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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允價值；公允價值計量；運用
中圖分類號：F275.2 文獻標識碼：A
1 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理論問題
1.1 會計準則中公允價值計量的體系
我國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中把公允價值定義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從理論上看公允價值應是現實條件下所能找到的最理想的交易價格,是最貼近商品真實價值的交易價格。從定義的角度確定公允價值需要滿足的條件有：（1）完全的市場；（2）交易雙方處于完全競爭市場環境，地位平等，不存在相互關聯的關系而且任何一方不能處于明顯的弱勢（例如出現財務困難、處于清算期或市場的弱勢等）；（3）市場信息的充分共享。另外，公允價值的意義中還隱含著：①公允價值的時間性：需要會計根據公允價值的變化及時的修改調整賬面價值；②公允價值應當對資產、負債等會計要素全面進行計量。
在《企業會計準則》中沒有對資產、負債的公允價值如何進行確定進行全面的規定；另外，關于公允價值計量的資產和負債如何在賬面進行公允價值調整、如何在報表中反映和披露也并未做詳細、系統的說明。例如：（1）投資準則中（權益法）要求投資企業按被投資企業可辨認凈資產的公允價值及投資比例確定初始投資成本。按照《企業合并》準則可辨認凈資產的公允價值應是資產的公允價值減去負債的公允價值，其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確定中存在幾個問題：首先，資產整體的公允價值應是否能等于各單項資產公允價值之和。其次，各項資產的公允價值應采用什么方法確定，以及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中都沒有規定。（2）在權益法下，對于長期股權投資后續計量中規定，投資賬面價值卻要求根據被投資單位所有者權益變動相應進行調整，這與用被投資企業凈資產的公允價值進行投資的初始計量有出入，會造成前后計量標準不一致。（3）有關長期股權投資披露的內容規定，應披露：子公司、合營公司和聯營公司清單和當期的主要財務信息；受限制的情況；當期及累計未確認投資損失的金額；或有負債的情況。按照準則只需披露被投資企業及相關賬面信息，沒有披露被投資企業凈資產公允價值確定方法、確定金額及投資企業長期股權投資計價金額。IASC則規定在會計報告中應當披露投資計價金額的確定等有關計價的內容。這些缺陷，都影響公允價值計量的運用。
1.2 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不能成為獨立的計量屬性
IASC討論規定會計要素有四種確認計量基礎：歷史成本、現行成本、可變現凈值、現值。在我國關于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在學術界還有很多的爭論，筆者認為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并不能獨立的為一種計量屬性。因為只要條件適用、計量方法得當，歷史交易成本、現值、重置成本、現行市價等其他的計量屬性都可以表示公允價值。因為在理論上公允價值可以表現為不同的計量形式，如現在按公允價值成交的成交價格，隨時間的推移就成為了歷史成本；未成交的、估計的公允價值是在假設市場的基礎上運用成本法、現值法、市場比較法估計的公允價值，因此公允價值又可以表現成為可變現凈值、現值、重置成本等等。所以公允價值獨立的成為第五種計量屬性并不合適。這樣容易造成誤解和概念的混亂，不便于公允價值的理解和計量。
2 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技術問題分析
現階段我國運用公允價值想要達到理論要求的真正的公允價值，還存在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2.1 完善的市場尤其是完善的金融市場不存在
完善的市場是根據定義確定為公允價值的先決條件。我國現階段市場基本成型但是還不能說的上很完善，那么雙方交易形成的價格就很難說是公允的。在交易時，即使形成的交易價格即使是雙方自愿的成交價，也會因雙方地位、信息等的不平等損害公允價值計量的準確性，并損害會計報告的信息質量。尤其金融市場與資本市場尚在培育中，金融市場中的利率不能反映資金的市場價格，從而影響資產現值的計量。另外，由于市場監管不到位、法律法規不健全、缺乏行之有效的懲罰措施，給企業或管理層操控利潤帶來可乘之機。
2.2 公允價值的計量方法難統一，存在操控利潤的空間
根據評估原理，公允價值估計可采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在具體準則中定義計量方法時，并未做出明確的指導。例如：《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準則中對存在活躍市場的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應以報價確定公允價值會計；不存在活躍市場的，企業應以估值技術確認公允價值。現在對資產估值基本的技術有：現值法（收益法）、市場法（市場比較法）、期權定價模型、成本法等。另外還有一些具體準則中根本就未對公允價值計量方法作出規定，因此會計人員可以根據技術掌握程度、信息掌握程度進行專業判斷、選擇不同的方法，這就會給計量公允價值帶來利潤操控的空間。
2.3 公允價值計量技術的操作難度大
公允價值計量是運用公允價值的核心，根據原理，如果該資產存在活躍市場，則該資產的公允市價即為公允價值。如果該資產不存在活躍市場，但與該資產類似或同類的資產存在活躍市場，則該資產的公允價值應比照相關類似或同類資產或負債的市價調整時間、區域、功能等因素予以確定。如果該資產和與該資產類似的資產均不存在活躍市場，則該資產的公允價值可按其所能產生的未來現金流量以適當的折現率貼現計算的現值評估確定。使用同類和類似資產的公平的市場成交價格需要對區域因素、時間因素、功能因素、成新率因素、交易情況進行調整。現值則需要正確地區分資產、資產組未來現金流量，并準確的估計每年的利潤和折舊則；需要正確地選擇折現率；還需要量化風險也就是需要在考慮不同資產或資產組的特征、市場變化前景的預測，或通過調整無風險現金流量，或通過調整無風險利率的方法進行計量。
面臨眾多不確定性因素的量化問題，估值技術及專業判斷都比較復雜，不宜會計人員操作，估值的結果會因操作員個人的因素而產生差異，降低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可比性。
2.4 現階段會計人員的素質普遍偏低
公允價值在很大程度上要求預測或根據市場條件、環境進行判斷和調整，公允價值要求實時的反應瞬息萬變的市場情況。因此，增加了人為主觀性因素，需要會計人員具有很高的專業判斷能力。從公允價值的運用推廣的技術方面看，又需要會計師具備優秀的財務管理知識、專業運用能力。我國現有的會計從業人員從其掌握的知識結構看，大部分以會計核算知識為主，包括部分具有注冊會計師資質的高素質人才，其現有的知識也是以會計核算知識為主，這使得真正具有職業判斷、財務管理能力的會計師屈指可數。會計師整體綜合素質不高，直接影響職業判斷的水平，制約公允價值會計的使用效果。而現階段我們國家會計隊伍中大部分會計沒有接受相關的訓練，這就要求他們就必須接受專業的訓練或者在必要時必須借助資產評估師的工作，完成對資產、負債公允價值的初始計量、后續的計量。這樣往往會大大增加計量成本。
參考文獻
[1]朱萍.資產評估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論文摘要】 股權分置是指中國股市因特殊歷史原因和特殊發展演變中A股市場的上市公司內部“兩種不同性質的股票”形成的“不同股不同價不同權”的市場制度與結構。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分置是我國特殊國情下的產物，既不利于入世后我國證券市場與國際市場順利接軌，也不能很好地體現市場公平的原則，資本市場資源優化配置功能得不到有效發揮。本文立足于我國資本市場的現狀，闡述了股改對我國資本市場的影響，并對今后中國如何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提出建議。
1 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現狀
2005年4月開始的股權分置改革使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長期以來利益分割的局面得以糾正，理順了市場定價機制，從制度上消除了市場股份轉讓的制度性差異，對恢復資本市場功能并由此推動資本市場全方位改革具有歷史性意義。
目前，我國資本市場按融資方式和特點，可分為股票市場、中長期債券市場和中期信貸市場；交易品種從單一的股票逐漸發展為以股票交易為主，包括債券、投資基金、可轉換債券以及權證等多種金融工具。但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仍相對落后，與發達的資本市場相比差距還很大，特別是企業通過股市所籌措到的資金比例還較低，與龐大的銀行中長期信貸市場相比尚微不足道，有待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2 股權分置改革對我國資本市場的影響
2.1 資本市場的定價功能將得以恢復和完善
資產的定價功能是資本市場推動存量資源配置的基礎，也是重組、并購活動有效進行的前提。在股權分置時代，人們常說，中國資本市場是個“投機市”、“炒作市”，人們重視運用“凈資產”這樣的則務指標來評判資產價值的高低，因而有資產轉讓不能低于凈資產這樣的規定。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資產估值的核心理念將從“賬面”轉向“市場”，從“過去”轉向“未來”。可以預見，隨著我國資本市場雙向交易機制的建立，我國資本市場的定價功能將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2.2 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將得以改善
在股權分置條件下， 由于非流通股與流通股的“不同股不同價不同權”，導致了兩類股東的收益函數的不同的，資本市場的投融資功能被嚴重扭曲。股改將從根本上消除兩種股票之間的差別，實現“同股同價同權”，進而使兩類股東有共同的利益平臺和收益函數，共同關注公司的經營狀況，獲取由公司良好業績所帶來的分紅派息和二級市場收益。這將使資本市場正常的投融資功能得以恢復，同時改變現有股東的利益格局，從根本上減少大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的公司治理問題。
2.3 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得以提高，市場化趨勢更加明顯
股權分置時代，資本市場的資產價值變動與實體經濟變動基本上沒有什么正相關性，改革完成后，市場對實體經濟反映的敏感度會有所提高“，政策市”的烙印會隨著市場功能的完善而慢慢淡去。資本市場與實體經濟的關聯度會得到改善，中國資本市場會呈成長狀態。
2.4 市場投資理念會發生重大轉變，股票投資價值得到提升
在股權分置條件下，由于流通盤較小及投資者獲利渠道單一，股價較容易受到投機和政策等因素的影響，不能有效地反映實體經濟運行情況。股改后，實體經濟的運行情況對市場的預期和股票市值的影響將逐步加大，“價值投資”、“以市場預期為導向”等投資理念將越來越多被市場所采用。且隨著優質企業的大量上市，市場將發揮“良幣驅逐劣幣”的功能，淘汰大量的弄虛作假的劣質上市公司，提升整體上市公司的質量，從而使我們的證券市場更具有投資價值。此外，股改還將催生重組機遇，擴大并購規模，使市場邁向法制化、規范化、制度化。
3 股權分置改革后如何完善我國資本市場
3.1 有針對性地完善市場監管體系，強化市場監管
首先，必須積極研究和適應市場環境的改變，不斷改進監管理念、監管模式和監管內容，為資本市場持續健康發展創造良好條件。其次，有機結合信息披露和行政審批的監管方式，并隨著市場化改革進程的深入，進一步加強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加入信息披露監管，探索推進信息披露監管創新，增強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和透明度。同時，逐步建立立體化、多層次的監管體系來強化市場監督。
3.2 加強前瞻性研究，探索資本市場的發展規律
我國資本市場逐步摸索出了一條政府與市場有機結合，以市場化改革為契機調動市場各個方面力量共同推動市場發展的道路。應在總結和探索的基礎上加強前瞻性研究，逐步完善市場機制逐步，使我們有條件和有可能對中國資本市場的未來發展進行戰略性規劃。
3.3 進一步簡化各種行政審批程序，大力推動市場創新
積極營造公平、競爭和有效的創新環境，在風險可控、可測、可承受的前提下，培育市場創新體，豐富投資產品和交易方式，不斷推出適應市場發展、滿足投資者不同需求的金融衍生產品、結構性產品、固定收益產品和資產證券化產品，從而調動市場積極性，提高市場流動性，增強市場活力。
3.4 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誠信建設
多渠道、多層次、多方位開展投資者教育活動，加強投資者金融知識的學習和風險識別能力的提高，并逐步強化風險自擔的意識，樹立科學的投資理念，形成真正成熟的投資者群體，進步促進健康的股權文化的形成。要始終貫徹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強化市場參與主體的誠信義務和責任，將誠信作為資本市場的行為規范.
參考文獻
一、房價與各項影響因素的關系
影響房價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歸納為三類：基本面、資金面、政策面。基本面是房價中長期走勢的決定因素，影響趨勢和方向；資金面對房價漲跌產生直接作用，影響振幅和波動；而政策面則是通過財政、貨幣等措施，改變經濟運行的環境，從量變到質變來改變房價的趨勢。
1.基本面
筆者將中國以及美、日等國家的房地產市場與宏觀經濟指標進行歷史數據的相關分析，可以發現，房價與GDP、CPI、PPI、股市、城市化率等指標均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房價與GDP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且為雙向因果關系。一方面，房價的上漲及上漲預期將帶來更多的房地產開發投資，拉動建筑、金屬制造、機械設備、水泥、家電、裝修等行業的發展，有效解決社會就業，對經濟增長產生乘數效應，G DP隨之增加；另一方面，GD P的上漲反映國民經濟的成長，通貨膨脹將帶來資產價格的提高，反過來促進房價的上漲。
房價拉動CPI漲跌，CPI傳導到PPI；而 CPI、PPI所代表的物價和通脹水平又反過來影響房地產開發的人工、建材、設備的成本，但從房價占CPI比重（中國此前CPI構成中居住類權重僅為13%，而美國是42%）和建安成本對房價的敏感性（歷史上建安成本漲幅遠小于房價漲幅，且建安成本變動對利潤的敏感性不大）兩個角度看，房價與CPI、PPI并沒有顯著的因果關系。從先后順序看，房價變化領先于PPI，PPI領先于CPI。
房價波動滯后于具有經濟晴雨表的股市。從相對趨勢上看，兩者大致有1年左右的時間差，如萬科A股的股價分別在1998年、2002年、2005年展開一波上行，而房價指數則在1999年、2003年、2006年出現加速上漲。
房價的上漲有賴于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新增城鎮人口所產生的住房需求增加，從1979―2009年30年間平均每年新增1450萬城鎮人口，這是支撐剛性需求不斷增加的根本因素。雖然兩者的增長趨勢相同，但由于房改起步較晚，較長時間序列的回歸分析反而發現兩者相關性不強，但從2004年起出現一定正相關。
2.資金面
房地產是投資額最大的資產之一，已成為大部分資金的蓄水池，其價格水平的變化與資金面的松緊關系密切。影響市場上資金量多寡的因素有貨幣供應量、利率水平、貨幣匯率等。
房價與貨幣供應量（M 2）息息相關，但沒有嚴格的線性函數關系。中國保持了30年平均22%的M 2增長率，M 2所體現的是整個市場的資金量 和購買力大小，這為房產等資產價格的走強提供了有力支撐。筆者發現，一般M 2出現較大波動后，房價也會有相應變化，時間差大致是6個月到1年。
房價與利率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從供求角度看，利率提高導致購房者貸款還供壓力加大，有效需求受到抑制，供大于求導致房價下跌；從資產估值的角度看，在中國占有很高比重的期房銷售，實質上是未來房價按社會平均收益水平的折現，但銀行基準利率的提高會導致房產折現值的下降，即房價下跌。
房價上漲并非因為匯率變化，但匯率在房價趨勢形成后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中國保持了10年相對穩定的匯率之后，于2005年開始匯改，此后美元兌人民幣中間價一直下降，期間房價則穩步上漲。人民幣升值預期誘發了外資的涌入，推高了國內房價。
3.政策面
中國房地產市場發展是典型的政策市，受政府調控影響十分顯著。除了金融危機之后，政府為了救市出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以外，大部分時間里以抑制房價過快上漲為基調，尤其以2011年為最盛，出現了“限購令”、“限貸令”、“限價令”三大政策的疊加。
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促進投資、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市場資金成本，也促進了推動房價上漲各項因素的形成和增強；房地產行業的優惠和扶持措施可以通過增加有效需求來活躍市場（如降低首付比例、交易稅費減免等措施可將原本并非有效需求的潛在購房群體激活，成為新增需求）。反之，亦然。
二、房價由供求關系決定
通過對基本面、資金面、政策面影響因素的梳理，可以發現，所有因素的變化最終作用于市場的供求雙方，導致房地產市場的供求關系發生變化，從而最終引起房價的漲跌。因此，筆者認為供求關系就是房價形成機制的核心，是決定房價的內在動力。以下僅對房地產市場中的住宅市場作一簡要闡述。
1.住宅需求
住房需求包括三個方面：剛性需求、改善性需求、投資性需求。
剛性需求，取決于新增城市人口與人均可支配收入所形成的購買力。城市化進程中持續增加的城鎮人口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將是剛性需求的有效支撐。但在經濟蕭條時，城市化進程的放緩與收入水平的減少則會抑制需求的增加。
改善性需求，取決于當地的人均面積、戶均套數、富裕程度。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有改善住房條件的需求。一旦房價過高，將抑制改善性住房需求。
投資性需求，符合“買漲不買跌”的資本逐利本性。房價存在上漲預期時，資本涌入；房價存在下跌預期時，資本撤離。資本具有加速房價趨勢形成的作用。
2.住宅供給
住房供給受兩個環節影響，一是土地供給，二是房地產開發投資。
中長期看，土地的經濟供給彈性很小，特別是國家對18億畝耕地的嚴格保護，使城鎮建設用地相對稀缺。短期看，地方政府的年度供地計劃安排將影響未來1～2年內住宅用地的供應量。
土地的供給只有經過房地產開發，才形成住房供給。房地產開發投資減少，或開發商有意囤地，均可能造成住宅供給的減少。
3.供求關系決定房價走勢
上述的需求量和供應量的變化和相互關系，將最終決定房價的漲跌和方向，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四個基本觀點：
第一，房價漲跌由商品房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供不應求時價格上漲，供過于求時價格下跌”的經濟原理也適用于房價，但由于房地產涉及面廣，商品房供求同時受多種因素相互影響和制約。財政、貨幣等調控政策通過影響供求關系來調節市場價格。
第二，房價上漲或下跌趨勢形成后，資本的涌入或退出將起到助推作用。房地產本身具有消費品和投資品的雙重屬性，作為消費品，買跌不買漲；作為投資品，買漲不買跌。由于投資品的屬 性，資本在投資、消費兩個環節起作用。在房價處于上漲趨勢中，資本的進入加速房價的上漲；在房價處于下跌趨勢中，資本的撤離加速房價的下跌。“地王”、“炒房團”都是資本逐利的表現，都是“火上澆油”和“落井下石”，起著加速、助推作用。
第三，房價拐點的判斷有賴于底部和頂部的確認。到達底部時往往表現為成交清淡，而從底部崛起時則伴隨著成交量的大幅增加；到達頂部時往往有價無市，而從頂部下跌時也伴隨著交易的活躍。
第四，房價波動有周期性，階段性的高點和低點可以通過供求關系進行簡單判斷。假設供給量短期內較為確定，那么在房價下跌過程中，剛性需求決定房價下跌的底部；在房價上漲過程中，投資性需求決定房價上漲的頂部。
三、如何進行房價研判
由于影響房價走勢的供求關系受到宏觀經濟、城市化進程、收入與稅費政策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特別是在中國，政府干預的影響更為突出。單純地進行某些指標的回歸分析，難以構建出一個有效、實用的房價預測模型。通過供求決定房價的四個簡單法則，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場的一般規律，但若要對房地產市場的趨勢進行研判、特別是對房價拐點的把握，還需在房價預測的具體業務工作中，注意三個要點：
一是注意市場范疇的不同，如全國市場的整體走勢與地方區域市場的不同，住宅、商鋪、寫字樓等不同產品的供求關系不同，普通住宅與高端公寓等細分市場的不同。不同的市場范疇，影響房價形成的因素也有很大的區別，需分門別類地進行研究。
一、會計計量方法的演進：現值模式――信息觀――計量觀
(一)理想環境下的現值模式理想環境是指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和經濟體制中的利率是眾所周知的，確定的。包括可以確定和公開地得知企業的未來現金流量和經濟中的利率；或者是在有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強調了具有一個給定的、固定的用于公司未來現金流量折現的折現率；完整的、眾所周知的事件組合；事件概率的客觀性及事件實現的公開性和可觀察性；這樣可在期望的現金流量的基礎上計算出公司的市價，理想狀況下的市場是完美的市場，其會計計量方法是現值會計模式，資產和負債的計價基于期望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財務報表是建立在期望現金流量基礎上的，而且與股利是無關的，財務報表具有相關性；它客觀地反映了期望的未來現金流量且管理人員無法操縱報表數字，所以，財務報表是可靠的，資產負債表包含了所有的相關信息，而收益表不具有信息含量。
(二)市場有效假定下的信息觀理想環境難以存在，因而在現實環境中，提供的會計信息能否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決策有用需求十分重要。會計信息的有用性表現為會計信息能夠改變投資者的信念和決策行為，把有用性等同于信息含量稱之為財務報告有用性的信息觀。決策有用性的信息觀是財務報告的一種方法，認為預測未來公司業績的責任在于個人，并且專注于為此提供有用的信息，這一方法假設證券市場是有效的，認為市場會對所有來源的信息作出反應，包括財務報表。財務報告的信息觀主要是研究會計信息與股票價格的關系，而不考慮市場是怎樣把信息轉換到股價中去的。信息觀從上個世紀60年代末起就在財務會計理論和研究中占據統治地位，信息觀假定投資者是足夠理性的和證券市場是有效的，市場價格會對會計信息作出及時反應。信息觀是建立在歷史成本會計基礎上，歷史成本會計是損益表法，即未實現的價值增量不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凈利潤滯后于真實的經濟狀況。價值的增加通過收入或者現金流的增加實現時予以確認，收益是收入與賺取收入所費成本的配比過程，損益表含有重要的信息含量，提供了公司創造價值當期部分的信息。
(三)市場并非充分有效下的計量觀1968年，鮑爾和布朗(Ball & Brown)等人從不同角度對證券市場中股票價格對公司財務報告所提供的會計信息產生的反應進行了驗證，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但現實中證券市場并非如原來認為的那樣充分有效，列夫(Lev，1989)的研究表明，在短時間內股票收益中，僅有2％-5％的的非正常收益是由會計盈余所引起的，這帶來了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財務報告是否具有相關性的問題。實證研究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證券市場可能沒有原先認為的那樣有效。
除非在理想環境下，不能期望凈收益能解釋證券的所有非常報酬。然而凈收益的市場反應份額僅占2％～5％也似乎太少，列夫將這歸因于低劣的財務報告質量，這導致了針對低質量盈利信息原因的研究。柯林斯、科薩、桑肯和斯隆(Collins，Kothari，Shanken&Sloan，1994)證實，低盈利質量是因為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盈利信息缺少及時性。這導致了一種提議的產生：當可靠性的減少所帶來的損失沒有超過增加及時性的效益時，將公允價值計量納入財務報告也許能提高盈利信息的質量。隨著金融工具及其衍生品的大量使用，在財務報表中增加對公允價值的使用成為必要。因此，公允價值會計體現了由信息觀向計量觀的轉變。
所謂財務會計的計量觀，是指會計人員已經認識到有責任將現值或公允價值恰當地納入財務報告中(Scott，1997)。大量的研究表明，對計量方法的應用可以增強財務報告決策的有用性(Scott，1997)。證券市場并非充分有效增加了財務報告的重要性，改進后的財務報告能更有助于投資者預測公司的內在價值，降低行為性偏見的程度。所以，證券市場的并非充分有效支持了決策有用的計量觀。
二、計量觀的支撐依據
決策有用計量觀是一種財務報告方式，該方式是在具有合理可靠性的前提下，會計人員將公允價值融入財務報表中，從而認可公允價值在幫助投資者預測公司內在價值時所起的作用。
(一)實證研究結果支持計量觀鮑爾和布朗(Ball & Brown，1968)通過實證研究證實證券價格確實對凈收益有所反應，投資者可從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財務報告包括充分披露的信息中獲取決策信息。但是隨后列夫(Lev，1989)的研究表明，在盈利信息公布前后幾天內，投資者所獲證券異常報酬中，只有2％～5％的份額歸功于盈利信息本身，大部分異常報酬受其他因素的影響。針對市場對財務報表信息做出的反應，許多會計研究者進行了實證研究：預期理論認為，投資者在考慮一項風險投資時，將會分別評估其收益和損失。謝弗林等經過實證研究證實了投資者會持有已發生損失的股票而賣出可獲得收益的股票，這樣對收益和損失分開評估與對概率進行主觀衡量結合起來，會導致一系列非理。伯納德和托馬斯證明了凈收益公布后，股價在一段時間內持續波動。歐和彭曼的投資戰略模型證明，市場并未對某些資產負債表信息做出充分反應，而是等到資產負債表信息在收益或現金流量上體現出來才做出反應等。大量的實證證據表明，證券市場并不象人們先前所想象的那樣有效。
證券市場上投資者還存在過分自信和自我歸因偏見，即投資者根據凈收益信息會作出過分偏離他們作為理性投資者該做的反應，并且認為好的決策結果是其能力強，不好的決策結果則是因為出現的事件狀態不好，不是自己的過失。這種心理因素會導
致市場的股價慣性，通過泰特曼的實證檢驗已證實了這種股價慣性的存在。所以說證券市場并非充分有效，這就提出了歷史成本報告是否具有相關性的問題。有效市場異常情形的存在，如延遲反應、市場對非盈余信息的反應等，意味著投資者在評價企業未來盈利的可能性時需要更多的其他信息，而不僅僅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財務報告所提供的會計信息，這是由于財務報告的盈余信息質量不高導致的，所以將公允價值計量觀引入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財務報告中，或許能提高盈利信息質量，從而使投資者充分利用這些信息，提高投資決策的有用性。
(二)奧爾森凈剩余理論支持計量觀凈盈余理論顯示，企業的市場價值可以按照收益表和資產負債表中的變量來表達。奧爾森的凈剩余理論(也稱為殘余收益模型)通過說明公司的價值是如何可由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表基本的組成部分來確定，提供了一個與計量觀一致的理論框架。奧爾森認為，公司價值的根本決定因素是其股利流。因而計算公司價值有三種方法：一是用期末所持現金的預期現值計算，稱為比較股利模型，即公司價值=預期期末所持現金的期望現值；二是用未來的現金流量計算，稱為現金流量模型，即公司價值=期初所持現金+本期預期流入現金的期望現值，即三是用財務報表變量來表示，稱為費爾薩姆一奧爾森模型，即公司價值=每期資產負債表上公司資產的賬面凈值+未來異常收益的預期現值(商譽)，其中異常收益=預期收益一實際收益。
從凈盈余理論的公式可以看出：公司市值與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都相關，因為公式揭示了本年度的異常收益；該公式也顯示，投資者需要信息來幫助評估存續收益與投資者對當前盈利的反應。
在理想環境下，商譽為零，所有資產和負債都是按照公允價值計價的，這種會計稱之為無偏會計。若部分資產按照歷史成本計價，資產負債表上公司資產的賬面凈值就會發生偏移，這種會計稱之為有偏會計。對于有偏會計，只有奧爾森的凈剩余等式成立，其余兩個公式不成立。當會計是有偏的時候，公司沒有記錄商譽，所以歷史成本會計下凈收益會滯后于實際經濟業績。奧爾森的凈剩余理論模型的特點是，不管公司如何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是高估凈收益還是低估凈收益，由會計政策選擇導致的未入賬商譽的變化正好被賬面價值的反向變化等額抵消，所以奧爾森模型計算出的公司價值是相同的。
費爾薩姆一奧爾森模型引進了持續性，這里有兩方面問題值得關注：即使在理想條件下，由于異常收益會持續到下期，則損益表也含有重要的信息。因為公式：公司價值=每期資產負債表上公司資產的賬面凈值+未來異常收益的預期現值(商譽)，此時公式中商譽≠0；由于可持續收益對公司未來業績至關重要，所以投資者希望獲取能幫助他們估計可持續收益的信息，會計人員應當對持續性不同的項目進行分類，以提供對投資者更有用的信息。
費爾薩姆－奧爾森模型可用來預測公司的股票價值，然后與公司的實際價值對比，這樣可以看出公司的股票價值是被高估還是被低估。奧爾森的凈剩余理論支持了計量觀。因為如果在資產負債表上報告的公允價值部分越多，則公司價值中包含在未入賬的商譽就越少，于是投資者在估計公司價值的構成部分時所犯錯誤的可能性就越小，這就能夠提高投資者的決策質量。
盡管凈盈余理論適用于任何會計基礎，但其“企業價值取決于基本的會計變量”的證明與計量觀是一致的。
(三)實務中法律責任的承擔也支持計量觀(不是增加披露)越來越多的實務因素也支持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計量上，如金融機構的破產表明資產價值被嚴重高估，所以，出現了要求用市價計價、最高價測試以及其他公允價值為基礎技術的會計準則以有助于減輕審計人員的責任。審計人員為了減輕法律責任，更愿意在資產負債中引入公允價值的計量觀，在不嚴重喪失可靠性的情況下，會計人員采用公允價值會預測到公司可能出現破產、兼并、環保責任等方面的價值變化，增加決策的有用性，這導致了計量觀的復歸。
環境的變化也給歷史成本會計帶來了難題：如技術進步要求公司調整規模和結構，這必然會造成許多兼并、重組、裁員與破產事件的發生，給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凈收益與資產估值的充分性施加了壓力。另外，由于面臨許多未來責任，如環保責任、社會責任，則無法應用歷史成本會計的收益與配比原則。計量觀的大量使用在減少投資者的偏見以及控制市場的無效率上還是有作用的。對證券市場的研究，關鍵是確定市場的有效程度問題。所以會計人員主要是要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計量觀將增加決策有用性，以減少現存市場的無效性。由于存在可靠性問題，計量觀永遠不會擴展到所有財務報表項目都以公允價值為基礎計量，如資本資產的歷史成本的計量基礎不會被取代。
三、現值計量觀在會計實務中的應用
現值計量觀應用中主要面臨的問題是可靠性。如果為了更大的相關性而犧牲了太多的可靠性，則財務報表的可靠性就會大打折扣，所以應在財務報表中恰當的引入公允價值。對某些資產和負債以公允價值進行確認與計量來提供信息，財務報告的重心將由利潤表轉移到資產負債表上。
(一)財務報告現值計量項目 一直以來，財務報告中就存在相當多的現值計量項目，如短期應收和應計項目因支付期間相當短，沒必要折現，實際上是以現值為基礎計價；長期債券中使用實際利率法；投資使用成本與市價孰低法，一旦資產價值被沖減，就不再轉回；長期資產減值當資本資產賬面價值超過可回收凈值時，應沖減賬面價值，計算可回收凈值時所估計的未來現金流量不需要折現，如果資產減值了，則應當減計至公允價值；若一公司被全部或實質收購，則允許被收購公司在資產負債表上按重估后的價值進行記錄，將計量觀引入了財務報告。以上均運用了公允價值的計量觀。這些項目中部分運用公允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公司財務狀況和前景，對投資者的決策是有用的。
(二)美國金融工具計量觀一是債權和權益證券的計價。FASB將債權和權益投資的資產分為持有至到期日的、為交易而持有的、可用于出售的三類。持有至到期日的證券按照攤銷后的成本計價，為交易而持有的以及可用于出售的證券按公允價值計價。衍生金融工具。二是衍生金融工具是價值取決于一些基礎性的價格、利率、匯率或其他變量的合同。衍生金融工具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初始投資，要求或允許用現金交割――不需要交付與基礎性變量相關的資產。衍生工具具有杠桿的性質――用相對較低的成本獲得許多保護或進行投機活動。FASB要求在編制資產負債表時，所有的衍生金融工具都必須以公允價值計量。三是套期保值會計。進行套期保值主要是為了進行風險管理，企業面臨的風險主要有價格風險和信用風險。企業可以通過持有的資產和負債進行自然套期保值，也可以通過購買套期保值工具進行套期保值。信息觀下與套期保值交易有關的未實現利得和損失予以遞延，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直至這些交易真正發生。FASB要求對
于指定為已確認資產或負債套期保值的衍生工具(稱為公允價值套期保值)，套期保值工具和被套期保值項目上的利得或損失計人當期損益。而將指定為預期交易套期保值(稱為現金流量套期保值)的衍生工具上的未實現利得或損失包含在綜合收益中，直至交易對凈收益產生影響。
(三)無形資產會計無形資產會計是對計量觀的終極測試。由于無形資產很難預測其盈利性和成本收回，因而無法確定其公允價值，無形資產只有在其獲得高于所用資本成本的異常收益時，才具有商譽，但報告商譽的公允價值會帶來信息的可靠性問題。商譽主要有外購與自創兩類。外購商譽是指當一家公司并購另一家公司時，兼并公司支付的價格與被兼并公司資產公允價值的凈值的差額為商譽。在歷史成本基礎下，商譽必須在其使用壽命期內攤銷。但在現值計量觀下，商譽以收購時所確定的價值被保留在合并資產負債表上，除非有證據表明它已經減值，此時應采用最高值測試從而將商譽減計至新的公允價值。新準則取消了權益結合法，并對商譽運用最高值測試使無形資產確認向計量觀邁進，凈剩余模型可能為估計商譽的公允價值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自創商譽。自創商譽由于沒有現成的確認成本，所以通常在其發生時就會被沖銷，由此帶來了收入和成本不匹配問題，且報告收益的價值相關性很低。改進自創商譽的建議包括將成功的研究項目資本化，以及重編前期的財務報表，以在獲取了更多的近期信息后更正提前沖銷的無形資產成本。
關鍵詞 金融危機 境外并購 并購價值
始于2007年8月的美國次貸危機到2008年9月演化為金融危機，而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和深化，境外各大證券市場股指大幅走低，歐美企業陷入嚴重的財政困難，投資者信心受挫，全球性的經濟衰退開始顯現。在此經濟背景下，境外的企業并購活動顯著降溫。據全球最大的金融信息服務提供商湯森路透的《全球并購市場2008年第四季度回顧報告》顯示，全球并購交易額結束了5年來的持續增長，在2008年同比下降了29.6％，只有2.9萬億美元。特別是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宣布的并購額為0.56萬億美元，比第三季度環比下降34.6％，與2007年同期相比更是降低37.1％。而與全球并購市場的低迷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國并購市場仍表現強勁。2008年，中國并購交易額達1596億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長44％。其中，境外并購交易額為784億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長51.1％。面對這種反差，理論界與實業界有明顯不同的認識，中國并購公會常務理事熊焰認為金融危機帶來百年機遇，中國企業參股歐美實體公司正當時(熊焰，2008)，而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理事長成思危則認為中國企業應該謹慎實施海外抄底(成思危，2008)。那么，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究竟該如何抓住機會、規避風險，是當前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本文從企業境外并購的價值追求以及金融危機對這些價值追求的影響角度入手，討論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價值實現問題。
一、企業境外并購價值追求的基本認識
境外并購是指東道國境外投資者并購東道國境內企業的股權或資產，或通過其已在東道國境內設立的企業并購東道國境內其他企業的股權或資產，以及其他獲得東道國境內企業控制權或資產的行為。與國內并購不同，境外并購是從母國(投資國)與東道國(被投資國)的角度研究跨越國界的企業并購行為，是外國直接投資(FDI)在各國間流動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
企業為何要進行境外并購，這涉及兩方面：一是為何進行跨境直接投資；二是為何采取并購(M＆A)而不是新建投資(Greenfield Investment)。對這兩方面的認識，國際貿易理論、產業組織理論、企業國際化理論、外國直接投資理論、企業并購理論、跨國并購理論等，從多個角度給出了各自的解釋。在綜合各種觀點的基礎上，本文認為，企業進行境外并購的價值追求應從兩個視角進行考察：一個是經濟效率視角；另一個是管理效率視角。
從經濟效率角度看，企業境外并購可獲得以下五個方面的價值或其組合：
1、重置成本的節約。境外并購還是新建投資，最重要的經濟考慮是哪一個更節省投資。單純從資產的重置成本來考慮，就是把目標企業進行估值，然后同新建一個類似于目標企業規模的企業需要的成本開支進行比較。如果境外并購一個類似的企業更能節省成本，那么并購就是經濟的選擇；反之，新建投資就更有效率。
2、規模經濟性產出。規模經濟性是通過生產的最小有效規模、生產的規模經濟、技術的規模經濟、生產的經驗曲線以及范圍的經濟性體現的。對境外并購的規模經濟性，許多學者通過建立經濟模型分別分析了橫向并購、縱向并購和混合并購下生產和銷售成本曲線的變化，通過這些分析從經濟學層面證明了跨國并購的規模經濟效果(干春暉，2004)。
3、時間成本控制。與新建投資相比，境外并購所顯示的時間成本優勢最為明顯。有研究表明，在國外創建新企業從考察談判到開業一般要用1.5年時間，要達到一定的規模至少要用3-4年。相比之下，并購企業只需要短短3-5個月即可迅速形成生產規模，即使加以改造最多也只需1-2年，比新建企業節約2-3年(史建三，1999)。
4、合理避稅效應。境外并購可以通過三種方式實現避稅效應：一是合理規避資產增值稅；二是以被并購企業虧損為理由，在合并財務報表時將母公司的盈利和被并購企業的虧損相抵扣，從而利用稅法中規定的虧損延減條款規避所得稅；三是根據不同國家間稅率的差異和會計政策的差異，通過并購當地企業的方式進入低稅率的國家，可以規避高稅賦國家的綜合稅。
5、獲取投機收益。通過境外并購進行投機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股票預期效應，它是指由于并購后的新公司通過重組調整，規模擴大，資源增加，引起股價上揚，股票預期盈利率升高，使投資者可以通過投機活動獲取巨額的資本收益；二是收購低價資產，由于資本市場不健全、企業經營管理不善以及匯率安排不當等因素的作用，導致并購企業以低于目標企業經營價值的價格獲得目標企業的資產，從中贏利。
從管理效率角度看，企業境外并購可獲得以下四個方面的價值或其組合：
1、全球性的戰略布局。從戰略管理角度出發，境外并購可以不是為了獲取即期的最大利潤，而是在充分考慮競爭對手戰略反應的情況下做出的全球戰略性投資決策。這包括：全球性戰略資源的控制、全球性市場網絡布局、全球競爭性資源的開發、全球性規制話語權的取得等。
2、控制權的轉移和集中。在境外并購中，取得了控制權就意味著取得了公司發展的控制權，這對于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布局，完善產業鏈構建，減少競爭對手，實施整體發展戰略都十分必要。基于控制權轉移和集中的境外并購，其目的不一定是為了追求剩余收益的分配權，而是以取得控制權為最終目標。
3、組織上的一體化發展。通過并購，把遍布于全球各地的企業納入統一的管理體系之中，統一指揮，分工協作，這是全球化時代大型跨國公司建造“經濟帝國”的重要手段。
4、協同效應的實現。境外并購同樣追求資源在國際范圍內企業間的協同。這些協同包括：管理協同、經營協同、財務協同、文化協同。
自2002年以來，中國企業參與境外并購的個案與投資規模迅速增加，2002年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投資額僅有2億美元，而到了2008年，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投資額達到700多億美元，增長了300多倍。分析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動因主要有三種(向平、孔杰，2008)：一是確保資源供應；二是獲取核心技術、國際品牌和國際市場渠道；三是避免貿易摩擦和關稅壁壘。對照上述企業境外并購的一般價值追求分析，目前三種動因下的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更傾向于追求管理效率，尤其是對全球相關領域進行戰略布局。比較
而言，由于中國企業整體實力不強，特別是缺少大型跨國公司，因此經濟效率視角的各因素以及管理效率視角的其他因素目前在境外并購中考慮不多。那么，金融危機是否為中國企業追求并實現其他境外并購價值帶來了新的機會，對此本文將在第三部分中加以深入分析。
二、企業境外并購條件的一般討論
有明確的價值追求是企業參與境外并購的內在動因，但能否順利實現則有賴于企業是否具備境外并購的基礎條件。對于跨境投資的條件，壟斷優勢理論(S.Hymer，1960)、產品生命周期理論(R.Vernon，1966)、內部化理論(P.J.Buekley and M.Casson，1976)、邊際產業擴張理論(Kiyoshi kojima，1978)都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討論，而綜合這些理論的英國經濟學家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J.H.Dunning，1977)則被更多認同。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具備的三個基本條件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所有權優勢是一國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的，其它企業所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主要包括產品、技術、商標、組織管理技能等專有優勢。內部化優勢是擁有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內部化利用的能力。同時具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的企業并非一定選擇對外直接投資，因為它也可以通過在國內擴大規模后出口來獲得充分補償，因此，這兩種優勢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區位優勢是指特定國家或地區存在的阻礙出口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選擇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這些優勢包括東道國廣闊的產品銷售市場、政府的各種投資優惠政策、低廉的生產要素成本、當地生產要素的可供性，以及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等。區位優勢的大小決定著是否進行對外投資和對外投資地點的選擇，它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以發達國家制造業廠商為研究對象分析跨境投資條件的。與發達國家的競爭對手相比，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顯然很難同時具備三種優勢，尤其是所有權優勢。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針對這一現象，美國學者穆恩和羅伊(穆恩，1993；羅伊，2001)提出并逐漸完善了“對外投資不均衡理論”。該理論認為，基于資源和要素方面存在的不均衡性，才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特別是向發達國家進行投資。中國學者吳國蔚認為(吳國蔚，2006)，若是將鄧寧的理論與穆恩和羅伊的理論結合起來，就能形成一套解釋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動因的理論：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新折衷理論。跨國并購新折衷理論認為，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不是其進行跨國并購的先決條件，而是其開展跨國并購追尋的目標，即動因。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因其自身缺乏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中的一種或幾種，所以利用優勢獲取利益這樣的并購動機是不現實的。他們開展跨國并購的動機，一般都是通過并購外國目標企業來獲得自身所不具備的優勢，壯大自己企業的實力。這是一種優勢輸入的過程。
本文認同吳國蔚的分析，但也認為吳國蔚仍然是基于動因層面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境外并購行為的分析，而從并購條件方面來看，并不是具有并購動因的所有企業都能進行境外并購。綜合鄧寧的“三優勢范式”與吳國蔚的新折衷理論認識，本文認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在不同時具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的情況下開展境外并購活動，但其所實施的并購活動的核心目標在于尋求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的某一方面或其組合，而實現并購目標的前提條件是并購方必須具有整合外部優勢，構建自身相應優勢或優勢組合的能力。這一優勢構建過程見圖l。
從圖1中并購后企業核心優勢的構建過程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企業境外并購主要在于獲取優勢，為實現這一目標，并購應該具備三個方面的基本條件：一是有符合并購方發展戰略且具有某種優勢的目標企業；二是并購方擁有充足的現金流支持并購全過程；三是并購方擁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實現并購后目標企業優勢的輸入。
三、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影響
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帶來的影響可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是危機對境外并購價值的影響；二是危機對并購條件的影響。
(一)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價值的影響
從經濟效率方面看，首先，金融危機使目標企業估值大幅降低，這使得用重置成本方法評價并購價值更有意義。以金融機構為例，受金融危機影響，金融資產大幅貶值，這給較低價格進行收購提供了機會，如美林證券被美國銀行低價收購；日本野村證券僅以2.25億美元就收購了雷曼兄弟在亞洲的業務，包括員工、貿易系統及其他公司財產。同樣，受金融危機影響，美國、歐洲各國的金融機構以外的其他實體資產估值也隨全球股市的大幅下跌而不斷走低，這無疑為境外低成本收購提供了機會。其次，伴隨股市下跌，企業估值的下降，某些企業會出現價值嚴重低估的可能，這給投機性并購帶來短期交易價值。以香港證券市場為例，在2008年10月金融危機爆發時，跟隨全球股市大跌，香港恒生指數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從18000多點跌到11000點，跌幅達40％，其間一些股票超跌嚴重，如在香港上市的中國遠洋的股價一度跌到比拆船價格還低的每股2.55港幣，這種情形的出現會為投機性并購提供很好的獲利空間。
從管理效率方面看，首先，金融危機影響最為明顯的是全球性戰略布局的目標企業增加，并購實現的可能性提高。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金融危機使全球性戰略布局的成本降低。危機使一些能源、資源企業股價出現大幅縮水，從而降低了收購標的資產的市場價格。二是危機的蔓延使全球性戰略布局的障礙大大減輕。危機使一些企業現金流緊張，企業經營困難，這增強了原有股東出售股權的意愿，同時，由于企業流動性收縮產生外部資金流入的需求，削弱了所在國的國民和政府對境外并購可能存在的排斥心態，因而也降低了收購的政治風險、技術和監管壁壘。其次，受金融危機影響，境外并購后的整合相對容易一些，因而有助于并購協同效應的實現。由于危機給目標企業的管理層及員工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為逃離這些負面影響，職員在接受新的控制人方面會變得相對積極，這有助于管理協同、經營協同和文化協同的實現。
綜合以上兩方面認識，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價值方面的影響可通過表1反映。
(二)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條件的影響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企業參與境外并購更多地是尋求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的輸入，而并非是輸出這些優勢，因此，中國企業境外并購應重視金融危機影響下符合企業發展戰略的并購目標、現金流、整合能力三個方面的變化。
1、金融危機使符合企業發展戰略的并購目標大
量增加。受金融危機影響，不論是具有所有權優勢的行業龍頭企業、高新技術企業，還是具有區位優勢的資源類企業，都很容易成為并購的目標企業。以資源領域為例，由于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目標企業主要集中在該領域，而這一領域又是各國家和地區控制比較嚴的行業，因此，在金融危機之前，中國企業的境外并購屢屢受挫，主要是由于多數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參與其資源開發采取種種限制，在開發資質、企業設立、股權轉讓等方面制定了一些苛刻的條件。甚至有的國家對來自中國企業的投資，無論規模大小都進行嚴格審查，以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為名予以反對，例如中海油收購美國加州尤尼科公司，就由于華盛頓政客強烈阻撓下而終止。這種現象在金融危機之后有了明顯的改觀，目前各礦業大國紛紛向中國投資者發送了強烈的歡迎信息：從澳大利亞政府駐華公使的熱情邀請，到北美礦業大國加拿大7省的聯合推銷，再到南非能源部長的積極支持，這些原本會被“嚴格審察”的并購，如今似乎變得輕而易舉。
2、金融危機對中國企業的并購現金流具有負面影響。金融危機帶來了全球性的流動性緊張問題。雖然在此次金融危機中中國企業受到的直接沖擊有限，但隨著危機的進一步深化，一些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企業的流動性也受到明顯影響，出現緊張狀況。并且受金融危機影響，國際資本市場上的并購融資更加困難，加之目標企業股東在危機中會更加偏好于現金支付，這些都會給境外并購所需的現金流帶來不利影響。
3、金融危機對提升中國企業并購后的整合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響。中國企業參與境外并購的主要弱項是缺少并購的軟實力，突出表現在并購后的整合能力差。例如上汽并購韓國雙龍汽車后，長達5年的整合仍然沒能使雙龍走上正軌，最終讓10億元并購資金打了水漂。金融危機以后，伴隨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提升，中國企業的硬實力會受到國際社會的進一步重視，這種重視會提升中國企業對目標企業的內部化能力，進而對目標企業的全面整合產生正面影響。
四、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價值實現的保障措施
在金融危機背景下，為保障境外并購的價值實現，需要企業與政府齊心協力。
(一)企業層面的保障措施
1、客觀看待金融危機帶來的并購機會。總體來看，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境外并購帶來的機會大于威脅。這主要緣于目前中國企業的境外并購主要以獲取區位優勢為主。據專門追蹤統計并購業務的研究機構Dealogic的數據，2009年前2個月與中國有關的海外并購就已有22起，涉及金額達163億美元。這些并購的主要領域為自然資源，收購金額比重占到所有領域的97％(Dealogic，2009)。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金融危機給境外并購帶來的機會主要集中在并購價格方面、可選擇的目標企業的范圍方面、進入障礙消除方面，而這些機會對區位優勢的獲得又具有較強的支持作用，因而對于以資源為主要境外并購目標的中國企業來說機會尤為明顯。但另一方面，在把握機會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金融危機對企業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構建上并沒有太多影響，這對于核心技術與管理水平都較低的中國企業來說，欲借助金融危機到境外收購品牌、生產線、高新技術仍然要面對原有的困難，在缺少必要的整合能力的情況下，盲目尋求低價、便宜而進行這些領域的并購同樣會面對高失敗率的威脅。因此，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需要摒棄“抄底”的投機思維，實施理性境外并購。
2、并購目標選擇要符合企業發展戰略。成功的境外并購大多選擇與自身關聯度較高的并購目標。圍繞主業并購，一方面可以鞏固傳統優勢，提升全球競爭力；另一方面由于業務領域熟悉，更易于控制風險。而境外并購的失敗大都與其缺少明確戰略目標有直接聯系，很多收購并不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歷史經驗也證明，一哄而起的并購最終會導致失敗。20世紀80年代日本企業境外并購美國企業失敗，重要原因就是沒有與自身長遠發展目標相協調，主要選擇與自身主業相關度低的非制造業的房地產、金融領域進行并購所致。
3、有實力的企業應該借助危機進行低成本海外擴張。以銀行業為例，中國國有銀行的實力不可謂不強，2008年全球銀行市值排行榜上，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排名前三，但如此有實力的企業業務仍然集中于國內市場。據統計，目前中國國有銀行的資產業務市場集中度合計已超過60％。其中，2007年工商銀行的資產業務市場份額達16.5％，遠超美國第一大銀行美國銀行同類數據13.9％的水平。反觀世界排名前十位的跨國銀行，海外平臺利潤已占它們總利潤的50％以上，例如花旗集團，美國非本土的市場業務所占營業收入比例甚至接近50％。面對中國企業國際化廣度和深度上的差距，實力較強的中國金融企業應利用金融危機提供的低成本擴張機會加快國際化步伐。具體可以采取多種形式的境外投資方式，如借鑒日本野村證券收購雷曼兄弟在亞洲業務的做法，低成本收購一些因危機而破產的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良性資產，以收購資產的形式構建一體化優勢。
4、做好現金流規劃。境外并購應量力而行，尤其是在金融危機造成的全球流動性緊張的背景下，充足的現金流不僅是企業正常運營的保障，也是企業并購成功的前提。前幾年TCL并購阿爾卡特以及上汽并購雙龍的失敗，就與并購中對現金流陷阱估計不足有很大關系。以此為鑒，要求企業在并購目標選擇時應根據自身的資本實力選擇規模適度的交易標的和支付方式，對目標企業隱藏的潛在現金流風險客觀評估，以免企業陷入現金流困境。
5、重視境外并購整合能力的提升。并購整合決定著并購的成敗，有數據表明，70％以上失敗的并購都與整合不力有關。在境外并購整合方面，中國企業需要重視兩個方面：一是要承認中國企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不強的事實，選擇整合難度相對較小的行業、企業作為并購對象，也可以考慮選擇債權收購、資產收購等整合比較容易的操作方式，逐漸滲透進入國際市場，降低整合風險；二是不斷提升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積累國際并購經驗，通過增強并購的軟實力提升境外并購的整合能力。
(二)政府層面的保障措施
1、構建良好的企業境外并購環境。一是要注意保持國內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積極態勢是中國經濟實力的展示，中國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與平穩較快的國民經濟發展速度為東道國目標企業提供了較好的心理基礎。為維護這種良好的并購環境，特別要注意防止宏觀經濟大起大落。二是優化境外并購的有關環境。推動境外投資與并購立法，明確投資準入、并購形式、監督管理和收益分配等；通過對人力資源的培訓和準入措施，為國內企業境外并購儲備人才；重視培育更符合國家利益的本土化的中介服務體系，改變目前國內企業境外并購中介業務基本由外資機構控制的局面。
2、制定國家層面的企業境外并購發展戰略。面對
當前金融動蕩帶來的機遇和國內企業境外并購日益活躍的現實，中國應汲取國際上境外并購的經驗和教訓，盡快制定和實施國內企業境外并購的國家戰略。戰略內容宜涵蓋戰略目標、戰略重點、實施方式和考核指標。對重點領域(如能源、資源領域、高新技術領域)、重點行業(如銀行業)的境外并購還要作出具體規劃。
3、協助企業做好與東道國相關部門的關系協調。一方面，應從國家層面幫助企業處理與東道國有關方面的矛盾，消除并購障礙。目前中國作為“資源大買家”的形象，其境外并購仍然在全球激起了超乎預料的反對聲浪。反對的聲音不僅來自相關交易國的政府、民間、同業，也來自被收購一方的股東。他們擔心中國企業有意控制資源價格，質疑中國企業的收購源于政府意志，視那些大膽參與國際資源并購或能源交易的中國企業為政府的延伸，更懷疑其收購資金的來源。這些懷疑，再度成為中國企業境外并購交易的障礙。面對這些障礙，政府有關部門必須與企業協作，同東道國有關方面進行必要的溝通，以消除誤解，推進并購。另一方面，政府管理部門應對擬進行境外并購的國內企業做好必要的疏導，防止境外并購過分集中而引發抗議以及國內企業間的惡性競爭抬高并購價格。如2009年前2個月中國企業的境外并購資金流向就非常集中，不僅過于集中在資源領域，在區域分布上同樣過于集中，在澳大利亞的收購金額就占到總金額的90％(Dealogic，2009)，這種現象如果不加以必要的疏導，很容易引起東道國有關方面的擔心和抵制。
關鍵詞：企業大數據；資產屬性；資產定義；資產確認
一、引言
大數據日益成為國家和企業組織的戰略資源。研究和實踐發展表明，大數據有助于獲得生產力、競爭優勢、效率[1]，是創新能力以及創造消費者盈余的關鍵要素[2]，是一種促進公司績效提高的正向因素；采用“數據驅動的決策方式”的企業能夠獲得約5%的生產力和約6%的利潤率，這些差異在排除了勞動、資本、購買服務、傳統IT投資等解釋因素之后依然強勁[3]。大數據已成為類似于品牌形象的一項企業資產[4]。然而目前卻缺乏一種有效機制或方式來正式揭示這一新型企業資產的價值。會計則恰好提供了這樣一種正式機制。作為一種經濟信息系統，會計通過提供對利益相關者決策有用信息來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這些決策有用信息，即與企業組織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相關且可靠的財務和非財務信息。理論上講，凡是能夠對企業組織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產生重要實質性影響的經濟事項或經濟資源，都應當包含于企業的財務報告中。大數據正是這樣一種具有遠大運用前景和價值創造潛力、能夠對企業組織產生重要實質性影響的經濟資源，因此，它的價值信息也應當包含于當今的企業財務報告中。當然，“在財務會計中，并非所有經濟資源與義務及其變動都被確認與計量”（美國APB第4號公告《企業財務報表的基本概念與會計原則》，1970）。但是，在符合了“效益大于成本”和“重要性”原則的前提下，并滿足會計要素的確認條件時，就應當將一定的經濟資源或資源要素確認為財務報表要素（美國FASB第5號概念公告《企業財務報表的確認和計量》，1984）。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力資本、智力資本、客戶資源等無形資產對企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甚至超過傳統有形資產（想想Facebook）。然而，由于對這些無形資產的計量存在困難，或者對其確認不滿足“效益大于成本”原則，致使這些無形資產仍未在組織財務報表中正式列報。但是，不對這些具有重要實質性經濟影響的無形資產進行列報，無疑降低了相關組織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正因為此，有關這些無形資產的價值評估和計量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會計學界的當務之急，也構成了當前會計熱點和未來研究的方向之一。大數據作為近二十年新興的一種無形資產①，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一方面，人類社會正走向全面數據化（孫海華，2015）、“贏得數據者贏得產業”（鄭英豪，2015）。另一方面，國家借力大數據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建設“智慧城市”“智慧國家”等戰略舉措及一些行業日益“數據化”“智能化”（如互聯網、電信、金融等行業）等，使得大數據日益成為重要戰略資產，而這種戰略資產的價值卻未能在政府和相關行業企業的財務報告中得以反映，這無疑會引發信息不對稱問題，不利于利益相關者對組織質量的判斷，也降低了會計信息的決策有用性。美國FASB第5號概念公告《企業財務報表的確認和計量》（1984）規定會計要素的確認標準為可定義性、可計量性、相關性、可靠性。IASC（現改組為IASB）《編報財務報表的框架》（1989）也明確規定一個項目需滿足“與該項目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很有可能流入或流出主體；對該項目的成本或價值能夠可靠地加以計量”兩個條件時才能確認為會計要素。我國2014年修訂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也做出了類似規定：一項資源應當符合資產定義，并同時滿足資產確認條件，才能確認為資產（第二十一條）。“符合資產定義和資產確認條件的項目，應當列入資產負債表；符合資產定義，但不符合資產確認條件的項目，不應當列入資產負債表。”（第二十二條）由此可見，大數據能否作為資產要素確認，就包括對如下兩個方面問題的回答：第一，企業的大數據資源是否符合資產定義？第二，企業的大數據資源能否滿足資產確認條件？鑒于此，本文擬對上述兩個問題一一剖析，即對大數據的資產屬性進行探析。
二、企業數據生態系統
大數據是指其規模超出了典型數據庫軟件工具能夠抓取、存儲、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數據集。Laney（2001）最早提出了大數據的“3V”特征：容量大（Volume）、多樣化（Variety）、速度快（Velocity）。“大數據之父”維克托運用“4V”特征：數據體量大（Volume）、數據類型繁多（Variety）、處理速度快（Velocity）、價值密度低（Value）描述大數據。Moffittetal.[5]則詳細而又靈活地描述了典型的大數據應當具備的條件或特征：（1）系機器自動獲取或產生；（2）可能仍是以傳統形式存在，但會因頻繁廣泛地收集不斷擴大；（3）也可能是另外一種全新的數據來源；（4）沒有被格式化，因而不易被使用；（5）可能大部分都是無用的，雖然大數據的收集及其經濟意義是積極的；（6）當與企業ERP系統里的結構化數據相結合時，就會有用得多。“大數據”與傳統“小數據”相比，最大差異不在于其“容量”（Volume），而在于其“格式”（Variety）。“小數據”多為結構化數據，如銷售、工資、會計、采購等交易數據，這些數據多以一個包含行、列的表格形式呈現。而大數據，不僅包括傳統的小數據，更多包括非結構化數據（約占90%），它們難以量化，難以用傳統的行、列方式呈現，可以跨設備收集（包括筆記本電腦、移動電話、傳感器、衛星等），主要表現為一些“軟”信息，如視頻、衛星圖像、社會媒體交互，或電子郵件、短信、網頁等[6]。
但也正是這些非結構化的大數據提供了探索和利用大數據的最大機會。Moffittetal.[5]的“企業數據生態擴展圖”提供了有關企業數據類型、來源、結構、收集方式等動態演進的大致框架。該框架描述了隨時展和科技進步，企業數據從最初的手工收集到后來的自動化收集，從最初主要是內部數據到后來的內外部數據日漸融合，從傳統的結構化小數據到現在聯結了結構化、非結構化數據在內的大數據，企業數據已然是一個數據類型多樣化、數據來源廣泛化、數據結構復雜化、數據內容豐富化、收集成本低廉化的數據生態系統（如圖1所示）。根據圖1，位于企業數據核心地位的依然是傳統數據，包括企業資源計劃（ERP）、客戶資源管理（CRM）、會計信息系統（AIS）等產生的數據。這些數據產生于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是企業基礎性數據。早期這些數據通常由手工收集。隨著信息化程度提高，企業收集數據的范圍逐步拓 展，收集的自動化程度越來越高。條形掃描碼的出現產生了更多掃描數據，這些半自動化數據的收集成本更低，還能提供更多細節性信息，如顧客偏好哪些產品、哪些產品相關、如何進行存貨在線控制等。射頻識別芯片（RFID）的廣泛運用產生了數量更多、內容更豐富的自動化數據，且收集成本更低。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大量網頁數據產生，包括網址（URLs）、點擊路徑（Click-Path）、內容數據等。手機等移動設備的出現產生了大量與地理位置、使用場景等相關的移動數據。處于最的是數據龐大的三類大數據：視頻和圖像、音頻、文本等，它們與企業傳統數據“緊密聯結”[7]，為企業利益相關大數據[8]，并通過“數據橋”被鏈接和整合進企業的數據環境中，構成企業擴展的數據生態的一部分。“數據橋”是指一些新興的商業運用程序，如自動臉部識別、威脅識別、語音識別、模糊內容理解、文本挖掘、語音向文本的轉錄等，其作用在于在數據源和財務運用之間提供一定程度的橋接，從而將數據信息鏈接到企業的信息系統中[7]。
三、企業大數據符合資產定義分析
資產是指企業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的、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的資源。該定義強調了“資產”應當具備的三方面特征：一是由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二是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三是預期會給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
（一）由過去的交易或者事項形成該特征強調企業的大數據資源應當是由企業過去的經濟交易或事項所導致的現實結果。預期在未來發生的交易或者事項所形成的大數據不構成企業資產。企業過去的交易包括自行制造、購買、接受投資等經濟交易，或者提取折舊、累計攤銷等事項。在企業各類數據中，包括由企業資源計劃（ERP）、客戶資源管理（CRM）、會計信息系統（AIS）等在內的傳統數據是企業正常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內部數據，是企業基礎、核心數據，有些數據還是企業的關鍵數據甚至商業秘密。掃描數據則產生于企業的現金出納機端的收款業務，射頻識別（RFID）數據源于企業采用射頻識別（RFID）技術來對商品或存貨進行識別、跟蹤或控制等。在企業的設備上使用互聯網會產生網頁數據，移動數據是由攜帶了眾多傳感器的移動設備提供，包括一些位置、語音和情景數據，用以評估人們的行為和社交互動，它是企業的外部數據。企業中的電話會議等音頻數據，訪談面視等視頻數據，公司產品等圖片數據，電子郵件、社交媒體等文本數據也都是由企業過去的交易或事項形成的現實數據。
（二）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這一特征要求大數據應當能夠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即企業或者擁有數據所有權，或者雖然不擁有數據所有權，但擁有對大數據資源的控制權。Bulgeretal.[1]依據數據獲取方式及所有權，將大數據分為三類：第一方數據（組織自行收集數據、擁有數據所有權）、第二方數據（與其他組織合作收集數據、數據所有權不能確定）、第三方數據（由其他方收集數據、其他方擁有數據所有權）。第一方數據包括企業出于商業目的而自行收集的有關客戶的數據。如零售業、金融業等在開展業務的同時積累了大量客戶交易數據和人口統計特征數據，并擁有對這些數據的所有權。但這類數據通常包含有顧客身份信息，因此需經過“清洗”“脫敏”處理后使用，以保護隱私和安全問題。另一種有爭議的情形是：用戶在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上的搜索數據或在淘寶、京東等平臺上注冊、瀏覽、購物、支付等產生的數據，其所有權問題目前尚不明確。現有研究或者認為應當歸屬于個人資產，所有權歸個人所有，或者認為應歸屬為平臺資產，所有權歸平臺所有，個人用戶只是這些數據的生產者，但平臺在使用時有保護個人隱私的義務（IT時報，2016）。第二方數據是與其他企業合作收集的數據。數據僅能在合同約定各方之間進行共享，并規定了時間和行為范圍。如當一個公司通過GoogleAdWords投放廣告時，通常由Google公司代為該公司收集相關數據，也通常由Google公司代為存儲數據，而該公司則可以獲得由Google代為收集的數據，包括網頁瀏覽次數、頁面點擊次數、特定搜索的輸入次數等。
那么該公司與Google之間就共享數據，但數據所有權通常并不明確。企業之間基于數據的戰略聯盟也是數據共享的一種形式。如萬達、百度、騰訊基于O2O建立的大數據聯盟。當然涉及隱私和安全問題的數據同樣需要經過“清洗”“脫敏”以后才能加以分析運用。第三方數據是由其他方（如第三方數據供應商）收集并擁有的數據。如政府數據、數據服務商、征信機構、市場調查機構等收集的數據。在第三方數據層面上，數據的來源和類型都大大增加，數據既可能來自于網頁（網頁抓取），也可能來自于數據供應商；既可能包括公開或公眾數據，也包括封閉性和商業性質數據。如美國的一家高科技招聘公司Gild，運用自行開發的軟件，從包括GoogleCode、LinkedIn等在內的80多種公開數據源中，搜索有關程序開發員的網頁，并按其編寫的免費開源代碼的質量來評估其才能，以招聘合適的程序員[1]。由于第三方數據的收集方法通常不是很清楚，故擁有此類數據的公司的聲譽至關重要；當數據購買方在收到所購買的數據結果時，關于數據的抽樣程序、數據收集細節都不透明，因而數據購買方也不清楚數據是如何被收集的；第三方數據供應商往往根據顧客需求打包數據，針對特定目標群體提供信息[1]。當今，越來越多的企業使用外部數據來支撐自身發展，因此企業數據既有第一方數據（如傳統數據、掃描數據、RFID數據），也可能有第二方數據（如網頁數據），或者第三方數據（如由專業的第三方數據供應商提供的征信數據、市場調研數據等）。對于這些數據，企業要么擁有所有權，要么會計之友2017年第12期通過共享等方式擁有其控制權。
（三）預期會為企業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預期能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是資產的本質特征。大數據之所以被視為“將和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一樣，成為一種生產要素”[9]，原因在于其具有能為企業創造價值的潛力。現有文獻表明，大數據將在四個方面大有作為：減少成本、節約時間、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或服務、支持內部決策[10]，最終帶來未來現金流量的增加。但大數據創造價值不是以原始數據形式，而是通過對數據的處理和分析來產生洞見、產品、服務[10]。對企業傳統數據的分析和運用可以幫助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企業效率（減少成本、節約時間的例子）。掃描數據、RFID數據的分析運用，可以提供更多關于顧客產品偏好、產品相關性及存貨變動方面的洞見，從而能改進產品擺放及更好存貨控制，增強企業快速反應的能力，增長銷售從而增加現金流（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或服務的例子）。網頁數據分析能夠幫助提供關于顧客購買決策過程的有趣信息（支持內部決策、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或服務的例子），移動數據則能夠提供關于用戶行為和社交互動方面的信息，從而有利于深入了解顧客、精準營銷（支持內部決策、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或服務、減少成本、節約時間的例子）。圖1顯示，視頻和圖像、音頻、文本數據是企業運用最多的三類大數據。雖然大數據的早期運用并非來自于商業，但企業發現將大數據與傳統數據、自動抓取數據、外部數據相結合時，能夠獲取更大的價值[7]。視頻數據分析能夠提供比口頭信息更有價值、更相關的非口頭信息[11]。從視頻數據中提取的信息能夠用于支持營銷活動并幫助確定供應鏈中的瓶頸問題[8]。把與企業高管、董事會成員的面談視頻數據與他們的語音、語言等數據相結合，可以對公司高管意圖有更清晰完整的把握，從而洞察公司是否健康[8]（這是支持內部決策、減少成本的例子）。從圖像中提取的信息可以幫助企業了解和把握產品使用趨勢、對公司形象進行評估等（這是支持內部決策、提供以數據為基礎的產品和服務的例子）。音頻數據里的音高、語調可能預示著壓力或異常情況。Mayewetal.[12]運用音頻數據分析首席執行官的講話模式，發現其講話模式中的語音認知失調與因不合規引起的財務重述之間有積極關系、語氣中所隱含的消極或積極的情感狀態與股票回報率顯著相關（支持決策、減少成本的例子）。分析顧客的投訴電話，能夠了解顧客對產品滿意度以及產品質量信息，從而提高對產品保修責任的估計（這是支持內部決策的例子）。文本數據可用于提取隱藏主題、發現特定模式或風格等[5]。社交媒體上的文本數據能夠用于支持營銷、對產品可能存在的瑕疵早期預警、預測銷售量等[8]。在美國，電子郵件信息被挖掘用以識別那些心懷不滿的工人、預測組織欺詐風險，從而減少職業欺詐[13]（這是減少成本、節約時間的例子）。
四、企業大數據滿足資產確認條件分析
（一）與該資源有關的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這一資產確認條件的核心在于兩個方面：其一，該資源是否能帶來經濟利益？其二，該經濟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業？針對第一個方面，前已述及，不再贅述。針對第二個方面，主要分析與大數據有關的經濟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企業。由于企業面臨的經濟環境瞬息萬變，“與某一資源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能否流入企業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流入企業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即與資源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的流入具有風險性。會計上運用“可能性”（通常以概率形式）來表達這種不確定性或風險性，并規定了四種量化標準：設與某一資源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流入的概率為X，則當0＜X≤5%時，表明未來經濟利益流入企業“極小可能”或可能性很小；當5%＜X≤50%時，表明未來經濟利益“可能”流入企業；當50%＜X≤95%時，表明未來經濟利益“很可能”流入企業；當95%＜X＜100%時，表明未來經濟利益基本確定會流入企業。可以看出，只有當與某一資源有關的未來經濟利益流入的概率>50%時，才能確認為資產。實務中，需要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及編制財務報告時各項證明和跡象，運用職業判斷來確定該可能性大小。不過，大數據分析、挖掘和運用技術的日臻完善將大大提升企業評估和預測業務績效的能力[8]，使得企業運用大數據創造未來經濟利益的可能性大為增加。
（二）該資源的成本或者價值能夠可靠地計量可計量性是所有會計要素確認的重要前提，也是當前困擾大數據列作資產要素的瓶頸之一。“會計計量是會計系統的核心職能”。“會計計量就是以數量關系來確定物品或事項之間的內在數量關系，而把數額分配于具體事項的過程”。其本質是一種價值計量，包括資產計價和損益決定。大數據的計量問題屬于資產計價范疇。
1.計量屬性的選擇資產計價有成本計量和價值計量兩種基礎可供選擇。成本反映投入，價值代表產出，二者均可以通過計量屬性予以量化（黃中生等，2005）。成本基礎的計量屬性包括歷史成本、現行成本，強調會計信息的客觀性、可靠性、可驗證性；價值基礎的計量屬性包括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強調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資產計價究竟應以成本還是價值作為計量基礎，實際上是在相關性與可靠性之間進行權衡。權衡的取舍標準是使信息的總效用最大（劉明輝，1999）。那么，對企業的大數據資源進行資產計價，究竟是應該采用成本基礎還是價值基礎呢？首先，從企業角度而言，企業擁有或控制大數據資源的目的在于獲得洞見、提升競爭優勢、創造財富，這也是當今世界國家或者企業積極部署“大數據”戰略的根本原因和重大挑戰。其次，從會計信息使用者角度而言，各類利益相關者更關心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大數據能夠為企業創造財富的潛在價值（相關性信息——價值計量），而非這些大數據本身的收集和獲得成本（可靠性信息——成本計量）。基于此，筆者認為對于大數據應采用價值基礎的計量屬性，包括現行市價、可變現凈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具體應結合企業大數據的獲取途徑或增加渠道，采用恰當的計量屬性，以提供決策有用的會計信息。
2.計量方法的發展大數據的價值計量可以參照無形資產的價值評估方法。自20世紀以來，已提出了多達幾十種的無形資產估價模型，評估范圍包括人力資源價值（Edvinsson，1997）、信息資產（Moody&Walsh，1999）、專用技術（Reilly，1998）、品牌價值（Sharma，2012）等。與基于成本或市場基礎的估價方法不同，Heckman[14]基于數據本身的各項特征（包括定性、定量、價值方面變量）來對數據定價，為將數據計為企業資產服務。我國自2015年以來陸續建立的大數據交易所或交易中心也旨在探索大數據的交易和定價機制。然而，正如Savickaite[15]所指出的那樣，無形資產的多樣性、復雜性和獨特性反而導致了其“評估過程的無效率”，從而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無形資產是不能夠確認的，因為其缺乏一個可靠的評估標準去計量其價值”——“由于缺乏一個可靠的方法來確定無形資產價值，因此無形資產不能夠確認”。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非大數據的價值評估，故不打算在此探討大數據的價值評估方法或模型構建。但為了避免陷入上述怪圈，本文認為，隨著包括大數據在內的無形資產價值評估方法、定價機制等日漸成熟完善，企業大數據的價值可以得到可靠的計量。
3.計量單位的考慮單一的貨幣計量手段不足以反映大數據動態、多樣、多源等特征，還應采用字節、時間、文本、速率等其他輔計量手段。如：字節（Byte，1B=8bit）為反映數據存儲容量的最基本單位，考慮到大數據的規模巨大，可以采用TB（太字節）、PB（拍字節）、ZB（艾字節）及以上字節單位來表示大數據容量或規模；可以采用記錄（錄音）、文件等表示大量非結構化大數據；可以采用每毫秒、每秒、每分等來表示大數據的產生和發送頻率；按類型或來源分類披露大數據，以反映其多樣性等。
五、關于大數據資產計量模式的構想
從會計視角，一般按來源渠道或增加途徑將資產分為自制、外購、接受投資、接近捐贈、企業合并、非貨幣性資產交換、債務重組等原因增加的資產。由于當前我國大數據的交易市場尚未普遍建立，相關的數據交易機制尚不成熟，有關大數據的對外投資、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或債務重組等的業務尚不多見，故本文主要針對兩類最基本、最常見的大數據資產計價進行初步構想：自行收集加工形成的大數據、外購大數據。
（一）自行收集加工形成大數據的計量企業出于特定商業目的或競爭需求，會主動獲取、收集、加工、整理大數據，從而形成企業自制大數據資產。前文所述的企業傳統數據、掃描數據、RFID數據等是企業的基礎、核心數據，多年來由于技術、環境等原因，這些數據未能得到很好的開發利用，還只是“沉睡的寶藏”，尚未真正為企業發揮價值。而網頁數據、移動數據、音頻、視頻、圖片、文本等數據，則為企業提供了較好的補充性和輔信息，能夠幫助企業更好決策。在具備資源、技術、人力的條件下，企業可以自行收集加工這些大數據，或者通過企業間結盟的方式與其他企業共享。從所有權角度來看，第一方數據大多為此類數據。企業自行收集加工大數據會產生一定的投入成本（物力、人力、財力等），但相比較而言，企業更看重大數據的潛在商業價值。因此，在會計計量上，其初始計量可采用歷史成本計量，因其自行收集加工成本通常能夠可靠地取得；在后續計量方面，宜采用能夠反映大數據價值的、決策相關的計量屬性，如現值、公允價值等。另外，由于大數據的時效性、時間衰減性、無限分享性、零磨損性等特性，還應考慮其減值問題[16]。
（二）外購大數據的計量要像購買機器設備、原材料等資產一樣從外部市場上購入所需要的大數據資產，需要有完善的數據交易市場和規范的交易交換機制為前提和保障。然而現實情況是，當前我國各部門、行業之間的“數據孤島”現象十分嚴重，數據價值未真正盤活。為推動大數據流通、實現數據價值，我國2015年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等，旨在推動數據交易市場試點、探索數據交易交換機制。截至2016年年底，包括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長江大數據交易所等在內的大數據交易平臺數量預計將達到15—20個（人民網，2016）。其中，我國首個大數據交易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能夠交易的數據類型包括政府、醫療、金融、企業、電商、能源、交通、商品、消費、教育、社交、社會十二類（貴陽大數據交易所702公約，2015）。中關村數海大數據平臺可交易除涉及國家安全數據和個人數據以外的數據（含底層數據）[17]。武漢東湖大數據交易中心則可以向個人開放，類似于“數據淘寶”，這在全國尚屬首例（長江日報，2015）。另外還推出“以數易數”服務，允許用戶與賣方進行“物物交換”（人民網，2016）。大數據作為“商品”交易的實踐表明，大數據是數據控制人的數據資產[17]。企業通過大數據交易平臺購買大數據資產時，宜采用購買成本（即歷史成本）進行初始計量，后續計量則宜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公允價值應能夠持續可靠地獲得或采用估值技術獲得）。同時，也應考慮大數據的減值問題。隨著數據交易市場的深入發展和交易機制的日漸成熟，以數易數、數據捐贈、數據投資、運用數據償還債務等新的數據交易形式也可能會出現。此種情況下大數據資產的計價可以比照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接受捐贈、接受投資、債務重組等相關會計處理原則進行。
六、結論
大數據作為一種互聯網時代的重要戰略資源，日益發揮著資產作用。會計作為一種經濟信息系統，向組織利益相關者提供有關大數據資源的決策有用信息是其必然之義。
（一）企業大數據符合資產定義以Moffittetal.[5]的企業擴展數據生態系統為框架，分析發現，包括傳統數據、掃描數據、RFID數據、網頁數據、移動數據、音頻、視頻、文本、圖片等在內的企業數據滿足資產特征，故符合資產定義。
（二）企業數據滿足資產確認條件首先，大數據技術的日趨成熟大大提升了企業運用大數據創造財富的能力，從而大大提高了企業大數據帶來未來經濟利益流入的可能性；其次，隨著無形資產估值技術的日漸成熟和大數據交易市場及機制的日益完善，企業自行收集加工和外購情形下的大數據其成本或價值能夠可靠地計量。因此，企業大數據具備資產屬性，應當將其作為資產要素進行財務列報。
（三）企業大數據宜采用價值基礎的計量模式進行資產計價相比較于企業自行收集加工情形下的投入成本、外購情形下的采購成本（可靠性信息），利益相關者更關心企業大數據能夠帶來的未來經濟利益的大小（相關性信息）。因此，對于自行收集加工形成的數據，宜采用投入成本進行初始計量，后續計量宜采用現值、公允價值等計量模式；對于外購的大數據，宜采用購買成本進行初始計量，后續計量宜采用公允價值等計量模式。同時應考慮數據資產的減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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