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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23.4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925X（2012）11-0095-01
摘 要 本文試將其放置在古代文學背景中，旨在從其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中梳理出其總體特征，于學理上探尋其自身的變異脈絡及與它時段文學的內在聯系，呈顯其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
關鍵詞 魏晉南北朝；發展歷程；文人集團
魏晉南北朝是指東漢建安年代到隋朝統一約 400 年的歷史時期，這一歷史時期由于國家分裂，政局比較動蕩，以致政治腐敗，經濟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動蕩又導致了集團間的權利之爭，使許多有志之士懷才不遇，甚至遭受殺身之禍，是歷史上少有的恐怖時代。誕生在這一時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呈現出獨特的特征！
1 魏晉南北朝文學產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門閥制度是魏晉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點。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特殊的階級地位，使其擁有很強的獨立性和社會力量，他們壟斷政治，世襲貴族，這樣就造成了寒門庶族沒有仕進的機會，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這種社會現象使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庶族強烈抗爭士族控制政治權利、傾瀉不滿的現象。
1.2 就思想狀況而言。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思想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是繼戰國“百家爭鳴”以后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隨著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價值觀、生活觀，社會倫理觀不斷產生，哲學的本體論、思辯邏輯不斷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學、佛教和道教都對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歷程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建安、正始文學、兩晉文學及南北朝文學。歷時約 400 年！
建安文學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開端，這一時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還有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以描寫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為主，詩風大都慷慨激昂，悲壯但剛健有力，史稱“建安風骨”。
在文學史上，正始文學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學。這一時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賢”（七賢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為代表。處在魏晉換代之際的正始文學，被司馬氏掌權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響。這一時期的文人面對政治的黑暗，選擇了老莊的“無為而治”做消極抵抗，這一時期的文學也真實的反映了現實，只是與慷慨悲壯的建安文學相比，這一時期的文學大多是憂生的嗟嘆。
兩晉文學又分為東晉文學和西晉文學。
東晉文學時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藝作品在語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現出對繁縟、對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這一時期對門閥制度的抗議、寒士不平之鳴的作品尤其突出，成為富有光彩的亮點。東晉文學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園詩，山水詩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謝靈運和齊代的謝眺。最有成就的田園詩人則是偉大的詩人陶淵明，他擅于從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詩意，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這個時期還出現出現了南北方發展不均衡的現象，這一點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體現，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摯純潔的愛情生活，風格清麗婉轉，而北朝民歌則反映著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深重苦難，風格粗狂剛健，這些都與當時南北方的社會現實有關。
3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特點
南北朝文學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文學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文人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逐漸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文學創作的規律，也就是對文學創作及其發展的客觀規律有了相當的認識和把握，進入相對自由的創作狀態，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3.1 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地重要標志：
一般來說，所謂文學自覺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文學從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二是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和認識；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而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自覺地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學開始脫離了經學的附庸地位，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轉為非功利的供人欣賞的藝術形式。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創作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了個人的行為，可以自由的抒發生活體驗和情感，使文學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儒家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念在此時幾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漢代的大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則演化為抒情小賦，作家開始在小賦中抒發自己的內心情感，寫出了獨特的感情內蘊。
（2）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樣式趨于精致化。在這一時期五言古詩得到長足發展，并趨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體得以確立，并為唐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齊梁時期，更是創作出了一種新詩體即“永明體”，這種詩體是律詩的前身，梁陳時期出現的宮體詩擴大了詩歌的領域，體現了新的美學追求。
3.2 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文人集團活躍：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普遍受到重視，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進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動，成為了一種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動，文人集團因此形成。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被后人稱道是建安時代以曹氏父子“三曹”為首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人集團和魏末晉初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此外，還有西晉時候一權臣賈謐為首包括陸機、左思等人在內的“二十四友”、東晉時以王羲之、謝安為中心的文學交游、齊代的“竟陵八友”
還有梁代的帝王太子們各自組成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文人集團，這些文學集團間的活動，對當時文學的發展和演變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刺激了文學的興盛和發展，而且文學集團在舉辦活動中的相互影響，使文人思想發生碰撞。常常會產生新的文學思想，使文學風格多樣化，刺激了文學理論的發展。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確實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它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并且對后世文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男尊女卑；具體表現；啟示
一、男尊女卑觀念的形成
在《呂氏春秋?恃君覽》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話：“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類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這段話反映出了在原始社會里，不分階級，也不存在剝削，而且男女之間的關系都是平等的。
在我國古代的原始社會的初級階段，即母系氏族公社時期，長期存在著群婚制，這就導致了孩子的父親無法確定，只能按照母親來確定血統和劃分氏族；在經濟上，按照自然分工，男子主要負責狩獵，女子則從事植物食品的采集和經營原始農業，相比起來，女人所提供生活資料的可靠性比男性要大的多。因此，“婦女不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隨著歷史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人類掌握了更有效的生產方式，逐漸的到了父系氏族時期，男性的養家糊口、耕種、漁獵等能力得以大大發揮，這時才有了男尊女卑思想的出現。
二、男尊女卑思想在現代社會意識形態里的具體表現
（一）女性在尚未出生時期即面臨生命權的被剝奪困境
由于男尊女卑觀念意識的深入，出于自身的香火傳續等因素，很多父母通過所謂的“性別鑒定”之后，發現是女孩的，便會隨即把孩子流掉，甚至在一些傳統思想嚴重的農村或一些落后的山區，女嬰出生以后被遺棄的現象時有發生，意識形態的某些觀念已經遠遠超越了生命權。
（二）女性在生命成長周期教育權利的被弱化困境
教育權利的被弱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女性到了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后隨即被終止，比如在很多農村地區，女性念完初中或者高中以后隨即終止教育并開始打工賺錢，甚至這種觀念深入到女性本人，念到初中和高中以后自動放棄學業，最終體現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越往上女性數量越少；其二，當一個家庭無力承擔幾個后代的教育機會的前提下，首先被放棄教育機會的大多數是女性家庭成員。
（三）女性在生命成長周期就業機會和職場升遷機會的缺失困境
在就業市場很多單位和企業招男不招女，甚至有些企業為了回避某些法律的規定，在女性就業招聘上故意設置重重障礙，很多高校只能采用了女生搭配男生的方式才能把女生推銷出去，這使得很多女性在就業上有著強烈的自卑情結，其次在職場升遷幾率上，女性升遷的幾率大大小于男性升遷的幾率，甚至有些地區的女性官位完全只是為了完成某些女性比例指標而設置的，大多是一些副職或者毫無實權的擺設官職。
（四）女性在整個社會發展歷程中姓氏權力的被動困境
這一點也是夫權社會的核心，無論女權主義者如何爭取權利，在這一點上是無法撼動的，中外任何國家在這一點核心上居然是驚人的一致，當年希拉里嫁給克林頓以后剛開始不愿隨克林頓的夫姓，結果遭到美國州民的咒罵，只能妥協跟從夫姓；女性懷胎十月，最后歷經生死之痛分娩的后代必須跟從夫姓；在很多族譜和家譜里，女性成員只能以劉氏王氏這樣的標示存在；所以姓氏權力是夫權社會的核心，也構建了整個夫權社會的基礎，也是男尊女卑觀念的基礎，這一點女權主義者是無法撼動和無力撼動的。
綜上所述，男尊女卑觀念在整個社會意識形態里根深蒂固，而這個觀念也成為了夫權社會的象征。
三、男尊女卑形成原因及其對當今社會的啟示
我國封建社會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封建社會的經濟以農耕經濟為主，而且是落后的小農經濟， 主要依靠人的體力，或配以畜力，在這樣的條件下，農業生產主要靠力氣，而男人和女人在體質和體力方面又確實存在自然差距，這種客觀存在自然會影響人們的思想，建立在這種生產力基礎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也就有了男尊女卑的反映。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男女的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從根本上來講是由其在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男尊女卑是落后的農耕經濟的產物，雖然我國現在已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我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工業并不發達，我國仍是一個農業大國，而且農業又落后，現代化程度低，這就是社會上尤其是農村重男輕女思想的客觀原因。社會存在的變化發展也會導致社會意識的變化發展，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生產力水平越來越高，人們逐漸從沉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隨著第三產業的蓬勃興起，女性在社會各行各業中都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女人也可以養家糊口，女人也可以造福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將逐漸喪失其客觀依據。然而社會意識又有相對的獨立性，社會現實在變，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必將發生變化，但二者的變化并不完全同步，或許消除這種落后思想比中國的現代化所用時間還要長。
消滅男尊女卑，并不意味著女尊男卑，矯枉未必過正，男女平等才是文明社會的標志。社會由人來組成，人有男女之分，男女是相互依存的，沒有男人或女人，社會都難以存在，更談不上發展。解放婦女，實現男女平等，不僅是社會問題，更是婦女自己的事情，婦女要主動解放自己，包括思想和物質等多方面。世俗的偏見不利于婦女的發展和徹底解放，而人們如果不能突破世俗，就不會有婦女的發展和徹底解放，突破世俗又需要客觀事實做基礎，社會意識的變化最終還是要取決于社會存在的變化。婦女只有提高在生產中的地位，相應的社會關系才會發生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才會根本改變，才會從根本上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實現男女平等進而也更有利于婦女的發展。
目前世界上主要發達國家的城市，以2％的國土面積創造了97％以上的社會財富。中國現有的600多個城市以0.43％的面積創造了68.6％的國內生產總值。
據匡算，我國一個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10萬人左右，僅帶動基礎設施投入就達20億元。從我國十五發展計劃看，城市化將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全國范圍內將掀起新一輪城市化，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這里介紹了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在規劃建設上較有代表性的兩個城市的經驗。江蘇省徐州市實施“東進、南擴、北造、西延”，大規模轉移農村勞動力，大力吸納外來人口，并改革調整不適應形勢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戶籍制度、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城市建設投資體制和市政公用行業四項改革，走出一條城市化的新路。而山東省濟寧市則采取構筑城市群的做法擴大城市的發展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東部沿海地區借助對外開放的先機和經濟發展的優勢，迅速崛起了一批現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區等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帶動全國城市化水平從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從“十五”發展計劃來看，城市化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全國將掀起新一輪城市化，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根據國際經驗，徐州市已開始向工業化中期邁進，工業化水平達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卻只有31.9％，城市化水平低成為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去年，江蘇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進程的重大決策，全省將進一步突出四個特大城市（蘇州、無錫、南京、徐州）和構筑三大城市圈――――蘇錫常、南京和徐州。
江蘇省的三大城市圈，現在的發展并不平衡，有個從南向北的梯度，蘇錫常最發達，南京次之，而徐州則排老末。最發達的蘇錫常建設特大城市已經有了最引人矚目的行動――――曾經的華夏第一縣已不復存在，這個早先的無錫縣，后來的錫山市并入了無錫市成為錫山區，具有巨大經濟總量的錫山區，使無錫市在迅速長大……看來江南特大城市會迅速崛起。
經濟欠發達的徐州準備怎樣成長為特大城市和構筑起城市圈呢？
徐州五省通衢，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歷史上和近現代戰爭在此地留下重重痕跡。歷史上的兵家必爭之地，往往經濟都不甚發達，徐州只有將自己變作商家必爭之地，才能真正完成江蘇省賦予它的“建成特大城市”的歷史重任。
如何為城市化進程提速，徐州選擇了深化改革，建立操作性強的運行機制。
城市化進程提速，涉及產業結構調整、人口職業變遷、農業土地使用率、人口居住地集中度、居民生活方式現代化等一系列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徐州主動適應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發展需要，摒棄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大力改革調整不適應形勢要求的制度和政策，目前主要工作放在深化戶籍制度、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城市建設投資體制和市政公用行業四項改革上。
為了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城鎮戶口管理制度，徐州準備在搞好試點的基礎上，實行以合法住所，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的準遷制度，按居住地劃分城鄉人口，職業確定身份的戶籍制度，并逐步用身份證制度代替戶籍制度。要清除各種人為的障礙，如不再收取城市增容費或類似費用，淡化行政對戶口的干預，盡可能地打開城門，降低門檻，逐步放開對農民進城落戶的限制，促進農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鎮集聚。對進城農民子女入學與城鎮居民一視同仁。還要研究制定積極的外來人口政策，大力引進并留住外來優秀管理人才、技術人才和熟練技術工人，積極鼓勵投資移民，特別是符合徐州市發展方向的項目的投資移民。同時，要以市場化、社會化為方向，加快建立以養老、失業、醫療為主體，覆蓋城鄉的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積極調整就業政策，建立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取消不合理招工前置條件，為農村勞動力創造一個平等競爭的就業機會。進城農民可以參照個體、私營企業養老保險管理辦法，建立個人賬戶養老保障制度，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放手放膽發展民營經濟，廣泛調動民間投資的積極性，依靠民力，廣聚民資，引導個體私營業戶和先富起來的農民進入城鎮投資興業，促進生產要素向城鎮聚集。
要把土地的增值效應注入城市建設，就要深化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要通過市場化運作，使城市土地的升值注入城市的建設之中，轉化為城建資金的主要來源。徐州確定，今后要盡快建立土地市場，依法規范供地方式，促進土地有序流轉。還要建立土地收購儲備制度，對城鎮閑置和因城市改造、退二進三或企業破產、搬遷等需要調整利用的土地，由市政府統一收回或收購，統一實施出讓供應。城市市政公用設施實行承包經營和有償使用的，其使用范圍內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可實行國家作價折資、入股或租賃、出讓使用。
對全市土地要實行總控制，優先保證特大城市的年度建設用地指標。在農村，將積極鼓勵離農進城的農民將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權，通過出讓、出租、轉包、入股、抵押等方式進行有償轉讓，解除農民進城后的后顧之憂，逐步使轉移人口“離鄉”又“離地”，為農民進城定居創業提供啟動資金，同時推進農業規模經營。
城市建設需要大量資金，目前必須改變財政投入的單一體制。實行多元化投資，徐州市的各級政府要在加強規劃引導的基礎上，積極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吸引民間資本和社會資本投資城市建設，根據“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鼓勵和支持包括企業在內的社會法人和個人，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種形式，參與城鎮住宅開發、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的建設、管理和經營，這樣就變一方投入為多方聚資，變政府包建為全民共建。
要變兵家必爭之地為商家必爭之地，徐州還要進一步學習運用市場機制來經營城市，把城市當做最大的國有資產，把城市建設當作一項產業，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來運作、經營，提高城市建設的市場化程度，走“以城養城，以城建城”的新路。徐州人意識到“借力發展”的重要，正在積極探索建立城城市做大，城市公用行業也必然長大，徐州正在深化市政公用行業改革，走市場化經營的新路。城市交通、園林、公用設施、可利用空間等城市資產，都是價值可觀的資源。但長期以來，許多城市都是將其當作公益設施，致使政府包袱越背越重，城市更難以長大。徐州人已經有“城市設施是特殊商品”的意識，正在把這些資源推向市場，進行市場化配置，對城市道路、廣場、橋梁、公園、建筑等設施的“冠名權”，對公園、交通、園林綠化的“經營權”，城市可利用空間的“使用權”，都可以進行公開公平競爭，或租賃或拍賣。閑置資產變成了“搖錢樹”，無效狀態下的公用行業變為有效資產，可以打破多年政府投資建設，補貼虧損的管理方式。加快城市公用事業產業化的步伐，才能實現在城市長大的同時，城市市政公用事業同步進入良性發展。
江蘇的“西部地區”？
在江蘇省確定的三大城市圈中，徐州是經濟欠發達的，它是經濟發達的江蘇省的“西部地區”，在全國地級市中名排35位，“九五”期間GDP年均增長12.2％，2000年GDP達到658.2億元。人均7420元。三個產業的結構由24.5／45.3／3.2調整為目前的18.1／16.1／35.8。從這個調整結果看，徐州經濟在“九五”期間自定位為工業化的中期階段。
徐州結構性矛盾突出的是綜合實力不強。在計劃經濟時代，它是江蘇的能源基地，采煤對徐州的資源破壞比較嚴重。所以在江蘇全局的棋盤上，技術含量比較高的產品都沒有在徐州布點，造成全市工業體系明顯不合理。十年前興起的鄉鎮工業大部分沒有跳出五小工業的范疇，經濟調整時，“刀”就自然落在這些企業頭上，結果是徐州的工業產業對全市的支撐作用不強。從另一面看，徐州又是江蘇人口第一大市――――人口達到708萬，占全省11％，而GDP只占全省7.8％，人均GDP，人均財政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別低35.8％和47％。第一產業的比重比全省高了5.9％，第二、三產業的比重比全省低了4.5％和1.4％。三個產業該高的沒有高，該低的沒有低。經濟發展內在動力是比較強勁的。
蘇南經濟板塊中，蘇州無錫主要是靠縣域經濟支撐，徐州則主要是靠市區。徐州弱就弱在六個縣市，縣域經濟與城市經濟發展不平衡。徐州國有經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3％，國有經濟改革比較滯后，人才聚集能力也比較低。
看來，徐州與蘇州、無錫（這二位是全國地級市的老大和老二）南京相比，經濟總體實力、發展水平都不在同一層次上，要實現江蘇省的戰略目標，要建設特大城市圈，徐州比蘇南地區和南京有更長和更難的路要走。
設立目標鎖定目標
徐州市為自己建設特大城市的定位是：全國歷史文化名城；全國交通樞紐之一；隴蘭經濟帶東部商貿都會；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新興旅游城市和現代化生態園林城市。徐州為自己建設特大城市的規模設立目標是：到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達到45％左右，城市基礎設施與經濟社會發展基本相適應，市區人均GDP達到3萬元；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達到50％，市區人均GDP達到5萬元。建成面積162平方公里，徐州市基本實現現代化，全市城鎮發展整體水平躍入全國先進地區行列。徐州市未來的總體布局是建設“一城兩翼”的特大城市，構筑“一主五副”緊密城市圈，形成“兩軸一帶”城鎮體系主骨架。“一城”，即把徐州城區做大做強。“兩翼”，即建設賈汪和雙溝兩衛星城，使之成為兩個增長極，開成以主城區為中心，向兩翼擴大發展的特大城市構架，做到主城強，兩翼豐；“一主”是以徐州特大城市為主中心，“五副”是把新沂、邳州、沛縣、豐縣、睢寧五個城區建成中等城市，成為徐州的副中心，形成徐州緊密城市圈；“兩軸”一是徐連（連云港）、徐豐城鎮聚合軸，二是徐淮、徐沛城鎮聚合軸，形成特大城市為輻射源，中等城市和重點中心鎮布局合理的城鎮體系主骨架，“一帶”即徐連經濟帶，要抓住徐連高速公路和新亞歐大陸橋貫通的機遇，充分利用連云港橋頭堡優勢，加快徐連經濟帶建設，使之成為南接滬寧，北連膠濟的，帶動全市和周邊地區快速發展的經濟新高地，也從而帶動全市城市化進程。超級秘書網
為此，徐州正在加快拓展城市空間，實施“東進、南擴、北造、西延”。“東進”：城區向東跳過三環路形成新的城市組團；“南擴”：在南部和東南部形成兩個城市組團，并逐漸與主城區對接；“北造”：在城北塌陷區造地建城，形成新的城市組團；“西延”：綜合開發，完善功能，增強對外輻射力。
魯南濟寧將組群式成長
在江蘇省的城市化進程大力提速之時，山東省也不示弱。山東省的“十五”計劃中，確定了重點建設四個區域性中心城市，濟寧即為其中之一。
橫覽縱觀，各國把城市做大有幾種模式：其一是全國人口高度集中，有的甚至集全國1／4人口于一城；其二是攤大餅，逐漸外延城區空間；其三是老市區不動，在鄰近區域建設數個衛星城；其四是依老建新；其五是采用組群結構，大約以50公里為半徑，建設城市群，城與城之間不超過半天車程。
山東濟寧市被省里定為四大區域性中心城市之后，聘請北京大學9位城市規劃專家，經過充分的專題論證，選擇了做大城市的第五種模式―――建設組群結構大城市，并很快編制了“濟（寧）兗（州）鄒（城）曲（阜）復合中心城市發展規劃”，確定了對濟兗鄒曲復合中心實行組織管理、基礎設施、生態環境、經濟活動一體化的總體建設思路，以求打破現有行政隸屬關系的限制和各自獨立發展的格局，實現揚長避短、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共同發展的城市建設。
濟寧市組群結構大城市最突出的一點就是濟兗鄒曲四個城市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包括四個方面―――
組織管理一體化。建立一體化的管理機制是建設組群結構大城市的關鍵。
基礎設施一體化。這是聯系4個城市的紐帶，是都市區經濟一體化的基礎和保證。濟寧市的目標是在四城市之間形成22萬伏大雙環電力網絡；實現4個城市同城票據交換和電子聯行異地轉賬“當日通”；建立都市區動態數據網絡平臺，四城市間網話
變市話；重組四城市廣播電視系統；統一規劃交通體系……
生態環境一體化。濟兗鄒曲是一個典型的城鄉復合生態系統，四城將統一規劃治污和綠化。
（聊城大學美術學院山東聊城252000）
魏碑是我國南北朝時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稱，大體可分為碑刻、墓志、造像題記和摩崖刻石四種。北魏書法是一種承前啟后的過渡性書法體系，對當時的隋唐楷書體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本文主要對造像題記研究綜述。
一、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歷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適應社會意識需要的佛、道之學勃然興盛。尤其佛學，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學之士，撰寫文章以紀其事。或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巖壁摩崖刻寫，一時間，從漢代風行的立碑時尚，轉向佛學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東晉以后，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這就是所說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于尺牘。南派以王羲之為宗，承江左風氣，多以書牘見稱；北派以索靖為宗，繼中原古法仍存隸意，以碑板見稱。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說的“魏碑”。
在這一點上，歷代書家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如宋代歐陽修在其著作《集古錄》一書中也有講到當時北魏石刻風格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再如近現代的步連生先生的《龍門北魏窟造像藝術探源》中就對北魏造像題記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等進行探析研究。以及1985年出版的董玉祥先生的《龍門石窟北魏型造像風格的形成與發展》也進一步講述了北魏造像題記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并且由于北魏的歷史人文環境背景都可以在史書上得以考證查詢，故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歷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并無更多的空間去研究探討。
二、 關于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的研究
北魏造像題記的內容基本上就是關于一些宗教的文章。北魏時代，鮮卑貴族和親強地主大興佛教。于是，寺院郁起， 造像迭生。造像者發愿的記錄一一造像記則應運而生。
在這一點上，歷代書法家、書法研究者的觀點基本一致。宋代書法家歐陽修在其書論《集古錄》中就陳述過北魏造像題記的內容。宋代趙明誠對北魏造像題記的文字內容也有所提及。以及后來清代中期的黃易、孫星衍等書家都對北魏造像題記中的內容文字有所研究。到了清代末期康有為著作的《廣藝舟雙輯》更是對北魏造像題記文字做了詳細的考察研究。我們的北魏造像題記也受到外國書法愛好者的關注，比如1907年秋，法國漢學家沙畹對龍門石窟做了調查，于1909至1915年在巴黎出版了《北中國考古圖錄》，于第二卷中公布了大量龍門石窟造像題記圖片，并將550副造像題記的文字翻譯成法文，并做了考證。1902至1920年，許多日本學者也考察了龍門石窟，先后出版了一些綜合性圖集。于1941年出版的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著作的《龍門石窟之研究》對前人對龍門石窟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并且公布了大量的照片、圖片、拓片、拓本并對各個石窟內容文字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到了民國時期，國內學者對龍門石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關百益《伊闕石刻圖表》，該表收集了若干照片和拓片，并以簡要的表格形式進行說明解釋各個石窟的名字及其銘文，是近現代國內學者研究龍門石窟重要的參考資料。當然建國以來我國書法家、文字學家等也對北魏造像題記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探索，比如1959年出版的劉汝醴先生的《關于龍門三窟》，以及1985年出版的溫玉成先生的《古陽洞研究》和1987年出版的宿白先生的《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以及1985年出版董玉祥先生的《龍門北魏型造像風格的形成于發展》等都對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有所講解，并且基本上講解內容都是佛教相關的文字且多為發愿祈福的文字。故對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的研究并無過多的研究空間及研究內容。
三、 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的研究
北魏造像題記的書法藝術風格與其他魏碑比如墓志、碑刻等藝術風格基本相似的，但是造像題記更顯刀刻之美，更顯大氣磅礴之氣場。北魏書法風格主要體現它的金石氣并且書法中帶有漢隸韻律。
對于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風格的研究歷史上，歷代書家的觀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清朝中期以前的書法歷史中，書法學習者并不把北魏碑刻尤其是造像題記作為學習效法的對象，當時人們并沒有發掘出北朝碑刻的藝術價值，直至清代中后期，北朝魏碑書法才逐漸發展起來。在清代中后期的阮元、包世臣等書法家開始著重的研究北魏魏碑的書法藝術，繼而研究北魏造像題記的書法藝術風格。阮元所作《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均有提到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特點的描述。以及后來清代末期的康有為著《廣藝舟雙輯》中提出尊碑之說，特別尊崇北朝碑刻并且提出了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書法雄強、樸拙、自然天成的藝術特點。現當代國內學者關于龍門石窟研究的代表性論文中，從書法角度對北魏造像題記進行專門研究的很少，但也有幾篇，比如孫貫文的《龍門造像題記簡介》、李玉昆的《龍門碑刻研究》等論文作品從書法的角度進行了初步研究。李玉昆主要對龍門造像題記、龍門碑刻的形制、書寫形式。刻工等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討。李玉昆還指出，龍門造像題記的刊刻是先在石頭上打上紅格子，然后再書丹，石工按丹書刻出，而格子有的刻出，有的沒有刻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刻出的紅格子已經不見，只見其文字。孫貫文在《龍門造像題記簡介》主要講到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題記著錄、錄文與訪拓，第二部分為題記中各種資料的說明。以上著作的觀點基本都是根據造像題記的年代背景進行藝術化分型，并且總結出的藝術風格基本一致的。簡單講就是雄強、樸拙、自然天成的藝術特點。現代學者華人德在2003年上海書畫出版的《六朝書法》中講解了造像題記的刻工的文化背景，以及題記字體風格形成的原因。如果以整個北魏造像題銘書法藝術風格為研究方向并無多大的探索空間，但如果以一副造像題記為主體去研究其的書法藝術風格空間還是很大的。況且由于北魏造像題記碑刻有很多傳世作品并沒有人逐一分析研究，故對北魏造像題記單一作品進行書法藝術分析是可以進行研究討論的。
由于本文選擇的題材涉及范圍過于廣泛，故文中涉及的書法家、學者比較多，所以并沒有把每一位學者著作觀點進行詳細的注解，只對重點觀點進行解析。
參考文獻：
[1]《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2]陳振濂：《歷代書法欣賞》，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
在城市發展中，城市規劃面臨各種問題，一個好的城市規劃不僅是解決城市發展現階段的難題，更能對于城市發展起到再生作用。本論文通過對實例的分析，導入立體城市規劃法這一新概念。從而引導和促進我國城市規劃全面由2次元向3次元轉變。
關鍵詞：立體規劃,城市再生,3次元規劃
Abstract:
In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planning faced all kinds of problems, a good city planning is not only solve the problem of urban development at present, more can a role for urban regeneration. In this paper, the analysis of examples, into three-dimensional city planning this new concept. Thus guide and promote our country city planning by 2 times to overall $$3 times change.
Keywords: three-dimensional planning, urban regeneration, three yuan planning
中圖分類號：F29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研究的背景
伴隨改革開放下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城市化也進入到一個高速發展時期，隨之而來的住宅供給不足，生活環境惡化，城市無秩序的擴大等一系列問題顯現出來。面對這些問題，我們試圖通過郊外地區的開發，新城市的建設來得以解決。然而，我們發現，隨著人口的增加、城市活動的分散，汽車使用量及交通量持續上升，自然環境急速性被破壞、城市中心附加值衰退等系列新問題大量產生。因此，一味的采用擴大城市、開發郊區的平面規劃法，受到了一定質疑。在此背景下，在現有城市基礎上，通過土地資源的有效利用來壓縮城市的立體城市規劃法受到關注。
相比城市平面性擴大開發中面臨的民居拆遷、耕地占用、環境破壞等問題，在現有城市設施及建筑物的基礎上進行立體、綜合型開發及整理不僅能有效擴大城市空間，更能提升城市的競爭力。所以立體城市規劃法的導入勢在必行。立體城市規劃法不僅表現于立體道路的建設、超高速通信網的埋設、地下物流設施規劃、電纜集中化等城市規劃設施的立體化，它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大眾交通中心型城市開發（TOD）。而這一概念的實現就需要以換乘中心等主要交通設施為中心，居住、商業、業務、文化等多樣城市機能的集中化程度的提升。
立體城市規劃的理論及發展
廣義的立體城市規劃就是為了城市土地的合理利用，從空間層面上看以某一點為基準，進行向下向上的多形態，多用途的綜合性開發。狹義的立體城市規劃是與城市規劃設施的重疊鋪設及城市規劃設施和非城市規劃設施的立體性整合相關的概念，即，在基準單一土地上各種用途綜合性設置的基礎上逐步發展達到道路等基礎設施和各個建筑物的立體綜合規劃。這一規劃不僅是對基礎設施所需財力的節約、城心土地不足問題的解決、各種環境污染的防止，更重要的這是對土地資源的合理性、效率性利用的規劃。
立體城市規劃法的發展根據各國的國情不同，發展的方式、程度都有所區別。但是，縱觀立體城市城市規劃法的發展，我們可以總結為4個階段。
一、為了便利城市交通，高架鐵路、高速公路等的修建。可稱之為1次元的規劃。
二、高架鐵路、地下公路、地下鐵等空中和地下的立體開發。可稱之為2次元的規劃。三、與周邊建筑物相連接的綜合性開發。可稱之為3次元的規劃。
四、既考慮到城市景觀和歷史建筑物等又力求精練的立體城市開發。可稱之為4次元的規劃。
以H市為例，淺析立體城市規劃法
H市現有一條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及部分次干道和區間路。東部地區為居住區。現在計劃在城市西部地區建立商業貿易區，從而把H市打造為以商業貿易區為中心，商業、居住、文化等綜合化及大眾交通快速化綜合化的新城市，因此，我們將導入立體城市規劃法來進行規劃。
道路的立體化
H市西部地區為商業自由貿易區，東南方向及東北方向分別與港口城市Y、Q相連接，為了商業的發展，需要在東西方向建造一條高速公路，來緩解交通量的增加，提升物流速度。若要實現東西高速的直線化，則需要與現有的南北快道相交叉。但是高速公路的修建勢必影響城市道路的貫通性，影響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南北快道及東西高速公路的修建全部采用地下化。假設東西高速建在地下3層，南北快道建在地下2層，那么兩條道路的銜接方式就不能采用一般形態下的立交橋法。采用地上半圓循環形態的道路體系（Center Loop）來代替立交橋，不僅能連接兩條道路，還能有效利用地面路段，緩解交通壓力。
大眾交通設施的綜合化
H市主要大眾交通是一條東西通向的BRT路線，以及一條南北通向的LRT線路。考慮到城市交通及乘客的換乘的方便性、效率性，南北通向的BRT路線及換乘站規劃建于地上，南北方向的LRT規劃建于地下2層，考慮到乘客BRT與LRT換乘的安全性，及對于路面機動車交通的無阻礙性，BRT與LRT的換乘站將規劃與位于他們之間的地下1層。同時，地下2層除了LRT車站外還將設置出租車停車場、公用停車場等通過多種交通方式的綜合來增強換乘的方便性。
公園及商業設施的綜合化
既然我們規劃了BRT與LRT的換乘在地下1層，那么自然而然的步行活動我們也規劃在地下1層。地下1層連接換乘廣場規劃大規模購物區和文化區。考慮到地下空間的采光、換氣、開放感等舒適性，在步行通道連接處的規劃應注重大規模的清爽空間。同時與地上建筑的規劃應相一致。例如，如果地上部分的規劃為住宅區，那么考慮到居住者和來訪者地下的規劃多為休息空間和文化空間。
非城市規劃設施的綜合
東西高速及南北快道建成后，在其輔道周邊地區規劃建居住、商業、辦公等非城市規劃設施。從而使城市規劃設施和非城市規劃設施得到綜合協調發展。具體來看，東西高速和南北快道相銜接的地上部Center Loop的規劃不僅能緩解過度的交通量。更應考慮到人性化的親和性。也就是說在這些輔道設置后，通過這些輔道可以使商業集中區周圍建筑物的地下停車場方便快捷的直接進出。同時，考慮到交通的安全性，車輛進出時，在這些地下通道內將禁止超車、車道變更等。
結論
本論文以H市的東西高速直線化規劃角度入手，通過道路、停車場、公園、換乘站等的綜合規劃使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從而實現城市的立體規劃。特別是以換乘站為代表的大眾交通設施的規劃，不僅緩解擁擠的交通狀況，更能與周邊建筑相連接，有效促進商業經濟的發展，方便居民的生活。
在立體城市規劃概念的導入過程中，相對于城市設施與非城市設施規劃的綜合，我們現在最常用的為城市規劃設施的綜合。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規劃由2次元向3次元規劃發展將是必然趨勢。本論文以H市規劃為實例，通過具體分析，為其他城市立體規劃的導入，提供一定借鑒。
參考文獻：
【1】張庭偉.中美城市建設和規劃比較研究,2007.
【2】H. W. Richardson,Regional Growth Theory, London: Macmillan,1973.
首先看看尤侗自己是怎么說的。尤侗在悔庵年譜里說的是“自制北曲《讀離騷》四折用自況云”①。可見尤侗認為《讀離騷》是北雜劇。而韓莉等人又認為《讀離騷》是南雜劇。
北雜劇主要指的是元雜劇，大家都很熟悉。而南雜劇卻比較模糊，目前學界對其界定也不一致。南雜劇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明人胡問煥輯的《群音類選》一書中，其卷二十六有被胡文煥稱為“南之雜劇”的劇作十三種。它們是：《高唐記》、《京兆記》、《洛神記》、《帝妃游春記》、《蘇秦夏賞》、《韓陶月宴》、《戴王雪訪》、《玉通和尚罵紅蓮》、《明月和尚度柳翠》、《女狀元》、《催護記》、《桂花風》、《男風記》。《群音類選》在南之雜劇下記載說這些雜劇是南之雜劇不分折如果我們要對其分折的話，可以這樣分：催護記、桂花風都是5折，其余十一劇均為1折。從用曲來看戴王雪訪和桂花風中的慶賞是南北曲套用。玉通和尚罵紅蓮、明月和尚度柳翠是純用北曲，其余為南曲②。呂天成在《曲品》中曾說：“不作傳奇而作南劇者一徐渭一汪道昆”。③呂天成認為徐渭和汪道昆二人不作傳奇而作南劇，可見他是把南雜劇和傳奇相對應的。但是徐渭和汪道昆二人所作的雜劇是否全為南雜劇，呂天成卻沒有說明。同時王驥德對南雜劇也有評論，他在《曲律》卷四《雜記三十九下》中說：
余昔譜《男后》劇，曲用北調，而白不純用北體，為南人設也。已為《離魂》，并用南調。郁藍生謂“自爾作祖，當一變劇體。”既遂有相繼以南詞作劇者.后為穆考功作《救友》，又于燕中作《雙哭》及《招魂》二劇，悉用南體，知北劇不復行于今日也。④
王驥德把“以南詞作劇”作為“南劇”的特點。王國維說：“至明中葉后，不知北劇與南曲之分，但以長者為傳奇，短者為雜劇……余如沈君康等，雖用北曲。而折數次第，均失元人之目。”⑤周貽白在《明人雜劇選·后記》中說到：“較末一期的作者如孟稱舜、葉憲祖、陸世廉等；雖然或北或南，仍為四折至五折的體制，但整個的趨勢已成為所謂‘南雜劇’的局面。那便是參用南曲或全用南曲來撰作雜劇，不復顧及以往的那種清規戒律。”⑥鄭振鐸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下卷中寫了“南雜劇的出現”一章，他在其中提到：“明代兼用南北曲或專用南曲的這種戲曲形式都稱為南雜劇。”⑦在李修生和趙義山主編的《中國分體文學史》戲曲卷中這樣寫到：“明后期雜劇創作逐漸突破元人雜劇體制的限制，接受南曲的影響，多用南曲寫作，所以明后期的雜劇也稱南雜劇。”⑧張正學在《從南戲—傳奇、元雜劇到明清南雜劇——試論南雜劇對南北戲曲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一文中指出：“（南雜劇）用曲以南曲為主，北曲為輔；篇幅長短隨意但又始終比較短小；韻系以《中原音韻》為主而兼采《洪武正韻》；押韻以一折（或出）一韻為主但又時常一折（或出）兩云甚而三韻；平上去三聲通押但又有入聲單押的例子；演出體制以腳色制為主但又兼用‘正外制’；劇作常用下場詩但又非劇劇如此，折折如此；部分劇作還用‘集唐’的形式……”⑨王永健在《關于南雜劇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認為：“南雜劇，其本質特點在于一個‘南’字。這就是說，它是依照昆山腔新聲的格律和排場創作、演唱的一種戲曲樣式。由于它在形式上，與金元和明初的北曲雜劇有某些相似之處，故稱之為南雜劇。”⑩徐子方認為南雜劇在明中期的概念實際上是包括南曲、北曲和南北合套曲在內的文人劇。張全恭認為（南雜劇）說的是明代中期以后以用南曲創作的雜劇。杜桂萍在《略論南雜劇》一文中也給南雜劇下了定義：“南雜劇是明中葉以后出現的一種戲曲形式。在一個劇本內兼用南北曲或專用南曲，有輪唱或合唱，篇幅從一折到十折，類似短的傳奇。”B11廖奔在《明代雜劇概說》一文中說：“明初雜劇作家，永樂宣德年間知名的只有朱有墩一人……嘉靖年間達到相當數量，但體制上則距離元雜劇越來越遠……甚至出現全部用南曲寫成的南雜劇。”B12
以上學者對南雜劇的評述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篇幅、用曲、演出體制、賓白、形成時期。取得統一意見的是篇幅短小靈活但仍無定論；演出體制開放，劇中人物均可依據劇情的需要自由“唱念做打”，在同一劇中可以由不同的角色來唱甚至在同一劇中的同一折中也可以同時兩人或多人分唱、輪唱、眾唱，無旦本、末本之分；從形成時期來看，主要是在明中葉以后。最大的分歧在于用曲，其焦點在于是否可以純用北曲。純用南曲或者南北曲兼用的雜劇，大家一致認為是南雜劇。有人認為南雜劇中可以純用北曲，有人認為南雜劇中不可以純用北曲。而從具體南雜劇作品來看，顯然是可以純用北曲的。可見，用曲不是區別南北雜劇的唯一標準，而是主要區別特征，我們應該綜合考慮南北雜劇各方面的特點。
學界公認的北雜劇最顯著的特征是一本之中純用北曲，一本四折或一本四折一楔子，每折用一個宮調套曲，四折所用宮調不重復，每折一韻到底，用中州韻，一腳獨唱到底。根據前面的分析，對比北雜劇的主要特征，我們不妨這樣歸納南雜劇的主要特征：一本之中以南曲為主，可南北兼用，也可純用北曲，篇幅短小靈活不拘泥于一本四折，每折可以用幾個宮調，一本中所用宮調可以重復，一折之中可以押不同的韻，并且據中各個人物可以依據劇情的需要自由“唱念做打”。
下面來具體看看《讀離騷》雜劇的體制。它純用北曲，一本四折，末生分唱（前三折為末唱后一折為生唱）；在宮調曲牌方面，第一折用北雜劇傳統的[仙侶宮][點絳唇]套曲，第二折用[正宮][端正好]套曲，第三折先用[仙侶][賞花時]只曲，接著用[雙調][新水令]套曲，第四折用[中呂][粉蝶兒]套曲。除第三折用了[仙侶][賞花時]只曲以外，其余三折的宮調曲牌均嚴格按照北雜劇的慣例運用。用韻除第三折[仙侶][賞花時]只曲與[雙調][新水令]套曲不是押同一個韻以外，其余三折均一韻到底。另外，《讀離騷》的賓白既有韻白也有散白，且散白又有獨白和對白等形式；動作提示叫科而不叫介；其題目正名與北雜劇運用非常接近。
比照南北雜劇各自的特點來看，《讀離騷》似乎應歸為南雜劇的范疇。但是它與典型的南雜劇相差又太遠。《讀離騷》純用北曲和一本四折的特點與北雜劇完全吻合。雖然不是一腳主唱，但是正末在北雜劇中是主角，生在南雜劇中也是主角，而且都是男性角色。作者考慮到劇情的需要把兩個腳色用于同一劇中分唱。其實這樣的唱法在北雜劇中早已出現過。北雜劇中一折之內一般只用一個宮調，而《讀離騷》第三折中用了兩個宮調。但是第一個宮調只用了一支曲子而且是北雜劇中常用于楔子的曲子，我們把這支曲子當作楔子來看待也未嘗不可。可見，《讀離騷》在總體形式上遵守了北雜劇的規矩，在個別地方有細微的突破，但仍然是在北雜劇的框架下使用，這并不影響其作為北雜劇的整體效果，我們仍然能從中感受到北雜劇的風采。而且在明朝前期也曾出現過突破北雜劇嚴格的“清規戒律”而創作的雜劇，但它們仍然屬于北雜劇，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們仍處在北雜劇的大框架之下，仍然具有北雜劇顯著的特征。尤侗本人也是把《讀離騷》作為北雜劇來創作的。當時南雜劇盛行，尤侗本人也善南雜劇，如果他想把《讀離騷》以南雜劇的形式來創作，那也是輕而易舉之事，而他卻并為這樣做，這也不得不讓人覺得他是有意而為之。
因此，結合南北雜劇各自的特點和《讀離騷》的總體形式以及尤侗本人的觀點，我暫且把此劇歸為北雜劇的范疇。當然同時也必須指出，《讀離騷》一劇的確也受到了南雜劇的影響。（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
注解
① 尤侗，《悔庵年譜》卷上，《清楚名儒年譜》（六），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第683頁。
② 由于群音類選的前5卷已佚，我們無從知道編者把這十三種劇歸為“南之雜劇”的真正原因和選擇標準，而這里的“南”指的是什么也不是很明確，因此在這里暫不妄加評論。
③ 呂天成《曲品》卷上，見于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卷六，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220頁。
④ 王驥德《曲律》，見于中國戲曲研究院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卷四，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179頁。
⑤ 王國維《王國維戲曲論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7頁。
⑥ 周貽白《明人雜劇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738—739頁。
⑦ 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下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889頁。
⑧ 李修生，趙義山主編《中國分體文學史》戲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149頁。
⑨ 張正學《從南戲—傳奇、元雜劇到明清南雜劇——試論南雜劇對南北戲曲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第35頁。
⑩ 王永健《關于南雜劇的幾個問題》，載于《藝術百家》，1997年第2期，第64頁。
B11 杜桂萍《略論南雜劇》，載于《求是學刊》，1900年第4期，第51頁。
B12 廖奔《明代雜劇概說》，見《戲曲研究》第30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年版。
參考文獻：
[1] 吳梅.顧曲麈談中國戲曲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2] 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3] 杜桂萍.略論南雜劇[J].求是學刊1900：4.
[4] 韓莉.論尤侗及其戲曲創作（碩士學位論文）.西北師范大學，2007.
[5] 廖奔.明代雜劇概說[J].《戲曲研究》第30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
關鍵詞：大明宮； 地域性景觀文化； 高臺建筑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theory of regional landscape, it has been acknowledged that some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scenic spots have been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prote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dings and design of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al theory around Xi’an have been carefully observed.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Xi’an Tang Daming Palace located in and its repair in protection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 books and articles.
Key words: Daming Palace;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e; high-platform building
中圖分類號：P90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根據專家的分析和論證，未來西安中心城市發展模式為：“九宮格局，棋盤路網，軸線突出，一城多心”的空間布局模式。其中“軸線突出”是指“長安龍脈”南眺終南山，北望渭水，是縱貫西安南北的一條城市主軸。天氣晴朗的時候，可以南望遠觀南山的巍峨。從大明宮含元殿到大雁塔這條盛唐時保留下來的南北軸線，在今天仍然作為西安重要的景觀軸線。
唐大明宮到大雁塔南北軸線示意圖
唐大明宮遺址保護圖
1 西安城址選擇的淵源
1.1西安地區的地形特點是東南高而西北低，與關中平原西高東低的地形特點略有差異。
1.1.1西安地區的城址選擇經歷了由西南到東北，又折向東南的轉移過程。
在地勢地貌圖上，我們可以發現，由于秦嶺山脈在西安城南折向東北去，造成西安地區的地形東南高而西北低。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發源于秦嶺山地的灞河、浐河和潏河等，都受到了這種地形特點的制約，縱貫西安東南地區，趨向西北入渭。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區的平原，使其成為東南、西北向的長條形。
2 西安市唐大明宮遺址
2.1西安唐大明宮遺址的歷史
唐大明宮遺址位于西安市北郊龍首原上，在唐代是長安城三大宮之一。大明宮平面略呈梯形，面積約3.2平方公里。宮墻周長約7.6公里，四面共有11座門，已探明的殿、臺、樓、亭等基址有40余處。宮南部為前朝，以自南而北的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為中心組成。
大明宮北部的內廷中心為太液池，周圍有三清殿等多處建筑基址分布，內廷西部有朝廷宴會和接見外國使節的麟德殿。規模十分宏偉。1996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2西安唐大明宮遺址的構架
2.2.2麟德殿遺址
麟德殿位于大明宮西部，建于唐麟德年間。建筑面積達12300多平方米。遺址中出土大量黑色筒瓦，還有少量的琉璃瓦片。臺基周圍出土很多螭首石刻和石望柱殘塊。階道鋪有蓮花方磚，這是其他遺址所少見的。
2.2.3大福殿遺址
大福殿是唐大明宮內大型殿堂之一。殿址位于大明宮鄉炕底寨村內。現存夯土臺基東西長70米，南北寬50米，高約5米，總占地面積約11600平方米。
2.2.4凌霄門遺址
凌霄門亦名青霄門，是大明宮北墻偏西之門，位于玄武門以西355米處。考古探測為一個門道，距宮城西北角195米。遺址在炕底寨村東北隅。
2.2.5玄武門與內重門遺址
玄武門是大明宮北面的正門。位于北垣中部略偏西處，西距宮城西北角538米，東距東北角597米。在考古發掘之前，看不出門的形狀，只是在兩側有類似土丘的夯土基座。
唐大明宮宣武門復原圖
門址范圍很廣，發掘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玄武門只有一個門道，基座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34.2米,南北寬16.4米，兩側為高起的夯土門樓基座。周圍砌有磚壁，與門基兩端相接的一段宮墻。門東面保存最高處有3米，寬約5米，較當時地面略高。南面兩側鋪有蓮花方磚，與門道的磚壁及散水相連。玄武門以南的東西兩側是廊廡建筑，與南邊內重門相接。內重門在玄武門南20米，是與玄武門相對的一較小的門，門兩側筑有寬僅2米的夯土墻，向東西分別距20多米處北折與北城墻相接，即對玄武門呈環抱的形式。
2.2.5重玄門遺址
唐大明宮重玄門和玄武門復原圖
重玄門遺址位于玄武門正北夾城處，距玄武門156米。保存得比較好，門道兩側的門樓基座高出現在地面4米多，呈馬鞍形土丘，中間低處是門道。門道東西長33.6米，南北寬16.4米。夯土心，外砌磚，兩側還保存著柱礎和墻根灰底,門樓基座兩端都比玄武門加寬和延長了許多，寬5.2米。門洞中段，有道青石門檻。門檻兩端各有枕石，每道門檻之間相距2.45米，門洞之上有門樓。
2.2.6三清殿遺址
三清殿遺址位于大明宮西北隅，大明宮鄉炕底寨村東北角，是一座高臺建筑，為宮廷道教建筑之一。臺基北高南低，現存高度為15～12.6米，平面呈凸字形，北寬南窄，南北長78.6米，東西寬北部為53.1米，南部為47.6米，面積達4000余平方米。
2.2.7清思殿遺址
清思殿是唐敬宗時所建，位于東城左銀臺門內，南北長228米，東西寬33米。
2.2.8唐太液池遺址
太液池又名蓬萊池，位于大明宮北部居中地帶。初鑿于貞觀或龍朔年間。開元后期，玄宗曾命在太液池兩岸筑望月臺與楊貴妃賞月，臺高百尺。池中有蓬萊山，山上有太液亭。
源自史書中的唐大明宮太液池
太液池面積約1.6萬平方米，分為東西兩池，中間有渠道相通。太液池水源引自南來的龍首渠。有暗渠與宮外相通。沿岸回廊與附近宮殿建筑，都根據地貌特點，著意布置，錯落有致。遺址在今大明宮鄉孫家灣村西南。
2.3大明宮遺址的修復
大明宮遺址位于西安市自強東路以北、玄武路以南范圍內，修復計劃將重點發掘麟德殿、含元殿、三清殿等殿堂遺址和重玄門、玄武門等宮門遺址。大明宮遺址保存比較完整，埋藏豐富，是唐代建筑研究的珍貴實物資料。
3一些建設中蘊含著的地景文化理論
3.1 中國古代高臺建筑
中國傳統地景文化理論的發掘，中國的先人對自然環境的認識，以及形成的自然哲學觀。我不知道高臺建筑是不是符合地景文化理論的基礎，但是總感覺到之所以這樣利用天然地勢甚至是人工夯土建造的土臺上的建筑，彰顯著一種膜拜與尊貴。甚至有一種防御的功能。
古代高臺建筑
高臺建筑利用天然的土臺或人工夯土的土臺，在其上建造宮殿和樓閣。最高的土臺有20米，一般都在5米到15米。建筑高臺能使人感到莊嚴、尊貴，既可登高遠望、眼界開闊，同時也利于建筑本身的防潮濕和通風。高臺的做法分為兩種，一種是利用天然高臺，一種是人工夯土高臺，有的則在山坡處利用山半腰中突出的臺地，也有的是在山頂上建設廟宇。人工夯土高臺，多用于廟宇和宮殿的內部，或者用于城市建筑。建造獨立的高臺，臺的四周多用磚墻砌到臺頂，以使高臺整齊。一組建筑中，或者一個城市里的高臺建筑大都是重要的建筑物，可使整個建筑群有高有低、此起彼伏，有一種錯落有致、波瀾壯闊的變化。
4小結
地域性景觀文化在我國整個建設歷史中，從始至終貫穿著她的精華，現在游歷或者翻看歷史上保留下來的完整的或者點滴的遺址，有關運用到地域性景觀文化理論的古跡仍舊散發著她巍峨、莊嚴的光芒。
參考文獻:
中國古代高臺建筑的文化寓意.范艷輝，趙曉輝，句建國.《華中建筑》2011年第07期.
中國古建筑知識問答.張馭寰.《人民日報海外版》.
中國古代高臺建筑特征描述. 百度文獻.
大明宮遺址.百科名片.
文學地理是人文地理的一個重要分支，1865年法國批評家丹納的《藝術哲學》從種族、環境和時代三個方面出發來建構藝術哲學，他認為因為氣候和自然形勢的選擇，會影響到風俗習慣和時代精神等精神的氣候。1927年出版的德國地理學家阿爾夫雷德•赫特納《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一書，就辟有“美學地理學和作為藝術的地理學”專章，厘定美學地理和藝術地理性質的學科性質，他認為美學地理學“從某種意義說它是美學的一個分支，把美學的觀點運用到地理學的事實上”。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積蓄了豐富文學地理傳統，形貌各異的文化地域景觀蘊含著無窮的文學資源，《詩經》和“楚辭”分屬北南文化地域的既成事實，就標領了我國文學的地理學的考察脈絡。從漢代司馬遷的《史記》至明代王士性的《廣志釋》，隱含著一條潛在的文學地理鏈條，遑論卷帙浩繁的方志之中諸多隱而未彰的文學篇什。胡阿祥《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率先拈出“文學地理學”一詞，拓新了文學和地理的研究領域：“然則以數量龐大、種類豐富、民族眾多的中國歷史文學資料為基礎，‘中國歷史文學地理’學科的創建，是有可能的。”“中國歷史文學地理以其研究對象為文學，所以也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梅新林《中國文學地理形態與演變》則以場景還原和版圖復原為理論構架，顯示了文學地理的深度融合和集大成姿態。
文學地理學根基于文學，形成文學與地理學的交融，它展示地域觀照視野下的文學演變趨勢和文學人文的脈絡。梅新林《中國文學地理學導論》云：“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有機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清晰地確認了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本位，凸顯了基于文學本位的文化地域考察視野。作家的藝術個性和創作風格，是地理文化的形象顯示。羅根澤的文學地理觀恪守文學本位，特別是強調以文學家為考察中心，這種研究視野的確立客觀體認和展示了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基礎。就詩歌而論，羅根澤在梳理漢賦作家的評論之時，就清晰地意識到地域民風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宋玉的《九辨》云：‘竊慕詩人之遺風兮，愿托志乎素餐。’當然是引用的《詩經•魏風》所謂‘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但較北方學者，如孔、墨、孟、荀的服膺《詩經》，相差甚遠。”在他看來，屈原、宋玉等楚辭作家很少甚至不征引《詩經》的文學現實，正標舉了中國文學起源中的《詩經》和“楚辭”兩類地域文化脈絡。羅根澤在《晚唐五代文學批評史》中論述“詩格”之時，援引《文鏡秘府論•論文意》所云“司馬遷為北宗，賈生為南宗”之說，確立了散文的南北分野。文學地理所蓄積的文化張力，在一定時空條件下會引發文學革新思潮。羅根澤追究古文運動的成因，有意從地理視角切入和突破，其云：“而唐代的有名的古文家，除陳子昂外，又大半是北人；就中的元結獨孤及，不惟是北人，且是胡裔；所以古文實興于北朝，實是以北朝的文學觀打倒南朝的文學觀的一種文學革命運動。”以文學地理來為古文運動號脈，已觸及古文運動勃興的地域背景，這種思維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文學思潮的形成和發展往往離不開原生環境的影響，區域文化所積蓄的能量形成革新思潮對守成觀念的大面積釋放。他進而斷論：“古文運動所以肇端于北朝者，最大的原因由于南朝的地方經濟不同；而北朝多胡漢雜種，胡人固厭薄文麗，當亦是原因之一。唐代的古文家不惟多是北人，若獨孤及與元結，更直是胡裔，此種消息，不難窺知了。”地域經濟的繁榮，直接影響文學的發展，同時又隱含著因循守舊的經驗思維。沾溉北方文學的場域特質，豪放求新之氣驅使文人以復古求革新。緣于地域文化而引發的文學革新，形成根基于地理文化之上的審美情趣和藝術心理的嬗變，姑且不論這種分析是否命中古文運動爆發的關鍵，但這種另辟蹊徑的文學創新思維倒是值得稱頌的。
地理環境對于中國文學、中國文論的影響是持續而深刻的，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使得文學發展的多樣性成為可能。羅根澤的文學地理觀兼有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色彩，推舉自然地理作用下的文化習俗的能動作用。其在考察中國文學批評的“時代意識”之時就論：“橫的各國文學批評異同，大半基于空間關系；縱的一國文學批評流別，大半基于時間關系。所以中國文學批評的特點，我們歸之地理的自然條件。”以空間與時間的演奏來把捉古代文論的特點，甚至直言自然地理之于中國文學批評特質的關鍵作用，強化了文學研究的人文地理特色。文如其人，作為創作主體的文學家總是一定文化區域的社會人，相應地域的風土人情和民俗性情總會或隱或顯在其文學作品中流露出來，從而形成相對固定的文學風格。羅根澤屬意時空維度來考察文論特點及其嬗變的思維方式，展示了樸素的文學地理意識。在此統攝視野下，羅根澤援引魏征《隋書•文學傳》和李延壽《北史•文苑傳》的相關知識，推舉地理因素為形成中國文論特點的根本原因之一：“此中原因甚多，最重要的當然是歷史條件和自然條件。”羅根澤肯定了地理因素打造了中國文論的多樣類型的可能，但又絕非簡單的地理決定論者，顯示其求真的學術識見。這樣，經由文學家這一中介，文學或文論因地理之異而形成不同的文學類型和區域特色。在中西文化的對比研討中，羅根澤將二者細論為以海洋文化為表征的歐洲文明和以平原文化為特質的中華文明，側重文化地域生態來考察二者文化差異：“中國的文化，發源于寒冷的黃河上游，經濟的供給較儉嗇，平原的性質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屬意中華文明發祥地的地域生態，強化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尚用色彩，“中國的文學批評偏于文學理論，與西洋之偏于文學裁判及批評理論者不同。”就中西不同文化生態環境而論，建構了地域文化基礎上的思維演變，培植了不同文化區域背景的文化生活格局，羅根澤明顯認識到中西文論的相對獨立性，而這種相對自足的文論體系恰恰又是建立在人文地理基礎之上的，從而呈現與西方大異其趣的藝術追求和批評趨尚。這種旁借異域，注重從地理因素來橫向比較的文學眼光，展示羅根澤開放的學術路徑，羅根澤獨到的文論思維洞悉了文學地理學的壸奧。
轉貼于中國
中國民族文化精神的發揚往往根基于民族文化生活土壤，受文學地理的制約，中國文論往往形成多樣多色的潛質。文學的空間分布呈現相對的獨立性，但并不排斥區域文學的互相滲透和彼此影響。按照梅新林的文學地理學建構，文學地理是作家籍貫、作家活動、作品描寫和作品傳播四個層序的動態綜合。山川和水文等自然環境的差異往往會導致南北文學不同的審美風格，羅根澤認為“中國南北的地理風土不同，因之人民的習俗和學藝也不同。但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歷史發展的不平衡，而民族因素和學術因素，也有關系。晉室南渡，‘過江名士多于鯽’，可見故家大族率遷于南朝；而留在北朝的當然大半是鄉閭平民。”就文人的遷徙來分析南北朝文學的不平衡，羅根澤的考察范圍涵蓋了作家活動和作品傳播等領域，顯示動態考察的特色。在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區域圈，往往有中心地帶、邊緣地帶的分野，傳統的華夷之辨表現在文化上便是文野之爭，民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文學中心的遷移。羅根澤客觀體認了文人遷徙之于文學風格和文學發展的巨大作用，文學核心時有遷移，恰好形成中國文學吸納異質的開放氣概。魯迅先生《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所論“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也客觀體認區域文學的相互交流和影響。風土習性的差異，融化在民族文化血液里凝固成一種民族文學生態，波及文學形貌的存在和發展。羅根澤說：“南朝的文人大體都是自中原移來的貴族華人；北朝的文人，雖則未必滲入了胡人之血，但胡人的質俚樸素，總會使他們的觀感改變，而漢制于胡，又會使他們發生報仇的意志。這也會使南北兩朝，對文學的要求不同。”作家活動區域的更替，往往會刷新文學要求，羅根澤敏感于地理環境之于作家風格的影響，文風的雅俗之辨更多時間是后天學習和效仿的結果。漢人重經驗思維，所以易因循守舊；胡人勇于開拓，敢于創新，胡人的剛健質樸熏染了北朝文人的清新自然之風，漢人的經驗思維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胡人的文化意識，如此循環往復的影響，才能永葆中國文學的生機和活力，作家活動區域的更替打破了文學區域阻隔的現實，北方文學的壯美和南方文學的秀麗構筑了多色復雜的中國文學，一部中國文學史正是包括南北方文學在內的各區域文學相對自足又相互影響的文學交流的結晶。羅根澤認為地理上南北差異，造成愛美與尚用的審美趨向，而拓宇于楚辭的漢賦批評允符了這種需要，“漢代所演唱的本來就是一幕‘南北合’的滑稽劇”，漢賦批評意在調解南北的不合，立足于南方，則偏于愛美，根基于北方，則趨向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