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30 10:40:03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會計制度設計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保險制度變遷帶來的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正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進入深化改革的攻堅階段。改革初期提出的“打破鐵飯碗”，提倡勞動力自由流動、自主擇業的要求已經基本達到，帶來的是新的問題，即打破“鐵飯碗”后吃飯問題靠什么保障？擇業未成時誰給生活費？企業不景氣甚至破產時誰給報銷醫療費，誰發退休金？諸如此類問題，使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被擺到改革的前列，當前，保險制度的變革就引發了一系列值得深究的現實和理論問題。
首先，保險制度由企業自理、部門自理，走向社會化保障制度，產生了許多不相適應的問題。很多老企業背負著巨大的退休職工經濟包袱，削弱了老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能力。
其次，經濟改革涉及到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也涉及到風險和負擔的再分配。企業改革客觀要求社會管理制度建設跟得上，特別是職工本人無法解決的生老病死的問題，需要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社會保險制度來解決。社會保障制度是總的方面，它包括經常性的退休金、醫療費、住房購租等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包括突發性的大宗的偶然支出，如急病、重病、生育、房屋大修等，都需要保險制度來集千萬人的資金，資助少數人的危急之需。沒有保險制度不但不利于個人也可能拖垮企業。社會保險制度承擔了政府安定社會、解急救難的功能，因此，社會保險需要企業、單位、個人的長期、有力的支持，更需要政府予以特殊的政策，讓其早日增強實力，應付不測。
再次，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也要逐步成熟和完善，正如經濟改革一樣，要步步深入，層層推進，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還不發達，社會管理制度還不完善、社會積累還不豐富、人們的思想覺悟還不高，在這種現實的條件下實現社會保障制度，也只能因勢利導，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挖掘有關方面的潛力。社會保障制度既然能夠造福社會、造福人民，那么就應該發揮社會各方面的以及海外的積極性，大力支持社會保障事業，比如說，籌辦各種募捐、義賣等形式的慈善活動，充實社會保障基金。這種基金必須不以贏利為目的，而有所收益也必須如數用于社會保障事業，即使是其中的社會保險也必須堅持這一條，與商業保險劃分得越清楚，其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就越有力。社會保險發展壯大的關鍵恐怕離不開“來自社會，全心全意為社會大眾服務”的自身發展宗旨。社會保險承擔了穩定社會、救危解困、為企業和單位松綁的職能，它分擔了政府有關方面的職責，因此社會保險工作要充分考慮遵從商品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做長期虧損的生意，但作為政府應管的社會保障功能的分擔者，它以政府代表的名義出現更為有利。
二、社會保險實踐的啟迪
通過幾年努力，廣州的社會保險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框架，進入營運階段，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以社會保險為主力創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歷史創舉，也是一次舉步維艱、困難重重的改革“”。社會保險既要解決參與者的有關項目保險問題又要解決缺乏政府資金注入的問題。從廣州情況看，諸多大宗或突發性的支付項目都要依靠社會保險，其發展前途當然可觀，但在開始階段社會保險實力則令人擔憂。因為社會保險本身也需要一個資金和經驗的積累過程，難免有起伏興衰的曲折過程。
根據資料分析：1996年廣州市失業保險基金缺口400多萬元，應繳未繳的企業較多，1992年～1996年全市有300多家困難企業辦了養老金緩繳手續，緩繳金額達2億多元，靠全市調劑的單位占總數的40%。企業發展不平衡形成苦樂不均，而有了社會保險，矛盾就可以集中社會力量來解決。解決的辦法既要靠社會力量和政府投入，同時又要靠企業的改革求得生存與發展。對那些處在變革之中的困難企業更需要社會保險扶持渡過難關，這些困難企業多是紡織、電子、航運、供銷、交通、區街集體企業等，社會保險既然擔當了政府部分職能，也應得到政府財政、稅費政策的優惠和支持。對困難企業職工的救濟可以通過社會保險去發放、管理和運作。通過社會保險機構實施社會福利措施，有利于監督、測算和及時有效地運作。在改革過程中，必須兼顧公平與效率兩方面，在實現社會穩定前提下加快改革的步伐，國家、企業和職工分別合理負擔，盡快妥善建立社會保險制度，開創一個新局面。
三、完善社會保險制度，開拓更廣的領域
社會保險靠全社會的普遍參與，以千萬人的資金來資助偶然的個別支出，以長期的投入支付退休后經常的支出，以上一代人的積累支付后代的保險等，才能使社會保險的根基越扎越深，樹冠越長越大，所蔭庇的社會成員日益增加，所資助的項目更加有力。從經濟學分析，社會保險體制有幾種類型：
其一，供款基準制，即保險措施對具體受益人的提供取決于（或主要取決于）該受益人過去在保險體系中的資金貢獻量（供款量），其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運用預籌積累的方式來籌集資金的。其原則是，先積累，后受益，而且資金積累的過程不是一次完成的，是要在若干年的時間里，按照一定的繳納比例規定，逐年逐月地交費累積而成的。其主要優點在于，它能夠保證社會保險有可靠的資金來源，不會發生寅吃卯糧的問題，受益的多少取決于積累數量的多少。其具體方法是采取個人賬戶，在社會保障體制中引入激勵機制，由于個人賬戶產權界定清晰，因而可以調動人們進行積累和勞動的積極性，避免吃“大鍋飯”的舊病復發。
其二，受益基準制，即保障措施對具體受益人的提供取決于（或主要取決于）規定中的受益與否的標準（或公式），按照受益人當前的狀況（如年齡、身體健康狀況、失業期等）是否符合特定的標準而決定。此方式注重受益條件的公平性，而不注重受益人已經在資金上貢獻的多少，從資金籌集方式看是采用現收現付制來籌集資金并滿足當期的支出，這種強調同等條件面前人人平等的分配方式有社會公證性的一面，但又可能有吃“大鍋飯”的問題，缺乏激勵機制，但管理相對簡便，主要的資金來源是稅收，不涉及投資及投資回收問題，因此管理成本較低。
其三，混合制，即上述的供款基準制與受益基準制兩種基本類型擇優而成。利用受益基準制來提供普遍性的最基本的社會保障，而使用供款基準制對具體個人提供附加的個人保障。也就是用較低的所得（薪給）稅稅率征收一部分公共財政收入，由財政支出按某種受益公式對退休、醫療、失業、傷殘、意外等提供水準較低的但普遍適用的基本保障，這一部分保障強調公開性和社會安全網的作用，但大多數人不會滿足于低水準的退休金和其他保障，因此仍要安排供款基準制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是個人賬戶，自存自用、預籌積累式的，它提供了明確的激勵特征。
社會保險中著重在養老、醫療和傷殘、失業等幾項中具有供款基準制特征，不同于商業保險，但也帶有商業保險的某些特征，就是參與者才能享受。并且供款基準制鑒于人們對未來風險的非理性預期，必須實行強制性的儲蓄積累方式。因此，政府干預經濟的功能就更加明顯，而且不同時期可能要求不同繳款比例的儲蓄額。對于已參加公有制企業工作多年的職工，他們過去對社會積累的貢獻大都形成國有資產，因此在實施社會保險個人繳費時則應考慮到原有的貢獻，當公有制企業老職工面臨不能支付社會保險繳款的困難時，有必要從財政上予以資助。再一個途徑就是通過社會援助、募捐籌資。在新舊體制交叉的過渡時期必須通過一套漸進、協調的靈活方法來完成機制的轉換。
就廣州的現狀來說，采取分門別類的混合制更為適合，即以供款基準制為主，從每月工薪和企業中相應支付同項的籌款項目形成養老保障的部分，公有制企業及非公有制企業、個體戶也應納入其中，有余力的個人可以額外加入商業保險取得退休后比別人多些的退休保險金。對醫療保障、失業保障、生育保障等可以更多采用受益基準制，即以收納所得稅來建立，以多補少，以社會力量來救一時一人之危困。
加快社會保險體制的建成速度，必須做到教育市民認識社會保險的重要性及自覺參與社會保險的必要性。這是必須經常、深入去做的重要工作。建立新型的社會保險事業，必須有國家、企業、政府幾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成功。政府既要通過有效的機構去運作社會保障體系，又必須投入相當的財力、人力、物力才得以奏效；既要用強制性的手段（規定凡領工薪者必須參加相應的住房公積金、退休金、養老、醫療等保險），也要運用商業性的自主參預的手段（如商業人壽保險等），提高國民抵御風險、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建立社會安全網絡不能只用一根繩，必須有多條繩有機交織而成。
關鍵詞：產業升級，社會保障制度，風險結構
產業升級是經濟發展中的必然現象，產業結構由低到高的演進成為經濟發展的支撐。我國處在經濟起飛階段，為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新型工業化道路上的產業結構亟需升級。從產業結構高度化角度來講，我國應繼續推進工業化、市場化戰略，縮小農業及農業人口在產業體系中的比重，推進中心工業城市產業的資本、技術密集度。這種結構性變動會帶來就業、經濟增長、社會穩定等一系列風險，如何減少產業升級的負效應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方面。本文認為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能有效化解其中的風險。
一、產業升級導致的社會風險
任何社會結構的變動都會帶來不同程度的社會風險，產業升級是改變資源配置的結構性、系統性變動，是用先進技術對物質資本和勞動力資源進行重新組合的過程。其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就業風險。產業升級必然要引起勞動力資源配置的變動，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更優配置，其風險則是造成失業。從理論上說，產業升級過程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會對勞動力資源產生擠出效應，產業結構中的資本、技術密集度會代替一部分勞動力；同時產業升級也會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產生擴散效應，形成區域的產業鏈或產業集群，從而擴大就業。產業體系對勞動力的擠出到再吸收會有一個時間差，這個產業交替期間勞動力流動頻繁，就業風險就在這個期間產生。此外，城市工業擴張和較高的工資水平會吸引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加大城市的就業壓力。我國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深層次矛盾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會進一步加劇，不利于促進就業的產業結構會在較長時間后才能得到改觀。
2、失地農民的風險。產業升級會促使農村工業化、市場化進程不斷加快和小城鎮建設的擴張，造成大量耕地被圈占、征用，從而產生大量的失地農民。失去土地的農民便成為一個特殊的“無產階級”，比城市工人更加缺乏保障，是社會上生存風險最大的階層。其生存風險主要表現在：（1）缺乏進入其他產業的基本技能，只能從事對技術要求不高的體力勞動。但失地農民普遍年紀偏大，這也使得他們成為特殊的失業群體；（2）耕地占用的補償標準較低且給付方式不合理，難以保障失地農民的基本生活。目前農村土地占用補償與城市有很大差距，補償標準過低；還存在縣、鄉、村層層克扣的現象，財政較困難的地方更是將屬于農民的耕地補償款作為政府經費；征地補償款一次給付，而沒有將失地農民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導致失地農民的家庭在預期的生命周期內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在產業升級導致失地農民增多的情況下，這一人群流入城市將對城市產生較大影響。
二、社會保障體系防風險能力的缺乏
社會保障制度是工業社會的防風險機制，發達國家均在工業化過程中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而我國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卻不能有效化解產業升級造成的風險。這表現在：保障模式與社會風險結構不一致，保障的覆蓋面狹窄；總體保障水平較低且配置不合理，對真正具有較大生存風險的家庭補償較低，對正規就業且收入穩定的人群保障標準卻相對較高，產生了再分配過程中的不公平；社會保障體制脆弱，管理效率低，缺乏立法保障，沒有真正形成機制，動態地適應社會風險結構的變化。社會保障體系防風險能力的缺乏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1、“統賬結合”模式的危機。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現收現付的社會統籌和部分積累的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保障模式。統籌部分針對老職工的養老，個人賬戶部分針對能夠在工作期間充實個人賬戶的“中人”、“新人”。在產業升級帶來的風險結構變化的條件下，現有模式受到挑戰。產業升級中形成的新的社會風險，會導致一部分職工不能足額繳費，使其個人賬戶名存實亡，只有將其納入統籌項目方能保障風險，使本來支付負擔較重的統籌項目產生危機。個人賬戶不完善表現在：覆蓋狹窄，只將正規就業人員納入其中，而忽略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許多靈活就業人員，影響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個人賬戶的空賬運行反映了社會保障體制中的財務風險和管理漏洞。2、就業保障機制的缺乏。一方面，作為就業保障最主要的項目，失業保險沒有充分發揮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就業保障覆蓋范圍狹窄，失業風險較大的人沒有失業保險；體制僵化、管理低效，部分地區大量的失業保險結余存而不用，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失業救濟制度缺乏，暫時沒有納入失業保險體系的人群將處于較大風險之中。此外，目前社會保障體制的主要方向是保障失業者的基本生活，而促進就業和失業人員就業技能培訓功能較弱。
3、對失地農民保障的缺乏。和城市正規就業人口甚至其他農民相比，失地農民是最缺乏保障的。在現有社會保障體制下，他們最多享受到農村標準的最低生活保障。目前還沒有針對這一群體的起點較高的社會保障政策，有的只是理論界的探討。
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策略
從產業結構長期發展趨勢來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勞動力再生產，為產業升級提供了社會基礎。產業升級帶來的風險可以看作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最大限度地降低這種風險才能成功、有效地完成產業升級，而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減少這種成本的有效措施。社會保障在產業升級過程中的積極影響是多方面的：能夠縮小收入差距，減輕失業等遭受生存風險人員的社會抵觸情緒；擴大消費需求，刺激經濟增長，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產業升級也將提升我國的產業競爭力和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應從以下方面來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1、穩定社會統籌部分，推廣建立繳費確定性個人賬戶，以優化資源配置，形成規模較大的基金投入到輔助產業升級的經濟體系中。現收現付的社會統籌部分體現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的代際轉移，有較強的促進社會公平的功能，是應對制度轉型殊風險的必要措施，是產業升級中前期的主要保障手段。要加大籌集資金力度，多渠道籌集資金，使保險金能夠按時支付，杜絕對個人賬戶資金的占用，并逐漸補充、做實個人賬戶。此外，高效管理的個人賬戶會勞動者形成一種穩定和激勵的效果。
2、完善失業保險運行機制，加大就業援助力度。目前失業保險的需求遠遠大于供給，失業保險的覆蓋范圍比較狹窄。其原因不是企業擔心增加成本而抵制，而是缺乏政策上的規定。從推動產業升級的角度來說，失業保險擴面產生的擠出就業的效應很小。應建立一種效率機制，既能保證化解大規模失業的風險，又能充分利用已經形成的保險基金促進就業。地方政府可在政策范圍內靈活使用結余的失業保險金，并結合政府財政支持，加大對遭受失業風險人員的援助力度；逐步擴大建立失業保險的范圍，在就業培訓和就業服務上有所作為。
關鍵詞：社會保障制度費改稅社會保障稅
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必要的組成部分，其實質是經濟保障。如果沒有充足、穩定的社會保障資金支持，那么社會保障制度不過是一紙空文。但是由于制度上的缺陷，我國現行社會保障收費制度越來越難以滿足社會保障對資金的龐大需求，大量的單位和個人欠繳社會保障費，1998年企業欠繳318億元，1999年則高達388億元，各地平均收繳率為90%，個別地方僅為72%.這種情況的出現必將成為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絆腳石。因此，為了使社會保障有必要的資金，國家應盡早開征社會保障稅，這樣就可以將社會保障“費”改成“稅”，強化社會保障基金的收繳。本文結合一些國際經驗和我國的實際情況，試圖對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保障稅制基本框架和具體構想作一些研究和探索。
一、關于納稅人的確定
普遍性和公平性是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所追求的兩個重要原則，社會保障實施的范圍越普遍，越能體現出公平性。而且根據“大數法則”，參加社會保障的人數越多，互濟功能就越大，抵御風險的能力也越強。因此，社會保障稅的實施范圍應當是全體社會成員，不分城市和農村，不分行業和部門，也不分企事業單位的所有制性質，應盡可能地將條件具備的各類勞動者確定為社會保障稅的納稅義務人。當然，世界各國社會保障制度在建立之初，都很難做到籌資和支付的普遍性。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的生產力水平和管理水平還比較低，不可能很快實現普遍征收社會保障稅，只能逐步進行。
（一）當今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雇主和雇員均為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
為了更好地與國際接軌，應使我國城鎮所有用人單位，包括企業（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中方人員、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個體工商戶等）、事業單位、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以及其職工都成為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
（二）從理論上講，對機關和由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征稅實際上是對財政的行政事業經費支出征稅，似乎并沒有意義
從國外的情況看，英國、比利時等發達國家對公務員都實行一套相對獨立的社會保障制度，所需資金由財政直接撥款，現收現付，日常管理也由財政部負責。美國則對政府公務人員同樣征收社會保障稅。我國尚未建立起規范的公務員運作系統，機關和實行全額財政補助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基本是由國家支付養老和公費醫療費用的。但正是這種“國家統包”型辦法是我國實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動因之一，而且在市場經濟下，上述人員也會面臨失業問題。因此，從促進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保持稅制的規范性和公平性角度出發，應該把機關事業單位及其職工納入社會保障稅的納稅人范圍，不過其稅款可以從預算經費中列支，劃撥給社會保障機構。
（三）我國與西方國家國情存在的一個重大差異就在于，農業人口占我國總人口的80%以上
使廣大農民享受到社會保障是新世紀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基本目標之一，社會保障稅的開征不可不考慮到農村居民。但是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極不均勻的狀態，二元性特征突出，城鄉差異較大，因此，城鎮和農村的社會保障在籌資和支付水平上應體現出一定的差異。目前，我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非常低，多數農村居民收入偏低，承受能力弱，相對于城鎮社會保障改革的進度而言，農村社會保障僅局限于部分富裕地區試點階段，家庭保障仍是農村社會保障的主體。要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建立起統一的社會保障籌資制度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二、關于計稅依據的確定
國際上通行的社會保障稅的計稅依據是在職職工的工資、薪金收入額和自營人員的事業純收益額。其基本特點是：工薪收入是否包括各類獎金和補貼，視不同國情而定；工薪收入通常有最高應稅限額的規定，也有的國家規定有最低免稅限額；不允許有費用扣除，不包括資本利得、股息、利息所得等；個體自營者的計稅依據的核定方法靈活。
我國的社會保障稅計稅依據的確定既應當參照國際通行做法，又應體現我國自己的特點。
首先，社會保障稅是一種具有返還性質的目的稅，每個人的稅金繳納應與其享受的社會保障利益相匹配，同時考慮相對公平稅負的要求。從社會保障的收益來說，高收入者的自我保障能力較強，從社會保障中獲得的收益少或者根本無需收益。而低收入者則可能更多地依賴社會保障。因此，高收入者往往是社會保障的奉獻者，根據公平性原則，我國的社會保障稅應對高收入者設置免征上限，而對于收入較低者，只要其收入額超過最低生活標準一定限度，都應征稅（但需要注意稅后所得與最低生活費標準的銜接）。
其次，為了便于社會保障稅的征繳與現行社會保障費的征繳相銜接，具體計稅依據的制定基本可以參照現行社會保險繳費所規定的單位和職工個人的工資總額。職工工資總額應包括：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加班加點工資、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企事業單位應以職工工資總額作為社會保障稅課稅對象。但是應對繳稅工資基數進行調整，因為目前企事業單位通過瞞報、漏報工資基數逃繳社會保障資金的情況比較嚴重。據統計，1999年繳納社會保障資金的工資與1998年相比降低了5.7%（下降54.5元），而1999年的平均工資增長了11.6%.為了保證社會保障稅的收入來源，應把工資外收入規范化、貨幣化，列入繳稅工資基數。
在開征社會保障稅時，對國家公務員、由財政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工資應相應調整，因為這一部分人員原來的工資總額沒有包含社會保障支出。這一類人員的工資總額應為：計時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其他工資等，其中計時工資包括職務工資、級別工資和基礎工資等。
對于自由職業者而言，由于確定全部勞動報酬的難度較大，根據專款專用和收益對等的原則，應以他們獲得的毛收入作為征稅對象，以扣除規定的標準、照顧項目后的余額作為社會保障稅的計稅依據。
私營業主和個體工商戶等非工薪收入者的計稅依據，原則上應按一定時期內的營業額扣除一定的費用據實核定。但由于確定他們的全部勞動所得難度較大，可授權征收部門在當地上年度職工月平均工資一定限度以內確定，或者根據國際上的通行做法，以他們繳納個人所得稅的計稅所得額作為課稅對象。
三、關于稅目的確定
目前，關于職工基本養老、醫療和失業保險費的征收方法，國務院已經下發了統一性文件，這三項保險對社會經濟影響最大，其改革在各地進行得也最為廣泛和深入。工傷保險、女工生育保險仍僅限于部門出臺的試行辦法，多數地方尚處于試點階段，加之這些保險行業性特點較強，覆蓋面遠沒有上述三種保險廣泛，故暫時不應將其作為稅目的待選項目。
鑒于上述情況，有人主張社會保障稅應按照不同的社會保障項目，分別設置基本養老、醫療和失業等不同項目。應當說，這種意見考慮了社會保障資金的收入和支出相對應，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近期內開征若干個社會保障稅目，每個納稅人勢必都要根據不同的稅目分別申報繳稅，稅務機關也要根據不同的稅目分別征收入庫，繳稅手續和征收程序都比較復雜，從方便納稅和簡便征收原則出發，建議開征社會保障稅之初只設置一個稅目，即“城鎮社會保障稅”，這樣有利于稅務機關將應征稅款及時、足額地征收上來。
但是，考慮到征收社會保障稅應與現行社會保障制度相銜接的原則和大多數國家的通行做法，可以在“城鎮社會保障稅”稅目下設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障稅”、“基本醫療保障稅”、“失業保障稅”和“其他”四個子稅目，其中“其他”子稅目為預留子稅目。這樣在稅務機關征收稅款時，可以統一征收“城鎮社會保障稅”，簡化征稅手續；而納稅人在填寫納稅申報表時，分別填寫三項子稅目的金額，以便于做到專款專用，提高社會保障稅使用效率，避免因各類基金攪在一起不好控制管理和產生擠占、挪用等問題，而且也為以后不斷完善社會保障稅的征收體制打下基礎。
四、關于積累模式的選擇
在確定了以開征社會保障稅方式為我國社會保障籌資模式后，還應考慮社會保障基金的運行方式是現收現付式、完全積累式還是部分積累式，以便進一步確定具體稅率。但是，實際上，在社會保障稅的幾個子稅目中，只有城鎮基本養老稅目涉及累計模式的選擇問題。因為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上來看，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都遵循“收支平衡原則”，一般不需要實行積累模式，實行現收現付制即可。而養老保險由于會面臨未來人口老齡化的支付高峰，因而，往往強調實現一定程度的積累。西方一些發達國家養老保險長期奉行現收現付制，但從其發展歷程看，隨著這些國家逐步進入老齡化，則不得不依靠繳費率的屢屢提高來支付不斷增長的養老金支出，從而使養老保險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之中。英、美等國家早就注意到這一問題，從政策上積極鼓勵各種補充保險，甚至不惜實行強制性補充養老保險，其實質就是從現收現付制逐步向積累制過渡。
我國目前在養老保障方面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形勢：一方面，由于體制的原因，國家對“老人”和“中人”欠下的巨額養老金負債需要償還，而財政根本拿不出這么多錢，只好依靠目前的在職職工負擔一部分；另一方面，我國正在進入老齡化國家之列，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1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將達到12%，而老齡化社會的臨界點是60歲以上人口比重為10%.面對這種形勢，如果養老保障實行完全積累制，在職職工將難以承受過重的雙重養老負擔（據勞動部養老保障課題組測算，社會保障稅稅率要達到工資總額的33%以上才能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因此，我國的養老保險稅目實行部分積累制將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五、關于稅率的確定
（一）從世界各國實行的社會保障稅制情況來看，有兩種稅率制度可供借鑒
1.均一制，即均等稅額制。均一制是指不論被保險人收入的高低，一律繳納同樣數額的社會保障稅。社會保障稅采取均一制的國家只有英國、愛爾蘭、馬耳他等少數國家。如英國，對參加“老年、傷殘、死亡社會保險”的獨立勞動者，每周一律按3.4英鎊征收社會保障繳費；對參加社會保險的非工作人員，每周一律按3.3英鎊征收。這種辦法計算方便，征集簡便，但是由于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負擔同樣的保險繳款，低收入者的負擔就要比高收入者的負擔重，有違社會保障互助合作的原則，而且違保障保證低收入者基本生活的原則。有鑒于此，英國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對年利潤在3150～10000英鎊之間的獨立勞動者，除每周征收固定繳款外，還要加上利潤的5%；對一切工薪勞動者負擔的比率均改為按薪資比例制計算。
①就是采用這種方法。由于當時保險范圍不大，被保險人的收入差別不大，所以當時沒有作別的限制性規定。但后來隨著保險范圍的擴大，被保險人的薪資收入相差懸殊，又產生了累進費率制。薪資比例制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1）固定比例制：不論被保險人的收入高低，一律征收統一比率的保險費。如意大利的老年、傷殘、死亡保險，被保人一律按收入的7.5%繳納保障繳款，雇主按薪資總額的16.95%繳納。
（2）等級比例制：先將被保險人的收入劃分為若干等級，然后再就每一等級規定一個標準收入，最后以每一等級的標準收入為基礎，按規定的統一比率計算保險繳費。如印度的疾病與生育保險，被保險人的工資分9個等級，均按每一等級標準工資的2.25%繳款；雇主的薪資也分9個等級，按薪資總額的5%繳納。菲律賓的疾病生育保險也是采用這種方式。（3）累進費率制：對保險稅的收取比率將隨著被保險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漸提高，亦即對低收入者按較低的比率收取繳款，而對高收入者則按較高的比率收取。如匈牙利的老年殘廢死亡保障，對每月工資在1800元以下者，稅率為3%；每月工資在1800元～3000元者，稅率為4%；每月工資在3000元以上者，稅率為5%，以后每超過1000元加提1%，至10%為止。
（4）累退稅率制：對個人收入規定一個限額，對收入中超過限額的部分不征收社會保障稅。這樣，從繳納的保障稅與個人收入的比例來說，收入越多，繳納的保障稅在個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小，形成個人稅款的累退制。世界上有許多國家采用了這種方法。如法國的年金保險及失業保險、美國的年金保險、疾病與生育保險等。一般在對征收保險費的計算基數規定最高限額的同時，對給付津貼的計算基數也規定一個限額，而且往往是相同的。如美國在1981年對老年、傷殘和遺屬年金保險的交費和給付都規定了同一個計算基數的限額——19700美元。
（二）從我國的實際情況考慮，社會保障稅制應采用累退稅率制
1.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障稅稅率。雖然我國目前的養老保障適宜采用部分積累模式，但隨著改革的進行，將逐步向完全積累模式轉變。為了保證養老保障稅目的稅率穩定性和給完全積累模式做準備，可以根據完全積累模型計算這一稅目的稅率。但可以從這一稅收收入中取用一部分資金，而將另一部分資金納入積累基金中，當然取用資金的比例應逐漸減少。
完全積累模式的基本原理是：根據縱向平衡原則，在對人口、工資、物價、利息等社會經濟指標進行宏觀測算后，將被保險人在享受保障期間的總費用按一定的提取比例分攤到整個投保期間。
現假定：m為投保人的投保年限或工作年限；
n為投保人退休后養老金的支付年限；
W為投保人開始工作時的年工資總額；
Q為投保人開始年度的養老金給付額；
C為投保人投保期間不變的養老保險費提取率；
K為投保人工資的年平均增長率；
I為已提取基金的年平均增值率；
M為投保人退休時已積累的基金總額。
再假定：支付的費用中只包括養老費用，不包括管理費、醫療費等其他費用；不考慮支付期間年金的調整因素。
這樣，基金的提取過程及計算公式將是：
基金的支付過程及公式是：
按假定，投保人領取n年養老金后即死亡，故有：
現假定我國居民參加工作時的平均年齡為20歲，60歲退休，參加工作時的年收入為W，年平均工資增長率為7%，退休時按其最后一年的工資水平的60%發給退休金，再假定平均壽命為80歲，基金的年平均增值率為8%，則城鎮基本養老保障稅的稅率應為：
由解可知養老保障稅稅率應為該職工同期工資的12%.
以上是假定投保人退休后在領了養老金的年份里，都一直按退休時確定的同一絕對金額水平給付，但實際上做不到。隨著物價水平的不斷上升及全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給付水平需要不斷進行調整，所以費率會相應發生較大變化。
現假定給付期間每年的物價指數為P，且假定養老金給付額隨物價指數變動自動調整，那么年金的支付過程及公式為：
按假設，上式應等于0，故：
這就是完全積累籌資模式費率的計算公式。現根據這一公式來計算城鎮基本養老保障稅的稅率。
假定前面所給的原有各項已知條件不變，即給付年限n為20年，投保年限m為40年，投保人開始工作時的年工資為W，年均工資增長率K為7%，退休時的工資水平Q為0.6W（1+K）m，1，養老金的年均增值率i為8%.現假定給付期間年均物價增長指數P為5%且養老金隨物價水平自動調整，則養老保障稅稅率應為：
由解可知城鎮基本養老保障稅稅率應為投保人工資的18%.
可見，由于考慮了年金調整因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養老保障稅的稅率要高得多。
②可見，8%的繳費率基本可以滿足社會統籌的需要。關鍵問題是要制定一個有效的管理機制，來解決統籌賬戶與個人賬戶之間的矛盾。如果這一問題能夠合理解決，這一稅目的稅率甚至可以定得更低。因為，醫療保障的收益原則與養老保障有很大差異，養老保障的未來收益主要取決于現時個人的積累和貢獻，而醫療保障的未來收益并不與其現時的積累和貢獻掛鉤。從這層意義來說，醫療保險的統籌賬戶具有較強的公共物品的性質，對其的消費更是具有浪費性和無效性特征。因此，不宜將基本醫療保障稅的稅率定得過高。但是為了與現行醫療保障制度相銜接，這一稅目的稅率定為5%為宜，并應盡量減少統籌賬戶所占的比重。
③在目前我國失業者的最低生活費用標準相當于平均工資的50%，實際用于發放失業金的比例為失業保障基金的60%條件下，失業保障稅稅目的稅率應為：
由于：
失業金發放規模=失業率×職工總人數×人均失業金=失業率×職工總人數×人均工資
可用于發放的失業金規模=失業保障稅收入×60%=稅率×職工總數×人均工資×60%
可知：
根據以上分析，失業保障稅稅率宜定在6%左右。因此，將城鎮基本養老保障稅、基本醫療保障稅和失業保障稅三項子稅目的稅率加總，可得出社會保障稅的稅率應定為29%.
六、關于起征點和財務規定
為了照顧困難職工的基本生活，可以根據各地區居民最低生活費標準設立起征點，凡是工資超過最低生活費標準1倍以上的職工都應按照規定的稅率繳納稅款。但是對于社會保障稅覆蓋范圍內的個人，其收入確實低于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標準線，而且經有關征稅部門查實的，可免予征收社會保障稅。
對于企業而言，社會保障稅沒有減免稅。即使企業破產后，在進行資產清理時，仍應補繳社會保障稅。對臨時有不可克服的特殊困難（如自然災害等）的企事業單位，經過申請，可在稅法中明確規定的緩繳條件下和緩繳期限內暫緩繳納稅款。
在進行財務處理時，企業繳納的社會保障稅視同工資成本進入管理費用，計入企業產品成本；行政事業單位繳納的社會保障稅款列入經費預算，按財政財務體制和隸屬關系分別列支；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障稅允許從個人所得稅應稅所得額中扣除，以免重復繳稅。
七、關于稅款的征收管理
社會保障稅應按屬地原則由稅務部門按月計征，可以采用“企業自行申報”和“源泉扣繳”兩種方法。企業繳納社會保障稅時，可按其他稅收征繳辦法辦理入庫；職工個人應繳納的部分由企業在發放勞務報酬時代扣代繳，由企業連同企業應負擔的部分一起向稅務機關申報；自由職業者可按規定的限期自行申報納稅，也可考慮同個人所得稅一起繳納。
八、關于稅種歸屬選擇
根據國際經驗，基本的社會保障項目應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因此，對應的稅種也應作為中央稅收或中央地方共享稅。而補充保障項目應由地方負責。我國是典型的中央集權型國家，建立健全獨立的社會保障預算對基本社會保障的收、支和結余進行統一管理應該作為中央政府的基本功能之一。為實現在全國范圍的調節，社會保障稅宜設置為中央稅或中央地方共享稅，可由國稅機關統一征收，并按不同的保險稅目比例在各級政府間劃分收入。
與此同時，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可以通過發展補充保障項目來平衡。因此，從發展方向來看，為基本社會保障籌資而開征的社會保障稅應作為中央稅。但是鑒于目前我國管理水平、統籌層次、體制以及利益分配格局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在一段時間內可暫時將社會保障稅作為地方稅管理，但應當把稅收收入納入財政專戶或建立財政預算管理。
參考文獻
（1）賈康、王瑞、楊良初《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是減少養老保險隱形債務的重要途徑》，《財政研究》2000年第6期。
（2）閻坤著《中國養老保障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3）閻坤《國際養老保障模式及其對我國的啟示》，《財政研究》1998年第7期。
（4）各國稅制比較研究課題組編著《社會保障稅制國際比較》，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
（5）鄭功成著《社會保障學——理念、制度、實踐與思辨》，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
（6）李連友著《社會保險基金運行論》，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①最先頒布的疾病保險法，費率為被保險人薪資的5%.
一社會市場經濟以及社會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基本含義
根據德國"經濟奇跡之父"艾茵哈特的設想，社會市場經濟就是把市場競爭自由原則和社會利益均衡原則相結合，把個人進取心與社會進步相結合，以社會大眾福利制為目的的市場經濟體制〔1〕。因取得社會進步和貫徹福利制是國家的任務，所以國家必須建立對經濟生活的宏觀調控機制。因此社會市場經濟的特征可以概括為三點：一是市場經濟，二是國家宏觀調控機制、三是大眾福利制。社會市場經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在德國取得執政地位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提出的執政綱領，在他們戰后長期的執政中這一綱領得到了充分的實施，在社會市場經濟作為基本國策規定入憲法之后，也得到了曾經一度執政的社會人的遵守。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以商品生產與交換為目的，以自由競爭為手段的經濟體制。德國歷屆政府和學術界的一致看法是，市場經濟是和計劃經濟相對立的一種經濟體制，根據西方社會多年發展的經驗，因為市場經濟能夠保障個人自由并發揮個人積極性創造性，故只有它才能提供國民經濟發展的自覺的和永久的動力，而計劃經濟則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德國實行的是全面的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其實戰后德國也有實施計劃經濟的機會，1949年聯邦德國成立時參與競選的社會就是把計劃經濟作為他們的競選綱領的。但是隨著社民黨人這次競選失敗，計劃經濟的主張在德國似乎永遠失去了支持者，而社會市場經濟成為憲法規定的國策。
所謂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指的是國家利用各種經濟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積極干預的各種制度的整體，這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自由放任式經濟體制提出的。德國人認為，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并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正如1929-1933年的國際性經濟危機證明的那樣。為協調經濟發展，平衡社會利益分配，緩和階級沖突，國家必須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這是實行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的目的之一。實行國家宏觀調控機制的目的之二，是防止不正當競爭和限制競爭（壟斷），使企業始終處于競爭的狀態之中，使國民經濟始終具有發展的動力。國家宏觀調控機制，是社會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在市場經濟運轉正常的情況下，國家把經濟發展的一切決定權放手給企業和民間，但是一經顯示國民經濟發展有異常情形，國家則立即施行多種干預手段，對市場進行調整，使其歸于正常。德國人對此的概括是："平時國家不問不管，緊時國家多方出面"。
所謂大眾福利制，就是使德國公民享受全面的社會保障的制度。按德國基本法的規定，福利制是德國建立的四大原則之一，也是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目的之一。所謂社會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一詞，在德語中本來就有大眾福利的意思。追求利潤當然是市場經濟的動力，但是國民經濟發展的目的卻是為社會公眾造福。因此在德國，有關國計民生的農業、交通、郵電等行業長期以來并不完全服從于市場經濟規則，也就是說這些行業并未全部進入競爭機制，因為它們不能完全著眼于利潤。在這些部門曾經保留著很大的國營經濟成分（但是從1995年1月1日起德國鐵路、航空公司、和郵政電訊實行了私有化改造，即按照私營公司的形式進行了重新組合，現在的德國國營企業僅僅只有魯爾區的幾個煤礦）。另外德國還對社會的高收入階層實行累進稅制，并以國家財政支持對雇員的養老、醫療、失業等實行全面的保險，并對職業教育、兒童教育、低收入房租、貧困者的社會救濟等方面進行補貼。
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就是德國為保證市場經濟協調發展、給國家提供宏觀調控的手段、實現福利制國家目的而建立的法律制度的總和。這些法律有，為商品生產和流通提供基本規則的民法和商法，為國家調控提供手段的競爭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穩定法等，保護勞動者的勞動法，實現福利制的社會立法等。這些法律構成一個相互協調的整體。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是一種完全法律化的經濟體制。它的運轉機制是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的。"法治原則"也是現代德國基本法規定的立國四大基本原則之一。該國現行有效的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大約3600多個，最大的法律如民法有2385條，小的有幾十條，它們基本上覆蓋了的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完善的法制提供了社會經濟所需要的穩定政治環境。
二提供市場經濟基本規則的法律--德國民法和商法
提供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的法律，亦即規范市場經濟的參加者及其行為的法律，在德國是民法和商法，這是毫無疑義的。民商法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是規范市場經濟參加者身份，賦予市場經濟參加者用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所需要的基本的權利、提供商品交換基本的法律規則。民商法把商品生產者與商品交換者的基本需要，按照平等、自由、公正、公開、誠實信用、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協調一致等原則，規定為民事權利主體、物權、債權、公司、票據、保險等具體的制度，保障市場經濟按照這些法律制度健康正常地運轉。民法和商法所提供的規則，是社會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規則，這在德國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我國有關的探討中，對此似乎缺乏足夠的認識〔2〕。
（一）德國民法
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法律規范的總和，其法律規范涉及到全社會的每一個自然人和法人，大到涉及國計民生的財產支配關系和流通關系，小到個人、家庭與鄰里之間的關系，都是民法的調整范圍。所以它是市場經濟社會最基本的法律，其重要性只有憲法可以相比。德國現行民法是1886年頒布、1900年生效的《德國民法典》。明年該法典誕生就已經整整100年了。100年來，德國社會與經濟狀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1949成立時制定的《德國基本法》即德國憲法承認《德國民法典》仍然有效。當然該法典也曾經過不少的修改，但其基本結構和內容沒有大的改變。德國法律明確規定，任何企業的開辦者和經營者都必須有學習過《德國民法典》的經歷，每個大學生，無論是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都必須有《德國民法典》的學分。一部法典能有如此之長如此之大的生命力，其主要的原因有：
（1）體系宏大，覆蓋面廣。民法因調整范圍廣泛，在一般國家也都是體系最寵大的法律。《德國民法典》開始制定時，正是分裂數百年的德國剛剛統一之時，立法者也想利用該法典把長期分裂割據而混亂不一的德國社會統一起來〔3〕，這就更加擴大了民法典的規模。因此，該法典在立法時基本上把當時能夠設想到的市民社會的民事法律關系統統都規定進去了。這就使得整個德國社會都建立在該法典之上，使得《德國民法典》實際上成了規范整個德國社會的最基本的社會關系的法典，也使得后來想廢止該法典的人常常自嘆乏力（比如希特勒就曾想廢止該法典〔4〕）。同時也由于立法的這種背景和德國人一貫辦事細致認真的傳統，該法典的條文達到2385條，成為當今世界最宏大的一部現行法典。
（2）采納科學，多有創新。《德國民法典》制定時，立法者盡量采納了當時法律科學研究的成果，使得這部法典非常富有創新性。這一點比較突出的如：在立法模式的設置上，它放棄了在當時影響極大的1804年頒布的《法國民法典》把民法規范規定為"人"、"財產及對于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三篇結構，而根據本國法學家的研究成果，把民法典的內容劃分為"總則"、"債務關系法"、"物權法"、"親屬法"、"繼承法"這五編式的結構，這樣，民法的全部內容安排得清晰合理，人們從各編的題目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相互區別和相互聯系。又如"權利能力"、"行為能力"、"法人"、"物權"等法律概念和制度，關于"有限所有權"理論、"權利濫用禁止"理論等，也是《德國民法典》吸收法學家的研究成果并在法典中首創使用的，目前這些概念及制度的科學性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認并已經得到普遍使用。
（3）結構嚴謹，技術性強。《德國民法典》充分體現了德意志民族慣于抽象思維和講究專業化、技術化的特點。《德國民法典》中大量地應用了"事實的抽象-概括式表達"、"一般性條款"、"共同性規定（提取公因式）"等法學邏輯手段和技術，使得《德國民法典》的層次分明，而且結構嚴謹。為了節省文字和篇幅，該法典中還大量地使用了"援用"技術，很多條文直接引用其他條文的事實規定或者法律效力。在立法語言上，《德國民法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盡量使用法律規范語言而不是一般民眾的生活語言，這就使得法典條文的含義盡量地精確無誤。在《德國民法典》制定時，曾有人就它的立法技術和語言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指責它過于專業化，疏遠民眾，是"教授的法律"。不過正因為此，該法典才做到了"法律計算機"〔5〕般的精確，給法官執法提供準確的應用規則，并限制了法官的任意性，從而使法律得到準確的貫徹，而大眾化的立法技術和立法語言是做不到準確執法的。
（4）立足長遠，講究質量。《德國民法典》同時還體現了德意志民族認真、精確的特點。該法典從1873年起草，到1896頒布，先后三易其稿，共計24年方才制成。在整個法典之中，至今人們還很難發現冗言贅語，也很難發現沒有實用意義的條文，一些被后來實踐證明過時的或缺損的內容，立法者也都進行了廢止和補充。舉世公認的是，《德國民法典》不愧為講究立法質量的楷模。
當然，時代的發展是無止境的，任何法典，即使它制定時再完善，也得要不斷地進行修改。截止到1994年11月5日，《德國民法典》已經進行了122次修改，涉及的條文約500余條〔6〕。其中廢止的條文主要是封建色彩濃厚的家庭與婚姻制度方面的內容，增加的條文主要是禁止權利濫用、男女平權、侵權責任。消費者保護等方面的內容。總的來說，隨著時代的發展，民法的內容必須不斷增加。德國立法者也認識到，試圖用一部法典來概括和規范全部社會生活是不可能的。當增加個別條文無濟于事時，立法者干脆重新制定一部新法，作為《德國民法典》附從法。目前這些附從法有《地上權條例》、《住宅所有權法》、《通用交易條件法定規則法》、《婚姻法》、《消費者信用法》等。
（二）德國商法
商法是規定以營業為目的的人（包括法人）和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顧名思義，商法就是專門規定有關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人（包括法人）和事實的法律。從法律邏輯上來說，商人是民事主體的特別形式，商行為是民事行為的特別形式，所以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民法是商法的一般法。在法律適用規則上，應優先適用商法，在商法無特別規定時，可以適用民法。1897年生效的《德國商法典》，對它和《德國民法典》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規定的。
《德國商法典》和《德國民法典》是同時制定也是同時生效的，以后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時又同時得到《德國基本法》的承認。德國在民法典之外另外制定商法典的原因，是商人和商事行為雖然具有民事主體和民事行為的一般性質，但是在市場經濟運行中他們表現更多的是其獨特性，即具有以營業性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為目的，即以商業性盈利為目的的特點〔7〕。而且商行為比一般民事行為運轉更快，因而其風險更大，所以它有更高的安全性要求。為社會公益和社會經濟生活安全而言，必須有國家立法對商人和商行為制定明確的規范。《德國商法典》包括四編共905條，第一編：商人，內容有商人，商業注冊，商號，商業帳簿，商業代表等規定，第二編：商事公司及匿名合伙，是關于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規定。第三編，商行為，內容有商行為的一般規定、買賣、批發、運輸、倉庫、運送等。第四編是海商法的規定。
《德國商法典》并沒有規定商法的全部內容。以后德國又單獨制定了《票據法》、《保險法》、《支票法》、《銀行法》等商事法律。由于商業的迅猛發展，商法典的內容的更新和變化要必民法典更快更大。比較突出的有：1937年有關股份的法律從商法典中抽出，制定為單獨的《股份法》；1986年通過《資產負債表規則法》用100多個條文使商法典第三編得到更新：1989年又根據歐共體法制定了新的商業法。
三給國家提供宏觀調控手段的法律制度
由于對自由放任式市場經濟產生的經濟危機的深刻認識，德國才改行國家宏觀調控式市場經濟，其目的一是為了均衡社會經濟利益，二是為了防止因為壟斷而導致限制甚至扼殺競爭的現象，防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也就是說，國家不再把社會經濟的發展只當作私人事務，而要以社會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積極地干預社會經濟生活。如果說民商法提供給市場經濟參加者合法的身份和必要的權利，那么國家的積極的干預則是要給市場經濟提供和諧發展的秩序，保證它能順利發展。
在法治國家的原則下，國家的宏觀調控的范圍和方式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德國在這一方面制定的法律主要有：
（一）關于保護競爭的法律。
市場經濟體制下國民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競爭。因此促進競爭并保護競爭順利進行就成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的一項重要任務。國家對競爭不能如自由放任時期那樣放任不管，因為放任競爭會產生如下兩種損害競爭的情況：一是競爭的濫用，即不正當競爭；二是企業之間達成協議限制甚至扼殺競爭。為此德國專門制定了如下立法：
⒈《反限制競爭法》又名《卡特爾法》。1957年制定，1980年和1990年兩次修改。之所以又稱之為《卡特爾法》，因為該法的主要立法目的就是要消除企業之間達成的限制競爭的卡特爾協議。有時卡特爾也指根據上述協議而產生的企業組織，如企業集團、企業組合等〔8〕。該法列舉的卡特爾形式有：交易條件卡特爾，它給一個行業的企業規定一個統一的合同條件：價格卡特爾，它規定一個統一的最低價格；顧客或者地區卡特爾，它為每個企業規定特定的顧客種類或者特定的營業地區等。卡特爾的極端形式是辛迪加，它是指將價格、交易條件、合同條款、有關產品的一般條件等全部統一規定從而形成壟斷的卡特爾形式。卡特爾行為可以產生于市場的各個行業，也可以發生在市場交易的各個階段。總之，卡特爾的本質，就是使企業減少甚至是免于競爭壓力，保證他們在不改進其為顧客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的條件下而能夠獲得穩定的甚至是不斷提高的收入。
在對卡特爾行為進行國家干預時，確定它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否真正造成損害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企業的聯合有時是好事，有時是壞事。按《卡特爾法》的規定，當企業之間的協議造成他們"支配市場"的地位（壟斷），并濫用此地位剝削合同相對人或者消費者時，即認為其是法律應該禁止的"限制競爭行為"即卡特爾行為。對交通、能源、以及自然資源開發型企業等自然壟斷行業，也要根據上述標準來判斷其是否具有限制競爭的行為。國家對卡特爾行為的干預方式是：對要成立卡特爾的企業實行準許制，即企業之間成立卡特爾時必須向聯邦經濟部申請準許，否則為非法。對已經成立的卡特爾組織，由設在柏林的聯邦卡特爾局或者各州的卡特爾局進行調查，以確認他們是否能夠造成他們"支配市場"的地位以及他們是否有"控制濫用"（即利用其地位操縱市場）的情形。由于對此情形的判斷在具體的事件中是很困難的，所以立法者賦予卡特爾局一種可以假設的權利：根據企業的某一行為（比如規定價格）確定，它在市場上是否具有限制競爭甚至取消競爭情況。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卡特爾局將頒發一個"聯合禁止"命令，宣布企業之間的卡特爾行為無效，并將其予以解散。在德國，成立卡特爾必須得到聯邦經濟部的批準，而聯邦經濟部在這個問題上非常慎重，只有能夠創造或者擴大就業機會的卡特爾才能獲得批準，而卡特爾的本性一般來說是消減就業機會的，故新成立卡特爾幾乎是不可能的。目前在德國，只有環境保護企業不受《卡特爾法》的限制〔9〕；另外因受歐洲聯盟法（原來的歐共體法）制約的農業等行業，因不參與競爭，故也不受《卡特爾法》的限制。
⒉《反不正當競爭法》又名《競爭法》，1909年制定。該法的立法目的，是排除競爭中的不公正、不道德行為，建立并發展公開、公正的競爭秩序，保護市場經濟的順利運行。《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卡特爾法》在具體調整范圍上雖有差別，但是他們的作用是互補的，目的是相同的。該法制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它是德國政府早就認識到國家應當積極干預市場經濟的意義并實施了干預的一個象征。當然此后德國對該法也曾進行過一些補充和修改，如1932和1933年頒布兩個附加條例等〔10〕。
該法把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分為四大類：第一種是"顧客誤導"，指的是使得顧客自己作出決定而損害自己的種種不道德行為，如通過誘惑性廣告進行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強迫買賣等。第二種是"妨礙對手"，指通過毀滅性價格戰（即傾銷行為）、封鎖、貶低他人的廣告甚至違法犯罪等手段，降低競爭對手的競爭能力。第三種是"剝削性競爭"，指的是企業對他人勞動的剝削，如假冒他人的成就（如在自己的產品上使用與他人相同的包裝等）、模仿他人的廣告、盜用他人的聲譽、誘拐挖走他人的工作者等。第四種是"違法競爭"，指企業有意識地、有計劃地以違背稅法、工商法等謀取競爭優勢，獲得不正當利益，如給回扣、行賄等。另外該法還具體地列舉了一系列有關的法律事實，并從中甄別出正當與不正當的界限。這些事實有：迷惑性廣告、清倉出售、甩賣和季節末大甩賣、購物券交易、行賄、誣陷、營業性誹謗、吐露商業秘密等。
雖然《競爭法》對種種不正當的競爭行為作出了細致的規定，但是它又規定，判斷某種行為是否屬于不正當競爭行為的權利，并不屬于企業和個人，而是屬于法院。受害人可以依據事實向法院，但只有法院有權判定某種競爭行為是否正當并決定是否給予相應的處罰。
（二）關于國家調節、穩定社會經濟關系的法律
即使各種社會經濟力量完全按照合法的方式存在和競爭，有時國民經濟的發展也會出現一些異常情況，如通貨膨脹和失業等，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常見的。此時就必須有國家出面，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進行調節，把市場經濟導向健康發展的軌道。德國1967年制定的《穩定法》就是給國家提供調節社會市場經濟的手段的法律。該法的全稱是《促進經濟穩定與增長法》。它規定，在社會市場經濟條件下聯邦政府有權以間接的干預措施調節經濟發展（所謂"經濟干預"）；調節的目標是，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保持穩定的物價、高的就業率和對外貿易平衡，保持各州、城鎮、鄉之間的經濟均衡發展：調節的主要手段是預算、稅收、社會福利措施等。它還規定，監督、調節社會市場經濟，是聯邦政府的義務，聯邦政府必須對協調各地的經濟發展負責，對各地區的投資用稅收進行引導，并在每年初就過去年度的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向國會報告。《穩定法》的施行，其意義一是它給國家提供了經常的明確的調節控制經濟發展的權利義務、以及實施調節的手段；二是它擴大了聯邦政府參與經濟事務的權力，縮小了經濟的地方自決權，對聯邦制條件下的經濟地方自治原則進行了修正。
德國在穩定社會經濟關系的方面，除利用《穩定法》進行大膽的調節之外，還采取了如下措施：
為抑制、消滅通貨膨脹，規定德國中央銀行德意志銀行獨立，使其脫離聯邦中央政府機構系列，中央銀行董事會的組成不屬于聯邦總理的職權。這樣，政府就無法決定貨幣發行量，這就消除了政府為追求經濟高速發展而濫發鈔票導致的通貨膨脹。
設立經濟發展理事會，成員有聯邦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各州政府一名代表、鄉級政府的代表等。理事會的任務是：對德國境內全局性的經濟發展問題進行協商，尋找解決經濟發展中的方法并盡可能地采取一致行動。因德國是聯邦制國家，經濟事務的決策權屬于各州政府。成立經濟發展理事會后，聯邦政府便可以對各州之間的利益關系進行協調，并貫徹聯邦的經濟政策。
設立財政計劃理事會，其成員與經濟發展理事會組成方式一樣，其任務是協調國家、州和鄉的財政計劃，使公共收支與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相適應。
設立社會力量監督國民經濟運行的常設機構，于1963成立的一個由德國境內沒有黨派色彩的五個著名經濟學家組成的專家理事會，人稱"五賢士會"。該理事會的主要任務是：鑒定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每年秋季撰寫一部關于宏觀經濟發展的優劣的鑒定報告。這份報告要向社會公布，而且對政府實施政策有直接的作用。在每年1月份召開的聯邦議會上，聯邦政府要將他們對該鑒定的意見向議會提出專門的說明。
（三）關于市場準入的法律
對于允許公開競爭的行業，國家均規定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不達到標準者不得開業進入市場。市場準入制度是企業開業登記制度之外的另一種考核制度，任何營業者當然都必須經過國家登記方可開業，但德國法律要求，營業者在申請登記之前，還必須具備一定的市場準入條件。這些條件是，對各種公司，依據商法的規定實行規范制和批準制；對個體商人，則要求其具備職業知識。對具有高級技術知識的個人營業者，如醫師、律師、會計師、經濟師和稅務顧問等，國家還要求他們必須經過特殊的培訓并達到一定的年齡。德國在市場準入方面的法律是非常嚴格而細致的。例如，即使是修鞋師傅、家庭用水管道修理師傅這樣的個體開業者，法律也要求他們必須具備實科中學畢業（六年制中學）畢業、學徒三年、幫工五年、最后通過政府專門考試的履歷。
四關于勞動者的法律
勞動是社會財富的根本來源，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理所當然地是立法的中心任務之一。由于德國是私有制國家，貫徹的是"勞動自由"的原則，故勞動關系的建立完全采用市場化方式即采用勞動契約形式，由雇主與雇員自己決定是否發生雇傭關系，并決定工資、工作時間、工作條件、休假、勞動保護等有關勞動的具體事宜。在這種條件下，勞動者總是處于較不利的地位，他們的權益常常難以得到保護，勞資沖突的產生是必然的。為緩和這種沖突，穩定社會關系，德國法律在保護勞動者上采取了較大的舉措，其主要有：
⒈制定獨立于民法的勞動法。在《德國民法典》關于雇傭關系的規定顯然已經不足以保護勞動者的條件下，把勞動關系從雇傭的法律規范中分離出來，另外從19世紀末開始制定了一系列勞動法規，這些法規最初是針對個別行業制定的，尤其是針對礦工等勞動保護最為迫切的行業制定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已經成為勞動法群體。1969年德國制定了專門的《勞動法統一法》，把所有的勞動法規統一為一個大法。該法以《德國民法典》和《德國商法典》為基礎，但又廣泛地引入行政法措施，確立了統一的勞動保護條件。該法的另一個顯著的成就是，把對勞動關系的司法管轄權從一般管轄權中分離出來，為成立獨立的勞動法院提供了法律依據。
⒉設立獨立的勞動法院，對勞動關系進行特別司法管轄。德國于1979年制定《勞動法院法》，規定設立縣、州、聯邦三級勞動法院系統，審理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勞動關系爭議。該法規定，區別于一般的民事爭議的是，勞動爭議的審理貫徹程序捷便和費用節儉的原則。
⒊建立"共決權"制度。所謂"共決權"制度，指的是德國法律規定的，在所有的企業中建立的由就業者享有參與和雇主共同決定企業事務的權利的制度。這一制度的主要內容有：⑴"企業委員會"制度。按照1952年頒布、1989年修訂的《企業法》，在一切企業中設立企業企業委員會，企業委員會由就業者或者就業者代表組成，它享有代表就業者講話以及決定部分企業內部關于就業者事務的權利。其權利主要包括：在集體事務方面如就業者的休假計劃、工作時間、職員宿舍的安排以及工作秩序、工人崗位勞動監督、企業新技術引進等問題上企業委員會擁有決定權；在企業對就業者的個人處置事務如就業者的培訓、崗位調換、解雇等問題上，企業委員會擁有知情權和建議權；在企業變更損害到20名以上的就業者的利益時，企業委員會有為他們取得利益補償和申請社會救濟的建議權等。企業委員會不同于工會，因前者是法定組織，有法定權利；而后者是自愿成立的社團，其權利來源于組織章程；而且前者只可在企業內部活動，而后者可以是行業的、地區的甚至是全國的組織。⑵就業者參加企業監事會制度。根據德國前述《企業法》、1951年的《產業企業共決權法》、1976年的《共決權法》等法律，就業者有權在一切股份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中擁有監事會席位。法律對就業者席位的多少有明確規定，如在擁有500名以上就業者的礦山、鋼鐵企業中擁有1/3至半數的席位，在企業集團如康采恩的監事會中擁有至少20％的席位。在監事會中，就業者監事行使與其他監事同樣的權利。
⒋提倡"社會伙伴關系"。所謂"社會伙伴關系"指的是德國社會的一種說法，它認為德國的雇主與雇員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的代表者雇主聯合會與工會之間的關系，不是你死我活的根本沖突，而是一種在客觀上既有矛盾但又誰也離不開誰的、要共同為經濟穩定和繁榮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的伙伴關系。德國法律對這種說法至少是采取了鼓勵的態度，法學家們在其著述中也大量采用并闡述這一說法。按照"社會伙伴關系"，只有雇主與雇員之間、雇主聯合會與工會之間在出現勞資沖突時即互相斗爭又互相協調才能解決問題。這一看法可以說在德國形成了共識。1993-1994年德國南部的鋼鐵工人長達10個月的罷工就是在工會與雇主聯合會頑強而又靈活的斗爭中得到解決的。
⒌工會的統一化和獨立化。德國法律規定，某一行業只能組織統一的工會，其目的是避免該行業工人力量分散，保持工會的強大。所謂工會的獨立化，指的是德國法律規定，工會不能從屬于任何黨派或者教派，而只能保持其獨立。該規定的目的，是要防止把工會作為黨派的競選的工具或者教派斗爭的工具，使工會保持其只為工人利益活動的特性。
⒍建立完善的勞動保護和勞動保險制度。德國對勞動保護的法律制度見于民法、商法、行政法的一系列法律之中。其內容包括兩方面，一種是針對勞動中的危險對就業者的保護，如勞動秩序、就業者健康、勞動技術條件、危險品作業的保護等規定；另一種是勞動時間保護、勞動報酬保護、解約保護等。另外，對特殊勞動者如婦女、青年、重殘疾人、以及家庭勞動者等，由法律針對其特性作出規定。雖然德國法把勞動關系的締結仍然當作民法上的一種合同，承認其成立依據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成立，但是它把勞動保護條款規定為強制性條款，雇主只能接受，而不能改變和拋棄。同時，德國對一切就業者建立以企業資金和國家資金為基礎的強制性保險制度，它規定所有的雇員都必須參加醫療、養老、事故、失業等項保險，保險費由雇主與雇員各半分擔。如就業者失業，除其可以領取失業保險賠償外，還可免費接受由國家財政支持的職業培訓和轉崗培訓。
總之，一方面由于就業者技能的提高和勞動市場的一百多年的"磨合"，另一方面由于法律對就業者的完備的保護，德國的就業者的法律地位和勞動條件已顯著提高，據1991年的統計資料，其勞動力價格已經成為世界之冠，個人的消費達到全國社會凈產值的56.1％，遠遠大于同期國家的各項支出〔11〕。
五關于社會福利制的法律
如上所述，所謂福利制，就是使德國公民享受全面的社會保障的制度，這是德國基本法規定的四大原則之一，也是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目的，為實行福利制國家的目標，德國長期把農業、交通、郵電等行業置于市場之外，使之未進入競爭機制。同時，德國還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國家的財政為基礎在該國建立起了全面的福利制制度。這些制度除上文談到的就業者的福利措施外，還主要有如下方面：
⒈住房。德國依據國家財政支持建立起了西方國家唯一的"福利制住房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住房十分緊張，大量的無房居住者使得住房市場對居住者非常不利。因此德國政府開始實行住房市場的國家控制，使其基本上不再依市場調節。控制的手段之一，是國家強制投資住房市場，并獲得對住房的部分支配權，然后把住房低價出租給社會低收入者階層不定期居住，這就是所謂的"福利制住房"。控制的手段之二，是依《住宅義務法》（1948年）強制規定對房主解約的限制，后來該規定導致對《德國民法典》的修改，而建立起了"承租人保護"的法律制度。依靠這些制度，德國的住房市場曾有過長期的對居住者寬松的局面。但是自從德國統一后，住房市場目前仍然比較緊張。
⒉養老。德國對全社會實行法定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是由國家財政支持的。通常男子年滿65歲，婦女年滿60歲即可領取到養老金、退休金。
⒊教育。德國對全體居民實行十年制義務教育制和一切教育免費制度。對受教育有困難的居民，國家給予特殊的幫助，比如對殘疾人國家建立特別的學校予以教育。對經濟困難的大學生，國家給予未來可以減免的貸款。對失業者，國家舉辦專門的學校使他們免費學習新的技能。
⒋貧困者的社會救濟。德國對低收入者實行國家補助。補助的方式有發生活補助費、提供福利制住房等。
六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對我國的參考價值
關于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效果的分析，例如原西德如何依靠這種制度而取得舉世注目的建設成就的情況，在我國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了介紹。此處當不再贅言。所應補充的是，在德國統一后原東德地區的經濟重建過程中，德國式市場經濟又一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東西德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巨大，統一后為發展東部經濟而耗費了大量資金，從而導致德國經濟從1990年到1993年沒有正增長率，但是德國馬克的幣值與匯率基本保持未變，通貨膨脹率沒有超過3％，人民的生活水平基本沒有下降，未出現大的社會動蕩。1994年德國東部的經濟改建已經基本完成，德國經濟開始走出低谷，出現2％的增長率，1995年經濟可望持續增長。正因為此，執政已經三屆的基督教民主聯盟黨在多數人預期競選失敗的情況下，在1994年的超級大選中又一次取得了競選勝利。這一切與前蘇聯地區及東歐地區某些引進英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國家的政治動蕩、經濟難以發展、人民怨聲載道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
當然，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從法律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并非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對它的批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我國的市場經濟的法制建設尚處于初級階段，我們需要廣泛地吸收和借鑒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法制經驗，尤其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法制的成功經驗。實事求是地說，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對我國在許多方面都有借鑒作用，最突出的方面應該是以下幾點：
⒈依靠民法來建立我國市場經濟社會的行為規范基礎。民商法是市場經濟法制建設的基礎。正如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其實也是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法律制度所表明的那樣，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立法是民法以及作為民法特別法的商法，因為他們提供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整個社會的最基本的法律規則。但是實事求是地說，我國的立法者對此并無清楚的認識。目前我國民法立法非常薄弱，根本無法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整個社會的基本規范的需要。現行民法最基本的法律"民法通則"過于簡單，只有156條，在其實質內容方面，不但物權財產權（最突出的是不動產財產權）、債權這些民法中最基本的內容，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的法律規范，在我國可以說是缺乏有實質意義的規定，而且已經被改革實踐和其他法律所否定的內容，如關于不許土地出租的規定等，到目前為止仍然是民法的有效條文，所有這些給我國目前的改革確實帶來不少困難。但同時這也給改革帶來良好的契機。因為大家都能看到的是，舊的古老傳統很難適應當代的情勢，在產品經濟體制下制定的行為規則又被改革和人民群眾所拋棄，所以我國目前最缺乏的就是民間的基本的行為規范。而民法依其本源就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間社會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因此，如果現在我國能夠制定出一部詳備而得當的民法，不但會彌補我國目前的民間社會行為規范缺乏的漏洞，而且會極大地促進改革的發展。這也是我們從《德國民法典》的制定和施行百年時理應得到的經驗。
⒉依靠法治方法實現法治經濟。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這一點，目前從上到下已經沒有疑義。但是對怎樣才能實現法治經濟這一問題，理論界無人提及，實踐上可以說并不明確。因為，目前我們所使用的改革方法可以說是與法治目標相違背的。其主要的表現是，新的改革措施的出臺常常不依靠法律的手段和方法，沒有遵循"先立法、后行動"這一法治國家普遍的原則，而是繞過現行法律、甚至違背現行法律的規定，依靠非法律的種種手段推進改革的進行。比如，改革中大量存在的"先試驗、后立法"方法就是如此。這樣，幾乎每一次改革措施出臺都會帶來法律威信下降的副作用，它違背了法治國家的目的。這一點無疑也是我國目前法制威信不高的原因之一。對此問題的解決可以參考德國等法治國家的作法。在德國，對政府的行為實行的是"法律之外一切行為均為非法"的原則，政府施政如有新的舉措，首先考慮的是把自己的綱領制定為法律，然后才付之于行動，如不然，政府的行為就是非法行為。這一原則雖有僵硬之嫌，但它卻維護了法律的尊嚴，遵循了法治的原則，收到了長遠的政治效益和經濟效益。我國對改革也應貫徹"先立法、后行動"的改革策略，也就是依靠法治手段達到法治目的的策略，把一切改革活動納入法治軌道。要做到這一點在我國并不難，因為目前所推行的改革制度，常常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已經為我國臺港地區或者其他國家證明是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甚至有些改革措施就是直接從這些地區和國家引進的。那么在吸收這些地區和國家的經驗時同時引進他們的有關的法律制度、同時把這些法律制度通過立法轉化為我國的法律制度，應該說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1〕A.Hofmann.TatsachenueberDeutschland,Societaets.Verlag1992,Seite185.
〔2〕參見張賢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與法制的評價》，《中國法學》1993年第6期等。
〔3〕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IX
〔4〕HelmutKoehler;EinfuehrungzumB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3,SeiteXIX
〔5〕KonradZweigert&HeinKoetz,EinfuehrungindieRechtsvergleichung,Tuebingen1971,Seife268.
〔6〕Schoenfelder:DeutscheGesetze,VerlagC.H.Beck,1994,11.
〔7〕WolfgangHefermehl:EinfuehrungzumHGB,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Seite7.
〔8〕Creifelds;Rechtswoeterbuch.VerlagC.H.Beck.Neuauflage1994,Seite645
〔9〕Sternusw.:EinfuehrungindasdeutscheRecht.DeutscherTaschenbuch.Verlag,1990,Seite123-124
1.社會保險基金中沒有對社會養老基金的管理制度中參保人員可以享受的福利進行仔細的說明，參與保險的人員具有收益權利，但是這個權利卻沒有跟資金聯系起來，參與者不能親自進行資金處理，這些資金都由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部門進行歸納處理，而在社會保險基金問題中，應該進行什么模式的分配程序，如何在社會保險基金中獲得最大的利益，還有社會保險基金中的會計信息都是參與投保者應該了解的問題，但是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險基金參與投保人員沒有得到相應的知情權，因此我國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體制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完全的形式化存在，這種不嚴謹的監督模式給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者提供了隨意挪動資金的條件。
2.社會保險基金繳費存在困難，沒有統一標準。根據我國社會保險機構的要求，我國的事業單位、行政機關和民營企業都處于可以參與社會保險的范疇內的，但是一些民營企業參與保險的數量明顯低于國家事業單位和企業，這是因為民營企業的負責人對社會保險了解不足，沒有樹立社會保險的意識，對其重視程度不夠，民營企業的工作人員流動性大，而且工資不穩定，從而沒有辦法規定一個繳費的標準。同時我國缺乏社會保險基金征繳的統一標準，對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和發展都帶來嚴重的危害。大部分社會保險基金繳納是根據工資的總數計算相應比例，進行繳費，但是有些征繳標準是上級領導規定的標準，造成征繳費用無法統一。
二、控制社會保險基金風險的措施
1.做好社會保險基金的監管工作。社會保險基金管理的問題一直是很大的缺陷，因此要對社會保險基金財務管理問題進行重新的規劃和促進。要做好社會保險基金財務的監管工作，要從內外兩個層面進行控制，建立一個管理系統。社會保險基金的內部管理包括控制監管、核算監管和審計監管。社會保險基金外部管理包括行政監管、社會監管、法律監管和審計監管。加強內部監管可以幫助社會保險基金財務管理工作更加的完善，加強外部監管可以從社會、法律、行政等等方面對社會基金財務管理形成強有力的約束，內部和外部監管相結合從而形成了新的社會保險基金財務的管理方式，成為一個新的機制，不僅能促進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的運用還能保證社會保險基金財務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
2.做好個人賬戶管理的工作。社會保險基金中的個人賬戶管理機制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問題，要最大程度的控制社會保險基金風險，就要重視對個人賬戶的管理。社會保險基金中的個人賬戶必須歸納到財務管理的范疇中，在社會保險基金的收入和支出賬戶中建立統籌和個人兩個設置項，確定賬戶收入支出的明細，保證統籌和個人兩個方面能單獨進行核算。對參與保險人員進行個人賬戶的管理，能夠給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人員的工作帶來便利，能把社會保險基金的財務風險降到最低，提高了對參保人員個人賬戶的信息處理能力，提高了管理的有效率。
3.增強征繳力度建立統一標準。為了保證財務風險的最小化以及社會保險基金征繳工作的完善，相關部門首先要對社會保險基金進行大力的宣傳，告訴人們社會保險基金的好處和主要作用，讓人們對社會保險基金有深刻的了解，從而能夠積極的自愿加入保險。同時在進行保險基金征繳的時候，必須依靠相關的法律法規進行征繳工作，建立一個統一的征繳標準，防止征繳標準存在差異的問題會為社會保險基金帶來的危害。
三、結語
[關鍵詞]軍人社會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實施機制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構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因此，我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從結構上說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實施機制三個要素。我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功能在三個方面都存在嚴重缺陷，因此，在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創新問題上我們要有整體思路，同時也要有具體的路徑選擇。
一、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創新的整體思路
新制度經濟學對關于制度變遷的理論分析，既繼承了西方正統經濟學理論的某些傳統（如經濟人分析、邊際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這種正統經濟學理論的限制，這種超越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統經濟學理論中被認為既定不變的制度視為會被修正和創新的，進而影響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制度內生化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特征。（2）放棄了正統經濟學理論中的“信息費用、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都不存在”的非現實假定，理論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實現實。（3）認為經濟人并不能解釋所有的經濟行為。但是，任何制度創新都離不開理論的支持，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功能創新問題從宏觀上和整體上作出基本的理論和實踐準備。
（一）培育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變遷主體
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的主體就是指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中的初級行動集團和次級行動集團。初級行動集團是指一個決策單位，它們的決策支配了制度安排的創新過程，這一單位可能是單個人或由單個人構成的團體，這一單位意識到了一些目前暫時不能獲得的收益，只要能改變制度安排的結構，收益就有可能增加。次級行動集團是指一個決策單位，它們幫助初級行動集團獲取收益而進行一些制度變遷。
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中的初級行動集團和次級行動集團都是制度變遷的主體，初級行動集團是制度變遷的創新者、策劃者和推動者，次級行動集團是制度變遷的實施者，初級行動集團通過制度變遷創造收益，初級行動集團雖然不創造收益，但是，參與收益的再分配過程。劃分并考察初級行動集團和次級行動集團的意義就在于有利于幫助對軍人社會保障制度變遷主體的分析。我們要注重培育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的初級行動集團和次級行動集團。
（二）完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
制度環境是指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和分配基礎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是指，目前，我國現實存在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國家和社會對軍人給予特別激勵的政治、社會和法律方面的基礎規則。從實質上來說，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就是指基礎性的制度安排（Foundamentinstitutionalarrangement）?熏它是我國基本制度規定，決定并影響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的構成及變遷，在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中，我國憲法和法律結構至關重要。與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相比，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也是可以變遷的，所不同的只是變遷的速度要慢得多。
（三）重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中的“制度安排”的含義就是“制度”最通常使用的含義。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可以是暫時的，也可以是長久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就是指具體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是指國家和社會對軍人給予特別激勵的設計和安排。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應該在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中進行，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決定著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的性質、范圍和進程，反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也會反作用于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從比較靜態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一項新制度安排的評價標準有兩個：帕累托改進和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帕累托改進是指新制度安排為覆蓋群體提供利益時，沒有一個人會因此受到損失。卡爾多—希克斯改進是指雖然新制度安排損害其覆蓋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另一部分人所獲得的收益大于受損人的損失，總體上還是合算的。
綜上所述，為了更好地進行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創新，我們必須準確厘清上述基本概念的準確含義，同時，把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環境和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安排區別開來，還要注意準確把握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變遷中的初級行動團體和次級行動團體的區別。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變遷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邊際調整過程，制度環境決定了制度安排的性質、范圍和進程，制度創新也會使制度環境不斷完善。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變遷的初級行動團體是制度變遷的主力軍，目前，缺乏適宜的初級行動團體是我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變遷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制度創新路徑選擇
（一）積極培育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非正式制度
由于對根源于文化歷史傳統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非正式制度的培育和演變沒有給予足夠重視，結果導致非正式制度存在重大缺陷，全社會缺乏普遍的擁軍愛軍的主流意識，致使已有的正式制度設計缺乏運行的制度環境和基礎。因此，積極培育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非正式制度要重點把握以下方面：
1．轉換指導思想，確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的新理念
我國軍人社會保障激勵制度的指導思想具有時代局限性。對軍人所承擔的額外義務進行特別補償是現行軍人特別保障的立法根據，這一點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通過軍人社會保障對軍人應該如何激勵？在具體的制度設計層面上，我國軍人保障的指導思想卻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重犧牲奉獻，輕優待激勵”的立法思想具有深刻的時代烙印，只強調對軍人設置義務，忽略了對軍人的物質和精神激勵，忽略了應該從內外兩方面進行立體的激勵和保護，在保護理念上具有顯著的偏差和錯位。由于軍人特別保障強調“犧牲和奉獻”忽略“優待和激勵”的制度設計沒有回應市場經濟發展而做到與時俱進，在新時期根本擔負不了保護軍人的重任，它已經和正在給軍人造成制度性的傷害。
因此，在新時期我們要轉換軍人社會保障的指導思想，確立軍人激勵的新理念，為此，要從以下幾方面做起：
（1）大力研究軍人職業不同于普通職業的特點和規律，對軍人實行科學激勵；
（2）充分挖掘“保障”的內涵，對軍人實行全面立體保護；
（3）顧及軍人的私權性質，對軍人實行官方和民間雙重保障；
（4）與時俱進，不斷修正保障激勵思想，完善保障激勵范圍和保障激勵內容。
關鍵詞：社會支持；失獨老人；養老問題
運用社會支持理論，分析失獨老人存在的養老困境，著力構建失獨老人養老服務社會支持體系，對于增進失獨老人的福祉，豐富和完善當前我國養老保障體系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社會支持理論視角下失獨老人面臨的養老困境
（一）生活照料支持缺乏
失獨老人在失去自己唯一的孩子后大多數選擇獨居，因而在生活上會遇到很多困難，有些身體狀況較差的老年人們面臨的問題會更加嚴重，做飯、洗衣、拿藥、家務都不能獨自完成，日常生活無人照料就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二）經濟保障支持不足
任何一個家庭，基本的經濟狀況是決定該家庭生活水平的首要因素。對失獨家庭的父母來說，子女的缺失直接導致他們在經濟上得不到額外的支持，再加上自身年事已高，收入來源單一，使得他們的生活狀況不容樂觀。而對于政府發放的失獨補助金，絕大多數人都表示標準過低，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三）精神慰藉支持匱乏
孩子的離去帶給失獨父母巨大的傷痛，有些人終其一生都無法接受這一事實。失去唯一子女的失獨老人，身體和心理都受到嚴重的創傷，我們無法體會到失獨老人那種傷心和絕望的程度，他們往往選擇逃避，精神變得極度敏感，甚至出現自我空間極度封閉的情況。
（四）社會交往支持斷裂
失獨老人普遍表示自從孩子去世后，就感覺一切都變了，變得不愿意和人接觸、交往，對外界比較排斥。他們的社交圈子變得非常狹小、正常的社會交往能力退化，這種情況亟待改變。
二、社工介入失獨老人養老服務的策略
（一）失獨老人方面
失獨老人是社會工作者開展服務計劃的核心人物，因此社會工作者在與失獨老人進行個案會談時，要用理解、尊重、真誠、關懷、接納等態度，這是服務計劃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社會工作者可以在不同時間段參與服務計劃，訪談時間約為每一周安排一次，了解失獨老人的生活現狀以及服務計劃介入后的改變，及時發現失獨老人出現的問題，幫助案主梳理現有的資源網絡，更好地提供服務。
（二）家庭成員方面
家庭是一個人生存的基本單位，所以家庭成員對于失獨老人來說意義重大。每個個體的行為舉止以及心理狀態的體現都會受到其家庭生活狀況的深刻影響。社會工作者要深入了解失獨老人與家庭成員的生活現狀以及他們的相處模式和溝通模式，包括各個關系網絡的親疏遠近，讓失獨老人與家庭成員站在彼此的角度考慮問題，共同協助失獨老人走出生活的困境，健康快樂地生活。
（三）社區方面
根據人在環境中的理論，如果家庭是失獨老人日常生活的小環境，那么社區就是失獨老人日常生活的大環境。社會支持理論也表明社區是失獨老人社會支持體系的一項重要分支。所以，要想了解失獨老人生活狀態，離不開社區。社會工作者可以向失獨老人所生活的社區、居民等進行訪問，全面搜集失獨老人的社區生活資料，及時發展社區可利用的資源，以便為失獨老人提供必要的幫助。
三、完善失獨老人養老服務的建議
（一）呼吁政府部門盡快完善失獨家庭保障制度
失獨家庭養老問題的解決不僅包括經濟救助，還包括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心理治療等。因此，在政策幫扶中，應呼吁政府探索并建立對失獨家庭的全面照顧政策體系，積極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和獨生子女保險制度，加強獨生子女家庭抗風險能力，為失獨家庭提供強有力的多重保障。做到切實維護獨生子女家庭合法權益。
（二）注重心理輔導和情感關懷
失獨老人在失去自己唯一的子女后，內心的痛楚是我們常人無法想象，只有切身經歷的人，才會感受到失去子女生命的心理創傷難以彌合。如果失獨老人得不到有效的情緒舒緩與心理治療，悲傷苦悶長期在心理生根，會逐漸失去與外界聯系的信心。社會工作者可以通過陪伴與傾聽，要用同理心開展服務，不斷疏導悲傷情緒，提供情感支持。
（三）組織失獨老人抱團取暖實現自救
社會支持理論認為，參與社會活動積極性高的老年人比參與社會活動積極性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滿足并更能適應社會。失獨老人在進行小組活郵保要有社會工作者進行指導，以區域、年齡等標準進行分類，通過社會力量的支持，讓失獨老人們學會自救，互相鼓勵相互救助，促進失獨老人自我組織活動，提高他們的活動水平，達到抱團取暖的互助效果。
（四）發動社區社會力量營造關愛失獨的社會環境
社區工作人員要及時發現失獨老人的生活現狀，并進行全面的資料登記備案，當上級民政部門有補助探訪時，要積極如實申報，讓失獨老人感受到政府關懷。社區應經常開展老年人文娛活動，社區工作人員可以鼓勵失獨老人參與社區活動，多和其他老年人溝通交流，提高社會參與度，感受社區力量，使得對社區擁有心理歸屬感。
從社會支持理論視角出發，一個人擁有的社會支持網絡越強大越廣泛越能夠更好地應對內在的困境和外在的挑戰。失獨老人面臨養老困境，需要政府、社會、社區、社工、家庭成員以及失獨老人自身的相互配合。只有各方力量兼具，共同為失獨老人養老困境做出努力時，才能保障失獨老人的晚年生活。
參考文獻：
[1]方曙光.社會斷裂與社會支持：失獨老人社會關系的重建[J].人口與發展，2013（05）
[2]冉文偉，陳玉光.失獨父母的養老困境與社會支持體系構建[J].新視野，2015（03）
[3]馮慶林.探討“失獨”家庭養老服務社會支持體系的合理建構[J].社會福利（理論版），2015（11）
會計是一定環境的產物。會計活動總是在一定的環境下進行的，雖然人們對會計認識的理論表達是主觀的，但會計活動本身是客觀的。會計環境會對于會計影響包括會計信息的需求、會計程序與方法以及提供會計信息的意愿等。
一、會計運行環境變化對于建設單位會計制度的影響
會計環境是指與會計產生、發展密切相關，并決定會計思想、會計理論、會計組織、會計規范，以及會計工作發展水平的客觀歷史條件及特殊情況。由于會計活動本身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著所處社會經濟環境的改變而不斷發展變化的，因此，會計必將依存于特定的環境，并同時反作用于環境，二者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系。
(一)政府收支分類改革。2006年以前，“基本建設支出”作為政府預算支出“類”級科目，反映國家用于固定資產的擴大再生產與部分簡單再生產的支出;在“類”級科目下，再按照主管部門與行業設置“款”級科目。2006年政府收支分類改革后，財政部取消了“基本建設支出”作為政府預算支出功能科目中的“類”、“款”科目設置，將其分散包涵在不同的政府預算支出功能科目之中。“基本建設支出”作為經濟科目，核算內容為各級發展改革部門集中安排的用于購置固定資產、戰略性和應急性儲備、土地、無形資產以及購建基礎設施、大型修繕等方面的支出;發展改革部門以外的其他部門安排的用于購置固定資產、戰略性和應急性儲備、土地、無形資產以及購建基礎設施、大型修繕和財政支持企業更新改造所發生的支出，則列入“其他資本性支出”科目下。
(二)國庫支付制度。國庫集中收付制度要求所有財政性資金都納入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管理，收入直接繳入國庫和財政專戶，支出通過國庫單一賬戶體系支付到商品和勞務供應者或用款單位，財政資金的繳撥由國庫集中辦理。預算單位通過直接支付和授權支付兩種方式請領資金，改變了單位之間通過多重賬戶層層劃撥資金的問題。國庫集中支出方式的改革給預算會計與基本建設會計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是由于預算單位收入核算根據財政直接支付和授權支付額度通知單入賬，支出核算按財政直接支付和授權支付發生額入賬，收入減支出形成的結余是指額度結余，不再體現為銀行存款，對于預算會計與基本建設會計在收入與支出的確認的時間、方式的等方面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二是財政資金的撥付由原來的實撥資金改為用款額度，預算單位貨幣資金的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預算單位的“銀行存款”科目核算分解為“銀行存款”和“零余額帳戶用款額度”兩個科目進行核算，對于預算會計科目設置與賬戶體系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基本建設支出預算的變化。長期以來，基本建設支出是我國政府預算“第一”大支出科目。2000年實行部門預算改革后，基本建設預算作為“項目支出”列入部門預算之中，但政府“基本建設支出”預算科目并沒有改變。2006年，財政部頒布了《政府收支分類改革辦法》，對政府預算收入、支出科目分類重新進行調整。新的政府收支分類根據政府職能的履行情況與經費支出的內容，對政府預算進行功能科目與經濟科目設置，從而打破了按部門與經費性質分類的方法。在新的政府支出功能分類中，取消了長期以來沿用的“基本建設支出”類級科目，將基本建設支出涵蓋在“一般公共服務、國防、教育、科學技術、農林水事務”等功能科目中。作為預算支出的具體內容，基本建設支出作為“經濟分類”科目，核算不同渠道的基本建設支出投資。政府基本建設預算從改革前政府預算支出的“第一”大科目，到包含在部門預算“項目支出”之中，最后取消“基本建設支出”科目，更加體現了基本建設業務作為預算單位正常業務活動一部分的預算管理觀念。
二、國有建設會計制度單獨運行的主要問題
我國的基本建設會計制度始于20世紀50年代，盡管期間進行了幾次修改和完善，但國有建設單位會計制度作為一個獨立的會計體系程的狀況一直沒有改變。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JP2〗基本建設面臨新的投資環境、政策因素、管理模式以及國家會計制度變革的背景，必然導致基本建設會計制度進行變革與調整，從而使會計制度逐漸適應會計環境變化的要求。然而，國有建設單位會計制度作為一個獨立的會計體系程的狀況一直沒有改變，給預算單位財務管理與會計信息的使用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JP〗
(一)會計體系分類不科學
會計按其主體是否以營利為目的，分為企業會計與非企業會計(預算會計或政府及非營利組織會計)兩大會計體系。企業會計以營利為目的經濟組織為核算對象，非企業會計以非營利性組織為核算對象。國有建設單位會計作為一個獨立的會計制度體系，系依據單項經濟業務存在于企業會計與預算會計之間，其業務范圍既不屬于企業會計范圍、也不屬于預算會計范疇。其在會計體系分類上違背了按統一分類標志進行分類的基本原則，在同一個會計分類體系中，出現了兩個分類標志，其分類結果顯然是不科學的。
(二)會計業務劃分不合理
現行的國有建設會計制度與預算會計制度同時存在于一個單位。維持單位正常運行的一般經費收支適用行政、事業會計制度，建筑安裝等經費收支適用基本建設會計制度，從而把行政事業單位分為兩個會計主體。一般經費收支和基本建設收支不能在一個會計主體得到全面反映，既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第一條對會計資料完整性的總體要求，也不符合《行政單位會計制度》第十一條和《事業單位會計準則》第四條規定的會計核算應當以行政事業單位自身發生的各項經濟業務為對象、記錄和反映行政事業單位自身的各項經濟活動。
(三)會計信息不完整
由于存在兩個會計主體，便產生了兩套賬戶、兩套會計報表。在報告信息批露上，每一套賬表只反映單位經濟業務的一部分，行政、事業單位財務不反映財政對基本建設的投入，基本建設在項目竣工交付使用前的會計核算信息在基本建設會計反映，事業財務不清楚工程項目資金動態流轉情況，由此導致任何一個會計制度均不能反映單位共同經濟活動的全貌。同時，隨著負債機制的引入，行政、事業單位基建投資借款成為必然。由于行政、事業單位被分割成兩個會計主體，一方面基本建設借款及利息無法在同一個會計主體反映;另一方面，巨額的基本建設支出由于“事業基金”不足以彌補，也無法在同一個會計主體的報表中列示，從而造成單位會計信息反映不完整、不真實。
(四)會計監督不到位
相對于基建財務而言，行政事業會計核算和監督方面基本上采用會計電算化，并建立了一套十分完善的財務控制制度。但是，行政、事業單位對基建會計的核算與監督則相對較弱，無論在會計人員配備方面，還是在內部控制方面都表現出一定的不足。基本建設會計制度獨立存在于一個單位，導致個別單位的基本建設日常管理與基建財務工作由同屬于一名主管領導，負責基建的領導既負責基建項目的招投標、基建項目建設等基建管理，又負責基建財務管理工作，從而使單位的基本建設與財務活動相互之間失去監督，嚴重違反內部控制制度。
(五)資金使用效益低下
由于基本建設項目實行獨立核算，國家對單位基建投資由基建會計核算，單位自籌經費也要劃轉基建賬核算，造成了建設單位的基本建設資金游離于單位資金體系之外。一方面，建設資金嚴重不足，靠大量貸款維持基本建設的運轉;另一方面，財政及商業銀行的資金不能統籌調度，建設單位貸款利息負擔沉重、資金使用效益低下。同時，在工程建設手續移交方面，交付使用財產進入、注銷和退出各個環節的手續不暢，先交付使用的，辦理入帳手續滯后;已報廢的，未及時進行賬戶處理，致使在建固定資產的資金流動情況與整個單位的資產運動脫節，無法真實反映整個單位經濟業務活動的全貌和資金的來龍去脈，不利于加強資產管理、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