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0 2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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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社會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之一，社會管理創新實際上就是政府職能創新，而政府職能的履行必須置于法律的規制之下，政府權力的運用必須由法律進行約束。因此，社會管理離不開法治的“土壤”，社會管理創新必須堅持法治原則。其次，社會管理創新的實現，必須以轉變政府職能為前提，變原來單一的政府管理為多元化的政府-公民-社會組織協同治理。而要實現這三者的共管格局，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公民、社會組織三者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這就需要發揮法制的作用。通過規范性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對政府、公民、社會組織三者的權利義務進行合理合法的設定，明確三者在社會管理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從根本上理順社會管理當中的各類關系，為社會管理創新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提升社會管理效果。再次，社會管理創新的核心價值是“以人為本”，任何管理創新活動的實施都是為了更好地實現為人民服務的目的。社會管理的對象是廣大的社會公眾，政府只有秉承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才能不斷地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為社會管理創新奠定堅實的組織基礎。
二、社會管理創新必須置于民主法治的框架之下
依據建設法治國家的基本國策，社會管理創新應當納入法治國家建設這一更大的系統工程當中，最大程度地實現社會管理創新的法治化水平。
（一）社會管理創新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具體化
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大局和諧穩定，增進人民群眾的利益福祉，為黨和國家的可持續科學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則是“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有學者認為，社會管理創新可看做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社會管理領域的具體體現。這是因為，法治的本質就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實現人民的利益，追求人民的福祉。創新社會管理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就是希冀通過改變傳統的管理方式模式以便更好地為社會和公眾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從而在根本上解決不利于人民利益的管理弊病，暢通實現人民利益的通道，這在本質上與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目標是一致的。
（二）社會管理創新以社會主義法律為準繩
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民普遍遵從的良法之治才是法治，這個判斷其實內涵了“有法必依、遵守法律”的意思。法律是實現法治的前提條件，而守法是實現法治的基本條件。依法治國的實現既離不開每一個公民自覺地遵守法律，也離不開運用法律開展管理的政府自身也守法，政府要想創新社會管理也同樣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和要求，無條件地接受法律的規制。法律作為一種正確的價值準則，既是政府行為的價值指引，也是社會管理創新內含的基本價值方向。社會管理創新并不是說政府可以拋開法律而無規則地創新，而是應當在遵守法律或者說是遵循法律精神的前提下變革那些不合時宜、違背群眾利益的體制機制、方式方法。只有符合法律的創新，才符合法律承載的國家意志和人民利益，才不會背離創新社會管理的初衷。創新意味著要改變事物現時狀態，這難免會與現行的一些法律、法規、做法等不相符合，必須正確對待。不能為了創新而觸犯法律，急功近利；可行的方法是，根據實際情況盡快修改或者廢止法律，打通管理創新的法律通道，讓具有正確價值取向的創新行為在合法的軌道上運行。
（三）社會管理創新能推進社會主義法治進程
社會管理創新的法治化將在社會管理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兩個方面產生積極的意義。社會主義法治制度保障的形式為創新社會管理的成果提供了規范化、強制力的支持。這有助于社會管理“協調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正、應對社會風險、保持社會穩定”的基本任務的完成。社會管理創新意味著對社會管理主體、社會管理理念與社會管理方式的改變和調整；意味著對社會管理格局、維護群眾權益機制、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務、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公共安全體系、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管理、信息網絡管理等方面的加強和完善。這些都會推動相關領域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與廢除。所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的大背景下，社會管理創新將會促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自我完善和更新。這對我國法治建設無疑會起到積極地推進作用。在社會轉型時期進行法治建設，必定會遇到很多困難。社會管理創新通過轉變社會管理理念、調整社會管理格局、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帶來社會治理效應，將營造出更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進而為社會主義法治化進程的推進創造更好的條件。
三、民主法治視域下社會管理創新的具體展開
社會管理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高文明水平、推進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經濟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強化法治觀念是夯實服務社會管理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利用法治手段是增強社會管理的有效途徑。只有依法治理念為指導，以法制體系、法治程序和規范為支撐，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最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
（一）創新社會管理理念保障公民權利
創新社會管理，理念先行。社會管理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對人民的管理和服務。因此，在當前形勢下，按照現代公共政府的理論，我國社會管理必須要創新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的管理理念：一是“維權即維穩”。不可否認，在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層出不窮，社會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民眾上訪事件持續增加，而政府也陷入了越維越不穩的困境。而要破解，必須從民眾的利益訴求出發，切實維護民眾合理、合法的權利，特別是對一些侵害民眾合法權利的不法行為，要給予嚴厲打擊，這樣民眾訴求得到伸張，權益得到維護，社會管理的良好效能自然就顯現出來；二是“政務即服務”，社會管理說到底就是通過良好的管理措施，最終更好地為民眾服務。因此，從現代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出發，社會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要緊緊圍繞民眾的訴求和民眾的滿意來展開，全力解決好民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增強民眾的幸福指數，用民眾的認同度來提升政府社會管理理念的持續創新和發展。
（二）創新社會管理方式化解社會矛盾
基于當前我國社會矛盾呈急劇增大態勢，這從一個側面也要求社會管理的方式方法，必須隨之創新和跟進。具體來說，我國當務之急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著力：一是提高協調利益關系的能力。社會管理從根本上講也是一個利益協調的過程，其中既涉及到公共利益，也涉及到個體的私人利益，這就需要政府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基礎上，給予個體的私人利益以尊重，并通過政府的資源建設和能力提升，努力實現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統一；二是提高正確處理矛盾的能力。這涉及到哲學意義上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對于政府來說，要正確對待矛盾，不要懼怕并且要直面矛盾，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社會等手段，確保矛盾處理及時、有效；三是提高新形勢下做群眾工作的能力。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給我國政府社會管理工作指引了努力的方向，其中不僅要加強“”建設，保證與群眾骨肉相連，更重要的是通過政府的自身能力建設，來更好地解決群眾的實際問題，讓群眾從心底里認同并相信政府，促進政府決策的有效貫徹落實。
（三）創新社會管理機制構建誠信體系
誠信是立國的根本。對于社會管理創新機制來說，要以“誠信中國”為主導，從政府機關先行做起，將社會管理烙上誠信的標簽，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一是從中華儒家文化出發，在政府機關中倡導“善治”理念，進一步提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涵；二是建立起政府社會管理的誠信評價體系，將行政公開、管理溝通等有機地溶入到誠信評價指標中，并且賦予與公眾密切相關的誠信指標以更大的權重，讓公眾更好地參與到政府誠信體系的構建中；三是建全政府社會管理誠信監督體系，在現有立法監督、司法監督、行政監督的基礎上，重點要加強社會監督，賦予社會媒體更多、更自由、更獨立的話語權的同時，探索建立起公眾直接投訴、網絡舉報等渠道，讓監督貫穿于政府社會管理的全過程、全環節，確保監督有位、有為、有力、有效；四是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失信的處罰和賠償機制。對于政府內部來說，要對失信的公務人員給予必要的懲戒和組織處理，而對于社會公眾來說，除了讓公務人員直接承擔賠償責任外，還應啟動相應的行政賠償、國家賠償機制，用政府的公信力來切實保障公眾權利受到行政機關不法侵害時的行政救濟。
（四）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推進誠信執法
對于社會管理模式創新來說，誠信執法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維度，要以“公正執法、依法辦事，信守承諾、優質服務”為主要內容，以“切實加強政府誠信建設、積極推動行政執法單位誠信建設、大力實施行政執法人員誠信建設、積極探索行政管理相對人誠信建設”等為主要任務，從教育、宣傳、制度等方面探索誠信行政執法體系的建設：一是給政府社會管理公務人員建立誠信檔案，把失信的公務人員向社會曝光，主動接受社會監督，促進當事人自我改進和完善；二是實施誠信機關“紅名單”制度，對在誠信執行方面做得好的單位進行表彰，以形成對其它行政機關干部的模范帶頭和引領作用；三是推進行政執法的法制化建設，將誠信政府納入法律規制當中，用具體的、可操作性的、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制度，來保障政府公信力建設向縱深發展。
（五）創新社會管理通道促進公民參與
1、牢固樹立司法為民觀念。
組織干警認真學習本院黨委及上級領導下發的各項學習文件，自覺從維護社會穩定大局，踐行司法為民宗旨的政治高度出發，提高對加強民事訴訟調解工作重要性和調解功能的認識。一定要清楚認識到，加強民事訴訟調解，一是可以減少訴訟程序的對抗性，有利于在解決民事糾紛時維護雙方當事人的長遠利益和友好關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優化糾紛解決程序的效益，快速、簡便、經濟地解決糾紛，緩解當事人的訟累，降低訴訟成本，達到辦案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三是有利于當事人充分行使處分權，發揮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程序主體性作用，實現當事人主義的私法功能；四是調解協議以合意為基礎，更易為當事人實際履行，可避免執行中的困難，實現調解與執行的有機統一；五是在實體法律規范不健全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通過調解中的協商和妥協，以探索雙贏的審理結果。
2、堅持自愿、合法原則，規范民事調解工作。
要正確理解和嚴格執行民事訴訟法，嚴格依照法律程序，堅持自愿、合法的原則，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注意防止把調解作為偏袒一方當事人的利益、損害另一方當事人利益的手段，防止片面、機械的理解和執行調解制度，把調解工作簡單化。堅決杜絕違法調解、強行調解等損害當事人利益的情況，確保司法公正。
3、將調解貫穿于審判全過程和各個不同的訴訟階段。
在民事審判中，經辦人注意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把調解工作貫穿于整個審理程序，充分把握調解時機，適時靈活運用調解方式，促進了調解率的提高。如：對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簡易程序進行審理，即以打電話等簡便靈活的方法通知當事人到庭，在雙方當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棄答辯期的前提下進行調解；在被告向法院送達答辯狀時，根據原告的事實及被告的答辯意見，給被告做調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時通知原告立即到庭進行調解等。
4、突出重點，加強對六類案件的調解工作。
認真貫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的規定，對婚姻家庭糾紛和繼承糾紛、勞務合同糾紛、交通事故和工傷事故引起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明確的損害賠償糾紛、宅基地和相鄰關系糾紛、合伙協議糾紛、訴訟標的額較小的糾紛等六類民事案件，注意在開庭審理時認真做好先行調解工作，這將取得明顯的效果。
5、找準個案特點，弄清爭議背后的核心原因。
在調解過程中，注意選準調解的突破口，采取面對面與背靠背相結合的方式，找出雙方爭議的焦點，因案制宜，有的放矢，對癥下藥，有針對性地開展調解，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6、加強業務學習，努力提高法官的綜合素質。
關鍵詞：經濟法價值，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經濟秩序
價值是法律科學的基本范疇之一，“在法律史的各個經典時期，無論是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對價值準則的論證、批判或合乎邏輯的適用，都曾是法學家的主要活動。”[1]古今中外的學者通常認為法的價值包含秩序、正義、公平、效率、安全、自由等方面，法的價值在于實現由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正義、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現代社會中，經濟法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維護公平競爭關系、組織管理性的流轉和協作關系的法。經濟法的價值則是經濟法通過其規范和調整所追求的目標。[2]學者們對于經濟法的價值，已多有闡述。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在于“整體效益”；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包括社會經濟福利價值和經濟民主價值兩方面；還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價值包括工具性價值-結果公平、經濟安全與體制效益，目的性價值-可持續發展。[3]上述觀點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反映出經濟法的某種價值屬性。然而，毋庸諱言，它們卻或多或少存在以下問題：沿用法哲學通用的概念，卻不曾賦予其有別于一般意義法的價值的特別意義與屬性；未能通過將經濟法價值與鄰近法律部門（尤其是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對比并有效區別，從價值角度來突出的經濟法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獨特的存在意義。只有把握經濟法獨立的內在價值并與其他法律部門如民法、行政法的價值相區別，才能從理性和邏輯的高度確立經濟法的獨立地位，為實現經濟法律體系內在和諧統一奠定基礎。[4]鑒于此，筆者傾向認為，經濟法的價值表現為實質正義、社會效益、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和諧，并在本文中試圖將經濟法價值與一般意義上法的價值以及鄰近法律部門，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的價值進行比較，以論證經濟法獨特的存在價值及意義。
一、實質正義
自從人類社會發生公正與不公正的社會問題以來，正義一直被視為人類社會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視為維護和促進正義的藝術或工具。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法學家強調，正義是法的實質和宗旨，法只能在正義中發現其適當的和具體的內容，也只能在正義中顯現其價值。但是，“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aProteanface），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并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5]從法哲學的理論高度來看，思想家與法學家在許多世紀中已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不盡一致的“真正”的正義觀，其中比較有影響的有：正義意味各得其分，各得其所；正義指一種德行；正義意味著一種對等的回報；正義指一種形式上的平等，指某種“自然的”從而也是理想的關系，指法治或合法性，指一種公正的體制，等。在上述諸種正義觀中，社會體制即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具有決定意義，[6]是首要的正義。而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包括兩個基本方面，首先是社會各種資源、社會合作利益和負擔的分配方面的正義，即實質正義；其次是社會爭端和沖突的解決方面的正義，即形式正義。
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陸法系或民法法系，從亞里士多德的校正正義中發展出來的形式正義，其要求同等的人受到同等的對待。眾所周知，在各個法律部門所確立的形式正義是以民法為典型代表的。民法的形式正義的價值取向，從根本上說，是與法律的普遍性相聯系的，其以個人主義為指導，以抽象的人格平等為假設條件，強調機會均等，一視同仁，提倡對所有的人普遍平等地執行法律和制度。民法形式正義的價值取向表明，民法試圖用自然法來建立永恒不變的法律與正義，只要實現平等對待就足夠了。與此同時，民法的正義價值又承認市場主體起點不平等的合理性-只要這種不平等不是市場外的因素造成的，他們之間的交易就是公平的。[7]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日益復雜，國家積極地參與到經濟生活的管理、調控和運作之中；同時人們之間的能力、財富等方面存在著極大差別，如果法律嚴守形式正義的需求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也就必然導致、甚至加劇競爭結果的實質不平等。面對這些問題，以形式正義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民法無力解決，從而導致了新的正義觀及相應的法律規范的出現。“經濟法產生于國家不再任由純粹司法保護自由競爭，而要求通過法律規范以其社會學的運動法則來控制自由競爭的時候。”[8]相對于民法的形式正義而言，經濟法所要實現的法的價值首先在于實質正義。從理論角度講，經濟法在追求和實現實質正義的過程中，其強調針對不同情況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展；同時隨著法律調整手段的豐富性和多樣化，立法者和社會賦予執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而執法者不僅根據普遍性規范來解決問題，也針對個別情況、個別主體、個別案情作特殊調整，體現了實質正義要求法及其調整所具有的能動作用、靈活性和適應能力；實質正義的法律調整手段之多樣化，更表現為經濟法為了糾正社會不會而采取的種種積極措施或手段。[9]從實踐角度講，經濟法在追求實質正義的過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種市場主體的意志和利益，維護和保障最大多數人的福祉。一方面，經濟法從市場規制角度出發禁止壟斷、限制競爭、不正當競爭等破壞競爭秩序的行為以維護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對市場交易主體一方處于弱勢地位的消費者給以特殊的保護，以維護交易的公平和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經濟法從國家宏觀經濟角度，通過金融、稅收、產業指導等經濟手段引導市場主體作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選擇；規定企業、金融機構等權利義務，促進社會經濟收益的公平和社會分配的公正。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義的實現，行政法法也不例外。然而行政法對正義價值的追求與經濟法又有不同，其對行政程序正義更加關注。美國著名的行政法學家伯納德？施瓦茨精辟地指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實體法，而是程序法”。現代行政法是通過對行政機關行使權力的程序的規范和制約，最終達到行政法控權的目的的。一個行政機關，權力即使再大（如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其行使方式有嚴格的程序規范，遵守一整套公開、公正、公平的程序規則，其對相對人權益的威脅并不是很大；相反，即使其權力很小（如僅可對公民進行小額罰款），但如果其行使方式沒有程序制約，可以任意行為，其對相對人權益亦可能造成重大威脅。[10]“行政法的基本目標是在公民受到不法行政行為損害時為他提供充分的救濟。”[11]正是在這種價值理念的指引下，在具有經濟內容的行政中，行政法對正義價值的追求不體現在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正確與否，而體現在防止權力在適用這種手段的過程中被濫用，并以有效的方式來監督權力的行使。顯然，行政法對程序正義價值追求是有別于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價值的。
二、社會效益
效益（效率）作為經濟學上的概念，表達的是投入與產出、成本與收益的關系，其基本意義是從一個給定的投入量中獲得最大的
產出，即以最少的資源消耗取得同樣多的效果，或以同樣的資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效益作為一種法的價值目標導入法學領域始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律經濟學的勃興。從法哲學角度講，所謂法的效益價值是指法能夠使社會或人們的較少或較小的投入而獲得較多或較大的產出，以滿足人們對效益的需要的意義。[12]法的效益價值在于利用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方式，來規范資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法律的有機作用促使效益結果的出現。法律不僅要以自由、正義、秩序、安全和平等為指向，而且要以效益為皈依；法律所指向的自由、正義、秩序等價值之實現性是建立在法律效益前提上的。法律效益作為現實的法律價值，總是與某種評價相關聯的，包括個人效益價值和社會整體效益價值；其中法的社會效益外延十分廣泛，主要表現為權力運用效率的提高、社會資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和社會公正的維護等。[13]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而市民社會是特殊的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有學者認為，在民法的規制與引導之下，個人自由競爭成為規范經濟活動之高度有效手段，可以將勞動與資本引導至能產生最大利益之場所，實現對資源分配及利用的低成本、高效率，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14]可見民法根源于社會分工、個人占有和個體小生產，它追求的價值目標雖然也是效益，但其卻是以個人利益的基點的，它確認和保護單個經濟主體依照自主意志與市場規則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價值追求的是個體的、微觀的經濟效益。一般而言，民法的個體效益價值追求在法律上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民法規范不應為主體行為設置人為障礙，不得使主體的交易成本無謂增加；二是民法規范應該盡量增加或保護交易的達成，而不是減損主體的交易機會。[15]基于民法對個體效益價值的追求，按照亞當？斯密之觀點，個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最終會促進實現社會的財富最大化。換言之，民法的價值取向是充分保證個體效益的實現，而對社會效益的維護則是間接的，主要是通過調整個體利益之間的沖突來實現個體與社會效益的平衡。這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初期無疑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自身固有的缺陷，單純依靠市場機制并不能實現整個社會的“帕累托最優”。面對市場失靈，面對“對個體利益的無限追求反過來會扼殺個體利益”的悖論，[16]雖然傳統民法亦作了一些修正，如對契約自由作出了限制，從過錯責任發展出無過錯責任等，但其自治性的性格及個體本位的價值取向使其無力解決效率與公平、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等矛盾問題。于是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經濟法應運而生。
經濟法自產生之日起就以社會效益作為自己的價值取向。經濟法根源于集體協作、共同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其效益觀所追求的社會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經濟成果最大化，同時更是宏觀經濟成果、長遠經濟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環境、人的價值等諸多因素的優化和發展，微觀和經濟的成果只是社會效益的組成部分之一。[17]具體而言，經濟法把對經濟主體行為的評價視角從自身延展到整個社會，也就是說，經濟主體追求效益的行為，必須置于社會效益之中來認識和評價，只有符合社會效益的行為，才能得到肯定。經濟法從社會效益的需要出發實現社會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即通過經濟法的一些強制性規范來規制經濟生活，重新確立經濟主體的行為模式，界定經濟個體活動領域和行為方向。[18]經濟法對社會效益價值的追求，要求個人經濟行為與社會總體的經濟發展相協調，其不是追求每個市場競爭主體的個體利益最大化，而是側重于促進市場的整體運行效益、調控個別、微觀經濟效益以取得國民經濟整體效益最優，另一方面，經濟法亦在實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的過程中綜合運用各種手段防止“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狀態的出現，為市場主體的競爭與發展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從而為每個市場競爭主體自由競爭以實現個體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總而言之，“經濟法是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統一的法”。
行政法對“效益”的價值追求與經濟法、民法有著明顯區別。行政法調整的主要是行政管理關系，其并未直接介入生產過程，不能直接創造財富，而且其在調整行政管理關系過程中都以消耗社會物質為代價。因此，行政法并不以“經濟效益”為其價值追求，而是以努力提高行政效率為其價值取向。在行政法規制行政機關依法行政過程中，一方面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在作出行政決策時盡可能減少誤差，做到行政管理活動的效果與管理目標之間的一致或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求行政管理人員在工作中提高工作效能，加快行政行為的進程。行政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價值取向的指導下，通過行政決策的準確化和工作效能的提高，不僅減少行政管理過程中的物質消耗，而且也間接地改變再生產過程中社會資源的占用和消耗同所提供的勞動成果的比率，從而對社會經濟效益的增長起到積極作用。[19]
三、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統一
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屬性。從哲學角度講，自由是要能夠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其是對血緣、宗法聯系、思想禁錮和專制政經體制之解放。法律上的自由是對自由的設定和保障，是人們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進行活動的權利。而秩序從廣義而言是指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發展和變化的規律性現象，某種程序的一致性、連續性和穩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自由與秩序本身是一對與生俱來的矛盾。當放任、無度之自由破壞了由一定生產方式所決定的作為社會之人與人的正常秩序之時，法律就必須發揮其強制作用，規制自由以恢復秩序。法律，甚至于社會都是在“既定之合理秩序對社會個體不時發生的自由沖動構成約束并予以匡正，而社會經濟發展不斷引起新的自由要求，又對舊的秩序時時構成沖擊”[20]的輪回中而不斷發展與進步的。自由作為傳統市民社會的基本精神，天然地貫穿于市民社會的代表法-民法之中。民法所追求的自由帶有濃烈的市民社會個人主義的色彩，這突出表現在民法最基本原理-私法自治原則中（它是建立在19世紀個人自由主義觀念基礎之上，即依個人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權利義務關系）。民法自由始終以個人權利的弘場為最終目的，其基本內涵在于：一是行為自由，即民事主體可以支配自己的經濟活動方式，選擇做或不做什么；二是意思自治，即要求任何主體在經濟活動中都僅依自己的個人意志決定行為的內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強制。[21]當然，民法對自由價值的追求并不排斥其對秩序價值的向往。在“讓市場機制自主發揮作用以實現經濟運行的良好的狀態”的經濟學觀念的指引下，民法試圖在無任何外力干預的市場經濟自然秩序狀態下，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主體的自由，即為市場機制的自由發揮創造條件以保障和實現人們最大的經濟自由。
過于理想化的東西往往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不堪一擊。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19世紀末期當壟斷等出現之時，民法所熱切追求的經濟自由與自然經濟秩序的和諧狀態即宣告終結。自始就將公與私融為一體的經濟法，在自身對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獨特的價值追求中，開始重塑市場經濟的自由與秩序的和諧與統一。如前所述，經濟法以實質正義和社會效益為其價值取向，在經濟法對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價值追求中，實質正義與社會效益價值亦發揮了其應有作用。例如，經濟法在自由價值的追求中，多數情況下它總是表現為以適當犧牲個
人自由去爭取社會自由，以此實現社會效益和實質正義。社會整體的自由不僅是經濟法獨特自由價值取向追求的結果，更可以認為其表現為一種秩序，這種秩序以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整合選擇度的延拓為目標，更強調社會整體經濟的發展應有廣闊的空間。可見，經濟法所追求的自由與秩序的價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統一的、和諧的。現代經濟法更是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的法律手段，經濟自由是其出發點和歸宿；通過為保障和實現經濟自由而采取干預、限制的手段，以達到一種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從而實現自由與秩序之平衡。經濟法對于經濟自由和經濟秩序之統一性與和諧性的實現，在于經濟法是一種將代表“公”的國家意志滲入經濟關系之法律制度化的產物。[22]為實現這一目的，要求經濟主體按照經濟法制之規定，保證其行為之合法性，彼此間形成規范的相互關系，消除任何主體在市場活動中對自由之不當限制或無度妄為；要求國家經濟機關積極執法，嚴格遵守法律約束，不得利用經濟權限使經濟主體承擔不法義務或侵害其權利，并克服政府經濟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要求司法機關正確適用法律，保證經濟司法之合法性。
現代行政法的“控權”為其理論基礎，其核心內容自然是行政職權的賦予、行使及違法行使行政職權的法律責任。因而，在自由與秩序的價值選擇中，行政法往往側重于對“秩序”的追求。行政法在立法中合理設定行政機關的權力范圍，公平分配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行政執法既要求公民服從行政權，又摻入民主與公平的機制與因素，以保證權力的正當使用；而行政救濟則是對行政行為的審查或行政權濫用的監督和對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可見行政法的“秩序”價值的追求處處表現于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在權利上的動態平衡之中，而行政管理的井然有序正是在這一動態過程中得以實現。
綜上所述，經濟法與一般意義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價值取向定位差異，是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在法律體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這不僅決定了經濟法與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異的法律精神與基本觀念，從而使它們在根本價值取向或法律理論上大異其趣。由此也突顯和驗證了經濟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地位和在現代法律體系中的獨特的存在價值與意義。
參考文獻：
[1][美]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法律的任務[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55.
[2][9][17][20][22]史際春，鄧峰。經濟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52，154-155，157，158.
[3]歐陽明程。整體效益：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的主導價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魯籬，蘇明。經濟法價值新論[J].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1（3）；呂忠梅，陳虹。論經濟法的工具性價值與目的性價值[J].法商研究，2000（6）。
[4]單飛躍。經濟法的法價值范疇研究[J].現代法學，2000（1）。
[5][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252.
[6]所謂社會基本結構是指一整套的主要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會基本結構的作用是把各種主要的社會組織一體化，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社會合作項目和利益。張文顯。法哲學范疇研究（修訂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203.
[7]賈海燕。經濟法價值分析[J].法學論壇，2002（6）。
[8][德]拉德布魯赫著。法學導論[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77.
[10]姜明安。行政法和行政訴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5.
[11][美]伯納德？施瓦茨。行政法？序言[M].群眾出版社，1986.3.
[12]卓澤淵。法的價值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206.
[13]盧云。法學基礎理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218.
[14]梁慧星。民法總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33.
[15][21]何平。論民法與經濟法價值定位的二元互補律[J].山東法學，1999（4）。
[16]歐陽明程。整體效益：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的主導價值取向[J].法商研究，1997（1）。
關鍵詞：孝文化 養老環境 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4-7069(2011)－02-0149-02
制度是文化的產物。又是文化變遷的工具。養老保障從文化到制度，再到制度的完善，文化的變遷，二者交互上升，使養老文化不斷發展，養老保障制度不斷優化。實質上，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順應了社會發展的階段要求，是孝文化延續的產物，同時也是孝文化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的直接反映。社會養老保障是孝文化在現代社會傳承的重要方式。以文化與制度的適應性推動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進而帶動孝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合理傳承。
一、中國傳統孝文化的要義
中國作為一個頗具文化淵源的國家，其文明形式及發展演變都能找到文化的痕跡。中國傳統孝文化是指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家族社會中，為適應維護家族制度穩定和協調父子關系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孝的觀念、規范，孝的行為方式及其政治性目的和廣泛的社會性衍伸的總和。(1)孝文化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為官方所吸納、肯定，并作為主流文化意識予以推廣，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著名學者謝幼偉指出的那樣：“中國社會是以孝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孝浸入中國社會的每一部門，滲透到中國人的一切生活中。”
《孝經》和《二十四孝》是孝文化最重要的著作，前者為理論闡述，后者是實踐例證。根據《孝經》對傳統孝文化的注解，孝是“德之本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教民親愛，莫善于孝”，要求庶人“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孝經》的論述主要集中在養、敬、順、恒四個方面，其在不同階段具有不同表現形式，但其思想上的指導作用，作為文化的軟約束力始終延續，本文援引《孝經》中的論證，提取其與養老有關的合理成分，將中國傳統孝文化的要義歸納如下：
第一，養：贍養，即物質層面的孝，表現為對長者的奉養和悉心照料。基于血緣關系和父母權威的崇老思想，使孝的首要表現為“善事父母”。
第二，敬：尊敬，即精神層面的孝，表現為對長輩的敬重。孔子和孟子在闡述其倫理觀時，認為“敬”是發自內心真誠地愛父母。“子日：‘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第三，順：順從，即行為層面的孝，在合理的行事范圍內不違背父母的意志，使自己成為父母意志的執行者和體現者。孔子認為“孝”是“無違”(順)(4)，就是不要違反前輩。
第四，恒：永恒，即時間效應的孝，就是保持一顆永恒的孝心，同時使盡孝的能力不會窮盡空乏。孝道，是一種永恒的孝和愛。
傳統孝文化在養老方面的思想要義，主要建構在以家庭為核心和養老支柱的養老環境下，其相應的實現形式更依賴于傳統的家本位養老保障，這與封建社會相對簡單的人口結構，穩定的人口遷移，大家庭的居住模式和相對落后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相適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家庭養老模式的盛行和孝文化的傳承。然而現代社會養老環境的變化，必然要求孝文化以新的方式實現和傳承，并且形成與之相適應的養老保障制度。
二、養老環境的變化使孝文化以社會化的形式實現和延續
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發展演變，養老環境也隨之發生變化，使傳統孝文化的實現形式相應改變。所謂孝文化實現形式的社會化，并非否認家庭的基礎地位，而是以家庭為依托，養老支柱和主體責任向社會傾斜，構建政府、社會、家庭有機協作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一)家庭保護職能的弱化使現代孝文化中“恒”的實現趨于社會化
伴隨著工業化和社會化大生產進程，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自然經濟趨于瓦解，傳統家庭由生產實體轉變為消費實體，其保障功能逐步縮小，進而使傳統的家庭保障在不同程度上逐漸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作為在傳統孝文化下養老制度獨立經濟來源和責任承擔主體的家庭，其保護職能的弱化，使得要實現孝文化的要義――在時間效應上永恒的穩定的孝受到沖擊，必使養老保障形式向社會傾斜，即從社會尋求相對穩定和持續的保障支點。建立起包括社會、政府、家庭在內的孝文化的實現――即社會化養老保障的制度。
(二)中國人口老齡化現狀使孝文化中“養”的資金來源社會化
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對中國養老保障制度提出嚴峻的挑戰。人口老齡化使整個社會的勞動年齡人口在減少，需受供養的老人在增加，即社會總撫養比上升，導致分配制度結構的變化，進而打破了傳統家庭養老模式的平衡。同時，老年人比例的增加加重了家庭養老的負擔，使很多家庭難以勝任養老重任。因此為切實履行孝文化要義中的“養”即贍養義務，養老資金來源形式向社會傾斜。通過養老資金的社會化匯集和調劑，規避單個家庭短期和結構性風險。
(三)人口流動使孝文化中“敬”、“順”的實施主體轉向社會化
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伴隨大量的人口流動，這一現象延伸到農村則更明顯的表現為空巢家庭的出現。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人口流動增大，核心家庭普及，空巢家庭出現，家庭規模縮小，子女閑暇時間和直接伴隨長輩的時間顯著較少，甚至出現老人長時期獨立生活的局面。在當代中國社會，孝文化思想要義中“敬”和“順”，以家庭為單一依托無法繼續延續，無法完全依靠家庭成員作為實施主體，進而必須向社區和社會尋求依靠。所以，完全由子女承擔傳統孝文化中“敬”和“順”的責任，在當今的中國社會已經不切實際，傳統孝文化實施主體的社會化轉變勢在必行。
三、運用孝文化軟約束力推動社會養老制度建設
(一)加大對孝文化現代價值的宣傳，提高社會養老保障覆蓋面
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重倡新時期的孝文化，需要我們站在時代的前沿，立足和諧社會養老保障的要求，對新時期孝文化的內涵再發掘，弘揚其精華，剔除其糟粕，并賦予其與時俱進的時代內容，加大對孝文在現代社會養老方面優秀要義的剖析和宣傳，提高大眾社會養老保障意識，提高社會養老保障繳費率和覆蓋面。
首先，隨著社會的發展，傳統孝文化中有些道德要求已經顯得迂腐、落后、甚至愚昧，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守我堂前三年孝，不知門外四季春”，“父母在，不遠游”，“割股療疾”等，這些落后保守和不當的尊卑觀念已不再適應新社會的要求，必須剔除。其次，養老環境的變化，使孝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實現形式已經發生變化，不再等同于家庭獨立的養老壁壘。社會養老保障文化是一種“大眾文化”，因此作為社會養老保障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社會養老保障意識也應該是一種大眾意識。在現有社會和經濟發展難以
觸及的領域，加強孝文化的現代價值的思想認同具有至關重要的補充作用。
(二)加大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文化建設，健全多層次社會養老保障
綜合考慮各方因素，在中國，孝文化的延續需要根據具體的層次建立不同的孝文化延續方式和衡量標準，逐步推動層次間的融合。在社會養老保障領域，通過孝文化的宣傳建設，加大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文化建設，延續孝文化，健全以家庭為依托，以社會為基礎和后盾的多層次社會養老保障模式。建立國家基礎養老保障，以社會和企業為補充，以及家庭和個人自主養老保障模式相結合的多層次養老保障模式，使孝文化的承載主體多元化，資金來源多樣化，服務管理社會化，更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規范完善和孝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創新和傳承。
(三)以孝文化軟約束力和輿論監督及時修補社會養老制度建設的不足，提高養老質量
文化建設和文化管理主要是內在的文化自律與軟性的文化引導，社會養老保障文化也不例外。加強孝文化現代價值的建設和管理，可以增強民眾對社會養老保障的心理認同，增強他們參與社會養老保障的自主意識和主動性，使之在處理社會養老保障相關事務時達到自控和自律。通過孝文化的軟約束力的滲透和輿論的監督，及時快速的反映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建設中的缺陷，在全社會形成有利于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發展和完善的氛圍和環境。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僅指硬性指標的完善和制度建設的合理，還包括社會養老保障的心理認同和制度缺陷的靈活彌補。對養老質量的提高，還需建立完善的衡量體制和質量監控體制。
四、以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動孝文化合理傳承
具有現代社會適應性的孝文化對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有很大的軟約束和補充作用，養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優秀孝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一)孝文化在現代社會延續的現狀
30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空前繁榮，更引發了包括孝在內的道德觀念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現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意識深刻影響著家庭中的父代與子代間的關系，代際公正、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孝文化的現代化趨勢日益增強。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習慣和家庭觀念在事實上已經開始瓦解，“廝守家庭”意識逐步弱化。孝的運行機制――對父母“行孝”的原始形態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傳統孝文化理念實現的土壤縮小，對傳統孝文化的質疑增多，而同時孝文化現代價值分析和認可的滯后，合理的孝文化延續形式的缺失，養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以致對老人的遺棄，忽視現象頻繁出現。孝文化的缺位，加速了社會動蕩，使社會養老局面堪憂。
(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推動孝文化的合理傳承
一是領導重視，組織機構得力，各項工作落到實處。在各項階段性工作中，大隊領導始終高度重視，指派由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大隊長負責，并由大隊教導員牽頭，各中隊負責人組成專門工作機構，抽調得力、經干的工作人員，認真抓好各項工作的開展和落實。
二是認真開展學習宣傳，進行全員培訓，促進全體民警對依法行政的認知、理解、掌握和運用。自支隊統一分期分批有序地開展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法制理念集中進行學習、培訓和考試后。魚峰交警大隊以“規范執勤執法示范活動”為平臺，進一步展現執法為民良好形象。一是規范路面執勤標準。以大隊為單位，每周利用一天時間對民警進行執勤動作、普通話、日常執法用語訓練和交通疏導、糾正違章等業務技能培訓，做到疏導合理，站位得當，糾違行為正規。二是規范民警執法行為。大隊建立了民警個人《執法考核檔案》和電子執法臺賬，對民警執法行為進行全過程監督檢查。按照“誰辦案誰負責，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明確各崗位執法責任主體，對有過錯案件逐一倒查，嚴格追究責任。同時，由一名副大隊長兼職的法制員，對大隊民警的執法情況進行監督，強化廣大民警依法執法意識，進一步樹立了良好執法形象。
2、加強內務管理，進一步提升服務質量和水平。一是認真落實持證上崗制度。在認真搞好政策法規、業務知識、操作技能培訓基礎上，對民警進行執法資格認證考試，實行持證上崗，以增強違法處理民警的責任感。二是提高窗口服務水平。按照“便民、利民”和“微笑、高效”的工作要求，著力在提升服務質量上下功夫。增加了窗口服務的協警員，確立了駕駛員交通違法處理“一站式”服務工作站，方便了群眾，提高了效率。通過法制理念教育、規范執法行為和服務意識得到了增強，服務措施不斷完善，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好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專項整改活動中，對不規范的執法行為認真進行盤查、整改和建章立制。
1、牢固樹立依法管理交通、依法行政和以人為本的思想。在交通管理執法活動中，多年來，交警在道路執勤中，少數民警我行我素思想不同程度存在，糾正和處罰道路交通違法，對人不對事、感情用事的情況時有出現。比如，同樣的交通違法，當事人經濟條件也相當，處理結果不一樣。暫扣車輛、證照不開憑證，扣留的證照私自保管，導至當事人東奔西跑，找不到地方處理。
2、打牢執法為民的思想。交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交警究竟是在為誰執法？這個問題有的交警至今還在含糊不清，以至他們在道路執勤、執法工作中抓不做重點，主次不分，方法不但，和老百姓、和交通參與者糾纏不休，費了不少口舌，犧牲了大量時間，，又激化了矛盾。比如，一企業的一輛非營運小客車忘帶行駛證，執勤民警的確又清楚該車有合法的行駛證，該車系市內短途行駛而確有急事，就不要逼著駕駛人非倒回去拿證來才給以處理不可。外地車輛走錯了路或停錯了車。又如，一輛核載五座的小客車超座1人，核算起來是超過20，但是這種情況仍然按客運車超員20的規定處罰顯然就不夠公平了，要舉的例子還有很多。所以通過認真學習，使我們公安交警進一步牢固樹立執法為民的思想，處處多為民著想，多為民服務。從而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更加明確執法的目的，把管理的重心放在消除重、特大事故隱患上，對營運性客車嚴重超員、對低速載貨汽車（農用車）貨廂載客，對無證開車、“黑車”非駕、彎道超速、超車等等這些事關千家萬戶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嚴重違法行為，堅決依照法律、法規規定上限處罰，決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它事關千千萬萬人民的利益和生命財產安全。
3、在道路交通管理執法活動中，能夠把公平與正義準確的付諸于實踐，從而減少交通參與者、交通違法者對執法交警的一些誤解和不滿。比如，有兩個駕車人出現相同的一起交通違法行為，被執勤交警查獲，按法律規定應處200元罰款，但張三是企業老板，經濟條件很好，200元錢對他來說毫無半點影響，而李四是下崗工人，每月僅靠400元基本生活費維持家庭生活，李四拿出的200元和張三拿出的200元錢顯然價值懸殊就太大，所以對張三處罰200元、對李四處罰50元都屬于執法上的公平和正義，不能視為法律上的不平等。過去在道路執勤中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些不理解的群眾弄得交警很難處理。
4、增強交警識大體、顧大局的觀念。過去，交警在強化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考慮單一的保暢通、保安全多，對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些特殊情況、企業發展的艱難以及加快區域經濟快速發展思考得少，對道路交通管理的最終目的和方向不夠明確，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交警工作的最終點和落角點是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
5、進一步增強民警工作責任心和責任感。培養民警養成不拈輕怕重、不損人利已、遇到困難和矛盾不回避，遇事不推諉、勤奮好學的好作風，進一步規范民警的言行舉止，保障民警文明執法、禮貌糾章、熱情服務、助人為樂、吃苦耐勞一以貫之，盡心盡職完成好各個時期上級下達的各項工作任務。
總之，堅持社 會主義執法理念，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是我們公安機關每一個民警義不容辭的職責，我們要從“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的高度出發，充分認識深入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全面深化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實際工作中自覺認真貫徹執行，并在執行中邊學邊用，邊領會邊整改，為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職能，提高執法水平，推進我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依法行政、更好地規范執法行為。真正把促進執法公正作為執法活動的基本準則，做到嚴格執法、高效便民、誠實守信，真正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
__*交警大隊副大隊長
“六五”普法規劃理論與實踐研究征文: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環節是法治的宣傳教育，法治的宣傳教育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是否存在著一個關聯關系呢？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產生一個什么樣的作用呢？找出它們之間的關系，找出它們之間的影響，對我們科學地制定“六五”普法規劃具有積極的作用，所以我們有必要對之進行研究，這一點正是本文的指導思想。
首先，我們知道一個社會的法律制度是該社會的上層建筑，是其經濟等的集中反映，并為其服務；那么該社會的經濟等是其經濟基礎，是決定該社會上層建筑的基礎；這是經典作家的經典理論，根據這一經典理論，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是一對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法治的宣傳教育是為法律制度服務的，所以這種行為也是社會的上層建筑的范圍；社會的經濟發展，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是社會的實體內容，是經濟基礎的范圍；所以我們可以根據經典作家的理論知道，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是一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但是在我們國家，由于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律制度和產生它的經濟基礎雖是矛盾的對立統一體，作為它們的主體都是人民，所以兩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兩者的價值取向是同構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對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反過來也一樣，我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越是發展的好對我們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會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當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礎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傳教育也就會更有物質基礎，也就會做得更好；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法制宣傳教育與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一種矛盾統一關系，它們之間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所以我們應當明白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雖然相對于經濟發展來說是一種務虛性的工作，但它同樣重要，也是對社會的經濟發展的一種促進；同樣道理，做好社會的經濟發展是我們的現實需要，對不斷地完善社會的上層建筑是一種物質前提，兩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們認為，法制的宣傳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實執行的觀念實現途徑。也就是說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內容，只有向全社會廣泛地宣傳和教育，才會在全社會中產生對該法的了解，知曉，才會在人們的觀念中樹立起該法的觀念，才會在人們的意識中以之為規范，從而去自覺自為的規范自己的行為。這個過程我們看到它其實就是法的執行和落實的一個觀念上的實現過程。當然法律一旦經過合法程序產生，并不以社會某些成員是否了解其內容為其生效的前提條件；也不以某些成員不了解該法的內容而對該成員不產生拘束力；但是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們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來維護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們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懲罰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觀念實現顯得尤為重要，這就是我們普法的目的所在；我們的法律以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觀念上實現為最高境界。法律在觀念上的實現，是在社會成員中形成自覺自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會秩序規范成員的行為。所以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實現法制觀念實現的有效途徑和手段；社會更多成員自覺自為的守法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內在積極因素；社會更多成員的自覺自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保障性條件；所以做好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是構成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環境動力，具有積極的意義。比如，我們的行政執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種被動性的執法，也就是當行政相對人的違法行為產生以后才去給與懲罰的，但是這種懲罰(來源：文秘站 ）并不能從根本上杜絕同類違法現象，為什么呢？就是這些行政相對人并不是人人都從觀念上形成了一種自覺自為的守法意識，從而沒有內在的拘束力，當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對人根本就不知道相關法律的內容，當然也就不知道他們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所以被動執法的結果是：同樣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執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顯。我們的行政執法體系，對象多，領域廣，具有源頭性，如果在這里使我們的對象能夠自覺自為的去守法，那么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本身的發展都會大有改觀的。
法制的宣傳教育是強化社會法制環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國不僅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執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形成濃厚的法制環境；因為不管是執法，還是司法，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從而使之具有被動性；但是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后，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對社會成員具有矯正力。我們做好法制的宣傳教育工作的同時，不僅使社會成員樹立起法制意識，還會在這種宣傳教育的過程中進一步強化人們的法制意識，就會在全社會形成一種濃厚的法制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們的言行就會受到環境的制約，同時這種環境的強化還會推動社會的法治進程，這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無疑是一種推動力量。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就是法制經濟，沒有一個很好的法制環境，沒有一個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場經濟高效有序地運行就是一種不可能，所以我們做好法制宣傳教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論文關鍵詞 領導干部 法治思維 法治能力 國家治理
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是當前國家治理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同志在十報告中強調，要“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這是執政黨第一次把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寫入行動綱領，無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也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十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以及國家治理能力的相關論述是新時期黨對領導干部國家治理能力的的基本要求，是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升法治能力的新期望，是當前各級領導干部治國理政的行動指南。它不僅對領導干部的國家治理理念、治理方式以及行為準則等方面產生積極深遠的影響，而且對于保持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意義重大。
一、領導干部法治能力的內涵
按照黨的十報告的基本精神，領導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法治思維強調的是對法治的理念態度，在思想觀念層面提出的明確要求；法治方式是行為準則，在操場執行層面提出的明確要求，二者為實現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法治思維就是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的邏輯分析法律問題和處理法律事務的思維方式。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就是強調領導干部要具有用法治的要求觀察、分析、處理問題的思維方式。
一方面，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應該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如果沒有法治理念，沒有對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精神以及法律邏輯的綜合思考與分析，是不可能形成法治思維的。
另一方面，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是對法律問題的分析和法律事務的處理的思維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僅要求我們對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有清楚的理解，為準確適用法律奠定基礎，同時還要有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法律精神。只有有了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具體法律規范、法律原則，確定它們是否與法律精神和法治理念一致，進而才能決定是否應將之作為認識和解決相應問題的依據。
建設法治社會，需要各種社會關系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促進，需要社會各方面均衡發展，共同進步，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法治思維的提高。特別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法治作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最有力的保障，必然要求領導干部普遍的法律意識和法治思維。它要求領導干部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樹立法律至上觀念，主動地、積極地學習法律知識，自覺、認真地遵守和實施法律，成為學習法律、遵守法律、實踐法律、維護法律秩序的重要力量。
關鍵詞憲法學方法論憲法問題
一．2007年憲法學研究的基本情況畢業論文
（一）全國性學術會議畢業論文
2007年5月21日至22日，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和鄭州大學在鄭州大學共同主辦了“社會轉型時期建設問題國際研討會”。會議就“轉型期國家的人權保障制度”、“違憲審查制度”及“社會轉型與建設”三個主題進行了研討。2007年6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與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和《法學》雜志社在南京市共同主辦了第三屆“中國憲法學基本范疇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學者們關注了具體的憲法學范疇、概念與方法問題。2007年7月6日，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韓國比較公法學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聯合主辦“東亞公法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就“憲法基本權利”、行政法相關問題、“違憲審查制度”、憲法學研究方法等問題深入進行了學術探討和交流。中國法學會憲法學研究會2007年年會及學術研討會于2007年10月20日至21日在廈門大學舉行。會議圍繞“憲法文本的變遷”、“憲法與民生問題”、“憲法與部門法問題”以及“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法治化”等問題，進行了學術探索。2007年10月26日至28日，山東大學法學院、日本九州大學法學院在日本福岡共同主辦了“第三屆（2007）中日公法學學術研討會”。兩國公法學學者就憲法學（人權論）、行政法學、憲法—行政法（公法學）的前沿問題等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研討。畢業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