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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財政支出；擴張；協調配合
中圖分類號：F812.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8-0097-02
一、問題的提出
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的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工具的運用主要表現在收入與支出兩個方面。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我國雖然出臺了一系列的稅收優惠政策，但當時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總的調控手段是增支不減稅。而在本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中，我國不僅提出擴大支出，還以大幅度的減稅相配合。實行以增值稅轉型改革為代表的減稅措施，豐富了財政調控手段，更為明顯地加大了調控力度，讓積極財政政策成為名副其實的擴張型財政政策。實行減稅增支擴張型財政政策的結果是既減少財政收入又增加財政支出，這必然帶來財政赤字和債務的膨脹，成為引發財政風險的隱患。為此，有必要探討如何把握好財政支出擴張的“度”。
二、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不能無邊際地擴大財政支出
積極財政政策是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論在現實經濟管理中的運用和發展。凱恩斯主義認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引起消費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與心理上的流動偏好引起投資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會造成過剩性生產危機與失業嚴重，這就需要國家干預，主要是運用財政政策擴大政府支出來增加有效需求，減輕和避免經濟波動。在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有利于拉動內需，刺激消費和投資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商品和勞務的變化、轉移支付的變化或稅收的變化。這些變化都分別影響總需求，政府購買直接增加需求，轉移支付和稅收則使收入發生變化。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應是政府購買的增加、轉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稅收的減少。雖然政府與市場誰更會走向失靈，在理論界及發達國家的實踐中始終沒有統一答案，但是，鑒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困難，政府通過制定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加以調控，卻是十分必要的。
我國現行積極財政政策帶有加大、加速擴張支出、打破單純追求財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財觀，樹立周期性平衡理財觀的含義，通過主動擴張支出來增加總需求，進而反推供給擴張。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并不是萬能的。財政支出大幅度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過度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也會產生一定的制約。
首先，累積和擴大了政府債務。我國政府債務的內容較為復雜，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是直接顯性債務，以國債為主。第二類是直接隱性債務，主要是社會保障資金缺口所形成的債務。第三類是或有顯性債務，如國債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第四類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隱性債務。這些債務都是必須由財政來償還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攬子計劃而言，大幅度擴張財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難點在于如何擴張。財政支出的擴張有三個途徑：一是提高宏觀稅費負擔；二是發債；三是直接向中央銀行借款，增發貨幣。在增支減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觀稅費負擔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選擇的是后兩個途徑。為刺激經濟增長，大部分國家政府都要增發國債。事實上，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壓力不斷增加，早就走上了發債度日的道路，當前這些國家最大的麻煩就是面臨經濟衰退還要再增發公債，新舊債務疊加難尋出路。
其次，財政投資拉動民間投資的成效不大。這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投資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對宏觀經濟的干預程度來決定，社會投資則主要受市場利潤所驅使，按照市場動向辦事。財政投資的領域主要集中在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的生產和提供，產生的經濟效益較低。社會投資受到規模、實力和利潤的局限，不會隨之大規模地跟進，所帶動的關聯行業有限，不可能遍及社會上的多數行業，不能明顯改善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和狀況。跟進快的只是國有企業，其中電網、鐵路、通信等壟斷部門表現最為突出，但這些企業的投資一部分又來自于國家預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別是國債投資，偏重于政府計劃調節，投資項目由各級政府申報和審批，增加了資源配置中的計劃行政色彩。財政投資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國有企業，在缺乏強有力的約束機制與激勵機制的情況下，財政投資的效率難以保證。第三，基礎建設投資帶動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長期的、持續性的需求，與住宅、汽車等產業相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帶動系數較小，乘數效應較差。第四，政府增發國債和擴大支出勢必減少公共儲蓄，由此造成的貨幣需求壓力會迫使利率上升，從而減少私人部門的投資，這就產生了積極財政政策對于私人部門投資需求的“擠出效應”。
最后，增加了體制風險。如同市場機制中存在市場失靈一樣，政府行為也存在政府失靈。體制風險在我國主要體現為三點：一是在財政支出項目上缺少科學論證和長遠規劃，從而出現決策失誤，造成盲目投資和重復投資。由于政府投資在一定時期是一個常量，不能滿足所有地區、企業的投資要求，于是出現各地、各企業爭項目、爭投資的“跑步錢進”的怪現象。二是在財政支出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造成執行走樣。財政資金被挪用、貪污的現象時有發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極大地浪費了有限的社會資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機，趁機擴大了對市場的干預，擾亂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顯然，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無限擴張的財政政策會導致一系列經濟問題，不能認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就可以無邊際地擴大支出。片面依賴行政方法刺激經濟增長，有可能適得其反。
從純理論上分析，在資源總量既定的條件下，假定不存在資源閑置，那么資源不是被市場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額就是市場支配資源的減少額。這樣要保證資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須要求政府財政支出增加額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大于市場支配資源減少所產生的邊際損失。如果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收益小于市場支配資源減少所產生的邊際損失，財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償失。根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和邊際成本遞增規律，隨著財政支出的不斷增加，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而財政支出增加所產生的邊際成本卻不斷上升。當財政支出達到一定規模時，財政支出所產生的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達到一致，這一規模從理論上說，即是最優財政支出規模。
如果能夠從理論上求出財政支出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函數，那么也就能夠求出最優財政支出規模。若能如此，財政支出規模控制就變得十分簡單了。然而從實證角度看，財政支出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的影響因素很多，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十分復雜，使得真實的邊際收益曲線和邊際成本曲線無法得到，最優財政支出規模也就無法得到。但是上面純理論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它表明財政支出規模實際上是有一定的客觀限度的，只有保持財政支出規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實現全社會資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間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夠提高社會公眾的福利水平。這樣，雖然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得出最優財政支出規模，但是我們卻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財政支出控制制度，優化制度安排，從而將實際的財政支出規模控制在適度的合理限度內。
三、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歐債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著某些矛盾的。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當前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自然連帶出兩個手段如何相互呼應問題。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結語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財政政策不是萬能的，過度擴大政府財政支出，對拉動經濟增長會產生一定的制約；同時，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們應注意避免財政政策在作用的發揮上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相互抵銷。
參考文獻：
[1] 丁遠杏. 后危機時期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與風險防范[J].當代社科視野，2011，（9）.
[2] 彭開勤. 論財政支出的控制與監督[J].當代經濟，2011，（17）.
[3] 錢津. 論新形勢下我國財政支出重點的調整[J].創新，2011，（5）.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在凱恩斯經濟學中，“需求管理”是政府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這里主要分析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從它們對總需求的影響角度來考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
(一)財政政策的效力
當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政府需求增加將通過財政政策乘數效應使GDP增加。GDP的增加又使貨幣需求增加，即需要更多的貨幣用于交易。在儲備銀行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利率必然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會抵消由于GDP增加而增加的貨幣需求，另一方面又會減少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一部分政府支出或減稅對GDP的刺激作用。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上升將會大量降低投資。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那么，由于政府支出增加引起的貨幣需求將使利率猛增(利率敏感程度很低意味著利率必須變動很多)。①(①參見[美]R.E.霍爾和J.B.泰勒： (宏觀經濟學>，171頁，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
此外，財政支出乘數是衡量財政政策效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但是，財政支出乘數能否使財政政策的效力充分發揮出來，同樣要受到上述兩個因素的制約。如果投資對利率高度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即使財政支出乘數很大，財政政策也無法產生強有力的效果。
與上述情況相反，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如果利率上升幅度不大，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利率水平沒有多大影響，那么，這種政策對投資的沖擊就很小。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總需求就有很強的影響力。換言之，當投資對利率不敏感而貨幣需求對利率高度敏感時，財政政策的效力就很強。
利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財政政策效力的強弱。財政政策的效力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有很大關系。當投資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IS曲線比較平緩，因為利率的較小變化和投資需求的較大變化有關。相反地，當投資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IS曲線就比較陡峭。
再看LM曲線的形狀。當貨幣需求對利率很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平緩，因為當貨幣需求隨著收入變化而增加時，利率的很小變化就足以使它減少;反之，當貨幣需求對利率不敏感時，LM曲線就比較陡峭。
當IS曲線比較陡峭，或者LM曲線比較平緩時，財政政策的效力比較強。相反，如果IS曲線比較平緩，或者LM曲線比較陡峭，財政政策的效力就比較弱。
(二)貨幣政策的效力
貨幣政策的操作主要體現在貨幣供給的變化上。擴張性貨幣政策或松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增加;緊縮性貨幣政策或緊貨幣政策是貨幣供給減少。一項擴張性貨幣政策如果在貨幣供給的增加時使利率下降的幅度很大，并且對投資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很大。這種效果產生的條件是：第一，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利率的下降就會使投資受到極大鼓勵。第二，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貨幣供給的增加使利率下降很大(利率的很小下降就足以把貨幣需求提高到同較高貨幣供給一致)。在這兩個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就強。
貨幣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效力也有弱的時候。如果投資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低，利率的下降不會使投資受到很大的刺激;如果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很高，貨幣供給的增加并不能使利率下降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一項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如果使利率下降較小，或對投資的影響較小，它對總需求的影響就較弱。
用IS——LM曲線的形狀及其移動來展示貨幣政策效力的強弱。同財政政策一樣，貨幣政策的效力也與IS曲線和LM曲線的形狀關系很大。如果幅曲線較為平緩或LM曲線較為陡峭，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強;如果賜曲線較為陡峭或LM曲線較為平緩，貨幣政策的效力就弱。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搭配文獻綜述
摘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同屬國家的需求管理政策,可據宏觀經濟調控要求進行合理搭配。圍繞著這個課題,國內外無論在理論的研究上還是在現實政策的運用上,一直存在爭議。本文重點對我國實行人民幣二籃子貨幣匯率制度后兩大政策有效搭配的文獻進行綜述。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績效 政策搭配 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
如何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實現一國經濟穩定發展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也是學界長期論爭的焦點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理論視角。運用各種模型和實證方法,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績效及其搭配進行了深入研究。
一、國外研究情況
經濟學文獻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定量實證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稱希克斯一漢森模型)。根據該模型,希克斯和漢森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雖然在短期能夠影響產出,但是從長期來看,對產出都沒有影響,它們都是無效的,除了提高價格之外。之后,經濟學家在其基礎上,將視角延伸到對開放經濟的研究。
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匯率制下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即“米德沖突”。在匯率固定不變時,政府只能主要運用影響社會總需求的支出增減政策來調節內外均衡,在開放經濟運行的特定區間便會出現內外均衡難以兼顧的情況。而支出轉換政策包括匯率、關稅等的實質是在總需求結構內部進行結構性調整,使需求結構在國內需求和凈出口之間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開創性地提出“兩種目標,兩種工具”的理論。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將政策目標和政策工具聯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則”。若要實現n個獨立的政策目標,政府至少具備n種獨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間不會相互影響。蒙代爾(MundeB,1960)提出了進一步的解決辦法,指出將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給它能發揮最大影響力和具有絕對優勢的目標。斯旺(Swan,1960)用圖形說明了支出增減政策f財政貨幣政策1和支出轉換政策(匯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減政策和支出轉換政策的搭配來實現內外平衡的模型。蒙代爾(1963)與弗萊明(1962),研究了開放經濟條件下用于實現內外均衡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經不斷完善而成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著名的“蒙代爾三角”理論,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fPaul Krugmanl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爾三角”的內在原理。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論”。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學者將以上理論和研究方法應用于對我國經濟的分析,研究結論不盡相同。馬拴友(2004)運用IS-LM模型進行分析得出,在我國IS曲線較為陡峭而LM曲線較為平坦,說明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比。對治理通貨緊縮具有更大的效能。張學友、胡鍇(2002)運用修正的MF模型,對我國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力進行比較,得出在我國現行匯率制度安排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要優于貨幣政策:當前我國的經濟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施建淮(2007)運用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中國產出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人民幣升值在中國是緊縮性的:相對匯率變動的其他效應,匯率變動的支出轉換效應是支配性的,因此運用傳統斯旺模型來分析中國經濟是有效的。徐長生、劉士寧(2006)根據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論,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模型中的內部通脹、外部順差的區域,因此對內可采用從緊的貨幣政策主要抑制投資過熱,采取結構性的財政政策著重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對外通過本幣升值的匯率政策改善國際收支順差,以實現內外均衡。
也有學者通過計量建模,實證研究了近年來我國兩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對內績效的研究,鮮有在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下兼顧內外綜合績效的系統研究。劉玉紅、高鐵梅、陶藝(2006)實證研究了財政貨幣政策的綜合效應,發現中國的貨幣政策對實體經濟的有效性較弱,這是由于我國利率管制嚴格、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緩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國的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顯著,擴大國內需求方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應該繼續實施。王文甫(2007)通過模型分析。發現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有一條真實變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的均衡增長路徑:在均衡增長路徑上,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是相互獨立的,它們之間必須相互協調:財政政策對經濟有影響,貨幣呈非“超中性”。劉斌(2009)基于我國的實際數據的實證研究得出。我國的政策體制主要表現為主動的財政政策和被動的貨幣政策組合體制的結論:這種體制實際上是物價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的充分體現:因相機抉擇的政策會產生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對社會福利水平產生影響,這種體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繼續保持值得商榷:他強調今后我國應該從現行的體制向主動的貨幣政策和被動的財政政策組合體制轉換。黃志剛(2009)將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間匯率制度下研究發現,不管資本流動性如何,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有效,其效應介于固定匯率制度和浮動匯率制度之間: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最應該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搭配方法,此時政策效果最好。
三、總結及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我們發現,大多文獻將研究視角聚集于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及內外均衡,鮮有深入到對物價、居民消費、民間投資等重要經濟變量以及經濟內部結構的政策搭配研究。已有的研究結論不盡相同,對我國匯率制度改革以來(2005年7月21日)基于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的相關文獻不多。
本文認為,在后續研究中可進行新的嘗試,若能遵循“緊扣一籃子貨幣匯率制度、總攬全局、內外兼顧、兩大政策密切結合”的構想,將會有很大的突破與創新。
看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相對效力”的人還看了：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包括什么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使用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搭配的必要性
4.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5.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是什么
6.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回望1998年的財政政策，起碼凸現三大思考。
一為積極是可以預見的。
2008年8月4日。財政部原部長項懷誠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曾談到1998年積極財政政策的由來。“我接班后，提出發行適度的國債，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當時部里給我提出這個建議的最主要是三個人，第一個是現在的財政部副部長張少春，第二個是現在的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第三個是現在的財政部經建司司長王保安(現財政部部長助理)，這三個人給我提出建議：現在貨幣政策不行了，該由財政發債發揮作用了。現在看來他們都是有識之士，我沒什么‘識’，只是把這些建議匯報給了中央。”項懷誠當時如此回憶道。
由此可見，1998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是由財政部門主動提出的，財政部門也提前預見到了積極財政政策。
因此，亞洲金融危機狂瀾下j中國政府的CFO是淡定的。
積極是可以預見的，這應是1998年那輪積極給我們的一大啟示。那么，未來下一次危機如果來臨，我們是否可以事前預見到積極昵?
另一大思考則是：積極。如何讓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實現雙贏。
1998年如何積極?我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搞了眾多基礎設施。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本刊記者特意與幾位企業家和市長進行了探討。
企業家表示：那時外需沒有受到影響，積極財政把路修通了，我們企業就可以在路旁辦廠生產，然后再出口。企業的盈利模式很清晰。
市長們則表示：大家現在對“鐵公機”爭議很大，但當時路修通了，等于是把企業的社會成本這塊降低了，企業更容易賺錢了，經濟自然恢復起來，財政收入也最終上去了。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由此實現了雙贏。
可見，積極財政，應把握政府理財與公司理財的本質，套用公司理財的術語，叫“戰略財務”、“管理會計”等。
1998年的那次積極，也有不足，筆者認為是當退難退。
印象中，財政部門的主政者在2002年就公開宣傳：積極財政政策應逐步淡出。
但是，很難。當時的主政者后來曾對本刊記者袒露心機：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后，會形成一大批利益集團，他們，寧愿晚退一些也不愿當退則退。因為，“長期使用國債的人覺得這個錢好花，形成對國債的依賴”。
甚至，積極財政政策曾經的倡導者此時公開放出“狠”話：“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也沒有一個國家的財政部長能夠長期地執行積極財政政策而不出問題。”
直到2004年，上一輪積極財政政策歷時6年才艱難退出。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特殊政策，只能在短期內運用。或者說，積極財政政策，只有在經濟生病的特殊時期才可使用，屬于特殊時期的特殊之策、特別之為。
【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財政支出 擴張 協調配合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們應注意避免財政政策在作用的發揮上與貨幣政策發生沖突、相互抵銷。財政支出擴張究竟應該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種因素約束，可以把握的原則是讓財政政策在貨幣政策作用不足的領域內發揮獨特作用。當貨幣政策已發揮出刺激需求作用時，可考慮壓低財政支出擴張度。
參考文獻
［1］李超.財政與我國金融穩定關系初探［J］.中國行政管理，2011（10）
［2］李.財政赤字觀和美國政府債務的分析［J］.經濟學動態，2011（9）
關鍵詞：歐盟；財政協調；財政赤字；相關性
0 引言
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啟動開創了區域貨幣，各成員國放棄自己的貨幣，采用統一的貨幣——歐元，同時帶來了各國調整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的變化，貨幣政策交由歐洲中央銀行（ECB）制定，各國只擁有財政政策的制定權。因此，在經濟目標上就存在兩個層次：一是歐盟整體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目標。要實現整體與個別的統一，就必須在統一貨幣政策的基礎上，著力研究各自的財政政策如何制定以實現歐盟整體經濟發展與自身發展的協調統一，這一目標也成了長期以來圍繞歐盟的主要問題。
《馬斯特利赫特條約》（簡稱“馬約”）和《穩定與增長公約》（簡稱“公約”）先后對各國的財政赤字、國債占GDP的比例以及如何懲罰作了嚴格、具體的規定。但是，在歐盟發展過程中，馬約和公約都受到過懷疑，原因是一些大國在沒有嚴格遵守規定的時候，懲罰措施卻沒有實施。盡管如此，馬約和公約的作用還是被部分體現出來，它使得歐盟各國有了一個標準去遵守，最終實現整體與個別發展的統一，當然，要真正完全實現馬約和公約規定，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Keynes（1923）[1]認為，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過高可能會導致財政可持續性缺失，也就是說，如果政府收入不足以支付發行新債所需的費用，財政將面臨可持續性問題，這可能是關于財政可持續性的最早論述。1995年，Caporale[2] 首次以歐盟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歐盟成員國的財政赤字和累積債務進行平穩性檢驗，繼而得出一國財政是否平穩的結論。
成新軒（2003）[3]曾對財政政策是否需要協調以及經濟效應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這種協調有利于經濟的良好運行以及穩定發展。王保安（2004）[4]分析了歐盟財政政策的執行情況及存在的問題，并指出無論是赤字率還是債務率都是成員國談判決定，而不是科學指標測算出來的，并且只有赤字率指標對成員國有強制約束力，債務率只具有參考意義。王磊，駱傳朋（2008）[5]曾指出由于對公約的修改，使得人們對于歐盟財政可持續性產生擔憂，但是其修改不僅可以增強其靈活性，也有助于歐盟成員國充分運用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因而修改是可行的。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債危機擴散的風險急劇升溫，一些國家的債務評級先后被調降，如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同時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債務危機也日益迫近，市場壓力以及希臘亟待救助的事實，使得歐盟財政一體化在解決這次危機的過程中也再次承擔起相應的責任來。
多年來，歐盟財政條約和公約內容也一直為中國所關注，研究歐盟財政政策狀況及要點，對中國財政有著一定的借鑒和啟示作用。本文從歐盟成員國財政赤字的相關性分析出發，指出歐盟財政政策協調的現狀及可能的發展方向，最后，就中國該如何汲取歐盟的經驗教訓來制定自己的財政政策提出了一點看法。
1 實證結果與分析
根據Eurostat2000和2006-2009年的歐盟各成員國財政數據，對成員國財政赤字作了相關性分析，實證結果見附表。
根據與歐盟整體財政赤字水平的相關性實證結果可知：
歐元區國家與歐盟財政赤字顯著相關。
德國與歐盟整體財政赤字水平，在1%顯著水平下并不顯著相關，在5%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而德國與大多數其他歐盟國家的相關性不顯著，顯示出德國財政政策的相對獨立性，這與德國是歐元區經濟龍頭老大的地位分不開。
法國、英國、比利時、荷蘭、波蘭、芬蘭、葡萄牙、希臘與歐盟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這些國家大多是歐盟成員國中的發達國家，財政赤字水平和歐盟相關性也較高。當然，希臘、葡萄牙因為債務評級下降，歐盟幫助其償債使得這兩個國家和歐盟財政赤字保持了較高的相關性。
保加利亞、丹麥、愛沙尼亞、塞浦路斯、匈牙利、馬耳他、奧地利、斯洛伐克即使在5%，甚至10%顯著水平下與歐盟仍然不是顯著相關的。比較可以發現這些國家中多數不是發達國家。
冰島、挪威不是歐盟成員國，所以與歐盟財政赤字顯著不相關。
另外，由歐盟成員國相互之間的相關性實證結果可知：
法國、荷蘭、波蘭、比利時等歐盟發達國家相互之間的財政赤字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顯示出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更為緊密。
希臘與英國、法國均在1%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與另外幾個發達國家也都在5%顯著水平下顯著相關，這反映了希臘由于國家負債數額巨大，歐盟主要國家因為援助希臘而保持了相互之間較高的財政相關性。
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匈牙利、馬耳他、斯洛伐克和其他不發達國家相互間即使是在5%顯著水平下也都不顯著相關，說明這些相對不發達國家之間還未能實現財政協調。
在財政赤字對GDP占比方面，根據2008和2009年的數據顯示如圖1所示：
由圖可知，2008年大部分國家財政赤字占GDP比重還能維持在3%以下，到了2009年，為了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各國紛紛使用了擴張的財政政策，使得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大多超過了3%上限標準。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有效性
在宏觀諸調控手段中，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而對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誰優誰劣的問題一直就是經濟學百年以來爭論的問題，至于誰優誰劣各國的國情不同都有不同的解釋。
一、支持財政政策的理論
支持財政政策的理論主要來自于凱恩斯主義者。他們認為，對有效需求的調控，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財政政策是一種最直接、有效的調控經濟的手段。它既可以用來變動總需求，以對付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等貨幣現象，也可以被用來微調經濟，熨平經濟周期的較大的波動。財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簡單明了，如果經濟正處于嚴重的蕭條時期，財政政策就采取“減收增支”的辦法，減收就是減稅，增支就是增加政府開支和增加社會福利的辦法。如果經濟處于過渡的膨脹之中，就使用縮小政府支出的辦法，已達到經濟平穩發展的目的。
對于財政政策的主要的三種手段來說，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經濟的一種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增加和擴大總需求，因而有較大的乘數效應。同時，政府支出可以直接為宏觀調控目標服務，這樣更具有目的性和針對性。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這樣一方面可以擴大總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決國民經濟的瓶頸缺口，增加社會的生產能力。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經濟特別蕭條的地區以幫助該地區的經濟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資金用于不太使用進口品的項目上，盡可能以乘數效應增加GDP。政府也可以把資金用于增加就業的項目上，以減少失業人口。所以財政政策對凱恩施主義者來說是極具說服力的一項政策。
轉移支付（TR）也是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通過調節轉移支付的大小來熨平經濟的波動。轉移性支出首先是增加了個人的可支配的收入，個人對于這種收入通常是認為正常收入，這部分收入的并不會等同于其消費支出，個人會依照邊際消費傾向和邊際儲蓄傾向對這部分收入進行分配，只有其中用于消費的部分才形成了社會總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它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作用小于財政購買性支出的作用。轉移支付更多的是起到了“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促進經濟環境的穩定，保證財政政策的有效性。財政轉移性支出的傳導機制可以表述為：轉移支付增加，個人可支配收入，增加消費和儲蓄增加，國民收入增加，轉移支付下降。對于目前如何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許多人認為是居民收入不高所引起的消費能力不足，由此建議以擴大轉移支付為手段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且不說財政能否承受如此負擔，真如果擴大轉移支付，其作用只能是掩蓋了經濟失衡的本質，阻礙了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不符合我國長期、穩定、持續發展的國策。
二、支持貨幣政策的理論
支持貨幣政策理論者認為財政政策對經濟并沒有好的調控效果，反而會有對經濟的健康發展造成壞的影響，其理由是：減稅或增加財政支出事實上不會對經濟有什么刺激作用，GDP不會因此而增加，因為在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貨幣供應量也相應擴大了，增加的只是名義的GDP。從長期來說，擴大總需求的財政政策還會導致通貨膨脹。特別是在浮動的匯率體制下，這個情況將更為明顯，因為總需求的擴大只會使本國的貨幣貶值，從而使進口品和進口原材料價格上升，進一步加大了通貨膨脹。在經濟蕭條時期，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會增加，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可能會使這種借款需求更高，結果很可能會發生社會公眾的信任危機。利率可能會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終會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社會效應抵消掉。
貨幣政策支持者認為，如果使用不好，財政政策只會造成經濟更大的波動。實施財政政策所可能涉及的問題主要是對三方面的效應要作出估計：政府支出和政府稅收的變化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如何？乘數和加速數的規模如何？時滯效應如何？上述的三方面的效應是很難估計的，宏觀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決和恢復的，所以財政政策是沒有必要使用的。而這些情況使用貨幣政策就不用考慮，他們奉行單邊政策，即只使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
三、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使用的建議
（一）明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工不同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中的特點地位不同、手段運作方式都不同，所以它們應有所分工。在公平與效率、總量與結構的處理上，后者偏重于“效率優先”原則，以發揮其活躍經濟的作用。要確保經濟的高效率，在既定體制下，就要發揮好傾向政策的作用。前者則偏重于“公平優先”原則，以發揮其穩定經濟的作用。經濟發展既要效率，也要穩定，而穩定又以“公平”為前提，但也要要確保經濟的“效率”，在既定體制下，就是要發揮好財政政策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財政資金在經濟領域的運用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包攬一切，而是應把有限的財政資金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和產業，其他方面和領域的社會需求將由貨幣政策解決。換言之，財政宏觀調控重點是調整經濟結構，貨幣政策則要加強對社會總需求的調控。
（二）不放松的高頻使用貨幣政策
從2014年全國經濟進入“低增長、去產能”新常態以來，特別是2015年股災之后，央行已經在調整現有的貨幣政策，幾次降息降準，盡可能降低利率水平，并相應擴張貨幣信用規模。當前我們還可以采取的措施有：調低甚至取消金融機構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備付金存款利率；直接勸說商業銀行擴大放款規模，縮減存貸差，提高乘數效應；繼續加大政策性貸款的規模，在目前持續通貨緊縮的情況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對財政透支貸款或通過公開市場增持財政債券，以擴大基礎貨幣的投放規模。所以，不能因為貨幣政策的相對無效而拋棄它，應該發揮其對財政政策的配合和輔助作用。
（三）強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建設，突出其協調交叉點
國債的發行應與公開市場業務結合。當前國債發行已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成為國家財政用于建設性支出和調整產業結構的主要財力來源。要把國債變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手段，使之成為既調節產業結構，又調節貨幣流量，與發展和穩定為一體。政策性投融資與財政貼息的交互使用，由于政策性投融資主要用于風險大、投資回報率低的基礎產業和農業等產業，在保本微利的原則下運行仍要滿足政策性金融機構的管理開支和人員經費以及適當的擴大投融資規模的需要，保證一定利潤。因此，在發展政策性投融資業務過程中，必須有相應的財政貼息措施與之匹配，借以保證政策性投融資事業的健康發展。
（四）加強財政調控，完善稅收改革。
一 問題的提出
財政支出的擴張在中國是一個長期趨勢，如何把握好擴張度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面對歐債危機、世界實體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我國政府在2012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面對如何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的難題，有必要從全局著眼，從政府政策手段綜合平衡協調的角度去考慮財政支出擴張性。財政支出擴張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考慮貨幣政策手段運用到什么程度，必須充分認識貨幣手段的主觀目標和客觀效應對財政支出擴張的影響程度，并基于此，來把握財政支出擴張度。
二 財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應與貨幣政策相互協調配合
由于我國本輪經濟的收縮期與世界經濟的收縮期疊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機的作用導致了收縮的時間延長和幅度加大。使得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問題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長期性的;既有總量方面的，又有結構方面的。面對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及政策傳導機制的局限性，很顯然，只采用一項經濟政策絕不可能實現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項經濟政策都難以獨立承擔起推進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任。同時，不同的經濟政策，其目標和實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著某些矛盾。在綜合運用各項經濟政策時，需要處理好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項政策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夠治理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達到既治標又治本，使中國經濟運行實現良性循環的目的。
1.在儲蓄動員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擴張和貨幣供給擴張是有內在協調性的。財政支出擴張刺激需求，擴張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發債實現儲蓄動員;二是向中央銀行借款，轉而投入實體經濟，增加總需求。貨幣供給擴張刺激需求，擴張也有兩個途徑：一是增發基礎貨幣，二是通過降低利率實現儲蓄動員，增加派生貨幣。顯然，從結構角度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著此消彼長的關系。特別是在儲蓄動員方面，在儲蓄規模既定的條件下，兩者的效應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實現。同時啟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者都在“爭奪”儲蓄資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礎貨幣供給擴張。在增發貨幣方面，理論上講，兩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問題是誰也無法承受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因此，貨幣供給的擴張會對財政支出擴張客觀上起到限制作用。貸款增長幅度反映的是間接融資的儲蓄動員效應的放大程度。現在我國的儲蓄動員由于股票市場低迷、嚴控企業債券發行，起主導作用且操作簡便的就是銀行信用擴張。對財政來說，貸款增長會壓縮國債發行空間。對高利潤追求的本性使得機構投資者不會過多持有國債，銀行當然也樂于放款。所以，不能認為財政擴張支出時發行國債沒有硬障礙。而且，貨幣供給擴張時，資本市場會被激活，大量資金會流入證券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另外，近年來我國居民消費資金來源結構已發生變化，消費信貸成為居民重大支出的資金來源。從今后趨勢看，房價如果下調，購房者會借低利率之機介入房市，此時，房貸規模自然膨脹。這些因素，實際上都是儲蓄動員，當然會壓縮國債發行的空間，也會抬高國債發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啟動增長上，貨幣政策顯然有作用空間。貨幣政策的切入點是直接刺激市場投資需求，而市場主體積極性的強化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在貨幣供給擴張過程中，調低利率、放松貸款限制的直接效應是限制財政支出擴張。
2.財政政策具有結構特征，貨幣政策具有總量特征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能對總量和結構進行調節，但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強調資源配置的優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有結構特征。而貨幣政策的重點是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具有總量特征。只有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相互協調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資源和市場配置資源結合起來，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時兼顧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目標的實現。
財政政策通過變動收入和支出來調節經濟結構。由于稅負及支出規模的調整涉及面廣，政策性強，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財政分配關系，并受國家財力的限制。因此，財政赤字或結余都不能太大，這使得財政政策對需求總量調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財政政策對社會供求結構的調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場機制可實現經濟資源的最優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為了減少資源浪費，需要政府運用財政政策進行干預。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節主要表現在：通過擴大或減少對某行業的財政投入，來“鼓勵”或“抑制”該行業的發展。即使在支出總量不變的條件下，政府也可通過差別稅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對某行業進行“扶持”或“限制”，從而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和調節經濟結構的效果。
貨幣政策擴張的優勢在于既可充分調動存量貨幣，又可直接增發基礎貨幣，這對投資和消費的擴張具有無可比擬的誘惑性。其本質上是把更多的儲蓄吸收過來注入到實體經濟，反過來又使貨幣供應量按乘數效應增加。從總需求擴張誘導的角度看，利率下調對投資主體和消費主體的吸引力最強。我國現行制度基本不允許實施財政貸款，財政對投資的支持，要么是無償撥款，要么是貼息，但這兩者資金額都比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擴張，因為財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產品供給。貨幣供給擴張恰好打消了人們對財政資金的期望。現在刺激總需求，從引導全社會投資和消費角度看，沖擊力最大的還是貨幣供給擴張。但貨幣政策調節社會供求結構和國民經濟比例關系方面的作用相對有限。中央銀行運用法定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利率、信貸規模、公開市場業務等各種工具來增加或減少貨幣供應量，從而達到調節社會總需求。可是，因為銀行信貸資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帶動資源配置方面要體現市場原則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貸資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投入預期收益率低的產業，特別是公共產品產業。如果真有銀行信貸資金做到了這一點，則其背后往往有財政的支持。
為了更好地解決社會經濟結構矛盾和總量矛盾，必須根據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要求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經濟總量;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總量，間接作用于經濟結構。
從財政政策調節看，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反映為社會經濟結構的調節，如財政運用稅收、貼息和投資政策，引導貨幣流向新興產業和瓶頸產業，優化產業結構;對總需求的調節主要通過擴大或縮小財政支出，以結構調節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會總需求。貨幣政策對社會總需求的調節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投放貨幣和再貸款等手段控制基礎貨幣量，通過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等控制基礎貨幣乘數，以有效控制社會總需求。同時，中央銀行在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基礎上也會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一定的調節作用。
一般來說，運用財政政策啟動經濟較為直接、迅速，對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較為明顯，往往起的立竿見影的效果，適用于公共性和難以取得直接回報的項目。貨幣政策需要通過商業銀行以及整個金融體系間接作用于社會，其效果的顯現通常存在著一定的時滯，適用于那些在比較短時間內能夠得到直接回報的項目。同時，為提高國際競爭力所需的技術改造和為解決就業所需的量大面廣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主要不能靠財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貸手段的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視其回報情況的不同，有的可用財政手段來啟動，有的也可吸收非財政性的資金，包括信貸資金來實施。正因為財政手段與貨幣手段各有長短，所以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在實現社會供需總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會供需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這樣才能相互揚長避短，共同促進社會經濟全面協調穩定發展。
三 結論
關鍵詞：財政政策 稅收 宏觀調控
一、 財政政策的定義和目標
（一）定義
財政政策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情況，對我國經濟發展進行的調控措施。該調控措施以提高就業水平、減輕經濟波動、減輕通貨膨脹及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為目的，通過調整政府支出、稅收和借債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實現目標。言而總之，財政政策是系統化的財政措施。
（二）目標
1、加強人民民主政權
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財政的本質就是為國家或政府職能的實現提供強有力的保證。
2、促進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協調發展
財政和經濟就如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時上層建筑主觀能動的反映經濟基礎的狀況，對經濟基礎的發展起著巨大作用。同樣財政對確定分配關系、穩定物價、發展對外貿易等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外，財政政策無論是對微觀經濟效益還是宏觀經濟效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3、促進社會事業的發展
我國社會事業的發展如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社會保障等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的。這就兩者要同時發展，共同提高。
4、促進社會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門、各種所有制企業、集體、個人及個體經營者之間的財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來進行的。
二、 財政政策分類和工具
（一）財政政策的分類
根據財政政策調節經濟周期的作用，財政政策可分為自動穩定的財政政策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據情況自動發生的經濟波動不需要外包穩定政策是自動穩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經濟狀況的波動來產生調控作用。如稅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動穩定政策。與自動穩定政策剛好相反，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則需要通過外部經濟力量。
根據財政政策在國民經濟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財政政策可以分為擴張性政策、緊縮性政策。
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赤字，如減稅、增支，以增加社會總需求。相反，緊縮性財政政策，是指主要通過增稅、減支進而減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財政分配方式，減少社會總需求。
（二）財政政策的工具
稅收工具，稅收作為國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等特征，因此也成為實施財政政策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
公債工具，所謂的公債也是債券的一種，它的發行主體是國家或政府。作為發行主體，國家或政府以其信用為基礎，向國內外舉借債務來取得的收入。
經常項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對社會公共的支出，購買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購買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勞務的購買，轉移性支出包括社會福利支出和政府補貼。
三、財政政策與稅收的關系
經過以上的分析，稅收在財政政策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無論是在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是在緊張性財政政策中都有著很大的調節作用，稅收作為財政收入的一部分，不僅是國家財政收支的基本來源和保證，也是政府執行社會職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國家參與國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規范的形式，不僅為社會公共產品與服務提供財力支持，更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
稅收在財政政策中的主要意義有以下幾點：第一，稅收可以調節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關系，從而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平衡發展。第二，稅收可以調節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第三，稅收可以調節收入，實現公平分配。
在宏觀調控方面，稅收是一種自動穩定政策，在稅收體系，特別是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反應相當敏感的經濟活動水平的變化。舉例來說，如果政府預算平衡，稅率無變化，經濟低迷，國民產出將減少，稅收收入會自動下降。稅收乘數的大小與財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關系，稅收乘數表明的是稅收的變動（包括稅率、稅收收入的變動）對國民產出（GNP）的影響程度。
其中b 為邊際消費傾向。
稅收乘數為負，稅收和國家輸出增加或減少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稅時，國民產出減少，減少量為稅收增量的b/（1-b）倍。假定邊際消費傾向b為0.8，則稅收乘數為-4。可見，如果政府采取了減稅的政策，雖然可以減少收入，但將成倍提高社會有效需求，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
四、如何更好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