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1 08:44:4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蒙氏數學意義，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關鍵詞：產學研聯盟；知識轉移；研究綜述
中圖分類號： F204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3.02.005
隨著經濟的發展，單純依靠企業的創新不再能夠滿足企業的知識需求，必須借助外部資源，實現知識的轉移滿足企業對知識的需求。建立產學研聯盟，實現高等學校、科研機構中的知識轉移到企業，為新知識的創造提供機會，擴展企業的知識存量，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產學研合作能夠給雙方帶來利益。Michael D. Santoro（1999）提出企業把產學合作的關系看成是實現和維持競爭優勢的手段。Rick Welsha等人（2008）認為大學與企業的接觸可以通過獲得資金和有用的數據、設備和設施使大學的科技受益。Lindsay Ryan（2009）認為建立校企教育伙伴關系，能夠補充企業內部的教育項目，通過與大學結盟，企業能夠增加企業內部教育項目的實力和信譽[1]。Teruhisa Ichikawa等（2011）證實大學中的新員工教育項目能夠實現在大學教育和企業之間教育的無縫過渡[2]。Drew Gertner等（2011）認為合作伙伴關系不僅提供轉移知識的機會，而且為新知識的創造提供機會；在產學合作中，有可能包含商務的咨詢活動或者研究計劃。Henry Etzkowitz（1998）創業型的大學將經濟的發展整合到大學中，與教學和研究一起作為學術的功能。知識資本是大學新的使命的核心，將大學與知識的使用者相聯系，使大學以它自身的權利在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3]。
1、產學研知識轉移
（1）知識轉移
知識轉移的研究起源于國外，其概念最早是由Teece于1977年提出的，他認為企業通過國際間的技術轉移，能夠積累大量跨國界應用的知識。進入21世紀以來，知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對知識轉移的研究更加深入。
Myrna Gilbert，Martyn Cordey-Hayes（1996）[4]，Robert Parent，Mario Roy and Denis St-Jacques（2007）[5]認為知識轉移的過程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是持續學習過程中的一部分。Gabriel Szulanski（1999）提出知識轉移是組織在新的環境中再造一個復雜、模糊的一系列程序，并保持其運作的過程，強調知識轉移不是一次的行動，而是一個過程[6]。Linda Argote，Paul Ingram（2000）將知識轉移定義為一方（如小組，車間或者部門）接受另外一方經驗影響的過程，認為知識轉移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7]。Eric D. Darr， Terri R. Kurtzberg（2000）提出知識轉移是一個組織從另外一個組織學習經驗的活動，知識從一個位置移到另外一個位置能夠增強組織學習，新知識能夠通過新的方法和新的業務促進創新[8]。Champika Liyanage， Taha Elhag， Tabarak Ballal， Qiuping Li（2009）認為知識轉移是知識管理的一個領域，與專門知識領域的知識跨邊界的運動相關，并提出知識轉移是知識從一個地方、一個人或者所有權傳送到另一個。可見大部分學者認為知識轉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合作一方獲得知識，并獲得創新能力的提升。
目前國內尚沒有形成關于知識轉移統一的定義。譚大鵬，霍國慶，王能元（2005）認為知識轉移指的是受控環境中進行的知識由擁有者到接受者的傳播，是一個特殊的知識傳播的過程[9]。唐炎華，石金濤（2006）認為知識轉移是跨組織或者個體邊界進行的有目的、有計劃的知識共享[10]。鄒艷，王曉新，葉金福（2009）認為共建模式下企業合作創新知識轉移是指發生在合作創新過程中的從合作一方到另一方進行的有目的、有計劃的知識轉移，是合作各方基于共建實體不斷溝通的過程[11]。原長弘，周林海（2011）將知識轉移定義為：在一定的情景、目的下，知識（包括技術）被發送方傳遞，并被接收方吸收應用的過程 [12]。
（2）產學研知識轉移
國外的學者提出了產學研知識轉移相關的闡釋。Ajay Agrawal（2001）提出大學到產業的知識轉移渠道包括出版物、專利、咨詢、非正式會議、雇傭、許可證、合資企業、研究合同和個人交流等，且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不同[13]。Donald S. Siegel，David A. Waldman，Leanne E. Atwater，Albert N. Link（2003）提出產學合作中的知識轉移是科學知識從大學商業化的轉移到企業的過程，大學與企業之間的知識轉移能夠使得大學和企業獲得資金上的增加，并且可以作為經濟增長的引擎[14]。Spyros Arvanitis，Nora Sydow和Martin Woerter（2008）認為從研發強度和新產品的銷售角度來看，與研究機構或者高等教育機構之間的知識轉移能夠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15]。
我國的學者也給出了相關的定義。，吳貴生（2001）提出通過產學研合作把企業外部知識轉移到內部并創造價值是企業贏得競爭優勢的重要途徑。[16]吳想，楊洪濤（2009）認為產學研合作創新知識轉移是指知識從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轉移到企業的過程[17]。曾德明，何銀芳，彭盾（2009）對于產學研來說，知識轉移是使企業的知識運用與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知識創造成為良性循環的關鍵[18]。
2、產學研知識轉移影響因素
（1）知識轉移影響因素
國內外學者針對轉移雙方之間的關系對知識轉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Wen Bao Lin（2007）發現戰略聯盟的互動機制與技術知識轉移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正向的關系[19]。張志勇，劉益，盧兵（2007）將聯盟正式控制和社會控制兩種方式對知識轉移不同維度的影響進行對比研究，發現聯盟的社會控制比正式控制能更有效地促進其知識轉移[20]。張首魁，黨興華（2009）認為，在合作創新過程中，企業的知識轉移受企業間的關系結構和關系質量影響，弱聯結的關系結構和好的關系質量對于企業間的知識轉移更加有利[21]。
關于文化對知識轉移影響的研究，Mian M. Ajmal，Kaj U. Koskinen（2008）將文化分為控制核心文化、競爭核心文化、合作核心文化和培育核心文化等四個核心部分，研究組織文化對知識轉移的影響[22]。Uwe Wilkesmann，Heike Fischer and Maximiliane Wilkesmann（2009）發現知識轉移依賴于國家的文化特征，即權力距離，績效導向，組內集體主義，不確定性規避等[23]。
大多數的學者認為影響知識轉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表2-1。
學者 觀點
Jo Rhodes，Richard Hung，Peter Lok等（2008） 信息系統、結構性學習戰略、創新組織文化、靈活的結構和設計[24]
Yanqing Duan，Wanyan Nie，Elayne Coakes（2010） 關系、文化意識、動機、知識距離、合作伙伴的選擇、目標、專注、轉移渠道、信任和開放性等[25]
盧兵，岳亮，廖貅武（2006） 聯盟企業的特性、企業家關系的特性、知識的特性和聯盟情景特性[26]
程鐵信，陳美（2007） 知識的特性、知識源的特性、知識受體的特性、知識的傳遞方式及其知識轉移雙方之間的關系和差異等方面[27]
劉旸，張玲玲，黃安強等（2009） 知識的系統性、知識可表達性、硬件條件、激勵機制、學習文化、相關制度、知識接收者的吸收能力、傳授意愿、信任等[28]
申小莉（2011） 知識提供者的知識距離、知識轉移機制、轉移意愿、轉移能力、吸收能力對知識轉移績效具有直接的影響作用，信任機制通過知識距離對知識轉移具有間接的影響作用[29]
曹興，宋娟（2011） 知識隱性、聯盟伙伴間的知識差距、關系距離對聯盟伙伴間的知識轉移效率起到顯著的負向作用，而知識接收方學習動機對知識轉移效率起到積極的影響，相對于契約式聯盟，股權式聯盟更有利于知識轉移效率的提高。[30]
（2）產學研知識轉移影響因素
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轉移受企業、高校和研究機構共同作用的影響。
①合作雙方的關系
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認為影響產學研合作研究中心后期成功的因素是與企業的關系以及內部的管理。Yong S. Lee（1996）發現，緊密的產學合作會使得學校教職員工感覺到恐懼，認為緊密的校企合作可能干涉學術追求長期的、公平的、基礎研究的自由[31]。Conceica?O Vedovello（1998）指出大學和企業是不同的社會實體，呈現出不同的性質和目標，這不可避免的影響和限制著他們之間的互動，沒有研發活動的企業比有研發活動的企業在與其他大學建立正式的聯系時有更高的傾向[32]。Michael D. Santoro（2000）認為高強度的校企合作關系比低強度的校企合作關系能產生更高水平的有形成果，而且過去產生的高水平的有形成果，能夠促進將來產生更高強度的校企合作關系。在高度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不愿意為那些不能滿足企業迫切需求或者利益的校企合作提供支持[33]。Michael D. Santoro（2002）發現，企業通常不會利用校企合作關系幫助加強和構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可能是一個關鍵的原因，所以企業不會在構建競爭優勢的關鍵領域依靠校企合作[34]。
Carolin Plewa， Pascale Quester（2007）發現信任、承諾和整合積極地影響滿意度，而且被認為是產學伙伴關系的關鍵驅動。組織相容性作為積極地影響所有關系特征而出現，表明了它與產學合作關系的相關性，并通過本質上不同的組織環境建議它對于其他關系的潛在重要性[35]。Rick Welsha， Leland Glennab， William Lacyc， Dina Biscotti（2008）發現，大學的科學家認為增加與科學家的交流和接觸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存在問題，認為與企業的合作會限制科學家之間的交流。通過與企業接觸，大學可以獲得資金、數據、設備和設施，但同時校企合作伙伴關系的數量和強度的增加以及學術資本主義的出現，給大學帶來了機會和問題的矛盾[36]。Christian R. ?stergaard（2009）研究工程師與大學研究人員之間進行的非正式聯系，以及通過這樣的聯系獲得對他們工作有用知識的程度，并將這些結果與不同企業工程師之間的非正式接觸相比較。研究結果發現，知識通過非正式的聯系進行擴散傳播，但是大部分的非正式聯系并沒有用來獲得知識；但是，產學合作的聯系沒有那么經常，只有很少一部分企業工程師從與大學的聯系中獲得知識[37]。
②關鍵人物
國外研究關鍵的人物在產學研合作中的作用成果有：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認為創始人或者管理者在產學研合作中心發揮著關鍵作用，產學研合作研究中心建立早期受創始人和管理者的個人屬性影響[38]。David D. Dill（1995）發現管理人員多年的經驗，技術方向和管理溝通的頻率與察覺到的產學研合作的績效顯著相關。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認為某些關鍵的個人在建立大學研究中心時起到關鍵的作用，產業和大學研究中心都得培養更緊密的產學合作關系，這需要考慮這些關鍵的個人的角色和能力。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產學合作可以具有更加緊密的關系，可以通過校企合作研究中心的關鍵的人物，考慮戰略目標，培養更加緊密的產學合作關系。
③其他因素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1999）認為企業和大學研究中心的合適的文化是必要的，文化被認為是最有助于建立大學研究中心的因素。他們研究了企業的規模對產學研知識轉移的影響，發現大公司擁有較高強度的知識轉移和研究支持關系，小公司擁有較高強度的技術轉移和合作研究關系[39] 。 Roberto Fontana Roberto， Aldo Geuna， Mireille Matt（2006）發現中小企業與研究機構的合作研發項目受企業的絕對規模、自身的研發活動和企業的開放性程度的影響，但不受創新類型的影響，具有較高吸收能力的大企業更加趨向于與學術界的合作[40]。Robert Parent，Mario Roy， Denis St-Jacques（2007）研究了系統性思維和社會結構對知識轉移的影響，確定社會系統產生、傳播和使用新知識以滿足需求的各個部分，在知識轉移中使用整體、系統性思維，可以領會到知識轉移聯結需求、目標和進程等各系統之間的關系。Rudi Bekkers，Isabel Maria Bodas Freitas（2008）探索了大學和企業之間各種相對重要的知識轉移渠道的影響因素，包括出版物、會議、合作、專利等，分析了不同知識轉移渠道之間差異的部門效應，同時考慮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占主導地位的科學學科、知識的基本特征以及研究人員的個人和組織特點對知識轉移的影響[41]。
國內的學者針對知識的特性、轉移的意愿、轉移的能力等方面進行了研究。吳想，楊洪濤（2009）從知識的復雜性、可表達性、內嵌性，知識源轉移知識的意愿和能力，知識接收方的吸收意愿和能力及知識轉移情境的信任和溝通四個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并將產學研合作創新的知識轉移過程分為初始、匹配、實施、調整和整合五個階段，分析各個階段中影響因素的差異性。董尹，金龍（2009）認為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分為四個方面，分別為知識本身的因素，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知識轉移的能力，企業的學習能力和知識距離[42]。林莉，鄭旭，葛繼平（2009）認為知識本身、知識供方的轉移意愿及能力、知識受方的學習意愿和吸收能力、文化、信任和轉移渠道對產學研聯盟中的知識轉移存在影響作用[43]。
3、產學研知識轉移模式
（1）國際間知識轉移模式
國外的學者研究成果有：Pien Wanga，Tony W. Tong，Chun Peng Koh（2004）提出了一個兩階段模型，描述跨國企業到中國分公司的知識轉移，第一階段跨國企業向中國分公司傳遞知識；第二階段中國分公司從跨國企業母公司獲得知識。6Tina C. Ambos，Bj?rn Ambos（2009）對跨國企業內部知識轉移機制和距離之間的相互作用進行了研究，研究了不同的距離維度，以檢驗在分散和分化的情況下個人協調機制和基于技術的協調機制的適用性，發現基于技術的協調機制受背景文化的影響不大，而個人協調機制受地理、文化和語言上的距離的調節 [44]。Gentile-Lu Decke Simona， Giroud Axele（2011）對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到國內供應商的垂直知識轉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外商有助于國內企業知識庫的建立，而且有助于當地供應商績效的提高，同時發現研發強度對于供應商的新知識創造是非常關鍵的，企業間的關系在外國企業和國內供應商之間的知識轉移和獲取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45]。
國內學者也對跨國企業相關的知識轉移進行了研究。陳菲瓊，徐金發（2000）分析了中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知識聯盟中知識轉移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簡單的設備購買，裝配能力的轉移僅限于物理系統，第二個層次是零部件的調整和本地化，與當地條件結合，第三個層次是產品的再設計，使中國企業接近具備獨立創新能力的組織[46]。薛求知，關濤（2006）對跨國企業的知識轉移進行了探究，探究了知識特性、轉移工具及其知識跨國界轉移，發現知識的默會性、簡單嵌入性及初級轉移工具對母公司向國內子公司的知識跨國界轉移有直接的顯著作用，高級轉移工具對知識默會性有部分中介作用[47]。張天橋，崔新健（2008）研究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知識轉移，發現海外子公司從國外獲取的知識，經過整理通過一定的渠道傳遞給國內的母公司，母公司在此基礎上進行整合、吸收、應用和創新[48]。
（2）企業間知識轉移模式
Gabriel Szulanski（1999）構建了組織知識轉移的過程模型，以此確定每個階段轉移的不同以及預計可能出現的困難，通過粘性測量以探究過程各階段中不同知識轉移影響因素的特點[6]。Champika Liyanage，Taha Elhag，Tabarak Ballal and Qiuping Li（2009）認為知識轉移本身不單純是知識的轉移，涉及知識轉化的不同階段。提出知識轉移包括六個主要的步驟，依次為識別合適且有價值的知識、獲得知識、知識轉型為數據或信息、與實際相結合、知識應用和知識反饋。在現實中如果知識的來源方和接收方在背景、技術或結構上存在相似性，知識轉移的步驟就可能少[49]。Sajjad M Jasimuddin，Nigel Connell，Jonathan H Klein（2012）提出了一個知識轉移框架，該框架在有效的知識轉移模型中整合了知識儲存和知識管理。該框架包含五個部分：知識轉移的參與者；參與者之間進行知識轉移所編制的知識類型；知識轉移實施的機制；存放顯性知識的倉庫；管理和維護知識的知識管理員[50]。Gray M，Schubert L（2012）利用知識生產相關文獻，在社會網絡中提出一個知識生產和轉移模型，該模型突出了社會工作中知識生產的特點，例如知識開發和應用的不同背景。他們認為知識生產本身是不夠的，知識轉移和使用同等重要，現實中的知識生產和轉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從知識生產到利用過程中包含了各種各樣的關系和互動[51]。
我國的學者也對企業間的知識轉移進行了研究。王兆祥（2006）在分層研究知識轉移過程的基礎上，建立了知識轉移過程的層次模型，該模型將知識轉移的過程分為六個層次，從下到上依次為物理、數據、語言、知識、能力和應用，只有知識轉移在六個層次間全部實現，知識轉移才能成功[52]。趙建瑜，王文平（2008）對不同產業知識轉移的模式進行了研究，將制造業、軟服務業、母子公司之間的模式進行對比，從初始階段、實施階段和反向轉移階段三個階段中知識轉移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彌補了不同產業間知識轉移模式有所區別的不足[53]。蔣天穎，程聰（2012）首先分析了企業知識的生態學特征——散落分布、嵌入依附、動態基層和增量積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企業知識轉移的生態學模型，該模型指出知識個體、種群與群落間知識相互聯系構成企業的知識鏈與知識網[54]。
（3）產學研知識轉移模式
Paul Coates，Yusuf Arayici，Lauri Koskela（2010）構建了學術界和產業界之間知識轉移合作關系中知識轉移的模型，模型體現了知識轉移合作關系的三個目標：（1）促進技術的轉移及其技術和業務技能的傳播；（2）通過知識庫刺激和加強業務相關的研究和培訓；（3）給企業提供基于知識轉移合作關系相關的培訓以增強業務和專業技能[55]。Drew Gertner，Joanne Roberts and David Charles（2011）發現知識轉移合作伙伴關系能夠通過在三個合作伙伴之間，KTP合作伙伴之間，或者兩個不同的共同體成員之間建立頻繁的人際互動促進知識轉移。在商業界，人際互動主要有臨時外調和實習等方式，能夠用于檢驗知識轉移的能力[56]。Corine Genet，Khalid Errabi，Caroline Gauthier（2012）通過與最近出現的兩個技術模式——生物技術和微電子技術進行比較，深入研究了納米技術領域的知識轉移模式。研究結果顯示納米技術轉移模式與生物技術進化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中小企業扮演技術響應的角色，而大企業承擔公共研究和產業之間新知識的轉化的核心功能，這與微電子領域早期階段的模式相同。研究說明促進生物技術轉移的政策對于納米技術的擴散是不適合的[57]。
國內的學者王艷，曾剛，王灝（2009）提出了產學研合作中知識轉移的過程模型，顯隱知識通過四種方式進行轉移和擴散，分別為顯性知識間的轉移、隱性知識間的轉移、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移和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移。[58]牛盼強，謝富紀，董意鳳（2010）提出了產學研合作中技術轉移的知識雙螺旋結構模型，把物理學中“場”的理論引入到知識轉移方面，利用該模型分析產學研合作技術轉移的機制[59]。劉巖芳，張慶普，韓曉琳（2010）對研究型大學和企業之間的知識轉移的過程進行了闡述，構建了研究型大學-企業知識轉移的過程模型，模型中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大學研究者、大學技術管理者和大學管理人員、公司和企業[60]。
4、產學研知識轉移績效
國外的學者針對產學研合作中知識轉移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1990）認為產學研合作中心的績效最主要取決于主要研究者的知識、技能和領導能力。Syed Omar Sharifuddin Syed-Ikhsan， Fytton Rowland（2004）研究了組織的組成部分與知識轉移績效之間的關系，確定了五個自變量：組織文化、組織結構、技術、人力資源和制度方針，并使用斯皮爾曼秩檢驗方法檢驗與知識資產的創造性和知識轉移的績效的關系，發現組織文化、技術、制度方針對知識轉移績效產生正向影響，組織結構對知識轉移績效不產生影響[61]。Spyros Arvanitis，Ursina Kubli，MartinWoerter（2008）分析了瑞士科學機構中的單個機構或部門，在參與和私有企業之間大范圍的知識和技術轉移活動時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包括獲得知識、資源等的動機，企業遇到的各種障礙，大學資金的分配，大學的規模，科研領域的類型，知識轉移辦公室的設立，外部資金的范圍等，研究還發現，應用研究導向的研究機構或者是教學不占主導地位的機構參與知識和技術轉移時表現出較強的傾向[62]。Simon Philbin（2008）認為產學研合作績效的測量需要關注技術、項目、企業和社會的需要，以及知識和過程輸出的可持續性[63]。Jill Ann Tarzian Sorensen and Donald A. Chambers（2008）在評價學術知識轉移績效的時候，不僅將專利和資金計算在內，也考慮非貨幣的指標，例如思想、知識共享和知識存取的自由，全球市場的健康發展，共享、合作和專門的網絡的建立，以及能力構建和知識存取等[64]。
我國的相關研究成果也比較豐富。有的學者針對產學研知識轉移績效的多個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莊亞明，李金生（2004）分析了影響高技術企業知識聯盟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主要有模糊性、隱性、特殊性、復雜性、合作者的經驗、合作者的自我保護、合作者的文化差異等，提出了知識轉移的兩種基本模式，即知識引進模式和中心企業向企業擴散模式，并提出了知識轉移的形成機理和收益分配[65]。盧兵，廖貅武，岳亮（2006）將聯盟中知識轉移的效率分為兩類，即知識主體數效率和所獲得知識豐富度的效率，在分析聯盟中知識轉移效率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從主題數效率、知識豐富度效率和知識轉移效率綜合三個方面，對知識轉移的效率進行了定量分析[66]。葉飛，周蓉，張紅（2009）發現雙向的溝通、企業的學習意愿對知識轉移績效不存在顯著的影響；大學科研院所的轉移能力、企業吸收能力、企業的學習能力對知識轉移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企業沖突性對知識轉移績效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67]。
還有的學者針對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績效的某一個影響因素進行專門的研究。周蓉（2009）通過實證的方法，研究技術轉讓、聯合開發和共建實體三種產學研合作模式對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發現共建實體的模式對知識轉移績效不存在顯著的影響，而技術轉讓比聯合開放的模式對知識轉移的影響作用更明顯[68]。劉芳（2012）借鑒前人關于社會資本的維度劃分，從社會資本的結構、關系和認知維度，研究在產學研合作組織中社會資本對產學研知識轉移績效的影響，并引進界面管理作為中介變量，構建了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發現社會資本的結構、關系和認知三個維度都對知識轉移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作用，并且發現界面調節起到顯著的中介作用[69]。
5、研究評述
知識轉移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創新的重要途徑，是企業獲得和保持競爭力的有效手段。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轉移對于企業的創新能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高校和企業是不同的社會實體，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轉移，不僅能夠使得高校和研究院所產生的知識轉移到企業，而且能夠促進校企之間人才的流動。但是目前產學研合作中轉移的知識大都是研發活動產生的科學知識，對商業知識的轉移尚存不足，而商業知識的學習和接受涉及到研發成果的市場化和產業化，對于產學研合作的非常重要。產學研合作中的知識轉移目前大都研究的是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的知識向企業的轉移，而對企業的知識向高校和研究機構轉移的研究卻很少，而企業的知識向高校和研究機構的轉移對于高校和研究機構人才的培養非常重要，能夠有效的減少員工進入企業之后工作中的壁壘。
通過對國內相關研究的總結，發現圍繞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相關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集中觀點：企業的學習文化、合作雙方的轉移意愿、合作雙方的關系、知識特性、企業規模、企業中的關鍵個人等方面，這些因素對于知識轉移的影響或是正向或者是負向，但是同樣不容忽視。知識轉移具有多種模式，包括國際間的知識轉移、企業間的知識轉移、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以及企業內部的知識轉移。
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知識轉移到企業能夠有效的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在產學研合作知識轉移的過程中，企業家發揮著關鍵的作用，但是目前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較少，尤其是在國內，專門針對企業家對知識轉移的影響作用少有學者進行研究。企業家把握著企業發展的方向，在產學研合作中，項目及團隊的選擇對于產學研合作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的作用非常關鍵，企業從產學研合作中獲得的知識如何成功的轉化成產品，并獲得在市場上的推廣，實現產業化的成功，這些都需要企業家的能力作為支撐，因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Lindsay Ryan. Exploring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university-corporate education partnerships[J]. Management Decision，2009，47（8）：1313-1322.
[2] Teruhisa Ichikawa， Tomoya Kitani. A Consideration for New Employee Education by the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J].Knowledge-Based and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and Engineering System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2011，（6883）：134-143.
[3] Henry Etzkowitz.The norms of entrepreneurial science： cognitive effects of the new university–industry linkages[J]. Research Policy，1998，（27）：823-833
[4] Myrna Gilbert， Martyn Cordey-Hayes.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J]. Technovation，1996，16（6）：301-312.
[5] Robert Parent， Mario Roy， Denis St-Jacques. A systems-based dynamic knowledge transfer capacity model[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7，11（6）：81-93.
[6] Gabriel Szulanski.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Stickines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1）：9-27.
[7] Linda Argote， Paul Ingram. Knowledge Transfer： A Basi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irm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1）：150-169.
[8] Eric D. Darr， Terri R. Kurtzberg. An Investigation of Partner Similarity Dimensions on Knowledge Transfe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0，82（2）：28-44.
[9] 譚大鵬，霍國慶，王能元. 知識轉移及其相關概念辨析[J].圖書情報工作，2005，49（2）：7-10.
[10] 唐炎華，石金濤. 國外知識轉移研究綜述[J]. 情報科學，2006，24（1）：153-160.
[11] 鄒艷，王曉新，葉金福. 共建模式下企業合作創新知識轉移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 科學學研究，2009，27（4）：616-621.
[12] 原長弘，周林海. 知識轉移效率的研究現狀[J]. 中國科技論壇，2011，3：113-120.
[13] Ajay Agrawal. University-to-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 literature review and unanswered ques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01，3（4）：285-302.
[14] Donald S. Siegel， David A. Waldman， Leanne E. Atwater， Albert N. Link. Commercial knowledge transfers from universities to firm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Management Research，2003，14：111-133.
[15] Spyros Arvanitis， Nora Sydow， Martin Woerter. Is there any impact of university-industry knowledge transfer o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Swiss firm data[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2008，32（2）：77-94.
[16] ，吳貴生. 產學研合作中粘滯知識的成因與轉移機制研究[J]. 科研管理，2001，22（6）：114-121.
[17] 吳想，楊洪濤. 產學研合作創新知識轉移影響因素分析與對策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2009，（9）：360-362.
[18] 曾德明，何銀芳，彭盾. 基于超循環理論的產學研系統中知識轉移障礙研究[J]. 軟科學，2009，32（7）：1-11.
[19] Wen Bao L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strategic alliance and 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ransfer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2007，17：139-155.
[20] 張志勇，劉益，盧兵. 戰略聯盟控制方式對知識轉移效果的影響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7，（11）：96-99.
[21] 張首魁，黨興華. 關系結構、關系質量對合作創新企業間知識轉移的影響研究[J]. 研發與發展管理，2009，21（3）：1-14.
[22] Mian M. Ajmal， Kaj U. Koskinen. Knowledge transfer in project-based organizations： A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erspective[J]. Project Management Journal，2008，39（1）：7-15.
[23] Uwe Wilkesmann， Heike Fischer， Maximiliane Wilkesman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transfer[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9，13（6）：464-477.
[24] Jo Rhodes， Richard Hung， Peter Lok. Factors influencing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implication for corporat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8，12（3）：84-100.
[25] Yanqing Duan， Wanyan Nie， Elayne Coakes. Identifying key factors affecting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2010，（47）：356-363.
[26] 盧兵，岳亮，廖貅武. 企業聯盟中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分析——一個分析模型[J]. 預測，2006，25（2）：31-43.
[27] 程鐵信，陳美 項目管理中的知識轉移影響因素實證研究[J]. 組織與戰略管理，2010，122（22）：112-119.
[28] 劉旸，張玲玲，黃安強，李俊毅，王立. 知識轉移績效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以軟件行業為例[J]. 管理學報，2009，6（11）：1471-1477.
[29] 申小莉. 創新網絡中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中小企業實證樣本的分析[J]. 科學學研究，2011，29（3）：432-460.
[30] 曹興，宋娟. 技術聯盟知識轉移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 科研管理，2011，32（2）：1-19.
[31] Yong S. Le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a search for the boundaries of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J]. Research Policy， 1996， 843-863
[32] Conceica?O Vedovello， Firms’ R&D Activity and Intensity and the University–Enterprise Partnerships[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1998，（58）：215-226.
[33] Michael D. Santoro. Success breeds success： The linkage between relationship intensity and tangible outcomes in industry-university collaborative ventures[J].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000， 11（2）：255-273
[34]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 Firm size and technology centrality in industry–university interac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02，31： 1163–1180
[35] Carolin Plewa， Pascale Quester. Key drivers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hips： the role of organisational compatibility and personal experience[J].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2007，21（5）：370-382.
[36] Rick Welsha， Leland Glennab， William Lacyc， Dina Biscotti. Close Enough but Not Too Far：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Relationships and the Rise of Academic Capitalism[J]. Research Policy，2008，37：1854-1864.
[37] Christian R. ?stergaard. Knowledge ows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in a cluster：Comparing university and industry link[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9，（20）：196-210.
[38] Eliezer Geisler， Antonio Furino， Thomas J. Kiresuk. Factors in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J]. Th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1990，20（6）：99-109.
[39] Michael D. Santoro， Alok K. Chakrabarti. Building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s： som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1999，1（3）：225-244.
[40] Roberto Fontana Roberto， Aldo Geuna， Mireille Matt. Factors affecting university-industry R&D projects： The importance of searching， screening and signaling[J].Research Policy，2006，（35）：309-323.
[41]Rudi Bekkers， Isabel Maria Bodas Freitas. Analysing knowledge transfer channels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y： To what degree do sectors also matter？[J].Research Policy，2008，（37）：1837-1853.
[42] 董尹，金龍. 產學研相結合過程中的知識轉移研究[J]. 情報探索，2009，（12）：20-22.
[43] 林莉，鄭旭，葛繼平. 產學研聯盟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及促進機制研究[J]. 中國科技論壇，2009，（5）：39-43.
[44] Tina C. Ambos，Bj?rn Ambos. The impact of distance on knowledge transfer effectiveness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2009，（15）：1-14.
[45] GENTILE-LU DECKE SIMONA， GIROUD AXE`LE. Knowledge Transfer from TNCs and Upgrading of Domestic Firms： The Polish Automotive Sector[J]. World Development，2011，40（4）：796–807.
[46] 陳菲瓊，徐金發. 中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知識聯盟是提高企業競爭力的有效途徑[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0，（12）：15-18.
[47] 薛求知，關濤. 跨國公司知識轉移——知識特性與轉移工具研究[J]. 管理科學學報，2006，9（6）：64-72.
[48] 張天橋，崔新健. 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知識轉移模型[J]. 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8，（9）：61-66.
[49] Champika Liyanage， Taha Elhag， Tabarak Ballal， Qiuping Li.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and translation- a knowledge transfer model[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9，13（3）：118-131.
[50] Sajjad M Jasimuddin， Nigel Connell， Jonathan H Klein. Knowledge transfer frameworks： an extension incorporating knowledge repositories and knowledge administration[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2012，（22）：195-209.
[51] Gray M， Schubert L. Sustainable social work： Modell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transfer， 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12（21）：203-214.
[52] 王兆祥. 知識轉移過程的層次模型[J]. 中國管理科學，2006，14（3）：122-127.
[53] 趙建瑜，王文平. 基于知識特征的不同產業轉移模式及其知識轉移模式研究[J]. 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8，29（1）：101-106.
[54] 蔣天穎，程聰. 企業知識轉移生態學模型[J]. 科研管理，2012，33（2）：130-138.
[55] Paul Coates， Yusuf Arayici， Lauri Koskela. Using the 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 model as a method of transferring BIM and Lean process related knowledge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A Case Study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Ecobuild America： Sustainable， High Performance & Technology Solutions for Built Environment，2010：6-10.
[56] Drew Gertner， Joanne Roberts ， David Charles.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a CoPs approach to KTPs[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11，15（40）：1367-3270.
[57] Corine Genet， Khalid Errabi， Caroline Gauthier. Which mode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nanotechnology？ A comparison with biotech and microelectronics[J]. Technovation，2012，（32）：205-215.
[58] 王艷，曾剛，王灝. 基于知識轉移視角的產學研合作模式研究[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9，26（14）：4-7.
[59] 牛盼強，謝富紀，董意鳳. 基于知識雙螺旋模型的我國產學研合作技術轉移機制研究[J].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0，（5）：43-52.
[60] 劉巖芳，張慶普，韓曉琳. 研究型大學與企業間知識轉移主要障礙因素及對策研究[J]. 預測，2010，29（4）：42-46.
[61] Syed Omar Sharifuddin Syed-Ikhsan， Fytton Rowl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a public organization：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element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knowledge transfer[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2004，8（2）：96-111.
[62] Spyros Arvanitis， Ursina Kubli， MartinWoerter. University-industry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in Switzerland： What university scientists think about co-operation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J]. Research Policy，2008，（37）：1865-1883.
[63] Simon Philbin.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Research Collaborations[J].Measuring Business Excellence， 2008，12（3）：16-23
[64] Jill Ann Tarzian Sorensen， Donald A. Chambers. Evaluating academic 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by how well access to knowledge is facilitated––defining an access metric[J]. Technol Transfer，（33）：534-547.
[65] 莊亞明，李金生. 高技術企業知識聯盟中的知識轉移研究[J]. 科研管理，2004，25（6）：50-55.
[66] 盧兵，岳亮，廖貅武. 聯盟中知識轉移效率的分析[J]. 系統工程，2006，24（6）：46-51.
[67] 葉飛，周蓉，張紅. 產學研合作過程中知識轉移績效的關鍵影響因素研究[J]. 工業技術經濟，2009，28（6）：116-120.
報名條件
1、五官端正、身材勻稱、身體裸露部位無明顯疤痕;
2、男生身高175cm～185cm，體重=[身高(cm)-105]KG±10%;女生身高163cm～175cm，體重=[身高(cm)-110]KG±10%;
關鍵詞：幼兒；數學活動；趣味性
一、在游戲中認識圖形
游戲是幼兒的天性，對實現生動有趣的數學活動具有重要意義。在有機結合數學與游戲的過程中，教師應該突出游戲的自主性，即在把握活動目標的基礎上，設計出能夠讓幼兒玩得開心、學得深入的游戲活動。同時，可開展的游戲活動也具有多種類型，主要包括結構游戲、角色游戲、智力游戲、娛樂游戲等，教師必須根據幼兒現有的發展水平、興趣需要選擇難度適宜的游戲，促使幼兒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
積木是幼兒教學與游戲中經常會使用到的材料，我在開展圖形認知的過程中就充分利用了這種材料，引導幼兒在玩中學、學中玩：活動中，我先讓幼兒用積木拼出自己想要的東西，有的拼出了摩托車、有的拼出了小房子等，我逐一觀察他們的成果，并在游戲的同時進行交流。例如，樂樂用積木搭建出了一棟小房子，我進而引導她一步步地了解不同的圖形，讓她對三角形、正方形、長方形等圖形有一個大概的認知。另外，我還提出了具有思考性的問題：“為什么這一面要放下面？”“這幾個面有什么不同呢？”讓樂樂對立體圖形有一個初步的感知。
二、在運動中體會數字
幼兒認識周圍世界的方式多種多樣，其中運動中的“摸爬滾打”有助于幼兒對數學知識的親身實踐，幼兒尤其喜愛。《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中也充分強調了“豐富多彩的戶外活動和體育活動”的重要價值，認為其能夠滿足幼兒年齡、心理的需求。對此，教師應該在把握恰當時機的基礎上，通過運動加強基本動作技能訓練的同時，對數學知識進行進一步的鞏固，發揮體育與數學結合的積極效果。
以傳統的體育運動“拍皮球”為例，很多幼兒剛拿到皮球時，只會盲目地拍球，而不會計數，對數字的敏感性較弱。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我將具體的數融入體育運動中，讓幼兒分別完成“拍一下”“拍多下（具體數字確定）”等動作，看誰完成得又快又好。我還指導幼兒自己數數，即兩個人為一組，一個人負責監督計數、一個人既拍又數，看哪個小組配合得最好，在一分鐘內拍得最多，然后將監督者與拍球者的計數結果進行對比，看看有無差異，如果差異過多，那么這一小組則不能獲得冠軍。在這種競技體育的引導下，幼兒參與活動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計數的準確性也得到了提高。
三、在繪畫中觸摸空間
繪畫活動本身就涵蓋了豐富多樣的數學知識，有利于實現抽象數學知識的形象化、具體化，一改原有數學在內容上的枯燥乏味，引導幼兒開展積極主動的學習活動。繪畫活動開展的方式、所能使用的工具、材料都具有多樣性，教師應該根據繪畫與數學本身的特點，實現這兩個領域的充分融合，有目的、有計劃地推動幼兒自主探尋，從而獲得藏匿在繪畫活動之后的數學知識，提升數學活動的藝術價值。
例如，在《幫小動物們找家》的活動中，我首先畫了一座由小動物居住的居民樓，給幼兒簡單地介紹了怎樣辨別樓層，一起數出了這棟樓一共有5層樓、4個單元。這時我再告訴他們，這棟樓里住了很多小動物，請大家幫助這些小動物找到正確的家，并將小動物們畫出來。隨后我給出了指定的條件：“小兔子住在2單元3樓，小羊家住在1單元2樓，小豬家住在3單元1樓……”“小朋友們，現在誰愿意上臺給小兔子送食物呢？”為了增加游戲的趣味性，幫助幼兒樹立正確的空間對應思維，在他們完成“找家”活動之后，我又讓他們為小動物“派送”食物，即將對應的食物放置到對應的動物之家中。通過這一活動的開展，幼兒很快就學會了如何通過看坐標來迅速找到房間。
四、在觀察中形成方位
對生活的仔細觀察不僅能夠拉近幼兒與數學之間的距離，同時還能提高幼兒對數學的應用性，讓他們能夠靈活運用數學知識解決一些真實且具體的問題。另外，觀察也是一種自由式學習的方法，避免教師運用成人的思維去禁錮孩子的發展。對此，教師應該多開展一些生動開放的活動，引導幼兒在散步、參觀等多類活動中進行主動觀察、靈活辨析，從而讓幼兒充分感知數學的樂趣。
例如，在指導幼兒形成方位意識的過程中，我認識到，幼兒需要通過自己觀察總結，這樣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形成正確的方位意識。因此，在教學中，我先帶幼兒來到操場上，讓他們仔細觀察自己所站位置的左邊有哪些事物、右邊有哪些事物，并且還在滑滑梯后面、游戲小屋里等多位置放置一些小物品，讓幼兒自己觀察尋找。活動后，我讓幼兒觀察自己家附近有哪些明顯的建筑或者是房子的前后分別有什么，通過畫圖或者是描述的方式在班級進行展示分享。
總而言之，教師要想提高數學活動的趣味性，必須主動樹立開拓創新的意識、尊重每一個幼兒的心理年齡特點、靈活運用探究式、互動式、游戲式等多種類型的活動為幼兒營造一個開放的數學思維空間，讓他們在生活中、在各種有趣的活動中把握數學的真諦，進一步拓展思維。
參考文獻：
[1]趙會穎.淺談幼兒趣味數學教學[J].幼兒教學研究，2011（8）：18-19.
古詩文承載了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內涵，在燦爛的中華文化寶庫中，古詩文是一顆璀璨耀眼的明珠。從《詩經》漢賦到魏晉遺風，從唐詩宋詞到元曲清音，這些絢爛奪目的文化瑰寶足以讓每個人神醉；從屈原、陶淵明到李白、杜甫，從韓愈、柳宗元到蘇軾、歐陽修……，這些響亮的名字深深地刻在了歷史的豐碑上。
在《全日制民族中小學漢語課程標準（試行）》（以下簡稱《漢語課程標準》）中要求小學、初中階段的學生能背誦淺易詩文60篇左右，規定在高中階段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理解古詩文的基本內容，注重語言的感悟、積累和運用。蒙古族高中課程標準漢語教材已于2010年全部完成編寫投入使用，作為蒙古族高中漢語教材的一名編寫者和責任編輯，筆者承擔的是高中段漢語教材和閱讀中的古詩文編寫任務。本文擬就本套教材中的古詩文編寫體例、理念及教學建議作淺要介紹。
一、高中漢語古詩文的編寫體例
在本套蒙古族高中漢語教材中，古詩文的設置分別包括課內篇目和課外古詩詞背誦兩種形式。第六單元課內篇目分別為每冊2篇古文、3首古詩詞；全套教材共編有古文10篇、古詩詞15首（第六冊沒有古文和古詩詞）。課外古詩詞背誦作為教材的有機組成部分，在設置上與課內篇目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每冊安排10首，全套教材共50首。整套高中漢語新課標教材，古文共10篇，古詩詞共65首。
在篇目的編寫方式上，筆者參閱了人教版藏族地區的漢語教材、延邊教育出版社的朝鮮族漢語教材，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往年編寫的蒙古族漢語教材以及各出版社的語文教材，在吸取各類教材精華的基礎上，大膽突破了原有各類教材的編寫方式，無論是課內篇目、課外古詩詞背誦，還是閱讀中的篇目，均是按照文學發展史的順序進行編寫。這樣編寫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有一條文學發展“史”的紅線做牽引，按照時間段進行分塊學習。比如，在高中漢語第一冊教材和閱讀中，所選的課內篇目全為先秦兩漢魏晉時期的經典篇目，與此相對應，在課外古詩詞的背誦及閱讀篇目的選定上，與課內篇目對應、補充。
當然，對于這種編寫方式有利也有弊，我們也考慮過、探討過，按照文學發展史的方式進行編寫，對于學生形成“史”的概念頗有益處，但眾所周知，離我們年代越久遠的文字越是晦澀難懂，在其他各版教材中，先秦時期的古詩文基本安排到了高二或高三階段。為了盡量減少這種弊端，我們在選文上盡量選取既易懂又經典的篇目，同時在古詩文后附有作者的簡介和譯文。這種古詩文的編寫方式，是否完全適合學生和老師的“胃口”，還得在學習、教學中去。為此，我們教材編輯部在對老師的培訓、調研中尤其注意這一點，多方面征求學生、老師的意見，同時也為我們下一套教材的編寫積累寶貴意見。
二、高中漢語古詩文教學的幾點建議
編好教材是前提，這是我們編寫者的責任；用好教材是關鍵，這是教師的責任。教材的真正價值需要在教學的實踐中得到體現，再好的教材，也不能代替老師創造性的教學方式。針對我們古詩文的編寫體例與方式，在此筆者想對古詩文的教學提幾點建議：
（一）擺脫應試教育的枷鎖
在現在的高考中，漢語文科目試題涉及的古詩文很少，一些教師和學校管理者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在“唯分數論”的思想下，甚至認為與其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編寫、印刷60多篇古詩文，還不如干脆拋棄。再者就是MHK民族漢考（中國少數民族漢語水平等級考試），也對現在漢語的教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筆者認為，雖然在高考中沒有直接考查古詩文，但在其他的科目，如歷史、地理、政治中多多少少會涉及一些古詩文的知識，《漢語課程標準》中提出要提高漢語的基本素養，提升文化品位，我國的古詩文不就是最好的資源嗎？
（二）以“史”為線，夯實基礎
古詩文的教學中，在學生形成“史”的概念的同時，教師要適時拓展，充分利用課外古詩詞誦讀中的篇目以及閱讀中的篇目，讓學生含英咀華，能充分了解這一時期的作家作品，擴充知識面。誦讀可以說是培養學生學習古詩文能力的最好方法和最佳方式，且不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單是“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就足以讓我們感受到誦讀的意義了。
關鍵詞 移動閱讀 傳統蒙學數據庫 構建模式 發展
中圖分類號：TP392 文獻標識碼：A
0 引言
所謂“移動閱讀”服務，其實就是指人們運用自己手中的數碼移動設備，如手機、MP4、平板電腦等移動數碼產品，在生活、娛樂等過程中隨時隨地獲取閱讀信息資源的一種服務業務。正是由于當前我國國內移動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使得擁有并使用移動信息設備的用戶群已經在我國人口中占到了相當的比重，因此，也使得移動閱讀服務在我國傳統蒙學數據庫的開展成為可能。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未來注定將是互聯網的時代。現在，隨著移動終端設備的廣泛使用和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使用移動設備訪問傳統蒙學數據庫的電子資源具有良好的網絡環境。而與此同時，人們對于傳統蒙學數據庫提供的移動閱讀服務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
1 移動閱讀服務的開展模式分析
移動閱讀服務的開展，不僅關系到傳統蒙學數據庫的發展前景，而且與電子書出版業、移動閱讀設備生產業等都有著密切的聯系。目前，隨著通信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也為讀者隨時隨地獲取移動閱讀資源奠定了技術基礎，這也將在很大程度上激發讀者對于閱讀的需求。在移動閱讀服務的開展中，開展模式的構建是至關重要的環節。
1.1 WAP在線使用模式
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服務是“無線應用協議”的意思，它是一種提供給移動客戶端（如移動電話、PDA、平板電腦等）Internet應用服務和高級電話服務的一種全球性開放式協議標準。利用我們手中的移動終端，通過WAP服務便可以與互聯網取得連接，從而獲取互聯網資源、訪問Internet網站等。通過WAP服務，移動終端用戶便可隨時隨地利用自己的移動終端，訪問傳統蒙學數據庫的主頁，通過自己的注冊賬號進行實時登陸，用戶根據自己賬戶的功能權限，依據傳統蒙學數據庫系統的要求進行操作，從而獲取傳統蒙學數據庫內的電子閱讀資源。傳統蒙學數據庫讀者用戶通過Internet應用訪問傳統蒙學數據庫系統時，一般存在兩種不同的訪問途徑。
1.2 移動E-mail的原文傳送模式
移動E-mail也稱作Push E-mail，是一種將互聯網個人郵箱系統的郵件推送到用戶的移動終端的業務形式，用戶可以通過自己的移動終端來接收、閱讀、回復、轉發、撰寫E-mail文件。移動E-mail的主要特點在于其業務的主動性，移動E-mail服務器會將用戶在互聯網郵箱中收到的電子郵件主動推送到用戶的移動終端。移動E-mail推送電子郵件的推送有很多種，比如移動E-mail可以通過SMS Push（即短信服務推送）、WAP Push（無線網絡推送）等形式及時通知用戶對電子郵件進行查收。
在傳統蒙學數據庫移動閱讀服務中，由于一些數據資源受到知識產權的限制，不能直接進行瀏覽或不允許全文下載。讀者若想對這些數據資源進行閱讀，就只能通過原文傳遞的方式來進行查看。比如萬方外文文獻、傳統蒙學數據庫之間的文獻索取等，都是通過互聯網E-mail的方式進行的。
移動E-mail的原文傳送模式的開展，需要傳統蒙學數據庫和數據庫公司建立自己的Push E-mail。傳統蒙學數據庫和數據庫公司將Push E-mail作為原文傳送的輕量級E-mail服務器，通過其對于內部網絡的郵件和數據庫進行管理。
2 移動閱讀服務在傳統蒙學數據庫中的發展趨勢分析
2.1 創建專業的手機傳統蒙學數據庫
目前，國內的傳統蒙學數據庫主頁主要是針對于電腦使用的，雖然手機也可以對其進行訪問，但一方面，有些傳統蒙學數據庫系統的功能在手機上可能會受到限制；另一方面，針對電腦建立的網站無法完全與手機訪問相匹配。如果傳統蒙學數據庫和數據庫公司可以建立手機專版的WAP網站或在原有的互聯網主頁中添加手機登陸專區，使讀者可以直接用手機上網訪問傳統蒙學數據庫主頁，瀏覽和下載自己需要的資源。再有，由于傳統蒙學數據庫中的文獻材料一般都采用pdf、caj等格式，很多手機可能并不兼容這種格式的文本材料，因此，傳統蒙學數據庫和數據庫公司需要考慮手機用戶的現實條件，對于手機登陸的用戶可以將自身手機無法查閱的文件格式在線轉換成自己手機可以支持的文件格式。
2.2 傳統蒙學數據庫之間加強合作
傳統蒙學數據庫在開展移動閱讀服務時，其利益關系包括了文章作者、電子資源供應商、網絡通信運營商和移動終端生產商等眾多的利益關聯方，因此，傳統蒙學數據庫作為移動閱讀服務的開展方，要想最大限度的縮小成本、提高收益，增強同類傳統蒙學數據庫之間的合作，從而加強自身實力將是傳統蒙學數據庫的必然選擇。首先，對于傳統蒙學數據庫從電子資源供應方或數據庫公司購買電子資源時，如果各傳統蒙學數據庫之間能夠形成統一的合作機制，傳統蒙學數據庫就可以以一個更高的姿態來與賣方洽談電子資源的購買價格，而不會受制于人。其次，傳統蒙學數據庫之間的合作將使傳統蒙學數據庫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那么傳統蒙學數據庫將在整條移動閱讀產業鏈中占有更高的地位，傳統蒙學數據庫也將獲得更多的權益。這樣，便有力于傳統蒙學數據庫自己主導移動閱讀服務的發展方向，而不至于被一些供應商、運營商所挾制。
3 結語
傳統蒙學偏重于倫理道德教育，但也不乏充滿統治意味的倫理及道德的說教。建立傳統蒙學數據庫，能夠幫助人們有選擇性的進行閱讀。傳統蒙學數據庫的移動閱讀服務開展時間并不長，不過從整體角度來看，整個產業鏈的發展態勢還是非常樂觀的。近幾年來，我國的通信業發展速度十分驚人，在此帶動之下的傳統蒙學數據庫移動閱讀業務也必然將蓬勃發展。由此，我們相信，未來傳統蒙學數據庫所提供的移動閱讀服務也將會更多的運用更先進的網絡技術手段，進一步開發與選擇更多更好的開展模式，不斷地提高、完善移動閱讀服務的質量，以求不斷滿足用戶對于移動閱讀服務的要求。
參考文獻
[1] 曾遠彬，宋朋.移動閱讀服務的模式構建及發展策略[J].圖書館學刊，2011，12：62-65.
[2] 王炳照.傳統蒙學讀物的現代價值[J].尋根，2007，02：4-7.
【關鍵詞】蒙氏數學教育 ； 小學化
當我們走進蒙氏工作室，首先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工作柜上所有形形的教具，當大家去瀏覽教具的時候，也不難發現數學區的“加、減、乘、除”的運算板，有些人因為不了解這些教具所蘊含的意義而給它加上了“小學化”的標簽。
一、蒙特梭利數學教具設計背景
我們所看到的是否是真實的，這還需要我們看看蒙特梭利博士與這套數學教具的淵源。蒙特梭利因為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在十三歲時進入工科學校工科組就讀，而在當時極少有女孩子進入工科組。為了更好的學習數學，她在十六歲進入達文奇工科大學學習。這是日后她認為發展數學心智，是培養抽象思考能力最好途徑的思想來源。在她一生的實踐和講學中，她整理和設計了很多教具，她設計的每一份教具都蘊含著深刻的涵義。這些教具涉及的領域是很廣闊的。老師要根據兒童的需求，不斷地制作新的教具。由于各國文化的差異，她選擇感官與數學這兩個領域，制作了大量的教具，幾乎世界通用。蒙特梭利博士把這個大多數人認為最難學、最難懂的學科變成了最有趣、最有活力的一門課程，真正讓人覺得“學習數學是有趣的，是需要方法的，孩子的數學心智是可以激發的。”
二、對蒙特梭利數學教育產生“小學化”傾向的原因
當我們看到“加、減、乘、除”運算板時，因為不知道這些東西怎么操作，會用我們成人的經歷和自己的固有模式去看待這份教具，因為我們學習數學的經歷就是死記公式，按部就班的執行運算方式，在我們學習的過程中這門學科是很枯燥和另人苦惱的，甚至有些人還因為數學學不好而受到過不同的“懲罰”。這些我們頭腦里根深諦固的思想會影響我們對蒙氏數學教具的明確認識。
在大家的周圍生活中，也不難發現一種現象，那就是你發現孩子喜歡音樂、喜歡語言、喜歡繪畫，惟獨數學，無論那方面的書籍，除了走迷宮孩子喜歡，學認數、學加減孩子特別討厭，其實這是孩子的通病。正如世界最偉大的幼兒教育家蒙特梭利所說：“大自然為孩子準備了學習知識的一切環境、語言、繪畫、音樂等，（令成人最感到頭疼的語言其實就是孩子由生活環境中不斷吸收到別人的聲音而學會的），但卻沒有展現數學的精密、準確和秩序，幼兒數學的傾向缺乏萌芽的機會，因而感到痛苦，并成為日后進步的障礙。”
三、數學教育背后的意義
世界偉大的教育家蒙特梭利博士認為數學不僅僅是用來學習知識，用來生活的工具，他更重要的是培養孩子嚴密、精確的秩序心。而這種能力的培養必須要從小開始，從小塑造。在孩子的心智定型前進行塑造和培養會有更好的效果，而且要配以科學的教學方法。數學是培養自律性、條理性、創造性及精確秩序心的一門學問。數學教育的學習使孩子們進入了深度思考的階段，在這里，蒙特梭利博士告訴我們：“人與生俱來就有數學心智”。她認為秩序感是人的本能，只是由于環境和方法的不同而導致的各種差異。所以后天的教育環境對啟發幼兒數學心智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數學不是簡單的、機械地背誦識記數字，甚至背誦各種公式，而是在我們提供的環境中，幼兒自發的建構知識，能力的過程。讓孩子自己通過操作、經驗、不斷地探索、發現、建構一定的數學知識，從而培養幼兒數學活動的興趣，將抽象的數概念和運算方法以工作的方式和自由的操作探索形式，使它們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對孩子進行數學啟蒙教育，讓他們在輕松、愉快的環境下，建立秩序感、專注性、建立數概念、開啟幼兒原有的本能。從生活中，教具操作過程中，理解數概念，培養秩序性，進而達到內在秩序的發展。
通過有秩序的學習方式，發展孩子自發的思考，從而主動地探索教具本身的意義，喜歡去操作，在操作的過程中理解教具的內涵，學會思考。在思考的基礎上理解抽象的數概念，進而培養幼兒的邏輯思考能力。
四、在實踐中體驗數學對孩子的重要性
在從事了幾年蒙氏教育教學工作中，我們發現孩子們對數學的興趣，他們在操作中樂此不疲的自己研究和主動地學習，在蒙氏數學環境中，孩子們自己建構了思考的能力。這些學習都是為了幫助孩子建構學習的興趣。對于一個5歲的孩子來講，把1-100的數字進行排序還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是因為有了“一百板”這份教具，老師只是給孩子提供了這份材料，然而孩子自己經過對這份教具的不斷探索，總結出了各種各樣的排序規律，這些都是孩子自己獲得和理解的。
我還收到了一份來自已經上小學的家長反饋的信息，她說，她的孩子接受了三年的蒙氏教育，上小學以后，學到10進位這方面的知識，孩子說，我在幼兒園就知道了，他是通過操作教具自己理解獲得了，而其他的孩子在理解起來就比較機械，很難理解10進位。但是這個孩子因為有了前經驗，理解起來就很容易。所以，大家要正確的認識蒙氏教育，蒙氏教育更多的是在為孩子們以后的學習做準備，而不是現在必須要學會什么。
“數學是研究現實世界的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的科學”（恩格斯）。它不僅是一個存在于人的頭腦之中的知識體系，更是普遍地存在于現實生活中。數學與一般自然科學的區別就在于，它研究的不是具體事物自身的特性，而事物與事物之間的抽象關系，即數、量、形等等。數學具有兩重屬性：抽象性和應用性。現實生活是數學抽象的來源，因此數學離不開生活，數學來源于生活，數學與生活永遠是形影相伴。
以往把數學狹義為“計算”，把原本含有多種邏輯經驗的數學內容減化為數字運算。而實際上幼兒園數學內容應包括：集合概念、數概念、圖形和空間概念、量概念等四個方面，計算包含在數概念中。
孩子為什么要學數學
數學是一種獨特的語言，它具有精確性、抽象性和邏輯性。它不僅能幫助孩子精確地認識事物的數量屬性，還能使孩子充分體驗并注意到蘊含在具體事物背后的抽象關系。孩子學習數學的任務不在于掌握系統的數學知識，而應獲得一種數學的思維方式。
因此幼兒園階段的數學教育，最主要的價值在于：一、培養孩子的邏輯思維；二、使孩子能運用數學思維方式發現并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孩子是怎樣學數學的
用一句話來說，孩子學習數學是通過對各種材料大量、反復的操作，從“數動作”發展到“數概念”的。因此，不是孩子通過自己親自動手操作所獲得的數學知識，成人再生動的講解也不可能使孩子理解并掌握，更談不上運用了。孩子頭腦中的數學概念都是在大量的練習和應用的基礎上自己“主動建構”的，而機械記憶（如背誦、做算式題等）并不是孩子學習數學的有效途徑。
孩子學習數學的方式和過程又一次印證了那句“智慧就在手指尖上”的斷言。
一起來認識億童《蒙氏數學》課程
尊重孩子首先就要尊重孩子的學習方式。既然我們已經了解到孩子是通過操作探索活動來獲得數學概念的，那么我們就必須以孩子能接受的方式來開展幼兒園數學活動。那就是通過提供大量的、新穎的、吸引人的操作材料，使孩子通過自主的操作以及同伴之間的充分交流，建構自己的數學知識。經過一個學期的嘗試，海麗達幼教中心決定于2006年春季起在率先在深圳各分園全面實施《蒙氏數學》的教學。選擇《蒙氏數學》可以說首先是出于一種需要，再就是出于一種比較。
此《蒙氏數學》有別于傳統的蒙氏教育中的數學教育。傳統蒙氏歷經百年而不衰，其數學教育是以感官訓練為基礎，內容主要包括：數前準備、0~10的認識、十進位系統、連續數、分數的導入、平方立方的導入等。重在培養幼兒初步的數量概念、邏輯思維能力、理解能力和判斷能力。通過讓幼兒反復操作由蒙臺梭利設計、創新的，隱含有系統數學經驗的系列感官教具和數學教具，獲得豐富的數量經驗，從而“頓悟”出這些“具體化的抽象”教具背后的數量及邏輯關系。
顯然傳統蒙氏數學教育偏重于數學知識的體系和對年幼學習者思維的訓練，但對于數學的另一大特性——應用的極其廣泛性，即數學與生活的關系、學習者運用數學思維去發現和解決生活中問題的能力的培養則沒有體現，這種不足是時代上的局限性導致的。
自上世紀80年代率先由西方提出并倡導的“大眾數學”的理念，即“每個人都能學數學、每個人學自己的數學、每個人學有用的數學”是對傳統蒙氏數學教育的極好的補充。本學期海麗達幼教中心引進的億童《蒙氏數學》，也正是在大量吸取了傳統蒙氏數學的教育理論、教學法和學具的精華，契合最新數學教育思潮的一個本土化了的蒙氏數學課程。
在傳統蒙氏教室里，系列的數學教具每樣只有一件，這對班額數、班內幼兒年齡結構等要求甚高，于我們的國情、園情來講就不具有操作性和推廣價值。億童《蒙氏數學》將其教具進行紙面化，在節約與環保的同時做到人手一套，避免了孩子在時間上的隱性浪費。同時配以《操作冊》作為對集體活動之后小組與個別活動時不同水平層次孩子的需求。這是傳統蒙氏數學教育中所沒有的。
考慮到我國家庭基本上是父母雙方都有工作，不像西方國家媽媽們在孩子上小學前幾乎是全職媽媽的情況，因此特別還配了《作業紙》讓孩子每周一次帶回家完成，這有助于家長了解孩子在園進行了哪些數學活動，從而能有的放矢地對孩子進行輔導。
因為有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執教教師就不必再在制作數學教具上花費許多時間和精力，而能將這些寶貴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對孩子的觀察與分析，對教材的研究和對活動的設計與組織上。當教師這么做時就是回歸了教育的本真，從中受益最大的當然是孩子們。
在實施《蒙氏數學》課程時我們提醒教師：在數學活動中同時還應注重培養孩子良好的學習習慣、生活習慣，適宜的與人交往的方式和優雅的儀表。即在數學教育中融合作為一個現代人必備素質的教育。因此，如果一段時間后當您的孩子回家后幫忙把玄關凌亂的鞋子按大小配對擺放，把媽媽梳妝臺上的瓶瓶罐罐按高矮逐一排隊時，請不要無所謂：從表面上看是孩子具有了良好的生活習慣，而從深層次來說是孩子已經具有了強烈的秩序感！秩序感對提升孩子今后的生活質量和生命價值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家長能為孩子學習數學提供什么支持
在了解了數學對于孩子一生發展的價值和《蒙氏數學》課程的情況后，也許家長會認為：那就讓孩子在幼兒園參加這種學習吧，我們可以輕松點了。親愛的家長們，請一定不要忘記：數學與生活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孩子學齡前階段的數學學習如果沒有您的支持和參與，他們所獲得的是不完整的數學教育。因為孩子的數量經驗來自生活，如果沒有大量的數量作為基礎，教師在幼兒園再怎么進行引導也很難使孩子理解那些抽象的數學概念。而當教師組織了適合孩子水平的數學活動之后，就更需要家長在家中為孩子提供運用這些經驗的機會了。因此，您同樣是孩子學習數學的老師。
考慮到家長們平時工作、家務、學習、交友等之外，與孩子在一起享受天倫之樂的時間很有限，而且也不太可能專門花時間研究如何訓練孩子的邏輯思維，因此選擇了《蒙氏數學》。這個課程中有一本《作業紙》就是專門為孩子數學學習過程中的“家園共育”而設計的。
前面提到教師會每周一次（一般會在周末）請孩子將《作業紙》帶回家，家長們除了為孩子讀題目（尤其是小、中班的孩子，因為他們識字很少），解釋題意之外，對一些需要家長帶孩子共同完成的，比如觀察街道上的車輛、門牌號碼等這些需要去到實地調查的任務，請家長一定要和孩子一起分工合作來完成，千萬不要想當然地一拍腦袋就替孩子填上答案。中國傳統的做學問的方式是重“思”而輕“行”，但這是有悖于孩子的認知和學習規律的。這種做法非常有害于孩子養成嚴謹的、實事求是的學習和生活態度。
另外《作業紙》上面有特別為家長們設計的親子游戲，這些游戲為家長在和孩子互動時提供了具體的、可操作性的指導。通過玩親子游戲，不僅能豐富孩子的數量經驗，還能增進親子之間情感的交流，使您和孩子一起的時光變得快樂而有意義。通過玩游戲，在孩子眼里，您不僅是他（她）親愛的媽媽、爸爸，更是一位有智慧的長輩，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當然在和孩子玩游戲時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和選擇，不要只是為玩游戲而游戲或只為豐富數量經驗而玩游戲。
關鍵詞：蒙氏教育；幼兒教育；發散思維；創造力；孩子們
中圖分類號：G61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7661（2013）24-117-01
蒙氏教育在世界范圍內有著廣泛的影響，尤其在幼兒教育領域可謂是大名鼎鼎。蒙氏教育著重強調對幼兒思維發育、身心健全和創造力的培養，其根本訴求是幫助幼兒、孩子們健康快樂的成長。所以，研究蒙氏教育法對幼兒發育、學習的正面影響，極具現實意義。發散思維作為幼兒創造力的主要標志，歷來是幼兒教育的一個重點培養方向。將蒙氏教育法與幼兒發散思維培養結合起來，很有現實價值。
一、蒙氏教育法的“人本位”和“人性化”特點決定了其對幼兒發散思維培養的促進作用
蒙氏教育法是意大利著名教育學家瑪利亞?蒙臺梭利創立的一張幼兒教育理論，涵蓋了現今幼兒教育領域的大部分成果和內容，在世界幼兒教育范圍內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依據蒙臺梭利的蒙氏教育創建的蒙氏教室則可以視為一個兒童的樂園和小世界，其間快樂無窮，因此深受兒童的歡迎和喜愛。同時，在開展幼兒教育的初始階段，如何培養孩子們的發散思維，往往是幼兒教師和家長們較為關心的問題。所謂的發散思維，其實就是思維的擴張與輻射的狀態，也可以看做思維能力的蓬勃發展與拓寬，其實是創造性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蒙氏教育法的基本理論架構其實包含著培養幼兒發散思維的內容，這些著重體現在蒙氏教育法的“人本位”和“人性化”特征中。
蒙氏教育的核心理論就是強調“以兒童為中心”，“尊重孩子的人格與天性”，這與發散思維的基礎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幼兒教育的一切工作都應該以幼兒的實際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要以孩子們是否通過教育活動取得了思維、能力的進步作為衡量教育質量的標準。發散思維是幼兒思維培養的一個重點，也是兒童天性的展現，這與兒童占據幼兒教育中心的理論不謀而合。利用蒙氏教育法培養幼兒的發散思維，不但是可行的，而且能夠突破傳統幼兒教育模式的束縛，走出一條全新的路徑。所以，總體來看，蒙氏教育法對幼兒發散思維的發育、培養都有著積極的正面促進作用。
二、蒙氏教育法的“獨立性”和“完整性”特點可以推動幼兒發散思維的培育
幼兒的成長過程，其實就是思維不斷發育、提高和實踐能力不斷進步的過程，其中包含著“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兩個關鍵要素。思維能力中，創造性思維、發散思維和獨立思維意識是幼兒教育的著重點所在。發散思維的培養其實是引導孩子們更好的思考問題。更廣泛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更加靈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這是對思維活躍度的鍛煉。蒙氏教育法人為，兒童的個體應該符合“自由，獨立，完整”的特點，即孩子們既要充分保持思維的靈活性、活躍度和專注度，同時也要具備集體協作的意識和能力，這些其實都與發散思維密不可分。蒙氏教育法強調的“個性”與“群體”的兼顧，其實也正是培養發散思維的重要窗口。
所以，當幼兒能夠獨立的思考和表達的時候，其實就是思維體系獨立的時候，這背后需要發散思維的支撐。發散思維為幼兒提供了開闊的視野、嶄新的感官體驗和獨特的反應享受，這與蒙氏教育的精髓是一致的。獨立的幼兒應該具備獨立的思維能力，身心、意識和行為完整的幼兒，也就是健康快樂成長的典范。總體來看，蒙氏教育法為幼兒發散思維的培育開辟了一條新路，打開了一扇大門。
三、豐富的教材和教具為幼兒發散思維培養提供物質保證，形成實踐式思維
在蒙氏教育的理論體系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即教材和教具的使用。蒙臺梭利之所以如此重視教材和教具在幼兒教育階段的作用，就是看準了幼兒的天性和需求。簡言之，幼兒、兒童們大都活潑好動，喜歡各種各樣的新鮮事物，喜歡接觸不同類型的知識，而豐富的教材和教具則可以滿足孩子們的需求。回歸到幼兒發散思維的問題，發散思維的培養同樣需要教材和教具的輔助。這是因為，孩子們在學習豐富內容的教材的過程中，可以不斷調動起思維和情緒，拓寬思維面，激發思維的活力，對發散思維的引導式很有好處的。教具是各種各樣的教學器材、工具，孩子們在不斷感官學習的過程中，透過與教具的接觸，可以形成實踐化的意識，這也為思維的多元化發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所以，豐富的、充分的教材和教具是蒙氏教育的一個重要要求，也是培養幼兒發散思維的一個重要方法。對廣大的幼兒教師來說，想方設法的提供更加充足的教材、課本，讓孩子們更大的接觸到教具，并形成思維意識和自覺體驗，進而轉化為發散思維能力。長此以往，幼兒們的思維能力會朝著縱深方向發展，思維的活躍度、拓展度也必然可以再上一個臺階。
總之，蒙氏教育法為新時期的幼兒教育提供了全新的路徑和策略，也為幼兒發散思維的培養提供了新的空間，很值得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和推廣使用。
參考文獻：
[1] 曲 娟.蒙氏教育初體驗――對蒙氏教育實踐的體會[J].中國校外教育（理論）.2007（01）.
[2] 周 強.蒙氏教育法對學前兒童數認知能力影響研究[J].心理科學.2008（02）.
[3] 王叢巖.在蒙氏教育中發展幼兒數學邏輯思維能力[J].現代教育科學.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