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09 07: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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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社會學下的企業家行為
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理論、結構洞理論和強弱關系理論是指導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故先對相關理論進行闡述。嵌入性理論。嵌入性（embeddedness）是新經濟社會學科的標志性概念，Granovetter在1985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發表了《經濟行為和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從嵌入的角度對主流經濟學及社會學研究經濟行動的“社會化不足”及“過度社會化”提出了批評，指出只有嵌入于社會結構、人際網絡之中的信息和經濟關系才是經濟活動者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所樂意接受的。在隨后的研究中，Granovetter提出嵌入性分為兩類，即關系性嵌入與結構性嵌入。所謂關系性嵌入是指單個行動者的經濟行為嵌入于他與他人互動所形成的關系網絡之中的，與此同時，行動者所在的網絡又是與其它社會網絡相聯系的，并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網絡結構。因此，行動者所在的網絡嵌入其構成的社會網絡即結構性嵌入。
結構洞理論。在信息和資源的流動過程中，關系網絡存在一些特殊結點，它處于重要結點的位置，比其它結點在競爭中擁有更多優勢，能夠在網絡中有更多享用信息和資源的機會，而其它網絡成員往往通過它才能享受這些信息和資源，Burt把這種占據其他未聯結結點之間的結構位置稱為“結構洞”。Burt的“結構洞”（structuralholes）理論指出，在社會網絡中存在兩種形態，其中一種是處于網絡中的個體（個人或組織）與其他任一個體都存在著聯系；另一種形態更為常見，即網絡中的個體僅與部分個體存在直接聯系，而與其他個體都不存在直接聯系。這樣，在第二種形態中，整個網絡中就出現了某些個體與另外一些個體聯系斷裂的現象，就像網絡結構中出現了洞穴一樣，故稱為“結構洞”。如果個體占據了網絡中的結構空洞，即聯系著相互之間沒有直接聯系的兩個個體，那么該個體就獲得了這種狀態賦予他的信息和控制資源的優勢。因為他占有較多的結構洞，能夠成為連接不同網絡結構的中間人，從而獲取更多的信息、機會以及控制資源能力。
強弱關系。在關系研究中，按照關系的聯結強度，可以將其劃分為兩種類型：強關系與弱關系。強關系指主體間情感密切的聯系或是頻繁互動所形成聯系，如兄弟之間、夫妻之間、熟悉的朋友之間。弱關系是指以較少的交往頻次、較弱的情感和較少的責任等為特征的關系。Granovetter在“弱關系地力量”一文中，指出弱關系在傳遞資源過程中更具重要性，這是由于強關系之間彼此很了解，其知識結構、經驗、背景等相似之處頗多，因此相互交往并不能帶來進一步的新資源與信息，所增加的資源與信息大部分都是冗余的，而如果在弱關系之間搭起某種形式的橋梁，就可以傳遞多種多樣的資源。在新經濟學視角下，由于其嵌入性，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影響實際上是以企業家為中心構成的社會網絡對集群發展產生的影響。由于企業家在網絡中處于“結構洞”的位置，企業可以獲得對關鍵資源的擁有或控制，且利用企業家不同的“弱關系”，企業可以獲得多樣化的信息或知識資源。這些資源的獲取，有助于企業的團隊成員從原有企業中獨立出來，成立與原有企業業務相同或密切相關的新企業。因此，集群環境下的企業家行為，具有網絡化、衍生化特征。
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網絡效應與衍生效應
集群型企業家作為重要的人力資本，對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產生重要作用，其作用不僅表現在他們自身的經濟績效上，更重要的是對集群內其他主體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第一，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網絡效應。產業集群不是一個個孤立的企業“扎堆”而成，而是通過企業家網絡相互交融形成的有機系統。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網絡效應指集群型企業家的創新行為通過企業家的強關系或弱關系網絡擴散，形成集群的競爭優勢，并推動集群不斷發展。對于新創企業而言，企業的成長更多地依賴于企業家的個人網絡。由于地理上接近，集群型企業家們具有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共同的價值觀念、彼此相互信任，在企業間合作的過程中，企業家之間的口頭許諾或其他非契約的關系，常常代替市場中的交易方式或契約關系，這樣不僅節約了交易成本，而且創新的風險性隨著企業家個人網絡的拓展而降低，這種基于血緣、地緣的“強聯系”為主的企業家個人網絡就是Grannovetter提出的關系型嵌入，企業家構成以小范圍、強聯系為主的社會網絡。隨著產業集群的發展，專業化分工與協作程度加強，集群型企業家往往通過革新的方式，利用“結構洞”使兩個或更多沒有聯系的子網絡建立聯系，發揮橋梁功能，此時，企業家網絡嵌入更大的產業網絡，創新效應的擴散主要是通過大范圍、弱聯系為主的企業家網絡。產業集群發展到成熟階段，競爭強化，企業不斷兼并與淘汰，某個產業集群往往集中4-5家實力強大的企業，集群品牌基本形成，集群的發展需要集群企業家更大范圍內的創新，集群型企業家會與集群外知名企業聯盟，利用后者的聲譽、營銷渠道和自身的成本優勢、領導地位，共同培育新的全國甚至國際品牌，增強集群品牌效應。在這個階段，企業家的社會網絡以大范圍、強聯系為主（此時的強聯系與集群發展初期的基于血緣、地緣的特征不同，更多的是建立在頻繁的業務聯系和穩定的戰略合作上）。
第二，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衍生效應。集群型企業家行為的衍生效應指先前在母公司工作的員工，利用其技術優勢或銷售網絡，出來創辦新公司，從事與原公司業務相同或價值鏈互補的業務，產生衍生企業，形成產業在空間地理區位上的集聚。李永剛把企業的衍生分為裂變衍生、孵化衍生、分蘗衍生。裂變衍生是企業管理者或經營技術骨干從現企業辭職脫逸出來，利用所擁有的人脈網絡、信息知識和管理才能獨立創辦與原企業相同或相關的企業。孵化衍生是有目的的衍生出與母體企業保持生產環節配套、技術上互補、市場空間交叉、利益上兼容或歸屬的企業。分蘗衍生多發生于多個成員共同創辦的企業，隨著共同創業者經驗的豐富、管理能力的提高，以及經營理念與目標的不同，成員商議從原企業分出一個或多個新企業，它是一種尋求新的企業制度安排以包容和適應多個企業家共同成長的一種制度創新。新企業無論是通過裂變、孵化還是分蘗衍生，前提都是潛在企業家的存在，而這些企業的衍生恰恰是潛在企業家向現實企業家的衍生過程。潛在企業家的創業行為來源于他的創業動機，而創業動機又取決于創業意識、資源獲取能力和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理性。創業意識一方面表現在對創業的敏感性和對風險的態度，潛在企業家周圍的成功創業者越多，越容易形成企業家主導的文化氛圍，越能增加潛在企業家的創業意識，勇于承擔風險的潛在企業家更具有創業的沖動和激情；另一方面表現在創業帶來的心理滿足程度，潛在企業家除了關注自己的物質收入之外，還關注創辦企業帶來的權力、自主、成就和被尊重等方面的社會效用。資源獲取能力直接關系到潛在企業家能否將創業意識轉變為實際的創業活動。集群內蘊藏著豐富的市場機會和信息，集群內高度專業化的關聯企業和機構可以高效和低費用向其提供人才、技術、資金、設備、部件、經營訣竅等必要的投入資源，潛在企業家利用其“結構洞”優勢，獲取網絡內各種資源、整合信息來成立新的企業。
此外，除了集群企業自身的衍生，集群型企業家有著強烈的示范效應。產業集群的產業環境容易產生合作和相互信任，集群內的經營者容易獲得企業分散情況下無法獲得的創新知識，尤其是隱性知識。在這樣的創新環境中，經營者在較低風險、較明確的發展路徑以及較高的預期收益等激勵下，成為創新企業家的模仿者和追隨者，在一個小范圍內形成了一種“企業家呼喚企業家”的外部性，造成局部地區的企業家群體的涌現。正是在集群環境下，由原企業產生的示范效應和網絡效應而引發企業的衍生和更多企業家的產生。
結論與建議
在創新成為主流的時代，產業集群的發展需要依靠集群型企業家。忽視企業家的創業與效仿以及知識信息的作用，就不能準確地把握企業集群所創造的地區競爭優勢（李新春）。在集群發展過程中，企業家作為經濟發展的強勁動力，通過其創新行為的示范效應、網絡效應、衍生效應推動集群的演進，但要注意的是，企業家行為除了帶來正的效應之外，也會帶來負面效應。集群型企業家行為趨同使集群內的創新行為減少，引發集群企業的競爭同質性。集群企業的競爭同質性包括產業定位的同質性、生產產品的同質性、經營方式的同質性等。由于集群內部企業家行為的“效仿性”、基于“裂變”的新企業產生方式及大多數企業的技術同構，尤其是傳統的產業集群，技術與科技含量較低，進入壁壘不高，產品結構單一，導致企業之間的過渡競爭，甚至影響產業集群的整體競爭力。所以在集群環境下，政府應積極出臺相應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給企業家創新帶來寬松的政策環境，并且完善人才培育機制，為集群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具體措施如下：
第一，營造良好集群環境。在市場機制為導向的前提下，政府應對集群實施積極的引導和調控，并為集群企業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支持條件。（1）政府可以通過產業傾斜、稅收和信貸優惠、技術扶持等政策，吸引集群內外企業家進行創業；（2）政府可以通過創建技術創新平臺和區域服務體系，促進集群系統內生產企業、研究機構、咨詢機構等的有機結合，增強集群對外部技術的吸收能力；（3）政府可以大力加強與集群配套的交通、信息、教育、文化、科技等相關的基礎設施，吸引創新人才，營造有利于企業家交流與協作的文化環境與制度環境。此外，政府應該為集群內企業創造良好的商業環境、法制環境的同時，也應當制定有效措施和機制，為集群內各主體間合作提供良好平臺，完善產業結構調整。
第二，提升企業家素質。傳統的集群企業延續了“家長式”和“經驗式”的管理方式，這種缺乏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模式，已經不能適合快速變化的市場環境，必須要通過提升企業家素質來提升集群整體的競爭力。（1）建立企業家培訓制度。政府或者行業協會可以通過與專業培訓機構或國內外知名高校合作，開發企業家培訓課程，構建企業家交流和學習平臺，建立企業家學習機制，提升企業家戰略管理能力;（2）完善職業經理人市場。職業經理人的引入有益于企業家接受現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政府要規范職業經理人隊伍建設，使企業拋棄企業所有者與管理者二位一體的陳舊模式，進一步提高企業家素質，推動產業集群持續發展。
1.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社會學的成就與挑戰
2.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
3.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最新發展
4.網絡:旅游系統研究的新經濟社會學轉向
5.新制度經濟學企業信息范式:困境與出路——基于經濟社會學的一個批判
6.新經濟社會學市場網絡觀綜述
7.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緣起、應用與前景
8.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金融市場的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新議題
10.網絡、制度和文化:經濟社會學研究的三個基本視角
11.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12.新經濟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探微
13.新經濟社會學的中國研究
14.格蘭諾維特的“嵌入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的最新進展
15.經濟社會學的演變及其與中國研究的關聯
16.經濟社會學百年歷程簡述
17.經濟社會學視野:“少數民族貧困”的研究方法與重心建構
18.經濟社會學的貢獻與發展邏輯
19.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金融行為研究
20.從波蘭尼到格蘭諾維特:“社會人”對“經濟人”假設的反撥與超越——兼議新經濟社會學的最新進展
21.單位制度及其偏好——經濟社會學視域下的傳統單位制國企研究
22.“嵌入性秩序”——幼兒教師勞動價值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23.鄉村治理與國家安全的相關問題研究——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視角的結構分析
24.馬克·格蘭諾維特對新經濟社會學的貢獻——潛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學術貢獻評介
25.西方經濟社會學“文化分析范式”的百年流變及其新動向
26.論凡勃倫的經濟社會學思想
27.市民社會、社區與信任構建——一個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28.交易秩序的多重面向——尋訪新經濟社會學
29.內部勞動市場中的互惠行為與技能外溢效應——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
30.試論經濟社會學的學科體系及其同經濟學的基本關系
31.市場場域:經濟社會學對市場研究的新轉向
32.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研究綜述
33.海外華人對華投資的一個經濟社會學解讀——文化傳統與社會資本結合的視角
34.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建構性分析——一個經濟社會學的分析視角
35.企業預算管理:經濟社會學理論思考
36.社區經濟社會學的建構——對《江村經濟》的再探討
37.經濟社會學理論發展分析
38.經濟社會學的方法論、理論和政策
39.關于經濟社會學本土化問題的思考
40.論經濟社會學理性選擇理論假設
41.從經濟行動到經濟秩序:韋伯經濟社會學思想研究
42.新經濟社會學是否應該拋棄文化——“文化嵌入”的層次性
43.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研究
44.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三農問題
45.從擴張走向反思——對經濟社會學理性主義傳統的一個綜述
46.新經濟社會學的崛起:淵源、理論及意義
47.“經濟社會學”抑或“社會經濟學”?——芻議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對視與溝通
48.理論分析與中國經濟:韋伯經濟社會學實用指南
49.中國的經濟社會學研究綜述
50.突破邊緣化的理論選擇——經濟學擴張與新經濟社會學的回應
51.產業集群研究的新視角:新經濟社會學理論述評
52.基于網絡嵌入性的集群生命周期研究——一個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53.格蘭諾維特關于經濟社會學的若干理論簡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日程》解讀
54.經濟社會學視角下轉型期中國的社會公平狀況評價
55.嵌入性、社會網絡與產業集群——一個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56.經濟社會學體系化問題芻議
57.經濟社會學視域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形成機理及治理研究
58.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企業社會責任分析
59.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張力及其范式反思
60.新經濟社會學理論之比較研究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的異同
61.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方向
62.探析經濟社會學視野中的金融行為
63.新經濟社會學應該忽視非人類行動者嗎
64.經濟社會學及其消費理論研究:危機與重建
65.淺議當代美國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
66.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的公共衛生政策分析:以SARS、甲流、慢性病為例
67.中國私人銀行服務需求的經濟社會學解釋——基于信任機制視角
68.失地農民經濟貧困與社區建設——以經濟社會學理論為分析視角
69.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模式演進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70.保障問題的經濟社會學思考
71.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理論體系比較
72.經濟社會學發展的三個階段
73.中國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制度設計思考——基于國際經驗和新經濟社會學視角
74.信任:當代經濟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
75.理性、制度與社會網絡——傳統經濟學反思下的新經濟社會學理論發展述評
76.經濟社會學視角下新型農村合作社營銷問題研究
77.市場是什么?——新經濟社會學視野下的市場研究:派別理論比較研究及啟示
78.當代歐洲經濟社會學:現狀與研究主題
79.社會資本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于新經濟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剖析
80.新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基于社會網絡分析的產業集群定量化研究
81.社會資本、嵌入和腐敗網絡——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腐敗問題研究
82.經濟社會學理論在經濟法研究中的作用
83.表象的界限——馬克思的經濟社會學思想探微
84.“經濟生活的新社會學”:一個批判性述評
85.經濟社會學視野下家族企業成長研究
86.經濟社會學在當代的建構
87.新經濟社會學視閾下集群型企業家行為效應研究
88.論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問題
89.西方經濟社會學關于信任的研究述略
90.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科發展及應用
91.論韋伯經濟社會學與德奧經濟學派的方法論關系
92.嵌入 社會網絡 社會資本——基于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社會領域統戰問題研究
93.農民工問題演變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4.“弱嵌入性”人性預設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建構
95.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束縛:關于我國職業體育產權問題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6.論沃勒斯坦與熊彼特經濟發展史研究的異同——一種以馬克思為思想背景的經濟社會學歷史分析視角的比較
97.“用工荒”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98.淺談新經濟社會學的復興與發展
99.經濟社會學視角下對我國輕奢侈品消費快速增長的分析
100.選秀媒體信任危機的經濟社會學解讀——以《中國好聲音》為例
101.經濟社會學視角下的我國環境污染轉移問題分析
102.試論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因素——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03.關聯取向的經濟社會學家以及如此轉向的意義
104.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與經濟社會學制度學派
105.經濟社會學理論下的企業預算管理思考
106.構建省會經濟圈中的經濟社會學
107.邁向“社會學帝國主義”的一條努力路徑——對教授《江村經濟》意義的再認識
108.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企業性質分析
109.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分析——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10.新經濟社會學的社會關系網絡理論述評
111.構建和諧社會經濟對策析論——一種經濟社會學的理論考量
112.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產權與制度分析——基于經濟社會學的認識
113.交易秩序建構中的激勵與控制——評《邁向中國的新經濟社會學——交易秩序的結構研究》
114.高級成衣發展的經濟社會學研究
115.企業技術創新的線性范式與網絡范式:基于經濟社會學視角
116.經濟行為與社會建構——科學發展觀的新經濟社會學分析
117.“公司+合作社+農戶”模式運作機制分析——基于新經濟社會學的視角
118.新經濟社會學的價格理論論析
119.經濟行動的社會建構——新經濟社會學對經濟行動的嵌入性分析
120.新經濟社會學的古典轉向——讀汪和建《經濟與社會:新綜合的視野》
121.經濟社會學發展的條件及其學科建設
122.新經濟社會學視角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績效研究——基于社會資本、核心資源的中介效應
123.新制度經濟學與新經濟社會學比較分析
124.我國新經濟社會學的發展趨勢
125.市場經濟環境下職校誠信教育缺失的經濟社會學分析
126.從新經濟社會學社會網絡視角看跨國公司社會責任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中國的勞資關系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是勞資關系類型的多元化。與我國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狀況相適應，我國的勞資關系有國有經濟的勞資關系、集體經濟的勞資關系、混合經濟的勞資關系、私營經濟的勞資關系等多種類型。二是在眾多勞資關系類型中，私營企業勞資關系成為主要焦點。私營企業部門是問題突出的兩大部門之一。
2目前私營企業較為普遍地存在侵犯勞動者權益的行為
從三年勞動爭議的發展情況看，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鄉村集體企業、機關社團、事業單位的案件數和勞動者當事人數都保持基本穩定，而民營企業的爭議案和當事人數都大幅增長，其中私營企業案件數增長最快2002年為2000年的2．22倍。可見，正確處理私營企業勞資關系意義重大。共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勞資關系作為勞方與資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和發展所建立的一種關系，是種共生關系。受胡守鈞教授社會共生論及勞資共生論的啟發，對勞資關系理論做了進一步的思考。
2互補性與互斥性是勞資關系的兩大屬性
勞資關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補性。首先勞資關系具有互斥性。假定參與生產的各種要素不限在這樣的前提下，價值和成本也是不變的，由此可推導出工資(x)與利潤(y)的總和也是不變的：x+y=k(常量)。可見，x增加，y必減少，反之亦然。所以勞資雙方利益互相排斥。其次，勞資關系又具有互補性，因為只有勞動力與資本相結合才能生產價值。無論工人還是老板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彼此合作。
3勞資關系按照兩大要素——資源與約束條件可以分成四種類型
勞資關系是一種以勞方、資方為主體，資源為紐帶，政府等三方機構為約束條件，以合作與沖突為現象的社會共生關系。對于勞方而言，資源主要指工資及一切與勞動有關的報酬以及社會資本，對于資方而占資源主要指利潤及員工為企業帶來的社會資本。約束條件主要指勞資雙方共同遵守的共生規范，如法律、道德、政府政策等。對于約束條件的具體分類，可以參考國際上通用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證標準SA8000(第四章會有專門論述)，它包含了9個方面的內容：童工、強迫勞動、安全衛生、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歧視、懲罰性措施、工作時間、工資報酬及管理體系。這些內容集中體現了對企業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薪酬、工會權利等的具體責任。以勞方獲取的資源及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為分類條件，按照資源與約束條件的多少，勞資關系可以分成四類：
1、福利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獲得的資源更多，同時由于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多使得勞方的工作條件更舒適，我把這種關系稱為福利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一般是處于求大于供的狀況，勞動力擁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資源；資方遵紀守法，且企業責任感很強，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等方面擔負起了很高的責任。
3)福利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壟斷型企業(如電信)、政府、大型現代化私營企業(如本文所調查M公司)、一些世界500強公司(如強生、陶氏)、新興高新技術公司(如google)
2、利益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獲得的資源更多，但由于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少使得勞方的工作條件不怎么舒適，由于在這種關系中勞方主要為了報酬而選擇與資方共生，因此我把這種關系成為利益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一般是處于求大于供的狀況，勞動力擁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資源；資方缺乏很強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工作強度、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中的某一或某幾方面擔負的責任不夠。
3)利益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一些對工作時間要求嚴格的公司(如投行、咨詢公司、四大、軟件公司等)
3、保障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多的資源較少，但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多使得工作條件比較舒適，勞動者比較看重這類工作有保障，因此我把這類報酬少但工作較舒適的勞資關系稱作保障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是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勞動力并不擁有稀缺能力或資源，因此獲得的報酬不高；但是資方遵紀守法，具有較高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等方面擔負起了很高的責任。
3)保障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大多數的國有企事業單位(如銀行)、工作強度不高的外資企業。
4、剝削型勞資關系
1)與其他勞動者相比，勞方多的資源較少，同時資方受到的約束條件也很少，使得工作條件也不舒適，我把這類勞方待遇不好、工作條件不好的勞資關系稱為剝削型勞資關系。
2)該關系主體要素特點：勞動力市場是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勞動力并不擁有稀缺能力或資源，因此獲得的報酬不高；同時資方缺乏很強的企業責任感，在工作環境、工作強度、員工健康與安全、員工培訓、工會權利中的某一或某幾方面擔負的責任不夠。
3)剝削型勞資關系集中的單位：很多中小型私營企業、一些小型外資企業。總的來說，剝削型勞資關系屬于單向度共生，利益型勞資關系及保障型勞資關系都屬于偏正共生，福利型勞資關系屬于均衡共生。
4資源與約束條件是影響勞資關系的主要因素
由于整個共生系統由資源及約束條件構成，因此資源與約束條件是影響勞資關系的主要因素，資源和約束條件的優劣必然影響勞資關系的優劣。這是本文的一個重要假設。一方面，勞動者通過勞動換取報酬，資方通過支付報酬雇用勞動從而獲得利潤，在其他條件一致的情況下這些資源的多少都將直接影響到勞資雙方關系的和諧度。若一方很少必將引起矛盾甚至沖突。另一方面，勞動者與資方的雇用關系必須在世界公認的約束條件的規定之下。資方遵守的約束條件越多，標準越高，則勞資關系越好，資方遵守的約束條件越少，標準越低，必將引起矛盾甚至沖突。以上是從理論上對該命題所做的論證，那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資源與約束條件哪個影響更大，約束條件中究竟又有哪些因素影響更大?
5斗爭和妥協是勞資共生的方式
這里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共生論所認為的共生方式——斗爭與妥協的互動。那在中國的私營企業中，究竟勞方更愿意斗爭呢還是妥協呢？這里我認為是：
1、在私營企業中，勞方更傾向于妥協的方式。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隱忍、堅強的民族，這造就了國民的個性更偏向于忍耐與堅持。因此我認為勞方更傾向于通過妥協的方式解決勞資沖突。
2、職位的高低影響著勞方對斗爭及妥協方式的選擇。職位越高的員工由于對占有著一定的資源，與資方關系近，可能會偏向于斗爭的應對措施，而職位較低的員工由于缺乏對資源的占有，與資方關系遠，可能會偏向于妥協的應對措施。
3、在私營企業中，員工通過工會進行斗爭的積極性并不高。
關鍵詞:和諧;社會;經濟學
一、構建和諧社會的經濟學依據——市場失靈
無論是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還是在市場經濟不發達國家，完全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都不可能實現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優狀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被稱為市場失靈。
1.微觀經濟缺乏效率
市場經濟中的調節機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觀經濟提高效率。
（1)市場不能滿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另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投資金額大、回收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同時對國計民生具有重大影響的項目，如果只是通過市場來供給，同樣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2)外部效應問題的存在。由于價格體系受到的影響是外來的，存在沒有經濟報償的經濟交易。這種外部性對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會產生影響。似乎外部性能夠通過雙方的討價還價來解決，但是當交易成本存在時外部性則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根源。
(3)自然壟斷市場的存在。當提供某種商品的固定成本超過可變成本時，生產者為了長期保證獲得穩定的生產資料，就會與上游產業聯合或干脆將其兼并入自己的企業中，也就是說在市場的運作下生產必然導致聯合，從而導致自然壟斷。
2.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在經濟周期的作用下，國民經濟僅靠市場來調節，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場經濟的大海中，一旦面臨狂風暴雨般的經濟危機、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給予國民經濟的打擊就可能是致命的。這種不穩定性有時也表現為重復出現的通貨膨脹和失業，或消費和投資不平衡。在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一旦國內外市場上有些風吹草動，市場調節機制可能失靈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觀調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國民經濟發展的較大波動。
3.社會分配缺乏與效率相適應的公平性
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著效率與公平的問題。市場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不僅會引起效率低下問題。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問題。具體觀察我國經濟領域的實際情況，一方面存地在比較嚴重的下崗失業問題、城市居民貧困、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甚至絕對降低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敗、不法收入、稅收體制不完善導致高收入階層沒有及時足量納稅，社會分配不公等問題。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行業差別仍然廣泛存在。近年來，在經濟和國民收入快速增長，居民消費的恩格爾系數正在不斷地下降的同時，同期基尼系數卻在不斷攀升。這表明我國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經拉大。
二、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政府
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經濟與公共經濟的混合經濟。公共經濟就是政府經濟，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門為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活動。也就是說，政府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而市場失靈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依據，因此，政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
1.政府經濟是彌補市場失靈的主體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經濟主體。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以保證整個國民經濟有良好的“硬件條件”。同時，政府可以承擔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而又是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保證了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同時，政府投資在過程中還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下崗工人的再就業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2)政府可以通過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條件”。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勵制度，個人或企業的勤奮勞作未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就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小而言之是企業的損失，若社會的大氣候如此，損失的就是國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國債、匯率、稅收、預算等經濟調控手段來“熨平”經濟周期，使經濟導入持續穩定的發展。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1998年以來我國政府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撐，我國順利走過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歲月，而且7年來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長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枝獨秀”。(4)政府可以通過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和其他相關政策，努力縮小地區、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過加強對區域發展的協調和指導，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支持中西部地區加快改革發展，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鼓勵東部有條件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進行效率與公平兼顧的導向，通過政策的傾斜，對不同地區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公平與否評價和調整。
2.政府經濟是不和諧因素的主體。目前，我國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主要表現有以下幾方面。
(1)就業問題嚴重。據有關部門估算，在宏觀經濟運行三大指標中，就業指標最不理想，城鎮真實的人口失業率從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國內的不平等程度加劇。2004年雖然農民收入增速達近幾年的最高點，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勢頭卻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貧富差距嚴重。
(3)“三農”問題依然是最大的發展難題。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處于城市邊緣地帶的郊區鎮、村逐步被劃入城市市區管理，農民變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崗位，他們就會變成城市貧民，這種情況應引起警惕。
(4)社會安全網問題。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失業率高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而在于缺乏一個覆蓋全社會的安全網。第五教育不平等將影響我國長期發展與和諧。在當前形勢下，教育問題必須從社會發展中單獨分離出來研究和解決。現在看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產業化、衛生產業化甚至社會事業產業化的目標和政策實際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現在缺乏對于目的和手段的準確界定。
以上不和諧因素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導因素是政府，因為這些問題都是微觀經濟主體所無能為力的社會問題，其解決當然也就應當具有社會經濟管理職能的政府擔當此任。
三、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體，而在現實社會中又存在眾多的不和諧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關健。
1.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制度建設
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層次的、系統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建章立制。為政府自身行為、社會活動和公共事業的發展提供科學的規則，為公共管理的社會化和公共服務的市場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證之下，應重點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政府引導管理其他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1)要強化公共服務能力，健全公共服務體系。
(2)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業管理，加強社區管理，改進社會管理方式。
(3)要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能力，搞好市場監督和管理。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強化政府對社會秩序特別是市場秩序的監管功能。四是加強政府部門的專業化建設，依法行政。科學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動建立統籌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
按照統籌方略，結合實際，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構建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和終身教育體系。在保障基礎教育的同時，要不斷提高高層人才的培養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專業技術教育體系。要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普及科學知識，弘揚科學精神。進一步改革公共衛生管理體制，提高地區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和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盡快建成覆蓋城鄉、功能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和醫療救治體系。注重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依法運營的文化管理體制。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逐步理順收入分配關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會風險。
關鍵詞：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公共產品；公共經濟學；財政聯邦主義；“以足投票”假說
一、引言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仍然有許多問題沒有解決好，其中之一是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以及相關資金的分擔和轉移支付問題。林治芬(2002)運用財政社會保障補助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財政全部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等指標分析我國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許曉茵、韓麗妙(2006)運用1996-2004年我國31個省份離退休退職人員保險和福利費用支出的相關數據，分析了社會保障水平的地區差異。彭海艷(2007)運用GE指數分解法，分析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區域差異及貢獻率，并運用GINI系數分解法，分析社會保障各項支出對總體差異的貢獻率。柯卉兵(2007，2009)分析了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現狀以及1995-2005年我國社會保障地區差異的演變軌跡。社會保障地區差異過大的主要成因是我國社會保障事業主要由地方政府來承擔責任，而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直接決定地方政府財政能力的強弱，從而引發地區間社會保障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水平的差異。同時，柯卉兵(2008)認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領域內財政關系的縱向失衡會導致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也無財力提供充足的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的地區差異過大的現實，是導致中央政府對地方進行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直接原因。所以，要理順這些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基本理論問題。
目前，國內關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周順明(2000)首次提出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概念和原則。李珍(2001)從資金分配量、分配制度和管理體制方面指出，轉移支付制度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得以實現的經濟支持制度。楊良初(2003)界定了政府間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內涵與范圍。劉志英(2006)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進行了分類。柯卉兵(2010)研究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的理論依據、國際經驗和道路選擇。
國外相關文獻研究主要集中在關于政府間的財政關系和轉移支付理論與實踐方面，較為著名的理論有Musgrave的財政分權理論、Oates的分權定理、Buchannan關于分權的“俱樂部”理論、Fisher的州和地方財政理論、Tiebout的“以足投票”理論以及McGuire對其的補充和完善。其中，公共產品理論和財政分權理論是20世紀財政學的重大發現，它們較好地解決了政府間公共事務的分類以及地方政府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因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重要理論支點。公共產品的特性與層次性理論、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以及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均對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產生了重要的啟示意義。
二、公共產品的特性與社會保障的產品屬性
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公共產品的概念。他將純粹的公共產品定義為“是指這樣的物品，即每個個人消費這種物品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物品消費的減少”。薩繆爾森從產品在消費中的非競爭性角度定義了公共產品，并進一步揭示了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是判斷公共產品的主要標準。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產品在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個或某些人所專有，在技術上難以把不付費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說，雖然可以這么做，但是要付出高昂的成本。非排他性同時也意味著非拒絕性，“是那種不論個人是否愿意購買，都能使整個社會每一成員獲益的物品”。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指某人在消費某一產品的過程中，不會影響其他人同時消費，某人從這一產品中獲益不影響其他人也同時獲益。換言之，在產品的收益上不存在利益沖突，增加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
依據公共產品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程度大小的不同，公共產品又具體分為純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兩類。凡是同時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被稱為純公共產品。凡是介于純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產品，即只具備一個標準，或者雖然兩個標準都不完全具備，但又具有外部性的產品，則屬于準公共產品。那么，社會保障產品究竟是屬于哪種性質的產品呢?經典的經濟學教科書把社會保障定義為政府以稅收作為融資來源，無償提供給個人的福利。就這一定義而言，顯然，私人機構不會生產和提供任何社會保障產品，社會保障制度具有明顯的強制性和政府行為特征，對社會發揮著“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作用。所以，許多學者將其產品屬性劃為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有的學者認為，社會保障不同時具備公共產品的兩個特征，因而將社會保障歸為準公共產品(或混合品)。有的學者則認為，社會保障是介于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一種產品，是宜于由政府強制提供給公民消費的優效品。
如果我們不愿意窮究概念的話，那么容忍純公共產品與準公共產品之間存在一個模糊的界限，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可以采取一種比較模糊的處理方法，即認為政府規定的資格或條件越寬松、外部性越強，那么這項社會保障計劃的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強；反之，獲得社會保障的資格或條件越嚴格、外部性越弱，則其公共產品屬性就越弱。這樣，從社會保障產品提供的具體項目來分析，社會保障就不能簡單地歸屬于公共產品或者私人產品，而應針對不同的保障項目進行具體分析。
公共產品的非競爭性是源于商品的不可分性，而社會保險的特點是政府從勞動者和企業(雇傭勞動者)所得的國民收入份額中扣除一部分，加上政府的財力補助，集中形成專門基金，在全體公民之間進行統一調劑。政府每年提供的社會保險支出總量是一定的，當風險發生時，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也是一定的。政府社會保險的支出總量是每個人享受到的社會保險數量的加總。可見，社會保險在消費中是可分割的，多提供一個人的社會保險的邊際成本接近于平均成本。所以，社會保險是具有競爭性的。
此外，從宏觀的方面來看，雖然社會保險產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如并不排斥任何人參加社會保險，因為我國憲法規定所有公民都有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但是，其特殊性在于：只有在符合一定的條件或風險發生時，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社會保險的權利，且公民也只有先盡了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義務，才能在風險發生時獲得享受社會保險的權利，強調權利和義務的對等性。如果人們不愿意事先繳納社會保險稅(費)，且又無外部影響的條件，那么就會被排斥在消費社會保險產品之外。因此，社會保險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排他性。可見，社會保險既不符合公共產品的含義，也不滿足公共產品所具有的兩個特征，而是符合私人產品的定義，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
從理論上講，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也是具有可分割性的。但是，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最大特點在于，不需要受益與貢獻的對等性。因為不論哪一個國家，只要設立這些保障項目，就意味著在符合條件的公眾中所有人都可以消費這些福利或救助產品，而不需要消費者付出相應的代價。所以，這些項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排他性。同時，社會福利設施中的福利工廠、職業介紹所、兒童福利院和各種供人們休閑的娛樂場所以及有利于人們身心健康的環保措施等，這些福利產品多一人或少一人消費，都不會引起產品成本的變化，因而具有非競爭性。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的分配是一種縱向的再分配，是將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向低收入階層轉移，將社會普通公民的收入向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對象轉移。這種收入的縱向轉移可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使基尼系數變小。可見，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
另外，社會保障中的社會保險是依法由政府舉辦的具有法制性和強制性的公共事業。凡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社會公民，不論是否愿意，都一律無條件地參加和按規定繳納保險稅(費)，具有典型的非拒絕性。但是，對于社會保障中的福利費和救濟金的支取、補充養老保險和補充醫療保險以及個人儲蓄性的養老保險的選擇，個人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參加消費，也可以拒絕參加。
綜上所述，無論從基本理論還是從實踐分析，社會保障產品都同時具有非排他性與排他性、非競爭性與競爭性、非拒絕性與拒絕性，不完全是純公共產品，而是一種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是有一定區別的，社會保險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而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因此，社會保障產品的提供不能由政府全包統攬，社會保險應由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社會優撫則應由政府全額負擔，從政府預算中列支。
三、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社會保障權責劃分
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是公共產品的一般特征，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同時具有兩個特征的公共產品并不多，較常見的是受地理和空間因素影響而只有有限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即使同時具備這兩個特征，其強弱程度也不一樣。公共產品特性的強弱之分，使公共產品具有了明顯的層次性。布雷頓(Breton)根據公共產品提供的地理區域將公共產品劃分為地方公共產品、區域公共產品和國家公共產品，其依據是受益范圍和效用外溢程度的不同。全國性公共產品(nationalpublicgoods)的受益范圍為整個國家，受益在疆域內分布相當均勻，無論對國外還是對國內，外部性問題都可以忽略不計，其效用外溢可使全國居民從中受益。區域性公共物品(regionalpublicgoods)是指某一地區的居民能夠享用的公共產品，如“三峽工程”的建成將使整個長江流域特別是靠近三峽的幾個省區受益。地方性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則局限于某一地區(如城鎮、街道)，基本上只能讓本地區居民受益，且這種受益在本地區內分布相當均勻。
公共產品層次性理論是分析地方公共經濟的重要理論支柱，直接關系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財權的劃分，為分析財政體制和各級政府行為目標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為目標、職責范圍和相互之間在財政收支上的劃分原則也就由此而來。不同層次性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不同層級的政府負責提供，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對應性。全國性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方性公共產品應當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區域性公共產品則由中央政府主導并視其效用外溢程度大小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合理分擔，從而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如果某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提供該公共產品的政府層級不相對應，則會由于產品提供與其受益范圍的不一致性而導致公共產品的“供給不足”或“供給閑置”。
作為由政府負責提供的一項重要準公共產品，社會保障產品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劃分，是社會保障管理體制的核心問題。社會保障產品是由眾多具體保障項目組成的體系，某些具體保障項目內部又可分為不同的保障部分，如養老保險產品項目一般由全國統一的公共基礎性部分、地區差別性的職業年金和補充保險部分組成。隨著經濟社會現代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居民居住自由呈不斷擴大趨勢，因而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效益外溢性不斷增強。所以，應當從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和社會保障的全局利益出發，協調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社會保障權責。凡是屬于全國范圍內宏觀調控的社會保障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承擔；凡是地區性的社會保障事務，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擔，如決策性、監督性權責應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具體執行管理權責應由地方政府負責。同時，根據社會保障產品中的不同構成項目和不同保障部分的不同層次性特征、地域跨度以及規模效益和外溢程度，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社會保障中的職責范圍，以實現不同層次性社會保障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
四、奧茨和馬斯格雷夫的財政聯邦主義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財政聯邦主義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茨(Wallae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財政聯邦主義》一書中提出來的、研究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要理論。它是一種從經濟學的角度，尋求有效行使財政職能所需的財政收支應該如何最優地在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劃分的理論，并歸結為一個分權定理：“對于某種公共物品來說——關于這種公共品的消費被定義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關于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因為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自己的公眾，更了解其所管轄區選民的效用與需求。奧茨的這個分權定理實際上給出了分稅制的一個關鍵原則，那就是：如果低層級政府能夠和高層級政府一樣提供同樣的公共產品，那么由低層級政府來供給會更好，中央政府只應提供具有廣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產品。
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和佩吉·B·馬斯格雷夫在此基礎上考察了各級政府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與穩定經濟三個職能。在他們看來，一個國家的財政結構安排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歷史決定的，但這不是全部原因。“公共產品與服務的提供究竟應當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基礎上還是建立在分權基礎上?如果是后者，那么在空間上應建立什么樣的財政管理體制，才能有效地提供這些公共服務?”為回答這個問題，他們采用單一公共產品的簡單模型，在社區內居民偏好與收入相同的假設下，得出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存在層次性，不同層次的公共產品由不同級別的政府來提供，這樣才符合效率原則。其中，屬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需要中央政府提供；而那些屬于區域性的公共產品，則應當由地方政府提供。他們認為，“財政聯邦主義的核心在于，資源配置政策應該根據各地方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而分配與穩定政策則主要歸中央一級政府負責。”因為，地方政府欲調控宏觀經濟穩定卻又缺乏充足的財力，且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而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因而在這方面，地方政府也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體現了分權的關鍵性特征，即從效率與政府職能的角度出發，實現公共產品的層次性與政府級次的匹配，這構成了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一個重要理論支點。因為，從全國范圍來看，一個國家總有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經濟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高，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也比較輕；而經濟落后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較低，但提供社會保障公共服務造成的稅收負擔卻較重。這顯然是不合道理的。而且，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狀況會進一步造成地區間貧富差距的惡化，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為此，需要對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資源進行調節。顯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是一項收入再分配制度，絕對不是地方政府能夠行使得了的職能，而是需要一種凌駕于各地方政府之上的制度來加以強制執行，這種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才有這個權力和權威來制定。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與社會保障轉移支付
事實上，財政聯邦主義理論還依賴一個關鍵的前提，那就是居民的流動帶來的政府間競爭。蒂布特(Tiebout)在1956年發表了《地方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文中討論了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以及有效運作方式所需要的條件。他認為，在一系列假設條件下，由于各轄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組合不盡相同，因此，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們可以從不能滿足其偏好的地區遷出，而遷入可以滿足其偏好的地區居住。形象地說，居民們通過“用腳投票”，在選擇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時，展現其偏好并作出了選擇哪個政府的決定。這就是所謂的“以足投票”假說。
一般說，個人考慮選擇社區居住的一個關鍵要素是社區可供選擇的稅收(即公共產品的價格)和公共產品結構。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所得到的地方公共產品的效用能夠補償因居住在該地區而支付的稅收所造成的效用損失，那么，理性的居民就會選擇該地作為居住地。如果有許多居住區，每個社區所供給的稅收和公共產品結構的組合不同，那么人們將通過“以足投票”選擇來給予他們最大滿足的社區。
該理論以最優理論為背景，充分體現了經濟人假設，回答了人們為何聚集在一個地方生活或生產，即在政府與居民無法合作的條件下，居民的選擇問題是其他分權理論的必要補充。但它有一系列嚴格的假定條件。這些假定中有一些符合現實，有一些則與事實嚴重不符，如理論中的一個假定條件是居民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動，而我國居民的遷徙不僅受經濟效用的影響，而且還會受到戶籍制度、文化觀念、國家政治經濟體制等的種種限制，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想走走不了”、“想進又進不去”等非最優狀態。雖然有些假定條件與事實存在偏差，但并不影響其推論。蒂布特“以足投票”假說可以使人們認識到居民選擇權的重要性。如果把公共產品的供給看作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那么政府約束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是居民的“用腳投票”，只有居民有退出的權利，政府的硬約束機制才有可能形成并有效運轉。正如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A·馬斯格雷夫(2000)所言，蒂布特模型中的受益范圍與財政轄區空間安排的配合提供了一個效率規則，也提出了一個類似市場的實施機制，解決了公共產品供給中的難題。
蒂布特的“以足投票”假說提出了地區之間公共產品供給的公平性問題，是社會保障轉移支付制度的又一個重要的理論支點。在一個全國統一的開放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地社會保障補助資格和水平的差異可能導致一些人的遷居，這就造成地方政府執行地區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效。因為，當某個地方政府實行一項收入再分配的社會保障計劃時，為使本地區居民收入平均化而對富人課以重稅、對窮人給予更多的補助，就會造成富人的向外遷移(為了逃避稅收)和窮人的大量涌入(為了得到轉移支付)，如此循環反復，就會出現“窮人追逐富人”的現象。如果許多窮人涌入到一個初始社會保障水平相對較高的地方(如農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等)，就會增加該地的人口數量，造成交通、公園、學校等公共設施的過度擁擠狀況，同時會推動土地價格的上漲，從而增加目前商品房購買者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的成本，而且勞動力人口的增加還將使一些工種的工資水平下降等。這些都會引起該地居民福利水平的降低或福利成本的增加，使該地區的財政狀況趨于緊張，政府給予財政支持提供充足福利的愿望和能力將會減弱，最終不得不放棄該項政策。因此，隨著全國統一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低層級政府對收入的再分配能力是有限的，由中央政府負責收入的再分配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中央政府只有通過社會保障轉移支付來調節各地區之間的福利差距，才能保證各地區的福利水平的大致均等，從而避免居民頻繁流動出現的不良后果。
六、結論
（一）高職院校服務社會動力
首先，高職服務社會的對象主要是企業、社區和社會公眾，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的動因必然與雙方合作的效用相關，否則，無法實現服務的長效化；其次，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的功能，或者內容，與高職院校的資產專用性，如場地、物質、人力、知識等因素有關，這些資產應當是高職院校所擁有而其他高等院校、企業、社會沒有，或者即使服務對象或其他競爭對手擁有，但服務對象內部治理費用，向其他部門索取服務的交易費用均超過向高職院校有償索取服務的交易費用。而高職院校在與企業、社會互動過程中，雙方取得價值、知識等效用高于不合作獲取的效用。高職服務社會的效用，對于高職院校而言，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高職院校在場地、物質、人力、知識方面的資產優勢，提高資產的使用效率，降低運營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取得物質經濟報酬，提升專業影響力，提高師資水平，促進知識溢出效應。而對于服務對象來說，服務對象在這些資產方面投資具有不規模性，無法達到效用最大化，如果利用單純市場交易獲取這些資源，使得交易費用較大。從交易成本角度來說，高職服務社會有助于降低學校、服務方雙方的交易成本，降低雙方不合作各自內部治理費用之和。因此，高職服務社會的最終價值在于降低社會成本、通過雙方互動創造價值。換句話說，如果高職院校擁有的資產不具有專用性，而是替代性極高的通用性，則服務社會無法達到創造價值或降低成本的目的，就不具備服務社會的功能。
（二）高職服務社會的功能
本文認為“服務社會”與“社會服務”這兩個詞內涵一致，高職院校服務社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社會服務，是高校具有培養人才、發展科學技術以及直接為社會服務等功能；狹義的社會服務，是指高校在完成國家下達的教學與科研任務之外，在各種教育活動和教育過程中以各種形式為社會發展所做的經常的、具體的、服務性質的活動（楊虹，2009）。本文所談及的社會服務屬狹義范圍的社會服務功能。高職教育屬于高等教育，其特點在于培養高端技能應用型人才。一個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服務需求與教育所處國家與地區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發展需求密不可分。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的內容會隨著社會的變遷、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但高職院校服務社會的功能應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相適應。因此，高職教育的社會服務功能應立足于社會、經濟、人文方面需要，功能定位與人才培養、技術研發創新、先進文化傳播推廣三個方面。
1.人才培養功能。
高職院校本質屬于高等教育，它具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社會服務功能，在人才培養功能方面和普通本科教育具有共同性。但高職教育的特性又決定了其人才培養社會功能的特性。高職教育的目標是培養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養社會功能中，其主要作用是為社會輸送技術應用型人才。高職院校的人才培養功能中強調人才的技能性、實踐性、應用型，區別于研究型人才的培養。按照價值鏈理論，高職人才培養定位在核心零部件設計制造、運營管理與執行等價值鏈環節。社會前進中，生產技術不斷更新。高職院校根據其在價值鏈中人才的定位，應立足于先進技術、技能的培養與培訓，高端技能人才的培育。在完成本身教育工作之余，在人才培養功能方面應體現以下幾方面:首先是為企業在職人員進行先進技術、高端技能的培訓服務，提升在職人員的技術水平，提高社會生產效率；其次是為社會各類人員提供再就業方面的技能培訓，使受訓人員掌握一定的技術、技能，滿足崗位工作需求，并在長期服務中實現社會各類人員的技術、技能水平與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最后是通過為農村勞動者的培訓、教育等服務，一方面提升務農人員知識、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另一方面還可以讓進城人員學到新技術、新技能，實現農村進城人員的就業競爭力提升。概括起來，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方面的社會服務功能體現在高端技能、新技術的人才培訓服務上，通過人才培訓服務實現在職人員、社會人員的整體技術、技能水平提升，并且實現社會整體從業者技術水平提升和技能結構的調整。
2.技術研發服務。
高職院校的教育強調校企合作、面向生產一線培養人才。職業院校在與企業的合作中，能把握企業最及時需要解決的技術方面問題，這就為企業提供技術研發、咨詢與應用服務提供了保障。高職院校為企業提供的技術研發服務主要表現為一些先進技術、工藝的診斷、改進與應用方面，而非核心技術的研發上，其提供技術側重于應用、改進與簡單的設計。按照企業的作業功能，高職院校的技術研發服務主要為管理中的運營管理流程設計與改進、作業環節的標準制定與設計；日常作業運營方面技術的改進與設計；先進技術、管理思想的應用與實踐。其技術研發服務應立足于企業運營環節、日常作業環節，在這些環節的技術、工藝方面不斷為企業解決問題，通過技術咨詢、技術研發、技術轉讓等方式實現自己的社會服務功能。
3.先進文化傳播推廣。
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技術研發的社會服務中，掌握了生產、管理領域先進的工藝、流程、技術與思想。在為企業提供各類社會服務功能之余，還需要進行先進技術、文化的傳播，為社會公眾提供先進技術的推廣服務，傳播先進文化理念，滿足人們對先進文化、技術的需求。先進文化傳播一方面表現在高職院校對于先進技術推廣服務功能，將先進技術及時推廣到社會各個領域，滿足人們對技術、技能學習的需求，并通過技術推廣服務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社會的不斷進步；另一方面表現在通過文化的傳播，使人們的理念、認知、習慣等發生轉變，將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通過技術傳播、技術培訓等方式傳播給受教育對象，實現文化的傳播教育功能。概括起來，文化傳播功能一方面為技術推廣服務，另一方面表現為育人服務功能。高職教育的三個社會服務功能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人才培養功能是基礎功能，只有通過人才培養功能，在廣泛與企業、社會的互動中才能了解最新技術需求，實現技術研發的社會服務功能，實現高職院校資產的使用效用最大化。而文化傳播功能具有盈利性和社會公益雙重性質，它要求高職院校除了進行盈利外，還需要肩負起公益性的社會服務功能，即先進文化理念的傳播、教育，擔負起自己所在社區和社會公眾素質提升功能。由于公益性質，高職院校還需要摒棄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短視行為，或者與服務對象的簡單市場交易化行為，立足和服務對象建立長期關系契約，通過社會責任、信任等方式提升自己的社會影響力。
二、高職服務社會的模式選擇
由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存在，高職院校服務社會在人才培養、技術創新、文化傳播方面由于交易特征是不一樣的，因此，服務中的契約關系也不一樣，對應的服務方式也不一樣。只有服務模式與服務內容的契約關系相適應，才能提升服務的效率。
（一）不同服務功能的契約特征分析
高職服務社會在人才培養培訓方面主要的服務對象為企業、社會，兩者的契約對象即企業和政府。由于人才培養培訓的類型不同，交易頻率、資產屬性也不同。為企業提供的專項、一般的人才培養具有交易頻繁、資產通用性強的特點，契約類型為市場關系；而企業特有人才、高端技能人才培訓則具有交易不太頻繁、資產專用性較強特點，契約關系向三邊關系、雙邊關系乃至內部一體化轉變。為政府提供的各類人才培訓、培養，和企業有相似性，即技能人才培養和專項人才培養在交易頻率、資產通用性方面要高，高職院校服務的契約類型也不同。在技術改進、研發創新服務方面，技術改進、技術服務咨詢相對于技術研發創新難度低、服務可預見性高、交易頻率較高、資產的專用性較弱，契約類型也由三邊、雙邊規則向內部一體化規則轉變。由于技術研發創新服務的程序化低、不可預見性高和外部性等特征，此項服務很難通過古典契約關系，即簡單一次市場關系來實現，必須通過長期契約、雙方的深入合作方式來實現，這就要求高職院校和企業能夠實現雙方資產的共享，甚至部分所有權一體化。文化傳播與技術推廣主要服務對象為社會公眾，這里契約對象簡化為政府。由于公眾的文化需求服務廣泛，交易頻率較高，資產的專用性難以衡量，契約關系就表現為市場規則和雙邊規則。文化傳播功能有時具有非營利性的特點，政府可能通過制度環境層面治理來實現，這就要求高職院校承擔一定社會責任，注重關系契約的建立。
（二）不同契約的服務模式選擇
根據不同服務功能的契約特征，高職服務的模式也應當有所區別。高職服務的模式根據與服務對象的合作性、時期長短與否，分為不同的服務模式。當服務的時間短、服務雙方互動性不多時可采用簡單交易的服務方式，可考慮合同方式；當服務時間短，但需要雙方高度參與時，可采用項目化的服務方式；該模式下，高職院校不需要考慮服務的長效機制，但需要建立服務周期內的雙方合作方式。當服務時期長但雙方互動較少時，可采用長期契約化的服務模式，此時應當注重長效機制構建；當服務期限長、需要雙方高度參與時，則可參與一體化的服務方式，雙方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關系。比如，高職院校與企業共建實訓基地、互聘師資隊伍，高職院校在行業指導下建立職教集團，或者高職院校與企業采用股份制合作模式，終極狀態是學校開設企業、企業舉辦教育。同時，還需要考慮服務的公益性，服務的公益性越高，就需要高校建立長久的服務運行機制，選擇契約關系的合作模式，如定期的社區服務、社會公益服務等。資產專用性越高，越趨向長期的關系契約，需要雙方高度互動的服務模式；而服務的公益性越明顯，越需要通過長期的服務社會提升自己社會責任感，獲得長期的政府契約。
三、結語
公司的社會責任淺論分析
一、公司社會責任的起源和涵義。
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最早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1916年芝加哥大學的克拉克（J.Maurice Clark）在《政治經濟學論文" target="_blank">經濟學刊》上發表的《改變中的經濟責任的基礎》一文中寫到“：迄今為止，大家并沒有認識到社會責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是可查實的、最早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文獻。然而，克拉克雖然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但是他并沒有給出公司社會責任相應的概念或定義。直至近四十年后，鮑恩（Howard R.Bowen）才首次明確了公司社會責任的概念。鮑恩1953年的劃時代著作《商人的社會責任》被公認為標志著現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構建的開始，其將“商人的社會責任”定義為“商人具有按照社會的目標和價值觀去確定政策、作出決策和采取行動的義務。”
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一：發展經濟學與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探析
【內容摘要】發展經濟學是詮釋發展中國家如何由貧窮落后走向繁榮發達的經濟學，經濟的發展和進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主題，發展經濟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對我國后發展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更是具有普適性。
【關鍵詞】發展經濟學;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
一、發展經濟學的產生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談到一個國家如何由窮變富的問題，實質上已涉及到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亞當斯密關于經濟發展的構想是: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是國民財富和社會財富的集聚與增長。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勞動力人數的多少決定了國民財富的增長。這是發展經濟學的雛形。但是，發展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則產生于二戰后。當時一些國家為擺脫殖民壓迫，紛紛獨立，迫切需要發展經濟。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遇到的問題主要是:在實踐上，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二是當時戰敗國的經濟復蘇問題;要么對原有理論加以改造，這比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論，這相對困難。一些學者深入研究各發展中國家之后發現，其環境與發達國家最初完全不一樣，傳統理論無法復制和拷貝到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條件不同、問題很多、相去甚遠，也無法照搬到發展中國家。所以當時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迫切需要一門新理論，由此發展經濟學誕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經濟進步的狀況》一書，對后來經濟發展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區的工業化》和《東歐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在發展經濟學的發展中具有引領性和開創性的歷史地位，是發展經濟學的標志性文獻。
二、發展經濟學的發展歷程
發展經濟學在其發展的過程中，根據其政策演化和發展思路的差異性，發展經濟學家將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
(一)第一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一階段是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的結構主義發展階段，其結構主義思想，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思想，后來也成為發展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二戰結束后，很多發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地位，經濟發展成為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發展中國家面臨著諸多阻礙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如:經濟發展水平低、發展滯后、經濟變量彈性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為明顯的剛性結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完全不同，市場不完善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價格剛性，有時還會出現市場機制的失靈，經濟在沒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下難以達到均衡狀態。因此，結構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是靜態資源的重組和優化配置，而應建立在動態調整可投資資源和保證供給增長的前提下，使社會經濟結構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第二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結構主義發展思路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社會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結構主義還存在理論上的缺陷和實用上的局限性，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復活而成為發展經濟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來，新古典主義的主要觀點是:一是社會的發展應是綜合的發展，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二是重視人力資本，糾正唯物質資本的缺陷;三是強調對外貿易在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展的顯著拉動作用;四是新古典主義突出了市場機制、資源優化配置、微觀經濟基礎等在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階段。發展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發展階段。同樣，由于新古典主義在實踐中和理論上也存在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發展經濟學思想表現在如下:一是可持續經濟發展觀念的產生;二是新增長理論的快速發展;三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
三、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普遍存在著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即都存在著發達地區和和相對落后的后發展地區。發展經濟學主要討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發展中大國又具有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小國的特征。現有的研究已經表明發展中的大國發展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第一，發展中大國人口數量眾多，消費需求旺盛，市場容量的絕對數相比較發展中小國要大。第二，發展中大國人口基數大，幅員遼闊，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和實現產業的集聚、調整、優化，必須建設與之相適應的龐大的基礎設施，同時滿足不斷增長的龐大的國內需求，需要資金數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資幾乎不可能解決問題。第三，由于發展中大國在工業化起步階段缺乏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動因，實現的是內向型發展的政策，工業化起步階段建立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也就是必然選擇。第四，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資源豐腴是發展中大國良好的資源稟賦，國內市場規模大，但是，發展中大國在經濟發展中也存在如下難題:一是遺產和文明傳統的重大影響;二是沉重的人口壓力、嚴峻的就業問題和低下的經濟效率;三是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農業與工農業協調發展問題;五是內部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適度選擇。發展中大國與發展中小國相比較，其工業化過程亦不同:一是資本積累。發展中小國既可以自身積累，也可以依靠國際資本。而發展中大國則不行，盡管利用外資絕對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產業結構。發展中大國的產業結構要求門類相對齊全，這是由發展中大國的資源狀態和國內需求狀況共同決定的。三是國內市場與國際貿易。發展中小國幅員小，國內統一市場較易形成;發展中大國幅員遼闊，建立交通和通訊網絡需要巨額投資，且耗用時間長。所以，發展中大國不同于發展中小國，發展中大國發展的不平衡問題更為嚴重，更為棘手。比如中國，存在三大經濟地帶，經濟發展水平東部、中部、西部依次遞減，處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低，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大。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存在不平衡性、層級性。
四、發展經濟學適用于我國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其他國家的后發地區相比較，我國西部地區在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歷史條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國西部地區自然環境相對惡劣，自然資源豐富。第二，區域經濟基礎薄弱，二元結構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礎設施差，社會發育度低，資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區。發展經濟學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產業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如今，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內部，亦存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先進地區和落后地區，即存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和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后發展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學為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問題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鑒，那么用它來解決一國內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也是可行的。這是因為一國內部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條件和現實情況與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類似，所以，發展經濟學完全可以用來解決中國后發展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發展經濟學在中國的后發展地區具有普適性。
五、發展經濟學視角下西部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展中國家要發展經濟，就必然要走工業化道路。但是，對工業化的理解不同，就會導致不同的結果。結構主義和激進主義所采取的工業化，既忽視農業的發展，又只采取單向的工業品導向，雖然使工業獲得較大的發展，但也導致了經濟社會的二元結構。不但農業發展嚴重滯后，而且工業發展亦后勁乏力。張培剛教授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業化是包括農業發展在內的工業化。后來發展經濟學之所以陷入危機，是因為發展經濟學沒有完成使命，廣大農村依然貧困，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如今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重視農業的發展和農業與工業的協調。我國后發展的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類似，作為一個整體我國還是發展中國家，而民族地區又更為落后，暫時還不具有全面進行工業化的現實條件，發展中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化國家向工業化國家轉化時，應具備較強的物質資源的儲備，包括:數量龐大的、可使用的資本儲備，勞動技能較高的、符合現代工業發展需要的勞動力資源儲備;先進的科技發展水平、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礎設施等。顯然，西部民族地區在整體上還不具備這些條件。從資本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資本形成能力弱，資本使用效率差;從適合現代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資源來說，西部民族地區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資本存量的勞動力資源稀缺、素質差;就現代化的科學技術與先進的現代管理制度的適應性來看，就連東部沿海地區目前都還不夠成熟，何況西部民族地區;從基礎設施建設來看，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地勢地貌和氣候和水資源等特征，其基礎設施相當落后，其基礎設施建設也相當困難。因此，西部民族地區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應該是這樣的路徑選擇:一是繼續做好脫貧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為一個民族、一個區域如果還沒解決溫飽問題，怎么奢談現代化。二是在國家扶持下完成經濟社會發展的先行關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工業建立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三是調整產業結構，形成一批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西部的工業化和現代化不能搞重復建設，要從自身特點和優勢出發，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有潛力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四是發展科學技術，注重人才培養。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轉化，毫無疑問應是后發展的西部民族地區的發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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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
摘要：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對我國，而且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題。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只會研究的愈來愈深。
關鍵詞：新時期;發展經濟學
一、新時期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新突破
(一)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觀念發生變化
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經濟水平都有了明顯的增長，從全球來看，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也越來越頻繁，國家與國家間的各項貿易數量和金額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順應時代的發展需要，發展經濟學理論也開始從全球的角度考慮各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尤其是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有關機構等國際性組織作用的逐漸凸顯，發展中國家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也日益增強。經濟發展的問題成為全球而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斯特里頓((Streeten,P)就曾經說過，我們應該及早地從全球的視角去考慮各國之間政策的相互影響力，從而分析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害同盟關系。從他的主張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當今時代，從全球范圍去考慮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問題是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所必需的新視角。
(二)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發展經濟學研究的方法出現新發展
隨著科學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在借鑒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開始從過去同類型的研究轉向不同類型的對比研究。從哲學的角度上來分析，這就意味著發展經濟學家放棄了對普遍理論的研究而關注個別理論研究，具體來說，就是開始對不同類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際情況進行分組分析或個別分析，從而改進了研究的范圍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來說，對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分類研究大致有三種：第一種是以地區的差異來分類，主要是依據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第二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業績來分類，參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點等;最后一類是以地區的發展條件，這一種分類主要是考慮了地區居民的整體素質、當地外部資源等。根據這種分組研究，不但對研究的范圍有了明確的規定，而且在同一組內，也方便對各個國家進行對比分析，促進了發展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結語
新時期發展經濟學論文經濟發展問題不僅對我國，而且對世界各國來說都是一個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題。經濟的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只會研究的愈來愈深。因此，通過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危機及新發展趨勢的分析，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理論的進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義。而又是通過這些分析，尤其是未來發展趨勢的分析，能更好地為發展經濟理論的豐富發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據。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