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22 14: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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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發展趨勢
一、管理理論的形成與發展綜述
在人類歷史上，自從有了有組織的活動，就有了管理活動。管理活動的出現促使一些人對這種活動加以研究和探索。經過長期的積累和總結，對管理活動有了初步的認識和見解，從而開始形成一些樸素、零散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管理理論。管理理論最早出現于西方，先后出現了古典管理理論、行為管理理論、數量管理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權變管理理論和質量管理理論等許多對人類發展有重大價值的成果。
古典管理理論形成于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歐，以泰羅為代表的科學管理理論和以法約爾、韋伯為代表的組織管理理論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古典管理理論對人類生產率的提高指明了方向。行為管理理論始于20世紀20年代，梅奧的霍桑實驗揭示了人是社會人，除了物質方面的條件外，還有社會、心理方面的需求，因此不能忽視社會和心理因素對人積極性的影響。數量管理理論產生于第二次世界期間，它是以現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的最新成果為手段，運用數學模型，對管理領域中的人、財、物和信息資源進行系統的定量分析，并作出最優規劃和決策的理論。系統管理理論是指應用系統理論的范疇、原理，全面分析和研究企業和其他組織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重視對組織結構和模式的分析，并建立起系統模型以便于分析。權變管理理論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它把環境對管理的作用具體化，并使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緊密地聯系起來。質量管理理論則出現在日本，它強調產品質量的不斷完善和再造，從而實現企業的節約型生產。
二、知識經濟時代更需要管理科學
知識經濟時代，管理依然需要，甚至更加重要，只是管理模式必須改變；管理科學理論依然需要，但必須有新理論取代。因為管理科學無論是在我國還是在海外，都是現代國家的興國之道。在科技興盛之世，大至一個國家，小至一個企業乃至社會各系統都必須全方位管理，必須科學化，同時還將人性化。因為分散式的生產方式和資源配置本身就是一種管理的式樣，有序則生氣盎然、萬事俱興，無序則無以繁榮、發達。各國企業經營多角化的過度展開或收縮使企業界面臨著不同的命運，IBM與聯想的購并、波音與麥道、埃克森與美孚、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與美國及德國公司合作等新趨勢，不僅強化了人們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也使人們到對各種錯綜復雜的管理問題的判斷、決策、實施、反饋等需要有一個正確的哲學思想來指導；越來越感到管理活動中不僅有著數理方面的科學方法問題，而且也還大量地存在著屬于管理文化范疇的問題。我國日前要解決的不僅是具體方法和理論的問題，而且首先是管理的社會屬性的各類問題。管理科學的哲學研究，為上述問題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如果說哲學本身面臨著一場革命，那么，管理科學取得哲學的靈魂后也會發生一場革命。這種“雙重革命”，將使管理科學變成具有“靈魂趨使”的巨大力量，變成有血有肉的管理理論和方法的嚴密體系。知識經濟時代呼喚管理科學的發展。
三、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的內涵
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科學是以自然工程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科學體系為母體和父體孕生出的子體科學。管理科學是充分運用兩大科學體系的現有成果全面地轉化為生產競爭力，通過管理科學的理論、方法、措施的優化，激勵人們的行為優化，從而導致總體生產力的最大化與成本、質量、效益的最佳化。管理科學的現實價值更在于為解決各種社會提供有創新意義的、切實可行的科學管理辦法。知識經濟時代決定性的要素是人群的整體知識水平。“五商”素質和創新能力（“五商”指人的智商、情商、德商、性商、體商）。知識是寄生在人頭腦里的最寶貴資源，而且是一種“綠色資源”（可持續發展的，無污染的、可再生資源），中國擁有大量的這種深埋在人力礦山里面的初級原料資源，管理科學就是從開掘人力礦到冶煉、加工、應用、輸出高級人才并促其發揮巨大作用的現代科學手段。管理科學研究的范圍很廣，凡是有人群行為的地方，便應有管理科學的介入，以求得組織的科學化、行為適應化、內耗的最小化、產出與投入的比值最大化、錯誤與風險的最低化。管理科學是多層面的。
1.管理科學方面的能力是一種重要的管理技能。管理科學的知識有助于大至政府小至企業的決策者們分析決策形勢，防止出現難以應付的局面，識別新的機遇，經常能使政府和企業取得政治或經濟價值的最大化。
2.管理科學在適當條件下是持續性競爭優勢的源泉之一，擅于運用管理科學的組織較其競爭者更能形成成本優勢。
3.管理科學還是由成百個公司及眾多個人組成的行業，他們給工商業、政府和個人提供管理科學服務。大至國家的科學管理，如政體、法治的演變與設計；研究各級政府、議會、司法、監督機構的設置、制衡、運行、反饋、糾偏、防腐；同時采用計算機網絡系統與“專家程序決策系統”，“風險評估否決系統”建立起“電子政府”設立政府各級官員、議員、司法執法人員的資格標準與核查辦法，候選人先通過公開資格選拔，然后競選或任命上任，使權力處于相對透明被監督之中。管理的科學性就在于設立一套高效而完整的構架運行機制，不致衍生“制度性腐敗”。
四、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的發展趨勢
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管理科學和實踐將在管理理念、管理對象、管理方式、目標模式、組織模式、效益模式等六個方面發生變革。
1.管理理念：從基礎型、理性型轉向發展型。管理理念是領導者在管理科學活動中所持有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判斷。作為觀念形態的管理理念，是由社會經濟關系決定的。知識經濟的崛起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必然引起管理理念的變革。20世紀90年代英國城市大學羅尼·萊森首先提出了一種與傳統的基礎型和理性型管理理念不同的發展型管理理念。萊森把管理理念作為生長在不同土壤里的一棵大樹來描述三者的區別：從生長的土壤來看，認為基礎型管理生長的土壤是古典經濟學，理性型管理的土壤是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型管理的土壤是濃郁的人文思想。從三者的根來看，基礎型管理的根是政治經濟學，理性型管理的根是行政學、行為科學，發展型管理的根是發展生物學和社會生態學。從三者的枝干看，基礎型管理的枝干是追求卓越，理性型管理的枝干是成效管理，發展型管理的枝干是發展中的組織，這個組織是學習型組織。從三者的結果來看，基礎型管理的結果是最終導致經濟的個人化；理性型管理的結果是企業組織化(發展型管理的結果是個人、企業和社會都獲得了自我實現和發展。因此，發展型管理理念不再是表現為個人對財富、成就的追求，也不完全是以自然科學為基礎，強調科學和理性、硬性和數量化，而是在管理中加入非理性因素，強調人與人、人與組織、人與社會和自然的共同發展；決策的目的是引導企業與社會之間的交易行為，促進企業與全球社會的相互依存；決策過程的基本要素不再是傳統意義的個人、信息、資本、設備，而是行動、思想和感情。這三個基本要素不斷成長和組合的過程使決策不斷優化，而承擔這種成長和組合的載體是“學習型組織”。
2.管理對象：從有形生產要素為主轉向無形生產要素為主。傳統的決策主要是對勞動力和物化勞動（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等有形生產要素的管理。隨著社會財富生產過程和結果的科技含量的增大，科技知識等無形生產要素對一個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越來越舉足輕重，從而知識資源的開發與有效利用，逐漸成為重要的管理科學方面的課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價值和作用超過資本的價值與作用，知識生產力已成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任何國家和企業都必須重視知識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迅速將知識轉化為直接生產力，才能適應知識經濟的運行節拍，求得自身的發展。
3.管理方式：從傳統管理轉向綜合集成管理。信息網絡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使企業面對一個全球的競爭環境和經營形式。傳統的依靠企業自身可利用的資源來建立競爭優勢的決策方式，將束縛企業的視野，限制創新思維，從而影響企業的市場應用能力和經營活力。集成概念的提出可以認為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奠定了基礎。集成管理實際上就是將集成的思想和觀念創造性地運用于管理科學的實踐過程。也就是說集成管理是以企業內外軟硬資源要素為基礎，以創新機制為動力，以實現社會責任為條件，以整體優化、優勢互補、聚變換大為手段，兼容各種決策手段和文化，在集成對象連鎖互動、共同得益、協同推進中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決策方式。
4.目標模式：從注重經濟目標轉向更注重社會目標，實現雙重目標統一。在工業經濟社會初期，企業管理的目標是裸地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主可以犧牲工人的利益、顧客的利益、社會公眾的利益實現自身的利潤目標。企業利潤幾乎成為企業管理的唯一追求。隨著社會生產力進步，如果一個企業不能對資源利用、生態平衡、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責任；如果不能對消費者的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承擔責任；如果不能對部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承擔責任；如果不能為投資者帶來應有的收益，那么，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市場競爭中，就會被淘汰出局。追求企業利潤和社會責任雙重目標的統一，是22世紀企業管理科學領域的基本趨勢。
5.組織模式：從縱向層次結構轉向橫向網絡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的變革，是技術革命特別是信息網絡化的必然結果。傳統的組織形式一般是根據物流程序設計的。專業分工和職能部門是物流的基礎和程序。在傳統的金字塔型的分工協作關系中，分工越細、越專業化，企業協調監督就越復雜，導致了管理環節增多，管理成本增高，企業效益降低，突出的問題。在信息化的知識經濟時代，這種管理組織結構與信息開放性和企業快速應變的要求不相適應。信息具有開放性的特點。標準化的信息可以通過計算機進行適時處理和提供共享。因此，企業決策中凡是屬于標準化的信息，如生產、技術、財務、勞動工資等都有條件實現電腦操作；而非標準化的信息，主要是市場信息和環境信息，則可以通過信息網絡提供給人腦進行分析決策。這樣，企業管理的部門和層次可以大大減少，使“企業流程再造”成為可能。
1.1財政理論自1993年中央提出分稅制改革后，分稅制改革確立了我國財政稅收體制的基本模式.學術界根據對前期試點情況的歸納總結和比較國際經驗的基礎上，認為國內經濟研究有著較強的導向性，同時也認為分稅制是建國以來規模范圍最大的一次制度創新.[6]但其也存在財權與事權劃分不對稱的現象，權責不明確的現象，政府層級過多，財政支出標準決策過度集中與規則絮亂并存的問題.[7]同時，地方政府也存在的財政困難，如地方債務的問題，地方政府權力爭奪等.但不管怎樣，中央政府最終都要為地方財政風險，承擔最終的責任.也就是說，地方政府雖然在稅收來征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自由，可以進行自主控制.但是對對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最終的承擔者還是中央政府.在分稅制種種不足之下，有相關學者認為要對財政制度進行全局性的優化設計，[8]并進行漸進性的改革，實現財政民主化的建設.[9]財政分權與公共財政也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熱點領域.財政分權一方面地方政府間的分權競爭使得地方政府追求的目標與人民福利的目標相統一，利于改革的有效推進，加速中國市場現代化的進程，促進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財政分權會加劇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均衡，尤其是東西部發展的差距將進一步拉大.公共財政對應于市場經濟，是財稅體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產品和調節收入分配.國內學者，更加傾向于支持制度性公共品的概念的研究，認為穩定經濟的內容也是公共財政之一，[10]強調提供公共財政的多目標性協調性和順序性.
1.2金融理論在對于金融理論的研究中，學術界更關注于經濟結構問題的研究.怎樣的金融結構，才適合我國宏觀經濟的要求，不同的學者的看法不盡相同.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提高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把其它的專業性銀行改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業銀行，進而建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級體系.[11]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應在建立金融結構之前，要對銀行的呆賬進行處理.[12]在中國金融結構改進上，由于政府起著主導作用，故其一直都存在著滯后性的問題，而此將會帶來更大風險的積累.[13]且政府的金融調控，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允許并接受金融市場的某種非均衡，進而有學者提出，金融制度應向市場配置轉型，漸進性的將利率市場化.[14]直接市場金融與證券市場發展方面，在我國直接融資的比例一直是較低的.有的學者認為直接融資可以有效的分散于控制金融風險，利于我國現階段經濟結構的調整與發展，也有利于國有企業改革.[15]但也有可能造成中國資本市場結構和功能的失衡.[16]證券市場是虛擬經濟的代表之一，它的發展使得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對虛擬資產價值的積累，但虛擬資產與所對應的事物資產的價值卻越發脫離.特別是在經歷2008年次貸危機后，學者認為虛擬價值的存在，需要進行有效的控制，加強金融監管，規范金融創新，完善金融體制.
1.3增長與發展理論中國經濟的增長呈現著一種非均衡的發展，主要依賴于要素與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濟的發展.高投資推動高增長的事實，已被國內學者普遍的認同.但是有學者認為目前投資過度，并帶來了投資效益惡化的效果，[17]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靠資本投入來引進技術，可能會導致結構性的失衡，過度依賴于進口技術，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甚至有學者察覺到我國的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之間存在著“反效率配置”.總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非均衡”也凸顯得越來越明顯.中國的經濟增長，離不開投資的作用，即投資推動型增長，來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過程中，引致勞動力結構轉化，可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特色之一.根據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2006，2007）的研究，可以歸納為兩方面，一則是在趕超階段利用低成本的競爭優勢，趕超快速發展.二則是中國正處于從低價的工業化向高成本的城市化的轉向過程中.也正是在這種轉向的過程中，工業化解決了“吃、穿、用”之后，那剩下的“住、行、學”則應由城鎮化來解決.[18]總體上來看，中國現處于發展轉變的階段，即轉型升級階段，存在著四個中國化的特征，強調制度的重要性、強調政府的控制性、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和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在強調制度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前提條件是技術不斷創新與發展，而技術的不斷創新與發展，則依賴與制度的創新.[19]兩著相互促進，但制度創新時根本.強調政府的控制性上，主要體現在政府的資產與政策導向，會促進某一行業或領域的快速發展.政府需要扶持經濟結構的轉型與產業結構的升級，促使其又好又快的發展.強調多目標的協調性，主要體現在統籌兼顧上，既要經濟快速的發展，也要自然環境得以保護.在經濟發展轉型過程中，需要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方式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相統一，利用外資與經濟安全的相統一，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發展相統一.[19]強調公平取向的落實性，主要體現為防止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要落實好收入再分配的公平.為促進就業穩定，就需要落實就業與公平的相統一.
2結語
【摘要題】經濟理論研究
【關鍵詞】馬克思/按生產要素分配/按勞分配
【正文】
按生產要素分配，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踐發展的合乎邏輯的必然要求；而按勞分配，又是多年來公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這樣，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就成為現階段社會主義分配理論中一個基本問題。周為民、陸寧二位在《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新華文摘》2002年第11期全文轉載，以下簡稱“周文”），對此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其最終結論“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按勞分配因市場關系而轉化為按要素分配”的基本觀點，是頗值得研究的。
一、馬克思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基本觀點
我們要討論按生產要素分配問題，首先就要明確什么是生產要素、什么是分配、什么是按生產要素分配。既然周文是“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的，相關討論也都是從馬克思經濟學“范式”展開的，我們就從馬克思的有關基本觀點入手展開分析。
（一）馬克思對分配概念給予的科學說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了系統、深入的剖析，并在此基礎上對作為社會再生產四環節之一的“分配”給出了嚴密而明快的定義：“由每年新追加的勞動新加進的價值，……分成三部分，它們采取三種不同的收入形式，這些形式表明，這個價值的一部分屬于或歸于勞動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屬于或歸于資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屬于或歸于土地所有權的占有者。因此，這就是分配的關系和形式，因為它們表示出新生產的總價值在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中間進行分配的關系。”（注：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這個定義告訴我們，分配的客體，是產品中新生產的總價值；參與分配的主體，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既包括勞動力的所有者，也包括資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
（二）馬克思所揭示的產品分配與生產條件（要素）分配之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在對社會經濟肌體的深刻解剖中，科學地揭示出了生產對分配的決定作用。他指出，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關系，“賦予生產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別的社會性質。它們決定著生產的全部性質和全部運動。”（注：馬克思，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所謂“生產決定分配”，其實質就是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關系，決定產品的分配關系。生產條件（要素）的所有權，就是分配產品的索取權。任何一種產品分配，都是由生產條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狀況決定的。這就科學地論證了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的客觀必然性。
（三）馬克思所指出的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規律的普遍適用性。馬克思經過多年的研究，對社會經濟肌體的內在構造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在他的晚年曾毫不猶豫地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人民出版社，1966。）這就是說，任何一種產品分配，都是由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所決定的。生產條件（要素）的分配決定產品的分配，從而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產品，適用于“任何一種分配”，適用于一切社會形態。把這一規律局限于某個特定條件之下，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不符合這一規律發現者的原意。
因此，雖然馬克思沒有明確提出“按生產條件（要素）分配規律”這樣一個概念，但他是這一規律的真正發現者和論述者。我們要“從馬克思的邏輯來看”按生產要素分配，來討論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就不能不對馬克思的上述思想作一說明，這應該是我們展開討論的共同的理論基礎。
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科學含義
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討論，學者們雖然發表了很多的見解，但是，什么叫“按生產要素分配”？對于這樣一個討論中最基本的問題，卻未見較為科學而完整的說明，更未形成共識。有的學者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也有的學者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注：余陶生，評物化勞動創造價值和按生產要素分配[J]，武漢大學學報，1997（2）。）講清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準確含義，是一個討論中首先要明確的問題。
我認為，要確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本來含義，與確定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樣，都要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研究。
從“質”的方面來講，分配關系總是人與人的關系。是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關系。之所以要“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由于進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要素，是分屬不同的所有者的。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生產過程提供了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結束時，就要求從生產過程的結果中分得與自己所提供的生產要素相適應的一部分生產成果。他之所以有權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因為他具有對自己所提供的那部分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如果進入生產過程的是無主土地、自然森林、空氣、陽光或海水等生產要素，也就不存在按這些生產要素分配的問題了。可見，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權利，直接來自于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生產要素所有權，是對生產成果索取的權利依據。所以，從性質來說，所謂“按生產要素分配”，準確地說，是“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即按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勞動力所有權、專利技術所有權等進行分配。這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最本質的規定。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最基本的含義。如果離開了這一點，必然會導致對“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誤解。
從“量”的方面來看，每一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時，究竟是按照它的數量和質量進行分配，還是按照它對生產過程的貢獻進行分配？對此，我認為，既不能簡單地認定就是前者，也不能武斷地判定就是后者，更不能絕對地把兩者分割開來。
其一，在一般情況下，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質量和數量分配，是統一的。例如，土地這種生產要素，它的數量越多，對生產過程的貢獻當然也就越大；它的質量越高，即土壤越肥沃，位置越優越，對生產過程的貢獻當然也就越大。所以，在這里，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并不矛盾。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割裂開來，更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
其二，在許多情況下，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又會出現不一致。例如，勞動力這種要素，有的人，體力、智力和技能可能都很高，但是工作態度不好，貢獻并不大。這就形成了二者的脫節。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分配依據的，應該是生產要素的貢獻，而不是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因為，進入生產過程的每一種生產要素，正是因為它對生產過程有用，對生產結果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它才有權取得生產成果的一部分。所以，當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一致時，堅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是科學的；當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不一致時，堅持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仍然是科學的。在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中，已經包含著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的理由。但是，在復雜的經濟生活中，每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以及生產成果的貢獻，往往是很難估算的。
其三，由于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的貢獻及生產成果的貢獻很難準確地判斷，所以，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與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往往是同時并存的。例如，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而得到地租，資本所有者出借資本而得到利息，這時的土地和資本等生產要素，都是按其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的。只要雙方達成了出租土地或借貸資本的協議，不管這些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實際貢獻如何，生產要素所有者都要按已經達成的協議參與分配。而勞者的計件工資、銷售人員按銷售額提取個人收入等等，則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參與分配的典型形式。有些生產要素，是既可以按數量和質量參與分配，也可以按貢獻分配。如技術專利，既可以按其數量和質量進行買斷性轉讓或一般性轉讓；也可以按采用這一專利技術后企業利潤增加額的一定比例提成。前者是按數量和質量分配；后者是按貢獻分配。這兩種參與分配的形式，在實踐中都是存在的。
在這里，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形式的存在，并不是對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原則的否定。生產要素的數量多，質量高，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自然就大。只是在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無法準確計量的情況下，不得不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來參與分配。而這種分配數額的確定，也是基于生產要素對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果的貢獻，依據經驗和概率來加以確定的。其表現形式是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但其基礎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
所以，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準確含義，從質的規定性上，是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從量的規定性上，是按生產要素的貢獻分配，同時也可以按生產要素的數量和質量分配。
三、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存在條件
“周文”得出其“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的基本結論的主要論據是，他們認為“按要素分配如等價交換一樣是一種市場現象，是與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相聯系、相統一的具體分配方式”。這也就是說，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存在條件是市場經濟。持這種觀點的，在我國還是大有人在。我所特別尊敬的一位經濟學家也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由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特定的經濟運行方式所決定的”，“是市場經濟所共有的分配方式”。（注：湯在新，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分配方式[J].經濟學家，1997，（2）.）說按生產要素分配不只限于資本主義，不為資本主義所獨有，無疑是正確的。但是，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存在的條件是“由市場配置資源這種特定的經濟運行方式所決定的”，顯然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我們先來看市場經濟之前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中，土地是基本的生產要素。誰占有了土地，誰就具有了憑借土地所有權占有土地產品的權利。誰要租用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不管你是將土地用于何種用途，都必須按租用的期限支付地租。勞動力，是封建社會的另一基本的生產要素。封建社會勞動者已經不再是奴隸社會的奴隸，雖然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關系，但勞動者已經具有了基本獨立的人格，對自身的勞動力，勞動者具有了基本的所有權。土地所有者要雇傭勞動者來投入他的生產過程，就必須讓被雇傭的勞動者參與這個生產過程生產成果的分配——為勞動者支付工錢，也就是使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報酬。在勞動者租用土地所有者土地的情況下，勞動者也可以采用勞役地租的形式，以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使用權來交換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使用權。在這里，按生產要素分配——既按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也按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分配，都是明明白白、實實在在的存在著的。
我們再來看奴隸社會。在奴隸社會中，勞動者沒有獨立的人格，只是“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主既占有物質的生產資料，又占有勞動者（當然就占有勞動者身上的勞動力）。全部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都屬于奴隸主所有，在整個奴隸社會，只有奴隸主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因而能夠作為分配主體的，只有奴隸主這一個階級。奴隸只是“會說話的工具”，與牲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一樣，沒有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因而沒有參與分配的權利。在整個社會當中，哪個奴隸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隸等生產要素數量多、質量好，哪個奴隸主就會得到更多的生產成果；那個奴隸主占有的土地和奴隸等生產要素數量少、質量差，那個奴隸主得到的生產成果就會少一些。整個社會的生產成果在生產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分配，依然遵循著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規律。
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是以土地等生產要素的私有制為突出特征的社會。如果對此來一個反向思維，一個十分簡單的道理就更為明確了：假如這兩個社會不存在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那么，生產要素的私有制，對社會經濟過程還有什么經濟學的意義呢？
顯然，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在封建社會明明白白、實實在在的存在著，在奴隸社會也明明白白、實實在在地存在著。這足以說明，按生產要素分配絕不只是市場經濟所特有的現象，它另有其存在的條件。按生產要素分配存在的條件是什么呢？
生產要素，也稱生產條件，過去講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三個方面。現在講生產要素，除了土地、勞動、資本之外，還有技術專利，企業家才能等。生產要素或生產條件，是進行生產活動、創造物質財富所必不可少的。威廉·配第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沒有財富之父母，也就沒有財富。生產要素是財富的源泉，它對于人類的生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生產要素是重要的，又是稀缺的。生產要素的極端重要性，決定了財富的創造非用它不可；生產要素的普遍稀缺性，又決定了它不可能無限地隨意得到。兩方面的結合導致了人們迫切地占有生產要素的強烈欲望。因為，把極為重要而又極為稀缺的生產要素據為己有，也就掌握了生產的主導權，占有了獲得生產成果的權利。于是，便產生了生產要素的所有制。社會對這種所有制關系的確認、調整和保護，便形成了所有權。
生產要素成為人們的所有物之后，再把這些生產要素用于生產過程，必須通過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允許并把生產成果的一部分分配給這個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否則，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寧可讓生產要素閑置起來，也不讓你使用。一般說來，任何一種生產過程，都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的有機結合，缺一不可。但各種各樣的生產要素，往往不為同一個所有者占有。這樣，生產的進行，要求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者把他們各自占有的生產要素投入一個共同的生產過程。這個生產過程的結果，便歸這些生產要素所有者共同占有，并按照各自投入生產要素的多少或各自投入生產要素的貢獻的大小，在他們之間分配。這種按照生產要素所有者為生產提供的生產要素的質和量及其貢獻來相應地分配產品的客觀必然性，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規律。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就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存在的客觀基礎或條件。這一客觀基礎或條件，是與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共存的，因而，按生產要素分配產品的規律，是迄今一切社會經濟形態共有的經濟規律。
四、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
由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是在迄今為止的一切社會經濟形態中都存在的，是為各種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經濟規律，它不隨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演進而變化，也不隨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而轉移。因而，它是本質層次極高的經濟規律。在封建社會，土地所有者憑借土地所有權而取得地租；在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憑借資本所有權而占有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憑借自己付出勞動的貢獻而獲得報酬，盡管這都是反映其社會最具本質經濟關系的經濟規律，是對決定各自社會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經濟規律，是本質層次很高的經濟規律，但是，對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而言，它們都不過是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在這幾個社會的具體表現形式。
“周文”未加任何證明，就簡單地斷定“按要素分配如等價交換一樣是一種市場現象，是與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相聯系、相統一的具體分配方式”，不僅是不正確的，也顯得有些武斷。“周文”又以這樣一個未加任何證明的、不正確的論點為主要依據，簡單地得出了該文關鍵性的結論：按勞分配是本質，按要素分配是現象，“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關系是本質與現象、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是按勞分配因市場關系而轉化為、表現為按要素分配”。這個結論的錯誤在于，它恰恰是把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搞顛倒了：把本質層次更高的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說成了現象和形式，而把作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具體表現形式的按勞分配說成了本質和內容。
在明確了上述幾點之后，我們再來分析我國現階段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的關系。
誠如“周文”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按勞分配，是以全社會共同占有全部生產資料為前提、為條件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每個社會成員都不能再以資本的、土地的等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身份、依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來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每一個人都只是平等的自身勞動力的所有者，除了自己的勞動，誰也不能向社會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在不同的社會成員中，只有勞動力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出現在個人分配中的，只有勞動力這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權。所以，生產的成果，在社會進行了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每個人所付出的勞動貢獻來進行分配。在這里，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依然是存在的。只是在全部生產要素當中，除了勞動力之外，已經沒有其他的要素可以成為個人的所有物，能夠為個人所占有的，只有自身的勞動力，這時，按生產要素分配，便直接地表現為馬克思的按勞分配。
但是，這種按勞分配的“馬克思條件”，在全世界的所有國家中都從來沒有實現過，在我國更是從來沒有實現過。實行這種按勞分配的條件不具備，這種按勞分配當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實行。我們現在所實行的按勞分配，只能是存在于我國現有經濟條件當中的、不同于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的另外一種按勞分配。
我國現在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階段的社會經濟條件與“馬克思條件”的主要差別，在于遠遠沒有實現全部生產資料的全社會共同占有，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都還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所有者，這些不同的生產要素的所有權，都要在分配中得到承認，得以實現。這樣，在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周圍，還有不同的資本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技術專利權的所有者，等等，這些不同的參與生產成果分配的平等權利，只能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平等地全部參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在這里，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與其他的生產要素所有權相比，并沒有什么不同之處。勞動力，是諸多的生產要素之一，勞動力的所有權，是諸多的生產要素所有權之一。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中的按勞分配，也同樣只是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內容之一，它構成了現階段按生產要素分配的一個方面，一項內容。也就是說，我國現階段的按勞分配，是包括在現階段的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的。二者的關系，首先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是種概念與屬概念的關系，這是兩者之間最基本的關系。
“周文”在其關鍵性的錯誤結論的基礎上還得出了這樣的推論：“不能因此而誤以為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勞分配，除了按勞分配以外還按資本等其他要素分配”，這真實不可思議的混亂！如果說，“生產要素”中包括勞動力，而按“生產要素”分配卻不包括按勞分配，這在邏輯上怎么能講得通呢？按生產要素分配為什么就不能包括按勞分配呢？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又是什么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明明指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怎么能說“除了按勞分配以外”就不能再“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了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把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并列，并要按勞動的貢獻分配、按資本的貢獻分配、按技術的貢獻分配、按管理的貢獻分配，等等，這就構成了統一、完整的按生產要素分配整體。按生產要素分配中包括著按勞動的貢獻分配，這是顯而易見的。按勞分配只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一個方面、一個部分，除了按勞動的貢獻分配之外，還一定有按資本的貢獻分配、按技術的貢獻分配、按管理的貢獻分配等等，如果除了按勞分配以外根本就不再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那只要講按勞分配就完全可以了，還一定要再提出一個“按生產要素分配”做什么呢？
問題的實質恰恰在于，以往的社會主義分配理論只講按勞分配（雖然在實踐中按勞分配也沒有搞好）而排斥了按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分配，所以，正如“周文”所說：“隨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改革目標的確立，特別是隨著所有制結構的調整變化，’按生產要素分配的要求已經合乎邏輯地被提了出來”。既然“周文”已經意識到了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實踐這棵“常青之樹”提出了要按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分配的要求，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結論中輕易地把它否定掉呢？這豈不是自相矛盾嗎？同時，“周文”的說法也明顯地混淆了勞動收入與非勞動收入的區別。
在關于按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關系的討論中，有的學者為了解釋“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命題，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生產要素”，只是指資本和技術等勞動力以外的生產資料，不包括勞動力在內，所以才有了按（非勞動力的）生產要素分配與按勞分配相結合。這種解釋顯然是過于牽強附會了，無論是從馬克思對生產要素的定義來看，還是從經濟學界的使用習慣來看，生產要素從來就是既包括物質的生產資料，也包括勞動力，誰都不會否認勞動力是生產要素之一，講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把勞動力排除在“生產要素”之外，是不可思議的，對“生產要素”范疇的這樣一種解釋，既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經濟學界的共識，因而是難以成立的。
在明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包括按勞分配這樣一種兩者之間的基本關系之后，接下來的問題還有兩個：一個是如何認識“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問題；另一個是怎樣理解“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問題。
既然按勞分配是包括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的，這就不存在一個所謂“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問題。黨的“十五大”報告雖然使用了“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說法，但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已經不再使用這種說法。如果承認按勞分配包括在按生產要素分配當中是對二者客觀內在聯系的科學揭示，再糾纏這個問題就沒有什么意義了。
黨的“十五大”報告和“十六大”報告，都堅持了“按勞分配為主體”的提法。但經濟學界對這個問題卻缺乏應有的、深入的研究。勞動的貢獻、資本的貢獻、技術的貢獻、管理的貢獻等，都是作為生產成果分配的依據，是處在同一層次上的并列的關系，可以有一個以誰為主的問題。“周文”認為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不是在同一層面上并列或‘主輔結合’的關系”，從而否定了這一問題的存在，是不應該的。那么，究竟應該如何來理解“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具體含義呢？
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和稀缺性，不僅決定按生產要素分配規律的存在，而且還決定各種生產要素在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大小。同一種生產要素，可以相互比較其數量的多少和質量的優劣，容易決定其各自所占的比重或份額。不同的生產要素投入同一生產過程，在分配所生產的產品時，不同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相互比較，孰輕孰重？這就要看哪一種生產要素對生產更重要、更稀缺。例如，在奴隸社會，勞動力是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工具還很簡陋，在生產中的作用不是很重要，最初的土地也還很多。這時，對奴隸這一生產要素的所有權就很重要。封侯，要以分封的戶數（實際上也就是勞動力的數量）為標志。到封建社會，土地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土地所有權成為權力的象征。產業革命之后，資本成為生產最必不可少的要素，資本所有權成為支配一切的東西，成為“普照之光”。這時土地所有權和勞動力所有權雖然都獨立存在，但都要受資本所有權的制約。到社會主義社會，關系國計民生的基本生產資料實現了公有，在社會成員個人參與生產成果分配的權利依據中，屬于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范圍和比重都明顯地下降，在個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大大降低，而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在個人收入分配中的重要性明顯地提高。在這一基礎上，按勞分配在按生產要素分配中的主體地位得以確立。特別是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作為科學技術的創造者和科學技術知識主要載體的勞動者，對社會生產過程的重要性日益增強，“按勞分配為主體”得到了更為堅實的生產力基礎的支撐。
無論如何，堅持并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初衷，是要保持勞動收入在個人收入總額中的主體地位，而不能讓非勞動收入無限制地擴張。“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實現的范圍和程度，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范圍越大，公有化的程度越高，“按勞分配為主體”就體現得越充分。但是，國內外經濟發展的實踐反復告誡我們：生產資料公有制范圍的大小、公有化程度的高低，并不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愿望，而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按勞分配為主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不是由人們的主觀意志和愿望所決定，而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決定的。如果脫離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現實狀況，一味去追求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那將要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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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水權水市場水資源
一、水權制度的基礎——產權經濟理論
水權，也稱為水資源產權，其理論基礎源于西方經濟學中的產權經濟理論。產權表現為人與物之間的某種歸屬關系，是以所有權為基礎的一組權利。產權具有可分解性，可以分解為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和使用權。任何產權都是排他的，這意味著兩個人不能同時擁有控制同一事物的權利。
經濟學所要解決的是由于使用稀缺資源而發生的利益沖突，西方產權經濟理論主要研究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權的界定和交易。西方產權經濟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科斯，后來其理論又由布坎南、舒爾茨等豐富和發展。科斯的主要觀點是：（1）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不是商品買賣，而是權力買賣，人們購買商品是要享有支配和享受它的權利；（2）資源配置的外部效應是由于人們交往關系中所產生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稱，或權利無法嚴格界定而產生的，市場失效是由產權界定不明所導致的；（3）產權制度是經濟運行的根本基礎，有什么樣的產權制度，就有什么樣的組織、技術和效率；（4）嚴格界定或定義的私有產權并不排斥合作生產，反而有利于合作和組織；（5）在私有產權可自由交易的前提下，中央計劃也是可行的。
科斯在研究產權交易的外部性時，全面分析了產權明晰化在市場運行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產權的主要經濟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會成本，從而在制度上保證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產權經濟理論的最大意義在于它對“看不見的手”的市場運行機制背后的制度前提——產權結構做出了富有特色的分析，是我們研究水權制度的基礎和出發點。
二、水權制度的起源及其特點
水資源產權，或水權，是水資源所有權、水資源使用權、水產品與服務經營權等與水資源有關的一組權利的總稱，是調節個人、地區與部門之間水資源開發利用活動的一套規范。水資源所有權是水資源分配和水資源利用的基礎，由于水資源的流動性和稀缺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實行的是水資源國家所有的水資源所有權制度。因此水權可以認為是一種長期獨占水資源使用權的權力，同時也可以認為是一項財產權。
水權制度的起源是與水資源緊缺密不可分的，在人類開發利用水資源的早期階段，水資源利用是采用即取即用的方式，隨著人口增長和開發活動，水資源成為一種短缺的自然資源，水權就作為解決特定地區社會系統沖突的制度而產生了。
在大部分可開發的水資源已被分配占用的情況下，人們關注通過銷售和轉讓來重新配置那些已經被分配的資源，多數水權轉讓是從較低收益的經濟活動向較高收益的經濟活動轉讓，如從農業用水向城鎮供水和工業用水轉讓。在這種情況下水市場就應運而生了。80年代初期，美國西部的水市場還僅僅稱為“準市場”，是不同用戶之間水權轉讓談判的自發性小型聚會，而現在“水資源營銷”、“水資源銷售”已經是水管理雜志上常用的術語，在門戶網站的搜索器上鍵入“水市場”，可以找到無數個正在進行網上交易的水市場，甚至可以“買者”或“賣者”的身份登錄。
水市場的意義在于通過重新分配現有水資源來滿足城市化與工業化對水資源的需求；抑制或避免新建供水工程；通過水資源的有效利用，增加可利用的資源量；根據產業結構調整方向，以市場方式實現水權在不同行業部門間的轉讓。
三、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水權制度探討
我國《憲法》規定：“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資源，都屬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1988年頒布的第一部《水法》規定“水資源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水塘、水庫中的水，屬于集體所有。”對于水資源所有權做出了明確規定，為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可持續利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礎。然而現代產權制度的發展導致法人產權主體的出現，所有者和經營者可以分離，資產的所有權、使用權、經營權都可以分離和轉讓，在我國，由于水資源的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中央和地方之間，以及各種利益主體的經濟關系缺乏明確的界定，導致了水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和低效利用。因此，明晰水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水權制度，對水資源合理配置和有效管理至關重要。
建立水權制度應有以下幾個步驟：
1．摸清水資源家底
通過水資源評價摸清水資源家底是建立水權制度的基礎。水資源是指由降水產生的，具有一定的量和質，能夠為人類生產和生活提供多方面用途的可更新的動態資源。水資源量僅是一個說明一個地區自然地理和水文氣象條件的指標，與開發利用關系更為密切的是水資源的可利用量。水資源可利用量是指在流域水循環過程不致發生明顯不利改變的前提下，從流域地表或地下允許開發的一次性水資源量。水資源可利用量的大小與經濟實力、技術水平、水污染狀況等因素有關，是最大可能開發利用的水資源量。通過水資源評價確定流域和區域水資源可利用量，是合理配置水資源和確定初始水權的基礎。2．分析需求結構
水資源具有公共物品和私有物品的雙重屬性，在供水、水能利用、灌溉等領域具有私有物品的屬性，在維持生態系統、防洪等領域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水權是一種獨占水資源使用權的權利，是一項收益權，同時也是一項財產權。因此在配置初始水權之前，有必要分析水資源的需求結構。水資源需求可以分為基本需求、生態系統需求和經濟需求三種。基本需求是指公民滿足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必須的水量，即使在市場經濟國家，基本用水需求也作為人權的范疇由政府保障，這部分需求必須無條件滿足，不能通過市場解決，每個地區按人口計算的水資源基本需求在水資源配置中必須優先滿足；生態系統需求是維持生態系統和水環境而必須的水資源量，是一種非排它性的公共物品，難以進入水市場，應由政府負責提供；經濟需求是指工業需水、農業需水等多樣化用水，具有競爭性、排他性、收益關聯性等私有物品特征，可以通過配置初始水權、通過市場機制轉讓水權的形式實現水資源在地區和行業間的優化配置。通過需求分析發現，只有多樣化的經濟用水適合通過水市場轉讓和交換。
3．配置初始水權
按照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的原則，水權實質上是對一定量的水資源在一定時段內的使用權。配置初始水權，就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分配用于經濟目的的水資源的使用權。由于我國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土地、水資源等基本生產資料屬國家所有，而地方政府是地方各種經濟組織和與水有關的利益相關者的主要代表，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作為水權制度的主體和水權的代表者。配置初始水權可以理解為通過水資源總體規劃和水資源配置方案，在不同地區之間實現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參照有關國家建立水權制度的經驗，水權配置應該體現以下原則：
優先考慮水資源基本需求和生態系統需求原則：流域水資源可利用量在按人口分配各地區基本需求、考慮生態系統需求的基礎上，對多樣化的經濟用水需求進行水權初始配置。
保障社會穩定和糧食安全原則：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任何時候，保護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都是水資源配置中需要優先考慮的目標，不能只考慮經濟效益，不考慮社會效益。
時間優先原則：以占有水資源使用權時間先后作為優先權的基礎。
地域優先原則：與下游地區和其他地區相比，水源地區和上游地區具有使用河流水資源的優先權，距離河流比較近的地區比距河流較遠地區具有優先權，本流域范圍的地區比外流域的地區具有用水的優先權。
承認現狀原則：在一地區已有引水工程從外流域或本流域其他地區取水的條件下，承認該地區對已有工程調節的水量擁有水權。
合理利用原則：申請水權的地區必須能夠證明所申請的水權是節約使用和合理利用的。
公平與效率兼顧、公平優先的原則：作為確定初始水權的水資源配置，必須充分體現公平性的原則，這樣落后和欠發達地區才能在發展階段通過轉讓水權獲得發展資金，而發達地區可以通過在市場上購買水權滿足快速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在滿足公平性的前提下，應把水資源優先配置到經濟效益好的地區。
留有余量原則：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各異，需水發生時段不同，人口的增長和異地遷移會產生新的對水資源的基本需求。流域水資源配置在考慮生態系統需水的前提下，水資源配置還要適當留有余地，中央政府保留這部分預留資源的水權，不能分光吃凈。
4．建立水權市場
一、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
區位選擇與區域經濟發展是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兩大主題，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理性的區位選擇導致經濟活動在某一優勢區位的聚集和擴散，在中觀和宏觀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演進始終沿著區位論和區域經濟發展兩條線索進行，其間對區域經濟理論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淵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創立的區位理論。德國經濟學家杜能(Tunen，1826)從區域地租出發探索因地價不同而引起的農業分帶現象，創立了農業區位論，奠定了區域經濟理論的學科基礎。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德國經濟學家韋伯(Weber，1909)提出了工業區位論。30年代初，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據村落和市場區位，提出中心地理論。
稍后，另一德國經濟學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論框架，把中心地理論發展成為產業的市場區位論。總的看來，農業區位論和工業區位論立足于單個廠商的區位選擇，著眼于成本和運費的最低。中心地理論和市場區位論立足于一定的區域或市場，著眼于市場的擴大和優化。這些區位論都采用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理論為基礎來研究單個廠商的最優區位決策，因而又叫古典區位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空間相互作用模式、各種規劃模式、網絡和擴散理論、系統論及運籌學思想與方法的應用使區位論獲得迅速發展，對區域經濟運行的動態性、總體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間結構理論、現代區位論逐漸形成。地域空間結構理論主要有地域空間結構階段論、城市空間結構理論、地域空間相互作用引力理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間相互作用與市場均衡的區域經濟運行研究中，薩繆爾森(Samuelson，1952)的市場在空間上呈離散分布的空間市場均衡模式與柏克曼(Beckman，1968)的連續流模式從處于一定地域空間中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出發，為空間經濟理論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而現代區位論一方面使區位研究從單個廠商的區位決策發展到區域總體經濟結構及其模型的研究，從抽象的純理論模型推導，發展為建立接近區域實際的、具有應用性的區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區位決策客體擴大到第三產業。
現代區位論的區位決策目標不僅包括生產者利潤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戰后區位理論的發展主要是由美國學者推動的，其中，艾薩爾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區位論動態化、綜合化，根據區域經濟和社會綜合發展要求，把研究重點由部門的區位決策轉向區域綜合分析，建立區域的總體空間模型，研究了區域總體均衡及各種要素對區域總體均衡的影響。
現代區位論開始立足于整個國民經濟，著眼于地域空間經濟活動的最優組織，但其整個理論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假設，這極大地影響了現代區位論對現實區域經濟問題和區域運行的解釋力。
傳統的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分為區域經濟平衡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下對區域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羅一斯旺增長模型。索羅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與開放區域經濟的假設下，認為隨著區域經濟增長，各國或一國內不同區域之間的差距會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趨同，呈收斂之勢。
不平衡增長是短期的，平衡增長是長期的。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動性的假設下，提出區域收入水平隨著經濟的增長最終可以趨同的假說。這兩種理論實際上就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空間均衡論，即市場價格機制能夠使區域間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發達國家以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為目標，把大量資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經濟發展條件較好的區域，經濟高速增長的結果，不僅沒有緩解反而加劇了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之間的兩極分化。
這種差距拉大和兩極分化表明僅僅依靠市場的力量已經很難解決所有的區域發展問題，區域經濟增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家設想的那樣收斂，即發達區域與欠發達區域的經濟增長情況并不一致，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區域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拉大。
為了對這一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并為促進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區域經濟增長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部分經濟學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理論。主要有繆爾達爾(Myrdal，1957)的“循環積累因果理論”、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邊緣理論”等。繆爾達爾指出，市場力作用傾向于擴大區域差距而不是縮小區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現，則發達區域會獲得累積的競爭優勢，從而遏制欠發達區域的經濟發展，使欠發達區域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因素越積越多。
赫希曼的觀點與此類似。他認為，增長在區際間不均衡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區的發展會通過涓滴效應在某種程度上帶動區發展，但同時，勞動力和資本從區流入核心區，加強核心區的發展，又起著擴大區域差距的作用，極化效應起支配作用。要縮小區域差距，必須加強政府干預，加強對欠發達區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紀60年代，美國發展經濟學家P·弗里德曼從國家角度提出“中心邊緣理論”對赫希曼的“核心-邊緣區理論”進行補充。
與此同時，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對區域貿易的理論研究也取得進展。瑞典經濟學家俄林(Olin)把區際貿易引入新古典經濟學，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俄林從貿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動、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之間的關系。認為，區際貿易、國際貿易與要素自由流動會帶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價格與商品價格的平均化。
總之，為了解決區域問題，西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下，根據凱恩斯的理論，利用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對區域內部資本積累、勞動力就業、技術創新與國民收入增長的關系，區內產業結構演進與升級，區際分工與區際貿易，中心城市及鄉村的可持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研究，現代意義上的區域經濟理論框架已經成形。
二、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西方區域經濟理論，主要從規模報酬不變和不完全競爭出發來研究現實的區域經濟問題，把由于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看成是一個外生變量。新古典經濟理論模型中，要素流動是瞬間、無成本的，生產要素、商品和勞務不完全流動性、經濟活動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規模經濟和完全競爭假設的矛盾無法解決。
隨著建模技術的升級，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納入到自由的框架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在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遞增的框架下獲得新發展。
目前，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研究最活躍的領域是新經濟地理學。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DixitandStiglitz，1977)建立的壟斷競爭模型為空間因素納入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礎，新經濟地理學由此產生。
廣義地講，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有兩個發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對區位選擇進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為基礎，用“空間”觀點分析區際貿易。新經濟地理學的主要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爾茲(Walz)、馬丁(Martin)、沃納伯爾斯(A．Venables)等。
克魯格曼試圖通過建立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的規模報酬遞增模型，把區域經濟理論研究納入主流經濟學。
1991年，他在總結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場潛力”理論與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場規模與區域產業范圍間循環關系為基礎的進口替代區域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采用迪克斯特與斯蒂格利茨的壟斷競爭假設，把一個經濟分為生產同質產品的農業和生產不同的可以替代產品的制造業，農民不能流動而工人可以流動，農業沒有運輸成本，制造業的運輸成本與薩繆爾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運輸過程中都有一部分丟失)建立了。
一個兩區域兩部門模型。他認為，收益遞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種產品只有在一個地方生產才有利可圖，其結果是不同地方就生產不同的產品，生產差別產品。當一個地區有勞動力流入時，它不是生產更多的現有產品組合，而是生產新產品。
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區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聯系，會出現一種自我持續的制造業集中現象，經濟規模越大，集中越明顯。運輸成本越低，制造業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在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越明顯，越有利于聚集，“中心—邊緣”結構的形成取決于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區域國民收入中的制造業份額。
克魯格曼還建立了一個動態的多區域模型來解釋當空間結構均衡時，動態的力量確實趨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離分布的聚集點(城市)。他通過區域跑道模型演繹了區域運行的幾何結構。區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區域經濟體系中各個構成部分呈環狀分布，認為運輸費用僅僅受環形周長的影響，制造業的同一布局總是處于均衡分布狀態。地平面并不是穩定不變的，集中的區域環形分布會產生輕微紊亂的地平面，自發演化出一個或多個制造業集中。這樣，制造業區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發展到兩區域集中布局，而這兩個最終集中布局區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爾茲(Waltz，1996)則認為，區域經濟一體化會導致規模收益遞增的生產和創新產品的區域性集中，區域經濟增長源于產業部門的地理集中及由此產生的持續的生產率提高。
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經濟條件下的區位競爭問題。他通過模型分析得出結論，在最初的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對其他企業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參與最初區位競爭的第一個企業雖然可以獲得較大的財政激勵，但隨后的其他企業卻能夠從該區域的產業聚集形成的外部經濟中獲益。對在區位競爭中獲勝的區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為隨后進入的廠商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環境。在同一區位的廠商數目會隨著外生的相對成本優勢和內生的聚集優勢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業經濟體系中的運費與規模經濟差異，認為經濟體系會自動發展為一個中心地體系，他們(1996)對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級體系模型進行了修正，通過構建基礎模型進行預測分析后，發現人口增加會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個長而狹窄的經濟體系產生，并沿著一條線逐漸向外擴展，形成多城市空間。與古典區位論一樣，這些研究都強調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外部經濟對區位選擇的重要影響。所不同的是，克魯格曼更強調由經濟活動聚集帶來的、與市場供求相連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區際貿易方面，沃納斯伯爾(Venables，1996，1999)把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作為區際貿易新類型的基礎。認為，假定生產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如果中間性商品受到規模經濟和運費的影響，生產過程中所引起的區際經濟分化必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制造業門類的區域能為中間性商品提供比較廣闊的市場，使這些國家和地區趨向于區域一體化集中，從而使下游生產具有成本優勢，并強化這種優勢，循環往復。
他通過研究發現，在高收入的工業“核心”區與農業“邊緣區”的分化過程中，市場規模擴大的驅動遠遠超過區域一體化增長的驅動力。此外，沃納斯伯爾還把運輸成本納入赫克歇爾-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區際貿易模型，發現貿易方式和生產方式不僅取決于資源稟賦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賴于運輸成本，后者與國家或區域的地理位置有關。新貿易活動的區位選擇相對于已有的貿易活動密度而言，依賴于要素密集和運輸密集度。
巴德溫和弗斯開爾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則提出了區域與貿易分析的另一種觀點，認為現有的區域分析方法應主要用于區域經濟增長內部。因為在各種區域模型分析中，循環過程不僅涉及到生產要素的流動，而且涉及到生產要素的積累，市場規模大的區域，投資額越大，又會進一步增大市場規模。
新經濟地理學力圖把“空間”因素引入對區際貿易的分析，通過把運輸成本作為“空間”因素納入區際貿易模型來解釋貿易量隨距離的增加而迅速減少，價格、要素報酬和行業生產率在不同區域間差異等與區際貿易問題。
此外，隨著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向后工業化知識社會的轉變，經濟中更多的有形投資流向高技術商品和服務，在研究與開發、教育與培訓等方面的無形投資也越來越重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當作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為了更好地解釋經濟現實，一些經濟學家直接把知識納入生產函數之中，用于說明知識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作用，建立了新經濟增長理論。
阿羅(Arrow，1962)最早用內生技術進步來解釋經濟增長，他假定整個經濟體系內存在著技術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預時的競爭性均衡是一種社會次優，均衡增長率低于社會最優增長率，政府可以采取適當政策提高經濟增長率，使經濟實現帕累托改進。此后，羅默(Romer，1986)在其知識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識的溢出效應說明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強調知識的外部性對經濟的影響。盧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資本溢出模型則認為整個經濟體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經濟增長理論通過技術進步內生化為區域經濟增長和發展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實際上，內生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在地域空間上表現為區域經濟增長的不平衡，聚集經濟、規模經濟產生的技術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術外部性即技術溢出效應，金融外部性則是與市場擴大相聯系的外部經濟)使要素邊際收益遞增，從而引起經濟活動的地域空間聚集和擴散，這樣，規模經濟就不再是一個外生的經濟變量，而作為內生經濟變量進入到區域經濟增長模型中。
規模經濟內生化的結果是區域經濟增長差距越來越大。巴羅與薩拉-艾-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認為，雖然國家收入水平與長期趨勢之間的差距越大，其增長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長期增長的潛能，遞增收益阻礙著各國經濟增長差距的縮小，各國經濟增長最終趨向發散。鮑莫爾(W．J．Baumol)從生產性角度研究了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趨勢，發現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不存在收斂趨勢。
隨著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的形成，新區域主義開始取代傳統的舊區域主義。新區域主義以新經濟地理學為理論基礎，埃斯爾(Ethier，1998)總結其特征如下：鼓勵世界區域貿易和多邊貿易的自由發展，發展中國家放棄閉關自守、反對市場經濟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政策；區域協定往往涉及到深層次的一體化問題；區際貿易自由化是適度的；企業的區位、發展極、區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的選擇也隨之發生變化。漢森(Hanson，199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經濟一體化對各國生產的空間組織有重要影響，其中對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大于發達國家。
三、評析
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和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下研究微觀經濟活動和宏觀經濟增長，把要素流動看成是瞬間的、無成本的，認為市場力量會使經濟趨于均衡，當經濟運行偏離了原有的均衡狀態，市場經濟體系具有一種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其理論中不包含空間因素。
一些經濟學家根據區域經濟增長的實際，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建立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基礎上的傳統區域經濟理論認為，微觀經濟活動主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向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經濟活動聚集在某一區位會產生外部性，多個廠商相互作用的結果會獲得規模經濟效益。
規模經濟效益的產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規模擴大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廠商外部性增長所帶來的利益增長。后者是由那些在生產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聯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產業按一定比例與規模集中布局在擁有特定優勢的區位所產生的增加收益。
他們認為，單個廠商內部的規模經濟通過外部性可以匯總為總量生產函數的規模報酬遞增，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價格機制的作用使經濟活動和產業趨向于集中在市場潛力大的區位，而市場潛力大的區位往往又是經濟活動和產業集中的地方，區位決策是內生的，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生產要素不斷向優勢區位和區域聚集，引致區域經濟不平衡增長。從地域空間來看，權衡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后，廠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架構，為相互交錯的六邊形市場區提品。
傳統的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假設某個區位或區域的要素供給具有高彈性，都意識到高彈性的要素供給對發展過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微觀的區位決策，還是宏觀的區域總體空間均衡及區域經濟發展，外部性與規模報酬遞增都起著關鍵作用。
與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同，當代區域經濟理論研究者更強調金融外部性對規模經濟形成的意義。在他們看來，單個廠商生產能力的規模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性等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導致了聚集現象的出現。但他們在新古典經濟理論假設下提出的挑戰，卻因規模經濟與完全競爭理論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觀經濟理論基礎。
從理論上講，完全競爭假設與內生的規模報酬遞增是矛盾的，為解決這一新古典假設帶來的難題，傳統區域經濟理論在堅持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把規模報酬遞增當作外生經濟變量，這樣就可以在個體最優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區位選擇。
然而，這種假設處理的一個必然結果是無法從理論上解釋生產活動地域空間聚集與擴散的循環累積性，使區域經濟增長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強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階段，使其難以融入主流經濟學。而且受當時已有的建模技術限制，區域經濟學家和發展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問題時，無法把他們的思想用形式化的嚴謹的模型表達出來。
他們在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時，大多采用一種非數學的風格，沒有意識到對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經濟學朝著建立明確模型的方向發展。
此外，他們的研究沒有明確說明市場結構，即他們在描述的假想經濟中的競爭狀況時，往往想當然地認為規模經濟是欠發達區域工業化的一個制約因素，而未對這種規模經濟的形成機制和結果進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劉易斯的過剩勞動理論比較容易被模型化外，許多其他的經濟發展理論則很難被模型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思想的傳播和交流。
西方區域經濟理論的發展與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主流經濟學的發展，不完全競爭模型的建立為傳統區域經濟理論的兩難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經濟地理學的經濟學家們通過建立不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遞增相容的模型，把區域經濟活動聚集和擴散的內在機制用嚴密的數學模型表示出來，努力把空間因素納入到主流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不完全競爭模型為當代西方區域經濟理論奠定了微觀經濟學基礎。區域經濟理論就像新經濟增長理論一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注意。
【摘要】當代西方經濟認為,經濟學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經濟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建立經濟模型,從中引申出經濟原則和理論進行決策和預測。
【關鍵詞】經濟學數學模型應用
在經濟決策科學化、定量化呼聲日漸高漲的今天,數學經濟建模更是無處不在。如生產廠家可根據客戶提出的產品數量、質量、交貨期、交貨方式、交貨地點等要求,根據快速報價系統(根據廠家各種資源、產品工藝流程、生產成本及客戶需求等數據進行數學經濟建模)與客戶進行商業談判。
一、數學經濟模型及其重要性
數學經濟模型可以按變量的性質分成兩類,即概率型和確定型。概率型的模型處理具有隨機性情況的模型,確定型的模型則能基于一定的假設和法則,精確地對一種特定情況的結果做出判斷。由于數學分支很多,加之相互交叉滲透,又派生出許多分支,所以一個給定的經濟問題有時能用一種以上的數學方法去對它進行描述和解釋。具體建立什么類型的模型,既要視問題而定,又要因人而異。要看自己比較熟悉精通哪門學科,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
數學并不能直接處理經濟領域的客觀情況。為了能用數學解決經濟領域中的問題,就必須建立數學模型。數學建模是為了解決經濟領域中的問題而作的一個抽象的、簡化的結構的數學刻劃。或者說,數學經濟建模就是為了經濟目的,用字母、數字及其他數學符號建立起來的等式或不等式以及圖表、圖象、框圖等描述客觀事物的特征及其內在聯系的數學結構的刻劃。而現代世界發展史證實其經濟發展速度與數學經濟建模的密切關系。數學經濟建模促進經濟學的發展;帶來了現實的生產效率。在經濟決策科學化、定量化呼聲日漸高漲的今天,數學經濟建模更是無處不在。如生產廠家可根據客戶提出的產品數量、質量、交貨期、交貨方式、交貨地點等要求,根據快速報價系統與客戶進行商業談判。
二、構建經濟數學模型的一般步驟
1.了解熟悉實際問題,以及與問題有關的背景知識。2.通過假設把所要研究的實際問題簡化、抽象,明確模型中諸多的影響因素,用數量和參數來表示這些因素。運用數學知識和技巧來描述問題中變量參數之問的關系。一般情況下用數學表達式來表示,構架出一個初步的數學模型。然后,再通過不斷地調整假設使建立的模型盡可能地接近實際,從而得到比較滿意的結論。3.使用已知數據,觀測數據或者實際問題的有關背景知識對所建模型中的參數給出估計值。4.運行所得到的模型。把模型的結果與實際觀測進行分析比較。如果模型結果與實際情況基本一致,表明模型是符合實際問題的。我們可以將它用于對實際問題進一步的分析或者預測;如果模型的結果與實際觀測不一致,不能將所得的模型應用于所研究的實際問題。此時需要回頭檢查模型的組建是否有問題。問題的假使是否恰當,是否忽略了不應該忽略的因素或者還保留著不應該保留的因素。并對模型進行必要的調整修正。重復前面的建模過程,直到建立出一個經檢驗符合實際問題的模型為止。一個較好的數學模型是從實際中得來,又能夠應用到實際問題中去的。
三、應用實例
商品提價問題的數學模型:
1.問題
商場經營者即要考慮商品的銷售額、銷售量。同時也要考慮如何在短期內獲得最大利潤。這個問題與商場經營的商品的定價有直接關系。定價低、銷售量大、但利潤小;定價高、利潤大但銷售量減少。下面研究在銷售總收入有限制的情況下.商品的最高定價問題。
2.實例分析
某商場銷售某種商品單價25元。每年可銷售3萬件。設該商品每件提價1元。銷售量減少0.1萬件。要使總銷售收入不少于75萬元。求該商品的最高提價。
解:設最高提價為X元。提價后的商品單價為(25+x)元
提價后的銷售量為(30000-1000X/1)件
則(25+x)(30000-1000X/1)≥750000
(25+x)(30-x)≥750[摘要]本文從數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出發,介紹了數學經濟模型及其重要性,討論了經濟數學模型建立的一般步驟,分析了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的局限性,這對在研充經濟學時有很好的借鑒作用。即提價最高不能超過5元。
四、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的局限性
經濟學不是數學,重要的是經濟思想。數學只是一種分析工具數學作為工具和方法必須在經濟理論的合理框架中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作用,而不能將之替代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和理論的研究過程中,如果本末倒置,過度地依靠數學,不加限制地“數學化很可能經濟學的本質,以至損害經濟思想,甚至會導致我們走入幻想,誤入歧途。因為:
1.經濟學不是數學概念和模型的簡單匯集。不是去開拓數學前沿而是借助它來分析、解析經濟現象,數學只是一種應用工具。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它是人類活動中有關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的理論。而人類活動受道德的、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制度諸因素的影響,不可能像自然界一樣是完全可以通過數學公式推導出來。把經濟學變為系列抽象假定、復雜公式的科學。實際上忽視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特性,失去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人文性和真正的科學性。
2.經濟理論的發展要從自身獨有的研究視角出發,去研究、分析現實經濟活動內在的本質和規律。經濟學中運用的任何數學方法,離不開一定的假設條件,它不是無條件地適用于任何場所,而是有條件適用于特定的領域在實際生活中社會的歷史的心理的等非制度因素很可能被忽視而漏掉。這將會導致理論指導現實的失敗。
3.數學計量分析方法只是執行經濟理論方法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工具。經濟學過分對數學的依賴會導致經濟研究的資源誤置和經濟研究向度的單一化,從而不利于經濟學的發展。
4.數學經濟建模應用非常廣泛,為決策者提供參考依據并對許多部門的具體工作進行指導,如節省開支,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等。尤其是對未來可以預測和估計,對促進科學技術和經濟的蓬勃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目前尚沒有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建模方法和技巧。這既是我們今后應該努力發展的方向,又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我們要以自己的辛勤勞動,多實踐、多體會,使數學經濟建模為我國經濟騰飛作出應有的貢獻。
論文關鍵詞：經濟學原理，經濟學，資本論
改革開放以來，高校經濟理論的教學內容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學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成為高校學生學習經濟理論的主要內容。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學在內容和形式上創新不足，這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長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時，我們也應糾正對西方經濟學“一邊倒”，排斥經濟學的錯誤傾向。
為了在經濟理論教學中堅持，我于2007年編寫了一本頗具特色的高職高專教材《經濟學原理》（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試圖在宣傳經濟學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嘗試向各位同行匯報經濟學論文，以求得到指點。
一、增加了以《資本論》原理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學內容
當前我國很多高職高專院校的經濟學理論教學，只開設經濟學原理或經濟學基礎課程，不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而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基礎）課程使用的絕大多數教材，其內容全是西方經濟學。這樣，高職高專學生在校學習期間，就只學習西方經濟學，學不到經濟學。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把西方經濟學作為《經濟學原理》（或《經濟學基礎》）教材的全部內容，會使教材內容與課程名稱不相符。經濟學不等于西方經濟學。在經濟類的課程中，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基礎）和西方經濟學是兩種不同的課程，其內容不應該相同。經濟學原理應該包括比西方經濟學更多的內容。尤其是在我國，經濟學應是經濟類大學教育不可缺少的內容。在不開設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院校，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基礎）課程不應缺少經濟學的內容。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基礎）課程包括經濟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我編寫的《經濟學原理》有意在改變這種不正常狀況方面作些嘗試。本教材既以西方經濟學的資源配置理論為主要內容，又包括了以《資本論》原理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學有關理論（特別是經濟制度理論和價值理論）。在本教材中，經濟學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節（經濟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價值）；其他章節也有經濟學的內容。
本教材不是把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作簡單的拼湊，而是盡量進行有機的結合經濟學論文，避免出現理論上的矛盾，堅持經濟理論的科學性。例如：用價值規律來解釋均衡價格；歸納了“資本”的五種含義；以《資本論》中的利息理論為基礎來解釋利息的產生；用貨幣流通規律來解釋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用生產力發展來解釋政府宏觀調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體內容上的改進
把以《資本論》原理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學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體內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會人”范疇（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資源配置（第一節）和經濟制度（第二節）兩部分。在經濟制度部分提出了與資源配置部分的“經濟人”相對應的“社會人”范疇。本教材講的“社會人”，不是美國行為科學家梅奧提出的管理學的“社會人”范疇，而是研究制度的“社會人”范疇。本教材按照的觀點，給“社會人”下了定義：“所謂社會人，就是與社會相聯系，受社會影響和制約的經濟主體。”同時指出：“研究經濟問題，特別是研究經濟制度，必須以社會人為前提。不研究經濟主體的社會關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經濟現象的本質。”
2．狹義的生產關系和廣義的生產關系（第一章）。本教材從狹義和廣義來介紹生產關系范疇，提出：“講生產關系，一般是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可以說，這是狹義的生產關系。從廣義來說，除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這個最重要的內容，生產關系還有其他方面的內容，如市場交換關系、企業治理關系等。”同時還對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市場交換關系、企業治理關系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作了說明。
3．制度變遷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僅講了制度變遷的直接原因經濟學論文，還講了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而且運用觀點來解釋，指出：“制度變遷的根本原因、根本動力，就是生產力的發展。”
4．供求決定價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導學生這樣的觀點：供求只是影響價格，不能決定價格。其實，這種觀點既與現實不符，又與經典作家的觀點不符。本教材引用馬克思的原話，對供求決定價格的觀點作了明確的表述：“商品的價格是由什么決定的？它是由買者和賣者之間的競爭即需求和供給的關系決定的。”①
5．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含義（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含義時作了這樣的表述和說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場條件下，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會生產某種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的平均數。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既包括勞動者在生產中平均耗費的勞動時間，又包括正常使用生產資料所平均耗費的生產資料中已凝結的勞動時間，這兩種不同的平均勞動時間分別決定了商品的新價值和舊價值。”與流行的說法相比較，本教材增加了兩個新摘要勞動時間的一個構成部分，它決定商品的舊價值，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頁中提到過的。
6．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含義（第三章）。本教材用勞動的智力成分來解釋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教材中指出：真正決定人類勞動本質的東西是智力勞動②；智力勞動的含量決定了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區別，決定了各種復雜勞動的復雜程度的不同。
7．用價值規律解釋均衡價格（第三章）。在我國流行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價值規律和均衡價格是脫節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不講均衡價格經濟學論文，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講價值規律。本教材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用價值規律解釋均衡價格。教材寫道：“價格趨向均衡價格變動是價值規律作用的表現形式。……只有按照代表價值量的均衡價格進行商品交換，才能實現買賣雙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說，價值體現了利益的平衡。而在價格偏離均衡價格的時候，買賣雙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這時，為了經濟利益而開展的競爭就會引起供求變化，從而導致價格回到代表價值量并體現利益平衡的均衡價格上來。……價值有一種力量，把價格拉向代表價值的均衡價格，這就是價格變動的必然趨勢。”
8．收入的來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堅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專講收入分配的第七章開始時就指出：“各種形式的收入都是勞動創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決于生產條件，按生產要素分配是現實社會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數同類教材都沒寫“各種形式的收入都是勞動創造的”這個的結論。
9．資本的含義（第七章）。學生們會接觸到不少“資本”概念，如“資本家”、“資本主義”“國有資本”、“資本金”、“資本與負債”、“資本品”、“資本市場”等，可能會對“資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應如何解釋資本的含義？本教材的解釋是：在經濟學中，“資本”是個多義詞。它在不同的場合使用時，表示的含義是不相同的。資本的含義主要有以下幾種：①資本是靠剝削雇傭勞動而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體現著資產階級剝削無產階級的生產關系。②資本是能夠帶來價值增殖額的價值。③資本是企業中屬于所有者的價值。④資本是被生產出來又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生產的物品。⑤資本是長期資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講述利息存在原因時，分別對資本主義利息和社會主義利息進行分析經濟學論文，沒有從一般意義上來分析撇開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經濟學解釋利息存在的原因所運用的是“時差利息論”和“迂回生產論”，沒有講到本質上。本教材對利息存在原因的說明，以《資本論》中的利息理論為基礎，同時抽掉其中有關資本主義性質的內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資本具有價值增殖的本質屬性。”對此，從資本供給者和資本需求者兩方面來進行分析。
11．利潤產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沒有采用“利潤的來源”的提法，因為這提法容易造成誤解。在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一般講利潤有三個來源：創新、承擔風險和壟斷；而根據觀點，各種形式的收入都是勞動創造的，利潤也不例外。關于利潤產生的原因，我認為，承擔風險只是與創新活動相伴的一種行為，它本身不會產生出利潤。因此，本教材只講創新和壟斷這兩個原因，重點講述創新，分別敘述了產品創新、技術創新、市場創新、營銷創新、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等活動是如何產生出利潤的，由此得出結論：“創新利潤是由于創新活動使產品價格高于成本而產生的。”本教材重視企業家在創新中的作用經濟學論文，指出：“創新的關鍵人物是企業家。……企業家的創新勞動是高級的復雜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比普通勞動創造更多的價值。”
12．用貨幣流通規律解釋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第十章）。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貨幣流通規律一般是在關于貨幣職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貨膨脹理論部分。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一般不講貨幣流通規律。本教材把二者結合起來，用貨幣流通規律解釋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并用一個與貨幣流通規律有聯系的、表示貨幣供給量對通貨膨脹作用的總供求平衡公式來說明。這公式是：價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貨幣供給量×貨幣流通速度。
13．宏觀調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對宏觀調控的必要性作了較多的論述。教材中首先說明：“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各市場經濟國家實行宏觀調控，是因為市場經濟自身的缺陷與社會經濟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加劇。”通過分析這些矛盾，從四個方面說明宏觀調控的必要性：①生產社會化發展要求宏觀調控；②經濟穩定要求宏觀調控；③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要求宏觀調控；④社會穩定要求宏觀調控。在論述第一個必要性時指出：“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與市場對宏觀經濟調節失效的矛盾，是現代市場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根本原因。”
14．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書在講述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時，只講人力資源、自然資源、物質資本、科學技術四個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個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從根本上說，制度是通過影響人的經濟利益從而影響人的經濟行為來對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發生作用的。”
注釋：
①馬克思：《雇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38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觀點來自何明著：《勞動價值論的發展及數學化——關于完善勞動價值論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教師實踐性能力不強。從獨立學院的師資隊伍和結構看，師生比失衡很嚴重，沒有達到國家標準。一個教師帶多個課多現象很嚴重，這樣使得教師很難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只是為了教課而教課，會影響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并且很多高校教師都是剛從校門出來，他們是擁有高學歷，他們對理論知識比較熟悉，但絕大多數沒有相關工作實踐經驗，有的教師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比較枯燥，很難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特別是有些獨立學院的用人制度不太完善，工資待遇比較低，科研環境比較薄弱，以致，獨立學院教師的流動性非常大，這樣嚴重影響獨立學院運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
二、獨立學院經濟學專業課程設置與教學建議
1.增加實踐性課程
獨立學院培養的是運用型人才，經濟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不能只是理論學習，要增加實踐性、運用性課程。可以通過不同的形式或不同的渠道加大實踐性課程教學力度，比如課程實習、社會調查、畢業實習以及畢業論文等。實踐性課程的教學課時要增加，不能只是流于形式，要加強對視距性課程的監管力度。使學生的知識向能力轉化，以真正現實獨立學院培養運用型人才的目標。
2.課程設置與其它學科交叉
經濟學專業除了專業基礎課、專業核心課以外，在指導性選修課中要增加其它學科的課程，注意與其它學科的交叉性和兼容性，比如可以學習醫學、數學或者生物學等學科課程。不同學科間的交叉、滲透，可以增強經濟學專業學生畢業后的社會適應能力，也能培養社會對應用型經濟人才需要的多元化。
3.采用多種教學模式
傳統的封閉式課堂教學模式很難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要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增強課程的趣味性和多樣性。但要通過設計合理的教學環節，開展與教學情景相互的課堂討論。特別是安排合理的教學情景，要求學生先學習基礎知識，然后展開討論，這樣能激發學生學習經濟理論的興趣，增強課程的教學氣氛。對學生期末成績的考評，要改變只是以期末試卷成績為主，要增加實際操作應用能力、課堂表現能力和團隊協調能力等方面的成績，要加強對學生平時的管理力度，讓學生忙起來，感覺讀大學要有事可做，教師要布置相關課程的練習，特別是實踐強課程的訓練，還要按教師的要求對學生作業進行檢查，學生才會感覺到在大學學到了東西。
4.加強師資隊伍的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