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1-08 11:24:14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關鍵詞： 實證主義 功能主義 過程主義 象征考古學 結構考古學
可以說，考古學作為一門科學是帶著重建中國上古信史的使命傳入中國的，而且在其學科定位方面也從來沒有人將其視為獨立于歷史學之外的學科。王國維提出研究歷史的"二重證據法"；傅斯年將史料分為兩類，直接材料和間接材料，即實物遺存和史書文獻。被譽為中國考古學之父并在美國接受西方考古學教育的李濟，他的畢生心愿也是希望通過對夏商城址的發掘重建中國上古史。所以可以看出，在中國，考古學從來就被視為歷史學的一部分；似乎對于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界的研究者來講這樣的劃分是妥善恰當和毋庸置疑的。
將過程考古學和后過程考古學所倡導的一些理論和基本方法分別運用于我國考古學對于歷史時期考古、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這是根據不同流派的理論和不同時期考古研究的特點得出的觀點。而最重要隱性根據則是以時間為軸，人類和環境相互之間此消彼長的影響。因為環境條件并非簡單地單方面對人群起作用，事實上，環境是文化和自然的動力組合部分，它們持續的被人類的干預所改造。
一、新考古學的相關理論引入
新考古學又被稱為過程考古學，這里的過程和動力機制同義，意思是其主要宗旨是研究歷史演變的動力或原因，將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究看做是考古學最高目標。[1]過程考古學秉持的兩大主義是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此外，實證主義也是新考古學的一大特點。
（一）、實證主義與舊石器時代考古
眾所周知，因為距今年代相對較遠，所以舊石器時代保留至今的遺存很少。此外，由于在舊石器時代，尚處于人類的"蒙昧"時期，即使現在運用科技可以較為準確的得知當時人類的腦容量等數據，但是，那時人類的智力水平和認知能力到底發育到什么層次，現在的研究還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結論。在目前看來，對于舊石器時代的研究國際上主要有兩種方法。第一，就是對于已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存的考古研究；直接從考古材料入手，通過今天能夠看到的遺存，來盡可能的還原和模擬古代人類的生活；第二，就是對世界上一些社會結構較為簡單、發展速度較慢，沒有經過工業化和依然保存傳統的人群和民族進行實地考察，通過今天這些人群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來和舊石器時代相關人類遺存進行比對和分析，希望以此來破解古人類的生存密碼。這也是新考古學中運用實證主義的研究目的。我國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第一種方法，對于第二種方法是不大相信的，而將其歸類為民族學材料。事實上，這其實自己關上了一扇可以眺望遠古的窗戶，實際上，也將實證主義拒之門外。一個存在的現象是在西方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這三門學科是緊密聯系在一起，并相互促進的，而在我國卻人為的割裂了。
（二）、"功能主義"與"過程主義"對新石器時代考古
隨著越來越多的考古學家慢慢意識到，文化-歷史考古學難以勝任了解史前文化如何運轉和演變的工作，于是他們采取新的方法，對人類行為系統進行人類學和社會學調查來研究史前史。這些途徑從性質上一般被稱為功能論和過程論。傳統上，文化-歷史考古學從外部解釋變遷，將其歸因于傳播和遷移。功能和過程研究試圖從內部來了解社會和文化系統，以決定這些系統的不同部分是如何關聯，以及這些部分彼此之間是如何互動的。[2]
用簡單的詞語解釋"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的話，那么可以將功能主義簡單的理解為"文化系統"，將過程主義理解為"動力機制"。這樣我們就會發現功能主義其實搭建了一座社會運轉系統的模型，而過程主義則提供了供這個系統良性運轉的動力。如果將文化系統比作一個有機體的話，功能主義構建其所需的各個子系統，然后將所有的子系統聯系在一起，合并為為一個整體；而過程主義則為這個有機體添加動力元素，讓這個有機體具有活力并健康運轉。毫無疑問，越是運用于復雜的社會，功能主義和過程主義的價值越大。格拉厄姆?克拉克在他的Reckitt講稿中展示了其完善后的社會生態系統圖示，他提供的思路對于研究過去人們是怎樣生活的，依然具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
二、后過程考古學相關流派觀點的借用
以劍橋大學為代表的一批考古學家開始從人類文化的象征性和人的意識形態和認知角度來研究考古材料，關注人的能動性對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和作用。他們認為，人類文化并非一種只對環境起作用的適應系統，人類思想和他們的生存環境同樣重要。人類的物質文化是由人類的思想所積極操縱，物質現象不止是對生存環境和社會結構的被動反映，而是特殊策略的一部分。[3]
后過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關注社會和個人的意識形態對社會演變所起的作用，關注文化現象所蘊含的"思維"和"價值"。
（一）、象征考古學與新石器時代考古
象征考古學希望了解器物中那些和功能無關的紋飾和設計在那些方面反映了人們當時的宇宙觀，貴族如何應用奢飾品的象征性來操縱社會信仰和運用他們的權力。
象征考古學的價值在于提醒人們通過對器物本身的研究來探討其背后的意義。象征考古學對我國新時期晚期文明孕育和初現階段社會研究的將會有非常大的助益。我國新時代時代晚期，各個地區相繼初現了一些社會發展程度很高的文化。比如，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中原龍山文化等。這些文化表征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玉器作為"國之重器"的存在。那么研究這些考古文化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探討的應該是這些玉器背后體現的社會意志和精神，而不僅是質地或是工藝。[4]
（二）、結構考古學與新石器時代考古
結構考古學試圖分析考古材料之間在結構上的關系，解讀背后蘊涵的規則。結構考古學認為，許多信息并不反映在個別器物的特征上，而是保存在一組器物和遺跡現象共生的結構關系上。[5]
對于器物組合的記錄和研究，是考古學研究中的盲點之一，而恰恰有些器物組合所蘊含的信息往往是非常重要且是單個物體所無法承載和體現的，這更加凸顯出器物組合的珍貴性和進行結構考古學的迫切性。尤其對于文字尚未出現而社會物質和精神方面發展層次卻較高的前文明社會來講，結構考古學的重要性更加不言而喻。例如小到對巖畫、刻畫符號、動植物擺塑的分析，大到對聚落形態、墓葬制度的研究，都離不開在整體結構上的把握。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文明史的悠久，以及史料豐富，中國歷史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較為細致和全面。所以西方考古學理論對于中國考古學的借鑒重點應該在舊石器時代考古和新石器時代考古兩個時期。因為在當時，文明尚未起源，國家尚未出現，不存在現在意義上的國家地域和版圖。人類在整個世界中自由遷徙，文化也隨之擴散和傳播，后來隨著人類智商的發育和技能的提高，生產力和生產技術足以支撐社會的建立，一切才步入正軌，并未文明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所以，舊石器時代和新時期時代的考古想要研究過去的人類如何生活是一項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那么便需要借鑒和整合國際上相關研究，才能擴展研究的思路，加快研究的速度，這也是引進西方考古學理論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 陳淳，《文明與早期國家探源-中外理論、方法與研究之比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61頁。
[3]（加拿大）布魯斯?G?特里格著，陳淳譯，《考古學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39頁。
[2]（美）蒂莫西?厄爾著，陳洪波、陳虹譯，《酋邦的演化》，《南方文物》，2007年第4版。
進入考古學的轉變期(20世紀40—60年代，屬于考古學分類與鞏固期的后一階段)，從以層位學和類型學為研究手段的文化歷史研究轉變為以人類生態學思想指導的、大量結合自然科學方法和技術進行的古代社會重構的研究。西亞新石器時代農業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動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這一階段在美洲出現了人類行為的文化功能解釋的趨勢，以環境為背景來復原考古學文化的多學科研究，就充分體現了動物考古學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新考古學出現階段(20世紀60—80年代)，在傳統考古學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礎上，美洲考古學家以復原或重建文化形態(生產力、社會組織和意識形態為主)、解釋文化過程(主要是文化發展的動因，屬于過程考古學范疇)這兩個更高層次的研究為目標，以進化論、系統論和生態學理論為思想指導，通過物質遺存所反映的考古學文化的各個方面及其與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來更全面、系統地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作為文化生態系統中生物環境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動物資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態研究中有關適應環境的生存戰略(包括食物、供給、聚落和維持戰略)研究，使動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突出。［13］西亞的農業起源有關狩獵到飼養經濟發展過程的動態研究也得益于動物考古的微觀研究。［14］在考古學發展新時期的當展新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今)，動物考古對于新學派中社會考古學各種社會形態經濟基礎的研究具有很強的說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類精神世界的認知考古學有關肖像象征意義的研究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應用也獲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學流派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類的適應性與系統平衡上，提倡生態學、進化論和辯證法相結合，這一過程中美國學者威廉•馬夸特對肯塔基西部貝丘遺址采食者的研究就體現出動物遺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會學中程理論被引入到考古學后，在將其作為連接經驗性考古學材料與高層次文化理論解釋的橋梁的過程中，劉易斯•賓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記錄了許多影響動物組合特征和條件的自然過程，并將這些過程應用到考古記錄的解釋中。在這個成功的中程理論應用研究范例中，動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沒①。［18］綜上所述，考古學產生和發展的歷程中，動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貢獻，在提高人類對古代人地關系的認識水平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歷程在梳理了動物考古與考古學淵源關系的前提下，根據理論與實踐的特征將動物考古學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重新審視一下，有利于正確評價亞洲動物考古在整個世界動物考古領域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與考古學發展息息相關，國際上動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歐美發達國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階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為代表的國際動物考古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形成階段、系統化階段、綜合化階段。第一階段或開始形成時期(19世紀60年代—20世紀初)，動物考古工作的貢獻主要在第四紀地質及舊石器時代考古的年代學和地層變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類的古老性，確定早期人類如何生存以及如何獲得食物并重建古環境。這些貢獻主要建立在應用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方法的進化論理論基礎之上。這一時期環境決定論、環境可能論以及歷史學方法處于全盛期，而動物材料并未被納入考古學文化范疇當中。第二階段或系統化發展時期(20世紀40—50年代)，動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兩個相關的目標，即了解動物的生物學及生態學特征以及認識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這就要將理論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學科的系統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類學研究伴隨著如下兩個概念的出現而產生:中程理論和用來檢驗生存對策的經濟和生態學模式。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強調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或綜合化成熟時期(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文化資源管理的快速發展，在很多方面開展的歷史時期動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開發出來的模型和預設對考古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文化生態學和人類學理論特別注重生態學和環境學議題，在動物考古實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適應、生存對策以及人與環境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可以這樣說，這一時期動物考古充滿了所謂新考古學的思考。［20］這一時期的一大特點是邏輯推理方法由歸納轉變為演繹。
動物考古的理論與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學問題的研究層次基于達格拉斯•J．布爾(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學方法與理論》所做的關于動物考古學的理論、方法與目標的論述，我們可以將各種論題按著研究層次劃歸到不同的組分中(見表1)。［21］從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范疇內的各種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學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大多處于中等研究層次，只是生物地層學及古生物學探討的問題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哲學范疇內，除了方法論里數據搜集處于基礎性研究層次之外，絕大多數理論框架下動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學問題處于高等或者極高等研究層次;文化遺產管理范疇的均變論涉及較高等層次的研究;系統論范疇的社會經濟生態理論框架下探討的考古學問題處于極高等研究層次。
亞洲動物考古的研究進展
(一)西亞的領先地位與亞洲其他地區相比，西亞的動物考古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無論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本土的專家，都非常重視現代動物考古學理論的應用，這一地區的動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在某種程度上趕上了國際同行的步伐。從表2的統計不難看出，大多數動物考古學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論的探討(82%)。其中生存對策研究文章占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較低，如馴化(14．5%)、宗教(12．2%)，埋藏學(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發表(6．0%)。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較高等層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層次的成果占60．2%，基礎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題具有多樣性特點。因此，與國際同行相比，西亞動物考古研究的主體處于中高等層次。
(二)南亞及東南亞的積極努力從對南亞和東南亞與動物考古相關文章的一般統計來看，高層次研究成果占20%，較高層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層次的成果占50%，基礎性成果占27．1%。中等層次研究中生存對策相關研究占較大比例，達到34．3%，研究主題涉及面較廣，表現出較強的學術進步勢頭。總體上看，本區高等及較高層次研究略遜于西亞，研究水平要高于東北亞和北亞，處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層次。
(三)北亞的保守性基礎工作基于表2的綜合數據可見，北亞動物考古工作的主體多涉及方法論和理論領域，調查與報告約占文章總數的1/3。在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將近35%的文章屬于生存對策主題，其中近1/4與馴化有關。也就是說，將近72．6%的工作已經達到中等水準，但是基礎研究所占比重較高(達27．4%)，而且缺少高層次研究。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題與其所覆蓋的空間地域和所經歷的考古學文化變遷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題比較有限，表現出明顯的保守性，總體上處于中等研究層次。
(四)東北亞的提升空間從表2中的數據不難看出，東北亞動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處于基礎性研究水準，其中絕大多數屬于基本生物學信息(33．6%)以及基本鑒定過程(11．2%)的積累。在東北亞所有的研究領域中，1/3略強的工作與中等層次的研究密切相關。包括宗教宴饗、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在內的高層次研究成果僅占6．1%，較高層次的綜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學、動物馴化、生存對策、環境學和適應行為時空分布在內的中等層次研究成果卻占33．5%，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基礎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綜上所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層次還很低，但是研究主題體現出一定程度的多樣性，卻是本區動物考古活力和未來快速發展的預兆。總體上看，東北亞動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亞外的亞洲其他地區，更不必說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了，因此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五)亞洲動物考古的整體觀察基于數百篇國內外動物考古文獻資料進行的有關亞洲動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簡單統計分析似乎毫無意義，但事實上通過這種量化分析會使我們易于清楚地看到我們已經做了什么，處于何等研究層次，進而意識到為了與國際動物考古學發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盡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筆者無法將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選極少數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參考文獻名錄，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統計表中所列數據，是建立在權威性雜志上發表文章的大樣本量統計和分析基礎上得到的，具有統計學意義。亞洲動物考古工作主要開始于20世紀晚期，但是大多數高水平的研究結果出自21世紀頭十年。一般來講，目前西亞動物考古已經進入全球動物考古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南亞和東南亞主體動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經處于第二階段，也有部分成果屬于第三階段的較高層次;北亞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東北亞動物考古整體上卻還停留在第二階段，其動物考古理論與實踐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參見表1、表2的數據)。學者們對于西亞、南亞、東南亞和北亞有關生存對策的動物考古學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東北亞就這一主題的研究應當得到更多的關注，因為這是達到更高研究層次的堅實基礎。另外，東北亞在生物學和古代環境信息方面已經有了相當豐富的積累，這為深入的動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礎性平臺。與亞洲以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和北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展的工作相比，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就諸如社會復雜化和國家形成等高層次的研究還很不夠。但是在亞洲(尤其是西亞、南亞、東南亞和東北亞)利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開展的古DNA考古，在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如來自加拿大的楊冬亞等)和亞洲本土學者(如日本的奧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驕人的進展，為深入開展更高層次的研究奠定了較好的自然科學基礎。
亞洲動物考古的未來之路
根據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開的第11屆國際動物考古會議的議題，結合上述有關動物考古研究層次的分析，可以將目前的主要研究議題歸納為下述幾個不同層次的問題，這也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參考。
(一)較高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與宗教活動相關的葬禮用牲動物研究，國家形成過程中動物資源的強化利用狀況研究，就動物考古對人類社會探究所做貢獻的綜述性研究，鹿科動物、豬、馬、牛、羊(綿羊和山羊)等對經濟形態轉型(如跨時代畜牧業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的影響和作用研究，動物考古的專業性研究，動物遺存所反映的人類社會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亞洲動物考古所涉及的較高層次問題，值得我們繼續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層次研究所涉及的問題外來貿易與生物入侵研究，副產品開發研究(如副產品革命新標志、乳制品制法的發展等)，方法論研究(如形態測量與相似屬種比較相關的動物資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學的動物遷徙性研究、與現代人類起源研究相關的各個氧同位素階段的人類狩獵行為多樣性探究等)，古代人地關系研究(通過動物遺存開展的人類對氣候變化的響應度研究等)，與遺址形成過程密切相關的埋藏學新探索，與人類遷徙問題相關的島嶼動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舊大陸古人類的生存對策研究，動物和人類食性與人類行為和食物加工技術相關性的綜合分析，動物資源獲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觀、環境及其變化研究，生存對策研究等等。這些是今后應當加強研究的中等層次動物考古學問題。
(三)基礎性研究所涉及的問題按地域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動物考古，環極地動物考古，新熱帶區動物考古新進展，舊大陸各時段動物群時空分布總結與研究，中東歐動物考古研究)，按動物類別進行的專題研究(如舊大陸的駱駝、古寄生蟲、軟體動物考古，猛犸絕滅的環境與人為因素研究，鹿科動物與社會)，數字化動物考古，實驗動物考古等成為未來應進一步加強的基礎性研究。其他常規的基礎性研究包括畜牧業基礎信息、信仰系統食物加工以及食譜和營養性疾病狀況、文化交流等。上述相關的基礎性研究的加強，將有利于亞洲動物考古水平的穩步提高。四、結語總體上看，亞洲動物考古的發展在時空兩個方面都還表現出相當的不平衡;來自不同國家的同行之間通過共享數據庫進行的交流還遠落后于快速發展的動物考古的需要;動物遺存基本鑒定的訓練以及國際通用語言的運用也顯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動物考古知識的教育與技能的訓練還無法滿足該領域未來發展對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需求。這些不利因素都制約著亞洲動物考古的健康發展。鑒于擁有農業起源和動物馴化發祥地的重要地位，亞洲就經濟形態轉型為主題的動物考古研究應當以綜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進一步加強。為了進一步提高研究層次，我們應當結合對來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遺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學和古環境重建信息的積累(其中富有遺址形成過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學研究方面，文化層和自然地層應當同時加以考察，并盡量配合成系列的測年數據，以便于在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從生存組合到發掘所獲材料經歷的變化過程。中亞和北亞是需要我們投入更多努力的區域。在這樣廣大的地區，亟待就更廣泛的議題開展國際合作性動物考古研究。尤其是從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類生存對策轉型以及馬的馴化這些重大考古學問題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結合與周邊地區的大量比較所開展的多學科、多遺址、跨區域、系統性和綜合性的動物考古研究。鹿科動物遺存廣泛出現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地區，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的很長時間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無論是古生態環境重建，還是狩獵經濟的主要狩獵對象，都離不開對這類動物的深入研究。中國的鹿科動物遺存的深入研究，必將有力地促進經濟形態轉型以及社會復雜化進程等高層次考古學問題的研究。
關鍵詞：考古學；數字技術；教學
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考古學多學科發展趨勢的加強，信息化、數字化成為學科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等為主的3S技術，現代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在考古學與文化遺產保護和研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新興技術的引領下，考古學研究突飛猛進，取得了豐碩成果。[1]與此同時，考古學科本身也在經歷著一場深刻轉型。這種轉型突出地表現在研究的內容和研究目的上，之前以物質文化史為主要內容的研究逐漸轉向對古代人和社會的全面研究。不僅如此，考古學田野操作的方式也在不斷變革，發展到今天，田野考古已經成為一門精細化操作的學科。從研究資料、獲取資料的技術和手段、分析和研究方法、闡釋理論和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總結等不同層面，考古學逐漸從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統的科學體系。[2]研究內容、研究目的和操作方式的轉變必然要求數據采集、存儲、分析和展示手段的革新，相應的，在專業教學領域也必須適應這種新形勢發展的需要。在這種思維的主導下，考古學新理論新方法不斷引入，不同區域各具特色的考古學實踐也不斷推陳出新。所有這些，都對新時期考古專業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信息化、數字化是現代考古學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國現代考古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伊始就與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不解之緣。當代田野考古學的兩大基礎地層學與類型學便分別借鑒了自然科學上的地質學和生物分類方法。近年來，考古學與科技緊密結合的趨勢更是突飛猛進，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新興科技手段融入到考古學的研究中，如DNA技術，同位素技術等，科技考古實驗室也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個高校紛紛建立，服務于教學和科研的需要。這其中，數字科技的發展，更是為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如虎添翼。數字技術應用于考古學最開始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西方，主要以電子計算機技術、圖形技術和地理信息技術的應用和發展為主要標志。當時推動這一趨勢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源自于考古學研究和文化遺產保護的迫切需求。二十世紀以來，隨著現代測繪技術、地理信息系統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數據庫技術、三維掃描技術和虛擬重建技術的深入發展，考古學數字化信息化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無論在學科研究還是文化遺產保護及虛擬重建和展示領域都有著日益重要的應用。推動現代考古學向信息化數字化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考古學空間分析技術的進步和聚落形態研究的發展。空間分析技術的進展開拓了考古學研究的新視野，為宏觀和微觀視角下的考古學解讀和闡釋提供了重要途徑。聚落形態研究興起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區，文化生態學、系統理論和空間分析是聚落考古研究同時并進的三個焦點。[3]聚落考古甫一誕生，便帶來了考古學研究上的重要變革。八十年代引入中國之后便迅速普及，得到行業內的廣泛認可。空間分析和聚落考古的發展，必然要求中國考古學傳統作業方式的變革，客觀上為考古專業的數字化和信息化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二、傳統考古學作業和教學的主要方式
在很多人眼中，考古學是一門與各式各樣的“古董”打交道的學科，傳統的考古學教學與實習主要以手工操作為主。教學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關鍵環節，即課堂教學和田野實習。課堂教學的內容以考古學及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講授為主，依據不同的學科定位和區域特色，各個高校在教學內容和設置上各有側重。但總體來看，大都涵蓋考古學通論（考古學專業不同時段的考古概要，包括史前考古與歷史時期考古）、各時段考古、考古學理論方法技術、考古繪圖、考古攝影等內容，另外還開設有各具特色的專門考古。考古實習是考古專業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一環，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和研究能力的基礎和關鍵。早期的田野考古教學基本每學期都有，田野考古教學的內容涵蓋了博物館與考古遺址考察、野外考古調查、田野鉆探、田野發掘、發掘資料整理和考古簡報撰寫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學科的調整和不斷發展，考古實都固定在大學三年級，有的高校安排在第一學期，有的學校安排在第二學期，基本以一學期的時間為主。在早期的考古學教學實踐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主要以物質文化史為主，器物排隊和不同遺址和區域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成為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樣的思想主導下，特別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無論是考古遺跡的發掘、數據的采集還是器物和遺跡的繪圖都特別強調學生的動手能力的培養。這在中國考古學的初創和發展初期培養了大量的專業人才，為學科的發展和文化遺產事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隨著考古學信息提取手段的加強和研究的轉型，傳統的教學模式逐漸難以適應新時期的發展需要。首先，從研究的目的來看，之前以物質文化研究為主，零星涉及到其他標本的研究方式逐漸無法使用日益廣泛和多元化的研究需要。例如現在已經普遍開展的動物考古研究、植物考古研究等，采集標本的多樣化推動了考古學教學內容和方式的轉變；同時，隨著數據采集手段的進步和發展，傳統的繪圖方式和手法無論在精度還是效率上已無法滿足新時期的需要；再次，考古學空間分析研究的深入和推廣，對遺址和聚落布局的日益重視也促使了考古學操作手段的日益進步。
三、數字條件下考古專業教學
學科的轉型和技術的進步不斷推動教學方式的轉變，同時，考古學科的特點決定了新時期的考古學必須著眼于復合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在這方面，許多高校和研究單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課堂、田野和實驗室三位一體的教學體系，成立實驗教學中心和教學實踐基地等，近幾年一些單位大力推行的實驗室考古就是這方面的重要舉措。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重要特色之一，著眼于新時期考古學科的發展，教學觀念、教學方式和教學手段也要進行適當的改變。教學觀念的轉變體現在考古專業教學的各個環節，無論是課堂、實驗室還是時間基地，要將復合型、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理念貫穿到專科教學的整個過程。專業課的教學必須緊緊把握住當前學科發展的趨勢，從課堂教授開始有意識地加入學科發展的新動向和新趨勢，夯實基礎，將學科發展的新應用和新實踐及時引入課堂教學。同時，在教學的同時也要發揮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采用啟發和引導的方式，學生大膽接受和嘗試新興技術和新事物，引導大家動手參與實踐，培養學生的專業興趣。在實驗室教學中，伴隨著考古學和文化遺產事業的迅猛發展，一些單位成立數字考古實驗室或者GIS考古實驗室，將地理信息系統技術、遙感技術、全球定位技術、測繪技術，三維掃描技術，虛擬現實與重建技術等引入實驗室教學，通過動手操作和實景展示來培養學生的興趣，推動專業教學方式的轉變。在傳統的教學中，文科實驗室的發展一直處于比較弱勢的位置，尤其是早期不僅經費缺乏，師資力量也是嚴重不足，這既與學科的設置有關，也跟教學理念密不可分。數字考古實驗室的建立，為專業教學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此外，在數字考古教學的推廣過程中，一些公司與考古文化遺產機構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考古模擬教學軟件，讓學生在娛樂中體驗考古學的魅力，不失為一個重要途徑。實踐教學是考古專業的特色所在，新時期的考古專業教學，除注重基礎能力的培養外，也要大力引進新興技術和手段，將日益精密的考古學研究落到實處。無論是勘探調查、考古發掘還是后期的資料整理，都要將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同新時期的新趨勢結合，普及和推動信息化和數字化發展的趨勢，引導學生在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在數字化發展方面，數字化采集已經發展成為新時期考古學的主流，包括調查、鉆探和發掘信息的集中管理、遺址和遺跡成圖、三維掃描與虛擬重建等技術已經引入到大大小小的工地。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由于新興技術的復雜性和知識儲備的不足，實踐教學中已經出現了部分學生對新興技術不適應、理解和掌握難度大的現象，這既與傳統的學科設置和劃分有關，也同現行的田野工作狀況有關。目前在一些工地新技術的運用上，多數采取了聘請專業公司的方式，學生缺少實踐和操作機會，這也是以后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參考文獻：
[1]劉建國.考古測繪、遙感與GIS[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楊瑞霞.數字環境考古理論與實踐[M].科學出版社，2013.
[2]《考古學概論》編寫組.考古學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
就學科名稱而言，音樂考古學是一個合成詞，它反映了“音樂”與“考古”二者的交叉與聯系，清晰地表明“音樂”與“考古”是構成其學科概念的二元結構。
1982年初，筆者在初用“音樂考古”一詞時，曾嘗試著解釋為：“音樂考古，是利用歷史遺留下來的音樂文物和文獻對古代音樂所進行的研究，是古代音樂史研究的重要環節，也是音樂史界、考古界共同開辟的一個科學新領域。”這只是對一個新興事物的初步描述和憧憬。其中的“共同”一詞強調了考古之于音樂考古的重要關系。
更多學者先后從學科的高度定義“音樂考古學”，大多數也凸現了這種關系。
秦序：“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出土和傳世的古代音樂實物史料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它既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換言之，它是考古學與音樂史學相互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發展起來的專門學科。”
蔣定穗：“‘音樂考古學’是近年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音樂文物大量出土和音樂史學研究的不斷深入而逐漸形成的一門‘潛科學’”。“音樂考古發展到今天，已不再能被一般的考古學所包容，使用一般的音樂史學方法研究出土樂器，也已顯得不夠用。它迫切需要建立起由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相互結合而形成的新學科。……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中遺留下來的音樂方面實物，運用考古學的方法研究古代音樂歷史的學科。”
譚若冰、黃翔鵬：“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的一個新興的分支。它的研究范圍與考古學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對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最早是作為考古學的一個分支而與美術考古、絲綢考古、陶瓷考古、青銅器考古等學科并立的，國際上稱為音樂考古學。中國當代的音樂考古學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其來源雖亦出自對于音樂文物的考古研究，但實際內容已越出考古學的范圍。”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遺留的音樂文化物質資料，研究人類音樂文化發展歷程及其規律的科學。”“作為音樂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音樂考古學的研究成果無疑可以填補、充實和豐富古代音樂史的內容。”
李純一：“從研究對象、方法和目標等方面來看，古樂器學乃至音樂考古學應該既是普通考古學的一個特殊分支，又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其自身具有很大的相對獨立性。”
王子初：“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史學的一個部門。是根據與音樂有關的實物史料，如古代的樂器、書譜、銘文、石刻藝術和洞窟壁畫等，來研究音樂藝術的歷史的科學。”
汪申申、田可文：“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和考古學的交叉學科，它要求從業者不僅具備音樂學（特別是音樂史學、音樂形態學和樂器學）方面的知識，還要掌握歷史學、考古學的基本理論和田野發掘作業的全部技能與經驗。”
李幼平：“音樂考古學是音樂學、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學科在交叉、融合發展過程中形成的邊緣型新興學科”，“考古學與音樂學研究應該是它的兩個基本立足點。”
王子初：“從歷史的角度考察，音樂考古學脫胎于一般考古學，兩者之間是一種母與子的關系”，“中國音樂考古學形成的初期，曾勉附于一般考古學界之驥尾。”“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和音樂學相結合的產物，是一門跨學科的邊緣學科。……音樂考古學是考古學的組成部分，其時空框架必須借助一般考古學的地層學和類型學以及考古學利用的其它各種手段才能建立起來。同時，音樂學的理論應該是音樂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理論指導。”
方建軍：“音樂考古學主要是考古學與音樂學尤其是音樂史學相互交叉、影響和滲透所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它具有從屬于考古學和音樂史學的雙重性質，但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中國音樂考古學則從普通考古學中萌芽，是中國考古學滋養下本土化的產物。在研究方法上，中國音樂考古學也受到了考古學和音樂學（尤其是歷史音樂學）的雙重影響。”
這些文字表述略有不同的定義顯示：普通考古學是音樂考古學脫胎的母體，萌生、滋養的基礎，交叉滲透、相互融合的一元，基本立足點之一，等等。
這種深刻的認識，基于音樂考古學萌芽期的實踐總結。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音樂學界在文物、考古學界的幫助和推動下，創立了音樂考古學科。迄今為止，這一新興的學科已經形成了具有本科、碩士、博士教育的人才梯隊培養體系；出版了大量的專著成果；參與了一次次的重大田野考古發掘；基本完成了與文物考古鼎力合作的基礎性工程《中國音樂文物大系》；常設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建立了國際性的學術組織并組織了多次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國音樂考古學呈現著繁榮、活躍的學術景象。
不過，從理論和實踐上來說，中國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還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潛在著影響學科發展的因素和不可忽略的隱憂。
在理論上，迄今為止，中國音樂考古學并未受到中國考古學的正式認同。在考古學理論著作和《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的“考古學”條目中，受普通考古學影響所產生的特殊考古學分支現已包括了諸如美術考古學、宗教考古學、古錢學、古文字學和銘刻學等等，并不包含“音樂考古學”。
在實踐上，中國現行的考古事業管理制度，只有國家文博單位和高等院校的歷史考古專業才有考古發掘權。以音樂學學術身份出現的中國音樂考古學家從身份和職業上均未被納入考古界之列，更難以進入考古學的田野考古發掘領域。而在考古事業的機構和職位序列里，也沒有“音樂考古”的建制和席位。
于是，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在田野發掘的交叉重合區域里存在著制度性的專業脫節。音樂考古學與普通考古學的學術銜接保持著一種“你發掘，我研究”的線性流程及默契。音樂考古學家的研究工作，主要還是停留在根據考古發掘報告和出土文物資料做案頭研究的階段。偶爾幾次考古大型發掘項目的參與，也是來自考古界少數知音的邀約，而非制度性保障下的常態工作。
這種情況對于兩個學科和藝術及文化遺產事業都是不利的。
關鍵詞 考古學 學術規范 公眾考古學
中圖分類號：K87 文獻標識碼：A
一般認為，北宋以來的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北宋時出現的“金石學”，主要以古代的“吉金”（青銅禮器）和石刻為研究對象。中國考古學經過長足的發展，現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并且與多個學科融會貫通，采用了一些先進的技術和高科技，如C14測年、熱釋光、衛星遙感等，涉及到生物、化學、材料、計算機等方面的成果，充分應用到的考古研究中，形成了動物考古學、植物考古學、水下考古等多個專門考古分類。在教育體系中，中國的考古學一直從屬于歷史學，屬于歷史學的二級學科。2011年，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我國的學科體系進行調整，考古學正式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級學科。與此同時，隨著媒體和網絡的宣傳，一些比較有影響的電視欄目，其中也不乏一些重要遺址現場發掘的直播，都向公眾普及了一些基本的考古知識，也掀起了文物考古的熱潮。由此可見，中國考古學與當代社會有密切的聯系，研究當代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尤為必要。本文僅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1 正確處理考古學與歷史學的關系
考古學雖然與狹義的歷史學都是為了研究古代人類歷史，但兩者的差別是很大的。
首先，兩者研究的對象即處理的材料不同。歷史學主要是處理來自過去的文獻，而考古學主要處理過去的實物遺存。所謂“文獻”和“實物遺存”，兩者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有的場合，兩者卻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統一。這是因為所有的“文獻”總有一定的載體，不管是金文、石刻還是簡牘，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實物遺存，成為考古學研究的對象。
其次，研究對象的不同決定了研究方法的區別。歷史學家往往尋求并研究特定的歷史事件的記錄，然后加以比較和辨偽。將它們置于年代序列中，按照前因后果對事件進行解釋。考古學則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的研究理論和方法，①通過發現的遺跡和遺物，研究古代人類更廣泛領域的生活方式，力求全方位揭示人類活動發展變化的軌跡。
科學的考古學的真正要義在于超脫文獻而獨立研究物質遺存。但是考古學現在的主要理論方法地層學和類型學，只是整理材料的分析方法，大量考古發掘報告的器物羅列和描述不能有效地反映歷史信息。考古工作者在解讀考古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信息能力上的欠缺，直接影響了考古發掘報告的科學性和實用性。比如在描述某一個器物的特征時，常出現“弧腹”、“微弧腹”、“腹稍弧”等詞語，除了報告的撰寫人外，讀者很難領悟到器物的具體形態特征。這也導致許多歷史研究人員無法讀懂考古報告，這種情況下文獻和考古發現難以契合。②多數人對考古學的作用還局限于“正經補史”的階段，還停留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認識上，從而忽視了考古學的本質就是超越歷史文獻，通過實物遺存反饋歷史信息。
考古學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從生態環境、生存方式、技術經濟、社會結構乃至意識形態等各個層次來全面分析歷史時期的各種演變，從而探尋影響社會文化的各種因素。③在進行考古工作的過程中，可以參考文獻材料，但是不能被其主導、引導，更要杜絕“先入為主”式的考古發掘，而是讓材料牽著鼻子走，④通過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為中國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作出新的貢獻。因此，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羅泰教授在談論文獻和考古的關系時，認為文獻的甄別和與考古結合的工作不一定是考古學家一定要做的，考古學家的主要任務是要把物質文化研究清楚，然后把結果報告成歷史等學科的專家能夠使用的方式，然后讓文獻學和考古學的研究并立而存在，兩者結合的地方不一定能夠找到，當然兩者是同一個現象的不同側面。⑤這種觀點也是西方考古學界所共有的，也對現階段中國考古學發展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2 考古熱潮與田野發掘規范
在商品經濟的“唯利是圖”的大背景下，一些專門宣傳考古與文物收藏的欄目出現在大眾的面前，如《探索發現》、《鑒寶》、《尋寶》和《天下收藏》等，平面媒體的宣傳作用不容小視。隨即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全民的考古以及文物收藏熱潮。中國傳統考古學還沒有完全適應這種快速的發展，從而帶來許多的被動和質疑。但是，中國考古學應該在自身學術規范健全的基礎上，去逐漸適應社會的發展和公眾的需求，并借機宣傳自己，一舉兩得。而如何向大眾展示規范的考古學，讓他們能接受考古的新發現，減少質疑和批評的聲音，這是我們下面討論的重點。
首先，在田野考古發掘的過程中，規范考古發掘的流程，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頒布的《田野考古工作規程》⑥進行，杜絕挖寶式的考古和唯經費至上的搶救性發掘。
其次，盡量避免破壞性的發掘，做好發掘后期的善后工作，給公眾留下良好的印象。考古遺存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保護意識應貫穿著發掘工作的始終過程。發掘的遺跡是現場保護還是遷移保護，是現場展示還是就地掩埋，亦或就地回填等問題，需要妥善處理考古發掘與保護文物原狀的關系，還涉及到可移動文物的現場提取和保護問題，也包括不可移動遺跡的長期保護相關問題。
為解決上述保護中存在的問題，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的過程中，邀請文物保護和科技相關人員參與到考古發掘中。《科技日報》提及的“文物保護航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產生的，它是一個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跨部門的產物，由敦煌研究院、國家博物館、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等單位共同研發的，是我國首個“文物出土現場保護移動實驗室”。自2009年起，先后多次出現在山西、陜西、山東和湖北等地的考古發掘現場，為考古工作提供比較系統的技術，并且及時地處理和保護了出土文物。⑦這種模式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
3 公眾考古學與當代社會
公眾考古學（Public Archaeology），也稱為“公共考古學”，主要研究考古學與公眾之間的關系與溝通、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以及考古發現對現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及影響等諸多方面。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開新聞會，宣布在河南省安陽市西高穴村發掘的東漢大墓（即2號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⑧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學術界、媒體和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激烈爭論。一項考古發現能夠引發社會各界如此廣泛的關注，是十分罕見的。⑨這不僅是因為曹操是中國大眾心目中比較著名的歷史人物，而且和前述的考古熱潮關系密切，還出現了很多“質疑”曹操墓造假的聲音，迎合了民眾的獵奇心理。
中國傳統考古學一直缺少與外界的有效溝通，在曹操高陵的世紀辯論中，甚至有考古人員提出“非專業人士不能質疑”的說法，遭到包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的強烈反對，他認為考古不僅是一個專業問題，還牽涉到共同的學術規范，而這些學術規范適用于任何一個學科領域。⑩這也就要求相關專家和部分在向公眾公布信息時，一定要做到全面、嚴肅，尤其是考古的結論，應避免學術的浮躁，經多方面考證確認為定論后，才能公布于世。
英國考古學家特里格認為，如果把考古材料作為一種宣傳工具為政治和社會服務，其結果對我們是有害而無益的。尤其是曹操高陵的商業價值，有學者估算出每年能為當地帶來至少4.2億元的經濟收入。Z這就不免產生地方政府之間爭奪名人效應的現象。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在當今日新月異的社會，中國考古學的學術規范性直接影響了學科的發展，對樹立考古學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極為重要。每一名考古從業人員和研究人員都有義務維護其學術規范，從而促進中國考古學健康快速地發展。誠然，在進行考古學研究的過程中，道德規范是考古研究人員的學術操守，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抄襲和學術不端行為，并同時尊重不同的學術思想，積極開展健康的學術爭鳴，不為學術研究沾染任何功利性的色彩。在考古學文章成文的過程中，首先要忠于原始材料，引用第一手的材料，如考古報告和簡報等，避免因轉引造成不必要的錯誤和爭端。
注釋
① 張忠培.地層學與類型學的若干問題[J].文物，1983（5）.
② 張京華.20世紀疑古思潮回顧學術研討會綜述[J].中國文化研究，1999（春之卷）.
③ 陳淳.疑古、考古與古史重建[J].文史哲，2006（6）.
④ 田建文.讓材料牽著鼻子走[J].北方文物，2010（2）.
⑤ 《考古與文物》編輯部.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訪談[J].考古與文物，2012（1）.
⑥ 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工作規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⑦ 劉莉.“文物保護航母”開進考古現場[N].科技日報，2012-5-5（3）.
⑧ 李韻.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N].光明日報，2009-12-28（5）.
⑨ 白云翔.安陽西高穴大墓是否為曹操高陵之爭的考古學思考[N].光明日報，2010-1-26（3）.
⑩ 柳霞.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任何人都有質疑考古結論的權力[N].光明日報，2010-1-5（3）.
Z 楊雪梅.考古不再“純學術”？[N].人民日報，2010-1-24（12）.
參考文獻
[1] 王國維.觀堂集林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94.7.
[2] 張忠培.中國考古學――走近歷史真實之道[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6.
[3] 欒豐實等.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0.
[4] 科林?倫福儒.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0.
【關鍵詞】學科互涉 美術史學 考古學 關系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對于歷史文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在信息化的時代，現代知識體系中的學科交叉和交流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學科互涉”的性質，形成了美術考古學。與其他學科相比，此學科兼具美術學和考古學兩方面的特點，對美術史和古代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因此，研究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方法論和結構，探討二者之間的滲透和交叉關系，對各學科的研究邊界進行討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古物學對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影響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多個方面都有很大的相似性，較為明顯的是，二者在發展過程中都受到了古物學的重要影響。無論是在中國古代還是在西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上都有收藏古物的習慣，中國古代存在著“玉府”等收藏古物的專有機構；外國的皇族對于古物的喜好也成了當時古物學發展的動力。
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真正開始交叉滲透的時間是在18世紀中期，溫克爾曼是當時著名的學者，其著作《古代美術史》的研究內容主要是針對美術的發展歷史。該學者在編寫的過程中，從美術史的角度出發，對促進民族發展的古物和記載美術史的古物文獻展開了研究。正是因為該學者將古物學和美術史學、考古學結合起來，才發現總結出美術的發展歷程，促使了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成熟，溫克爾曼也因此被稱為“美術史學之父”和“考古學之父”。無論是溫克爾曼的稱謂還是其著作的特點，都向我們反映了一個信息：美術史學與考古學之間都受到古物學的影響，二者之間具有很大的聯系。
二、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相互滲透和了解
不同學科之間跨越了邊界之后就會產生互相滲透，即產生我們所認為的“學科互涉”。許多學者認為這種滲透是必然的，不同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叉主要體現在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等方面；學科的指導思想、理論和研究方法；與學科相關的社會和技術問題；與其他學科產生的滲透和交叉性；學科內外的定義等。美術史和考古學學科互涉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學科的認知方向和知識體系
無論是考古學還是美術史學，在對相關的方法和對象進行論述和解釋時，都涉及大量的說明和闡釋，此特點表明了人文學科的鮮明特點。若根據研究對象來進行劃分，美術史學屬于美術學的范疇；若根據研究體系來看，美術史學又屬于歷史學。在美術史學的發展中，人類的審美情感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感性色彩較為濃烈，理性認識的實現也需要通過感官來進行。我們可以將美術史學的研究實質歸結為：通過分析作品的形式和風格來認識美術家或者是史學家的思想感情，從而探索其中蘊含的發展規律[1]。
與美術史學的不同之處在于，考古學直接強調理性在研究和發展中的作用，考古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古代人類的發展，通過分類描述遺留的物品來對古代社會的存在形式進行研究，并研究遺留物品之間的關系，從而確定相關的功能，此外，對遺留物品的發展和改變進行研究和分析，能夠了解古代社會發展的文化特色并得到相關發展的具體意義。無論是探索背后的規律還是直接將理性思想運用于分析和調查中，考古學和美術史學的發展和研究都是將探索和研究物質世界作為主要的研究途徑和方向來實現目的的。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產生的交叉
考古學中涉及的主要研究方法為研究地層和器物的類型。20世紀中期的考古學主要局限于單純的研究和記錄，核心的研究思想和內容就是對地層以及器物的類型進行研究和總結。直到1960年之后，丹麥的著名學者克里斯丁在對古典的器物進行研究時，融入了情境，并對器物的裝飾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這不僅對考古學的發展有促進作用，對美術史學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之后蘇秉琦也利用了美術的圖案分類將美術的寫實與寫意等方法融入了考古學中。
在美術史學中也有考古學的滲透，例如，廣泛應用于年代和類型的研究方法同樣能夠為美術史學的研究提供便利。在對美術的風格進行研究時，法國的夏皮羅采用了層析法進行研究，其中的第一和第二層析分別是對形式的要素和形式之間的關聯進行的研究，與考古學的研究方式非常相似。在世界范圍內，這種學科互涉的現象都非常普遍，外國學者溫克爾曼的作品是最典型的學科互涉。在我國的古代，學科互涉的例子也有很多，常任俠和段文杰等大家都為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交叉和融合做出了重要貢獻[2]。
（三）研究對象的滲透和交叉
從研究對象來看，美術史學和考古學之間也有一定的交叉和滲透。美術史學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美術的作品以及美術作品的創作者，尤其是在對古代的美術作品進行研究時，涉及的研究對象往往都屬于考古學中的古代文物，也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由此可見，考古學和美術史學在研究對象和研究資料上都具有一致性，例如壁畫、雕刻、神殿、石窟以及工藝品等等。對人類古代遺跡進行研究和保存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
（四）學科結構的交叉和衍生
除了在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工具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之外，美術史學與考古學在自身的學科結構等方面也有相似之處。
若根據美術史學的學科性質來進行分類，可以分成歷史和藝術等方面的課程，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大類：美術基礎實踐，主要是指對美術的基本技能進行的練習和創作等，目的是加強素描、繪畫等基本的美術技能；美術史論，是指對美術的歷史和評論等方面的學習，目前出現的課程分類主要包含文物的保護以及鑒定、藝術作品評論、藝術作品鑒賞、文藝理論等方面，其中的文藝理論課程和文物相關的課程都與考古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相關數據表明，美國早在20世紀中期就開設了多種美術和藝術史課程，涉及的范圍也較廣，初步統計已經達到了800種。這些新設立的課程中，有相當一部分課程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出發并設立的，為學生學習文物的維護和修復提供了一定的美學基礎[3]。
從考古學的結構出發，除了對基本的文物展開研究之外，對考古的材料分析也涉及一些美術知識。此外，考古學涉及社會、文學、美學等多個方面，所用的研究方法需要借助于多種其他學科，例如地質學、建筑史學、體質人類學、醫學等，對多個學科的發展都有著相互促進的作用，其中的建筑史學就包含在美術史學中。因此，二者在結構上也有很多的相似之處[4]。
三、美術考古學的形成
在當今信息化時代的發展背景下，學科互涉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就目前而言，考古學家在進行考古研究和分析時，已經涉及了大量的美術史學的資料和方法。同樣的，美術史學家在對美術歷史進行研究的同時，也使用了考古學中的大量資料，各專家的研究視角越來越廣，概念也越來越寬泛。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和實踐，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交叉滲透已經促使一個新的學科形成，即美術考古學。該學科是美術史學和考古學的有效融合，具有更加廣泛全面的研究內容、對象以及方法論。
四、結語
隨著社會的逐步發展，各個學科之間的滲透和交流會越來越頻繁，信息化的發展為學科互涉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當今的學者必須利用好各種有利的條件，加深對各個學科邊界的研究和理解，才能促進各學科的共同進步和發展。
【參考文獻】
[1]賈玉平.從“學科互涉”看美術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J].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42（06）：88-95.
[2]侯妍文.淺談美術考古與環境藝術之聯姻[J].美術大觀，2013（08）：71.
關鍵詞：人類學；考古；本科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07-0215-02
體質人類學是廣義人類學下的分支學科，是研究人類的體質特征和類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和規律的一門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分為對現代人的體質調查和對古代遺骨的研究，從而獲得更多的人類學信息[1]。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來研究人類古代情況的一門科學，其研究對象是古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遺存，目的是透物見人，認識當時人類的社會發展狀況，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習俗等信息[2]。兩個學科之間的研究對象都是以人為主體，前者是直接的以研究人類遺骸為對象，分析其體質特征，了解當時的人類學信息，更多地認識到的是人類的自然屬性特征。后者是通過研究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東西，間接地去推測過去的社會情況，人類生存和生活環境，側重于了解人類的社會屬性。中國考古學按縱向劃分為若干個分支學科，如舊石器時代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商周考古、戰國秦漢考古、魏晉隋唐考古和宋元考古等。不管哪一個考古學階段，研究對象的主體都是當時進行社會活動的古代人類。因此，體質人類學的研究是貫穿于整個考古學研究的始終的。
體質人類學的研究領域大體上可以分為對古人類化石的研究，對古人種的研究和對現代人的研究，以及新興的分子生物學的研究等。不同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領域在不同的考古學階段中都有所體現[3]。舊石器時代考古中出土的人類化石為人類學者們研究人類的起源和現代人的起源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和材料，新石器時代以后的人骨多用于研究古代人種的形成、分布、遷徙和消亡的過程。考古學可以為體質人類學提供研究材料，無論是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化石，還是新石器時代及以后各個歷史時期的人類學標本均要靠田野考古發掘來提供。體質人類學的研究也有助于考古學研究的深入開展。古人類化石可以作為舊石器時代考古中判斷底層年代的一種依據：對古代人骨的性別、年齡鑒定有利于人們對當時的社會性質、勞動分工等情況的探討；對古代居民人種歸屬的研究可以從一個側面為解決考古學文化的譜系淵源和族屬等問題提供若干參考的佐證[4]。
一、透骨見人
所謂的透骨見人就是通過觀察和測量出土的古代人骨材料，分析其體質特征和類型，獲取當時人類的人類學信息。具體地講，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對其性別的鑒定。人類學家們根據骨盆、顱骨的形態觀察和分子生物學的方法，準確地判定其性別。其次是對人骨死亡年齡的鑒定，通常專家們根據牙齒的萌出時間、磨耗程度、骨縫愈合情況、恥骨聯合面的關系等多項參數，判定人骨的死亡年齡。我們要做到對性別和年齡最為準確的判定，就要結合各項參數，并結合現代分子生物學的方法綜合分析人骨標本，慎重地給以結果[5]。
另外對人骨身高的推算和病理、死因和食譜的分析也是體質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身高的推算一般借助于股骨矢狀徑的長度和其他長骨參數相結合的模式，而最近也有學者提出用第二、第三掌骨的矢狀徑長度的推算身高的方法也能達到近九成的正確率。病理和死因的研究，則主要依據人骨某個部位的變異和缺失情況而判定。通過研究人骨內含微量元素的變化，對一些諸如骨質疏松、氟骨癥、營養不良等古代疾病也提供了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通常對死因的判定，主要劃分為是因骨傷骨病而早年夭折的，還是屬于非骨傷骨病而自然死亡的兩大類。
對一定數量的人骨進行食譜分析，可以為了解當地人的經濟生業模式提供重要的線索，目前食譜分析方法主要是分析遺留在古人類牙齒上的食物殘渣，和對人骨成分的微量元素進行分析，來確定當時人類的主要食性。
二、透人見骨
透人見骨研究對象是現代人群。我們通過對現代人群體質特征的形態觀察和測量，按照一定的遺傳學特征劃分為若干個人種類型。如蒙古人種、歐羅巴人種和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在我國對現代人體質特征的調查多結合民族學材料，探究民族起源、遷徙以及彼此的基因交流等重要課題。但是我過現在的人種學研究方面還有許多空白領域有待填補，現代各民族的體質調查工作還沒有全面展開，人種學研究的力量就顯得更加薄弱。如果我們將來能夠在時間和空間兩個范圍內搞清楚我國各民族人民的人種構成方面的來龍去脈，以后必將會加深人們對我國古今民族的起源、發展、分化和如何問題的了解，進而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統一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
三、透骨見骨
透骨見骨是將不同個體或不同群體的人骨標本各項體質特征參數相對比，從而確定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遺傳學關系，對判定人群的遷徙、融合、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學根據。人骨的體質特征的觀察主要集中在對顱型和面型的測量和形態學觀察上。在此研究的基礎之上劃分出一個可以比對的標準。將不同組人群的體質特征進行想必對后，確定其關系的遠近以及族群之間的基因交流情況。
四、透人見人
透人見人的研究對象也是現代人群。是以研究人群和人群之間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人類學研究領域。即我們在各民族的體質調查和古代文化譜系、種族情況的認識基礎之上，把某個或某些現代人劃入某些已知共有的遺傳學特征的地域或民族中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根據這個人的形態學特征，可以推測他就是“四川人”等。在此，也需要提一下朱泓老師在1996年提出的將我國古代居民的人種成分劃分為幾個古老的類型，并解釋了其源流過程。我們對現代中國民族的研究，也要認識到其古代人種類型和特征，了解其演變過程，對“透人見人”的認識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對大學本科考古專業學生教學過程中，我們要弄清楚現代人的人類學結構，不只需要對現代人進行體質調查，也需要對古代材料有一定的把握，知其淵源和變遷，從而才能更好地解釋各民族形成的人類需基礎。
參考文獻：
[1]朱泓.體質人類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2-106.
[2]科林?倫福儒，保_?巴恩.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M].第6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21.
[3]邵象清.人體測量手冊[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34-56.
[4]周亞威.論體質人類學研究解決的若干考古學問題[J].江漢考古，2015，（6）.
[5]周亞威.北京延慶西屯墓地人骨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
面對專業，方建軍顯示出淵博的學識；面對學生，方建軍顯示出和藹可親的容顏。作為天津音樂學院的一名老師，一位在音樂考古和中國音樂史領域著有7本專著及百余篇論文的學者，他的種種成就背后所蘊藏著的是一種深沉的睿智，一種永不言棄的執著。
1982年，方建軍從河南大學音樂系畢業后考取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學位，因為英語成績而落榜，但他鍥而不舍。在隨后3年的備考時間里，一邊嚴格要求自己進修英語，一邊與后來的導師李純一先生通信，“功夫不負有心人”，方建軍終在1985年成為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考古專業研究生。
研究生畢業后，在西安任教的十幾年中，方建軍憑借自己對考古專業的興趣與執著，將陜西、河南豐富的考古資源“摸”了好幾遍，積累了大量的學術知識，為今后的學術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由于中國古代的樂器流失比較嚴重，方建軍在國內外的博物館間來回奔波和考察，以此來填補中國音樂歷史中的空白，將中外音樂資源加以整合，充實和豐富古代音樂史和樂器史的內容，并不斷把它推廣到教學領域。
2007年5月，方建軍正式出版《地下音樂文本的讀解：方建軍音樂考古文集》，內容涉及出土樂器、音樂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的探討，以及利用出土樂器和相關考古材料對古代音樂文化所做的初步探索。“本書選錄了舊作36篇，大體依照原作發表時間的先后，想以此來檢視自己在學術道路上摸索爬行的歷史印記。”方建軍在書中這樣說道。
為使音樂考古信息資源共享，獲得最大的資源利用。方建軍設計并建立了音樂考古資料數據庫――《金石之樂V2.0》軟件。《金石之樂V2.0》軟件擁有豐富的數據資料，基本上包括了現已公開發表的1949-1995年中國出土的古代樂器資料、測音數據資料、古樂圖像資料和部分中外文研究文獻資料，同時新的數據資料也可補充添加到數據庫中。音樂考古資料數據庫的建立為音樂專業工作者提供了研究的便利，大大減輕了調研的工作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