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11 09: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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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互聯網網絡外部性經濟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計算機的普及，使用互聯網的用戶數量與日俱增，互聯網正以前所未有之勢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下的經濟發展儼然已經對互聯網形成了依賴，互聯網正以光速在全球范圍內滲透到各個國家的經濟之中。雖然，在2000年發生的股市動蕩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網絡公司的發展，但是，我們仍然不可否認的是，互聯網已經使得經濟生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互聯網經濟時代已經來臨，對互聯網經濟的研究已經是勢在必行，本文主要從最基礎的幾個層面對互聯網經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分析。
一、簡要介紹兩種規模經濟
所謂兩種規模經濟，是指按照供求的關系可劃分為供給方規模經濟和需求方規模經濟。正是由于上述兩種規模經濟，才導致“贏家通吃”等規則的產生和存在。供給方經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傳統意義上的規模經濟，是指貨物供給方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若能使得各個產品的實際生產成本隨著產量的增加而減少，則能產生規模經濟的效應。通常，這種傳統規模經濟模式被運用到那些低邊際成本、高固定成本的行業中，以促進行業成本的減少、產值的增加。因此，也有部分學者認為，這種供給方規模經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壟斷的產生。而需求方經濟的運營原理則完全不同，該經濟模式又可被稱為網絡外部性，指的是消費的增加會帶動新的消費的增長，會產生更大的貨物需求。而一旦將上述兩種規模經濟方式相互結合，則會得到預想不到的正面反饋，這也是為什么“贏家通吃”現象才會在當代經濟社會中產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
（一）供給方規模經濟
從目前互聯網上的規模經濟模式來看，互聯網規模經濟模式也可具體細分為供給方規模經濟模式以及需求方規模經濟模式。對于供給方經濟模式，由于其在我國的存在歷史已經有一段時間，本文將不再詳述。只從互聯網的角度對供給方經濟模式的新機遇與新挑戰予以介紹和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供給方規模經濟的運轉模式是要求行業內部的生產成本與產量呈反比例增長。在社會實踐當中，互聯網作為一種新型的事物被廣泛接受和運用，但是最傳統使用互聯網的方式必須要借助于計算機的運轉，而計算機行業正是供給方規模經濟模式所要求的高固定成本、低邊際成本的行業，其生產成本與產值是呈現反比例增長的。例如，著名的計算機芯片生產公司――美國英特爾公司，其前任CEO摩爾就曾提出了著名的摩爾定律，該定律時至今日還在指導者計算機芯片行業的發展，根據該定律，經算計芯片的處理能力以十八個月為一個周期，在進入下一個周期之后，芯片的生產能力會相較于上一個周期而言增長一倍以上，而其價格卻比上個周期的要減少一半。再比如，與互聯網密切相關的軟件制造業，在制造初期由于沒有經驗可循，開發成本較高，而對軟件的復制成本卻是異常的低廉。計算機系統從WINDOWS95到WINDOWS8已經走過了幾十個年代，其研發成本也從最初的一張碟片2億美金到如今的一張50美分的降價，其研發成本和復制成本之間的天壤之別足以證明軟件制造業是一種典型的應當采用供給方規模經濟的行業，只不過由于互聯網更新換代的速度之快，要想在互聯網軟件市場中保持領先地位，還需要企業的資金、人才等實力，供給方規模經濟才能在軟件制造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需求方規模經濟
需求方規模經濟與傳統的經濟學的觀點似乎存在沖突之處，傳統經濟學認為人們對貨物的需求會隨著消費量的增加而減少，但是，需求方規模經濟卻是指消費者對貨物的需求與消費量之間構成正相關關系，即，消費者對貨物的需求會隨著消費量的增加而增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產品的潛力會被消費者進一步發掘，消費者不但不會因為消費了該產品而對產品產生厭惡情緒，反而會更加喜歡該產品，甚至帶動周邊的消費者共同購買該產品，這在無形之中就會增加該種產品的銷量，而隨著消費規模的擴大，越來越多的消費者會成為產品的忠實擁護者，對于該產品的需求也會呈幾何倍數的拓展和增加。而由于需求方規模經濟通常都存在于網絡之中，因此，需求方規模經濟又被相關研究學者稱為“網絡外部性”。
二、依托于互聯網的網絡外部性概述
（一）平臺性網絡的網絡專用性的表現
人們使用互聯網的目的從根本上來看無非就是為了交換信息和獲取信息，看似簡單的信息互換，實際上是要經過數據的變換、傳播、反變換和信道的傳送，才能由最初的信息源頭到信息傳遞的目的地。而在這一信息傳遞的過程中，僅僅有計算機、數據線、光纖等硬件設施是斷然不夠的，還需要借助于軟件的使用，才能夠使得信息能夠從發出者到接受者的傳遞過程。由此，這個由硬件和軟件的相互配合產生了一個個的網絡，相關學者也將其命名為“平臺性網絡”。
通常來看，互聯網上的平臺型網絡的網絡外部性的表現形式往往是間接的，而這種間接的表現形式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軟件與硬件之間的互補性所致。正如時下大熱的蘋果公司的蘋果筆記本鎖采用的MACINTOSH的操作系統，其只能適用于蘋果筆記本，該系統的用戶只有購買、使用蘋果公司出品的蘋果筆記本才能使用該系統。但是，由于蘋果公司采用了完全封閉的企業戰略，這導致用戶雖然對蘋果筆記本采用的該操作系統還是蘋果本身的產品的質量都是交口稱贊，但由于其銷量始終沒有辦法達到產生正反饋的臨界點，導致其產品享有高聲譽，銷量卻并沒有達到與其聲譽相匹配的程度。而從正面舉例來看，思科公司所生產的路由器，由于其能和絕大多數公司出產的產品相互匹配，因而在路由器市場中成為龍頭老大，市場地位難以撼動。
（二）信息專用性網路的網絡外部性表現
通常來看，信息專用線網絡的網絡外部性的表現都是更為直接的，而這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傳統的BBS論壇，BBS論壇中除了需要網頁設計者、網絡運營者等專業人士的參與，互聯網網絡用戶便是BBS論壇的最主要參與者，他們既從論壇當中獲取信息，也可以通過發帖、跟帖的形式上傳自己的觀點，互聯網網絡用戶之間相互交換信息成為這種網絡形式最為主要的特點之一。但是，并不是說信息專用性網絡就不具有直接的
網絡外部性的表現，如我國著名的阿里巴巴網站，其是供求方信息和獲取信息的主要平臺，供給方在平臺上信息以吸引需求方的來單，而需求方則在該平臺上找尋自己認為適宜的供給方來尋求合作，對于新加入或者試圖加入這個平臺的第三方而言，阿里巴巴的網絡外部性就是間接的，因此，并不能說信息專用性網絡的網絡外部性是直接還是間接的，只能說明信息專用網絡外部主要以直接為主，間接為輔。
三、淺析互聯網網絡對于當下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阻礙
舉一個很淺顯的例子，如果一個人能掌握多種語言，則能與其對話的人數的數量就會顯著提升，其所要獲得的信息資源也會因為其所溝通的人數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如果一個人只會中文，則其只能與會中文的人進行溝通，亦或者是借助于翻譯與不會中文的溝通，這很顯然，無形之中限制了其掌握信息的速度和規模。互聯網網絡正是如此，由于軟件、硬件的不配套或者是不兼容，從信息的經濟學角度而言，會無形之中導致信息傳遞成本的變相增加，若能從根本上減少這種現象的存在，使得無論是哪一個公司開發的軟件或者是生成的硬件都能夠相互兼容和適應，只發揮應當發揮的傳遞信息資源的作用，則這種互聯網網絡就會消失，信息傳遞速度會顯著提升，而與此同時其成本反而會越來越低。
人們使用互聯網的目的歸根結底都是為了獲取知識或者表達看法，因而，信息專用性網絡對于互聯網使用者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使用互聯網的用戶肯定會越來越多，對交流信息的需求量也會呈幾何倍數增加。雖然這種以BBS為典型的信息專用性網絡也具有一定的網絡外部性，但其與平臺性網絡不同，由于其參與主體的使用目的主要是為了交換信息，筆者認為，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其最終的歸宿應當是實現全球的共享，而不會形成一個一個獨立的小網絡。而平臺性網絡，由于其使用主體是為了促成供需合同的簽訂，為保證自己的市場競爭地位，供需雙方定然會憑借著自己已經形成的市場地位打壓新鮮血液，因此，平臺性網絡必然有著一定的封閉性，這是不能避免也無法避免的。但是，我們應當注意，這其中實際上孕育了無數的可能，這種網絡模式很可能會造成新的組織形式，例如虛擬商會，這種商會與傳統商會不同，其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一切活動都在互聯網上進行，但又類似于傳統的商會，其能幫助特定行業規范行業內部行為，規范市場交易，進而促進市場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四、結語
互聯網的歷史并不悠久，但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習慣，也給經濟社會帶來了新鮮的血液和活力。研究互聯網對經濟的影響和互聯網經濟的前景，不僅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做法，而且對于未來促進互聯網經濟的繁榮發展也有著深遠的意義。本文主要從供給方規模經濟與需求方規模經濟的兩個角度對互聯網經濟進行了分析和探討，指出了當下互聯網經濟中存在的弊端，并提出了自己的拙見，希望能為互聯網經濟的發展貢獻一己之力。
參考文獻：
內容摘要：本文運用DEA的方法測度了1985-2008年遼寧省的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及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在此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對2003-2008年間的17個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及分解進行了研究，并得出結論。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 Malmquist指數 技術進步 技術效率 規模效率
研究方法和模型
本文采用非參數的生產率測度方法與Malmquist指數法相結合的辦法加以度量，采用Farrell（1994）構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數。本文采用投入距離函數來定義Malmquist TFP指數。若 和 分別表示一個N×1非負實數投入向量和一個M×1非負實數投入向量。
投入距離函數可以定義為：
（1）
其中L（y）代表所有能生產出向量y的投入向量x的集合。
從s時期到t時期，度量全要素生產率增長（TFP）的Malmquist指數可以表示為：
（2）
其中表示以s期技術為參考值的生產率指數，表示以t期技術為參考值的生產率指數。對式（2）變形得出：
（3）
其中：技術效率指數=，技術進步（TC）=
TC大于1表示存在技術進步。
根據Farrell（1994），在假設規模效率可變的情況下，技術效率又可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TE）和規模效率（SE）。
純技術效率指數（TEC）=
（4）
規模效率指數化（SEC）
（5）
下標v和c分別表示可變規模報酬（VRS）技術和不變規模報酬（CRS）技術。其中，TEC大于1表示，技術效率得到了改善，而SEC大于1表示在t時期的技術水平上，投入要素的組合進一步靠近技術最優規模時的產出水平。根據上述方法以及給定的合適面板數據，可以應用DEA類線性規劃方法測算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即：
（6）
這時需要計算兩個時期的四個距離函數值，根據式（6）求解四個線性規劃問題。
指標選取和數據收集
總產出：采用國內生產總值作為衡量遼寧總產出的基本指標，并且按2000年不變價格進行換算。資本投入：以資本存量來衡量。根據國際通用的永續盤存法進行估計，定義本期的資本存量為上一期的資本存量加上當年的投資，再減去折舊： （7）
式（7）中，Kt是t年的資本存量，It是t年的投資額，δ是折舊率。《遼寧統計年鑒》（2004）報告了2003年全省以及農業、工業、建筑業等行業固定資產折舊率。為了估計資本存量的初始值，本文采用Kohli（1982）的方法。具體地，假定1985-2008年之間各行業投資的實際增長率與實際增加值的增長率是相同的，以穩定的速度γ增加，這樣可以得到： （8）
勞動力投入：不考慮人力資本，采用遼寧省年平均從業人員數表示，即年初從業人員數量加上年末從業人員數量除以2得到。
實證結果分析
（一）遼寧省TFP指數分解
從表1中可以看出，1985-2008年期間，科學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步提升，平均技術進步率（TC）約為4.7％，成為近年來遼寧省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之一。但進一步研究發現，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速度卻比較緩慢，平均增長率為1.7％。之所以技術進步率高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原因在于1985-2008年間，雖然技術進步較快，技術效率指數（TEC）和規模效率指數（SEC）均小于1，技術效率（TE）和規模效率（SE）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減弱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一方面，由于存在技術無效以及技術效率的下降，各種投入的要素沒有達到最優配置，從而沒有合理利用，而這一時期的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非中性的技術進步（技術進步率為4.7％），說明原來的要素配置結構已經不適應技術進步的需要，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在這期間，遼寧省的規模效率也呈現下降趨勢，說明要素的投入沒有達到最優規模，可以通過擴大經濟或縮減規模來實現經濟的增長。由此可以看出，雖然遼寧省技術進步速度較快，但是由于忽視了技術進步過程中的資源配置和最優的經濟規模從而導致了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因此，要提高遼寧保持遼寧經濟的穩步發展，在促進技術進步，增加研發投入的同時，也要注重資源的配置方式和經濟規模。逐步提高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實現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規模經濟。
（二）各行業TFP指數分解
由表2、表3可知，大部分行業呈現非中性的技術進步，科學技術極大地推動了遼寧經濟的發展，但由于大部分行業無法實現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從而抵銷了技術進步對經濟的部分推動作用，一定程度上阻礙經濟的發展。工業、建筑業、批發零售、金融業、租賃和商業服務、居民和其他服務、文化體育娛樂業等行業都在生產前沿進行生產，技術效率均為1，要提高這些部門的經濟來促進遼寧經濟發展，從促進科技進步和實現規模效率方面入手，而其他行業由于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均小于1，不在生產前沿上進行生產，那么對于這些部門來說，提高經濟的主要途徑是在保證技術進步的同時，實現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2003-2008年，農業部門技術效率（TE）為0.738，規模效率（SE）為0.978，要實現技術有效，使技術利用率逐步向最佳水平靠近，須改變投入要素組合，減少冗余勞動力投入8.763萬人、減少冗余資本投入245056.963萬元，建筑業部門要實現TE＝1，須減少冗余勞動力14.618萬人、減少冗余資本304000032.524萬元。
從表3中還可以看出，在這17個行業中，技術效率最低的為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部門，僅為0.199，其次是教育部門，技術效率僅為0.217，再次是交通運輸、水利、公共設施和郵政行業，技術效率僅為0.33，都存在大量勞動力和資本的浪費，要解決這種問題，就需要改變資源配置和經濟規模，從而最大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
由表2可知，雖然公共部門和教育部門技術效率比較低，但其技術效率指數卻為1.120和1.026，說明該部門的技術效率正在逐漸改善中，趨于在生產前沿上進行生產。交通運輸業和水利、環保部門不僅技術效率較低，且技術效率指數小于1，僅為0.922和0.835，說明這兩個行業的技術效率不僅沒有得到改善，而且趨于遠離生產前沿上進行生產，對于這些行業，要足夠重視，盡快采取措施，改善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由以上分析得知，在1985-2008年的17年間，遼寧省的平均技術進步率為4.7％，處于較高的增長水平，但由于技術效率指數和規模效率指數均小于1，減弱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從而TFP的平均增長率僅為1.7％。由此可以看出，近年來，遼寧經濟雖然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增長源泉仍然是資本和勞動力，日后必然受投入要素的制約而趨于放緩。要解決這個問題，擺脫投入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實現遼寧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必須在保持技術進步的同時改善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對于工業、建筑業、批發零售、金融業、租賃和商業服務、居民和其他服務、文化體育娛樂業等技術效率等于1的行業，要繼續保持在生產前沿上進行生產，即保持技術效率指標為1，同時改變經營規模，提高規模效率。而其他行業由于規模效率和技術效率均小于1，不在生產前沿上進行生產，那么對于這些部門來說，提高經濟的主要途徑是在保證技術進步的同時，實現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即要保證技術效率指數和規模效率指數均大于1，不斷改進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
參考文獻：
1.Coelli，T．，Rao，P．，and Battese，G.E.A introduction to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M]. 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
關鍵詞：校車事故；深層原因；重經濟性；輕人文關懷性
中圖分類號：G4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124（2012）05-0022-05
2011年底的一系列校車事故引起了社會廣泛的關注和熱議。表面上看它屬于交通事故問題，政府推出的《校車安全條例》和“校車制度”也是為了減少甚至杜絕校車交通事故。那么，它真的只是交通事故那么簡單嗎？它的深層原因是什么？本文以深圳龍崗區為例對此作一些探討。
一、龍崗校車事故的深層原因——教育規模布局調整偏重經濟性輕視人文關懷性
2011年12月7日深圳市龍崗“校車事故”緣于學生“居住在布吉甘坑社區，到‘遙遠’的平湖街道讀書，因3萬人的居住地甘坑無一所學校” [1 ]。這是10多年來龍崗學校規模布局調整偏重經濟性忽視人文關懷性而導致的結果。
1. 龍崗區學校規模布局調整的路徑和結果
王玉琨關于中學規模與生均教育經費關系的研究表明：學校規模與生均教育經費支出呈顯著負相關（-0.588） [2 ]，說明學校規模越大，生均教育經費支出越少，反之，生均教育經費支出越多。因此，擴大學校規模和班級規模往往成為教育資源不足或者提高有限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龍崗區也不例外。1995年，龍崗區借“改造薄弱學校”之機進行了學校布局調整，將南澳等5鎮38所小學調整為15所，減少量達61%，大鵬中心小學由原來的9個班擴展為21個班 [3 ]。截止2004年，龍崗相繼撤并小學39所 [4 ]。2005年拆并2所、改建5所 [5 ]。2007～2009年“原村小”改建中，修繕12所、擴建29所，湯坑小學規模由12個班擴到了24個班 [3 ]。2006～2010年，龍崗平均的小學規模和班級規模都大于同期深圳市的平均規模，其中班級規模始終大于國家標準 [6 ]。可見，教育規模布局調整擴大了學校規模和班級規模。
2. 龍崗區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產生的規模經濟效益
（1）減少了教育物力資源和財力資源的投入 這反應在其生均建筑面積、生均固定資產總值和生均計算機數量與深圳市同口徑均值相比都較小上，分別小0.91平方米/生、0.17萬元/生和0.03臺/生，意味著龍崗義務教育物力資源和財力資源投入的減少。具體見表1。
（2）減少了教育人力資源的投入 從表2可見，龍崗區小學的教職工與學生之比、專任教師與學生之比與深圳市同口徑均值相比較都偏小，說明龍崗區小學每個教職工、專任教師分別比深圳市平均每個教職工、專任教師多教育0.61個、1.19個學生，這意味著龍崗區教育人力資源投入的減少。這是龍崗教育規模布局調整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
3. 龍崗區教育規模布局調整帶來的人文關懷問題
（1）學生身心健康受損 學校規模和班級規模擴大，意味著學生的單位生存空間減少，學生每天8小時左右在較小的空間內學習、活動，必然影響其身心健康，比如情緒。班級規模過大，老師很難照顧到學生的個體差異和興趣，一些處境不利或學習困難的學生面臨著更加不利的發展境遇，教育過程和教育結果的不公被進一步強化。被調整區域的學生求學的路途被拉長、耗費的時間在增加、支付的體力在增多，由于就學路程的遙遠和困難所導致的安全隱患，更是嚴重存在 [7 ]。
（2）教育教學質量可能下降 國外學者使用元分析統計方法研究傳統教育投資策略發現，學生成績受生均教育費用的影響極大：生均教育費用每提高10%，學生的成績提高一個標準差的2/3，它相當于接受7個月小學教育所獲得的成績。這等于將學生的成績從50%的位置提高到75%。另外的研究還表明，計算機輔助教學在提高小學生數學和閱讀方面的學業成就所取得的效果遠比延長學習時間效果更好 [8 ]。從表1可見，龍崗區義務教育生均建筑面積、生均固定資產值和生均計算機數量都比深圳市同口徑均值低，這顯然不利于學生學業成績和教育教學質量的提高。
（3）教師的身心健康受損 師生比值降低意味著教師工作量增加，這雖然可以提高教師的利用率，但卻使教師的潛力率（1-教師利用率）減小、身心疲憊、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抑制，甚至導致教師職業倦怠。學校布局調整后，很多教師上班路程增加；有的教師夫婦不在同一所學校，調轉工作存在一定難度，其日常生活極為不便，種種困擾使部分教師心理負擔加大 [9 ]，不利于教師的身心健康，最終將不利于教育質量的提高而影響學生身心健康發展。
（4）大量拆并學校和教學點，導致部分社區沒有學校，這是龍崗校車事故發生的根源 龍崗區從1995年開始到2005年，共撤并了41所學校，結果出現了新的教育規模布局不合理的問題，新開發區域、街道結合部、大型企業周邊教育配套仍顯不足。布吉、平湖、中心城等片區公辦學位仍較緊張。2009年，布吉街道的小學和初中學位缺口分別為6 300個和3 800個，平湖街道分別為500個和700個。據預測，到2015年龍崗全區在校學生將達到27.8萬人，扣除“十一五”續建項目可提供的25 000個學位，仍有近19 000個學位需求未能得到滿足。
二、深圳市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任重道遠——特區一體化和深圳移民城市特點必然帶來新一輪學校規模布局調整
2010年7月1日，深圳經濟特區的范圍擴大到深圳全市并實施關內外一體化戰略，目的是促進深圳經濟、社會的均衡發展。就義務教育來看，關內外的差距是比較大的，關外不僅學校數量不足，優質學校數量更是稀缺而且布局不合理。在此背景下，新一輪教育規模布局調整不可避免。
1. 深圳市義務教育規模布局的現狀——關內外差異大
從學校數量來看，關外各區義務教育學校數量不足，布局不合理。截止2011年10月，寶安區{1}總體學位為116座/千人，低于深圳市城市規劃標準的162座/千人。部分城區和街道中心片區中小學班級規模過大，一些班級的學生超過52人，個別班級達到了60人。光明新區一方面公辦學位供給的絕對數量不足，公辦小學經過原村小改造后新增的學位，預計只能滿足到2012年的需求。2010～2011學年度新區公辦小學六年級將畢業38個班，公辦初中三年級畢業28個班，下一學年度初一公辦學位初始缺口已達10個班。另一方面，部分公辦小學學校服務半徑過大，學位供需矛盾突出；中學學位供應量相對小學學位更為緊張。中學平均服務半徑達到了4 000多米，是標準的4倍多；小學平均服務半徑達到3 300多米，是標準的6倍多。尤其是人口相對密集的公明中心區，學位供求矛盾2010年已比較突出。
從學校質量來看，優質學校在關內外的布局不合理，存在較大差距。1995年深圳市啟動的為期3年對51所校舍設備差、管理水平低、教學質量不高的薄弱學校的改造工程中，有41所集中在寶安、龍崗兩區，占總量的80.4%。2000年，對全市110所教育教學設備簡陋、校舍設施不夠、占地面積不足、功能室不齊全、辦學水平和辦學效益不高的“未達標學校”進行標準化改造和建設工程中，有65所在寶安、龍崗兩區，占總量的59.1% [3 ]。原村小基本集中在關外且布局不合理，他們校舍簡陋，規模較小，教學設施設備較差，師資質量不高，數量不足。優質學校主要分布在關內區域，口碑較好的29所公辦小學、28所公辦初中，多數集中分布在羅湖、福田和南山，行政面積最大的寶安和龍崗兩區優質教育資源十分稀少{2}。
2. 深圳市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的路徑和結果
從1992年開始，深圳市政府就逐步調整中小學學校布局，撤并了一些規模小、條件差、質量低的村辦小學 [10 ]。截止2010年，全市有小學340所，比2009年減少6所；在校學生61.85萬人，比2009年增長4.9% [11 ]，實際增加的學生數是2.9萬人 [12 ]。以2009年每所小學平均的學生數0.8959萬人計算，減少的6所小學有5.8959萬學生。那么，2010年增加的2.9萬小學生和因為減少6所小學多余出來的5.8959萬小學生共計8.7959萬人都將分流到340所小學中去，每所小學將增加259人。結果是深圳市小學的平均規模達到了2 077.99人/所，按教育部規定的45人/班計算，每所小學班數達到了46.1776個（這還是把所有小學都當成完全小學來計算的）。這與國家規定的完全小學：12班、18班、24班、30班，45人/班；九年制學校18班、27班、36班、45班相比{3}， 每所小學都是超大規模的小學了。如果每一所小學接受這259個學生并嚴格按照教育部規定的45人/班設班的話，那么，所有小學都必須增加教室和教師數量以及相應的教學設施、設備等，意味著教育的邊際成本要上升，這顯然不是學校的選擇。如果每所學校不增加教室數量以容納分流進來的學生，惟一的選擇就是擴大班級規模，截至2010年底，深圳市平均的班級規模是47.91人/班（見表1），這已經超過國家規定的標準45人/班了，再擴大班級規模，將會達到53.5188人/班。這又使每所小學的班級規模超大了。如果增加的8.7959萬人不是平均地分流到每一所小學，結果是使得部分小學，主要可能是優質小學的學校規模更加超大。
可見，深圳市義務教育尤其是小學階段學校規模布局調整的力度很大。隨著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和勞動力在關內外的流動加速，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的力度肯定會繼續加大，新一輪學校規模布局調整是否應該體現教育的“深圳質量”——更多地考慮教師和學生的人文關懷問題？
三、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兼顧經濟性和人文關懷性的理論依據和經濟基礎
1. 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兼顧經濟性和人文關懷性的理論依據
教育規模布局調整的初衷是降低教育的邊際成本，提高教育資源的利用效率，把節省下來的教育資源用于更多的學生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但教育規模和教育邊際成本之間具有U型形態的關系：隨著培養人數的增加，如班級規模擴大、學校規模擴大卻不增加教師人數、校舍、設備設施的投入，邊際成本下降，教育資源利用效率隨之提高，教育的邊際效益和邊際效率增加。當班級規模、學校規模擴大到極限后，教學、教育質量下降，學生管理困難甚至出現混亂，在此情況下，教育機構不得不增加教師人數、校舍、設施設備的投入，于是教育邊際成本逐漸上升，與此對應的是教育資源利用效率下降，教育邊際效益和邊際效率逐漸下降，因而邊際成本曲線呈U型形態。如圖1。
教育資源利用效率=教育成果質量（合格的畢業生人數）÷教育資源消耗×100%，當教育資源消耗一定時，教育資源利用效率與教育質量呈正相關。格拉斯與史密斯關于班級規模與學生成績增量關系的研究表明：班級規模和學生成績之間具有負的相關關系，只是這種負的相關關系的強度隨班級規模增大的絕對水平而減小 [8 ]。顯然，班級規模增大會降低教育質量，而教育質量事關學生身心健康，是衡量教育效率的前提和基礎，沒有了教育質量就談不上教育效率。這為教育規模布局調整必須考慮人文關懷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
2. 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兼顧經濟性和人文關懷性的經濟政策保障
新的義務教育投資政策和修訂后的《義務教育法》為經濟欠發達地區重視人文關懷性提供了經濟政策保障。2005年12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國發[2005]43號），要求逐步將農村義務教育全面納入公共財政保障范圍，實行中央和地方分項目、按比例分擔的農村義務教育投資政策，該政策從2006年春季開始在西部農村試行。從此，西部農村開始了免學雜費的義務教育，以后全國各省市按中央政府的時間表漸次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這減輕了各地方政府尤其是西部地方政府義務教育投資的負擔，緩解了他們調整義務教育規模布局的沖動和偏重經濟效益、忽視師生人文關懷的壓力。人文關懷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比如四川省郫縣德源鎮勝利村的清水小學只有1個學生，19名老師仍按原定課程表為其上課{4}。四川省岳池縣的小嶺村國壽希望小學共有36名分屬3個年級的學生：一年級15人，四年級10人，六年級11人，教師采用復式教學{5}。汶川地震災區義務教育學校規模和班級規模普遍較小，新建小學有60%在500人以下，20%在200人以下，如雅安保興縣永富小學只有56個學生，4個班。新建初中1 000人以上的學校只占58.8%，非新建初中的這個比例只有35.72%，仍有25%（非新建）和11.76%（新建）的初中在500人以下，如漢源縣河菊初中（非新建）只有180～200人，漢元縣桂賢初中（新建）只有6個班。就災區班級規模來看，相當部分小學班級規模太小，尤其是新建小學，30人以下班級規模的學校達30%，如雅安保興縣永富小學，班級規模只有14人。小學班級規模在50人以上的學校比例只有30.3%（非新建）和45%（新建） [13 ]。雖然這些數據表明西部地區包括地震災區的教育資源利用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現浪費的情況，但能保證學生就近入學、最大限度地保證對師生的人文關懷。
經濟發達地區已開始關注并有經濟實力保證義務教育的人文關懷性，如深圳市2008年春季實現了免學雜費免教科書的義務教育，與同期廣東全省相比較，其免費項目更多、免費對象更廣和免費補助的標準更高 [14 ]，2009年春季，又開全國先河對九年義務教育學生免費發放教材、教輔 [15 ]。這表明深圳早已開始關心義務教育學生家庭的經濟負擔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問題，目的是保證全體學生，包括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能夠獲得更好的義務教育，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人文關懷。在新一輪教育規模布局調整中，深圳完全有經濟實力來滿足人文關懷的需要。2010年深圳本地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2.0% [11 ]，2011年增長超過10% [16 ]。2011年深圳市本級政府一般公共服務和民生事業發展支出占一般預算支出比重的83%，其中市本級教育支出較上年增加約23億元 [17 ]。這表明深圳有經濟實力進行科學合理的教育規模布局調整，同時考慮人文關懷問題并徹底解決義務教育階段的校車問題。
四、政策建議——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中人文關懷實現的策略
第一，設立專項經費用于義務教育規模布局調整。
第二，根據小學就近入學，初中相對集中的原則進行規劃和布局。學徑，一般小學不超過500米，中學不超過1 000米；上學時間，一般小學生20分鐘、中學生30分鐘內能步行到達學校 [18 ]。人口稀少或者偏遠區域的學生上學距離單程不超過1.5千米，單程行走時間不超過1小時{6}。學徑確定后，學校規模（這里以班數為標準）就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計算。學校規模=（居民人口總數×適齡學生占總人數率×入學率）÷每班容納學生數，其中，適齡學生占總人口的比率：小學為12%，初中為8% [18 ]。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率為100%。例如，某小區有1萬人，那么，該小區的小學規模=（10000×12%×100%）÷45=26.67（班）。
第三，交通不便的地區或者流動人口集中的地區，仍須設置或保留必要的小學和初中或者教學點。對必須保留的規模太小的學校或教學點，采取復式教學的組織形式。
第四，對不少的規模太大的小學和初中，在考慮學生家庭經濟承受能力的前提下，舉辦小學高年級和初中寄宿制學校。按照國家和省級規定標準建設校舍、學生宿舍、食堂、廁所等設施，嚴格寄宿制學校的管理，及時消除各種安全衛生隱患，確保學生在校的安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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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銀行保險 因素分析 規模經濟 風險管理
銀行與保險公司皆屬于金融中介范疇，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所起到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國民經濟中銀行與保險都處于核心地位。隨著全球化、市場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監管政策的不斷放松，金融服務業被迫進行戰略調整和擴張，追求規模效率和范圍效率。
一、銀行及保險機構的規模經濟
保險機構和銀行同屬于金融中介的類型，雖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但在產品的供給方式、運營的方式、盈利的方式以及風險控制的模式上具有高度相似的特點。例如產品的開發過程是相似的，包括產品定價、風險分析、營銷拓展等；運營管理方式比較相似，包括客戶服務、財務管理、投資管理基本相近。保險及銀行等金融機構內在的擴張需求及外在的競爭壓力以及在市場間套利的機會，驅動著金融中介機構以不斷提高規模效率，充分運用規模經濟方式拓展新的領域和尋找新的利潤來源。
在國際金融市場創新化、多元化、國際化和功能化的驅使下，國際保險市場也面臨著風險國際化、競爭自由化、資本國際化和監管透明化的挑戰。現代技術尤其是通信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以及在金融保險業的廣泛應用，大大提升了金融運行的效率，強化了金融信息的傳遞，推動了金融工具的創新以及隨之而來的金融企業組織形式的演變和優化。其中銀行保險合作發展的銀保模式以及全能銀行模式，推動著國際金融企業競爭實力的不斷提升，也迫使金融企業尋求一切方式提高自身實力，不斷擴張規模，發揮規模經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規模經濟是研究經濟組織的規模與經濟效益關系的一個基本概念，指經濟組織規模的不斷擴大，而導致經濟效率不斷提高、平均成本不斷的降低。因擴大規模而降低平均成本的，均稱之為具有規模經濟；因規模擴大的，平均成本不變或者升高者，稱之為缺乏規模經濟或規模不經濟。不過當經濟單位規模擴張到一定程度之后，會出現規模不經濟。根據產業組織理論，內在的規模不經濟是由于組織規模變大后，更難于協調、監督和管理，導致交易成本顯著增加，造成整個組織經營管理效率下降的傾向。大型金融機構的規模不經濟通常變現為盈利能力低、效率低下和比較弱的資本結構。
二、保險業發展的規模經濟因素
國際金融保險市場的競爭日益加劇，金融保險業通過戰略重組提高自身實力，擴大經營規模，提高規模效率，所以跨業務部門并購浪潮不斷涌現。例如美國保險業的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的合并，歐洲銀行保險業的并購也涉及310億美元。根據Sigma（2006），1999-2004年期間，日本發生規模較大的并購交易，期間Meiji Life與Yasuda Mutual Life合并，Prudential US收購了Kyoei Life，Tokyo Mutual Life和Daido Mutual Life以及Taiyo Mutual Life進行了合并。這些公司合并均著眼于擴張規模，提高規模效率。
規模的擴張若能夠帶來成本的降低，證明該經濟單位具有規模經濟效率。以銀行保險業最發達的法國情況來看，用銀行保險形式的公司明顯比傳統保險公司更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傭金和成本在總保費收入中的比重，銀行保險機構能夠控制在10%左右，傳統的保險公司比例則通常高于10%，甚至達到20%。不過由于行業的特殊性，銀行保險和一般企業的規模邊界有所不同。對于一般企業而言，規模的追求很可能僅僅受到某種數量邊界的限制，因為超過某種邊界，將導致規模不經濟。但是，對于銀行保險而言，由于各國法律和監管的規模定，其規模最直接的限制就是自己既定的資本量以及現有的資產質量。所以在通常情況下，按照資本量和資產質量來選擇和決定規模邊界，是銀行保險最為現實的選擇。
三、銀行保險在風險管理上的規模經濟效應
保險機構和銀行的聯合將有效提高在風險處理上及風險管理領域的效率，在多個層面體現規模經濟效應。兩類機構的風險類別雖然有一定差異，但就風險管理和處理的技術手段、管理技能、專業人才方面具有較多共同點，兩類機構的資產風險和負債風險的處理方面可以充分發揮上述幾方面的規模經濟，從而提升規模效率。保險機構及銀行對規模擴張的追求，以及上述多種要素產出效率的提升，導致生產邊界不斷擴張，從而實現更多的風險聚集。在不同層面上，風險的管理將體現規模經濟效應。
一是風險集中與公司總風險。雖然對公司總風險的估算仍是保險機構和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難題，因為不同類型的風險估計差別顯著，總風險的估算基本上是各種風險評估的混合。集中風險的方法基本上是對歷史數據的統計，計算凈回報率的概率分布，并且計算分布的標準差。雖然各種風險匯總過程中對各種具體風險之間的權衡和相互之間的抵消程度是非常復雜的過程，但是通過擴展企業生產邊界，擴展風險處理邊界，擴大風險承擔總量，仍可以提升幾個類別風險的估計精度。
二是對保險機構的承保風險處理效率的提升。根據實際情況來看，保險市場處于一種分割狀態，不同類別、地域、客戶群、渠道等指標的保險風險具有顯著的風險差異性，從而呈現了割裂的保險市場。銀行保險機構規模的擴張，承保風險規模的擴大，實現較細類別風險處理量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在概率上提高精算技術上估計的準確程度，降低定價方面的精算風險，從而有利于降低整個精算風險。
論文摘要:理論分析表明銀行在達到一定規模之后,規模經濟彈性系數隨著其規模的擴大趨于上升,規模不經濟性越來越強;采用超越成本對數函數法的實證研究,卻得出了從1994年到2005年,我國商業銀行規模彈性系數趨于下降,規模經濟性越來越明顯,銀行效率趨于提高的結論。本文試圖從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因素來解釋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悖論。
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增長,無論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規模都迅速擴張。我國商業銀行規模是否經濟,近幾年來我國商業銀行規模與效率的關系如何,都將成為本文研究的重點。
一、 文獻 綜述
各國學者對銀行業的規模經濟問題運用各種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這些研究關注的焦點在于銀行業是否存在規模經濟,以及規模經濟在多大的范圍內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銀行業的規模經濟效應,認為不管自身規模大小,給定其他條件不變,銀行規模擴大一倍,平均成本將下降5%~8%;lavrence(1989)發現總資產小于1億美元的商業銀行存在規模經濟;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總資產在10~60億美元變動時,其銀行效率會逐漸減小,總資產超過60億美元的銀行出現了規模不經濟現象;ashton(1998)對英國銀行業的研究表明,規模小的銀行具有較高的規模經濟性質,總資產在50億英鎊以上的銀行出現了規模不經濟;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銀行通過并購途徑有助于實現規模經濟效應,但是大銀行無法達此結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歸分析方法對80個發達國家和 發展 中國 家的銀行效率的研究發現,資本、通貨膨脹、銀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和利潤率正相關,同時,股權結構對銀行利潤率的影響比較顯著。
國內相關領域的研究出現的比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運用經營效率指標和成本費用指標對中國商業銀行進行比較研究后發現,新興商業銀行的獲利能力和經營績效明顯高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趙懷勇和王越(1999) 通過對資產收益率及市場集中度等相關經濟指標的比較,指出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產收益率低下直至虧損的主要原因是,支撐銀行績效的國民經濟總體效益較低。趙旭(2000) 運用數據包絡分析法(dea) 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1993-1998 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國有商業銀行相對于外國銀行而言,其絕對規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現有的經營、服務與管理技術條件,其有效的經濟規模又比實際規模要小。杜莉、王鋒、齊樹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數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國情,對我國銀行業的規模經濟狀況進行了實證分析,其判斷標準是成本——規模彈性系數e。在不考慮不良資產的情況下,其結果是我國商業銀行在規模上還有很大的擴張空間;然而,將不良資產考慮在內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普遍呈現出了規模不經濟。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銀行實現規模經營和高效率應該保持的規模大小、各種影響銀行規模經濟的因素和商業銀行規模的擴展空間等方面。而本文試圖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得出我國商業銀行規模與效率的關系特征,并結合我國商業銀行近年來經營的一些基本指標數據對此進行經濟學解釋。
二、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理論分析
銀行規模經濟是指隨著銀行的業務規模、人員數量、機構網點、 金融 產品的擴大和增多而發生的單位運營成本下降、單位收益上升的現象,它反映了銀行經營規模與成本收益的變動關系。如圖
假定銀行主要經營存貸款業務。在圖中,橫坐標表示銀行的營運規模,即機構網點規模所能收的資金量;縱坐標表示銀行的成本價格,即銀行存款和平均利率與費用支出成本。圖中的lac為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mc為長期邊際成本曲線必將經過其最低點e。lac、lmc曲線描述了成本與規模的關系,如圖所示:在經營規模小于oq階段,邊際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張而趨于下降;相反,在經營規模大于oq時,邊際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張而趨于下降。最低的長期平均成本發生在經營規模為oq點上,由此可以知道,銀行的最適規模為規模oq。
依據經濟學理論,規模經濟性通常利用總成本對產出的彈性來衡量,用來描述規模經濟彈性系數(總成本對產出的彈性),它的大小受銀行投入和產出水平的影響,則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可以得出，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規模經濟彈性系數 se是逐漸增大的。在經營規模小于oq階段, se<1,銀行規模變化1%所引起總成本變化低于1%,即成本的增加慢于規模的增加,此時存在規模經濟;在經營規模大于oq時,se>1,銀行規模變化1%所引起總成本的變化超過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規模的增加,此時存在規模不經濟;在最適規模oq處,se=1,銀行規模變化1%將引起總成本1%的變化,即規模與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時處于規模經濟與規模不經濟的臨界點。
三、商業銀行規模及效率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數據的處理
根據商業銀行的經營的特點，本文利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法作為估計銀行的成本及其生產函數的方法。對于多種投入和產出的銀行，其對數成本函數可以表示為：
其中：tc表示總成本，y表示商業銀行的產出，只 表示第i種投入品價格。 把商業銀行的產出定義為貸款和投資，用 y表示貸款和投資的總和，將投入定義為資本、勞動及存款，他們的價格分別用r表示。則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可以表示為：
根據規模經濟的相關理論，利用總成本對產出的彈性來衡量銀行的規模經濟性，即：
在指標數據的 計算 過程中,總成本是指銀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營業費用以及營業稅金及附加等;銀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總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儲蓄存款、長期存款及長期儲蓄存款的總和;投資是指債權投資和股權投資之和;資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資產折舊于年度固定資產凈值的比值,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資產凈值與存款總額的比值來近似表示;勞動成本(pl)是指銀行雇員的工資總額與銀行員工總數的比值,本文采用營業費用與存款總額的比例表示;r表示資金運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額與存款總額的比例來表示。
本文所選取的樣本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 交通 銀行、浦東發展銀行、光大銀行和中信實業銀行8家商業銀行,研究期間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標數據系根據中國金融年鑒(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業銀行1994-2005年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數據是截面數據,所采用數據均通過價格指數調整至1994年。
應用 eviews3．1軟件，經過多次迭代，得出檢驗結果在 10％置信水平下都是顯著的。根據公式(3)得出如下的規模經濟(se)彈性系數的計算公式：
利用上面計算的參數估計結果，可以計算出各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se)彈性系數如附表所示。
(二)實證研究結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進的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各商業銀行的規模經濟彈性系數的值均大于 1，即我國的商業銀行普遍存在著規模不經濟(如附圖所示，我國商業銀行規模均處于q點以右)。從附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從 1994年至 2005年以來，隨著商業銀行規模的擴大，其規模經濟彈性系數卻一直呈下降的趨勢，規模經濟性越來越明顯。這與理論出現了顯著的相悖，我國商業銀行實現了規模擴大，同時銀行營運效率則提高。這一雙贏的狀態是怎么形成的呢?這說明了我國商業銀行新增資產邊際成本降低，同時贏利能力有所提高。我們可以從影響我國商業銀行規模經濟性的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方面進行分析。
1、商業銀行規模 經濟 性增強的內在影響因素
(1)銀行的信息技術水平。我國商業銀行的技術水平在近年來得到了顯著的進步。技術開發力度逐年加強，如成立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等虛擬銀行，依賴其長期固有的、龐大的顧客群，使得新技術被利用的效率較高。借助信息技術，銀行業可以超越時空、地域、交換位置，共享資源，實現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業銀行從服務到管理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革，商業銀行以搶占 金融 服務競爭的制高點為奮斗目標。技術上的創新實現了規模經濟在一個起點上的飛躍，實現了一個更高層次、更優的規模經濟效應。
(2)銀行的治理結構水平。我國商業銀行體制在近年來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幾年來 中國 銀行、建設銀行、工商銀行相繼上市，銀行內部產權結構得到了優化。其次，推進內部組織管理體制的改革，責權利緊密結合的靈活經營機制得以完善。再次，基本實現傳統人事管理模式向 現代 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轉變，逐步建立起適應經濟金融全球化 發展 需要和現代商業銀行特點的一整套先進的人力資源管理運作模式。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國商業銀行過高的管理費用，減少了銀行利潤的消耗部分；使銀行的規模擴張充分考慮到了規模與利潤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達到了銀行總成本有效率運行的狀態。這使得我國商業銀行管理運營模式和內部管理機制進一步規范，提高了其市場化程度和贏利能力。
(3)銀行的交易費用水平。交易費用可以被定義為銀行進行借貸交易活動所投入資源的價值量度，其大小和結構的變化必然對商業銀行的經濟效益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一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質量，二是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來，銀監會一直把銀行業不良貸款的下降作為監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斷推動商業銀行積極清收貸款和利用撥備核銷貸款損失，提高信貸資產質量，連續幾年實現了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比例的“雙下降”。而衡量商業銀行盈利能力的兩個基本指標資產收益率和人均創利率，在近幾年來也有了長足的發展。以工商銀行為例，根據中國金融年鑒的統計資料 計算 ，2005年其資產收益率為0．52％，而 1994年僅為 0．16％；2005年其人均創利率為 6．81萬元，而 1994年只有0．75萬元。可以看出，銀行的交易費用水平是逐漸遞減的。這為銀行擴大規模創造了條件：規模擴大促使單位交易費用遞減，而單位費用的遞減，又可以促進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提升規模經濟效益。
2．商業銀行規模經濟性增強的外在影響因素
(1)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兩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在正常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與銀行規模經濟正相關。我國近幾年來經濟一直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每年保持 9％以上的增長速度，這必然為銀行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基礎，提高了銀行規模經濟性。
(2)銀行的業務創新程度。銀行業務創新使得其規模經濟的邊界不斷擴大。近幾年來，我國商業銀行陸續開展了個人消費信貸、工資等新業務。這些業務在不增加銀行網點的情況下增加了銀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規模效益，無論在資產業務、負債業務還是在中間業務方面的創新越來越提高了其經營的規模經濟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金融工程的應用，銀行能夠以更低的成本來滿足投資者收益性、流動性、安全性和風險分散化的要求。這些都擴大了銀行經營的生產邊界，使其在規模擴大的同時保持了經營效率的提高。
(3)銀行業的市場結構水平與政府干預情況。市場結構與規模經濟的關系表現在，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有利于銀行業規模經濟的形成。1994年至今，隨著國有專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和眾多商業銀行的成立，加上外資銀行的大量進入，中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市場份額上看，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市場結構具有寡頭壟斷的特征。但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我國商業銀行的數量不斷增多，不同規模、不同性質的銀行大量出現，壟斷程度逐步降低，競爭也日趨激烈，這一過程有利于提高銀行業的規模經濟性。
目前，我國金融監管當局對銀行業的管制也日益放松，這有利于提高公眾利益，增加社會福利，另一方面也降低大量的進入成本，促進了了競爭，提高了銀行效率。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更加符合了標準的商業銀行管理運營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預 企業 的經營，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較靈活。同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也逐漸卸下了國家政策性貸款業務，在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務和競爭性手段開拓市場，其市場化程度和贏利能力大大加強。
四、結 論
理論分析表明銀行在達到一定規模之后，規模經濟彈性系數隨著其規模的擴大趨于上升，規模不經濟性越來越強；我們采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法的實證研究，卻得出了從 1994年到 2005年，我國商業銀行規模彈性系數趨于下降，規模經濟性越來越明顯，銀行效率趨于提高的結論。同時從商業銀行規模經濟的內部和外部兩方面的因素對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悖論進行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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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問題的論述,近幾年來經常見諸報刊。許多農經界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討,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見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識,即 必須改變當前狹小的農戶生產現狀,擴大和優化農戶土地經營規模。但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經濟學理論依據、土地規模大小與生產成本、經濟效益之間的經濟數量關系,以及適度規模的量化標準等,卻鮮有論述 或者論述很不深刻。從經濟學的角度,特別是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來研究,最終一般都要歸結于數量關系, 才是明確的,具體的,才能對解決實際問題有所幫助。本文試圖根據經濟學的觀點,以定量的方法,探討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
二、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經濟理論依據
規模,按照一般定義,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間范圍內量的聚集程度。一個生產單位的規模,是指在生產單位這一空間范圍內各種經濟數量的聚集程度。生產單位內的經濟數量,從投入——產出的角度來講,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產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為變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關于生產單位的規模,有許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第一種以勞動力數量作為衡量生產單位規模的標志;第二種以固定資產原值作為生產單位的規模;第三種以產量作為生產單位的規模。規模定義的內涵不同,則有關規模經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也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現在的問題是:在農業這一特定的生產領域內,應當采取哪個“量”作為農業生產單位的規模。 我們認為,農業生產單位的規模一般應當以固定投入的數量為衡量標準,在我國農業現代物質技術水平較低的條件下,土地是農業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數量作為衡量農業生產單位規模的標準,具有現實的意義。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國農村實行農業,除個別集體農場或專業隊經營外,絕大多數為農戶家庭經營,即一個農戶家庭為一個農業生產單位,土地規模過于狹小。目前,許多專家學者所論述的農業適度經營規模及其提出的各種擴大和優化農戶土地規模的措施,也是以農戶經營土地數量為依據。因而,為保持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研究的連續性,把土地數量作為農業經營規模標準,也是適合的。原因之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土地是農業中最稀缺的生產要素,無論國家還是農戶,為了獲得最大收益,都必須充分發揮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潛能。因此,把土地數量作為農業生產單位規模標準,研究土地規模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更具有現實的意義。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主要是規模經濟理論。所謂規模經濟,描述的是生產規模與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關系。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下降到某一點,開始上升,如下圖所示。生產單位的規模在Q之前,隨著規模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只要小于Q的規模投入仍然處于規模經濟區;規模擴大經過Q點繼續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則隨著規模擴大而不斷上升,故大于Q的規模投入,則處于規模不經濟區。而Q點的規模則為產品市場成本最低點,是最佳經濟規模。 (附圖 [圖])規模與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這種關系,是由內在經濟與外在經濟決定的。所謂內在經濟是指生產單位的規模擴大時,可從其自身內部的經濟資源配合與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規模擴大,可以使用更先進的 技術,可以綜合利用副產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勞動潛力或相對減少管理人員,可以減少一些共同生產費用等。但是,如果生產規模過大,則又會由自身內部資源配合不協調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減少,這叫做內在不經濟。如,由于規模擴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種資源閑置,或某種費用增多,或某些效率減低等。所謂外在經濟,是指由于生產單位規模擴大,能給有關的生產單位帶來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而使相關的原材料供應、信息、技術和銷售服務等生產單位,得到較多的業務量,獲得較高的收益。與外在經濟相對的是外在不經濟,這是指由于生產單位規模擴大,而會給別的有關生產單位帶來損失或損害,如引起競爭加劇、銷售困難、運輸緊張和環境污染等。 規模經濟還可以用廠商理論中的長期平均成本曲線來說明。如下圖所示。圖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 成本曲線,LRAC表示長期平均成本曲線。SRAC的每一條曲線代表一個生產規模狀態,曲線上的每一點都具有相同的規模。LRAC表示長期平均成本曲線,在這條曲線上的每一點都代表著不同的規模狀態。從圖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線SRAC在開始階段是下降的,即隨著可變投入的增加,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單位產品平均成本開始隨可變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長期平均成本曲線LRAC,在開始階段,隨著規模的擴大,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不斷下降,但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單位產品平均成本開始不斷上升。在圖中,SRAC這一規模狀態下的實際成本是T[,1]所在點表示的成本C[,1],而這一規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點表示的成本C[,2],這表示SRAC[,1]這一規模不是最佳規模。生產者可以在長期內不斷調整規模。隨著規模沿LRAC繼續擴大,直至SRAC[,3]這一規模此時短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與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重合,單位產品平均成本最低,該規模即為最佳規模。這里需要說明,單位產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可變投入,使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從T[,1]下降至A。另一種是通過擴大規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變投入),使單位產品平均成本從T[,1]降至T[,2]直至T[,3]。我們所說的規模經濟指的是第二種方式,即由于規模擴大而導致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與規模經濟相類似的有一種叫做比例經濟或比例報酬,實際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經濟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產出變化。用生產函數表示,Y=f(x[,1],x[,2]),當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時,生產函數變為Y·K[n]=f(K[,x[,1]]K[,x[,2]])。n是一個指數,n=1表示比例報酬不變;n>1表示產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報酬增加;n<1則表示比例報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數舉例說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變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這里n=α+β,根據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斷比例報酬增加還是減少。(附圖 [圖])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應當是規模經濟而不是比例經濟。實際上,可能有的單位也混有比例經濟因素,但從規模經營的主體來講,種植業主要是擴大土地規模,而不是土地、勞動力、資金同比例擴大。特別是目前我國農業勞動力已嚴重過剩,如果再增加勞動力,將使農業生產要素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經濟。所以,比例經濟不是我國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理論依據,而且實行規模經營,還必然導致投入生產要素比例 的變化。規模經濟將會產生規模效益,但是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規模經濟,是指由于規模擴大而導致單位產品平均成本下降。規模效益是指規模擴大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的增加。從表面文字來看,似乎沒有 多大差別,但只要做點數量上的仔細分析,就可看出其區別和概念上的差別。我們可以通過下面圖示,來分析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的區別。圖中,P表示產品價格,LRAC是長期平均成本曲線,D點是單位成本最低點。在C點,單位產品成本為P′,高于價格P,總成本為P′OQ[,1]C;規模擴大至A點,單位產品成本與價格相等,總成本為CQ[,1]Q[,2]A,CQ[,1]Q[,2]A與P′OQ[,1]C相比較,減少的這部分即規模效益,是由規模擴大帶來的。規模從Q[,2]至Q[*],由于單位產品成本繼續下降低于產品價格,總成本小于總收入,產生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從Q[*]繼續擴大生產規模,單位產品成本開始逐漸上升,進入規模不經濟區域,但由于單位產品成本仍低于價格,擴大規模仍會增加收益,因此,規模擴大將持續到Q[,3],即單位產品成本上升至產品價格P為止。在Q[*]至Q[,3]這一階段上,盡管已處于規模不經濟區域,但卻仍會產生規模效益。所以,規模經濟只是考慮成本的下降,而不考慮價格因素。規模效益則是由成本和價格共同決定的。也就是說,規模經濟未必產生規模效益,比如當前一些成本高,價格低的農產品生產;規模不經濟也可能有規模效益,比如成本低,價格比較高的農產品生產。同時,通過對規模經濟與規模效益的綜合分析,可以推出一個重要的結論。農戶為了經濟利益,獲得最大的規模效益,在最佳規模Q[*]以后,仍會繼續擴大規模。但是,如果單位產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產率下降的原因 造成,如廣種薄收,粗放經營,那么,這種擴大經營規模的行為將會導致社會總產量的下降。盡管農戶會因 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這就是說,在講求微觀經濟效益的同時,也要講求宏觀經濟效益,講求各種資源利用的最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
關鍵詞：高校；規模經濟；DEA模型；擴招空間
一、高等學校規模問題導入
高等學校是大學、專門學院和高等專科學校的統稱，簡稱高校。從學校類型上來講，高校可以分為普通高等學校、成人高等學校、民辦高等學校等，從學歷上來講，高校包括專科、本科、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四個層次。1999年，我國開始實行“高校擴招”政策，該政策實行至今，為我國高等教育帶來了不小的變化。
高等學校規模擴大呈現規律。
對于高等教育而言，教育成本中大部分屬于固定成本，高等學校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即增加一名學生不會使學校的總成本有所變化，并且也不會對其他學生上學有所影響。在一定范圍內，學生數的增加不會影響教學質量，但高校生均成本隨著學生規模的擴大而降低，高校辦學顯現出規模經濟現象。但當學校規模擴大到超出現有資源水平能夠滿足的范圍，資源的超負荷使用會造成教學質量的下降，高校需要新的資源，例如修建教學樓、宿舍、食堂、增加教師數量等，新資源的投入又將導致辦學成本上升。我國從1999年高等學校擴招到現在已經進行到一個階段，高校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不同類型的高校呈現出不同的規律。
因此，我們需要建立數學模型，通過定性、定量的分析，判斷我國高等學校在經過擴招之后有無出現規模經濟現象或規模不經濟現象，并且對高校擴招政策在今后的實施提出合理建議，促進我國高校合理辦學。
二、模型構建
（一）高校規模經濟模型
1.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
對于DEA（數據包絡分析法）模型在高校規模問題上的使用，我們給出以下3點假設條件：
（1）高校是提供本科生產出、研究生產出、科研產出的一種社會組織。現實中，高校當然不僅僅提供這三種產出，還有例如成人教育、留學生教育、第三產業等，但本科生培養、研究生培養、科學研究是高校最主要的三種活動，因此，本小組將高校產出限定于這三種具有合理性、科學性。
（2）辦學規模主要以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生人數測度。嚴格講，規模指某種生產能力，但生產能力難以測度，所以一般用產出能力代替。
（3）以在校本科、研究生人數以及發表學術論文數為輸出變量，輸入變量設為在職教工人數、教育經費和圖書冊數。
2.模型構建步驟及模型形成
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構建的模型是C2R模型和BC2模型同時使用。C2R模型計算出的效率是包含規模效率的技術效率，即總體效率。BC2模型得到的效率是純技術效率。數據來源教育部2008統計數據。
我們導入C2R模型：設
xij=DMU對第i種輸入的投入量
yij=DMU對第r種輸出的產出量
vi=對第i種輸入的一種度量
ur=對第r種輸出的一種度量記為
x■=（x■，x■，……，x■）■，j=1，…，nY■=（y■，y■，……，y■）■，j=1，…，nv=（v■，v■，……，v■）■，u=（u■，u■，……，u■）■.（1）
這里，Xj和Yj分別為DMU的輸入向量和輸出向量，v和u分別為與m種投入和s中輸出對應的權向量，為變量。
決策單元j的效率評價指數
hj=■，j=1，…，n
令ε>0是一個非阿基米德無窮小量，ε是一個小于任何正數且大于0的數。考慮具有非阿基米德無窮小ε的C2R模型，它的對偶規劃為
min[θ-ε（eTS-+eTS+）]■X■λ■+S■=θX■
■Y■λ■－S■＝Y■λ■≥0，j=1，…n，S-≥0，S+≥0.（2）
這個模型的解析表達式為minθ
x11λ1+x12λ2+…+x1nλn-θx1j0≤0x21λ1+x22λ2+…+x2nλn-θx2j0≤0……………………………
xm1λ1+xm2λ2+…+xmnλn-θxmj0≤0y11λ1+y12λ2+…+y1nλn≥y1j0y21λ1+y22λ2+…+y2nλn≥y2j0……………………………ys1λ1+ys2λ2+…+ysnλn≥ysj0λ1，λ2，…，λn≥0（3）
設λ0，S－0，S＋0，θ0為上式的最優解，用matlab編程可以解出θ0， S+0，S-0的值。
具體程序請參見附錄
在C2R模型中引入約束條件∑λj=1，我們就可以得到BC2模型，如果將C2R模型的效率值除以BC2模型的效率值即可得到被評價單位的規模效率。即規模效率=C2R生產效率/BC2技術效率。規模報酬是指生產模式發生變化時所帶來的產量變化。我們令ψ=∑λj，當ψ=1，表示規模報酬不變，當ψ1時，表示規模報酬遞減。我們依次來判斷它是否屬于“規模經濟”。
（3）模型計算結果
我們對教育部直屬的76所高校原始數據進行一一篩選，刪除有缺省數據的高校，最終得到57所高校的完整數據表格。
用之前matlab編寫的可以解出θ0，S+0，S-0，值的程序得到了57所高校的對應總效率值、技術效率值、規模效率值和規模報酬，如表1所示（節選自57所高校計算數據）
表117所高校的DEA效率值
注：表1中，規模報酬遞增的表示屬于規模經濟，規模報酬遞減或不變的表示規模不經濟。
通過DEA模型的matlab程序計算，我們得到：
（1）規模經濟學校：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南開大學、東北師范大學等。
（2）規模不經濟學校：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北電力大學、天津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蘭州大學等。
在這57所高校中有18所（31.58%）為規模經濟學校，有39所（68.42%）為規模不經濟學校。分析這57所高校所屬類型，我們可以發現，在規模不經濟學校名單中，綜合性大學占多數，相應的，在規模經濟學校中，絕大多數為非綜合學校（包括師范、理工、財經、語言、政法、藝術等院校）。針對這種結果，我們推測出以下解釋：綜合性大學包含的學科多、辦學規模大，多數綜合性大學都曾進行過各種規模的合并，因此，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綜合性大學的學生數量急劇增加，導致其規模收益達到最大值后進入下降階段，產生經濟不規模現象。相應的，對于非綜合性學校，他們的專業限制大，規模擴大的速度相對緩慢，因此，他們正處于經濟規模狀態，學生數量的增加仍然能給高校帶來規模收益，學校擴招仍然具有一定的空間。
【參考資料】
[1]張壘，唐恒.《基于DEA的高校知識產權投入產出效率評析》.高等教育研究.2010，（1）.
[2]陳俊霞.《關于DEA有效性理論的一點探索》.2006，（11）.
[3]彭育威，徐小湛，吳守憲.《matlab在數據包絡分析中的應用》.2002，（2）.
[4]彭芳麟.《計算物理基礎》.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2009，（1）.
[5]教育部直屬高校2008年基本情況統計資料匯編.
附錄
clear
X= [...]'；
Y= [...]'；
n=size(X'， 1)；
m=size(X，1)；
s=size(Y，1)；
b=0；
epsilon=10^-10
f=[zeros(1，n) -epsilon*ones(1，m+s) 1]
A=zeros(1，n+m+s+1)
L=zeros(n+m+s+1，1)
F=[]
G(n+m+s+1)=-inf
for i=1:n；
C=[X eye(m) zeros(m，s) -X(:，i)
Y zeros(s，m) -eye(s) zeros(s，1)]
E=[zeros(m，1)
Y(:，i)]
w (：，i)=LINPROG(f， A， b， C， E， F， G)
end
w；
for o = 1:k %check from DMU o=1 to the last
c=-[X(：，o)' zeros(1，j) 1 0 zeros(1，k)]
b=[1 zeros(1，k)]'
A=[zeros(1，i) -Y(：，o)' 0 1 zeros(1，k)；X' -Y' ones(k，1) zeros(k，1) eye(k)]
%
[zmax， ibasic， xbasic]=PPL(A，b，c)；
Mult=[xbasic；ibasic]；
Efc(1，o)=o；
Efc(2，o)=-1/zmax；
end
theta=w(n+m+s+1，：)；
Lambda=w([1:n]，：)；
Symsum(Lambda)=1
“大規模”是資本主義最主要、最流行的生產方式。即使在全球產能過剩、過度消費席卷世界的今天，針對大規模生產式微的現狀進行的柔性改革――將“產品形成的決定權轉移給消費者”的大規模定制，也沒從根本上改變企業追求規模的目標。因為規模經濟的好處實在難以抵御：生產成本大大降低了，勞動生產和管理效率大大提高了，花樣翻新的商品被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極大豐富了人們的消費需求。可是，這些好處并不是沒有代價的。當前的危機讓我們意識到，在大規模看似“經濟”的背后，也掩蓋了很多的“不經濟”，比如環境被嚴重破壞。消費者多元化需求得到極大滿足的背后，也有著驚人的浪費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這些矛盾在經濟危機爆發的時代，尤其顯得觸目驚心。
回顧歷史就會發現，這些矛盾從來就沒有消失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總是在不知不覺中把資源過多配給了富人或者富國：一邊是饑餓的人們在街頭排隊等著救濟，一邊是成噸牛奶往海里倒；一方面是成千上萬的家庭三代同堂擠在狹小黑暗的“公屋”里，一方面是大批樓盤空置，富人的豪宅別墅一套比一套大；在美國，沃爾瑪等大型超市充斥著大量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大批舊款式的T恤衫和鞋子被當成垃圾堆在倉庫里，而在非洲的一些國家，很多孩子的童年都是光著腳丫度過的。泡沫破滅之后人們才發現，購買商品的消費者中很多都不具備實際償付能力，而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者其實并不需要那么多。產能過剩造成的巨大浪費和閑置大大抵消了大規模生產的經濟效益，過分追求規模經濟的長期后果是整體社會的不經濟。
大規模生產得以為繼的前提是消費者具有巨大、持續、穩定的需求，真正有效率的大規模生產方式需要通過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取得規模經濟。但是，在技術革新遇到瓶頸、制度變革難以進一步推進的時候，不切實際的規模經濟目標將迫使企業以涸澤而漁的方式使用地球資源和社會資源，而與大規模生產相適應的消費者至上的市場策略也對消費行為產生了逆向影響，人們不再滿足于自身的實際需要，價值相對主義成為市場經濟的主流消費價值觀，人作為社會主體的責任感日漸衰落。歷史循環上演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就是給人類社會傳達了一個重要的警示信號：以個體經濟利益為終極目標的規模經濟是一種不穩定的均衡，經濟秩序必將在某個時點上被破壞，全球化則加劇了這種破壞性的深度和廣度。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獲得的高速經濟增長，除了“制度紅利”和技術進步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以外，還有相當大的成分是通過難以為繼的“產能泡沫”貢獻的。規模和速度是過去中國企業發展的兩大目標。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制造的模式還助長了美國超前消費的狂潮。事實上，中國不少地方的大規模生產是非常“不經濟”的：大批農林耕地變成了廠房，清澈的河流變成了污水泥潭，農民工的孩子不得不留在家鄉，成為大批有情感隱患的留守兒童。然而，以上這些要素的成本卻無法記入生產商的賬簿上，也不在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之列。如果政府不能借危機反思過去的決策方式，企業和消費者汲取教訓改變行為方式，把科學發展觀落在實處，重塑和諧與責任的社會倫理，中國也很容易掉入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