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5 10:4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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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工程金融體系影響
金融工程是根據系統工程理論，綜合采用工程技術方法，設計、開發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從而創造性地解決各種金融問題。在具體運用中主要是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公司風險，并為客戶設計、定制一些特殊的金融產品。金融工程為資本資源的優化配置、防范金融風險和加強金融監管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但同時對全球金融體系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一、金融工程對金融體系的正面影響
1.金融工程提高了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宏觀調控的效率。金融工程開發設計出的新型金融工具打破了金融機構傳統的專業分工，使其業務種類經營范圍擴大。從需求的角度看，金融工程有助于提高金融機構的服務質量，同時使金融機構更加注重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資產負債管理和風險管理，增強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技術水平，決策機構和執行機構日趨融合，決策效益增強。金融工程所創造的新的金融產品以高度流動性為基本特征，提高了投融資便利的程度，極大地豐富了金融市場的交易，壯大了市場規模，從而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效率。而中央銀行利用金融工程綜合運用多種金融工具和金融手段實現宏觀調控和風險管理。
2.金融工程強化了現代金融管理。金融業的現代化推動了數理方法的應用研究，反過來，金融管理特別是金融風險的防范，也越來越需要量化決策分析和研究。金融工程的發展，提高了人們對金融運行規律的認識，從而能更好地把握市場的發展動向而進行科學決策。運用金融工程各種先進的理論知識與技術手段，對客戶所面臨的利益與風險狀況進行評估、分解、取舍和重組，形成客戶所能接受的風險收益，進行風險控制。金融工程還可以利用電腦技術與通訊技術及時發現金融市場的不均衡性，從而客觀上增強了市場的有效性。用金融工程處理各種證券金融數據，可以比較全面地分析各種因素的影響力度。
3.金融工程可以有效控制金融風險。金融工程是一種系統性的分析方法。其具體運作過程包括五個步驟：診斷、分析、開發、定價和定制。即識別客戶遇到的金融問題的本質與根源，分析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依此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并確定金融產品的開發成本和邊際利潤，從而為每個客戶定制能滿足其特定要求的金融工具。由此可見，金融工程是在新的金融產品開發過程中有效地實現經營風險的控制。
二、金融工程對金融體系穩定性的負面影響
1.使金融機構的穩定性下降。金融工程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追求更高效率的產物，其發展在促進金融效率全面提高的同時，也降低了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這是由于金融工程使得各種金融機構原有的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空前激烈，金融業務的多元化和金融機構的同質化，使金融機構可以涉及諸多領域，金融機構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受到沖擊。2.使金融體系面臨著新的風險。隨著金融自由化及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各種信用形式得到充分運用，金融市場價格呈現高度易變性，金融業面臨的風險相應增加。金融機構推出的規避風險的創新工具，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轉移和分散風險的作用，但同時也使金融業在傳統風險的基礎上面臨新的風險。
3.增強了金融交易的投機性。金融市場出現的與基本的經濟因素無關的不正常波動，往往是因為有投機力量的操縱，并有因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從眾心理從旁助陣。金融工程為投機活動創造了大批撼動市場的先進手段，增強了市場的有機性。
4.削弱了金融監管的有效性。金融工程模糊了各種金融機構間傳統的業務界限，金融機構為了增強競爭力，逃避管制，大量增加資產負債表以外的業務，這就使得同一種經濟功能可以通過不同的金融機構或金融工具來實現，從而使金融監管出現了真空地帶。
三、推動金融工程發展，完善金融體系的思考
1.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目前，我國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仍顯薄弱，特別是金融信息網絡建設的覆蓋率、安全性等方面急需大力加強。為此，必須進一步加大對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同時完善國內的清算交易系統，加快電子化進程，減少金融交易的時滯，增強市場效率和流動性，確保信息基礎設施不會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瓶頸”，為金融工程的運用提供必要的前提條件。
2.加強和改進金融監管。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充分利用現代電子信息手段，加強對各類金融機構資金流的動態監測，及時發現問題、處理問題，研究針對金融工程運用及其產品的有效監管手段。具體可采用政府監管、行業自律、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級共同監督管理體制。監管部門對金融工程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果應有所準備，建立起一套全程的、動態的跟蹤管理體系，對市場的發展進行預測把握，引導金融工程的順利發展和金融體系的基本穩定。與此同時，也要加強監管隊伍建設，提高監管人員素質。
3.創造金融工程實施的有效主體，促進金融效率的提高。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加快企業尤其是國企的改革步伐，積極培育風險管理的市場需求主體，促進企業管理方式和股權結構轉變，推動投融資體制改革，以完善金融市場，提高金融工程的效率。努力加快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推進金融體系的市場化步伐，引進國際金融市場上較為成熟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產品，改善金融服務水平和金融效率，促進金融行業的競爭。
參考文獻：
[1]周凌峰徐德富:金融深化理論對我國金融改革的影響[J].時代經貿,2007,(03）
（一）日本農村政策性金融
由于市場并不能充分滿足農村經濟和產業發展對金融工具和融資渠道的需求，所以政府應行使本身的職能，使金融資本可順利進入農村經濟，如通過扶持性政策或政策性資金支持彌補金融工具和融資渠道的不足。日本政府通過向農村經濟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以達到對農村經濟設施、農產品改良、農業新技術推廣等行為進行注資的目的。日本的主要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為農林政策金融公庫，其匯集了國家會計基金和國債基金等金融資本，日本政府通過其與合作性金融體系的緊密融合，實現其政府職能，建立并完善其農業金融體系。日本政府通過農林政策金融公庫對農村經濟提供貸款，其貸款的特征為長期、低息，時間期限分為15個等級，時間期限最長的為林業經濟基礎貸款，其時間為55年，最短為1年，平均期限為19年。利息基本情況下維持在固定標準，利率平均值為3．89％，貸款利率在3．5％的比例可占到60％以上。此外，日本政府還出臺了一攬子計劃，如農林政策金融公庫的貸款如存在不能及時還款的情況時，可向政府提出減免要求，政府可酌情為其減免一定的利息，損失的部分由政府填補。
（二）日本農村合作性金融
日本農村合作金融體系有著特殊的組織結構，其基本組成為三級組織結構，三級機構分別為農、漁和森協會。農林中央金庫作為其最高機構，負責監管其資金，并以信農聯作為中樞機構管理單位農協的貸款和還貸，信漁聯作為中樞機構管理單位漁協的貸款和還貸，單位森協只貸不收，因而不設中樞機構。日本政府于1947年頒布了《農業生產合作法》，于1948年頒布了《水產業生產合作法》，于1961年頒布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法》，并將小規模基層農協合并為大型農協，加強了其執行能力。上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為了適應農業金融體系的快速發展，加強農業金融體系的金融基礎，日本政府加快了地方農協的合并速度。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并不是作為獨立運行的系統，其以獨特的三級組織機構，并以農協為載體，以信農聯為中樞機構，組成其合作金融組織機構。其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絕大多數農業合作金融體系機構。其以行政區劃分為基礎，建立農協系統，并在農協內建立金融融資部門和拓展融資渠道。其獨特的三級機構具有自上而下的直屬關系，但其在金融資金的管理上嚴格執行獨立管理，獨立運算，上級只起到指導的作用。日本幾乎所有農村地區覆蓋在農業合作金融體系之下，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的存款利率高于普通金融體系利率，使得50％以上的農業存款流向農業金融體系。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主要為日本農業的發展提供金融資金支持，幫助農業生產人員拓寬融資渠道，加速農業經濟發展，并不以盈利為目的，其貸款利率低于其他金融機構，因而其貸款去向應嚴格控制其資金去向，農業金融體系部門應保證其資金總額的90％用于農業經濟建設，且不需要農業生產人員進行金融擔保。在1978年日本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貸款總量已與其他金融體系的貸款持平，截止到2012年7月日本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已擁有營業網點8 578家，金融資金余額881 963億日元，農業合作金融體系貸款總量219 824億日元。
二、金融信息制度
急劇膨脹的信息流和信息需求使得涉農企業對金融信息的管理面臨更高的要求，很多發達國家的涉農企業都開始進行信息化建設。近年來，日本涉農企業的數量越來越多，規模也不斷擴大，有的跨行業經營，有的在全國都有子公司。據調查，日本涉農企業通過信息化管理減少了盲目性投資14％，提高判斷決策正確率16％，提高業務處理準確度25％，文件簡化率10％，提高內部信息暢通率22％。信息管理是涉農企業現代化管理的基礎，它既可以作為涉農企業計劃與決策的依據，又可以對涉農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控制和監督。
（一）涉農企業管理金融信息系統的內涵
金融信息管理系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新型學科，由人和計算機網絡集成，以人為主導，利用計算機硬件、軟件、網絡通信設備以及其他辦公設備，進行信息的收集、傳輸、加工、儲存、更新和維護，以企業戰略競優、提高效益和效率為目的，支持企業的高層決策、中層控制、基層運作的集成化的人機系統。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由金融信息的采集、金融信息的傳遞、金融信息的儲存、金融信息的加工、金融信息的維護和金融信息的使用五個方面組成，功能包括經營管理、資產管理、生產管理、行政管理和系統維護等。金融信息管理系統可以利用過去的金融數據預測未來，為有效管理和正確決策提供重要依據。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內涵是在普通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基礎上，結合涉農企業金融信息數據的特點，與計算機技術、數據庫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等多種技術相融合，建立涉農企業的農業資源配置數據庫，完成涉農企業數據分析和系統開發，為涉農企業生產與決策提供支持的系統。
（二）日本涉農企業管理金融信息系統的特點
首先，日本農業金融信息化建設的背景對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發展給予了強大支持。其次，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集成度比較高，模塊之間在設計時通盤考慮，無縫聯接，使得數據交換無障礙。再次，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設計的針對性強、涉及面廣，針對日本涉農企業業務劃分不同的模塊，涉及生產管理、資源計劃管理、物流管理、銷售管理、電子商務和人力資源管理等各個方面。最后，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構建有日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社會力量和大企業的資源為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發展提供條件。
三、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構建的啟示
（一）構建自下而上獨立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
雖然金融體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日本的合作性金融體系卻具有完全的獨立運行權，在行政級別上不隸屬于各級地方職能部門，行政法規上不受任何地方職能部門干涉，其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三級金融機構。日本合作性金融體系的這一特點，既可保證農村金融體系不受干擾可獨立執行其職能，又便于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結算速度和互，可有效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速度。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保證農村金融體系中合作性金融體系的獨立性同時，政府也應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日本政府在農業金融體系建立的過程中，一直通過各級金融職能部門對農業金融體系提供政策性和資金支持。日本政府根據信貸補貼理論和市場競爭不完全性理論，保障其農業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行，持續的注入大量資金，并不斷出臺扶持性政策，為其現代化農業金融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以農業、農民為服務對象
農業金融體系的建設務必要以始終為農業及農業生產相關人員服務為宗旨的立場，對非農業和非農業人員進行嚴格限制。各職能部門要與農協緊密配合，保證所有金融資金均在農業企業或農業職能部門內運轉，并保證其資金運轉流通順暢。日本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規章制度和監管機構，嚴格控制金融資金的流向和使用人群，避免農業金融資金受趨利性影響而流入非農業用途或非農業生產部門。
（四）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
在建立有效的合作性金融體系和政策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有效的內外部雙重監管機制是保障農業金融體系正常運行的前提保障。日本為防止金融犯罪等問題，建立起以存保制度、互助制度、信譽制度和災補制度以防范其金融風險。
（五）出臺和完善農村合作金融法律體系
在做實證檢驗前，需要對數據進行調整、處理,先對實際農村GDP、實際農村固定資產投入和存貸比取自然對數，減少異方差性，使得數據接近正態分布。最后應用Eviews6.0軟件對數據進行檢驗。
從單位根檢驗結果可以看出，RGDP、RL、FIR和LDR都接受的原假設，是非平穩序列。分別對RGDP、RI、FIR、LDR做一階差分，對一階差分做平穩性檢驗，從上表可知，RGDP、RI、FIR和LDR在10%的水平上表現平穩。結果表明，文中所選數據是一階平穩的，可以做進一步的經濟分析。
在VAR模型中，在做協整檢驗之前，需要確定滯后階數，確定滯后階數的目的是要消除誤差項中的自相關性，本文采用AIC和SC兩種檢驗標準，確定出合理的滯后階數是二階。
1.協整檢驗
本文基于回歸系數，采用Johansen檢驗方法對各變量做協整檢驗。在做檢驗前，對RGDP、RI、FIR和LDR分別取對數，取滯后階數2。通過Johansen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至多存在著2個協整關系。根據檢驗得出的協整系數：
β=(1.000000，1.286866，0.284633，0.122563)
RGDP=1.286866RI+0.284633FIR+0.122563LDR+1.665646
標準差：(0.01227)(0.02087)(0.01323)(0.2364)
從協整方程可以看出，實際農村GDP、實際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金融相關率和信貸比之間達到了長期均衡狀態。其中，金融發展規模每變動一個單位值，RGDP就變動0.284633個點，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對農村經濟的影響最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額每變動一個單位值，RGDP就會變動1.286866個點，而金融發展效率每提高一個單位值，農村經濟就會增長12.25%的比例。
2.格蘭杰因果檢驗
格蘭杰因果檢驗是用來考察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實質上是檢驗一個變量是否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后影響,就是考察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之間是否是因為受到滯后變量影響而存在相互因果關系，而不是由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
在格蘭杰因果檢驗10%的顯著水平下，FIR是農村GDP的格蘭杰原因，但農村經濟的增長卻不能提高農村金融相關率。檢驗結果顯示LDR和RGDP增長之間不能相互解釋，農村經濟增長不是金融發展效率的原因，金融發展效率也不能解釋農村經濟增長；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可以解釋農村經濟的增長，而農村經濟的增長卻不是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格蘭杰原因。
3.脈沖響應與方差分解
（1）脈沖響應：VAR模型中的內生變量之間雖然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但由于在短期內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使得內生變量不在均衡的水平上，而是在均衡水平上下波動。
（2）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是衡量其他變量對內生變量的貢獻值，這一貢獻值用方差來表示，方差越大，一個變量對內生變量的貢獻度就越大，反之，則越小。
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結果表明，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做出了較大的貢獻，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貢獻值較低，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有限。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陜西金融發展效率低下，不僅不會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
二、結論與建議
影響農村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包括固定資產投資、金融相關率及存貸比,通過相關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及方差分析等實證檢驗，分析各個影響因素與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和金融相關率是經濟增長的原因，農村存貸比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與農村經濟增長之間不能互相解釋，由此可以看出陜西農村金融市場存在金融抑制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短期內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在農村經濟發展發展中的作用突出，但長期作用衰退。各向量回歸結果表明，陜西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方差分解中，農村固定資產投資的貢獻值達到38.5%，但脈沖響應分析中，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響應在第4期后就歸于0，可以看出，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不能解釋經濟的長期發展。
第二，陜西農村金融規模對農村經濟的增長作用明顯。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陜西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信用社的發展壯大，農村金融規模的擴大，更多的農戶和個體商戶參與金融資源配置，促進了生產、消費和投資的增長。脈沖響應分析中，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對經濟的沖擊由負轉向正，可以看出隨著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的擴大，農村經濟也是不斷上升的。在方差分解中，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的貢獻值達到29.4%。但是，農村經濟增長不能推動農村金融規模的擴大。
關鍵詞：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約束；金融體系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準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絡，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后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莊、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后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癥結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并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后者。由于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蕩。2、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后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后。忽視市場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后者，忽視前者對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后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后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采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于小國或經濟落后國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并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并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
租金創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準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占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準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于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并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并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松，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并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于選擇了過于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干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松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后對放松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并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避免產生不利于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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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標準主要有三個：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從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可供選擇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貨幣供應量、信貸總量、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等。究竟選擇何者作為中介目標，除了上述的三個選擇標準之外，還要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也從信貸規模轉向貨幣供應量。然而，近年來不少國家相繼放棄了貨幣供應量目標，轉向了利率、通貨膨脹等目標，進而在我國引發了貨幣供應量能否繼續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爭論。本文旨在對這些爭鳴文章進行系統梳理，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理論及實證研究綜述
（一）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我國1996年正式將M1的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以M0、M2作為觀測目標。目前在贊成以貨幣供應量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學者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1.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王松奇（2000）認為，從我國目前情況說，從貨幣政策到社會總支出的變動控制，其中可供選擇的中間指標只有兩個：一是貨幣供給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選作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關鍵還要看它與社會總支出關系的密切程度。從實證數據看，投資的利率彈性過低，而利率對消費支出也不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它與社會總支出中間關系不夠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在目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貨幣供給量都是我國貨幣政策最合適的中間指標。
蔣瑛琨等人（2005）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自回歸、脈沖響應函數等方法，圍繞國內外學者爭議較多的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對中國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軌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間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90年代以后，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顯著性來看，貸款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M2，M1的影響最不顯著，這表明，90年代以來信貸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穩定性來看，M1比較持久和穩定，其次是M2，最后是貸款。由于對最終目標影響穩定的中介變量更易于調控，因此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而言，M1優于M2，M2優于貸款。現階段以及未來一定時期內，中國仍應當以M1為中介目標，將M2作為觀測目標。M1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而取消貸款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合理的。
2.當前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是適合的，但需調整與完善
范從來（2004）認為，現階段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的克服不應該是簡單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而應該根據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程度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內涵，通過匯率制度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創造一種有利于貨幣供應量發揮中間目標功能的貨幣控制機制，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劉明志（2006）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是中央銀行對物價變化所做的政策反應，但尚無實證分析結果支持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或銀行間市場利率變動可明顯地影響物價變化或經濟景氣變化的結論。因此。在利率市場化尚未徹底完成、利率形成機制尚不靈活、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直接互動關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而改采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但考慮到銀行間市場利率對于市場信號變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觀測性，利率市場化徹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機制將進一步完善，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互動增強，利率在調節經濟景氣變化方面的作用將更加明顯，可以考慮使用銀行間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封思賢（2006）通過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經濟計量方法,對我國現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出結論: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實際利率作為中介目標的實施效果好于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難以控制、貨幣乘數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是產生上述實證結論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金融條件下,針對中介目標選擇的一個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貨幣供應量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的基礎上,繼續使用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再由貨幣供應量轉為利率。
（二）以利率為中介目標
以利率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先后經歷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適逢凱恩斯主義盛行，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采用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盯住名義利率。第二個時期是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在“泰勒規則”的指導下，以實際利率為中介目標，如美國。“泰勒規則”認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下的通貨膨脹率和潛在產出增長率都對應著一個實際均衡的聯邦基金利率。若貨幣當局以實際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作為中介目標，便可以獲得通過改變名義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來穩定或影響產出、價格水平的最優路徑。我國學者在對利率中介目標進行討論的時候，并沒有明確地區分名義利率與實際利率。
李燕等人（2000）認為，由于貨幣總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央行對基礎貨幣控制能力有限，貨幣乘數也不穩定，因此有必要對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調整：即從貨幣總量控制向利率調節轉變。
周誠君（2002）認為，在內生貨幣分析框架中，貨幣供給是內生的，利率則是外生變量。由此，一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是利息率而不是貨幣供應量。對我國而言,貨幣供給具有較強的內生性，而利率則具有幾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轉向利率調控為主的間接型貨幣調控模式。以正因為此，我國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單純的利率市場化，而應是一個多元的間接利率調控體系。
張強等人（2003）通過考察貨幣運行效果，發現貨幣供應量對經濟的影響有減弱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加深，貨幣供給越來越依賴于經濟的發展，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反映經濟動態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優勢，中央銀行應根據經濟金融發展程度漸進地調整中介目標。過渡期內中央銀行考察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時，逐步將中介目標由數量型過渡到以利率為主的價格型指標，同時將匯率、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輔助指標納入中介目標體系。
（三）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
以通貨膨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規則緣起于20世紀90年代。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新西蘭儲備銀行率先進行了通貨膨脹目標的實踐，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等7國宣布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甚至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波蘭、巴西、泰國、秘魯、菲律賓等也開始相繼采用該貨幣政策規則。Svensson（1999）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可以被解釋為一種目標規則，以實現損失函數最小化。目標規則可以被解釋為中介目標規則，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區間的通貨膨脹預測作為中介目標變量。從其表述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既可以被理解為關注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也可以是中介目標規則。正因如此，國內主張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
1.貨幣政策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作為監測目標
夏斌等人（2001）通過對我國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實踐進行考察,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就幾乎沒有實現過。他們從貨幣傳導機制角度分析了近年來貨幣供應量目標無效的深層原因：貨幣供應量本身不好控制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可控性差，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目標效果不佳。因此，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客觀上已經不合時宜，應盡快廢止。盡管我國的銀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經基本市場化，可以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但從短期同業利率到市場利率的生成機制還付諸闕如，利率目前顯然不能作為新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不僅如此，以利率、匯率或貨幣供應量等工具變量作為中介目標都存在一個共同缺陷，即此時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較差。一個可行的選擇是放棄采用任何中介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重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即采取通貨膨脹目標。事實上，這也正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的共同選擇。當前我國比較適宜的措施是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暫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模擬通貨膨脹目標，努力使物價恢復并穩定在一個合理范圍內（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價指數上漲率在1-3%內），建立一個通貨膨脹目標下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
奚君羊等人（2002）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起，實際貨幣供應量與目標值之間始終存在很大的離差。由此可知,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在可控性上存在嚴重缺陷。從穩定價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來看,貨幣供應量目標也不能令人滿意。從1998年起，M2與價格出現了明顯的背離趨勢，價格在M2快速增長的情況下繼續呈現持續性負增長，出現通貨膨脹緊縮的跡象，經濟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貨幣供應量目標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量的計量口徑可能失真；二是基礎貨幣投放常因外匯干預或所謂的“倒逼機制”等原因而難以控制，且貨幣乘數不穩定；三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現了急劇下降的現象（鄭超愚、陳景耀，2000）；四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腸梗阻”。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嚴重干擾了我國的輿論判斷和公眾預期。因此，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把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直接釘在通貨膨脹率上，同時將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主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這應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2.將通貨膨脹作為中介目標，以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作為監測指標
李揚（2002）認為，從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三個方面來看，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不太合適，繼續按照現有模式使用它們作中介目標將有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通過統計回歸分析驗證了我國實際存貸款利率對投資和通貨膨脹率的作用，這說明，即便在現今我國對名義存貸款利率實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況下，實際存貸款利率的變動對經濟仍具有顯著的作用。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特別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利率－－信用的價格－－在經濟中的作用就如同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一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論和各國經驗顯示，如果采用利率充當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還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在這種貨幣政策框架中，通貨膨脹是中介目標，而被稱為“貨幣狀況”的一系列指標，如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將成為中央銀行日常監測的指標。
（四）以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為中介目標
曹家和（2004）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出發，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即貨幣供給量在通貨膨脹時期能夠靈敏地反映出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并且能夠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但在緊縮時期則對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缺乏靈敏性，因而并不適合繼續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于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客觀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領先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對目前國內學者提出的中介目標的利弊進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緊縮時期，央行可以使用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作為執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供大于求的經濟中，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呈下降的趨勢，而當社會總需求減少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則出現上升的趨勢。既然治理緊縮的關鍵是增加內需，使社會供求趨于均衡，那么，能夠準確反映內需變動狀況的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因其能夠靈敏地指示貨幣供給量對總需求的實際影響，因而可以作為央行執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首選指標。
（五）同時采用多個金融變量作為中介目標
張俊偉（2003）認為，貨幣量指標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貨膨脹”應當是好的選擇。但“盯住通貨膨脹”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經濟運行預測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乃至產業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為前提。所以，“盯住通貨膨脹”在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現實性，它只能是遠期目標和努力方向。當前，可行的選擇應當是在進一步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強化央行獨立性（如自主調節利率等）的同時，淡化對貨幣量指標的關注，轉向綜合利用多種金融變量所提供的信息來指導貨幣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宣稱的那樣，考慮用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充當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方齊云等人（2002）認為，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問題,是貨幣當局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理論基礎。在區分貨幣供給內生性與外生性的框架下,從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角度對我國貨幣供給的性質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了現階段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為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控制實踐所表現出的無效性提供了一個解釋，并為我國現階段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提供了一種思路：面對我國現階段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下貨幣供應量指標已無法實現中介目標的功能的現狀,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進行相應的調整,應該在逐步弱化貨幣供應量目標的同時,積極引進利率等監測目標,并提高對價格指數（CPI）的關注程度,直至最終盯住通貨膨脹率目標。
二、一個評論性總結
目前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研究遠沒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見，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綜觀既有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一）從理論上說，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這三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標準十分明確，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依據這三個標準卻很難判斷某個金融變量是否比另一變量更適合充當中介目標。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過貨幣總量與利率，發現作為中間目標，是利率優于貨幣總量還是正好相反，我們在每一個標準上都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因此，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
[摘要]物流金融是面向物流運營全過程,有效整合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組織和調節供應鏈運作過程中貨幣資金的運動,從而提高物流和供應鏈效率與效益的一系列經營活動。本文從物流企業延伸物流核心業務價值鏈的角度出發,在分析物流金融發展現狀的基礎上,對物流金融業務的主要模式進行了歸納與分析,包括代收貨款、墊付貨款、倉單質押、保兌倉、物流保理等。
[關鍵詞]物流金融;現狀;業務模式
一、物流金融的主要作用
1.物流金融的概念
從廣義上講,物流金融是指面向物流運營全過程,應用各種金融產品,實施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有效整合,組織和調節供應鏈運作過程中貨幣資金的運動,從而提高資金運行效率的一系列經營活動。從狹義上講,物流金融是指企業以市場暢銷、價格波動幅度小、處于正常貿易流轉狀態且符合要求的產品向銀行抵押作為授信條件,運用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統,將銀行的資金流與企業的物流進行結合,向公司提供融資、結算等服務于一體的銀行綜合服務業務。
2.物流金融的作用
物流金融其實就是物流的組成部分。現代物流本身就包括商品流通過程中的資金流和信息流,因此,可以認為物流金融是物流業務發展的內在的、客觀的需要,同時,物流金融也是物流企業提供物流增值服務的主要內容之一。
融資企業。物流金融業務利用動產質押突破了傳統固定資產抵押模式,緩解了貸款企業急需的流動資金;物流金融作為一種新的融資模式,有效降低企業50%的融資成本,加快了資金周轉率;貸款企業利用銀行的資金與物流企業的規范化、信息化管理,縮短了銷售周期、降低產品庫存,加快了產品周轉,提高了資金利用率。
銀行。物流金融業務為銀行完善結算支付工具,提高中間業務收入創造了機會;銀行在發展該業務的同時,也開發了新的客戶群體,培育了潛在的優質客戶;銀行通過承兌匯票業務不僅可以快速吸收存款,還通過銀承貼現獲得了一定的利潤;銀行通過和物流公司的合作,極大地降低了資金風險,據有關銀行統計物流金融的壞賬率低于0.2%,大大低于銀行現有業務的壞賬率。
生產企業。生產商參與物流金融業務,可以提高企業資金回籠速度,加快了資金周轉,降低了運營成本;解決了下游經銷商的周轉資金,生產企業可以穩定并拓展銷售網絡,有效擴大了產能。
物流企業。物流業與金融業結合,創造了一個跨行業、相互交叉發展的新業務空間,為同質化經營向差異化經營的轉變提供了可能;物流企業通過融資物流業務,在獲得物流業務的報酬之外還可以得到為企業提供增值服務的報酬,這種報酬通常是與融資金額或與貨物價值相掛鉤,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自身的盈利水平;利用融資物流業務,物流企業可以快速切入核心企業的供應鏈,從核心企業向其上游和下游拓展,延伸服務鏈條。
二、物流金融發展現狀
隨著現代物流的發展,物流金融已經成為世界各大物流企業新的利潤來源。世界最大的船運公司馬士基、快遞物流公司UPS等都在大力開展物流金融業務,這些跨國公司依托良好的信譽和強大的金融實力,結合自己對物流過程中貨物實際監控,在為發貨方和貨主提供物流服務的同時,也提供物流金融服務,如開具信用證、倉單質押、票據擔保、結算融資等,這樣不僅吸引了更多客戶,而且在物流金融活動中還創造了可觀的利潤。以UPS為例,為了推進物流金融服務,公司于2001年5月并購了美國第一國際銀行,將其改造成UPS金融部門。在UPS提供的物流金融服務中,UPS在收貨的同時直接給出口商提供預付貨款,貨物即是抵押,這樣,小型出口商們得到及時的現金流;UPS再通過UPS銀行實現與進口商的結算,而貨物在UPS手中,也不必擔心進口商賴賬的風險。對于出口企業來說,借用UPS的資金流,貨物發出之后立刻就能變現,如果把這筆現金再拿去做其他的流動用途,便能增加資金的周轉率。
國內物流金融業務發展處于探索階段,但近年來發展速度很快。國內大型物流倉儲企業因為具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先決條件和較大規模、良好行業信譽和充足資本儲備,在物流金融業務拓展方面呈現出明顯的優勢。2005年以來,國內多家第三方物流公司和銀行攜手開展物流金融的新業務。中國誠通集團在全國各主要城市擁有近100家大型倉庫,占地面積1500多萬平方米,庫房面積200萬平方米,貨場面積370萬平方米,擁有鐵路專用線120多條,存儲能力為1000萬噸,年吞吐能力為4000萬噸,擁有國內最大的倉儲企業中國物資儲運總公司,該公司與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信實業銀行、廣發銀行等十幾家金融機構建立合作關系,為500多家客戶累計提供質押監管融資近200億元,抵押產品涉及黑色金屬材料、有色金屬材料、建材、食品、家電、汽車、紙張、煤炭、化工等諸多種類。①2005年12月22日,該公司與中國建設銀行簽署《銀企合作協議》,開展監管貨物、倉單質押、動產質押、指定付款買方信貸(保兌倉)等物流金融業務。中遠物流從2006年開始探索物流金融業務,已先后與國內14家銀行簽訂了框架協議,目前開發項目累計達到300多個。業務模式在倉單質押、保兌倉基礎上,中遠物流還結合自身優勢打造了海陸倉操作模式,即銀行為進口商開立信用證向國外的生產商購買貨物,進口商繳納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其余部分以進口貨物的貨權提供質押擔保的貨押業務。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于2006年7月與中國工商銀行簽署了《物流金融戰略框架協議》,在該協議中雙方約定在物流監管與商品融資、物流結算、物流保理、物流擔保和客戶信用風險管理方面共同研發新產品,聯結雙方的服務平臺,延伸客戶服務范圍,為客戶提供高效、低成本的增值服務。
三、企業物流金融的主要業務模式
1.代收貨款
第三方物流企業在將貨物送至收貨方后,貨方收取貨款,并在一定時間內將貨款返還發貨方。第三方物流企業收取現款后,由于時空、技術條件等限制,一般需要滯后一段時間向供方返款,隨著不斷的收款付款業務的開展,在一定的時間后就會積淀下相當規模的資金,不僅方便了客戶,而且也大大改善了企業的現金流。代收貨款模式常見于BtoC業務,并且在郵政物流系統和很多中小型第三方物流供應商中廣泛開展。
2.墊付貨款
墊付貨款模式是發貨人委托第三方物流供應商墊付扣除物流費用的部分或者全部貨款,第三物流供應商向提貨人交貨,根據發貨人的委托同時向提貨人收取發貨人的應收賬款,最后第三方物流供應商與發貨人結清存款。這樣既可以消除發貨人資金積壓的困擾,又可以讓雙方放心。在墊付貨款模式中,除了發貨人與提貨人簽訂的《購銷合同》之外,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還應該與發貨人簽訂《物流服務合同》,在該合同中發貨人應無條件承擔回購義務。
3.倉單質押
倉單質押分為典型倉單質押模式和綜合倉單質押模式。
典型倉單質押模式是倉單質押的基本模式,融資方把貨物存儲在金融機構指定的倉庫后,憑倉庫開具的貨物倉儲憑證即倉單向金融機構申請融資,金融機構根據貨物的價值向客戶提供一定比例的融資。第三方物流企業根據融資方與金融機構簽訂的質押貸款合同以及三方簽訂的倉單質押業務合作協議書,根據質押物寄存地點的不同,對融資企業提供兩種類型的服務:一是對寄存在本企業倉儲中心的質物提供倉儲管理和監管服務;二是對融資方寄存在經過金融機構確認的本企業之外的其他社會倉庫中的質押物提供監管服務,必要時才提供倉儲管理服務。
綜合業務型倉單質押模式。金融機構根據第三方物流企業的規模、經營業績、運營現狀、資產負債比例以及信用程度,授予第三方物流企業一定的信貸額度,第三方物流企業可以直接利用這些信貸額度向相關企業提供便捷靈活的質押貸款業務,由第三方物流企業直接監控質押貸款業務的全過程。這種運作模式把大部分的業務操作集中到第三方物流企業身上,金融機構只要負責對第三方物流企業進行統一授信,其他的都由第三方物流企業負責。
倉單質押業務通過倉儲企業作為第三方擔保人,有效地規避了金融風險,既可以解決貨主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困難,同時保證銀行高利貸安全,又能拓展倉庫服務功能,增加貨源,提高效益。
4.保兌倉業務
保兌倉業務是倉單質押的延伸。在保兌倉業務模式中,制造商、經銷商、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銀行四方簽署保兌倉業務合作協議書,經銷商根據與制造商簽訂的購銷合同,向銀行繳納一定比率的保證金,一般不少于經銷商計劃向制造商此次提貨的價款,申請開立銀行承兌匯票,專項用于向制造商支付貨款,由第三方物流供應商提供承兌擔保,經銷商以貨物對第三方物流供應商進行反擔保。第三方物流供應商根據掌控貨物的銷售情況和庫存情況按比例決定承保金額,并收取監管費用。銀行給制造商開出承兌匯票后,制造商向保兌倉交貨,此時轉為倉單質押。通過保兌倉,大大緩解了交易雙方的現金壓力,提高了資金周轉,真正實現了制造商、經銷商、第三方物流和銀行的多贏。
5.物流保理
物流保理模式是保理市場迅速發展的產物,客戶在其產品置于第三方物流企業監管之下的同時,就能憑提單獲得物流企業預付的貨款,貨物運輸和保理業務的辦理同時進行。
ZHONG可指物流企業聯合金融機構為其他中小企業提供的融資服務。從保理業務的服務內容來說,物流保理業務與銀行保理業務無本質不同,但是其經營的主體由銀行變為了第三方物流企業,使物流和金融流的聯系更為緊密。
與金融機構相比,第三方物流企業在對客戶的供應鏈管理中,對于買賣雙方的經營狀況和資信程度都有相當深人的了解,在進行信用評估時不僅手續更為簡捷方便,風險也能夠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機構保理業務的主要風險來自于買賣雙方的合謀性欺騙,一旦金融機構在信用評估時出現失誤,就很可能財貨兩空,而在物流保理業務中,由于貨物尚在物流企業控制之下,可以降低這一風險。
即使第三方物流企業因無法追討貨款而將貨物滯留,由于對該貨物市場有相當的了解,與該行業內部的供應商和銷售商具有廣泛的聯系,在貨物變現時能夠享受到諸多的便利,使貨物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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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外資銀行的進入真的會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嗎？
一加入世貿之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銀行市場的基本趨勢
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的有關協議，中國銀行業開放時間表的主要內容包括：（1）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在加入WTO后，立即取消在下列城市的限制，即上海、深圳、天津、大連；在加入WTO一年內，取消在廣州、青島、南京、武漢的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內，取消在濟南、福州、成都、重慶的限制；加入WTO三年內，取消在北京、珠海、廈門、昆明的限制；在加入WTO四年內，取消在西安、沈陽、寧波、汕頭的限制，加入WTO五年內，取消全部的地域限制；（2）取消外資銀行在中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客戶限制，在加入WTO二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企業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即人民幣的批發業務放開；在加入WTO五年內業務，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居民提供人民幣業務服務，即人民幣的零售業務放開。顯然，這是一個漸進式的對外開放協議。
在這個協議的框架下，基于對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不同判斷，不同的機構對于外資銀行的進入速度表現出不同的預期。總體上看，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相當謹慎的預測。這一點以找重開拓高端市場的花旗銀行為代表。花旗銀行的專家在分析其進入中國市場的份額預期時強調，如果花旗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太高了，華爾街的分析師會提醒投資人：“花旗正在成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銀行。”這會降低銀行在市場上的價值，這不是股東們所愿意看到的，因此這些聚焦高端客戶的部分外資銀行只會努力做好在中國的、其市場定位范圍內的部分業務，但不會追求市場的份額。換言之，在花旗銀行的專家看來，如果不能為花旗銀行帶來不低于其在其他市場的盈利水平，花旗銀行是不會盲目擴大在中國市場的份額的。這一點在近期花旗銀行浦東分行對于理財客戶最低存款限額的規定上就可見一斑。
（2）謹慎的預測。這一點以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為代表。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預期，在中國加入世貿十年后，外資銀行在中國貸款市場的占有率會由現時的低水平上升至百分之八。根據該報告的預測，假如開放銀行市場能讓銀行業總借貸額在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零年間每年增長13%，外資銀行貸款增長每年將達到四成的復式增長，在二零一零年時外資銀行貸款額將有百分之八的市場占有率。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內地的貸款市場占有率仍低，截至2001年九月時，外資銀行的放貸額只及中國內地銀行業的百分之一點七。
（3）較為廣泛接受的預測。目前經濟界被較為廣泛接受的預測，是預計10年之內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平均會達到10％，這一預測稍高于渣打銀行的預測速度。
（4）樂觀的預測。這以亞洲開發銀行的專家的預測為代表。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莫利預測說，中國的銀行將在入世后喪失相當大的市場分額，其利潤份額也將大大縮小。他說，目前外資銀行在中國金融市場所占的份額過低，中國加入WTO后10到15年，將可能占據中國金融市場約30％的份額。
那么，如果外資銀行按照上述較為樂觀的預測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是否會引發中國的銀行危機呢？實際上，對于銀行體系來說，只要不發生支付危機，只要流動性保持較好狀態，即使出現較大比例的壞賬或數額較大虧損，也能在相當的時期內維持正常的運營局面，這是為各國的銀行體系所證明的。因此，即使外資銀行以上述速度進入中國銀行市場，在某種臨界狀態下，中國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即使失去一大批存貸款客戶，也未必發生支付危機，而且，在這種限定的前提下，我們所能收到的必然是銀行類金融服務得以改善的效果。這里所說的臨界狀態，是國有銀行體系通過拓展業務帶來的相對穩定的增量負債來支持包含一定比率的不良資產的流動性資產及總資產。根據現有的實際數據和經驗比例，這是不難測算出來的，而且國有銀行也是不難滿足和達到這一臨界指標的。因在此前提下，所謂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引發金融危機基本上可以說是聳人聽聞的說法，中國的分步驟市場開放策略更是分散了外資銀行迅速進入可能對國內銀行業帶來的沖擊和風險。
當然，在保證不斷拓展業務、并且不發生支付危機的臨界狀態以下，中國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只有提高營運效益才能不斷補足核心資本，提高自身的抗風險能力，外資銀行的進入當然會導致部分優良客戶的流失，但是我們的分析和預測不能靜態地看待中資銀行的經營行為，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中資銀行既有坐以待斃的可能，更有能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在外資銀行壓力下加快內部市場化改革、并維持和爭奪業務份額的可能。
二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的競爭力對比分析
實際上，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速度，取決于不同銀行的市場定位及其相對的競爭優勢。
一般來說，外資銀行在經營機制方面的優勢目前來看是明顯的。由于外資金融機構在國際聲譽、薪酬待遇、激勵制度等方面比中資銀行有較大的優勢，可能會導致一定程度的國內銀行人才外流。由于外資銀行的市場定位和以盈利為導向的經營目標，外資銀行通常會注重高端市場的開拓，注重高增值和高收益的業務，這一部分業務在整個市場份額中的比率是有限的。同時，外資銀行為外資企業等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所促進的優質企業的成長，業能夠帶動總體的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與此相對應的是，由于市場定位和中國金融監管當局對于外資銀行設立網點的約束，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對吸收居民儲蓄存款的興趣有限，對于企業存款的競爭會相對激烈。
因此，在當前對于中國加入世貿之后外資銀行進入市場后的影響的討論中，一些金融機構實際上有意無疑地夸大了外資銀行對于中國金融市場的影響力，這一夸大可能會形成政策上的影響力而對促進金融機構推進改革發揮積極的影響，但是也可能誤導金融界對于外資銀行的政策舉措。即使不考慮當前外資銀行相當有限的市場份額，對于外資銀行競爭力的夸張實際上也低估了中資銀行本身具有的競爭力和相對優勢。近10年來，中資銀行業的管理人員日益年輕化、專業化、技術裝備具有國際水平，分支機構網點更是遍及全國，而且在五年的準備期里，中資銀行還有很多事可以做。
另外，在中國市場上拓展業務的外資銀行同樣面臨許多經營風險，相比之下還缺乏國內銀行所具有的各種優勢。中國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放開外資銀行在華展開業務的機會，但真正的市場開放，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與一連串金融改革齊頭并進的。外資銀行在華經營既有跨國投資的一般風險特點，也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的中國特色的風險。首先是道德風險。由于中國市場還缺乏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良好的信譽環境，導致一些企業經營者濫用和挪用貸款，這會直接或間接增加外資銀行的風險，這是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都共同面對的。其次是市場風險。由于中國的非經常項目還沒有對外開放，一定程度上也對外資銀行深化業務形成了約束。再次是信用風險。由于中國企業的資信程度還較低，企業財務信息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限，連帶影響貸款的償還能力，這是西方銀行系統不常見的現象。從資金來源方面，實際上人民幣資金來源問題始終困擾著外資銀行，加上沒有一個公開、有效的最終貸款者制度，致使外資銀行承擔著較高的流動性風險。還要指出的是，外資銀行在信息技術支持等方面并不比中資銀行高出許多。中資商業銀行經過20多年的磨練，在信息技術支持等方面雖然與國際著名銀行尚有差距，但距離并不大，而且外資銀行無論投入多少資金和物力，在網點規模上仍無法與中資銀行分庭抗禮，在人文環境上，外資銀行更無法與中資銀行相抗衡。
因此，更為務實的看法，可能是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在競爭中合作，共同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和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共同把中國金融市場的蛋糕做大，則國內銀行和外資銀行都能夠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三從香港市場的銀行競爭格局內地銀行市場的演變趨勢
市場的開放會引發金融市場的動蕩嗎？不僅國內家電等行業的開放不能證明這個結論，以金融市場高度開放的中國香港為例，外資銀行的靈活進出和高度競爭，實際上推動了相當銀行體系的完善和發展，而且到目前為止，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也是有限的，而不是支配性的。
歷史地看，20世紀80年代可以說是香港銀行業的黃金時代。香港是世界上除紐約、倫敦之外，外國銀行最多的第三大銀行中心，全世界資產排名表前50名的銀行中有44家在香港開有分支機構。溯本探源，1978年3月以來，香港取消限制，向外資銀行打開大門，金融政策逐步自由，才吸引了大批外資銀行蜂擁而至。香港金融業因此發展迅速，直追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而成為世界上金融機構密度最大的地區之一。
目前，香港銀行市場主要由三大銀行集團主導，即中銀集團、匯豐-恒生集團及渣打銀行香港分行。三大銀行集團占香港整個銀行貸款市場50%以上，處于第二層次的東亞銀行占4.5%，道亨銀行占3.5%，其他中小型銀行份額不高，平均市場占有率僅1%-2%。
歷史地看，20世紀80年代的香港銀行市場開放前可以說是英資獨霸市場，現在歷經風雨后的的香港銀行業是天下三分，其一是英資銀行，它在香港銀行體系中一度居于壟斷地位，主要有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其二則是中銀集團系的中資銀行，它在香港已有70多年的歷史，但是真正崛起也只是伴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間的事情。其三則是其它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家外資銀行，它們大多是實力雄厚的國際性大銀行，在世界500家大銀行中排在前100位。主要有美資銀行、日英銀行、加拿大銀行和歐洲、亞洲、澳大利亞各國的銀行，其中以美、日資銀行為最強大。剩下的一股力量就是當地銀行也稱華資銀行，居于香港銀行業的第四梯隊，它的黃金時代是1946年至1964年，華資銀行規模小、分支數量多，在香港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和中小企業中獨具競爭力。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或被外資大銀行及其它機構參股控股，或被被全面接管，真正獨立的只剩下三五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不同的銀行有不同的市場定位和自身的盈利空間，共同促進香港金融體系的發展。目前，香港的銀行業的資本充足比率高達18.8%，遠高于巴塞爾協議要求的8%，而且香港銀行的平均盈利水平為亞太區內最高，股本回報率達15%，開?藕途赫愀垡幸蕩吹墓燦庖壞愣雜詰鼻爸泄詰匕鹽脹庾室鋅漚碳捌溆跋煊邢嗟鋇慕杓庖濉?/P>
四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之間的競爭性合作會推動中國金融體系運作效率的提高
如前所述，由于外資銀行與其中資銀行的市場定位不同，所具有的相對比較優勢也存在差異，因而盡管外資銀行的進入會對中資銀行的經營形成相當的壓力，但是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同樣存在廣泛的合作空間；由于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市場的速度是漸次推進的，因而外資銀行的進入并不容易引發銀行危機或者金融危機。在這個金融開放的進程中，真正可能導致金融危機的，是中資銀行在外資銀行的經營壓力下，不能及時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經營效率，有效控制經營風險。
可以預計，外資銀行的進入會促進中國銀行業的市場重組進程，中國加入世貿之后開放銀行市場將增加銀行的收購與合并活動，而且并不限于大陸銀行之間的合并，也可能涉及外資銀行。特別是考慮到部份外資銀行有興趣與內地銀行合作，從而受惠于內地銀行現有的網絡及市場聲譽，這種購并活動會趨于活躍，并且使得中國內地的銀行業的競爭更為激烈，從而促使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總體提高。
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的競爭性合作，能夠共同把中國金融市場的蛋糕作大。實際上，外資銀行能夠選擇進入中國市場，也是與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分不開。在這個不斷擴張的市場中，外資銀行和中資銀行因為經營優勢的差異，選擇服務的市場區間自然會有差異。例如，從目前有限的幾家外資銀行看，由于這些外資銀行的運營成本高，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客戶上，例如，花旗銀行要求理財的客戶每個星期存款帳戶不低于（或等值于）2000美元，客戶每月日平均總存款額不低于（或等值于）5000美元，否則將收服務費人民幣50元或美金6元。匯豐銀行則要求客戶的定期存款的起存金額為2000美元，活期存款雖然不設起存點，但如果客戶每半年的賬戶平均金額低于2000美元，則要收取每6個月20美元的服務費。與此形成對照的而是，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主導的中資銀行則更多地是利用廣泛的網絡布局服務于更多的普通客戶。在這個競爭性合作的過程中，中外銀行之間是競爭對手，也是策略伙伴。而銀行市場的競爭將使得企業和居民等金融服務的最終消費者獲得益處，他們將切實獲得更好的金融服務和更多的金融服務選擇空間。
五中國加入世貿也為中國金融業開拓海外市場提供了空間和機會
1981年我國批準設立了第一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自此外資銀行開始以不同的策略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入世”后其進入速度進一步加快。截至2001年底，在華開設的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只有190家，“入世”后的5年間就增加了122家。然而，從全國范圍來看，外資銀行這種通過增設分支機構擴張業務規模的方式，不管是從資產規模和存貸款市場份額，還是從盈利水平等來看，所取得的效果都不盡如人意。“入世”后7年間以四大銀行為代表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將近兩倍，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均增長了三倍有余，外資銀行的資產總額增長速度略快于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
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后，中國就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高成長市場，而金融業市場的增長速度更要快于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為了分享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成果，外資銀行勢必會加速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而與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相比，外資銀行更主要的方式則是通過入股中資銀行或與中資銀行結成戰略聯盟的方式來打入中國市場。2005年，中國銀行業股改進入，國有銀行的股權出售一浪高過一浪。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建設銀行約用15%左右的股權換來了4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中國銀行則將用10%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
在持股比例上，多家外資金融機構持股比例接近了銀監會規定的20%的上限，如匯豐銀行持有交通銀行19.9%的股份，渣打銀行持有渤海銀行19.99%的股份，荷蘭國際集團持有北京銀行19.9%的股份，澳洲聯邦銀行持有杭州市商業銀行19.9%的股份等。從國內銀行來看，也有多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比例接近銀監會25%的上限，如興業銀行被三家外資金融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8%，西安市商業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北京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南京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2%等。通過參股中資銀行，外資銀行可以迅速解決分支網絡布點太少、客戶基礎不足的缺陷花旗銀行競購財務狀況不佳的廣東發展銀行，看重的主要就是廣發的全國性金融業務牌照和其500多家分支機構。
二、外資大舉進入對我國金融安全造成的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資通過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搶奪我國銀行業高端市場，同時通過以低廉的價格收購中國銀行業資產以解決分支網點少等缺陷，并且跨過了銀行行政監管部門對外資銀行業的特許權牌照監管等短期內難以逾越的障礙，一方面可以獲得股價折價發行所帶來的益處；另一方面還可以分享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潤分紅，可謂是一舉兩得的聰明之舉。
但是，外資銀行業進入中國市場其目的似乎不限于此。美國國會更于2007年9月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對外資入股中國銀行的控股比例限制，以打開中國的金融市場。這里暫且不論美國有何權力對別國的國內事務指手畫腳，單從動機來看，美國出臺這項決議就表明了美國控股中國銀行業進而控制中國經濟的迫切要求。
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頃刻間將整個亞洲經濟、乃至世界經濟拖入到危險的邊緣，使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神話成為過去，東南亞國家三十年積累的財富大幅縮水。金融動蕩一直蔓延到日本、俄羅斯等國家，許多國家社會秩序陷入混亂，印尼、馬來西亞均發生騷亂和政府動蕩，各國金融體系面臨了不同程度的重組和整頓。這是國際炒家們成功地進行的一次對別國的“剪羊毛”行動，使亞洲國家幾十年的發展成果頃刻間被洗劫一空。金融危機雖然說與其產生危機國家在缺乏有效監管同時過早實行自由匯率制度等自身經濟的種種缺陷有關，但是國際游資的主觀惡意炒作卻是其更直接的原因。同樣的，中國銀行業在沒有建立起一個成熟的經營模式成功抵御外部沖擊時過早地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勢必會引起金融系統的動蕩，進而引起整個中國經濟的動蕩。從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看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銀行家們有很大的動機通過政治施壓等手段，敲開中國金融門戶，進而實行其一系列的“剪羊毛”的手段，來掠奪中國經濟建設成果。另一方面，金融系統被外資控制，勢必會削弱中國中央銀行進行金融調控的力度，進而使中國經濟間接處在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監管體系和管理機制還很不完善，抵抗外來金融風險的能力還很弱。在這種情況下，在金融領域大規模招商引資，容易造成中國經濟控制權的喪失，危及國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國的金融業一旦掌控在外資之手，外資會利用金融資本滲透、控制國內產業資本，相互融合，形成壟斷一切的金融資本。屆時，國內企業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國際競爭對手的監控之下；而且外資機構還會將其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風險通過關聯交易和衍生工具轉嫁到其控股的中國企業之中，從而轉移風險，收獲利潤，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逼使我國成為其附庸。所以，我們不能不提高警惕，對中國金融開放步伐要慎之又慎，在沒有把握時寧可慢一些，也不能犯急功近利的危險，使中國經濟付出慘重代價。
三、我國銀行業應采取的政策措施
1.減緩金融機構上市步伐，并對現有上市銀行機構進行制度監管與控制
中國政府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的初衷是為了引入國外銀行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中資銀行服務水平。但是，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意圖卻是分享中國銀行業的壟斷利潤進而控制中國經濟，這從外資機構入股中資銀行后的作為可以看出。除個別中資銀行之外，很多參股的外資金融機構并沒有向中資銀行派駐董事和管理人員，與中資銀行在業務方面開展的合作也很少。即使在那些外資金融機構持有股份比例較高、有外資董事和管理人員的中資銀行里面，中資銀行的收入結構在近幾年來也基本沒有變化，其利潤來源仍然是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中資銀行服務水平改善程度也十分有限。
通過引入外國資金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經驗、提高我國金融業服務水平，看來只是我們自己一廂情愿的做法。而我們在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卻給了西方國家進一步控制我國經濟的工具手段。所以，我國當務之急是減緩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步伐，對現有的上市商業銀行進行治理整頓，出臺相應的管理措施，以減小其中外國金融資本所可能會起到的破壞作用。
2.努力提高中資銀行服務水平，提高中間業務收入比例
當前中資銀行中間業務發展水平與外資銀行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不僅在規模、占比、發展水平等經營指標方面落后，而且在經營管理手段、產品創新機制和優良的金融服務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更大。據了解，目前中資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以內，平均為7%～8%，而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中間業務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所以，面對外資銀行在中間業務方面的競爭，中資銀行要有清醒的認識，要盡快迎頭趕上，切不可忽視或拖延。要真正認識到發展中間業務是今后中資銀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戶結構、增強銀行核心競爭能力的重要手段；要認識到中間業務具有表外性、服務性風險小、成本低、利潤高等特點，要努力改變中間業務品種單一、創新不足的現象；要以市場為導向，突破傳統業務的經營范圍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場潛力，研究市場消費心理，分析市場發展趨勢，積極研發新的中間業務產品。在學習和引進外資銀行的全新的投資理念、成熟的財富管理工具以及豐富的操作經驗的基礎上，要把發展中間業務的重點放在信用卡、個人高端客戶理財、住房抵押貸款、網上銀行、衍生品、電話銀行、咨詢顧問、資產管理、第三方合作等方面；還要加強中資銀行與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的合作，大力發展投資銀行、國際保理、國內保理、國內信用證、保函等高附加值的業務以及財務咨詢、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托管。
另外，銀行監管部門要加強對中間業務管理，加強監管的主動性，把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開展與加強監管有機地結合起來，加強統籌研究，減少無序競爭，鼓勵和支持中資銀行開展中間業務，引導中資銀行的中間業務良性發展，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行之有效的發展中間業務的觀念、方法和途徑，努力打造出一批屬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和形象。
3.加快銀行業對內開放步伐
在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十分迅速的同時，對外開放卻十分遲緩，至今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出現的四大銀行之外的銀行，雖有民營股份，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或者是國有控股，或者行長的任命還是官方行為。因此，在我國金融改革中，要正確處理好國有商業銀行與民營銀行的合作關系。一是要正確認識國有商業銀行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體系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社會穩定、人民富裕的基本條件和關鍵樞紐，更是國家宏觀調控、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保證；二是國有商業銀行要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運行效率的內控機制，優化配置金融資源，提高金融資產質量，建立中國特色的、與國際慣例接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三是要堅持建立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依托，其余金融機構為補充的金融體系。在金融改革中，我們主張不能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性質，但對其他金融機構允許民營化經營，做到穩步發展多種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業，形成理性競爭環境。應該說，銀行業的對內開放，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轉變觀念、盡快推動的決心。而外資銀行的全面進入，使得國內發展民營銀行的問題變得更加刻不容緩，啟動越晚，民營銀行就會在制度約束之外，面臨更多的市場環境約束，從而更難獲得改革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