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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銀行監管研究，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估計，在最高峰時，美國影子銀行體系持有約16萬億美元總資產，達到美國商業銀行體系總資產的1.6倍。可見，在美國、歐盟等發達的金融市場里，影子銀行是重要而有影響的市場主體。然而，影子銀行也蘊含著嚴重的脆弱性和潛在的重大風險。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時，全美抵押債務規模高達14萬億美元，其中約7.6萬億美元由各影子銀行機構持有，約5萬億美元由各大型金融機構影子銀行部門持有。次貸危機爆發后，金融市場加劇流動性緊縮，影子銀行因而進入了一個不斷自我強化的資產拋售循環過程。隨著金融危機的演進，影子銀行進一步沖擊傳統銀行。越來越多的傳統商業銀行由于無法剝離規模龐大的有毒資產而陷入困境。與此同時，2008年底危機由美國金融市場逐漸蔓延至歐洲和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這充分說明了影子銀行體系蘊含了巨大的風險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期限錯配存在流動性風險影子銀行主要從短期資本市場獲得期限較短的負債，為了提供利息并獲得利潤，它必須投資期限更長的資產以獲取較高的收益，如股權、資產抵押債券等。因此，整個金融體系的信用期限結構發生了改變，產生了影子銀行體系期限錯配問題。一旦市場出現不穩定因素，如資金因市場預期的轉變而潰逃，那么投資銀行、私募基金、對沖基金等各大影子銀行就會出現類似傳統銀行的“擠兌”恐慌現象。
2危機中的資產拋售惡性循環風險如果發生市場危機，引起資金的流動性危機，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影子銀行大量拋售資產獲取流動性，從而導致資產價格急劇下挫。而根據以市定價的會計原則，影子銀行必須取得新的流動性以計提，導致它們必須又進入新一輪的拋售資產惡性循環。因此風險極大。
3高杠桿率放大系統風險2007年，美國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的杠桿率高達62倍；私募股權基金公司進行收購兼并時，債務占收購總價的比率通常高達60%~90%。高杠桿率資本運作的根本原因在于，影子銀行不需要接受或者很少接受相關金融監督機構的約束，不需要如傳統銀行那樣留存準備金。同時影子銀行的信息不公開透明，使得系統性風險進一步加大。
4影子銀行與傳統銀行之間存在風險“交叉感染”的可能性傳統商業銀行與影子銀行合作進行結構性投資和資產證券化，然而相關的資產和運作的會計處理卻沒有進入資產負債表之中，屬于表外事項。與此同時，風險卻未能實質性剝離。一旦爆發危機，證券化產品以其龐大的規模攜帶的巨量風險將從影子銀行蔓延到商業銀行，產生風險的“交叉感染”。
二、加強影子銀行監管的國際經驗及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影子銀行監管的國際經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影子銀行的重大缺陷和相關風險，有針對性地出臺了一系列措施用以加強對影子銀行體系的監管，這些改革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1.1關注影子銀行系統性風險，把影子銀行納入監管體系美國于2010年7月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法規定：必須在證監會注冊的公司包括資本總額超過一億美元的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的投資顧問公司，而資本總額未達到一億美元的上述公司則必須在州注冊并受監督。
1.2對影子銀行提高監管強度歐盟要求另類投資基金提供可以證明資質能力的相關報告，并提供內部治理、估值方法、資產安全等方面的補充材料，同時必須滿足設定的最低資本金標準。巴塞爾委員會于2009年7月的《新資本協議框架完善協議》，賦予債務抵押證券的再證券化以更高的風險權重，加強對表外風險和資產證券化風險的識別，同時對證券化、表外交易活動和風險暴露提高了信息披露要求。
1.3加強影子銀行和傳統銀行之間的風險隔離英國有關部門提出加強發揮監管機構的監管職能，減少傳統銀行和影子金融機構相互的結構性套利機會。美國則將沃克爾規則引入金融監管改革法，原則上不允許銀行投資或擁有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并要求銀行從加入存款保險體系的銀行分離出自營交易以及類似投資活動，依法剝離信用違約掉期等高風險衍生產品到特定子公司。1.4要求大型影子銀行機構依法建立危機處置應急預案，防范道德風險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規定：商業銀行成為證券化產品主體發行人的，資產負債表最低必須保留風險資產的百分之五。英國則強調相關金融機構事前必須明確壓力情形下可采取的應急措施，設定明確預案。
2對我國的啟示我國影子銀行金融體系起步遲，規模小，形式比較簡單，杠桿率也較低。但必須看到我國的影子銀行體系也具有與發達國家影子銀行體系相似的缺陷，吸取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前布控加強對影子銀行的監管。國外對影子銀行的監管經驗對我國實施相關的監管措施有如下啟示。
2.1為我國影子銀行的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環境我國的影子市場機構正處于起步階段，需要良好的成長環境。可以在充分監督的前提下，鼓勵金融創新。嚴控混業經營，限制影子銀行將風險傳導進整個金融體系的情況下，鼓勵金融產品的創新。
關鍵詞：資本與流動性雙重約束；銀行行為；巴塞爾協議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1研究的緣起
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引致的經濟衰退，各國貨幣政策當局竭盡所能尋求各種手段，在維持超低利率的同時不斷創新貨幣政策工具和操作方式。但傳統貨幣政策傳導理論對宏觀調控的指導力卻越來越弱。從機理源頭分析可知，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效果的因素很多，在所有因素中銀行體系的行為模式改變對貨幣政策傳導的沖擊無疑是最大的。要更好的推行貨幣政策必須考慮監管約束下傳統銀行行為模式。在巴塞爾協議Ⅰ和Ⅱ中，資本監管規則得以確立，監管資本套利帶來了銀行體系“杠桿化”和在金融危機中即選擇“去杠桿化”正是次貸危機爆發和危機深化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信貸傳導會因資本約束給銀行帶來的風險偏好調整而變得復雜和呈現非對稱性。眾多研究得出結論，認為銀行資本約束事實上已經成為貨幣政策的一個重要的傳導渠道；反思危機，監管部門出臺了巴塞爾協議Ⅲ，將銀行業監管推向了新的層面，是因為該協議不但完善了協議Ⅰ、協議Ⅱ的資本監管指標，而且通過設定流動性監管指標，推出了流動性監管要求。
2巴塞爾協議監管下的銀行行為
2.1資本約束下的銀行行為及其影響研究
資本約束是指銀行的風險覆蓋能力、資產質量以及發展規模要與其資本金的規模相匹配受其約束。隨著1988年巴塞爾協議Ⅰ的出臺，理論界開始關注資本約束對銀行的影響。
巴塞爾協議Ⅰ監管邏輯在于將資本充足性與銀行資產的風險敏感度掛鉤，通過內置一個成本機制激發銀行從內部管理風險。由于銀行行為模式更多的顯示出資本約束的影響，學術界在探究貨幣政策時更多的開始關注資本約束的影響。Kopecky和VanHoose（2004）從利率或準備金的操作目標入手，分析了傳導機制如何因為資本約束發生變化。VandenHeuvel（2008）首次從銀行資產負債角度，論證了銀行資金來源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國內銀行成為國際銀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巴塞爾協議被用于國內銀行監管標準，由此國內關于資本約束對銀行行為影響的研究也不斷豐富。黃憲、馬理、代軍勛、海米提?瓦哈甫等（2005；2008；2012；2014）先后從理論和實證角度探究了資本約束下的銀行信貸模式的變化以及在宏觀層面對經濟產生的影響，結果發現在資本約束下不同資本特質銀行的風險偏好和信貸行為存在較大差異，也就是說資本約束會對國內銀行的信貸、選擇資金來源等偏好產生影響并且通過貨幣政策渠道傳導到宏觀經濟層面。劉斌（2005）運用我國16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研究了中國國民的貸款是如何受到資本充足率的影響，得出結論，對貸款波動影響大的是資本的約束。戴金平等（2008）對1998-2005近20年的實際數據的深入研究，結果顯對于這19家商業銀行，監管當局以提高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監管行為有效地影響了商業銀行的貸款行為。徐明東和陳學彬（2012）同樣用中國銀行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實證結果顯示國家出臺的貨幣政策往往不容易對資金充裕的大型銀行產生較大影響。余雪飛（2013）通過構建包含銀行部門的DSGE模型從信J供給的角度分析基于銀行資本渠道的金融加速器效應。
綜合而言，資本約束基于資金成本渠道以及風險偏好渠道，對銀行行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風險偏好的改變和信貸行為的調整。
2.2流動性約束下的銀行行為及其影響研究
隨著巴塞爾協議Ⅲ所倡導的流動性監管制度的出臺，流動性約束對銀行行為的影響需要社會關注。Beck和Keister（2012）認為銀行資本對外負債的不同將直接受到流動性約束的影響，同樣，銀行流動性需求也是一樣，進而對央行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基礎產生影響。同時，也有部分研究考察商業銀行流動對宏觀經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比如，Antonio Scalia等（2013）利用歐洲地區的經驗數據分析了凈穩定資金比率（NSFR）對貨幣政策操作的影響，實證了NSFR對銀行貸款的影響，指出貨幣政策的操作必須考慮流動性約束的影響。
與國外不同觀點是國內對流動性約束下的銀行行為的研究目前還主要側重于定性研究。萬志宏和曾剛（2012）分析了美國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囤積，指出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囤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會產生阻礙影響。巴曙松等（2012）分析了流動性風險監管新規所引發的銀行資產負債表替代效應，并進一步從金融穩定、宏觀經濟及道德風險等方面分析了流動性風險的監管新規可能帶來的影響。
流動性約束目的主要是通過建立激勵機制，讓銀行更加關注資產的流動性風險，選擇更穩健的融資渠道以應對流動性風險。
2.3資本和流動性雙重約束下的銀行行為及其影響研究
由于巴塞爾協議Ⅲ出臺時間較晚，國際上對資本和流動性雙重約束下的銀行行為及其影響的研究還只是處在起步階段。國外的研究要先一步，BIS（2010）基于DSGE模型對巴塞爾協議Ⅲ的宏觀經濟影響進行了評估。Michael（2010）曾提出了一種模型，該模型以資本和流動性為變量，來估計銀行信用價差的改變方式。另外，還有學者從信貸市場的摩擦的角度，利用DSGE模型基于雙重約束，對中期宏觀經濟的因素進行分析，得出結論：貨幣政策的不同和特定限制的時間將會決定前者。
國內，代軍勛、王璐露（2011）研究了在不同類型的商業銀行中，不對稱的創新能力在有資本約束下的表現，并基于中國數據進行了實證。代軍勛和陶春喜（2016）采用聯立方程模型分析了資本和流動性雙重約束下國內商業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并且部分學者開始嘗試建立國內銀行在雙重約束下行為模式的仿真方法。
3評論與展望
國內外學者對于巴塞爾協議監管對銀行行為影響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有不小差異，這主要是因為學者們的切入角度、研究方法和采用的實證數據各不相同，不過研究的全面性有助于我們對資本約束和流動性約束下銀行行為機理及其宏微觀影響的認識的深入，同時也能夠推動銀行監管和貨幣政策傳導理論和實踐的完善。然而必須承認的是，隨著新的巴塞爾協議出臺，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1）最重要的一點是，上述研究一般從獨立的約束條件出發，只考慮資本約束或只分析流動性約束，展開對銀行行為機理的研究，這種研究基礎，忽視了資本約束和流動性約束的交互影響和合成效應。然而現實中資本約束和流動性約束同時存在，由于兩者的監管方向并不一致，兩者對銀行資產配置和信貸行為的影響也不盡相同，這種兩種約束可能帶來影響的消弭或者其他影響的強化，致使資本和流動性雙重約束下的銀行行為機理必然有別于資本和流動性單一約束下的行為機理。（2）對資本和流動性雙重約束下銀行行為特征的描述不一定會很適合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情況，因為他們的參照數據和模型（DSGE）都是以西方國家為標準的，而且西方國家的市場相比于我國更加成熟，且趨于穩定。
由于之前的研究或多或少存在上述不足，我們將來的研究更多的把資本的約束和流動性的約束綜合在一起，充分考慮兩種約束產生的交差作用以更好的考量銀行資產配置和信貸行為的動態調整規律；在實證領域考慮發展中國家設定參數進行仿真推演，以解決實證數據缺失問題；在國際比較領域側重于考察資本和流動性雙重約束下我國銀行行為調整及其影響的特殊性。從而完善銀行監管理論和貨幣政策傳導理論，為我國銀行監管實踐和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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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監管；資產配置；銀行風險承擔行為
1.引言
新《巴塞爾協議》確立的最低資本要求、市場約束和政府監督成為銀行業監管的三大支柱。最低資本要求監管要求商業銀行達到最低資本充足率標準，旨在能夠抑制銀行風險資產的過度膨脹，從而保證銀行能夠以自有資本承擔對存款人和其他債權人造成的資產損失，避免銀行出現擠兌危機，甚至破產。
傳統理論認為實施資本充足率監管可以增強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然而，提高資本監管要求后，為了彌補提高資本充足率帶來的額外資本成本，商業銀行會將部分資產從低風險轉向高風險資產，可能使商業銀行面臨更大的破產風險。Keeley和Furlong（1990）指出，提高資本要求將降低存款保險期權的價值，使銀行降低其資產組合的風險。但是，資本監管也可能增大銀行資產風險，導致銀行的資本監管出現低效率問題。Gennotte和Pyle（1991）、Rochet（1992）認為銀行的財務杠桿率和風險互相替代，當杠桿率被強制壓低時會選擇增大資產風險。李穎（2011）認為存在資產替代效應時，資本的增大導致資產配置風險增大。宋琴，鄭振龍（2010）發現銀行資本充足率監管在市場集中度較低時有效，但市場集中度高時作用不明確。因此，資本監管約束是否能夠抑制商業銀行風險承擔行為，從而提高銀行業的穩定性，值得深入探討研究。基于銀行資產配置策略視角，構建線性規劃模型，研究資本監管約束下銀行的資產配置風險，有助于理解資本監管對銀行風險承擔行為的作用機理，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2.資本監管約束下的銀行資產配置目標函數
資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CAR），也稱為資本風險資產率，是衡量一個銀行的資本對其加權風險的比例。公式表達為核心資本與附屬資本之和與風險加權資產的占比百分比。《巴塞爾協議III》要求>8%，并且大幅度提高核心資本比例，要求核心資本與風險加權資產的比例大于4.5%。
假設一家上市銀行總資產為V，銀行持有三種資產，其中是無風險資產，的風險高于，無風險資產占總資產的比率為，則占總資產的比率為，占總資產比率為，存款占總資產的比率為，存款，權益資本為，總資產的收益為，銀行的風險為。用分別代表三種資產的收益率，有，因此有。下面將從資產定價模型入手，簡單闡述資本監管約束下銀行資產配置函數的原理及配置目標。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是由美國學者夏普（William Sharpe）、林特爾（John Lintner）、特里諾（Jack Treynor）和莫辛（Jan Mossin）等人在資產組合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現代金融市場價格理論的支柱。
即某種證券的期望收益=無風險資產收益率+證券的貝塔系數*風險溢價，其中系數是用來度量一種證券對市場組合變動的反應程度的指標，即為度量改證券風險的指標。
根據CAPM理論可知，用文字描述該理論的涵義，才能有以下的表達式。
其中表示風險溢價，為常數，為CAPM中的貝塔系數，是反映風險的指標，表示期望收益與無風險資產收益率的差，存款的資本成本為。
假設風險中性銀行以銀行利潤最大化為目標， 即銀行決策的目標是：
假設銀行的資產風險按照從大到小排列并且可以無線細分，即銀行資產的風險是不一樣的，不是如巴塞爾協議規定的，則銀行的資產按照風險權重，設為資本充足率要求，則銀行行為的約束條件為：
此時，假設市場是有效的，政府執行強監督機制，但是如果銀行資本低于資本充足率要求，市場對銀行的信心不足，就會發生擠兌現象，導致銀行破產。
3.資本監管約束下銀行資產配置的線性規劃解
化簡（6）得：
（7）
由式（7）可知，收益率高的資產與收益低的資產的數量是呈負相關的，并且與無風險資產的比重無關。收益高的資產的數量是由銀行資本、資本充足率、收益低資產的數量以及兩種資產各自的風險權重共同決定的。
要最大化（5）即最大化（8）：
，即權益資本比率大于最低資本要求與高風險資產的風險權重的乘積時，L恒大于N，可行域為N下方，目標函數Y與L無關，即最低資本要求無法限制銀行風險承擔。
因此，在銀行權益資本非常充足時，銀行有足夠的資本來抵御未知的風險和將來可能發生的費用，而且權益資本的比率大于最低資本要求，此時最低資本要求對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沒有影響，銀行會有提高風險資產比率的激勵，銀行會過度承擔風險。
，即權益資本比率小于最低資本要求與高風險資產的風險權重的乘積時：
（1）若，即目標線斜率大于M線，也就是說風險權重的增長速度小于風險的增長速度。
由線性規劃可知，B點時Y最大：
結論1：當資本監管加強時，銀行為適應監管要求，此時銀行不會選擇持有低風險資產，因為增持低風險資產會提高銀行的風險，并且得到的收益不足以彌補風險帶來的損失，銀行不得不將高風險資產向國債等無風險資產轉移，資本監管效果明顯，銀行風險承擔降低；當資本監管減弱時，銀行會將資產從無風險資產向高風險資產轉移，并且也不會選擇持有低風險資產，因為此時增持高風險資產會得到更多的收益，并且足以覆蓋由此帶來的風險損失。
（2）若，即目標線斜率小于M線，也就是說風險權重的增長速度大于風險的增長速度。
由線性規劃知A點時Y最大，即：
結論2：當資本監管加強時，高風險資產會減小，低風險資產會增加，銀行不會持有無風險資產，因為此時持有風險資產得到的收益可以覆蓋風險增加的損失，銀行將資產從高風險向低風險轉移，資本監管效果比較明顯，銀行風險承擔降低。
4.銀行資本調整與銀行資產配置風險
當時，時，收益最大，風險最小，此時銀行持有的低風險資產較多，足以達到最低資本充足率要求，銀行會選擇增持高風險資產，由于兩種資產相關性的存在，這樣可以降低風險，并且可以增加銀行的利潤，直到收益最大為止，即銀行持有所對應的的資產組合；當存款利率增加時，此時資產組合為最優資產組合，故銀行的利潤率會降低。
當時，取，因為與右側部分相比在同等風險水平下收益率高，這是因為兩種資產協方差的存在使得銀行在同等風險水平下對應兩個收益不同的資產組合。若銀行目標為利潤最大化，則取所對應的資產組合，此時銀行的收益是最大的，但是風險也是最大的，銀行容易有破產風險；若其目標為風險最小化，則取所對應的資產組合，此時銀行面臨的風險是最小的，但收益不是最優的，股東們可能會出面干預，來增加利潤率；當存款利率升高時，銀行為保持其利潤率會傾向于提高銀行總收益，即向在最低資本要求約束下銀行所能達到的最高收益率靠近，此時，低風險資產的持有率減少，高風險資產的持有率增加，銀行會增加持有風險較高的資產。
一般來說，收益與風險呈正相關，銀行持有的低風險資產比例越大則其總風險越小；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協方差的存在，存在使得銀行總風險最低的資產組合，此時銀行的總收益不是最低，即收益與風險不是正相關，銀行不同的資產組合可以使風險相同，收益相同，即銀行同等風險一定時對應兩個收益不同的資產組合，銀行為了規避風險也不應持有過多低風險資產，而是選擇合適的資產組合。
5.結論與相關政策建議
由以上分析可得結論有以下幾點：（1）在線性規劃模型下，資本監管的有效性不確定，因其受到權益資本比率、最低資本要求與高風險資產的風險權重的乘積、風險權重的增長速度等諸多因素的制約。（2）銀行存在風險最小值點。銀行以適當的比例持有不同風險的資產可以使銀行的風險達到該最小值。
傳統觀念認為政府加強資本監管，能夠抑制銀行的風險承擔行為，本文通過線性規劃方法求解資本監管約束下銀行資產配置的目標函數，發現政府監管作用具有不確定性。資本監管加強時，銀行一定會減持高風險資產，但當風險權重的增長速度大于風險的增長速度時，銀行會增持無風險資產，但不會持有低風險資產；反之，銀行會增持低風險低風險資產，但不會持有無風險資產。
傳統觀念還認為風險與收益成正比，高風險意味著高收益。本文研究發現銀行的收益和風險并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系。銀行同等風險一定時對應兩個收益不同的資產組合，銀行為了規避風險也不應持有過多低風險資產，而是選擇合適的資產組合。
基于以上結論分析，我們提出三方面政策建議：（1）發展銀行間債券市場以及同業拆借市場以方便商業銀行的融資，在市場信心不足時，容易發生銀行擠兌，比較自由的資金融通可以降低銀行破產的風險。（2）合理配置銀行資產。商業銀行應該以自身經營目標為導向，在監管約束下權衡流動性和收益性。（3）加大對金融犯罪的懲罰力度，加強信息披露和對銀行的評估，使銀行的決策者的行為趨于規范，減少金融事故的發生。此外，有效發揮銀監會的審慎監管職能，強化銀行相關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培育和維護對銀行穩健經營的市場信心，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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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薛智恒（1994-），男，山西運城人，大學本科，現就讀于大連理工大學。
巴塞爾協議作為現代銀行業監管的“圣經”，它從誕生之初的巴塞爾協議I到現在的巴塞爾協議III，整個巴塞爾協議的發展與成熟見證了金融監管的發展與改革。巴塞爾協議對銀行業，尤其是商業銀行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無論是銀行自身的行為，還是作為銀行業監管者的政府部分的行為都受到了巴塞爾協議的影響。本文以巴塞爾協議的發展過程著筆，從銀行自身角度以內部視角來探討巴塞爾協議對銀行業經營行為的影響。從而探尋銀行業監管的可靠路徑，降低金融危機從銀行業爆發的可能性。
【關鍵詞】
巴塞爾協議；銀行監管；金融危機
一、引言
伴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速度的提升，各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也越發的緊密，由此使得世界上各個金融市場的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也越來越大。隨著而來的是金融危機的不斷爆發。伴隨著這些緊密的世界金融聯系，金融危機的破壞力不在局限于單個金融市場或者小范圍的地域，危機已經開始突破地域的限制，并在世界范圍內傳播起來，其影響程度已經遠遠高于過去。
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發生的金融危機讓經濟學家們認識到的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與脆弱性。國際貨幣基金通過對世界范圍金融市場的監控與研究，得到的數據讓人們瞠目結舌，在1980～1996年間，僅僅16年的時間里，僅僅只是在發達國家范圍內，就有超過有17%的金融市場蒙受過金融危機帶來的損失，其中52%的國家遭受過嚴重的金融危機。而在發展中國家內的金融市場，有23%曾經遭受過金融危機，并造成嚴重的損失，并且在其中的59%的國家內爆發的金融危機的等級屬于嚴重金融危機。
追溯到1997年，當金融危機首次席卷整個亞洲。從此以后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內便時常出現。在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后不久，又在俄羅斯、拉美國家的金融市場內刮起了一整劇烈的金融風暴，最后這場開始于局部金融市場的金融危機向著全世界的金融市場蔓延，最終結果是誘發了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動蕩，其破壞性甚至動搖了世界實體經濟的發展。此后2008的由美國次貸危機誘發的全球經濟蕭條，以及歐洲的債務危機，又一次的影響了世界宏觀經濟的良性發展。
另一方面，銀行作為整個金融市場的核心機構，多數金融危機的發源點都是銀行，由此對銀行業的金融監管也顯得尤其的重要。金融危機在世界范圍內愈演越劣，引發人們對金融風險的憂慮，如何能提前規避掉金融風險對世界宏觀經濟影響，加強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受到國際上越來越多專家學者以及政府金融監管部門的重視。
二、巴塞爾協議的誕生與發展
為了應對波及范圍越來越廣、影響程度越來越深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的金融監管部門以及國際大型金融組織開始思考，如何構建出一個完整的世界金融監管體系，用以穩定整個宏觀世界金融市場，減緩甚至消除金融危機爆發的。
面對兩個國際性大銀行，前聯邦德國Herstatt銀行以及美國富蘭克林國民銀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的轟然倒塌，金融行業尤其是銀行業開始反思銀行監管在金融監管中的重要性，成為巴塞爾協議誕生的一個契機。這兩家舉世聞名的國際性大銀行，在金融危機面前變得如此的不堪一擊，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在感嘆以及驚愕之余，開始認識到了對這些銀行，尤其這些擁有巨大的國際市場、廣泛的國際業務以及復雜的金融聯系的國際性大銀行進行監管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1974年，十國集團中央銀行行長提出建立巴塞爾委員會以便對全球銀行業的監管，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十國集團中央銀行以及十國的銀行監管部門，這十個國家分別是日本，美國，比利時，荷蘭，加拿大，瑞典，瑞士，法國，德國，英國以及意大利。并且國際清算銀行（BIS）、歐盟執行委員會、IMF、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為巴塞爾委員會的各項活動以及各項協議的制定提供指導。
1988年，巴塞爾委員會針對十國集團中央銀行和國內的跨國銀行，第一次實施巴塞爾協議。雖然，巴塞爾協議的中的所有規定都不具備法律層面的約束能力，但十國集團的金融監管部門一致同意在協議的規定時間內參照協議的相關規定進行監管。經過多年的檢驗，巴塞爾協議的優點受到全世界的認可，尤其是其科學合理的特性以及良好的可操作性。巴塞爾協議開始受到許多非十國集團監管部門的推崇與信奉，巴塞爾協議開始成為了世界范圍內銀行業監管的“圣經”，這些非十國集團的成員的國家也開始自覺自愿地遵守了巴塞爾協定和資本協議中的相關要求與規定，尤其是許多的在國際金融市場內有著極高參與度的國家。
從誕生之初至今，銀行業實施巴塞爾協議的歷史已超過了十年，在實施的過程中，伴隨著金融市場的成熟以及世界經濟發展，巴塞爾委員會也曾對整個巴塞爾協議進行了多次的修改與完善。比如，在1996年，巴塞爾協議將市場風險的管理加入到了資本充足性管理的條例之中。又如，在2001年，委員會重新制定并公布了新巴塞爾協議，以公布將取代在1998年公布的協議。在這十多年來中，對巴塞爾協議的不斷修訂與更正，并付諸于實踐，在整個金融監管的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尤其是銀行業的經營行為伴隨著巴塞爾協議的修正與完善而不斷的變化。
三、巴塞爾協議對銀行經營行為的影響
首先是對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的影響在巴塞爾協議中，對銀行的資本金有著詳細的規定。伴隨著巴塞爾協議在世界范圍內的推行，世界各國的銀行業有了一套統一的資本金比比率標準。由于在實施巴塞爾協議之前，各國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不同，風險系數也不盡相同，從而使得各種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對銀行資本金的要求也就不同了。在協議開始實施以后，各個國家的銀行為了能貫徹巴塞爾協議的精神，滿足巴塞爾協議的相關要求，實現協議中的監管目標，勢必會以協議內容為導向，并依照自身的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調整。
而不同銀行所受到的影響也是不同的，具有高資本金比率的銀行與資本金比率較低的銀行之間，他們所做出的調整很難達到一致性。例如瑞士，在過去未實施協議時，瑞士銀行業具有較高的資本充足率的特點。在瑞士的大銀行平均值為13.8%，遠遠超出十國集團資本充足率平均值的2.5%。所以，在協議實施至今，瑞士銀行業所面臨的資本充足率壓力相對來說較小。而相比之下，自1988年協議開始在各國廣泛實施以來，在工業化進程較快的發展中國家里，商業銀行的資本金比率有了明顯的變化。在1988年時，資本金比率的平均值為僅為9.3%，而到了1996年后，資本金比率的平均值上升到了11.2%，其余大國中的銀行業也對協議做出了明顯的反映，資本金比率有了顯著的提高。在我國，銀行業主要是以政府信用為擔保依據，所以商業銀行一般有著較低的資本充足率。而在近幾年，為了實現本土銀行的國際化戰略，應對外來銀行的競爭壓力，我國傳統商業銀行業不得不向巴塞爾協議靠攏，提升自身的資本充足率。
其次，對銀行的風險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簡單的來說，銀行的風險衡量的計算式是用風險加權資產除以銀行的總資產。銀行資產中風險加權資產所占有的比率越高，則銀行的風險也就越大；相反，銀行資產中，風險加權資產所占的比率較小，則整個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就越小。而銀行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會進行資本套利活動，即在同一類的風險加權資產中，將小風險的資產向大風險資產中轉移，導致使得銀行所面臨的風險更大。
四、對我國商業銀行的啟示
從短期效應來看，巴塞爾協議對商業銀行的的確經營帶來了諸多嚴厲的限制，對整個銀行業的利潤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從長遠的目光來看，雖然在短期對銀行業的業務有了嚴苛的要求，尤其是將銀行行為限制在必須要滿足巴塞爾協議對資本質量要求前提之下。這些限制也為銀行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機遇，如果銀行能在限制中實現新的突破并在長期內保持穩健的發展，必定能實現新的利潤增長。因此在現階段下，我國銀行業要想實現與世界金融市場接軌，并創造新的金融奇跡就必須有所作為。
首先一點，我國銀行業應該重新調整產品結構，將新的利潤點放在表外業務之上。并在保持傳統業務質量不變的前提之下，有效發展表外業務，有效的優化產品的定價，創新產品種類與設計，才能真正地提高長期的盈利能力增加銀行的內源資本。所謂的內源資本是指銀行的盈余以及留存盈余，主要來源于派息后的留存。在優序融資理論的核心思想中，銀行業的內部融資的優先度應該顯著的高于外部融資。在商業銀行進一步擴充自己的留存利益而不對自身股價造成顯著影響的前提下，其第一選擇只有內源資本。具體而言，首先銀行應將視角放在表外業務之上，并有效的降低這些業務成本，并減少其對銀行的自有資本耗費。從目前來看，我國的商業銀行都有一個通病，即自身的業務結構非常的單一，產品的種類貧乏，產生更新速度緩慢。目前銀行的核心業務是傳統的信貸業務，以存款與貸款利息差為主要的利潤點。而信貸業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很高的監管成本的業務。而通過重構銀行業務的結構，并且優化銀行資產狀況，將業務的發展重心，從過去傳統存款，貸款業務轉移到表外業務之上，尤其是應該的大力地發展那些節省，甚至完全不需要利用商業銀行自身資本金的表外業務，是實現內源性資本擴張，重構銀行資本與產品結構的重要路徑。
其次，我國的銀行業應該優化產品的定價策略，從而改善盈利水平。銀行業中尤其是在中國商業銀行的中，貸款業務的占整個盈利的比重非常大，但是這些業務定價的方式卻非常死板。改革的趨勢應該是以風險量為定價的依據，再進一步的將銀行的自有資本、流動性以及整個項目運營所需要的總的成本納入定價的決定因素中來。然后進一步做到以客戶為導向定價，將客戶精細化管理并分類，進而以類定價，完成傳統的粗放式管理模式向現代精細化管理模式的過度。
因此，我們可以說，巴塞爾協議并沒有抑制銀行業的發展，而是為銀行業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并將風險控制在了最小的范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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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影子銀行；隱蔽性；對策
一、中國式影子銀行的含義
影子銀行已有幾十年的發展歷史，但是被廣泛關注卻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
由于中國金融市場發展較晚、資產證券化程度不高、金融產品類別相對有限，因此，關于我國是否存在影子銀行仍沒有達成共識。但從是否承擔正規金融功能來看，我國確實存在影子銀行，比如民間借貸、委托貸款等。本文將具有銀行之實無銀行之名、行使與傳統銀行類似功能、會在一定程度引發金融危機的金融機構定義為中國式影子銀行。除此之外，將有上述特點的非金融機構也歸入其中。
二、中國式影子銀行的發展及系統構成
從2010年開始，我國影子銀行體系開始呈現爆發式發展，根據社會科學院報告指出，2014年中國影子銀行業已有27萬億人民幣的價值。本文結合國內外相關文獻，按照各類影子銀行的發展規模，將我國影子銀行分類如下。
1.銀行理財產品
銀行理財產品是銀行為追求更高的利潤回報、提高行業競爭力而發行的金融產品，屬于表外業務，在通貨膨脹持續上漲，銀行存款實際負利率的今天，對于投資者來說是可觀的投資渠道。自2004年9月光大銀行推出“陽光理財B計劃”后，銀行界刮起一股開發理財產品的旋風，理財市場迅速發展起來。
根據中國社科院資料整理，銀行理財產品的發行數量由2005年的598只到2013年的44492只，增長了近75倍，募集資金規模由2000億元增長到288000億元，其驚人的增長速度，標志著我國影子銀行規模的迅速壯大，銀行理財產品無疑成為其核心內容。然而快速增長的背后，金融風險也逐漸凸顯。
2.信托
1979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成立標志著我國信托業的誕生。信托的發展伴隨著法律的一步步規范。當前，商業銀行為規避貸款管制等問題開始和信托投資機構合作。截止2014年6月30日，我國信托資產規模為12.95萬億元。
資料來源：根據用益信托工作室相關數據整理得出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無論是銀信合作產品的數量還是規模都有巨大地增長，銀信合作已經成為我國影子銀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高于同期銀行活期存款利率的收益率，使投資者趨之若鶩，拓寬了投資者的投資渠道。但是在法律體系、監管制度不完善及信用資質不健全的當下，銀信合作蘊含著巨大的潛在風險。
3.民間金融
民間金融是由于利率管制、信貸配給不足而產生的，與正規金融相對。民間金融具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其內生性，不由政府主導建立；二是處于監管陰影區。
招商證券研究報告稱2013年底影子銀行的規模約為32.7萬億元，其中民間借貸7.4萬億元，占其規模的22.7%。毫無疑問，民間金融已是中國影子銀行的主要組成部分。民間金融不僅發展了民間經濟，而且優化了資源利用。但由于缺乏金融監管、與社會接觸面廣，一旦出現問題，其風險將會傳至正規金融機構，引發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
三、推動中國式影子銀行發展的對策建議
相對于國外成熟的影子銀行體系，我國金融衍生品不多、資產證券化程度不高、市場的系統性風險不是很大，但這并不代表我國可以放松對影子銀行的監管。
1.健全金融立法、維護市場秩序
健全的法律體系是保證影子銀行能夠平穩發展的重要外部保障，只有將影子銀行納入整個法律法規體系范圍內，才能保證對其監管有章可循。
2.構建科學有效的監測評估體系，提高信息透明度
因其特有的隱蔽性，對于影子銀行的真實狀況，監管當局和市場參與者無法及時全面地掌握。因此，為防范金融風險，重中之重是要構建科學有效的監測評估體系，以提高信息透明度。
3.推進利率市場化
影子銀行出現的重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完全放開市場利率，因此要想從根本上瓦解影子銀行風險存在的基礎、杜絕監管套利，只有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逐步取消銀行信貸管制和存款利率上限，讓資產價格能夠完全代表市場的供求。
4.加強與國際金融監管的合作
金融全球化的快速發展、金融風險的驚人傳播速度及多樣的傳播途徑等原因，使一國金融的穩定，不僅要依靠本國政府，還需要加強與國際金融監管機構的合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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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自由化；銀行監管制度；問題；策略
金融的自由化具體包括資金價格自由化、銀行業務自由化和金融市場的自由化。隨著時代的發展與進步，金融領域內的自由化是逐步進行的，對于美國、英國等國家來說，其金融行業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因此在世界領域內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必然給其經濟帶來很大壓力和復旦。金融自由化是利弊共存的，金融自由化一方面意味著市場競爭的公平化、自由化，很多財務公司都可以通過金融產品參與市場競爭，但是這也造成了銀行經營管理的風險，使得銀行的風險資產增加，造成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
一、我國金融自由化現狀概述
總的來說，金融自由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只有制定正確的策略才可以在國際經濟市場的競爭中立足。就我國多年金融自由化的實踐來說，在整體上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著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
我國金融自由化主要經歷了四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中都有新的發展與進步。從最開始的銀行體系改革到實行全面的金融機構的改革；從金融市場逐步形成與擴展到如今加入WTO，參與到國際金融自由化競爭之中。在這一過程中，我國金融市場整體上呈現穩定，但是一些問題也逐漸在世界金融市場的競爭中逐漸顯現出來。
二、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銀行監管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銀行監管手段落后
近些年，國際金融市場越發活躍并且發展迅速，越來越多的金融交易產品不斷出現，銀行的業務范圍在不斷的拓展，銀行在增加收益的同時也承擔著相應的風險。面對嚴峻的金融市場競爭，我國銀行業務的監管范圍仍然停留在傳統的業務之中，并沒有在衍生業務中形成良好的監管、控制機制。
我國在監管手段上不能夠很好地利用網絡技術對于金融市場進行有效的調節與控制，致使網絡監管并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系統，無法從整體上把握銀行的實際金融狀況。我國的金融監管仍然現場檢查為主，這種監管手段已經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不利于金融風險的規避，和金融市場競爭力的提升。
（二）銀行監管效率低下
目前我國銀行監管主要是實行兩種方式，一種方式就是現場檢查，這種檢查方式，這種方式有利于及時發展實際問題并進行解決[1]。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現場檢查并不系統和連續，對于很多項目的監管沒有一個完善的信息收集與反饋機制，多數都是臨時檢查，并且沒有抓住不同銀行的特征進行具體項目的監管，這就使得大量的監控資源浪費嚴重。
除此之外，非現場也是一種重要的銀行監管方式。這種方式重視的是對于銀行存在風險的提前預估與判斷，我國銀行對于金融風險的抵抗能力本身較弱，因此需要風險的評估機制，在具體操作中，非現場監管的方式雖然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仍然存在著數據不準確、風險評估不到位等現象。
（三）銀行監管制度不完善
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較，我國的銀行監管制度還有待完善。具體表現在監管制度的不系統，監管制度還沒有形成一個嚴密、完整的體系，這就造成監管制度的漏洞，無法了解到全部的銀行信息。同時也造成監管部門無法與其他部門形成一個嚴密的管理監督體系，無法對于銀行進行全方位的了解，會造成金融政策不能夠符合實際的銀行狀況。
三、金融自由化背景下銀行監管制度的完善
（一）實現監管手段的加強
要建立網絡化的監管系統，不斷實現銀行風險的事前預測，及時對于金融政策與計劃進行調整，增強銀行抵抗風險的能力[2]。網絡化的監管有利于全面了解銀行信息，并且減少監管的漏洞，實現數字化、網絡化管理有利于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的提升。在進行網絡監管系統建設的同時，要加強銀行現場監管和非現場監管的計劃性，形成一個有效的監督管理手段，不斷實現管理手段的強化。對于銀行的監管需要各個部門相互的配合，在具體的操作過程中，各個部門要通力合作，不斷實現監管方式、手段的完善。
（二）完善相關法律、監管制度
對于銀行監管效果的強弱取決于于國家法律制度、監管體系是否完善和進步。我國金融市場起步較晚，因此還沒有形成較為規范、系統的監管機制。隨著金融市場的日益繁榮，我國開始重視對于金融市場的管理，并且加大對于銀行的監管力度，但是相關法律制度以及監管規范并沒有形成，有必要制定專門的法律規范，為銀行發展金融業務提供一個完善的規章制度，有利于提高我國銀行在世界金融市場上的競爭力和綜合實力，使得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有一個很好的法制保障。
四、結語
銀行是進行金融活動、開展金融業務的重要載體和平臺，金融業的發展和進步主要依賴于銀行的經營管理狀況，尤其是對于各大商業銀行來說，開展金融業務有著一定的風險，但是金融的自由化是一個潮流，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遇到各種困難是不可避免的，這就需要相觀部門對于金融業的發展進行宏觀的調控，促使日后金融市場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脫媒；影子銀行；監管
一、影子銀行的概述
在美國次貸危機席卷全球金融海嘯的背景下，各國金融監管當局都把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與安全作為出發點。普遍認為，影子銀行在這次危機的產生和傳導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人們開始認識到影子銀行體系對金融體系的不良影響和對風險監管的重要性。近幾年來在緊縮的宏觀政策背景下，隨著市場的需求、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國內影子銀行的規模的迅速壯大起來，同時帶來的風險也逐漸顯現出來。2012 年 10 月東京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年會上，我國影子銀行所蘊含的風險被寫入了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因此，如何將我國影子銀行體系逐步納入金融監管已成為各界高度關注的一項課題。
“影子銀行”這一新鮮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執行董事Paul McCully在 2007 年的美聯儲年度會議上提出來的，認為”影子銀行體系”是”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的，與傳統、正規、接受中央銀行監管的商業銀行系統相對應的金融機構”。影子銀行與正規的金融機構相比特點在于：（1）存款不是資金來源。資金來源受市場流動性影響很大。（2）利率高。影子銀行的利率是由借貸雙方自己約定的。（3）透明度低。影子銀行的民間融資部分透明度很低。（4）風險較大。少受監管的影子銀行利率杠桿高，極易出現資金鏈斷裂，其風險是難以預計的。影子銀行這種新興的金融業務發展較快，這是由于中國的金融抑制和緊縮的貨幣政策導致的。由于信貸的緊縮造成了一些中小企業發展的資金需求不能得到充分的滿足，民間資本沒有足夠的投資渠道和資金出口，中小企業只能被迫尋求新的融資方式。即影子銀行的產生來源于金融市場的需求，當原有的傳統銀行金融機構已經不能滿足這些市場需求的時侯，就會開拓新的領域，使原來不能完成的融資變成可能，并擴大了金融體系的群體，這些新興的金融創新活動繞過了監管的局限，以監管套利的形式出現成為了影子銀行。
二、影子銀行對金融系統的影響
（一）影子銀行產生的積極影響
在中國目前的經濟形勢下，多數影子銀行的存在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而且已經成為社會融資規模的重要組成部分。首先，能及時解決中小企業資金困難。對于那些處于融資困難的農村或小微型企業來說，影子銀行的存在可以暫時緩解其短期的資金流通的局面，幫助其渡過難關，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填補金融機構職能空缺；其次，影子銀行的產生有利于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機構與產品的各類創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金融業正在從單一的功能的傳統銀行向”需求”向導下，為客戶提供包括融資、金融理財、風險管理、價值提升、支付清算等在內全面服務的新型金融業轉型。
（二） 影子銀行產生的負面影響
隨著金融市場結構多元化的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的創新，中國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長，然而銀行貸款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比重卻下降了，影子銀行已經對金融系統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影子銀行在與商業銀行融合過程中對商業銀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主要表現在：第一，影子銀行加速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過度發展的影子銀行給商業銀行業務帶來擠出的效應風險。由于影子銀行的資金是源于短期的貨幣市場，一經市場資金出現問題，就會導致商業銀行出現擠兌風險，一旦不能馬上將長期資產變現，就會加速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風險的發生。第二，使商業銀行可以自由運用的資金比例降低了。由于商業銀行定期存款的收益率遠遠低于投資民間融資的回報率，因此越來越多的資金都轉而投放到影子銀行機構中，脫媒資金流向直接融資市場，增加了直接融資規模，導致商業銀行吸收存款相對減少了，嚴重影響了商業銀行的正常經營。第三，影子銀行與商業銀行關聯度高，蘊含傳導風險。影子銀行涉及廣泛，存在于社會金融活動總體中。影子銀行與傳統銀行在不同層次和不同領域進行合作，聯系十分密切。影子銀行借助傳統銀行業機構平臺提供融資，由于業務的交叉混合性強容易引發一系列風險，外部因素的波動和風險的積累會導致影子銀行風險向傳統銀行體系的傳導、滲透和擴散，甚至會引發系統性風險。
2.影子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影子銀行占中國社會融資的比重越來越高，大大改變了中國金融的傳統結構。一方面，影子銀行使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加大了。影子銀行不在傳統貨幣銀行體系范圍中，卻又行使著貨幣銀行的職能。由于透明度低，影子銀行的信貸規模等相關數據難以統計，使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加大了，對貨幣政策的傳導形成了諸多的挑戰。另一方面，影子銀行影響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力。由于社會融資的嚴重”脫媒”化，導致貨幣政策對于貨幣信貸規模控制等效力減弱。加之影子銀行的內部創新自身為了追逐暴利規避了監管，由于缺乏監管，它的存在從客觀上削弱了存款準備金率、利率等的政策工具來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強烈干擾貨幣政策、利率及其他工具的傳導。
3.影子銀行對金融穩定的影響
中國存在的民間金融以及大型國企的委托貸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社會資本虛擬化，加劇我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當影子銀行遭受到經濟政策的壓力和外部沖擊影響的時侯，就會把系統性風險傳遞給整個金融系統。影子銀行使中國實體經濟空心化，影響了我國金融穩定。
三、構造影子銀行的監管制度
結合當前發達國家對加強影子銀行監管的改革措施，我國可以從六個方面開展監管工作：
一是將影子銀行納入監管中，并加大對影子銀行的監管防控力度；二是加強信用評級機構的改革，提高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三是防范道德風險，建立風險處置機制；四是改進薪酬激勵約束制度；五是加強風險隔離，建立防火墻；六是對于影子銀行帶來的利益與風險要平衡對待，穩健中推進監管。
從主要發達國家對于影子銀行的監管改革防范措施上看，將影子銀行納入監管范疇已是勢在必行。反觀中國影子銀行的發展狀況、表現形式上都與國外有很大的差別。以資產證券化為核心的產品創新是發達國家影子銀行典型的特征，而中國的資產證券化發展緩慢，金融創新相對滯后，對沖基金等市場型的公司還沒有發展起來、力量小，以資產證券化為核心的影子銀行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中國影子銀行主要是以套利融資方式的產品創新。
對于中國金融監管業能借鑒發達國家的措施比較少，需要從中國本土特征出發實行監管改革。但是綜合發達國家的措施看出來，雖然影子銀行對金融穩定產生了威脅，但是影子銀行的存在還是有合理性的，各國監管機構擴大了金融監管的范圍，把影子銀行體系納入了監管，加強風險防范，認為影子銀行仍具有存在的價值，可以作為貨幣市場的重要補充，能夠更好地促進對金融市場發展。
由此可見，我國在監管中要理性看待影子銀行的發展。在強化監管的同時，采取疏堵結合的監管思路，合理引導其發展，既要保留金融創新又要防范風險，鼓勵發展真正有利于金融市場的影子銀行業務，合理的引導影子銀行發揮積極的作用。還要注重提高影子銀行體系的穩健性，有效管理影子銀行風險，構建影子銀行宏觀和微觀監管機制，提高影子銀行的透明度和合規性，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盡可能的降低影子銀行所帶來的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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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監管指標；銀行信貸；經濟增長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對金融監管框架提出修改方案，以巴塞爾協議Ⅲ為代表的監管新規將逐步在各國得到實施，同時，加強宏觀審慎監管也成為各監管部門的共識。隨著國際監管新規的不斷推進，我國銀行業的監管不斷跟上國際步伐，但在制定和實施具體監管標準之前，需要對我國銀行業監管的主要指標與銀行信貸規模、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充分衡量監管政策的沖擊性和效用性，以更有效地推行監管新規。
一、文獻回顧
銀行業監管指標與銀行信貸規模關系方面，國內外學者進行了較為豐富的研究。如Bernanke、Lown（1991）、Peek、Rosengren（1995）、Hancock （1995）研究表明美國銀行資本監管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出現過信貸緊縮效應[1-3]。Thakor（1996）研究表明擴張的貨幣政策既可能增加信貸也可能減少信貸[4]。Chiuri （2002）認為資本充足率監管的實施明顯地削弱了銀行的信貸供給能力，且信貸緊縮效應在新興國家的表現比在十國集團更為明顯[5]。國內方面，劉斌（2005）指出當實際資本充足率低于監管最低要求時，貨幣政策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將會出現信貸緊縮現象[6]。王勝邦（2007）、王勝邦、陳穎（2009）發現由于我國商業銀行主要通過增加監管資本的方式提高資本充足率，嚴格的資本約束并未導致嚴重的信貸緊縮[7-8]。郭偉（2010）認為我國的資本軟約束現象得到改善[9]。杜榮耀、胡海鷗（2011）引入了銀行資產負債表模型證明資本充足率對貸款規模的控制作用加強[10]。產出方面，Paolo Angelini、Laurent Clerc等（2011）認為巴塞爾Ⅲ的實施將減少經濟的產出水平，但可降低產出的波動性[11]。Eric Wong、Tom Fong、Ka-fai Li、Henry Choi（2012）認為新監管改革對香港經濟產生正面的長期影響，但此影響較小[12]。本文通過建立貸款增長率的動態面板模型和VAR回歸模型，對銀行主要監管指標與銀行的信貸規模的關聯關系以及信貸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展開研究。
二、銀行監管指標與信貸總量及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一）主要監管指標與信貸總量的關系
1．變量的確定
三、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1．面板數據分析表明，2004—2011年間我國主要上市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撥備率水平、杠桿率水平等主要監管指標數據與貸款增速水平的關系不顯著，且影響較小。預計實施依據巴塞爾協議Ⅲ設定的新監管標準，對我國商業銀行的貸款規模影響較小。
2．通過對2004—2011年間的貸款規模、GDP及CPI季度數據的VAR方法分析表明，貸款規模、GDP及CPI三者在長期具有比較穩定的均衡關系。貸款規模增長1%時，GDP增長0.44%；而cpi增長1%時，GDP下降0.75%。同時脈沖響應分析表明，貸款規模對GDP的沖擊影響是持久正向的，而cpi的沖擊使得GDP做出負向響應。
（二）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人民銀行和銀行業監管部門的合作，以構建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框架為契機，保障經濟金融的平穩發展。第二，各商業銀行應拓展商業銀行資本金的補充渠道，調險資產結構，優化信貸結構，拓展金融業務和產品。第三，改進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如發展財務顧問、信托理財、直接融資等中間業務和零售業務，提高盈利能力減少對資本金的依賴。第四，繼續開拓融資渠道，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降低銀行信貸在融資中的占比，減弱監管新規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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