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21 08:50:31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經濟研究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總之，在城市市場，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總之，封建生產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人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休閑消費文化開始走入人們的生活,并在生活中占據了重要地位。本文從解析休閑經濟的內涵入手,對休閑經濟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作用及路向選擇進行淺析和提出建議,以促進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關鍵詞】休閑經濟;休閑消費;經濟變遷
改革開放以來,休閑消費文化逐漸從一種低層次活動(如打牌消遣),提升到客觀上具有補償功能和解壓功能的活動。休閑需求的滿足方式,也越來越從自發活動轉變為一種消費活動。
1休閑經濟的內涵
所謂休閑經濟是以人的休閑消費、休閑心理、休閑行為、休閑需求為考察對象,以滿足人的個性、多樣性、多元性發展為目的,在“人的存在”與“人的成分”之間充當媒介,研究人類休閑行為和經濟現象之間互動規律的一門人文社會科學。馬克思曾說過:“閑暇時間即為自由時間,整個人類的發展,就其超出對人的自然存在直接的發展來說,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并且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作為必要的基礎。”[1]由此可見,休閑經濟的興起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
從宏觀上講,休閑消費可以視為休閑經濟的主要表現形式,在經濟生活中被賦予重要意義。首先,休閑消費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生活消費的一種高級形式,它雖基于傳統的消費,但又不同于傳統的消費。“休閑消費,當屬人類消費行為的一種狀態,它的出現正是建筑在普遍的大眾消費文化興起的基礎上”[2]。其次,休閑消費既包括對商品的消費,也注重對新的觀念、知識、體驗、價值觀等的消費。最后,休閑消費有利于發展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等等,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2休閑經濟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2.1休閑經濟有利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如何擴大內需是人們議論的焦點。其間,已有多位專家指出,如果能從改善企業經營環境,加大第三產業發展、放寬對服務業管制等方面推出一些更長久、惠及面更廣的經濟政策,將會對促進就業和拉動經濟增長起到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3]而包括旅游業、文化娛樂業、體育業、飲食業和商業在內的休閑消費產業群,即是可以發揮積極而持久作用的經濟領域。
2.2休閑經濟可以提供給人們物質生活要求基本滿足之后的精神文化需求。
2.3休閑經濟給人們帶來新的生活態度,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進一步激發了人們的休閑消費,為休閑經濟增添新的發展動力。現代社會,高效率、快節奏、強競爭的現狀經常導致人們心理負荷過大,心理緊張感和壓抑感增強。此外,由于現代社會科技的高度發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存在許多障礙和隔閡,極容易產生交流減少,感情淡化,溝通貧乏,進而產生心理健康疾病。因此,休閑活動就逐漸成為人們緩沖壓力、調節精神狀態的一個重要手段,它所具有的使人輕松、愉悅、自由、互動等特性,必然迎合現代人的心理需要,從而進入現代人的生活,成為引導現代人健康、科學、文明生活的必然選擇。
2.4休閑經濟可以進一步擴大就業,從而減少城鄉剩余勞動力數量。休閑經濟所涉及的范圍屬于勞動密集型領域,需要雇傭大量的員工。它們所需要的人員文化層次也有較大差別,從高到低都有其對應的工作崗位。我國是一個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存在著大量的失業人員,這已成為阻礙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一個障礙,而大力發展休閑經濟則可以進一步的緩解這一現狀,從而解決這個問題。
2.5休閑經濟已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新模式,促進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為37%,與發達國家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根據有關專家的預測,201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將達45%,2020年將達到59%,21世紀末達到90%。羅歇•蘇認為“娛樂的需要隨著城市化的擴大而不斷提高,城市是娛樂發展的一個基地,大城市為人類提供了休閑活動的廣泛選擇。”[5]人類發展的歷史已表明,人的休閑生活與城市的發展成正比,休閑活動的多樣化與豐富內容將一定程度上促進消費,同時也促使整個城市做出一系列調整,使城市管理與服務更加人性化,從而推動城市休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3休閑經濟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路向選擇
3.1加強休閑教育與引導,實施休閑經濟策略,大力發展城市經濟。休閑經濟策略指的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縮短勞動人口的工作時間及增加法定假日,其目的是讓工人有更多時間去享受休閑活動。普及性地開展休閑教育,尤其是加強休閑與消費、休閑與經濟、休閑與產業、休閑與文化等方面的教育,迅速形成科學、合理、健康的休閑觀念,充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廣泛地接受并體驗休閑活動,營造起一種全社會發展休閑經濟的良好氛圍。
煤炭經濟研究論文范文一：煤炭城市經濟轉型研究
摘要：本文通過利用魚骨圖對煤炭城市現狀進行分析，找出城市衰退的原因，并根據煤炭城市經濟轉型與技術創新的相關理論，綜合運用QFD等相關技術方法，對煤炭城市的現有生產技術系統進行優化改進，從尋找后備資源，持續產業培育，周邊要素協助支持等幾個方面提出建議，認為利用技術創新進行經濟轉型是擺脫城市衰退的唯一出路。通過技術創新路徑有序展開來提升企業價值，為煤炭城市推廣技術創新并順利實現經濟轉型提供一種新思路。
關鍵詞：煤炭城市 技術創新 經濟轉型
建國初期，在極低的工業基礎上，為了推進工業化進程，我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資源開發，尤其因我國煤炭資源豐富，隨之興建了一大批煤炭城市。然而，近年來隨著資源的日益枯竭，加之這些城市的產業結構不合理，體制、機制的固有矛盾，出現了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城市發展中出現的三危現象(經濟危機、資源危機、環境危機)受到了政府和學界的廣泛關注。
縱觀世界經濟和城市發展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各國的煤炭城市都經歷了轉型，或正在轉型，或將經歷轉型，然后繁榮振興，走向可持續發展。但也有少數礦業城市未經轉型，最后走向礦竭城衰。實踐證明，煤炭城市轉型是其走向振興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
然而煤炭城市的振興，面臨的是全新的問題，根本在于激發其內在的活力及建立新的發展模式。企業之間的競爭，從根本上看，是企業價值創造能力之間的較量，歸根到底就是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之間的對決。因此，要激活煤炭城市沉睡的僵局，重振昔日的雄風，關鍵在于技術創新。
1.煤炭城市現狀分析
目前煤炭城市的諸多問題與矛盾使其面臨全面衰退的現實，在充分分析資源型城市的形成發展機制與現狀的基礎上，從客觀及主觀條件出發，通過對煤炭城市近年來不斷出現衰退的原因進行分析(如圖1所示)可知其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互相影響交叉進行的。
圖1煤炭城市衰退魚骨圖
fish-bone diagram of coal city in decline
針對上述因素，東北煤炭城市作為矛盾比較集中、比較突出的地方，提出轉型的時間比較早，但是目前看來，轉型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表面上看已經完成了轉型任務，但產業轉型的根本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除撫順之外，多數煤炭城市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接續產業問題。如2002年本溪市將礦井全部關閉，煤炭產業已經從城市中消亡，但由于接續產業并未發展起來，原來煤炭產業所創造的價值并未得到彌補，從而導致一大批下崗職工再就業非常困難，環境治理的欠賬也比較多。
(2)處于成長期或已經意識到資源危機的煤炭城市，雖然會遇到一些矛盾，但對轉型并未引起足夠重視，存在明顯的短期行為，只顧加緊開采，使煤炭產業越做越大，而不是未雨綢繆，提前培育接續產業。
2.煤炭城市轉型總體規劃
通過從系統的角度對我國煤炭城市存在問題、衰退原因進行分析與總結，可知利用技術創新實現轉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各個方面的全力配合。因此，總體規劃可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見圖2。
3.技術創新實施流程
3.1結合質量功能展開(QFD)識別用戶需求
質量功能展開(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是一種將市場需求轉化為開發需求的有效工具，同時它可以催動設計、生產及營銷部門之間的有效溝通。其他質量管理工具注重解決具體質量問題，而QFD則被用于識別產品改進的機會及提高產品的卓異性,采用QFD可以有效地識別客戶及市場需求，將其納入技術創新的過程，有利于從實際出發，從而最終在成本、質量和性能之間尋求最適當的平衡，幫助煤炭城市轉型的順利展開。因此，根據相關因素建立質量屋，如圖3所示。
3.2技術創新路徑
技術創新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它源于新創意的產生，經過研究、開發、制造、營銷直到產品為消費者接受。這一過程的成敗，又與企業外部環境及企業內部因素有關，牽涉眾多的方面。因此，技術創新必須從實際出發，抓住核心過程，按照技術創新路徑有條不紊的展開。
對于那些在資源儲量及資源開發成本雖然具有一定優勢，但由于其產業增加值較低，產業輻射影響力不大，從而影響城市產業可持續發展的煤炭城市，具有從資源型演變成資源加工型的經濟技術基礎，可以考慮在轉型中利用現有資源，延長產業鏈的發展，促進資源產業的深加工和產品的升級來增加企業的收入，推進城市的發展。具體過程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1)尋找后備資源
①加強煤炭地區公益性、基礎性地質調查工作，為煤炭城市經濟振興提供基礎性和先導性資料。
②鼓勵利用多渠道社會資金開展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目標的商業性礦產資源勘察工作。
③鼓勵礦山企業在礦區，特別是資源耗竭礦區的周邊和深部開展礦產資源勘察，增加后備資源，減緩產量遞減。
(2)持續產業培育
①煤化工。
21世紀煤化工發展的主流是發展煤炭潔凈利用技術(包括醇燃料和烴燃料)及多聯產工藝技術。為了謀求生產過程的污染最低、能量利用效率和經濟效益最高，可以在有條件的地區發展煤電化一體化多聯產集合或組合技術。此外，還要推進煤炭液化和氣化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繼續做好煤炭地下氣化試驗，探索煤炭開發和利用的新途徑。
②煤層氣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
為拓寬煤炭資源發展路徑，煤層氣化工今后研究開發的重點主要在：煤層氣制合成氣新工藝、新催化劑;煤層氣制甲醇(二甲醚)生產裝置大型化;煤層氣制烯烴;煤層氣制乙炔旋焰爐技術及聯產乙烯技術。
③煤炭副產品研究與開發。
煤炭作為燃料銷售和將其作為化工原料銷售以及加工成化工產品銷售，其價值相差甚大，同樣副產品的利益也不容小視。開發利用與煤共伴生礦物;加強對煤炭副產品和廢棄物(如煤矸石、煤渣、洗煤泥等)綜合利用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研究并提供潔凈煤技術，提高煤炭的洗選加工水平等都是可以借鑒的有效途徑。
(3) 周邊要素協助支持
① 生態環境的治理。
許多煤炭城市的露天礦因資源枯竭而閉坑，因此而遺留下的廢坑將會導致各類水涌入，帶來一系列的水文地質問題。因此，為避免問題繼續惡化，可以通過污水治理新技術和新工藝研發，減少污水排放量，實現清潔生產;依靠科技進步減少水處理廠的建設投資，提高處理效率等，實現從末端向源頭治理和全過程控制相結合方向轉變，逐步實現污染零排放。
② 人才利用與培訓。
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才引進機制，制定優惠政策吸引高科技人才參與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經濟建設，搶占經濟制高點，增強經濟競爭能力。對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在編制、職務、職稱、住房、報酬等方面依據經濟建設需要和個人能力、貢獻大小給予特殊優惠政策，對其親屬隨遷、就業等方面從優安置;支持科技人員以技術入股、技術服務等形式獲取合法收益;制定人才獎勵政策，設立人才發展專項資金，提供科研和創業補助經費，對有突出貢獻的人才給予重獎。
③ 園區建立與完善。
東北部分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如阜新等)建立科技工業園區，這些科技工業園區作為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基地，是東北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孵化和產業化平臺，是重要的區域經濟增長點。目前這些科技工業園區必須尋求新機制、新動力，進行二次創業。
為此，必須加強科技工業園區創新創業環境和創新服務能力的建設，加快科研成果的產業化與商品化以促進主導產業的產業鏈培育。設立專項扶持資金和給予專門的財政貼息;整合東北農業科技資源，建設東北農業科技創新中心，繼續加大對阜新國家農業科技園的支持。
④ 科技政策實施。
為提高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科技水平，既要優化科技組織結構，加強自主研發與自主創新，又要擴大開放，建立有效的適用技術轉移機制，形成有利于科技交流和合作的良好環境，吸引發達國家的新技術、新設備、新工藝，改變礦業開發中傳統的粗放經營方式。
⑤ 其他方面。
另外，企業研發階段會有創新成果的產出，形成專利;在制造階段也會有創新成果產出，比如新材料、新工藝、新技術等，因此，專利保護成為關鍵。
4.結論
成功的技術創新，會給企業帶來以下效益，表現在：第一，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第二，企業的市場份額增加;第三，企業主體的素質提高。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也會促使企業不斷從事技術創新，從而形成與企業價值增長的良性循環。
但是目前由于對煤炭城市的系統理論研究滯后于煤炭城市轉型實踐的需要，轉型實踐因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而帶有很大盲目性。因此，煤炭城市要真正轉型成功，必須從煤炭城市存在問題實際出發，對技術創新的核心過程進行分析，從持續產業培育角度，在現有資源基礎上通過對現有技術與產品進行改進及創新而達到目的。
我國煤炭城市較多，在歷史發展中曾經為國家經濟的騰飛做出過突出的貢獻，因此煤炭城市轉型的探討不僅僅是學者面臨的緊急研究課題，同時也應該受到社會、政府的高度關注。
參考文獻：
[1] 王瓊.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要有新思路[J]. 求是,2009(12): 29-31
[2] 李旭紅，安樹偉.東北煤炭資源枯竭型城市產業轉型的科技支撐[J].中國科技論壇，2005(4)：21-25
[3] 孫雅靜.我國資源型城市轉型路徑分析[J].資源產業，2003(6)
[4] 許強，王立杰.煤炭城市經營的思考[J].中國煤炭，2003(6): 18-21
[5] 張武城.術創新方法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煤炭經濟研究論文范文二：近年來我國煤炭經濟發展研究及預測
我國的礦產資源儲量豐富，其中尤以煤炭資源所占比例最大，因此在國家經濟發展建設方的過程中，煤炭資源的開采利用成為了最主要的生產和生活能源，主導著國民經濟的發展，作為不可再生資源煤炭能源的地位目前不可替代。但是子啊市場需求急劇加大，煤炭資源的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暴露除了很多問題，本文就從這些問題著手，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然后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來改善目前的煤炭經濟局面。
一、新形勢下實現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
人類社會不斷進步和發展，與此同時各類礦產資源均出現了大量的消耗，并且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礦產資源逐漸呈現出枯竭的狀況，而這一問題也收到了全世界各國人士的共同關注。目前在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各個國家已經達成一種共識，即在科學合理開發的大前提下， 不斷加強礦產資源的保護力度，從而實現不可再生資源進行可持續發展。
在全世界范圍內都在尋求一種保證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措施，其中煤炭資源更是影響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所以非常嚴峻。在我國煤炭資源在所有礦產資源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自開發以來便成為了主要的能源之一，因此一直主導者國民的經濟發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一直致力于經濟的發展，在經濟發展一驚人的速度前進的同時是以犧牲礦產資源作為代價的，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資料顯示近年來國民經濟發展對于煤炭資源的需求量劇增，因此為了滿足市場的供求平衡，煤炭資源開采量也隨之加大，統計資料顯示，在我國一次性能源的開采利用率為80%，其次是石油和天然氣，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石油天然氣的開發也日趨增加，與之相應的煤炭資源的開采并沒有因為石油天然氣的緣故而縮減，反而呈現出增長的態勢。由此觀之煤炭資源在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其他類資源不可替代的，所以煤炭經濟實施可持續發展非常重要而且必要。
二、目前我國煤炭經濟發展中所暴露的問題
1、嚴重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
報告顯示，在煤炭開采的過程中對于當地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非常明顯，導致地方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加重。經過仔細的查訪和分析發現造成環境污染嚴重的根本原因在于：①占用了山林和耕地。煤炭資源在開發的過程中勢必要占用土地資源，在對農田和山林的占用和利用過程中造成生態系統失衡現象;②在準備工作就緒之后，進行工作面的巷道采掘時會將地下大范圍內挖成空洞，比如大型的機械不斷的挖掘，可能會在山體等下形成四通八達的隧道，而這些隧道會影響當地的地形和地貌，甚至嚴重濡染了地下水源，破壞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平衡;③在開采原煤的過程中需要使用機械設備，因此不可避免的會產生工業廢水和大量的參雜有煤的污水，水質中不僅僅有煤塵還混合有毒性比較大的化學物質，在流經地表之后，如果居民和動物引用，均會發生中毒或者其他疾病。特別是某些鄉鎮或者地區的煤礦才開單位，沒有對水資源進行凈化處理，或者水資源凈化系統比較落后，均不能完全實現除塵去毒處理，直接影響生物生長和生態平衡。④污染物處理系統功能落戶。調查顯示我國的大部分煤炭企業沒有完整的污染物處理系統，很多煤礦企業由于資金實力限制、追求高額的經濟效益等原因根本沒有污染凈化系統，因此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2、外部因素的影響
(1)采煤工藝落后。我國的采煤工藝主要有三種分別是綜采采煤工藝、普通機械采煤工藝和爆破采煤工藝。由于就技術的限制導致大部分煤礦企業主要的業務是原煤的開采和生產，而且在沒有技術作為支持的前提下更談不上二次利用，所以煤炭經濟的生產效益非常低，在煤炭的開采過程中，資源浪費較大煤礦工人的綜合素質低下，高級技術型人才嚴重匱乏，所以根本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
(3)內部管理不到位。煤炭經濟飛速發展，政府和相關部門缺乏對煤炭經濟管理的經驗，因此在煤炭資源管理方面存在很大的問題。某些煤炭的經營者在受到巨大經濟利益的誘惑之下開始鋌而走險經常利用非法手段實施圈地活動。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使得本來可以通過整體全面開發的礦產資源在利益的驅使下分成了若干小份，每一個小份分成不同的開發負責人，因此機械設備不同、生產技術的區別等均會造成資源的巨大浪費。在煤炭的開采方面不能按照相關規定規范的使用適當的方式，一味的尋求眼前利益進行亂采和濫挖破壞了礦藏資源的整體性規劃。作為政府和國家面對這種情況卻不能拿出一套有效的方案和制度，導致該種事件和現象層出不窮，種種原因都導致煤炭經濟不可持續發展。
三、推動我國煤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效策略
(1)完善煤礦經濟管理體制。利用宏觀調控的方式來引導煤炭經濟進行可持續發展：①建立嚴格的煤炭經濟交易法律法規，規范煤炭市場行為，加大煤炭經濟發展的監控力度，保證煤炭經濟發展的公平性;②在煤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引進比較成熟的市場運作機制和經濟發展方式;③完善煤炭企業的福利制度，為煤炭經濟管理的工作的順利進行提供力量;④合理的降低煤炭企業的稅收成本，促使其提高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經濟投入;⑤對于那些非法開采的小型煤礦企業應該強令關閉，將煤炭的開采權交由有實力的煤礦企業，從而保證開采的有效率，降低資源的浪費。(2)積極轉變現有的發展方式。在煤炭經濟不斷發展的未來，我們應該重新認識到煤炭資源的地位，擯棄傳統的發展方式，不斷調整煤炭經濟的發展方向，積極的轉變成現代化發展方式，并根據市場需求建立具有可持續從發展的措施，為煤炭經濟的發展提供便利。(3)構建煤炭經濟循環發展模式。在我國煤炭經濟發展的觀念還比較落后，因此作為政府應該起到倡導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模式，盡量以最小的資金投入、最低的環境破壞實現更高的經濟效益，做好煤炭資源在開采和利用過程中的廢棄物分排放處理工作，降低對于自然環境生態平衡的破壞。作為煤炭企業應該致力于研究新型高科技采煤工藝技術，聯合電力企業建立一套完整的煤炭供應產業鏈，減少浪費降低污染，提升煤炭資源的綜合利用價值。(4)建立健全生態環境保護機制。作為煤炭企業所在的地區，政府部門應該加強和煤炭企業之間的合作，加大煤炭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不斷引進新設備新技術，改善原有的落后的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優化資源配置，對于地方由于煤炭經濟發展造成的環境污染情況，政府部門應該聯合企業對當地的居民進行經濟補償，同時加大環境治理資金的投入，快速回復當地的生態平衡，盡量降低環境對于居民正常生活的影響。
【關鍵詞】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生態園區
一、循環經濟的含義
循環經濟是運用生態學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通過清潔生產、市場機制、調控等方式,組織成為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在生產生活中反復循環流動的過程,旨在最終實現環境、資源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運行模式。循環經濟的內涵和目標可以從技術和經濟兩個層次界定。技術層次，發展循環經濟就是要在生產實踐中，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相融合，減少單位產出的資源消耗，最高效率地節約使用資源；在經濟層面上，發展循環經濟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機制。需要把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稀缺的、社會大眾共有的自然福利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利益分配。
二、循環經濟的特征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的發展觀其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新的系統觀。循環經濟的系統是由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等要素構成的大系統。循環經濟觀要求人在考慮生產和消費時不再置身于這一大系統之外，而是將自己作為這個大系統的一部分來研究符合客觀規律的經濟原則。
二是新的經濟觀。循環經濟觀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不僅要考慮工程承載能力還要考慮生態承載能力。在生態系統中只有在資源承載能力之內的良性循環，才能使生態系統平衡地發展。
三是新的價值觀。循環經濟觀將自然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需要維持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在考慮科學技術時不僅考慮其對自然的開發能力，且要充分考慮到它對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在考慮人自身的發展時，不僅考慮人對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產觀。循環經濟的生產觀念是要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在生產過程中要求遵循“3R”原則：資源利用的減量化（Reduce）原則、產品的再使用（Reuse）原則、廢棄物的再循環（Recycle）原則。
五是新的消費觀。循環經濟觀提倡物質適度消費、層次消費，在消費的同時要考慮到廢棄物的資源化，建立循環生產和消費的觀念。
三、各國循環經濟發展趨勢
（一）日本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循環經濟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紀初，提出“環境立國”戰略，即創建循環型社會的國家目標。消費者報廢電器時應支付廢舊家電收集、再商品化等有關費用，廢舊電器經過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產。資源循環利用率如空調為78%，電視為73%，冰箱為59%，洗衣機為56%。日本力爭資源回收率達100%。從家電中回收的玻璃、銅、鋁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產品。
（二）德國
在發展循環經濟方面德國始終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國就制定和頒布了《廢棄物處理法》，1996年又頒布《循環經濟和廢物管理法》，確立產生廢棄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擔治理義務以及政府與公民合作三原則。家庭廢棄物利用率從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業，95%的礦渣、75%以上的粉塵和礦泥，以及至少有2000萬頓廢舊鋼材被重新利用。，廢棄物處理成為德國經濟支柱產業，年均營業額約410億歐元，并創造20多萬個就業機會。
（三）美國
美國1976年就制定和頒布《固體廢棄物處置法》。2003年，美國城鎮產生的廢棄物為5.5億t，回收利用率達到40%。在各種廢棄物回收利用率中，紙張為42%，軟飲料塑料瓶為40%，鐵制包裝為57%。
（四）歐盟
歐盟實施的家用電器回收辦法，規定商業界必須回收90%的廢棄電冰箱及洗衣機，并將此類大型電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產利用。在個人電腦方面其回收比例則按產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國政府要求應有85%的包裝廢棄物循環利用；奧地利法規要求80%回收包裝材料必須進行再循環處理或再利用；丹麥政府規定所有廢棄物要有50%進行再循環處理。
四、目前循環經濟的幾種發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業內部的循環經濟
通過組織廠內各工藝之間的物料循環延長生產鏈條，減少生產過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盡量減少廢棄物和有毒物質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資源，提高產品耐用性等。發明這種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產廢棄物減少了25%，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了70%。
（二）園區模式——又稱為卡倫堡工業園區模式
按照工業生態學的原理，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產業間的代謝和共生耦合關系，使一家工廠的廢棄物或副產品成為另一家工廠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業生態園區。丹麥卡倫堡工業園區內各企業通過貿易方式利用對方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或副產品作為自己的原料，不僅減少了廢物生產量，還產生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您正在瀏覽的“關于循環經濟的研究論文”來源于網絡或期刊，由完全收集，屬于“產業經濟學論文”欄目，版權歸其作者所有。
（三）德國DSD——回收再利用體系
德國的包裝物雙元回收體系（DSD）是專門組織回收包裝廢棄物的非營利性中介組織，最初由95家產品生產廠家、商業以及垃圾回收部門聯合組成，已有1.6萬家企業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裝物上做標記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業進行清理、分揀再進行循環利用。
（四）日本的循環型社會模式
日本在循環型社會建設方面主要體現三個層次上。一是政府推動構筑多層次體系；二是要求企業開發高新技術；三是要求國民從根本上改變觀念，不要鄙視垃圾，要把它視為有用資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類存放就是資源。
五、國外循環優秀案例及經驗借鑒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態園為例介紹。
（一）園區簡介
為解決大量消耗能源、資源而產生的垃圾排放等越來越多的環境，北九州市以建設亞洲的“國家資源及環保產業基地”為目標，以振興再生資源利用產業為主，制定了生態工業園基本規劃。工業園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態園的代表。園區分為實證區和循環工業園兩個區域。
（二）循環經濟實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環保產業擁有合理的環境管理體制及安全的高新技術，由企業、大學及政府部門組成的“北九州環境產業推進會議”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環境政策與產業振興政策相結合的獨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點實施措施有四個方面：（1）建設循環使用及舊零部件再次使用產業園區；（2）充分利用現有的產業基礎設施，新產業；（3）創辦新能源技術產業、超微納米等新一代環保產業項目；（4）加強人才培訓。
此外北九州通過規劃合理的功能區布局來更好的貫徹實施循環經濟的理念，具體功能區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設立北九州市生態工業園區中心：是開展環境的基地，舉辦以市民為主的環保知識講座，舉辦環保技術相關研修、講座，推廣環保技術。（2）環保企業聚集區：通過各企業的相互合作，把環保相關企業發展成為廢物排放為零的資源循環基地。（3）響灘再生使用區：市政府場地租給企業，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環保項目，地方中小企業充分利用自己獨創的先進技術和先進工藝，開展各種再生使用產業活動。（4）環保研發中心：企業、政府、大學聯合起來將進行最尖端的廢物處理技術、再生使用技術的研發。本九州生態產業園利用作為工業城市積累起來的技術和人才、工業設施及企業、研究機構、政府、市民建立的，將振興產業與環境保護兩大政策有機結合成功實現了建立獨具特色的地區政策的工業園區，其成功經驗對我們建立循環經濟示范區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六、國內發展循環經濟建議
發展循環經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最重要和最現實的選擇。結合我國國情發展生態園區循環經濟可從以下幾點試做努力：
1.創新機構，保證循環經濟深入發展。成立循環經濟建設領導小組結合區域實際狀況，從引導和促進的角度出發全面推進區域循環經濟工作。
2.綠色招商，促進第二產業生態工業發展。通過產業鏈、產品鏈和廢物鏈的構建與完善，資源和廢物的減量化等措施，大力發展生態工業，改善投資環境。根據生態工業系統建設需求和市場機制有選擇地進行主題招商和綠色招商，重點發展補鏈企業，形成多產品多鏈條的生態工業網狀結構。
3.集約使用，提高資源使用率。注重資源的集約化使用，無論在土地資源、水資源、還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達到較高水平。
4.重視，引領靜脈產業生態工業發展。可利用高新技術發展海水淡化以解決淡水資源缺乏的問題；投資興建垃圾發電廠，利用先進的技術進行煙氣凈化處理發電的同時保護居住環境；完善區域水循環系統，建立以污水處理廠為主體的中水回用系統，節約用水的同時滿足企業對中水的需求。
5.加強信息建設，構建生態工業信息平臺。建立固廢資源信息網，便于企業之間進行固廢資源交換與再利用的信息溝通，為生態工業園和循環經濟建設搭建信息平臺。
6.注重生態教育，建設綠色學校。生態文化建設從孩子抓起，各級學校開展環境教育，在相應課程中增加環境保護知識，把生態教育納入學生的素質教育內容，從小培養學生保護環境的自覺性。
[1]林慧岳.基于循環經濟區域創新活動[J].辯證法研究，2006，（2）．
[2]于萍.發展循環經濟促進可持續發展[J].天津科技，2004，（6）．
[3]許江萍.循環經濟：從理念到實踐[J].科技投資，2006，（8）．
[4]江翔.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循環經濟[J].華東經濟管理，2005，（3）．
關鍵詞：期貨市場；國民經濟；價格發現；風險轉移
一、引言
我國期貨市場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辦以來。經歷了不平常的發展道路。經過數年的整頓規范，我國期貨市場的市場環境、內部結構、市場規模均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隨著我國加入WTO，我國期貨市場面臨著良好的發展機遇，期貨市場交易規模近來出現了持續的恢復性增長。
值此期貨市場蓬勃發展之機，我們更應該在反思中國期貨市場走過的曲折道路的基礎上，借鑒國際期貨市場發展的成功經驗，對期貨市場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深人地探討，客觀認識我國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揭示期貨市場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作用。這樣才能夠為促進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提供理論上的保障。
二、文獻綜述
關于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即其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國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觀層面的理論分析。據其對期貨市場經濟功能強調重點的不同，研究可分為三大觀點：首先是傳統的觀點，即認為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就是風險轉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將商品期貨界定為“票據”，然后通過對完全競爭市場均衡價格的兩種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貨市場具有穩定價格(價格熨平)的功能，同時還具有風險分攤(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貨市場的流動性理論，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認為，就風險轉移而言遠期比期貨更有效。所以期貨市場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風險轉移，而在于為市場參與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動性。而Williams(1986)則提出了隱性借貸理論。他認為套期保值實質上是一隱性借貸行為，所以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綜合上述觀點，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競爭的期貨市場，其主要功能在于確定投機價格，提供風險轉移機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資渠道等幾方面。
在國內，由于期貨市場長期處于試點、整頓階段，故而關于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作用的探討一直都未停止，但這些探討大都集中于宏觀層面的實踐總結。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應在反思10年研究和試點的基礎上，對諸如經濟發展與期貨市場建設；期貨市場建立與市場經濟改革；期貨市場與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期貨市場會否制造泡沫經濟等有關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陳述云(2001)指出期貨市場主要有以下幾個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產經營者改善內部經營管理，避免價格風險。提高經營效益；(2)為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實現宏觀調控目標提供價格決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場體系與市場價格形成機制；(4)有利于建立各種金融市場之間的競爭和均衡關系。姜洋(2005)認為穩步發展期貨市場有助于確立大宗商品定價話語權，有助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有助于推進商業銀行轉變經營機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國石油安全機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和套期保值功能，決定了它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能夠幫助國家化解市場價格波動的風險，趨利避害，促進經濟發展，維護國家利益。而馬文勝(2005)則將新形勢下期貨市場的功能歸結為：(1)宏觀功能，包括保護國民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對產業調整起宏觀調控作用和聯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等三方面；(2)微觀功能，包括價格發現與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資渠道兩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貨行業是一個能夠直接為GDP帶來增長的實物性產業。期貨市場不僅能夠發現價格規避風險，而且由于它自己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供給價格彈性比其它的銀證期保類產業要快，這就使它能夠成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劑。
綜述國內外有關文獻。我們可以發現期貨市場作為高級的市場組織形式，具有形成價格進而優化資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貨市場的基本經濟功能就在于：(1)風險轉移功能，也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套期保值能夠有效的轉移價格風險，其實質就是期貨市場通過形成合理的風險價格(套保費用)，將現貨市場的價格風險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機者之間進行有效轉移。(2)價格發現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貨市場具有公開性、預期性和連續性的特征，期貨價格能夠準確及時地反映當前和未來的市場供求，從而優化資源配置。
在兩大基本功能的基礎上，期貨市場可衍生出一系列具體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貨市場的宏觀功能，主要包括三個方面：(1)促進經濟增長；(2)平穩經濟波動；(3)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其次是期貨市場的微觀功能，主要是幫助企業轉移價格風險，鎖定生產成本，保障經營收益。事實上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雖然國內外在這方面的探討很多。但前期文獻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不足。前期文獻的理論探討多為局部均衡分析或簡單經驗判斷，尚未發現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運用金融經濟學基本理論對期貨市場的經濟功能進行規范分析的成果；同時全面系統地理論研究期貨市場功能發揮狀況的具體文獻也幾近于無。這就說明國內外在這兩方面的工作實際尚未展開，而這種狀況既與目前國內期貨市場高速增長的現狀不相適應，更會阻礙未來我國期貨市場的穩定發展。
所以，下面我們即對期貨市場的兩個基本經濟功能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分析。
三、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優化資源配置
這部分的研究我們主要從微觀角度人手，討論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影響。
期貨市場沒有出現以前，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要承擔來自于季節性的變化、自然因素的影響和政治因素的影響的全部價格波動的風險，這種風險會給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期貨市場出現以后，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可以通過期貨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交易來將價格波動的風險有償轉移給愿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這就是期貨市場的風險轉移功能。
我們認為，期貨市場通過風險轉移功能能夠優化資源配置，這一點可以通過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來證明。
不確定的價格會影響到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行為。對于這一點，理論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Sandmo就在模型中嚴格證明了，風險厭惡的廠商在面對不確定的價格的時候會減小自己的產出(Sandmo1971)。但是一旦存在遠期市場、期貨市場及期權市場等這些可以進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場的時候，廠商可以將自己面臨的價格風險轉移給金融市場中的買方和其他投機。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et．a1．1991)也證明了當期貨價格與未來現貨價格的期望相等時，也就是所謂的期貨價格是無偏的時候．廠商的產量與它面對一個等于未來現貨價格期望的確定的價格下所選擇的產量一樣。這也就是說。通過包括期貨市場這些金融市場的引入，可以提高廠商的產量(相對沒有這些市場時而言)。
在現有的文獻的基礎上，我們將主要對不存在期貨市場和存在期貨市場兩種情況下風險厭惡的廠商的生產決策研究，以此發現期貨市場風險轉移功能對市場參與者的福利的影響情況，從而證明期貨市場的確能夠通過風險轉移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優化市場資源配置。
1．無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在這部分中，我們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沒有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我們假設：
(1)廠商處于完全競爭市場。
(2)廠商從其利潤中獲得效用。其效用函數為一個以
2．存在期貨市場時的廠商決策。
此處我們在模型中引入期貨市場，并研究這一市場的引入對廠商生產的影響。為了分析的簡便，我們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設，即市場的參與者并不是像現實中那樣在期貨合約到期之前平倉，而是持有期貨合約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約。因此，實際上這里討論的更像是遠期市場。但是只要期貨市場與現貨市場之間的無套利關系能夠始終成立，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廣到真實期貨市場的狀況。
假設廠商在期貨市場上有總量為h的套期保值頭寸。期貨合約的當期價格為f，未來價格為b。則廠商的最優化問題可以寫為
由(10)式可以得出結論：當存在期貨市場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只受期貨價格b的影響。當期貨的價格等于未來現貨市場的價格的期望時(b=E[P]=μ)，廠商的行為與完全競爭條件下面對確定價格時的行為一樣，即而廠商的風險厭惡程度僅僅影響廠商在期貨市場的頭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的情況，期貨市場的引入能提高廠商的產量()，達到資源配置優化的產量。
進一步，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低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此時期貨市場的引入是否會增加廠商的產量(相對于沒有期貨市場，而價格又是不確定的情況)，是不確定的。具體要依期貨價格而定。而當期貨的價格b>μ時，廠商的產出高于價格為確定時的產出。這就說明，如果期貨市場非有效，則其對現貨市場乃至資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負面的。
基于微觀角度，我們發現在不確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貨市場確實能夠彌補現貨市場的不足。即其通過轉移廠商面對的價格風險，促使風險厭惡的廠商做出有效率的產量決策，從而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發展。
四、期貨市場通過價格發現功能促進經濟增長
下面我們從宏觀的角度，分析期貨市場對國民經濟的作用。
作為期貨市場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謂價格發現是指在期貨市場上通過公平競爭、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場真實需要，能夠反映當前和未來供求關系，指導現實生產和經營的價格水平。
由于現貨價格在形成過程中的時滯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對稱性，其價格的真實性受到嚴重影響。以其作為市場信號，就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規則公平，買家和賣家眾多，期貨市場積聚了各方面廣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過濾所形成的期貨價格，必然能夠比較準確地反映真實的供求狀況及其未來價格變動趨勢，形成正確的價格信號。這樣通過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就顯著地降低了相關商品的交易成本，促進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經濟的發展。
事實上，期貨市場價格發現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顯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進經濟增長。
Williams(1986)則從另一角度論證了期貨市場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則上任何一種商品和服務都應有一個市場，但為了降低整個交易成本，市場的數目應在滿易需要的前提下盡可能減少。有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場中交易，而可以在隱性市場上進行交易。兩個有形的市場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個隱性(市場)交易。事實上現貨市場、期貨市場和借貸市場就是這樣相互聯系的。所謂套期保值，就是期貨交易和現貨交易的結合，其實質包含著一種隱性的商品借貸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為目的的期貨市場是一種隱性借貸市場。故而期貨市場的重要作用應是規避信用風險，減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們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貨市場是如何通過降低交易成本來促進經濟增長的。
由上可見，交易條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則分工的演進就越快，專業化經濟優勢就越強，從而經濟增長也就越快。
而期貨市場恰恰就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我們可以延續上述思路具體分析一下：
在t=O時，分工水平很低，每種貿易品均有多個生產者。因而購買者可以選擇其中任一，即使購買者在這一生產領域已停止人力資本積累。所以此時存在一個瓦爾拉斯機制。然而可以證明，由于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經濟可能演進到極端分工的狀態：每種產品只有極少生產者，每個人作為他的專業產品的出售者就是一個壟斷者，而作為其它產品的購買者，相對其中的生產者而言是沒有競爭力的(因為此人已停止在此領域的人力資本積累)。所以在t很大時，存在一個對稱的多邊壟斷機制，壟斷造成的機會主義行為產生了阻止專業化經濟優勢被充分利用的內生交易成本，從而影響了經濟增長。
而以期貨市場為代表的長期合約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這種機會主義行為導致的內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設，所有交易都是通過一個合約系統和一個期貨市場來進行談判。在t=O時期的一個瓦爾拉斯機制決定所有的長期合約。這些長期合約不能在以后重新談判。t=-O時期任何人都沒有生產活動的經驗，因而人們事前完全相同并無“專家”與“外行”之分。因為所有的交易通過合約系統被在t=O時期運作的期貨市場完全決定，因此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者會從熟能生巧中獲得壟斷權力，但在合約簽訂之時還沒有壟斷權力存在。與所有人的理性預期假設結合，t=O期的瓦爾拉斯機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貨市場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機會主義行為產生的內生交易成本。如果沒有期貨市場，由熟能生巧和專業化經濟引致的機會主義行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據新興古典動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們發現期貨市場能夠降低經濟體系的內生交易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終促進經濟增長。
新的系統觀。循環是指在一定系統內的運動過程，循環經濟的系統是由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等要素構成的大系統。循環經濟觀要求人在考慮生產和消費時不再置身于這一大系統之外，而是將自己作為這個大系統的一部分來研究符合客觀規律的經濟原則，將“退田還湖”、“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生態系統建設作為維持大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工作來抓。
新的經濟觀。在傳統工業經濟的各要素中，資本在循環，勞動力在循環，而唯獨自然資源沒有形成循環。循環經濟觀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而不是僅僅沿用19世紀以來機械工程學的規律來指導經濟活動。不僅要考慮工程承載能力，還要考慮生態承載能力。在生態系統中，經濟活動超過資源承載能力的循環是惡性循環，會造成生態系統退化；只有在資源承載能力之內的良性循環，才能使生態系統平衡地發展。
新的價值觀。循環經濟觀在考慮自然時，不再像傳統工業經濟那樣將其作為“取料場”和“垃圾場”，也不僅僅視其為可利用的資源，而是將其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需要維持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在考慮科學技術時，不僅考慮其對自然的開發能力，而且要充分考慮到它對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使之成為有益于環境的技術；在考慮人自身的發展時，不僅考慮人對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關鍵詞】生態經濟倫理；藏族；傳統文化
近年來，關于人類的另一種倫理——生態經濟倫理受到廣泛關注。這種倫理既是對傳統倫理的繼承和發揚，也是一種被時代賦予新內涵的倫理觀。這種倫理有其產生的行為根源，是人類對自身行為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同時也體現了人類對人口、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渴望。藏族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態經濟倫理，對保護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導向意義，從藏族傳統文化的視野剖析生態經濟倫理，對于更深刻理解生態經濟倫理及其內涵有一定的意義。
一、生態經濟倫理及內涵
自美國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寂靜的春天》一經問世，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關于發展觀念上的爭論。而其后的《增長的極限》、《只有一個地球》等著作，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是人類在追求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反思，是對“理性經濟人”、“帕雷托最優”、傳統發展觀的挑戰和革命。
針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頻頻發生，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求，始終處于對自然的“主宰”地位，而無視自然的生存權利，直到人類受到大自然的報復，人類的環境意識才被喚醒，生態運動由此興起，并不斷發展壯大。生態經濟倫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種新的生態經濟倫理。
早在1923年A.施韋茲曾提出尊重生物的倫理學（《文明的哲學：文化與倫理學》），在他的倫理學中，道德的基本原則：“善就是保護生命和發展生命，惡就是毀滅生命和妨礙生命”；人對其周圍的所有生物負有個人責任。后來，A.萊奧波爾德從生物倫理學發展并提出《大地倫理學》（1993），提出了兩個決定性概念：第一，倫理學正當行為概念，應擴大到對自然界本身的關心。第二，道德權利概念，應擴大到生命和整個自然界，賦予它永續存在的權利。
生態經濟倫理是適應當代人類發展的生態經濟的新時代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新經濟倫理。這種新經濟倫理熔鑄了生態倫理學、經濟倫理學、生態經濟學、環境學、生態學、環境文學、環境社會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社會科學學科的豐碩成果，代表了當代人類從道德視角審視和關注人—社會—環境關系所達到的一種新的道德視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這三重價值的有機統一、協調和平衡，把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它的終極道德關懷，體現了人類在生態危機咄咄逼人的形勢下不斷追求道德文明的執著和智慧。生態經濟倫理基本特征是：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的特殊性，生態經濟倫理關系的獨特性，生態經濟倫理實踐的特別性。生態經濟倫理具有導向、調節、效率、教育、激勵的功能。生態經濟倫理的深刻內涵是：第一，生態經濟倫理強調環境憂患意識的重要性。第二，生態經濟倫理追求平衡、和諧的道德境界。生態經濟倫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間或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處于協調、統一的狀態。具體來說，首先，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尊重和維護地球生態平衡；其次，生態經濟倫理呼吁人類在經濟活動中自覺維護人類經濟系統的內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有效地平衡各種經濟協調手段。第三，生態經濟倫理的根本價值觀是可持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生態經濟倫理對傳統農業經濟倫理思想和工業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超越可以歸結到一點上，這就是它崇尚一種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道德理想。其實，生態經濟倫理所關注的本質是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作為一種經濟倫理，生態經濟倫理既具有一切社會道德現象共有的一般本質、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道德現象的特殊本質、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
藏族傳統文化的體現主要是表現在藏傳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功能，知識傳承的功能，對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構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傳統的功能，以上這些功能都集中體現于藏傳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規定：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話、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基本囊括了人類的美德。松贊干布根據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個法典，即二十法規，二十法規對規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養和文明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藏傳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視角是在普度眾生的前提下，世間萬物在無貴賤、高低、優劣中平等生存、發展，根據你在前世的修行進入輪回。藏傳佛教的核心在于“善”，這種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貪欲與非理，緩解了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追求一種社會和協、穩定的發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與傳統文化的相溶性，構成獨特的以精神世界為依托的藏族傳統文化。這種藏族傳統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下轉第189頁）（上接第190頁）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是自覺自愿的無形過程。如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三因說”作為認識論與思維方式的基礎，奠定了藏族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三因說”體現在藏族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與人的三因相統一。藏傳佛教認識論強調的是：“自然生存環境與生命主體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萬物諸法無我，自他不二；自然萬物依據各自業力，互為輪回轉生，同為一體生命鏈上的環節；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互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萬物的統一性、同一性和整體性。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人與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與環境是共同發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對對自然的損害，反對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動物。在藏族人眼里，沒有任何動物是絕對壞的，由此出現“羊要放生、狼也可憐”家畜與野生動物共生存的景觀。在藏族傳統文化中，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同生共存的現象不勝枚舉，但本質是人類要尊重自然。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層面上看，藏族傳統文化已經原生性的含有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并且這種倫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從未曾經歷過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而是藏族傳統文化代代傳遞和積淀的結果，這種傳統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正是這種思想的引導，使以藏族為主體的青藏高原千百年來能保持較好的生態環境。
法國社會學家佛·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在文化環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共同體文化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盡管未必完全為這些東西所決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創造了一種適應自然環境的生存文化，這種生存文化與自然環境高度適應，其生活方式都是這種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藏族傳統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類對自然的尊重。這種對自然的禁忌，構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理念，如對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樹；禁忌在神山上打獵，禁忌將神山的任何物種帶回家去……對神湖的禁忌：禁忌將污穢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邊堆放臟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撈水中動物（魚、青蛙等）。還有對土地、對家畜、對鳥類、獸類的禁忌，及打獵的禁忌。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類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時，也必須考慮到對自然權利的維護；其核心是不能觸動自然界，保護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平穩發展。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決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純粹為牟利的經濟活動方式，而是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基礎之上的節儉、適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節制、適度、保護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態脆弱、地質復雜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創造了燦爛的文明。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禁忌和生產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在于：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保護自然，愛惜環境，保護生態多樣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經濟倫理思想是追求人與自然協調生存，和諧共處的一種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來依據其生存環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獨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農耕文化，但這兩種文化的表現方式卻統一在藏族傳統文化的具體內涵中，即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人類應愛護它們。這種境界早已超越了人類的生存需要，是一種萬物皆有平等生存權利的境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這種珍視自然生命的內涵，是人類尊重自然的結果，在此人類只充當適應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當然，這種境界并不是我們今天所關注的生態經濟倫理，但其中包含這種元素的存在，并且影響著每一個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盡管從這點上來看，這種思想對于保護青藏高原的生態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從產生作用的面上來看，卻是關乎我國長江、黃河中下游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劉成武，黃利民，等．資源科學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論文摘要]傳統經濟學認為，家務勞動不像其他可以流轉的商品或服務那樣具有交換價值，只是在家庭內部有價值，各國也未將家務勞動價值納入國民生產總值核算體系。法經濟學分析指出，家務勞動是一種需要成本、能創造收益、具有價值的勞動。我國婚姻家庭法應本著由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勞動成本，共同分享家務勞動收益的原則，準確界定夫妻家務勞動收益的范圍，增設夫妻家務勞動價值的量化方法，增加評價家務勞動價值的考慮因素，放寬夫妻家務勞動成本分擔、收益分享的條件。
家務勞動是為直接滿足本家庭成員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需要而進行的勞動。這種通常由家庭成員在家庭內部從事的未支付報酬的勞動，主要包括下列活動:煮飯、清潔、整理房間、洗衣物、購物、修理和維護住房、照顧家庭成員、從事園藝、寵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傳統經濟學家認為家務勞動只在家庭內部有價值，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的分工越來越細，家務勞動作為人類勞動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一種需要成本、能產生收益，具有社會價值的勞動。夫妻間從事家務勞動的通常是女性。通過立法承認夫妻家務勞動具有的價值是法律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了對女性的保護，有助于實現男女實質平等，被譽為是對經濟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婦的“自卑治療劑”。
一、夫妻家務勞動的成本構成分析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從事家務勞動需要一定的成本，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務勞動的精力成本及機會成本。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隱性成本往往為人們所忽略。
(一)夫妻家務勞動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時間總量不變的情況下，在某種勞動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則投人到另外一種勞動或其他活動的時間就會減少。以全職夫婦為例，在夫妻工作時間相同時，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越長，自由支配時間就越少。而自由時間可以用來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也可以用于“勞動者體力的恢復，智力的提高和個性的和諧發展’。非家務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時間休息，可以促使其體力的恢復，產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場投人方面具有較大的精力優勢。家務勞動方，因在工作之余從事家務需要花費一定的精力，該方就會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時間恢復其體力，影響其市場投人的精力，在市場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優勢。當從事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精力時，從事家務勞動的精力強度大于閑暇時間的精力強度，故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往往選擇精力強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長期從事家務勞動而根本無精力投人社會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會工作。而從事社會勞動的精力成本往往與工資水平存在一定的關聯性，由于家務勞動主要由女方承擔，在已婚男女參與同樣的社會工作時，女性的社會收人往往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較之婚前在市場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從事家務勞動，因而可能會減少對自身人力資本的投資。在一切資本中，只有對人的投資才是最有價值的資本。對特殊的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與花費在該項活動上的時間正相關，“當家庭部門用的時間更多時，主要提高家庭生產率的資本投資的積極性會更大一些;而當工作時間更多時，對主要提高市場生產率的資本投資積極性會更強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時間是從事家務，其對社會工作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會勞動精力投資較男性更少，自然會降低他們的社會收人，而低收人反過來進一步減少他們投人市場的精力及對市場人力資本的投入，加大女性從事家務勞動的成本。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勞動不是價值本身，而是作為價值的活的源泉。勞動和勞動結果相統一，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勞動解放的標志。
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同屬于人類勞動方式之一，只是勞動地點及勞動內容等存在差異，屬于不同的勞動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務勞動這種精力成本進行投資而不能分享該投資的收益，會造成對女性的系統性剝奪，既違背了家庭作為一個經濟單位的利益分享規則，也會減弱該方投資家務勞動的積極性，對家庭這一經濟組織體也可能造成破壞(導致解體)。如果不對夫妻一方的家務勞動成本給予回報，家務勞動方在夫妻時間配置博弈中處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體時也會削減該方在離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務勞動的機會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個經濟組織體，但其具有強烈的倫理性，家庭成員之間具有顯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間可能會因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較優勢而放棄社會工作選擇家務勞動，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動承擔主要家務勞動，“夫妻一方在從事這項工作的同時，另一種更有價值的活動被放棄了”，因而家務勞動存在機會成本。由于從事家務勞動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投人，在時間總數不變的情況，家務勞動者就只能通過改變時間分配的方式以承擔家務勞動，如通過不斷減少參與社會活動的時間或者減少甚至放棄參與其他社會工作的時間等方式以保證有足夠時間從事家務勞動。因此，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越多、年限越長，其機會成本就越大。
夫妻從事家務勞動的選擇取決于家務勞動的邊際效用價值，“價值并不是商品內在的客觀屬性，它不過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滿足這種欲望的能力的關系，即人對物品效用的感覺和評價。效用是價值的源泉，效用大則價值大，反之，價值則小。邊際效用價值是每增加一個單位物品所引起總效用價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遞減規律。如果夫妻一方從事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比從事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大，其就會選擇從事家務勞動，反之就會選擇從事社會勞動，而且只有當家務勞動的邊際效用為正時夫妻才會選擇從事家務勞動。如果家務勞動和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相等時，則無論從事社會勞動和家務勞動都無區別。因此，理性人假設下，夫妻從事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應當大于從事社會勞動的效用價值且其邊際效用價值為正，而家務勞動的效用價值越大，表明家務勞動方的機會成本也就越大。
總之，家庭“這一生產單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場產品，而是家庭成員的時間，特別是傳統家庭中妻子的家務勞動。貝克爾認為，家庭是由多個人組成的生產單位，家庭中每一成員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賴下盡其所能，自覺履行投人義務，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務勞動具有精力成本和機會成本，是對婚姻的一種投資。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邊際成本，則意味著該投資是有效益的，就會鼓勵投資者繼續投資。反之，該方就會減少投資，甚至不再投人而寧愿選擇經濟組織體的解體。作為經濟單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資、風險共擔、利益共享，才能實現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長久維持婚姻關系。
二、夫妻家務勞動產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務勞動所創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務勞動的分擔如家庭安排、照顧子女等可以減輕非家務勞動方精神上的壓力，帶來清閑的享受，而有些活動如清潔、整理房間、清洗衣物等，則本身可以為家庭成員帶來精神方面的愉悅。物質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務勞動帶來的分工收益、家務勞動使得家庭經營成本的降低、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及非家務勞動方在家務勞動時間內獲得的人力資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純屬主觀感受，難以客觀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質性收益。
(一)比較優勢分工帶來的收益
夫妻之間如何發揮各自的優勢，實行勞動分工，以增加家庭的產出?通常認為，女性在家務勞動方面具有相對的優勢，而男性在社會勞動方面能產生較高的生產力。男女只有各自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才能增加家庭的產出，實現經濟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為一種社會機構保持下來，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經濟化效能，而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進了勞動的分工，取得了來自專業化的收益。家庭通過丈夫在勞動市場從事專職工作，妻子在家從事家務勞動這種互補活動的專業化而促進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間根據各自的優勢實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產出，提高家庭的經濟效益。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機會成本較低的配偶專于家庭生產。由于女性的工資普遍較男性低，其機會成本相對較低，這樣現實生活中從事家務勞動的任務就主要由妻子承擔，丈夫則利用其在社會勞動方面的優勢參與更多的社會勞動。婦女的時間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門，男性的時間主要分配在市場部門的分工模式被認為是獲得家庭福利目標函數最大化的一種有效途徑。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據各自的優勢進行分工由一方從事家務勞動，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場的優勢參與社會勞動，夫婦雙方通過共同努力，實現家庭產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據夫妻的比較優勢，發揮各自所長的結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勞動都應具有相應的價值。
(二)家庭經營成本的降低(防止積極財產流出)
在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思想影響下，許多已婚妻子擔當著從事家務勞動的主要責任。妻子從事的家務勞動自然可以減少家庭中雇傭保姆的費用，降低家庭經營成本，防止家庭中積極財產外流。“妻為家事勞動，則不須支付對價于他人，家計費用即可減少，則其減少部分，對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勞動的價值。家事勞動之防止家庭中的積極財產流出之功能，即為其獲得評價之主要根據。由于降低家庭經營成本是通過投人家務勞動的方式實現的，該降低的成本則為家務勞動的收益之一。
(三)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
雖然家務勞動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換價值，但通過夫妻之間的資源交換以及“置換”方式，仍然可以實現其交換價值。
1.理性人假設中夫妻之間的資源交換
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從事經濟活動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們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個從事經濟活動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圖以最小經濟代價去獲得最大經濟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會考慮婚姻的成本及從婚姻中獲取的收益。家庭是一個資源交換的場所，只不過這種交換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質的交換，也包括物質上的交換。現實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動物，而社會生活是要求互惠關系的，人們的選擇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獎賞和最少的代價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潤或最好的結果。在家庭中，需要通過家庭成員共同投人共同經營，彼此分享家庭收益，獲得對方經濟上的供養及情感方面的愛與呵護。家庭成員應當共同投資于家庭，以獲取投資的收益以分享，這樣才有利于實現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進家庭幸福。家務勞動是對婚姻非物質性的投資，對該投資除了精神與情感方面的回報，尚需要換取其投資應得的經濟收益，此種收益是通過家務勞動換取非家務勞動方的社會勞動價值實現的。
2.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
核算國民生產總值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即以薩伊的生產要素理論為基礎核算國民生產總值和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的計算方法。這兩種計算方法都未將家務勞動價值核算在國民生產總值內。而現代經濟學家認為，家務勞動實際也具有交換價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過家庭這種生產單位生產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傳統的商品。“忙于撫養孩子的妻子用從事家務勞動的時間‘換得’丈夫在市場上的工作，而丈夫則‘購買’妻子照顧他們共同的子女。通過這樣的方式，實現妻子家務勞動的交換價值。對于此，家務勞動雖然沒有直接的交換價值，但其通過“置換”方式仍然可以實現其交換價值。事實上，家務勞動價值對準確計算國民生產總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響，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有關資料資示，僅一項沒有報酬的家務勞動價值就約占國民收入總值的10--35%。
(四)非家務勞動方獲得的人力資本
夫妻獲得的收益除了經濟上的現實利益，還包括一種并非直接以金錢形式體現的資本收益，即人力資本收益。“人力資本是一個人擁有的從事具有經濟價值的活動的能力、知識和技能，它主要靠學習、訓練和經歷來獲取和積累，是決定勞動生產率的一個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從事家務勞動的過程中，由于夫妻經濟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對家務勞動的分擔，使得非家務勞動方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訓中，積極提高自身的職業素質和技能，而這些素質和技能使得人力資本投人方在將來的生活和工作中終身受益。“學校教育通過提供知識、技能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提高了人們的收人水平和生產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與教育和其他培訓的不平等之間有著正相關關系……失業與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強的負相關關系。在這些資本投資過程中，夫妻對人力資本在金錢方面的共同投資，極易獲得夫妻及世人所認可。但夫妻在人力資本獲得方身上投人的機會成本和精力成本這些隱性成本往往為人們所忽略。在婚姻期間夫妻雙方共同分享該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而一旦夫妻離婚，非人力資本方就不能分享該人力資本帶來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體的收益分享理論，此種情況下，此種人力資本一定范圍的收益應當作為夫妻的共同投資所得。
三、夫妻家務勞動成本的分擔與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關立法
家務勞動是一種需要成本、能創造收益、具有價值的勞動，這種承認應體現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國婚姻家庭法應從以下方面考慮由夫妻共同分擔家務勞動成本，共同分享家務勞動的收益。
(一)準確界定夫妻家務勞動收益的范圍
我國婚姻法規定，除另有約定外，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收人為夫妻共同財產，但現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將知識產權的財產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識產權和繼續性使用的知識產權后期使用的財產性收益)納人夫妻共同財產范圍，也未規定夫妻之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獲得的管理技能、專業技能、執照、文憑、資格等人力資本收益。我國現行婚姻家庭法的規定實際上縮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圍，減少了家務勞動的投資回報。因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間創造知識產權或獲得人力資本的過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經濟投人，家務勞動方在履行協助義務、撫養子女、照料老人等行為中通常也存在機會成本及精力成本。離婚時如果不對家務勞動方的這些成本給予回報，必然會損害其經濟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評價，也不符合家庭經濟單位的利益分享規則。因此，我國婚姻法應明確知識產權的財產期待利益為夫妻共同收益。同時，宜借鑒經濟學中對管理技能、專業技能等人力資本的估算方法，規定夫妻婚姻期間獲得的人力資本在離婚后一定年限內的收益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設夫妻家務勞動價值的量化方法
關于家務勞動的計算方法，國外實踐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則和機會成本法則等進行計算。在從事家務勞動一方的機會成本能夠確定的情況，借鑒機會成本法則計算夫妻家務勞動的價值較為合理。如果能確定家務勞動方因從事家務勞動而失去從事社會工作的機會，宜以該喪失的機會作為家務勞動價值的補償。如果機會成本的確立存在難度，則需要考慮相關因素，宜參照替代法則計算，但不宜采取簡單的使用家政服務人員的工資標準計算家務勞動的價值(目前我國有學者提出用家政服務人員的工資標準計算家務勞動價值的主張)，因為此種計算方法在很多情況下會降低家務勞動的價值。
對于知識產權財產性收益，經濟學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價法等進行評估。對人力資本價值的評價，在穩健、可行和公允的情況較多采用對未來收益進行折現的收益現值法或凈現值法進行計算。雖然這些計算方法還無法達到精確的程度，但不失為經濟學計算人力資本和知識產權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領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鑒性。
(三)增加評價家務勞動價值的考慮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務勞動價值時，應增設具體的考慮因素，包括非家務勞動方從家務勞動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續時間等因素衡量家務勞動的價值。
在評估人力資本價值時，應考慮以下因素:首先應考慮對人力資本方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的年齡，因為該年齡決定了人力資本投資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長短;其次應考慮人力資本的折舊現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資本的投人，該投資并非總是一勞永逸的;最后應考慮人力資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資、社會其他方面投資、人力資本獲得方的主觀努力及實現人力資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納收益現值法或凈現值法進行人力資本價值估價時，宜確定一定年限內人力資本的收益作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圍，而不是所有的現值折算為夫妻共同收益。對此，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對高級管理人員離職后競業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認為該期限與相關人員在前企業積累的人力資本或知悉的經營信息等相關)的規定，確定夫妻離婚后一定期限內獲得的人力資本收益為夫妻共同收益。筆者認為，結合人力資本的上述特點，宜以人力資本持有人未來3-5年時間的預期收益折現為夫妻共同收益，對非人力資本獲得方給予相應價值的補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