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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疆；FDI；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2
引言
伴隨著經濟區域化、全球化的縱深發展，以跨國公司為主要載體的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在國際經濟領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成為經濟學中的重要研究課題之一。位居我國向西開放前沿的新疆自1980 年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取得了很大進步，但利用FDI的規模與質量卻明顯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新疆這小規模的FDI是否也會提高新疆整體技術創新能力？探討這一問題可以幫助我們確定FDI在提高新疆技術創新能力中的地位。如何促進新疆FDI的吸收及推動新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乃至推動新疆跨越式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新疆FDI發展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對外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無到有，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自新疆1980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形成規模以來經過了將近3O年的發展。2009年底，新疆實有外資企業317家，其中獨資企業119家，合資企業162家，合作企業27家，股份公司9家。從投資規模來看。從1980年到2009年，新疆累計合同外商直接投資項目1763個、合同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35.4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10．24億美元。新疆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由1980年的109萬美元發展到2009年的21570萬美元，增長了近197倍。
二、FDI對新疆技術創新影響的實證分析
國內外研究普遍顯示外商直接投資對技術創新能力有著積極的推動作用。因為創新能力是在無數次的創新過程中得到提高的，創新過程類似于生產過程，即集合各種資源(人力資本、資金、設備等)創造出新知識的生產過程。一般來說投資對技術創新能力提高有著效果十分明顯。一是投資在當年表現為技術創新的需求效應：二是一旦投資形成在長期表現為創新產出的供給效果。而技術創新又是一個比較復雜的概念又較難量化，很多研究中以專利受理量為技術創新產出，因為專利(Patent)受理量既包括企業的創新成果也包括學校、科研機構的創新成果，能夠全面反映該地區的創新能力。另外這也較符合新疆的實際情況，每年新疆專利受理量與專利批準量相去甚遠，為此本文用專利受理量代表創新產出有夸大創新能力提高的積極效應。因此本文以實際利用的FDI總額為資本投入，以專利受理量為技術創新產出研究新疆外商直接投資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本文的技術創新量化指標――專利，根據其創造性、新穎性和實用性的不同等級可分為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其中發明專利是指對產品、方法或對其改進所提出的新的技術方案，其科研投入要求最高、科研產出最具創造性和影響性。實用新型專利是指對產品的形狀、構造或其結合所提出的適用于實用的新的技術方案。外觀設計專利是指對產品的外形、圖案色彩或其結合做出富有美感并適用于工業上應用的新設計。實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相對于發明專利而言，無論是科研投入還是模仿學習難度都比較低，其創新產出的技術水平也比較低。因此本文不僅分析FDI對專利產出的影響，而且進一步從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專利產出方面分別進行研究。
新疆發明專利、實用新型專利以及外觀設計專利增長趨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如圖1所示，圖中實用型新專利受理量增長最快，從2000年的699件增長到2009年的1865件，增長了將近2.7倍。發明專利受理量增長速度緩慢，但也有所增長2009年產量為662件，是2000年的3.5倍。而外觀設計受理量的曲線從2006年開始呈現出下滑趨勢。
新疆三種專利受理量的發展趨勢
圖1 資料來源：根據《新疆統計年鑒》(2001-2010年)
下面我們將采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FDI對新疆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 。
建立模型如下：
lnTEPt=C+αlnFDI t +ε(ε為隨機誤差項)
式中TEP t為t年的專利受理總量，FDI t為t年的實際利用的FDI總額。C、α、ε分別表示為常系數、專利彈性系數和隨機誤差。本文以2000-2009年為樣本區間來考察新疆FDI對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并選取區間內專利受理總量及實際利用的FDI總額的時間序列數據，利用Eview6．0軟件，對式進行回歸分析，其回歸結果為：
lnTEP = 1102.99116744 + 0.0824279890132*lnFDI
T值 (9.495258) (7.692603)
Adiusted R Square =0.866024
F-statistic = 59.17614
回歸模型顯示：變量的Prob值均為0，通過加權二乘回歸WLS得出，Adiusted R Square 值為0.866024，說明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也較高，方程與變量的顯著性較好，通過變量的顯著性檢驗。F檢驗值大于臨界值，lnFDI的T檢驗值為7.692603大于臨界值，說明實際利用的FDI 總額對專利受理總量有一定的影響。由此可見，FDI和新疆技術創新能力之間密切相關。新疆FDI實際投資額每增加1％，就能促進技術創新能力提升0.082%。
進一步將新疆實際利用的FDI總額分別對發明專利受理量(EIP)、實用新型專利受理量(EUP)和外觀設計專利受理量(EDP)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可得回歸模型如下：
lnEIP = 162.403285965 + 0.0212354299529*lnFDI
T值 (6.947964) (9.848899)
Adiusted R Square = 0.914286
F-statistic = 97.00082
lnEUP = 660.633348213 + 0.0490994945954*lnFDI
T值 (10.13874) (8.168912)
Adiusted R Square = 0.879568
F-statistic = 66.73113
lnEDP = 279.954533259 + 0.0120930644649*lnFDI
T值 (3.709001) (1.736879)
Adiusted R Square = 0.183062
F-statistic = 3.016750
回歸模型顯示：發明專利和使用新型專利Aajusted R Square值分別為0.914286、0.879568。說明線性回歸效果比較好，回歸方程的擬合優度也較高，方程與變量的顯著性較好，通過對變量的顯著性檢驗。發明專利和使用新型專利的F檢驗值均大于臨界值。lnFDI的T值分別為9.848899、8.168912，大于臨界值，說明實際利用的FDI總額對當年的發明專利和使用新型專利受理量的增長有一定的影響。并且FDI總額每增加1％ ，就能拉動當年的發明專利和使用新型專利的受理量分別增長0.021%和0.05%。由此可以看出實際利用的FDI總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發明專利受理量和實用型新專利受理量的增加，其中對實用新型專利的增長影響最大。而外觀設計專利Aajusted R Square值為0.183062，擬合優度較低，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也就是實際利用FDI總額對外觀設計專利受理量的增長沒有過大的影響。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實際利用FDI總額與專利受理總量和各專利受理量的回歸結果可顯示，總體上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對專利受理總量有積極的技術創新效應，可這種效應影響程度并不大。但這種效應主要體現在實用新型專利和發明專利受理量上。而對于的外觀設計專利受理量的增加卻沒有顯著影響。
三、提高新疆對FDI的吸收能力和技術創新水平的對策
FDI的大量流入對新疆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產生了一定程度推動作用，但這種推進作用僅局限于科技創新的較低層次，對我區科技水平提升具有重要意義的跨國公司的核心技術卻很難得到。因此，本文將對今后如何合理引資，如何進一步提升FDI對我區技術創新能力促進作用提出具體的對策建議。
1.發揮新疆自身優勢
新疆有著與我國其他地區不同的資源、地緣、人文以及政策優勢。全面發揮新疆特殊的上述優勢，讓流入該地區的FDI的規模逐年穩定增長。為此，在外資進入審核時要更加重視對質量的考核，把其包含的技術價值高低、溢出效應強弱以及對引入行業的貢獻大小等因素重點考慮進來。地區政府應該多鼓勵溢出效應較強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FDI的流入，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的入駐；而對于那些僅僅是利用當地廉價勞力、“掠奪”稀缺自然資源以及嚴重污染環境的FDI要將其拒之門外。另外，地區政府應該取消對外資的普遍優惠待遇，營造更為公平的競爭環境。
2.重視科研，提高消化吸收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
由于經濟水平落后，發展空間不足等原因新疆人才外流比較嚴重不利于我區人才儲備的增加和科教興國戰略的全面實施。其次，新疆目前大力從事的科研活動主要是科研價值相對較低、創新性較小的應用研究和實驗研究，科技投入的相對不足以及科技經費使用結構的不合理依然是制約新疆有效吸收外資技術溢出與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的瓶頸之一。為此，今后我區政府應該進一步加大科研方面的投入，特別是對基礎研究的財政支持力度，積極開展如對企業研發活動給予適當稅收補貼，鼓勵企業、高校之間的產學研合作等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支持研發的活動，要大力宣傳自主創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樹立自主創新榜樣，引導、鼓勵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積極主動地投身自主創新活動。
3.有針對性地引入先進技術，最大限度吸收FDI外溢效應
自主創新并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經濟全球化、科技世界化的大時代背景下的對外開放的自主創新，因此，新疆本地企業不僅要具有自主科研攻關能力，同樣也要放眼世界，積極學習國外先進技術，重引進，更重消化吸收基礎上的再創新，最終提高新疆企業的整體創新能力。
4.形成良好的競爭機制
消除新疆企業快速發展的障礙，明晰企業產權，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政府要有的放矢地對一些已初步具有競爭力的民族企業進行扶持，以增強其競爭力，使其能夠積極參與到國內及國際競爭中，在競爭中主動吸收FDI技術外溢，結合自主研發最終提高其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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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技術聯盟;技術創新能力積累;聯盟機制
[中圖分類號] F273.1[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9)12-0026-04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升級,企業所面臨的外部壓力逐漸加大,具體表現為產品的生命周期､企業研發周期逐漸縮短,產品的復雜性增加,必然要求企業在技術､產品的研發方面進一步加強合作,從而應對新的競爭環境｡聯盟的出現正是反映了企業的這一要求｡聯盟成為戰略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課題已經有20余年的時間｡目前,關于聯盟的定義非常廣泛,以至于人們很難將其與其他形式的企業合作契約關系相區分｡戰略聯盟具體包括股權式聯盟和非股權式聯盟兩種形式,合資公司(Joint Ventures)就是最常見的一種股權式聯盟｡盡管企業內部的合作包括很多種形式,但不少研究顯示,企業合作研究領域討論的焦點是與技術有關的問題(Dodgson, 1993),由此便產生了關于技術聯盟的大量研究｡
戰略聯盟的形成按照其目標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是以掌握新技術為目標;二是以獲取市場為目標;三是技術､市場兼顧(Vyas et al., 1995)｡技術聯盟實際上可以理解為基于技術因素考慮所形成的一種戰略合作,技術聯盟的核心是技術開發,技術聯盟與其他形式的技術交易､技術合作的根本區別在于技術聯盟強調聯盟雙方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具有突出的戰略意義,除此以外,企業之間隨意的､低層次的技術合作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聯盟｡技術聯盟的性質決定了聯盟方合作關系的復雜性,聯盟基于契約關系,但合作的深度又超出了契約所能涵蓋的內容｡由于技術聯盟合作方式靈活多樣,有效的實現了技術互補､縮短創新階段時間跨度及獲得市場等全球經濟一體化下的戰略目標,技術聯盟已經成為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一種重要組織方式(羅榮桂等,2004;盧兵等,2008),[1][2]而聯盟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又與聯盟中的知識轉移密切相關｡
一､技術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
關于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問題是隨著聯盟研究趨熱才引起越來越多的人們重視,可以說,只有建立在知識轉移的基礎之上,聯盟整體進而聯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才能得到提升｡
聯盟內部的知識包括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Polanyi, 1996)｡顯性知識是指可以用語言､文字等形式記載在物質介質上并能以某種方式傳播的知識,具有確知性､客觀性､有形性和可表達性等特征,易于文本化且轉移成本較低｡所以,顯性知識的轉移障礙小且轉化率高｡以合資公司為例,在合資公司內部,公司經常選派員工到外方母公司接受培訓,或者由外方母公司派工程技術人員進行現場指導,或者派專家到合資企業提供培訓,這些都將促進顯性知識的轉移｡隱性知識是指難以用文字､語言､圖像等形式清晰表達的､不可能傳播或難以傳播的知識,存在于知識主體的潛在素質中,是知識主體長期積累的結果,具有高度個性化､非文檔化､難以共享等特征｡依靠聯盟的組織架構,通過聯盟內部公開交流與人員流動,顯性知識的轉移變得較為容易,而隱性知識的轉移則是通過聯盟內的多方位合作完成的｡并且,當被轉移的知識比較復雜,或者被包含在一系列復雜的技術或組織框架中,這種知識轉移的復雜程度將進一步決定合伙人的合作關系(史占中,隋丹,2003)｡
對于某一企業而言,合作則意味著不斷的學習､不斷的進行知識創造｡從學習型組織的視角來看,技術聯盟對于企業的重要意義所在即是建立了一種有利于企業學習､知識擴散的機制｡目前,已有大量文獻開始討論合作的學習效果(Kogut, 1988a; Ciborra, 1991; Teece et al., 1992)｡Pavitt(1988)認為通過聯盟組織所建立起來的密切聯系,合作將成為一種轉移緘默知識和企業專業知識的有效機制｡Dodgson(1991)也認為合作有助于企業應對新的技術變革,促進企業進入新的技術領域｡由此可見,跨越組織邊界的知識轉移是技術聯盟的核心環節｡也正是因為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才決定了技術聯盟的創造性屬性｡
技術創新是技術聯盟的戰略價值所在,與技術吸收､技術改進不同,技術創新主要依賴于“研究開發中學”,而技術吸收､技術改進則依靠“干中學”､“用中學”(陳勁,1994)｡因此,技術聯盟最核心的內容即是開展合作研發,合作研發是隱性知識轉移的最高效的方式,原因就在于合作研發建立起了適合知識轉移的情境渠道,更容易形成交流的共同語言｡但是,技術聯盟內部開展合作研發又受到很多條件的制約｡首先,合作研發要求聯盟方掌握一項擅長的技術,即要有足夠的合作籌碼｡如果不具備足夠的談判籌碼,難免會出現聯盟“一邊倒”的情況｡其次是聯盟方之間必須要有足夠的信任度,這種信任可能是建立在一套恰當的收益分配與風險控制機制之上,也可能是基于伙伴企業以往的合作經歷,一般有著良好合作經歷的企業更容易獲得對手的信任,從而來保證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順利進行｡在我國,大多數企業還未能在與外方建立的合資企業中進行高水平的合作研發｡大量研發只是針對本土市場所做出的適應性調整,知識､技術含量有限,從而制約了中方企業技術水平的提升｡
二､技術聯盟中知識轉移的決定因素
現有文獻關于合作中學習､知識轉移的影響因素有大量討論｡Hamel(1991)[3]對影響股權聯盟――合資企業學習的因素進行了總結｡他指出,當合資者具有不同的學習特性時,他們往往會表現出不同的學習效率,他認為影響合資者學習效率,進而間接影響知識轉移的因素包括:合資意圖(Intent)､合資者的接受能力(Receptivity)以及合資雙方之間的透明性(Transparency)｡所謂透明性指合資雙方共享知識的意愿和開放程度,主要由合資雙方的信任度決定｡
Hamel(1991)進一步強調了合資者的學習動力和吸收能力是影響學習效率進而影響知識轉移程度的另外兩個重要因素｡通常,學習意圖越強烈,越能有效地獲取對方的知識｡事實上,聯盟成員的學習能力與其吸收能力密切相關｡在技術聯盟中,聯盟方的吸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獲取知識的程度｡Cohen & Levinthal(1990)[4]將吸收能力明確定義為“對新信息價值的認知､消化,并最終將其應用于商業活動”｡而吸收能力又取決于企業之前知識､能力的積累,具有很強的路徑依賴性｡通常,企業的研發投資越大,企業的吸收能力就越強,吸收能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投資研發的副產品｡另一方面,Abemathy(1978)and Rosenberg(1982)的研究則說明企業參與生產經營活動更有利于其掌握與某一市場密切相關的新信息,因此,吸收能力也可以看作是企業生產經營的副產品｡Zahra & George(2002)進一步將吸收能力劃分為潛在的吸收能力和現實的吸收能力,前者包括獲取和消化知識,后者包括轉化和開發知識｡總之,對于吸收能力,現有文獻給予了足夠的重視和大量討論｡企業吸收能力越強,越能較好地理解､應用聯盟中的知識｡
盡管吸收能力在知識轉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就技術聯盟而言,吸收能力僅僅是決定知識轉移的客觀因素｡主觀層面上,知識轉移的結果受聯盟目標的兼容性､知識移出方轉移知識的動機強弱的影響,即與Hamel所強調的合資意圖密切相關｡
考慮聯盟中的交易要素,技術聯盟具體又可以分為三類:純知識對稱性聯盟､純知識非對稱性聯盟以及知識為主､資源為輔的聯盟｡后兩種聯盟本文將其統稱為非對稱技術聯盟｡在聯盟中,掌握核心技術知識的一方稱為強勢企業,擁有資源或非核心知識的一方稱為弱勢企業｡弱勢企業的目標是通過聯盟積累知識,提升技術水平｡強勢企業的目標多是降低市場進入壁壘或研發成本｡可見,非對稱技術聯盟的重要特征即聯盟方要素與目標的不對稱｡如果聯盟雙方提供同類產品或服務,在同一市場上進行直接競爭,就稱此類聯盟為競爭性聯盟｡
按照對稱性和競爭性這兩個緯度,技術聯盟企業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四種類型,見圖1｡當聯盟屬于對稱性聯盟,并且聯盟企業又不存在直接地激烈競爭時,合作是聯盟的主導關系｡此時,聯盟的主要意圖在于技術上的優勢互補,企業具有同等的討價還價能力｡當聯盟企業在同一市場上進行競爭時,企業進行有保留合作,競爭是聯盟的主導關系;當聯盟屬于非對稱聯盟,并且企業又可能在同一市場上進行直接競爭時,那么,聯盟在生產合作的表象之下,強勢企業會對弱勢企業隱瞞核心知識,限制知識向弱勢企業的轉移,形成對弱勢企業的技術遏制,此時聯盟實質上是一種遏制關系｡對于此類聯盟,交易多發生在技術與市場資源之間,由于市場資源的可控性很低,即市場資源是一次性讓渡的,聯盟的控制權往往掌握在擁有技術的一方,尤其是在獲得市場資源以后,企業轉移技術知識的動機會大大降低｡并且,隱性知識的轉移過程是難以覺察的,在知識轉移動機降低的情況下,強勢企業可以輕易地采取消極的轉移行為,使知識轉移活動不能產生實質性作用并且不會受到違約的懲罰｡對于非對稱､非競爭性聯盟,弱勢企業往往為強勢企業提供生產配套,依附強勢企業而存在,本文不作進一步討論｡
實際中,很多跨國企業之間的強強合作基本都屬于對稱性聯盟,聯盟內部的知識進行雙向轉移,如General Motors(GM)和Toyota之間的聯盟,不同時期合作關系與競爭關系交叉存在｡而跨國公司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建立的合資公司多屬于非對稱技術聯盟,知識轉移以單向為主,要么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知識轉移,要么跨國公司知識轉移的程度十分有限｡
總而言之,就聯盟內知識轉移而言,包含知識移出方轉移知識動機的聯盟意圖以及知識接收方的吸收能力決定著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成效,進而決定著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見圖1)｡
三､聯盟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
知識轉移過程是聯盟技術創新能力積累過程的關鍵環節,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深度與廣度決定了聯盟創新能力積累的程度｡作為技術知識集合的企業,技術能力不僅包含技術文件､技術藍圖等明晰知識,更多地體現為關于如何應用技術和開發技術的隱性知識(Kim, 1999),因此隱性知識的轉移又在知識轉移中占據主導地位｡聯盟企業的學習行為可以有效地推進知識轉移,事實上,知識轉移過程與聯盟成員間的相互學習密切結合在一起,是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根據聯盟的建立目標,關于聯盟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可以分為兩個層面討論:
(1)聯盟整體層面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
聯盟整體的技術創新嚴格依賴于聯盟方之間的信任程度及由其決定的知識轉移程度｡聯盟技術創新強調知識轉移基礎之上的新知識創造｡聯盟內知識轉移的越充分,越容易進行技術的有效集成及創新｡當聯盟方旨在集成雙方技術､從而開發能在與第三方競爭中獲得優勢地位的新技術時,聯盟內部知識轉移的程度將會大大增強,聯盟整體的技術創新能力往往會有突破性飛躍｡有著一致技術開發目標的技術聯盟是一種比較理想的聯盟形態｡
作為一個組織,創新能力的積累除了依靠內部學習之外,外部學習也是不可或缺的｡外部學習指“組織邊界跨越者”將外部新知識帶到組織內部并為內部消化､吸收的學習過程｡外部學習的重要性對于聯盟而言體現在其聯盟成員的構成上｡當某一方對于聯盟的技術創新至關重要時,其往往會被聯盟所吸納,成為聯盟的一員｡
(2)聯盟成員的技術創新能力積累
有時,技術聯盟是源于聯盟成員對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積累的關注,即希望通過參與技術開發積累知識,從而提升技術創新能力｡非對稱技術聯盟中的弱勢一方尤其關注自身在聯盟過程中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其主要采取的是獲取性學習,以消化､吸收聯盟中已有的知識為主｡盡管聯盟為知識轉移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但在現實中,由于聯盟方實力與目標的非對稱,聯盟中知識轉移往往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前文提及的技術遏制就是一個突出問題｡當聯盟企業的技術能力懸殊很大,弱勢企業不能對強勢企業的造成威脅時,強勢企業的知識轉移水平會較高｡隨著弱勢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強勢企業轉移知識的水平就會下降,從而強勢企業轉移知識的水平會與弱勢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呈倒“U”型關系｡
對于對稱性技術聯盟,在成員企業具有同等的吸收能力的前提下,聯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通常隨著整體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而提升的｡另外,當對稱性技術聯盟成員的學習､吸收能力不同時,聯盟成員的討價還價能力就會在聯盟的過程中逐漸發生變化,吸收能力強的企業就會逐漸在聯盟中占據主導地位｡
從我國企業的技術聯盟實踐來看,因為知識轉移程度有限,我國企業沒能通過聯盟積累必需的創新知識,從而使得我國企業在聯盟的過程中技術創新能力得不到提升,并進一步導致了長期的技術依賴｡這些年來我國汽車行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汽車行業中,聯盟技術主動權掌握在外方企業手中,由于中國企業技術能力較低,中國企業在聯盟中處于被動地位,外方企業則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段內一點一滴地將次新技術轉移到中國,從而使中國產業發展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的惡性循環,實現了對中國企業的技術遏制｡事實上,要想通過聯盟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必須通過有效的機制保證聯盟內部知識轉移｡
四､基于技術創新能力的技術聯盟啟示
目前,我國企業與外資企業的技術聯盟大都屬于存在遏制關系的非對稱技術聯盟,充其量這些聯盟只能屬于技術合作的范疇,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聯盟｡我國以中外合資企業為代表的技術聯盟間的學習更能多的是停留在生產能力學習階段,其中以提高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和解決生產問題最為重要｡常見的情形譬如,中方從外方引入生產線來生產新產品,外方派出技術人員進行現場指導,中方從生產線的操作中積累一定的知識,從而生產能力得以提高｡其中開發性學習非常不充分,開發能力的積累是相當有限的(謝偉,2001)｡[5]技術聯盟間共同的技術攻關頻率偏低,開發性目標以產品的本土化調整(包括零部件調整和整體產品的調整)為主,較少開發新的零部件或新產品(何玄文,張學鵬,2006)｡[6]結果是,我國企業與國外企業的技術合作眾多,但獲得的卻總是次優技術,并且在與他人的長期合作的過程中,自主的技術創新能力卻逐漸弱化｡
在技術聯盟內部,盡管知識的轉移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動發生,但知識轉移仍然是一個可以管理并加以完善的組織過程(Inkpen, 2008)｡[7]因此,從組織層面加強對知識轉移的管理,建立良好的知識轉移渠道是十分必要的｡對于對稱性技術聯盟,知識轉移的討論多處于組織管理層面｡而對于非對稱技術聯盟,技術聯盟知識轉移有限的根源在于強勢企業缺乏持續轉移知識的激勵,知識轉移問題不僅僅存在于組織管理層面｡以技術創新能力為目標,在非對稱､競爭性技術聯盟中,聯盟治理機制的設計需要關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看聯盟設計是否有助于促使外方企業持續得將更為先進的技術轉移到國內,二是看聯盟設計是否有助于促使雙方合作進行新技術研發｡聯盟的最終目標在于:一提高現有技術水平,二通過“研發中學”積累研發經驗,提高國內企業技術研發水平以及學習､吸收能力｡只有如此,才能在滿足短期發展的技術要求的同時獲得長期的技術創新能力｡畢竟,掌握一項技術并不意味著擁有技術創新能力｡在現實當中,一方面聯盟方基于對可能形成的潛在競爭局面的擔憂,會使得知識移出方盡力去阻止信息的共享和知識的交流,從而來維護其自身利益,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隱性知識轉移不可控或者要分多次進行,而市場機會的讓渡卻是一次性的,這種客觀情況強化了知識移出方遏制知識轉移的機會主義傾向,即一旦憑借聯盟方式獲得市場準入的資格,從此也便失去了知識轉移的主觀意圖｡某種程度上,引入第三方競爭,為強勢企業創造潛在的競爭對手,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非對稱聯盟中的技術遏制問題｡換個角度看,市場在解決中外技術聯盟知識轉移的問題上存在失靈,由此政府必須要發揮應有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增強我國企業聯盟的談判籌碼以及改善產業的競爭狀況上｡同時,在聯盟組建之初,強調聯盟方的共同利益也是尤為重要,以此來緩解聯盟中的對立與沖突｡本文在此只對以知識轉移為基礎的聯盟機制的完善進行一個初步探討,更為系統地工作尚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長期以來,我國走了一條“市場換技術”的道路｡但實踐已經證明,核心的技術是永遠也換不來的｡就我國實際情況而言,在組建中外技術聯盟時,一方面應通過事前有組織的準備加強相關知識的積累,提高企業的吸收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政府通過產業組織政策的調整,提高行業的競爭程度,以激勵跨國公司提高技術引入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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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echnology Alliance
Zhang Rongjia (Economic Depart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目前中國制造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國內面臨勞動力成本過高、生產效率偏低、原材料利用率低、能耗大等嚴峻挑戰［1］;國際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和制造業回歸;為了保持制造業的先進地位，發達國家嚴格限制對中國高科技產品出口，使得引進方式獲得先進技術的難度更大，解決這些問題的焦點在于中國企業自主技術能力的提升。面對新一輪工業革命給當今中國制造業帶來的技術趕超機遇，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是破解資源約束，優化產業結構，在新一輪科技發展中搶占先機的契機，密切關注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的持續技術創新能力培育，對于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勢在必行且具有重大意義。
2理論回顧與分析
2.1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征與后發技術追趕的歷史經驗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耗費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業”［2］。“戰略性”強調該產業對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能夠實現產業主導技術突破所帶來的潛在市場需求和國際競爭力提升;“新興性”強調產業技術的先導性，認為該產業處于生命周期的萌芽期及成長初期，核心技術和主導設計都不成熟，技術和市場都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3］。對于后發國家而言，技術變革的有利時期通常是在技術的初創期甚至成長期，由于該時期發達國新的技術體系處于初創階段，產業進入壁壘低，技術創新的盈利機會和增長潛力大，因此存在技術追趕的“機會窗口”［4］。因此中國做出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旨在通過掌握新興產業的領先技術為改造傳統產業提供優勢，從而完成跨越式發展，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追趕。
2.2自主創新與后發國家技術追趕路徑
傳統追趕理論針對后發技術追趕的研究，基于后發國沿著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既定技術軌道的追趕情境［5］。國內學者陳勁1994年提出自主創新，并認為發展中國家技術引進的終極目標應是實現更多的自主技術創新，提高發展的競爭性與持久性［6］，國內外研究把自主創新分為三種模式:原始性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本文以高端裝備制造業、信息技術產業中的典型企業為樣本，結合中國情境探索戰略性新興產業內高技術企業技術趕超的路徑“是什么”、“為什么”;分析在后發追趕情境下高技術企業技術能力提升與技術趕超路徑模式，為高技術企業技術趕超提供理論借鑒。
3研究方法
3.1案例企業選擇
案例對象選取基于以下標準:①行業有一定分散性，涵蓋戰略性新興產業分類中的高端裝備制造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子行業，以提高研究結論的普適性;②被選擇的樣本與研究主題高度相關，使案例對象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最終選擇了兩家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分別是中國北車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北車)、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中興通訊)。
3.2案例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案例調研采用半結構化訪談進行，結合媒體報道、專業雜志、文檔資料等二手資料作為信息來源，通過多樣化的數據來源進行三角驗證。案例分析采用模式匹配和時間演化相結合的方法，以高新技術制造企業的技術創新實踐為主線，從縱向維度描述不同階段每個案例主體的技術能力演化過程;再把兩個案例進行對比。圍繞核心問題“高技術企業的技術趕超路徑是什么”，其關鍵影響因素、相互關系逐漸顯現出來，主要有:技術環境、技術能力、技術來源方式、技術戰略等。
4案例描述及分析
4.1政府引導下的高鐵產業趕超路徑:“引進—集成—創新”
(1)高鐵產業的整體技術環境。大規模發展高速鐵路，是中國在能源和環境約束下解決交通運輸供給不足，同時帶動大批高新技術和相關產業、制造業提升與發展的戰略決策［7］。法國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高速鐵路研究的國家，同時善于技術引進再創新的日本通過積極與法國合作，引進法國技術創新的先進成果，集中力量對引進的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再創新，在短時間內對高鐵技術進行了系列改進與創新。此后英、德、美國等在該領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與技術追趕，這些發達國家在較長時間內，形成對高鐵技術的國際寡頭壟斷格局。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高鐵技術體系是日本新干線、法國TGV和德國ICE三大技術體系。(2)中國高鐵技術的發展與趕超過程。中國高鐵及車輛技術的研究經歷了近20年的里程。以2008年為分界點，將國內高鐵技術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0年至2007年，該階段前期主要依靠國內企業自主研發進行技術突破，后期鐵道部決定轉而采取國際先進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路徑，有針對性地開展德國、日本、法國的高速動車組的引進消化吸收。從2004年開始經歷了整機進口、零部件進口、整機組裝、技術消化，提高國產化率的過程，中國北車積極消化吸收引進技術所蘊含的隱性知識，采用先模仿、再創新的方式，短時期內縮小了與國外的技術差距，建立了時速200～250公里技術平臺和動車制造體系。但是制造能力并不等于創新能力，當時中國北車在高鐵車輛國產化改造中，對高速列車的九大核心系統的認知，還停留在參照引進的圖紙從事低水平的研究階段。第二階段從2008年至今，實施《中國高速列車自主創新聯合行動計劃》進入以自主創新為主的階段［7］。這個階段可以用兩個跨越式臺階來描述高鐵產業技術創新:第一個跨越，自主研制時速350公里動車組，主要解決高鐵技術系統耦合引致的技術需求，可以看成在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基礎上進行的技術優化，依靠國內技術攻關，中國高鐵在轉向架技術、輪軌動力學、車體結構等影響列車提速的核心技術上實現重大突破;第二個跨越，突破了時速380公里的新一代列車，同時依托時速500公里高速列車試驗的技術需求，開展高新技術在應用中帶來的基礎理論研究，在氣密強度、振動模態等十大關鍵技術上取得了重大突破［8］，上述關鍵技術的突破，標志我國成為世界上高鐵技術集成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通過集成世界4種最先進的高鐵技術，我國高鐵產業具備了產品完全自主開發能力、低成本進軍國際市場優勢。依托國家大型建設項目，在鐵道部的引導下，國內高鐵企業成功實現了對世界高鐵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通過技術引進，高鐵企業搭建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高鐵產品技術平臺，最終完成了高鐵技術的跨越突破。通過對中國北車與國內高鐵企業研發、制造能力的各階段觀察，發現中國高鐵企業的技術能力演化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定積累水平的初始技術能力階段(第一階段);持續改進與發展技術能力階段(第二階段);復雜產品的系統集成創新能力階段(第三階段)。中國高鐵產業的成功趕超是在科技部、鐵道部和行業部門協同下組織實施，鐵道部通過統一向國外招標，一攬子引進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技術，然后根據高鐵所需要的項目性質，通過大型骨干企業、科研院所、高校、核心配套企業等組成各項目聯合體;形成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以國家科技項目經費為牽引，建立協同創新平臺，充分發揮各創新主體的作用，把多方技術創造性地集成;最終依托國內巨大運輸市場需求，使高鐵產業在較短時間內實現突破。據此提出以下命題:命題1:對于具備一定技術積累、已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可以選擇引進產業帶動效應大的重點技術，通過技術消化吸收，強化集成創新能力，這是后發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的重要切入點。命題2:以國家科技項目經費為牽引，由政府引導和政策支持，建立協同創新平臺，集成優勢創新資源，是實現復雜產品系統創新與技術趕超的關鍵條件。
4.2中興通訊的技術趕超實踐:“跟隨———引領”模式
(1)產業技術環境分析。電子信息產業是創新速度最快、通用性最廣、滲透性最強的高技術產業，作為科技主導的產業，它的首要特點是研發投入多、科技含量高、更新換代快，技術環境整體處于復雜與高度不確定性。在國際經濟衰退背景下，中興通訊和華為逆勢增長，在市場份額和專利權上都有重大突破。中興通訊2012—2014年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三年位居全球前三，當今已擁有超過6萬件全球專利申請，1.7萬件已授權專利［9］。作為信息通訊領域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企業，成功實現了技術追趕和多項突破，進入全球信息通訊企業第一方陣，居于引領地位。(2)技術追趕與超越歷程。電子信息產業屬于典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中興通訊從技術追隨者、局部領先者、到技術標準制定者，實現了追趕與超越的“三級飛躍”，企業的技術能力也經歷了從弱到強的三個階段:1987—1995年“跟著跑”———引進消化吸收先進技術、形成自主產品開發能力。1987年中興進入以固定電話為主的國內通信行業，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通訊信息業與國際先進技術相差30年以上，在“后發優勢”戰略思維下，中興通訊一步到位引進當時最先進的數字程控交換機技術，并努力對該技術進行消化吸收。根據技術軌道理論，在累積性弱的技術軌道中，企業容易學習和追趕，同時在技術發展中容易出現實現跨越的機會［10］。中國信息通訊業實現技術突破和趕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利用通訊技術產業的技術軌道積累性較弱，移動通訊技術演化過程“整體上升、代際差別”存在技術跨越的機會窗口，從而抓住市場重大變化帶來的有利機遇實現趕超。在技術跟隨戰略下，中興始終將技術能力的提升放在首位，借助逆向工程等途徑分析引進技術的核心隱性知識，挖掘核心隱性知識與自身知識的互補性，特別注意“學習機會”的大小，通過“干中學”進行技術積累，縮小與領先者差距。1995年中興自主創新研發了10萬門數字程控交換機，標志著自主開發能力提升。1996—2005年“并肩跑”———培育復雜技術整合能力、實現技術多元化。1996年中興實施戰略三大轉變，一是產品結構由單一向多元化拓展;二是產品市場由“一網”向“多網”擴展;三是從通訊傳輸產品進入手機生產領域。容量巨大的中國市場為中興通訊這一階段的跨越發展提供了主要優勢，中國市場對電子類產品的需求升級給堅持市場導向戰略的中興提供了機遇。快速而準確地捕捉市場機會的戰略能力，使得中興識別和利用每次市場機會，開拓了小靈通市場、研制手機產品，大規模進入大眾消費品領域，充分發揮它在制造領域積累的技術優勢，奠定了中興通過能力積累最終實現原始創新的基礎。2002年CD-MA、GSM和PSTN三網融合標志著中興的復雜技術整合能力迅速提升，在許多技術領域極大地縮短了與技術領先企業的差距，從2G時代的跟隨者，躍升為全球3G時代的同行者，并且有能力進一步在核心技術領域突破，從而將技術戰略從技術跟隨型轉向技術引領型。2005年以后“領跑者”———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核心技術領域。隨著行業地位的持續提升，中興的技術研發從國內向國際研發合作發展，加大了海外市場和研發中心的擴張度，重視R＆D，每年研發投入約占銷售收入的10%，2013年R＆D投入超過了10億美金;在美國、法國、瑞典、中國設立了18個R＆D中心，各個R＆D機構形成了“蛛網型”內部知識共享網絡，多渠道多方式的知識交流，提高了R＆D網絡的聯系深度、廣度和多元化［11］。國際研發合作有利于企業獲得互補性知識，縮短產品開發時間;有利于降低研發風險和研發成本，提升研發的規模效益;有利于產品適應東道國顧客的特定需求，增強在各國的適應能力，為中興知識儲備調整和準確捕捉市場機會創造了機會，也為實現產品和服務多元化以及核心技術重大突破準備了條件。目前在LTE/4G、云計算、物聯網等高技術領域，中興擁有數千件基本專利、核心專利，其中持有專利的90%以上為技術品質高的發明專利。在核心技術領域，作為4G標準的主要起草者、5G技術標準的主要創新者，中興成為信息通訊技術的領跑者。分析發現:通過“干中學”進行技術積累，同時建立廣泛的國際研發合作是中興通訊利用機會窗口進行技術跨越發展的前提基礎;把握市場機會，盡早預見到由于技術變化帶來的市場轉型，繼而占領新一輪技術轉型先機，掌握關鍵核心技術，才能最終擁有技術標準制定話語權，成功實現技術趕超。命題1技術能力積累和構建廣泛的外部研發聯盟是后發追趕情境下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技術追趕的基礎。命題2處于市場成熟、競爭充分產業環境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注重技術和市場的結合點，盡早預見到市場轉型，繼而占領技術轉型先機是技術趕超實現的重要條件。
5結論及政策啟示
5.1技術趕超路徑選擇:技術能力與技術來源方式的協同
技術趕超路徑選擇受到技術環境、企業技術能力、技術來源方式等因素影響。企業技術能力是推動技術趕超的前提內因，是趕超成功的關鍵因素。特別是企業涉足全新技術領域趕超時，能否在趕超過程中迅速有效地彌補自身知識與能力的空缺，“開辟新的技術積累軌道，積累新的技術與技術能力，是趕超成敗與否的關鍵”［12］。在技術和市場已經高度國際化的技術領域，當新興產業內的企業不具備自主研發能力時，可以選擇技術收購、技術引進等方式，通過消化吸收來提升技術能力，并在技術能力提升的基礎上，調整研發模式，加快技術追趕速度。同時，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技術特性采取差異化的創新策略。因此，后發追趕情境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同階段的技術追趕會表現出不同特點，可以選擇的趕超路徑呈現多樣化的特征。
5.2后發追趕情境下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趕超的啟示
[關鍵詞] 民營科技企業 技術創新能力 綜合評價
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中，“創新”是經濟增長與發展的“主發動機”，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經典的創新測度把創新與發展理解為一種線性關系，即科學研究是創新的起始點，增加科學研究的投入將導致下游的創新與新技術的增加。
一、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借鑒國家統計局國家經濟景氣監測中心提出的企業自主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并結合溫州民營科技企業實際情況，構建了溫州民營科技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
人力投入能力：科技活動人員尤其是研究與開發人員是技術創新活動的核心力量，是一個具有國際可比性的重要指標，從事技術開發的技術創新人員的數量、素質直接決定著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強弱。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培養和造就一批具有高素質的技術創新人才。人力投入能力體現在企業技術職稱人員比例、大專以上人員比例、科技活動團隊強度和R＆D團隊強度幾方面。
財力投入能力：技術創新經費的投入是開展技術創新活動的根本保障和前提，是決定技術創新能力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從另一方面來說，創新經費的投入水平也反映了企業對于技術創新的重視程度。由科技活動投入強度和R＆D投入強度來衡量企業的財力投入能力。
創新產出能力：反映其各種要素組合產生的實際成效，是評價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最直接、最重要的指標。包括百元總收入利稅、全員勞動生產率、產品出口創匯率、技術性收入比率。
二、民營科技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
因子分析從研究多個變量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人手，在盡量保持原有信息量完整的前提下，尋找少量能夠控制所有變量的公因子，將每個變量表示成公因子的線性組合，再現原始變量與公因子之間的相關關系，最后計算主要指標的合理權重，依照公因子得分對每個樣本對象進行綜合評價。利用SPSS13.0統計分析軟件對樣本進行因子分析，得到這十二家民營科技企業技術創新綜合能力。
經KMO和Bartlett檢驗，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不是一個單位陣，而且KMO（用于比較觀測相關系數值與偏相關系數值的指標）的值為0.52>0.5，球形檢驗卡方統計量＝72.925，P＝0.005
設定主成分的特征值必須大于1，并且按照因子分析的原則，所選取的主因子對方差解釋的累積達到85％以上。用SPSS求得特征根分別為2.72、2.107、1.931、1.81、……前4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對方差解釋的累積百分比為85.675％，滿足設定的條件，因此提取4個公因子。根據特征根求出的權重分別為27.196％、21.071％、19.305％、18.103％。
以“方差極大化”為準則進行因子正交旋轉，從而得到方差極大化后的因子載荷矩陣，4個因子的總體方差累積貢獻率還是85.675％。根據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可以得到明確經濟意義的主公共因子。
第一公共因子F1主要由R&D投入強度、科技活動投入強度等指標決定，它們作用在第一公共因子上的載荷量分別為0.931、0.885。我們把其定義為企業創新財力投入能力因子，其方差貢獻率達27.196％，成為決定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最重要因子。第二公共因子F2中技術性收入比率載荷量領先于其他因子，達到了0.936，所以我們把其定義為技術產出能力因子，方差貢獻率達21.071％。第三公共因子F3中產品出口創匯率載荷量領先于其他因子，達-0.807，所以我們將其定義為出口能力因子；R&D團隊強度、科技活動團隊強度載荷量亦較高，分別達0.770、0.676，我們把其定義為人力投入能力因子。出口創匯能力因子和人力投入能力因子方差貢獻率達19.305％。第四公共因子F4主要由百元總收入利稅和全員勞動生產率指標決定，它們作用在第四公共因子上的載荷量分別為0.91、0.759。將其定義為社會貢獻力因子，其方差貢獻率達18.103％。
根據因子得分系數和原始變量的標準值可以計算每個因子的得分數，旋轉后的各因子得分，進一步結合相應的方差貢獻率，可以建立如下的綜合線性評價函數：
（為第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綜合得分）
根據上面的綜合線性評價函數及各樣本企業各主因子得分，計算出樣本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綜合得分并進行排序：創力電子（0.777）、萬谷科技(0.722)、東甌生物(0.68)、華潤電機(0.196)、正泰設備制造(0.124)、昌泰電力開關(-0.065)、強盛石化機械(-0.128)、銀達印業(-0.235)、寶特儀表(-0.398)、吉爾達鞋業(-0.479)、奧特塑膠(-0.545)、碩穎數碼科技(-0.648)。
結合各主因子得分進行分析，創力電子綜合得分第一，主要由于該企業創新財力投入能力因子F1，技術產出能力因子F2，出口創匯能力因子和創新人力投入能力因子F3得分均位居前列，但是其社會貢獻力因子F4為負，使得其綜合得分低于1，因此技術創新能力不高。對于創力電子來說，可改進企業對社會貢獻力以提高技術創新水平。
從樣本分析結果來看，十二家溫州民營科技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不高，需要加大創新人力和財力投入，提高出口能力、技術性收入能力，同時加大對社會經濟的貢獻力。
參考文獻：
【關鍵詞】技術創新 武鋼 能力研究
一、技術創新能力構成
國內外學者根據分解技術創新能力的角度不同，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結構的研究結論也各不相同。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Cordero（1991）認為技術創新能力是組織能力、適應能力、創新能力和技術與信息的獲得能力的綜合。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項目組的傅家驥把技術創新能力分解為創新資源投入能力、創新管理能力、創新傾向、研究開發能力、制造能力和營銷能力。根據前人研究成果，筆者界定出為技術創新能力構成的三個關鍵要素：研發投入能力、R&D能力、市場營銷能力。
1、研發投入能力
研發投入能力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研發經費、研發人員和設備。針對研發經費，筆者將了解研發經費的實際情況如何，對研發項目的開展有什么樣的影響。作為主要的項目負責人，他們對項目開發人員的素質有什么樣的要求，武鋼技術開發人員的素質現狀如何。這種研發現狀對技術創新工作有什么樣的影響。從設備的角度講。現有技術創新設備狀況如何，對研發有什么樣的影響。
2、R&D能力
研發投入能力強調的是研發的投入，而研究開發能力則強調研發的過程。在研發成果產生的過程中，武鋼技術人員如何獲取技術信息；新產品的先進性或差異化體現在哪些方面；研發過程有哪些困難等等。
3、新產品市場營銷能力
技術創新所需要的第一位的營銷能力就是市場調查研究能力。企業在開發新產品或對產品進行重大改進時分析客戶的需要、競爭態勢等。其次是銷售能力，對于鋼鐵這樣的企業而言，銷售能力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推銷能力，使目標消費者或用戶了解并愿意接受企業技術創新成果。
二、武鋼技術創新能力訪談結果分析
以這四個關鍵構成要素位基礎，筆者根據武鋼實際構建了一個結構化的訪談提綱，然后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訪談對象進行深度訪談，以查明武鋼在這四個關鍵構成要素方面的現狀如何。
1、訪談對象的確定
通過預訪談，筆者獲取了武鋼從2001－2005年與技術創新能力相關的一系列系統資料。其中，武鋼的幾個戰略領域新產品的合同量呈現遞增趨勢，見下圖。
所以在橋梁鋼、管線鋼、汽車板以及硅鋼領域，筆者選取了11位資深課題負責人。這些訪談對象長期工作在武鋼技術創新的一線，承擔了多項產生重大經濟效益的課題。在承擔具體的技術創新的課題同時，這些被訪談對象也承擔了相應的管理工作，對武鋼技術創新機制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了解。他們的技術專業背景和管理背景使得本次訪談內容具有了一定研究價值。
2、訪談結果分析
（1）研發投入能力。研發投入能力包含三個方面：研發經費、人員素質、設備情況。①在訪談過程中，當筆者就研發經費對研發的影響咨詢被訪談對象時，得到的答案幾乎都是一致的，即在武鋼，研發經費充足，對項目的開展基本沒有影響。武鋼這種技術密集型的制造企業，對人員現場掌控能力的要求是最高的。這種能力包含對企業現有設備的掌控能力，如果不理解、不熟悉現有實驗室設備、現有生產條件，就無法開發出具有適用性的產品技術和工藝技術。②人員素質。有9位專家認為人員現場掌控能力是最重要的。但同時也有6位專家認為武鋼技術人員的現場掌控能力最差。而專業基礎以及實驗室研究能力目前而言仍然是武鋼的強項。這一強以弱導致技術人員在實驗室階段的開發做的比較好，但一旦轉移到大生產線就會出現各種問題。③設備情況。有8位專家認為武鋼的實驗室設備很好；11位專家認為中試設備比較差。“中試”是新產品從實驗室向大生產線轉移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環節。過渡環節不強的直接后果是新產品研制周期過長。
（2）研發能力。研發能力包含立項驅動因素、以及產品差異化體現二個組成要素。①立項驅動因素。有8位專家認為課題組成員主動預測跟蹤市場需求和技術動態導致新項目的產生，只有3位專家認為是客戶的現實需求反饋到技術中心才導致項目的產生。從這個角度講，武鋼技術人員了解市場和技術的工作的做的比較好。②產品差異化。有9位專家認為武鋼產品的技術指標、性能參數做的比競爭對手好，但同時只有2位專家認為武鋼的產品質量比同一級別的競爭對手穩定。
（3）新產品市場營銷能力。新產品的市場營銷能力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新產品開發過程中與客戶的溝通方式，另外一個是新產品的推銷工作。①有7位專家提到技術人員研究人員主動與用戶聯系，只有2位專家提到與客戶的溝通是通過互相之間已經建立了很好的互動關系。前者表明武鋼技術人員主動尋求市場信息的意愿很強烈，后者表明武鋼在與客戶建立穩固關系方面的劣勢，筆者了解到以寶鋼為例，寶鋼會定期走訪用戶，并且全國范圍內進行客戶分片管理，大客戶有專人負責。武鋼沒有定期走訪制度，只在個別企業設立了代表。②推銷工作。有8位專家提到技術說服是最主要的手段。但只有2位專家認為技術人員通過在設計時考慮實用性能來推銷產品。但就是這種考慮客戶實用性能的定制化營銷手段被競爭對手運用的比較好，例如前面談到的寶鋼，設立大客戶代表及全國分區辦事處，及時把握客戶需求信息，與客戶的聯系非常緊密。
三、結論和啟示
1、研發投入能力
綜合研發投入能力的三個方面的研究，筆者發現在資金有保障的情況下，科研人員的實驗室階段的能力以及實驗設備的優勢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這也是近五年來新產品開發量不斷提升的一個重要基礎。但同時由于現場掌控能力以及中試手段的落后，導致了技術成果轉換過程出現了許多苦難。
2、研發能力
武鋼在信息收集渠道以及產品立項方面做的比較好，這種優勢的結果就是產品在技術指標、性能參數方面與競爭對手相比具有一定的優勢，所以武鋼的研發實力是比較強的。但由于生產管理不夠嚴格，導致產品質量穩定性方面不如同級別的競爭對手。
3、新產品營銷能力
市場信息收集渠道比較單一，一線的研發人員多通過個人關系來走訪用戶，沒有形成固定的溝通機制。包含定制化營銷思想的推銷手段使用不多。所以整體來看，新產品營銷能力有所欠缺。
4、啟示
一、科技中介與區域技術創新能力
Jeremy Howells（2006）指出，人們常常從創新活動的過程和機構角度理解科技中介。從活動過程角度看，科技中介是創新顧問活動、技術和知識經紀活動、知識和服務的橋梁性供應活動。從組織機構角度看，科技中介是推進技術轉移的公司、經紀人、橋梁和紐帶、邊界機構。Wood.P（2002）認為，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就是知識密集型行業服務，指業務極大地依賴于專業知識與專門技術，提供知識型的中間產品和中間服務的一個團體或一家公司。
R.KeithSchwer（2003）把區域創新能力定義為區域內不斷地產生與商業相關聯的創新的潛力。Tomi（2003）認為，區域的創新能力是區域內企業和其他組織共同的創新能力。黃魯成（2000）認為，區域創新系統的創新能力是以區域內技術能力為基礎的、實施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的能力。唐福國、陳光（2001）認為，區域技術創新能力是指某一個地區運用區域內特有的資源以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技術創新能力主要體現為市場與技術機會的結合能力以及創新時機的形成能力。
二、科技中介組織與區域技術創新主體的協同發展機理
協同論是在一般系統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重要系統理論。20世紀40年代，美國生物學家貝塔朗菲（Bertalanffy）在其《一般系統論》中首次將系統作為一個科學體系進行論述。貝塔朗菲把“系統”定義為“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綜合體（貝塔朗菲，1987） ”，解釋系統是由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一些部分組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德國著名物理學家哈肯在20世紀60年代對激光現象進行研究時發現，一個由大量子系統構成的復雜系統，各子系統之間既存在著相互作用和影響，又存在著相互制約和協作，在一定條件下，由于這種相互作用和協作，系統就會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自組織結構，在客觀上產生時間結構、空間結構或使時空結構從低級有序向高級有序演化，提出了用復雜系統內各子系統之間相互作用來說明系統自組織現象的觀點、原則和方法。這一理論指出，系統的有序性是由諸要素的相互協同作用而形成的，是系統有序結構的內部作用結果。系統中子系統的協同作用，使系統整體出現各子系統所沒有的系統屬性和功能整體的屬性不等于內部各個子系統簡單之和，部分在整體中的協同作用能夠產生新的能量。
區域技術協同創新是一種高度社會化的活動，創新資源、創新行為主體間協同關系形成之前，相互之間有一個搜尋、選擇及被選擇過程。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無論是在企業間，還是企業與企業外的科研機構、高校等，要先搜尋、識別，再根據各自的效用函數和收益預期，歷經博弈，走上協同，完成技術創新。如果每個企業在浩如煙海的信息里，單靠自己去完成搜尋、識別，工作量非常之大，成本非常之高，并且在魚目混珠、真假難辨的市場上，風險也大，難以形成合作博弈。許多企業在技術創新過程中的某一環節，或某些方面力不從心，或某類資源缺項，均需要中介組織，綜合社會高度分工而產生的眾多比較優勢（體現為核心能力），互補互動，集成于技術創新，極大降低技術創新運作成本與風險。
（一） 科技中介與區域技術創新主體的互動關系
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過程就是創新技術主體的協同互動創新過程，科技中介機構在整個互動關系中擔當著主體角色。本文以科技中介機構為切入點，描述科技中介機構與其他區域技術創新主體的互動機理（見圖1）。即在政府法律法規的支撐下，科技中介機構按照有序的市場規則運作參與創新活動，與企業的創新投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投入一起作為區域創新系統的投入模塊，形成提升區域創新能力的綜合動力。
首先，在科技中介機構與政府的互動過程中，科技中介機構是一個傳遞政府扶持政策、宏觀信息的載體。一方面，科技中介機構將政府對科技企業在財政、稅收等多方面的優惠政策傳遞給技術交易的雙方；另一方面，科技中介機構還把企業的技術需求、技術市場等信息等傳遞給政府部門，以便糾正以往支持策略的不足，開發新的支持政策。
其次，在科技中介機構與企業的互動過程中，科技中介機構為企業提供技術供給和需求信息的信息流，并利用信息的流動形成信息流循環，加速創新知識轉移和轉化。
由于大多數企業難以憑借自身力量解決在技術創新中遇到的問題，只能通過外部渠道獲取相關技術信息。科技中介機構憑借其強大的網絡渠道，接受企業技術需求信息，以聚集的專業化人才網絡為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降低企業獨自尋找技術來源、技術顧問的交易成本。
最后，科技中介機構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互動過程是實現創新價值的過程。高校和科研院所作為區域創新系統中的技術供給方，自身不具備對外輸出技術的能力。科技中介組織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技術資源信息匯集到一起，由其構建的網絡將信息擴散到技術需求者中，使技術供給雙方能夠快速完成技術對接，使技術生產與技術消化迅速完成，加速技術成果向市場的轉化。
（二） 科技中介對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機制
Cooke認為區域創新系統是由創新主體所構成的制度創新網絡。這種網絡化的關系使得系統內技術的擴散和資源的共享至關重要。在區域創新網絡內，科技中介機構與其他創新主體始終密切相連。通過積累社會資本和整合區域資源來確保創新主體之間能夠融合互補、交流合作，實現系統內技術和資源的共享。
1.促進區域社會資本積累，提升區域技術創新能力
科技中介機構以知識和信息為創新主體提供全方位的專業化服務，不僅為其他創新主體提供市場需求信息、創新需求信息，使創新主體以低交易成本和低風險實現協同創新，還通過技術創新服務，公證、監督、規范技術創新過程，幫助創新主體做出正確決策，保證技術創新順利進行，還提供其他的創新配套服務，如咨詢服務、人才培養服務、投融資服務等。科技中介機構通過提供全方位的專業服務實現區域創新系統內社會資本的積累，使創新主體從多種渠道進行互動合作，并且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激發產生新技術和創新思維。降低創新的不確定性，增強區域創新能力。社會資本是指一個特定區域內，企業與相關企業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外相關實體、群體之間的社會聯系等社會關系的總和，也包括企業獲取并利用這些關系來攝取外部信息和其他資源的能力的總和。
2.整合區域創新資源，提高創新系統資源配置效率
科技中介機構可以從創新主體的需求出發，在較大范圍內，通過市場手段吸引各類生產要素后進行優選，為用戶提供優良的創新環境和配置豐富的資源，提高創新主體的技術創新能力。科技中介機構作為綜合性創新要素市場的主體。還可以通過產學研合作促進區域內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實現創新資源有效的整合和創新主體的互動合作，提高技術轉移和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此外，科技中介機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補充和強化政府的監管行為。科技中介行業中的評估機構、資格認定機構、行業協會、商業組織等，承擔著對市場監督與調節任務，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維持市場正常的運營秩序，優化完善區域創新環境，使得區域創新系統的整體創新能力大于各個創新主體的創新能力之和。
（三）評估模式：PEST—SWOT模型
科技中介對區域創新能力的影響，可以構建PEST-SWOT分析模型進行評估，同時，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在某一時期內存在一定的優勢與劣勢，面臨著機會與威脅，但這些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相互轉換。在PEST—SWOT模型中，S、W是內部因素，O、T是外部因素。PEST-SWOT模型即對內部因素（優勢和劣勢）和外部宏觀環境（機會和威脅）兩方面整合起來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研究，每一個單項又可根據不同的分析對象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等角度進行具體分析，從而形成SWOT-PEST矩陣分析模型（見表1）在此基礎上，研究者可以采用各種定性（如德爾菲法）、定量（如AHP方法、灰色預測法）的分析方法對獲取的信息展開深層次數據挖掘，為組織發展提供決策支持。利用PEST—SWOT模型，評估科技中介推動區域技術創新的發展狀況，為促進科技中介健康發展提供依據。
三、實證研究：科技中介與紹興區域技術創新案例
紹興市科技綜合實力位居全省第3位，科技進步水平居第4位，6個縣（市、區）全部為省科技進步先進縣（市），其中新昌縣、諸暨市相繼獲得全國科技進步示范縣（市），其中新昌縣、諸暨市相繼獲得全國科技進步示范縣（市）稱號。紹興市還被科技部確定為浙江唯一的“全國技術創新工程示范城市”，紹興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成功升級為浙江第三個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一）總體情況
近年來，紹興市科技中介服務業不斷優化配置科技資源，促進科技與經濟的有效結合，全市科技中介服務業取得了快速發展，初步形成了比較完整、具有一定規模和實力的研發與服務體系，有力地促進了區域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見表2）
科技中介在信息服務、產學研合作、企業技術合作、咨詢服務、人才培養服務、投融資服務等方面發揮較大作用，特別是在技術創新服務和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方面走在全國同類城市的前列。
（二）PEST—SWOT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對紹興的調研分析，結合PEST-SWOT模型構建的步驟，本文對紹興市科技中介機構推動區域技術創新力提升作如下分析歸納。（見表3）
四、結論與對策
研究表明，從制度安排、組織設計、創新路徑以及網絡體系等方面設計科技中介組織與區域創新主體協同發展模式，是推動區域技術創新能升有效途徑。
（一）培育新型科技中介組織
根據區域發展的要求，根據政府推動與市場導向相結合的原則，大力發展新型的科技中介機構。要充分發揮科技中介在區域創新系統中的“黏合劑”作用。科技中介積極與政府的協同溝通，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科技中介應走進行市場化的運作之路，建立科技中介同大學、科研機構等的協同發展機制，進而實現區域創新系統的高效運轉。
（二） 完善科技中介的運營機制
建立科技中介投資主體及融資渠道多元化、市場化的系統投融資模式。進一步深化科技中介機構的內部治理結構，積極探索股份制等企業的運作形式，在完成公益服務的前提下，積極開展市場化服務。同時，各類科技中介在明晰自身戰略的基礎上，要完善各類制度體系，通過完善的制度體系推動科技中介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三）構建區域創新主體協同發展的網絡層次和節點
建立協同創新網絡的關系鏈條：政府、科技中介組織、企業的聯結；大學、研究機構、科技中介組織、企業的聯結；建立以開放與共享為核心的科學數據和信息資源共享的管理機制。
（四）提高科技中介整合及服務質量和效果
政府相關部門應對科技中介組織進行監督和評價，對服務的各個環節做出相應的調整、改善，這不僅有利于提高科技中介組織的運行效率，適應產業的發展，也可以使核心資源得以集中，減少資源浪費，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五）完善科技中介人力資源體系
關鍵詞：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層次分析法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4-0228-03
引言
1.研究的背景。人類社會是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在不斷地發現、發明和科技創造中產生和發展的。一個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越高，企業利用內外部資源的效率越高，競爭實力就越強。因此，這時如何客觀有效地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進行科學評價和考核，就顯得尤為重要。
2.研究的主要內容。本文從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含義、結構、評價指標體系與評價方法等方面，采用層次分析法在分析的基礎上，指出了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研究存在的問題及今后發展趨勢。
3.研究的意義。首先，可以為廣大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提供決策依據。技術創新能力的評價結果對企業選擇供應商或戰略合作伙伴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其次，有助于高新上市企業管理者分析自身技術創新能力狀況和確定技術能力發展目標。再次，能為監管部門提供參考依據。通過對中國上市企業進行技術創新能力評價，可以使監管部門了解上市企業在經營實務方面的深層次信息。最后，從宏觀層面上看，上市企業具有實力強、運作規范、社會影響力大的特點。
一、論文的基本理論
（一）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定義
企業的技術創新是一個極其復雜的過程，這種創新活動可分為新設想產生、研究與開發、設計、試制、生產、營銷、擴散幾個環節，這諸多環節既有各自獨立的要求和內容，又可以相互溝通而形成一個有機的完整過程。這種創新能力是企業整體的系統能力，根據技術創新過程的特點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內涵。
（二）企業技術創新評價模型建立的方法研究
1.多元統計分析法。多元統計分析主要是應用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判別分析等方法對一些對象進行分類和評價。多元統計分析方法的優點在于它所確定的權重是基于數據分析而得出的指標之間的內在結構關系，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有較好的客觀性，而且得出的指標之間的信息交叉少，可比性強。其缺點是，多元統計分析方法給出的評價結論僅對方案決策比較有效，但并沒有反映現實中評價目標的真實重要性程度，而且還對數據量的要求較大，需要大量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2.專家打分法。專家打分法是指通過匿名方式征詢有關專家的意見，對專家意見進行統計、處理、分析和歸納，客觀地綜合多數專家經驗與主觀判斷，對大量難以采用技術進行定量分析的因素作出合理估算，經過多輪意見征詢、反饋和調整后，對對象進行分析。專家打分法適用于不確定因素較多，采用其他方法難以定量分析時的情況。缺點是專家打分受主觀因素影響較大，公正性受到懷疑。
3.層次分析法。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適用于復雜層次結構的多目標決策分析，一般根據需要評價目標影響因素的復雜程度，在評價目標與評價指標之間分3～4級：目標層、準則層、因素層以及指標層。通過定量和定性數據，獲得各項指標的測度值，并將其標準化，作無量綱處理。最后得出評價目標的綜合得分。層次分析法在創新指標體系的選取中存在不足。創新能力評價指標體系僅僅選取了靜態評價指標，無法動態化地模擬時間變化、環境變化、經濟及政策變化等因素對企業創新能力的影響，缺乏對企業技術創新未來發展變化趨勢的預測和研究；評價中各個指標層權重都有賴于專家們的主觀判斷，不可避免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
二、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
（一）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的指標體系
1.投入能力C1。按照國際通行的方法，企業投入的創新資源分為研究開發投入和非研究開發投入。研究開發投入能力集中體現在經費、人員和設備上。非研究開發投入分兩種情況：一是指技術創新活動中除研究開發經費之外的其他部分，包括市場研究、設計、工藝和材料準備、試制、試銷和廣告活動的經費；二是指技術引進和技術改造的投資。
2.研究能力C2。研究開發能力是創新資源投入積累的效果。對引進技術而言，可以把引進后的消化吸收能力作為企業研究開發能力的衡量指標之一。
3.制造能力C3。生產制造能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企業裝備的先進性；二是工人的技術等級，適應性和工作質量。
4.產出能力C4。該指標主要反映技術創新對企業產生的直接經濟效益，主要包括新產品的市場占有率、新產品收益率和新產品銷售率等指標來體現。
5.創新管理C5。創新管理能力表現為企業發展和評價創新機會，組織管理技術創新活動的能力。
（二）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評價的模型
為適應表1提出的指標體系的特點以及滿足長期開展評價的需要，層次分析法則既可以采用主觀賦權也可以采用客觀賦權的方式求解，因此選擇層次分析法較為符合要求。
設企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方法分析要素指標分別為
3.由權重計算公式：
Q=Cij Qi=Cij （i=1…4） Wi=得到：
4.最后由A=（wi*Ci）得出5個上市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分別為：
（三）總結
由此可知，B5
四、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建議
根據目前中國企業創新的實際情況和所面臨的宏觀環境，企業在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方面應做到如下幾點：（1）企業應強化對技術創新和技術創新人員的重視。（2）加強對市場需求與競爭的研究分析也有利于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3）企業應強化對技術創新工作的組織管理，使現有的創新資源能夠得到有效的利用。（4）企業應加強與外界研究開發機構（如大學、科研院所等）及其他企業之間的技術合作，以增強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有效地評價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可以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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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IT 產業技術 創新能力 評價
一、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
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指標可大概分為定性指標以及定量指標兩類。
定量指標包括R&D投入量、專利統計量、新產品有關指標量、開發研究人員投入以及開發經費投入。
首先，R&D的投入強度直接影響創新技術能力。由于技術創新也是建立在企業原有資本基礎之上的，所以對于技術創新的實際投入難以單獨的計算，R&D則不同，其投入具有一定的獨立性，為后期的統計分析提供了準確的依據，所以R&D是反應技術創新評價的重要因素，同時經過對我國R&D投入量和銷售額之間的對比，能夠證實R&D與技術創新之間的關聯性。
其次，當技術創新進入中后段的時候，R&D就難以反應出技術創新的效益，于是變產生了一種新的評價指標，即專利統計量，并且在世界范圍內被重視，其依據專利的技術構成以及購買、申請的歸類統計分析，能夠得出企業相互間技術創新聯系的評價結果，主要是因為專利具有較強的指向性，集中體現了企業的技術創新，當企業申請的專利越到，說明其技術創新的投入和水平都較高。
再次，新產品有關指標量，這項指標主要針對已經產出的產品評價，有關指標量是指新產品的收益、開發周期、技術水平、技術轉讓收益等等，當中開發周期以及收益是比較能夠反映技術創新的質量和效率。指標量的大小的差異是因為技術創新中的差異。總的來說新產品有關指標量是一個較為有效的評價指標，具有可比性、實用性、規范性，但是由于是對最終產出產品的評價，無法對過程中的其他創新方式進行評價。
然后，開發人員的投入包括人員的數量以及能力，根據分析，人員投入比重與產品產值率有0.81的相關系數，由此可以得知，技術創新依靠人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必須適當的增加高素質人員的投入，尤其是新產品后期的銷售人員投入。
最后，技術開發經費的投入和新產品的相關系數為0.8，同樣為重要的評價指標。
定性指標主要包括企業整體的技術水平以及國家對技術創新的幫扶政策。企業整體技術創新是對原有產業結構的創新，技術創新的基礎包括企業內部管理以及物化技術，這兩點直接作用于企業創新的全過程。基礎扎實會減少R&D的投入，并且能夠完全理由新增的資源發展技術創新，促進企業盡快的轉型為技術創新模式，而管理是技術創新的基礎，是保證技術創新成功的基礎。國家政策對于企業技術創新有很大的影響，主要因為：第一，企業技術創新受到外部環境的較大影響，而技術創新的結果往往也是服務于社會的，因此需要政策扶持使得社會環境更有利于技術創新；第二，政府能夠改善企業之間因為創新引起的競爭困境；第三，政策能對新興技術產業產生刺激作用；第四，政策能偶平衡技術創新的動、能力創新。
二、中國IT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評價
首先，R&D投入量以及人員投入量方面。隨著我國對于信息技術產業的重視，已經樹立了正確的發展理念，即利用高新技術產業優化整個產業機構，拉動整個產業的發展，所以R&D投入量較大，但是與外國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較為落后。根據國際要求，R&D投入資金占銷售收入的3%以下將難以生存，在5%以上才可以保持發展狀態，因此我國IT產業必須要增強R&D的投入力度，將開發研究經費落到實處。
其次，我國當前R&D人員投入量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并且IT行業開發人員占有較大的比重，這說明我國IT產業的技術創新人員相比其他行業數量更多，而工程技術人員的數量少，但僅是與國內其它產業相比，而相比國外還存在較大差距。
再次，新產品產值率通過產品的創新能力以及新產品產值所占的比重等方面來反映創新情況。我國當前的IT產業創新能力明顯高于其他行業的平均創新水平。
然后，我國IT產業的專利授權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體現在我國IT企業的自主開發能力不足，同時技術創新的力度不夠，因此一方面必須樹立IT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另一方面還需加大開發力度。
最后，隨著我國IT產業的不斷發展，我國IT產品在國際中的競爭力也得到了提升，并且不斷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而在IT產業增加值所占總產業值的比重還是較低，比重增加的進程緩慢，但是從長遠來開還是存在較大的發展潛力，只要堅持進行產業技術創新，便可以使這部分潛力得以發揮。
我國當前已經建立了大概的技術創新體制，技術創新能力有了較大提升。但是從局部來看，企業并沒有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尤其是國有企業在創新的積極性不足，大多企業還沒有從生產型企業轉為創新型企業。由融資角度來看，風險投資薄弱，同時投資的約束、監督、考核以及效率都存在缺陷。對企業調查顯示大多的中小企業任務資金不足是開展技術創新工作的最大難點，資金不足會導致后期一系列工作難以開展，除此之外人才分配、激勵機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也制約了我國IT產業技術創新的進步。
三、結束語
總的來說，我國近年IT產業經過多次的轉型和調整，其發展進程、產業結構、出口貿易等方面相比之前都有了質的改變，產業結構得到了優化。我國當前電子產品出口的比重呈現明顯的上漲趨勢，在這樣的大環境下IT產業的創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直接關系到產業結構的優化、發展進程等等方面，所以必須客觀分析我國IT產業的技術創新，實現企業向創新型企業的完全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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