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01 09:18:31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微觀經濟現代觀點，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3.在財政僅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迄今為止在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具體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則來取得和配置歸政府支配的資源方面，其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也是我國現實財政工作缺乏效率和嚴重浪費的關鍵原因之一。這與西方財政學所進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觀經濟分析，是形成鮮明對比的。為此，借鑒西方財政學的微觀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國的財政問題，也是我國財政研究亟須開展和加強的領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財政學僅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交叉學科？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關鍵詞：中級微觀經濟學；微課；案例教學
1課程教學目標與教材的選擇
微觀經濟學是我國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初級微觀經濟學主要注重經濟學基礎知識的傳授。而中級微觀經濟學作為培養學生經濟學思維和科研興趣的專業基礎課，其教學目標是使學生把握微觀經濟理論的框架體系，而且還要培養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使學生在掌握理論知識的基礎上，能夠運用理論知識對現實中的經濟現象和問題做出分析和解釋。選擇一本合適的教材是實現這一教學目標的重要條件。筆者所在學校的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創新與試驗班等多個專業均開設中級微觀經濟學課程。結合這些專業的學生的知識基礎，綜合考慮后，筆者選用美國經濟學家哈爾•R．范里安編著的《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作為中級微觀經濟學的授課教材。該教材內容豐富、編排有序、推理嚴謹，層層深入。該教材還配有課后習題與解答，便于學生自學和鞏固知識。
2授課過程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2．1學生難以理解抽象的模型和理論
中級微觀經濟學里面有很多比較抽象的數理模型和數學推導，采用了“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動態分析”等分析方法，學生必須具備良好的數學基礎和邏輯推理能力，才能充分理解這些經濟學模型。不少學生尤其是文科生在學習這門課時感到比較困難。教材里面有幾個章節還涉及概率論的知識，比如“不確定性”、“風險資產”以及“拍賣”這三章就涉及均值、方差、期望效用等概念。筆者授課的學生在第二或第三學期就開始學習中級微觀經濟學，然而學生此時尚未學習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的課程。如果直接按照教材上的內容來講授這部分知識，學生就會一頭霧水，無法理解。
2．2部分學生缺乏濃厚的學習興趣
微觀經濟學里面有一些基本的理論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是一致的。對于這些看似簡單的基本理論，學生很可能會覺得早已對其熟知，沒有新鮮感，從而學習興趣不足。對于那些比較抽象而艱深的內容，部分學生則有畏難情緒，不愿深入鉆研，也就不能完全理解和掌握。
2．3教材的內容繁多而課時不足
中級微觀經濟學涉及面廣，涵蓋的內容很多，但其教學時數一般都是51課時，課時明顯不足。教師為了趕教學進度就必須快速講授，無法保證每堂課都有良好的教學效果；或者是每節課盡量詳細講授且留出足夠的與學生互動的時間，卻無法完成全部的教學計劃，在教學效果和教學進度之間往往顧此失彼，不能保證學生能夠有效地掌握知識。
3改善中級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建議
3．1應用“微課”提高課堂效率
“微課”是近幾年發展起來的一種新型教學方式，具有針對性強和時間短的特點。“微課”的核心組成內容是圍繞某個知識點（重難點與疑點）錄制內容短小精煉的課堂教學視頻，同時還包含課件、練習測試及師生在線問答互動等輔教學資源。學生要學好《中級微觀經濟學》這門課程，不僅需要高效的課堂學習，還需要課后復習與做習題進行知識點的鞏固與強化訓練。微課作為課堂教學的一種有效補充形式，可以讓學生自主利用課余時間來學習，也可以壓縮很多知識點的授課時間，給教師在課堂上加強案例教學和師生互動留有更多余地，提高課堂教學效率。一方面，為了讓學生能夠真正充分利用微課資源，必須加強學習過程的管理，可采用學習情況匯報等方式將微課學習納入課程成績的考核。教師也要根據學生的反饋不斷改進微課課件的形式和內容。另一方面，目前我國的高校普遍在進行課程建設，如果同一門課程的微課資源不進行有效整合，就會造成教師重復勞動和課程建設成本的增加。因此，高校之間有必要加強微課資源的共建與共享，提高課程建設的效率。
3．2借助案例教學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中級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性較強，學生難以理解那些枯燥的概念和抽象的數學模型。采用案例教學法，以案例引出理論、以案例印證理論，或者以應用理論來分析案例，都有助于學生提高學習興趣。教材中的案例多數是國外的案例，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學生理解理論，但是與學生的日常生活并非密切相關。教師應該多采用那些學生很熟悉的經濟現象作為授課素材，并啟發學生開拓思路。例如在講授“拍賣”這一章時，用學生很感興趣的網上競拍的案例來導出問題，分析競拍者應采用什么樣的報價策略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又比如在講授“機會成本”時，首先不直接提出機會成本的概念，而是先讓學生討論“破窗”這種很可能發生在身邊的現象。有人認為破壞玻璃窗可以通過乘數效應而創造大量需求，這種觀點乍一看似乎有理，但實際上是片面的、似是而非。啟發學生思考“破窗理論”的謬誤之處，從中引出機會成本的概念。破壞玻璃窗不僅存在機會成本，而且還導致無謂損失。也可以就此開展案例專題辯論，讓學生在熱烈的辯論中加深對經濟學理論的理解，并提高主動分析問題的能力。
3．3精心設計課堂提問，引導學生深入思考問題
整本教材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教材的不同章節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教師必須精心設計每一章的教學內容和課堂提問，啟發學生的思維，引導學生將前后章節融會貫通。例如，教材的第七章分析了社會保險金指數化與消費者福利的關系。教材中利用無差異曲線圖，根據消費者均衡點的選擇來說明社會保險金指數化為何可以增加消費者福利。若沒有繼續學習后面的內容，也許學生對該問題就不會有進一步的思考。但實際上還可以用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概念對其作出解釋。發生通貨膨脹后，社會保險金指數化只是消除了通貨膨脹導致的收入效應，但替代效應依然存在，即在實際收入不變的前提下，不同商品的相對價格變化引起消費者選擇的需求束發生變化。因而社會保險金指數化在保證消費者效用水平沒有下降的條件下，保留了物價變動帶來的替代效應，由此使資源的配置得到改善，消費者的福利增加。因此在第八章講授了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之后，就可以采用提問的方式讓學生思考前一章提出的社會保險金指數化問題還能作出何種解釋。若學生不能迅速反應，就提示學生用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的概念來分析，從而使學生既能加深對兩種效應的理解，又能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同一個問題，啟發思維的活躍性。
3．4針對不同的專業設計不同的重點教學內容
由于中級微觀經濟學涵蓋的教學內容很多，至少應安排64課時。但實際情況是除了經濟學專業，其他專業都不太可能在51學時的基礎上再增加課時。在課時非常有限的情況下，可以針對不同的專業設計不同的重點教學內容，以便學生重點掌握與本專業聯系最密切的經濟學知識。例如，為財政學專業的學生授課，應將涉及稅收和公共物品的章節作為重點來講授。對于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專業，應重點講授外部效應等內容。為金融學專業的學生授課，則應將不確定性、資產市場和風險資產這些與金融學密切相關的知識作為重點來講授。考慮到學生尚未學習概率論等數學課程，應先向學生簡略介紹相關的數學名詞與公式，再講授對應的章節。由于整體經濟的變動源于單個經濟單位決策的變化，因此消費者的偏好、選擇以及廠商供給決策等關于個體決策的內容，對各個專業都應該重點講授。總之，在中級微觀經濟學的教學中，需要采用“微課”和案例教學等各種方式提高課堂效率、提升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教師需要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不斷學習和摸索、總結經驗和失誤，才能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改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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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案例教學法是結合了案例教學與互動式教學法共同運用的一種綜合教學方式。互動式案例教學主要以案例為主導，貫穿到運用課程的知識內容中，通過互動式教學方式實現教、學雙方全面溝通，促進師生運用案例相互協商、積極探討的氛圍，在彼此平等、彼此傾聽、彼此接納、彼此坦誠的基礎上，通過理性說服甚至辯論，達到不同觀點碰撞交融，激發教學雙方的主動性，拓展創造性思維，最終以達到提高教學效果的一種教學方式[1]。
1.微觀經濟學進行互動式案例教學的必要性
微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學生基礎課程之一，屬于經濟管理類專業的核心課程，研究相適應的教學模式有利于學生對微觀經濟學課程知識的把握，是順應當前教學改革、教學模式創新大趨勢，期望達到改善和提高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目的。
1.1微觀經濟學課程的特點決定了需要案例輔助教學
由于微觀經濟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的基礎核心課程，抽象的純理論型知識體系，需要運用很強邏輯關系、或者靜態分析、動態分析、規范分析等研究方法進行微觀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學習。除此之外，大部分微觀經濟學的相關理論都需要先建立在假設條件之上，這就需要有相關的實事經濟案例進行說明，提高學習效果。
1.2互動式案例教學法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微觀經濟學的興趣和積極性
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伴有大量復雜圖形和數學知識相結合的微觀經濟學理論知識會使學生的學習過程變得枯燥乏味，互動式案例教學法則是讓學生主動參與到課堂學習中來，運用一些生動的案例，引導學生進行獨立思考，思維創新，讓學生從“要我學”模式自動轉化成“我要學”的模式。
1.3可以改變傳統的教學方式，促進符合新時代的教學模式的改革
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方式，已不適應于現在的科學理論知識的學習，學生的學習效果并不客觀。借助先進的現代化信息技術平臺(多媒體、互聯網教學平臺)，各大高校已經具備了新的教學模式基礎，這為老師傳授知識的過程節約了大量板書的時間。因此，授課教師可以運用這些時間與學生一同探討相關基礎理論知識的運用，獨立思考，互相交流，發散思維，提高學習效率。
2.互動式案例教學法在微觀經濟學教學設計中的案例選擇問題
在微觀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為了使整個教學過程以案例為平臺實現師生教學的互動，對教學案例的選擇需要具備一定的要求。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問題：
2.1教學案例應具備一定的層次結構
微觀經濟學的每章節的內容都是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選擇的案例要針對某一理論主題，根據事實經濟案例，設計相關的問題，引導學生積極思考的同時，結合理論知識的邏輯思維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框架，層層深入，從認知到對理論知識的實際運用，達到學以致用的教學目的。
2.2教學案例應先以典型性案例為引導
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因此現在的經濟學理論都是前人從一些經濟活動中總結而來。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許多經濟行為也不止會發生一次。
2.3教學案例應與教學內容相匹配
案例的選擇與編寫應根據教學要求的需要，既要做到與教學內容相匹配，又要做到貫穿到整個教學設計中。因此，學生們可以運用案例進行相關理論知識的理解與記憶。除此之外，案例通常都源自于真實的經濟生活，貫穿整個教學內容的教學案例，便于學生靈活運用所學知識。
3.總結
綜上所述，微觀經濟學進行互動式案例教學法有助于教、學雙方在和諧互動的氛圍內相互促進，共同完成教學任務，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運用互動式案例教學法，加強了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和溝通，增強了微觀經濟學的實用性，達到了學習微觀經濟學的根本目的。
關鍵詞: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教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G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17-0227-03
微觀經濟學是工商管理專業核心課程之一,是學科基礎課。所有高等財經、管理專業均要開設這門課程,因此提高微觀經濟學課堂教學質量在高等財經、管理專業的教學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微觀經濟學由于其抽象性比較強,加上數學工具的廣泛運用,因此教師對微觀經濟學本身的理解是非常關鍵的,下面我結合自己在微觀經濟學教學的實踐,談些認識。
1 微觀經濟學課程及其教學的特點
微觀經濟學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產生和發展而形成的經濟學說,其理論體系和教學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理論體系具有綜合性
微觀經濟學以價格理論為核心,以單個消費者和單個生產者為研究對象,主要由價格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理論,市場理論,分配理論等構成;微觀經濟學中的眾多學派,產生了眾多的經濟學著作、代表人物及主要觀點,有些經濟學理論是相互補充、相互完善的,也有一些經濟理論則相互排斥、相互對立。因此,對微觀經濟學各學派的理論和觀點要有分析、有鑒別的加以學習和研究。
1.2 研究方法具有多樣性
微觀經濟學的方法論方面有抽象化、數學化的特點。數學方法在微觀經濟學的應用是非常普遍的,如微積分、求導,幾何圖形,圖表等,但是學生習慣于以普通語言邏輯來分析問題。但是我們說數學在微觀經濟學中的應用只是為了說明經濟現象經濟規律,所以說如果只有數學是萬萬不行的,它會使經濟學流于形式主義;必須把數學與其他說明的經濟現象經濟規律聯系起來才能更好的理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方法。微觀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以實證分析為主,廣泛運用數學推導和數學模型來論證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如需求函數、供給函數、生產函數等。在基本理論的論述中多將語言邏輯分析與數學分析相結合,既有抽象的概念,又有形象的圖像;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分析,特別是邊際分析法和均衡分析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微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具有可借鑒性。
1.3 研究的內容具有理論性與實用性
如何利用和配置稀缺的社會資源進行生產,以滿足人們的多方面的需求是一切經濟制度共同面臨的問題,不同的經濟制度只是以不同的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價格機制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是市場經濟體制下所普遍存在的,因此,微觀經濟學中的價格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等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對我們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政府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雖然微觀經濟學來源于西方,但它對于市場經濟運行環境、運行方式、調節手段的理論卻是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所迫切需要的,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通過學習使學生擴展理論分析的空間,懂得多角度、多范圍、多層面來分析社會經濟問題,能對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進行客觀的描述。
1.4 教學表現出以下明顯的特點
一是現代微觀經濟學具有很強的開放性,門派很多,有的觀點針鋒相對,這種理論體系上的開放性和挑戰性要求我們要有所鑒別、博采眾家之長。二是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我們不能割裂它們的歷史性。在應用上是如此,在理解上也是如此。大多數理論在教科書中都缺乏充足的介紹,這是每本教材無法避免的特點。但學習過程中不了解理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尤其是有關的學術背景,則不可能準確把握理論的淵源,對理論的認識就是不全面的。比如微觀經濟學中的關鍵術語,如邊際效用,我們最初是難于接受的,如果我們知道了邊際革命產生的歷史背景,邊際主義者的實用哲學主義的由來,邊際量的理解就不如現在那么生硬了。再如經濟學中的各流派的觀點,每一學派都有自己的理論體系,我們沒有對這些理論體系的研究,就不能了解理論的基礎。
2 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的基本特點
工商管理類專業的學生是未來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是未來的職業經理人的主要成員,他們的素質高低,直接影響著企業經營效益的好壞。這個任務要求經濟管理類專業不僅要培養他們學習“知識”,更要培養“能力”,不僅要介紹具體的管理、營銷等方面的方法、知識,也要研究公司運營中的戰略問題、生產問題、激勵員工問題,更重視實際應用性,因此就要求教師在使學生接受良好的知識性教育的同時,不斷進行教學手段與教學方法改革,讓學生將所學的知識與實際問題接觸,使其更好地適應社會和用人單位的需要。工商管理類專業學生所處的知識氛圍、校園文化及其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和未來就業方向與其他類專業的學生有很大不同,把握這類學生的特點對講好微觀經濟學這門課有十分重要。總的來講,這些學生的基本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
2.1 學生人文知識豐富,數學基礎相對薄弱
財經院校有很多文科生,有豐富的歷史、人文等方面的知識,在學習時,更希望把微觀經濟學作為一門純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來學習。微觀經濟學是經管類學生所學的一門專業課,一般在二年級上學期開設,這些剛剛接觸專業課的學生有一些相同的特點:他們雖然讀過或聽說過一些經濟理論,但經濟學知識不夠完善,沒有一條貫穿于經濟知識的主線,也不能形成體系。他們在一年級已經學習了微積分課程,但由于經管類專業文理兼收,學生數學基礎參差不齊,財經類院校學生對高等數學的學習要求與工科專業的要求不同,他們只需學習“經濟數學”。這一明顯的知識結構特點,導致學生普遍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定量分析的方法和步驟不愿深入。
2.2 學生思維方式偏重于感性認識
教學中講到經濟學家的生平、經濟學的淵源時,學生非常感興趣,而講到邏輯推導、圖、表、公式、數學證明等內容時,則不習慣接受。西方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政治經濟學之處就在于它廣泛使用數學工具進行經濟分析。但經濟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而是社會科學,對許多經濟理論的深刻理解要求學生必須具備一定的人文知識、歷史知識和社會學知識,這正是財經類院校學生的優勢。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因勢利導,結合學生的思維特點組織教學,并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進行理性思維和邏輯思維。教師要在教學中要把感性的東西理性化,理性化的東西給感性化。
2.3 學生缺乏對企業和社會的深入了解
微觀經濟學有很強的實踐性,但大學生剛剛從高中畢業,基本上是從學校到學校,理論知識學了很多,但實踐活動卻很少,有少數同學甚至對國家的基本經濟方針都難以理解。現代社會的發展特點決定了學生迫切需要了解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指導企業運營管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了解我國現在的企業的管理體制、管理現狀及其深層次原因。因此,“理論聯系實際”是微觀經濟學教學的必然選擇。
2.4 學生課前不預習,課后不復習
給學生布置的課后作業題不及時完成,在上課時有些同學才趕作業,更有甚者有一部分同學直接就是抄別人的作業答案。
3 提高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幾點建議
3.1 把握微觀經濟學的基本內容體系
這點學生往往容易忽視,他們在遇到問題以后不知如何使用頭腦中的知識,不知道應該用什么樣的理論、什么樣的工具來解決。學習過程中他們關心的是知識點而不是微觀經濟學的統一性,結果是他們難以將知識點串起來。微觀經濟理論是一個系統的學科體系,把握它的基本框架更易于掌握它包含的知識點。我在講完這門課時進行復習時歸納出如下幾點:一是要掌握最基本的概念:比如稀缺性、均衡、機會成本、市場結構、市場失靈等。二是要掌握三大均衡:需求與供給的均衡,消費者均衡(需求的均衡),生產者均衡(供給的均衡)。三是要掌握微觀經濟學的十大規律(定理):比如需求規律、供給規律、供求定理、恩格爾定理、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科斯定理等。四是要掌握二個失靈: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也就是說市場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缺陷,需要政府調節;同時政府有時也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斷改革完善。通過復習歸納使學生掌握了這門課的內容體系及重點。另外要區分政治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是從西方引進過來的,它和宏觀經濟學構成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在學微觀經濟學這門課之前,許多同學已學過政治經濟學,學習微觀經濟學,要注意不能把這兩門課混淆起來。雖然他們都屬于經濟學,但它們的理論體系與內容是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以研究生產關系為主,要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產生、發展及將來滅亡的規律,微觀經濟學不研究經濟制度本身,只研究具體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屬于規范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屬于實證經濟學,二者是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經濟問題的。所以,它們的基本概念與理論都完全不同。
3.2 著重講清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很多。學生要在短暫的時間內掌握這些內容是有困難的。這樣,在課堂教學中時就要務求精而不求多,抓住重點,講清講透重點和難點,使學生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對于其概念,決不能要求學生死記硬背,而要側重于理解。對于理論要注意它本身的推理邏輯,不要以個別現象來否定或批評一種理論。
3.3 講授法與案例教學法的并用
以講授法為主,案例教學法為輔。講授法是一種傳統的、也是一種主要的教學方法。它一般是由教師在課堂上講述知識,學生在課堂上聽取知識,教師處于主動地位,學生處于被動地位。微觀經濟學內容較多,這種教學方法適合于人數比較多的課堂,講授理論知識內容的含量比較大。對于大堂課主要使用這種方法。但是教學效果不是很理想。對于小班課,也就是學生人數30-60人之間的,可以多使用案例教學法。通過案例教學,增強了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了解眾多企業的營運狀況,培養了自己獨立處理企業經濟管理問題的能力。組織案例教學可以結合我國當前經濟改革中的一些熱點問題,收集信息、數據、案例,組織學生圍繞著老師給定的思考題進行課堂或課外討論。在案例教學中應鼓勵學生暢所欲言和有理有據的論證,條件允許的話,甚至可以采取辯論的形式,發揮財經院校學生能言善辯的特長。講授法與案例教學法并用能取長補短,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具體的實施方法如下:課前,教師布置一個案例或閱讀材料讓學生準備,提出討論的問題。要求學生對布置的案例或閱讀材料中的有關問題進行解析;課堂上,通過提問、記錄,促使學生討論及提供可能有益于班上思考和學習的數據、理論或見解來引導案例討論;最后對學生的參與進行評價,根據原定的教學目標對案例和其他材料進行評價并更新教案。在這里要首先把學生分成幾個小組,討論時先小組討論,再由每個小組派一個代表發言。教師最后總結。另外案例討論也必須在講解了相關的經濟學原理之后進行。
3.4 傳統方法與現代多媒體教學法緊密結合
傳統教學方法與多媒體教學各有所長,應該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多媒體教學可以形象直觀展示教學內容,信息量大,生動形象。但如果掌握不好僅僅拘泥于多媒體,效果反而不理想,也就是多媒體僅僅是一個工具,是學生與老師溝通的橋梁,學生有時候往往重視了那些華麗的外表而忽視了課程的內容,加之多媒體教學信息量大速度快,學生可能跟不上老師的思路,印象就不深刻。而傳統方法粉筆加黑板,學生可能更容易跟上老師的思路,理解所學的內容。所以要把兩者很好的結合起來。一部分內容可以采取板書,涉及到的案例、圖表等資料用多媒體展示以節省課堂教學時間。
3.5 考核方式要多樣化
考試集多種功能于一身,在教學過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對學生的“學”和老師的“教”的一次客觀的評價。科學的考試方法能夠有效地促進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使老師發現教學中的問題,因此,應該設計一套科學合理的考試制度,變過去一次性閉卷考試為多種考核方式相結合來考察學生的學習情況。平時成績與期末考試相結合,平時成績可包括課堂發言、課堂討論,課堂出勤等,目前我院這一部分可占到總評成績的30%,期末考試成績占70%。我們認為應加大平時成績的比重,平時占50%,期末考試成績占50%,這樣可以促使學生注重平時的學習,而不至于只在考試之前突擊幾天,臨時記憶以應付考試,使學生能牢牢掌握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體系。
3.6 注重習題訓練,多做習題
數學方法在微觀經濟學的應用是非常普遍的,如微積分、求導。通過做習題可以加深學生對課程的基本原理基本規律基本概念的把握理解,并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理論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習題練習可以使學生糾正學習中的錯誤,鞏固所掌握的知識。
參考文獻
一、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影響因素分析
1.課程內容方面。第一，理論多且抽象。微觀經濟學又被稱為價格理論，其主要包括了供求理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市場結構理論、要素市場理論等。理論抽象，一方面是因為這些規律屬于社會科學，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在實驗室內再現，學生由于缺乏社會實踐經驗，對于理論的理解有一定的難度，例如對于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學習，學生很容易能感受出來，但是進一步在研究消費者行為時，邊際效用與價格之比相等時消費者行為最優[1]，這就使得學生感覺到很抽象；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理論的總結，是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為前提的，與我們國家的國情背景、市場經濟發展現狀、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以及假設的條件均有區別，比如說這些理論中的每一個結論的成立都包含有相應的假設前提（“經濟人”假設和完全信息假設），這就使得學生在理解一些結論時，往往很難和現實直接聯系起來，使學生在學習這些理論時有一定的難度。第二，圖形多且復雜。微觀經濟理論的研究主要以定量分析為主，其理論的得出與變化，往往通過圖形來形象直觀地再現，并且一個最終結論的得出可能需要借助很多圖形來推導。因此，學生想要把微觀經濟學理論理解透徹就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來研究一些復雜的圖形。一些能夠靜心琢磨的學生在課后的復習中會發現，借助圖形來學習微觀經濟學會起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收獲不小。第三，數學知識運用廣泛。在微觀經濟理論中，廣泛地運用數學推導和數學模型來論證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如需求函數與需求曲線、供給函數與供給曲線、生產函數、成本函數等運用的都是高等數學的函數分析。對數學知識掌握一般且缺乏應用能力的學生來說，掌握這些知識有一定的難度。
2.教師教學方面。（1）課堂教學重知識學習，輕知識運用。從教師課堂教學來看，課堂教學以知識傳授為主，理論聯系實際較少。一方面是由于教師備課不充分，知識面不夠所致；另一方面，對于知識點繁多、抽象、難以理解的微觀經濟學教學內容來說，微觀經濟學72課時左右的授課時數則顯得非常有限，任課教師為了完成教學任務，常常要趕進度，時間上的拮據客觀上導致了教師授課只能在有限時間內，把主要精力放在教材中主要知識點的講授上，造成了案例教學的減少，進而學生運用經濟學原理分析經濟現象的興趣和能力下降。（2）教學方法單一，教學手段陳舊。從教學方法來看，微觀經濟學教學以講授法為主，由于教學內容多而抽象，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大部分時間用于講授概念、原理等，用于討論和提問的時間較少，這種以教師“教”為主體的教學方式缺乏教與學的互動，使學生習慣于通過被動的接受來了解基本的知識點，掌握一些結論性的原理；另一方面，由于一線教師的工作任務繁重，難以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組織安排富有互動性和生動性的思考與討論，難免使學生的學習陷入無趣之中。（3）考核方式不完善。微觀經濟學教學環節的考核主要基于平時出勤、作業和期末考試，內容上以習題，包括計算、名詞解釋、論述為主。考試方法過于簡單，不能較全面地反映學生的學習情況，對于一些富有創新能力和思維活躍的學生來說還會因為考試成績不理想，而挫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2]。
3.學生學習方面。（1）學生對微觀經濟學課程缺乏正確的認識。由于學生的價值取向日趨務實，學生在校學習過程中普遍注重實踐技能的培養，輕視理論學習。他們比較重視開設的課程能夠有什么用處，可以給他們帶來什么。而微觀經濟學的教材內容以理論為主，著重于知識的積累及方法論的形成，學生普遍感受不到該門課程的即時利益，所以大部分學生對微觀經濟學課程的學習不感興趣，甚至厭學。（2）學生思維方式偏重于感性認識，數理邏輯思維能力較差。學生的思維方式過于感性，在教學實踐中，教師講授微觀經濟學的一些經典案例以及經濟學家的生平故事時，學生非常感興趣，但講授經濟學的一些邏輯推導、圖表、圖形分析和數學公式等內容時，由于學生的數理邏輯思維能力較差，則明顯表現出缺乏學習的興趣，不愿意接受圖表、圖形分析和數學公式等內容。（3）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差，努力程度不高。筆者在教學實踐中發現，大部分學生處于被動學習狀態。對于容易量化考核的環節，如老師布置的作業，由于要上交且計入平時成績，因此按時上交作業的學生比例較高；而對于一些預習、自主復習、閱讀課外資料等不容易量化考核的環節，學生的表現并不理想。以筆者授課班級情況為例，90%以上的學生都能按時交作業，且大約96%的學生作業是自己完成的，但在自主學習方面表現欠佳，能做到課前經常預習的學生只有3%左右，課后經常復習的約為10%，而能經常閱讀課外資料的學生還不到10%。由于微觀經濟學課程內容抽象，知識之間具有很強的關聯性，如果學生能夠做到課前預習、課后復習，適當做些習題，學習效果就會好一些，而現實是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差，努力程度不高，這種情況不僅對學生學習不利，同時也挫傷了教師教學的積極性，影響教學效果。
二、提升微觀經濟學教學效果的思考
1.引導學生對微觀經濟學樹立正確的認識。授課中，注意引導學生對微觀經濟學樹立正確的認識，明確學習微觀經濟學的價值所在。教師要在正式開始講授經濟學理論之前對學習經濟學的必要性、現實意義，學好與否的差異性等給學生作充分的說明與介紹，告訴學生微觀經濟學不僅是一門理論基礎課，同時也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實踐課。在授課中，可以通過大量與生活息息相關的例子讓學生了解微觀經濟學的實用性，另外，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采用“請進來”的策略，邀請企業老總、實戰專家、研究員來做專題報告，這樣，學生不但可以學到書本上的理論，還可以學到很多企業和社會的知識，幫助學生端正學習態度，樹立正確的奮斗目標。
2.采用啟發式教學，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經濟學不僅是一門嚴謹的科學，也是一門有趣的學問，教師應該更多地采用啟發式教學，把知識和趣味融為一體，引導學生，培養學習興趣，使學生由被動學習變為主動學習，如在教學中設置問題情景，引導學生參加課堂討論，多用引疑釋疑的方法，制造學生內心中的認知沖突，開展學習競賽等，使學生“樂而好學”并主動學習[2]。
3.加強案例教學，培養學生理性思維。對于經濟學初學者，面對著厚厚的既有數學公式，又有圖形的經濟學教材，總覺得經濟學充滿了統計數據和專業術語，既枯燥又乏味。但是，如果在教學中引入一些發生在學生身邊的、他們感興趣的例子或案例來闡述微觀經濟學理論，進行討論學習，不僅能夠激發學生參與討論的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更重要的是通過案例進行各種觀點的討論分析，學生會用更理性的方式去思考問題，最終鞏固學生對理論知識的掌握，提高其理論聯系實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此外，還可以通過案例教學的其他形式，如一些有代表性的新聞摘錄、評論、背景資料，或引出問題，或印證所述原理，或討論評議，加強對學生經濟學思維能力的訓練。
4.傳統教學手段與現代多媒體教學手段緊密結合。傳統教學方法與多媒體教學各有所長，應該把兩者的優點結合起來。多媒體教學可以形象直觀展示教學內容，信息量大，生動形象，但如果掌握不好僅僅拘泥于多媒體，效果反而不理想，也就是說多媒體僅僅是一個工具，是學生與老師溝通的橋梁，學生有時候往往重視了那些華麗的外表而忽視了課程的內容，加之多媒體教學信息量大、速度快，學生可能跟不上老師的思路，印象就不深刻；而傳統方法粉筆加黑板，學生可能更容易跟上老師的思路，理解所學的內容。所以，要把兩者很好地結合起來，一部分內容采取板書，而涉及到的案例、圖表等資料用多媒體展示以節省課堂教學時間[3]。
5.進一步完善考核方式。在教學中，要改變單一的考核方式，采用課上考核、課下考核和考試考核三位一體的考核方式，以便更好地評價學生的學習情況。課上考核用來考查學生學習積極性，主要從能否按時上下課、是否認真聽講、課堂討論是否積極發言、是否在課堂上經常就不懂問題提問等等方面考察；課下考核用來考查學生知識運用的能力，這也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在日常教學中，教師除了布置一些固定模式的作業外，應加大以論文等靈活形式考查學生是否能夠將經濟學理論與社會現實問題相結合，能否將自己對經濟問題的理解和觀點用文字形式表述出來的能力；最后是考試評價，考試評價應該以基礎知識為主，主要考查學生對經濟理論和經濟學知識的掌握水平。通過課上、課下和考試三位一體的不同方向的考查，能夠比較全面地了解和評價學生對經濟學的學習情況。
教無定法，學無定式，微觀經濟學課程由于具有獨特的知識結構、理論體系及專門的工具、模型等特點，需要任課教師長期不懈地實踐與思考，解決教學問題，優化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M].第4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75.
[2]盧安.關于經濟學教學的幾點思考及建議[J].商場現代化，2006，（17）：398.
[3]魏布誼.工商管理類專業微觀經濟學教學改革探討[J].現代商貿工業，2010，（17）：227-229.
一、新古典綜合派的邏輯矛盾和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古典主義）和宏觀經濟學（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馬歇爾在英國學派、奧國學派和洛桑學派基礎上創立的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堅持“經濟人”假設和“供給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主張自由競爭能夠達到市場出清、實現充分就業，反對國家干預。在宏觀層次上反對國家干預的經濟學說(派）主要包括現代貨幣學派、供給學派和理性預期學派，但真正能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相銜接的宏觀經濟學乃是理性預期學派，現代貨幣學派和供給學派雖然在政策主張上與新古典主義不謀而合，但其理論內核則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義理論宏觀體系的發展過程
1.貨幣學派
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堅持經濟自由原則，認為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理想的經濟制度，他們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政策但也并不主張完全放任的無政府主義，因為貨幣主義者強調“惟有貨幣要緊”(only money matters）,而凱恩斯主義者則強調“貨幣也要緊”(money matters too),兩句話不過一字之差而已。托賓就認為，現在幾乎沒有人會主張：“貨幣不要緊，貨幣政策同名義國民生產總值的形成過程沒有關系。”
雖然貨幣主義是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同凱恩斯主義在理論觀點、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兩派都堅持“需求創造供給”，都屬于西方宏觀經濟學需求管理的范疇，這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供給創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為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更注重于經驗數據的統計檢驗，在邏輯和內容上仍然缺乏微觀基礎，所以現代貨幣主義學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宏觀擴展。
2.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是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失敗的產物，反映了美國各階層對現實經濟不滿的情緒（高通貨膨脹、高財政赤字和高稅收），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早期從事于演藝的里根總統在1946年收入已達17萬美元，當時最高邊際所得稅稅率高達82%～91%，里根以后常說，只要再拍四部片子收入就達到最高稅率等級，再拍就等于白干。這使得他對高稅率深懷不滿，供給學派的減稅主張更合他意思，所以里根總統的推動成為供應學派走紅的關鍵。
供給學派在財政方面主張包括對富人在內的全面減稅，特別是削減邊際稅率，同時根據“李嘉圖-巴羅等價”政府減稅的同時必須減少政府開支包括社會福利開支，所以供應學派政策也被人稱為具有“劫富濟貧”性質。在貨幣政策方面，核心是重視貨幣質量，穩定幣值，認為貨幣政策不應該成為國家全面干預經濟的手段，應減少國家對貨幣經濟的過多干預。供給學派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的理論出發點上雖有重合也有根本區別（否認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指揮），也不可能稱作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
3.理性預期學派
理性預期學派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個經濟學流派，試圖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缺陷：資源始終能夠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經濟周期問題。理性預期學派恢復了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原則和均衡分析方法，重新解釋了周期性波動的原因：假設政府在人們沒有預期到的情況下，突然增加貨幣供給量，這時生產者可能會把一部分未預期到的一般價格水平誤以為是他們生產產品的相對價格的上升，從而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經濟進入繁榮時期；由于“人們認識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當他們這樣做時，就抵消了政策所期望達到的效果”，一旦生產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就會立刻調整理，結果導致繁榮走向蕭條，爆發周期性經濟危機。
理性預期學派在堅持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的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基礎上，解釋了經濟周期爆發的原因，并提出:為了保持經濟穩定，惟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這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一脈相承，是對新古典主義的繼承和發展，與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在宏觀層次上很好的銜接起來，名副其實的被稱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至此，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在此框架內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在邏輯結構上完美的結合起來。
三、辨證地認識兩套理論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