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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溝域經濟 評價 指標體系
引言
作為山區的重要組成部分，溝域是首都和諧社會的生態建設關鍵帶、山區經濟啟動帶和城市功能拓展帶，是首都宜居城市建設的堅實生態屏障，是北京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支撐，是環境友好型的特色產業基地。通過對溝域在首都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分析，可將溝域的整體功能劃分為三級子功能，即生態功能、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山區溝域經濟建設，就是要充分認識和發揮溝域的多種功能，實現山區可持續發展和保障人類福祉。溝域經濟發展到現在，學術界大多是從理論分析和政策經驗角度對其進行研究，甚少從實證分析角度來具體分析北京溝域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問題，因而對北京溝域經濟的發展進行實證分析具有重要意義。
構建原則與指標確定
（一）構建原則
溝域經濟的評價指標體系應該能夠充分體現溝域經濟的內涵和功能定位，為持續有效地推進溝域經濟建設提供指導和借鑒意義。溝域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應該遵循以下原則：
1.科學性和實用性原則。充分反映和體現溝域經濟的內涵，科學、系統、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溝域經濟的實質。同時，盡可能選擇簡單明了、有代表性的綜合指標和重點指標。
2.可測性和可比性原則。充分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指標量化的難易程度，定量和定性相結合。不具有直接可比性的指標，需要標準化處理使其具有可比性。
3.動態性和靜態性原則。溝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指標設定充分考慮動態變化，能綜合反映溝域經濟的發展過程和趨勢，便于預測與管理。
（二）指標確定
1.各項指標及目標值的確定。溝域經濟建設的實現程度必須有一個評價標準。溝域經濟建設把2020年確定為目標年；同時參照了中央、北京市委各級政府部門制定的相關發展規劃，主要參考了《中國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北京市“十二五”時期社會建設規劃綱要》、《“十二五”農業與農村科技發展規劃》、《北京市郊區民俗旅游村評定標準（試行）》、《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的要求；另外也將國際上對相關指標標準和水平的界定作為一個參考標準。
2.溝域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在征求了相關專家意見的基礎上，本文的溝域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才得以構建。整個指標體系中，一級指標1個，二級指標4個，三級指標14個。各指標之間的關系如表1所示，且給出了它們各自的目標值。表2表示專家評分的測評表，給出了專家測評的指標構成。
3.評價方法。對所有參加評比的溝域統一計算綜合指數，按照分值大小進行排序，劃分獎勵等級。評價分值可劃分為七個檔次：很好100-90分；好89-80分；較好79-65分；中64-55分；一般54-40分；較差39-20分；差19-0分。
對于每一條溝域，可以根據一級、二級指標計算的結果，分析其在經濟發展、生態保護和社會服務能力等方面情況，為找出差距、調整思路和改進工作。另，為保證評價數據準確，有必要對有關統計人員的進行必要培訓。
北京四季花海溝域經濟發展評價案例分析
（一）四季花海溝域原始指標標準化
1.各項指標的標準值。指標體系的構建必須科學、合理，而指標權重的準確性則是構建過程中重要的一步。本文咨詢了北京市多位研究溝域經濟的專家和研究人員，以使權重具有權威性，得到均通過了一致性檢驗的所有的判斷矩陣。通過查閱溝域經濟建設網站和北京市統計局網站等相關政府網站，查閱《北京市統計年鑒》（2008-2012）和《北京區域統計年鑒》（2008-2012）等相關統計資料，以及親自參與的溝域調研小組的實地調研得到的一手材料和數據，并經過計算得到表3所示結果。
2.各項指標數據的處理。綜合評價之前，需要通過標準化處理四季花海溝域各項指標，消除量綱、數量級，再將其置于統一的評價體系。通常有三種處理方法來進行指標的標準化處理：“標準化”處理法、極值處理法和功效系數法，本文采用極值處理法中的極大值處理方法，即用每一項指標的數據值除以近五年來各項指標最大的數據值。
（二）四季花海溝域經濟建設的宏觀評價
首先從宏觀角度評價四季花海溝域經濟建設，即評價四季花海溝域的建設成效，檢驗該溝域經濟建設的實現程度。本文采用綜合評價法，計算出四季花海溝域建設二級指標的指標實現度S，并將相關指標結果帶入公式S=A/P×100%（其中，S為實現度；A為實際值；P為目標值；對于高于目標值的指標，按滿分計算（100分））得到，目標年是2020年，“十一五”期間四季花海溝域經濟建設的實現程度分別為51.74%、59.26%和49.89%。可以看出，四季花海溝域的社會服務能力較低，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生態環境保護能力一般。具體從表3中可以看出，農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生活垃圾得到了無害化處理，農村污水集中處理程度遠遠不夠，服務基礎薄弱，其他指標都在增長。總之，從宏觀角度來看，四季花海溝域經濟建設正逐步向前推進，但同時存在一些短板，需要花物力、財力、人力來解決。
（三）四季花海溝域經濟建設的微觀評價
從具體到每個指標的分析來評價四季花海溝域建設情況，即是微觀評價。從細節中分析溝域經濟建設的優勢和不足之處，確定該溝域建設重點和難點，為有效推動該溝域的經濟建設提供針對性的措施。
為衡量四季花海溝域的微觀成效，采用假設檢驗方法，比較四季花海溝域建設各項指標在“十一五”期間前兩年（2006-2007）的平均值和后兩年（2010-2011）的平均值，對各個指標進行顯著性檢驗。
利用假設檢驗方法，試圖找出兩組數據平均值的差異情況。設前兩年各項指標的平均值為X1，后兩年各項指標的平均值為X2，建立假設如下：
H0：μ1=μ2，前后兩年新農村建設指標Xi的總體均值相同
H1：μ1≠μ2，前后兩年新農村建設指標Xi的總體均值不同
構造的t統計量為：
其中，，自由度ν=n1+n2-2
運用上述假設檢驗方法對各指標前后兩年的平均值進行顯著性檢驗，由于定性指標不具有數量上的累加性，不予考慮。檢驗的結果如表4所示。
通過以上假設檢驗分析“十一五”期間前后兩年（2007-2008與2010-2011）四季花海溝域經濟建設各指標的變化情況，可以得出：四季花海溝域經濟建設在2010-2011年兩年間民俗旅游接待戶比重顯著性提高，水平達到99%，是溝域經濟建設變化最快也是唯一的一個；同時，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林木覆蓋率、民俗旅游接待戶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等方面也有較為明顯的改善，表明該溝域社會服務能力有一定的好轉。但是該溝域的生態環境保護能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構建溝域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實證分析法對北京四季花海溝域進行實證研究，并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北京四季花海溝域發展進行評價。隨著北京溝域建設的發展以及其在全國推廣的可能，研究中將出現越來越多的問題，今后還需要深入研究，可以利用本文構建的溝域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對北京的每條溝域一一進行宏觀和微觀方面的分析，進而系統評價該條溝域的建設情況，及時應對溝域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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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指標決策評價 綜合評價 香港 社會經濟發展
一、引言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香港，是國際著名的商業、金融和貿易中心。它擁有全球最繁忙的貨柜碼頭，處理全球最多的國際空運貨柜，是全球最自由開放的市場，一直被諸多評比機構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其社會經濟發展備受矚目。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團結帶領香港各界人士，自強不息，奮力拼搏，克服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等帶來的種種困難和挑戰，成功地把“一國兩制”偉大構想變為現實，實現了經濟的強勁復蘇和快速增長，保持了香港繁榮穩定。香港的繁榮昌盛對于推進中國大陸經濟，整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經濟都會產生重要作用。筆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最新資料，應用多指標決策評價方法對2002-2006年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進行定性定量評價分析，為香港的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二、多指標決策評價方法簡介
假設某一多指標決策問題的方案集為A={A1，A2，…，An}，指標集為G={G1，G2，…，Gm}，且令矩陣Y=（yij）n×m表示方案集A對指標集G的“決策矩陣”，其中yij（i=1，2，…，n；j=1，2，…，m）表示方案Ai對指標Gj的指標值。由于各評價指標的量綱不同，故本文將評價指標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從而可得無量綱化的決策矩陣Z=（zij）n×m，其中
其中，yjmin，yjmax表示指標Gj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顯然，di（w）越大表明方案Ai越優。從而可以對各決策方案Ai進行定量的綜合評價并排序。
（一）權向量w的離差最大化確定方法
如果某一指標Gj對決策方案Ai的綜合評價值沒有影響，那么，指標Gj的權重應取0；相反，如果某一指標Gj對決策方案Ai的綜合評價值有很大影響，那么，指標Gj應取較大的權重。因此，對于指標Gj，可令vij（w）表示某一方案Ai與其它決策方案的加權離差， 則有：
（二）離差最大化方法進行綜合評價的步驟
①按照（1）式，求無量綱化的決策矩陣Z=（zij）n×m；
②采用離差最大化方法，按照（4）式確定最優權向量w=（w1，w2，…，wm）T；
③根據（2）式計算各方案Ai的綜合評價值di（w） i=1，2，…，n；
④根據步驟③中各決策方案的綜合評價值大小， 我們可以對各決策方案進行定量的綜合評價并排序。
三、實證分析
（一）建立評價指標體系
遵循科學性、代表性和完整性的評價原則，筆者選取反映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10個主要指標：本地生產總值（按2000年固定價格計算）x1（億港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x2（港元）、商品進出口貿易總額x3（億港元）、對外服務貿易總額（即服務出口與服務進口之和）x4（億港元）、政府儲備結余x5（億港元）、進出香港貨物總量x6（萬噸）、集裝箱吞吐量x7（萬標準集裝箱）、訪港旅客x8（萬人次）、國際投資頭寸x9（億港元）、政府收入總額x10（億港元）等構建評價指標體系。這10個極大項指標可基本反映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原始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2007》，由統計數據建立指標數據庫，列于表1。
注）本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7》編制。
（二）綜合評價分析
根據上述運算步驟，應用Matlab編程計算，可得其相應結果列于表2。由于表2最后一行的權重大小幾乎相等，可知反映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10個主要指標協調發展，對香港社會經濟的發展都起著均等的作用，這體現了香港社會經濟結構非常穩健；另外，據表2最后一列的綜合評價值逐年增大，可知香港特別行政區2002-2006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逐年推進，一年好過一年，尤其是2006年發展狀態最佳，其歷年排名依次為：2006、2005、2004、2003和2002年。
2002-2006年香港的貿易額從31799億港元增至50608億港元，同比增長分別為4.3%，11.6%，16.4%，10.9%，10.5%。2006年，香港股市集資總額創下5245億港元的歷史紀錄。
2003年的綜合評價值為0.1656，遠低于2004年的0.5192，這說明2003年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態不佳，其主要原因應為2003年正值香港剛剛渡過東南亞金融危機、又遭非典的襲擊，從表2可知旅游業受到嚴重影響。2003年6月29日，《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在香港簽署，為經濟低迷、社會不景氣的香港注入了強心劑和新的活力。CEPA實施以來，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不嗯噬，失業率不斷下降。CEPA不僅推動了港澳經濟復蘇和飛速發展，也成為香港地區經濟轉型的新契機，把香港的發展與內地的廣闊市場、高速發展的經濟聯系起來，讓香港經濟存滿活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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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發展質量；指標體系；冗余度分析；靈敏度分析
一、引言
近些年來，學術界廣泛關注對經濟發展質量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對我國和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質量的評估及對策研究。在指標體系構建上，以經濟發展質量的內在含義為出發點，結合時代要求及發展規劃，進行指標體系設計。對不同學者關于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設置的比較分析來看，各個學者都是依據個人知識積累以及對經濟發展質量內涵的判斷，選取適當指標構建指標體系，目前并未形成一個具有規范及標準形式的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其次，對于指標體系中指標選取是否合理、指標體系是否科學有效、指標體系能否準確描述經濟發展實際都缺乏相關檢驗，因此，對指標體系進行檢驗在填補現有研究空白的同時，也可以幫助人們更加客觀真實地了解經濟發展真實情況。
江蘇作為我國的經濟大省，目前正處于第三次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之所以要不斷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是因為江蘇經濟增長過程中面臨著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經濟二元化等問題。因此，本文以江蘇經濟發展質量為研究對象，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江蘇經濟發展質量進行評價分析，并利用冗余度分析、靈敏度分析對江蘇經濟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進行檢驗，并期望為其他省份經濟發展質量評價分析提供一定幫助和借鑒。
二、研究現狀
經濟發展質量問題一直是專家和學者們關注和研究的重點，通過對現有學術成果的研究不難發現，關于指標體系的研究主要包括指標體系如何進行設置的問題以及運用指標體系對國家或者地區進行實證研究方面。
（一）指標體系構建的研究現狀
王文博（2001）根據指標選取和指標體系設置的規定和準則，以經濟發展質量的本質要求為依據，從反映經濟數量、效益、要素配置和效率、要素重新組合、經濟平穩度以及科創角度設定了評估經濟發展質量的指標體系。李變花（2004）首先指出了現有經濟質量評價主要考慮從經濟總量方面來評價的指標體系缺陷，針對以上缺陷，提出要從經濟增加總量水平、經濟投入產出效益水平、經濟結構合理性、科技創新、環保質量、人民生活幾個方面對前有指標體系進行了完善和修正，使之更加合理。冷崇總（2008）緊緊圍繞經濟發展質量內涵要求，所構建的指標體系包含經濟發展結構維度、經濟投入――產出效率維度、潛能維度、資源與環保維度、科技進步與創新維度、經濟波動性維度以及人民生活質量與經濟分享性維度。
（二）指標體系的運用及實證分析的研究現狀
鈔小靜，任保平（2011）選取經濟轉型30年來我國和各地區經濟數據，構建評價體系，測算了各個年份國家和地區經濟質量指數。劉小平（2014）利用指標體系和相關分析評價方法，從橫向（即分區域）和縱向（及分時期）兩方面對全國總體經濟發展狀況和分地區經濟發展差異進行了研究，通過PCA的分析方式最終實現量化經濟增長質量的工作。宋明順等（2015）從競爭質量、民生質量和生態質量三個維度出發，采用熵值法，并提出國際標桿對比法來對我國宏觀經濟質量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測度和比照結論與我國及標桿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相吻合。
三、指標體系構建
通過大量閱讀經濟發展質量和指標體系設立相關文獻，嘗試以經濟發展質量本質含義為出發點，以測度江蘇經濟發展質量為目的，結合江蘇實情，考慮經濟增長效率、經濟結構、經濟穩健性、科技進步、資源環境、人民生活6大影響因素，構建了包含34個科學的、合理的二級指標的江蘇經濟發展質量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具體見表1。
四、江蘇經濟發展質量指數測算
（一）數據來源
本文分析江蘇經濟發展質量，以2005～2014年《江蘇統計年鑒》為數據主要來源，分析江蘇2004～2013年10年期間經濟發展的質量狀況、變化趨勢，并試圖找出其中影響因素。
（二）指標篩選
以上通過總過前人經驗和結合江蘇實際構建了江蘇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其雖然能夠較為全面和系統地反映和衡量江蘇經濟發展質量，但合理性和有效性無法直接作出判斷，需進行進一步的檢驗，原因在于：一是總量較多的基礎指標導致數據收集難度；二是某些基礎指標可以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多個方面，指標之間高度相關性問題難以避開；三是某些指標雖然能夠用于衡量經濟發展質量，但其重要性和辨識能力較差，造成指標體系冗余。所以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刪除相關性大的基礎指標有助在精簡指標體系本身的同時，確保分析評價的有效程度。利用SPSS 19.0軟件進行相關性分析，刪除以下相關系數較大指標：第一產業貢獻率X5、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變動率X13、人均科技投入X16、科技活動人員占總人口比重X19、單位地區生產總值電耗X21、城市人均住宅面積X27、農村人均住宅面積X28、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X31、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33、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X34共十項指標。
（三）衡量江蘇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并評價分析
評價方法的選擇應遵循科學性和客觀性原則，因此本文選取熵值法對各個指標進行賦權，計算各個指標權重，進而測度經濟發展質量指數，計算步驟如下（其中代表基礎指標，i為年份，m為指標總數，n為總年數）。
第一，無量綱處理數據以后，計算第j個指標、第i個樣本指標值的比重pij，公式如下：
第二，計算第j個指標的熵值，公式如下：
第三，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性系數gi，公式如下：
第四，計算第j個指標的權重ωj，公式如下：
第五，計算經濟發展質量指數vi，公式如下：
熵值法測算出的各個二級指標的權重如下，見表2。
根據計算所得的二級經濟指標權重測算出相聯系的一級指標權重，分別為：12.8%、15.8%、13.8%、15.5%、24.5%、17.6%，其中經濟增長結構、資源環境和人民生活影響最大，每項指標權重基本上都在15%以上，表明每個維度都對經濟質量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指標體系6個維度選取合理。接著，根據以上數據，計算得出江蘇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并繪制了江蘇2004～2014年這十年經濟發展質量趨勢變化圖，見圖1。
結合圖1和相關數據可以看出，江蘇經濟發展質量經歷了三個階段，2004年之前為第一階段，江蘇經濟快速增長，GDP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同時投資產出率也不斷提高，有較為良好的經濟效率和效益，物價平穩，經濟增長質量呈上升趨勢的；2004～2009年為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在外部江蘇經濟的發展受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江蘇受到極大沖擊，GDP增長率從2005年的23.96%降低至2009年的11.22%，進出口總額下滑，同時這一時期經濟穩定性較差，不僅GDP波動較大，通貨膨脹率也較高，城市化進程較慢，人民生活質量改善速度緩慢，經濟質量偏低；2009～2013年期間，江蘇面對新形勢，秉承十精神、可持續發展觀和時代要求，堅持經濟轉型，以科技創新為源動力，產業升級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已趨于合理化。這一時期江蘇經濟發展質量是不斷提高的，并且有保持繼續提升的趨勢。
五、指標體系有效性檢驗
指標體系設置是否合理，是否具有較高普適性，這需要通過有效性檢驗來衡量期是否有效。獨立性檢驗、冗余性檢驗和普適性檢驗是指標體系有效性檢驗的重要維度和內容。本文參考付允、劉怡君（2009）和許滌龍、薛美榮（2014）的理論和操作方法，以冗余度RD（Redundancy Degree）來衡量指標體系的獨立性和冗余程度，靈敏度SD（Sensitivity Degree）來衡量指標體系是否具有空間普適性，以刪除較大相關性指標后的指標體系為研究對象，對本文所設計的指標體系進行有效性檢驗。
（一）冗余度檢驗
冗余度檢驗的目的在于檢驗指標體系本身是否既有較強的獨立性，是否存在冗余基礎指標。在充分考慮各個影響因素的前提下，為了構建合理的和科學的經濟發展指標體系，往往選取較多基礎指標來詮釋經濟發展質量的內在要求，雖然這保證了指標體系能夠較為完整的描述經濟發展質量內涵，但這會造成指標選擇的重復性，指標體系冗雜，因此有必要利用冗余度檢驗來考察指標體系結構合理程度。只要冗余度小于所設定的標準，則認為指標體系是通過冗余度檢驗的，結構是合理的。設指標體系相關系數矩陣為R：
這里設置RD的臨界值為0.5，即只要RD小于或等于0.5時，指標體系通過冗余度檢驗，否則需對指標體系進行修正。利用SPSS 19.0對指標進行相關性檢驗，計算得到各個指標相關系數絕對值之和為223.08，RD=0.36
（二）靈敏度檢驗
一個有效性較高的指標體系應當具有較高的普適性，這既是測度指標體系結果有效性的方法，也是檢驗評價結果可靠性的依據。靈敏度指的是一個或者某些個指標值的微小變化或誤差是否導致檢驗結果的巨大變化，若結果變化大則表示靈敏度越高，被評價對象普適性越低；反之，靈敏度較小，被評價對象具有較高的普適性。下面采取公式（7）計算靈敏度大小，式（7）表示指標數據變化1%，引起的評價結果的變化大小。
因此，指標體系的靈敏度。
根據以上公式計算得出指標體系的靈敏度SD=1.36
六、結論
本文選取江蘇為研究對象，利用熵值法測算出江蘇近十年經濟發展質量指數，并利用冗余度和靈敏度檢驗對指標體系進行了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1. 2004～2013年期間，江蘇經濟發展質量經歷了三個階段，2004年之前呈上升階段，2004～2009年期間經濟發展質量下降，2009～2013年期間，江蘇努力推行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發展政策，注重經濟發展數量的同時，更將注意力轉移到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上去，實現經濟發展數量上的增長，質量上的提升。
2. 在對剔除相關性系數較大的基礎指標之后的指標體系進行冗余度檢驗，目的在于考察指標選擇是否合理，指標體系是否精簡。利用平均相關系數檢驗的指標體系，其冗余程度偏低，保持精簡性的同時全面反映了所研究的經濟問題。指標體系通過靈敏度檢驗，指標的微小變化并未引起評價結果先后的巨大差別，這表明指標體系具有普適性，是合理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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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發展應該表現在它的數量對資源、環境、經濟與社會的適應度上。該研究選取了5個指標，即R1常住人口(萬人)，R2人口自然增長率(%)，R3社會從業人員(萬人)，R4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社會從業人員比重(%)，R5失業人數(萬人)。對人口發展的5個具體指標數據運用Eviews6．5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結果:第一個成分R1占總方差的56．05%，第二個成分R2占總方差的24．18%，第三個主成分R3占總方差的13．96%，前三個成分占總方差的94．19%。因此從原有的5個指標中選出3個主成分R1常住人口，R2人口自然增長率，R3社會從業人員。接下來繼續對已經選出的3個主成分進行分析，直接用貢獻率作為權重，構造綜合評價指數E2:E2=0．5605PAC1+0．2418PAC2+0．1396PAC3(2)運用Eviews6．5對河南省18個地市3個人口發展主成分R1、R2、R3進行計算，并按照公式(2)計算E2，得出18個地市人口發展綜合指數分別為:鄭州市1．896135，開封市－0．20825，洛陽市0．963991，平頂山市－0．37618，安陽市0．373884，鶴壁市－2．0076，新鄉市－0．05886，焦作市－0．41124，濮陽市－1．09743，許昌市－0．31614，漯河市－1．4492，三門峽市－1．02835，南陽市2．386569，商丘市0．763534，信陽市0．111514，周口市2．006133，駐馬店市0．702387，濟源市－2．2509。人口發展綜合排名前五名是南陽市、周口市、鄭州市、洛陽市、商丘市;排名比較落后的是濟源市、鶴壁市、漯河市、濮陽市、三門峽市，這和我省18個地市實際人口發展狀況基本相符。由于對指標的選取存在個人主觀因素，因此，結果不具有絕對性。
二、河南省區域社會發展指標分析和評價
社會發展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與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程度，建造更加安全舒適的生存環境，讓全體公民都有機會去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該系統選取了7個指標，即H1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元)，H2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H3每萬人口高等學校學生數(人)，H4教育事業經費支出(億元)，H5科技人員數，H6每千人口醫生數(人)，H7每千人口醫院床位數(張)。對人口發展的7個具體指標數據運用Eviews6．5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出結果:第一個成分H1占總方差的61．67%，第二個成分H2占總方差的18．64%，第三個主成分H3占總方差的11．52%，前三個成分占總方差的91．83%。因此從原有的7個指標中選出3個主成分H1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H2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H3每萬人口高等學校學生數。接下來繼續對已經選出的3個主成分進行分析，直接用貢獻率作為權重，構造綜合評價指數E3。社會發展比較好的是鄭州市、洛陽市，比較落后的是信陽市和周口市，和實際發展現狀基本相符。
三、綜合指數分析和評價
本文在對18個地市經濟、人口、社會發展分析結果基礎之上，在三個方面進行綜合分析，計算綜合評價指數E。我們認為在區域發展過程中三方面都很重要，綜合評價指數E可以建立如下公式:可以看出，2012年河南省18個地市發展最好的是鄭州市，其次是洛陽市;發展比較落后的是信陽市和鶴壁市，和目前我省區域發展的現狀基本相符。由于指標的取得存在很大的主觀性，分析的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應出河南區域發展的不協調。
四、啟示與建議
從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河南省18個地市的發展存在差距，呈現出不協調現狀，應根據具體省情，采取相應的措施縮小差距。現提出如下建議:
1．完善區域協調機制目前，城市的發展并不完全取決于自身，還要取決于這個城市是否融入了“經濟區域”的體系之中。要對我省進行適宜的區域規劃，有利于減少盲目短期思想，實現長期全省的協調發展。要學習國外、省外先進的規劃思想和思路，根據河南省具置、環境和發展現狀，建立相應的城市群、城市聯盟，制訂區域協調法，協調職能和法律的規范化。制訂適宜的區域發展政策，根據各地區實際情況制訂區域財政政策、區域人口政策、區域環境政策等等，縮小差距，不能讓差距日益增大。制訂區域型空間規劃，根據當地經濟、人口、社會情況，對資源進行合理分配，合理發展地區特產和產業。河南是一個農業大省，要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穩定糧食生產。還要積極培養鄭、汴、洛黃金旅游線路，發展特色旅游景區，使我省各地市第三產業也得到較好發展。
2．整合全球資源以利于河南區域發展河南是全國的糧倉之一，農業發展有基礎，工業發展迅速，人力資源發達，我們要利用好這些基礎，從農業切入，發展高科技產業。也可以從黃河文化切入，發展創意產業。既可以分城市發展，也可以分南北兩個方向發展，整合各地市特色，引入省外甚至國外先進的技術和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結合國家政策合理有效的發展。在發展過程中要結合世界經濟發展的態勢和趨勢，體現各地市特色、優勢。
3．提高人口素質目前，經濟發展很快，人口增長也很快，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要控制人口數量，還要提高人口質量。增加有利于區域發展的優秀人才，可以通過培訓、進修等措施提高本地人口素質，也可通過有利政策吸引外部人才的流入。
內容摘要：本文界定了“又好又快”發展目標的內涵，闡釋了這一觀念轉變的背景和發展方針，指出了發展模式更新是實現質量轉換的必然路徑。深入理解和切實落實經濟發展的“又好又快”，對于踐行科學發展觀，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發展方針質量 路徑
中國經濟通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長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之后，在2006年底有了一個毅然的目標轉換――國民經濟發展的目標從“又快又好”轉為“又好又快”。表面上只是快和好的換位，實質卻是經濟發展目標追求從數量第一到質量第一的質量轉換，是發展戰略指導原則的更新。因此，深入理解和切實落實經濟發展的“又好又快”，對于踐行科學發展觀，實現發展方式轉變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質量第一的簡明概括：“又好又快”
“快”顯然是發展數量方面的要求，“好”則是發展質量方面的要求。從單個企業來說，“好”表現為員工素質的提升、物質裝備性能的提高、管理更加科學化的綜合進步，簡言之，是企業要素稟賦和結合效率兩方面的加強。微觀的“好”是宏觀“好”的前提和基礎，但又不完全等于宏觀的“好”。 各方面的比例協調是整個國民經濟“好”的更重要的標準和目標，包括速度質量效益相協調，消費投資出口相協調，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改革發展穩定相協調。這樣的發展環境才能保證經濟、社會整體平穩、長期的發展，才能保證以更穩健的速度盡快實現現代化。所以，國民經濟發展的“好”是科學發展觀的現實實現形態，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簡明概括。
觀念轉變的背景：歷史與現實的合力促動
發展的基礎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改革開放之初剛剛打開國門的時候，我國和現代化差距較大。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 100美元多一點，遠遠低于世界銀行劃定的世界上最窮的平均線289美元，是美國人均GDP1.03萬美元1/100。從生活條件看，前30年的建設并沒有讓人民擺脫貧窮。從這個基點上起步，強調速度是一種必然。經過28年的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四，外貿總額世界第三，外匯儲備世界第一，近200種產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一位，人均GDP與美國的差距縮小到十幾分之一。在這個新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已經有條件把數量的擴張放在第二位，把質量的提高放在第一位，追求質量好前提下的速度快。
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在短缺經濟時代，消費的范圍基本局限于物質消費，消費的目的性明顯而明確，就是滿足消費主體的生存需要。且滿足這個水平的消費品供應全面緊張，只好通過各種票證手段限制消費。票證型消費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就開始松動，由此帶來了我國居民消費的第一個浪潮：老三件百元級生活必需品的迅速補足。中國經濟通過農村的聯產承包、城鎮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煥發出蓬勃活力，社會物質產品的供給能力和居民收入水平得到快速提升，我國由此進入90年代的第二個消費高峰―以家用電器普及為主要內容的消費浪潮。10年之內，城鎮的彩電、冰箱、洗衣機等主要家用電器基本得到普及，廣大的農村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新世紀初的家庭數字影院、MP3、移動電話、可視電話等的消費內容可以看作是前期家電普及的升級換代，它們大體在千元的級別。如今以家用汽車、住房為代表的十萬元消費級別是消費的第三個浪潮。隨著消費結構的升級，人們的消費觀念也在悄然嬗變：消費觀的趨同性逐步被個性化的消費追求打破，國內消費觀念悄然向國際消費觀念靠攏，從前遭受排斥的精神文化消費逐步成長為消費熱點。因此，只有追求質量的發展才能適應變化了的內需市場。
資源、生態環境壓力所致。2007年中國生產石油1.86億噸，進口1.96億噸，成為世界第二石油消費國，增量第一消費國，預計中國的石油產量難有大幅度增加，消費增量只能靠進口補足；需大量進口的物資還有鐵礦石，2007進口3.8億噸，對外依存度超過50%，成為世界第一鐵礦石進口國。大量生產資源的進口使我國的發展不得不忍受進口資源價格上漲的擠壓。另一面，我國單位產值的能耗強度比發達國家高3-5倍等。環境污染在現在的工業化中后期就達到發達國家完成了工業化的程度。這樣的條件決定現在的發展必須強調質量。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競爭的要求。當前的國際競爭直接表現為產品質量和性能的競爭，背后是技術、人才的競爭。前一時段中國制造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優勢，隨著WTO規則的逐步放開，隨著區域經濟集團化的加強而逐步削弱，利潤空間日益狹小，近兩年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此種趨勢愈加明顯。這要求調整產業產品結構，以技術創新、產品更新換代為手段謀求發展。
發展方針：質量第一前提下的和諧進步
（一）協調優化產業結構
供求總量平衡是國民經濟穩定運行的基本前提。供求總量平衡是產業結構協調的表現，所以其實質是協調優化的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協調、優化需要不斷推動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不斷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機制，是一個不斷趨近國民經濟整體良性運行的動態過程。
（二）人與自然和諧協調
這要求低投入、低排放、多循環、高利用，是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發展；要求大力提高全民的綠色資源價值觀、生產觀和消費觀，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責任在全社會層層落實。
（三）形成利用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的新理念、新途徑
傳統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的辦法是利用廉價勞動力來建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解決低層次產業就業的增加，但卻無法適應高端產業的發展。目前，隨著我國技術進步的加快，產業結構的升級，工業化階段的演進，技術密集型產業通過“產業鏈”帶動就業增長的新趨勢已經顯現。技術進步從短期看似乎是排擠就業的。但從長期看，在知識經濟背景下，技術的進步能夠推動整體經濟規模的擴張，從而從根本上增加就業和實現職工福利的提高。鼓勵技術進步依靠科學管理，更依賴人才培養，因此，要充分利用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轉型的機遇，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努力發展各級各類教育，以適應我國技術升級、產業升級、管理升級對新型勞動者的需求。
（四）城鄉、區域的協調互動
通過對比我國經濟社會現階段的發展指標和現代化標準的差距可以清晰地看到，“三農問題”是我國與現代化差距的集中表現。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是當前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環節。這就要鞏固、完善、加強支農惠農政策，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注重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引導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
（五）在全球化市場競爭中優化配置資源和提升國家競爭優勢
融入全球化，在全球化市場競爭中優化配置資源和提升國家競爭優勢。這包括必須繼續深化改革，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要統籌好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升開放質量，既要通過引進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進行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大力提高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要通過走出去，擴大在國外的投資、貿易和交流，在和國際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在競爭中優化配置資源和提升競爭優勢。
（六）人民大眾共享發展成果
這是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歸宿，從根本上講，經濟發展得好就是使人民大眾的生活質量、幸福指數不斷提高。這包括要在發展中更加重視以人為本，改善民生；要更加重視依法治國，切實保障公民基本權益，促進社會和諧；要更加重視執政黨的執政品格、執政能力建設，保證科學決策、科學發展。
質量轉換的路徑選擇：發展模式創新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因為作為一種戰略選擇，它具有極強的實踐性。世界各國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已逾百年，但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完成這種轉變。我國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國家戰略來推動也已經有十幾年了，理論探索更早，可是，結果并不樂觀。實踐起來之所以困難重重，是因為這種轉變涉及的是一個龐大的體制質變。受與傳統工業化共生并已經固化的“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的價值取向、制度安排、技術結構與產業結構、生產模式與消費模式的制約，同時又受著理論思維、發展階段、國際背景的制約，因而具有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特征。我國的生產力發展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關鍵時期，也是極佳機遇期。因此必須在破除或改造支撐傳統工業化粗放增長的價值取向、制度體系、技術與產業結構、生產與消費模式的基礎上，建立起支撐現代集約型經濟發展方式的新價值體系、新制度體系、新技術與產業體系、新生產模式與消費模式。
（一）新價值體系
新價值體系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的發展。傳統工業時代的價值體系實質是拜物教文明和功利主義價值觀的集合，它使人成為財富的奴仆，把社會生產異化為功利主義的囚籠。新價值體系要把人的活動視野引向超越個人的狹隘生存與享受層次，引向人與自然相統一的大自然價值取向， 實現人和物質世界的可持續的和諧相處。這種價值取向的變革是破除傳統觀念、樹立現代觀念的一場社會意識革命，其變革的深度和廣度決定了變革的漸進性和長期性。
（二）新制度體系
制度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的內生變量，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等要素只有在有效的制度框架下才能發揮作用。集約型、生態友好型經濟發展方式，要求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稀缺的社會大眾共有的自然福利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到經濟循環過程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市場經濟雖然是人類走向未來的唯一通道，但它在解決涉及公眾共同利益諸如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社會公正等問題時局限性十分明顯，因而必須讓政府充當公眾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的守護人。建立和維護又好又快發展，建設生態文明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也是政府的根本目標。通過深化改革和艱辛探索，把這樣的職能和目標細化為相應的制度體系。
（三）新技術與產業體系
隨著知識經濟的展開，新技術群已經催生了新產業群，并率先在發達國家成長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因此我國提出走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新型工業化道路。新技術群包括信息技術、生態化農業技術、生物工程技術、循環生產技術、清潔化的新能源新材料技術、航天技術與海洋技術，由它催生的新產業群包括微電子與信息產業、生物工程及現代醫藥產業、新材料新能源產業、航天與海洋產業。它們是21世紀發展的核心內容。，然而，目前傳統技術和傳統產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基礎，要使新技術、新產業成為我國經濟的主體或主導，尚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必須堅定地走好新型工業化道路，利用現代技術群改造提升我國龐大的傳統產業群，同時努力發展新技術和新產業，建立起發達的現代產業體系。
（四）新生產模式與消費模式
新生產模式的本質特征是循環生產。循環生產是一種促進人與自然的協調與和諧的生產方式。新消費模式的特征是科學消費、合理消費、健康消費，也就是節約、環保、文明的消費模式。提倡這種消費模式，不僅有利于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社會生活秩序的安定、改善，為人們創造一個適宜的生活環境，有益于提高國民的生活品質，而且可以保證發展的可持續性。
綜上，質量為先發展的支撐體系只是原則性的論述，要提高其可操作性，尚需進行專門探討加以細化。
參考文獻：
1.趙東坡.我國居民消費觀念的進化軌跡與成長趨向[J].商業時代，2009
關鍵詞：經濟發展 指標體系 熵值法 路徑依賴
一、引言
我國經過了長達20年的經濟發展“大穩定”之后進入了經濟發展的“平庸時代”，即中國進入了經濟發展新常態。在經濟新常態最主要的特征體現在由于要素供給不足、資源配置的效率低下和創新能力后勁不足等原因所導致的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性減速。世界三大評價機構之一惠譽在2012年的數據中表示，中國經濟發展的數據顯示已經進入了“新常態”增長，在“新常態”下，我們需要轉變以前的經濟的發展觀念和增長方式以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特點。在新的經濟發展態勢下，很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以往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已經不再適用于衡量我國經濟發展質量，因此我國學者們紛紛從不同的領域角度出發試圖構建適用于我國現實情況的全面、綜合的指標體系。
從區域的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全海娟從區域的角度出發為其協調可持續發展構建了包含有社會、經濟、環境、人口、科技等在內的綜合性指標體系，并以長江三角洲為實證研究對象將其經濟協調發展做了全面系統質量評價。李答民從增長、結構、關系、制度和可持續發展五個方面刻畫了區域的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體系并建立相對應的模型對區域的經濟發展質量進行數據分析。考慮到我國目前日益嚴峻的資源和環境問題所導致的經濟發展瓶頸，陳德全等以浙江地區為研究對象，為其構建了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唐保國從經濟聯系、分工、差距、要素協調和整體效率等五個方面構建了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從我國經濟發展全局的角度來看，李麗莎區分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兩個容易混淆的經濟名詞，并創造性地將經濟發展質量評價指標系統劃分成數量子系統與質量質量子系統，提出了一個構建指標體系嶄新的視角。王茂禎與馮之浚在我國現階段循環經濟基礎上，設置了包含9 個一級指標、52 個二級指標的循環經濟創新評價體系并對全社會和各地循環經濟創新狀況進行總體的定量判斷。在新常態背景下，GDP已經不能成為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陳孟婷通過使用主成分分析得出一個綜合指標作為GDP的替代指標，更能全面的反映出國家或是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潘文硯從縱向和橫向采用多種評價模型對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了多維評價，結果證明我國的低碳經濟存在顯著地地區異質性。
本文以我國的省域為研究的地理單位，將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劃分成經濟、社會、科技和環境四個子系統，采用熵值法為各個指標賦予權重并將我國各省份地區的2014年的經濟發展水平計算和排序。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與實證研究
（一）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的評價數據采用的是2014年中國除之外的30各省市地區的相關數據，數據來源為各省區市的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年鑒》等。
（二）指標體系的內容
我國疆域遼闊，地區之間存在著顯著地異質性，本文試圖建立一套能夠普遍適用于各個省市地區同時能夠反應出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內涵，因此考慮到每個省市地區發展的差異性以及指標體系的全面性，本文從經濟、社會、科技和環境四個方面來刻畫省域地區的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體系內容如表1所示：
（三）計算指標權重
首先，數據非負數化處理：設置權重使用熵值法時無須進行標準化但是需要進行非負數化處理，因為負數是無法進行對數處理。處理方式如式1所示：
（四）指標權重賦值
將除外的中國30個省市地區的指標數據帶入權重，計算出各個省市地區的經濟發展的評價值并對其進行排序，所得結果依次是江蘇、廣東、浙江、山東、上海、湖南、天津、河南、湖北、安徽、北京、遼寧、福建、重慶、河北、四川、江西、吉林、廣西、陜西、山西、甘肅、內蒙古、黑龍江、云南、新疆、貴州、海南、寧夏、青海。根據每個省市的評價得分將30個省市劃分成三個層次，分別是高（H）、中（M）、低（L）三個層次，其中每個階段的省市地區如圖1所示
從圖1中我們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地區聚集在東部沿海地區，中部地區的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等城市的經濟發展為中等水平，而西部地區以及部分交界省份如廣西、云南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從空間分布上來看，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顯著地路徑依賴，東部地區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而東中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則較為低緩，可見經濟發展存在著顯著地溢出效應，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與相鄰省份地區的發展情況相互影響。從評價得分的情況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東向西逐漸降低趨勢，得分最高的是江蘇省的15627629.65，得分最低的是青海省的12635.77，由此可見各個省份經濟發展存在著顯著差異，因此在制定經濟發展決策的時候需要因地制宜。
三、結束語
本文從社會、經濟、環境和科技四個方面構建了經濟評價的綜合指標體系，對我國除外的30各省市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綜合評價，得出我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了東高西低的態勢且差異較大，同時經濟發展狀況還存在著顯著地路徑依賴。由此可知，西部地區應該將發展的重心放在經濟建設方面，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盡量縮小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異，同時中東部地區在發展經濟時也要注重環境的保護以及科技創新，增強本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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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過分依賴化石能源資源的消耗，導致碳排放總量不斷增加、環境污染日益加重等問題，已嚴重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和發展的可持續性。據2006年底的《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預測，未來中國氣候變化的速度將進一步加快，很可能在未來50年至80年全國平均溫度升高2℃～3℃;到2030年中國沿岸海平面可能上升幅度為10～16cm，導致海岸區洪水泛濫的機會增大;氣候變化將使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增加，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到21世紀后半期，我國主要農作物，如小麥、水稻和玉米的產量最多可下降37%［1］。因此，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除了應對氣候變化等外部壓力外，還面臨三個方面的制約。
1.1碳排放總量逐年增大按照聯合國通用的公式計算，碳排放總量是4個因素的乘積:人口數量、人均GDP、單位GDP的能耗量(能源強度)、單位能耗產生的碳排放(碳強度)。我國人口眾多，經濟增長快速，能源消耗巨大，基于這一計算方法，我國碳排放總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大。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為64×108t，美國是58×108t，我國已成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國家。在一些發達國家將氣候變化當作一個政治問題之后，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意義顯得更加重要。
1.2低碳技術水平比較落后中國目前能源生產和利用、工業生產等領域技術水平落后，低碳技術開發能力和關鍵設備制造能力差，產業體系薄弱，與發達國家有較大差距。以高能效技術來看，發達國家的綜合能效，即一次能源投入經濟體的轉換效率達到45%，而我國只能達到35%。近兩年，雖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整體來而言還是很落后，而且發展十分不平衡。如果分領域來看，電力行業中煤電的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技術(IGCC)、高參數超臨界機組技術、熱電多聯產技術等，我國雖已經初步掌握，但仍不成熟，產業化還有一定問題;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術方面，大型風力發電設備、高性價比太陽能光伏電池技術、燃料電池技術、生物質能技術及氫能技術等，與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也有不小差距;在交通領域，例如汽車的燃油經濟性問題、混合動力汽車的相關技術等，短時間無法達到產業化的水平;冶金、化工、建筑等領域的節能和提高能效技術，我們在系統控制方面，還無法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1.3碳排放空間有限發達國家歷史上人均千余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當今的排放空間。我們完全有理由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達國家履行公約規定的義務，率先減排［2］。資料顯示，2010年年底我國全國裝機容量達到9.66×108kW，5年增長了84%，發電量達到4.23×1012kWh，5年增長了72%;而人均用電量僅有3126kWh，這相當于美國1956年、英國1963年、日本1970年和韓國1993年的水平，為世界公認的工業化完成時期人均用電量的65.8%，但是，2009年在一次能源消費中，中國的煤炭消費比重卻高達70.0%，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9.4%)40多個百分點，這表明，我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碳排放強度偏高，而能源用量還將繼續增長，碳排放空間不會很大，應該積極發展低碳經濟。
2低碳經濟發展績效的評價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形態，對其進行綜合評價，應該使用多指標綜合評價，就是要從多個角度選取不同的指標，以反映不同的側面，然后綜合起來反映其整體狀況。層次分析法(analytichierarchyprocess，AHP)是將決策有關的元素分解成目標、準則、方案等層次，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決策方法。依據低碳經濟的概念內涵，我們可以利用層次分析法構建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
2.1碳源消耗碳源消耗的多少，直接影響碳排放量的多少。碳源消耗得少，可再生能源使用得多，碳排放量就低;碳源消耗的多，可再生能源使用少，碳排放總量就高。所以，可選取化石能源消耗總量、煤炭在能源消耗結構中占比、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中占比三個指標進行具體評價。之所以把“煤炭在能源消耗結構中占比”從化石能源中單列出來，是因為煤炭在目前我國以及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仍然是主要能源，而且煤炭的碳排放量最高。(1)化石能源消耗總量。在所有的能源中，化石能源的碳排放量相當高。化石能源消耗量越大，碳排放總量就越多。化石能源消耗總量為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消耗量之和。(2)煤炭在能源消耗結構中占比。一般情況下，根據用途、設備及技術的不同，每噸煤燃燒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和天然氣多30%和70%，目前全球22%溫室氣體的排放是因為煤炭燃燒所造成。所以我們選用“煤炭在能源消耗結構中占比”作為評價低碳經濟的一個具體指標，其計算公式為:煤炭消耗總量/能源消耗總量。(3)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耗結構中占比。清潔能源在能源結構中占比是指生物質能、水能、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潮汐能等清潔能源在消耗能源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其計算公式為:生物質能、水能、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潮汐能等各種清潔能源之和/能源消耗總量。一般而言，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耗結構中占比越大，低碳化程度越高，反之就低。
2.2碳排放量碳排放量是衡量單位、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最直觀的指標，它的多少直接反映了單位、區域的“低碳化”狀況。在考查單位、區域的碳排放時，一般可選取碳排放總量、人均碳排放量、能源強度、碳強度4個指標進行具體評價。(1)碳排放總量。碳排放總量是指單位、區域在某一時期內所排放二氧化碳的總和，按照日本學者茅陽一的Kaya公式:碳排放總量=人口×人均GDP×單位GDP的能源用量(能源強度)×單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碳強度)。(2)人均碳排放量(碳足跡)。即單位、區域人均分攤的碳排放量，其計算公式為:碳排放總量/總人口數。(3)碳強度。單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稱碳強度(carbonintensity)，其計算公式為:碳排放總量/能源消耗總量。能源種類不同，碳強度就不同。化石能源中，煤的碳強度最高，石油次之。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質能源有一定的碳強度，而水能、風能、太陽能、地熱能、潮汐能等都是零碳能源。
2.3碳匯建設與交易碳匯一般是指從空氣中清除二氧化碳的過程、活動、機制。它主要是指森林吸收并儲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說是森林吸收并儲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森林是二氧化碳的吸收器、貯存庫和緩沖器，在降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減緩全球氣候變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獨特作用。因此，我們主要選取森林覆蓋率和城市綠化覆蓋率作為主要評價指標［3］。(1)森林覆蓋率。森林覆蓋率越高，則森林的碳匯作用越強，吸收并儲存二氧化碳的能力越強，對減少二氧化碳在大氣中濃度的作用也越強。森林覆蓋率是反映區域碳匯的主要指標。具體計算方法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森林面積/土地總面積。(2)城市綠化覆蓋率。城市是工業經濟的主要所在地，也是碳源的核心區。城市碳匯對城市碳源減排具有重要的抑制作用。城市綠化覆蓋率越高，城市碳匯水平越高，對城市碳源的抑制作用越強。具體計算方法為:城市建成區綠化覆蓋面積/城市建成區面積，其中綠化覆蓋面積包括公共綠地、居住區綠地、單位附屬綠地、防護綠地、道路綠地、風景林地等的綠化種植覆蓋面積、屋頂綠化覆蓋面積以及零散樹木的覆蓋面積。(3)碳匯交易。碳匯建設關鍵是建立碳交易體系，通過交易才能變現，通過變現才能形成財源，解決林業再發展的投入機制問題。研究并制定我國與國際接軌的林業碳匯交易政策和項目管理辦法，這一指標可考核政府和企業碳匯造林、碳匯計量與監測、碳匯交易、項目運行規則和程序等全過程。
關鍵詞：區域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指標體系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2-0-0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地區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區域金融發展作為其中一個因素，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有著較大的影響力。下面通過探討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全貌的關系，構建兩者之間的存在的指標體系。
一、概述
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10年代，Schumpeter等人就已經指出區域金融部門的發展對該地區人均收入及增長率有積極作用，并且認為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能長期地促進經濟增長，該論斷后來得到了Goldsmith[1]實證研究支持。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內學者對區域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全貌也有一定的研究，許多學者不再只是拘泥于銀行業范圍，而是將研究領域拓展至金融中介、股票市場及證券市場等。較為成熟的研究結果指出，金融發展可通過影響儲蓄率、提高資本配置和將高比例儲蓄轉換為投資等多方面促進經濟增長，反過來，經濟增長同樣會促進金融的發展，兩者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區域分割情況較為明顯，現選取浙江省為例，探討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全貌之間的關系，并得出相關結論。
二、指標體系的構建與實證分析
（一）指標的選取及構建
（1）投入指標。衡量區域金融發展的指標常選取金融發展率和金融相關比率。金融相關比率指區域金融機構存貸款之和除以國內生產總值，該指標是最能反映地區金融結構及發展水平的指標。金融發展率則是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除以其存款余額，該指標體現地區金融機構變儲蓄為投資的能力。理論上來說，股票市場和保險市場是我國地區金融市場較為重要組成部分，但考慮到我國股票市場和保險市場發展程度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且股票市場波動較大，保險市場發展不完善，因此，暫時將這兩個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忽略不計。即此處定義與區域金融發展相關的指標有金融發展率和金融相關比率。
（2）產出指標。最能衡量地區綜合經濟發展能力的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本文消除人力資本影響，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R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產出的指標。
（二）實證分析
實證分析主要包括單位根檢驗、協整關系檢驗及格蘭杰因果檢驗[2]。
（1）單位根檢驗。運用EVIEWS6.0進行單位根檢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金融發展效率及金融相關比率在原始序列檢驗中不平穩，但金融發展效率在一階微分序列中達到平衡，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和金融相關比率在二階微分時達到平衡，由此可得，原有序列在二階差分的情況下是單整的，存在協整關系，接下來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關系檢驗。采用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多重協整檢驗方法，進行多個變量之間的協整檢驗。檢驗結果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金融發展效率和金融相關比率三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接下來檢驗是否是因果關系。
（3）格蘭杰因果檢驗。運用EVIEWS統計軟件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95%置信水平[3]下，金融相關比率與經濟增長存在相互因果關系，而金融發展效率是經濟增長原因的可能性不到20%，反過來則不到15%，所以說，金融發展效率并非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
三、構建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全面的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實證分析結果，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構建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全貌的指標體系。
（1）提高金融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在浙江省的金融市場中，1978年～2009年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年末余額呈現增長趨勢，這與我國整體金融市場的情況相符，但人民幣存款余額平均增長速度與人民幣貸款余額增長速度不同，這兩者的不同使得金融發展效率較低，因此，要提高金融發展效率需要改善優化浙江省金融市場結構。浙江省金融市場多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外資銀行、股份制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較少，浙江省應建立健全資本市場體系，發揮自身資源配置功能，促使資金自動流向投資效益高的企業。相較而言，浙江省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迅速，但其相關機制不健全，仍需加大監督力度，促使其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資金。總之，完善金融市場法律法規，提高金融中介資產運用質量，降低不良貸款率，促使金融市場資源配置的提高。
（2）發展股票市場和資本市場。股票市場能夠有效促進經濟增長，因此浙江省應促進該地區企業創新、上市，促使其發展水平的提升。我國有關股票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機制尚未健全，因此需要政府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推動國內股票市場的進步。當然，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等均可以完善金融市場，促使企業投資渠道多樣化，從而促進地區經濟增長。
四、結語
現代社會經濟發展離不開金融發展，完善、發展區域金融市場刻不容緩。國家和地方政府應該給予金融市場扶持和推動，確保相關法律法規和機制的貫徹執行，消除市場經濟中的發展保護壁壘，發揮市場原則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這樣一來，金融市場才可以健康快速發展，同時也能促進經濟全面增長。
參考文獻：
[1]姜如漢.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J].商場現代化，2011，2（10）：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