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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族民間文化 文化生成環境 文化自覺 文化多樣性
民族民間文化，既是一個民族精神世界的寫照，又是這個民族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結晶。保護和傳承各民族民間優秀的文化傳統是在現代化程度日益強烈、范圍日益擴大的形勢下，對全世界日益消亡的民族民間文化的現實關照，也體現了人們對于“現代性災難”的深刻反思。所以，在社會文化變遷劇烈、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尊重與保護自然與文化遺產的多樣性已經成為世界各族人民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
一、民族民間文化保護的關鍵是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成環境
要保護和傳承好各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關鍵就是要保證這些文化藝術有好的賴以生長發育的土壤和環境，即文化生成環境。要保護好民俗這塊土壤，必須讓民眾從民俗活動中感受到生活的愉悅、快樂和鄉情親情，讓他們在世代相傳的民俗文化活動中感受到獨特的文化情致和魅力，感受到傳統文化與他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如果有了這一點，各種鄉土藝術、民間信仰等，都會融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貴州省是一個多民族省份，在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首府凱里東南27公里的苗嶺腹地有個美麗的村寨——郎德苗寨。這個村寨和周圍的一些寨子都保持著非常濃郁的本地傳統的民俗文化，其中很多民俗活動都離不開鬼司，他們至今仍沿襲著傳統的祭白虎神（自然神）的儀式。傳說白虎神給了他們這片土地和吃的糧食，寨民們許諾要世世代代年年供奉白虎以保平安和豐饒。本寨的鬼司經常在一些喪葬、取名、結婚、占卜、建房等活動中被邀請去寨民家中做法事。
筆者曾經見過朗德苗寨的鬼司主持的祭白虎神的儀式。這種儀式通常在某人或某家有了什么災難時進行，鬼司如果認定是因為觸犯了白虎神，便會舉行儀式，用供品向白虎神告罪。在這個過程中，鬼司會不斷的念密語，意思是與白虎商量、講道理，讓白虎神幫助他們的生活，而不是毀壞。鬼司是經過嚴格的挑選和培養的，除了要有著超凡的記憶力和感知力，還要具有身心的超敏感能力，村寨的人對寨子的鬼司都很敬重，參加這個儀式的人都很虔誠，實際上這也是一個傳統的生態倫理道德和信仰的場景。
現在很多比較原始的地區還沿襲著這種祭祀的活動，如果用科學理性的價值觀去解讀這種文化，朗德苗寨的鬼司肯定會被認為是封建迷信文化的宣揚者，祭祀活動也會被認為是一種封建迷信的糟粕，這樣的活動肯定是要予以破除的。然而，從人類學的視角分析這種文化事相，苗寨寨民的日常生活意義都深刻的根植于這種祭祀儀式之中，一個簡單的儀式蘊涵著苗寨人對天地人神的理解和認知，也是解決個體和家族之間矛盾糾紛復雜關系的一種重要手段。毫不夸張的說，這種被現代人視為荒謬的儀式，正是維系著苗族人千百年來繁榮有序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試想如果朗德苗寨的日常生活被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逐漸同化，祭祀儀式漸漸消失，那么其民族文化的根基也就逐漸喪失了。所以，要保護民族民間文化就要保證各種民族民間文化有一個良好的生存土壤和載體，各種民俗一旦消失或者被外來文化和主流文化所同化，那么人們也就不再會有這樣的民俗文化活動的需求了。
一種文化的生成環境與很多因素密切相關，一種民俗活動也會隨著社會的、文化的變遷而產生變異。政府、媒體、以及權威機構的評價和態度是影響民族民間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來自政府層面的推動和支持，會促成傳統民俗活動的恢復、發展和繁榮，有了民俗活動這塊土壤，文化傳人就有了顯身手的空間和發展傳承的條件，反過來，民間文化生成的土壤也自然有了富足的養料，能滋養出優秀的民間文化傳人。
二、民族民間文化傳承的關鍵是強化社區民眾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概念，最初是由我國著名學者先生提出來的，先生將文化自覺歸結為16個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認知、理解和詮釋自己的民族文化歷史，聯系現實，尊重并吸收其他文化的經驗和長處，與他種文化共同建構新的文化語境，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自覺。
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覺的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內涵，應該是指擁有和傳承著一種文化的民族、社區或者個人，一定要對自己的文化有一種自覺的意識，能冷靜地看待自己文化的利弊，并采取正確的方式方法來保護它、發展它。
貴州西江千戶苗寨地處黔東南州雷山縣，被譽為“苗族民族文化藝術館”，是苗族文化歷史研究的“活化石”。西江苗寨的寨民們也曾經受到城市建筑時尚的影響，紛紛拆掉自家傳統的土木干欄式建筑，而改建成磚瓦水泥房，寨民們認為像城市里的人一樣，住在鋼筋水泥的房子里才是好生活的體現。政府部門還曾經計劃“改田造景”，把大片的梯田改造成庭院樓閣等頗為現代化小高層建筑景觀，把中原地區的新農村建設的經驗移植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讓西部落后地區共享中原經濟發展地區的成果。值得慶幸的是在很多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的嚴肅考據和強烈建議下，政府及時調整了改造方案，認識到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特殊的發展需要，避免了破壞性建設導致的文化災難。“新西江改造”充分考慮到寨民的生活需要，在建筑風格上也體現了苗族文化的生命力，很多外出打工的苗寨青年紛紛返鄉建設村寨，原來很多苗寨青年都認為自己民族的文化是落后的，都不愿學習手工刺繡、蠟染和苗歌等傳統藝術文化，但當他們發現自己的文化傳統正是可以供養他們的生活手段時，日漸消亡的苗族文化再一次煥發了勃勃生機，現在的西江千戶苗寨已經成為貴州省少數民族文化旅游的一張王牌。
民族民間文化傳承的另一個突出矛盾就是是否要強調文化的本真性。無論是官方機構、大眾傳媒還是民俗學者，大都把對民間傳統文化的原生態和本真性作為一個基本的工作原則來強調。事實上，這樣的倡導是違背傳統民俗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的。民俗最大的特征就是既有傳承又有變異，在不同的時空下，傳統民俗文化總會發生變化和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只有這樣，它才能夠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代代相傳。以西江千戶苗寨為例，苗寨13年一次的苗年祭祖儀式，從最初只是自己村寨的一個內部活動演變到現在，已經成為由政府主辦，有眾多民眾和媒體參觀的一個大型表演活動。這就是各個利益集團對本真性和原生態的過分宣傳和渲染，造成的大眾對民族文化原生態的盲目追求所導致的。筆者認為這種主流意識形態對邊緣文化的過度追捧主要是出于一種務實的策略，它實際上變成了多種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共同參與、共謀利益的一項運動。
三、文化的多樣性作為一種普世價值觀的確認
維柯在《新科學》一書中認為，文化和文化之間，美德和美德之間如果要想去除相對主義和主觀主義的獨斷性和單一性，可以借助一種“想象力的洞見”，理解的“進入”不同的歷史和文化中，正是“人之為人的東西”使得這種自由選擇和溝通成為可能。在不同的文化和沖突的價值體系之中自由選擇是“進入”對方的前提，而理解和溝通承認了各種價值存在具備同等的客觀性和合理性，使得我們可以，從多元的比較中，更好地認識自己，認識到我們的差異和個性并不一定構成我們無法逾越的鴻溝。
一個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本民族認同的文化價值觀。每一種文化都提供一系列評價人類行為的范疇和標準。文化作為人類行為選擇的標準體系，既是人類行為的直接結果，又是人類行為的指針。一個民族所共有的選擇標準，就是這一民族的價值觀。每個民族的價值觀，決定這一民族的價值取向。價值觀念和價值取向集中地反映出民族意識和民族心理，攏聚著民族的凝聚力，因而占據著民族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由于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具有多樣性的特點，其文化價值觀及價值取向既有中華民族價值觀的共性，又有每一個民族的個性。
價值觀是不能強加的，文化多樣性保護，前提是尊重傳承文化的主體價值，而不是以客體的價值尺度去強加的同一性。我們必須看到：少數民族傳統價值觀屬于非主流文化，表現出文化性，而非政治性，與我們國家主流的政治價值觀沒有沖突。少數民族民間信仰中有許多在現代社會有積極意義的內容，還沒有很好的發掘。在昔日被打成封建迷信的民間信仰，經過學者們負責任的價值評估，今天人們已重新認識了人與自然和諧的新的意義。搶救、保護、傳承少數民族民間文化的多樣性，應當對各種文化現象給予更多的尊重和更積極的關注。
參考文獻
[1]：《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華夏出版社，2004年。
關鍵詞：文化多樣性原生態民族唱法
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會議上通過的《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標志著全球已達成提倡文化多樣性的共識。保持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維持文化生態的平衡如同維護自然生態平衡一樣，是人類生存和共同發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樣性是一個民族生存和延續的條件，也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基礎。
中國歷史悠久、民族眾多、語言豐富，因而聲樂種類繁多。中國聲樂發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經形成美聲、民族、通俗、原生態共存的百花盛開的繁榮局面（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個世紀40年代以來，在中國傳統聲樂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學院派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樣性視野下，筆者就原生態、民族唱法與中國民族聲樂的發展發表一己之見。
一、原生態作為中國民族聲樂的根基和個性的體現，首先應當受到提倡和保護
原生態唱法是中國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間中，以自然的發聲方法為基礎，不斷總結和改進發展而來的。它不論在演唱的語言、內容、形式還是技巧上都有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樂風格、鮮明的民族特性、個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對的文化價值。近年來，主流媒體上的大量展示使人們對原生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如青歌賽中朝鮮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麥、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眾多鮮明地方色彩、濃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給大眾帶來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觀眾認識到中國除了有以郭蘭英、李谷一、閻維文、、宋祖英等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還有如此豐富、有個性的聲樂文化。
原生態是培養藝術家的沃土，是我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貴源泉。聲樂教育家萬昌文教授也曾經說過，要唱好民族風格的創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間音樂的風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態學習的經歷，如吳雁澤到鄂西向放排工學習“打啊哈哈”后，才將《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濃。胡松華曾深入40多個民族地區體驗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學習過“海菜腔”，向“草原長調之王”哈扎布學習過“若古拉”，向藏族“囊達”大師扎西頓珠學習過“真園”，向“花兒歌王”朱仲祿學過“花兒”，還學過維吾爾族“木卡姆”、苗族“飛歌”等原生態音樂，此類例子不勝枚舉。
由此可見，原生態是中國民族聲樂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國民族聲樂的個性所在。它體現了中國音樂文化的博大精深、豐富多彩和源遠流長，也體現了中華各民族的神韻，獨特的審美品質以及巨大的藝術創造力，彰顯出我們五千年文明古國無窮的音樂智慧。
但由于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及其他諸多原因，使原生態的生存受到了極大地威脅。因此，各級政府主管部門應該制定切實可行的保護政策和制度并加強對其實施的力度。特別要重視對原生態的搜集、整理以及對傳承者、原生態自然和人文環境的保護。媒體應該更積極地引導大眾對原生態的關注和認識。在學校教育中應該增加更多原生態的內容等措施來保護和提倡原生態，這也是對文化多樣性的保護。
二、民族唱法作為中國民族聲樂共性的體現也應受到提倡和保護
以學院派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簡稱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語言基礎之上的，適合民族的生理與心理特點，表現民族音樂特有的韻味，反映民族的審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這些特征上，它與原生態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它繼承了傳統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漢民族為審美主體。它的產生與發展適應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是時代的產物。早在1963年，總理就曾經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別人，訓練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發聲方法，這就要求確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確立一個唱法或建立一個學派就必須有一套完整的體系，必須理論化、規范化、系統化。簡言之，要有共性作為評價的標準。以學院派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這樣做的并且發展得很快，已經能夠作為中國民族聲樂的代表走向世界，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維也納金色大廳成功的獨唱音樂會就是有力的證明。而且它已經被中國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接受和喜愛，其民族性、藝術性和時代性相統一的完整體系是其他原生態所無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傳承與發展。
由此可見，民族唱法與原生態原本就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如果說原生態是強調中國民族聲樂的個性，那么民族唱法則是強調共性，是中國民族聲樂這一問題矛盾的兩個方面。樊祖蔭先生也曾說過：“音樂教育的規范性與民間音樂的即興性特征有著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丟棄任何一方，應學會兩條腿走路。”①因此，筆者認為民族唱法和原生態應該共融互補，共同繁榮我國民族聲樂，從而達到提倡和保護文化多樣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說“在規范化的歌聲里不要說歷史，常常連人性都感覺不到，感覺到的就是技術”。②這恐怕有些絕對。宋祖英在維也納演唱的《孟姜女》，雖然外國人聽不懂歌詞，但觀眾熱烈的反應說明他們聽懂了音樂，聽懂了藝術。況且國內更有數不勝數的民族唱法的忠實觀眾，他們中有幾人能聽出技術上的孰優孰劣？絕大多數是被歌唱家的藝術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愛民族唱法。田青先生還說：“這個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適合歌頌，因為它宏大、亮、通、透、傳得遠，這種頌歌式的民族唱法就變成了我們唯一的民族唱法……我們的民族唱法就是‘頌’，你聽幾個有名的歌手唱過幾首愛情歌呢？我們的民族唱法唱什么？黨、祖國、母親、父親、戰友、長江、黃河等。”③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似乎是對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見。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頌歌，頌歌也有它存在的價值。就文化層面來講，它也是多樣文化中的一種，也應該被保護和提倡，更何況它還有如《蘭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簍》《辣妹子》等許多頌歌以外的內容。
聲樂藝術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聲樂均為世界多元聲樂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對的文化價值。尊重不同民族聲樂的差異性和平等價值，保護和提倡聲樂文化多樣性，傳承和發展民族聲樂，也是為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做出貢獻。
注釋：
①劉曉真.專家說“原生態民歌”[J].藝術評論，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態音樂的當代意義[J].人民音樂，2006，9：20，18.
參考文獻：
[1]劉曉真.專家說“原生態民歌”[J].藝術評論，2004，10.
[2]田青.原生態音樂的當代意義[J].人民音樂，2006，9.
[3]金鐵霖.民族聲樂教學的現狀及創新[J].中國音樂，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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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北是歷史上著名的“茶馬古道”要塞，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各民族相互間頻繁地進行經濟和文化交流，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民族文化大走廊”，因此，無論在各民族成份的構成上，還是在宗教、民俗、衣食住行、歌舞藝術等方面都形成了既保留各自的特色，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熔鑄出滇西北各民族文化特有的寬容開放精神，促成了滇西北地區各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并存。
滇西北地區各民族的大融合
滇西北納西、藏、彝、白、傈僳、普米、怒、獨龍等族都是藏緬語族族群，與西北的氏羌族群有淵源關系。這種同源共祖的歷史奠定了各民族之間唇齒相依、友好相處的客觀條件，并在歷史發展歷程中逐漸形成了同源異流、異源同流，在分化和融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緣關系。歷史上滇西北各民族形成同區域交錯雜居、聚居而相安無事〔除了過去因各種歷史原因而產生過的一些短期民族糾紛）的格局，也是這種友好關系的反映。
納西族《創世紀》中說藏族、納西族和白族是同父同母的三兄弟，彝族古老的故事《居木烏烏》中說漢族、彝族、藏族是居木烏烏和天女所生的同胞：藏族傳說《薩當漢?松諾羅丹》的故事，把麗江木氏土司稱為薩當漢，即“麗江王”， 他的藏語法名是“松諾羅丹”，意為今“柞永盛”，這些傳說都反映了滇西北各民族源遠流長的友好關系。唐代洱海地區“烏蠻”蒙氏王族與“白蠻”貴族聯合建立多民族集合體南詔政權的歷史，是滇西北不同民族聯合實現地域性統一的反映。從古至今，滇西北各民族之間相互通婚者很多，從中也可以看出各民族和睦相處的傳統。歷史上，漢族和漢文化對滇西北各民族的影響很大，白族即英人與到滇的漢人融匯而成的民族，南詔、大理國的整套典章禮制深受漢族政治、文化的影響：明代為滇西北霸主的納西族木氏土司廣采博納漢族文化，大量引進中原漢族人才，極大地推動了其統治區域的經濟、建筑、醫藥、漢傳佛教和道教文化等的長足發展。各個時期的漢族移民與滇西北各民族在城鄉雜居，和睦相處。少數民族學習漢文化，很多漢族也入鄉隨俗，學會了各民族的語言文字。
在歷史上，滇西北一些民族之間也有過因封建中央王朝的政策以及民族上層利益導致的沖突和紛爭，但各民族人民之間在經濟、文化上的友好交往是一直存在的。南詔統治者曾與吐蕃聯盟抗唐，后又聯合唐朝軍隊擊敗吐蕃：唐代磨些與吐蕃之間既有爭奪鹽池之戰，這段歷史糾葛形成藏族著名的神話詩史《格薩爾傳奇?姜嶺之戰》的歷史背景，但唐代磨些和吐蕃之間又有著密切的友好關系，吐蕃貴族與磨些酋長之間建立姻親關系。
據唐代《蠻書》等記載，鐵橋〔在今麗江塔城）上下的吐蕃與磨些等族民眾之間的牛羊等商貿交往十分頻繁。明代，中央王朝推行“以蠻攻蠻”的政策，扶持納西族木氏土司，認為木氏土司“守鐵橋以斷吐蕃，滇南籍為屏藩”。木氏土司在明王朝扶持下多次出兵與藏族土司交戰，其勢力遠達滇川藏三地藏族地區，戰爭給藏族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但木氏土司在促進藏族地區的佛教和經濟的繁榮方面也起了較大的作用，如土司木增在明萬歷末年至天啟年間主持刊印“麗江一一理塘版《甘珠爾》大藏經”，廣建藏傳佛教廟宇，推廣較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農作物品種等等，都贏得了藏族人民的好感。該文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主辦的《環球市場信息導報》雜志http：//總第547期2014年第15期-----轉載須注名來源在滇西北，既有稱為“磨些古宗”的藏族，也有稱為“藏納西”的納西族，反映了兩族的相互融合和密切的關系。
滇西北各民族之間的經濟貿易有悠久的歷史，遐邇聞名的“茶馬古道”即是滇西北各民族長期進行貿易而形成的充滿活力的商業通道。歷史悠久的大理三月街、洱源魚潭會、鶴慶松桂會、蘭坪營盤街、麗江三月龍王廟會、七月騾馬會等，都是滇西北各民族進行貿易的集市和物資交流會。清代和民國年間，藏族、白族商人紛紛在麗江開商號，納西族商人也在中甸、德欽等地設立很多商號。納西族、白族商人深入到傈僳、怒、獨龍族的居住區域經商，促進了各民族之間的商貿交流。在“茶馬古道”上，滇西北納西、藏族商人還齊心協力修橋筑路，促進這條滇藏貿易通道的繁榮。如位于德欽縣瀾滄江上的云南進重要渡口溜筒江鐵索橋是由麗江納西族商人賴耀彩在1946年倡導并出資、得到迪慶藏族商人馬鑄材等的積極響應而修建成的，此橋建成后，改變了過去這里只能用溜索渡江、危險異常、人畜渡江辛苦萬分的原始狀況，極大地促進了“茶馬古道”商貿的繁榮。
滇西北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在長期的相互交流過程中，滇西北各民族的文化在相互影響中發展。比如，滇西北不少民族中都是本土和外來宗教并存，如納西族，既普遍信仰自己的本土宗教東巴教和民間巫術，同時遠至唐時始就將吐蕃的苯教文化內容吸納到自己的本土宗教中來，后又將一些藏傳佛教、漢族道教的文化吸收到東巴教中，形成了東巴教這種以納西本土文化為主，又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獨特的民族宗教形態。明代，在納西族木氏土司的積極倡導下，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教派〔白教派）在今麗江、維西、迪慶納西族和藏族地區得到蓬勃發展，該教派黑帽系八世活佛和十世活佛先后到麗江，促進了藏傳佛教噶瑪噶舉教派在滇西北的繁榮。產生了著名的噶瑪噶舉“滇西十三大寺”。佛教道教傳入納西族地區后，與納西族的本土東巴教和民間巫術一起在民間流行，祭司東巴、巫師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各行其道，在民間各有影響。麗江過去每逢甲子年舉辦甲子會，各種宗教的教徒分別在各個不同的地方舉行法事，各有信徒，和平相處。有時祭司東巴、巫師桑尼、和尚、喇嘛、道士同時登場為民眾舉辦法事。在麗江甚至出現了諸教寺廟融和一體、不同宗教教徒同堂和平共處的文化現象。如有的寺廟前院供佛、住和尚，后院供道教神、住道士。一些民間盛行的寺觀節慶，不論它是屬于哪一種宗教的，都會有各種宗教的僧人、道士和信徒一起來參與，共同歡慶。
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源泉和動力之一，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象征。一個民族之所以區別于其他民族而存在，就在于這個民族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文化。從文化生態學角度來看，民族生態位決定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民族文化多樣性是民族文化生態平衡的基本條件，也是民族文化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文化生態”是文化生態學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最初的文化生態學是作為美國人類學的一個分支出現的。1955年，美國文化人類學家J.H.斯圖爾德首次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倡導建立專門學科，以探究具有地域性差異的特殊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來源。此后，文化生態學為越來越多的人類學家和生態學家所重視，逐漸形成一門新的學科，其理論和概念主要是用來解釋文化適應環境的過程，認為人類是一定環境中總生命網的一部分，在這個總生命網中引進文化的因素，即在生物層上建立起一個文化層，兩個層次之間交互作用、交互影響，形成一種共生關系，這種共生關系不僅影響人類一般的生存和發展，而且也影響文化的產生和形成，并決定著不同的文化類型和文化模式。也就是文化生態學所要研究的是環境所導致的文化變遷[1]。
首先，民族文化多樣性的產生是由民族生態位決定的。生態位是生態單元在特定生態系統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生物個體或物種可以在其中不受限制地生存下去的多維生態因子。生態位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對某個生物個體或種群來說，它在種群或群落中的地位與功能，包括空間、時間、營養及與其他生物個體或種群的相互關系；其二是環境所提供的資源譜和生物對環境的生態適應度[2]。在民族生存和發展過程中，每個民族都擁有具有特定空間和資源基礎的共同地域，這就是每個民族特定的生態位。不同民族的生態位是民族間均勢妥協的結果，各個民族在特定生態位上，受他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影響，形成了本民族特定的民族文化。而民族間均勢的改變，相應的造成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生態位的侵入。由于生態位的改變，對入侵的民族或對被征服的民族而言，都改變了他們原有的和自然環境的關系，從而使他們原有的民族文化發生變化。由此可見，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地域為適應特定的環境產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質，生存環境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態的個性特征。不同民族文化特征所賦予的價值觀念、道德意識、行為偏好、選擇方式等，成為民族特定的文化價值標準，使每一個民族文化都有各自的獨特風格和內涵。
其次，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存在和發展是由文化生態決定的。文化生態是影響文化生存、發展各要素的有機統一體，它包括文化的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兩方面，是由特定民族的生活環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文化因素構成的，是追求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維護人類與自然界共存的共同利益，使人口、環境和資源良性循環的文化體系。民族文化生態是特定民族的物質、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有機組合，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民族傳統文化是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它是各民族人民群眾生活生產的精神財富，也是各民族精神聯系的血脈，是各民族最持久的特征。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建筑服飾、醫藥體育、風俗節慶、婚喪嫁娶、、生產技術、民族歷史等都是各民族文化延續發展的重要形式。一個民族及其文化，其生成和發展離不開特定的環境，這一特定的環境就是民族文化賴以存在的文化生態。按照文化人類學家的觀點，人類不僅是生物意義上的人，同時又是文化的產物，人類生理功能在發展進化的同時，人類自身又在文化進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文化不僅是人類文明進化的產物，也是人類與外部環境相協調和適應的手段和途徑，因而文化的本質和特征與人類生存的自然生態環境和文化生態環境密切相關。不同種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現象、文化差異、文化模式，是人類為了適應自然條件、生產力發展水平等所做出的選擇。
最后，民族文化多樣性的消失將導致文化生態平衡的破壞。與自然界的生態系統一樣，文化生態體系也可以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在系統內部，它是由不同層次的子系統要素按一定的規律組成的有機整體，各種內部要素相互制約、保持動態平衡。例如，各民族飲食、服飾、居住、語言、信仰、觀念等民俗文化共同構成了類型多樣、穩定有序、互動共生的民族文化系統整體。生態觀是一種整體觀、協調觀，也是一種運動的發展觀。因此，民族文化生態系統平衡是一種相對的、整體的平衡，即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形態之間的相對平衡。按照生態學原理，當生態系統達到動態平衡的最穩定狀態時，它能夠進行自我調節和維持自身的正常功能，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和消除外來的干擾，以保持自身的穩定。當生態系統的構成要素減少，系統整體性遭到破壞，則生態平衡無法維持，系統也將失去正常功能和生命力。民族文化形態的多樣性是文化生態系統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現。不同民族不同形態的文化作為文化物種鏈上的一環，各有自己的生態位，彼此關聯，保持著文化生態系統的相對平衡。如果文化種類減少，甚至不斷滅絕，文化環境遭到破壞，人類的文化生態平衡就會遭到威脅。正如自然界一樣，單一的物種無法維持生態系統的平衡，單一的文化物種也不適合人類社會的發展。在日益趨同和現代化的現實世界中，就像人類需要多樣性生物、潔凈的水源和清新的空氣等良好的生態環境一樣，人類對擁有豐富多彩的文化模式的需求也日益增強。
二、問題的提出
我國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少數民族有一億多人口，分布在全國各地。民族自治地方占國土面積的64％，少數民族文化資源是全國民族民間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各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都創造了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多樣性。由于我國少數民族眾多，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多樣且異質性強，因此民族文化成為旅游資源開發的熱點。
在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出現了生態旅游熱，也暴露出旅游資源開發的一些誤區和問題。如，認為生態旅游僅包括自然旅游，忽視文化資源的存在；認為生態旅游本身就是可持續旅游，忽視資源的保護。由于開發方式的不科學導致環境污染，由于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產權不明晰帶來利益分配不均，在強勢文化沖擊下民族傳統文化的穩定性、完整性、延續性受到威脅；文化同化、異化和消失現象不斷出現，民族文化產品庸俗化、商品化、價值退化現象時有發生。
2002年，中國生態旅游論壇一致通過了《關于中國生態旅游發展的倡議書》，提出“所有生態旅游資源富集和生態脆弱的地區，都必須注意保護生態完整性，同時還必須提高對人文生態的認識，將搶救和保護自然生態資源與搶救和保護文化生態資源應放到同等高度來對待”。由此可見，旅游資源的開發不僅要保護自然資源，更重要的是要保護民族文化資源。
三、旅游對民族文化生態的影響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地區有著豐富而獨具特色的文化資源，目前這些資源在被開發利用的同時，也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從文化生態角度看，民族文化資源受到破壞主要是由于文化生態受到破壞而引起的。由于文化生態是文化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因此一旦文化生態遭到破壞，民族文化資源就會發生變異或丟失。同自然生態具有脆弱性一樣，文化生態也具有相同的屬性。相對于自然生態脆弱區，有的學者提出“文化生態脆弱區”的概念，指一種文化處于抗干擾和生態恢復能力較弱的地區，或者處于不同文化圈交接地帶的區域[3]。文化生態脆弱區在空間上，是被主流文化包圍的孤島；在時間上，是某種文化進化的分支；在文化表征上，表現出一定的異質性和脆弱性，很容易被主流文化融合抵消。
一方面，隨著旅游資源開發范圍的不斷擴大，民族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文化生態不斷遭到影響和破壞，民族文化的變異、融合、消亡也就不可避免。
第一，民族文化資源過度利用。近年來，隨著民族地區旅游業的較大發展，人們已經認識到，要使旅游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必須增加旅游業的文化含量。因此，各地開始大規模盲目地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資源，一些地區甚至對民族文化資源實行掠奪式開發，結果造成許多資源遭受嚴重破壞，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二，民族文化嚴重濫用。民族地區為了增加旅游的吸引力，在自然景區內建設眾多的民俗景觀，大興民俗表演，人為的文化旅游商品也同時被生產出來，與民族原生態文化相去甚遠。各民族地區文化旅游商品開發雷同，毫無特色。
第三，民族文化資源大量流失。由于民族文化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其稀缺性導致其具有較高的市場價值，吸引有經濟實力的個人和集團深入民族地區收集民族文物，如民族雕刻品、民族樂器、民族服飾、盛物器皿等民間保存的物品。此外，不少民間習俗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于缺乏有效的保護，在強大的現代文明沖擊下也逐漸消失。
第四，民族文化資源自然損壞。在民族地區，許多民族文化遺址、建筑物、墓室等珍貴物質遺產，由于保護不力，自然磨損較為嚴重，不少民族器物殘破不全，價值受損。此外，由于施工不當致使不少民族文化遺址和民族建筑物遭受嚴重損害，有的造成永久性破壞。
另一方面，大規模的民族文化旅游開發干擾了民族文化生態過程，超越了民族地區環境承載力，透支了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的生態價值，使民族文化因社區居民對已變化環境的社會生態適應而發生變異，使民族文化因異質文化的侵入而改變了原有的民族生態位而發生變異，從而使民族地區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威脅[4]。
第一，民族文化資源的過度開發干擾了基本生態過程。生物群落與生態系統的結構、功能和動態特征總是通過基本的生態過程來表達和實現。對于特定區域的旅游生態系統而言，基本生態過程的驅動力在于系統生產力的提高(自然和社會)及生物量的積累(自然)，表現為區域旅游生態系統的波動、演替和更新。民族文化資源的過度開發將導致正常的生態過程擾，生態平衡受到破壞，自然和文化生態結構就遭到破壞，其系統共生、循環再生和自我調節的生態功能也受到損害，這將不利于旅游地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民族文化資源的過度開發超越了環境承載力。“承載力”是指某一特定空間或區域的接納、包容能力，在旅游學上通常指某一旅游區所能接納的最大游客數量。旅游環境承載力側重的是區域旅游的生態容量(當然包括自然生態和文化生態)，即在特定時期內，某旅游地旅游生態系統能夠正常發揮整體功能所能承載的最大游客數量。環境承載力問題是旅游開發的一個核心問題，環境承載力可以不斷提高，但不是無限擴充。如果旅游地為了追求更大的經濟利益，不顧資源、生態環境、服務水平、基礎設施以及社會文化容量，盲目擴大規模，將導致游客旅游興致下降、生態環境及資源遭受破壞，無法實現旅游地可持續發展。
第三，民族文化資源的過度開發透支了生態價值。生態價值是指地球生物圈作為生命維持系統的價值或人類生存的價值，它是自然界物質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價值，是不可替代的，是最高價值。生態價值涉及自然界的消遣價值、美學價值、生命價值和科學價值等，它是自然界價值的主體。在旅游地生態系統中，生態價值是當地環境和居民共同創造的。大規模的旅游資源開發破壞了生態價值的產生機制，導致超前消費生態價值，造成“生態赤字”，因而無法實現旅游地自然與文化資源的永續利用。
四、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性開發
民族文化資源保護主要是保護該文化生成的最為主要的條件，即保護民族文化生態。“生態保護”這一概念確切地說，應涵蓋兩個方面內容：一是地球生態保護，二是文化生態保護。既要保護人類生存的物質生態，又要保護人類生活的精神生態。喪失了自然生態等于失去了物質家園，喪失了文化生態無異于失去了精神樂園。開發旅游資源，既必須保護自然生態，又必須保護文化生態。旅游資源開發，必須是保護性的開發，這是旅游可持續開發的先決條件[5]。
發展旅游業與民族傳統文化保護之間并不是對立的。文化生態保護不是拒絕外來文化進入。外來文化因素進入及外部環境的某些變化并不意味著整個文化生態發生了變化。同質文化或同類文化的交流不會導致文化生態變化，非同類文化或異質文化發生交流也不一定會產生文化生態變異。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并不一定要通過破壞傳統文化和文化生態來實現。一方面，對于文化滲透和文化沖突，人們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通過文化調適來實現文化之間的整合。只要采取恰當的手段，處于弱勢的民族文化完全可以得以保存。另一方面，在強勢文化的沖擊面前，民族傳統文化并非完全處于被動狀態和弱勢狀態，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不少思想和觀念與現代文明的理念是一致的。民族文化傳統中的自然生態觀和生態保護思想包含著眾多科學成分，這些文化資源經過現代轉換，對于人類走出目前所面臨的生態困境有啟示意義。
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就是要維護文化物種的多樣性和文化生態系統的平衡，建立主客體之間平等和諧的交流機制，促進整個社會文化向最優化的方向發展。具體表現為：
第一，要突出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和完整性。自然生態系統總是朝著種類多樣化、結構復雜和功能完善發展。生態系統的調節能力與系統的組成成分有關，成分越多樣、結構越復雜，調節能力越強，對文化生態系統也一樣。文化種類多樣性和文化結構復雜性同樣影響到文化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平衡性。所以旅游資源開發必須關注民族文化的原生性和完整性。否則，將會使一些深具文化內涵的文化資源，在市場開發中被肢解和庸俗化。久而久之，文化的獨特性和差異性就受到了損害。而民族文化的地域差異是旅游行為產生的主要動機。不同的地域有其不同的自然環境、人文景觀和社會經濟條件以及在特定的地域背景下所形成的獨特的生活方式、飲食習俗、語言、服飾、等。這些對當地人來說是習以為常的事情，恰恰是吸引很多旅游者趨之若鶩的因素。由此可見，文化旅游資源的開發只要體現出地方特色就有生命力。
第二，要尋求民族文化的傳承載體。在民族文化資源開發中，將民族文化納入旅游業中，既可以豐富旅游活動的內容，民族文化也因此實現了其經濟價值，獲得生存土壤。民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傳承方式，以旅游為載體，通過民族藝術節來傳播民族歌舞文化，通過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來傳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利用旅游觀光景區和各地重大節慶，展示各民族特色鮮明的民族傳統服飾和歌舞藝術，通過影視劇、戲曲等方式，將民族傳統文化中的愛國主義精神、美好的道德情操、樂觀豁達的生活態度加以傳揚。
第三，要拓展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間。通過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資源，為傳統文化尋求新的社會市場和生存空間。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與社會需求密切相關，如果失去社會需求，民族文化就會消失。通過發展文化產業，既可以創造經濟價值，又可以使這些文化事象獲得新生。
第四，要將民族文化置于自然生態系統中。民族文化的生成環境由自然生態與文化生態組成。任何文化生態都是自然與人文的結合，許多民族文化事項不是孤立存在的，必須與相應的自然生態結合才顯出其價值。不少人文景觀的價值與自然景觀和環境形成一個整體，離開這些相應的自然環境，人文事項的價值就會降低。
第五，要不斷強化文化主體的生態意識。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在長期生活生產過程中形成的本民族獨特的傳統特性。因此，人在民族文化健康發展的進程中始終處于核心位置。文化主體主要指文化傳承人、旅游者和旅游開發者。對于文化傳承人來說，自然、人文生態環境是民族文化旅游的依托。保護民族旅游地的自然、人文生態環境，要通過宣傳教育將保護生態和文化的意識上升為當地居民的全民意識，通過教育的形式使當地居民對本民族文化進行再認識，重新審視本民族的民俗文化，以增強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在民族文化旅游開發過程中，社區居民參與的方式既能實現文化的多樣性保護，又能實現主體的自身發展和當地的經濟發展。
總之，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性開發必須遵循文化生態系統內在規律。民族傳統文化在歷史中的很多功能在現代社會里已經喪失，這樣的文化若以活態文化形式繼續存在，則會出現功能與系統之間的不和諧。從文化生態系統內部發生發展的規律看，文化生態系統內部具有自我調適的功能，這一功能源于民族文化多樣性。因此，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就是保護民族文化生態平衡，就是保護民族文化旅游資源能夠世代傳承和永續利用。
[關鍵詞]文化認同；新疆民族文化；新疆民族文化認同
民族文化是一種無邊、無形的存在，它是一種不可加工鑄造的形式做為存在實體。新疆由于歷史悠久，民族眾多，所以形成新疆民族地區文化的多樣性。所謂“文化認同”是人們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最有意義的事物的肯定性體現和認同，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基本價值的認同；是凝聚這個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是這個民族共同體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因而，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礎，還是民族文化差異性的本質所在。
一、新疆民族文化認同發展沿革
新疆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重要組成部分，新疆民族文化認同是在新疆歷史民族文化沿革中逐漸形成的。由于新疆民族、宗教的多樣性，導致形成了具有新疆特色的民族文化，并以此為起點形成多民族文化認同的情感基礎。
漢朝統一西域與公元60年設立西域都護府，奠定了新疆民族文化發展的基點。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加深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認同感。由于連年的戰爭，西域人民渴望有一個統一團結的民族局面，對于民族文化的認同從心理層面突出的表現出來。唐朝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在西域設置的安西、北庭二府，并為新疆的民族文化治理起到不可磨滅的貢獻。由于完備的民族的治理建設，使得新疆在唐朝的民族向心力也得到了顯著地加強。這為新疆的民族文化認同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元朝的強大導致西域的各民族處于從屬地位。因此，新疆民族文化認同處于高度的發展時期。民族文化認同從表層的文化現象融合到真正意義的文化大發展。明、清時期，伊斯蘭教的傳入使得新疆民族文化呈現多元民族文化并立的局面，從而影響了多民族的文化并存且相互依存的局面。因此，在古代新疆的民族文化的多元，進一步加劇了新疆民族文化多元一體的格局。
歷史的沿革是新疆民族文化的一個淵源，留給新疆民族的文化發展的空間。并由于歷史的原因，成為當今分析新疆文化發展的源頭。
二、當代新疆民族文化發展的現狀
新疆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西部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因此，當代新疆的民族文化就與新疆的民族、宗教緊密的聯系起來。當今民族文化發展的現狀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華民族文化與新疆民族文化的差異性
民族的多樣性、語言的多樣性、生產方式的多樣性、信仰的多樣性等，構成了新疆地區文化的多元性。新疆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塞、粟特、古代突厥、匈奴、羌、漢、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塔吉克、蒙古、錫伯、回等諸多民族與族群，都曾在西域的大地上生息繁衍。
新疆是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域，歷史的沿革促使十三個主體民族在新疆繁衍變化。新疆民族文化的存在相融、相存，伊斯蘭文化、烏茲別克文化、克爾克孜文化、塔吉克文化、塔塔爾文化、俄羅斯文化、錫伯族文化、達斡爾文化和回族文化、漢文化等幾種形式相互影響、相互滲透。新疆民族文化的多元一體，但是具體表現形式上存在差異性，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語言的差異性
在新疆由于各種文化的傳播，使這里的語言文字對外來的語言文字的接受性和認同性十分強。通曉各種語言的人在新疆形成了一個廣泛的階層，他們首先是吸收了外國詞匯作為外來語，然后自己造詞來補充這種外來語。現今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文字便是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蒙、錫伯文字則是以回鶻字母為基礎的。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塔塔爾語、烏茲別克語都屬于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語言。
2.風俗習慣的差異性
新疆民族與宗教有著天然的聯系。新疆各穆斯林民族在語言文字、宗教歷法、年節禮儀、飲食服飾、婚姻喪葬等傳統文化方面已基本定型，如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塔塔爾、塔吉克等民族文字的阿拉伯字體化，在宗教歷法方面均采用伊斯蘭教歷，由制定的兩大祭典形成的“肉孜節”和“古爾邦節”已成為最重要的穆斯林節日。在新疆歷史文化中由于伊斯蘭文化、阿拉伯文化所形成的風俗習慣與中原文明有著一定的差異。這種表現在風俗習慣上的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會影響新疆民族文化的認同。一方面，漢族的遷入為少數民族帶來了新的農業種植技術、新的科技文化和生活習慣；另一方面，由于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穩定性、社會性、傳承性，新疆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和風俗也在漢族的日常生活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3.的差異性
自古以來新疆就是一個多宗教地區，不僅流行過原始的薩滿教，還曾有襖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喇嘛教，以及天主教和基督教，豐富了新疆的民族文化寶藏。在新疆各民族傳統文化中，具有深遠影響的宗教文化主要是薩滿教文化、佛教文化和伊斯蘭文化。新疆地區由于不同，就有了伊斯蘭民族與非伊斯蘭民族之分。
（二）新疆民族文化的內部多樣性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中部，是亞歐大陸兩大民族、經濟、文化的必經之地。也是世界四大文化體系：中國文化、印度文化、古希臘羅馬文化和阿拉伯伊斯蘭文化的交匯之處。于此同時，由于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性與多元性導致新疆民族文化內部的多樣性。
（三）新疆民族文化的影響因素
1.語言文字對新疆民族文化的影響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維吾爾、哈薩克、蒙古、錫伯等少數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字，都有其獨特的文化特色，使得新疆的文化豐富多彩且具有獨特性。在新疆由于各種文化的傳播，使這里的語言文字對外來的語言文字的接受性和認同性十分強。通曉各種語言的人在新疆形成了一個廣泛的階層，他們首先是吸收了外國詞匯作為外來語，然后自己造詞來補充這種外來語。現今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文字便是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蒙、錫伯文字則是以回鶻字母為基礎的。
2.對新疆民族文化的影響
新疆歷史上由單一宗教到多神教并存再到有佛教衰落伊斯蘭教的興起。具體體現為新疆各民族宗教文化是新疆傳統歷史文化架構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在實行自由政策過程中，以民族政策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民族政策的執行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新疆民族文化的發展。
3.風俗習慣對新疆民族文化的影響
新疆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對新疆的民族文化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隨著操突厥語諸民族的伊斯蘭化，薩滿教在思想信仰上的統治地位已被伊斯蘭教代替，其原始文化的影響，主要遺留在各民族風俗習慣、生活禁忌和民間巫術之中，特別是在哈薩克、柯爾克孜等以游牧生活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中，原始信仰的風習還比較濃厚。隨著伊斯蘭教的傳播，穆斯林文化蓬勃興起，早在喀喇汗王朝，信仰伊斯蘭教的文人學者們就已在繼承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阿拉伯、波斯文化的營養。在新疆的風俗習慣中具體體現在飲食習俗、接人待物習俗、節慶習俗、民間文體習俗、喪葬習俗等方方面面。
三、新疆民族文化認同發展趨勢
新疆自歷史以來由于民族的多樣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新疆在未來民族文化認同的發展趨勢的復雜多樣性的特點。多民族的存在和新疆地處歐亞大陸的結合部不僅決定了新疆文化的多元特點，而且也決定了多種文化的交流與互補是新疆文化發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一）新疆民族文化認同在認知上表現的一致性
新疆民族在其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方面，經過少數民族的干部和愛國主義的宗教人士的帶領之下，表現在民族認知上表現一致性。同時表現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對中華文化認同的高度認同的情感。新疆民族文化認同認知表現的一致性不僅體現在國家制定相應的民族地區的政策上，還具體體現在少數民族之間風俗習慣和文化傳承的認知上是一致的。
（二）新疆民族文化認同在感情上表現的趨同性
新疆民族文化的發展是通過愛國主義教育等途徑，以法律為準繩確定下來，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信仰自由。新疆各族人民具有愛國主義的傳統，特別是在近現代史上，新疆各族人民為抵抗外來侵略、維護祖國統一做出了貢獻，反對民族分裂、維護祖國統一，是國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三）新疆民族文化認同在行動上的表現統一性
實際上，民族政治行動上的統一性，是建立在個民族政治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大前提下的，尤其是新疆的民族文化。黨的民族理論及政策還是宗教理論及政策，都是以維護中國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維護中華各民族大團結為前提。在處理宗教問題時，著眼于民族的根本利益，著眼于民族的發展和進步，著眼于把各族人民中的信教和不信教的群眾緊密團結起來，共同致力于社會主義建設。
我國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其地域遼闊，少數民族眾多，文化多元一體共同交流。新疆的各民族文化所表現的兼收并蓄、的特點。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大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新疆作為我國民族文化發展戰略的重點地區之一。面對西部大開發的潮流，新疆的民族文化也在不斷發展，并且為新疆的團結穩定打下堅實的民族文化認同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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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開放30多年后的今天，民眾日常文化、娛樂的內容、形式和節奏等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廣播、電影、電視普及以前的文化、娛樂大多是小范圍的，從直觀的“數量級”和“影響面”來說是屬于相對“小眾”的。在“小眾化”的時代，文化藝術基本上更多的是以具有明顯地域特色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態”的形式、內容為主要的存在方式，也正因為那種交通不暢、信息閉塞的狀態而使得交流、傳播不便，導致了一定區域范圍內的相對封閉和獨立，文化藝術的存在也才能夠呈現出更多種多樣、有著獨特民族特色和地域特點的、多姿多彩的局面。
而隨著社會的發展，交通的不斷改善和傳媒技術手段的不斷進步，人們的文化娛樂就更多地以一種“大眾化”的局面出現了。成千上萬上億的人操著同一個腔調、喊著同一個口號、唱著同一首歌曲就成為一種時髦，而一旦成為了一種時尚就會成為更多人追逐、消費的娛人娛己的追求娛樂體驗的“產業”。這種所謂“眾口一詞、萬眾一心”的“文化消費”對文化多樣性來說無疑就是災難！
2009年7月23日《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的若干意見》提出的“基本原則：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既要繼承、保護、弘揚少數民族文化，又要推動各民族文化相互借鑒、加強交流、和諧發展。堅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把握規律性，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推動少數民族文化的改革創新，不斷解放和發展少數民族文化生產力……堅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優先發展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文化事業，保障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各族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不斷完善扶持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發展的政策措施。”①就科學地、提綱性地闡述了民族文化藝術的保護、傳承和交流、發展以及文化藝術事業和產業之間的關系。
云南有4000多公里的邊防線，與3個國家接壤，地處中華文化圈、東南亞文化圈、南亞文化圈的交匯地，與西亞和非洲文化圈鄰近。云南有15個民族是全國特有的，其中有16個民族是跨界而居的，境內外同宗同源，特別是云南各民族與東南亞、南亞各國人民親如一家，和睦相處，世代友好，大多都有著與鄰為善的歷史傳統，更有著血脈相通的人文淵源，同一民族擁有相似的文化底蘊，在語言上、文化上、宗教上是相通的。云南各民族自古就與東南亞、南亞地區有著較為密切的經濟文化聯系，具有廣闊的文化吸納和輻射的交流空間。這種民族同宗、文化同源的跨境而居，對于邊界的和諧穩定非常有益，但同時也會存在著一定的邊界、跨界問題、多民族文化及多宗教問題。
在云南這樣一個世界上少有的多民族群體共處、多文化形態共生、多共存的地方，不少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南傳佛教、藏傳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道教等多種宗教在這里共生并存，信教群眾彼此尊重、各得其所。文化的多元性始終都是依存、體現在民族的多樣性之中，每個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體系。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有著各自文化特色的民族風俗，節慶、宗教、祭祀、歌舞、工藝品、服飾、建筑、飲食等種類十分豐富。云南有26個世居民族分布在省內各地，總體上是一種大雜居的狀態，同時又依循云南的地理特點圍繞著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壩子”形成一種小聚居的格局，大一些的壩子往往就有“街子”，“街子”又連接著村子、寨子。在周期性的“街天”或“三月街”“火把節”之類的民族節慶日的時候，人們除了進行物資交流之外，由于人員的聚集就自然而然有了更多跳舞、對歌之類的出于溝通、交流、娛樂需要的活動，就會舉行“燈會”“對歌”“打跳”“目腦縱歌”之類的文娛活動，人們既是欣賞者，又是參與者、演出者，使得村子、寨子里的歌舞、禮儀、習俗等有機會得到一定范圍內的展示、傳播和交流、發展，平日的勞作辛苦在這類活動中也得到舒緩調節。
云南因為地形地貌的多樣性、復雜性，導致族群村落之間交流走動不便而造成的相對獨立性、封閉性，也客觀地使得云南豐富多彩、底蘊深厚的民族文化能夠更多地“原汁原味”地保留了下來。在具有生態環境、生物資源的多樣性的同時民族文化也多種多樣，使云南有了“民族文化聚寶盆” 的美譽。據調查，云南有7000多種（個）民族舞蹈，200多種地方戲劇（戲曲），以及名揚海內外的白族銀飾加工工藝和劍川木匠的傳統建筑、雕刻技藝等，有多種多樣的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無論是各民族豐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習俗、技藝，還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傳統、文化理念，都是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積淀而成。云南所特有的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資源就是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標志，但“文化大省”并不等于“文化強省”，我們應該遵循“包容性增長”的原則（也只有“包容性的增長”）才能更好地使云南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更好地和諧共處，共同發展。
在現時消費主義社會追求娛樂享受的背景下，社會經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社會文化與快速轉型的經濟社會之間如何更好、更快地相適應，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語境中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怎樣和諧發展？民族文化的發掘、傳承與發展、創新之間以及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之間如何互動、協調才能更好地發揚光大和持續發展？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這四項建設當中，怎樣使文化建設這一塊不成為短板而使我們及后輩避免文化斷層、缺失、衰落的窘境？無論是從國家、從云南的角度，還是從整個中華民族、從全世界的角度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和持續關注的問題。
注釋：
關鍵詞:版權戰略;傳統文化產業;精神價值;經濟價值
中圖分類號:D9923.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10-0150-03
收稿日期:2010-02-09
基金項目: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08SFB2039)
作者簡介:黎六婭(1982-),女,四川瀘州人,知識產權研究所助教,碩士研究生,從事知識產權法研究;汪虹(1966-),女,湖北武漢人,科技處副處長,碩士研究生,從事知識產權管理研究。
一、版權戰略中的傳統文化產業
(一)對傳統文化進行版權保護的基石――產權激勵理論
傳統文化,作為人類文明重要組成部分,既是一個民族文化特性的體現,又是現代科技與文化成果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現代文學藝術的創新之“源” [1]。因此,應當承認和尊重傳統文化的特殊價值,并進行多形式、多維度的保護和利用。 世界各國基于對傳統文化重要性的認識,都在努力從不同角度對其提供保護,并促進傳統文化產業的發展。
產權激勵理論是古典經濟學家用以論證公共產品保護合理性的主要理論基礎,也是最主要的有關知識產權的經濟學理論。“產權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表明,產權實質上是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影響和激勵行為是產權的一個基本功能。”傳統文化的私法保護可以授予傳統文化的權利主體以壟斷性權利,有利于保存、發展、合理利用本群體、本部落的傳統文化 [1]。擁有這樣的壟斷性產權,便能激勵享有民族傳統文化的部落、民族、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實現文化的精神價值和經濟價值。
(二)版權保護的動力――傳統文化產業的精神價值與商業價值
1.保護傳統文化的精神價值。首先,對傳統文化實施版權保護是對民族文化權利的尊重。這種對精神價值認同的理論依據是“族格”理論。“族格理論”認為各個民族都有保護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權利,所謂族格就是指在一個多民族國家里(或在國際關系中),每個民族都有平等的權利和尊嚴。在一個多民族國家里,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族格,所以各民族無論大小強弱,無論其宗教、文化的差異,均享有天生的平等自由 [2]。從古代開始,中國各民族就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之下,從飲食起居、衣衫服飾、生產勞動、娛樂活動等生活的各個方面,創造著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即使是在各民族之間相互隔絕的狀態下,這樣的文化創造活動依然在延續和更新。中國各民族文化的特性表現為擁有自己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從而形成了他們認識世界的獨特視角 [2]。中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目的就在于實現民族平等和法律范圍內的民族自由發展。尊重民族文化權利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體現,也是必然要求。其次,對傳統文化實施版權保護是對民族文化多樣性的尊重。一定地域內或世界范圍內文化要素的數量龐大、文化類型的多種多樣,構成了文化多樣性 [3]。2001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宣言》。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文化多樣性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共同遺產,應當從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利用考慮予以承認和肯定。”西方經濟學家斯蒂芬?瑪格林指出:“文化多樣性可能是人類這一物種繼續生存下去的關鍵” [ 4]。“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脈和生存根基,失去了文化身份和特殊性的族群,僅僅是‘人口’,根本談不上是獨立的民族。” [5]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是維護民族團結、國家穩定的需要。尊重文化多樣性是基于對民族文化權利的尊重,中國擁有56個民族,各民族特色鮮明的文化共同組成了一個色彩斑斕、各具個性的華章,擁有這樣的豐富寶藏,得益于在廣闊的文化發展空間內各民族的長期并存。所以,為保護民族文化多樣性,對傳統文化作品給予版權保護在中國有著尤其重要的意義。
2.實現傳統文化產業的經濟價值。傳統文化的恰當開發和利用能促進相關產業的發展,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在版權視野內,對傳統文化作品的商業開發如火如荼。例如,將具有民族特色、區域特色的傳統文化圖形、標識用于對該區域旅游業的宣傳,既能宣揚其瑰麗的區域和民族文化,更能為該區域、該民族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土著部落文化旅游”就是一個值得借鑒的實例,這種以土著部落傳統文化為底蘊的文化旅游在世界旅游市場擁有其獨特的魅力。據統計,1993年2月和3月在澳大利亞的國外游客中,1/3到1/2的游客希望親身領略和感受土著部落的傳統文化,如觀看他們的圖騰、有關器物、手工藝品等。與此相似,在新西蘭的Kaikouta地區,1987―1995年的文化游客從3 400人增加到188 000人!在美國,西南土著部落藝術家出售其土著藝術品和工藝品每年可以獲利8億美元 [6]。中國的民族特色旅游業的發展蒸蒸日上,將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標識作品與該區域、該民族旅游業的恰當結合,對旅游業的發展無疑是如虎添翼。
但不容忽視的是,“傳統文化多種多樣的表現形式的傳播,可能導致對一國文化遺產的不適當利用。傳統文化的任何商業上或者其他自然的濫用或者任何扭曲,是對一國文化和經濟利益的損害。” [7] 一旦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的“賣點”出現大量的仿制品或者漸漸淡化“其價值將大打折扣”并漸趨消失 [6]!因此在版權戰略視野中,傳統文化作品的商業化過程需要版權保護這樣的有力工具進行干預。
(三)版權戰略中的任務詳解
中國于2008年6月頒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第四部分“專項任務”之一的版權任務部分指出:支持具有鮮明民族特色作品的創作。對此可作如下理解:
1.戰略立場:扶持傳統文化的發展。中國是具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國,同時也是擁有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從時間維度上,中國所擁有的傳統文化歷史久遠;從文化域限上,中國各民族文化風格迥異、各具特色;從地理區域上,中國幅員遼闊,傳統文化的覆蓋面廣闊。對這樣一筆“深而廣”的無形財富,認識到其商業性價值并為享有該文化的民族和國家所用,能夠為享有者和使用人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中國日益重視對傳統文化的保護。
2.作品的標準:傳統、民族特色、鮮明三項標準。雖然中國傳統文化作品的形式多種多樣、風格迥異,但真正進入版權戰略保護視野的傳統文化作品應當符合如下三個標準(嚴格程度遞增):
首先,傳統標準。“傳統”是個發展的過程,傳統的事物并非都具有知識產權保護意義。傳統文化需要時間的沉淀和“優勝劣汰”自然法則的篩淘。版權戰略倡導的是優良的傳統文化作品,即能體現該民族的先進文化與積極文化、具有美感的文化作品。如,云南麗江古城東巴文化中的“金色青蛙”文化標識,就是傳承了納西族的宗教文化,該民族自古將青蛙視為智慧之神,認為其能救人于危難之時。納西族保留至今最古老的民族舞蹈《勒巴舞》也源于金色青蛙的跳躍 [8]。納西族自古流傳下來的納西福蛙文化向世人傳遞著該民族的信仰,具有積極的意義,符合版權戰略的傳統標準。
其次,民族文化特色。版權戰略中的“民族”包括兩層含義,一層是指“nationality”而不是“ethnic group”,指我們中華民族;另一層是指“minority”,即中國55個少數民族,正如加拿大民族學家威爾?金里卡在其作品中所述:“這里我所說的少數民族是指聚居于某特殊區域,擁有自己的體制、文化和語言,且在歸屬于一個更大國家管轄之前,就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社會并運作著的群體。” [9]
任何文化都有其獨一無二的民族稟性,這種獨特的民族特征是各民族對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認知世界的反映 [1]。一個民族之所以是這個民族而不是其他民族,根源在于其“民族特色”。“民族特色”對于一個民族來說,重要性不亞于個性特征對于一個人的重要性。如果一個人喪失了自己的個性,結果便是同化于他人、隨波逐流;如果一個民族的核心文化消失湮沒,民族有可能逐漸同化于其他民族而消亡,民族集體人格不復存在;如果一個民族核心的文化體系遭到破壞,這個民族完整的集體人格無疑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表現為民族身份的模糊、民族威信的下降、民族尊嚴的受損等[2]。版權戰略強調“民族文化特色”標準,著眼點并不僅僅在于關注該民族自古傳承下來的文化,更著眼于該民族文化的長遠發展,因為“保持自身獨特的傳統文化體系對于本土居民和地方社區未來的福利和可持續發展以及其知識和文化的活力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0]。體現該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能成為傳承和宣揚其文化的媒介,更能成為實現該文化持續發展的助推器。
再次,鮮明性。“鮮明性”強調該作品的文化特性,該標準類似于注冊商標必須具有鮮明的“可識別性”。歷史傳承下來的民族文化經歷了時間的沉淀,成為了各民族自己的“識別碼”。中國擁有56個民族,就擁有著五十六個識別碼。
中國版權戰略將那些烙著識別碼的民族文化特色作品納入版權戰略中傳統文化的保護范疇,強調各民族文化之間、各區域文化之間的“界限”,強調文化特征的絕對性,從而形成不同特征的地方文化 。只有能將該作品歸入其所代表的文化,符合下列具體條件之一的作品,方能稱之為具有“鮮明性”:對外,能代表中華民族的民族特色。例如,中國于2008年舉辦奧運會為世界呈上的一道文化大餐:奧運會軌道線北土城站貫穿奧林匹克公園,連接“鳥巢”、“水立方“等場館的奧運軌道線的起點站地鐵10號線的換乘站北土城站裝飾一新,絕妙應用了民族傳統文化符號青花瓷,獲得了中外游客的一致好評,該設計的實施應用大大提升世界對中國傳統民族符號青花瓷的認知度 [8]。 對內,能代表特定區域文化、特定民族風俗文化。如重慶的“銅梁火龍”、前文所述的“納西福蛙”,都體現著地方、民族獨特的文化。
二、傳統文化產業發展的版權戰略
1.特殊版權模式。1990年頒布并于2001年修訂的《著作權法》和國務院于1997年5月20日制定頒布的《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一并構成了中國對民族民間傳統文化的著作權保護機制。這樣的保護機制隨著時間的推進和民間民族文化的日益多樣,已不斷暴露其不足之處:第一,《著作權法》鼓勵對中華文化、各民族民間文化的搜集、整理,著眼于傳統文化作品創造人、創作民族權益的保護,側重的是對版權人精神利益的保護;而于2008年6月頒布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中版權戰略的主旨不僅僅是為了傳承文化、保護傳統文化資源,更強調開發民族文化資源、實現經濟效益。二者在主旨上的分歧不利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傳統文化產業的發展(無論是精神價值還是經濟價值);第二,中華文化、各民族民間文化發展的無限延續性對著作權保護時限具有挑戰性。《著作權法》規定的作者著作權的短期時限,將嚴重束縛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由此可見,需要調整民族傳統文化領域的著作權模式。《著作權法》設立著作權保護期限的立法宗旨是基于對著作權人的私人利益與知識共享的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防止無限期保護著作權人的壟斷性權利而導致知識獨占。但是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初衷本身就是為了凸顯民族特色,對外,保護中國中華民族文化的特色;對內,體現各民族文化個性。基于此,筆者認為,對實行短期時效保護不利于實現文化的“民族特色”,因為期限終結后,民族傳統文化作品(例如傳統文化標識)將進入公有領域,建議對民族傳統文化作品延長期限,并可借鑒《商標法》規定的“續展制度”,用可續期的制度來實現民族文化的無限延續。
2.扶持難以參與市場競爭的優秀文化作品的創作。并非所有民族傳統文化作品都具有經濟價值――為所有者和使用人帶來經濟利益。雖然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宗旨是為了實現產業化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但對于版權領域中“難以參與市場競爭的優秀文化作品”,特別是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作品,依然是重視的對象。這需要從源頭著手。可行的措施包括[1]:支持創作人及其后續創作人的創作;例如,提供創作金費、解決創作者生活福利問題 [2]。解決作品的出路問題,主動創造作品的流通鏈;例如提供專門的作品展示平臺。
3.鼓勵傳統文化產業的創新。“傳統文化”雖然是由古至今流傳下來的古樸事物,但是與物質文化不同,傳統文化①總是動態的,由于和實際的生活緊密相連,他總是不斷發展的。傳統的文化表達方式必須適應現代生活,才能保證生存下去 [11]。因此,版權戰略鼓勵傳統文化產業的創新,促進基于傳統的創造性和創新,使之成為可持續經濟發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② 為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注入新鮮血液。
三、結語
版權戰略視野中的民族傳統文化既是由古至今流傳下來的古樸事物,擁有體現民族尊嚴和民族文化權利的精神價值,又是可以融入創新元素的文化產業,能夠成為可持續經濟發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為享有該文化的民族、區域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因此,根據實際的需要,改變舊的著作權保護模式、扶持難以參與市場競爭的優秀文化作品的創作、鼓勵傳統文化產業創新,將是版權戰略促進傳統文化發展的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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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無形遺產部主任愛川紀子(NORIKOAIKAWA). 無形遺產:新的保護措施[EB/OL].中國民族文學網,省略.cn,日期:2006-07-13,訪問日期:2009-06-26.
Copyright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ndustry
LI Liu-ya,WANG Hong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科學保護；評估標準；傳統文化DNA；文化多樣性； 民族文化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7）01-0137-03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o是一門技術含量頗高的學問。保護得好是保護，保護得不好便是破壞。那么，什么樣的保護是科學保護？什么樣的保護又是反科學的保護呢？在長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中，我們提煉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科學評估三標準。
一、通過保護是否保住了民族傳統文化的DNA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最能代表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民族文化傳統的地域標志性文化。譬如看電影，屏幕上掠過的是滿目青山，肯定不知道這是到了哪里。但如果隨著畫面切換，《沂蒙小調》響起，肯定知道到了山東沂蒙；《海菜腔》響起，肯定知道到了云南石屏；《信天游》響起，肯定知道到了陜西北部。而這《沂蒙小調》《海菜腔》《信天游》便是地域標志性文化，也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個民族的民族文化DNA主要蘊藏在這里。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民族最穩定的文化DNA，也是一個民族區別于另一個民族的標志性符號。“同時，它也是一袋救命的‘臍帶血’――無論世界如何變化，外來文化如何沖擊，自身傳統如何失落，只要保護好這最后一袋‘臍帶血’，這個民族的傳統即或命懸一線，也能起死回生”[1]。傳承人的任務，就是要把本民族的傳統文化DNA以活態的形式原汁原味地繼承下來并傳承下去。“原汁原味”的標準有三：一是“表現內容”必須“原汁原味”；二是“表現形式”必須“原汁原味”；三是“所用原料”必須“原汁原味”。這既是判斷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是否“原汁原味”的基本標準，也是衡量傳承人是否在科學傳承的三條“底線”[2]。
（一）對表現內容“原汁原味”的要求
拿傳統戲曲來說，只要唱的是傳統劇目，在內容上便是“原汁原味”。拿唐卡來說，畫的是佛祖菩薩、佛本生故事、密宗本尊各神、觀音度母、護法神、上師高僧與大成就者等，就是“原汁原味”；如果是舊瓶裝新酒，排的是當代戲，畫的是世俗人物或是風景名勝，在傳承內容上肯定已經出了問題。
（二）對表現形式“原汁原味”的要求
拿傳統戲曲來說，只要用的是傳統唱法，在形式上便是“原汁原味”。拿唐卡來說，只要所繪唐卡符合《造像量度經》規定的比例，符合《造像量度經》的固有表現方式，就是“原汁原味”；反之，如果在表現形式上已經發生改變，不再按《造像量度經》規定比例與表現方式來畫，這樣的傳承至少在表現形式上已經出現了問題。
（三）對所用原料“原汁原味”的要求
稱得上“原汁原味”的戲曲，生旦凈末丑的角色定位、說白方式、曲詞唱腔、科介表演必須是固有的。只要堅持這樣做，傳承便是“原汁原味”的。拿唐卡來說，一幅“原汁原味”的唐卡，所用原料必須是傳統的礦物質顏料。如果使用原料出現變化，用廣告色、油畫色取代了傳統的礦物質顏料，就不再是正宗的唐卡。
總之，只要傳承人沒有逾越這三條“底線”，即或有所變動，都算是“原汁原味”。作為傳承人，就算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職工作。相反，如果傳承人放棄傳統，在表現內容、表現形式、使用原料上已經不再沿用傳統，而是摒棄固有，全心創新，那么可以肯定地說，這時的他，已經不再是真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這樣的傳承人必須“下課”。這樣要求傳承人，是想告訴他們：這一代傳承人是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極度瀕危的境況下“上崗”的。全國人民都希望通過傳承人讓已經所剩不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起死回生”“死灰復燃”。如果傳承人不負責任，而是一門心思地搞所謂的創新，其結局只有一個――這些已經傳承了千百年之久的好東西，如歷史上的金磚制造技術、弓箭制作技術、皮影演唱藝術、評書表演藝術等，很可能就會在這一代因為傳承人的“瀆職”而徹底“斷流”。我們尊重所有人的每一個選擇――畢竟人們服務社會的方式各有不同。但一旦走上了傳承人這條路，就應該把該傳承的東西傳承好。如果不愿從事這項工作，當然可以早早退下，千萬不要因為自己的嫌棄而影響到民族優秀文明的傳承。因為，傳承人所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簡簡單單的工藝品，簡簡單單的民間土方，更不是簡簡單單想編就能編出來的歌舞表演。相反，它是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歷史創造，代表著一個民族某一歷史時期傳統手工技藝的最高水平，傳統醫療技術的最高水平，傳統表演藝術的最高水平。它們既是后人了解本民族歷史與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是創造新文學、新藝術、新科學、新技術的重要源泉。正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此重要，所以，歷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先人們，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難，也都義無反顧地堅守了下來。作為社會一分子，一定要明白傳承人所做工作的特殊性，一定要鼓勵他們凝神聚氣、全心全意地保護好中華民族的傳統基因，而不是僅憑著自己的嗜好，讓傳承人學素描、學人體、學一點透視、學時尚構圖，對傳承人施以“西方化”“時尚化”或是“藝術化”的改造。改造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也許會變得更加“靚麗”，更加“時尚”，但是，這些改造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已經不再是祖先所創“遺產”，而是今人所創“現產”，保護這樣的每天都能生產出來的“現產”有何價值？有何意義？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已經走過了整整14個年頭，現在想想，我們是否真的已經忘卻了出發時的目標？是否真的已經無法找到“回家的路”？
社會在發展，但社會為了更快更好地發展，肯定會給人分為兩類：一部分人負責保護傳統――比如考古工作者、博物館工作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他們的任務不是創新，而是原汁原味的繼承；而另外一部分人――也是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專門負責創新――譬如小說家、文藝工作者、文化創意工作者。他們的任務，就是根據祖先留下的老樣子，創作出更多更好的產品。一個治瘧疾的老方子成就了屠呦呦，就是最典型的一例。如果你把老方子改得面目全非了，對屠呦呦而言，就已經失去了起碼的借鑒價值。在中國，承載祖先智慧的這種老方子可謂成千上萬，到底能成就多少個屠呦呦呢？但有一點可以很負責地告訴大家，繼承與創新并不矛盾，只要處理得好，兩者就會相輔相成，共同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久發展。事實將會證明，人類社會的發展完全沒有必要以犧牲本民族傳統基因的純正性為前提。
二、通過保護是否保住了民族文化的多樣性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再加之山水阻隔、族源差異，中華文明本身便具有明顯的多樣性特征。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者，其任務就是要保護好這些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別是那些獨具特色的優秀的地域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并最終實現對于人類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如果經過培訓或是改編改造，多樣性變成了單一性，獨特性變成了普泛性，保護便是失敗的；如果經過努力，保住了地域文化的獨特性，并進而實現了對于人類文化多樣性的保護，保護便是成功的。目前，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急需解決的問題是來自各個層面的“文化霸權主義”。它們最典型、最直接的做法，便是根據自己的喜好，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國文化，用漢文化取代少數民族文化，用時尚文化取代自以為“已經過時”了的傳統文化。事實已經證明，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有兩個：一是導致本國傳統的迅速“異化”，二是導致本國傳統的迅速“同質化”。這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倡導的通過保護地域文化的獨特性，進而保護好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初衷顯然背道而馳。
有人也許會問：為什么歷史上從未提到過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而偏偏在工業化迅猛發展的今天提出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在傳統農耕社會中，由于手工操作的緣故，人們每生產一個產品都是獨特的，整個社會生產出的產品自然呈現出明顯的多樣性特征；但進入大工業時代之后，大工業生產的單一性，嚴重地破壞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這讓人們突然意識到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可貴，故而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名，啟動了保護人類文化多樣性的歷程。歷史將會證明：只有保護好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才可找到更多的與祖先交流的渠道與窗口，才會了解到更完整的古代文明；只有保護好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才能為新文化、新藝術、新科學、新技術的創造，積累下更多更好的參考與資源；只有保護好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才能建立起更多的與其他民族交流的渠道，進而促進民族和諧、推進社會穩定，實現天下大同。
如果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目的認識不足，就會很容易想到用自己的審美一統天下審美，用自己的文化一統天下文化。其結果，必然會傷及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并最終成為破壞民族文化、破壞民族傳統的罪人。先生生前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的意思是說，各民族人民在保護好本民族認為最美好東西的同時，也應學會欣賞其他民族認為美好的東西。只有把所有美好的東西都保護下來，天下大同的理想才能真正實現。保護遺產應該從尊重遺產，特別是尊重他人遺產做起。
三、通過保護是否促進了民族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一個民族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創新是必不可少的。但盲目創新的危險如影隨形。譬如前些年，聽說人們喜歡紅心鴨蛋，便有人喂鴨子蘇丹紅，結果給人吃出了癌癥；聽說人們喜歡濃牛奶，便有人往牛奶中添加三聚氰氨，結果把娃娃腦袋吃大了；聽說人們喜歡白饅頭，便有人在籠屜中吊白塊，結果把人的肝腎吃壞了。這都是“創新”，但無人喝彩。說明沒有榜樣、沒有參照、沒有道德底線的創新不僅誤國，而且害民。
人類社會要發展，創新是必然的選項。但創新決不能以否定傳統為前提。歷史經驗證明，作為一種寶貴的民族文化資源，非物質文化遺產不但不會阻止社會發展，反過來還會在文化創新、藝術創新、科學創新和技術創新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是創造新文化、新藝術、新科學、新技術的重要源泉。歷史上，無論是樂壇上的《茉莉花》《梁祝》，文壇上的《水滸傳》《三國演義》，還是讓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青蒿素，都是在民間智慧的基礎上創造、研制出來的。反之，如果蔑視傳統、否定傳統，人類社會的發展就會因資源短缺、后勁不足而裹足不前。惱飧黿嵌壤此擔要想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首先就要保護好那些盡管已經所剩不多，但卻足以代表人類文明最高水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祖先留給我們的遺產就像一潭“源頭活水”，只要保護好，想做可樂就可以做可樂，想做雪碧就可以做雪碧，想沏茶就可以沏茶。但是，如果我們霸占了、攪渾了這潭“源頭活水”，或是在源頭上直接做起了可樂，以后別人做什么都只能是一句空話。對于一個民族來說，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那潭“源頭活水”，再好的“開發”也應該在它的“下游”進行。
總之，無論是誰，無論說了什么，做了什么，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只要通過努力，保住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DNA，就能夠保住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多樣性，并為中華民族的發展積累下深厚的文化資源，從而促進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那么保護就是科學的，反之就是破壞。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