漸”，中國文化也相應失去了以往的優勢，因
此，它對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現為一種消極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來文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開放性的積極吸納的姿態。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這種封閉保守的傾向愈來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為壯觀的一次沖撞和交匯是佛教傳入中國。自公元
148年（兩漢之際），安世高東來譯經，佛教便開始傳到中國，以后逐
漸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時代達到鼎盛狀態，最后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
一部分。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中國原有文化對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現為對佛教文化的積極改造和吸收。
（一）中國原有文化對佛教的影響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國化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的歷史過程。
佛教傳入中國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漢時的佛
教多用黃老道術來解釋佛典，如用“黃老”來表達“浮屠”，用道家的
“道”來表達“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術”的一種。那時的佛
教宣揚的主要內容是“靈魂不滅”、“精神不死”之類，這改變了印度
佛教中的“無我”的原義，而與中國道教所倡導的“長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與貫通。漢末魏初，佛教在中國開始分為重禪法的小乘佛教
和講般若學的大乘佛教兩支。前者講呼吸守意，和中國道教的呼吸吐吶
之術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識”說成是“元氣（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認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質”，而
與“道合”，顯然是深受道術影響所致。
魏晉時期，脫胎于老莊思想的玄學本體論最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學而受玄學影響，如用玄學的本來思維方式來理解佛教般若學，把破除
本體實有的般若學改造為本體是根本、本體是實有的本無說，這樣就和
玄學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無為本”思想相一致。
東晉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日益廣泛，引起了佛教與中國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沖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沒
有一味拒絕佛教文化，而是在這種矛盾和沖突中不斷影響和改造佛教，
這促成了天臺、華嚴、禪宗等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時期的產生。它
們都是佛教為適應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以中國原有思想文化為主結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創立的。天臺宗引進儒家的人性善惡觀，宣揚去
惡從善，把佛教修持與儒家的道德實踐等量齊觀。它還吸取道教的煉氣
術，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從而與道教信仰直接相通。華嚴宗認為“
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又與魏晉玄學的“體用如一”的觀點有淵源關
系。而且，它還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納入佛教文化體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兩家的道德
規范相溝通。[2]禪宗更堪稱純粹的中國式的佛教宗派，它將繁瑣的印
度佛教教義化為簡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進了儒家的概
念來解釋佛理，如《證心論》中的“道心”，《壇經》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別是禪宗認為，佛心本有，不必念經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見性自悟，頓悟成佛，即“挑水砍柴，無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們知道，作為中國
固有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和作為一種宗教的印度佛教，兩者最顯著的差
別就在于，前者積極提倡在現實生活中實現“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內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濃厚的“入世”色彩和積極的進取精神；后者
則根本否定現實的人生和世界，追求與現實隔絕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種消極的“出世”的哲學。但是，禪宗卻在相當程度上肯定了現實生活，
這樣就破壞了佛教作為一種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設定的“出
世”與“入世”間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為天臺宗、華嚴宗特別是禪
宗是中國化了的佛教，因此它們在中國的影響最大，流行最廣，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據印度佛典，卻未能與中國原有文化傳統相結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論宗、唯識宗、密宗等則未能在中國產生多大影響。
轉貼于 在中國原有文化對印度佛教文化由淺入深地影響和滲透的過程中，
后者的本來面目逐漸發生了很大變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為兇神惡煞的
佛像，經過中國儒家倫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變成了中國人的面孔，
看起來慈眉善目，和藹可親。佛教本來主張“沙門（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羈絆，宣揚善男信女脫離君臣、父子、夫婦等關
系之網，在紅塵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脫，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卻逐漸變得禮事君王，孝順雙親，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時，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僅向皇帝行跪拜禮，而且聲稱“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當盡禮”。[4]隋唐以后，許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導的家庭禮儀來祭拜已故的祖師，建立如父子相傳一樣的傳法
體系。為了更好地與儒家思想相協調，一些佛教理論家還直接刪去了印
度佛典中論述父子、夫婦、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對其中一些與中國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東西則刻意發揮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經中一些講孝
的文字就被發展成《父母恩重經》、《目蓮冥間救母變文》等作品。佛
典教義如五戒等，也被證明與儒學的五倫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義詞，
孝道和佛門的善行趨于一致，以至出現了許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蓮池大師（云棲＠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雖萬行，
以孝為宗”，[5]“家有父母，孝順念佛可也，不必外馳聽講，家有經
書，依經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門！”[6]他要求僧眾事父母致敬盡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師長，尊兄愛弟。這樣的佛教教義實際上已背離
了印度佛教的本來內涵，而充滿著儒家綱常倫理觀念和人生態度。
（二）中國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為自身的一部分
中國原有文化在影響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時，也從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養料。因為，佛教具有儒道兩家所缺乏的宏遠精深的本體論和認
識論體系，從而蘊涵著值得儒、道兩家吸收和利用的“寶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體觀，“漸修”與“頓悟”合一的養身功夫，“
明心見性”、“返本復初”的心性觀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滲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層。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礎上，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宋儒們才建構起龐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學體系，即理學。如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萬川”這一重要命題，便是從佛典中的“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攝”及禪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來。理學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補，三教合一。可見，經過中國原有文化的
長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異域、異質文化的佛教最終成為中國傳
統文化的一個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從而使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
統文化體系更趨嚴密和完備，對維持和強化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社會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體系，發揮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輪回轉世”、“勸
人為善”的佛教教義強化了儒家行善和積德的倫理規范，“漸修”與“
頓悟”合一的禪宗修養功夫同理學的修養心性以體現“天理”的要求緊
密相連，佛教“普濟眾生”的主張又和儒學維持封建綱常倫理和彌合宗
法等級間的裂痕的宗旨達到了共鳴，而佛教的“虛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結合，起到了泯滅人們與現實抗爭的意志與
勇氣的作用，至于禪宗提出的在現實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張，則使
許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國平天下”完全統一起來。
三
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的這種吸收、消融外來文化的能力，保證了中國
歷史的延續性和民族心理結構的穩定，使中國傳統文化中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憂后樂的責任感，積極進取精神，愛國主義等優秀成分得
以延續和發揚光大，并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精神財富。同時，中國傳統
文化通過對外來文化的開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斷地補充和豐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當長時期內，保持著世界文化系統中的領先地位，并使中國文
化成為舉世唯一的雖歷數千年行程而亙綿不絕的悠久文化，創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跡。因此，我們在體認和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不應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斷歷史，把傳統視作一堆歷史的垃圾而全盤否定。
事實上，作為一種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中國傳統文化若沒有合理的和
積極的因素，絕不會在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會
造成那么深遠的影響！
但是，也應該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個大的文化體系一樣，中國傳
統文化既有它積極開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閉保守的一面。問題在于，在
某些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條件下，傳統文化中積極開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種社會經濟的政治條件下，消極保守一面又會突出出
來，如果說秦漢以來，中國傳統文化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吸納和改造外來
文化的開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優勢已逐漸消失，以及它
所賴以建立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基礎走向沒落的條件下，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就會受到抑制，甚至轉變為一種強
大的歷史惰性。
明清以后，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由盛而衰，在自然經濟基礎上成長的
維持封建社會政治秩序的傳統文化也開始走向停滯、僵化、沒落，特別
是近代以后面對大量涌進的先進的西方文化，中國傳統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納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閉保守
狀態，成為民族的沉重歷史負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許多仁人志士
越來越積極地向西方尋求真理，力圖振興民族文化，救國救民，但大多
歸于失敗。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由于理論學說在
中國的廣泛傳播并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古老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類文化發展的大道，開始煥發出勃勃生機。今天我們正在進行的
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表明，我們的國家
和民族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已經用開放的眼光，積極的態度加入世界
規模的文化交流與競爭中，已經能夠自覺地、有選擇地吸取利用當代西
關鍵詞：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型企業文化；終身學習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20-0033-02
知識經濟條件下成功的企業將是學習型組織，組織層面的學習行為越來越成為企業生命的源泉。培養企業的學習型文化，對企業的生存、發展以及競爭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傳統文化在組織建設以及學習修煉等方面都蘊藏著豐富的內涵，對于現代學習型企業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基本特征
“企業文化是企業全體員工在長期的創業和發展過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標、價值標準、基本信念及行為規范。” [1]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企業文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在企業文化發展過程中導入學習型組織的理論。學習型企業文化高度重視人的因素，既重視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又重視企業和員工的協調發展，旨在通過建立共同愿景，形成共同價值觀，激勵自我超越，以學習力提升創新力。與其他類型的企業文化相比較，學習型企業文化具有自身的明顯特征。
1.學習型企業文化強調學習型的思維方法。這些思維方法主要是系統思維方法和心靈轉向的自我超越，這是學習型企業文化源源不斷的主體創造來源。在這種企業文化中，企業組織成員從最高管理層到普通員工都能系統、全局、動態地思考與認識企業各種價值鏈，都能注重成員自身的反省與體悟，是對分割的、片段的、靜止的形式主義和經驗主義思維方式的超越。
2.學習型企業文化與組織學習具有密切的聯系。學習型組織是在知識經濟和信息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它所面臨的競爭更殘酷，唯有通過提倡終身學習、全員學習、全過程學習來提升組織的學習和創新能力，從而提升組織在激烈競爭中的優勢。因此，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顯著特征是普遍的學習。在學習型企業文化組織中，員工都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學習，不僅有一般意義上的知識文化、科學技術學習，而且更主要的是在進行修煉式的學習。
3.學習型企業文化重視組織成員的發展。在學習型組織中，人真正成為組織的中心，組織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利潤，為了資產增值，更是為了給每個成員創造一個能施展個人抱負、進行自我超越的環境。因此，我們說學習型企業文化更關注員工的發展，它比傳統組織更多地營造適合員工發展的組織環境，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本管理。
4.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一種鼓勵個人學習和自我超越的企業文化。倡導員工個人學習和鼓勵自我超越是學習型組織企業文化的基礎。在學習型組織中，學習包括三個層次，即個人學習、團隊學習和組織學習。其中，個人學習是組織信息獲取和加工的基礎。在學習型組織中，通過企業經營理念和價值觀的塑造，積極引導員工加強自我學習和能力提升，同時倡導員工樹立自我超越的精神追求，使企業全體員工在這種學習型文化的影響下，建立與企業愿景一致的個人學習目標，全心投入，不斷修煉，自我超越，將學習作為個人的終身學習。這樣，企業就以個人追求不斷學習為起點，引導形成學習型組織的價值觀和人文精神。
5.學習型企業文化是一種建立共同愿景的學習文化。員工學習過程要實現自我超越，必須將個人目標和組織愿景聯系起來，建立企業的共同愿景。企業文化中的共同愿景可以使組織成員的價值觀、工作和學習的目標趨向一致，激發出員工的創造力、進取心和信任感，有助于團隊學習精神的形成。因此，培育一種促進建立共同愿景和團隊學習的企業文化是學習型組織的使命，也是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重要特征。
二、中國傳統文化對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的啟示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與現代學習型企業文化具有諸多相通之處。現代企業在建立學習型企業文化的過程中，充分挖掘和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是一項非常必要的工作。
（一）中國傳統文化與共同愿景的建立
在中國古代，《孫子兵法》中指出，兵家的制勝之道，以“主孰有道”為首，所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 [2]在《淮南子》中，也有“上下一心，君臣同志”的論斷。可見，我國古代就非常重視共同目標的建立，并希望通過“上下一心”來強化組織的整體意識，激發組織成員的共同理想，從而形成眾志成城、摧城拔寨之勢。
共同愿景是組織中人們所共同向往的意象，包括組織的目標、價值觀和使命感。它是人們心中一股令人深受鼓舞和感召的力量，為組織學習提供了焦點和能量。共同愿景創造出眾人一體的感覺，并傳導到組織各環節中，從而引導人們團結協作、共同進退，提高組織的整體性和效益。共同愿景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理念，能夠喚起人們的希望，特別是內生的共同愿景，能夠在員工心中注入活力，促進員工素質和企業文化的提升。
共同愿景是建立在個人愿景之上的，個人愿景的力量來自于個人對愿景的關切和信心，共同愿景的力量同樣來自于組織成員對愿景的關切和信心。所以，共同愿景應該是人人衷心向往的愿景。在共同愿景下，每個組織成員都能自覺遵守組織的規章制度，從而達到精簡機構、效率提高的目標。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團隊學習的形成
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和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為人處世的原則。同時，“和諧”觀也要求人們傾力合作，精誠團結。“和而不同”揭示的就是不同特質的事物、不同特點的人之間，可以通過和合的方式，達成一個完整、和諧的存在。先哲們的這一思想與現代的“團隊”意識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另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強調“活到老，學到老”，“溫故而知新”，對于當今提倡團隊學習精神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所謂團隊學習，它是建立在“和諧”和“好學”的基礎上，是發展企業員工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的能動過程，它鼓勵人們相互幫助，共同學習，形成整體大于個體的學習效果。
學習型組織強調終身學習的理念，這是學習型組織最本質的特征。團隊學習是學習型組織的重要提升方式，也是一種增進團體智慧的過程。團隊是最佳的學習單位，它必須學會如何萃取成員的智慧和才能，確保整個團隊既具有創新性，又能協調一致地行動。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體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它不但可以改善團隊的搭配與和諧，減少組織成員內部的消耗和磨損，還可以共享知識，產生創意，使團體智慧遠遠高于個人智慧的總和，而且在復雜的問題上，能夠做到比個人更有洞察力，更為聰明。
（三）中國傳統文化與心智模式的改善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倫理本位文化，注重對自身的反省。如“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理念都首先要求端正自身心態，然后對他人進行判斷。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也一樣，員工們不能總以原有模式來觀察和分析世界，而應該不斷改善自己的心智模式，站在新的角度、采用新的思維方式來解決企業中的實際問題。
心智模式是指人們的思想方法、思維習慣、思維風格和心理素質的反應，是人們在長期的生活中的經歷的積累，包括社會道德倫理觀、世界觀、人生觀、社會閱歷和歷史傳統等。這些長期的積累導致不同的心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人們的內心深處。改善心智模式可以幫助我們避免錯誤，獲得成功。人們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檢驗心智模式的正確性，才能不斷改善個人的發展水平和方向，獲得進步和成功。
（四）中國傳統文化與整體思維方式的構建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傳統哲學提出的“氣一元說”、“陰陽五行學說”，甚至中醫理論提出的經脈論、脈象論等，本質上都是系統論。這些理論的目的就是要從整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是一種系統思考的方式。企業組織也是一種系統，是由一些部門、人員等相關因素所構成的有機整體。這些因素通過多種復雜的方式和渠道相互之間發生影響。系統思考的修煉方式，就在于要求擴大人們的視野，站在企業全局的角度理解企業面臨的各種問題，能夠顧全大局，從企業整體利益的角度處理面臨的問題和危機，找到持續有效的解決對策。
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結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系統思考，就是把需要研究的事物看作一個系統，分清其中的組成部分和相互聯系，并從總體的角度把系統中的人、物、能量和信息加以處理和分析。根據系統思考的方法，對管理要素、管理組織、管理過程進行系統分析，旨在優化管理的整體功能。對企業組織現實問題進行觀察、分析、控制和協調的時候，不能局限于細節和局部，而應該從全面和系統的角度來進行思考，以把握長期和近期、全局和局部、靜態和動態之間的關系。
（五）中國傳統文化與自我超越的實現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3]在孔子看來，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可以視之為個人思想道德的成長過程，以及個人品性的修煉過程。儒家所推崇的“為己”和“為人”的思想，注重“內圣”的追求，也是人格的完善過程，其目標是要達 到理想的精神境界。道家的修煉思想與儒家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道家中的代表人物莊子所追求的“逍遙”境界，就是要求人們擺脫各種名利的束縛，回歸人的本性，這本質上也是一種思想的自我修煉。
自我超越的目的在于創造。在現代企業管理中，自我超越的理念要求企業員工突破極限，通過技巧的精熟，戰勝自我，不斷進步，實現個人技能和人格的升華。自我超越把企業愿景作為驅使員工前進的目標。自我超越是個人成長的學習修煉，它以提高個人才能為基礎，卻著眼于更高的目標；它關注精神的升華，但又不局限于精神層面。自我超越需要人們全身心投入，不斷進行創造和超越，這是一種真正意義的終身學習。
由自我超越的員工所組成的企業組織，以個人的學習為起點，不斷向更高的學習目標前進，形成學習型組織的精神。學習型組織使組織成員從契約的關系中解放出來，即從工具性的工作，轉變成精神層面的工作，建立組織內良好的互助關系，充分發揮每個員工的潛能，提高每個員工的學習興趣，培養高尚的學習精神，從而促進學習型組織的形成。
參考文獻：
[1] 張德，劍平.業文化與CI策劃[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0.
關鍵詞： 禮品包裝 傳統文化 運用
二十一世紀，禮品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而且中華民族向來有禮儀之邦的美稱，所以禮尚往來在生活中越來越普遍了。任何設計都是在一定文化下參與、制作、展開和完成的，是歷史對文化的認可。因此禮品包裝中蘊含了或多或少的文化因素，營造出一種和諧、舒適的文化氛圍。其中傳統文化的因素占有很大一部分。傳統文化因素對其禮品包裝設計可以從材料、色彩、圖案紋理、印章及文字、古文及傳統元素的運用五大方面體現出來。具有強烈的渲染效果，也可以使送禮者和收禮者之間起到無聲交流的作用，以此表示對收禮者的尊重。
1.禮品包裝的起源及發展
禮品包裝起源于十八世紀末，經過了兩個多世紀的發展，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發展和改變。今天所說的禮品包裝設計并非單指某一特定的領域，它應是多元化、全方位的包裝設計類型［1］。好的禮品包裝的評判標準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包裝的形態和包裝所用的材料。現在所用的禮品包裝材料已從過去的天然材料、單一材料發展到現在的復合材料，包裝形態也是多種多樣的。只有抓住消費者的購買心理和設計出針對銷售的包裝，才能使中國的商品在國際的市場上贏得贊譽。
2.傳統文化因素在禮品包裝的運用
在當今社會中，禮品包裝上所運用的元素越來越多了。禮品包裝上的民俗文化因素的運用，有一種人情味、鄉土味、自然味，使禮品在包裝上更有親切感，提升了在包裝設計形象上對消費者的感召力。我們要尊重各民族之間的風俗差異，要設計出好的禮品包裝則要了解、認識不同風俗下燦爛的傳統文化背景。
2.1禮品包裝中材料的選擇
現代禮品包裝注重從自然材料的視覺、觸覺的感受中親近大自然［2］。這些自然材料對于現在的禮品包裝設計是極具益處的，這樣能使購買者感受到傳統的氣息。古代運用的包裝材料非常有限。天然的材料還可以挖掘出獨特的品質，如竹、麻繩和椰子殼、蘆葦葉、貝殼、葫蘆等，體現禮品包裝在材料上單純而又自然的風格，都對現代禮品包裝有極大的益處，此外還能使消費者及收禮人感受到濃郁的傳統氣息，倍感親切。
2.2禮品包裝中色彩的選擇
禮品包裝設計中色彩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一件商品給消費者最初的印象就是色彩。“遠看色彩，近看花”，色彩在視覺藝術中常常具有先聲奪人的力量，它是美感中最普及的形式，極易引起人的情感反應與變化［3］。民間色彩中有許多吉祥的色彩，如富貴紅、豐收黃、吉祥紫等，表面上都能喚起消費者的購買欲望，使消費者得到深層次的滿足和肯定。如喜慶禮品包裝大多采用紅色、代表吉祥的大紅燈籠、黃色紫色等純色使人產生興奮之感，從而產生購買欲望，非洲人采用的顏色都較為飽和度較高［4］等。在民俗文化禮品包裝設計上大多采用本國具有象征性的色彩，使消費者及收禮人看到這種象征性的色彩就能聯想到一種或某種產品。由此可見色彩在傳統的禮品包裝中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2.3禮品包裝中傳統圖案紋理的運用
在傳統圖案上，前人也留給了我們豐富的文化遺產，有些圖案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寓意［5］。在禮品包裝中無論是固定的圖案還是起著裝飾作用的圖案，都表達了人們心中各種各樣的美好祝福。對于傳統圖案的利用，首先要有深層次的寓意。如月餅盒上的月圓象征中秋人團圓，水果蘋果象征平平安安，中國結象征吉祥如意，還有吉祥神包括福、祿、壽三星，財神、喜神、灶王、月下老人等，是傳統觀念中幸福的使者［6］。并且在造型上具有完整性和對稱性，這是我國各民族相對保守的體現。還有一些紋樣也極具民族風格的傳統文化色彩，如青花紋、彩陶紋、青銅紋等。傳統的吉祥紋案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表達人們期盼吉祥幸福、追求和平富裕的共同心愿。
2.4印章及文字在禮品包裝中的運用
在禮品包裝的設計中，傳統因素的素材非常多。這就要依據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區域、不同的名族和不同的風俗習慣等，就要求我們必須認真收集資料、研究和整理。現在許多禮品包裝設計中經常會有印章和字體變形的傳統風格藝術的體現。不僅在外包裝上增加了商品包裝的美感，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品的文化氣息。
2.4.1印章在傳統禮品包裝中的運用
印章在禮品包裝中是一門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利用印章裝潢畫面，解釋說明特定的內容可以增加包裝的美感，成為畫面中一個重要部分，如運用到傳統的土特產品中。將印章運用到一些傳統的商品，用來增加民俗民風的美態，可以在禮品包裝上獲得更加理想的藝術效果，帶給人們視覺上強烈的沖擊。將印章運用到傳統商品的包裝上，和其他的設計元素相結合，往往能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2.4.2文字在禮品包裝中的運用
文字是信息傳達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文字是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它反映著國家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蘊，是傳統文化的精髓［7］。文字包含不同的字體，不同的字體給人們的感覺是大不一樣的。在禮品包裝中，文字和容器的造型共同營造了禮品的文化底蘊。當文字與圖形、色彩一起出現在包裝上時，作用則更多的是形式美。文字來源于圖像，所以文字具有高度的裝飾性，也具有濃烈的文化氣韻，消費者極易接受，因此結合不同的禮品包裝，把文字的變形運用到禮品包裝設計中具有很好的渲染效果。文字有著直觀表達信息的特點，很容易營造出一種傳統的文化氛圍。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優秀的禮品包裝上，在文字方面所花的心思是不容忽視的。
2.5古文及傳統包裝的運用
在包裝禮品設計中，古文和傳統的符號運用也可以加深其商品的鄉土味、自然味。在視覺構成元素上，古文和添加傳統元素，給禮品包裝新的生命力，同時使某些民族的消費者產生親切感，從而增加銷售額。
2.5.1古文在禮品包裝中的運用
古文就是古代漢族的語言，而沒有被翻譯成白話文的文言文，一般很少用于禮品包裝設計，只有在名貴產品、藥材或極具有傳統特色的產品才有涉及，一般只作裝飾性的文字，并未起到解釋說明產品的作用，但是其字體卻很引人，從而起到引導消費的作用。
2.5.2傳統包裝的運用
有些產品的包裝會別具一格，用來增加產品的文化底蘊。如我國民間應用極普通的“八角包”，是用于包裝各種土產、藥材、糕點，在飽滿的具體量感的斗方造型上附以小方紅紙，于是樸素的微黃粗糙的紙和紅紙搭配，一種喜氣便躍然而出［8］。在傳統禮品包裝中給消費者簡單明了的視覺信息，是各個民族長期生存和發展所積累的社會文化產物。利用傳統禮品包裝的商品是極具有民俗特色的，而這些土特產就伴隨著禮品包裝一同傳達給對方。
3.結語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盡管禮品自古就有，但是禮品包裝上所運用的元素卻是紛繁雜亂的，我們應該更多關注傳統包裝元素，不斷探尋那耐人尋味的傳統文化，尋求更多的未被發掘的傳統文化底蘊，從而合理地運用到禮品包裝設計中，增加其形式美感。不同的風俗，不同的文化特征，正是各個民族各個時代的精髓所在。我們要將這些民族文化的精髓合理利用起來。現代禮品包裝設計應汲取傳統藝術文化的優秀基因，在禮品包裝中很好地體現出在悠久歷史中形成的傳統文化和藝術特色，也使傳統文化借助禮品包裝傳播于世［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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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心理健康；傳統文化；心理學意義
中圖分類號：B8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4-0221-02
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日益激烈，壓力從幼兒園開始，求學、求職、下崗、戀愛、婚姻、家庭，各種人際關系，人們無法回避內心的惶惑、焦慮和浮躁。眾多因素導致近年來精神病發病率逐年攀升，心理健康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生活在現代，人們需要學會調適自己的內心，維持一個平衡的心理狀態，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近代中國，面對強勢的西方文明，錯誤地把我們的落后歸咎于厚重的傳統文化，將傳統文化和舊的封建制度混為一談，一起拋棄。然而，在敞開國門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們發現傳統文化依然是我們心靈的歸宿，精神的依托。積淀千年的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精神家園，有我們心靈渴求的陽光、森林和小溪。中國古代哲學的三大支柱儒、釋、道，為解決心理問題，提供支撐。以下從培育快樂心理、積極進取的心態、誠信三個方面分述之。
一、如何培育快樂心理
儒家通過對人性深刻的洞察而提出的克己、中庸、寡欲和豁達坦蕩的思想，在今天就成為有效的調節情緒的途徑和方法。
傳統儒學中適應農業文明所提出的等級制度，愚忠愚孝等陳腐觀念早已被“五四”反封建運動所摒棄。它的人道原則缺乏人格獨立和個性自由的內涵，往往到后來被演化成褻瀆獨立人格、壓抑個性發展的工具。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孔子對于人的社會本質有著深刻的見解，儒家理想的人格范型即使到今天依然如導航的燈塔，照亮人生之路，培育健康的心理。
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在于精神的舒適和，這種精神的享受超越了具體的物質形式，成為人的基本屬性，人不能沒有自己的精神家園，不能沒有一片屬于自己的寧靜的天空，堅定的信念，良好的修養能使一個人脫離低級趣味，成為一個高尚的人。失去精神家園的人，生活中就只剩下食和色了。儒家高揚超越物質的精神力量，這是一個人能克服現實困難為理想而奮然前行的動力。“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1]“衣敝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子罕》）[1]吃簡單的食物，睡簡陋的床榻，艱苦卻樂趣無窮；衣袍破舊者與衣著華貴者站在一起，而不覺得恥辱，是強大的內在力量維護了基本的心理平衡和人格獨立的。正如孟子所說的“充實之謂美”。現在正處在社會轉型期，許多人在無限的物質追求中扭曲了人格。道德敗壞，貪污腐化，侵吞國家財產，中飽私囊；不法分子制假販假，拐賣婦女兒童的現象屢屢發生，，走私販黃，種種不良現象令人痛心。造成這些社會問題的原因有很多，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歷史的、現實的，其他原因且不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傳統文化的衰落，導致社會人文素質的低下，乃至精神文明的建設滯后于經濟發展。
順應自然規律的人才有快樂，天、地、萬物都有自己的規律，認清自身發展的規律和自己的使命，在不違背規律的前提下尋求發展，否則，如果私欲膨脹，踐踏自然規律，必會影響自我的發展，破壞自我內心的安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至今對心理學、哲學、環保等諸多領域，依然有著深刻的影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
中庸的心理學意義是很明顯的，中庸是一種思維方式，思維方式的偏頗，是心理疾患形成的原因之一。凡事考慮程度，適可而止，才能保持常態，維持和諧，才能具備持久發展的動力，人的心理也是如此，過分執著于某種褊狹的狀態，便會失去心理的自然平衡，失去精神的自適感。平靜、快樂、放松才是正常的心理狀態，過于強烈的欲望必然帶來焦慮、不安，久之，導致心理乃至行為的失常。儒家強調中庸，“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民鮮久矣。”（《雍也》）“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不要空想、絕對肯定、固執己見、自以為是。這四方面相伴始終，空想是開端，脫離現實的空想必會導致主觀臆想，造成絕對肯定，固執己見，最后，自以為是，越發空想，形成惡性循環。為此，經過深刻體察，孔子提出克己寡欲的主張，“以約失之者鮮”（《里仁》）。因為謹嚴約束而帶來失敗的時候太少了；“不忮不求”（《子罕》）不嫉妒別人不貪求許多；“不尤不懼”（《顏淵》），不埋怨不恐懼，這種坦坦蕩蕩的胸懷正是現代人所追求的心理健康的標準。
二、培育積極進取的心態
儒學理想的人格范型，在加強內在修養的同時，充滿了以天下為己任，積極進取，高亢昂揚的勃勃生氣，有著很強的實踐性，對青年人有很強的感召力，無疑是一種心理健康的典范。“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述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泰伯》）具備了寬廣的胸懷和剛毅的品格的人才能擔當重任并永不懈怠，死而后已。孔子有強烈的文化使命感，希望自己的學說能拯救天下蒼生。桓魁想加害孔子，孔子說上天給了我這樣的品格，他能把我怎么樣？“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述而》）堅毅、頑強、自強不息的優秀品格二千年來鑄就了我們民族的靈魂，伴隨著一代代優秀的中華兒女為理想舍生忘死。
讀到蘇軾的鏗鏘豪邁的詞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赤壁懷古》）“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定風波》），和優美清新的《赤壁賦》“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很難體會這是剛剛經歷過烏臺詩案，幾乎喪命，“魂飛湯火命如雞”的蘇軾所寫，經歷災難帶著悲苦來到貶謫地黃州，字里行間我們讀出的是開闊博大的襟懷，羽化而登仙的超脫飄逸。他在《與楊元素書》中說“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進退得失，等量齊觀，青少年正處于人格的養成期，蘇軾面對挫折的修養，是最好的心理學教材。
當今全球化浪潮中，中華民族站在全人類的高度，在國際上與人為善，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這與我們傳統文化中的憂患意識、人道精神、克己利群等許多精神一脈相承。
三、誠信是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基礎
人的本質，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良好的人際關系帶來良好的心理狀態，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只能破壞自己的心境，反之，也只有良好的心理狀態才能建立起和睦的人際關系，選擇主流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遵循社會共同的行為規范，否則，只能特立獨行，脫離社會。良好人際關系的根本是有平和善良的心態，正如《論語?里仁》中所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仁”就是一種心理狀態，是建立良好人際關系的基礎，“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更是高貴人格的體現，儒家“仁義禮智信”的思想為人們建立起和諧的人際關系和生存環境。現代心理學認為，行為主義理論忽視思維和意識的存在，而心理學主要研究的是人的心理過程，強調潛意識的作用，認為人的根本心理動機受到潛意識的支配，而這種心理活動決定了人在生活中的行為方式。早在兩千年前《大學》就有論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為修身在正其心。”
道德缺失是引發精神病的重要原因，精神分析學派強調人際間的社會關系。而儒家文化強調道德作用，透過人的表面行為直指人性深處，認為真誠才能盡性，化育萬物，才能建立起和諧的生存環境，包括社會關系和自然環境。正如《中庸》所說：“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誠信是人性的本質，人們借此來與萬物相溝通。
品德可以修養身心，意念真誠才可以品格高尚。曾子在《大學》中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不真誠的人做不到仁愛對人，是體驗不到精神層面的快樂的，單純物質感官上的享樂，是暫時的，低層次的。仁愛就是要維護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關系，這樣才能得到別人的信任，一個人，失去了周圍人的信任，是做人最大的失敗。重承諾，守信用是做人的根本，孔子在《里仁》里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不隨便承諾，是怕自己做不到。
綜上所述，傳統文化積淀數千年，只有超越自身，去粗取精，與世界同步，才能煥發新的生命，融入新的時代。傳統文化的終極目的是完善人類自身，這決定了它兼容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西方文化倡導的個體自由，與改造自然等思想與傳統文化中群體和諧、天人合一等思想并不矛盾且相輔相成，在突破中兼容外來文化，傳統文化才能得到重構和發展。在傳統文化自我道德修養的部分中，培育快樂心理、積極進取的心態、誠信等方面影響了當代人品格的養成，具有心理學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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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o the Current People
JIA Yan-guo，HU Rong
（Xingtai Finance and Trade School ，Xingtai 054001，China）
關鍵詞:禮制;禮法結合;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
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6-0214-02
中國號稱是“禮儀之邦”,中國傳統社會往往被稱為“禮法社會”,毫無疑問,“禮”對中國歷史文化而言,其地位及意義都是舉足輕重的。禮是傳統中國的一種基本的社會現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構成部分,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亦有著密切聯系。
一、“禮”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歷史進程
在中國古代,最先出現的應該是禮,從“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中就可以看出最晚在夏朝,就已經有了禮,原始的習慣轉化為了具有約束力的禮法。西周創立了系統的禮制,“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可見法在當時的作用和權威遠遠沒有禮大。直到商鞅改法為律,確定了法律形式的名稱,秦律才開始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到了西漢時期,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由此,經過改造的儒家禮教逐漸成為指導立法和司法實踐的重要因素。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禮與法進一步趨于融合,在立法上也繼續標榜儒家思想,仍然有維護貴族官僚的法律特權。
中國古代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禮教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而且禮教也是評價和解釋法律的最高權威和最重要的依據。在唐朝制定的《唐律疏議》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一準乎禮”,也就是完全依照禮教,它大量地引用了儒家經典,如“八議”、“五服”等等,唐律的基本精神就是貫徹三綱五常的準則。
到了明朝,朱元璋制定了《大明律》,并且下令他的子子孫孫必須要嚴格遵守這部律典,若有大臣建議修改這部律典,就要按“變亂祖制”的罪名來處罰。一方面,它說明了古代的統治者越來越注重法的制定,但同時在另一方面,法中所體現出來的內容,仍然是極其維護禮,以禮為中心的。法在古代,逐漸地失去獨立性,也可以說是一種必然,為了維護中央集權制度,禮就必須融于法中。
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禮”的含義
在傳統中國,“禮”是一個含義廣泛、內容復雜,包容量榜大的概念。從“禮”的字義考察,“禮”字的古體字最早見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尚無規則、制度的含義。后來引申為祭神祭祖的儀式,所謂“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這種表現為原始習慣的禮,從而有了行為規則的意義,并與神權、族權相聯系。
其次,隨著父系家長制的宗族演變為奴隸制的國家,祭祀和軍事活動成為“國之大事”,以祭儀為中心的習慣準則隧具有政治制度和國家規范的性質。
再次,春秋之后,雖然隨著周禮的分崩離析,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和文化內涵的“禮”,其含義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如這時的“禮”,已經不是專指禮節儀式這種狹義上的“禮”,“儀’與“禮”相分離。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禮”的特點
“禮”作為治國之要,被視為維系統治的“四柱”(四柱即指禮、義、廉、恥)之首。“禮”作為一種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工具,其也具有自身的特點。
首先,內容的廣泛、具體,或者說社會性是“禮”的第一個特點。說它廣泛,因為它把政治、宗教、倫理、道德、軍事、經濟以及日常生活都納入自己的調整范圍,凡是社會生活所涉及的范圍,都是它所調整的對象,包括人與人、人與神、人與天的關系等等。
其次,以宗法為中心的“尊卑貴賤各有等差”的處理原則,是“禮”的第二個特點。“禮”所依據的規范意識是以家庭為本位的忠孝觀念,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禮”在整個封建社會的實行過程中,都是以等差性質表現出來的――即表現為妻對夫、幼對長、卑對尊、子對父、臣對君的絕對服從或“禮”讓。作為一種等級性,這在剝削階級社會中帶有共性,但是中國“禮”的規范又有它自己的特點,即這種等級性是建立在倫理的基礎之上的。
再次,義務性、倡導性、實踐性融為一體是“禮”的第三個特點。一般來說,社會規范有三種類型:一是禁止規范;二是放任規范;三是肯定規范。“禮”的規范所采取的是第三種形式,即肯定規范。這一種規范對規范對象在每一場合應該怎樣做都有明確要求。實際上是以義務為中心的。由于是義務為中心,在形式上,恭敬禮讓,誠信就成為實現這種規范的外在表現,即所謂“禮之用,和為貴”。這樣,“禮”實際上就具有了“實踐性”的特點。
最后,感化主義的“制裁”方式是“禮”的第四個特點。由于“禮”是積極、肯定的規范,是義務性的規范,“禮”的實施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教育過程,是一個“遷善遠惡”的過程。當一個人嚴重的觸犯了“禮”的規定需要國家強制力給予制裁的時候,“禮”所要求的仍然是感化主義。根據多種不同情況給予減免等等,就是在定罪量刑的時候,對犯罪的人給予“矜恤”,以實現“刑以弼教”的目的。
四、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禮法結合”現象
禮與法,是兩種性質不同,但又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社會現象。“禮法結合”并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條件,經濟關系以及階級力量對比關系的必然產物,也是中國封建統治者將本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基本途徑。
禮法結合的過程就是禮對法逐漸支配的過程,當“禮”絕大部分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時候,作為中國封建法的一種外在的力量控制法,而當禮法結合這個過程一旦終結,它則以一種潛在的力量支配著法,成了封建法體系的神經中樞。由此,禮與法形成了相互交融的關系。
首先,“禮”的綱要構成了法律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關系。儒家把傳統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概括為“五倫”。而五倫中“三綱”為要。于是,“三綱”被傳統封建法律作為基本的社會關系加以調整。
“三綱”的法典化就把政治紐帶和血緣紐帶緊緊地擰在一起。使“親親”、“尊尊”水融,從而使社會各個成員的法律地位固定化,責成他們各安其分,不得超越。
其次,“禮”的教條成了法律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則。“禮教”教條的制度化,對于鞏固“三綱”,保護封建統治的基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進步因素。但是這些原則最終是服從專制統治的需要的,一旦涉及直接動搖封建統治的反逆罪,這些原則就一概不適用了。這恰好表明了“禮法結合”的實質。
再次,禮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根本大法。唐律開宗明義的寫道:“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種“德主刑輔”、“刑以弼教”的思想,成為歷代統治者所謂“治國大綱”。而且大量的立法、注疏以及司法審判活動都可以證明“禮”在實質上是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的根本大法。
通過上述分析,簡單地介紹了一下禮的歷史、含義、特點及其與法律的緊密結合,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古代,法總是與禮相聯系在一起的,古代的律,是以儒家學說為指導,同時倡導出禮入刑,禮刑結合。由此可見,中國的法與禮,是有著極深的淵源的。中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也可以概括的說是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不斷演變關系。中國古代的禮與法,在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這是道德的法律化;而在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使道德的職能,這是法律的道德化。它們是同一種事物的兩面,因此既有共同的表現,又有著不同的影響。
在中國的古代,禮與法就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樣不可分離,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恒的話題。人類的法制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中國古代這種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的思想很特別,但我覺得如果實行得當,確實是一種很好的人性化的法,法的高境界就是實現道德化,我們的古人已經想到了,我們今天的法制建設或許也應該從中吸取一點經驗,建立更完善的法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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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生態文明 傳統文化 理性認識
生態文明理論作為一種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興理論或學說，自大工業之后，逐漸被人們提出和關注，逐漸成為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在中國，這一理論或學說，引起我國政府和學術界關注的是在20世紀末，當初所爭論的焦點是：解決溫飽與環境關系的問題，爭論結果大體上取得一致性觀點，就是不走西方發達國家走過的老路，接受可持續發展道路理念。十七大報告首次把建設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報告，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要求之一。可持續發展是指滿足現代人的需求以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求的能力。
黨的十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生態文明建設其實是把可持續發展提升到綠色發展高度，就是不給后人留下遺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態資產。
自此生態文明已由一種理論觀點上升為國家制度，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特別是我國在全面小康社會邁進的關鍵時期，處理好社會的發展與自然環境關系問題尤為重要，關系到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但是，生態文明作為一種理論，一種制度，至今仍沒有一個公認的概念，眾多學者在不斷探尋中，其中不乏中國學者，也在孜孜不倦探尋生態文明的理論基礎和發展歷程，試圖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釋和答案，其現實性和緊迫性就不言而喻。
一、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倫理思想解讀的表現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國學者在探尋生態文明的理論淵源時，理所應當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探尋，中國傳統文化體現出的環境倫理思想為解決現代社會的環境問題提供了思想依據。眾多學者試圖通過闡述傳統文化中的環境倫理學思想的內容，以說明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為現代社會政策提供了行動準則，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大致有以下幾種理論觀點：
1.中國古代環境倫理思想的主題――尊重生命，兼愛萬物。中國傳統文化主張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兼愛萬物的倫理原則，在尊重自然的一般前提下，尤其強調愛護生物，尊重一切生命的價值，并以此作為衡量人的行為善惡準繩。《周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儒家以“仁”作為其倫理思想的核心，道家主張生命的平等，佛教主張“不殺生”。
2.寡欲節用，珍惜自然資源的傳統美德。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珍惜自然資源的倫理準則。孔子提倡：“節約而愛人。”（《論語?學而》）意思是：節約費用，愛護人民。荀子主張：“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道家提倡“少私寡欲”。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名與生孰親？生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恥不殆，可以長久”。
3.天人合一，以和為貴。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既貴為萬物之靈，就要遵循自然規律，同時在天地萬物生生不已的運化過程中附有特殊的使命。儒家學者在《中庸》一書中指出：“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二、傳統文化的中生態倫理思想探究對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的價值
隨著現代生產力的高速發展，使人類對生態系統的需求急劇增加，致使人類不斷地大規模地向大自然索取，導致當前社會出現一系列的生態環境危機，如何克服這種危機，是當前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黨的十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提出“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尊重自然，是人與自然相處時應秉持的首要態度，要求人們對自然懷有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界的一切創造、一切存在和一切生命。順應自然，是人與自然相處時應遵循的基本原則，要求人們順應自然的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保護自然，是人與自然相處時應承擔的重要責任，要求人發揮主觀能動性，在向自然界索取生存發展之需的同時保護自然界的生態系統。這些措施是對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國經濟建設指導方針，是國策，也是一項影響是深遠的偉大實踐活動。所以，對現代生態文明倫理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沒有科學理論作為指導，就沒有科學的實踐活動。生態文明建設同樣如此。
英國學者李約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保存著內在而為誕生的最充分意義上的科學。在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寶庫中，探尋關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理念，對理解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的是有益的。從十提出的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看，就其實質，提倡的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觀點，就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尊重生命，兼愛萬物；寡欲節用，珍惜自然資源；天人合一，以和為貴思想是相通的，或者是近似相同的，可見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了許多生態倫理思想，對構建現代生態文明理論是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礎。
三、理性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中生態倫理思想
黨的十八做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決策，生態文明觀念要在全社會牢固樹立。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本轉變，是我黨發展理念的理論升華。生態文明觀點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研究生態文明已成為熱門話題，大多數學者都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解決當今的生態問題，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但有些學者提出疑問：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對現代生態文明理論的影響究竟有大？甚至有的學者直接提出：中國古人根本就沒有認識到生態平衡問題，有些思想能沾點邊，有些觀點就是以中國人自吹自擂的心理可以牽強附會。但這些觀點的出現，并不是否定中國傳統文化對當今的影響，也不是要否定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的價值，問題出在中國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傳承上。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解決多個問題：
1.從傳統文化的產生的基礎看，中國傳統文化，說到底，主要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是封閉的生態環境條件下，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的產物。古代社會創造的傳統文化，盡管輝煌燦爛，但受到歷史條件的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弱點和不足一樣，其中就包含生態倫思想，古代的人們產生對自然的關注，是在在生產力相對低下時，是人類曾崇拜自然、畏懼自然的表現，其目的是期盼風調雨順，取得農業的好的收成，過上富足的好日子的樸素的、善良的愿景，因此這一因素在今天探究傳統文化時，看來是被忽視，當時的人們還不可能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系，起碼在認識的程度上沒有今人認識得那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