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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非煤礦山安全標準化 存在問題 分析 建議
中圖分類號：TD79 文獻標識碼：A
非煤礦山安全標準化建設是礦山企業一項重要的基礎管理工作，具有動態性、長效性。早在80年代初期，全國地方煤炭系統在本行業主管部門的監督下推行了煤礦標準化建設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全國范圍內地方煤炭企業事故率明顯下降，這說明標準化建設對保障煤炭安全生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今煤炭行業標準建設工作為省級以上煤炭安全監督檢查部門準入企業從事生產條件之一，由此可見開展標準化建設的重要意義。近些年隨著我國非煤礦山上的迅速發展，相對的礦山安全事故也在不斷上升，盡管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控制治理措施，得到了明顯的改善，但隨著非煤礦山的快速發展，非標準生產和無序開采導致的安全事故頻出不斷。直到2006年11月國家出臺了金屬非金屬礦山安全標準化規范，從而非煤礦山企業進入安全標準管理軌道上來。但礦山企業安全標準化建設和各級安監部門監督體制仍然跟不上發展的需求，國務院在2010年出臺23號文件，指出在規定時間內必須實現達標，沒有達標的暫扣兩證和整改，整改后仍然未達標的建議地方政府關閉。2011年國家安監總局出臺104號文件，提出標準化建設思路和目標，到2013年底前所有非煤礦山達到三級標準化水平，2015年底前大中型非煤礦山達到二級標準化水平。由此可見國家把安全標準化建設工作提高到重要程度來抓。筆者參加本地區多家金屬非金屬礦山標準化驗收工作，現就礦山標準化建設軟件、硬件兩個方面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改進措施。
1標準化建設軟件方面
軟件資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有形紙質版東西，是標準化建設活動一系列內容的記載，又是安全生產活動指導、反饋和保障性資料，包含企業相關規章制度、規程、各類表單等。
1.1存在的問題
（1）內容文題不符，未進行深度分解。主要體現在內容脫離實際，缺少手段和措施。如第一元素安全生方針執行“是否有由最高管理者簽發的文件化的安全生產方針？”對這一問題缺乏必要的理解，首先最“高管理者簽發”“文件化”，很多礦山最高管理者簽發了但沒有形成文件，有的形成文件但最高管理者沒有簽發。再比如安全目標，有的礦山比較單一，只規定無重傷、零死亡目標，缺少培訓、設備實施、隱患整改、職業健康等目標。還有的礦山目標不明確，沒有量化。
（2）缺乏系統資料管理。文件資料未進行分類、無編號、無日期、無保存歸檔單位、無定期更新等。程序文件、作業指導書陳舊，與實際已經不相符，缺乏收回報廢更新。
（3）資質單位評審報告提交后，未進行問題的持續改進。有的礦山進行完標準化評審就算告一段落，對評審過程中提出的問題沒有進一步制定措施。
1.2解決措施
標準化14個元素分為若干子元素，每個子元素又有很多問題，軟件應當從每個問題中逆行對應進行建立。同時深刻理解每個問題所涵蓋的內容意義，根據內容意義建立健全與其相對應的管理資料。如第五個元員工教育培訓，要建立培訓計劃、培訓記錄、培訓大綱、培訓內容、學時保障一整套文件。同時不能局限于一般的三級培訓，對法律法規、應急逃生、風險識別、事故報告也進行培訓。
建立標準化持續改進制度并予以跟蹤。
2標準化建設硬件方面
礦山硬件是對設計、規程的具體體現，是設計與規程的有機結合。標準化硬件建設涉及內容廣泛，其驗收標準主要依據安全規程，是對安全規程條款的詳細分解。對具體實際而言主要體現在作業現場、設備實施、生產工藝、風險管理、應急管理、安全投入、檢查等方面。
2.1存在的問題
（1）作業現場方面，主要體現標志、標識、警示不清楚，未注明應對各類災害的逃生辦法和路線，作業現場距安全出口距離沒標出。
（2）設備實施方面，保護不全、缺少防護、隔離等設施，淘汰設備不能及時更新，新設備在使用時沒有風險管理。尤其地下礦山缺少有效的通風設施，通風系統段短路，多數靠自然通風，局部積存污濁空氣。
（3）生產工藝落后，與規程及設計存在差異，應急變化、處理突發事件管理未及時更新，沒有針對性的培訓教育，作業規程不符合實際。
（4）風險管理方面主要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對本礦山在用關鍵設備和作業過程中存在的風險進行評價，對周邊環境和已經采過的空區存在危險否不清楚，缺乏檢測評價。
（5）應急管理面窄，沒有全面展開，很多礦山注重于火災、水災的演練，缺乏諸如豎井墜罐、井下窒息、地壓災害等演練。有的礦山進行桌面演練，員工理解不深，缺乏實際能力。有的演練沒有專職救護隊和社會政府結構參加，實效不能印證。
（6）安全投入不足，財務未建立投入臺賬，安全費沒有使用記錄。
（7）檢查內容不明確，檢查周期和線路不清，例行檢查與巡回檢查沒有分開，專項檢查、綜合檢查層次混淆。
（8）職業衛生管理方面，現場缺乏足夠的衛生應急箱和應急措施，員工在上崗、離崗、換崗沒有進行體檢或體檢人數不足，對體檢資料缺乏分析。
2.2解決措施
礦山標準化硬件管理是一個動態性，但在一定時期內會保持相對穩定，礦山與礦山之間存在差異。同一個礦山在不同時間階段又存在差異，而且隨著礦山的開采，差異性越來越明顯，要想解決標準化硬件存在的問題需要從以下入手：
（1）提高對安全標準化的認識，是解決礦山標準化硬件途徑之一，只有認識到位，思想才能到位，思想到位，行動才能到位。
（2）注重標準化建設中的資金投入，只有足額資金投入及時到位，才能解決標準化建設中的一些硬件設施。
（3）加大培訓和宣傳力度，標準化建設不是一個人的事情，是全員參與，只有全員參與，提高整體素質，標準化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4）不斷尋求創新提高標準化水平。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知識創新。
3結論
礦山安全標準化建設是礦山企業推動安全發展，提高安全保障，創造社會和諧的基礎管理工作，也是礦山企業加強技術管理提高經濟效益的主要途徑，正確認識和分析礦山企業開展安全標準化建設的重要意義，找出標準化建設過程中存在的不足，做到持續改進，從而更好地實現安全生產，為社會創造效益。
參考文獻
【摘要】2011 年以來我國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出具的數量逐年遞增，與此同時，非標準的內部控制審計意見報告所占比例也有所上升。本文選取了2013 年度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以及財務報表審計報告均為非標準意見的代表企業華銳風電，以及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為非標準意見但財務報表審計報告為標準無保留意見的代表企業上海家化進行案例分析。對非標準內部控制審計意見與財務報表審計意見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
【關鍵詞】審計意見 審計報告 內部控制審計 財務報表審計
一、引言
2007 年，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公開了第5 號審計準則，《與財務報表審計整合的財務報表內部控制審計》，準則規定了內部控制審計程序以及內部控制的方法，準則還表示要盡量在導致財務報表發生重大錯報之前找出內部控制的重大缺陷。2008 年，財政部、審計署、證監會、銀監會等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該規范要求在深市和滬市上市的公司應對本公司的內部控制有效性進行自我評價，并且公開披露企業年度的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在進行審計業務時，需聘請具有專業資質的會計師事務所來進行企業內部控制有效性的審計活動。2014 年，財政部聯合證監會了《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21 號——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的一般規定》，明確了內部控制評價報告構成要素，需要披露的主要內容及相關要求。
被出具非標準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數量自2011 年以來逐年遞減，且所占百分比也在逐年降低，然而被出具非標準內部控制審計意見類型的上市公司數量自2011 年以來卻逐年增加，且所占百分比也逐年增加。本文選取了2013 年度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以及財務報表審計報告均為非標準意見的代表企業華銳風電，以及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為非標準意見但財務報表審計報告為標準無保留意見的代表企業上海家化進行案例分析，旨在探究內部控制審計意見對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的影響。
二、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財務報表審計報告披露現狀分析
（一）2011—2013 年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審計報告意見匯總
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公布數據，截止2014 年4月30 日，共有40 家證券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為來自深市與滬市的2 534 家上市公司出具了2013 年年度財務報表審計報告，在這些財務報表審計報告中，包含有2 450 份標準無保留的審計意見，57 份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22 份保留意見，以及5 份無法表示意見的審計報告。見表（1）。
與此同時，截至2014 年4 月30 日，共有40 證券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為來自深市與滬市的1 141家上市公司出具了2013 年年度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在這一千多份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中，有1 096 份是標準無保留意見內部控制審計報告，35 份是帶強調事項段的無保留意見，9 份否定意見，以及1 份無法表示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見表（2）。
（二）2011—2013 年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審計報告意見匯總
（三）2011—2013 年被出具非標準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審計意見匯總
同時被出具非標準財務報表審計意見和非標準內部控制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2011 年沒有，2012年只有6 家，在2013 年卻達到了21 家。
（四）非標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增加原因分析
（1）內部控制缺陷造成影響逐漸增大。近年來內部控制的相關法規細則不斷頒布出來，從框架結構到具體內容不斷細化。尤其是在2014 年最新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編報規則第21號——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的一般規定》，明確了內部控制評價報告構成要素，說明了需披露的內容及要求，并且還提供了可供注冊會計師參考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模板。因此，內部控制評價向著更加規范化、標準化的方向發展。
（2）審計意見的客觀性進一步提高。注冊會計師在內部控制審計方面的專業性越來越高，經驗越來越豐富，同時職業道德也有所提高，敢于披露被審計單位內部控制的缺陷。
（3）企業內部控制重視程度提高。認識到內部控制對于企業發展的重要性，積極接受注冊會計師出具的內部控制審計意見，并在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中披露，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行性計劃和方案。
三、內部審計報告與財務報表審計報表案例分析
（一）案例背景
華銳風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風電為主的新能源企業，主要進行不同風電機組的研發、制造和銷售。華銳風電公司在2013 年度被同時出具了非標準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和財務報表審計報告。其中，內部控制審計意見為否定意見，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為保留意見。上海家化聯合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國化妝品行業中第一家上市企業，產品覆蓋化妝品、家居護理用品等，擁有國際水準研發以及廣大的消費市場。上海家化2013 年年度審計報告中，內部控制審計意見為否定意見，但財務報表審計意見卻為標準無保留意見。
（二）案例分析
1. 華銳風電
（1）華銳風電公司未能對實物資產實行有效控制，在對2013 年年末的存貨進行了全面清查后，發現了賬實不符的情況，實物相比較賬面金額，存在126 853.54 萬元的短缺。由于公司對于存貨盤點結果尚未核對完成，因此，在尚未獲得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的情況下，注冊會計師無法實施必要審計程序，從而對于盤點結果以及由此所影響的存貨、資產減值損失、管理費用等會計科目無法確認。并且在對應付賬款進行函證時，發現了較多往來不符的情形，在該情形下注冊會計師認為無法實施替代程序以獲取充分、適當的審計證據。
（2）華銳風電公司2013 年年末在其母公司財務報表上確認了遞延所得稅資產32 924.13 萬元。但在此之前華銳風電已連續兩年出現虧損。其中母公司在 2012 年與2013 年分別取得利潤總額為-71 011.26萬元和-331 244.50 萬元。因對華銳風電公司未來的盈利情況不確定，注冊會計師認為無法確定這一事項對公司財務報表的影響是否恰當。
（3）華銳風電公司于2013 年 5 月、 以及2014年 1 月分別收到來自中國證監會的兩封《立案調查通知書》，證監會決定開始對華銳風電公司進行立案調查。截至到審計報告簽發日，證監會的相關調查工作仍未結束，因此，注冊會計師無法判斷調查結論可能對華銳風電公司財務報表產生的影響。
2. 上海家化
（1）由于上海家化并沒有披露與吳江市黎里滬江日用化學品廠的關聯交易事項，并且于2013 年11 月收到了來自中國證監會的《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認定上海家化在2009 年至2013 年與滬江日化發生的關聯交易違反了相關的法律法規。注冊會計師認為，上海家化對關聯交易未能進行有效控制，并且由于關聯方交易的未能及時識別會影響財務報表中與關聯方有關的數據的完整性以及準確性，導致內部控制設計的失效。雖然上海家化在2013 年12 月表示對上述缺陷已進行了整改，但因為運行時間不長，因此不能認定整改有效。
（2）注冊會計師認為上海家化在2013 年以前及之后與代加工廠發生的委托加工交易在會計處理方法上不一致，由此認定部分上海家化子公司并未建立銷售返利以及運輸費等有關的內部控制。這一缺陷會導致財務報表中涉及銷售費用和運輸費用等相關交易的完整性、準確性以及截止性產生偏差，因此認定相關內部控制設計失效。
（3）注冊會計師發現在2013 年12 月31 日的財務報表中，財務人員將本應計入其他應付款科目的費用計入了應付賬款科目，影響到財務報表多個會計科目的準確性，因此認為上海家化的財務人員的專業素養不夠，造成會計處理的差錯。注冊會計師說明在2013 年年度財務報表審計中，已經考慮了上述重大缺陷對審計程序的性質、時間安排和范圍的影響。因此，否定的內控審計意見并未對上海家化2013 年年度財務報表出具的審計報告意見產生影響。然而在華銳風電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中看出，由于對存貨等實物資產缺乏有效的內部控制，導致了財務報表審計報告中保留意見事項一、二對資產負債表中的“存貨”“應收賬款”“資產減值損失”“管理費用”“銷售費用”等會計科目產生重大影響，這些重大缺陷都是屬于財務報表層次產生的。因此可以看出，內部控制審計意見與財務報表審計意見關系緊密，內部控制財務報表層次的缺陷會對財務報表審計報告意見產生重大影響。
四、結論
華銳風電公司與上海家化公司2013 年度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均被出具了否定的意見，華銳風電被出具的財務報表審計報告是保留意見，上海家化被出具的財務報表審計報告卻是標準無保留意見。本文分析，只有當內部控制出現財務報表層次缺陷時，才會對財務報表產生影響，從而引發財務報表審計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出現。在關注非標準的內部控制審計意見時，應注意報告中所涉及的缺陷是否為財務報表層次的缺陷，如果是則對財務報表審計意見影響大；如果否則對財務報表審計意見影響較小。另外，即使企業當年被出具了非標準的內部控制審計意見，并且內部控制缺陷為非財務報表層次，但由于其所具有的滯后性，仍然有可能會影響到以后年度的財務報表審計報告的意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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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文化”、“城市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內涵的引入
關于“文化”概念與范疇的界定一直是學界熱衷探討和研究的主題。近代最早對“文化”一詞作出明確定義的是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泰勒（E. B. Tylor），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書中提出：“所謂文化或文明，是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其他任何能力、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1]美國學者克羅伯（A. L. Kroeber）和克拉克洪（D. Kluckhohn）在1952年發表的《文化：一個概念定義的考評》（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中，對164條關于文化的定義進行了分析考察，并對文化下了一個綜合定義：“文化存在于各種內隱和外顯的模式之中，借助符號的運用得以學習與傳播，并構成人類群體的特殊成就，這些成就包括他們制造物品的各種具體式樣，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傳統（通過歷史衍生和由選擇得到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其中尤以價值觀最為重要。”[2]無論是泰勒的先行嘗試還是克羅伯和克拉克洪的歸納概括似乎都不能窮盡“文化”給我們帶來的認識體驗和空間想象。拉爾夫?林頓（Ralph Linton）則認為“文化”就是任何社會的全部生活方式。[3]由于“文化”自身話語空間內部的不確定性和邊界的宏觀性，所以在其概念和范疇沒有統一界定的情況下，學者們采取的研究對策往往是在“文化”概念前加個前綴框定論述的范圍和細化研究的對象，又或者是避開對“文化”本體學理的糾纏而直接探討其宏觀共性的特質與作用。
城市作為“文化”的一種空間呈現進入到我們的視野，對城市文化的研究實質上就是對人的生存方式與現實境遇的反思與探索。鑒于國內外對城市文化的研究成果，本人曾以文化軟實力的視角，從可操作的微觀層面提出從文化價值吸引力、文化產業競爭力、文化知識生產力和文化w制引導力四個方面去構建我們的城市文化。《大英百科全書》將城市文化概括為“各種類型的城市或者城區的所有行為模式，這些模式既可以是過去的，也可以是現在發生的”。[4]該論述雖然對城市文化沒有作出明確的概念定義，但指出了城市文化至少包涵了文化遺產（culture heritage）、文化實踐（culture practice）和文化表述（culture expression）三層內容。其中，文化遺產分為兩大范疇，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指傳統歷史文化街區、文物建筑、景觀遺址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文化實踐是指發生在城市空間里的一系列行為活動，包括個體實踐和公共參與。文化表述則體現在文化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個體和社會的表達形式與情感意愿。在城市文化建構中，無論是文化價值、文化產業、文化知識和文化體制四個方面，還是文化遺產、文化實踐和文化表述三個層面，它們都不是涇渭分明，而是彼此關聯、互相影響。其中，非遺之于城市文化的表征功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人類存在的方式與生存需求推動了城市的發展進程，而非遺也隨著這發展進程不斷地演變與存留，它承載了人類對于存在和未知的敬畏，呈現了人類的本質屬性，見證了人類智慧的積累，記錄了時空對城市演變的作用和文化意義。因此，非遺是人類在過去與現在的雙時空下對生命存在方式的一種認同與延續，是城市作為人類活動空間與生存媒介得以彼此區分的根源。探討非遺表征城市文化的發生機制可助我們追根溯源，進一步地闡釋與豐富城市文化的意義生產、價值認同與審美觀照。同時，從非遺的表征功能反思探討如何才能對其進行有效保護和活態傳承。
二、社會記憶
記憶對于人類而言，不是簡單的對過往事物的再現或臨摹，它看似重復，其實充斥了對過往的反思和當下的權衡。記憶促使群體意識內在強化，但也使得群體內外歷時性特質和群體內外共時性特質互相滲透與交融成為可能。不同的群體構成不同的社會記憶，而社會記憶會在有限的城市空間內進行意義生產，最后形成該空間特有的文化底蘊。
【關鍵詞】水飛薊素；腎小管間質纖維化；轉化生長因子-β1 腎小管間質纖維化（renal tubulointerstitial fibrosis，TIF）幾乎是所有慢性腎臟疾病發展的最終結局，是導致終末期腎功能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1]。這個過程受許多因素影響，其發展機制涉及許多方面。近年來研究表明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在TIF進程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2]。本文旨在探討應用水飛薊素延緩腎小管間質纖維化可能機制。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動物模型及分組 選用3月齡SD大鼠56只，體重200～250 g，隨機分為：梗阻組（24只）、治療組（24只）、假手術組（8只）。大鼠行氯胺酮50 mg/kg麻醉，取左旁正中切口剪開腹壁，以4號手術線將左輸尿管近端兩處結扎。假手術組同樣處理但不結扎。其中于術前30 min治療組開始給予水飛薊素30 mg/kg灌胃，1次/d；假手術組和梗阻組給予等量生理鹽水灌胃處理。UUO大鼠于術后第7天、14 d、21 d隨機收獲8只，假手術組于第21天一次處死。取腎臟，10%多聚甲醛固定。免疫組織化學法檢測腎臟TGF-β1的表達情況和RT-PCR法檢測各組腎組織TGF-β1mRNA表達水平。實驗過程中梗阻組第14天、21 d時間點各死亡大鼠1只。
1.2 免疫組化 采用SABC法檢測腎組織中的TGF-β1，操作步驟按SABC試劑盒說明書進行。高倍鏡（×200）下在每張不包含腎小球和血管的腎小管間質區域隨機選取10個不重疊的視野，應用IDA-2000高清晰度數碼圖像分析系統進行圖像采集，經灰度變換將陽性染色區域面積與該視野總面積百分比，計算平均值作為該樣本的百分比值。
1.3 RT-PCR PCR 引物合成：上海申工生物工程公司。引物序列及產物如下。
作者單位：453000 新鄉市中心醫院兒一科（王成祥）；新鄉醫學院第一附屬
醫院兒二科（韓子明） 采用凝膠成像攝片及分析 用瓊脂糖凝膠電泳圖像分析系統（SYNGENE公司）在紫外光下采集圖像并分析，分析時TGF-β1與β-actin擴增條帶的吸光度值比值作為各指標mRNA相對表達水平。
1.5 統計學方法 各組數據均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達，組間差異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組間兩兩比較采用LSD檢驗法。由SPSS11.5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
2 結果
2.1 腎組織免疫組化變化 假手術組腎組織微量表達TGF-β1，主要位于腎小球系膜和上皮細胞，小管主要表達于遠曲小管；梗阻組和治療組腎組織表達TGF-β1逐漸增強，遍布皮髄質損傷的腎小管，除腎小管上皮細胞有陽性表達外，增殖的單核巨噬細胞TGF-β1亦有表達。各觀察時間點治療組較梗阻組減少（P
2.2 RT-PCR結果 假手術組大鼠腎臟存在少量TGF-β1mRNA表達。UUO大鼠各組隨著病情進展，腎組織表達TGF-β1mRNA逐漸增強，高峰持續至21 d實驗結束。治療組腎臟組織表達TGF-β較梗阻組減少（P均
3 討論
水飛薊素是從水飛薊植物提取的混合物，是一種黃酮醇類化合物，主要含水飛薊賓、水飛薊寧、水飛薊醇等。水飛薊素作為一種傳統藥物曾廣泛用于防治肝臟纖維化。它主要通過下調TGF-β1在肝內的表達，改變肝枯否細胞的功能，抑制炎癥反應，有效阻止肝纖維化[3]。韓子明等[4]應用水飛薊素治療大鼠腎小管間質纖維化，明顯延緩了腎小管間質纖維化。TGF-β1表達增加與腎間質纖維化關系密切。本實驗研究結果顯示：梗阻組、治療組腎組織表達TGF-β1逐漸增強，遍布皮髄質損傷的腎小管，除腎小管上皮細胞有陽性表達外，增殖的單核巨噬細胞TGF-β1亦有表達。RT-PCR結果顯示TGF-β1mRNA與蛋白表達水平在UUO大鼠術側腎臟漸進性增加的情況，反映了相似的分布變化規律。這與文獻報道相一致。經水飛薊素治療的治療組腎臟組織各觀察時間點TGF-β1mRNA與蛋白表達均較梗阻組減少（P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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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業銀行;銀行間市場;非標準化債權資產;銀行監管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6）01-004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1.08
一、引言
非標準化債權資產（簡稱非標資產）指“未在銀行間市場及證券交易所市場交易的債權性資產，包括但不限于信貸資產、信托貸款、委托債券、承兌匯票、信用證、應收賬款、各類受（收）益權、帶回購條款的股權類融資等[1]。”從內涵上看，非標資產基本涵蓋了商業銀行資產業務模式，其中的信貸資產和承兌匯票是商業銀行貸款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銀行監管的核心。目前，除傳統正規方式外，商業銀行進行非標資產業務（尤其是信貸資產和承兌匯票）主要有兩種渠道――銀行理財及銀行間市場，而且以這兩種方式交易的非標資產規模迅速膨脹。銀監會于2013年將“非標資產”重新定義和界定則是對當前商業銀行持續金融“創新”導致監管環境復雜的結果。本文分析商業銀行通過銀行間市場進行非標資產業務的形式、規模以及風險，并以此得出結論，為銀行監管提供借鑒。
二、銀行間市場發展及資金融通情況
（一）我國銀行間市場的定位
自1984年我國建立銀行間市場以來，經過不斷的調整和完善，銀行間市場已經成為金融機構之間解決流動性不足而進行短期融資的場所，并且交易規模呈逐年上升趨勢。當前銀行間市場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完全以信用為基礎的資金融通市場，二是以金融工具為標的的交易市場。前者是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后者則主要由票據市場、債券市場及相關衍生品市場組成。同業拆借期限較短，一般不會超過一年，最常見的是隔夜拆借。在以金融工具為標的的市場中，票據與債券回購一直是商業銀行頻繁使用的資金融通方式。正回購方作為債務人將交易計入“賣出回購”，逆回購方作為債權人將交易計入“買入返售”。在銀行間市場中，傳統的回購對象不僅包括票據和債券，還包括貸款，而且在2012年之前債券是銀行回購的主要金融工具。但從2012年開始，很多銀行為了規避監管，在具體操作中又幻化出多種交易手段，這一點在票據的使用上尤為明顯[2]。
（二）銀行間市場資金融通情況
自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各國監管部門以及國際監管機構都加強了本國銀行業監管及跨區域銀行監管合作的力度。新的法規和措施仍然圍繞銀行監管的兩大傳統領域――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展開，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資本充足率管理方面，巴塞爾委員會于2010年通過《巴塞爾協議III》。根據新協議，國務院規定我國將執行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新標準：系統重要性銀行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為11.5%，非系統重要性銀行為10.5%。在流動性監管方面，我國銀監會對當前流動性風險進行評估，并根據2013年公布的《第三版巴塞爾協議：流動性覆蓋率和流動性風險監測標準》，制定《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規定了存貸比、流動性比例及流動性覆蓋率三項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除此之外，2013年7月5日，國務院下發《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簡稱金十條）。其中在加強金融風險防范方面，要求銀行控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以及“兩高一剩”行業等當前重點金融風險領域的貸款規模。
總的來說，風險監管對商業銀行高杠桿經營模式進行了各種限定。但從商業銀行角度，這些監管恰恰成為其進行“創新”，繞道監管的激勵。“創新”手段之一便是通過銀行間市場發展非標資產業務，將受到多重監管的貸款業務轉化成監管相對寬松的銀行間市場業務。這直接導致了銀行間市場交易異常活躍，交易量大增的局面[3]。作為金融機構資金融通的傳統手段，同業拆借交易量自2010年起便出現波動上漲趨勢（如圖1所示），2009年全年同業拆借交易總量為19.35萬億元，僅在2015年上半年交易量已高達24.48萬億元。回購市場交易量呈穩步上漲趨勢（如圖2所示），2009年全年回購交易成交額為67.7萬億元，2015年上半年回購交易成交額已高達164.68萬億元。
銀行間市場交易規模的巨變反映出商業銀行在資金來源以及資金使用方式上本質性的轉變。這種轉變體現了銀行正采用靈活的手段，利用銀行間市場的短期交易將非標資產進行表內轉移，而“創新”背后則隱含巨大的系統性風險。
三、商業銀行“非標資產”業務運營模式――以銀行間市場為平臺
（一）商業銀行銀行間市場非標資產交易情況
商業銀行通過銀行間市場進行非標資產業務有直接購買和買入返售兩種運作模式。直接購買非標資產是指銀行通過同業資金，購買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附有受益權的金融資產，從而達到間接發放貸款的目的。在此過程中形成的資產不計入貸款，而是轉化為投資項，使用最多的是應收款項投資。這種運作方式出現較早，2012年前最初被幾家上市商業銀行采用，而在2012年該模式已經成為商業銀行廣泛使用的銀行間市場非標資產業務手段。如圖3所示，自2009年以來，上市商業銀行應收款項類投資中的非標資產持續增加。其中雖然經歷兩次波動，但交易量短時間內反彈強烈。與2009年全年的1233億元非標資產存量相比，上市商業銀行2015年上半年通過該業務轉移的資產已高達61199億元。
買入返售非標資產是指商業銀行通過回購交易，將選定或已形成貸款的融資項目轉化為短期同業資產，主要包括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和買入返售票據。商業銀行大規模使用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始于2012年。2013年中期出現的“錢荒”事件以及2014年年底央行及銀監會對銀行間市場的一系列監管，使該業務逐漸被其他業務模式取代。買入返售票據在很多商業銀行的非標資產業務中占重要地位。該業務大規模發展始于2010年，2013年上半年交易量高達28112億元，是2009年的3倍。同樣源于“錢荒”事件和監管，商業銀行對該類交易不斷進行調整，使資產存量出現劇烈波動，但基本維持在較高水平（見圖3）。
（二）直接購買附有受益權的非標資產
商業銀行通過同業拆借資金購買其他商業銀行、信托機構、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發行的金融工具（主要是理財產品、信托受益權或資產管理計劃），可以將本行貸款轉變為投資項目。運行模式如圖4所示：
銀行A首先選定貸款項目，但直接放貸會受到貸款投向、資本金以及流動性等各方面制約，因此商業銀行可以選擇其他銀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機構作為“過橋”公司，通過購買其發行的各種附有受益權的非標金融資產，達到間接放款的目的。在此過程中，銀行A購買的非標資產并不計入“客戶貸款及墊款”，而是轉化為投資項目。各家銀行的轉移科目并不相同，主要是在“應收款項類投資”項下種類繁多的二級科目，如“受益權轉讓計劃”、“資金信托及資產管理計劃”、“其他金融機構發行的理財產品”等。投資類別選取上，商業銀行偏重于信托受益權及資產管理計劃。除應收款項類投資外，個別銀行還計入在“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三）買入返售非標資產
1.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
最先開始進行買入返售信托受益權的是興業銀行。2010年該行買入返售金融資產達14億元。銀行大規模進行信托受益權買入返售是2012年下半年。運作模式如圖5所示：
銀行A有一貸款項目，但因貸款資金緊張或受貸款投向等方面的監管限制，無法直接進行投資。為了維護客戶關系，首先銀行A委托信托公司成立信托受益權并對其進行擔保，同時由銀行B認購（計入投資項目，規避監管）。由于該受益權是長期投資，對銀行B來說會占用資金，因此銀行B通過與銀行C進行短期回購交易將資金進行回籠。在回購到期時，銀行B與銀行C進行結算，同時尋找另一家銀行D接盤。如此反復進行，直至受益權到期。在此過程中，銀行B以及信托公司起過橋作用，收取過橋費。
2.買入返售票據
票據常用于貿易結算。當企業貿易背景得到銀行認可后，支付20～100%的保證金，銀行便為票據簽署付款承諾，即為銀行承兌匯票。當銀行簽署承兌匯票時，該業務屬于表外業務，并不計入貸款規模。但當持票人在票據到期前向銀行辦理貼現，就要視同貸款計入表內的“客戶貸款和墊款”，并接受各項監管。為規避監管，銀行A采用“賣斷+買入返售”的做法，即銀行A將已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賣斷給銀行B。由于該交易會占用銀行B的資金，因此兩家銀行會進行附帶買斷條款的票據回購交易，即銀行A先將已賣出的票據進行買入返售，將貸款進行轉化。當票據快到期時，兩家銀行在辦理回購結算的同時，銀行A對其進行買斷。
商業銀行頻繁使用票據的買入返售，從銀行資產負債表中表現為銀行間市場交易量暴漲，這在中小商業銀行中表現尤為明顯。很多城市商業銀行也將其作為資產擴充的手段。如蘇州銀行2009年銀行間市場交易資產占總資產的比例為8%，2013年年末則高達30.8%，相應的資產規模增加了近5倍。2014年，買入返售資產大量減少，而應收款項類投資劇烈反彈，資產規模已擴張到2009年的6倍。北部灣銀行2009年銀行間市場交易資產占比22.4%，2012年達到39.4%，直到2013年才恢復正常水平，此時資產規模已經是2009年的4.5倍。城市商業銀行之所以頻繁使用銀行間交易，是因為大部分銀行都有上市計劃，而通過正常渠道達到銀行上市資產規模要求比較困難。鑒于此，很多城市商業銀行利用銀行間資金流轉使資產負債表對應項目賬面價值快速累積，非常便捷的達到上市要求。如采用“票據對敲”，A銀行買入B銀行的票據，B銀行承諾在一定期限后回購。與此同時，B銀行買入A銀行相同金額的票據，A銀行承諾相同期限后回購，交易后兩家銀行資產規模都得到提升。
四、銀行間市場“非標資產”業務風險及效率分析
（一）增加銀行系統流動性風險
商業銀行通過銀行間市場進行非標資產業務的后果之一是會增加整個系統的流動性不足。銀行間市場業務一般來說是短期交易，而非標資產業務沒有二級市場，其中的信托受益權是長期投資，因此存在將籌措的短期資金投資于缺乏流動性的長期金融工具的現象[4]。嚴重的“期限錯配”問題需要銀行在流動性負債到期前不斷地募集資金支持長期項目。從表面上看似乎增加了資金的流動，卻導致整個系統對短期資金的饑渴，增加了流動性風險。除了銀行間市場的非標資產業務以外，理財、券商定向資管形成的大量表外業務隨時都需要資金銜接，一旦出現整體流動性緊張，就會出現恐慌情緒，銀行間市場利率也會飆升，加劇資金短缺。同時，大量短期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頻繁循環，使同業之間相互牽扯密切，一個環節生變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加劇風險的積累和演化。如2013年6月發生在銀行間市場的“錢荒”事件，即為流動性風險過度積聚的結果[5]。
[關鍵詞] 肺癌；上皮間質轉化；分子標志物；上皮-鈣黏素；波形蛋白
[中圖分類號] R73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6）07（b）-0041-04
[Abstract] Lung cancer has become one of the diseases with highest mortality throughout the world.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formation （EM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vasion and metastasis of tumor， including the lung cancer. Researches focusing on the processes of EMT and its related markers in lung cancer helped seeking for accurate ways for molecular targeted therapy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and feasible methods to make clinical diagnosis. In this paper， it summarized the phenomenon of EMT and EMT-related lung cancer markers to provide a new way for anti-tumor therapy.
[Key words] Lung cancer； EMT； Molecular markers； E-cadherin； Vimentin
肺癌已成為世界上發病率和死亡率增長最快的肺原發性惡性腫瘤[1]。在我國每年大約有40萬人死于肺癌[2]。肺癌的轉移是肺癌患者死亡及治療失敗的常見原因。絕大多數肺癌患者由于肺癌早期癥狀不明顯及診斷方法敏感性不高，導致確診時已處于腫瘤晚期而錯過最佳的治療時機[3]。大量研究已表明[4-6]，在腫瘤的侵襲和轉移過程中上皮細胞向間質細胞的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EMT）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EMT是肺癌發生侵襲轉移的主要方式之一。在這個過程中，上皮細胞失去原來的特性，細胞間的黏附和連接逐漸減少，漸漸獲得間質表型，運動性和侵襲能力有所增強，凋亡開始受抑，細胞形態開始發生間質樣的改變等[7]。EMT發生的過程不僅是細胞形態的改變，還伴隨著E-cadherin、Vimentin等相關分子標志物的改變。近年來，EMT在肺癌轉移方面研究受到了廣泛關注。因此闡明EMT在肺癌中的分子機制研究及標志物的研究進展有助于肺癌分子靶向治療方式并為肺癌的臨床診斷提供理論依據。
1 EMT概述
EMT這一概念早在1982年已由Greenberg提出，在體外培養雞胚上皮細胞研究過程中發現晶體狀體細胞出現上皮細胞轉變為間質樣細胞的現象[8]。EMT的發生過程是指細胞處于某些生理和病理的情況下，出現的一系列由上皮表型轉變為間質表型的現象。在多種動物胚胎發育過程中EMT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此種現象存在于胚胎早期發育過程以及外胚層和下腮弓間質融合的過程中，可導致鼻咽腔和口咽腔發生分離[9]。而通過對惡性腫瘤細胞株以及一些動物模型的研究表明[10]，EMT的現象同樣存在于惡性腫瘤細胞侵襲周圍組織和轉移至遠處器官的過程中。EMT使上皮源性腫瘤細胞失去相互間的連接，細胞形態發生改變，遷移能力得到增強，侵襲轉移能力便由此獲得。由此可見，原有細胞形態發生改變，向成纖維細胞等間質細胞樣轉變。
2 肺癌中的EMT現象及機制研究
腫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為腫瘤的復發及轉移，90%惡性實體腫瘤的死因為遠處轉移[11]。已有研究證實[6]，在肺癌的侵襲和轉移過程中也有EMT的發生，并且腫瘤的惡性程度由腫瘤細胞的EMT程度決定。惡性腫瘤中上皮間質轉化現象的發生是引起腫瘤遠處轉移的關鍵步驟。在非小細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組織以及胸腔轉移灶中螺旋-環-螺旋轉錄因子Twist會過度表達，其機制可能是通過分別下調和上調E-cadherin、Vimentin的表達，從而在NSCLC的發生與發展以及浸潤轉移的過程中發揮極大的作用[12]。而肺泡上皮細胞轉化為間質細胞的過程可能是通過細胞形態學的一些改變和基質金屬蛋白酶表達的增加，使癌細胞的侵襲性有一定增強，對肺癌的轉移起到促進作用。抑制肺癌的轉移可能可以通過阻斷肺癌細胞的EMT過程及其信號轉導途徑來實現[13]。同時，也有研究表明[14]，在肺癌中存在EMT現象，并可引起多藥的耐藥，從而促進腫瘤的發生。
近年來，研究人員通過EMT標志物對肺癌發生機制進行了探索。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具有調節細胞生長、凋亡、分化和遷移等多種功能。TGF-β1使肺癌細胞發生了上皮間質轉化，細胞失去極性，上皮標志分子E-cadherin表達下降，而間質標志分子Vimentin和Snail表達上升[15]。E盒結合鋅指蛋白ZEB1是EMT的關鍵轉錄因子之一，在肺癌EMT發生中起到重要作用，能與其輔助因子共同結合在E-cadherin啟動子的E盒上，可抑制基因轉錄和E-cadherin 的表達[7]。TLE1已被證明是肺部的特異性致癌基因，以人的肺腺癌A549細胞作為模型，通過抑制E-cadherin蛋白的表達促進EMT的發生，對E-cadherin蛋白的抑制揭示了TLE1調節EMT的作用，探討了TLE1致癌活性的機制研究[16]。
因此闡明肺癌EMT的分子機制有助于為肺癌治療提供新的思路和靶點。
3 EMT分子標志物在肺癌研究中的進展
本文選取對肺癌EMT相關的分子標志物E-cadherin和Vimentin進行敘述。
3.1 上皮-鈣黏素（E-cadherin）
E-cadherin是維持上皮細胞極性和上皮完整性不可缺少的細胞膜黏附蛋白，生理條件下E-cadherin蛋白具有調節細胞-細胞之間、細胞-基質之間的黏附，維持細胞組織結構完整性及穩定性的功能。E-cadherin蛋白若發生表達的下調則會使同種細胞之間黏附作用減弱或者失去，從而使得正常組織的發育成型不能完成；而當發生在惡性腫瘤細胞中時，細胞極性則會消失殆盡，進而使得細胞具備了侵襲性生長的特性。對E-cadherin的深入研究將對肺癌轉移機制探索帶來新突破。E-cadherin僅在上皮細胞中表達，而不在間葉細胞中表達[17]。
E-cadherin蛋白在肺癌中的表達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孫菊杰等[18]對62例NSCLC患者肺癌組織和20例患者癌旁組織進行免疫組織化學檢查，其中54.8%癌組織中E-cadherin蛋白表達增加，E-cadherin降低與肺癌臨床分期和淋巴結轉移有關，E-cadherin檢測有助于評估肺癌惡性程度及預后。米麗麗等[19]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138例NSCLC肺組織發現，E-cadherin蛋白的低表達與肺癌的分化程度、TNM分期、淋巴結轉移及術后生存時間明顯相關。彭海員等[20]通過流式細胞免疫法定量檢測78例肺癌患者肺組織石蠟標本也發現，E-cadherin的低表達可能參與了肺癌的發生、發展以及轉移的過程。
肺癌發生侵襲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EMT，藥物靶向EMT這個過程或許是個有效的肺癌治療策略。通過劃痕實驗和Transwell檢測發現，采用我國傳統中藥人參皂苷Rg3，對肺癌細胞的遷移和侵襲能力具有抑制作用。人參皂苷Rg3通過增加E-cadherin可以明顯的改變EMT標志蛋白，但是Snail、N-cadherin和Vimentin的表達下調了，同時還下調了肺癌中FUT4基因和蛋白的表達[21]。白雪峰等[22]采用免疫組化檢測97例NSCLC術后病理標本中上皮性鈣黏蛋白（E-cad）、β-連環素（β-cat）和神經性鈣黏蛋白（N-cad）、纖連蛋白（Fibronectin，FN）、波形蛋白（Vimentin）等EMT相關標志物的表達情況，發現E-cad、β-cat表達發生了下調，而N-cad、FN、VIM表達升高，此結論證實了NSCLC中存在EMT現象，且與腫瘤侵襲轉移相關，均可以作為 NSCLC惡性程度、轉移復發、預后的判斷指標。上述研究結果均表明E-cadherin可能參與了肺癌的發生、發展，檢測E-cadherin或許可以作為肺癌治療、預后的判斷指標。
3.2 波形蛋白（Vimentin）
Vimentin是細胞骨架蛋白之一，特異性的分布于間質細胞中。波形蛋白是一種穩定表達于間葉細胞的中間微絲蛋白，通常在上皮組織不表達，癌細胞中一旦出現了波形蛋白的表達就預示著癌細胞從上皮表型向間葉表型發生了轉變。經研究發現[23-24]，波形蛋白在NSCLC中的表達與癌細胞的分化程度低、侵襲性強和易轉移密切相關，可作為評判腫瘤患者預后的一個指標。Vimentin蛋白表達與腫瘤細胞的侵襲和轉移能力增加正相關[25]。
李世武等[26]采用Cochrane系統評價方法，Meta分析免疫組化檢測NSCLC患者腫瘤組織波形蛋白表達水平發現，波形蛋白高表達不利于NSCLC患者總生存期和無病生存期預后。郭凱等[27]采用免疫組化法對72例鱗癌及腺癌患者肺組織進行檢測發現，波形蛋白在癌組織中陽性表達率為59.72%，Vimentin蛋白隨肺癌分化程度的降低，表達逐漸增高。Dauphin等[28]通過對164例鱗癌細胞，108例腺癌細胞及23例其他非小細胞肺癌組織進行免疫組化法檢測，在145例肺癌組織中發現了Vimentin蛋白，且其表達顯著高于神經內分泌大細胞，波形蛋白的高表達與肺癌的轉移，分化程度密切相關。但也有研究表明[29]，上皮細胞可誘導出Vimentin蛋白的異常表達，在人類肺癌等許多上皮性腫瘤細胞尤其是低分化癌中確實存在Vimentin蛋白表達，且在上皮性腫瘤細胞中的異常表達與腫瘤局部浸潤和轉移的潛能密切相關。
4 討論
隨著對肺癌的不斷深入研究，預防和治療癌細胞轉移已被公認為臨床治療癌癥的關鍵。EMT通過增強癌細胞的流動性，浸潤性和耐凋亡性刺激使得癌細胞具有轉移的特性。確定EMT在肺癌的侵襲和轉移的細胞及分子機制是研究重點。有研究表明，中藥復方通過上調E-cadherin蛋白、下調Vimentin蛋白的表達從而阻礙肺癌組織EMT的發生，進而抑制腫瘤的增殖、侵襲、轉移。因此藥物作用于EMT途徑是治療肺癌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綜上所述，深入研究EMT在腫瘤侵襲轉移中的作用及其調控機制，對于防治肺癌與開發抗肺癌藥物具有重要意義，而尋找高敏感性與特異性的腫瘤標志物將對肺癌患者的腫瘤預防、早期診斷、預后判斷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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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2007年12月～2010年8月在我院中西醫結合科門診就診的300例肥胖型2型糖尿病患者,均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診斷標準,且BMI>25,中醫辨證標準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制定的《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中脾氣虧虛、痰瘀互阻證型。隨機分為兩組,治療組200例,男56例,女144例;年齡36～73歲,平均61.15±9.7歲;糖尿病病程4.5～18年,平均11.69±6.49年。對照組100例,男27例,女73例;年齡38～74歲,平均60.88±10.18歲;糖尿病病程5.5～17.5年,平均11.35±5.35年。兩組在性別、年齡、糖尿病病程及中醫辨證分型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排除標準 酮癥或酮癥酸中毒者,并發大血管事件者(心腦血管疾病和周圍動脈阻塞性病變),并發微血管病變者(糖尿病腎病和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并發感染者,肝腎功能不良者,甲狀腺功能低下者。
治療方法 兩組均給予糖尿病飲食,注射胰島素治療,同時對癥支持治療。治療組在上述治療基礎上加用馬來酸羅格列酮(商品名:文迪雅,國藥準字H20020475,葛蘭素史克中國有限公司生產)4 mg/次,1次/日,口服;脂必泰膠囊1粒/次,2次/日,飯后溫開水送服。兩組均以18周為1個療程,隨訪>1年。
觀察指標 治療前及治療1個療程后檢測兩組全血黏度100/s(mPa?s)、血漿黏度100/s(mPa?s)、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空腹血糖(FBG)、糖化血紅蛋白(HbA1c)、尿白蛋白排出率(UAER)、血清胰島素樣生長因子-2(IGF-2)并計算胰島素敏感指數(ISI)及胰島素抵抗指數(HOMA-IR),同時檢測血壓、心電圖、Holter心電圖、心肌酶、腎功能。其中,血液流變學均采用酶法測定,UAER以酶聯免疫法測定,IGF-2采用放射免疫法測定,ISI=1/(FINS×FBG),HOMA-IR=FINS×FBG/22.5。治療1年后統計終點事件的發生例數(%)及住院次數。
藥物不良反應觀察 隨時記錄胃腸道不適、惡心、嘔吐、肌痛等藥物不良反應,并檢測肝功能全項及血、尿常規。
統計學方法采用SPSS 13.0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平均值以X±S表示。
結果
兩組治療前后血液流變學和血壓的比較見表1。
兩組治療前后糖化血紅蛋白、尿白蛋白排出率、血清胰島素樣生長因子-2、胰島素敏感指數及胰島素抵抗指數的比較見表2。
兩組治療1年后終點事件發生例數及年住院次數比較見表3。
不良反應:兩組治療1療程前后患者血、尿常規均無顯著變化,治療組3例出現血清谷丙轉氨酶輕度升高,1例因出現胃痛退出。
討論
馬來酸羅格列酮片(文迪雅)屬噻唑烷二酮類口服抗糖尿病藥,為高選擇性過氧化物酶體增殖激活受體γ激動劑,通過提高胰島素敏感性而控制血糖水平,用于治療2型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日久常伴脂質代謝紊亂和高黏血癥。脂必泰中的紅曲、山楂、澤瀉、白術4種藥物具有功效為健脾消食、除濕祛痰、活血化瘀,十分切中脾虛為本、痰瘀為標、久病入絡、變證從絡的胰島素抵抗糖脂代謝紊亂的發病機理。
關鍵詞：化療藥物；肺癌細胞；Livin基因
隨著吸煙人群的增加（包括吸入二手煙）及大氣污染的加重，肺惡性腫瘤的發病率逐年增加；治療目前除手術切除外，主要為化療與放療，但化療藥物的耐受性往往影響化療藥物的療效；目前研究發現Livin基因與腫瘤的耐受性有一定的關系[1，2]，因此，我們選用常見的化療藥物作用于肺癌細胞株，觀察Livin基因表達的改變，探討Livin基因與細胞凋亡的相互關系。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江蘇省無錫市人民醫院腫瘤科提供化療藥物依托鉑苷、卡鉑、多柔比星。中科院上海生化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提供人肺癌細胞株（A549）。
1.2實驗用儀器與試劑 96孔細胞培養板（Costar， Denmark）；細胞培養箱（NAPCO，USA）；倒置相差顯微鏡（OLYMPUS，JAPAN）。DMEM培養基（GIBCO，USA）（每L含10%小牛血清、L-谷氨酰胺0.33mg，青霉素100U、鏈霉素100U、pH7.4）；胰蛋白酶（MERCK，USA）；二甲基亞砜（DMSO）（Merck，Germany），無水乙醇（分析純，上海振興化學試劑廠，批號：20021200365）；Livin（abcam USA）、碘化丙啶（PI） （Sigma，USA），南京生物工程公司提供引物。
1.3 方法
1.3.1體外培養實驗用細胞株 用含10%小牛血清的DMEM培養液培養、傳代人肺癌細胞株（A549）。
1.3.2 實驗分組 正常對照組；依托鉑苷、卡鉑、多柔比星濃度按100、50、25、12.5、6.25、3.13、1.56、0.78ug/ml，與A549共同培養，分別作用24、48、72h。
1.3.3 MTT法檢測化療藥物對細胞活力的影響 使用0.25%胰酶消化培養至第3代的各組A549細胞后，吹制成單個細胞懸液（細胞密度為1.0×104），分別接種到96孔板中（不含細胞的血清（為消除血清物質對光吸收值的影響）（1～2列）、空白組細胞懸液（3～4列）；模型組細胞懸液（5～6列）；不同濃度的測試藥物組細胞懸液（7～12列）），于37℃、5%二氧化碳的培養箱放置并作用24h、48h、72h后，每孔再加入MTT溶液20ul，繼續孵育4h后終止培養。小心吸棄上清液，小孔加入DMSO 200μl溶解結晶物并振蕩10min后在酶標儀上測定各孔的吸光值。
1.3.4 RT-PCR 檢測Livin mRNA的表達 根據美國NCBI 的Genbank 提供的Livin 和β-actin mRNA 序列， 設計引物序列如下： ①LivinSense： 5′-TGAGGAGTTGCGTCTGGC-3′；Antisense： 5′-GGCTGCGTCTTCCGGTTC-3′。②β-actin（BC004251） Sense： 5′-CTTAGTTGCGTTACACCCTTTC-3′； Antisense： 5′-CACCTTCACCGTTCCAGTTT-3′。PCR應體系均為15ul，其中含cDNA模板2.5ul，SYBR Green 7.5ul，引物 0.6ul，去離子水4.4ul，95℃預變性5min，94 ℃45sec，56℃45sec，72 ℃50sec，35個循環；比較Ct法（Ct法）分析結果。
1.3.5蛋白印跡（Western blots） 分析 常規細胞蛋白質的提取、定量， SDS-聚丙烯酰胺凝膠電泳分離。濕轉法轉膜后先后與5%BSA、一抗（濃度1∶1 000）、過氧化物酶偶聯的二抗（濃度1∶10 000） 孵育， 運用ECF化學發光顯影、熒光圖像掃描儀掃描存入電腦。
1.4數據分析 運用SPSS13.5統計軟件，以均數±標準差表示，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及t檢驗。
2結果
2.1對A549細胞凋亡的改變 實驗結果提示，A549細胞經化療藥物作用后，細胞的抑制明顯增高（P
2.2各化療藥物組細胞Livin mRNA的表達 RT-PCR結果顯示，化療藥物多柔比星、卡鉑與A549細胞分別作用24h、48h后，Livin 基因表達量呈逐漸下降趨勢， 且濃度越高， 時間越長， 則表達量越少；72h后 Livin基因的表達量有增高趨勢；而依托鉑苷分別作用24、48、72h后， Livin 基因的表達量均呈逐漸下降趨勢， 且其幅度隨藥物濃度的增加而增加（圖4）。
2.3各化療藥物對A549細胞的Livin蛋白的影響 化療藥物采用IC50 的抑制濃度， 分別作用于A549細胞 24h、48h、72 h。化療藥物多柔比星、卡鉑作用細胞24h、48h，Livin 蛋白表達量呈逐漸下降；72h Livin蛋白表達量有增高趨勢；依托鉑苷作用72 h 后， Livin 蛋白的表達均逐漸下降， 且其幅度隨藥物濃度的增加而增加（圖5）。
3討論
肺癌目前是全世界腫瘤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近年來，認識到大多數化療藥物是通過誘導細胞凋亡、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而實現治療作用。Livin 基因位于染色體20q13.3， 全長46 kb， 包含7 個外顯子和6 個內含子，它有兩種異構體：Livinα 和Livinβ。Livin 基因在胎盤和發育中的組織以及黑色素瘤、白血病、胃癌、肝癌、肺癌、乳腺癌、結腸癌等一些腫瘤組織異性高表達， 而在大多數正常組織中不表達或僅有少量表達[3，4]，并且有研究認為，癌癥患者放化療的耐藥與Livin基因的表達水平有關[5]。Livin基因可以通過抗死亡受體途徑、抗線粒體途徑和激活JNK1 信號轉導等途徑發揮抑制細胞凋亡和抵抗腫瘤放化療作用[6]。
實驗結果顯示，A549經化療藥物多柔比星、卡鉑作用后，Livin基因表達初期呈降低， 但隨化療藥物作用時間的增加，Livin基因表達呈明顯上升；Livin基因早期不僅通過與procaspase-9直接結合抑制其活性，還可以通過抑制caspase-3 的活性， 阻斷其對procaspase-9 的正反饋激活，從而介導細胞凋亡通路；此外后期Livin基因作為一種酶抑制劑，通過BIR -結構域結合凋亡過程中激活的核心物質Caspases蛋白（如Caspase-3、Caspase-7 等）介導Caspases蛋白的失活和降解而發揮抗凋亡的作用；Livin基因表達規律與MTT檢測的細胞活力結果一致。依托鉑苷與Livin基因表達呈量效關系，作用效果優于多柔比星及卡鉑，在臨床上可以減少腫瘤細胞的耐受性。
綜合上述，對于非小細胞肺癌，Livin基因可能通過調節腫瘤細胞的凋亡影響腫瘤的轉歸， 并可能為肺癌診斷和治療提供新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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