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8 08:57:0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社會保障研究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社會經濟運行體系由社會生產系統、社會管理系統和社會保障系統組成，三者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體系。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穩定機制，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一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原來各企業分散提取和管理，轉變為目前社會化的收繳和管理。但是，現行的繳費方式在實踐中仍存在著諸如覆蓋面小、保障項目統籌層次低、征收力度不夠、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統一等一些問題，難以保證籌集社會保障收入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人口老齡化周期的到來和家庭規模小型化的發展趨勢以及入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國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式，進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目前理論界的主要觀點是開征社會保障稅以代替現行繳費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強制力的稅收形式籌集社會保障資金，擺脫當前繳費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設置我國的社會保障稅就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通過比較和分析各國保障稅收入與各國社會福利支出間的對應關系、社會保障稅的設置方式、社會保障稅的構成要素、社會保障稅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討了在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的相關重要問題。
二、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的對應關系
縱觀世界各國，目前社會保障收入主要來源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稅或費；二是政府的預算撥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收益；四是各種形式的捐贈。社會保障稅(SocialSecurityTax)，又譯成社會保險稅，是為籌集社會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種專門目的稅。有的國家薪給稅(PayrallTax)與社會保障稅是作為一個稅種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國家征收的薪給稅實際上是按工薪收入預提的個人所得稅。在歐洲的多數國家中，社會保障稅采用社會保險繳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稱之為稅，是基于這種繳款具有有償性利益對等關系的考慮。但不管名稱如何，他們的性質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國大多數以政府的一般稅收收入來彌補社會保障稅收入與社保障支出之間的缺口。一些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依賴從社會保障稅獲得資金，而另一些國家則側重于一般稅收收入。社會保障稅在規模和結構上的差異反映了各國組織社會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會保障稅收入與各國社會福利支出間的對應關系，可將目前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籌資方式劃分為三種類型：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社會保障稅占社會保障支出較?蟊戎氐某鎰誓J揭約耙話闥笆照忌緇岜U現С黿洗蟊戎氐某鎰誓J健?/P>
(一)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
該模式的典型國家是德國。德國的社會福利方案體系較為完善，具體包括國家養老金體系、國家醫療保險方案、工傷事故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方案。其中，國家養老金體系主要由工資稅提供資助，同時，還從聯邦稅收收入中取得占養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補貼。目前這一比例為25％。國家醫療保險方案由社會保障稅提供資金，工傷事故保險幾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資稅提供資金，失業保險幾乎完全由社會保障稅提供資金，而其他社會福利方案所需資金則來源于政府的一般稅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國主要社會福利方案的資金來源。
德國主要社會福利方案的資金來源（1998，%）
1996年德國各級政府的社會保障稅收入總額為6550億德國馬克，而社會福利支出總額為6555．1億德國馬克，二者的比值為99．92％；1997年社會保障稅收入上升到7817．94億德國馬克；社會福利開支為7920．69億德國馬克，二者的比值為98．70％。
以上數據表明，德國的社會保障資金基本上通過社會保障稅籌集，政府轉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會福利方案。這也使得社會保障稅在德國的稅收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始終高于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會保障稅占社會保障支出較大比重的籌資模式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都是這種模式，如俄羅斯、瑞典。俄羅斯的社會福利項目主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病人以及暫時性殘疾人保險、其他福利。具體地說，養老保險基金中來源于社會保障稅的收入占資金總量的81％，其余7％來源于預算，10％來源于增值稅，2％來源于其他；醫療保險77％來源于社會保險稅收，23％來源于地方預算；失業保險主要以社會保險稅籌集資金，一小部分來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贈；病人以及暫時性殘疾人保險來自于社會保障稅，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資金則來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羅斯主要福利計劃的資金來源。
俄羅斯主要社會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1995，%）
1995年，俄羅斯社會保障稅收收入為950億盧布，占社會福利支出(1080億盧布)的87．80％。
瑞典的情況與俄羅斯相似，1996年該國社會福利支出總額為3807億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億瑞典克朗)來源于社會保障稅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會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資助主要社會福利項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一、引言
社會經濟運行體系由社會生產系統、社會管理系統和社會保障系統組成，三者是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體系。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社會穩定機制，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取得了較大的進展，一個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保障制度框架已經建立起來。在這一過程中，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原來各企業分散提取和管理，轉變為目前社會化的收繳和管理。但是，現行的繳費方式在實踐中仍存在著諸如覆蓋面小、保障項目統籌層次低、征收力度不夠、基金管理制度不健全、政策不統一等一些問題，難以保證籌集社會保障收入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人口老齡化周期的到來和家庭規模小型化的發展趨勢以及入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都要求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我國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方式，進而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課題。目前理論界的主要觀點是開征社會保障稅以代替現行繳費方式，以更具有法律強制力的稅收形式籌集社會保障資金，擺脫當前繳費率偏低的困境。因而，如何設置我國的社會保障稅就成為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本文通過比較和分析各國保障稅收入與各國社會福利支出間的對應關系、社會保障稅的設置方式、社會保障稅的構成要素、社會保障稅的征收管理方式，探討了在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的相關重要問題。
二、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的對應關系
縱觀世界各國，目前社會保障收入主要來源于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社會保障稅或費；二是政府的預算撥款，即政府的一般收入；三是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收益；四是各種形式的捐贈。社會保障稅(SocialSecurityTax)，又譯成社會保險稅，是為籌集社會保障基金而征收的一種專門目的稅。有的國家薪給稅(PayrallTax)與社會保障稅是作為一個稅種征收的，二者具有相同的特征。也有一些國家征收的薪給稅實際上是按工薪收入預提的個人所得稅。在歐洲的多數國家中，社會保障稅采用社會保險繳款(SocialSecurityContribution)的形式，之所以不稱之為稅，是基于這種繳款具有有償性利益對等關系的考慮。但不管名稱如何，他們的性質和用途相同。除此之外，世界各國大多數以政府的一般稅收收入來彌補社會保障稅收入與社保障支出之間的缺口。一些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非常依賴從社會保障稅獲得資金，而另一些國家則側重于一般稅收收入。社會保障稅在規模和結構上的差異反映了各國組織社會保障的不同方式。按照社會保障稅收入與各國社會福利支出間的對應關系，可將目前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的籌資方式劃分為三種類型：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社會保障稅占社會保障支出較?蟊戎氐某鎰誓J揭約耙話闥笆照忌緇岜U現С黿洗蟊戎氐某鎰誓J健?/P>
(一)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
該模式的典型國家是德國。德國的社會福利方案體系較為完善，具體包括國家養老金體系、國家醫療保險方案、工傷事故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方案。其中，國家養老金體系主要由工資稅提供資助，同時，還從聯邦稅收收入中取得占養老金支出一定比例的補貼。目前這一比例為25％。國家醫療保險方案由社會保障稅提供資金，工傷事故保險幾乎完全由雇主的工資稅提供資金，失業保險幾乎完全由社會保障稅提供資金，而其他社會福利方案所需資金則來源于政府的一般稅收收入。下表列示了德國主要社會福利方案的資金來源。
德國主要社會福利方案的資金來源（1998，%）
方案名稱社會保障稅投資收入預算轉化
養老金75025
醫療保險10000
長期醫療保險10000
意外保險10000
失業保險10000
其他社會福利方案00100
1996年德國各級政府的社會保障稅收入總額為6550億德國馬克，而社會福利支出總額為6555．1億德國馬克，二者的比值為99．92％；1997年社會保障稅收入上升到7817．94億德國馬克；社會福利開支為7920．69億德國馬克，二者的比值為98．70％。
以上數據表明，德國的社會保障資金基本上通過社會保障稅籌集，政府轉移支付所起的作用不大，主要用于其他社會福利方案。這也使得社會保障稅在德國的稅收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始終高于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以上。
(二)社會保障稅占社會保障支出較大比重的籌資模式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都是這種模式，如俄羅斯、瑞典。俄羅斯的社會福利項目主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病人以及暫時性殘疾人保險、其他福利。具體地說，養老保險基金中來源于社會保障稅的收入占資金總量的81％，其余7％來源于預算，10％來源于增值稅，2％來源于其他；醫療保險77％來源于社會保險稅收，23％來源于地方預算；失業保險主要以社會保險稅籌集資金，一小部分來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和自愿的捐贈；病人以及暫時性殘疾人保險來自于社會保障稅，而支付其他福利的資金則來源于政府的一般性收入。下表列示了俄羅斯主要福利計劃的資金來源。
俄羅斯主要社會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1995，%）
項目社會保障稅增值稅轉移預算轉移其他
養老基金811072
社會保險基金9019
失業保險9010
工傷保險982
1995年，俄羅斯社會保障稅收收入為950億盧布，占社會福利支出(1080億盧布)的87．80％。
瑞典的情況與俄羅斯相似，1996年該國社會福利支出總額為3807億瑞典克朗，其中67．61％(256億瑞典克朗)來源于社會保障稅收入。下表列示了瑞典主要社會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
1997年瑞典用于資助主要社會福利項目的收入的分配的百分比
項目社會保障稅投資收益預算轉移保險費、贍養費用或市政
基礎養老保險6238
輔助養老保險6139
部分養老保險7327
疾病保險99.90.1
工傷保險982
看護津貼95
住房津貼991
養育子女津貼100
贍養補助6733
向家庭提供的住房津貼100
其他項目
自愿者失業保險937
基礎失業保險100
郡級醫療服務費68572
(三)一般稅收占社會保障支出較大比重的籌資模式
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加拿大。加拿大的社會福利計劃主要包括養老金方案、健康保險方案和失業保險方案。其中養老金方案由兩個層面組成，一是固定數額的全民方案，叫作全民養老金方5案，其資金全部來源于聯邦一般性稅收。第二個是與收入掛鉤的方案，這一方案對于魁北克人來說是“魁北克養老金方案”(QPP)，對于其他加拿大人來說是“加拿大養老金方案”(CPP)。CPP和QPP的資金全部來源于社會保障稅，前者由聯邦政府和各省(除魁北克外)共同征收，后者由魁北克省征收。健康保險方案的資金主要來自于一般性收入，而失業保險的資金來自于薪金稅。下表列示了加拿大主要福利計劃資金來源的百分比。
加拿大主要社會福利保障方案，1998收入來源分配情況（%）
1998年加拿大聯邦政府社會福利支出為594．56億加元，其中聯邦社會保障稅收入為188．42億加元，所占比重僅為31．69％；該年度各級政府社會保障稅收入為444．11億加元，占社會福利支出(1001．31億加元)的44．35％。可見，加拿大政府實施社會保障計劃、貫徹社會保障法令依靠的是財政支出中對個人的轉移支付，其中聯邦財政把很多稅收收入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再分配到個人手中，使之形成個人的消費基金，這些款項構成加拿大社會保障制度運轉的另一大資金來源。二戰以后，這種轉移支付在各級政府中均不低于社會保障稅收入的規模。加拿大社會保障稅收入在其社會保障資金中所占的比重遠遠低于其他國家，這也使得加拿大社會保障稅收入在其稅收結構中所占的比重始終偏低。
采用社會保障稅與社會保障支出基本一致的籌資模式的優點在于，該模式容易體現納稅人繳納的稅收與其應得的福利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使福利水平隨著每個納稅人納稅多少而變動。這已成為養老保險和失業保險的一大特點。同時，這種方式也使得政府為社會保險籌資與政府其他職能分離開來，這種分離無疑加強了對社會保障在財政上的監督，因為福利水平是隨著社會保障稅收入的增長而擴大的。該模式的缺陷在于工作在未被社會保險所覆蓋的行業中的人們不能享受福利。這種限制的影響對于那些擁有很多非正式工作、大量個體戶或農村經濟的國家尤為重要。
采用一般稅收占社會保障支出較大比重的籌資模式的優點是社會保障計劃對每個公民來說是自動實現的。在該模式下，享受到福利計劃的公民范圍擴大了，即政府通過預算撥款為每個公民提供社會保障福利。該模式的缺陷是一般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收與其所受福利之間沒有特別的聯系。因而人們往往希望能夠向政府施加壓力，通過預算來實現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提高納稅額。
三、社會保障稅的設置方式
現代各國的社會保障稅制度是多種多樣的，根據承保對象和承保項目設置的方式不同，大體上可以將社會保障稅分為三類：一是單純按承保項目而分類設置的項目型社會保險稅模式，這種模式以瑞典為代表；二是單純按承保對象而分類設置的對象型社會保險稅模式，這種模式以英國為代表；三是以承保對象和承保項目相結合設置的混合型社會保險稅模式，這種模式以美國為代表。三種模式各有特點。
(一)項目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項目型社會保障稅模式即按承保項目分項設置社會保障稅的模式。這種模式以瑞典最為典型。除瑞典外，世界上許多國家如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奧地利等都采用這一模式。
瑞典的社會保障稅按照不同的保險項目支出需要，分別確定一定的比率從工資或薪金中提取。目前瑞典的社會保障稅設有老年人養老保險、事故幸存者養老保險、疾病保險、工傷保險、父母保險、失業保險以及工資稅七個項目，并分別對每個項目規定了稅率。老年人養老保險稅的稅率為13．35％，事故幸存者養老保險稅稅率為1．70％，疾病保險稅的稅率為了，50％，工傷保險稅的稅率為1．38％，父母保險稅的稅率為2．20％，失業保險稅的稅率為5．84％，工資稅的稅率為8．04％。征收的辦法是按比例實行源泉扣繳，稅款專款專用。以前，公司受雇人員的社會保障稅全部由雇主一方繳納，以便于征收管理。總的來看，瑞典的社會保障稅稅負是比較重的。1999年，政府雇員和企業受雇人員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大致為他們工薪總額的40．01％；自由職業者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大致為他們直接收入的38．2％。
項目型社會保障稅的最大優點在于社會保障稅的征收與承保項目建立起一一對應的關系，專款專用，返還性非常明顯，而且可以根據不同項目支出數額的變化調整稅率，也就是說，哪個項目對財力的需要量大，哪個項目的社會保障稅率就提高。其主要缺點是各個項目之間財力調劑余地較小。
(二)對象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所謂對象型社會保障稅模式是指按承保對象分類設置的社會保障稅模式。采用這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是英國。英國的社會保障稅雖然被稱為“國民保險捐款”(NationalSecurityContribu-tion)，但也具有強制性，且與受益并不完全掛鉤。因而雖然稱作“捐款”，實際上也是一種稅，其性質與用途與其他國家的社會保障稅并無軒輊。英國的社會保障稅在設置上主要以承保對象為標準，建立起由四大類社會保險稅組成的社會保障稅體系。
第一類是對一般雇員征收的國民保險稅。它是四類社會保險稅中最主要的一種。該稅的課稅對象是雇員的薪金或工資，納稅義務人包括雇主和雇員。雇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包括在國家退休金計劃之內的雇員，一部分為不包括在計劃之內的雇員。兩部分雇員及其雇主所適用的稅率各不相同。前者雇員稅率為9．0％，雇主為10．54％，應稅工資最高限額為每周235英鎊(全年12220英鎊)；后者則規定有一個起征點，每周32．5英鎊以下免稅，32．5英鎊到235英鎊之間，雇員稅率為6．85，雇主為6．35％，超過235英鎊不再納稅。另外，每個雇主還要繳納稅率為1．5％的國民保險稅附加。
第二類是對全體自營者(個體工商業者)征收的國民保險稅。征稅對象是自營者全部所得。實行每周征收4．4英鎊的定額稅率。起征點為年自營收入1775英鎊。
第三類國民保險都是對自愿投保者征收的，希望取得享受失業保險金的失業者可以繳納此稅，希望增加保險金權益的雇主、雇員和自營者也可繳納。該類稅收按每周4．3英鎊的定額稅率繳納。
第四類是對營業利潤達到一定水平以上的自營者征收的國民保險稅。起征點是年利潤額3800英鎊，最高限額為12000英鎊，稅率為6．3％的比例稅率。
英國的國民保險稅與所得稅一并繳納。
英國社會保障稅模式的優點是可以針對不同就業人員或非就業人員的特點，采用不同的稅率制度，便于執行。比如對收入較難核實的自營人員和自愿投保人采用定額稅率，征管不會遇到麻煩，對個體或獨立經營的營業利潤按一個比率征收也十分便利。由于設置了起征點，使低收入者的稅負有所減輕，因而英國的社會保障稅累退性要弱一些。對象型社會保障稅模式的主要缺點是征收與承保項目沒有明確掛鉤，社會保險稅的返還性未能得到充分的體現。
(三)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
所謂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即以承保對象和承保項目并存設置的社會保障稅模式。美國是采用這一模式的典型國家。該國的社會保障稅不是一個單一稅種的結構，而是由一個針對大多數承保對象和覆蓋大部分承保項目的一般社會保障稅(薪工稅)與針對失業這一特定承保項目的失業保險稅，以及針對特定部分承保對象而設置的鐵路員工退職稅和個體業主稅四個稅種所組成的稅收體系。
1、薪工稅
美國于1937年開始征收薪工稅，當時的目的是為老年人籌措退休金，稅款專用，之后陸續實行殘疾人保險、醫療保險等。美國薪工稅的納稅人為雇主和雇員。征稅對象分別為雇主全年對每個雇員支付的薪金工資額和雇員全年領取的薪金工資(包括獎金、手續費和實物工資)額。在美國，薪工稅沒有減免扣除規定，但有應稅收入最高限額規定。也就是說，薪工稅稅基數額有最高限度，超過部分不再征稅。這意味著每個人繳納的薪工稅有最大限額。薪工稅稅率是統一的比例稅率。雇主和雇員適用的稅率相同。薪工稅的稅率各年度均不一樣，且有不斷提高之勢。1937年稅率為1％，1950年稅率為1．5％，1960年稅率為2．5％，1971年稅率為5．2％，1980年稅率為6．13％，1990年為7．65％。薪工稅實行源泉扣除法。雇員的薪工稅由雇主在對雇員支付工資、薪金時，將稅款源泉扣繳，連同雇主本人應繳稅款，在季度終了后的下月最后一天前申報繳納。
2、鐵路員工退職稅
鐵路員工退職稅是為鐵路人員設計和以為鐵路公司員工籌措退休費為目的的稅。其納稅人為雇員、雇主，課稅對象為雇員領取的工資和雇主發放的工資。該稅同樣有應稅收入最高限額的規定。1980年雇員稅率為6．13％(月工資最高限額為2158．33美元)，雇主稅率為9．5％(雇主對每個雇員支付的月工資最高限額同樣為2158．33美元)。此外，鐵路系統也有獨立的失業保險稅，目前稅率為8％，應稅工薪最高限額為每人每月600美元，稅款全部由雇主支付。鐵路員工退職稅也實行源泉扣除法，雇主在季度終了后兩個月最后一天前把自己和雇員的稅款一并繳納到稅務部門。
3、聯邦失業稅
聯邦失業稅是作為聯邦對各州政府舉辦的失業保險提供補助財源而課征的。該稅以在一個日歷年度內的20天期間(按滿20天計算)雇傭一人以上或每季支付工資、薪金1500美元以上的雇主為納稅義務人，按其支付給雇員的工資、薪金總額計征，且無寬免或費用扣除。目前最高應稅限額為7000美元，稅率為6.2％。雇主支付給州政府的的失業保險稅可以從向聯邦繳納的失業保險稅中抵免，最高抵免率為聯邦失業保險稅應稅工薪的5．4％，因而聯邦失業保險稅的實際稅率為0．8％。失業保險稅的繳納，須按歷年編制申報表，在次年的1月31日之前繳納，也可實行分季繳納。
4、個體業主稅
個體業主稅又稱自營人員保險稅，是為個體業主(除醫生外)的老年、遺囑、傷殘及醫院保險而課征的。納稅人為單獨從事經營活動的個體業主，征稅對象是個體業主的純收入。個體業主的起征點是400美元，稅率為12．3％，完全由個體業主承擔。個體業主稅實行同個人所得稅聯合申報的辦法，納稅過程和個人所得稅基本一致。
由此可見，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的主要優點是適應性較強，可在適應一般社會保險需要的基礎上針對某個或某幾個特定行業實行與行業工作特點相聯系的加強式社會保險，還能讓特定的承保項目在保險費收支上自成體系。該模式的缺點是統一性較差，管理不夠便利，返還性的表現不夠具體。此外，這一類型的社會保險稅累退性較強，再分配的效應受到抑制，社會保險稅的社會公平功能趨于減弱。
四、社會保障稅的構成要素
綜觀世界各國的社會保障稅制度，盡管其設計與實施各有特點，但也存在著一些近似之處，大體上可以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
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一般為雇員和雇主。由于自營者不存在雇傭關系，也沒有確定的工薪所得，是否應納入課征范圍，各國的做法不盡相同。按照專款專用的原則，只有納稅才能享受社會保障利益，因而多數國家在行政管理條件可行的情況下，把自營者也包括在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范圍之內，如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納稅人范圍的擴大，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和發展。雇主與雇員納稅人的確定一般以境內就業為準，凡在征稅國境內就業的雇主和雇員必須承擔納稅義務，不論其國籍和居住地何在。本國居民被本國居民雇主雇傭在外國工作的，有些國家(如美國、巴西)也要求繳納社會保障稅。
在各國的社會保障稅體系中，多數項目由雇主和雇員雙方共同負擔，負擔的比例各國不盡相同。有的國家是雇主和雇員雙方各負擔一半，如美國的養老金稅(各為6．2％)、健康保險稅(各為1．45％)，德國的養老金稅(各為9．75％)、健康保險稅(各為6．8％)和失業保險稅(各為3．25％)等。有些國家雇主負擔的比例要高于雇員，如俄羅斯的養老金稅(雇主28．0％，雇員1．0％)和加拿大的聯邦失業稅(雇主4．13％，雇員2．9％)等。極少數國家雇主負擔的比例低于雇員，如瑞典的養老金稅(雇主6．4％，雇員6．95％)，這主要是由于近年來瑞典政府出于加強福利與成本相聯系的公眾意識的考慮。養老金計劃容易給政府形成較大的政治壓力，因為每個人都想得到養老金，并且越多越好。因此，由雇員負擔大部分的養老金成本有利于抵消這種政治壓力。個別項目完全由雇主負擔，如俄羅斯和瑞典的健康保險稅、美國的失業保險稅等。世界各國的工傷保險稅一般都由雇主負擔，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將福利中的成本分攤到相對的行業和產品中去，同時又對創造更為安全的工作環境起到激勵的作用。雇主所繳稅款可作為費用在計征企業所得稅時全部列支。而雇員和自營人員所繳納的社會保障稅，除意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土等少數國家允許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進行限額或定率扣除外，一般國家均不允許扣除。
(二)社會保障稅的課稅對象
社會保障稅的課稅對象是雇員的工資、薪金收入額，有時還包括自營人員的經營純收益額。這里的工資和薪金，不僅包括雇主支付的現金，還包括具有工資性質的實物收入和等價物收入，但工薪以外的股息、利息所得、資本利得等通常不計入社會保障稅的稅基之內。各國一般對應稅工薪有最高限額的規定，即不是對納稅人的全年總工薪課稅，而只是對一定限額以下的工薪收入額征稅。最高限額的高低因國而異，一般在各國平均工資水平的1．2到2．7倍之間變動，并隨著各國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而調整。最高限額的設定，體現了社會保障稅繳納與受益之間的相關性，同時也為那些通過私人準備、團體簽約準備或工人自愿行為補充國家的福利計劃留有一定的余地。美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采用這種辦法。相反，在俄羅斯的社會保障稅體系中，沒有一個項目規定了最高限額，因而其社會保障稅具有很強的收入再分配特征，這與該國所強調的經濟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些國家既規定了應稅工薪的最高限額，也規定了應稅工薪的起征點，因而應稅工薪即為起征點與最高限額之間的那部分工薪收入，超過最高限額和起征點以下的工薪收入不課稅，如英國、加拿大、德國等。也有的國家只有起征點的規定，如意大利。這體現了對低收入者的一種照顧。除此之外，社會保障稅一般不設減免額或費用扣除額，不象個人所得稅那樣可以從總所得中扣除為取得收入而發生的費用開支，或者扣除一些個人寬免項目，而是把工資薪金所得直接作為課稅對象。
(三)社會保障稅的適用稅率
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稅的稅率形式有所差別，少數國家實行單一比例稅率，大部分國家按不同的保險項目設置不同的差別稅率。例如瑞典的社會保障稅按不同用途分為7個保險項目，又按工資和薪金額分別規定了不同的稅率。在社會保障稅率的形式上，大多數國家采用比例稅率。
各國社會保障稅稅率水平的高低，一般是由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和受益人收益的多少決定的。一般的情況是，剛開征時，保險的覆蓋面小，保險項目少，稅率一般較低。隨著保險項目的逐步拓寬，稅率隨之相應提高。目前，凡是保險受益多的國家，社會保障稅的稅率都比較高。歐洲福利國家社會保障稅稅率一般都在30％以上。根據各國經驗，社會保障稅稅率的高低應當適度，既要考慮政府社會保障資金的需要，同時也要兼顧人民的承受能力。
五、社會保障稅的征收與管理
(一)社會保障稅的征收機構
社會保障稅的征收機構一般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國家的稅務機關負責征收，另一種則是基金管理部門進行征收。
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稅由稅務機關負責征收。如加拿大收入部負責征收除魁北克(該省養老金稅由魁北克收入部征收)外所有省份的社會保障稅；美國所有的聯邦社會保障稅均由國內收入局征收；瑞典的稅務機關(包括中央級的稅收委員會和地方各級稅務機關)負責社會保障稅的征收。將稅款征收集中于一個機構減輕了雇主的負擔，避免了一些重復性的工作，有利于提高征收效率。
有些國家的社會保障稅則由基金的管理部門負責收繳，如德國和俄羅斯。德國征收社會保障稅的部門是大病基金，這主要是歷史原因形成的。由于社會勞工事物部、財政部以及醫療、養老金和失業保險體系之間存在著密切合作關系和共享的數據庫，德國很少發生社會保障稅的偷漏稅問題。雇主及雇傭合同必須在有關政府部門登記以便允許其證實每人總收入及社會保障稅的減免。由于所有社會保障稅都由為在職人員提供醫療保險的組織征收，這使得雇員獲取社會保障的資格同繳納社會保障稅緊密相連，更進一步促進了所有雇主遵守稅款繳納的有關規定。在德國，如果雇主未按時繳納社會保障稅，其雇員將會失去社會保障的資格。對雇員來說，偷逃社會保障稅將會得不償失，特別是醫療保險，因為如果雇員繳納了醫療保險費，其撫養人也將無償獲得保險。這一體系的缺點是雇主的納稅成本較高。雇主需要同許多機構接觸，如每月交納所得稅時需同財政部接觸，每月繳納社會保障稅時同各個大病基金接觸，而且每年向大病基金、聯邦就業服務機構和其他相關機構匯報其雇員數量、雇員收入以及大病基金稅額繳納等情況。俄羅斯3／4的社會基金自己征收社會保障金。這種方法因征收成本較高、征收效率較低而受到批評，因為各基金必須負擔為征收稅金而支付成本，而且還要檢查雇主是否繳納了適當的稅額。由于各基金均獨立征收稅金，因此造成了許多重復性的工作。以養老基金為例，該基金通過一個由約2400個分布于全國各地的辦公機構組成的網絡進行稅款征收。由于企業不配合以及財務上的困難，養老基金很難做到稅款的應收盡收。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目前正在運用一系列手段幫助養老基金改進其征收策略，其中包括更改養老金的內部運作方法和程序以及個人帳戶的引入。
究竟由何種機構征收社會保障稅具有更大的優越性，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當一個國家稅務當局的征收行為是有效的并且是高效時，由稅務機關集中征收社會保障稅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和雇主的納稅負擔，并且可能促進稅款的順利征收。相反，當稅務當局的作用較弱時，由社會保障機構負責稅款的征收可能優于稅務當局，因為雇主和員工們可能更愿意將稅款交納給社會保障機構而不是當作一般稅款繳納給稅務局，特別是當他們的健康保障和養老金直接與繳款息息相關時。
(二)社會保障稅的納稅期限
幾乎所有國家的社會保障稅都實行由雇主源泉扣繳的課征辦法。具體地說，雇員應繳納的稅款，由雇主在支付工資、薪金時代扣，最后連同雇主所應繳納的稅款一起申報納稅。無須雇員填具納稅申報表，方法極為簡便。至于自營人員的應納稅款，則必須由其自行填報，一般是同個人所得稅一起繳納的。
多數國家按月征收社會保障稅。如瑞典規定雇主應按月為其全體雇員向稅務機關繳納社會保障稅，稅款應在次月的10日內繳清；德國規定所有雇主和自由職業者都要在每月15日之前把上一月的社會保障稅存入有關帳戶；俄羅斯的雇主按規定應按月向社會基金繳納社會保障稅。
有些國家社會保障稅的納稅期限視企業規模而定。比如，美國要求雇主將社會保障稅定期直接匯往國內收入局，匯款的周期隨企業的規模而不同。大型企業每5—7天匯款一次，小企、比每三個月匯款一次。與美國相類似，加拿大規定代扣代繳總額不超過15000加元的雇主按月申報，總額為15000到50000加元間的，每半個月申報一次，更多的為每周一次。
各國一般對自營者的納稅期限另有規定。如美國規定自營者在繳納所得稅的同時繳納社會保障稅，每三個月預繳一次，每年年底申報所得稅時進行匯算清繳。加拿大要求自營者按季繳納社會保障稅稅款。
(三)社會保障稅的資金管理
經過多年的實踐，各國都形成了核定雇主繳納社會保障稅準確性與誠實度的機制。在一些國家中，這種機制是通過稅務機關和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部門的配合來實現的。比如美國，雇主每3個月向國內收入局提供一份報告，列明已上繳的稅款總額及其在社會保障稅和個人所得稅間的分配狀況。每年，雇主還向養老保險機構提供一份報告，列出其雇員的人數、收入以及從每個人的收入中代扣代繳的稅款。養老保險機構將這些報告和季度納稅申報表作以比較，以核定每份報告的準確性。與美國相類似，德國的雇主每年要向長期醫療基金、養老金機構和聯邦就業服務局匯報雇員收入及年度社會保障稅繳納的數額。各基金管理部門會將從大病基金獲取的稅金的數量與雇主的報告進行對比，以核定雇主納稅的確切性。在其他國家中，這種機制是單純通過稅務機關或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部門來實現的。比如，瑞典的稅務機關有權對任何納稅人的帳目進行審計；在俄羅斯，雇主必須提交報告說明雇員工資以及每季度向各基金管理部門支付的稅款。每個雇主向銀行支付的款項均被記錄在基金管理部門的電腦系統里。社會保障基金管理部門通過比較銀行款項與雇主提交的社會保障稅清單上的數字來核定雇主是否繳納了正確的稅額。
所有國家都依靠征收機構的內部審計和國家審計來保證稅法的正確執行，并使社會保障稅稅款不被挪做他用。例如，加拿大收入署將納稅申報表所反映的年度養老金和失業金與按月申報的實際額對帳，對兩帳不符的雇主進行審計；加拿大收入部準備加拿大公共帳戶的帳務報表以及所有政府部門的帳務報表，說明收入與支出，并接受總長的審計。審計總長起草“加拿大公共帳戶”，該帳戶內容包括政府的財務報表，表達審計總長對報表的意見和看法。德國的大病基金、養老基金、長期醫療基金和聯邦就業服務機構都擁有內部審計權，而該國的聯邦社會勞工事務部連同審計總署對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和各項基金實行審計監督。美國財政部每天公布其中央銀行主要帳戶的現金流入和流出量。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機構的保險統計和管理人員會監控這些報告以確保社會保障稅的收入得到適當的運用。政府帳戶的現金流動情況每年有政府聘請的獨立審計師或財政部的總檢查員審計。這些審計在美國會計綜合辦公室的監督下進行，該辦公室將其監督結果匯報給國會。
各國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機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通過各自國家的政府資金管理系統對社會保障基金進行財務管理，另一類是社會保障機構擁有自己的資金管理系統。前者的典型國家是美國，該國征收的社會保障稅收入先存放于全國各地商業銀行的聯邦財政部門的帳戶中，然后轉入中央銀行中財政部的主要經常帳戶中。所有的社會保障資金管理和投資活動均由財政部長統一控制和管理。采用這類方式的國家還有加拿大和瑞典等。后者的典型代表是德國，該國的各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所收取的稅金以及需要支付的福利費。采用這種方式的國家還有俄羅斯等。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各國社會保障資金的管理機構與其社會保障稅的征收部門是對應的。由稅務當局征收社會保障稅的國家，其社會保障稅的資金管理部門往往是該國的政府資金管理系統，如美國、瑞典和加拿大；由社會保障機構征收社會保障稅的國家，其社會保障稅的資金管理部門通常是該國的社會保障機構的資金管理系統，如德國和俄羅斯。這主要取決于各國社會保障機構的地位與作用。
各國一般都將社會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用于投資，以使這部分社會保障稅保值增值。比如，美國社會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可以用于國債投資，投資活動由財政部運作并由不同的社會保障機構監督。加拿大和瑞典指定一個獨立的委員會來管理這些積累下來的稅款提留。委員會可以投資私營企業的證券，但這種運作由國家政府監督。所有收入在轉入社會保障委員會帳戶之前必須經由國家政府帳戶轉出。
六、社會保障稅國際比較對我國的借鑒
(一)我國社會保障稅在社會保障支出中應占的地位
筆者認為，我國應采取主要依靠社會保障稅取得社會保障資金的模式。一方面，鑒于當前企業和個人的負擔能力，征收上來的社會保障稅無法完全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資料，目前僅全國540萬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口就達50億兀以上，全國養老保險基金今年的收支缺口也將在100億元以上(經濟日報，2001年7月5日)。本著平穩過渡的原則，社會保障費改稅后，收入不會大幅度地增加，這就必然要求用一般稅收等其他方面的資金予以彌補。另一方面，社會保障稅又必須占社會保障基金中的絕大部分。因為公眾有這樣的心理傾向：享受的福利多多益善，交納的稅費則越少越好。九十年代后西方各國普遍出現社會保障基金入不敷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保障稅費的繳納與收益脫節，責任與權利相分離。如果以一般稅收作為社會保障基金的主體，就會破壞個人所繳納的稅費與其享受到的福利之間的對應關系，從而使我國政府面臨更大的壓力。
除用一般稅收彌補社會保障收支缺口外，還可將一部分國有資產拍賣收入轉化為社會保障收入。2001年6月國務院的《減持國有股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凡國家擁有股份的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境外上市的公司)向公共投資者首次發行和增發股票時，均應按融資額的10％出售國有股。國有股存量出售的收入，全部上繳全國社會保障基金。這主要是由于過去我國長期實行低工資政策，社會保障費用沒有包含在工資之內，國家予以預先扣除，直接變成了新固定資產投資和擴大再生產的投入。因此對過去為國家創造了巨額財富的下崗人員，國家理應將一部分國有資產的拍賣收入劃歸社會保障部門，作為下崗職工理應獲取的社會保障待遇的一種補償。
(二)我國社會保障稅的設置方式
由于我國農村人口眾多，城鄉差別較大，加之戶籍管理嚴格，因此筆者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障稅應以采用混合型社會保障稅模式為宜。即對于城鎮勞動者，根據不同保險項目支出的需要，按承保項目分項設置社會保障稅，分別確定一定的比率從工資或薪金中提取。根據實際情況，本著循序漸進、逐步發展的原則，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保障稅應設置養老、失業、醫療和工傷保險四個項目，等到經濟水平進一步發展后，再逐步增設其他項目。在目前欠繳社會保障費的企業比率較高的情況下，這種征收與承保項目建立起一一對應的關系，專款專用，返還性非常明顯的社會保障稅設置方式有利于減小征收阻力，使社會保障稅應收盡收。此外，采用這種模式的社會保障稅設置方式還可以根據不同項目支出數額的變化調整稅率，以滿足社會保障支出的需要。對于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收入較難核實的農民采用按各地區收入不同而略有差異的定額稅率征收，可以相應降低征管成本。將農民納入社會保障稅，一方面有利于整個社會的穩定，防止我國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業已取得很大進展，截至1999年底，農村社會保障網絡已達19096個(中國統計年鑒2000)，這也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三)我國社會保障稅的構成要素
1、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
納稅人包括企業、機構、城鎮勞動者個人和農民個人。養老、失業、醫療和工傷保險四個項目的納稅人分別如下：
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的納稅人包括企業、行政機關、事業單位及其成員和個體勞動者。世界各國的工傷保險稅一般都由雇主負擔，對不同行業規定不同的稅率，從而達到福利中的成本分攤到相對的行業和產品中去，以及激勵雇主創造更為安全的工作環境的目的。相應地，我國工傷保險的納稅人包括企業、行政機關、事業單位。
2、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稅基
我國社會保障稅的稅基是工資總額。具體分為單位納稅稅基、個人納稅稅基。單位納稅稅基為全部職工應稅工資之和；個人納稅稅基為月實際工資額。為避免產生稅收爭議，月實際工資按國家統計局規定列入工資總額的項目計算。對收入較難核實的個體勞動者和農民個人采用定額稅率，根據月平均收入水平和稅率計算出應納稅額。
參照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稅的做法，對個人工資收入超過平均工資一定限度的部分，免于征稅。目前我國應稅工資的最高限額可以規定為平均工資的3倍。
3、我國社會保障稅的適用稅率
世界各國社會保障稅的稅率大多按不同的保險項目設置不同的差別稅率。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稅率不宜過高。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的考慮：首先，中國的企業近年來正處于產品結構調整時期，市場需求特征發生了變化，消費選擇性加強。很多企業對此很不適應，經濟績效下降，特別是國有企業，仍有不少處于虧損狀態，過高的社會保障繳款只能加重企業的負擔。其次，中國的高層次消費正在擴展，住房、養老、教育等將轉化為商品，這會促使中國居民調整支出結構。因此，如果讓工薪階層承擔較高的社會保障繳款，勢必約束整體消費進步和市場化改革。再次，中國有近13億人口，勞動力接近7億，如此龐大的勞動大軍，迫使中國只能走高就業低工資的道路，因而也就只能以較低的稅率征收社會保障稅。
據有關人士測算：在養老保險采用部分積累制的條件下，如果替代率從目前的80％下降為58％，養老保險稅率應為15％，企業負擔10％，個人負擔5％。在現收現付條件下，失業保障稅率可定為3％，企業負擔2％，個人負擔1％。醫療保障稅率可定為7％，企業負擔5％，個人負擔2％。工傷保險2％，完全由企業負擔。這樣，企業負擔的社會保障稅總和為20％，個人負擔總數為7％。筆者認為，這一負擔率是合理的。
對于收入較難核實的個體勞動者和農民個人，可以參照美國的做法采用定額稅率。資料顯示，1999年我國除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外，其他單位職工的工資總額為9829元(中國統計年鑒，2000)，比照這一數額，個體勞動者的月收入可視為819元，按照上述比例，則個體勞動者每月應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定額稅率為：養老保險稅122．45元，失業保險稅24．57元，醫療保險57．33元，工傷保險16．38元。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00年的資料，1999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人為2210．3元，由此可以計算出農民應繳納的社會保障稅為396．781(即2210。3X”％)元／年。
在此基礎上，個人可拿出一部分收入投向個人養老帳戶，從而使高收入者自己提高替代率。
(四)我國社會保障稅的征收管理
職工應負擔的稅款。由所在單位在支付工資、薪金時進行源泉扣繳，最后連同單位所應負擔的稅款一并向稅務機關申報納稅。個體勞動者和農民個人的應納稅款，須自行申報，同個人所得稅一并繳納。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列入企業財務費用．可進成本；行政事業單位需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列入當年經費預算，納入同級財政預算。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可以從個人所得額中扣除，免交個人所得稅。
我國開征社會保障稅后，由稅務機關負責稅款征收，將有利于降低社會保障基金的征收成本。利用現有稅務部門的組織機構、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進行征管，充分利用稅務部門在征管經驗、人員素質、機構系統方面的優勢，可以大大提高社會保障資金的籌資效率。
在納稅期限上，我國可采用按月征收社會保障稅的做法，這樣做既符合明確原則，也便于征收管理。同時，加強社會保障資金的管理，要求企業、單位定期向稅務機關提供報告，列明其上繳的社會保障稅稅款；此外，企業、單位每年還應向社會保障機構提供一份報告，上面列明其職工的人數、收入以及從每個人收入中代扣代繳的稅款。社會保障機構將這些報表作以比較，以核定其準確性。這樣做可以將社會保障資金的收和支分為兩個獨立的系統，便于加強資金運用中的管理，減少濫用和挪用的現象，有利于將社會保障資金的收支活動比較全面地納入規范的預算管理。
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機構應為財政部。社會保障基金的留存部分可用于國債投資，以使這部分社會保障稅保值增值。
七、結論
財政部部長項懷誠日前表示，在適時開拓社會保障新的籌資渠道方面，國家將在強化社會保障費征繳的基礎上，研究開征社會保障稅，并采取多種措施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包括變現部分國有資產、合理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等，以確保社會保障制度的正常運行。這表明社會保障稅的開征是我國社會保障籌資的必然趨勢。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一個綜合的可持續發展的農村養老保障體系尚未形成,在土地初級保障的基礎上,絕大多數農民的養老缺乏保障,這將加劇城鄉差距,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
當前,學者對農村保障的研究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農村的保障應趨向社會保障,另一種觀點認為農村保障應趨向于土地保障為主。
一、我國農村保障現狀
(一)農村社會保障現狀
長期以來,務實的農民們之所以羨慕城里人的非農戶口,是因為非農戶口的背后有農業戶口所不能企及的很多實惠,其中就包括著城里人的公費養老。早在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51年2月,政務院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暫行條例》,對城鎮職工的生、老、病、死、殘、傷做了保姆式的關懷;改革開放后政府又對城鎮職工的失業和貧困給予特別關照,直至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鎮全面實施。
有關研究表明,從1952年到1990年,中國農業通過稅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儲蓄方式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總量達11594億元,其中,通過稅收方式提供1527.8億元;通過“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億元;通過儲蓄方式提供1359.2億元。1952年到1990年,中國工業化建設從農業中凈調動了約l萬億元的資金,平均每年高達250億元,可見中國農民對國家工業化資本積累的負擔有多么沉重。社會保障在農村的缺失,與農民所作的犧牲性貢獻是極不相稱的。
當被改革開放的大潮吸引著的農民們走入城市,政府逐漸意識到“農民工”已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農村的社會保障建設終于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于是,國家在“七五”計劃中設想“抓緊研究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并根據各地的經濟發展情況,進行試點,逐步實行”。“八五”計劃又進一步指出:“建立和健全養老保險和待業保險制度,在農村采取積極引導的方針,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老年保障制度。”1986年,民政部在山東煙臺開始了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試點工作,并于1992年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制訂頒發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這個方案在全國“有條件”的地區逐步推廣,截至2000年底,全國農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達6172萬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滾存結余195.5億元。
隨著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廣,逐步暴露出一些問題。首先是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采用“完全積累制”——個人繳費、集體補助和政府政策扶持相結合,政府不承擔直接財力支持的責任,集體補助常常落空,社會保險演變為“個人儲蓄保險”,從而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其次,參保農民的繳費水平低,現行的繳費標準為2元～20元/月,共設十檔,但執行中多數農民選擇了保費最低的2元/月,這樣按民政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交費領取表》計算,10年后每月可領取養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領取9.9元,這顯然不足以解決他們的養老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實踐中出現了“保小不保老”傾向,據山東社會科學院的調查,19歲以下的投保者占全部投保人數的60%以上,這顯然與我們制度設計的初衷相悖。
(二)農村土地保障現狀
在農民的社會保障中,土地占有重要地位。傳統的農民社會保障,實質上就是以土地為核心的保障。但是,農村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使得土地保障功能的發揮面臨著一系列新的矛盾。
首先是土地保障功能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矛盾。隨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民分化程度的提高,二者的矛盾越來越加劇。土地向經營能手集中,連片開發、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必然要求。而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導致農戶的土地不斷細分,不利于土地的連片開發,妨礙農戶之間的土地流轉,延緩土地規模經營的發展,進而有悖于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耕地面積不斷減少的同時,農村的人口和勞動力卻不斷增加,導致人地關系不斷惡化。由此導致的結果是,從相對地位來看,土地所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上升,生產資料功能下降。在有些地方,由于農業經營比較利益低等原因,土地的生產資料功能已經嚴重退化,甚至基本消失,土地轉變為單純的保障手段。部分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戶,往往對土地進行粗放經營,或將土地撂荒。
其次,土地保障功能與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近年來,農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不僅沒有得到強化,反而不斷弱化。其主要表現是: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越來越低,在有些地方,農業經營甚至絕對虧本。目前,多數農產品提價的空間小,降價的壓力大。但在以小規模農戶分散經營為主的農業組織結構,農產品成本增加的勢頭卻一直比較強勁,由此導致主要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占出售價格的比重已經很大。以1999年為例,糧食、棉花、戶養生豬的生產成本,占出售價格的比重分別高達82%、94%和99%。在價格、成本雙因素的夾擊下,我國農業經營的絕對收益已經越來越低。以浙江省農村固定觀察點的十個村資料為例,1995年畝均凈收益為680.04元,到1999年已經下降到505.71元,四年間減幅達25.6%;如果扣除人工和物質費用因素,則農地經營的畝均純收益,1995年為34.51元,到1999年已經下降到-174.72元,農地經營處于絕對虧本的狀態。
農村土地負擔越來越重,越來越多的農民視土地為包袱。農民負擔問題的嚴重性至今沒有得到明顯的緩解,有些地方的農民負擔甚至越減越重。同時,土地的流轉價格越來越低。有的地方發生土地流轉時,轉出戶不僅不能從土地轉讓中獲得收益,反而要倒貼給轉入戶。
第三,土地保障功能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的矛盾。隨著城鎮化的發展,農業用地轉為非農用地的規模迅速擴張,許多農民失去了土地,進入先前不太熟識的非農領域或城鎮生活,增加了生活和就業的風險。目前,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人口的7%以上。由于70年代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滯后效應,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將會繼續上升。農村養老的任務將會日趨艱巨。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農村核心家庭的主流地位將會繼續提高。面對日趨繁重的養老保障任務,單純依靠土地的養老保障能力是遠遠不夠的。農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屬于非正規社會保障。正規的社會保障基本上屬于土地外保障。
因此,發展農民的社會保障,必須把增強土地的保障能力與發展土地外保障結合起來,積極實現保障方式的轉變,由傳統的家庭保障轉變為家庭保障與社會保障并舉。
二、土地保障與農民社會保障的綜合
(一)雙管齊下,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和比較利益水平,激活土地的保障能力
針對現有的土地均分制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矛盾,許多學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土地制度創新思路,希望借此促進土地流轉,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其中許多思路不乏創意。但是,多數思路的實施,因為受到兩方面的制約,可操作性并不很強。一是農業經營比較利益低,導致農戶轉入土地的動力不足;二是因缺乏非農就業機會,導致農戶轉出土地后的收入來源和社會保障問題無從解決。提高農業經營的比較利益水平,不僅可以提高農戶轉入土地、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的積極性,有利于實現土地經營的效率目標,還可以提高農村土地的現實保障能力。當然,農業經營比較利益水平的提高,也有可能導致農戶轉出土地的動力不足。但是,綜合而論,其積極作用還是會大于其消極作用的。農業經營效益和比較利益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農村土地的流轉價格,進而提高農民的土地轉讓所得;也有利于促進土地真正向經營能手集中。
(二)鼓勵土地流轉制度的創新,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土地資本化,實現土地保障模式由消極向積極的轉變
土地既可成為農民獲得社會保障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但如果我們將目光僅停留在這樣兩點,則容易產生土地利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與此相對應的,實際上是土地的消極保障模式。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得更為開闊一些,看到土地還是一種可以資本化的資源;那么,就可能協調土地利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將發揮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與利用其生產資料功能有效結合起來。與此相對應的,實際上是土地的積極保障模式。近年來,許多地方在此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通過實行反租倒包、轉包轉讓、租賃、拍賣、土地經營權入股、企業或大戶托管等形式,有效地盤活了土地資產,實現了土地增值;也明顯加快了農村土地流轉的進程,促進了農業規模經營。
(三)積極促進各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組織和農民自我保護組織的發展,提高農民的談判能力
土地制度的建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都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制度變遷的方向,不僅取決于效率原則的指向,還取決于與此相關的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相對談判能力的強弱。在城鎮化及與此相關的土地農轉非過程中,在農業結構調整中,要規范政府行為,有效地維護農民利益(包括土地承包經營權或社會保障權),必須有相當發達的農民組織做支撐。農民要制約土地負擔的迅速增長,要在與農產品經營有關的諸多“談判”中,節約交易成本,減少信息不對稱性,改變其被動接受的地位,就必須依靠其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各種形式的農民合作組織,既是提高農民生產能力的重要形式,也是增強農民自我保護能力的重要形式。
(四)因地制宜,加快發展面向農民的土地外社會保障
長期以來,農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屬于非正規社會保障。正規的社會保障,基本上屬于土地外保障。從前文分析可見,僅從今后農村養老保障的需求來看,發展農民的社會保障,必須把增強土地的養老保障能力,與發展土地外養老保障結合起來,積極實現養老方式的轉變,由傳統的家庭養老轉變為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并舉。實際上,養老保障如此,其他方面的保障也如此。當前,農民的社會保障需要重點關注以下問題,一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二是逐步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在社會保障問題上的反映,就是將大多數農民排斥在正規的社會保障制度之外。在這種社會保障的發展格局下,面對未來收入預期下降、支出預期上升的形勢,農民往往不得不壓縮現時消費,將為數可觀的儲蓄和手持現金留備不測。這是導致近年來農村消費市場擴張乏力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向農民加強正規的社會保障建設,有利于緩解近年來農村市場的擴張困難。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70%;目前農村市場的消費需求水平低、層次也低,城鄉之間存在巨大的消費斷層。擴張農村市場不僅在于能夠產生簡單的數量意義上的擴張效應,更在于能夠延長我國現有產業的生命周期,改善整個經濟的循環關系,緩解包括城市企業在內的企業經營狀況,擴大國民經濟吸納就業的能力。這對于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開源節流”都是有益的。
(五)積極開拓農民正規社會保障基金的多元融資渠道
可在科學測算、加強試點的基礎上,將農民的土地轉讓所得,拿出一個固定的份額,用于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土地資本化不僅適用于農業用地不改變用途的情況,也適用于農業用地轉為非農用地的情況。在城鎮化發展中,對于農轉非的土地,積極探索多種形式的土地證券化思路,促進土地的資本化開發,實現以地生財,以地建立正規的社會保障基金,也能明顯地提升土地的保障功能。結合相關政策或法律的調整,發展以土地使用權或所有權抵押為特征的土地金融,提高城鎮化過程中的融資能力,加快土地開發或增值的進程。此外,市以上政府可以根據當年的城鎮開況,從財政收入中劃出一個固定的比例,用于建立農民的社會保障基金。
農民正規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還可有另外兩個渠道,一是鄉村集體資產的收益,包括集體資產改制中收回的價值形態的資產,以及股權收益、租賃收益等。二是發行國債的部分收益、部分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收益,國有企業轉制中的資產拍賣、變現所得和股權收益。這些來自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收益,轉入國家財政,再通過轉移支付等形式,支持農民的土地外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國有資產是全國人民所有的資產,不是城市人獨有的資產,更不是國有企業職工獨有的資產。因此,在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的收益中,應該有屬于農民的那部分資產收益。否則,就是對農民利益的侵犯和剝奪。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保障/研究述評
農民工正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使工人隊伍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近年來隨著農民工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出現，農民工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還正視不足，對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還關注不夠。比較分析發現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現有研究中在取得較大進展的同時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有進行總結的現實需要。鑒于此，筆者采用內容分析的文獻研究方法，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及其滯后的隱患和原因
通過整理分析發現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表現出以下兩個基本特征，這集中顯現了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緊迫性。
第一，農民工社會保障程度低，相應的社會保障機制和體系發育滯后，農民工群體近乎游離于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有人研究發現，只有很小部分農民工有一至兩項非均衡的、水平極低的社會保障，而且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其中社會保險各險種的參保率都在10%以下，其余75.2%的人沒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保障[1].還有人分析指出，農民工完全處在城市社會保障網絡之外，尤其在失業救助、醫療看病等方面農民工根本談不上有什么社會保障待遇和保障機制[2].另有人認為農民工雖然進城創造了財富，但大量農民工都沒有社會保障[3].
第二，某些地區對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做了一定的規范，出臺了一些相關的政策措施，但政策執行和實施效果不佳。有人分析指出，部分地區雖然出臺了與農民工有關的一些社會保障政策措施，但實踐效果并不理想[4].另外有人調研后指出，面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缺位及其對工傷、醫療保險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嘗試和制定了一些面向農民工的參保辦法，但問題是效果難如人意[5].
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這種滯后現狀，會導致一系列的隱患和問題，主要表現在：
首先，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是社會穩定的隱患。農民工絕大部分處于中低層職業，還面臨著失業風險，所以在陷入生活困境時容易鋌而走險，從而積蘊社會不安定因素[6].其次，不利于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建立。目前的城市社會保障體系改革已推進到逐步將城市戶口各類勞動者涵蓋于其中，是否能進一步將符合條件的進城農民包括進來，關系到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能否最終形成；再次，不利于實際推進我國城鄉社會結構的轉型。進城農民工如不能為相應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所吸收，就將長期處于流動狀態，由此會帶來一系列問題；第四，不利于推進城鄉居民實質平等地分享經濟與社會發展成果[7].第五，不符合市場分配的基本原理。農民工在市場初次分配中只能獲得較小的份額，在再分配中應得到適當補償，但城市再分配卻基本將農民工排除在外，尤其是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沒有被考慮到[8].
有些學者對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滯后現狀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比如有人從農民工的身份認同與流動性、雇主的不自覺以及農民工自身權益保護意識等幾個方面進行了分析[9]，還有人認為造成農民工社會保障缺失有社會地位方面、認識方面、資金方面和操作方面的原因[10]，另有人提出農民工社會保障遲遲沒有大的進展主要是因為研究視角和工作方式還沒有從制度和用人單位轉移到需求和個體上[11].鑒于農民工社會保障滯后原因與本文將要在第三部分中仔細予以介紹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障礙因素有著互相交融的特征，故在此對其只是點到為止。
二、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理論界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的認識已有廣泛共識，雖然有人存在異議，但認為有必要注重并加緊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研究和探索居于絕對主導地位。農民工群體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必要性和現實意義主要體現于以下方面。
第一，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具有其政治意義：（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全面小康社會要求現代社會保障體系在覆蓋城市居民同時要為農村人口特別是農民工提供應有的保障[12].（2）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政府著眼長遠的要求。如果因農民工的流動性與勞動關系不穩定而不考慮其保險問題，那么今后再解決比現在就應對成本要大得多[13].（3）社會保障是國家賦予每個勞動者的一種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保障農民工基本公民權的需要[14].
第二，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表現在：（1）發展農民工社會保障事業有利于增進社會的整合與穩定，是社會順利轉型的客觀需要[15].（2）是城市化戰略推進的需要。合理解決我國城市化的難題，必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機銜接，要給農民工相應的社會保障[16].（3）農民工得失懸殊、進退兩難的處境使社會主義的公平機制沒有得到應有體現，亟待為其建立相應社會保障機制，兼顧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17].（4）是新時期社會反貧困的重要舉措。農民工作為農村“精英分子”的身份和責任使得他們一旦發生意外事故對其家庭將是毀滅性的打擊，極有可能導致因傷、因病而致貧甚至于返貧[18].
第三，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可以產生一定的經濟意義。（1）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引導農民工放棄兼業型轉移、實現土地的集約化經營，從而可以改善農業經營方式、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2）為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就必須建立一個不分所有制、不分用工形式、涵蓋所有勞動者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從而要求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19].（3）可以引導農民工對勞動力流動的投資。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減少了他們流動的心理成本，增加了流動的間接收益和凈收益現值，從而有利于農民工的流動投資[20].（4）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建立可以提高農民工抗風險能力，降低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對于拉動內需和經濟發展有著積極意義[21].（5）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有利于維護雇傭農民工企業勞動關系的和諧以及企業的發展與長期利益最大化[22].
第四，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對發展社會保障事業具有積極意義。（1）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在一定時期彌補國有企業職工可能出現的保險金支付不足，有利于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23].（2）農民工雖然持農村戶口，但他們已與城鎮職工一樣從事非農產業勞動，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能更好地體現社會保障制度的本質，體現其公平性[24].（3）農民工作為社會邊緣人，他們應有社會保障制度來維護自身權利，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可以進一步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25].（4）從長遠來看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既能減少改革的阻力與成本，又不會扭曲社會保障一元化目標，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長期目標的必然要求[26].
第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對農民工自身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1）數量眾多的農民工享受不到應有的基本社會保障與他們為城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完全不對稱，這是絕對不合理的；（2）農民工從事的大多是苦、累、臟、險的工種，受工傷、疾病困擾可能性非常大，社會保障是農民工實現基本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3）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是關愛和保護農民工中婦女、兒童這種生理與社會雙重弱勢人群的需要，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更為迫切；（4）有利于對農民工消費行為的引導，使他們在滿足目前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時能兼顧其長遠利益[27].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可行性與障礙因素
有效推進農民工社會保障事業和制度建設，需要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狀況和問題有一個全面系統的理解。這就要求在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作用與意義有充分認識的同時深刻剖析該制度安排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不僅要探討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阻礙因素，也需要對其有利條件進行必要把握，在辨證分析中探索有效的解決之道。
（一）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弊端
有人認為在我國真正建立城鄉一體社會保障體系需要相當長的路要走，如果盲目推行城鄉接軌，很可能會增加企業和農民工的負擔，國家也將付出太大的監督成本[28].
另外有人表示反對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一是因為對農民工來說現在首要任務是增加即期收入而非養老等社會保障問題；二是近年來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都沒搞好，而且農民工流動性很大；三是讓農民工加入社會保障體系會增加企業成本[29].還有人認為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具有負效應表現在：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對我國城市化會產生負面影響，對農村社會保障建設有不利影響，也不利于農民工的就業[30].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有利條件
有學者指出，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了二十年，國家財力和政府承受能力已逐步增強。而且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中政府的主要責任在于制度設計和政策引導，過分強調國家財力不足和過高估計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代價是一種思想上的誤區，應分類分層對農民工進行保障[31].
有學者認為，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具備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條件，具體表現在：一是具備相應的政治條件，二是具備相應的社會條件，三是經濟條件也已基本具備[32].
還有學者認為，建立初步的農民工社會保障機制的時機已經逐漸成熟，政府應該著手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機制，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機制，更好地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人道主義精神[33].
（三）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障礙因素
首先存在主觀方面的因素：（1）農民工沒有得到基本的身份認同，一部分人單純站在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問題，忽視農民工自身的基本權益；（2）大部分的農民工雇主缺乏自覺保護農民工的意識，政府為促進經濟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對農民工的保護；（3）農民工自身由于主客觀原因不敢或還沒有意識到需要維護自己應有的基本權益，維權意識缺乏[34].（4）城市居民對對于建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有較強的抵觸心理，擔心會引來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35].（5）一些地方搞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往往是按照上級政府規定的擴面指標層層向企業進行安排，也不管農民工是不是真正需要，這種行政強制的工作開展方式讓農民工心生反感[36].
其次是體制方面的因素：（1）現有制度安排的障礙。主要是國家為保證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穩定而制定的嚴格的戶籍制度、勞動用工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37].（2）社會保障立法不健全。關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沒有相應的立法，使相應的的社會保障工作難以實現強制性原則；（3）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滯后甚至是缺失。目前我國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遠未形成，與城市社會保障存在嚴重脫節，這嚴重影響了農民工社會保障工作的有效開展[38].（4）農民工雖然人數眾多卻由于其弱勢地位和較低的組織程度使得其爭取社會保障等合法權益的能力不足，他們的訴求和意愿難以引起決策層的應有重視[39].
再次有客觀方面的因素：（1）農民工表現出的極大的流動性。這種流動性不僅反映在城市之間、城鄉之間，也表現在職業及單位之間[40].（2）作為保障對象的農民工規模巨大且構成復雜。我國農民工數量非常龐大且還不斷增長，而且層次不一、構成復雜，他們對社會保障的需求也存在較大差別[41].（3）農民工經濟收入上的障礙。農民工主要分布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和收入很不穩定，這種狀況使其難以取得進入現有社會保障體系的資格[42].（4）社保資金的障礙。近年來社會保障資金短缺狀況使得維持原社會保障體系尚力不從心，如果再把農民工納入其中將會不堪重負[43].
四、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框架體系與基本思路
前文中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的現狀、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等問題的論述，最終還需歸于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的框架體系與基本思路上，這也是化解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根本落腳點。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框架體系構成上，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分析。從橫向構成看，主要存在兩種看法。一種觀點認為農民工社會保障應包括農民工的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基本組成部分[44]，另一種觀點是將農民工社會保障基本等價于當前的城鎮社會保險，即包含工傷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以及生育保險等五大部分[45]，較第一種觀點增加了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
從縱向構成看，大多觀點認為當前由于主客觀方面條件的制約，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不宜也不可能求大求全、齊頭并進，而應堅持分類分層分階段逐步推進的策略和基本原則，依次建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尤其是大病醫療保障制度、養老保險制度、失業和生育保險制度，積極而有效地逐步維護和實現農民工的基本社會保障權益[46].尤其絕大多數觀點都指出工傷保險問題的解決尤顯必要和迫切，應該首先建立針對農民工的以普遍性為原則的工傷保險制度，解決好關聯農民工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及其全家幸福的工傷問題。
另外有人認為農民工社會保障還應包括其他保障項目。有人提出農民工的無保障狀況是引發犯罪的重要因素之一，應在大城市建立“公共勞動”形式的社會救助體制[47].還有人認為應該建立以最低生活保障為核心的農民工社會救助制度，并通過職業福利和社區服務等方式建立農民工的社會福利制度[48].
在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思路上，當前理論界還存在著較大分歧和爭論，沒能形成相對一致的意見，更沒有能為大家基本接受的成熟方案，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到現有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有人提出城鎮社會保險體系應將農民工納入其中以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問題，但鑒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多元化要求只能適時地分層分類將農民工納入[49].還有人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目前可供選擇的兩條途徑是通過戶籍改革將其變成城鎮居民進而納入鎮社會保障體系或者通過城鎮社會保障制度的擴面將農民工直接納入[50].
第二種觀點認為，應對農民工實行相對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有人認為仍將農民工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既不現實也不可靠，但對農民工一開始即推出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也缺乏財源及其他資源，因此現階段應推出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建構一種作為過渡形態的“三元社會保障模式”[51].另有人指出農民工身份的過渡性要求必須建立有利于城鄉銜接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其勾勒了一種農民工社會保障的基本架構和中長期發展目標，并從該制度的保障對象、保障項目、基金籌集與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52].
第三種觀點認為可將農民工納入到一種“低門檻、開放式與可持續的社會保障新計劃”中，搭建中國社會保障新平臺。其認為近年部分城市把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險體系的做法可能剝奪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權益，是一種短視甚至是歧視，但如果把農民工納入到這種社會保障新計劃實行全國統籌則不會發生這種問題，而且這種做法具有其合理性與可行性[53].
第四種觀點認為應將農民工納入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其認為把農民工納入城鎮統一的社會保障體制和參照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立新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兩種模式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不具備可行性，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應把農民工納入到應加快改革和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并最終向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制過渡[54].
除了以上的四種觀點，有的解決思路中沒有明確提出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歸口問題。有人認為農民工是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和關注的社會弱勢群體，其具有客觀、正當而迫切的社會保障訴求，應采取分類分層保障的辦法依次解決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55].還有人基于現實權衡考慮提出了“低起點、多層次、土地換保障”的農民工社會保障設想和解決辦法[56].
五、結語
現有對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除了本文論及的幾個方面外，還有一些從其他視角進行了探討，鑒于其研究比較稀薄以及本文構思和篇幅的考慮，在此不再贅述。
綜觀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已有研究尤其是專業性的論文，可以看到該問題已逐步受到各方面專家學者的關注和重視，尤其是去年以來論文數量有了較大增加，認識也日漸由感性走向理性、走向深入，研究視角也在不斷拓展，這必將為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的化解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同時，筆者覺得研究中也還存在不少問題與不足，有待今后注意或改進。
首先，研究在總體上還很不深入。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由來已久，但從對其研究的數量上看，筆者搜集到的該方面文章不過三十余篇，其中比較正規的專門性研究就更為稀少；從研究的拓展情況來看，現有研究大部分著眼點還很籠統，分化和展開不夠；從研究的氛圍來看，雖然有過一些論爭，但總體還很薄弱，離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這樣的重大社會政策確立還不相稱。
其次，研究的實證性有待加強。已有的研究基本限于純理論和經驗研究范疇，實證成分稀缺。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以及相關情況的調研不足和缺乏第一手調研資料使得對現實狀況的把握不夠精確、肯定和深入，從而導致研究結論尤其是構建方案的可行性與說服力不強。
第三，研究中存在一些偏頗。首先表現在研究中的結構性偏差，即對作為農民工社會保障重要部分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很少涉及，尤其是對后者忽于關注。另外對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分析不夠，重農民工社會保障建設阻礙因素探討而輕有利條件分析。
第四，研究設定的解決方案還比較粗糙，系統性和實踐性不足。究其緣由，固然有研究歷時不長的客觀原因，但上面提到的問題尤其是對農民工社會保障現狀及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基本問題的分析認識不夠全面深入而產生的一種脫離制度安排的基礎性工作即直奔具體方案設計的不合理取向難免使設定方案的有效性打了折扣。
第五，研究的國際視野與經驗借鑒有待重視。我國的改革發展與趕超戰略要求有充分合理借鑒他國經驗教訓的意識，在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上亦應如此。然而現有研究中對國外相關研究成果和舉措的引進與參考還明顯不足，幾乎處于空白狀態。這種傾向也一定程度存在于當前農民工問題的總體研究之中。
參考文獻：
[1]羅遐。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基于蘇皖四村的一項實地調查。中國博碩士論文數據庫，2003.
[2]李強。城市農民工的失業與社會保障問題。新視野。2001，（5）。
[3]陳錫文。資源配置與中國農村發展。中國農村經濟，2004，（1）。
[4]鄭功成。農民工的權益與社會保障。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2，（8）。
[5]王文韜等。農民工社會保障調查。半月談，2004，（7）。
[6]李強。社會分層與貧富差距。鷺江出版社，2000.
[7]李迎生。從分化到整合：二元社會保障體系的起源、改革與前瞻。教學與研究，2002，（8）。
[8]李培林主編。農民工——中國進城農民工的經濟社會分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9]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10]羅遐。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基于蘇皖四村的一項實地調查。中國博碩士論文數據庫，2003.
[11]石巖。選擇之惑。中國社會保障，2004，（3）。
[12]陸麗芳，楊鵬程。構建面向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南京社會科學，2003，（增刊）。
[13]鄭功成等。農民工社保背后的七大問題。半月談，2004，（7）。
[14]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15]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16]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17]楊輝。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天府新論，2003，（2）。
[18]王和，皮立波。誰來為農民工的明天“買單”。中國金融，2004，（4）。
[19]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20]彭宅文。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策效應分析。人口與經濟，2003，（5）。
[21]袁志剛。“流動人口”與社會保障。人大復印資料《社會保障制度》，2003，（9）。
[22]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23]李迎生。從分化到整合：二元社會保障體系的起源、改革與前瞻。教學與研究，2002，（8）。
[24]王玉玫。建立健全城鎮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構想。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3，（12）。
[25]魏麗艷。邊緣群體——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探析。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3，（3）。
[26]楊輝。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天府新論，2003，（2）。
[27]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28]陳美球。農民工社保時機成熟了嗎。中國改革，2003，（7）。
[29]陳平。建立中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是自損國際競爭力的短視國策。參閱文稿，2002，（12）。
[30]彭宅文。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的政策效應分析。人口與經濟，2003，（5）。
[31]鄭功成。農民工的權益與社會保障。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2，（8）。
[32]羅遐。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基于蘇皖四村的一項實地調查。中國博碩士論文數據庫，2003.
[33]齊杏發，蔣維平。由“非典”事件談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天中學刊，2003，（3）。
[34]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35]陸麗芳，楊鵬程。構建面向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南京社會科學，2003，（增刊）。
[36]鄭功成等。農民工社保背后的七大問題。半月談，2004，（7）。
[37]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38]楊輝。論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天府新論，2003，（2）。
[39]陸麗芳，楊鵬程。構建面向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南京社會科學，2003，（增刊）。
[40]鄭杭生，洪大用。重視和發展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事業。學術交流，1994，（5）。
[41]陸麗芳，楊鵬程。構建面向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南京社會科學，2003，（增刊）。
[42]伍強勝。論農民工社會保障。中國農村研究網，2004-3-9
[43]董理。我國農村非農產業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探析。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1，（5）。
[44]孫樹菡，張思圓。都市邊緣群體及其社會保障權益。經濟與管理研究，2002，（6）。
[45]羅遐。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基于蘇皖四村的一項實地調查。中國博碩士論文數據庫，2003.
[46]孫樹菡，張思圓。都市邊緣群體及其社會保障權益。經濟與管理研究，2002.（6）。
[47]李強。城市農民工的失業與社會保障問題。新視野。2001，（5）。
[48]羅遐。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基于蘇皖四村的一項實地調查。中國博碩士論文數據庫，2003.
[49]孫樹菡，張思圓。都市邊緣群體及其社會保障權益。經濟與管理研究，2002，（6）。
[50]張啟春。談談進城務工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江漢論壇，2003，（4）。
[51]李迎生。社會保障與社會結構轉型——二元社會保障系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52]羅遐。農民工社會保障問題研究——基于蘇皖四村的一項實地調查。中國博碩士論文數據庫，2003.
[53]高書生。關于搭建中國社會保障新平臺的設想。經濟研究參考，2003，（4）。
[54]楊立雄。“進城”，還是“回鄉”？——農民工社會保障政策的路徑選擇。湖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2）。
[關鍵詞]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政府責任，城鄉二元結構，弱勢群體
一、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首要價值選擇
緩和社會不公平、創造并維護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發點，也是社會保障政策實踐的基本歸宿。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的目標，同時也是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根本原則。只有在公平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公平。
當一個國家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社會保障時，公平原則只在享受者中得到了體現；只有當全體國民普遍享受到社會保障并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使其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獲得改善與提升時，社會保障的公平原則才真正得到全面貫徹。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全民參與、覆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并通過財政補貼、政府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弱勢群體進行救助，既保證了全體社會成員機會平等地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又有效地調節了經濟波動，并通過社會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縮小了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維護了社會公平。社會公平需要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來維護，而且只有建立在社會公平基礎之上的社會保障才能更好地促進社會公平。也正是由于社會保障具有維護社會公平的功能，我們才要盡力去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更好地促進社會公平。
二、我國當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城鄉差別較大
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決定，中國社會保障也呈現典型的二元結構。占人口總數30%的城鎮居民享受社會保障份額的89%，占人口7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社會保障份額的11%，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無法改變這種格局。一方面，社會保障覆蓋面城鄉差距較大。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在建立之初就以城市為中心，社會保障資金主要撥付給城市。目前，城市社會保障建設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社會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城市居民不但享有穩定的制度保障，而且其社會保障水平也高于農民。相比之下，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遠遠滯后，養老保險還沒有全面開展，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也僅在個別地區進行試點。即使是作為政府保障城鄉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一項根本性的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也是剛剛起步。雖然2007年在農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萬農村居民被納入了保障的范圍，但是廣大農村至今仍有6000萬左右的貧困農民得不到任何救助，這對廣大農民來說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從社會保障支出的量來看，我國社會保障城鄉差異更大。統計表明，1991-2005年，城市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為15%，而農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的社會保障費用支出是農村的90倍之多。
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扭曲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則，這種制度安排不但沒有維護社會公平，反而加劇了城鄉差距，與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也十分不符。
(二)農民工群體缺乏社會保障
農民工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生的群體，其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現行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從農村分離出來的農民工并沒有被城市所接受，他們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也不是純粹的工人，在社會保障體系中亦被邊緣化。1999年9月我國頒布實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中就明確規定：持有非農業戶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于當地居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均有從當地人民政府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這就說明這種保障只是面向城市居民而非進城農民工。農民工不但處于市場和社會的邊緣地位，而且他們也處于社會保障的邊緣地位，與他們所在的城市居民相比，他們缺乏城市的社會生活，是“局外人”。目前，我國尚未建立面向農民工群體的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又迫切需要社會保障來維護其基本權益。
(三)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過大
一方面，由于體制不統一，覆蓋面過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只覆蓋了行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部分集體企業職工，全國只有1／4的勞動者能夠享受社會保障待遇。在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等職工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而非國有單位的職工，尤其是農村居民卻仍以家庭保障為主，很少享受到社會和集體的福利。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等企業中的勞動者仍然處在社會保障之外，生，老、病、死、殘等種種不測沒有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地區之間社會保障水平差異也很大。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社會統籌、企業負擔與個人儲蓄相結合的保障制度，限于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政府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提供的相應保障還非常有限，社會化程度較低，保障功能較弱。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決定了社會保障水平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嚴重的非均衡態勢，社會保障中的有些項目只是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實行，且各地所實行的辦法和措施也不一樣，還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執行辦法。這就造成了單位之間、地區之間保險項目的轉接困難，影響了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障公平的實現。
(四)管理理念不明確，造成社會保險代際不公平
代際不公平是指代與代之間的社會保障責任與受益的不公平。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障名義上是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仍然是現收現付制的模式，仍然存在著養老責任后移的情況，在這種“現收現付制”模式下，必然的結果就是“現缺現補制”。2000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了10%，65歲以上的人口也達到了7%。按照國際標準，我國已經提前步入了老齡化社會，這將對當代和后代人的繳費和受益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特別是當這種現收現付制的社會保險可持續性受到挑戰乃至破產時，那是對未來出生的各代人最大的不公平。由于我國社會保障管理理念上不夠明確，社會保障沒有納入長期預算管理，使得當期和未來社會保障責任不明確，社會保險在支付標準上沒有充分體現收入、預期壽命的制約作用，容易造成當期應盡的社會保障責任沒有盡全，而受益水平又高于國家經濟發展“應該”提供的水平，從而進一步加劇前后代際保障責任與保障水平的不公平。
(五)統籌層次低，難以發揮地區間社會保險的互濟功能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地區間財力與社保壓力呈現“難者愈難、易者愈易”的情況，而現實中社會保障基本上還是中央負責制定政策，地方具體負責管理落實，統籌的層次也就比較低。目前，絕大部分保險項目仍處于市縣統籌，省級統籌發展緩慢，造成地區間社會保險的互濟功能難以充分發揮，社會保險資金的使用效率也大打折扣。由于中央缺乏有力的手段來判斷地方政府籌集社會保障資金的努力程度，因此不得不采取“擠牙膏”的形式，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來解決資金缺口。這種情況下，一些地方在中央給予一定的補助下仍然收不抵支，只好提高地方的繳費率。這種因社會保障帶來的地方負擔不公平，不僅導致了當前社會保障的發展差距，而且也會在發展中加大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為，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其勞動力市場就業率就越高，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社保負擔較輕，越有利于地區經濟發展；而越是貧困落后地區，勞動力市場就業率越低，社會保障負擔率高，越是不利于吸引投資，必然導致經濟狀況不斷惡化，從而不僅不利于社會保障問題的解決，反而加劇了地區間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多智網校誠招全國各地市獨家線下商，共同開發網上教育市場。多智教育()！
摘要]社會公平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堅持的首要價值取向。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城鄉差別較大，農民工群體缺乏社會保障，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過大等不公平現象。因此，要加快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必須堅持公平原則，加快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完善轉移支付機制；建立彈性保障支付機制，加大社會保障再分配調節力度；完善面向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以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為突破口，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面。
[關鍵詞]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政府責任，城鄉二元結構，弱勢群體
一、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首要價值選擇
緩和社會不公平、創造并維護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基本出發點，也是社會保障政策實踐的基本歸宿。社會公平是社會保障的目標，同時也是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根本原則。只有在公平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才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公平。
當一個國家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社會保障時，公平原則只在享受者中得到了體現；只有當全體國民普遍享受到社會保障并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使其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獲得改善與提升時，社會保障的公平原則才真正得到全面貫徹。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全民參與、覆蓋全面的社會保障體系，并通過財政補貼、政府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弱勢群體進行救助，既保證了全體社會成員機會平等地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又有效地調節了經濟波動，并通過社會保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縮小了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維護了社會公平。社會公平需要通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實施來維護，而且只有建立在社會公平基礎之上的社會保障才能更好地促進社會公平。也正是由于社會保障具有維護社會公平的功能，我們才要盡力去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以更好地促進社會公平。
二、我國當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城鄉差別較大
由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所決定，中國社會保障也呈現典型的二元結構。占人口總數30%的城鎮居民享受社會保障份額的89%，占人口7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社會保障份額的11%，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無法改變這種格局。一方面，社會保障覆蓋面城鄉差距較大。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在建立之初就以城市為中心，社會保障資金主要撥付給城市。目前，城市社會保障建設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失業保險、社會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城市居民不但享有穩定的制度保障，而且其社會保障水平也高于農民。相比之下，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遠遠滯后，養老保險還沒有全面開展，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也僅在個別地區進行試點。即使是作為政府保障城鄉困難群眾基本生活的一項根本性的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也是剛剛起步。雖然2007年在農村全面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3451.9萬農村居民被納入了保障的范圍，但是廣大農村至今仍有6000萬左右的貧困農民得不到任何救助，這對廣大農民來說是很不公平的。另一方面，從社會保障支出的量來看，我國社會保障城鄉差異更大。統計表明，1991-2005年，城市人均社會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為15%，而農村只有0.18%，城市人均享受的社會保障費用支出是農村的90倍之多。
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保障制度，嚴重扭曲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公平原則，這種制度安排不但沒有維護社會公平，反而加劇了城鄉差距，與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也十分不符。
(二)農民工群體缺乏社會保障
農民工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生的群體，其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現行的二元經濟結構下，從農村分離出來的農民工并沒有被城市所接受，他們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也不是純粹的工人，在社會保障體系中亦被邊緣化。1999年9月我國頒布實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例》中就明確規定：持有非農業戶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人均收入低于當地居民最低生活標準的均有從當地人民政府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這就說明這種保障只是面向城市居民而非進城農民工。農民工不但處于市場和社會的邊緣地位，而且他們也處于社會保障的邊緣地位，與他們所在的城市居民相比，他們缺乏城市的社會生活，是“局外人”。目前，我國尚未建立面向農民工群體的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農民工的實際情況又迫切需要社會保障來維護其基本權益。
(三)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過大
一方面，由于體制不統一，覆蓋面過窄，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只覆蓋了行政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和部分集體企業職工，全國只有1／4的勞動者能夠享受社會保障待遇。在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等職工得到社會更多的關注，而非國有單位的職工，尤其是農村居民卻仍以家庭保障為主，很少享受到社會和集體的福利。鄉鎮企業、私營企業等企業中的勞動者仍然處在社會保障之外，生，老、病、死、殘等種種不測沒有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地區之間社會保障水平差異也很大。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社會統籌、企業負擔與個人儲蓄相結合的保障制度，限于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的收入水平，政府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提供的相應保障還非常有限，社會化程度較低，保障功能較弱。經濟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決定了社會保障水平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間嚴重的非均衡態勢，社會保障中的有些項目只是在一些經濟發達的城市實行，且各地所實行的辦法和措施也不一樣，還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執行辦法。這就造成了單位之間、地區之間保險項目的轉接困難，影響了人力資源的合理流動，嚴重影響了社會保障公平的實現。
(四)管理理念不明確，造成社會保險代際不公平
代際不公平是指代與代之間的社會保障責任與受益的不公平。由于我國的社會保障名義上是個人賬戶與社會統籌相結合的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仍然是現收現付制的模式，仍然存在著養老責任后移的情況，在這種“現收現付制”模式下，必然的結果就是“現缺現補制”。2000年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了10%，65歲以上的人口也達到了7%。按照國際標準，我國已經提前步入了老齡化社會，這將對當代和后代人的繳費和受益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特別是當這種現收現付制的社會保險可持續性受到挑戰乃至破產時，那是對未來出生的各代人最大的不公平。由于我國社會保障管理理念上不夠明確，社會保障沒有納入長期預算管理，使得當期和未來社會保障責任不明確，社會保險在支付標準上沒有充分體現收入、預期壽命的制約作用，容易造成當期應盡的社會保障責任沒有盡全，而受益水平又高于國家經濟發展“應該”提供的水平，從而進一步加劇前后代際保障責任與保障水平的不公平。
關鍵詞：農村，社會保障，合作醫療
一、農村社會保障的定義
農村社會保障是指以地方政府為主，以基層社區為依托，由國家、社區、公民群體及個人合作興辦，通過國民收入再分配和個人消費支出集中資金，根據國家法律的規定，向農村社會成員中，部分或全部喪失勞動能力者、遭受自然災害者、經濟收入低于貧困線者提供物質幫助，以保證其基本生活的需要，促進農村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的一種制度。
二、現階段我國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現階段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安全網
社會保障制度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安全體系，它通過對沒有生活來源者、貧困者、遭遇不幸者和一切在失去勞動能力或工作崗位之后的勞動者給予救助，滿足其基本生活需要、消除其不安全感、來維護社會穩定。當前，我國農民經常面臨自然災害、市場風險等不確定因素，這些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很可能就導致農民家庭生活的不穩定，進而影響農村社會的安定團結。因而，現階段大力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穩定農村社會的一道重要防線。
（二）實施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實現全社會公平的調節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制度與競爭機制相聯系，使社會成員間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均等。為了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就需要運用政府的力量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干預，通過社會保障的各項措施對社會成員的收入進行必要的再分配，將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適當轉移給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會成員，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彌補市場經濟缺陷，緩和社會矛盾。
（三）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手段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激烈的競爭必然會使部分勞動者被迫退出勞動崗位，從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或減少收入而陷入生存危機。社會保障通過提供各種幫助使這部分社會成員獲得基本的物質資料，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從而使勞動力的再生產成為可能。有了基本生活保障，農民不再因生計問題而去破壞森林植被，圍湖造田，從而會有利于農村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保護。同時，通過社會各方面籌措的農村社會保障基金可以通過合理的方式投資于農業生產，緩解農村資金緊張的矛盾，對農業生產起到積極作用。
（四）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隨著我國各項改革的深入進行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被征地農民人數越來越多，農民工隊伍不斷壯大，純農戶逐漸減少，農民分化加劇，人口流動增強，新型勞動力就業市場逐步形成。這就要求社會保障制度適應新的形勢需要，不但要求城市社會保障制度擴大覆蓋面接納進城農民工，而且也要求盡快建立并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為廣大農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且隨時接納返鄉農民工的轉保。因此，加強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已是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五）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中國人口政策的持續實施
當前，我國計劃生育工作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然而目前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缺失使農民在年老喪失勞動能力后，基本生活沒有了保障，就迫使他們通過多生孩子來強化家庭保障。
三、農村社會保障現狀和面臨的問題
（一）現階段農村社會保障形式單一，水平低，覆蓋面小，社會化程度低，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
我國有80%的居民住在農村，但農村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的邊緣，有相當一部分社會保障的內容將整個農村人口排擠在保障體制之外，而城鄉居民收入之比卻在不斷擴大，2004年已達3.21/1（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2002年底，我國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的覆蓋面分別占全體居民的18.3%、10.7%和13%，還沒有達到國際上20%的最低標準。
（二）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打破傳統農村集體、家庭和土地等故有的保障形式空間，使得農村公共福利事業發展缺乏主體
在計劃經濟下，國家對農村社會保障只進行適當投入，大部分主要依靠集體和家庭投入，土地作為穩定性高的一種保障手段得到充分利用。但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集體、家庭和土地等傳統保障手段的功能受到大大的削弱。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增多，農村家庭規模縮小，家庭社會保障功能不斷弱化。再者，隨著非農就業機會開始增加，農村人口尤其是青壯年大量外出，收入來源呈現多元化趨向，土地相對收入不斷下降，土地保障功能也趨于下降。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更加重了農村的養老保障任務。
（三）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管理不完善
目前，農村社會保障缺乏統一的管理辦法和監督體系。從管理機構上看，突出表現為多頭管理、政出多門，最終導致了一系列如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關系問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資金的保值增值問題、因病致貧、返貧問題等。
四、我國實施農村社會保障的對策
（一）政府為主導，建立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政府的主導地位主要體現在制定社會保障政策法規并監督其執行，建立、完善和管理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承擔最后的財務責任。政府之所以要介入社會保障領域，根本原因在于社會保障的公共物品屬性，同時，社會保障領域的市場失靈、政府權威及其強制力所帶來的管理上的成本收益優勢以及政府的最終財政責任也是其介入社會保障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須由政府來精心策劃養老、醫療、救濟等社會保障計劃，以逐步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二）繼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適時與城鎮醫療保險接軌
我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已經取得了一定成績，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然而，由于籌集資金總量有限以及政府為了控制道德風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也設置了起付線、共付水平和封頂線。當前共付部分仍然很高（共付比例在多數地區達到30%～50%），對于低收入的農民來說更難支付現金部分，這就限制了這種保險對貧困家庭的用處，貧困家庭依然因無力墊付大病的全額醫療費用而放棄求醫；其次，自愿參加必然形成對經濟困難群體的排斥，能夠參加的是農村中相對富裕的群體，也就更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補貼以及相應的醫療保障。這樣客觀上形成了富人越富越有保障，窮人越窮越沒有保障，政府對參保者的財政補貼，就變成了一種典型的逆向轉移支付，違背了社會保障制度應當對貧困者轉移支付和緩解社會不平等的基本原則。
針對以上存在的問題，下步政府應盡可能加強投資力度和宣傳，改革醫療保障享受條件，尋求科學的繳費方式，同時建立醫療費用控制機制，緩解醫療基金的壓力。與此同時，適應城鎮化的需要，逐漸提高醫療基金的統籌層次，將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與城鎮大病統籌保險接軌乃至合并。
（三）建立醫療救助制度，作為合作醫療制度的補充
醫療救助制度是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社會救助體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在醫療保險制度尚不普及之時，其重要性更為突出。我國大部分地區將推行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然而仍有少部分人群沒有參保或參保了但無法享受的，而這些人群往往卻是最需要救助的單位。為此，在完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基礎上，還應加強建立醫療救助制度，為確實有困難、無錢看病的人群實施醫療救助。
（四）實現社會保障與家庭保障共籌資金，建立多渠道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籌集體系
社會保障資金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核心問題。總體上社會保障資金應由個人、集體、政府三方共同負擔。它體現了責任主體各自對社會保障的責任，同時也與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和農村集體經濟的實際情況相適應。我國現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為繼的根本原因在于，本應有三方承擔的社會保障資金基本上只是農民個人繳費，幾乎變成了農民的個人儲蓄。由于我國農村很多地區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因而在短期內完全以社會保障取代家庭保障是不現實的，政府就要加大用于農民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力度，集體經濟組織承擔相應的資金比例，通過提高政府和集體對農民參保補助比例，激勵農民積極參加社會保險，形成社會保障與家庭保障相結合的有效保障格局。
一、社會保障基金運用的理論淵源及文獻述評
干預主義奠定了社會保障基金運用的理論基石。庇古在《福利經濟學》一書中論證了通過國民收入總量增加來增大全社會的福利，主張舉辦社會保障事業，發放失業津貼、社會救濟、養老金等；瑞典學派和凱恩斯則主張依靠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累進所得稅以及轉移性支付，舉辦社會福利設施，使社會各階級、集團之間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通過再分配趨于均等化，提高國民的生活質量，實現收入平等。這些成為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礎，西歐和北歐很多國家實施了普遍福利政策，走上了福利國家的道路。路德維希。艾哈德在《大眾的福利》中指出實現大眾福利的根本辦法不是如何分配現有收入，而是如何將現有收入增大的問題。只有增大現有收入，才能使每個人的所得有所增加，才會增加社會福利。這孕育了社會保障基金通過投資運用來實現保值增值的思想。伯爾丁研究了養老基金的投資，認為在金融市場多樣化投資有利于分散風險；而彼得。戴蒙德和吉拉科普諾斯建議將其投資于股票市場，擴大基金的規模以應付未來的支付問題。阿扎伊。沙赫與科沙馬。費爾南德斯深入研究了指數基金投資在養老基金股票投資中的作用，討論了發展中國家對指數基金的運用，并建議發展中國家構建股票市場的市場機制和市場指數，提高指數基金的生存能力。
從社保基金的投資運用來看，其主要是圍繞公平與效率、市場與政府兩大主題展開。
1.公平與效率。美國學者阿瑟。奧肯曾在其代表作《平等與效率》中說過：“源于機會不均等的經濟不均等，比機會均等時的經濟不均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社會保障基金的安排要做到機會均等，最大限度地使個人努力和個人收益具有正相關性。如果機會不均等，就會導致“尋租性非效率”和“內耗性非效率”。因此，要求社會保障基金在籌集、發放、管理體制、投資運營等方面都應盡量做到機會平等，即基金籌集按個人能力和收入水平征收，發放過程中兼顧能力差異和互濟原則，基金管理增加透明度，基金投資要盡量做到保值和增值。同時還要兼顧效率，真正的公平必須是有效率的公平。
2.市場與政府。社會保障基金的改革，促使人們重新認識社會保障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重新界定政府的職能以及政府的作用形式。由于信息不對稱，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無法觸及的地方，需要政府介入才能有效運作。從各國實踐來看，政府的間接作用日益滲透到私人養老金計劃中，如通過法律法規制度以及監管，實施強制性的私人養老金計劃，對私人養老金資產比例限制等。此外，政府還要對基金管理公司進行嚴格的監控并提供信息以彌補市場失靈。在社會保障基金運用中，政府和市場都不是萬能的，要想發揮二者的作用，還須尋找一個有機結合的均衡點。
二、國外社會保障基金運用成功經驗：以美國為例
國外對社會保障基金的運用，主要是指將其資金一部分投入資本市場，實行市場化運作，一般側重于安全性較高的投資品種，一方面在充分分散風險的基礎上提高投資收益率，另一方面為資本市場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但由于社會保障基金的特殊性，各國又把其投資安全放在首位，對投資品種、投資比例都有嚴格的限制，目的是在控制好投資風險的前提下提高投資收益。
在美國，作為社會保障基金主體的社會保險信托基金投資渠道主要是購買美國政府特種國債。根據社會保障法案，信托基金只能投資于政府發行的債券或由美國政府對其本金和利息擔保的債券。其投資范圍具有強制性、投資決策強調科學性和投資品種的流動性。為安全起見，政府還規定，信托基金至少要保存受益支出總額的20%－30%作為盈余儲備。
美國比較推崇基金指數化投資。指數基金的巨大成功使得指數化投資的概念在投資者心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并以其低管理成本低系統性風險、較高的資產流動性和較少的“尋租”機會使其成為社會保障基金的重要投資工具。早在1997年，美國加州、德州、紐約州最大的公共養老基金50%以上的股票己經指數化，TIAA-CRER（美國TIAA-CRERRetirement）持有的國內公司股票指數化比率高達80%.到2004年底，美國共約有12.9萬億元退休金，投入指數基金的總額為3.1萬億美元。它們在投資中獲得了相當可觀的回報，許多養老基金因此而壯大了自己的實力。
美國政府還針對個人賬戶管理推出了一種“節儉儲蓄計劃”，由政府挑選出幾個市場指數，這些指數跟蹤國內外的股票市場。然后，政府與一些合格的基金管理者簽約，由他們來負責建立和管理相應的指數基金，作為社保基金尤其是養老金投資工具。職工可以將自己個人賬戶中的資金在這些指數基金中進行分配。這里，職工所選擇的是不同風險水平的投資策略。
另外，養老基金還通過多種方式參與公司治理。20世紀80年代以來，養老基金開始對公司治理產生重大影響，在指數化投資戰略下，養老基金擁有的不僅僅是權力，他們還有責任確保美國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公司表現出色并取得成績。
三、中國社會保障基金運用的現狀及其問題
2005年期初全國社保基金余額1659.86億元，期末總額為1954.27億元，凈增加294.41億元，其中：財政撥入資金凈增加228.70億元，投資收益轉入增加52.90億元，社保基金投資入股交通銀行產生的股權資產準備12.80億元。而其直接投資資產1387.58億元，占比65.52%；委托投資資產730.29億元，占比34.48%.
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實際投資組合貌似安全但實際上收益率較低，投資效果較差。雖然近幾年我國社保基金投資收益率維持在2.61%以上，但如果加進通貨膨脹及工資水平上漲等因素對貨幣價值的影響，社保基金實際投資收益率比較低，2004年甚至為負值。
1.社保基金規模不夠大，資金不充裕。由于基金的籌集主要是依靠征收相關的費用和國家財政撥款，資金來源不足，規模不夠大，而進入資本市場的社保基金又受到嚴格的比例控制，使得最后進入資本市場的社保基金少之又少，這樣，社保基金對資本市場的影響力就變弱了。
2.投資工具有限，投資收益率偏低。目前，社保基金的投資工具主要有銀行存款、購買國債、企業債券和金融債券、股票和證券投資。雖然銀行利率有所提高，銀行存款的收益比以往有所增加，但投資回報率仍然偏低，無法抵御通貨膨脹的侵蝕；購買國債也難以規避通貨膨脹的風險，以2004年的一年期存款和三年期國債為例，二者的利率分別為2.25%和2.68%，遠遠低于當年的通貨膨脹率；而購買企業債券和股票是提高投資收益率的重要途徑，但由于股票市場的風險較大，無法保證收益的安全性。另外，銀行存款和國債的比例過高，影響了基金的盈利。以2004年為例，我國社保基金中銀行存款和債券投資的比例分別為39%和43%，按《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暫行辦法》規定，企業債和金融債投資比例不得高于10%，那么社保基金中國債投資至少為33%.銀行存款與國債在社保基金中占到72%，而其投資回報率無法抵御當年3.90%的通貨膨脹率，這是造成2004年社保基金真實投資收益率為負值的主要原因。
3.與社保基金投資相關的法制不健全，市場不完善。一方面未建立統一的社保基金投資運營機構，也就不可能對社保基金投資的效益性作出科學的預測；也缺乏更加全面、科學的投資法律、法規的約束來避免社保基金投資領域中的低效率和道德風險。另一方面我國的債券市場規模小，股票市場的市場也有待規范，要想實現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還需進一步改善社保基金投資的市場環境。
4.社保基金管理不規范，監管混亂。目前我國的社保基金的監管弱化，缺乏統一的行政監管和社會監管機構，對撥放的財政性資金缺乏全程的跟蹤監督。財務管理制度、會計核算制度也不健全，使政府對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和使用監控非常缺乏，資金使用過程中也缺乏安全意識和保值增值責任，擠占、挪用浪費的情況比較嚴重。[9]
四、基于安全視角我國社保基金投資渠道相關制度安排
在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運用方面，要在保證基金安全性、流動性的前提下，實現基金的較高收益。通過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切實結合我國社會保障基金運用的現狀，有效促進我國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
（一）鼓勵社會保障基金投資多元化
社會保障基金多元化投資是實現社會保障基金有效投資和保值增值的重要選擇。多元化投資能最大限度兼顧社會和經濟目標，降低基金積累制度的成本，保證基金的實際安全性，減輕社會保障制度的負擔以及產生良性的外部效益。
按照《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投資管理暫行辦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其投資范圍限于銀行存款、買賣國債和其他具有良好流動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市流通的證券投資基金、股票、信用等級在投資級以上的企業債、金融債等有價證券，投資范圍有所擴大。除在傳統領域中進行投資以外，還要涉及金融創新工具。金融創新工具為社保基金投資提供了更廣泛的選擇，主要包括：
1.指數化投資。首先，其管理費用低，投資管理人只需按照指數的成分復制組合，避免了市場分析、公司調研、證券組合管理等方面的支出。其次，指數化投資的交易成本很低。指數化策略不做個股和時機選擇，股票的換手率很低，從而節省了交易成本。最后是風險較低，指數化組合經過廣泛的分散化，非系統風險（個股價格波動對組合的影響）已基本被剔除，主動式投資中通常會出現的基金經理操作失誤和道德風險，在指數化投資中也得到了有效降低。正是由于上述優點，而國外的養老基金、保險基金等也都對其青睞有加。
2.購買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對目前中國的商業銀行來說，住房抵押貸款（按揭）是所有資產類別中最優質的資產，相對于國有商業銀行20%以上的貸款壞賬率而言，住房抵押貸款平均壞賬率僅0.52%.加之一些信用增級措施，投資者承擔的風險極小，從收益上看，它的利率通常高于國債利率，因此，它完全可以成為社保基金新的投資工具。2005年12月15日，建設銀行發行了金額為30.16億元的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據估計，其年收益率在4%以上。這正是我國社保基金投資的大好時機。[10]
3.投資國家基礎設施項目。社會保障基金具有長期穩定的特點，可以將之投資到電力、石油、通訊、鐵路、等關系國計民生的基礎建設項目，這些項目具有資金需求量大、回收期長，但投資回報率高、風險小的特點，恰好符合社會保障基金可以長期使用但必須低風險運作的特點，可以為社會保障基金贏得較高的投資回報。
4.投資信托產品。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資金的安全性，從其特有的破產風險隔離功能上看，信托投資公司管理的資產不會因為其固有財產或其他信托財產的負債而承擔任何風險，甚至信托投資公司破產了，信托財產仍然不會受到破產債權人的追索。信托投資還可以同時涉足資本和實業領域，投資運用渠道廣泛。
5.投資于開放基金。對開放基金的投資規模不受限制，它的申購和贖回價格以基金的資產凈值為依據，不受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從而可隨時買賣，流動性較強，它的信息披露時間間隔短，有利于規范基金的管理和投資行為。
（二）積極推動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入市
社保基金入市會增加市場的資金供給，壯大機構投資者的力量。據測算，2006底，社保資產規模已達2500多億元，這部分資金一旦能夠通過合法途徑進入資本市場，就會大大增加市場的資金供給，平衡市場資金供求，改變當前機構投資者之間互相搏弈、機構投資者和散戶投資者之間爭利的局面。同時，其入市對基金管理公司的運營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金管理公司在提交參選社保基金管理人申請材料、接受專家委員會評選的過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有利于基金管理公司的運作更加規范和透明，作為最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和市場的中堅力量，基金有意識地減少投機、短線的炒作方式，代之以理性、長期的投資方式，會在客觀上起到穩定市場的作用。
社會保障基金入市可以采取兩種方式，一是直接方式，設立專門的社保基金管理公司或參與發起設立開放式基金公司，對社保基金進行直接的管理與監督；另一種是間接方式，委托證券基金管理公司、券商銀行、商業性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投資理財。考慮到我國社保基金的現狀，目前我國主要采取間接方式，并在此基礎上按照規范、穩健、專業化和市場化的原則搞好基金運作，防范和抵御各種投資風險。
1.設置合理入市比例。其入市并不是說所有的投資都投到股票市場，只是部分進入股市。由于投資股票風險比較大，我國也對其投資于股票的比例作了具體的規定，不高于40%.
2.注重投資品種的選擇。挑選的基本標準是績優而有成長性的公司，如國家重點鼓勵發展的行業、品種和技術。從目前來看，業績優良的藍籌股將成為其投資的主要品種，而分散投資、波段操作乃至長期持股將可能成為其主要的操作手法。
3.嚴格選擇基金管理人。嚴格核查其市場準入資格，通過考察經營機構注冊資本、業績、財務以及信用評級等條件，選擇合格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此外，還要提高這些機構的整體素質，經常性的進行清理整頓，對不合格的及時清理出局。
4.保證投資期限與幣種匹配。一是確保投資期限和負債期限大體一致，使投資的利率風險最小化；二是資產貨幣和負債的貨幣相匹配，使匯率波動的風險最小化。在初期以指導意見的形式明確社保經營機構在資產和負債的期限以及所持幣種方面的匹配目標，待條件成熟后，以告示的方式引導社保經營機構將資產和負債進行匹配，并通過經常性的檢查對其進行督促。
（三）謹慎穩妥推進社保基金投資海外市場
由于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比較完善，投資工具比較多，各項法規制度比較健全，投資收益相對較高，因此，投資國際資本市場是一個有效途徑。進行海外投資對拓寬社保基金投資渠道，更加有效的規避和控制投資風險，緩解外匯儲備壓力、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為資本項目管制的逐步放松起到積極作用，為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創造條件。但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尚需完善，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我國社保基金投資海外應采取循序漸進的原則，謹慎穩妥地推進：
1.在投資策略上，采取謹慎的態度，并應當建立相應的風險預警和控制機制，以防范和減少風險。
2.在投資運作方式上，可以選擇由社保基金自設機構進行投資，也可以選擇委托國外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目前，社保基金進行國外投資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國外上市的國有股減持部分，所以一般選擇國際投資公司，今年11月29日，10家境外資產管理機構成為社保基金海外投資管理人。選擇標準應該主要是看投資回報的業績、收費及穩健程度如何，其中最重要的標準就是保證社保基金的安全。
3.在投資的分散化方面，可以將基金投資到不同國家不同行業的股票中。因為各國股票之間的相關系數比行業股票間的相關系數略高，投資于不同行業的股票對于分散風險更為有利。因此，可以首先選定幾個全球性的、平穩增長型的行業，然后再選擇一些相關度較低、市場穩定的國家，進而確定目標國家、目標行業中的龍頭股作為投資對象，還可以采用股票互換方式進行投資。
4.社保基金進入國際資本市場，一定要制定合適的投資政策和戰略資產配套策略，還要加強風險管理，資產負債管理和績效評估。
此外，為提高安全性和效率性，應明確社保基金的治理結構，避免其低效率和道德風險。
（四）對社保基金投資運用績效進行有效監管
我國社保基金采取委托方式，由基金投資管理公司負責基金的投資，必須對其進行嚴格監管。
1.建立完善的基金運營市場競爭機制。一方面選擇資產投資管理人即投資管理公司的過程要透明、公開，通過招標等形式使投資公司之間形成競爭。另一方面在社保基金那與投資公司的合同中要規定“退出機制”，即如果投資公司在一定時期內沒有達到所規定的目標，則社保基金可以從該投資公司和合同關系中退出，選擇其他效益更好的投資公司。
2.建立制度化的激勵機制。引導投資公司對本公司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轉化為對社保基金運營效率的追求。針對基金投資公司的投資運營能力、風險規避程度的不同選擇不同的激勵機制，并與之建立相應的委托合同，從而使基金投資公司具有更高的投資積極性，使其投資運營更加努力有效。
目錄
中文摘要……………………………………………4
英文摘要……………………………………………5
前言…………………………………………………6
一、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6
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成因…………8
三、在貧困的農村建立社會保障的重要性………10
四、對于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對策………………12
參考文獻……………………………………………17
辭謝…………………………………………………18
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專業班級：
指導教師：
摘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保障在以農業為主的我國越來越重要了,尤其是在貧困的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更是得到人們的關注。建國以來,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從無到有發展到現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但是在貧困的農村地區依然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如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資金來源不足等。研究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問題并提出可行的實施方案，對于建設和諧社會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社會保障農村社會保障貧困地區
impoverishedlocal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questionresearch
abstract:alongwithmarketeconomydevelopment,the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hasbeenbeingmoreandmoreimportantbyagriculturalprimarilyourcountry,inparticularinimpoverishedcountryside,thesocialsecurityquestionobtainspeople''''sattention.sincefoundingofthenation,ourcountry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growsoutofnothingdevelopetothepresent,hasobtainedtheinspiringresult,butstillhasextremelyseriousissueintheimpoverishedcountrysidearea,likethesafeguardcoverageisnarrow,thesafeguardlevelislow,capitalsourceinsufficiencyandsoon.studiestheimpoverishedlocal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questionandproposedthefeasibleimplementationplan,saysregardingtheconstructionharmonioussocietyhasthevitalsignificance.
keywords:socialsecurity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impoverishedarea
社會保障是一國政府為全體國民（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因各種原因失去收入來源而生活貧困時，向他們提供的生活保障。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能不考慮到我國的地區差異。我國貧困地區人口比重大，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而且集中了我國大部分的貧困人口，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任務更艱巨，貧困農村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更為突出，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緊迫性更為明顯。我國目前正在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限于城鎮地區，盡管從1991年開始已經在發達的農村地區進行了商業性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試點，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農村地區仍是一個空白。我國現在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建立較為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其迫切性及意義不亞于城鎮的社會保障。
一、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
建國50多年來，我國部分農村地區建立了一些初步的社會保障制度，對于保障人民生活安定，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都曾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部分地區解決了部分群眾“老有所醫，老有所養”的問題。但是，由于它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的，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推進，它對農村社會發展的保障功能，卻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存在多方面的弊端和問題。
（一）范圍小，覆蓋面窄
1994年，建立社會保障網絡的鄉鎮雖達14854個，卻僅占全國鄉鎮總數的31%，建立社會保障基金會的村委會僅占24％。沒有建立社會保障機構的地區，盡管集體也以公益金和合作醫療基金的形式向農民收取社會保障費用，但由于個人繳納的公益金只是贍養無兒無女的孤寡老人，社會供給性差，而且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農民沒有積極性。而且大部分鄉鎮企業和私有企業以及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對農村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是空白。這種情況，使國家無法對農村勞動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極不適應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格局。
（二）保障水平低下
由于我國農村經濟長期處于極低的發展水平，農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也極其有限，所以他們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消費，也只能是一種低水平的社會保障。例如，自1992年開始在全國推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盡管民政部門和政府其他部門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但距離農民最基本的養老需求的滿足尚有相當距離。農村的醫療保障制度也基本上處于同樣的境地。農民很多情況下都陷入缺醫少藥、療費昂貴、毫無醫療保障的窘境，社會保障無論是范國還是標準都是很低的。有調查顯示，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社會保障的11%，可見保障水平之低。
（三）社會化程度低
目前，在我國農村推行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從嚴格意義上說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保障，而僅僅屬于社區保障。農村以養老、醫療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工作僅在小范圍內實行。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推廣，社會保障基金調劑范圍小，在如何確定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方面國家沒有一個具有法律意義上的數量規定。全國雖有1100個縣開辦養老保險，但參加人口只占總人口的10%，積極推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雖然解決部分群眾“病有所醫”的問題，但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村人口在保健醫療問題上對集體的依附關系，醫療保障只是社區化，而不是社會化。一般說來，經濟較發達的東部農村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亦較高，而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地區，則集中了我國大多數貧困人口，許多人連溫飽還未解決，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另外，農村地區各社會保障項目發展不平衡，大部分地區的農村社會保障項目不全，而且各項目間缺乏有機聯系，構不成整體優勢。
（四）資金來源不盡合理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資金來源是以農民個人激納為主，集體次之，國家為補充。這使國家和集體所體現的社會責任過小，不僅造成了資金來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標準，而且也影響了農村參加養老和醫療等保障的積極性，加大了保障工作的難度。所以我國應盡快改變目前這種資金來源方式，尋找適合我國貧困地區實際情況的多渠道的來源方式。
（五）立法不健全，管理不夠科學與規范
首先，管理體制不順，表現為政出多門，管理多頭。民政部門、計生委、基金會、壽險公司等機構涉及了農村社會保障，導致相互扯皮，辦事效率低下的狀況。其次，有些地方的管理規章制度不健全，難以保證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健康發展。再次，國內尚未立法，使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無法可依，由于多家分割，條塊分割，職）權不分，缺乏監督，使本來已經夠亂的管理體制更加混亂。
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成因
（一）貧困地區的農村人口比重較大
貧困地區城市化僅為20%左右，低于全國20個百分點，這使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遠高于我國其他地區。而且由于貧困農村城鄉非農經濟不發達，廣大農村人口又大多積淀在農業領域。1999年，我國農村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的比重高達63.7%，而其它產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又遠遠低于其他地區。農村人口比例大，農業從業人員比重高，那么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任務和負擔重，這是顯而易見的。
（二）農民收入水平低下
貧困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貧困面大，貧困率高，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其人均可支配收入遠遠低于其他地區。另外，貧困地區農業產值水平低，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加上非農產業落后，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擴大收入的機會也很有限。大部分地區的居民收入還處于維持生計水平的狀態。收入的低下使他們維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難,根本不會考慮社會保障的問題。所以，農民收入低會嚴重制約其對加入社會保障網的積極性。在當前這種情況下，要農民自己出一部分錢，無疑還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三）政府財政困難大
由于一系列原因，貧困地區各級政府的財政困難較大。以1998年的統計資料為例，西部11個省區市財政收入共868.58億元，財政支出則高達1678.21億元，收支相抵，赤字為809.63億元，財政赤字為當年財政收入的93%。分省區看，則各個省區市都有赤字。而東部地區地方財政既能辦大事，又能有節余，并且還有潛力可挖，西部則支出不大，赤字不小，暫時也沒有多大的潛力可挖。如果在現有財力的基礎上再增加大筆的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支出，地方財政可謂是雪上加霜。
很顯然，貧困農村經濟實力薄弱，三農問題突出，地方財力又很有限。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從總量上看首先是大筆的、而且是持續的支出，然后才是持續的受益。它的財政支付能力和農民的經濟承載力的困難是問題的核心。解決支出的問題在先，辦成好事的收獲在后。解決社會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在先，形成良性循環在后。這是對在此地區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難題所做的基本估計。
三、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重要性
建立和完善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健全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對國民收入再分配、矯正收入分配市場失靈的有力手段，是促進社會公平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措施。
（一）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作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實現共同富裕是不可動搖的目標，對于貧困地區的農村尤其如此。因此我們必須注意防止兩極分化，主要是防止城鄉分化和農村內部分化。要防止兩極分化，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便是一個重要的措施。社會保障可以在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間進行分配，使整個社會收入趨于公平，這不僅可以保障老、弱、病、殘等農民的基本生活，而且也促進了農村社會穩定。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農村社會的“穩定器”，而且是經濟運行的“穩定器”。
（二）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符合利益對等原則和稅收公平原則
從農民的角度看，他們不僅以上繳各種費稅直接為國家財政做出貢獻，而且還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方式間接為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財政資金，且這種積累方式目前還在持續。按照利益對等的原則，政府以財政資金向社會提供服務及公共產品，作為這些服務及公共產品的受益者應該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稅費的人。社會保障實際上就是政府向國民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與城鎮居民一樣，農民應該是享有社會保障的主體。稅收公平原則的標準之一就是根據受益的多少，即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務水平，一般而言，多享受服務者多交稅，反之則少交稅，但無論如何納稅人都應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政府的服務。因此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也符合稅收公平的原則。
（三）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是貫徹以人為本，應對人口老化，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條件
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執行這一國策的難點在貧困地區的農村。在農村社會保障欠缺的情況下，除了土地，養兒防老是農民生活保障的第二道防線。農村老年人在年輕時，其全部收入投入家庭，主要是子女養育上，當其年老時只能由子女尤其是兒子來贍養。在這種社會存在下，要改變幾千年來在儒家傳統文化中形成的“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生育觀念，是非常困難的。何況，我國已明文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可見，只有建立健全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使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用”，逐步淡化傳統觀念才成為可能。
隨著改革開放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轉移，“空巢家庭”增多、“3859”部隊成為農村主力的情況日益突出，因此農村養老壓力將十分沉重，未雨綢繆是智者的選擇，對于國家也是這樣，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才有可能度過這段危險時期。
我們常說要提高全民素質，全民素質主要是指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而農村醫療保障的缺乏嚴重威脅著農村人口的身體健康。在貧困地區的農村，有不計其數的農民不是因為醫療設施不健全便是因為昂貴的醫療費用而耽誤了病情。社會保障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既保障公民的生存權，也保障公民的發展權，后者主要是指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權利。據統計，“八五”期間，我國1.45億失學兒童中，絕大部分分布在中國的貧困地區。要改變這諸多情況，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四）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有利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
啟動內需，一個重要的出路就是啟動廣大的農村市場。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農村市場是非常可觀的。但是當前農民消費水平比較低，據調查，1997年全國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僅擁有電冰箱8.49臺，彩電27.32臺，洗衣機21.87臺，摩托車10.89輛。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希望為自己和家人的生老病死積攢下足夠的錢，為自己孩子的成長和教育積攢基礎，這樣就抑制了他們對高水平的消費。農民每年增加為數不多的收入很大部分會沉淀到儲蓄中去，很多研究顯示，中國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遠小于城市居民。所以沒有社會保障的配合，只通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減輕農民負擔和向農村提供合適的產品并不一定就能取得理想的啟動農村需求的效果。
四、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對策
我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因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而面臨新的任務。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家庭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以及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的趨勢等客觀現實情況，以及過去搞的社區型社會保障的夭折，迫使我們必須建立起中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這對我們既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又是一個很好的機遇。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必須立足我國貧困地區的基本國情，即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地區發展不平衡。我國目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做法和國際社會保障經驗，都不能很好地解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按通用的社會保障方式，即按嚴格的收入比例、嚴格的時間和地點、嚴格的投保年齡建立起一種規范的管理辦法，在我國貧困地區的農村相當長的時間內是難以做到的。因此，建立我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指導思想是：從農村實際出發，堅持以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為目的，借鑒我國城市和國外社會保障的經驗和教訓，以農民自我保障為主，自助為主與互濟為輔相結合，社會基本保障與家庭保障、集體保障、企業保障相結合，實現全方位的社會保障。建立一個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生育等全方位的、城鄉一體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勞動者和全體農民在面臨年老、疾病、生育、喪失勞動能力以及其他諸困難時，能夠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能享有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一）加大投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
覆蓋面是反映勞動者消除生、老、病、死、傷、殘的后顧之憂，生活于有安定感的網絡之內的比例數。覆蓋面越高，社會越穩定，我國社會保障城鄉的差別很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和社會保障水平都很低。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我們必須重視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擴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這樣就需要政府和有關部門加大資金、技術和精力的投入，建立包括養老、醫療、工傷、教育、生育等在內的全面的保障制度。
（二）采取各種措施加速農村經濟發展，從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社會保障基金的多少直接受經濟發展的制約，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必然要依賴經濟的發展。因此，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根本，在于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不夠發達，這就要求我們全力發展經濟，同時要求我們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時，保障水平不能要求過高。
（三）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按步驟分期實施
一般地區，先從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入手，創造條件逐步展開。經濟貧困地區，根據貧困地區農村的實際情況，要把社會保險與救濟救災工作統一起來，鼓勵每一位農民參加社會保險，尤其要扶持貧困戶參加社會保險，提高他們戰勝災害、脫貧致富的能力。保障范圍由小到大，項目由低到高。逐漸從社區化的保障制度中走出來，建立全國范圍的社會化的保障制度。總之，開展農村社會保障工作要順應農民的要求，尊重農民的感情，留有余地，循序漸進，以適應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群眾心理上、物質上的承受能力。
（四）多渠道籌措社會保障資金
要給我國貧困地區的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無疑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因此，建設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首先要求國家投入資金。由于我國貧困地區農村人口多，國家財力有限，單一依靠國家財政來開展社會保障工作，是極不現實的。這就需要我們多種形式籌措資金。如，通過有關政策來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來強化農村集體對保障資金的投入，采取政府積極引導和農村自愿相結合的原則，在一定范圍內推行強制性養老保險和養老儲蓄，建立個人賬戶，不論集體補助多少連同個人繳費全部記在個人名下，屬個人所有，讓農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從而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參加社會保險的積極性，鼓勵農民積極參加各種商業保險，因為商業保險適應性強，能適應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
（五）加快相關立法，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在鼓勵農民自我保障的同時，加快農村社會保障立法建設是非常必要的。而社會保障又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證，目前社會保障在農村進展不力，舉步維艱，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社會保障立法滯后，比如，在許多私營、三資企業中，常常以社會保險不是法律規定為由，拒絕為農民工設立保險。因此可見，加快農村社會保障立法建設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使貧困地區的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有法可依，使貧困的農民感覺到社會保障有了法律的保護，可以很容易地落在實處。其次，要根據我國農村的現實情況建立多層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社會保障的管理水平。因為地區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國情，就是在同一村莊，戶與戶之間的收入也各不一樣，單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很難照顧到各方面的要求。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必須改變以往“政出多門”的現象。各項保障項目都設立一個統一管理的機構，統一指揮，統一領導，讓保障有統一文件，有統一的人員，把事情落在實處，確實讓農民感受到社會保障的益處。
（六）堅持國家政策指引，農民自我保障為主，集體補助為輔的保障原則
社會保障也有度的問題，社會保障若過于濃厚，農民從社會保障中得到的好處越多，他們就會減少勞動供給，產生一種惰性心理，只等著社會的補助，而自己不去勞動，導致社會和經濟效率的損失，國家財政負擔過重。所以社會保障的實施過程中一定要設法引導農民產生自我保障的意識，幫助他們實現自我保障，把集體保障作為輔助方面。務必要處理好“養窮人”與“養懶人”之間的關系。因此，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必須要制訂一個適度的保障標準，即社會保障的均衡點。在這一點上，既能夠使低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的保障，同時又不會喪失尋找新工作機會的動力。
參考文獻
[1]陳樹文：《社會保障學》，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耿忠平：《社會保障學導引》，同濟大學出版社。
[3]史探徑：《我國社會保障的幾個理論問題》，《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加上起止頁碼。
[4]鄭功成：《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專家談》，《勞動保障通訊》2000年第10期，加上起止頁碼。
[5]尚長風：《農村社會保障問題》，《中國財經信息資料》2002年第3期，加上起止頁碼。
[6]周一平：《中國西部地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議》，《中國勞工通訊》2000年第3期，加上起止頁碼。
[7]紀盡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問題及對策》，加上出版社。
[8]王文韜等：《農民工社會保障調查》，《半月談》，2004年第7期，加上起止頁碼。
[9]楊立雄：《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可行性研究》，《社會》，2003年第9期，加上起止頁碼。
[10]鄭功成：《農民工的權益與社會保障》，《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2年第8期，加上起止頁碼。
[11]李強：《城市農民工的失業與社會保障問題》，《新視野》，2001年第5期，加上起止頁碼。
[12]翟從海：《我國民工社會保障現狀與立法建議》，《社會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加上起止頁碼。
目錄
中文摘要……………………………………………4
英文摘要……………………………………………5
前言…………………………………………………6
一、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6
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成因…………8
三、在貧困的農村建立社會保障的重要性………10
四、對于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對策………………12
參考文獻……………………………………………17
辭謝…………………………………………………18
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研究
專業班級：
指導教師：
摘要: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保障在以農業為主的我國越來越重要了,尤其是在貧困的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更是得到人們的關注。建國以來,我國農村的社會保障從無到有發展到現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績,但是在貧困的農村地區依然存在著非常嚴重的問題,如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資金來源不足等。研究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問題并提出可行的實施方案，對于建設和諧社會而言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社會保障農村社會保障貧困地區
impoverishedlocal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questionresearch
abstract:alongwithmarketeconomydevelopment,the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hasbeenbeingmoreandmoreimportantbyagriculturalprimarilyourcountry,inparticularinimpoverishedcountryside,thesocialsecurityquestionobtainspeople''''sattention.sincefoundingofthenation,ourcountry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growsoutofnothingdevelopetothepresent,hasobtainedtheinspiringresult,butstillhasextremelyseriousissueintheimpoverishedcountrysidearea,likethesafeguardcoverageisnarrow,thesafeguardlevelislow,capitalsourceinsufficiencyandsoon.studiestheimpoverishedlocal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questionandproposedthefeasibleimplementationplan,saysregardingtheconstructionharmonioussocietyhasthevitalsignificance.
keywords:socialsecurity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impoverishedarea
社會保障是一國政府為全體國民（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因各種原因失去收入來源而生活貧困時，向他們提供的生活保障。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能不考慮到我國的地區差異。我國貧困地區人口比重大，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而且集中了我國大部分的貧困人口，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任務更艱巨，貧困農村社會發展中的問題更為突出，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緊迫性更為明顯。我國目前正在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限于城鎮地區，盡管從1991年開始已經在發達的農村地區進行了商業性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試點，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農村地區仍是一個空白。我國現在仍然是一個農業大國，建立較為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其迫切性及意義不亞于城鎮的社會保障。
一、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現狀
建國50多年來，我國部分農村地區建立了一些初步的社會保障制度，對于保障人民生活安定，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都曾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部分地區解決了部分群眾“老有所醫，老有所養”的問題。但是，由于它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的，隨著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推進，它對農村社會發展的保障功能，卻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存在多方面的弊端和問題。
（一）范圍小，覆蓋面窄
1994年，建立社會保障網絡的鄉鎮雖達14854個，卻僅占全國鄉鎮總數的31%，建立社會保障基金會的村委會僅占24％。沒有建立社會保障機構的地區，盡管集體也以公益金和合作醫療基金的形式向農民收取社會保障費用，但由于個人繳納的公益金只是贍養無兒無女的孤寡老人，社會供給性差，而且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和約束，農民沒有積極性。而且大部分鄉鎮企業和私有企業以及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對農村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基本上是空白。這種情況，使國家無法對農村勞動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極不適應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格局。
（二）保障水平低下
由于我國農村經濟長期處于極低的發展水平，農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也極其有限，所以他們用于社會保障方面的消費，也只能是一種低水平的社會保障。例如，自1992年開始在全國推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盡管民政部門和政府其他部門投入了相當大的精力，但距離農民最基本的養老需求的滿足尚有相當距離。農村的醫療保障制度也基本上處于同樣的境地。農民很多情況下都陷入缺醫少藥、療費昂貴、毫無醫療保障的窘境，社會保障無論是范國還是標準都是很低的。有調查顯示，占人口80%的農村居民，僅享受社會保障的11%，可見保障水平之低。
（三）社會化程度低
目前，在我國農村推行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從嚴格意義上說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保障，而僅僅屬于社區保障。農村以養老、醫療為重點的社會保障工作僅在小范圍內實行。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推廣，社會保障基金調劑范圍小，在如何確定福利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方面國家沒有一個具有法律意義上的數量規定。全國雖有1100個縣開辦養老保險，但參加人口只占總人口的10%，積極推行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雖然解決部分群眾“病有所醫”的問題，但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農村人口在保健醫療問題上對集體的依附關系，醫療保障只是社區化，而不是社會化。一般說來，經濟較發達的東部農村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亦較高，而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地區，則集中了我國大多數貧困人口，許多人連溫飽還未解決，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另外，農村地區各社會保障項目發展不平衡，大部分地區的農村社會保障項目不全，而且各項目間缺乏有機聯系，構不成整體優勢。
（四）資金來源不盡合理
目前，我國社會保障資金來源是以農民個人激納為主，集體次之，國家為補充。這使國家和集體所體現的社會責任過小，不僅造成了資金來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標準，而且也影響了農村參加養老和醫療等保障的積極性，加大了保障工作的難度。所以我國應盡快改變目前這種資金來源方式，尋找適合我國貧困地區實際情況的多渠道的來源方式。
（五）立法不健全，管理不夠科學與規范
首先，管理體制不順，表現為政出多門，管理多頭。民政部門、計生委、基金會、壽險公司等機構涉及了農村社會保障，導致相互扯皮，辦事效率低下的狀況。其次，有些地方的管理規章制度不健全，難以保證農村社會保障事業的健康發展。再次，國內尚未立法，使農村社會保障工作無法可依，由于多家分割，條塊分割，職）權不分，缺乏監督，使本來已經夠亂的管理體制更加混亂。
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成因
（一）貧困地區的農村人口比重較大
貧困地區城市化僅為20%左右，低于全國20個百分點，這使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遠高于我國其他地區。而且由于貧困農村城鄉非農經濟不發達，廣大農村人口又大多積淀在農業領域。1999年，我國農村第一產業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的比重高達63.7%，而其它產業從業人員的比例又遠遠低于其他地區。農村人口比例大，農業從業人員比重高，那么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任務和負擔重，這是顯而易見的。
（二）農民收入水平低下
貧困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低，貧困面大，貧困率高，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其人均可支配收入遠遠低于其他地區。另外，貧困地區農業產值水平低，農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加上非農產業落后，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擴大收入的機會也很有限。大部分地區的居民收入還處于維持生計水平的狀態。收入的低下使他們維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難,根本不會考慮社會保障的問題。所以，農民收入低會嚴重制約其對加入社會保障網的積極性。在當前這種情況下，要農民自己出一部分錢，無疑還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三）政府財政困難大
由于一系列原因，貧困地區各級政府的財政困難較大。以1998年的統計資料為例，西部11個省區市財政收入共868.58億元，財政支出則高達1678.21億元，收支相抵，赤字為809.63億元，財政赤字為當年財政收入的93%。分省區看，則各個省區市都有赤字。而東部地區地方財政既能辦大事，又能有節余，并且還有潛力可挖，西部則支出不大，赤字不小，暫時也沒有多大的潛力可挖。如果在現有財力的基礎上再增加大筆的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支出，地方財政可謂是雪上加霜。
很顯然，貧困農村經濟實力薄弱，三農問題突出，地方財力又很有限。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從總量上看首先是大筆的、而且是持續的支出，然后才是持續的受益。它的財政支付能力和農民的經濟承載力的困難是問題的核心。解決支出的問題在先，辦成好事的收獲在后。解決社會發展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在先，形成良性循環在后。這是對在此地區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難題所做的基本估計。
三、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重要性
建立和完善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健全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對國民收入再分配、矯正收入分配市場失靈的有力手段，是促進社會公平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措施。
（一）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
作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實現共同富裕是不可動搖的目標，對于貧困地區的農村尤其如此。因此我們必須注意防止兩極分化，主要是防止城鄉分化和農村內部分化。要防止兩極分化，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便是一個重要的措施。社會保障可以在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間進行分配，使整個社會收入趨于公平，這不僅可以保障老、弱、病、殘等農民的基本生活，而且也促進了農村社會穩定。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僅是農村社會的“穩定器”，而且是經濟運行的“穩定器”。
（二）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符合利益對等原則和稅收公平原則
從農民的角度看，他們不僅以上繳各種費稅直接為國家財政做出貢獻，而且還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方式間接為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財政資金，且這種積累方式目前還在持續。按照利益對等的原則，政府以財政資金向社會提供服務及公共產品，作為這些服務及公共產品的受益者應該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稅費的人。社會保障實際上就是政府向國民提供的一種公共產品，與城鎮居民一樣，農民應該是享有社會保障的主體。稅收公平原則的標準之一就是根據受益的多少，即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務水平，一般而言，多享受服務者多交稅，反之則少交稅，但無論如何納稅人都應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政府的服務。因此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也符合稅收公平的原則。
（三）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是貫徹以人為本，應對人口老化，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條件
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執行這一國策的難點在貧困地區的農村。在農村社會保障欠缺的情況下，除了土地，養兒防老是農民生活保障的第二道防線。農村老年人在年輕時，其全部收入投入家庭，主要是子女養育上，當其年老時只能由子女尤其是兒子來贍養。在這種社會存在下，要改變幾千年來在儒家傳統文化中形成的“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的生育觀念，是非常困難的。何況，我國已明文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可見，只有建立健全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使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用”，逐步淡化傳統觀念才成為可能。
隨著改革開放后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轉移，“空巢家庭”增多、“3859”部隊成為農村主力的情況日益突出，因此農村養老壓力將十分沉重，未雨綢繆是智者的選擇，對于國家也是這樣，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才有可能度過這段危險時期。
我們常說要提高全民素質，全民素質主要是指身體素質和文化素質，而農村醫療保障的缺乏嚴重威脅著農村人口的身體健康。在貧困地區的農村，有不計其數的農民不是因為醫療設施不健全便是因為昂貴的醫療費用而耽誤了病情。社會保障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它既保障公民的生存權，也保障公民的發展權，后者主要是指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權利。據統計，“八五”期間，我國1.45億失學兒童中，絕大部分分布在中國的貧困地區。要改變這諸多情況，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四）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有利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
啟動內需，一個重要的出路就是啟動廣大的農村市場。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占大多數，農村市場是非常可觀的。但是當前農民消費水平比較低，據調查，1997年全國農村居民平均每百戶僅擁有電冰箱8.49臺，彩電27.32臺，洗衣機21.87臺，摩托車10.89輛。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希望為自己和家人的生老病死積攢下足夠的錢，為自己孩子的成長和教育積攢基礎，這樣就抑制了他們對高水平的消費。農民每年增加為數不多的收入很大部分會沉淀到儲蓄中去，很多研究顯示，中國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要遠小于城市居民。所以沒有社會保障的配合，只通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減輕農民負擔和向農村提供合適的產品并不一定就能取得理想的啟動農村需求的效果。
四、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的對策
我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因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而面臨新的任務。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家庭結構的變化、人口老齡化以及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的趨勢等客觀現實情況，以及過去搞的社區型社會保障的夭折，迫使我們必須建立起中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這對我們既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又是一個很好的機遇。建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必須立足我國貧困地區的基本國情，即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地區發展不平衡。我國目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做法和國際社會保障經驗，都不能很好地解決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問題。按通用的社會保障方式，即按嚴格的收入比例、嚴格的時間和地點、嚴格的投保年齡建立起一種規范的管理辦法，在我國貧困地區的農村相當長的時間內是難以做到的。因此，建立我國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指導思想是：從農村實際出發，堅持以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為目的，借鑒我國城市和國外社會保障的經驗和教訓，以農民自我保障為主，自助為主與互濟為輔相結合，社會基本保障與家庭保障、集體保障、企業保障相結合，實現全方位的社會保障。建立一個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和生育等全方位的、城鄉一體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使農村勞動者和全體農民在面臨年老、疾病、生育、喪失勞動能力以及其他諸困難時，能夠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能享有老有所養，病有所醫。
（一）加大投入，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
覆蓋面是反映勞動者消除生、老、病、死、傷、殘的后顧之憂，生活于有安定感的網絡之內的比例數。覆蓋面越高，社會越穩定，我國社會保障城鄉的差別很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和社會保障水平都很低。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我們必須重視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擴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這樣就需要政府和有關部門加大資金、技術和精力的投入，建立包括養老、醫療、工傷、教育、生育等在內的全面的保障制度。
（二）采取各種措施加速農村經濟發展，從而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社會保障基金的多少直接受經濟發展的制約，社會保障水平的提高必然要依賴經濟的發展。因此，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根本，在于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我國的經濟不夠發達，這就要求我們全力發展經濟，同時要求我們在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時，保障水平不能要求過高。
（三）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按步驟分期實施
一般地區，先從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入手，創造條件逐步展開。經濟貧困地區，根據貧困地區農村的實際情況，要把社會保險與救濟救災工作統一起來，鼓勵每一位農民參加社會保險，尤其要扶持貧困戶參加社會保險，提高他們戰勝災害、脫貧致富的能力。保障范圍由小到大，項目由低到高。逐漸從社區化的保障制度中走出來，建立全國范圍的社會化的保障制度。總之，開展農村社會保障工作要順應農民的要求，尊重農民的感情，留有余地，循序漸進，以適應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群眾心理上、物質上的承受能力。
（四）多渠道籌措社會保障資金
要給我國貧困地區的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無疑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因此，建設貧困地區農村社會保障體系，首先要求國家投入資金。由于我國貧困地區農村人口多，國家財力有限，單一依靠國家財政來開展社會保障工作，是極不現實的。這就需要我們多種形式籌措資金。如，通過有關政策來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來強化農村集體對保障資金的投入，采取政府積極引導和農村自愿相結合的原則，在一定范圍內推行強制性養老保險和養老儲蓄，建立個人賬戶，不論集體補助多少連同個人繳費全部記在個人名下，屬個人所有，讓農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從而充分調動廣大農民參加社會保險的積極性，鼓勵農民積極參加各種商業保險，因為商業保險適應性強，能適應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
（五）加快相關立法，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在鼓勵農民自我保障的同時，加快農村社會保障立法建設是非常必要的。而社會保障又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證，目前社會保障在農村進展不力，舉步維艱，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社會保障立法滯后，比如，在許多私營、三資企業中，常常以社會保險不是法律規定為由，拒絕為農民工設立保險。因此可見，加快農村社會保障立法建設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使貧困地區的農村社會保障工作有法可依，使貧困的農民感覺到社會保障有了法律的保護，可以很容易地落在實處。其次，要根據我國農村的現實情況建立多層面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社會保障的管理水平。因為地區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國情，就是在同一村莊，戶與戶之間的收入也各不一樣，單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很難照顧到各方面的要求。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必須改變以往“政出多門”的現象。各項保障項目都設立一個統一管理的機構，統一指揮，統一領導，讓保障有統一文件，有統一的人員，把事情落在實處，確實讓農民感受到社會保障的益處。
（六）堅持國家政策指引，農民自我保障為主，集體補助為輔的保障原則
社會保障也有度的問題，社會保障若過于濃厚，農民從社會保障中得到的好處越多，他們就會減少勞動供給，產生一種惰性心理，只等著社會的補助，而自己不去勞動，導致社會和經濟效率的損失，國家財政負擔過重。所以社會保障的實施過程中一定要設法引導農民產生自我保障的意識，幫助他們實現自我保障，把集體保障作為輔助方面。務必要處理好“養窮人”與“養懶人”之間的關系。因此，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必須要制訂一個適度的保障標準，即社會保障的均衡點。在這一點上，既能夠使低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的保障，同時又不會喪失尋找新工作機會的動力。
參考文獻
[1]陳樹文：《社會保障學》，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2]耿忠平：《社會保障學導引》，同濟大學出版社。
[3]史探徑：《我國社會保障的幾個理論問題》，《法學研究》1998年第4期，加上起止頁碼。
[4]鄭功成：《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專家談》，《勞動保障通訊》2000年第10期，加上起止頁碼。
[5]尚長風：《農村社會保障問題》，《中國財經信息資料》2002年第3期，加上起止頁碼。
[6]周一平：《中國西部地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議》，《中國勞工通訊》2000年第3期，加上起止頁碼。
[7]紀盡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現狀、問題及對策》，加上出版社。
[8]王文韜等：《農民工社會保障調查》，《半月談》，2004年第7期，加上起止頁碼。
[9]楊立雄：《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的可行性研究》，《社會》，2003年第9期，加上起止頁碼。
[10]鄭功成：《農民工的權益與社會保障》，《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02年第8期，加上起止頁碼。
[11]李強：《城市農民工的失業與社會保障問題》，《新視野》，2001年第5期，加上起止頁碼。
[12]翟從海：《我國民工社會保障現狀與立法建議》，《社會保障制度》，2004年第6期，加上起止頁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