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4-03 14:35:12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金融扶貧的基本特征，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劉永富在致辭中說，低碳發展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然要求，推動低碳發展必須從基本國情出發。各國國情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低碳發展的方式與途徑不可能完全一致，要從本國實際出發，按照“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承擔相應責任義務。
劉永富強調，要堅持低碳扶貧促進低碳發展。他說，當前我們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階段，生態文明方興未艾，低碳發展正當其時，關鍵是要抓住重點領域、重點行業。貧困地區與生態環境脆弱地帶高度相關，貧困人口與生態環境脆弱區地理空間分布高度一致，貧困地區是全球氣候變化的高度敏感區和重要影響區。扶貧開發要堅持低碳發展，推動貧困地區在減貧過程中實現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探索中國特色的低碳扶貧道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實現了6億多人口的脫貧。但是，從根本上講，我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貧困問題的存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盡快解決貧困問題。
一是要加大支持力度，推動貧困地區轉變發展方式。要按照精準扶貧和低碳發展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貧困地區、扶貧對象的低碳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推動低碳扶貧成為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在貧困地區加大對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重點生態修復工程等支持力度，擴大工程規模、加快實施速度、提高補助標準。國家低碳生態補償機制要重點向貧困地區傾斜。改革貧困縣考核機制，對限制開發區域和生態脆弱的貧困縣，取消地區生產總值的考核，加快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
二是要打造扶貧工作品牌，創新扶貧項目設計理念。針對制約貧困地區發展的村級道路、飲水、電力、危房改造、信息化建設和教育、文化、衛生及特色產業等瓶頸問題，重點打造雨露培訓計劃、扶貧小額信貸、扶貧移民搬遷三大扶貧工作品牌。通過技術推廣和特惠金融支持貧困農戶發展低碳生態農業、低碳生態旅游及碳匯產業。通過雨露培訓計劃，幫助貧困地區新生勞動力提高職業技能、拓展就業渠道，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對生態承載能力弱、資源開發過度的貧困地區，實施扶貧移民搬遷，緩解人地矛盾。扶貧項目的設計和實施都要貫徹低碳扶貧的要求，實施種草、養畜、有機農業、鄉村旅游等環境友好型扶貧增收項目，推廣太陽能等貧困地區簡便實用的清潔能源新技術，支持雜交植物等科技扶貧技術開發。大力開展社會扶貧，廣泛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匯聚社會各方面智慧，充分依靠科學技術，努力探索低碳扶貧新途徑，共同向貧困宣戰。
三是要完善碳匯交易機制，拓展低碳扶貧領域。建立有利于貧困地區的碳匯交易平臺，完善碳匯交易機制，把貧困地區的環境效益與貧困農戶的經濟利益有機聯結起來，充分激發貧困地區發展碳匯產業的內在動力和巨大潛力。企業可以通過前期參與開發、后期購買碳匯等方式，既為自身開辟新的發展增長點，同時也幫助貧困農民得到碳交易收入，推動扶貧工作與低碳發展有機結合，實現雙贏。
關鍵詞：商業性小額信貸；制度框架
小額信貸作為發展中國家緩解貧困、增加農戶收入的新型金融方式，在一些地區比較成功地解決了窮人的信貸服務問題。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開展小額信貸試點以來，先后探索了NGO小額信貸、政府主導的扶貧社、農信社的小額信貸活動、商業化小額貸款公司等多種形式，但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資金補充渠道匱乏、利率定價不科學、扶貧功能弱化等一系列挑戰。如何更好地發揮小額信貸的福利，構建與小額貸款本質特征相適應的商業性小額信貸框架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一、小額信貸理論的梳理
小額信貸作為一種專門向低收入階層提供小額度信貸服務的金融創新形式，世界銀行扶貧協商小組（CGAP）將其定義為“向貧困者提供諸如貸款、儲蓄及其他金融服務以滿足他們經營、生產和消費方面的金融需求”，其基本目標是通過向窮人提供信貸服務以幫助其消除貧困。這種目標導向使小額信貸機構在經營理念和運營機制上與傳統金融機構具有本質區別：即以向貧困人口提供信貸為目標，通過特殊的機制設計實現遵循銀行原則的可持續發展，而傳統金融機構是以盈利為目標，通過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機制實現財務上的可持續發展。從國際流行觀點看，小額信貸作為一種幫助窮人消除貧困的金融制度安排，基本特征不外乎三方面：一是面向窮人和低收入者；二是提供小額信貸服務；三是具有不同于傳統商業金融的獨特信貸管理機制。國內外對于小額信貸的研究也主要圍繞以上三方面展開。通過深入分析、梳理國內外關于小額信貸的論述，本文把小額信貸理論概括為兩方面：一是小額信貸的基本理念與發展模式理論；二是小額信貸的運行機制理論。
（一）小額信貸的基本理念與發展模式
小額信貸的發展起始于NGO開展的旨在幫助窮人脫貧的金融活動。隨著這種非政府組織開展的福利性小額信貸在世界各地的實踐，其內在邏輯缺陷引發的可持續性問題備受關注。“這種幫助窮人脫離貧困的小額信貸機構能否實現自身財務上的可持續發展?”J.Morduch(2000)認為，小額信貸的提倡者，提出了一個雙贏命題：遵循良好銀行原則的小額信貸機構不但緩解了最多的貧困，而且可以實現財務上的可持續性。作為一般命題，該理念在邏輯上難以成立，也難以得到可得的經驗數據支持。Graeme Buckley（2002）認為福利性小額信貸的實際問題更為深刻，不能單獨通過資本注入解決，需要社會經濟條件根本的結構性變革。基于對小額信貸實現的基本目標認識的不同，逐漸形成了福利性小額信貸理論和制度性小額信貸理論。
福利性小額信貸理論以M.Yunus博士為代表，他用孟加拉“鄉村銀行”的實踐證明了“窮人也能用好貸款”，認為扶貧不能單純靠救濟，而是要通過對貧困人口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務，發動其努力從事再生產。福利性小額信貸旨在為最貧窮者提供信貸服務，支持其進行再生產以幫助其緩解貧困，增加福利。福利性小額信貸的提倡者認為，小額信貸成功的標準在于多大程度上能滿足最貧困人群的金融需求，以補貼方式彌補發放貸款所獲得的收入與發放貸款所支付成本之間的差額是必需的，是維持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方法。
相對于“福利性”小額信貸理論而言，制度性小額信貸的倡導者認為，由于小額信貸是以貧困人群和家庭為目標客戶，這些客戶規模小、抵御風險能力薄弱導致了其貸款違約的概率較高。同時，由于額度小，地區金融環境差，導致操作費用相對較高，這些費用只能通過較高的貸款利率和較大的存貸利率差來覆蓋。高利率與小額信貸幫助貧窮者消除貧困的初衷相矛盾，如果以相對較低的利率為貧窮者提供貸款，小額信貸機構自身則很難實現財務上的盈虧平衡。因此，福利性小額信貸不具有可持續性。對于孟加拉“鄉村銀行”的成功，制度性小額信貸的代表人物M.S.Robinson（2001）女士認為主要得益于孟加拉的政治體制，其次是依賴Yunus博士這樣既具備社會責任又精通金融管理的關鍵人物掌控發展方向。制度性小額信貸的提倡者認為，小額信貸的首要目標應是維持機構本身的可持續性。他們強調在幫助貧窮者擺脫貧困的同時要實現自身的盈利；要通過各種制度建設，以增強機構自身的能力，實現可持續發展；要通過維持自身的財務健康和可持續性，為貧窮者提供長期的、更好的金融服務。如果建立了商業化的運營機制，小額信貸可以實現扶貧的社會效益和機構盈利的雙贏。
（二）小額信貸的運行機制理論
以低收入人群和家庭為目標客戶的小額信貸為什么在過去的40年中取得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額信貸獨特的運行機制--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傳統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技術。從各種形式的小額信貸實踐看，這些技術主要包括團體貸款(group lending)、動態激勵(dynamic incentives)、定期還款計劃(regular repayment schedules)以及擔保替代(collateral substitultes)等。這些技術的核心理念在于，小額信貸是面向特定區域、特定人群的金融組織形式，通過“熟人社會”特有的激勵約束機制可以有效解決小額信貸機構和客戶之間的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問題。
團體貸款是目前在全球范圍內最具影響力的小額信貸管理技術之一，它把借款人分為同質的貸款小組，一方面通過連帶責任機制，引導借款人在形成小組時選擇性配對(assortative matching)，將高風險的借款人驅逐出去，實現小組的同質化，以減低小額信貸機構的貸款甄別成本；另一方面通過小組成員之間的監督機制，確保借款人誠實使用資金。
動態激勵把借款者和小額信貸機構之間的關系看作是一種重復博弈。認為當一個借款者有持續的貸款需求時，為了獲得將來的貸款，就會減小現期違約的可能性。因此，在貸款初期貸出較小額度，若償還滿意，隨后逐步放大貸款額度，通過重復交易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以提高償還率。
定期還款計劃不同于一般商業銀行的分期還款制度，有些類似于商業銀行的住房按揭貸款，要求借款人在貸款開始不久就每周或每月進行一次還款。每周或每月償付，使得家庭必須依賴其他收入來源，而不僅僅依賴于借款所投資項目的收入，意味著貸款的償還依賴于家庭穩定的、多樣化的收入流。
擔保替代是從小額信貸的區域性特征出發，提出的一種社會擔保形式。雖然大多數小額信貸機構都不明確要求客戶提供擔保（抵押）品，但各種替代性擔保卻廣泛存在著，主要包括“小組共同基金”、“強制儲蓄”，甚至借款者的社會資本等。由物質擔保向社會擔保轉變是小額信貸擔保不同于商業銀行擔保的本質所在。
二、福利導向的商業性小額信貸的基本框架
以社會福利為導向的商業性小額框架應當包括實現幫助貧窮者消除貧困，保持商業化可持續的雙重目標。這包括，一是消除高利率對社會福利性的影響；二是消除資金補充渠道單一對資金成本的影響；三是消除監管虛置對發展定位與擴張的影響；四是消除盈利目標導向對客戶選擇的影響；六是消除商業化對信貸管理技術的影響。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如圖所示，福利導向的商業性小額信貸框架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高效的補貼機制
為了實現消除貧困和商業化可持續的雙重目標，補貼仍是商業性小額信貸的核心，世界上運營比較成功的商業性小額貸款機構，基本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補貼。對于我國的小額貸款公司來說，這種補貼要采用直接對借款者進行貼息的形式，只有在借款者償還借款本息后，才能憑借還款憑據獲得政府貼息，這樣可以有效規避直接對小額信貸機構貼息帶來的道德風險問題，同時確保貧困者貸款的獲得性。其次，要通過積極稅收優惠提升小額信貸機構的資金回報率。
（二）高效的監管機制
拉美國家小額信貸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因為當局采取了積極的監管和引導措施。它們的主要經驗，一是以小額貸款機構能否吸收公眾存款為標準，分別采用審慎監管或非審慎監管，對能吸收公眾存款的小額信貸機構采取審慎監管，對不能吸收公眾存款的采取非審慎監管。二是把小額信貸作為一種業務，把監管擴展到了開展小額信貸業務的所有金融機構。三是依據小額信貸業務和機構的特殊風險，對傳統的商業銀行監管工具進行調整，這些工具包括最低資本和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的認定和風險分類標準、貸款損失準備金和貸款沖銷、風險糾治手段等。高效的監管體制保證了拉美小額信貸機構規范、安全運營，并主動把業務重點放在幫助窮人擺脫貧困上。我國小額信貸監管框架的構建，要把重點放在選擇合適的監管主體上，以提升監管的專業化水平。
（三）高效的資金補充機制
從國際小額信貸的實踐看，無論是能吸存的還是不能吸存的，都普遍存在資金不足問題。資金不足，規模就不能做大，規模不能做大經營成本就很難降下來，成本降不下來就只能通過較高的利率水平維護盈虧平衡。資金不足已成為長期以來困擾小額信貸發展的桎梏，也成為影響其發揮福利功能的關鍵。對于我國“只貸不存”的小額貸款公司來說，這一問題更為突出。一方面可以從頂層制度上積極推動規范運營的小額貸款公司向村鎮銀行轉變，從源頭上解決小額信貸的資金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金融機構批發、銀行間交易市場拆借、財政循環基金、發行小額信貸債券等多種方式拓寬小額信貸的融資渠道。
（四）高效的小額信貸管理機制
小額信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長期以來積累起來的有效的小額信貸管理技術。要積極采用團體貸款、動態激勵、定期還款計劃、擔保替代等獨特的小額信貸管理技術，以增強小額貸款公司的專業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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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Marulanda and M.Otero,The Profile of Microfinance in Latin America in Ten Years:Vision and Characteristics,2004.
[3]J.Morduch,The Microfiance Schism World Development, 2000, 28(4): 617-629.
內容摘要:合作組織在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在不同區域因市場經濟發育程度不同而呈現很大差異性。本文分析了合作組織在西部農村的發展現狀,由于西部廣大農村人口居住分散、市場經濟發育遲緩等原因,故合作組織功效微弱,使其不能成為現階段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以及推動新農村建設的力量。本文進而對全國的合作組織進行橫向比較,以找出西部合作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對此提出加強西部合作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西部農村 合作組織 適用性 功能思考
2008年和2009年的中央1號文件均提出要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組織(以下簡稱合作組織),這說明合作組織在以農民增收為核心的農村經濟與新農村建設工作中的地位日趨重要。為此,西部各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發展規劃方案與相關政策,并提出硬性指標和時間表。但筆者認為,西部地方政府關于合作組織的認識和現行政策措施值得商榷與探討,而這一切皆以合作組織的適用性與功能定位為基礎。
合作組織在西部農村的發展現狀
盡管學界有人認為富裕和貧窮兩極狀態都較易產生合作需求,且貧窮較富裕有更強的合作沖動和愿望,更需要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王軍鋒,2006),但該觀點并未得到學界與政界的普遍認可。筆者通過對甘肅六十多個鄉鎮的實地調研認為:合作組織的產生與發展均受制于當地市場經濟發展水平,它并非是任何地區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農村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組織形式。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盡管農(牧)民希望有自己的“組織”來保障其權利不受或少受外部侵犯,但那種“組織”根本不可能是現代意義上的以產品交換為根本目的、以規模經營為基本特征的“合作組織”。總體而言,農村市場經濟土壤缺失使西部廣大農村目前尚不具備發展合作組織的前提條件。
合作組織是黨和政府指導農業和農村工作的重要渠道,發展合作組織,有利于促進農民增收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它在建設現代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構建和諧社會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發展合作組織是今后“三農”工作方向性和全局性的大事,這是西部地方政府的普遍性認識。不能否認,東部市場經濟發達地區的合作組織在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調研情況表明,即使業已產生合作組織的西部農村,它也并非農民增收和新農村建設的主要途徑。
以甘肅為例,不同區域的合作組織的增收功能存在較大差異:農村市場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口密度越大、交通越便利的地區,這種功能越強,增收功能與區域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市場化程度呈明顯的正相關性。即使在合作組織比較發達的地方,它也不是這些地方多數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農業收入遠遠低于外出打工收入。2006年,甘肅省創勞務收入151.2億元,人均收入2823.53元,而甘肅省2005-2007年農村居民每戶純收入分別為1980.00元、2134.00元和2328.92元。
合作組織在全國的橫向比較
從數據上看,西部合作組織的發展狀況在全國處于中上位置,這實際上是認識上的誤區。
統計數據顯示,西部地區合作組織數量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居于前位,在2007年底數據的13個省市區中,西部的陜西位居第1,即使甘肅也位居第8,排在經濟發達的廣東、北京、福建等省市前面;在截止2006年底數據的12個省市區中,西部的四川、重慶、內蒙和云南,也分別處于第2-5位,同樣排在經濟發達的上海市之前。
全國合作組織密度(即每萬人擁有的合作組織的數量)處于前十位的省份中,西部省市區就占了5個,而市場經濟發達的廣東處于倒數第1位,浙江和江蘇也只排在12和14位。
從合作組織規模(每個合作組織擁有的戶數)上看,西部的四川處于第2位,新疆為第4位,青海、內蒙、甘肅分別排在第7、11、12位,而經濟發達的廣東、山東等省卻位居20、23位。
這三組數據均反映出西部合作組織在全國均處于領先和比較領先地位,這似乎印證了“貧窮較富裕有更強的合作沖動和愿望,更需要發展合作經濟組織”的觀點。但由于數據不完整(如截止時間不同等)、統計口徑不統一和數據水分比較大等原因,不具有客觀上的可比性。甘肅的合作組織中,許多是由政府職能部門演變而來。以甘肅某縣數據為例,該縣登記注冊的合作組織10個中真正由農民組成、由農民管理的只有1個。實際上這種情況在甘肅其他地方普遍存在,在西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筆者針對甘肅不同區域的60個鄉鎮已加入合作組織的農戶,從十個方面對合作組織的功能進行調研,借以反映調研對象對合作組織的認知度、信任度、重視度。匯總情況反映,除產品銷售上認為合作組織發揮的功能比較大(63%)外,其余諸如生產經營資金問題、生產計劃安排、生產經營信息獲取、良種化肥等農資來源、技術問題以及增收等方面數值均低,其比例分別為0%、7%、12%、17%、8%和36%,在維護會員權利上選擇 “能”和“基本能”的兩項合計只有8%,在會員的滿意度上,“滿意”和“基本滿意”的兩項合計僅為35%。可見,合作組織在甘肅農村的認知度、信任度、重視度均比較低。并且,越是在落后地區,這種現象就越嚴重。
筆者的基本結論是:甘肅多數地方的合作組織仍處于較低的層次,大多數農村的合作組織尚處于萌芽狀態,這在西部具有普遍代表性。
上述認識上的局限性,導致地方政府有關政策或方案普遍具有以指標化為顯著特征的 一刀切現象。這種忽視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和事物發展規律的揠苗助長行為,從根本上扭曲了政府農村經濟工作和新農村建設的發展進程。
加強西部合作組織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政府要因地制宜發展合作組織
甘肅等西部合作組織發展滯后,是由市場經濟發展水平低下,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低廉(甚至無價),農民居住分散,生產規模狹小等諸多因素決定的。西部地方政府要根據當地自然與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研究制定不同的合作組織發展規劃,以避免指標化與一刀切的現象。對于具備或基本具備合作組織產生條件的地方,政府要積極引導,但不能作為政治任務指標下達,在不同鄉鎮之間、縣域之間不能搞不切實際的評比,合作組織的數量和規模不能作為政府評價不同地區官員的指標,應杜絕層層驗收、達標升級、弄虛作假和勞民傷財事情發生。
(二)引導鼓勵農村人口集中
市場經濟發展首先需要人口的有效集中,否則,以交換為目的的農村市場經濟就缺乏基本前提,與規模化經營相聯系的合作組織就更無從談起。無論從經濟學角度還是從社會學、政治學角度分析,加速人口集中意義重大而深遠。
比較切實可行的辦法是,與目前政府的“村村通”工程和“整體遷移扶貧”工程相結合,在住房與安家補貼、土地補償等方面,出臺相應政策積極引導和鼓勵農村人口實行有效集中。通過自然村搬遷合并,向自然承載力較強、交通比較便利、人口比較密集的中心村鎮和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城鎮集中,借以促進農村市場體系形成和壯大,為合作組織產生與發展提供必要條件。如2008年甘肅省明確提出,今后5年甘肅的城鎮化率由31.6%提高到36%以上,農村戶籍人口向城鎮轉移120萬人以上。這種做法值得西部省市區推廣,中央政府應出臺相應支持性政策和措施,以提高甘肅等西部農村人口集中的速度和規模。
(三)加大對現有合作組織的金融支持力度
對于業已具備合作組織產生與發展條件、且已有相當組織規模的地方,政府應首先加大金融方面的支持力度,這是確保業已產生并已具備一定規模的合作組織生存與發展的當務之急。這也是2009年中央1號文件“開展示范社建設活動”的基本要求,建議政府一方面出臺政府擔保政策措施,簡化受信管理制度程序,適當擴大貸款額度,提供一定政府貼息以真正降低合作組織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政府建立扶持合作組織財政專項基金,對具備一定規模且有發展前途的合作組織予以直補,將中央的“示范社建設活動”落到實處;另外,出臺政策允許合作組織內成員之間以及合作組織之間的民間融資,以彌補政府金融支持之不足。
(四)創新扶貧方式以支持合作組織發展
增加農民收入是政府支持合作組織發展的重要目標之一,但扶貧政策也是目前國家支持甘肅等西部農民增收的主要政策。合作組織作為甘肅等西部農村經濟發展重要項目,國家在項目扶貧中應將其作為重點項目列入。2008年,甘肅省政府提出的“智力扶貧”、“教育移民”、“ 生態移民”和“易地扶貧”等,實際上是基于長遠戰略考慮的扶貧方式創新,客觀上有利于合作組織發展,建議中央政府通過扶貧渠道,在項目和資金等方面支持甘肅等西部地區農村合作組織發展。此外,甘肅等西部地方政府也應創新扶貧方式,將合作組織納入扶貧項目范圍予以扶持。
(五)出臺招商引智政策以發展農村“能人經濟”
“能人經濟”在學界和政府界均無統一規范的概念,本文可以簡單理解為“能人主導下的經濟”。其基本特征為:有號召力、凝聚力、敢于冒險,善于撲捉市場商機。十年西部大開發的最大功效,是由于國家資本投入增加使西部的硬件設施得以改進、東西部經濟差距縮小(劉生龍等,2009),但以吸引人才為代表的軟環境卻依然嚴峻,西部可持續發展能力低下且有不斷下降之趨勢,與資金等其它生產要素比較,西部更加需要能人。甘肅等西部農村發展市場經濟能人奇缺,中央和地方政府應出臺相關政策(如稅收減免、土地使用、生活待遇等)吸引外部能人,實踐證明“能人經濟”是發展縣域經濟、增加農民收入的一條有效途徑。如安徽臨泉縣政府明確表示把扶植經濟能人、培育“能人經濟”作為發展縣域經濟,幫助農民增收致富的有效著力點來抓,發展農村“能人經濟”,既是催生甘肅等西部農村合作組織的必要條件,也是西部農村發展合作組織的必要途徑。
(六)借鑒外部經驗創新土地承包與流轉政策
土地經營權流轉是農業規模經營的前提,也是合作組織發展壯大的必要條件。但如果沒有政府政策引導與扶持,西部農村的土地流轉難以推進。
東部發達地區的經驗值得西部借鑒。以浙江湖州市為例,該市首先出臺了《扶持糧田適度規模經營若干政策》、《關于大力發展現代農業的若干意見》等政策文件,通過財政扶持、貸款擔保、金融支持、政策性農業保險等方面,扶持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發展,其管轄的各縣區也出臺了推進土地流轉的相關扶持政策,按照流轉規模分別給予每畝50元至500元不等扶持;其次,為了確保土地流轉后的相對穩定,還探索建立了土地流轉價格逐年增長和隨物價變動機制,切實保護農民利益,充分調動了土地流轉雙方的積極性;第三,構建以縣農村土地流轉網上服務平臺為依托、以鄉鎮土地流轉服務中心為主體、以村土地流轉服務站為基礎的三級服務網絡,確保土地流轉供求信息有效對接;第四,通過政府對農民培訓,以離土流轉方式加快勞動力轉移,為加快推進土地流轉創造有利條件;第五,培育經營主體、提升土地流轉;第六,強化基礎建設,助推土地流轉;第七,完善社保體系,保障土地流轉。將離土流轉與人口集中和整體遷移扶貧三者有效結合,是西部農村土地流轉政策創新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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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生龍,王亞華,胡鞍鋼.西部大開發成效與中國區域經濟收斂.經濟研究,2009(9)
我國小額信貸組織主要分三類，即依靠國際組織援助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或國內公益組織開辦的小額信貸項目；正規金融機構開辦的小額信貸業務；試點的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本文主要比較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和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這兩種組織形式。因此在發展小額信貸運作思路上，主要按照獨立的小額信貸機構來設計，而不涉及正規商業銀行開展小額信貸業務的機構組織設計問題。總體上，我國小額信貸現狀存在制度主義與福利主義的矛盾，也就是覆蓋率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
（一）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覆蓋面廣，但是不能可持續運營
我國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和國內公益組織的小額信貸項目基本上都屬于福利主義的小額信貸，它們著重強調小額信貸為低收入的貧困人口服務，注重對這些人的收入和福利的改善，不少機構強調以貧困婦女為主要受益群體。在這方面，這些機構的小額信貸確實給貧困人口提供了信貸上的幫助，提高了他們的自立能力和生活水平。在我國，這類小額信貸機構約有300家，但是現在仍然存在的約有100家，能夠經營的約有50家，能夠可持續經營的不足10家。它們不但經營狀況不理想，而且市場份額很小，約10億元人民幣。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對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普查數據顯示，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整體上處于虧損狀態，虧損比例超過50%。
（二）試點的商業化的小額貸款公司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覆蓋面難以顧及
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初衷是解決農民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民融資難的問題，探索民間資金進入金融領域的新路子。其經營原則是為在農村的自然人和微小企業提供小額度的貸款服務。2005年12月27日，山西平遙晉源泰和日升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掛牌成立。在經營一年后，小額信貸公司遵循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平均貸款利率為20%左右，運轉良好，公司基本都實現自負盈虧，實現了經營性可持續發展。但從05至06年成立的7家貸款公司的貸款方式和貸款對象可以看出，大多數公司的貸款方式依舊采取抵押和擔保形式，貸款條件過于嚴格，單筆貸款額度過大，貸款對象傾向于回報較大的微小企業和經濟能力比較好的農戶，在可持續發展的背后，貧困者真正從中獲益的較少。
二、小額信貸的相關概念
從國際流行觀點定義，小額信貸指向低收入群體和微型企業提供的額度較小的持續信貸服務，其基本特征是額度較小、無擔保、無抵押、服務于貧困人口。小額信貸可由正規金融機構及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或組織提供。小額信貸組織按照業務經營的特點，分兩類：商業性和福利性，也稱制度主義和福利主義。前者更強調小額信貸管理和目標設計中的機構可持續性，以印尼的人民銀行為代表；后者則更注重項目對改善貧困人口經濟和社會福利的作用，以孟加拉鄉村銀行為代表。
三、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之路
（一）小額信貸的雙重目標
小額信貸通過向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成為農村扶貧的一種有效工具，但其在本質上是一種金融活動，若只注重社會及扶貧效益，必然導致自身難以生存和持續下去。反之，如果沒有扶貧理念，社會責任感缺失，純商業化的經營會帶來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不可能真正為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在這個意義上，完善的小額信貸機構應以為真正的窮人提供資金支持和追求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為雙重發展目標，兼顧覆蓋面和可持續性。而且，扶貧和小額信貸的可持續性目標是不矛盾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從國際小額信貸的實踐來看，小額信貸可以兼顧消除貧困和持續地擴展金融服務的雙重目標。如孟加拉鄉村銀行和印尼的拉基亞特銀行盡管分別以扶貧和擴大商業銀行持續性為其主要目標，但殊途同歸，最后都實現了扶貧和持續發展的雙重目標。
（二）具體的制度設計建立覆蓋面和可持續并重的小額信貸模式
1．在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下，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首先，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從整體上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貧困地區的市場機制的發育情況更為緩慢，因此，我國目前尚不存在小額貸款運作的市場載體，小額貸款的扶貧效果在市場機制發育不完善情況下，必定大打折扣。其次，政府應充分肯定小額信貸機構在扶貧和金融創新領域的作用，給予其合法經營權。對于那些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經營歷史達到一定年限并具有優良業績的機構，給與一定金融業務的合法經營權，并在中央銀行的指導下，通過行業自律的方式加以監管。
2．具有社會責任感扶貧的目標
首先，確定目標對象，把低收入的貧困人口作為服務對象。這要有一套有效的識別目標群體的作法。對農民的土地、收入和家庭成員的職業狀況進行分析做出基本判斷，區分貧困人口。其次，提供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設計符合貧困者需要的信貸產品，建立完善的貸款和還款機制。小額信貸應根據貧困戶的經濟和社會特點，合理設計一套有利于改善對貧困戶的信貸服務，使得貧困戶隨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金融產品。
3．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
首先，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化經營。在利率方面，政府應放松對利率的管制，允許小額信貸機構按照合理的市場利率開展經營活動。制定激勵貸款人按時還款又能使信貸機構實現自負盈虧的利率政策。在資金來源方面，除了接受捐助外，還應獲得優惠貸款，當地商業銀行可以直接向小額信貸組織提供貸款。另外，還可借鑒國外經驗，創立一個總部機構或批發式資金形式。其次，完善管理體系，提高自身運營能力。建立有效的運作機構，完善各種規章制度和財務管理體系，提高人員素質，有效運作資金，保證信貸活動正常進行。
總的來說，在我國，不管是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還是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都有著各自的優點和缺點，我們應該根據其各自的具體情況提出具體的發展戰略，覆蓋面和可持續發展是互相促進的兩個方面，是可以兼容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組織可以在發揮其覆蓋面優勢的同時，多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而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在保持其商業運作的基礎上，多注意其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兩種組織形式不一定要按照某種固定的模式發展，可以在側重某方面的同時，適時兼顧另一方面，發揮出組織自身的特色。只有實現覆蓋面和可持續性這兩方面的目標，小額信貸機構才會實現其真正的使命，取得其更廣闊的發展天地。我國正在探索小額貸款的發展之路，但是在探索的過程中，要防止小額信貸產生變異。我國小額信貸機構的組建形式也不能完全照搬國外模式，而應根據我國金融體制環境因地制宜，探索一條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小額信貸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曹子娟，《中國小額信貸發展報告》，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6.1
[2]杜曉山等主編，《小額信貸十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國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與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的發展情況，從而發現存在的問題，即對貧困者的覆蓋面和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不能兼容，繼而探尋適合我國國情的小額信貸的發展之路。
關鍵詞:小額信貸覆蓋面可持續性
小額信貸作為一種金融制度的創新，自出現以來一直致力于為低收入階層提供金融服務，通過提供金融服務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就業機會。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小額信貸是緩解貧困、促進就業的有效方式。中國小額信貸的歷史只有十幾年時間，但是發展迅速，在反貧困和發展農村金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實現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但是我國小額信貸還不盡完善，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小額信貸的相關概念
從國際流行觀點定義，小額信貸指向低收入群體和微型企業提供的額度較小的持續信貸服務，其基本特征是額度較小、無擔保、無抵押、服務于貧困人口。小額信貸可由正規金融機構及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或組織提供。小額信貸組織按照業務經營的特點，分兩類：商業性和福利性，也稱制度主義和福利主義。前者更強調小額信貸管理和目標設計中的機構可持續性，以印尼的人民銀行為代表；后者則更注重項目對改善貧困人口經濟和社會福利的作用，以孟加拉鄉村銀行為代表。
二、我國小額信貸的現狀及問題
我國小額信貸組織主要分三類，即依靠國際組織援助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或國內公益組織開辦的小額信貸項目；正規金融機構開辦的小額信貸業務；試點的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本文主要比較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和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這兩種組織形式。因此在發展小額信貸運作思路上，主要按照獨立的小額信貸機構來設計，而不涉及正規商業銀行開展小額信貸業務的機構組織設計問題。總體上，我國小額信貸現狀存在制度主義與福利主義的矛盾，也就是覆蓋率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
（一）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覆蓋面廣，但是不能可持續運營
我國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和國內公益組織的小額信貸項目基本上都屬于福利主義的小額信貸，它們著重強調小額信貸為低收入的貧困人口服務，注重對這些人的收入和福利的改善，不少機構強調以貧困婦女為主要受益群體。在這方面，這些機構的小額信貸確實給貧困人口提供了信貸上的幫助，提高了他們的自立能力和生活水平。在我國，這類小額信貸機構約有300家，但是現在仍然存在的約有100家，能夠經營的約有50家，能夠可持續經營的不足10家。它們不但經營狀況不理想，而且市場份額很小，約10億元人民幣。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對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普查數據顯示，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整體上處于虧損狀態，虧損比例超過50%。
（二）試點的商業化的小額貸款公司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覆蓋面難以顧及
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初衷是解決農民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民融資難的問題，探索民間資金進入金融領域的新路子。其經營原則是為在農村的自然人和微小企業提供小額度的貸款服務。2005年12月27日，山西平遙晉源泰和日升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掛牌成立。在經營一年后，小額信貸公司遵循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平均貸款利率為20%左右，運轉良好，公司基本都實現自負盈虧，實現了經營性可持續發展。但從05至06年成立的7家貸款公司的貸款方式和貸款對象可以看出，大多數公司的貸款方式依舊采取抵押和擔保形式，貸款條件過于嚴格，單筆貸款額度過大，貸款對象傾向于回報較大的微小企業和經濟能力比較好的農戶，在可持續發展的背后，貧困者真正從中獲益的較少。
三、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之路
（一）小額信貸的雙重目標
小額信貸通過向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成為農村扶貧的一種有效工具，但其在本質上是一種金融活動，若只注重社會及扶貧效益，必然導致自身難以生存和持續下去。反之，如果沒有扶貧理念，社會責任感缺失，純商業化的經營會帶來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不可能真正為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在這個意義上，完善的小額信貸機構應以為真正的窮人提供資金支持和追求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為雙重發展目標，兼顧覆蓋面和可持續性。而且，扶貧和小額信貸的可持續性目標是不矛盾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從國際小額信貸的實踐來看，小額信貸可以兼顧消除貧困和持續地擴展金融服務的雙重目標。如孟加拉鄉村銀行和印尼的拉基亞特銀行盡管分別以扶貧和擴大商業銀行持續性為其主要目標，但殊途同歸，最后都實現了扶貧和持續發展的雙重目標。
（二）具體的制度設計建立覆蓋面和可持續并重的小額信貸模式
1．在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下，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首先，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從整體上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貧困地區的市場機制的發育情況更為緩慢，因此，我國目前尚不存在小額貸款運作的市場載體，小額貸款的扶貧效果在市場機制發育不完善情況下，必定大打折扣。其次，政府應充分肯定小額信貸機構在扶貧和金融創新領域的作用，給予其合法經營權。對于那些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經營歷史達到一定年限并具有優良業績的機構，給與一定金融業務的合法經營權，并在中央銀行的指導下，通過行業自律的方式加以監管。
2．具有社會責任感扶貧的目標
首先，確定目標對象，把低收入的貧困人口作為服務對象。這要有一套有效的識別目標群體的作法。對農民的土地、收入和家庭成員的職業狀況進行分析做出基本判斷，區分貧困人口。其次，提供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設計符合貧困者需要的信貸產品，建立完善的貸款和還款機制。小額信貸應根據貧困戶的經濟和社會特點，合理設計一套有利于改善對貧困戶的信貸服務，使得貧困戶隨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金融產品。
3．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
首先，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化經營。在利率方面，政府應放松對利率的管制，允許小額信貸機構按照合理的市場利率開展經營活動。制定激勵貸款人按時還款又能使信貸機構實現自負盈虧的利率政策。在資金來源方面，除了接受捐助外，還應獲得優惠貸款，當地商業銀行可以直接向小額信貸組織提供貸款。另外，還可借鑒國外經驗，創立一個總部機構或批發式資金形式。其次，完善管理體系，提高自身運營能力。建立有效的運作機構，完善各種規章制度和財務管理體系，提高人員素質，有效運作資金，保證信貸活動正常進行。
總的來說，在我國，不管是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還是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都有著各自的優點和缺點，我們應該根據其各自的具體情況提出具體的發展戰略，覆蓋面和可持續發展是互相促進的兩個方面，是可以兼容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組織可以在發揮其覆蓋面優勢的同時，多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而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在保持其商業運作的基礎上，多注意其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兩種組織形式不一定要按照某種固定的模式發展，可以在側重某方面的同時，適時兼顧另一方面，發揮出組織自身的特色。只有實現覆蓋面和可持續性這兩方面的目標，小額信貸機構才會實現其真正的使命，取得其更廣闊的發展天地。我國正在探索小額貸款的發展之路，但是在探索的過程中，要防止小額信貸產生變異。我國小額信貸機構的組建形式也不能完全照搬國外模式，而應根據我國金融體制環境因地制宜，探索一條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小額信貸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關鍵詞:小額信貸覆蓋面可持續性
小額信貸作為一種金融制度的創新，自出現以來一直致力于為低收入階層提供金融服務，通過提供金融服務來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就業機會。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證明小額信貸是緩解貧困、促進就業的有效方式。中國小額信貸的歷史只有十幾年時間，但是發展迅速，在反貧困和發展農村金融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實現了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但是我國小額信貸還不盡完善，在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一、小額信貸的相關概念
從國際流行觀點定義，小額信貸指向低收入群體和微型企業提供的額度較小的持續信貸服務，其基本特征是額度較小、無擔保、無抵押、服務于貧困人口。小額信貸可由正規金融機構及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或組織提供。小額信貸組織按照業務經營的特點，分兩類：商業性和福利性，也稱制度主義和福利主義。前者更強調小額信貸管理和目標設計中的機構可持續性，以印尼的人民銀行為代表；后者則更注重項目對改善貧困人口經濟和社會福利的作用，以孟加拉鄉村銀行為代表。
二、我國小額信貸的現狀及問題
我國小額信貸組織主要分三類，即依靠國際組織援助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或國內公益組織開辦的小額信貸項目；正規金融機構開辦的小額信貸業務；試點的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本文主要比較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和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這兩種組織形式。因此在發展小額信貸運作思路上，主要按照獨立的小額信貸機構來設計，而不涉及正規商業銀行開展小額信貸業務的機構組織設計問題。總體上，我國小額信貸現狀存在制度主義與福利主義的矛盾，也就是覆蓋率與可持續發展之間的矛盾。
（一）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覆蓋面廣，但是不能可持續運營
我國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和國內公益組織的小額信貸項目基本上都屬于福利主義的小額信貸，它們著重強調小額信貸為低收入的貧困人口服務，注重對這些人的收入和福利的改善，不少機構強調以貧困婦女為主要受益群體。在這方面，這些機構的小額信貸確實給貧困人口提供了信貸上的幫助，提高了他們的自立能力和生活水平。在我國，這類小額信貸機構約有300家，但是現在仍然存在的約有100家，能夠經營的約有50家，能夠可持續經營的不足10家。它們不但經營狀況不理想，而且市場份額很小，約10億元人民幣。根據中國人民銀行2003年對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普查數據顯示，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整體上處于虧損狀態，虧損比例超過50%。
（二）試點的商業化的小額貸款公司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是覆蓋面難以顧及
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初衷是解決農民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民融資難的問題，探索民間資金進入金融領域的新路子。其經營原則是為在農村的自然人和微小企業提供小額度的貸款服務。2005年12月27日，山西平遙晉源泰和日升隆小額貸款有限公司掛牌成立。在經營一年后，小額信貸公司遵循商業化的運作模式，平均貸款利率為20%左右，運轉良好，公司基本都實現自負盈虧，實現了經營性可持續發展。但從05至06年成立的7家貸款公司的貸款方式和貸款對象可以看出，大多數公司的貸款方式依舊采取抵押和擔保形式，貸款條件過于嚴格，單筆貸款額度過大，貸款對象傾向于回報較大的微小企業和經濟能力比較好的農戶，在可持續發展的背后，貧困者真正從中獲益的較少。
三、我國小額信貸的發展之路
（一）小額信貸的雙重目標
小額信貸通過向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成為農村扶貧的一種有效工具，但其在本質上是一種金融活動，若只注重社會及扶貧效益，必然導致自身難以生存和持續下去。反之，如果沒有扶貧理念，社會責任感缺失，純商業化的經營會帶來機構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不可能真正為貧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務。在這個意義上，完善的小額信貸機構應以為真正的窮人提供資金支持和追求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為雙重發展目標，兼顧覆蓋面和可持續性。而且，扶貧和小額信貸的可持續性目標是不矛盾的，二者是相輔相成的。從國際小額信貸的實踐來看，小額信貸可以兼顧消除貧困和持續地擴展金融服務的雙重目標。如孟加拉鄉村銀行和印尼的拉基亞特銀行盡管分別以扶貧和擴大商業銀行持續性為其主要目標，但殊途同歸，最后都實現了扶貧和持續發展的雙重目標。
（二）具體的制度設計建立覆蓋面和可持續并重的小額信貸模式
1．在良好的宏觀政策環境下，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首先，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從整體上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貧困地區的市場機制的發育情況更為緩慢，因此，我國目前尚不存在小額貸款運作的市場載體，小額貸款的扶貧效果在市場機制發育不完善情況下，必定大打折扣。其次，政府應充分肯定小額信貸機構在扶貧和金融創新領域的作用，給予其合法經營權。對于那些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經營歷史達到一定年限并具有優良業績的機構，給與一定金融業務的合法經營權，并在中央銀行的指導下，通過行業自律的方式加以監管。
2．具有社會責任感扶貧的目標
首先，確定目標對象，把低收入的貧困人口作為服務對象。這要有一套有效的識別目標群體的作法。對農民的土地、收入和家庭成員的職業狀況進行分析做出基本判斷，區分貧困人口。其次，提供無抵押無擔保的信用貸款，設計符合貧困者需要的信貸產品，建立完善的貸款和還款機制。小額信貸應根據貧困戶的經濟和社會特點，合理設計一套有利于改善對貧困戶的信貸服務，使得貧困戶隨時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選擇金融產品。
3．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
首先，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商業化經營。在利率方面，政府應放松對利率的管制，允許小額信貸機構按照合理的市場利率開展經營活動。制定激勵貸款人按時還款又能使信貸機構實現自負盈虧的利率政策。在資金來源方面，除了接受捐助外，還應獲得優惠貸款，當地商業銀行可以直接向小額信貸組織提供貸款。另外，還可借鑒國外經驗，創立一個總部機構或批發式資金形式。其次，完善管理體系，提高自身運營能力。建立有效的運作機構，完善各種規章制度和財務管理體系，提高人員素質，有效運作資金，保證信貸活動正常進行。
總的來說，在我國，不管是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機構還是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都有著各自的優點和缺點，我們應該根據其各自的具體情況提出具體的發展戰略，覆蓋面和可持續發展是互相促進的兩個方面，是可以兼容的，非政府形式的小額信貸組織可以在發揮其覆蓋面優勢的同時，多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而試點的小額貸款公司可以在保持其商業運作的基礎上，多注意其社會責任感的體現，兩種組織形式不一定要按照某種固定的模式發展，可以在側重某方面的同時，適時兼顧另一方面，發揮出組織自身的特色。只有實現覆蓋面和可持續性這兩方面的目標，小額信貸機構才會實現其真正的使命，取得其更廣闊的發展天地。我國正在探索小額貸款的發展之路，但是在探索的過程中，要防止小額信貸產生變異。我國小額信貸機構的組建形式也不能完全照搬國外模式，而應根據我國金融體制環境因地制宜，探索一條真正適合我國國情的小額信貸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一、新型的社會福利企業
新型社會福利企業具有特定內涵，專指安置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盲、聾、啞、殘人員就業的特殊經濟組織（企業）。是在我國計劃經濟體制下創辦的福利企業實施市場轉型基礎上，并經歷數次政策調整后，形成的一種典型社會企業形式。與傳統意義上的福利企業相比，作為新型社會企業呈現出諸多特性：一是投資主體多元化。是包括政府、集體、企業、社會、街道和個人在內的社會多方力量，共同興辦的公益性社會組織；二是實施企業利潤全體成員共享機制。企業在剔除按照一定稅種、稅率上繳的稅負以外，在必要的生產基金提留后，結余的利潤作為集體福利資金，全部用于滿足職工生存、發展與福利性支出；三是遵循企業化管理模式。企業是這類經濟組織的基本屬性，投資者將商業化運營創造的經濟收益反哺公益項目，最終實現企業社會價值最大化。
新型的社會福利企業，在過去的三十年間，經歷了1978―1984年的平穩增長期、1985―1995 年的急劇擴張期、1996―2007年的快速收縮期，目前進入了穩定發展時期。截止到2012年底，全國在民政部門注冊的社會福利企業達到20232個，增加值達703.4億元，實現利潤118.4億元。其中，作為衡量福利企業社會績效的關鍵指標吸納殘疾職工的人數達到59.7萬人[1]
二、勞動就業服務型社會企業
勞動就業服務企業特指我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伴隨著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為了解決勞動力結構性失業，由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部隊主辦或扶植，以安置城鎮待業人員為主體的經濟組織。其主要特征：一是堅持以安置城鎮待業人員為主，實現安置效益和經濟效益相互協調。企業在幫助那些非自愿失業的待業人員，獲得相對穩定就業的同時，并輔以一定的職業培訓或提供相關就業信息，達到不同利益階層的社會整合功效。二是勞動就業服務型企業是在國家、社會扶持下，定位于生產經營自救的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三是企業創辦之初，城鎮待業人員要超過職工總數的60%，且在后續生產經營過程中，企業安置城鎮待業人員人數達到一定比例時，還享有一定的稅收優惠和減免。四是在運營管理模式上，依靠少量的資金投入，開展產品的加工制作和各種勞務服務活動。在為自己創造就業崗位的同時，不斷擴大企業規模，形成一定的自我發展能力。
勞動就業服務企業的前身是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為了緩解人口膨脹帶來的就業安置難，以及高達1700萬返城知青引發的城鎮就業困難，創建的就業促進型社會企業。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1990年國家頒布了《勞動就業服務管理規定》，一部分企業轉制為私營企業，也有一部分企業瀕于倒閉，但是絕大部分企業繼續按照經濟效益是核心，社會效益是己任，遵循為改革服務、為勞動就業服務的方向發展。
三、非營利性社會服務組織
由國家、社會或者個人舉辦，對特定需要服務與幫助的人群提供專業化服務的實體性，且具有典型社會企業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其主要特征：一是在投資方式呈現政府出資、民營自籌、政府與第三方機構混合出資等多樣化態勢。二是強調社會使命和社會責任，社會福利服務是核心。社會服務機構不以營利為目的，而是致力于幫助社會上那些缺少、或者沒有能力獲取機會，而又真正需要幫助、救濟的特定人群提供必要服務的非營利性組織。三是目前我國的社會服務組織按照服務對象大體可分為養老服務、智障精神疾病服務、兒童福利和兒童救助、社會救助、過囚和釋囚服務、輔導服務等。
這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伴隨著我國社會服務模式逐步向“小政府、大社會”方向轉變，國內眾多的社會服務組織在運營管理方面，也呈現多樣化、差異化管理態勢。具體講：一類是官辦型社會服務組織，這類組織的任務主要承擔政府規定的社會服務項目，運營管理的模式是依靠國家財政全額撥款，依法取得的各項收入也全額納入國家財政管理，不得自主支配和開展任何經營性業務與活動。如兒童福利院、社會救助管理站等機構；另一類是伴隨著中國社會福利體制市場化、民營化進程的加快，主要采取民間投資和市場化運營管理獲取資金，政府只是給予適當的財政補助。如社區服務中心、民辦養老院、面向殘疾群體的托管服務組織等。
四、民辦非企業單位
所謂民辦非企業單位是指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社會力量，以及公民個人利用非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非營利性社會服務活動的社會組織。且這一實體性組織具有社會企業的典型特征。具體講：一是按照國家相關管理條例的規定，社會公益性和非營利性是其基本屬性；二是國家資助或者社會捐贈、資助等是資產和資金的唯一來源；三是強調通過參與市場競爭直接提供社會服務。目前我國現有的民辦非企業單位主要包括：非營利性醫療衛生機構、民辦教育機構、教育培訓機構、職業培訓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和慈善超市等。
民辦非企業單位是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我國教育體制改革提倡和鼓勵企業、事業單位和個人等社會各方力量參與辦學而興起和發展起來的。其前身是各類民辦教育機構，規范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是以1998 年國務院頒布的《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為標志開始步入正軌。截止到2012年底，全國共有民辦非企業單位22.5萬個，其中：科技服務類11126個、生態環境類1065個、教育類117015個、衛生類20979個、社會服務類35956個、文化類10590個、體育類8490個、商務服務類8717個、宗教類132個，國際及其他涉外組織類49個、其他10989個。[2]
五、扶貧類小額信貸機構
嚴格意義上的小額信貸是指通過各類金融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專門面向中低收入階層提供小額度的持續信貸服務活動。其基本特征：一是主要是面向大量低收入（包括貧困）人口提供低息或無息信貸服務，強調社會績效，體現金融服務的社會價值；二是采取商業化運營和關系型信貸模式，保證項目的可持續發展；三是政府通過制定資本充足率和信息公開，創造良好的外部金融支持環境，有效規避信貸風險。小額信貸興起于20世紀70、80年代，在四十年的發展歷程中，已成為眾多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的一種卓有成效模式。目前國際上公認最為成功的典范，就是孟加拉國的鄉村銀行和印尼的人民銀行。
中國扶貧類小額信貸機構作為社會企業的一種新形式，在20世紀90年代，伴隨著我國全面推進市場化進程悄然興起。作為一種金融服務的創新模式，它在解決幫困扶貧、小微企業融資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小額信貸機構大體分為四類：第一類主要是國際和國內非政府組織的援助項目，這類項目非常強調扶貧的社會目標。如國際小母牛項目、聯合國計劃開發署（UNDP）、澳大利亞發展署青海項目等；第二類主要是政府以及具有政府職能的社團組織，如全國婦聯、中國扶貧基金會等機構開展的小額信貸項目；第三類正規的金融機構開辦的小額信貸業務，主要包括小額信用貸款、聯戶聯保貸款，以及城市商業銀行與政府合作的擔保貸款；第四類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開展的扶貧性小額貸款、商業性小額貸款。
綜上所述，目前國內的社會企業發展模式基本上是政府主導型，投資與發展規模受外部環境、國家政策等因素影響，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與發展需要。從2011年開始，國內正悄然興起一種稱之為“社會影響力投資”的模式，即企業、社會組織、或者基金將商業和公益投資進行全新組合，以金融投資與公益慈善緊密聯合的方式，高效解決社會問題。這一投資模式的獨特性在于，企業在進行投資決策的時候，將商業投資風險和慈善投資風險共同考慮，構建了一個包括財務意義上的投資回報率，以及社會環境影響力的系統化評價與測量體系。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我國會有更多形式的社會企業涌現。
參考文獻：
[1]中國民政部.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 http：///article/tjbg/
關鍵詞：河北省；農村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一、小額信貸的研究背景
小額信貸是指向低收入群體和微型企業提供的額度較小的信貸服務，其基本特征是額度較小、服務于貧困人口、無擔保、無抵押。可以由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和專門的小額信貸機構提供，一般只包括信貸服務。小額信貸有兩個基本要求：第一，小額信貸服務于傳統銀行不愿意或難以服務的弱勢群體；第二，小額信貸的額度應該有個限度。
小額信貸作為服務窮人的金融，解決了長期以來正規金融機構不能為貧困人口提供有效信貸服務的問題。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展小額信貸試點至今，小額信貸業務作為金融創新的成果，在緩解貧困和增加農戶收入方面發揮過顯著效果，但農村小額信貸高風險、高成本的特點，以及利率管制、資金來源缺乏、政府職能定位不清、法律地位不明確等等一系列問題，都制約著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而目前中國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的主要問題則是不具有可持續性。
相對于國外20世紀八十年代就廣泛開展的小額信貸研究，國內在此領域僅僅是在最近5年才逐漸開展。因此，無論是在小額信貸影響研究的理論探討還是實證研究方面，國內在該領域的研究都相對落后。2006年之后，隨著各種農村商業小額信貸機構的出現和農村金融政策的出臺，中國的農村金融市場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在此背景下研究農村小額信貸更具有現實意義。
二、河北省農村小額信貸現狀
從當前河北省開展農村小額信貸業務的規模來看，正規金融機構主要有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從貸款投向上看，小額信貸主要支持了農戶農業生產需要及農產品加工業、農村制造業等非農業生產的需要。此外，部分農信社還開展了建房、學費、醫療等生活性消費貸款業務，以滿足農戶生產和生活需要。非正規金融機構則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扶貧性質的民間社團（以下稱為“扶貧社”）；另一種為以盈利為目的的現代公司制企業（以下歸類“小額貸款公司”）。2008年3月末，河北省小額貸款組織共有77家。其中，有7家扶貧資金互助合作社，分別在保定、衡水、承德和張家口4個市相繼成立。7家扶貧互助合作社網點發展到3，653個，遍及250多個村鎮，累計發放貸款金額11，601萬元，扶持農戶47，540戶，占當地戶數37.38%；到2009年12月末，河北省共有經省金融辦審批備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注冊的小額貸款公司150家，約占全國總量的23%，注冊資本合計87億元，發起人多為民營企業。截止到2011年4月末，全省已注冊成立小額貸款公司204家，村鎮銀行12家，農村資金互助社1個，全省涉農貸款余額5，550.03億元。
河北省農村小額信貸已經走過二十幾年的歷程，而在發展過程中卻出現了許多問題。諸如，河北省在提供金融產品的種類、開展小額信貸機構的內部管理水平、法律制度和政府應給予補償方面的不足，嚴重影響了農村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對這些問題的剖析有利于我們彌補不足，更進一步完善河北省小額信貸的發展。
三、制約河北省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的因素分析
第一，信貸產品品種單一，不能適合當前河北省農村經濟發展的需要。商品的供給一定要符合市場的要求才能形成有效的供給，金融產品也是如此，只有根據農戶的實際需要設置產品才能實現真正的金融市場。目前，五戶聯保的模式不分對象一律采用50，000元封頂，50，000元是一個中庸的選擇，不高不低，對于家庭生活的周轉稍有富裕，但是對于從事農業生產、經營又遠遠不夠。根據調查，農戶進行耕作、加工等所需資金一般在20，000元與80，000元之間，一個折中的選擇導致其無法實現拉動經濟發展的初衷。
第二，開展小額信貸的機構內部管理水平低，制約著小額信貸經營管理的可持續發展。與其他商業性金融機構相比較，農村信用合作社無論是自身的硬件設施，還是員工素質和管理水平都處于相對較低的層次上。扶貧互助合作社是松散組織，基礎設施和人員設備等方面尚未配備齊全，自上而下的內部管理機制尚未形成；私營性質小額貸款公司也缺乏具備專業知識的管理團隊。以農村信用社為例，縣級主要管理者的文化水平最高是專科，而且還不是金融專業的人才，一線員工多是當地村莊的農民，中層多是下崗員工，雖然近幾年農村信用社也在不斷吸納應屆本科畢生，但是遠遠未達到應有水平。這種人才結構注定了不能從金融的角度認識和發現問題。
第三，管理成本與利率水平不匹配。單筆貸款金額小、客戶群體龐大、分散的特點使得農村小額貸款的管理成本與利率水平不匹配，影響了其進一步發展。只有收益足以補償成本時，才能保證小額貸款的可持續發展。首先，貸后管理成本過高。由于農村小額貸款涉及的農戶數量多，單筆數額小，運營費用較高，其經營狀況難以把握，因此加大了銀行對貸款使用情況及貸后監管的難度；其次，農村信用社作為發放農村小額貸款的主力軍，缺乏開展此貸款的動力。作為正規的金融機構，農村信用社必須執行國家制定的利率政策，一旦利息收入不能抵償貸款成本，發放貸款的動力也因此喪失，進而影響小額貸款的可持續發展。
第四，小額貸款運作缺少有效的補償機制。國外小額貸款具有以高利率彌補發放主體部分成本的特點。我國小額貸款的利率受到嚴格的管制，一般低于正常商業貸款的利率，發放成本卻高于國外同類機構和國內其他類型的貸款。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到不確定農業風險的影響，甚至會導致不能抵償小額農貸籌資、費用和風險三項成本之和，所以很多小額信貸機構難以建立有效的貸款損失補償機制，以保證小額農貸的可持續性。
四、促進農村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農信社應制定相對較高的小額貸款利率以彌補其管理成本。從經濟學原理角度分析，高利率信貸需求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資本的邊際產出是多少？第二，閑暇對于農戶來說是否有很高的效用？新古典增長模型說明了這個問題：在資本數量較少時，資本的邊際產出較高，隨著資本的增加，資本的邊際產出下降。對缺乏資本的低收入農戶來說，農村地區存在著較多增加少量資本投入就可以獲得較高報酬率的投資機會，他們的小額貸款需求也相應較高。就第二個因素來講，農戶的閑暇是一種勞動力無法獲得充分就業時被迫的閑暇，是貧困的閑暇。低收入農戶，不認為這種閑暇具有較高的價值，這正是農戶在分析其投資回報時不計算其勞動力投入成本的重要原因。歸納上述兩點，即使是較高利率的小額信貸在農村地區也有較強的需求基礎，而且它會給借貸人的收入帶來正面效用。因此，農信社在政府規定的利率水平下，依據小額貸款的管理成本適當提高貸款利率水平是可行的。
（二）小額信貸可持續發展要堅持“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的發展原則。市場化、商業化是農村小額信貸發展的趨勢和主流，是小額信貸走向規模化、持續性發展的必然選擇。從目前國際小額信貸發展的情況看，小額信貸已經不僅僅是金融機構的一種產品或服務，已經成為一個逐漸成熟的行業，它有不同于傳統銀行業的市場定位及客戶群體、信貸經營模式、管理方式和經營目標。因此，小額信貸需要不同于傳統銀行業的政策和監管措施，政府在農村小額信貸的發展中作為推動者，其主要作用在于規范、引導和促進小額信貸發展，在于提供促使其有序發展的規則和機制。
（三）進行小額信貸金融產品創新。首先，要從供應鏈、城鄉一體化、城鄉協調發展角度思考農村小額信貸問題，適時創新產品。根據市場的需求特點及時進行新產品的開發，適應農村經濟多元化、多層次發展和農民生產、經營、生活等多元化資金需求的情況。積極進行業務創新，開發 “整貸零還”、“零貸零還”、“零貸整還”等不同的小額信貸產品，實現小額信貸產品的多元化；其次，要創新營銷模式，提升農村小額信貸的品牌效應，拓展小額信貸服務范圍。
（四）拓寬融資渠道，建立有效的資金供給機制。根據國際經驗，小額信貸運作需要有一定的規模和覆蓋率方可實現可持續發展，但這往往受到后續資金來源的制約。因此，應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以解決小額信貸組織后續資金不足問題。拓展籌資渠道，可采用增資擴股，地方政府財政擔保向金融機構貸款，利用債券和股票市場來增加小額信貸組織的融資渠道，促進資金來源的多元化。同時，在明確小額信貸機構吸收批發資金有關法律問題的基礎上，協調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郵政儲蓄、國家扶貧開發基金等機構，建立有效的小額信貸的資金批發機制。此外，還可以確立小額信貸公司向村鎮銀行發展的改革試點，循序漸進，適度吸收一些存款，解決“僧多粥少”后續資金不足等問題。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主要參考文獻：
[1]杜曉山，孫若梅.小額信貸基本內涵的界定.小額信貸扶貧，19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