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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條件的種類及其對貿易利益的影響
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貿易條件可分為三類：純貿易條件(netbartertermsoftrade,簡稱NBTT)、收入貿易條件(incometermsoftrade,簡稱ITT)、要素貿易條件(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FTT)。這三類貿易條件中純貿易條件最為常用，而收入貿易條件普遍被認為最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在這里本文也主要討論這兩類貿易條件。
純貿易條件（NBTT）又稱價格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反映的是單位出口商品的進口能力。公式表示為：NBTT=Px/Pm。式中Px、Pm分別為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其經濟學含義是，隨著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商品的數量。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一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的增加。
收入貿易條件（ITT）是聯系出口數量，反映一國出口商品的整體進口能力的指標。公式表示為：ITT=Px/Pm·Qx。式中Qx為出口數量指數。由于ITT是由NBTT和Qx兩個因素決定，所以ITT與NBTT的變動方向不一定一致。在NBTT惡化時，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的變動以及一國通過對外貿易滿足本國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為直接。但該指數無法說明貿易條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技術含量提高還是由于低價促銷帶動出口數量增長，無法表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實際競爭能力。
要素貿易條件(FTT)又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ing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SFTT)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oub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DFTT)。其中SFTT=Px/Pm·Zx，DFTT=(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別是出口和進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要素貿易條件表明，NBTT惡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出口生產率的提高會使出口價格下降，而國外進口品生產率的下降會使進口價格上升，但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一國從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過了價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決于價格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理論分析
貿易條件即Px/Pm，現以Px和Pm分別代表用外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品和進口品的價格，X和M分別為本國的出口量和進口量，R為外匯匯率（直接標價法）。R·Px和R·Pm分別表示用本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和進口價格。Exs為本國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d為本國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ms為本國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d為本國進口商品需求彈性。根據彈性的定義有：
解（1）和（2）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解（3）和（4）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貿易條件為，根據（5）和（6），可以得到：
本幣貶值表現為dR/Rφ0，本幣升值表現為dR/Rπ0；貿易條件改善表現為│dPx/Px│π│dPm/Pm│，貿易條件惡化則表現為│dPx/Px│φ│dPm/Pm│。從（7）式可見，彈性不同，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同。從彈性角度進行分析，有以下幾種情況會出現：
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無窮大，即Exs和Ems為無窮大。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無窮大，但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小于進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無窮大，但是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小于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等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不會影響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小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
由以上分析可見，從理論來講，人民幣升值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國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人民幣升值后貿易條件的變化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的總體變動
為了考察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貿易條件效應，本文選取了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的美元折合人民幣的每月平均匯率作為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參看指標。在貿易條件上，本文采用中國海關總署按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縮寫HS)公布的各類指數的原始數據，計算了2005年7月到2006年9月期間每月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參見表1）。
從表1及圖1可見，人民幣自2005年7月以來一直呈穩定升值態勢，2006年7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突破8.0，目前仍呈升值走勢。同期貿易條件的變化由表1及圖2看到，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收入貿易條件基本在1.2左右變動，波動幅度較價格貿易條件大，在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平穩的條件下，這說明收入貿易條件的波動主要是來自人民幣升值以來出口數量指數的波動，盡管如此，仍能看到，收入貿易條件的總體走勢也比較平穩，沒有大幅度波動。（二）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效應分析
1994年我國進行了外匯體制改革，當時的人民幣是一次性貶值50%，此后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8年以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8.27（RMB￥/US＄）的水平。同期我國貿易條件的表現是價格貿易條件一直呈惡化趨勢，收入貿易條件一直呈改善趨勢（參見表2）。
對比人民幣升值前后我國的價格/收入貿易條件和出口數量指數等指標可以發現：
人民幣升值后，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每月都有波動，但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與過去價格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相比，價格貿易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這一改善也就意味著我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升值后，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相比明顯降低，但在出口價格指數提高的條件下，收入貿易條件雖在個別月份出現下降趨勢，但總體表現也比較平穩，與過去收入貿易條件逐年改善的趨勢相比，人民幣升值后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出現明顯變化。這反映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影響不大。
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出口數量與過去相比減少，出口貿易受到抑制，但對比人民幣升值以來的各月數據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帶來的被動影響并不明顯，穩定升值可以被市場接受。從表1可見，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我國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年份相比在整體降低的趨勢下，各月份間的波動幅度并不過大，雖然升值后我國的出口數量指數降低，但很快又都恢復。如在2006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8.0以后的初期，我國出口數量減少，當期收入貿易條件惡化，但很快出口數量又恢復了，且收入貿易條件也恢復了以往的趨勢。
結論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理論來講，匯率波動時，貿易條件會以匯率波動的一定比例發生變動，但并不能說明人民幣升值一定意味著我國的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貿易條件將如何改變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
從人民幣穩定升值后的現實結果看，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收入貿易條件基本沒有變化，貿易條件總體得到改善。反映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沒有降低的情況下，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穩定升值帶動我國出口減少，但在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大的變化，說明人民幣穩定升值帶來我國對外貿易出現由過去量的增加帶動對外貿易發展向質的提高帶動對外貿易發展的趨向，而這恰好與我國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外貿增長方式由量的增加到質的提高轉變”的目標吻合，人民幣穩定升值的匯率政策與當前提出的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貿易政策是統一的。因此，如果堅持目前的外貿政策，那么人民幣的穩定升值是合理的，也是必須的，其未來一定幅度的繼續升值是可以接受的。
畢業設計（論文）開題報告
課題名稱：中國對外貿易條件惡化問題探討
學生姓名：
系別：經濟與管理系
專業：國際經濟與貿易
指導教師：
2006年3月5日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1）國內外研究動態：
貿易條件惡化論是阿根廷著名經濟學家普雷維什在一份名為《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的報告中提出來的。在該報告中，他考察了英國自1870年至1938年間進出口貿易條件的變化，發現初級產品相對于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在70年中下降了35.9%。由此他得出結論：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在不斷惡化，那些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愈來愈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并提出了改變貿易條件惡化的進口替代戰略。貿易條件惡化論經過辛格、伊曼紐爾等人的發展，其影響愈來愈大。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并沒有帶來普遍的富裕，反而造成馬太效應，使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發展中國家要改變這種命運，只有實行工業化，更確切的說是走進口替代戰略之路。經過經濟學家們長期實證分析，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已經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長期以來趨于惡化的論點不再表示懷疑。在傳統的國際貿易格局下，發展中國家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進口以制成品為主；而發達國家正好相反，出口以制成品為主，進口以初級產品為主。由于發達國家對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趨于疲軟和發展中國家對來自發達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進口需求持續強勁，發展中國家價格貿易條件也就自然趨于惡化了。由此可以看出，貿易條件惡化論比較正確地揭示了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事實，并得出了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實際利益分配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這樣一個正確的結論。
既然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是不斷惡化的，那么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他的貿易條件又如何呢？是否也存在貿易條件惡化的情況呢？為此，國內許多部門和學者進行了研究。商務部的研究表明：1993—2000年，以1995年為基期的中國整體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3%，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14%，初級產品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2%。2000年后貿易條件仍有惡化的趨勢。2003年價格貿易指數下降了4.6%。收入貿易條件指數上升了22.7%。目前國內各方人士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事實已經沒有大的爭議，但如何看待這個事實卻有爭論。北京大學宋國清教授認為貿易條件惡化是貨幣匯率扭曲導致的；廈門大學國際貿易系教授范良聰指出，我國出口的產品大多數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為主的，而外貿企業在出口時竟相壓價，導致“價格戰”硝煙四起，出口上出現增量不增價的現象；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進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原油價格飆升和我國對原油進口依存度的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間接提高了國際原材料價格，這些使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應當指出，這些都是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解釋，但缺乏系統全面的分析。
（2）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選題依據：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貿易條件惡化的程度、原因和影響三個方面。我國對外貿易是否已經陷入“比較優勢陷阱”；是否應該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制定對外貿易政策，還是改革進出口產品結構，發展競爭優勢；貿易條件惡化一定帶來貿易利益的損失還是也存在不確定性的一面，這都有待于進一步的分析。本文正是基于以上爭論，系統全面，地分析我國對外貿易現狀，貿易惡化的原因以及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影響，并研究了改善貿易條件的對策。
研究意義：通過對本課題的研究，本文試圖能夠幫助讀者加深對貿易條件的惡化理論和我國貿易條件現實狀況的認識，完善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研究。另外通過研究我國對外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和對策，能夠給我國外貌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促進制度創新和結構創新提供理論參考，并為改變我國粗放型進出口貿易模式、實現我國乃至世界各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指導作用。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本課題主要研究四個方面的內容：
（1）貿易條件惡化論的發展及影響。通過對此理論的分析，介紹其對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指導作用。
（2）實證分析我國對外貿易條件變化的現狀，列舉近期貿易條件指數數據，并據其列表說明我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3）全面分析我國對外貿易條件變化的原因。
（4）根據變化原因擬訂可能的政策措施。
2、擬解決的問題
通過對以上四個方面問題的研究，希望解決對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程度、原因、影響的認識偏差問題，以至于能尋找更合理的對策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對外貿易惡化的狀況，實現我國對外貿易的健康發展。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一）研究步驟
課題主要從資料收集、撰寫開題報告、草擬提綱、論文初稿反復修改、論文定稿及答辯幾個步驟去完成。
（二）研究方法及措施：
研究方法：案頭文獻資料研究、案例比較研究、分析歸納法、數據模擬分析法、實證分析法，調查研究法等。（根據文章研究的需要，選用合適的研究方法）
研究措施：社會調查、文獻查閱、老師指導等
（三）研究進度安排
2009年10月;確定選題收集資料寫開題報告
2009年11月—2010年2月通過對資料進行進一步研究撰寫論文初稿
2010年2月交初稿接受指導老師審查
2010年3月—4月上旬通過指導老師對初稿的意見對論文進行修改
2010年4月接受指導老師再次審查對論文再次修改
2010年5月交論文終稿準備進行論文答辯
四、主要參考文獻：
[1]郝紅.景華揚，談如何在我國建立有效的薪酬激勵公有制遼寧經濟職業技術學院20034，24—25
[2]井士鋅，現代企業的薪酬激勵煤礦現代化20043
[3]樊錢濤，如何運用薪酬激勵員工企業人力資源管理2003327—28
[4]王少東，張國霞建立自助式整體薪酬體系人力資源200435—36
[5]徐曉明，公司管理中的薪酬激勵機制河南化工2003645—46
[6]張濤，如何發揮薪酬激勵的持久性中國人力資源開發72—74
[7]程甌，將員工激勵進行到底人力資源39—40
[8]胡盈，交換中的刺激人力資源53—54
[9]董玉森，當前部分國企薪酬激勵機制存在的問題和對策研究中國人力資源開發
[10]劉穎，走出薪酬激勵的困境通信企業管理2003956—57
[11]林新奇，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復旦大學出版社
[12]企業員工管理方法研究組企業員工激勵方法中國經濟出版社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關鍵詞：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單要素貿易條件；雙要素貿易條件
中圖分類號：F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2
從整體上來看，近年來中國的貿易條件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國貿易條件變動情況研究、影響我國貿易條件的綜合影響因素分析以及對中國與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條件比較研究。本文經過梳理將這些研究主題劃分為以下四類：1.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及其原因分析；2.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分析；3.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貧困化增長研究；4.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途徑。現綜述如下：
一、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及其原因分析
國內關于貿易條件的研究比較集中在我國長期的貿易條件發展趨勢方面。從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到，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的總體趨勢是不斷惡化的（王如忠1999；趙玉敏2002；朱錦娟2008；黃滿盈2008等），收入貿易條件不斷改善（陳飛翔2005）；單要素貿易條件長期以來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關于雙要素貿易條件，多數學者計算了我國與美國、日本、韓國、德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得出90年代以后，我國與美國、日本的雙要素貿易條件日益改善，我國與韓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不容樂觀（胡靖2008 汪素芹2008 張燁2004 王曉婷2008）。很多學者從貿易條件構成、產業機構、FDI、技術進步等不同的角度對貿易條件進行研究后，得出了不同的原因。
1.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分析
幾乎所有的文獻中我們都能找到我國總體的價格貿易條件呈惡化趨勢這一結論。具體到我國的分類制成品貿易條件的分析，我國的初級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有所改善，但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長期以來趨持續下降（張海波2006；黃滿盈2002；朱錦娟2008；李漢君2009等），而制成品目前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商品，因而我國總體貿易條件呈下降趨勢。中國屬于人口大國，勞動力供給可以視為無窮大，出口企業主要依靠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獲得自身的競爭優勢，產品附加值低，價格彈性低。目前我國在全球化的生產體系中，我國的生產位于下游，外貿方式也多以簡單的加工貿易為主，所創造的產品附加值低，產品技術含量不高，造成我國的出口產品價格難以快速上漲；而我國進口以高技術的機電產品為主，國外掌握了核心技術，產品附加值高，導致工業制成品的進口價格只上不下，從而導致我國工業制成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持續惡化。
都曉巖等（2004）從制度層面分析了我國NBTT惡化的原因，認為舊有的貿易制度和貿易體制是制約我國NBTT改善的根本因素。孫慧（2006）以貿易戰略為立足點，理論上分析了我國80年代以后貿易發展戰略的選擇和轉移情況，認為基于比較優勢下的完全自由貿易戰略是導致我國NBTT惡化的基本原因。
外資企業出口也是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初級產品進口是隨工業制品的出口而影響貿易條件的，而外資企業出口對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效應大于其對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效應（韓青，2006）。一方面，外商投資企業在促進我國出口增長的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迅速增長，導致我國進口品的價格相對提高；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在我國通過利用企業內貿易，采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 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以達到轉移價格、減少稅負、轉移資金與利潤，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進口品的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品的價格，導致價格貿易條件惡化 。
2.我國收入貿易條件改善的原因
近二十年來收入貿易條件長期呈現持續增長的趨勢，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出口貿易數量的激增，尤其在我國加入WTO以后，ITT指數更是加速上升（陳飛翔，2005）。出口數量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量是我國大規模的加工貿易產業，其次是我國的出口鼓勵政策（崔津渡2006；朱錦娟2008）。世界經濟的全面增長和各類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積極性的提高也是出口數量快速增長的重要因素（程敏，2006）。可見，出口數量激增和出口鼓勵政策在改善收入貿易條件的同時，也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產生了深深遠影響。
3.我國要素貿易條件變動原因
早期的文獻研究里，由于數據的不可獲得性，一些學者僅僅研究了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劉志永（2009）在此基礎上，主觀估算了我國的要素貿易條件后，確定我國的貿易條件整體情況。顯然這些分析方法在從整體上來看是片面和不完善的。一方面，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不能說明我國的貿易利益受損。例如，如果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是由于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所致，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促進我國出口產品供給的同時，雖然惡化了價格貿易條件，但只要其單位出口產品價值的下降幅度低于出口產品數量的增加幅度，我國的出口收入水平仍是會改善的；另一方面，在融入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全球的國際貿易量不斷增長，與伙伴貿易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從長期來看都是處于上升趨勢。從貿易雙方利益分配的角度來看，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我國貿易利益受損的事實。因為它并不能說明我國出口產品的實際競爭能力。只有進一步考慮到雙要素貿易條件，我們才能更深入且全面地研究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的變動。
我國單要素貿易條件的長期增長毫無疑問是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在對勞動生產率的計算上，產生了不同的標準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具體包括：全要素勞動生產率、工業制成品勞動生產率，制造業勞動效益系數（張燁2004）以及要素產出率（王曉婷2009）。無論運用哪種標準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其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攀升都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的惡化。
從雙要素貿易條件看，中國與日本、美國和德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基本上是趨于改善的，但是與韓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的波動則比較大（胡靖2008），甚至處于惡化趨勢（汪素芹2006）。黃勇峰、任若恩（2002）對中美兩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進行了實際測度，建立起1985年雙國比較的標準，以表明中國與美國國際競爭力的實際差距和我國價格競爭優勢形成的本質原因。結果顯示，雖然在中美兩國間存在巨大的全要素生產率差距，但由于勞動小時工資率相對于勞動生產率卻大大低于美國的水平，這使我國的產品獲得價格的優勢，相比之下，資本生產率與資本服務價格水平與美國卻大致相當。這其實從側面說明了我們不能對我國與美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日趨上升的現狀盲目樂觀。
總體來說，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勞動力供給豐裕所導致的出口數量的急劇擴張和出口價格的持續偏低引起的；其次，我國的進口產品大多數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并且這些進口產品富有價格彈性。再次，我國的出口加工行業的技術附加值低導致制成品出口價格持續走低；而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提高了進口中間產品成本的上升而且壓低了出口產品的價格，并且抬高了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的價格，人為惡化了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最后，我國近十多年來鼓勵出口的政策，導致外貿依存度持續上升，在這一過程中匯不可避免地會忽視出口產品的結構優化，導致出口價格一直上漲持續低迷。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主要在于勞動供給的豐富導致的出口數量的激增。單要素貿易條件在于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的持續上升。
二、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
在梳理所參考的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相關文獻中，筆者把影響貿易條件的主要因素歸納為經濟增長、匯率、關稅、勞動生產率、外商直接投資、貿易結構、技術進步和貿易戰略等因素。
事實上，早在1999年，王如忠教授就較早地對我國的貿易條件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 。他從理論上分析了最優關稅、關稅同盟、貨幣貶值、經濟增長、貿易自由化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作用，并且指出：大國征收最優可以改善貿易條件；關稅同盟內部產生的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對各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而一國貨幣貶值只有跟本國的進、出口供給彈性結合起來，才能確定本國貨幣貶值是否會引起本國貨幣同比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不同型態的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效應也不同的。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方面，謝建國（1999）認為匯率的波動不僅通過進出口商品的供求彈性改善或惡化一國的貿易條件， 而且還通過貶值后的數量效應、結構效應和成本效應對貿易條件產生滯后影響。姚旦杰（2008）、楊娉（2009）認為，匯率變動能夠改善初級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卻使工業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匯率變動對各行業進出口價格的傳遞是不完全的，出口價格的匯率傳遞效應低于進口價格的匯率傳遞效應，但總體上人民幣匯率變動不是導致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張學忠（2007）認為長期內，人民幣實際匯率與貿易條件存在雙向的因果關系；在短期內，實際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影響，而貿易條件對實際匯率的修正作用并不顯著。
與匯率不同的是，所有學者都肯定了技術進步在貿易條件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武海峰等，2004；陶旺生，2008）；除此之外，貿易結構也是不少學者關注的焦點，幾乎所有的學者都承認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合理阻礙了我國貿易條件的健康發展（王允貴2004；曾錚、胡小環2005；李漢君、孫旭2009等）。張建華和劉慶玉（2004）將貿易條件變化的大部分原因歸結為產業結構的變化。
黃滿盈（2005）對1980-2004年中國貿易條件的諸多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勞動生產率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為負，出口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關稅及FDI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為正。并且通過對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分解的結果，指出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確實呈長期惡化趨勢，價格貿易條件的波動性呈遞減的趨勢，這種波動性主要是由“國別價格效應”引起的。
三、貿易條件與貿易利益、貧困化增長
盡管貿易條件一直作為衡量一國貿易利益的指示器，價格貿易條件長期處于惡化趨勢，我國的貿易利益是否因此受損？我國是否進入了貧困化增長階段？長期以來，這些疑問也一直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張先鋒、劉厚俊（2006）理論上分析了經濟增長、技術進步與我國貿易條件之間的關系，短期內，經濟增長會導致貿易條件惡化；長期來看，我國貿易條件會不斷改善；總體來看，貿易條件可能會呈“U形”變化。單純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不能充分說明我國福利水平的降低。我國目前需要糾正因國內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扭曲導致的貿易條件惡化；林桂軍、張玉芹（2007）通過Sawada （2006）的居民實際人均消費支出作為經濟福利的指標， 運用顯示偏好弱公理來研究經濟福利的變動方向，并通過計算我國年度貿易條件、GDP年損失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得出我國的貧困化增長系數，發現盡管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但我國并沒有出現貧困化增長；謝飛（2003）從理論和實證方面進行了綜合分析，利用Cypher&Dietz（1998）模型分析了由技術進步帶來的動態貿易利益，據此認為當存在技術進步效應時，貿易條件惡化并不一定會產生“貧困化增長”；劉志永（2009）測算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單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情況，估算了我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發現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和單要素貿易條件不斷改善，而價格貿易條件和雙要素貿易條件呈不斷惡化趨勢，據此認為我國雖然目前沒有出現絕對的貧困化增長，但我國有“相對貧困化”增長的可能。
四、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途徑
無論我國是否進入貧困化增長階段，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是個不爭的事實。諸多學者也根據自己所研究的不同的影響因素對癥下藥，探討了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途徑。首先，運用外貿政策、產業政策、外資政策和匯率政策的一攬子政策措施，以改善中國貿易條件（李蕊，2007；于刃剛等，2008）；其次，提高技術水平，加快技術進步，增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附加值，加強產業鏈的聯系，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趙玉敏等，2002；張宏建，2008；陶旺生，2008；武海峰，2004；張先鋒，2006等），引導外資合理流入我國新型產品的開發中，利用外資帶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朱廷2007；姚旦杰，2008等）。再次，積極擴大海外市場， 避免出口市場的過度集中。大力發展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如東歐、南美洲、非洲等） 及周邊國家（ 如俄羅斯、韓國、東盟等） 的貿易往來， 使我國的出口市場多元化， 從而減緩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狀況變化帶來的沖擊（孔慶峰等，2007）。
五、存在的問題
首先，國外學術界從普雷維什-辛格命題開始，貿易條件方面的理論研究就一直成為熱點，到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成熟的地步。但這些理論基礎并不是完美無缺的。例如，目前國內外學者僅限于對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進行孤立的研究，未能理清各種貿易條件變動之間存在著的種種內在的聯動機制以及由此反映出來的貿易利益的變動情況。
其次，實證方面大多數學者采用了單一的時間序列的處理方法，這樣就會造成樣本數據比較少，影響分析結果的準確性，尤其存在眾多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里，這一弊端顯得尤為明顯。由于我國對外開放的時間比較短，樣本數據的選取比較有限，這也就成為我國在實證方面的缺陷不可避免。
最后，我們認為對貿易利益的研究，貿易條件僅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對外貿易更多地通過促進本國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提高進出口企業生產率方面獲得貿易利益。因此若研究貿易利益方面的問題，應更多關注后者。
注釋：
①朱廷.外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影響研究.國際經濟合作. 2007.01.
②王如忠.貧困化增長：貿易條件變動中的疑問[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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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比較優勢；貿易條件惡化；貧困化增長
一、引言
發展中國家受到資本、技術等約束，其比較優勢主要集中于初級產品。然而，在比較優勢理論的指導下，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僅沒有得到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利益，反而面臨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境況。徐建斌，尹翔碩（2002）利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從理論上證實了這一點，認為比較優勢戰略并非對所有國家在任何國際經濟環境中都普遍適用，在國際貿易中存在出口導向戰略的“合成謬誤”效應[1]。
對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辛格（1950）和普雷維什（1962）認為中心和技術利益分配不平等、貿易周期運動拉大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的價格差距以及初級產品需求彈性大于制成品[2]等是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3]。孔慶峰、孫旭蕾（2007）對我國1997-2004年貿易條件的計算和分析，發現近年來我國貿易條件有惡化趨勢，認為這主要與我國的貿易方式、出口市場過于集中以及入世后我國關稅大幅下降有關[4]。但是，重點在于是否貿易條件的惡化必然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貧困化增長現象呢？對于這一問題，學者之間存在爭議。王信、林艷紅（2008）認為由于出口數量迅速增長、加工貿易在外貿中占主導以及外商投資企業部分負面影響，我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并未導致國民實際收入下降即貧困化增長[6]。謝飛（2003）在Cypher & Dietz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存在貿易的技術進步效應時，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其結論為在出口部門，存在很強的技術進步效應時，貿易條件惡化不會引發貧困化增長[7]。
本文在謝飛、徐建斌等研究的基礎上，從比較優勢引致貿易條件惡化的角度，求解貿易與消費的一般均衡。通過比較封閉時期、初始開放時期以及在開放條件下，n期技術進步后國家福利的大小，分析隨著貿易的不斷發展，發展中國家是否必然出現貧困化增長。最后，本文對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貧困化增長提出了政策建議。
二、 理論概述
（一）貿易條件惡化
（二）貧困化增長
普雷維什、辛格的實證研究發現，在比較優勢的自由貿易模式下，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境況。使得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出口越來越多的初級產品以換回等量的工業品。自由貿易并沒有使發展中國家獲得專業化分工的利益，反而使得國家福利出現凈下降，形成貧困化增長。
如圖所示，在封閉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為TT線，該國在A點生產和消費，福利水平為U0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該國在B點生產。通過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該國在D點消費，福利水平為U1很明顯U1>U0，即在貿易初期該國福利水平得到提高，當該國僅在X生產中提高勞動與資本的生產率，此時，生產可能性曲線為TT'，出口品X的產量提高。然而，由于該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其消費點由D點下降為E點，福利水平由U1下降到U2，即U2
三、 模型建立與分析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四、對策建議
1、 在防止經濟過熱的前提下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這樣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居民收入。從而帶動消費水平的提升和消費結構的改善，進而提高福利水平。
2、 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創新能力。模型分析發現，在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與貿易的初級階段，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來增加國內居民的福利水平，在隨后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情況下，貿易技術進步率的提高能夠阻止居民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技術創新對擺脫貧困化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3、 調整和優化貿易結構，形成新的出口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應該進行貿易結構的升級，積極發展并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提高國民的整體福利水平。（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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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FDI 貿易條件 工資外溢 技術外溢 機理
在當今貿易投資一體化條件下，國際投資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重要的歷史角色。FDI具有促進東道國貿易數量的增長、生產要素比例的變化、生產率提高等一系列東道國效應，而這些效應又能對東道國貿易條件和貿易福利產生影響。以往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都是在傳統的框架內研究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的，例如穆勒、馬歇爾等側重于從消費角度研究貿易條件，認為一國只要面對相對占優勢的世界需求曲線，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會有相對有利的貿易條件，從而就會在貿易利益分配中獲得更多的好處；希克斯、巴格瓦蒂等人注重生產對貿易條件的影響，認為一國生產狀況的變化會改變該國的貿易條件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他們都只考慮到了影響供給的國內因素和影響相對需求的國際因素，而沒有考慮到FDI的影響。本文將研究FDI流入并參與貿易商品的生產后對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和機理。
貿易條件的變化與進出口價格、出口數量、勞動生產率等因素有關。我們可以用函數表示為：
TOT=f（PX，PM，QX，ZX，ZM）
其中PX為出口價格指數，PM為進口價格指數，QX為出口數量指數，ZX出口商品勞動生產率指數，ZM為進口商品勞動生產率指數。而FDI的流入可以改變東道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出口數量及勞動生產率，這些變化又與FDI的動機類型、流入量、產業投向、技術外溢情況有關。故可給出一個FDI影響東道國貿易條件的函數關系式：
TOT=f（QFDI，MT，ID，ST）
其中QFDI為FDI流入量，MT為FDI動機類型，ID為FDI產業投向，ST為FDI技術外溢。
一、FDI影響價格貿易條件的機理
（一）FDI流入數量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
從國際資本流量的角度分析東道國貿易福利變化的文獻比較多。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俄林在《地區間貿易與國際貿易》的修訂版中曾簡要地分析過貨幣資本流動對東道國貿易福利的影響。澳大利亞經濟學家麥克道格爾（Macdougall）在其資本流動效應模型中，得出東道國福利的增長完全是從外資利潤中轉移而來的結論。但他的模型假定外來投資的多少對貿易條件不產生影響。
本文認為，FDI通過國際收支變動效應間接地影響東道國的貿易條件。首先，外資的流入在短期內會造成國際收支盈余。如果外資不完全轉化為額外進口，外資的流入會使東道國貿易條件好轉。但從長期看，外資終究代表一種債權或利潤索取權，利息、利潤、管理費等的流出，要求國際收支的其他項目特別是經常項目處于盈余狀態。因此，東道國必須擴大出口，造成出口價格下降，會對一國的貿易條件產生不利影響。
但是，外資的流入會提高東道國的產出，也有可能會降低母國的產出，因為母國的投資由于資本的流出而萎縮。而一國的進口需求是與其國民收入密切相關的，與進口數量密切相關的貿易條件就與FDI流動產生了間接的聯系，資本流動通過這條傳導途徑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其結果主要取決于進出口商品的國內外供求狀況和不同國家國民的邊際消費傾向。根據俄林的觀點，在只有東道國和母國兩個國家的條件下，東道國的貿易條件的變化方向取決于兩國對母國出口品的邊際消費傾向。如果東道國對母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大于母國對該產品的需求彈性，東道國的貿易條件將會惡化。反之，東道國的貿易條件將會好轉。這里考慮的FDI流量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主要是指價格貿易條件。如果FDI促進東道國的出口增長，收入貿易條件有可能改善。
（二）FDI的工資效應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
在東道國，跨國公司的工資水平普遍高于當地企業，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也存在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普遍支付比東道國當地企業高的工資有很多原因。其一，東道國的勞動者在擇業時一般都有“本地偏好”，為吸引這些人服務于自己，跨國公司傾向于支付高工資；其二，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通常會帶來一些專有技術，為了防止這些技術因雇員離職而泄露、外傳，跨國公司往往力求用高薪留住員工，減少雇員離職現象；其三，由于對東道國當地市場的熟悉程度有限，為了將優秀人才不斷納入自身運作體系，跨國公司一般都選擇支付高工資；另外，東道國的各種政策或來自母國的壓力等其他原因，也有可能迫使跨國公司支付高工資。在一般意義上，跨國公司相對較高的工資水平會對東道國產生“工資外溢”（Wage Spillovers）效應，即推動東道國當地企業的工資提高，并使東道國的總體工資水平提高。但是如果整個經濟像阿瑟?劉易斯所說的那樣可以從“農村勞動力儲備”或城市失業人口組成的大量“勞動力后備軍”獲得勞動力供給，即在勞動力供給無限的情況下，即使跨國公司保持較高工資，東道國當地企業的工資水平也不會受其影響而趨高。在此我們只考慮一般意義上存在的“工資外溢”。
那么，工資在一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中起什么作用呢？阿瑟?劉易斯（Arthur Lewis）在《國際經濟秩序的演變》一書中認為生產要素的貿易條件決定了發展中國家商品的價格貿易條件，這里的生產要素專指勞動力。在劉易斯看來，工資水平的差異決定了熱帶農產品和溫帶農產品的價格差異，而物價水平差異又決定了價格貿易條件差異。對此，伊曼紐爾（A. Emmanuel）持相同看法，即“不是相對價格決定要素的報酬，而是要素的報酬決定價格”。伊曼紐爾甚至認為，“在所有其他情況相等的情況下，工資的不平等是引起不平等交換的唯一原因。”上述“要素報酬決定價格”的論點反映了產品價格形成的事實，工資作為生產要素之一――勞動的報酬，是生產成本的組成部分，在產品價格形成過程中，工資自然具有一定的決定作用。
由于工資差異能夠決定物價水平差異進而決定價格貿易條件差異，故從理論上講，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工資水平提高會使相應產品的價格提高，如果該產品是出口品，工資水平提高會引起該國出口品價格（PX）上升，由此導致價格貿易條件（NBTT=PX/PM）改善。以此推論，FDI提高東道國工資水平這一效應，將導致東道國出口品的價格上升，價格貿易條件改善。從供給角度看，工資提高意味著勞動力成本提高，如果需求等條件不變，勞動力成本提高將導致一國出口品的供給減少，由此也會帶來該國出口品價格提高，價格貿易條件改善。
（三）FDI的產業流向與東道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化
根據雷布津斯基定理，如果商品和要素價格不變，在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中，其中一種的數量增加了，而另一種的數量保持不變，那么密集使用前一種生產要素的商品的絕對產量將會增加，而密集使用后一種要素的產品的絕對量會減少。
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兩種要素模型（2×2×2模型）框架中，假定商品價格和要素價格不變，技術水平不變，就意味著兩種產品要素投入比例K/L不變，要保持兩個行業的要素投入比例不變，就必須在兩個行業間調整資本和勞動的存量。
當資本K增加時，假定所有新增加的K全部投入資本密集行業，為了保持該行業原有的K/L，就必須從勞動密集行業轉移一定量的勞動來配合新增資本K。只要資本K繼續增加，就會不斷地把生產要素由勞動密集行業轉移到資本密集行業。生產要素存量調整的結果必然是擴大了資本密集型行業的生產，縮小了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生產，進一步提高了專業化的程度。由于資本的增加，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絕對量就會增加。如果資本密集型產品是該國的優勢出口產品，隨著資本K的增加，產品的相對優勢也會隨著增加，出口量會隨之擴大，而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下降，進口增加，因此資本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價格會下降，而勞動密集型商品的進口價格會上升，在這種出口擴張型增長的情況下東道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如果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商品，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商品，那么資本K的增加會減少資本密集型商品的進口，進口價格下降，在這種進口替代型增長的情況下該國價格貿易條件改善。我們由此得出以下推論：
推論1：如果要素投入比率K/L不變，以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為主的發展中國家，FDI的流入將改善價格貿易條件；如果東道國的原有出口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產業，FDI的流入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如果FDI的流入使東道國的K/L發生變化，那么上述結論將不能成立。
上述推論在現實中是存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利用外資過程中，過度擴張其比較優勢行業，出口擴張，改變了國際市場的供求狀態，造成出口價格下降，引起貿易條件惡化。
推論2：如果FDI大量投入各國的相同產業，將會引起同類行業出口產品的惡性競爭，出口價格下降，貿易條件惡化，還會引起貿易戰和保護主義泛濫。
從世界范圍看，如果FDI流入的產業所生產出口的產品與其他國家的產品處于競爭關系，那么這種出口導向型的FDI流入越多，同類產品出口增長越快，與國外產品的競爭就越激烈。尤其在價格競爭導向戰略下，更容易引起貿易戰，使得貿易福利下降。
（四）FDI的進口需求、跨國公司的轉移價格與東道國貿易條件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國進口品的需求增加，會使進口品價格（PM）相對提高，從而使本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FDI在東道國的新建投資往往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的機器設備等資本品和中間品，形成超額需求。以我國為例，外商投資企業促進我國出口增長的同時，也帶動了進口的迅速增長，其進口占我國總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此外FDI企業進口的產品多為資本與技術密集型中間產品，價格較高，又受發達國家壟斷，價格往往不易下降。大量進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勢必不利于我國貿易條件的改善。黃平、索瓦羅（2003）在考察我國價格貿易條件變動時將FDI形成的超額需求作為導致貿易條件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復合一體化戰略下，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體系內一體化的國際生產日益結合，跨國公司以“適地生產”為原則在全球范圍內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并通過公司體系內的網絡為這些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服務，從而建立起內部市場，使以內部交易形式而產生的不改變所有權屬性的新型國際貿易方式――企業內貿易（Intra-firm Trade）迅速發展。跨國公司進行企業內貿易主要是為了利用轉移價格減少稅負、轉移資金與利潤、逃避風險與管制，為了達到上述目的，跨國公司往往采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進口品的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品的價格。“轉移價格”一方面造成價格信號失真，另一方面會導致價格貿易條件惡化。
二、FDI、出口數量與收入貿易條件
FDI有利于促進東道國出口。早在1990年，Rhee和Belot就綜述了外資對一系列低收入國家出口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如在印度尼西亞，韓資公司和中國臺資公司促進了當地膠合板制造業的發展及產品出口；在牙買加，與韓國的合資公司使該國服裝得以向美國出口。繼之，Aitken、Hanson和Harrison（1997）對墨西哥制造業的調查發現，當某公司與出口型跨國公司相鄰時，該公司的獲利水平就會提高，但與該國出口商相鄰則沒有這種效應。Lipsey（2000）考察了東亞國家和地區，他認為在東亞電子行業興起和發展的過程中，美國跨國公司分支機構起到了重大作用。早期數據顯示，東亞電子行業出口的四分之三應歸功于美資企業出口；外資進入還改變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出口結構，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減少，化學、機械等行業的出口大幅增加。同樣的效應在發達國家也存在，Ruane和Gorg（1999）指出，愛爾蘭加入歐盟后，隨著FDI大量進入，該國有了很大轉變，在制造業，該國三分之二的凈產出和近一半的就業依靠外資，而高科技行業的出口則幾乎全靠外資。Sousa、Greenway和Wakelin（2000）指出外資企業會提高內資企業的出口傾向。浦田秀次郎（2003）運用重力模型對相關經濟體FDI流入和對外貿易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總體而言，FDI對貿易的影響為正。
FDI促進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具體途徑包括：一是FDI流入東道國的比較優勢部門；二是在跨國公司全球定位的生產經營戰略中，東道國處于上游供貨商地位；三是東道國的出口企業與跨國公司形成產業內分工關系，或以產業內水平分工為基礎，生產國外市場所需的差異產品，或以產業內垂直分工為基礎，成為跨國公司整個生產鏈中的一環；四是跨國公司采用縱向一體化直接投資方式進入東道國。
從理論上講，FDI對東道國收入貿易條件變動的影響是通過上述幾個途徑，以增加東道國出口數量的方式實現的。但是在價格貿易條件不變、改善和惡化三種情況下，FDI的收入貿易條件效應會產生不同結果。如果價格貿易條件不變，FDI通過上述途徑使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必然帶來東道國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如果價格貿易條件改善，FDI促進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結果，也同樣導致收入貿易條件改善；但在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前提下，FDI的收入貿易條件效應就會不確定，只有FDI引致的東道國出口數量增加的幅度大于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幅度，東道國的收入貿易條件才會改善。
同理可以推知，如果FDI不是促進東道國的出口數量增加，而是使其減少，那么除了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的幅度大于出口數量減少的幅度這一種情況外，FDI減少東道國出口數量，貿易條件隨之惡化。
三、FDI、技術外溢、生產率變動與要素貿易條件
在促進東道國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方面，FDI除了直接進行技術轉讓外，還可以通過兩個途徑發揮積極作用：一是示范效應，即跨國公司進入后，會對東道國當地企業產生一種示范作用，當地企業通過效仿跨國公司所使用的先進技術，學習其先進管理經驗，能夠帶動技術進步，從而提高生產效率；二是競爭效應，即跨國公司的進入能夠打破東道國當地市場的原有格局和均衡，對東道國當地企業形成競爭壓力，迫使當地企業采取行動保護市場份額和利潤，由此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提高。在實踐中，示范效應和競爭效應往往相互交織，綜合體現為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技術進步和生產率的“溢出效應”。
麥克道格爾（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應時，第一次把技術的擴散效應視為FDI的一個重要現象。Richard Caves（1974）明確提出了FDI的技術外溢問題，被認為是開創了FDI技術外溢效應研究的先河。Hufbauer和Nunns（1975）指出，跨過公司的特定優勢往往是擁有先進技術，所以跨國公司對海外子公司的技術轉讓及其對東道國當地廠商的“技術滲漏”，都會加快東道國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Findlay（1978）認為，通過外資企業先進技術和管理的“傳染”效應，FDI可以提高東道國的技術進步率；東道國當地企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的技術差距越大，后者對前者的技術傳遞就越快。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增長理論明確提出，FDI可以產生外溢效應，加速先進科學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發展中國家通過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培育并養成自己的內生技術創新能力。這些結論被《1992年世界投資報告》吸收。綜觀近年來的相關文獻普遍認為，東道國可以從以下渠道獲得FDI的技術外溢效應：第一，通過FDI帶來的新技術、新設備獲得技術外溢；第二，通過子公司對當地雇員的培訓獲得技術外溢；第三，通過跨國公司參與東道國競爭而產生的示范效應與競爭效應；第四，通過跨國公司國外子公司所進行的大量研發活動增強技術外溢效應；第五，從FDI企業與本地企業的技術聯系獲得。
盡管FDI對東道國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的影響取決于多種因素，但在多數情況下，FDI都趨向于提高東道國的生產率和技術水平。要素貿易條件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FTT=[PX/PM]?ZX）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FTT=[PX/PM]?[ZX/ZM]）。在價格貿易條件不變、改善和惡化三種情況下，出口商品勞動生產率（ZX）的提高會導致單要素貿易條件出現不同變化，但總的來說，只有在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幅度超過出口品勞動生產率提高幅度的情況下，單要素貿易條件才會惡化。這意味著，一般情況下，FDI都能通過促進東道國提高出口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而改善單要素貿易條件。在雙要素貿易條件中，如果假設進口商品勞動生產率（ZM）不變，那么FDI影響其變動的理論途徑和作用機制與FDI影響單要素貿易條件變動的相應途徑和機制類似。
四、結論
根據上文的理論分析，我們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如果FDI的流入能適度增強東道國原有比較優勢，則有助于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如果FDI的流入過度擴張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導致出口數量激增，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價格貿易條件有可能惡化。
第二，如果FDI的流入能夠及時使東道國貿易結構發生新的變革，有助于增強進口替代品的生產能力，有助于貿易條件改善。
第三，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大小影響東道國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化。生產要素導向型FDI的技術轉移和擴散次數要高于市場導向型FDI。如果FDI沒有帶來技術進步效應，對東道國的貿易利益的影響則是不確定的。
第四，東道國利用外資的主要目標應該放在外資的技術含量和外溢以及產業結構調整上，僅僅盯住FDI促進出口增長、放縱外資重復建設和對原有比較優勢的肆意損耗，將會導致貿易摩擦加劇以及社會福利的損失。所以，東道國應該對成本導向型的FDI應予以高度關注，給予必要的政策引導。
參考文獻
王新奎:《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中的利益分配》，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朱廷：《外國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關鍵詞：產品內分工；垂直專業化程度；產品內貿易條件
中圖分類號：F74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7)04―0065―04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中美貿易發展迅速，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逐年增加的趨勢非常明顯。2006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442.6億美元，占當年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19％；2007年1～4月中國出口總額3495.2億美元，對美國出口約占我國總出口的20％，加上香港轉口部分，向美國出口占中國出口比例會更大，而美國的對華出口只占美國總出口的很少一部分，這幾組數據凸顯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從絕對數量上看，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逐年增長，但是中國從中獲得的利潤卻沒有那么多。傳統貿易理論已經不能很好地解釋產品內分工發展帶來的貿易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從產品內分工的角度去分析中美貿易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提出
(一)垂直專業化和產品內貿易條件
Feenstra(1998)，Kei-Mu Yi(2003)，Grossman與Helpman等學者把國際貿易在過去20多年的飛速增長歸因于“垂直專業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Feenstra形象的用芭比娃娃的生產與銷售過程為例，對垂直專業化作了說明；Grossman與Helpman(2005)根據WTO的1998年度報告，給出另一個“垂直專業化”的例子：“在一輛美國轎車的價值中，約30％是由韓國的裝配線生產，日本的部件與先進技術占價值的17.5％，德國的設計占價值的7.5％，臺灣與新加坡的零件占價值的4％，英國的廣告與市場營銷服務占價值的2.5％，而愛爾蘭與巴巴多斯的數據處理則提供了價值的1.5％。這就是說，美國國內所創造的產值只占37％。”這種垂直專業化的生產方式與一體化的市場營銷之所以可以解釋世界貿易在過去30年內的飛速發展，并解釋國際貿易對于全世界平均關稅下調的非彈性，其深刻原因在于作為最終產品組成部分的原材料、中間產品、半成品與零部件反復經歷各國海關。
產品內貿易條件(Terms of Intra-product Trade)是我國學者新近提出的基于產品內分工角度的貿易條件計算方法。國際經濟學界對貿易條件的研究經歷了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要素貿易條件等幾個階段，對應于國際貿易發展的進程，不同的計算方法有不同的經濟學解釋，也反映了國際貿易參與者所關心的主要問題的變化。自從印度經濟學家巴格瓦蒂提出“貧困化增長”以后，貿易條件一直就是世界各國所關注的焦點。20世紀70年代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原來集中于某一國家或地區的產品生產分散到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產品分工從產業間、產業內深入到產品內部，在此基礎上的中間投入品貿易就稱為產品內貿易，它是繼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以后，國際貿易領域新的貿易方式，產品內貿易的出現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恰當的參與產品垂直分工，更好的實現產品價值鏈的攀升。產品內貿易條件從產品內分工的角度關注國際貿易利益的分配，為貿易條件理論的研究開拓了新的視野。
(二)產品內貿易條件的推導
影響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主要因素有垂直分工程度和價格貿易條件兩個方面，發展中國家產品內貿易的獲利能力主要由生產加工產品的數量(進口用于出口的數量)以及加工產品的增值率來體現，增值率與市場價格的波動可以用價格貿易條件來體現，生產加工產品的數量指標可以用Hummels所測算的垂直專業化比重來表示，由此發展中國家產品內貿易條件的表達式為Tvs=T×VSS。其中，T為價格貿易條件，VSS(vertical specializationshare)為垂直專業化比重，它也是產品內貿易條件計算的關鍵。
本文采用Hummels計算垂直分工程度(VSS)的公式。假設經濟中有n個部門，用MIi表示i部門進口的中間產品，Yi表示i部門的總產出，Xi表示i部門的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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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制造業產品內貿易條件(TIPT)的計算
計算垂直專業化比重需要的數據主要是投入產出表和商品進出口數據。我國只在逢0、2、5、7年份編制全國投入產出表，而逢0、5年份的投入產出表實際上就是2、7年份的延長表。對其他年份的投入產出表，根據平新喬(2005)的計算方法采用代替法解決。投入產出表中的中間投入是包括了國內外的總投入，本文需要的是國外的投入，因此要計算出中國投入商品中來自國外的比例。其次，無論是中國對世界還是對美國的出口，制造業出口都占一大部分，所以本文選用投入產出表的八個制造業部門：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紡織、縫紉及皮革制造業，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產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最后，進出口數據采用各國報送聯合國的商品進出口數據，由于聯合國的進出口數據是采用SITC分類標準，并沒有現成的關于這八個部門的明確分類，本文根據聯合國數據自己整理得出，主要采用了SITC編號為0，00，12。33，32，55，61，65，66，69，71，72，73，74，78，79的進出口數據。本文選取1995～2005年11年的數據作為樣本。
選取制造業八部門的數據進行計算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本文主要考慮制造業內部的垂直專業化程度，選取了典型的八個制造業部門，可以用計算得來的數據說明制造業內部垂直專業化程度具有效性。此外，本文采用中間投入品的數據并沒有考慮資本的因素。
貿易條件是衡量一國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沒有要素貿易條件全面，但它更直觀的反映了一國貿易利益的變動情況，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圖1給出了1995～2005年11年的價格和收入貿易條件，用以和下文計算的TIPT進行對比。
從圖1我們可以看出11年來我國價格貿易條件整體呈下降趨勢，在1999年略有提高，然后惡化并趨于穩定，2004和2005年又有輕微改善；收入貿易條件總體來看具有上升趨勢，呈臺階式發展，1999～2001、2002--2005分別是兩個層次。其主要原因
是我國經濟發展對進口品的需求增加，導致進口原材料價格上漲快，而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價位低、附加值低；收入貿易條件改善是因為出口數量擴張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進口能力損失。這樣我們就不能從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截然相反的趨勢中去判斷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獲利情況。可見，傳統的貿易條件對于貿易利益的說明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圖2是根據產品內貿易條件公式所計算的結果。我們所選取的八個部門的TIPT中，除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外，其它部門與收入貿易條件總體趨勢基本是一致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產品內貿易條件數值最高，遠遠超過了其他部門。從實際來看，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產品具有更方便零散化生產的特性，也就便于零部件的全球分工和采購，產品內貿易條件最低的部門是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其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垂直專業化程度處于比較低的范圍，計算的數據和現實是基本吻合的。而中美貿易摩擦最嚴重的紡織業產品內貿易條件處于中游，并且多年來呈平穩趨勢，只在2002年后呈上升趨勢。計算11年間各部門的平均產品內貿易條件從高到低依次是：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紡織、縫紉及皮革制造業；金屬產品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
從八個部門的發展趨勢來看，在1995年八個部門很明顯的分為三個層次：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位于第一層也就是最底層；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金屬產品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四個部門位于第二層；其余三個部門位于第三層。第一、第二層的TIPT發展比較穩定，第三層中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上升趨勢最為明顯，并逐漸脫離第三層。隨著我國參與世界分工的程度的加深和貿易量的擴大，從1997到2003年間，第二和第三層TIPT數值和趨勢逐漸接近，到2002年以后，除煉焦、煤氣及石油加工業以外的其它部門TIPT逐漸提高并分散發展，不再像1995年一樣層次分明。這和我國制造業八個部門全面、深入的融合到世界分工中有必然的聯系。
三、結論
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和價格貿易條件分別從橫向和縱向影響TIPT，決定了各部門TIPT的分布，價格貿易條件則影響了數值的高低，兩者共同對總趨勢產生影響。
分行業來分析，在中國對美國出口貿易中，TIPT最高的行業是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以2005年為例，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的產品內貿易條件為16.06％，其次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9.78％)。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的紡織業的TIPT比較低，大約在7.67％，主要是因為該部門成本主要來自國內，較少采用國外中間產品，這也是中美紡織業摩擦較高的癥結所在。其他TIPT比較低的部門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并不是很高，這是因為紡織業對美國出口量巨大，同時也是最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從美國來說，因為其制造業和高科技產業都比較發達，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相對弱小，政府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工人工資問題的焦點轉移到中美貿易，部分美國學者認為是因為中國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擠占了美國國內同類產品市場，使工人失業、工資降低。和垂直專業化程度一樣，TIPT越低說明中國在出口中的凈得益較大，就容易引起美國的抵制。
美國之所以愿意進口TIPT比較高的部門的產品，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自己國內企業的利益，利用其比較優勢，使美國企業和消費者得到效益最大化，同時，對TIPT較低的部門產品進行制裁，用以補償對美國勞動密集型產業造成的就業沖擊。
論文摘要:我國對外貿易規模不斷擴大,但貿易條件卻出現了惡化趨勢,本文系統闡釋了影響我國貿易條件的因素。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經濟學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曹曉蕾.世界貿易條件新變化與中國的對策.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8(5)
國際貿易生產的最主要原因是國際貿易利用伙計分工給貿易雙方帶來貿易利益，使貿易雙方的國民福利水平提高。但是在某些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增長帶來的出口擴張使貿易條件迅速惡化，其結果使所得對外貿易不增反減，降低了該國國民的凈福利的絕對水平。此現象最早被美國經濟學家J.Bhagwati所發現，稱之為“貧困化增長”。
下面運用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價格貿易條件的變化予以說明：
模型引自趙偉主編《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
如圖1，橫軸代表A產品的產量，縱軸代表B產品的產量，其中X國家在A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是A產品的出口國，而且在世界市場占據極大的份額。直線P代表A國未擴大出口之前的貿易條件（Pa/Pb），其與生產可能性曲線的切點為C，在直線P上的一點D作為A國的消費均衡點。與D點相切的曲線I為社會無差異曲線。出口擴大之后，貿易條件迅速惡化，變為P'，A國消費點因此移至C'點，此時的社會無差異曲線II，明顯低于社會無差異曲線I，意味著國民福利水平下降。
一、貧困化增長的發生是需要前提條件的
經過國內外專家的實證分析，主要有四點，這里我就簡略介紹：
1、該國生產能力的增長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出口部門的生產能力的增長，使出口擴大，由于此國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很大份額，將導致世界市場上此類商品供大于求，均衡價格下降。
2、國際市場對某國生產的此類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由微觀經濟的需求價格理論彈性，我們可知，世界市場均衡價格的下降率大于均衡數量的增長率，即價格貿易條件惡化所造成的損失大于擴大出口帶來的利益，致使該國的總收益下降，國家變貧困。
3、該國此類出口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占據很大一部分份額。此類產品的世界市場供給量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該國，所以該國的出口量的大幅擴增足以影響一個市場的供求關系。
4、該國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對外經濟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貿易條件的惡化更能引起一國國內福利水平的惡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往往制定以出口導向為主的貿易政策來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GDP增長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出口增長所引起的。
分析我國貿易條件（1994年―2003年）
判斷一國是否出現貧困化增長的最主要的指標就是貿易條件（也成交換比價、貿易比價），在數值上等于出口產品相對于進口產品的價值，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實際應用中具有四種類型：價格貿易條件（NBTT）、收入貿易條件（ITT）、單要素貿易條件(SFTT)以及雙要素貿易條件(DFTT)。
這里僅介紹價格貿易條件。價格貿易條件在數值上等于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的比例。若兩者的比例增長，說明本國可以一般為出口產品對進口產品更加具有價值，貿易條件變好；若兩者比例降低，則貿易條件惡化，可能會導致貧困化增長。
二、我國是否符合貧困化增長的條件
1、“增加出口”被譽為帶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三套馬車”之一。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的中國來說，應該以出口導向政策為指導，增加出口以帶動經濟。其實這種政策很像晚期重商主義，政府大力鼓勵出口甚于進口。通過對我國在近些年的GDP增長率和進出口增長對對比,可以發現，絕大多數年份，我國出口增長率高于GDP增長率和進口增長率。由此我們不難推斷我國的經濟增長多半發生在出口競爭產業。
2、由于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很多企業出口的產品基本都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玩具等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由于這種產品的的勞動密集的特殊性，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可以生產此類產品出口，在世界市場上形成競爭。這將導致市場上此類商品的價格地下，而且由于競爭激烈，這也將使我國的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小。這符合國際市場對某國生產的此類產品需求彈性很小的條件。
3、關于我國經濟發展是否依賴于出口部門我們可以看出來。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就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直接表現為外貿依存度不斷攀升，經濟越來越依賴于外貿的增長。
三、應對我國貧困化增長的策略
1、改變出口導向型政策，扶持進口產品替代企業。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大力發展進口替代型企業。通過降低銀行貸款門檻、政府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一系列措施來扶持進口替代型企業，促進其發展。特別是高新技術的替代企業，政府應該推廣其技術，利用知識外溢和學習效應，是其他企業學習技術，從而促進整個產業的外部規模經濟的實現。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則應該給予技術上的支持，促進其生產模式的轉型。
2、提高產品的含金量、質量和多樣化性，盡最大可能滿足國際消費者需求。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使其獲得盡可能多的滿足感，這樣有利于消費者對我國出口產品產生依賴，即所謂的“品牌效應”。這樣可以使我們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從而相對提高了消費者對我國產品的需求，有利于此產品富有需求價格彈性。
3、改變出口增長方式，以技術密集型和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代替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通過對近年來世界貿易總額的分析，可以發現發達國家所出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占據相當大部分，而且這兩類產品具有很強的競爭力和壟斷力。我國要想在國際市場上長久占據份額，必須也得進行產業結構的轉變。
參考資料：
[1]趙偉主編《國際貿易―理論、政策與現實問題》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2]Paul R.Krugman著《國際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第八版）》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