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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有資本 混合所有制 資本優化
最開始在1993年，中央政府就已經提出要建立“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產權清晰、責權明確、”的現代化企業制度，“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政策在2003年被提出。不能否認，在持續改革中，國有企業在效率的提升和治理結構的改變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直接融資市場被大力發展，特別是經過2005～2008年的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多領域在開展混合所有制。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因
第一，國有資本在整個經濟領域的比重依舊較大，可是經營效率較低卻一直存在。
《財富》公布的2013年世界500強的家數創下95家新高，總收入比2012年有所增加，但平均利潤率卻由2012年5.4%下滑到3.9%，平均利潤率達到10%以上的企業僅有12家，更有11家500強企業出現了虧損。從此可以看出國有資本即使有較高的比重，可是近些年效率沒有明顯改善甚至出現惡化。不能提升這部分國有資本的經營效率，那么，國家經濟結構的可持續性經濟增長和順利轉型將面臨嚴峻考驗。
第二，長期以來認為國有資本必須占據絕對控股的關鍵領域如石油石化、電信、鐵路、金融、軍工等行業，往往具有壟斷或半壟斷性質，競爭不充分導致其對國民經濟運轉和國民福利的負作用越來越大。大型央企作為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的關鍵部門，其享受的政策資源非常豐厚，但其經營業績不盡如人意。
第三，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不平衡的現象，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混合的比例還需改善。通過對國有企業及其子企業的混合所有制程度研究，現有混合所有制企業的戶數占到總企業戶數的57%；中央企業資產總額的56%、凈資產的70%、主營業務收入的62%都已進入上市公眾公司。光從數據分析，混合所有制似乎是有了不小的進展。也有其他研究提出，目前央企的總資產為30萬億，但市場競爭的企業資產僅有5萬億元是真正由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實現。因此這一比例的混合所有制難以撼動國有資本一股獨大的地位。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標
第一，國有經濟規模要做到適度。主要應該構建國有經濟協同發展、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比重適宜、經營性國有經濟與非經營性的經濟框架。同時，需要尋找臨界點，為我國未來十年的國有經濟發展提供方向，通過社會效益、經濟效益等指標對國有經濟比重進行規范研究。
第二，有企業改革深化的同時競爭力增強。由國有營利性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應注重該企業的改革深化情況，對民營經濟的拉動起正向作用，也為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指出方向。按照不同行業的壟斷程度以及外部性的差異對非營利性國有企業的改革進行分行業設計，堅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加強國有資本在醫療與社會保障等準公益性行業的配置效率。推動營利性國有企業資產的資本化建設，將資本充實于醫療和教育、社會保障基金等領域，成功實現公共事業服務所提出的均等化。
三、影響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因素分析
（一）財政收支水平
在財政收入充裕、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提下，國有企業會減弱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動力。但是，如果公共支出急劇增長、財政缺口較大，就會加快經營性國企退出。
（二）國有企業的效率
1.營利性國有企業效率。為了擺脫經營困境與提高效率，國企已經改革了30多年，追求盈利的國有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如果盈利性國有企業有較高利潤，那么繳納的稅收收入和上繳利潤多，對財政收入貢獻就大，政府對國有企業退出某一行業就沒了動力。
2.非經營性國有企業效率。評價非經營性國有企業的效率，追求利潤最大化不再是首要，而科學的“保值增值”觀，提供充足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務，使經濟增長和得到更多社會福利。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實施策略
（一）制定反壟斷法
目前，由央企中石油、中石化等公司主導推出的混合所有制項目，并沒有引起民營資本太大的投資熱情，其重要因素是這一混合項目改革的層次較低，央企并沒有全面開放如石油業務的勘探開發、煉油、運輸及下游業務等，在相關業務領域國有企業仍牢牢把持著壟斷的特許經營權，而由國有企業自身來打破這種壟斷，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政府制定，高層級的立法，并成立相應的立法機構，剝離大型壟斷央企的政府職能，并允許其他社會資本平等地參與到市場競爭中來。
（二）建立國有資本配置和運營平臺
建立國有資本配置和運營平臺，真正從資產管理者轉變為“資本所有者”。國有經濟深入調整的路徑是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行業，并投入到養老保險、戰略性新興行業與先進制造業等行業，這就需要一個國有資本平臺的流動平臺和運營機制，在動態調整中，充分發揮國有資本對資源的配置功能。缺少這一資本運作平臺，混合所有制改革期望達到優化產業結構和國有資本布局就無法順暢地進行。
（三）建立和完善混合和所有制改革相應的國有資本監督管理體制
目前國資委監管內容是“管人、管事、管資產”，目標是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重點仍在營利性國有資產的監管上。但從深化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角度看，國資委的出資人角色，和行政監督職責邊界模糊，“管資產”的任務，使其將監管重心放在了國有企業資金運用、資產重組和產權轉讓，甚至日常經營事務的審批上，如此微觀化、精細化的管理導致國資部門沒有時間和精力做宏觀上的戰略思考，并過多地涉入企業的經營決策，制約了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力。
政府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管理重心將轉向：第一，動態調整經營性領域，和非經營性領域國有資本的規模和比例，即承擔國有資本在經營性領域和非經營性領域的均衡配置；第二，建立國有資本運作平臺國有資本的增值工作，將由投資公司的專業化人才承擔；第三，國有資本在非經營性領域的優化配置。
綜上所述，推進混合和所有制改革，使國有資本發揮“資本放大功能”，從而達到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均衡發展，這是未來國有經濟戰略研究和發展的目標。
參考文獻
[1]莊序瑩.國有資本優化配置：演進與策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4-12-1.
【關鍵詞】財務治理 結構治理 機制
企業財務治理，是指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機制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的配置，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與約束機制，以解決利益矛盾，保證企業效率。企業財權配置就是將企業的財務決策權、財務執行權、財務監控權在各主體之間合理地分配，以形成主體自我約束與相互制衡。研究國外企業的財務治理機制、對提高我國企業的財務治理效應和提高經濟效益，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國外企業財務治理結構概述
（一）對經營者行使財務監控的主導力量不同
以美國、日本企業為例。美國企業股權治理的優勢使得股東成為監控經營者的主要力量。股東大會基本上能夠代表股東的利益，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上向經營者提出嚴厲的質詢，甚至把不稱職的經營者趕下臺。更重要的是，股東可通過在證券市場上買賣股票間接監督經營者。而債權人主要是通過派駐代表擔任非執行董事，監督權比較有限，影響力也不大。這種靠“相機治理”取得的財權也只是在短期之內有效。日本企業對經營者財務決策權實行監控的，主要是法人股股東的大銀行。銀行法人持股削弱了股權治理效應，股東大會沒有什么實權。而企業的大股東銀行則基于其特殊的“大債主”和“大股東”的雙重身份，掌管實質性的監督權，成為監控經營者、治理財務的主要力量。
（二）財務治理的權力核心不同
財權在股東和經營者之間分離，使經營者成為企業財務治理的核心。而財權在經營者內部再分配，使經營者中的董事會或總經理成為企業更精確意義上的財務治理核心。美國企業財務治理的權利核心是董事會，實行董事會下的總經理負責制。日本企業財務治理的核心則是總經理（社長），董事會成員一般由內部產生，經過長期考察和選拔逐層升遷上來，多由企業各事業部部長或分廠領導兼任，因此董事會基本上是總經理決策的輔助機構。
（三）財權配置的集權分權程度不同
美國企業中，財權在經營者及下層財務人員之間的再分配體現出濃厚的分權思想。美國的意識形態傾向于平民主義，即人們對權利的持久集中有一種不信任感。這種意識體現在財權配置中表現為：在保證董事會核心地位的同時，盡可能多地將財權下放給低層級組織及至最基層組織，使之不能過多地、持久地集中在個別人身上。近年來，這種分權的級次表現出向員工個人延伸的趨勢，一些公司的基層人員開始擁有諸如一定限額的資金調用權等財權。日本“大家族”式的企業文化強調“長幼有序”，強調上級的權威和下級的服從，下級必須服從上級。日本企業財權配置相對集中，下層財務人員的自由度相對較小。
二、國外企業財務治理機制對我國企業的啟示
國外企業在財務治理方面的差異是符合各自國情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首先，它們都是基于各自的經濟、文化特征而產生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差異的背后有著本質的共同點：①出資者擁有對經營者的財務監控權；②企業財權是獨立的，經營者是財務治理的核心；③激勵約束機制到位。由此出資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委托關系成立，財務治理最基本的框架得以構建。當然，美日企業的財務治理并非完美，主要問題是如何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的進步，對現有財務治理框架進行補充、完善，以提高治理效率。
我國國有企業財務治理在根本上存在如下缺陷：①缺乏有效的監控主體。監督經營者的不是真正的出資者，而是股權出資者的代表，存在風險，債權人的監管則由于缺乏相關機制的支持而基本落空；②經營者受到國有大股東的越界干預，而且這種干預的動機也可能并不代表真正出資者的利益； ③經營者的激勵與業績相關度低，且形式單調；④外部市場發育不健全，對經營者尚未形成真正的約束。解決以上幾個問題是構建我國企業財務治理的關鍵。借鑒美日企業的經驗，結合我國實際，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國有資本運作的自我改造。黨的十提出，積極建立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實現國有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實質性分離。該機構受托實施國有資本的運作管理，對同級政府負責，接受政府的審計監督，對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承擔法律責任。其操作難點在于增加了環節，延長了鏈，會有新的風險產生。因此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徹底實行政企分開，理順產權關系，切實解決國有資本所有者虛位的問題。
（2）確保國有資本控股地位，大力引入民營投資者在國有企業引入民營資本股東，既利用了民營股權的治理優勢，又形成了對國有股股東的權力制衡，有利于維護企業法人財權的獨立性。而目前民營資本受到了許多政策上的歧視與限制。比較而言，外國資本在我國國有企業的被接受程度則要高得多。外國資本與國有資本合作時能享受許多優惠政策，外資的持股比例也常常與國有資本非常接近。國有資本與外國資本的成功合作表明，國有資本具有控制全局的能力，與民營資本的合作必然也有光明的前景，國有資本的主導地位也不會因此而動搖。從另一個角度說，國有企業也可以向民營企業進行投資，通過國有與民營企業相互投資參股，可以形成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的雙向合作。
關鍵詞：國有資本 地方政府 民營資本
0 引言
90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勁的動力，一方面國有資本拋下了繁重的負擔，提高了使用效率，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成為了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但是，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各國政府出臺刺激經濟的政策，中央政府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在4萬億投資中，國有企業獲得了相當大的份額，承擔了大量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與此同時，有關國有資本不斷擴張出現“與民爭利”的討論越來越激烈。一方面，類似山西煤炭業重組和山東鋼鐵收購日照鋼鐵等國有企業兼并的案例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國資背景的企業不斷在各地投標土地以及《郵政法》中有關郵政專營條款的規定表明國有資本正在民營資本經營的領域擴張，進行跨產業的滲透。這種擴張現象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很多學者擔心國有企業改革進程出現了倒退。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進行兼并重組這些產業的發展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比如煤炭鋼鐵行業的確存在企業規模參差不齊、行業集中度不夠、規模經濟不能實現以及事故頻發難以監督管理等問題。但是，為什么在行業重組中多數由國有企業兼并民營企業，而不是相反的現象，這引起和很多思考。本文認為，在國有企業利益最大化的動力驅使下，必然會采取兼并和進入高利潤行業的手段來提高收益。而地方政府一方面是產業投資過度地制造者，另一方面在重組過程中又扮演了國有企業收購的“推手”角色。
1 國有企業的擴張動力
有關國有企業的問題討論由來已久，從是否應該存在國有企業到國有企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這些都說明國有企業問題依舊是改革問題的關鍵。雖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民營資本的發展壯大，使得國有資本的比重不斷下降。但是從幾年前關于“國退民進”的大討論，再到現在國有資本擴張的問題，不難發現國有企業的問題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都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
國有企業作為獨立的經濟決策個體，其行為是由決策者的目標函數來決定的。從經濟的角度分析，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目標函數差異在于，民營企業以本企業的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國有企業以社會福利最大化，并因此來獲得政府的支援（平新喬，2000）。這樣，國有企業承擔了很大的社會責任，包括基礎設施的建設，最大化就業等等。理想狀態下，企業的所有權性質導致國有企業在決策時會涉足一些民營企業難以進入的高成本領域，這種資源配置會保證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穩定，也會彌補私有化的不足。但是，由于國有資本的產權問題始終不能徹底解決，企業的決策往往會受到各種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團的干擾，因此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是本身生產性質和政策性負擔共同決定，這就導致國有資產運行的成本不僅高于民營資本，也高于完全信息市場下的自身應該承擔的成本。同樣，作為部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組織，國有企業的管理層為了保證個人晉升和經濟利益，也會有追求利潤的動機。在企業本身所從事的生產工作面臨高成本和低利潤的同時，向民營企業生產的領域進行擴張，涉足高利潤行業來平衡總的利潤，已達到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目的，就成了管理層決策的動機。
總體來說，國有企業的目標函數就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完成包括政策性負擔的高成本的自身產出，另一個就是在完成所必須的生產之后利用剩余資源進行投資獲得更多的利潤。從邏輯上看，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在必須實現第一個目標的前提想要實現第二個目標，必須獲得額外的資金支持。在完全信息的狀態下，國有資本所有權執行部門了解國有企業實際的成本函數，只要根據生產所需來提供資源即可。但是，正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國有資本的所有權缺位，使國有企業管理人員事先從事高利潤的生產，然后將成本計入到其承擔的自身生產中，以期獲得額外的補貼，這就形成了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問題。特別是由于產業本身發展不平衡而產生高成本，或出現外力如金融危機和貿易環境下降而導致生產成本提高時，國有企業往往更具有動機去追求高利潤。但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不斷加快，企業的擴張行為受到市場規則的限制，使得國有企業實現擴張需要一個必要的條件，就是國有企業必須通過正常的經濟手段來和民營企業進行競爭，或者通過更好的價格獲得資源和市場，或者用足夠的資金來收購民營企業。這就涉及到兩各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在擴張行為之前產業有足夠的理由進行整合，或者民營企業同樣面臨較高的成本，另一個就是在擴張過程中需要足夠的第三方支持來降低擴張的成本。下面我們將看到，創造這兩個條件都與地方政府有著密切的關聯。
2 地方政府競爭的影響
地方政府在投資建設中關于行業和企業的問題一般要行使兩個只能，一個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保證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運行，另一個就是向承擔一定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提供相應的支持。為了激勵地方政府保護市場，建立有利于投資的制度環境，我國對地方財政進行了一些列改革，最終通過財政分權來鞭策地方政府深化改革。一方面，這種制度的確使地方政府更加關注本地的經濟發展，爭相進行市場化改革來獲得更高的經濟收益，并逐步剝離國有企業的政策負擔，但是另一方面，單一的對經濟增長數據指標的考察使地方政府一味追求本地市場的擴大，實行地方保護主義，甚至創辦國有企業來進行生產，以擴大投資規模。
對于社會總福利來說，建設良好的基礎設施以支持民營資本的發展與適當的支持國有企業應該保持一個最優的比例。但是，為了短期內實現更大規模的投資收益，并且獲得更明顯的政績，地方政府往往更傾向于直接投資于生產性領域。一方面由于政治利益與大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有很大關聯，地方政府給打的國企更多的優惠政策，比如更低的土地使用權租金，另一方面隨著地方需求的不斷擴大地方政府也會投資創辦或補貼地方的國有企業，涉足各種各樣能夠活的利潤的行業。這就對各產業中民營資本產生了兩個影響:第一，地方政府將資金政策投向國有企業會導致應該投向民營企業的資源直接減少，表現為基礎設施的不足，投資環境差，缺乏鼓勵民營資本的優惠政策甚至由于監管不利時民營企業面臨很高的地方行政成本。不難發現，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改革進度緩慢的地區，外來資本和民營資本的投入越少，尋租行為越嚴重。第二，隨著國有資本進入民營資本的產業，加上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建設不足，導致產業整體的生產性投資過度且社會成本增加，國有企業在于民營企業爭奪利潤的同時導致了產業資源浪費嚴重，難以形成規模經濟， 并產生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綜合以上的分析，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和私人利益的行為產生的根本性影響就是產業的生產性投入和非生產性投入比例嚴重失調。這就使產業的整體生產成本包括社會成本提高，這就使民營資本相對國有資本的成本和技術優勢消失，如果再面臨當地政府的掠奪，它們甚至經營狀況要比國有企業還差。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類似煤炭行業無論是國有礦還是民營礦都會礦難頻發，而且產業整體生產分散、混亂，技術進步程度緩慢。因此我們可以說，地方政府間的惡性競爭和投資過度導致了產業整體發展水平的地下，使其重新整合和升級的需要增強，而民營企業同樣擔負了過高的經濟和社會成本，為國有企業兼并擴張提供了機會。
3 地方政府在兼并過程中的角色
即使地方政府偏離社會最優投資配置的行為造成了產業內民營企業成本的上升，由于國有企業本身存在所有權缺位和政策性負擔的問題，民營資本在大多數領域中更具有效率的本質不會改變。那么為什么在產業升級整合過程中是國企兼并民企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則是我們下面要思考的問題。從地方政府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將國企分為大型央企和本地國企，而其他地方的國企如果具有很強的勢力則屬于央企范疇，否則對于地方政府來說與外來民營企業無異。
首先來看央企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由于地方政府本身基礎設施建設的缺乏，以及刺激經濟發展的契機，國家投入大量的項目資金來促成大型央企支援地方的建設。從中央政府本身的動機來看，這一方面能夠緩解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萎縮，另一方面可以趁機糾正地方政府以往的建設偏離。但是，大型央企本身就有著最大化利潤的追求動機，并且有強大軟預算約束資金支持。因此，它們有可能為了增加利潤使國有資本“保值增值”而攫取地方資源，進行計劃外的投資。地方政府由于之前的投資偏離而吸引力下降，本身具有很大的投資需求，而不佳的財政狀況也會使它們在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時捉襟見肘，因此爭相依附于這些大型央企。
其次來看地方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地方政府和本地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十分復雜，一方面，地方國有企業企業要承擔一定的政策性負擔，兼顧就業率等非生產性的指標，而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往往還會受到各個利益部門的掠奪，績效反而會下降，另一方面，地方國有企業也是地方財政和爭取中央政府和銀行支持的重要來源，因此會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在產業整合兼并的問題上，如果地方國有企業與地方政府的關聯非常密切，無論是能夠創造收入還是承擔社會責任，地方政府都會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得以保留。如果企業的低效率需要以兼并的手段來進行，地方政府就會幫他們“牽線搭橋”，尋找適合的民營企業。因此，地方政府是國有企業兼并民營企業的重要推動力。
最后我們分析地方政府與民營企業的關系。在先前的民營企業進入生產的過程中，由于地方政府掌握著很多資源使用的決定權和地方政策的分配權，因此地方政府具有絕對的談判力。在低效生產產生社會成本的情況下，民營企業為了獲得利潤進行某些違規操作或躲避規制部門的監督，也需要地方政府的合謀。因此，在需要產業重組時，民營企業大多數缺乏這正的討價還價的能力。但是應該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民營企業都會受到排擠，如果民營企業本身規模夠大，或者能夠分擔地方政府的社會責任，以及與地方官員的利益高度相關，那么它們將獲得地方政府的支持。
總之，在產業升級浪潮的過程中，企業是否幸存和資本的所有權性質并沒有必然的聯系。最重要的是它們是否關系到地方政府切身的利益，以及在于地方政府談判時是否具有足夠的談判力。只是從總體上來說，國資背景的企業與地方政府利益的關聯度更高，因此地方政府傾向協助國有資本吞并民營資本。
4 結論與政策建議
地方政府的投資建設行為扭曲以及外來經濟因素造成許多產業整體效率低下已是不爭的事實，對產業進行升級和整合，改變不合理的資源配置是大勢所趨。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背景下，國家通過大規模投資刺激經濟并幫助地方政府建設的設想也是正確的。但是，如果不能理清相關各方的利益關系，規范其操作過程中的權力范圍，則很可能造成不良的后果。特別是在國有企業獲得大量投資項目的情況下，如何保證這些資源正確使用的問題迫在眉睫。
參考文獻
[1]李軍杰.經濟轉型中的地方政府經濟行為變異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05（1）.39-46.
[2]王永欽，張晏，章元，陳釗，陸銘.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論分權式改革的得失.[J].經濟研究.2007（1）.4-16.
關鍵詞：國企改革、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省委八屆六次全會提出的明確要求。混合所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加快發展有利于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建設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有利于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有利于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升企業經營管理水平；對于我省“調結構、轉方式”，保障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實現科學發展意義重大。
一、外省市混合所有制改革概況
當前，上海、北京、山東、江蘇、湖南、江西、四川等多個省市國資改革方案已經陸續出臺，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各地國資改革的統一方向，其中一些新亮點、新動態值得關注。如上海計劃讓60%以上的國有企業引進特定形式的私人投資；江西規定5年內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占國資的70%；重慶的目標是用3―5年實現2/3的國有企業發展成混合所有制；江蘇則要求，國有控股企業可適當降低國有股權比例，對國資股權和債權權益合并低于50%的企業，可以完全按照市場化方式管理；北京則利用首都的優勢進行改革，要在一級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推進具備條件的一級企業實現整體上市，改革力度較大。此外，湖南、山東、安徽等地的改革方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和思路。
二、我省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現狀
近年來，省委、省政府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積極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是全省國有大中型企業多數完成股份制改造，少數改制成為有限責任公司，改制比例達90%以上；通過資產重組、參股控股、引入戰略資本等多種方式，實現了一批國有大型企業的投資主體多元化。二是在國企改制和投資主體多元化過程中，民營資本越來越多地進入國有經濟領域投資。在省國資委設立（組建）的新公司中，2012年12家多元化公司吸納民營資本1.45億元，2013年14家多元化公司吸納民營資本2.66億元。三是當前我省民營資本參與國有企業主要通過出資入股、收購入股、認購可轉債、融資租賃等四種形式，領域主要集中在物流、擔保、建筑、貿易、汽車銷售、房地產開發等基礎產業和服務業。
盡管我省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總體看，經濟規模不大、速度不快、質量不高、層次較低的問題仍然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企業自身顧慮較多。從國有企業看，有的不情愿拿優質資產進行混合，即便混合往往要求絕對控股；國有企業職工對混合后職位變動甚至丟失的擔憂，而產生抵觸情緒；從民營企業看，實力較強的存在不讓控股不愿混合的思想，實力較弱的則擔心混合后沒有話語權，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二是民營企業實力不強。近年來我省民營企業雖然不斷發展，但整體看，仍然規模實力偏小，治理結構不規范，創新能力不強，投資能力有限，多數不具備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實力。三是國有企業改革有待進一步深化。一些性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不健全，經營戰略不明確，效益較低，影響了民營資本進入的積極性；公共服務領域民營資本怎么進入、進入哪些還缺乏明確的路徑；國企產權改革滯后，政策措施不明，民資民企涉足更難；企業員工持股的難題還有待破解。四是發展環境有待進一步優化。一些政府部門職能轉變不到位，制度障礙和市場壁壘依然存在；配套的改革政策措施不完善，缺乏可操作的實施細則。五是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經營管理等方面差異較大，給建立混合所有制企業帶來一定困難。
三、加快我省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建議
進一步完善保障機制。加強組織領導，設立省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改革領導小組，督導推進有關工作，建立完善部門間的協調機制，有效解決遇到的各類問題。完善政策措施，結合我省實際，并借鑒外省市先進經驗，制定相關發展規劃和指導意見，出臺操作性強的實施細則。加強對我省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情況的統計和考核，建立完善相關考核制度和指標體系。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精減審批事項，清理廢止障礙性規定，有效消除市場壁壘。
積極開展分類改革試點。實施國有企業分類管理，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將國有企業分為競爭類、公共服務類和功能類，在每類中選擇合適的企業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鼓勵企業積極探索，大膽嘗試，總結經驗，為完善改革政策措施提供可靠依據。
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一是有序開放國有資本為主的投資領域。以項目合作為載體吸引各類民營資本，落實好我省首批38項鼓勵民間投資項目，鼓勵民營資本以合資、獨資、特許經營、公私合作等方式參與建設運營。新建政府投資項目和新增國有企業，除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情況外，允許民營資本合作參與。二是加快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鼓勵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整體上市或主營業務上市，支持已上市的國有股份公司實現二級產權再上市，加強后備上市資源培育，對未上市的國有企業，按照上市要求，合理設置股本規模，優化股權結構。三是積極引進戰略投資者。抓住當前“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戰略機遇，積極引進世界500強、省內外行業龍頭企業和國內外專業投資機構等，支持其與國有資本合作開展戰略投資，鼓勵其參與國有企業改革。
實施股權激勵措施。有序推進國有企業關鍵崗位管理者、業務骨干、核心技術人員等，以貨幣、股權、知識產權等參與本企業改制；研究制定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的條件、持股比例以及員工股權流轉和退出的具體辦法，完善約束機制，依法加強監管，嚴格規范運作，切實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完善國有資本管理體制。依托主業突出、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或國內領先地位的國有企業，通過重組整合、資本運營和委托管理等途徑，加快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強化資源整合、股權營運功能。
建立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獨資公司規范的董事會建設，逐步引入外部董事。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國有資本出資人應健全其絕對控股公司董事會，依照法律、行政法規以及企業章程的規定，向其相對控股或參股企業派出國有資本產權代表。規范企業高管聘任考核、薪酬管理和職務消費制度，深化國有企業內部管理人員能上能下、員工能進能出、收入能增能減的制度改革。
壯大民營經濟實力。完善落實現有各項鼓勵政策，制定實施新的支持措施。激發民營資本投資活力，進一步降低準入門檻，拓寬投資渠道，積極探索民營資本投資“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拓展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有效降低融資成本。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經濟中民營資本的退出機制，降低投資風險，提高民營資本的投資熱情和信心。抓住當前央企嘗試引進民營資本的有利時機，鼓勵引導我省民營資本積極參與央企改革，實現借勢發展。
完善市場服務體系。健全產權交易市場，對全省現有企業產權、技術產權等產權交易機構進行有效整合，推動交易市場規范高效、公平公正運行，促進資本、技術等要素有序、自由流動，為民營資本進入國有企業創造條件。建立完善資產評估、投資咨詢、交易轉讓、股權登記等一體化的中介服務體系，加強對資產評估中介組織的規范和管理。（作者單位：河北省經濟信息中心）
參考文獻：
[1]《混合所有制的邏輯：新常態下的國企改革和民企機遇》宋文閣、劉福東著
[2]《混合所有制的公司治理與公司業績》張文魁著
繼中國石化之后，另一大型央企中國電信也開啟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國電信近日宣布，將在新興業務、ICT業務等方面借助引入外部戰略投資者、財務投資者、員工持股等多種方式，以更加市場化的手段驅動業務模式快速突破。
然而，對于壟斷國企伸出的“橄欖枝”，民營資本的態度卻頗為冷靜。從宏觀環境觀察，國企資本回報率增速整體呈現放緩態勢，去年國資委主管的113家央企利潤總額為1.3萬億，同比僅增長3.8%，明顯低于同期GDP增速。在這一背景下，國企對啟動混合所有制的熱情似乎更高，民營資本則因擔憂收益與風險不對等而觀望之情濃厚。
有調查顯示，當前民營資本對參與混合所有制最為關心的問題就是如何保障話語權。當前，國有企業中許多高管都具有相應的行政級別，企業經營方向因同時受到資本回報率與政績考核兩個標準的指揮而游移不定。若行政與市場的邊界得不到及時厘清，意味著混合所有制企業將無法搭建起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民營資本即便攜重資走入國企領域，也難以得到相應的人事權與財務管理權，更遑論憑借敏銳的市場應變能力發揮出鯰魚效應。
與此同時，目前國內保障中小股東利益的法律框架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就資本實力而言，民營資本大都只能在混合所有制企業中處于參股地位，一旦遭遇集團母公司通過關聯交易擠占利益，自身權益如何保障就是一個現實問題。當然，國有資本在與民營資本“聯姻”中，也有國有資產流失的顧慮。對此，國企在全面啟動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前還需縝密設計好防火墻，避免因制度疏漏而讓“碩鼠”得逞。
以此觀之，混合所有制不能簡單地被解讀為在國企領域引入民營資本，而是要在兩者之間形成有機融合，最終實現利益互補，并創造出更高的社會效益。恰因此，包括民營資本引進方式、法人治理結構建立、契約精神培育、資本退出機制等核心要素均需做出縝密考量?；蛟S中國石化與中國電信兩家央企的實踐及其激起的反饋聲音可以“投石問路”，為后續制度與法律的夯實工作提供參考樣本。
民營資本是否應該進入金融業
我國金融業是否已出現充分競爭下的市場飽和目前,很多人認為國內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已經達到飽和狀態,因此不能輕易放開機構準入。對此,我們需要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是從金融需求的角度看,當前經濟社會中還存在眾多金融供給短缺的領域,如農村、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環保等,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有效的金融機構,來促使金融資源流向這些領域。這就說明我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體系仍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并未達到供求平衡下的“飽和”。二是自從金融業實現對外開放以來,外資在我國設立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速度不斷加快,客觀上說明了金融業的競爭程度遠低于實體行業,近期國內大型央企紛紛加速布局“產融結合”,也說明了金融業仍有較大盈利空間,因此,以市場飽和為理由來限制民營資本的進入,也是沒有根據的。
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帶來更大風險還是收益應該承認,在各國銀行業民營化發展的初期,都會受到一些民營銀行內在弊端與缺陷的影響。例如,民營銀行的信用層次低、可能出現關聯貸款、人才儲備不足等問題,是各國銀行發展中所面臨的共同難題,但這并不能作為拒絕銀行業對內開放的理由。長遠來看,民營銀行的內在優勢卻是國有銀行所不能比擬的,如在市場效率、經營機制、產權安排、交易成本、創新能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比較優勢。從宏觀角度看,加快民營資本對金融業的進入,是全面提高金融體系服務質量的需要,也是促使國有控股金融機構繼續改革的需要,還是增強內資金融業整體競爭力的需要,更是解決小企業、民營經濟與農村的金融困境的需要。
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核心,就是發展民營銀行。雖然民營銀行會帶來一些風險,但只要制度設計合理,其風險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而不會積累成為系統性風險。因此,要避免因噎廢食,盡快順應現代金融體系發展的規律,加快促進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在完善制度環境和監管體系的背景下,加快民營資本對金融業的準入,才符合國家和公眾的長遠利益。
什么是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
如何理解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真實內涵?當談到這一問題時,人們往往考慮的是不同角度的問題,因此容易出現理解偏差。我們認為,所謂支持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有三方面的內涵:一是促進民營資本對金融業的資本準入。雖然近年來,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速度突飛猛進,但相對于國家股、國有控股企業法人股、外資股來說,所占比重仍然偏低。二是促進民營資本對金融業的機構準入。例如,按照“民有民營”的原則來判斷,目前我國真正的民營銀行數目還非常有限。在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改革,民生銀行已經具有了民營銀行的基本特征。另外,只有極少數的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在實現民營控股的同時,也基本上脫離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可以被稱為民營銀行。三是促進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應該是著眼于與大型金融機構展開錯位競爭,彌補現有金融供給的不足。例如,政府應該通過適當引導,使民營資本更多地進入中小金融機構、零售金融機構、社區金融機構等,并且能夠更好地服務于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和農村等金融資源供給不足的領域。
我國金融業的現有民營化程度如何
為了更好地理解問題,首先要回答的是,我國金融業的民營化程度與國際水平相比如何?應該說,民營控股和民營化一直是現代金融業發展的主流。雖然由于應對金融危機的需要,歐美國家去年以來曾出現一些銀行的“國有化現象”,但是各國政府和監管機構都表示民營銀行仍然是最有效率的模式。而且,從歐美銀行業的總量來看,本次危機中也只有少數銀行被“國有化”,無論就國有資本占銀行業總資本的比重,還是國有銀行在所有銀行中的比重來說,長期以來在歐美銀行業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去年6月份,美國財政部批準了十家問題資產援助基金(TARP)的資助銀行贖回逾680億美元的政府優先股,意味去年10月受美國政府注資支持的美國大銀行,逐漸走上了“反國有化”道路,更證明了所謂的歐美銀行“國有化”趨勢已經落幕。此外,證券業、保險業等在國外的民營程度更高,而在我國的民營化則受到更多限制。事實上,次貸危機中歐美銀行的表現,恰好說明了“國有化”或者“民營化”達到極致,都會產生“過猶不及”的風險。就我們國家金融業來說,則是民營化不足的問題,體現為以金融抑制控制風險的同時,也喪失了應有的金融效率。
民營資本為什么難以進入金融業
目前,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還有許多有形和無形的障礙。一方面,現在對于民營資本還缺乏明確的金融市場準入條件的規定,也沒有針對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支持和保障措施,而各國經驗表明,這些都是民營金融機構發展初期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缺乏明確的規則,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常常遭遇無形的阻礙,各種隱性管制依然存在。例如,民營資本想要在金融機構獲得控股地位,實際上是非常難以獲得批準的;另外,在金融機構引進戰略投資者時,通常引入國有資本時更容易獲批,而引入民營資本則會遇到監管層更多的疑慮。當然,世界各國對于金融業的資本和機構進入都有嚴格的規則,我們強調弱化金融業對民營資本的制度障礙,并非是說放松合理監管,而是希望給予民營資本更多“國民待遇”的同時,減少對民營資本的過度管制或制度歧視。
怎么使民營資本逐漸進入金融業
對于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的改革應選擇的模式,需要在政府政策導向與民營資本意向之間達到平衡,在此以銀行業為例。
民營銀行的發展,必須堅持幾個原則所有權方面,必須由民間資本(非國有資本)真正占據銀行的控股地位;在經營權方面,必須獨立自主架設公司內部權力結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換句話說,只有“民有民營”的銀行,才是我們所討論的真正的民營銀行。業務重點方面,民營銀行雖然與其他銀行一樣可以自由選擇資產配置,但政府應該通過適當引導,使其更著眼于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或農村等金融資源供給不足的領域。之所以進行這樣的限定,首先是因為當前對國內民營資本的限制和約束仍然太多,呈現出金融開放的內外不平等性,不利于金融市場的公平。不打破國有資本主導的現有銀行體制,既不適應國內經濟金融發展的要求,也不符合現代銀行業發展的一般規律。
具有市場化的獨立經營模式,是民營銀行的必要條件現實中,雖然有的金融機構從產權結構上已經有了民間資本主導的特征,但是在許多方面仍然保留了“國營”色彩,如主要管理人員仍由政府任命、經營業務受到政府較大干預等,這樣的銀行同樣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民營銀行。
作為自主經營的金融機構,民營銀行可以自由決定業務結構與資產配置。但是,近期發展民營銀行的最大意義,在于能夠解決當前國內金融資源供求的失衡。因為,如果民營銀行的發展目標,只是服務于大城市、大企業等對象,政府雖然不應刻意加以限制,但也不應納入促進民營銀行發展的政策支持范疇。
民營銀行改革可以采取改造和新設機構并重的思路
一方面,可將現有的銀行通過各種途徑轉變為民營銀行。我們認為,現存的股份制銀行與我們所倡導的民營銀行最為接近,改造的基礎最好,難度最小,因此,應該將其作為我國改造全國性民營銀行的突破口。另外,一部分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也可以通過重組改造成地方性民營銀行,它們的數量多、規模小,業務上有明顯的區域特征,與地方經濟結合非常緊密,為地方企業服務,完全可以進行民營化改造。民營資本可以采取收購、兼并等方式,直接參股甚至控股城市商業銀行或農村信用社。
最新的214期《IT時代周刊》封面文章《跨國公司告別超國民待遇》，及時全面地反映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舉措新動向，有助于讀者對這個課題的了解和思考。
我國經濟能夠在30多年的時間內出現快速發展，與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積極投資有很大關系，它不僅促進了我國的GDP增長，解決了城鄉就業，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和技術，加快了我國融入全球經濟的速度。在西方經濟面臨金融危機后重重困難的當下，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外資投資的一塊熱土，但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防止國際游資對我國宏觀經濟的襲擾。因此，對外資企業取消優惠政策，這既體現了我國在新的全球經濟格局下新的戰略思考，更有意義的是，能夠促進我國各類企業的平等競爭，有利于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
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要讓各種類型的企業有一個平等的競爭環境。從資本的所有制來說，我國企業大致分為國資、民資和外資三大類。在這三類企業中，國有資本企業，特別是央企對市場的壟斷在近幾年已經得到了充分的加強，而民資和外資的投資仍然受到很多限制，多個行業的民資和外資企業面臨準入門檻，而當國資與民資、外資出現競爭矛盾的時候，國資可以很輕易地得到政府的行政力量，從而使競爭出現不公平。這一點，在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的競爭上表現尤為明顯，地方政府不適當地干預民營企業運作的惡性事件近年來時有發生，民營資本的發展近幾年已出現明顯的瓶頸。情況往往又會走到另一個極端，地方政府為了政績，給外資企業提供各種方便，甚至不惜犧牲地方國資和民資的利益，這不僅僅體現在稅費的征收上。
因此，我認為并不是稅費并軌就萬事大吉，要真正實現各類企業的“國民待遇”，在我國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統一內外資企業的稅費征收，只是其中的一步。國資企業由于其依靠行政的力量排除了競爭對手，已經使一些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成為暴利行業，加重了民生負擔，而民資與外資在由國資所形成的壟斷格局之下，只能畸形地生長，近年來出現的一些在華外資企業成為商業賄賂的主力軍就是一個明證。只有加大改革力度，不斷降低民資與外資在一些行業的準入門檻，讓各類資本企業在同一個平臺上展開真正的競爭，到那個時候，我們才可以說“國民待遇”真的實現了。
從縱向看，2006年與2003年相比，浙江國有資產總額增加1050億元，達2771.8億元，增幅60.9%；實現銷售收入增加829億元，達2052.7億元，增幅67.7%。企業經營效益快速提高。2006年與2003年相比，省屬國有企業利潤總額增加39億元，達123.2億元，增幅45.6%；上繳稅金增加33.4億元，達105.9億元，增幅46.1%。
為什么在全國諸多地方將國有企業改光、賣光，國有企業越來越少的情況下，作為民營經濟大省的浙江國有企業卻屹然崛起，其玄機何在呢？
民營企業激活國企
據考證，挪威人愛吃鮮活的沙丁魚。沙丁魚賣價也高，但它們生活在很安全、太安逸的環境下，反而存活的很少。有的人便想了一個辦法：在沙丁魚中放了一些專門吃沙丁魚的鯰魚，沒想到反而使它們的存活率高了起來。這就是“鯰魚效應”的由來。
縱觀浙江這幾年的經濟發展，其實鯰魚效應起了很大的作用，民營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國有企業。 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非但沒有相互對立，此消彼長，而且相得益彰，優勢互補。事實上，浙江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國有企業會不會被擠垮的議論時常出現。省委、省政府認定，在不爭論中發展。據此，浙江一改過去局限于從國有企業內部抓企業改革的套路，致力于在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中壯大國有企業，逐步形成多種經濟成分不僅在企業外部相互并存，而且在企業之間相互滲透，企業內部相互結合的格局。國有企業的每一步改革，都與民營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共生共榮。
專家們分析，國有、民營的這種互補效應，在拓寬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回旋空間方面，顯現了巨大作用。首先是改造作用，非國有企業直接參加了國企改造，脫胎換骨，活力增強；其次是吸納作用，非國有企業成為國企下崗職工再就業的重要渠道，僅2000年就吸納國企下崗職工2萬多名；第三是示范作用，面臨非國有企業較強的經營活力和競爭壓力，國企加快轉換經營機制。
改革開放以來，在與民營企業的共同競爭中，浙江的國有企業不斷激活了內部經營機制，市場競爭力顯著增強。全省國有企業雖然在數量上減少了，但在質量上有了明顯的提升。2006 年有9家省屬企業進入了中國企業500強，占省屬國有企業總額三分之一強，比2003年增加3家。 一批企業集團在新的基礎上進行市場經營活動，企業核心競爭力進一步增強。過去全省財政收入來自國有經濟的占75％，如今浙江民營經濟提供的財政收入占到了73％。民營經濟的發展，大大減輕了國有企業的負擔，使政府有更多的財力去扶持國有企業的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浙江國有企業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相得益彰”的鮮明特色和整體格局，已形成“小河有水大河滿”的獨特經濟現象。
產權多元化：發展混合所有制
一個較為明顯的趨勢是，浙江國企近年來紛紛實施投資主體多元化改造，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04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就提出省屬國有企業三年改革目標，將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放在突出位置，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原則，堅持“全面推進、重點突破”的方針，國企進行改革取得較大成就。
改革前，省屬企業大都為國有獨資企業，在推進集團公司本級產權多元化改革的同時，繼續加大力度推進所屬子公司的投資主體多元化，實現產權多元化的戶數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
如“浙江物產”，原先是計劃色彩濃厚的物資流通部門，一段時間以來，其下屬的企業頻頻攜手國內外大型企業，引入戰略投資者。物產金屬集團公司通過參股、合作，引進國內大型鋼鐵企業作為戰略投資者，與上游生產商、供應商建立戰略聯盟；物產國貿公司與世界著名的鋼鐵生產銷售和冶金設備制造商“奧鋼聯”成立合資企業，不但達成了上萬噸的鐵合金出口合同及意向，還進入了跨國企業的國際銷售網絡。 目前，“浙江物產”已是資產總額超百億的國有大型流通企業，年經營規模達到342億元，位列全國同行第一。
而另一家大型國企浙江三獅集團，眼光瞄準的也是民營資本和外資。早在2001年，公司開始建設省內首條日產2500噸新型干法窯外分解水泥生產線時，就導入了集體與個人資本。2003年奠基的兩條5500噸生產線項目，也是由三獅集團控股與民營企業及外資共同投資。董事長姚季鑫說，在已建成和正在建設的眾多生產線中，既有產業資本，也有金融資本；既有國有資本，也有民營資本；既有國有企業的股份，也有民營企業、上市公司的股份。但有一條始終不變：三獅集團均在其中占有絕對或相對控股的地位，承擔著多元資產的“授權經營”。目前集團公司是全資國有企業，負責國有授權經營資產的保值增值，用下屬的子公司與民資、外資“混編”。國有主干，民營枝茂，共同快速發展。
千億國資航母計劃：迅速集聚國企實力
“通過3～5年努力，在省屬企業中培育一家資產規模上千億、若干家上百億的大型企業集團，實現資產向大企業集團的戰略集中?！?這是浙江省國資委向省政府提交的一份《國有資產監管體制與省屬國有企業改革情況》的文件中，關于“十一五”時期的目標描述。
此前的第一步是，從2005年7月開始，浙江省委、省政府派出了7個改革工作指導組，進駐全面推進改革的杭鋼、物產等18個省屬企業集團。
在浙江省十屆人大四次會議上，省長呂祖善的“十一五規劃報告”強調：“要培育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的大企業大集團，積極發展臨港重化工業，大力發展成套設備等裝備制造業”。
以市場化的手段為主，政府主要做的是推一把、助一把，通過重組、增加資本投入、引進戰略投資者、吸收民營資本進入等方式，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在“十一五主要思路和2006年的工作重點”工作報告中，浙江省國資委強調：“2006年將開展省屬國有企業資本收繳試點，試編省級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試編年度國有資本收支預算，組建綜合類資產經營公司，為浙江國企改革提供新平臺?！?/p>
為此，浙江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聚，結合浙江實際，提出并積極推進構建能源、交通、現代商貿物流、中高端化工、優特鋼鐵、建筑業等六大優勢產業板塊，從而提高了國有資產的集中度和有效性，優化了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進一步增強了省屬企業的帶動力和控制力。同時，堅持“企業主體、市場主導、企業自愿、政府推動”的原則，通過資產重組、聯合、并購等市場化手段，在優勢行業和重點發展領域中擇優培育一批對全省經濟具有明顯示范、影響和帶動作用的省屬國有大型龍頭企業。浙江希望通過幾年努力，培育出2～3家資產規?；蜾N售收入超千億元的國有大型龍頭企業，還要培育3～4家資產規?；蜾N售收入超500億元的國有大型企業集團和若干家超百億元的國有大企業群。
浙江國企改革壯大的樣本意義
浙江國有企業改革取得的成功，無疑給我國國企改革提供了一個成功的樣本和獨特的思路與借鑒。
對于民資大省浙江來說，很多人看不懂這一條，民營經濟唱主角，國有企業卻越來越壯大?！捌鋵嵲谡憬?，民營經濟并不是一枝獨秀。民營經濟的發展已經激活了國有企業的發展。浙江的民營經濟與國有企業已經是共存共榮了?！?浙江省改革和發展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認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成功首先獲益的是浙江民營企業。而這對浙江經濟來說具有實質性意義。
浙江經濟首先是“民本”的，但同時又是“多元”的。到2005年底，浙江省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達70%以上，非公經濟的總產值、銷售總額、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出口創匯額等連續8年位居全國第一。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期，產權制度改革愈加活躍，使得浙江國有企業在全部企業主要經濟指標中所占比重不斷降低。這時候，確實有不少人感到迷惘：這樣下去，浙江會不會變成非公經濟的天下？然而，新世紀的實踐證明，浙江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在20%左右時開始相對穩定下來，并沒有再出現大幅的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